景区规划定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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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景区规划定义范文

关键词：风景名胜；规划；资源评价

一、风景名胜区规划的概念

风景名胜区是国家重要的自然与文化遗产，风景名胜区也称风景区，海外的国家公园相当于国家级风景区，指风景资源集中、环境优美、具有一定规模和游览条件，可供人们游览欣赏休憩娱乐或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地域。

目前，国内关于风景名胜区的定义种类繁多，我认为比较贴切地陈述了中国的风景名胜区的概念：我国的风景名胜区源于古代的名山大川和郊邑游憩地，是以自然和人文景物为核心、包括其他珍贵的风景名胜资源，环境优美、有一定规模、范围明确的地域。它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美学和游览观赏价值，能有效保护自然与文化资源，促进旅游业发展，供人观赏和休憩，推动文化和教育事业。风景名胜区归国家所有，分为国家级和省级，分别由相应级别人民政府审定并划定范围，分归各级政府建设部门主管。它需要切实的法律依据，并由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置管理机构，进行统一管理。

风景名胜区规划也称风景区规划。是保护培育、开发利用和经营管理风景区，并发挥其多种功能作用的统筹部署和具体安排。经相应的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的风景区规划，具有法律权威，必须严格执行。

二、风景名胜区规划的现状问题

1、破坏性开发

利用风景名胜区资源发展旅游，给地方经济注入活力，也给经营者和当地居民带来经济效益这本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短视行为却将这件好事演变成了弊端，在利益的驱使下，盲目随意开发，不计后果。在风景名胜区建设无规划，项目不报批，以致造成开发无序，导致风景名胜区资源环境整体受损。

更有甚者，假借文化之名扭曲文化，还有些策划师甚至在所谓的创新理念指导下“制造文化”，杜撰出一些与当地风景名胜资源文化内容毫不相干的人与事作为新创意而硬塞进风景名胜区，这种肆意篡改既破坏了空间环境，又扭曲了风景名胜区的文化内涵，还伤害了游客。

2、外来文化入侵

目前风景名胜区的发展建设中，外来文化的侵入使我国许多的传统风景名胜区的风景面貌发生了诸多“奇妙”的变化：仿欧建筑与传统民居交叠，现代广场与曲径通幽的游步道相通，欧式园林的色块绿地镶嵌在古建筑群体之间。

我们不排除文化交流，也不排斥外来文化的渗透，好的文化理念是为各国人民所接受的。但是抄袭式的照搬与视本土文化为落后的观念却是不应该提倡的。

3、陈旧的审美观念

“天下名山”是我国农耕时代的伟大创造，在人类历史上都有非比寻常的历史意义，是灿烂的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下名山”的空间格局、设施安排、游览方式也成为大多数国人评价风景区的审美模板。但在今天，仍然毫无取舍地以农耕时代的“天下名山”为模板，来规划新辟风景区，试图复制一个个泰山、华山、峨眉山，实属“画虎不成反类犬”。

三、关于风景名胜区规划的几点看法

1、创新风景名胜资源的评价方法，建立科学的资源评价体系

资源评价是风景名胜区规划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科学、客观的资源评价体系，导致评价结果难以实现其真正的目的，直接影响了规划的科学性、准确性。

正确认识风景名胜资源的价值是科学地进行资源评价的核心，“资源有价”观念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资源价值观，打破了由于对风景名胜资源错误认识而造成的对资源评价方法创新及评价体系完善的禁锢，为建立新型的资源评价体系、增强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目前，新的资源评价体系框架尚处于研究、探索阶段，纵观风景名胜资源评价的发展历史，期间形成了众多的学派及评价方法，分析比较各种评价方法的特点，不难发现，它们对构建新的资源评价体系均有着一定程度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同时又或多或少地存在某种程度的不足。

如何克服现有评价方法的缺陷，提高风景名胜资源评价的科学性和客现性，构建新型的资源评价体系，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承认风景名胜资源价值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定量分析来量化资源的价值，以此形成有效制衡保护和合理利用行为的标尺。现阶段尽管对风景名胜资源的有价性形成了共识，但是对其定量核算始终囿于对资源使用价值的定性分析，按照马克思关于价值理论，使用价值的特性决定了评价根本无法达到真正的定量阶段。定量分析的结果只能是定性概括的定量表达。

通常我们认为，风景名胜资源的价值由环境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3部分构成。其中，由劳动投入形成的价值是客观的、有形的，也是可以计量和相互比较的。而社会价值则不同，它无法进行计量和比较。尽管目前国内外有多种量化方法，但由于这些方法往往因为计算繁琐、适用条件限制、结果准确性不足而难于操作。

基于风景名胜资源的社会价值难予计量并难以用价格形式反映出这一事实。本文提出以替代市场评价法(间接市场评价法)来估算。即通过考察在与资源联系紧密的市场中人们所支付的价格或他们获得的利益，来间接推断出人们对资源的偏好，以此估算资源的经济价值。这一评价思路和方法完全不同于人们所习惯的一般资产评估，它既不是按有形资产也不是按无形资产评估。由于风景名胜资源价值特征主要是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体现着欣赏价值与文化价值，它深深地受到风景资源的知名度、稀缺性和文化内涵等因素的影响。以此为依据，可以建立较有适应性和推广意义的资源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分类或分级评价来获得一个相对量，作为判断风景名胜资源价值的分级依据。

2、基于对风景名胜区系统的质、能、信息层面的控制，构建可持续发展的风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区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根据系统论观点，任何系统都是基于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运动及其转化所固有的必然性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并通过系统中要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以及系统本身的调节作用，使系统达到某一稳定状态。风景名胜区的质量(或称“形质”)是指构成风景名胜区的景观资源、设施等；能量是指风景区内部和外在发展变化的能动力，它是无形的、连续发生的；信息指风景名胜区所具有的美学、文化和科学价值。它是无形的、抽象的，依赖质量、能量而产生，又在人的意识中可以长期独立存在的。

对风景名胜区的开发、利用过程也就是一个在质量、能量和信息层面的交换过程，三者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风景名胜区基于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完整性顺量)、自身所具有的运动变化能力(能量)以及景观和其他综合价值的独特性(信息)来吸引游人来进行风景旅游，实现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游人的游览过程也是游人与风景区进行信息交换的过程，游人在得到精神感受的同时会对风景名胜区所具有的优秀品质进行传播，增强其外部信息，又会吸引更多的游人来参观，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但大量游人的涌入，必然对风景区产生使用和消费的冲击和压力。这些需求又通过计划或市场吸纳了资金进行建设(能量输入)。能量结合物资的输入就必然会干扰风景区原有的运动方式，并对原有的形质发生大规模的改变，这种改变会损坏风景区的质量f完整性)，进而降低风景区的信誉(真实性)，环境价值的破坏将直接导致社会价值的流失或毁灭。

基于上述分析，对风景名胜区能量输入(开发利用)的度的把握至关重要，“度”的失衡将不利于旅游业的发展，也会对风景名胜区的合理建设形成阻碍。目前，国际上有一种观点，将环境和景观看作是有价值的资源，并把环境、景观的消耗与破坏通过价值量化计入经济核算成本。这是一种全新的经济观念。它实际上溶合了生态、环境等学科的成果，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此外，在风景名胜区保护与开发评价、论证和规划中应引入可持续旅游发展的评估机制，以对风景名胜区的发展状况作出准确的判断，为规划提供依据。

3、强化政策措施体系规划，保障规划的实施

政策体系是实施规划的具体手段，在风景名胜区规划中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是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基本目标主要包括3个方面：依靠政府通过行政、经济等杠杆来进行宏观调控，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通过政府协调各种关系解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依靠政府的政策支持实施其发展战略。

政策措施体系规划的制定应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针对风景名胜区自身的政策措施、针对风景名胜区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协调的政策措施。前者主要是依据风景名胜区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以化解矛盾、保证风景名胜区沿着良性的轨道发展，比如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的健全问题、风景名胜区管理权和经营权之间关系明晰的问题、风景名胜区投资渠道扩大的问题等；后者主要是协调风景区与外部支撑系统之间的关系。比如，如何妥善处理好风景名胜区与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其他类型保护区之间的关系、如何加强部门合作和地区协作等。

第2篇：景区规划定义范文

关键词：度假；旅游；休闲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2-0044-02

1 度假、旅游、休闲的概念界定

1.1 休闲的概念

目前国内外对“休闲”的定义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将休闲界定为时间，即“Time free from employment”，一般指人们除去工作和必要的生理时间之外的可自由支配时间；另一种将休闲定义为“the antithesis to work”，意思是“人们除工作之外所拥有的时间或做的事情”。人们在闲暇时间所做的事情不仅是做家务活、上街购物、参加各种辅导班，也可以是在社区进行一些娱乐活动，或外出旅游。可见，旅游仅是人们进行休闲的一种形式，休闲概念的外延远大于旅游。

1.2 旅游的概念

目前，关于旅游的定义有多种看法，作者在这里选取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所示：

（1）法国的让・梅特森定义为：旅游是一种休闲的活动，它包括旅行或在离开定居地点较远的地方逗留。其目的在于消遣、休闲或丰富经历和文化教育。

（2）李天元的《旅游学概论》定义为：旅游是非定居者处于和平目的的旅行和逗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些人不会导致在旅游地定居和就业。

（3）奥地利的Herman Von Schullard定义为：旅游是外国或外地人口进入非定居地并在其中逗留和移动所引起的经济活动的总和。

（4）旅游是个人以前往异地寻求愉悦为主要目的而度过的一种具有社会、休闲和消费属性的短暂经历。

上面的这几个观点可以说是从旅游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经济属性几方面来阐述的，各有侧重。但总体上可以分析得出：人们追求休闲愉悦的旅游是发生在人们的闲暇时间之中，但人们由于工作等原因而进行的商务会议旅游等等却是人们在工作时间进行的，这样旅游的概念就同休闲的概念产生了交融，但旅游并不完全包括在休闲活动之中。

1.3 度假的概念

在目前关于“度假”的概念中，所有的定义都是倾向于将度假作为旅游的一种形式来谈的。这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①现在国家的旅游统计就是将度假作为旅游的一种目的来统计的；②度假必然引起时间空间的转移，这种特点恰恰符合判断是否属于旅游的几个条件（空间转移、和平目的、非经济）。以前对“度假”的种种解释如下：

（1）度假旅游是以休闲、健身、疗养及短期居住度假为目的的旅游活动。它随着带薪假期的增多而出现，与传统观光旅游相比，是高层次的旅游行为，更强调宁静优美的环境，丰富多彩的生活，能增进身心健康的休息和高质量的服务，以达到消闲健身的目的，使身心得到愉快的享受。

（2）度假旅游则是一种在常住地以外追求健康的休闲活动。度假旅游是相对于观光旅游而言的，由于人们需要的不同，文章作者将求体验的休闲活动称为观光旅游，而将求健康的休闲活动称为度假旅游。

（3）度假旅游是相对于观光旅游而言的旅游活动，是旅游者处于休息放松的目的到某一固定的目的地进行的较长时间逗留的旅游活动。

通过以上这些对度假旅游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对度假旅游的认识有这样一些共性：度假旅游目的是求健康、求放松，求享受，对环境有更高要求，访问地相对固定，是一种旅游活动。

在分析以上这些定义的基础上，提出对度假旅游的概念界定：度假旅游是人们处于追求健康的心理而离开自己的常住地到另外的一处进行的较长时间（至少一天以上或过夜）逗留的旅游活动。

1.4 休闲、旅游、度假之间的联系

通过以上对“度假、旅游、休闲”三者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休闲的含义最广，包括人们工作之外的一切活动；旅游只是人们休闲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活动方式；度假是人们追求健康的旅游活动。但由于目前对旅游的定义多将商务旅行包含其中，旅游和休闲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关系，既为其所包容，又跳出其之外。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竞争压力的加大，人们追求放松、逃避、解脱，即精神健康和情绪健康的愿望也会更加强烈，度假和旅游将会在人们休闲生活中的比重不断增大，这已在欧美国家得到明证。

2 度假酒店、度假村、度假区的概念界定

2.1 度假区的定义

“度假区”这个词应用广泛且用法多样。对于不同的人它有着不同的含义。对有些人度假区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就是一个度假区；对于其他人度假区则可能是第二寓所、高尔夫社区、海边旅馆或滑雪场。总之度假区包含了许多这万面的含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⑴通常由私营企业经营的经过规划和开发的房地产开发项目。⑵能提供接近或容易接近大自然、自然景观、人造景观或者具有参观吸引力的场所。⑶包括旅馆、分时制寓所和主寓所、第二寓所等。主要为旅游者、度假者、周末旅行者、季节性居民和寓所业主服务。另外，就度假地和度假区而言，度假地和旅游度假区其实意思是一致的。

在西方，由于国家是承认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度假区的开发主体有政府、私营企业主等，政府仅是其中的一种，有时甚至联合私人、外资等共同开发。然而在中国，土地是国家财产，任何个人都无法自己独立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土地、对景点、景区、度假区进行开发。旅游度假区是国家划定一定的范围进行度假区开发。并且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和居民收入，度假只对一小部分的人来说是现实的，度假区的开发只能由政府引导而构不成一种市场行为。所以，按照我国目前旅游度假业发展的特点，旅游度假区的概念应该界定为：旅游度假区是经县级以上（含县级）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以度假市场和会议市场为目标市场，提供完善的自给自足的配套设施和服务项目，能满足度假者多方面需求的旅游区。

2.2 度假村及与度假酒店的区别

（1）度假村是三种因素的结合：①能提供把客人吸引来的娱乐设施；②能为外出客人提供住宿、食品、饮料等服务；③能提供充实客人停留时间的活动。按照住宿设施和酒店组合分类，度假村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表1-1），度假酒店是度假村最常见的形式。

（2）所谓旅游度假村是人们为接待以各种度假休闲为目的的游客的旅游开发形式。它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向旅游者提供成龙配套的全部旅游产品，并获得经济效益。

（3）世界旅游组织（WTO）将度假村定义为：度假村是为旅游者的较长时间的驻留而设计的住宅群。在它的全价中，除了住宿费外，还有公共设备、体育及娱乐设施的使用费。

在上述对旅游度假村的三个概念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旅游度假村有这几个共同点：①以度假市场和会议市场为目标市场；其次坐落位置有所选择，必须满足度假需求；②提供全套的娱乐和服务设施。但这几点只能是反映了旅游度假村同旅游度假区的共性，但旅游度假村究竟是什么？是一个独立的经营单位，还是住宅群？作者在本文中倾向于将旅游度假村看作是为度假服务的住宿设施的集合。因为度假是度假者较长时间的行为，必然涉及到住宿。表1.1中清楚地表明旅游度假村包含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各种度假住宿设施，定义3中也说明了度假村是为度假服务的提供配套设施的住宅群，从这个意义上应该把住宿设施看作旅游度假村的关键特征。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于度假村的概念定义：旅游度假村是为度假和会议服务，坐落于自然景观优美并拥有完善娱乐和服务设施的住宿设施（住宅群）。

2.3 度假酒店的概念界定及分析

（1）度假酒店是长期以度假市场为目标市场，现也强调招徕会议团体、公司团体和奖励旅游团体，一般坐落在受欢迎的选址包括海滨、山岳、湖泊、沙漠、热带岛屿及其他风景地，这些选址通常都远离尘嚣、空间开阔，可以提供诸如滑雪、划船、网球、高尔夫球等娱乐设施。因为客人在度假酒店的平均逗留时间通常比在商务酒店长，这就对客房设计等方面提出较高特殊要求，度假酒店还必须提供消遣、娱乐、有地方特色的吸引物、购物、矿泉疗养、保健和健身中心以及其他使人生活舒适的特殊设施。

（2）度假酒店往往位于具有独特的自然或人文环境的地域，这要求度假酒店的投资者必须通过合适的规划与设计，充分利用自身的特性来满足并引导消费者的要求；度假酒店的住客大多以休闲为主，它在景观设计上经常要求注意这样几点：第一，酒店设计的外向性与其环境的一体化；第二，自然环境与地域特色在酒店内部环境的巧妙运用；第三，当地文化要在酒店的地域特色中得以反映；还有就是度假酒店的度假产品的户外化及品牌化。

从上分析可以看出，度假酒店的坐落地址十分重要，一般包括海滨、山岳、湖泊、沙漠、热带岛屿和其他风景地。它以度假市场和会议市场为目标市场，提供完善的娱乐设施和服务项目的酒店住宿设施。并且我们可以这样对度假酒店下定义：度假酒店是以度假市场和会议市场为目标市场，坐落在受欢迎的景区，提供全套的娱乐和服务设施的酒店。按照这个定义，度假村是一个远比度假酒店广泛的概念，它包括度假酒店、分时度假所有权和“家外之家”开发，度假酒店是度假村的一种形式。

2.4 三者之间的关系探讨

（1）度假区和度假村、度假酒店之间的关系。

首先必须指出度假区和度假酒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两者相互关联但又不能混为一谈。著名的度假区未必能导致度假酒店的成功开发，但成功的度假酒店的建设却可能加速一个受人欢迎的度假区的形成。

本文尝试对旅游度假区做这样的定义：度假区是一种地理区域划分，多是政府操作、扶持或引导，是政府施力而不是市场自然发育完善的结果。现在在我国只有那些经政府审批设立的度假区被认为是旅游度假区。而那些不在旅游度假区内建设的度假设施（如度假酒店、产权式酒店等等），只是单独的度假住宿设施性质，构不成一般意义上的度假区。简而言之，度假村和度假酒店可以坐落在旅游度假区之内，也可以坐落在旅游度假区之外。

（2）度假酒店和度假村之间的关系。

表1-1中告诉我们：度假酒店是度假村最常见的形式，而不是唯一的形式。度假村除包括度假酒店外，还包括产权式酒店（分时度假），第二公寓（家外之家）等。度假酒店仅是其中一种以出卖度假服务换取收入的赢利性企业而已。

参考文献

［1］［英］伦那德・J・利克里什，卡森・L・詹金斯.旅游学通论［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2.

第3篇：景区规划定义范文

摘要：基于国内外关于“精明增长”的研究文献， 从精明增长理论的缘起、背景入手， 归纳了理论的基本内涵， 包括概念界定、原则划定、目标定位，并梳理了美国精明增长理论的实践进展以及我国学者就精明增长理论所开展的实证研究情况，最后， 就“精明增长”能否用于中国的问题进行探讨， 指出了“精明增长”中国化的症结与途径。关键词：精明增长 城市蔓延

新城市主义

可持续发展中图分类号：K915

文献标识码： A一、“精明增长”理论的缘起二战后， 伴随着小汽车的普及和公路的大规模建设， 美国率先步入了郊区城市化加速阶段。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后，小汽车交通主导下的郊区化现象极大地加剧了就业问题和居住的低密度扩散，出现了所谓的“城市蔓延”。至此， 城市空间增长形态发生转变， 由工业化时期市区边缘的高密度蔓延转变为城市郊区低密度扩展[1] 。美国经济学家与城市学家安东尼・当斯在其所著的《美国大城市地区最新增长模式》中， 将“城市蔓延”表述为“郊区化”的特别形式，它包括以极低的人口密度向现有城市化地区的边缘扩展，占用过去从未开发过的土地。布希尔等将“城市蔓延”的诸多解释总结为以下8个方面：低密度的土地开发；空间分离、单一功能的土地利用；“蛙跳式”或零散的扩展形态；带状商业开发；依赖小汽车交通的土地开发；牺牲城市中心的发展进行城市边缘地区的开发；就业岗位的分散；农业用地和开敞空间的消失。因此， 针对城市蔓延带来的诸多问题，“精明增长”应运而生。二、“精明增长”理论的基本内涵1. “精明增长”的概念界定“精明增长”由美国马里兰州州长格兰邓宁在1997年提出， 其初衷是建立一种使州政府能够指导城市开发的手段， 并使政府财政支出对城市发展产生正面影响。对于“精明增长”的定义，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丁市市长认为，“精明增长”试图重塑城市和郊区的发展模式， 改善社区、促进经济、保护环境；我国学者刘海龙认为，“精明”强调“充分考虑土地开发、城市增长以及市政基础设施规划的需求”，具有“先见性”、“整体性”等特征，“同时承认自然与人的不同需求， 提供一个保护与开发并重的框架”[2]。总的来说，“精明增长”把时间、注意力和资源放在恢复市区与老近郊的活力和社区感；新的“精明增长”以“ 城”为本位，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为导向，混合住房、商业和商店各用途，保留空地及环境设施。2.“精明增长”的原则划定针对城市蔓延， 美国“精明增长在线”提出了10项规划原则： 混合式多功能的土地利用；垂直的紧凑式建筑设计；能在尺寸样式上满足不同阶层的住房要求；步行式社区；创造富有个性和吸引力的居住场所感觉；增加交通工具种类选择；保护空地、农田、风景区和生态敏感区；加强利用和发展现有社区；做出可预测、公平和产生效益的发展决定；鼓励公众参与[3]。其原则的核心内容是用足城市存量空间， 减少盲目扩张；加强对现有社区的重建，重新开发废弃、污染工业用地， 以节约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本；城市建设相对集中， 采用密集组团， 生活和就业单元尽量拉近距离， 减少基础设施、房屋建设和使用成本。其中， 住宅区、办公场所和商贸用地交错布局， 并集中在城市中心是“精明增长”的提倡者们最为关心的内容。“精明增长”不是指不增长， 而是划定了城市增长的边界范围。3.“精明增长”的目标定位1994年， 美国规划师协会提出精明增长的发展方式， 认为其主要目标在于帮助政府把那些影响规划和管理的、变动的法规条例更加现代化，在立法方面协助和支持政府的工作；农田保护者认为，“精明增长”是一种终止城市向外扩张和侵占农田的保证。综合而言， “精明增长”的目的是城市发展使每个人受益，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公平，新旧城区均获得投资机会并得到良好发展。总的来说，“精明增长”的目的包括三个方面， 即城市发展要使每个人受益；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公平；使新、旧城区均获得投资机会并得到良好发展。因此，“精明增长”强调对城市有所限制， 注重发展现有城区[4] 。三、“精明增长”的实践进展1. 美国的实践进展2000年， 美国规划师协会联合60家公共团体组成了“美国精明增长联盟”。规划师协会不仅针对规划立法和法规改革提交过专题研究报告， 还出版了《州政府规划法令的现代化――精明增长研究论文专集》， 收集了各州政府改革的行动与实施层面的最新动态， 帮助各州和地方政府开发新的工作方法。2003年， 美国规划师协会在丹佛召开规划会议， 会议的主题就是用“精明增长”来解决城市蔓延问题。指出“精明增长”有三个主要要素： 第一， 保护城市周边的乡村土地；第二，鼓励嵌入式开发和城市更新；第三，发展公共交通，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2. 国内实证研究进展我国学者李王鸣、潘蓉学者在分析了浙江省城镇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发展阶段后， 针对空间利用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提出应借鉴“精明增长”的基本内容和实践特点，走集约型城镇空间增长模式的道路[5]；张娟、李江风论述了目前国内外讨论比较的“精明增长”产生的背景及其主要内涵， 对我国城市空间扩展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 并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具体情况， 从美国城市蔓延的前车之鉴中得到教训，在城市发展策略和技术手法上用“精明增长”的理念指导我国城市发展的具体实践[6]；付海英、郝晋珉、安萍莉等以山东省泰安市为例， 基于平衡发展和保护关系的城市精明增长理念，构建了城市发展偏好模型和耕地损耗模型， 判别了泰安市“精明”的空间拓展方向，并分析了城市不同发展方向的景观格局，探讨了平衡城市发展与耕地保护的规划方法[7]。四、“精明增长”理论能否应用于中国对于“精明增长”的中国化， 持赞同观点者居多。劳拉・布鲁斯等认为， 中国不该重蹈美国城市蔓延开发的覆辙， 相反， 应该采用理性增长模式， 帮助城市和地区在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同时， 减少对空气和水体的污染， 降低对石油的依赖。格雷戈里・凯・英格拉姆教授指出， 一般以市场为导向的城市， 其发展模式与国际城市化理论中的规则具有很大的一致性， 因此， 中国的城市发展应该借鉴国际经验。王朝晖认为，“精明增长”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规划极具借鉴意义，“精明增长”提倡的许多原则和做法，如土地混合使用、紧凑发展、强调公共交通、放弃向郊区蔓延等， 多数是我国目前正在积极倡导的城市发展原则；孙成仁提出，“精明增长”是中国城市的未来。梁鹤年认为，“精明增长”强调“可持续的基础设施”，特别是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 汤茂林指出，“精明增长”不能被简单地移植到中国，应客观判定我国城市发展现状，明确中西方城市成长的背景差异，区分美国城市蔓延动力与我国城市空间扩展动力之间的差异。张京祥认为，西方国家采用的“紧凑发展”、“精明增长”、“增长管理”等理念，在发展中国家目前遵循的发展道路上，还缺乏基本的运用空间。刘志玲等认为，只有区分美国城市蔓延动力与我国城市空间扩展驱动因素， 才能结合中国城市发展的自身特点， 有针对性地借鉴“精明增长”原则[8] 。诸大建、刘冬华认为，现阶段，借鉴美国城市精明增长的经验，对于改变中国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丰富我国城市发展的思路，在拓宽政策选择的范围、合理选择实施工具以及完善制度保障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他们同时指出， 扎根于美国城市发展现状和特定政治及规划背景下的精明增长理念，不可能对中国的城市发展起直接的、教科书式的指导作用，这主要与两国城市发展的背景差异有关。但是，无论如何，从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上讲，“精明增长”提出的原则和方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它为我国城市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思考的蓝本。总之， 我们要明确“精明增长”的理论背景和成长环境，避免望文生义，生搬硬套。西方的城市化进程、土地所有制度、城市行政管理及市场化程度等方面与中国存在着极大差异， 这些差异将对“精明增长”的中国化产生影响。参考文献[1] 马强， 徐循初. “精明增长”策略与我国的城市空间扩展. [2] 刘海龙. 从无序蔓延到精明增长. 城市问题， 2005 （ 3） ： 67- 72[3] 易华， 诸大建， 刘东华. 城市转型： 从线性增长到精明增长. [4] 王朝晖.“精明增长”的概念及其讨论. [5] 付海英， 郝晋珉， 安萍莉， 刘瑞. 基于精明增长的城市空间发展方向分析― 以山东省泰安市为例. 资源科学， 2007（ 1 ）：63 - 68[6] 杨小雄， 黄小兰. 基于精明增长的广西沿海城市整合与协调发展.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7（ 5 ） ： 63- 65[7] 黄慧明. 美国“精明增长”的策略、案例及在中国应用的思考.现代城市研究， 2007（ 5） ： 19- 28[8] 刘志玲， 李江风， 龚健. 城市空间扩展与“精明增长”中国化.作者简介：胡河平，男，汉族，西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第4篇：景区规划定义范文

关键词：小秦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生态保护；河南

中图分类号 F5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7）05-0115-03

“生态旅游”这一术语，是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于1983年首先提出，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把其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随着经济的增长、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一方面在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同时，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却面临下降的威胁，广大旅游者对回归大自然、欣赏大自然美景、享受原野风光和自然地域文化的需求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却面临着许多旅游区已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污染和破坏的被动局面，有些旅游区的环境和生态污染十分严重，影响了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如何使旅游业的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怎样既发展旅游业，又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既开发旅游资源，又保证持续利用，诸如此类的问题迫切需要寻求新的解决方法和应对措施。

我国的生态旅游主要是依托于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发展起来的。1982年，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建立，将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至2015年底，全国共建立森林公园3 234处，规划总面积1 801.71万hm2。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826处，国家级森林旅游区1处，面积1 251.06万hm2；省级森林公园1 402处，县（市）级森林公园1 005处。2015年，森林公园共接待游客7.95亿人次（其中海外游客1 413.65万人次），旅游收入705.6亿元。据测算，2014年全国森林公园创造的社会综合产值近7 500亿元[1]。从1956年开始建立第一批自然保护区以来，至2015年，我国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达到428处，总面积93万km2，占陆域国土面积的9.72%[2]。

1 小秦岭自然保护区概况

河南小秦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豫、陕两省交界的灵宝市西部小秦岭山中，东至温河峪，西与陕西省潼关、洛南两县接壤，南到小秦岭主山脊，北至河西林场与集体林交界处，东西长31km，南北宽12km，最窄处仅1km。地理坐标为北纬34°23′～34°31′，东径110°23′～110°44′。境内有河南省最高峰老鸦岔，海拔2 413.8m。属暖温带，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降水丰沛，有利于多种植物的生长，动植物资源较为丰富。保护区规划范围为国有河西林场，该场始建于1956年，1982年根据豫政（82）87号文件精神建立了“河南小秦岭省级自然保护区”。2006年2月国务院（2006）9号文件批准建立河南小秦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5 160hm2 [3]。

2 生态旅游资源现状分析

2.1 地文景观 亚武山属秦岭山脉，是太华山向东延伸的余脉，山势巍峨，挺拔奇伟，层峦叠嶂，山岭交织，五峰集中，构成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看五峰聚首，近观仙指擎天的线、点状游览区。保护区内亚武山精华处是五峰，它们相对集中，即：南峰（海拔1 835m），中峰（海拔1 847m），北峰（海拔1 807m），东峰（海拔1 832m）和西峰（海拔1 770m）。其坡度大都在70°～90°，绝对高度都在560m以上，多属花岗岩组成，其构造严谨，质地坚硬，光滑。连绵起伏的组峰与一望无际的黄土台地，飘飘玉带般的黄河，互为依托，山水结合，交辉相映，形成“山无水不险，水无山不奇”，山水相映成趣，风光独具一格的景观效果。

2.2 水文景观 区内溪流谷幽，山青水秀，飞瀑清泉，涧溪沿着山峪蜿蜒曲折，逶迤于大小奇形怪石之间，缓缓而下，滴泉叮咚，水流潺潺，晶莹碧透，犹如美妙的乐章，令人陶醉，若饮之，清冽甘香爽口，更是沁人心脾。保护区内水资源较为丰富，山高、水深；泉多、溪长、瀑广、水足。泔涧峪和文峪两条清溪，由无数山泉汇流而成，长流不断。如“明镜湖”、“天湖”、“老龙潭”，水深澄清，锦鳞漫游，有时掬手可得。“仙人盆”又好似众仙聚会，共享淋浴的圣地。“二龙戏珠”，“水帘瀑布”形似，神似，活灵活现，高山之壁银河飞瀑，形成二叠、三叠，多叠景观，似“游龙从天降”。“珍珠卷帘”和飞瀑彩虹混为一体，喷银散玉，虹照青山，煞是好看：“西峰飞瀑”如游龙啸天，声如雷鸣，气势磅礴。

2.3 天象景观 虚无缥缈的云霞景象为亚武山披上神秘的色彩。最著名的是“亚武云海”，当立峰头，俯视云海茫茫，犹如万马奔腾，波涛汹涌，如腾云驾雾，身处仙境。黎明在天色苍茫中站中峰远望东峰，隐隐约约可见一老者稳坐峰端，两手合拜，在默默祈祷，走近一看原来是山石马庙脊的剪影，这就是“仙人拜”奇观。它和“仙女牵虚拜真武”同样出于云雾、光线和山影变幻的结果。登五峰观日出日落，即所谓“亚武日出”、“亚武日暮”奇景，日出时只见太阳冉冉升起，海天旭日，光华万丈。日暮时只见残阳如血，日落西山。雨后天晴，站立峰上，极目远眺，雾气升腾，若隐若现，象一条银带飘飘远去，这就是久负盛名的“亚武观海”景观。

2.4 生物景观

2.4.1 植物资源 河南小秦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植物资源非常丰富，森林覆盖率达80%以上。保护区内种子植物共有134科710属1 997种及变种。其中裸子植物5科9属11种，被子植物129科701属1 986种[4]。

小秦岭植物区系成分以华中成分、华北成分为主，西南、西北、华东、东北植物区系成分兼容并存，体现出本区植物区系南北过渡、东西交汇的特征。中国特有种的地理分布表明，本区与华中地区关系最为密切，共有624种，占本区中国特有种的60.64%，以下依次为华北54%，西南32.9%，西北29.64%，华东23.1%，东北20.69%。保护区内有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13种，其中属于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的2种：银杏、红豆杉；国家二级保护区植物11种：秦岭冷杉、油麦吊云杉、水曲柳、香果树、连香树、杜仲、榉树、野大豆、天麻、中华结缕草、华山新麦草。分布于本区的特有种有灵宝杜鹃、灵宝翠雀等。保护区有中国特有属30个，单种属50个，如青檀、领春木、蕺菜、山白树、鸡麻、刺楸、棣棠、猬实、山拐枣、翼蓼等，分类上孤立、系统发育上相对原始的古老种类。保护区还保留有不少的第三纪以前的古残遗植物种群，除蕨类植物外，还有三尖杉、水青树等；起源于第三纪的植物区系种类众多，如各种栎类、栗、桦、榆、榉、槭、构等乔木树种，荆条、黄栌、酸枣等灌木[4]。

小秦岭山体高大，海拔2 000m以上的山峰就有40座，而部分山谷仅有400～500m，相对高差1 800m以上，是我国秦岭以东的南北自然地理分界线。随着山体海拔的升高，气候、土壤在垂直面上出现有规律的变化，森林植被也发生相应的更替，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垂直带谱。由于小秦岭近乎东西走向，南坡、北坡的水热条件及其配合状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植被在带谱上也有一定的区别，南坡带有亚热带植被特色，而北坡则有华北暖温带的植物区系特征。

2.4.2 动物资源 保护区内昆虫有15目153科1 060种，两栖动物有2目5科11种，鸟类有16目39科156种，兽类有6目20科51种和亚种[4]。本区两栖动物中大鲵为国家Ⅱ级保护动物，中国特产种，已被列入濒危及受威胁物种名录；黑斑蛙为河南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区内记录的两栖动物中，黑斑蛙的分布最广，数量最大，其次为中华大蟾蜍、隆肛蛙等。

保护区内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19种，其中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种：金雕、黑鹳；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鸟类17种，包括鹰科的鸢、苍鹰、雀鹰、松雀鹰、赤腹鹰、大\、普通\和鹊鹞，隼科的红脚隼、红隼，雉科的勺鸡、红腹锦鸡，鸱^科的红角^、雕^、纵纹腹小^、长耳^、短耳^等。

保护区内有国家重点保护兽类7种，其中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种：豹、林麝；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有5种：金猫、豺、黄喉貂、鬣羚和斑羚。金猫和斑羚同时被列入易危物种名录。

2.5 人文景观 亚武山现存的和有遗址的计有34处。庙宇宫观和古塔，大都属明、清期间，均十分珍贵，具有极高的观赏和研究价值；如喇嘛塔，姑姑塔（宋代）；玄帝庙（石头庙）及东峰的观音庙。它们中大部分已被毁，甚至有的已荡然无存，仅留下遗迹。但从遗址和文字记载看，都地处深山偏远，建在粗犷的山野之中，但也有的按照地形特点，顺其自然，结合环境空间布局，使建筑与环境相互衬托，完善统一。与道教所追求的神奇玄妙“仙境”完美的融合为一体，产生了风姿各异的建筑特色。其最大的特点是利用地势险绝处，结合峭壁岩洞建造宫室，形成险境，以更能体现道教喜在深山悬崖上，以求“修炼养性”的玄妙，显示出道教“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

“倒坐亚武望抱玉”，“神运石”，“黑鱼潭”的传说，“玉湖”、“会仙台”、“雌雄钟”、“女娲之死”、“小道士成仙”、“无量祖师金鑫”等都有美妙的民间传说。

3 生态旅游设计

3.1 旅游开发原则 （1）保护性：突出积极保护自然资源，旅游区的开发建设服从于保护的主题；旅游活动仅限于实验区，确保旅游活动的开展不对自然保护区内主要保护对象、保护目标产生任何不利影响。（2）合理性：规划应根据旅游资源分布、交通状况和管理需要，对旅游区、旅游线路M行合理布局。（3）自然性：旅游区景区景点规划必须以自然景观、自然生物和自然环境为基本对象，保护旅游区域的自然完整性。（4）科普性：应突出旅游与科普的结合，充分发挥生态旅游区科普考察、宣传教育和观光旅游的多种功能。（5）协调性：必须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短期与远期、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促进生态旅游业与自然保护事业和地方经济的协调发展。（6）阶段性：本着一次规划、分期建设、逐步实施的原则，分别不同建设分期进行景区景点和旅游项目规划。

3.2 指导思想 以保护为前提，以森林景观为主体，山水景观为基础，人文景观为辅助，充分利用森林景观资源，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充分体现原始森林自然景观特色，向游人传授动、植物科普知识及环境保护意识，把这里建设成为融旅游、观光、休闲、健身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区。

3.3 规划范围 生态旅游的范围是：北起东子湖，南至文峪西峪，东起泔家峪东侧山脊，西至保护区边界。总面积1 000hm2。

3.4 功能分区 根据景观资源特点和功能分区理念，将生态旅游区划分为5个景区，即管理服务景区、玉锁关水上游乐景区、亚武壕森林度假景区、五峰道教文化景区、亚武山森林探险景区[3]。

4 旅游资源开发及生态保护对策

4.1 建立管理体系，稳定职工队伍 在保护区管理局基础上，要进一步健全行政管理体系、科研管理体系、生产经营管理体系和环境资源保护管理体系，理顺责权利关系，各项工作要并重而不可偏废；要加强劳动保障制度，稳定职工队伍，避免科研队伍和专业管理人员过于频繁的流动；加强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和环保知识培训，全体工作人员要树立自然优先、和谐持续发展的观念。

4.2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品牌意识 要利用各种媒体，采用有效措施进行科学的宣传，提高小秦岭自然保护区知名度；要利用小秦岭丰富的珍稀动植物资源、奇特的自然风貌、舒适怡人的气候、齐全的植被群落、悠久的历史、文化打造旅游产业精品名牌，吸引游客。

4.3 系统规划、统筹安排 要按照科学划定的生态功能区，制定科学可行的建设发展规划，对限制和禁止开发区要加大保护力度，提高生态恢复和调节功能；对优先和重点开发区要加大开发力度，进行合理布局规划，加强基础服务设施建设，提高景点档次，丰富文化内涵，提高安全系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遵循自然优先原则，任何建设都不准破坏生态，为了追求经济收益而进行盲目性和掠夺性的开发。

4.4 合理开发资源，提高经济效益 加强水、电、交通、通讯、购物等基础设施和餐饮娱乐等配套产业发展，提高旅游收益，同时要着力开发一批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工艺品和农副产品，加快当地农民的脱贫致富和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叶永忠，汪万森，李合申，等.河南小秦岭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2]李冬林，王宝松，阮宏华，等.河南小秦岭自然保护区生态评价[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2007（1）：97-102.

[3]王海亮.河南小秦岭自然保护区天然混交林物种多样性研究[J].河南科学，2013（1）：53-57.

第5篇：景区规划定义范文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编制工作由“自由化”向规范化、制度化转变。“纲要”在我国城市规划建设的历史上第一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规定了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基本定位、主要任务和成果要求，明确指出“依法批准的规划文本和规划图则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无疑将极有力地推动我国城市绿地的规划和建设。

随着“纲要”的出台，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的市域问题也“正式”浮出水面。因为“纲要”要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包括市域绿地系统规划，并规定市域绿地系统规划要“阐明市域绿地系统规划结构与布局和分类发展规划，构筑以中心城区为核心，覆盖整个市域，城乡一体化的绿地系统”。

当“纲要”将市域问题明确提出后，市域绿地系统规划就成了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的“规定动作”。但是，如何使这项工作成果“货真价实”，对城市建设产生实际的影响，确实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还必须直面许多难题，而且有些难点在目前尚不具备解决的基础或条件，甚至有可能由此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市域绿地系统规划的提法或做法，以求为该类规划初步建立切实可行的技术方法。

1 相关概念的引述——认识不同的城市空间层次

将市域绿地系统规划作为研究对象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市域”这一概念所牵涉到的空间范围的界定和“市域绿地”的定义。因此，有必要引述一些在标准或文件中已有明确定义的相关概念。

1.1 有关城市空间层次的定义

国家标准《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GB/T50280-98）对下述概念的规定：

(1)城市（城镇）——“以非农产业和非农业人口聚集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包括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与镇。”

(2)市域——“城市行政管辖的全部地域。”

(3)城市规划区——“城市市区、近郊区以及城市行政区域内其他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

(4)城市建成区——“城市行政区内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地区。”

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规定：

(1)“在计算城市现状和规划的用地时，应统一以城市总体规划用地的范围为界进行汇总统计。”

(2)“城市建设用地应包括分类中的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对外交通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市政公共设施用地、绿地和特殊用地9大类用地，不应包括水域和其他用地。”

由上述规定可以得出初步的认识：从行政区划的角度看，市域、市区、城区、近郊区是常用的空间范围；而与城市规划建设相关的地域范围常用的是：城市规划区、城市总体规划用地、城市建设用地、城市建成区。如：

(1)北京市 市域面积16 808km2，城市规划区16 808km2，市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面积1 097km2①。

(2)郑州市 市域面积7 446km2，1998年版城市总体规划中的规划城市建设用地189km2，下辖6县（市）②。

(3)巩义市 市域面积1 041km2，规划城市建设用地48km2③，隶属郑州市。

(4)葫芦岛市 市域面积10 415km2，城市建成区46km2，城市规划区348km2，规划城市建设用地65km2，下辖1市2县3区④。

上述的城市中有首都、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仅由这几个城市的相关数据即可窥见中国的城市因地域和行政区划体制等原因而产生的较大差异，无法一概而论。

1.2 与“市域绿地”相关的概念

行业标准《园林基本术语标准》（CJJ/T91-2002）规定：

(1)城市绿地 “以植被为主要存在形态，用于改善城市生态、保护环境，为居民提供游憩场地和美化城市的一种城市用地。”在该标准的条文说明中有进一步的说明：“广义的城市绿地，指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各种绿地”。

(2)风景林地 “具有一定景观价值，对城市整体风貌和环境起改善作用，但尚没有完善的游览、休息、娱乐等设施的林地。”

行业标准《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85-2002）提出：

其他绿地 “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居民休闲生活、城市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直接影响的绿地。包括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郊野公园、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林地、城市绿化隔离带、野生动植物园、湿地、垃圾填埋场恢复绿地等。”该标准的条文说明中进一步指出：“’其他绿地’是指位于城市建设用地以外生态、景观、旅游、娱乐条件较好或亟须改善的区域”，这类绿地“不参与城市建设用地平衡，它的统计范围应与城市总体规划用地范围一致”。

从上述概念的定义看，目前我国城市绿地的术语、分类等研究的重点是在与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相关的范围之内；对于市域范围内的“绿地”尚无较为深入的研究，因此也更谈不上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或相关的法规、规章作为规划编制的依据。转贴于 2 若干规划成果中相关内容的引述——了解现行规划方法

2.1 厦门市（三区一县）绿地系统规划⑤

编制时间：1996年10月

相关内容简述：至1994年末，厦门市市域面积约1 516km2，辖6区1县。本规划是除厦门本岛以外4个城区的绿地系统规划，尝试增加了“厦门市市域绿地系统规划构想”一节，旨在对厦门市城市绿地系统提出一些构想和建议。主要内容有：

(1)厦门市域绿地布局结构 根据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的规划意图和对厦门市自然山水条件的分析，从整体上把握厦门城市绿地体系的建设，提出融山、海、城、岛、林为一体的“山环城、城环湾、海环城”的布局框架。

(2)厦门市域绿化用地的规划控制要求 第一，根据各城区绿地系统规划提出城区绿地的规划指标，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绿地率等；第二，从城市生态环境改善的角度对厦门市域土地利用规划提出建议，对城市组团隔离带用地、郊野游览休闲用地、水源保护用地、自然生态用地等类型的用地提出规划设想。

2.2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绿地系统规划⑥

完成时间：2000年1月

相关内容简述：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青岛老市区隔海相望，是青岛的辅城，辖区面积217km2，2010年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为54km2。

(1)规划范围与规划层次 第一层次为行政辖区绿地系统规划，用地规模为辖区范围，重点是通过对城区外围大环境的宏观控制，突出城区西北部山林景观与东南部海滨风光的结合，达到城市山水构架的重建与完善。第二层次为城区绿地系统规划，用地规模为54km2，重点是按城市绿地分类建立城区的绿地体系。第三层次为行政商务中心区绿地控制性规划，用地规模为4.5km2，重点是在重点地区对城区绿地系统规划进行深化，强调微观层面绿地建设管理依据的建立（此阶段实质上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下一层次的工作）。

(2)行政辖区绿地系统规划的主要研究内容 第一，土地利用规划对绿地系统规划的限定因素的明确；第二，自然山水骨架为绿地结构提供的基础条件的明晰；第三，城市人工开发对绿地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第四，景观要素与结构的把握；第五，开发区绿地结构的构建。

(3)行政辖区绿地系统规划的主要规划内容 第一，规划的定位；第二，系统的构成；第三，与海洋生态系统相关的保护要求；第四，城区外围风景区、森林公园、农副产品加工区、旅游度假区的规划控制要求；第五，开发区总体规划用地范围内绿地的规划指标。

2.3 秦皇岛市园林绿地系统规划[1]

完成时间：1998年10月

相关内容简述：秦皇岛市辖3区4县，总面积7 523km2，至1996年底市辖3区（山海关区、北戴河区、海港区），建成区面积72.13km2。

(1)城市绿地系统发展框架 “建立市域环境概念，结合市域生态景观环境，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绿化格局，即生态保护、风景旅游、农林观光三位一体的市域环境”。

(2)系统布局与特色规划 城乡一体的市域环境规划、追求综合效益的城郊组团绿地、功能特色突出的城区绿地。

2.4 安阳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1]

编制单位:北京中国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研究中心、安阳市绿地系统规划组

完成时间:2000年12月

相关内容简述：安阳市为河南省省辖市，市域面积7 413km2，辖1市4县，城市建成区69.8km2。规划提出“市域生态空间保护体系”，以市域内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大致形成市区景观区、近郊景观区和远郊景观区，处理好建成区园林绿化网络与城郊景观的配置和连通，以整体优化为原则，构成连续的整体。

从规划实例中可以看出当行政辖区规模较小时，其规划的内容、深度以及图纸的表达能够比较到位，而当行政辖区规模较大、面临问题较为复杂时，其规划成果往往只是原则性的阐述和示意性的图纸。

3 若干问题的分析与讨论

3.1 编制“市域绿地系统规划”的可能性

从以上规划实例可以看出，各个城市和规划编制单位均已认识到大环境对城市绿地系统构建的重要性，并结合城市特点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规划探索，对城市环境的改善和城市绿地的建设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笔者认为目前各规划设计单位编制完成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成果中与市域相关的内容尚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完整的“市域绿地系统规划”，而只是做了“市域绿地系统规划”中的一部分工作。这么说并不是否定规划编制单位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努力。在中国的现阶段，许多城市（恐怕还是大部分城市）还不具备编制这类规划的基本条件，主要是因为：

3.1.1中国现行的行政体制下，此类规划的主体（指规划编制的委托方、规划成果的实施者）不明确

在地级市尤其是实行“以市带县（或市）”的城市，此类问题十分突出。例如笔者参与的郑州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和巩义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如果按照“纲要”要求，郑州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市域范围应包括巩义市，但是郑州市的城市规划和园林行政主管部门与巩义市的相关部门并无隶属关系，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郑州方面不会要求规划成果涵盖巩义市绿地系统规划。而巩义方面为了指导城市绿地建设，必须独立编制本市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况且市域内各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较城区更为复杂。众所周知，在我国，城市总体规划以及此阶段的各专业规划是城市发展建设的蓝图，也是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执政的依据。那么，当一个规划与其实施主体发生错位时，该规划的可操作性及其实际意义还有多少呢？

3.1.2编制该类规划的技术性基础（如市域的地形图、相关规划资料、大区域的现状调研等）不充分

从上述规划实例可以看出，与市域相关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以规划原则为主，图纸均为示意图，与具体实施差距甚远。从参与规划编制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角度来看，实事求是地说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因为：第一，市域范围往往是市区范围的几十倍，如此大范围的现场调研，其工作量可想而知；第二，市域范围内各种用地隶属关系不同，各主管部门对于该类规划编制的理解和需求不同，因此规划所需基础资料（如市域地形图等）的获取难度可想而知；第三，市域范围内相关规划门类众多，由城市总体规划阶段的一个专业规划来直面并协调各种规划，其力度可想而知；第四，鉴于以上工作量、工作难度等因素，相应所需的规划编制费用和财政可能的投入也可想而知。

由此可见，如果上述状况不能改变，那么即使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含有市域的相关内容，也与“市域绿地系统规划”之名称不相符。因此，与其名不副实，最后有可能导致规划的科学性和严肃性的丧失，不如实事求是地重新思考和研究应该如何对待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的市域问题。

3.2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涵盖大环境绿地的必要性

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不可能也不能回避市区周边大环境的问题。城市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城市规划不能就城区论城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也不能就绿地论绿地，只有在城乡一体的基础上，城市绿地系统才能形成完整的构架，这已经是业内基本的共识。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这一城市绿地的基本功能的发挥仅仅依靠市区范围内的绿地是非常有限的，市区外围的自然山水等大环境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在编写行业标准“城市绿地分类标准”中提出位于城市建设用地之外的“其他绿地”的概念。

3.3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市域问题应对方法的探讨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市区外围绿地规划编制的方法论研究包括规划范围、绿地分类、规划内容、规划深度、规划名称等等问题。

3.3.1规划范围的探讨

首先从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基本定位看，它是城市总体规划阶段的专项规划，因此它的研究对象应该也必须与城市总体规划中划定的空间层次有较强的对应关系。在中国现行的城市规划体制中，专项规划与总体规划结合得越紧密，其实施的力度就越大，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在对待市域问题时，规划范围的确定应坚持城市规划区的概念，与城市总体规划建立对应关系，既可以避免专项规划的各自为政，保证专项规划的实际意义；同时也能够使专项规划编制工作面向实际，而不是纸上谈兵。

3.3.2绿地分类问题的探讨

从构建科学、合理、完整的城市绿地系统的角度看，建立广义的城市绿地的概念是十分必要的。而广义的城市绿地能否在行业内以及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体系内取得共识，关键是对于城市建设用地之外的绿地如何认识。在城市建设用地之外、城市规划区范围之内这个空间层次中，牵涉到的用地类型、归属部门、各种规划很多，因此绿地分类研究需要面临和协调的问题也很多，比建设用地范围内的绿地分类更复杂，诸如林地、耕地、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湿地等等，既有各自的归属部门，又有不同的规划体系。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专项规划，以城市总体规划为依据来讨论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绿地分类问题是有法可依的。

3.2节中所述“城市绿地分类标准”提出了位于城市建设用地之外的“其他绿地”，但没有细分。如果从规划范围上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对应，那么从用地分类上也可以适度采用对应的方式，如此将更方便于规划编制工作的展开和有利于规划的实施。“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中的E类“水域和其他用地”即城市总体规划用地范围内的非城市建设用地，其中，水域、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等种类均可以纳入广义的城市绿地。当然这只是一种思路，并非一种科学的分类方法，城市大环境绿地的分类还有待于在今后实际工作积累基础之上进行深入研究。

3.3.3规划内容与深度的探讨

规划内容和深度与规划的定位是直接关联的，也是由规划的主要任务决定的。“纲要” 编制说明中指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城市性质、发展目标、用地布局等规定，科学制定各类城市绿地的发展指标，合理安排城市各类园林绿地建设和市域大环境绿化的空间布局，达到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优化城市人居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据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对于市域大环境绿化来说，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任务是解决空间布局问题。进而我们可以认为：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在面对城市大环境绿化时，其编制工作的重点内容是探讨和确定绿地布局结构，而且就目前基础研究的程度、工作条件的具备和已经编制完成的成果来说，这些内容和工作深度是编制单位能够胜任的。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这样的规划内容和工作深度形成的规划成果是不是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市域绿地系统规划”？

4 结论与建议

(1)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编制必须应对城市大环境绿化建设的需要，提高规划水平。

(2)目前尚不具备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编制完成真正意义上“市域绿地系统规划”的某些基本条件。

第6篇：景区规划定义范文

国内外对生态经济学的内涵意见并不统一，许涤新、马传栋、梁山、唐建荣、潘鸿、肯尼斯·鲍尔丁、赫尔曼·戴利、罗伯特·科斯坦塔等有多种不同看法，但是概括来看，生态经济学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协调性和战略性”等特点，生态经济学把经济当作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它是一门新兴的，由生态学与经济学交叉渗透的边缘学科。相比众多关于生态经济学的定义，刘思华认为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着重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需求与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生态供给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发生的经济问题和所体现的经济关系发展规律及其机理的科学。”[3]这一看法能够比较全面地概括生态经济的要义，笔者更倾向于此。

2贵州生态经济发展现状

2.1贵州经济发展现状

2012年贵州GDP6852.2亿元，占全国GDP的1.3%。2012年年末总人口3484万，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排名第19位。2012年贵州人均GDP19710元，在全国排名第31位。贵州省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4753元，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排名第30位。城镇居民每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8700.51元，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排名第26位。回顾贵州经济发展历史，自以来，贵州经济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时期，三线建设和“”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如图1，根据人均GDP指标，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时期以及三线建设和时期，贵州人均GDP与全国人均GDP的绝对数额差距相对较小，在改革开放阶段，二者之间的绝对数量差异呈逐渐拉大趋势（当然，这其中存在部分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个发展趋势告诉我们，贵州在改革开放这一轮国家政策下，错失了某些发展机遇，导致经济发展相对滞后，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贵州人均GDP逐渐跌落至全国末位。当下，新一轮的生态经济、绿色经济、集约化经济、可持续经济已成为理论家与实业家的共识，我们在新一轮的历史机遇中必须认真思考，提前谋划，探索发展战略并制定相应保障措施，才不至于重蹈历史覆辙。

2.2贵州生态经济发展现状

2.2.1产业结构状况2012年贵州省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率分别为13.0%、39.1%、47.9%。同年，北京三次产业占GDP总值分别为0.8%、22.7%、76.5%，江苏三次产业占GDP总值分别为6.3%、50.2%、43.5%，上海三次产业占GDP总值分别为0.6%、38.9%、60.4%，通过与我国发达地区相比，我们发现，发达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所占GDP比例较小，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GDP总值比例较大。2012年贵州省就业的产业结构分别为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65.1%，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13.0%，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21.8%。同年，全国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分别为，第一产业33.6%，第二产业30.3%，第三产业36.1%。贵州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存在第一产业就业人数过多、创造价值过少的问题。第一产业生产效率低下，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贵州的产业结构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2.2.2能源结构煤炭是贵州生产和生活的主要能源来源。2012年贵州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中，原煤占比88.8%，水电占11.2%。能源终端消费总量中，原煤占48.0%，水电占33.1%。从能源的生产看，贵州基本没有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开发。从消费结构看，2007年原煤消费占45.6%，2012年原煤消费占48.0%，2007～2012年期间，贵州对原煤的消费有依赖性增加的趋势。2007年天然气消费占1.1%，2012年天然气消费下降为0.7%，贵州对天然气的消费有逐渐下降的趋势。2007～2012年期间，贵州对原煤、天然气和水电能源的消费比例之和维持在80%左右。2.2.3能耗利用如图2，贵州的能源利用效率相对全国平均水平较低。2011年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消耗能源超过1.5吨标准煤的仅有山西、贵州、青海和宁夏。与全国多数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相比，贵州能源消耗过高。在能源消费总量中，以第二产业消费为主，2012年贵州能源消费总量中第二产业消费能源占66%，金属开采及深加工、食品加工、机械电子制造、纺织品生产、家具制造等采掘业和制造业能源消耗较高。

3贵州发展生态经济的制约因素

3.1工业化的特定阶段

李斯特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业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及农工商业时期。以此理论看，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一般都要经历工业高度发展的过程，而目前贵州的工业发展优势还不显著，经济快速发展之前还需要经历工业大发展的阶段。2014年，陈敏尔在贵州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贵州省已“进入了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新阶段”[4]。2012年贵州能源消费总量9878.38万吨标准煤，其中工业消费能源6431.08万吨标准煤，建筑业消费能源85.00万吨标准煤，第二产业消费能源比例为66%。贵州经济要实现后发赶超，必须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发展途径，而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对能源的耗费较大。根据《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贵州将“大力推进工业强省战略”，要加快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基地，要加快推进资源深加工业，要推进国家重要特色装备制造业基地等，这些都属于高能耗行业。根据图2可知2011年贵州每万元GDP需要消费1.714万吨标准煤，而我国多数地区单位GDP的能耗都小于1，贵州与全国多数地区相比，还处于高能耗、资源型的粗放经济发展阶段，但这一阶段不可逾越。

3.2能源结构单一

贵州矿产资源丰富，煤炭储量475.51亿吨，居全国第5位。根据表1，我们发现贵州一次能源生产中，原煤所占比例超过85%，而且2007～2012年期间，贵州的能源产出全部由原煤与水电构成，不包括任何新能源。能源终端消费总量结构也以原煤为主，2007～2012年期间，原煤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例维持在45%～48%，且2007～2012年原煤所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有逐年攀升之势。2012年贵州能源产量调往省外5729.88万吨标准煤，从省外调入1000.35万吨标准煤。贵州的能源生产与消费基本形成了以煤炭为主的单一结构。煤炭属不可再生资源，如果按照当前的开发速度和进度，长期不加保护地大肆开发，终究会使不可再生资源枯竭，基于地区可持续发展视域，贵州应节约不可再生资源的产出与消费，致力于风能、水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及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

3.3技术困境

2000～2012年贵州人均GDP长期处于全国末位[5]，贵州属于我国发展中地区。“在贵州省的经济增长中，各要素中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的是物质资本。”[6]物质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三要素中，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小，甚至出现增长率为负的情况，“这表明全素生产率对贵州省的经济增长没有起到积极促进作用”[6]。生态经济强调把人类经济活动看作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人类各种生产和消费活动互相依赖、不断运动、循环往返。这一无限循环运动的前提是科技与创新的支持。而贵州由于经济发展滞后，缺乏相应的资金支持、理念支持、制度支持，以致全要素生产率低下。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受技术进步和生产创新的影响。技术和创新成为贵州生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3.4成本控制

第一，政府对环境保护投入有限。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贵州每年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分别为50.74亿元、69.78亿元、89.52亿元、106.70亿元、97.35亿元，分别占当年贵州GDP1.4%、1.8%、1.9%、1.9%、1.4%。而相应年份全国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分别为4937.0亿元，5258.4亿元、7612.2亿元、7114.0亿元、8253.5亿元，分别占当年全国GDP的1.57%、1.54%、1.90%、1.50%、1.59%。从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占地区GDP比重来看，贵州不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但从环境保护资金投入绝对数额看，贵州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占全国环境保护资金投入维持在1%左右，居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第二，生态经济强调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但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具有市场价格难以估算的特点，即存在公共产品属性。市场经济的中心机制是价格机制，这也就是说生态经济仅仅依靠市场，存在市场失灵问题。现阶段我国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理性“经济人”，他们的活动准则是利益最大化，当生产和消费的成本外部化时，经济人没有保护环境的动机；当生态经济产生外部经济效益时，也无法计收报酬。因此，发展生态经济存在成本控制障碍。第三，生态经济发展的前提是科技创新，这需要研究与开发费用的前期投入，必将增加企业的投资成本和投资风险。

4贵州生态经济的发展战略

4.1生态旅游

基于发展生态经济的实践，贵州发展生态经济的第一战略是生态旅游。发展生态经济产业需要遵从生态位原理、竞争共生原理、反馈原理、补偿原理、循环再生原理、多样性主导性原理及生态发育原理[7]。按照生态经济产业原理，生态旅游应综合考虑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及环境等自身特点，应充分体现旅游消费者与旅游当地居民、环境、自然资源的和谐，不以牺牲旅游景点周边居民的切身利益为低价，不能危害当地的清洁卫生，不能影响当地动植物的生存与发展。贵州旅游资源丰富。贵州有独具特色的喀斯特地貌，出露面积为10.91万平方公里，占贵州全省土地面积的61.9%。由于独特的地貌特征，贵州形成了著名的黄果树瀑布、马岭河峡口、马峰林、万峰湖、织金洞、九洞天等自然景观。贵州有丰富的生物旅游资源，截至2012年有18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有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22个国家级森林公园。贵州是中国四大药材产区之一，有药用植物3924种，占全国中草药品种80%以上。野生动物资源及珍稀动物资源丰富，有脊椎动物999种，其中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有黔金丝猴、华南虎、白头鹤等15种[8]。贵州四季分明，有异常宝贵的气候资源。贵州全省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在10℃～20℃之间，冬季最冷气温平均在3℃～6℃之间，夏季最热气温平均在22℃～26℃之间，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贵州还有贵州遵义会址等珍贵的红色旅游资源以及苗族、侗族等民族文化资源。旅游开发部门要对旅游者在景区的衣、食、住、行活动进行整体设计与规划，使其成为生态旅游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环节。旅游服装的设计与制作要强调生态意识。在布料上不要选择化纤等对人体有害的布料，在工艺上要追求植物染料和植物香料，图案上尽量取材于大自然，剪裁上尽量考虑人体结构特征，以人体自然舒适为设计基调。旅游饭店的动植物食物来源于有机种（养）值，而饭店各类废弃物又成为景区所需植物的肥料或动物的食物。旅游宾馆排放的废水可以用来灌溉植物农田，粪便可以生成沼气，沼气又可以为景区提供照明与饭店炒菜。旅游者在景区消费的一切商品应该尽量追求生态与环保，景区的垃圾应该分类整理。景区的用品和商品一方面要以维护消费者的身心健康为主要原则；另一方面，这些产品要便于分解、回收再利用，不危害周边环境旅游。交通也应尽量降低碳排放，使用电能等清洁能源，同时应宣传以步代车的环保理念。衣、食、住、行不仅形成各个单独的系统，同时，还要让这四个子系统统一于生态旅游的整体系统。旅游者可以在宾馆亲自动手做菜，可以到食物种植地采摘蔬菜，可以在旅馆动手打扫卫生，旅游提供者也应为旅游消费者的饮食起居着想，尽量提高服务质量，以他们的身心愉快为已任。在一个景区内就应该形成这样一个以衣、食、住、行为子系统的旅游整体生态系统，各个环节既竞争又共生，既反馈又补偿，不断循环往复。

4.2生态工业园

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生态工业园的概念。生态工业园倡导把各企业的生产过程都看作是园区整体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各个子系统有机构成一个综合系统，各子系统就像自然界的生态链一样，环环相扣，周而复始，循环流动。在这样的园区中，各企业相互依赖，一个生产过程的排放物是另一生产过程的原材料，各企业共生发展，整个园区的资源利用率得到提高，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结合，创造更多价值。2012年贵州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7835.25万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4838.75万吨，综合利用率60.9%。就贵州现阶段工业和民用排放物利用现状来看，尚存在较大改善空间。2012年贵州年末总人口全国名列19位，第一产业居全国第22位，第二产业居全国第26位，第三产业居全国第25位，地区生产总值居全国26，人均GDP居全国31位。以上数据说明，综合来看，贵州省第二产业与全国发展差距最大，贵州的后发赶超之路必须是“工业强省”之路。2012年贵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055.46亿元，按轻重工业分，其中重工业增加值1282.42亿元，轻工业增加值773.04亿元，重工业占工业增加值62.39%。2012年贵州采掘业与制造业的能源消耗总和占工业能耗89.78%。贵州的工业发展现状是一方面要加快工业发展，另一方面贵州工业以重工业为主，而重工业的固体废物产量较大，综合利用效率较低。2012年全国年末城镇人口比重为52.57%，贵州年末城镇人口比重是36.41%，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仅比高，排名第30位。生活垃圾清运总量449.41万吨，无害化处理量为231.8万吨，无害化处理率51.6%。鉴于贵州的城镇化现状，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要将产生大量生活垃圾，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以利于环境保护。要解决贵州工业化及城镇化矛盾，解决途径是建设生态工业园。生态工业园概念一出，世界各地出现了较多园区实践。比较成功的典型有美国恰塔努加生态工业园、丹麦的卡伦堡生态工业园、日本藤泽生态工业园、德国value生态工业园以及中国广西贵港生态工业园等。目前，生态工业园的建设模式有三种：改造型生态工业园、全新规划型生态工业园、虚拟型生态工业园[9]。改造型生态工业园是对现有企业“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的一种改造；全新规划型生态工业园是基于某一富含特定资源的区域，划定一个范围，全新规划设计，引进核心企业，形成共生网络系统；虚拟生态工业园不局限于相关企业在一个特定封闭的区域，只要企业之间能够把生产的产出物与投入材料之间形成循环利用，就可形成生态工业园。相对前两种，虚拟生态工业园在形式上更松散，更开放；在成本上，改造型生态工业园和虚拟型生态工业园投入较少，全新规划型生态工业园投入成本更高。鉴于贵州高比例的重工业发展现状，以及贵州资本投入有限，贵州可从改造型生态工业园和虚拟型生态工业园的建设先行。截至2010年5月，我国已命名的生态工业示范园13个，正在开展建设的有41个，其中贵州有一项在建生态工业园——贵阳开阳磷煤化工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基地，现已初见成效。在生态工业园建设过程中，地区政府作用非常关键。政府要扮演好社会“掌舵者”的角色，科学设计工业共生循环系统，引入核心企业，制定生态工业相关制度，提供财政政策支持以及筹措资金。

4.3生态补偿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补偿更多地被引入经济领域，成为对环境与资源的一种保护途径。随后，我国对生态补偿机制也进入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阶段。学界对流域生态补偿的定义众说不一，综合各种观点，可概括为：对资源受益者或破坏环境者收费，对利益受损者或流域内因为保护环境而丧失发展机会的居民和地区给予补偿。近年来，生态补偿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并在国内外加以实践，比较典型的案例有美国购买卡茨基尔河和特拉华河流域上游的生态服务、日本水源林基金由下游集资补偿上游的水源涵养林、欧洲易北河流域采取的下游对上游的补偿；我国东江流域对保护水源的生态补偿、浙江千岛湖下游对上游的生态补偿，福建九龙江流域、闽江流域、晋江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试点等。从被补偿的领域看，一般包括四类：碳储存交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易、流域保护交易、景观美化交易[10]。从资源和环境利益内化载体（支付者）看，主要有当地、省内、国内、全球；从补偿的方式看，主要有政府补贴、下游设立基金补偿上游、项目收费、资源开发押金等[11]；从补偿标准看，主要是根据投入与效益两方面进行测算；在投入方面，主要计算流域水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投入以及因为保护而错失发展机会导致的损失；在效益方面，估算保护带来的经济、社会、环境等产生的外部效应[12]；从生态补偿的支付者来源看，主要有政府、区域、以及社会。贵州地处我国西南地区，全省以山地和丘陵为主，俗称“地无三里平”，这严重影响了贵州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业规模化作业以及城镇集聚化发展，以致改革三十五年来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人均GDP绝对差距不断增大，在全国名列末位。贵州地处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上游，特别是与珠江流域相互影响较大。珠江流域的主要支流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都柳江都流经贵州，贵州段属于珠江上游。贵州生物种类齐全，长期以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根据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原理及上述生态补偿领域，贵州可以要求流域生态补偿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补偿。资金来源可以有三个方面：政府财政收入转移支付、社会团体筹措资金形成珠江流域下游对上游的生态补偿基金、市场行为收费。根据上文所述生态补偿支付者层次，当前，贵州生态补偿可以从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和建设社会基金两个渠道先行。当前，贵州市场经济还不发达，经济实力有限，靠市场收费渠道进行生态补偿，难以见效。一方面，鉴于贵州与全国其他地区发展的显著差距，以及由于历史累积原因，短期内无法后发赶超，必须有强大外力因素注入新鲜活力，才能与我国多数地区协调同步发展，需要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同时，贵州在生物多样保护方面和流域水源保护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国家应对于贵州因为实施生态保护而错失的经济发展机会，站在国家的高度给予补偿。另一方面，贵州具有优质的水资源以及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特别是富含珍稀的药用植物和经济植物，以及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共87种[13]。而珠江流域下游的广东省由于经济发达，常住人口众多，工业和服务业发达，生活垃圾和工业、服务业垃圾排放量较高。作为珠江上游的贵州，由于实施生态保护给予下游的广东省留下了优质的水资源，并且用自身强大的生态系统化解了下游产生的各种有毒有害排放物，净化了空气，调整了下游生态系统，对下游人民的身心健康做出了显著贡献。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居全国前列，人民生活水平较高。贵州政府可和广东政府达成共识，通过有能力的一些社会团体及个人筹措资金建设珠江上游生态补偿基金，为贵州地区人民对生态保护的付出给予补偿，以求共同可持续发展。

5贵州发展生态经济的措施

第7篇：景区规划定义范文

内容摘要：城市建设需要注重旅游内涵的塑造，两者密不可分，但目前城市建设与城市旅游内涵塑造并没有有机结合，甚至存在相脱节问题。城市建设中的旅游内涵塑造是一个大系统，主要包括城市与旅游形象系统、城市与旅游景观系统、城市建筑与城市主色调系统、城市基础设施系统、城市与旅游综合服务与管理系统、城市人文与自然环境系统、文化基础设施系统，文章认为城市建设应注重从这七个角度进行旅游内涵塑造。

关键词：城市建设 旅游业 城市营销

目前多数学者注意到旅游对城市建设或城市建设对旅游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在2010中国（郑州）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指出“30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有力推动了中国城市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作为全球最大的产业之一，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的文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研究” 。也有学者提出了旅游开发要与城市建设一体化 ，城市各项建设要融入旅游功能，考虑旅游发展要求，但如何运用城市营销有关理念在城市建设中强化旅游内涵塑造，实现旅游和谐地融入城市建设等关键问题，研究还非常薄弱。

城市建设与旅游内涵塑造之间的关系

城市的魅力主要靠城市的特点。所有的旅游热点城市，无不具有人无我有，或人有我优的城市建筑、城市风貌、城市文化等特色。可见一个城市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城市建设与旅游内涵塑造密不可分。

（一）城市旅游内涵塑造是城市建设的有机构成部分

城市建设是一个大系统，包含范围甚广，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城市安全建设、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城市居住区建设、城市投融资体系建设、城市景观建设等等。作为旅游城市，城市建设诸多方面都与旅游业发展相关，因此旅游内涵塑造是城市发展的有机构成部分，应在健全城市功能的前提下，合理做好旅游内涵塑造。

（二） 城市建设是城市旅游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城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色建筑、城市风格、城市文化、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管理、城市产业，是发展城市旅游业的根基资源。古今中外，许多建筑和设施因其含有的特殊内涵而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延，这种吸引力将愈加强烈。我国一些城市在城市建设中坚持把旅游和城市建设有机结合，通过城市建设推动旅游发展，注意城市总体规划与旅游发展规划的衔接，突出城市建设的文脉，使城市建设景观化，景观建设特色化，特色建设民族化，为城市注入了时代的活力，也带来了城市旅游业的飞速发展。上海属于典型的不以山水取胜的非传统资源型旅游目的地，上海发展观光、休闲旅游有赖于社会资源，尤其是伴随着城市建设、城市发展日新月异所带来的都市风光，铸就了上海都市旅游的独特本质。如内环线高架、人民广场、古北新区等景观房产或城市建筑。而东方明珠电视塔和多伦路文化名人街更是城市项目旅游功能开发典型代表。东方明珠电视塔将原来的电视转播功能延伸到旅游方面，不但为上海留下了一个新标志性建筑，而且为电视台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产值。位于虹口区的多伦路文化名人街，是上海都市文化旅游的一处亮点，布列修整一新的鲁迅故居、茅盾、郭沫若、叶圣陶寓所和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寓所，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遗址等，还开发了钱币博物馆、藏筷馆、上海文物商店、老电影咖啡馆、山根会所、咸亨酒店等一大批文化休闲设施。

（三） 旅游城市建设更应该注重旅游内涵塑造

旅游资源是发展旅游业的基础，其吸引度大小直接影响到一地旅游产业的业绩与规模。旅游资源有着十分宽泛的外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对旅游资源的定义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 由此可见，旅游资源包罗万象、是个不断发展的概念。从城市建设来说，新楼宇的竣工，新工程的落成，一片小区的建设，一块旧城的改造，都将有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新旅游资源。城市旅游资源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而不断推陈出新，以时代气息召引千万游客。旅游城市杭州在全国率先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旅游开发模式――把“社会资源整合工程”作为深度推进杭州旅游业国际化启动方案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因此对于旅游城市而言，可以说城市建设本质上就是旅游内涵塑造。

城市旅游内涵塑造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几年我国城市建设取得了与目共睹的成就，城市营销观念更强了，建筑景观化、街区风景化、古城换新貌，城市建设和旅游业都有了迅速发展。但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带共性的问题却是“特色危机”。千城一面，抄袭趋同现象十分普遍，造成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的问题。那些原来颇具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历史文化特色的城市，正被模样一致的新建筑所淹没。表现在城市旅游内涵塑造方面的主要问题为：城市建设有成就了，但城市品位还没有完全形成；旅游业发展了，但城市旅游内涵还没有完全形成；定位明确，但建设模糊；功能全面，但资源分散；文化丰富，但开发不足。一句话可概括为：城市前进了，文化没跟上；旅游发展了，内涵没体现，城市建设与旅游内涵塑造没有有机结合，甚至还有相脱节。

城市建设中的旅游内涵塑造体系

城市建设中的旅游内涵塑造是一个大系统，本文认为它主要包括城市与旅游形象系统、城市与旅游景观系统、城市建筑与城市主色调系统、城市基础设施系统、城市与旅游综合服务与管理系统、城市人文与自然环境系统、文化基础设施系统等。因此，城市建设中的旅游内涵塑造应从这些方面着手。

（一） 城市与旅游形象系统

城市的形象策划已经成为新时代新城市的发展趋势，这也是城市差异化营销的需要。世界上城市形象良好、城市文化活力强的城市，无不具有特定的文化构成关系和良好的城市形象概念。如巴黎――世纪服装之都、世界浪漫之都；维也纳世界音乐之乡；东京――东西文化的交汇城市；罗马――古典文化集粹的城市；香港――世界最自由和最安全的城市。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形象已成为吸引游客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综观国际国内旅游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无不具有鲜明的旅游形象。城市形象和旅游形象两者紧密联系，既需要系列城市品牌支撑，如品牌产品、品牌企业、标志性建筑或代表性广场、街区。也需要城市的点点滴滴来支持，如城市的服务设施、城市面貌、人文精神、街头小景、居民楼房等。

（二） 城市与旅游景观系统

近年来，城市景观规划建设受到各地领导的普遍重视，成为城市建设中的一大热点。城市景观系统具有丰富性、层次性和整体性特点，对游客产生吸引力的城市整体风貌、城市生活（尤其是夜生活）、标志性建筑、代表性地段、特色活动或会展、核心景区点等都属于城市景观系统范围。

（三） 城市建筑与城市主色调系统

城市建筑及城市主色调系统也是旅游内涵塑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建筑是城市风貌的主体景观，也是城市形象的突出代表，被称为是“石头的史诗”、“凝固的音乐”。城市建筑群的布局、建筑造型、装饰风格与其美学品位是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表现，反映城市的文化水平。城市的色彩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城市经营者和管理者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将会给城市文化品位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和遗憾。许多城市为了提升城市的整体文化内涵，在城市规划中设计主色彩系列，在建设中按设计的色调把建筑主体、社区组团、街区市镇、街头小景、沿路广告牌、灯箱等物件都有机地融合在和谐、美观、齐整的色彩之中，产生视觉美感，提高城市风貌的文化水准。如北京已于2000年为城市建筑定下了“外立面主要采用以灰色调为主的复合色”的调子，既映衬着皇城根儿的独有气质，又体现着政治文化中心的恢弘气势。哈尔滨受西方建筑文化影响，城市的历史建筑色彩尤以米黄色和黄白相间的暖色调为多。哈尔滨还划定了“色彩重点控制区”和“色彩宏观控制区”。重点控制区包括9片历史街区及其影响区、城市特色街道、标志性建筑周边地区、城市重要功能区，在色彩重点控制区，一般都有明确的城市色彩定位；色彩宏观控制区则为城区中除重点控制区以外的区域。无锡是江南水乡，因此规划把城市的整体色调确定为清新淡雅的浅色调，在此大前提下，现存的民居老宅色彩将统一成粉墙黛瓦，以此凸现江南古韵；市中心商务区建筑为淡的暖色调，烘托商业氛围；蠡湖新城以白色和淡绿色为主，给人以清新的“太湖感觉”。另外，对原本色彩外观较好、不影响市容市貌的建筑，其色彩原则上保持不变。对严重有损市容、色彩与整体色调不协调的建筑，其色彩要进行调整，沿路广告牌、灯箱等物件允许有丰富色彩，但也必须服从主色调。成都考虑当地气候选择以复合灰为城市建筑主色调，整体色调偏淡偏灰，相当于“淡妆”。这种色彩搭配可以体现成都休闲从容、兼收并蓄的城市性格，也与历史化名城的品位相符合。西安规划部门将西安城市建筑主色调定为以灰色、土黄色、赭石色为主的色彩体系，在今后城市建设中，这三种主色调将成为西安的城市主色调。国外许多大城市也都有色彩规划，巴黎的米黄色、伦敦的土黄色等都已成为当地的标志色。

（四） 城市基础设施系统

完善便利的基础设施既是城市居民生活必需也是游客所必需的，在今后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一方面要考虑到城市居民的便利性，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游客的便利性，要特别重视与周边城市特别是旅游客源城市、海外游客主要入境城市之间的交通对接。

（五） 城市与旅游综合服务与管理系统

我国许多城市提出建设国际性旅游城市的总体目标，作为国际性旅游城市，城市与旅游综合服务与管理体系应该相当完善并能达到国际标准，从而满足国内外游客综合需求，并让城市居民也能享受国际化的城市综合服务与管理体系。因此要加快金融、保险、通讯、商务会展、咨询、物流、各类中介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等城市与旅游综合服务体系建设，同时各部门、各机构、各企业要形成国际管理理念，实现城市管理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使我国诸多城市尤其是旅游城市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际性的新型旅游城市。

（六） 城市人文与自然环境系统

城市人文与自然环境系统是城市建设中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旅游内涵的突出表现。城市建设要按照宜居城市的要求和国际性旅游城市标准来建设城市人文与自然环境，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可以通过评定园林单位、绿化先进个人、个人捐赠等激励方式加快城市公园、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的绿地建设，加快城市市花在各街区、住宅小区、城市广场等场所的覆盖面，加快城市景观大道边的“城中村”的改造，逐步建成生态园林城市。

（七） 文化基础设施系统

文化基础设施也是旅游内涵塑造中的一个核心内容，一般来说，吸引旅游者来某城市旅游的核心因素是城市整体吸引力和核心景区，而吸引游客在该城市多停留、多消费的核心因素则是文化基础设施。“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的现象就反映了文化娱乐活动的欠缺。应加快歌剧影院、休闲娱乐、购物、体育等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形成现代化的文化基础设施系统和现代化的文化产业体系，真正实现文化建设与旅游建设的互助发展。

参考文献：

1.2010中国（郑州）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EB/OL].2010-06-12 [2010-8-29].

2.彭华，钟韵.关于旅游开发与城市建设一体化初探[J].经济地理，1999 （1）

3.陈桂芬，李岳平.衡阳城市建设项目与都市旅游科学结合发展刍议[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2）

4.吴光玲.城市旅游开发与城市建设问题探索[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7（11）

5.陈福义.论城市文化建设与城市旅游开发[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7（5）

第8篇：景区规划定义范文

《雷雨》、《日出》皆出自天津，但很多人却误认为故事发生在上海。霍元甲世居天津，不少公众却以为他是广东人，就因为很多关于霍元甲的影视剧是港台拍的。天津保留完好的小洋楼太多了，成为影视剧取景的热门地，而在天津取景拍摄的影视剧却被贴上别的城市的标签，给别的城市做了嫁衣，“电视剧也可以成为城市的另一张名片，咱们天津应该好好利用一下影视剧，靠创意发展我们的旅游！”很多天津人这么说。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旅游业的真正繁荣仅靠单兵作战的创意是不够的，要达到理想的营销效果要靠创意营销策略的完美整合。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韩国经济以沉重打击，为了摆脱危机，韩国实施经济转型，2003-2004年来，韩国的影视文化作品在亚洲以至全世界迅速掀起了一股强烈的“韩流”，与此同时，韩国人捕捉到了旅游与影视文化相结合的市场契机，影片拍摄基地的开发运营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出口外汇收入持续增加。

据韩国经济研究院发表的《韩流现象与文化产业战略》报告调查结果，仅一部电视剧《蓝色生死恋》中的《冬季恋歌》带来的经济效益就超过约30亿美元，其中旅游收入就达约10亿美元，而影片拍摄地江原道已建设成为知名旅游胜地，连续5年年均接待游客在5万人以上。

韩国旅游业的创意缺少不了政府的支持：韩国政府于1998年在文化观光部下面建立了文化产业局。2001年文化观光部制定了“培育韩流文化方案”，包括：在汉城建立“韩流发祥园地”；在北京、上海等地建设“韩流体验馆”；由民间专家学者组建“亚洲文化交流协会”，对出口的文化质量把关；对韩流文化盛行国家和地区的使、领馆加派文化官员；成立“韩国文化振兴院”，在韩流影响大的国家和城市设驻外办事处；在韩国多个城市举办多届“韩流商品博览会”。政府的积极造势为韩流，以及被韩流带动的旅游业，带来了积极而有效的影响，也对塑造整体的“韩国品牌”贡献不菲。

目前，中国创意旅游的开发大多是基于当地已有的自然资源或是人文景观而规划开发，进而再依据此旅游创意文化点进行营销推广。韩国旅游开发模式值得中国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借鉴，它是以市场文化、消费者需求为主导相应进行的主题开发模式，这样的附加值更高。济州岛、雪岳山、京畿道等不断在韩国影视剧中出现，它们不仅是具有当地特色的传统旅游资源，更应运而生开发了大量与具有影响力的影视剧相匹配的文化园、酒店等。

如体验韩国传统宫廷料理的“大长今”旅游项目的开发，在电视剧的主要拍摄地首尔以北的MBC文化院，建起了面积达4000平方米的“大长今村”。

2008年韩国京畿道政府高阳市獐项洞一带动工修建“韩流坞”，其占地面积90多万平方米，是一个包括主题公园、商业设施、商住复合设施、宾馆、内容支持设施、EBS广电通信委员会传播媒体设施等的复合文化旅游园区开发项目。投资约二兆八百亿韩元的投资。在韩流坞主题公园将建立一个电视剧和电影拍摄体验空间“韩流电影制片厂”、动漫和娱乐设施搭配得当的“亚洲园”等。在商业设施中将包括韩流商品销售店铺以及韩国艺才学校、韩国烹饪学校、韩流博物馆、儿童教育游乐设施、韩国画廊、即时表演场、多厅影院等。

韩国从影视先导到主题公园配套，再到政府发力，整合让韩国的旅游业骤然火得发烫，也让很多相对零散的韩国地域饮食、服饰文化、瓷器文化、歌剧文化，也拥有了“抛头露面”的机会，搜索韩国旅游的官方网站，就有对此的详细介绍和优美的图片说明。这些得益于“韩国旅游”的景观、文化，反过来又促进“韩国目的地旅游”品牌的塑造，成为这一品牌的又一诱因。

搞旅游创意，非策勿扰，目前，中国出现了大量的高尔夫度假区、海景住宅区、温泉度假村等地产项目，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抄袭行为，这就很难成为真正的创意旅游地产，也无法实现理想的高附加值。

当然，我们有些地方这方面做了一些积极的尝试，比如李时珍故里――湖北蕲州，首先建成了蕲州李时珍府、荆王府，明代集市的明清影视城，然后拍摄的46集大型电视连续剧《大明医圣李时珍》，再借“李时珍”的名气投资35亿开发六大景区组成的李时珍国际健康文化旅游度假区。

如果只论自然资源，中国、韩国各有千秋，但是如果来比较一下双方旅游资源所固有的文化含量，那么中国显然胜于韩国，但我们创意旅游却差强人意，旅游由此看来，我国各旅游部门只要在高起点规划的基础上打好创意这张牌，政府再发挥其主导作用，我国的旅游业定会迎来更灿烂的春天！

国家公园模式：生态与开发并重

杨建美　杨彦锋

在世界多种生态环境保护和开发模式中，国家公园是其中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管理模式。国家公园不同于我国现行的自然保护区，也不同于完全开放的风景名胜区或国家森林公园，是介于严格的自然保护区与完全开放的旅游开发和风景名胜区之间的一种保护体系。国家公园保护体系的这些特征为我国寻求保护自然资源和开发旅游资源的平衡中提供了管理参照。

国家公园模式是一个由政府主导并具有灵活性，对重要自然区域进行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有效管理体制。通过较小面积为公众提供欣赏自然和历史文化，实现繁荣地方经济、促进科学研究和国民环境教育，使大面积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目前，世界上已有9000多个国家公园遍布各大洲，不仅有效地保护了公园内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而且还成为吸引世界各地旅游者的最重要的旅游胜地，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国家公园的发展历史

1872年建立的黄石国家公园是美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园，也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国家公园。1873年3月1日颁布的黄石国家公园法，是美国国会同意在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建立黄石国家公园的标志，作为一个“为了民众的福祉和享受而建立的公共公园和娱乐区”，因此，黄石国家公园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公园运动。

在黄石公园成立的随后几年里，美国国会又授权成立了一些国家公园和纪念地，这些保护地大多都位于西部，属内政部管辖。当时，美国还没有一对各种公园保护地单元进行统一管理，美国战争部和农业部森林局还管辖有一些自然的和历史的保护地。

1916年8月25日，威尔逊总统签署了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案，国家公园管理局就此诞生，当时管理的国家公园和纪念地总共为35个。“1933年执行令”将原来森林局和战争部管辖的56个国家纪念地和战争地划归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这对后来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形成意义深远。

197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一般授权法”为国家公园系统的存在找到法律依据，“发端于1872年的国家公园系统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包括优质自然、历史和游憩区域的保护网络，本法目的即为促成所有这些区域成为一个系统整体”。

国家公园是一种经典的资源保护与管理模式，在世界范围内被效仿和学习，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国家公园。1975年国际保护联盟对国家公园的定义也体现了对美国国家公园思想的认同，国家公园是一片“保留有1个或多个生态系统不被人类利用和侵占，其植物和动物物种、地貌遗址和栖息地具有特殊科研、教育和游憩的价值，或其包含有壮丽的自然景观的区域”，“得到国家最强有力的保护，尽可能地消除区域内的利用或占用，使那些促使国家公园建立的生态、地貌或审美的特征得到有效尊重”。

在经历了130多年发展后的今天，美国国家公园更加成熟和完善，包括将近400个公园地区（或单元，Units），广泛分布在49个州、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美属萨摩亚、关岛、美属波多黎各、塞班岛和美属维尔京群岛，覆盖了8,400多万英亩的庞大的自然资源保护系统，所囊括的资源类型从自然景观（如阿拉斯加冰河湾国家公园的冰山、缅因州阿卡迪亚国家公园的山脉和湖泊、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的火山等）到人文景观（如奇卡莫嘎-卡塔努嘎国家战争公园、纽约中心公园，自由女神像等）。国家公园地区具体包括国家公园、纪念碑、战场、历史遗迹、湖滨、纪念公园、休闲娱乐地区、河流和步道等20多项资源类别。平均每两年国会会议都会成立4―5个新的公园地区，公园数目的增长自1970年以来已达到50%。这些保护单位集中了美国大部分最为壮丽的景观，最有价值的历史和考古遗迹，以及最优秀的文化资源。

美国国家公园模式的特点

鉴于国家公园模式起源于美国，虽然在其后的国际化发展中形成了许多不同发展模式，但美国模式仍是其中较为成熟、影响面较广的模式，这一模式包含如下特征：

从管理目标看，国家公园注重生态保护与旅游展示的统一。美国国家公园具有生态保护与游憩利用两大功能，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发展，尊重人们欣赏美景、接受自然教育的权利，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管理游憩活动，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从管理体制看，国家公园强调自上而下的统一、垂直管理。美国国家公园的管理实行垂直管理制度，由隶属于内政部的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国家公园的统一管理，不受所在地行政权利的干涉，是一个国家所有、部门负责、单一管理、顺畅高效、职能有机统一的管理体系。管理局不以盈利为目的，不直接参与公园的盈利活动，通过特许经营制度，实行管理与经营的分开。

从经费来源看，国家公园强调国家所有、由国家财政予以保障，美国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经费主要由国家财政予以保障。根据美国2009年财政预算，美国政府在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土地和设施运营、维护等方面的预算为21.31529亿美元。此外，除政府投入外，国家公园管理局还有一套广泛的社会经费来源渠道，这部分经费构成和政府投入总额几乎对等。

从法律保障看，国家公园重视完善管理的法律依据和保障，美国国家公园形成了以国会立法为核心，包含主干立法、专项立法和单元立法等三个层次的立法体系，以及一个涵盖立法、法规和规章制度，并覆盖宏观性、操作性和决策与措施执行三个层面的管理政策体系，为国家公园的成立、边界划定、规划、预算、游憩服务等各个方面提供着系统完备的法律依据和保障。

从土地所有权管理看，国家公园多数土地已收归国有、无土地纠纷。美国自然保护运动发起的时间早，很多国家公园都是在没有人类侵占的荒野地区建立起来的，加之其后期充足的土地征收经费投入，并采取多样化的土地权属管理措施，国家公园土地权属基本属于公园管理局所有，土地问题基本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在管理中土地纠纷少。

在资源管理方面，国家公园的分区分类管理更科学和灵活，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管理范围分为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两大类型，同时又细分为20多项管理类别，并制定有对应的类别管理措施和保护目标，使管理类别和管理措施之间建立了必然的关系。

在规划决策管理方面，国家公园强调围绕管理计划和技术标准体系展开，美国国家公园系统规划决策是一个联系公众、个体、公园管理者以及公园工作任务和评价的制度体系，是一个持续和灵活的循环系统，由具有法规效应的宏观总体管理规划、战略规划、实施规划和年度实施效果规划及报告等多个层次组成，保证了美国国家公园决策过程的合理性、分析性、公众参与和可靠性。

贴士：

什么是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在IUCN保护地类别体系中属于第二类别，指满足如下三个条件的天然的陆地与/或者海洋：

1.为当代人和后代提供一个或多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2.排除任何形式的有损于保护地管理目的的开发或占用。

3.提供精神、科学、教育、娱乐及参观的基地，所有上述活动必须实现环境和文化上的协调。

国家公园由谁认定？

国家公园通常必须由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所有和行使管理权，但是，也不排斥由另一级别的政府、当地人组成的委员会、致力于保护地长期保护的基金会或者合法成立的团体所有和管理。

国家公园的入选标准是什么？

第9篇：景区规划定义范文

目前，建立自然保护区仍然是世界各国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途径之一（Rodrigues等，2004）。世界发达国家自然保护区的面积一般占国土面积的10%以上。我国自1956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以来，自然保护区的规模增长很快。截止2009年底，我国已设立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2541个，陆地自然保护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4.7%，居世界前列。自然保护区属于国有公共资源，但在自然保护区的投资建设中，中央及地方财政投资比例较低。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缓解资金困境、提高财政收入，纷纷出台支持自然保护区旅游发展的政策，并通过出让经营权的方式鼓励民间资本介入自然保护区，投资开发旅游资源（郑向敏，2005；张进福，2004；阎友兵和陈喆芝，2010）。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底我国已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300多个自然保护区出让了经营权（郑向敏，2005）。到2008年底，我国约500多个自然保护区出让了经营权，民间资本介入自然保护区已成为趋势。据资料分析，民间资本介入主要表现为一定年限的买断经营权、租赁经营、承包经营、协议开发、投资开发以及上市公司拥有经营权等方式，与此同时，一些自然保护区通过挂牌出让经营权的方式引入民间资本，如表1所示。

然而，资源是稀缺的，任何一种与资源配置有关的选择都存在机会成本。资本的逐利性、经济回报和对资源的占有欲成为民间资本进入自然保护区的主要动力。在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和生态保护立法尚未健全、政府相关部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民间资本介入自然保护区有可能带来自然资源的过度和无序开发，造成诸如重经济轻保护、“圈地”、寻租腐败等诸多严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然资源的公共性、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特点（依绍华，2003）。民间资本的主体、地方政府等相关群体成为直接受益者，但正外部性的权益和外部不经济性的责任却缺乏有效匹配，导致环境破坏、自然资源保护不力等问题不断加剧，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为此，如何规避民间资本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确保民间资本介入下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的保值和增值，是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过去几年，学术界也曾对民间资本介入自然保护区的问题进行过一些探讨（郑向敏，2005；张进福，2004）。多数研究倾向于关注民间资本主体的事前监督，如在经营权转让时，明确自然保护区经营主体的资格（张进福，2004），合理确定自然保护区经营权转让的年限（阎友兵和陈喆芝，2010），准确评估自然保护区经营权转让的价值（刘敏、陈田和石学勇，2007）。也有研究强调从地方政府角度对民间资本主体实施事后监督，如建立适当的激励约束制度（郭淳凡，2010）。但尽管如此，理论还是明显滞后于实践。本文基于价值链及价值链治理理论，将民间资本介入作为驱动因素，将处于相对静态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置于其价值实现的动态活动之中，通过构建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链模型，探索民间资本介入模式下实现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在理论上具有创新意义，在实践中将为生态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提供决策依据，为规范民间资本主体的市场行为提供科学参考。

二、自然保护区及其管理模式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的定义，自然保护区是指“为了保护和维持生物多样性、自然及相关文化资源而特别划定的，通过立法或者其他有效手段进行管理的陆地和/或海洋区域”（IUCN，1994）。由此可见，自然保护区实际上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中界定的狭义自然保护区，而且包括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多种类型的自然区域。

自然保护区作为一个特殊区域，既承担着提供生态服务等公共产品的功能，又承担着提供旅游服务产品的功能，所以单一的管理者提供这两类服务并不合适（依绍华，2003）。国外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式已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美国于1965年颁布了《特许经营政策法案》，由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选择某项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投资者或经营者，明确其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经营某项公共产品或者提供某项服务。民间资本以特许经营的方式介入自然保护区（Joachim，2006），较好地解决了自然保护区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立”的问题。在国家公园联邦所有的情况下，政府严格执行监督和管理职能，民间资本从特许经营中获利并使游客和消费者从这一模式中获益。在加拿大，自然保护区管理实体已由政府机构转变为“公司+政府”模式。这意味着机构归政府所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机构投入经费约占20％，企业自筹经费百分比逐年上升（Joachim，2006）。在德国，联邦政府不拥有土地，中央政府只负责相关政策及立法，自然保护区实行的是比较典型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模式大体上可分为三类：（1）政府主导开发、企业参与投资；（2）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民间资本开发部分景区；（3）完全由民间资本买断经营权（宋国琴和陈国营，2003）。图1简要表示国内外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模式。

三、生态服务价值的概念和类型

自然保护区丰富的生态资源能够为人类提供有价值的生态服务（Hockings，2003）。早在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生态服务的重要价值，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Costanza，1991；Costanza、D’Arge，et.al，1997；Faber、Costanza和Wilson，2002；Herendeen，1998；Fisher、Turner和Morling，2009）。20世纪90年代后，康斯坦茨（1991）和戴利（1997）对生态服务价值及评估方法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康斯坦茨等指出，生态服务是人类从生态系统功能中直接或间接获得的收益。其中，生态系统功能泛指栖息地、生物物种、生态资产或者生态系统的循环过程。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服务不仅包括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旅游、休闲娱乐服务，而且包括气候调节、食物生产、原材料生产、文化等在内的诸多服务类型。单纯从自然保护区旅游经济的角度看待自然保护区生态资源的价值，是极端片面的。在此研究基础上，生态服务功能被界定为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谢高地等（2008）进一步将生态服务划分为四种类型，即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和社会服务，并由31个因子组成。生态服务价值的评估对象可以归纳为5个主要方面：（1）全球性质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估，例如康斯坦茨对全球生态服务价值的分类和全面评估；（2）区域性生态服务价值评估，如对某些省、市或对某个流域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估；（3）对单个生态系统的评估；如对某个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某条河流、草原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估；（4）对物种及其多样性保护的评估；（5）对土地利用区域或人工开发区域的评估。生态服务价值的评估方法主要包括市场价值法、旅行费用法、机会成本法、意愿调查法等（Sutton和Castanza，2002；Mendelsohn和Balick，1995；Munasinghe，1992）。通过生态服务价值的研究，可以提供关于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以及支持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信息（Faber、Costanza和Wilson，2002）；有助于制定人类福利和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Costanza，1991），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p#分页标题#e#

尽管康斯坦茨等人对生态服务价值及其评估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之后的众多研究成果也给了我们极大启示，但由于生态服务本身的复杂性、实践的不确定性和研究的滞后性等原因，目前生态服务价值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张文霞和管东生，2008）。一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准确评估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的权威标准，研究尺度缺乏可比性，以致研究成果不足以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决策依据，这也给民间资本介入下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保值或增值的衡量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和挑战；另一方面，目前的研究主体多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且研究大多限于静态，计量结果只是货币化的资源存量数值，缺乏现实意义，对生态服务价值实现和转化过程的动态研究十分少见。事实上，生态资本是以资源形态存在的，是动态变化的。生态服务价值只是生态资本存在价值的一小部分，是功能和服务的价格赋值（Hockings，2003）。所以生态资本的运营十分重要，决定着生态资本的价值能够发挥和实现多少，其实现价值因途径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而有很大差异（Hein、VanKoppen和DeGroot，2006），但目前还没有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四、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链的内涵

波特（1985）认为，“每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运送和辅助41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活动，构成了企业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波特将价值定义为顾客愿意为企业产品或服务支付的价格，价值与创造价值的活动成本之间的差异，决定企业的利润。运用价值链的思想对企业进行管理，强调企业应该从系统的角度考察经营绩效，对价值链上的各项价值活动进行协调以提高整体绩效，而不是追求单项价值活动的优化（Kaplinsky和Morris，2001；Kaplinsky、Memedovic、Morris和Readman，2003）。在波特（1985）看来，不仅企业内部存在着价值链，价值链还存在于一个更大活动流的价值系统之中。如供应商为企业提供原材料、机器设备等外购投入，形成供应商价值链；企业的很多产品需要通过销售渠道才能到达顾客，形成渠道价值链；而企业的产品到达顾客后，最终会成为顾客价值链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企业内部存在着价值链，上下游关联的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价值的传递、转移、增值，也构成了价值链。企业价值链与供应商价值链、渠道价值链之间形成了纵向联结。供应商或渠道商的价值活动方式会影响企业的价值活动，反之，企业的价值活动方式也会影响到供应商或渠道商的价值活动。这意味着波特的价值链模型不仅可以用于分析企业内部价值活动，而且可以用于行业层面，分析“一项产品或服务从提出设想，经过不同阶段的加工传递给消费者，到消费者使用后的处置这整个过程中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活动”（Kaplinsky和Morris，2001）。价值链理论立足于明细的局部分析和整体的结构组合，以及精确的片段研究和衔接的流程组合，不仅能用来分析特定组织内部的行为，而且可用于研究整个系统流程的优化，是对社会、经济、环境各个不同层面进行探索的科学方法（Kaplinsky、Memedovic、Morris和Readman，2003）。

价值链理论已广泛应用于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多个行业的研究（Kaplinsky、Memedovic、Morris和Readman，2003；Willem，et.al，2006；Dolan、Humphrey和Harris-Pascal，1999；Gereffi，1999；Buyukozkan、Feyzioglu和Nebol，2008），但在生态服务领域几乎是空白，运用价值链理论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的相关研究十分少见。如前所述，生态系统能够为人类提供生产、调节和文化等价值巨大的服务，但是，很多类型的生态服务并不是天然就能为人类利用，而是需要经过设计、生产、销售、运输和辅助等价值活动才能到达人类手中，如绿色食物、药材、木料以及旅游、休闲娱乐服务等。这个过程中的一系列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活动构成了生态服务价值ChinaManagementStudiesvolume7（1）42链。在生态服务价值的实现过程中，生态系统作为生态服务“唯一”的源头，是整个过程的起点，其中经过从开发规划、基本建设、产品设计、生产过程、市场营销到废物回收利用等全过程的活动，生态服务的价值被传递、转移、增值（或贬值），最终到达消费者，此时生态服务的价值得到实现；消费者享受生态服务的同时需要做出经济的或者非经济的补偿，这种补偿又通过一系列环节的传递、转移，返回到生态系统，提高（维持、或降低）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实现生态服务价值的持续循环（不变、上升或下降）。这一系列活动过程就构成了生态服务价值链。

结合生态服务与价值链的概念，生态服务价值链可以定义为，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从产生直到最终传递给消费者所经历的一系列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活动。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服务价值链，就是指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从产生直到最终传递给消费者所经历的一系列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活动。自然保护区作为生态系统天然的“本底”资源，对资源的开发、运营方式和水平都直接影响着生态服务价值的传递、转移和实现路径。如图2所示，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服务价值链是一个动态循环的链条。正向链条以价值的传递为方向，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作为生态服务的“原材料”，是整个价值链的起点，生态系统经过经营主体的规划、开发成为生态产品或服务，通过营销最终到达消费者，生态服务的价值得到实现；而逆向的链条则根据资金的流向，消费者享受生态服务须支付一定货币，其中一部分投入到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再开发，实现生态资源的保值（增值），最终实现生态服务价值的可持续循环。

传统意义上，我国自然保护区属于国有公共资源，政府在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的传递、实现和分配过程中承担着多重角色。自然保护区的管理部门作为政府机构，既是自然保护区的监管者又是实际上的经营者。这种“监管”与“经营”职能并存的局面使自然保护区的管理部门难以做到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依绍华，2003），容易导致自然保护区出现资金投入不足、规划水平不高、监督力度不够等问题。近年来，民间资本以多种形式介入自然保护区，企业逐渐成为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链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如图3所示，虽然打破多年来自然保护区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统一的局面，改变了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链的传统结构，但不同经营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同，而这些行为驱动因素必将影响到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链的其他环节，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的传递、实现和分配带来深刻影响，同时也影响着生态服务价值的最终产出。#p#分页标题#e#

五、民间资本介入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链的结构及治理

（一）民间资本的内涵和特征

到目前为止，民间资本的概念并没有形成一致认可的权威界定。我国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民间资本进行了不同的解释。本文中的民间资本是相对于政府资本而言的。政府资本是按照国家政策意图、产业政策需要来配置的资本，不以盈利为目的（杨天荣，2010；王丽娅，2003），主要包括财政预算内资本和政策性银行提供的纳入国家投资计划的信贷资本两个部分（王丽娅，2003）。而民间资本则定义为除政府资本之外的所有国内资本，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拥有的资本（杨天荣，2010；王丽娅，2003）。民间资本的投资总额由总投资额扣除政府资本、外商资本之后得到。

民间资本包括货币、实物、知识三种资本形态。具体来说，民间资本既包括现金、股票、债券、基金等货币形态的资本，也包括固定资产、机器设备等实物形态的资本，还包括科研成果、专利技术等知识形态的资本（王丽娅，2003）。与政府资本相比，民间资本具有显著不同的特征。首先，政府资本是非营利性的，民间资本则以利润最大化为投资经营目标，具有典型的逐利性特征；其次，驱动民间资本投资的是私人利益或私人意志，政府资本投资则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或集体意志；此外，民间资本的投资由市场机制进行调节，政府资本投资往往是由政治机制调节（王丽娅，2003）。

（二）民间资本介入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链的结构

本文主要探讨民间资本通过买断经营权的模式介入自然保护区，民间资本主体拥有自然保护区主导经营权的情况。买断经营权是指民间资本主体支付一定的资金从政府手中买断自然保护区一定期限内的产权，完全由民间资本投资运作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和建设。在民间资本买断经营权的模式下，民间资本主体取代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成为自然保护区的主导经营者，享有经营权和收益权，政府则只享有自然保护区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王凯和谭华云，2005）。如图3所示，民间资本介入下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服务价值链是一个闭合的、循环的链条。一方面，左向链条以价值的传递为方向。民间资本主体承担自然保护区的经营者角色，通过投入资金对生态系统进行规划、开发等价值活动，不仅在生态服务与消费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且直接影响生态服务的价值。经过规划、开发，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服务既可以直接销售给消费者，使生态服务的价值得以实现。也可以通过营销渠道的各种营销活动，使生态服务最终到达消费者，生态服务的价值得以实现。另一方面，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链中的右向链条则以价值分配为方向。首先，消费者必须支付一定的货币才能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其次，生态服务价值链中的各个环节对消费者支付的货币进行分配，形成各个环节的收益和利润；最后，一部分货币需要重新投入到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再开发，以实现生态资源的保值甚至增值，进而实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服务价值的良性循环。虽然有学者认为，民间资本介入自然保护区使得自然保护区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互分离，这并不必然会带来自然保护区生态资源的破坏（钟勉，2002），但不容忽视的是，民间资本的逐利性本质极有可能导致民间资本主体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即为了自我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钟勉，2002），造成自然保护区生态资源的过度和无序开发，与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背道而驰（郭淳凡，2010）。尤其是当前我国自然保护区经营权转让年限较长，相关立法不完善，政府监管缺位，民间资本介入自然保护区带来的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在民间资本介入的自然保护区，探索如何规避民间资本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民间资本介入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链的治理

在民间资本介入的自然保护区，规避民间资本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协调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归根到底也是一个治理问题。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就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组织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Weiss，2001）。在之前的研究中，曾有学者指出地方政府与民间资本主体之间进行有效治理，增强地方政府对民间资本主体的监督，抑制民间资本主体机会主义行为的重要性（郑向敏，2005；郭淳凡，2010），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生态保护问题都可以单独通过政府的协调和控制得以解决，很多时候，公共、私人以及非营利性组织在生态保护问题方面的共同参与往往能起到更加有效的治理作用（Erku-ztürk和Eraydn，2010）。

民间资本介入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链上，各个组织、企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依赖，共同传递生态服务价值，并分享生态服务创造的收益。因此，加强自然保护区民间资本主体的治理，不仅要重视地方政府与民间资本主体之间的治理，有效协调民间资本主体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要重视整个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链的治理，发挥其他组织、企业对民间资本主体的监督和约束作用，协调民间资本主体与生态服务价值链上其他企业之间的关系（Erku-ztürk和Eraydn，2010）。

价值链的治理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十多年前，格里菲（2005）等学者就提出了价值链治理的必要性，他们的研究奠定了价值链治理理论的基础框架。总的来说，价值链治理就是“通过价值链上企业之间的关系安排和制度机制，实现价值链内部不同经济活动和不同环节间的非市场化协调”（Humphrey和Schmitz，2001）。在价值链上，不同成员之间的权力并不一定是对称的。有时候，价值链上的关键成员往往主导着价值链上不同成员之间的劳动分工，并通过设定标准，控制着价值链上其他成员的行为。也就是说，价值链的主导者变成了价值链的治理者（程度随其在价值链中的权力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些治理者不需要拥有所有权，却能对整个价值链进行控制。当价值链上的某个成员要求其他成员遵从外部设定的标准或将外部设定的标准引入价值链中，就会形成价值链的治理。没有治理的价值链只是一连串的市场关系。市场治理运行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

在现有文献中，价值链的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链的治理研究几乎是空白。本文认为，民间资本介入自然保护区，成为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链上的重要环节，可谓“双刃剑”，必将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链上的其他相关环节产生控制和连带影响。从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链的治理角度探索对民间资本主体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的有效途径，是有效且可行的。#p#分页标题#e#

六、实践启示与未来研究方向

（一）系统认识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的重要性

正如康斯坦茨、戴利等学者所言，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服务不仅包括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旅游、休闲娱乐服务，而且包括气候调节、食物生产、原材料生产、文化等在内的诸多服务类型（宋国琴和陈国营，2003）。因此，本文认为，民间资本介入自然保护区之后的经营绩效，不能单纯从自然保护区旅游经济的角度来衡量，而应该从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整体服务价值来衡量。然而，由于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本身的复杂性，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准确评估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的权威体系和标准，这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

（二）民间资本介入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链的结构优化及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