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的理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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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态旅游的理论范文

旅游业的发展异常迅速，所以其产生影响的范围也比较大，在对旅游也实施管理的同时，将受到与旅游业相关的多个方面的影响，具体的影响可以分为内在影响因素和外在的影响因素。

（一）对社区生态旅游管理的内部影响因素内部的影响因素主要在于开展社区生态旅游活动的本地获益人，这些获益的人通常是社区内的居民，社区居民在获利的前提下，会自觉的、积极的参与到对社区生态旅游的进行和开发当中，这就能够更最大限度的发挥社区旅游的开发作用。所以对社区生态旅游进行管理的主要是要对这些内部因素的获利人群进行调控。内部因素除了当地获利的群众和居民之外，还包括了旅游公司以及政府单位，这三者的关系是密切关联的，在旅游这个领域内做到相互合作的同时，又产生相互制约的作用，这就互相实现和促进了社区生态旅游的发展。

（二）对社区生态旅游管理的外部影响因素外部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指非政府组织、一般意义上的旅行者以及一些外在环境的影响。社区的生态旅游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切实提高了社区居民的利益，但是并不能说明就可以在进行规范管理的时候忽视旅游者的真正需求。事实上，不论旅游业如何的发展和改革，旅游者在旅游业的发展当中都始终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同时有一些非政府的组织在社会活动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使其很快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认可，而且成功的在政府和群众基层之间建立起了一条有效的沟通纽带。主要体现在，在一些社区生态旅游的开展当中，一些非政府的组织能够充分的发挥其内部咨询、协调、沟通等能力，并通过其自身所具有的，被社会所承认和认可的影响力，结合一些运用合理的手段来对旅游活动进行干预，从而实现维护当地居民的利益以及充分的展示当地生态文化的特色和多样性的目的[2]。

（三）社区素质对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模式的影响社区素质是由各个社区主体的素质来共同决定的，社区素质对社区生态旅游管理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以下从这几社团的素质来对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模式的影响展开讨论。（1）当地政府的影响，和生态旅游有关的政府部门其职能主要包括了环保、建设、林业、农业、宗教等等，这些不同的职能和层级的相关政府行政部门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建立的管理体制、配备的人员等都是决定了政府素质的重要因素，而且都对社区生态旅游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生态的旅游的发展和管理也会涉及到这些政府部门的相关权责分配和利益的分配格局[3]。（2）旅游企业的素质，旅游企业存在着许多负面性的影响，通常被人指责为利欲熏心、鼠目寸光的机构，而这正好从侧面说明了旅游企业努力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旅游形式的重要地位。社区生态旅游的发展就要求旅游企业必须建立起保护当地自然人文资源和提高当地经济水平的社区生态旅游管理模式，需要其具有一定的责任感和旅游方面的专业素质。（3）社区居民素质，社区内的居民和当地的自然历史以及文化资源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促使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生态旅游管理当中对于社区生态旅游的发展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生态旅游的管理当中就必须要求社区居民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经济水平以及相应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生态观念等等素质[4]。

二、社区生态旅游管理中面临的问题

社区生态旅游是一种符合当代社会人群旅游观念的旅游模式，不过由于这种旅游模式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同时缺乏一些系统的、科学的管理，而且这方面的法律制度也较为缺失，这就导致在运行的过程中出了先了一系列的问题[5]。

（一）社区居民难以发挥主体性作用社区生态旅游模式和传统的旅游模式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社区生态旅游将本地的居民进行了定位，同时以社区的形式有效的设定的旅游活动的主题，从而促使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地位，在整个社区生态旅游的发展、推进和创新当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而阻碍这种发展趋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一些社区生态旅游的旅游发展理念没有做到及时的转变，导致那些传统的经营模式仍然在持续的运行并发挥其作用，这样就间接的忽视了居民所处的核心主体地位[6]。主体性地位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一些居民在进行社区生态旅游经营的同时所面临的被动局面，而有相当一部分的居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相应的参与度和决策权都稍显不足，使得社区生态旅游的概念出现偏移，这样就严重的违背了建立社区生态旅游模式的最初发展目的。所以在加强社区生态旅游管理的同时，还需对本地居民进行积极的引导，从各方面进行教育和规范，从而达到提升其主体意识的目的[7]。

（二）对本地文化造成冲击，出现地方性人文缺失的情况旅游业的发展给当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旅游目的地的环境和文化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很多时候这种冲击和破坏是无可避免的，将直接导致本地的文化特色出现断层的情况，从而给文化多样性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作用。所以，发展社区旅游业的同时要做到开发和保护两者相协调，做到经济增长和文化建设相协调。不过，由于一些管理水平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作用，很多地方性文化特色在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渐渐缺失。比如一个地区在未进行开发之前，居民们的生活都是保持着本地传统的生产和生活的方式，而当社区生态旅游在当地开发和发展时，本地的大部分居民就会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纷纷参与到旅游活动当中，从而进行组织旅游和经营的活动。虽然居民们积极的参与社区生态旅游的建设当中是生态旅游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本地的文化和习俗传统开始慢慢消失[8]。

（三）旅游企业的管理不善我国旅游业发展一直以来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旅游企业的管理水平不高，这种管理水平不高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而对旅游业的发展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1）旅游企业的低价竞争造成了整个旅游行业的服务质量下降。这是我国旅游市场如今最明显的问题，主要是受到国民消费临和市场竞争加剧的缘故，使得大部分的旅行社开始进行不同程度的低价竞争，这种行为不但旅游企业本身利润难以保障，而且其服务质量也难以提高[9]。（2）旅游企业的旅游产品创新力不足。这种创新力不足主要表现在旅游项目以及形式较为单一方面。社区生态旅游的亮点是在居民和游客的参与上，不过由于受到旅游企业的固定行程安排的影响，使得社区生态旅游变成一种传统光形式的旅游，从而丧失了其原有的价值及意义，违背了社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10]。

三、改善社区生态旅游管理的措施

（一）引导社区居民主导参与到社区生态旅游的管理工作当中社区居民在社区生态旅游当中处于主体地位，有权且有义务去参与到社区旅游的管理工作当中，而为了切实保障社区居民的相关权益，可以制定好景区旅游的发展方向，积极正面的听取居民们的意见，听听居民对于开发旅游的看法和相应的要求，同时要将他们的要求进行综合考虑。另外，可以建立一个互相之间的交流平台，可以利用这些平台来向居民们宣布和通知一些较为重大的事或者制度等，而针对居民们内部出现的一些矛盾及问题则要通过建立一个完善的协调处理部门来解决，做到实时了解民心，及时解决问题[11]。

（二）构建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利益的合理分配，能够保证社区生态旅游健康、顺利的发展，所以必须对此起到高度重视，针对这个问题建立其完善、科学的分配及补偿机制，而且本地政府也应当尽力保障居民们的利益，积极的鼓励居民们从事相关的生产经营，促使居民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另外，政府也可和一些相关的企业进行合作，从而给一些居民提供信贷服务，使得居民们能够利益贷款来开发相应的旅游项目，不过，这就涉及开发过程中的技术问题，所以促进居民们提高自身知识文化素质也很重要[12]。

（三）强化社区内居民的旅游意识一些开发生态旅游的地方，通常老人孩子会比较多，大多数的青壮年一般都在外地工作，所以留在社区内的居民其本身文化知识普遍不高，对于相关的旅游知识缺乏严重。针对这个问题，政府以及相关的部门就应当进行积极的配合做好对居民们的旅游知识培训工作，促使居民们能够对旅游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还需对居民的相关生态环保意识起到重视，并加以积极的培训，使得一些游客来到某栋老宅子之后，当地的居民能够详细为游客进行讲解。

四、结语

第2篇：生态旅游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生态伦理

[中图分类号]P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09―0079―07

1 引言

保护生态环境，加强生态伦理建设是当今全人类所面临的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也出现了乡村水资源和生态环境恶化，耕地和生物物种减少，森林、草原等资源过度利用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近年来，乡村旅游在我国农村广泛兴起。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乡村环境出现了一些生态恶化的新问题。乡村成了我国生态伦理建设的薄弱环节。

目前，围绕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村非农产业收入，各地对原有农业资源的开发力度增强，尤其是对生态农业资源的旅游经济价值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挖掘。乡村的生态伦理及生态意识对生态农业旅游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乡村地区的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呼唤着新的生态伦理观念，而新的乡村生态伦理观念又将驱动人们走上一条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而，眼下进一步加强乡村生态伦理建设的研究和实践就更有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以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的“农业一旅游”复合生态经济系统为例，研究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在构建乡村生态伦理中的作用，为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的优化发展提出建议，为地方政府更好地处理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旅游发展、乡村生态伦理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依据。

2 研究背景与研究对象

恭城瑶族自治县是广西桂林市所辖的一个少数民族山区县。综合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经济时报和桂林当地等媒体的报道，这个昔日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县，经过20多年的生态农业发展建设，探索出了“养殖－沼气－种植”(也叫“猪－沼－果”)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简称“恭城模式”)，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和“无公害水果生产基地”。截止2006年4月，恭城有沼气用户5．725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8％，人户率全国排名第一；粮食产量连续10年增长，养殖业以年50％的速度增长，水果每年以40％增长，人均水果面积、产量、收入都名列广西前茅，而且无公害水果面积占广西无公害水果面积50％以上。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3年的266元增长为2005年的2850元，不少村子人均收入超过5000元。如今，“恭城模式”的生态链、产业链不断延伸，催生了恭城的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旅游，正在形成“养殖一沼气一种植一加工一旅游”五位一体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红岩村位于县城南部的莲花镇，因创造“恭城模式”和据此为平台发展以生态农业旅游产品为中心的乡村旅游闻名。根据深入实地调研和综合媒体报道，红岩村从2003年开始发展生态农业旅游以来，大力开展富裕生态家园建设，兴建了43栋具有现代文明设施的乡村别墅，有客房170间、床位340张，还修建了瑶寨风雨桥、滚水坝、梅花桩、旅游登山道、停车场等旅游设施，并成功地举办了三届旨在推销本村生态农业主打产品――月柿和吸引人气的“恭城月柿节”。两年多来，该村累计接待旅游者36万人次，村民非农业收入人均达7000多元。最近，被确定为“全国生态农业旅游示范点”。2006年2月28日，桂林市在红岩村隆重地举行了“桂林乡村游”开幕仪式，拉开了桂林开展“中国乡村游”的序幕。

伴随着恭城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发展过程，作为生态农业旅游目的地的乡村也随之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迁。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对乡村旅游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其中，对乡村生态伦理的构建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并引入关注。因为，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在冲击着传统的生活习惯和思维定势，促进当地村民构建起新型的先进的生态伦理观念，树立起现代文明的社会风貌。也就是说，从思想意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决定着当地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的方向。先进的乡村生态伦理观的确立是生态农业旅游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而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将深刻地促进乡村生态伦理的构建。

3 问卷的设计与发放

3．1 问卷设计目标

调研在全面了解当地发展生态农业旅游状况的基点上，以其对乡村村民生态伦理观念形成的影响和建设水平为总目标。

3．2 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分为人口统计特征、公共生态意识、地区生态意识和生态价值意识等4个部分。其中，纳入分析的问题44个，表明样本生态意识状况的问题36个。

3．3 问卷发放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收回有效问卷103份。在被调查对象中，男性59例，占57．3％，女性44例，占42．7％；从年龄阶段来看，受访者最小15岁，最大74岁，基本涵盖了各个不同年龄段人群，其中15―34岁的青年人42例，占40．8％，35―54岁的中年人53例，占51．5％，55―74岁的老年人8例，占7．8％，各年龄段所占比例基本符合当地人口特征；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的23例，占22．3％，初中56例，占54．4％，高中20例，占19．4％，大专及以上4例，占3．9％；从人均旅游收入角度来看，无旅游收入者30例，占29．1％，旅游收入在2000元以下者24例，占23．3％，旅游收入在2001―4000元之间者23例，占22．3％，旅游收入在4001―6000元之间者15例，占14．6％，旅游收入在6001元以上者11例，占10．7％。这些指标反映出随机抽样所获样本的基本特征：涵盖了当地生态旅游乡村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较高的研究价值。

3．4 问卷设计方法

采用专家效度法指导问卷题目设计，在确定重点调查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时，采用德尔菲法对大量指标进行筛选，以确保调查的有效性和准确性。问卷研究采用SPSS软件对收回问卷作信度分析，采用克农巴哈的阿尔法模式(Cronbaeh’s alpha)，用项内平均相关系数评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4 调研结果分析

4．1 基本概况

在对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中，本文首先采用SPSS软件对部分问题进行了频数分布分析，以期直观地了解问卷得分的大体情况，然后对乡村生态伦理的构建进行分析，做出进一步判断。结果显示：在对问卷全部44个问题的信度分析中，Cronbach’salpha＝0．851，Cronbach’s alpha Based On Standardizedltems＝0．953，说明该问卷设计合理，内部一致性良好，所获结果可靠性较高。

4．2 问卷结果分析

4．2．I 公共生态意识结果分析

公共生态意识部分问卷结果表明：明白生态环境这一概念的人只占全部调查对象的25．2％，比例偏低，这说明当地在发展生态农业旅游过程中，关于生态方面的教育宣传力度不够，大部分村民还不太明白生态环境的内容。调查同时显示，当地乡村村民生态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从没听说过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人占全体调查对象的32％，虽然听说过但知之甚少的人占54．4％。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即便村民对生态环境的理论范畴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内容不甚了解，但朴素地认为生态环境重要或者很重要者所占的比例高达83．5％。调查还发现，作为生态农业旅游目的地的村民，不知道当地有环保部门，或者说没有与当地环保部门打过交道的比例竟高达82．5％，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地的生态农业旅游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环保部门的导向监督作用有待加强。问卷通过对受访者的态度测度，来确定其公共生态意识的强弱。这些问题划分为两类：一类重在测度经济利益相关条件下受访者对公共生态的态度；另一类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了解受访者对公共生态环境保护的态度来判断其公共生态意识强弱。分析结果显示：该生态旅游区村民在第一类问题上的得分明显低于第二类问题。在第一类问题的回答中，有67％的人认同“人是最重要的，自然界是为人类服务的”这一说法，认同“为了维持经济发展的高速度，生态环境作一些牺牲也是值得的”人占到44．7％。在第二类问题的回答中，55．3％的人认为生态环境保护要从现在做起，88．3％的人认为生态环境保护要从我做起，73．8％的人认为生态环境意识是衡量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更有87．4％的人认为保护生态环境是每个人的义务。初步分析发现：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往往使人们忽视生态环境保护，这导致了第一类问题得分偏低。与此同时，当地以生态农业旅游为龙头的生态经济的发展给农民带来新的生态观，以及农民们对于一些口号的耳熟能详使得第二类问题得分偏高。由此可见，村民生态意识的加强除了有赖于其素质的不断提高外，也与生态环境改善是否会给村民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以及教育宣传的力度息息相关。

4．2．2 地区生态意识结果分析

地区生态意识部分调查显示：村民对本地生态环境的评价较高，只有8．8％的受访对象认为本地生态环境状况不佳。与此同时，大部分人认为本地的生态环境还应继续改善，占受访者的65％。这一方面显示出本地村民对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村民对生态环境的恶化缺乏敏感和认识。在问卷的旅游生态意识调查分析中本文得到两类数据：第一类问题：村民对旅游有可能造成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的感知和认识，受访者中没有意识到游客到来将对当地水域造成一定污染的比例高达87．4％，没有意识到游客将给本地带来噪声污染的受访者比例为80．6％，没有意识到游客将给本地植被造成破坏的受访者所占比例为71．8％，没有意识到游客将给本地带来大量生活垃圾的受访者所占比例为65％，不认为游客大量到来将对本地空气质量造成影响的受访对象所占比例为90．3％，能判断出游客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的人只占受访者的24．1％。这些数据再次说明：目前，当地生态农业旅游正处于发展初期，村民的目光被牢牢地吸引在生态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生态环境的隐患。第二类问题：村民在发展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同时有一定程度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调查显示：当遇到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时，持观望态度的人与出面劝阻的人比例大体持平，分别为44．7％和55．3％。反对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限制游客数量的人数占全体受访对象的81．6％，而认为应对游客进行生态保护教育的人数占到受访对象的60．2％。这一结果与当地旅游发展所处的阶段特征相吻合，显示出村民对生态农业旅游发展所持的非理性态度。

4．2．3 生态价值意识结果分析

生态价值意识部分调查显示：调查对象对生态价值的认识普遍较高，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提升本地社会知名度的人占全体被访对象的85．5％，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比例为82．5％，认为村民因此而更加热爱本地的比例为78．6％，而认为可凭此获得更多外来投资的占68．9％，认为村民因此而获得更多收入的占81．5％，认为村民因此而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的占74．7％，认为生态环境是本地旅游发展最重要因素的占85．4％，认为生态价值仍未充分开发的占到71．9％。以上数据说明，生态农业旅游的初步发展使得当地居民对生态价值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这将成为当地生态农业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基础。

4．3 生态农业旅游对红岩村生态伦理构建的影响分析

对问卷中部分问题所作斯皮尔曼(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问卷各部分得分与性别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P＝0．376>0．05)，地区生态意识与生态价值意识得分与年龄阶段也不具备显著相关关系(P=0．116，0．264>0．05)。乡村村民年龄与受教育程度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77。可见，影响问卷得分水平的主要因素为：旅游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两者之间比较发现：人均旅游收入与各部分得分的相关系数均大于教育程度与各部分得分的相关系数。因此，我们可以初步认为：人均旅游收入水平是影响本次问卷调查结果的主要变量，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本次问卷调查结果的协变量。

为进一步了解恭城县红岩村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对村民生态意识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对问卷所得的结果进行了协方差分析，得到了某些有价值的结论。

在协方差分析的第一步骤中，本文对人均旅游收入划分为5个组(0―4组)：依次为无旅游收入；旅游年收入2000元以下；旅游年收入2001―4000元；旅游年收入4001―6000元；旅游年收入6001元以上，对它们之间的线性趋势做出如下初步判断：①各旅游收入水平组的教育水平分布基本相同，无明显偏差；②各旅游收入不同水平组的得分与教育程度均呈现较显著的直线趋势；③各组直线趋势的斜率接近。从这几点中，笔者初步判断资料符合协方 差分析的要求，可以继续分析。在协方差分析的第二步骤中，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各组的总体斜率是否相等。输出的分析结果显示：旅游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交互作用在4部分得分中均无统计学意义，且P值较大，因此，可以认为各组斜率相同。在以上两个条件具备的基础上，协方差分析得以顺利进行。

首先，利用SPSS软件给出各组各部分得分对受教育程度的修正均数，并且比较各组修正后的均数之间有无统计学差异，进而定量揭示旅游收入水平对生态旅游区村民生态意识是否产生了显著影响。结果显示：旅游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均对公共生态意识、地区生态意识、生态价值意识以及生态意识得分有影响，P值分别为小于0．01和小于0．01，小于0．01和0．01，小于0．01和0．024，小于0．01和小于0．01。

按修正后教育程度为2．05的情形计算出各组修正均数及相应的可信空间，结果显示：公共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随着旅游收入水平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成为地区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的一个分界线，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以下各组地区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较低且相差不大，而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以上各组地区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较高且接近。生态价值意识得分均值也基本上随着旅游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长，但更多的表现为有无旅游收入各组之间的显著差距。汇总后，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呈现出明显而规则的随旅游收入增长而不断提高的趋势。具体分析结果如表1至表4所示。

表1是把受教育水平转化为相等以后，生态农业旅游收入水平不同的各组公共生态意识得分的修正均数、标准误差以及各组修正均数是否相等的假设检验结果。可见，在扣除了受教育水平对生态意识得分的影响之后，各组的公共生态意识得分差别有的具有统计学意义，有的则没有显著性。其中，无旅游收入组(0组)与其他各有旅游收入组(1、2、3、4组)的得分差异均具显著性，低旅游收入组(1组)与其他各组(0、2、3、4组)的得分差异也具有显著性。可见，在红岩村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中，直接获利较少的村民群体其公共生态意识的发展显著落后于直接获利较多的村民群体。统计分析显示：人均旅游年收入2000元以下组(0、1组)与人均旅游年收入2000元以上各组(2、3、4组)之间的生态意识发展水平呈现显著差距。因而在本研究中可以认为，人均生态农业旅游年收入2000元以上是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对乡村村民公共生态意识产生显著积极影响的一个界线。

表2是把受教育水平转化为相等以后，生态农业旅游收入水平不同的各组地区生态意识得分的修正均数、标准误差以及各组修正均数是否相等的假设检验结果。可见，在扣除了受教育水平对地区生态意识得分的影响之后，不仅中低旅游收入水平组(0、1、2组，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之间得分也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以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为界线，中低旅游收入水平各组与高旅游收入水平各组之间的得分差异具有显著性。由此可见，在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中，直接获利少的村民群体其地区生态意识的发展也显著落后于获利多的居民群体。在本研究中，人均生态农业旅游年收入4000元以上是生态旅游经济对村民地区生态意识产生显著积极影响的一个界线。这个差异界线之所以高于以上公共生态意识部分，是因为在本次地区生态意识调查部分中存在较多比较隐蔽且敏感的旅游生态问题，这些问题因为直接触及某些旅游经营者的既得利益而导致部分问卷得分偏低。事实上，在当地生态农业旅游发展的最初阶段，只有老资格且经营规模较大的旅游经营者才会深刻体会并正视旅游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本地在发展旅游以后的生态环境变迁，其他中小经营业主以及非直接利益者往往着眼于如何吸引到更多的游客来访，而对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

表3是把受教育水平转化为相等以后，生态农业旅游收入水平不同的各组生态价值意识得分的修正均数、标准误差以及各组修正均数是否相等的假设检验结果。可见，在扣除了受教育水平对生态意识得分的影响之后，无旅游收入组(0组)与有旅游收入各组(1、2、3、4组)的生态价值意识得分具有显著差异，有旅游收入各组之间的生态价值意识得分无显著差异，有无旅游收入成为影响生态价值意识得分水平的主要因素。可见，在本研究中，能否参与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并从中直接获利，是决定村民能否认识到当地生态环境潜在价值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只有在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中让村民真正得到旅游发展带来的实惠，他们对生态价值的再认识和态度才会因此而更加倾向于积极。

表4是把受教育水平转化为相等以后，生态农业旅游收入水平不同各组生态意识得分的修正均数、标准误差以及各组修正均数是否相等的假设检验结果。可见，在扣除了受教育水平对生态意识得分的影响之后，除部分相邻组(1组与2组、2组与3组)外，各组的生态意识得分差别均具统计学意义。由此可以认为：在红岩村的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村民旅游收入的提升，村民的生态意识将得到显著的提高，乡村生态伦理将得到积极的构建。

5 结论

从上述分析结论来看，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对恭城县生态农业旅游区的乡村生态伦理建设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是生态农业旅游的繁荣使当地村民收入普遍提高。经济收入增加和生活条件改善对村民生态意识提高的作用显而易见：一方面，他们有了吸收新观念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生态农业旅游收入的不断增加激发了他们提高自身生态意识的积极性。二是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为当地带来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流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当地乡村村民的传统观念，使他们逐步树立了先进的生态文明观。作为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区和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当地生态农业旅游区时刻虚心听取来自政府和学界的意见，并在这个过程中初步培养出符合当地生态经济发展规律的全新生态观；生态旅游在信息流的引入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三是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直接依托于当地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这给当地乡村村民以直观的示范意义，使他们对生态价值有了更高的评价，从而进一步调动了他们创造并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研究同时发现，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对于当地不同村民群体的生态意识影响程度是有显著差别的，不同旅游收入水平人群的生态意识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差距。其基本规律是：村民旅游收入水平越高者，其生态意识也就越强；且只有当旅游收入水平达到一定期望值时，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对乡村生态意识的影响才会显现。由此可见，在当地生态农业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仅要重视村民的广泛参与，而且应该设法保证每一个生态农业旅游参与经营主体能够在旅游发展中获得一定水平的经济收益。也就是说，对该生态农业旅游系统而言，理想的状况是要保证每个家庭都能较深入地参与到生态农业旅游发展的过程当中去，这将有助于保证其具备较高的生态意识，这也正是确保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文化要素之一。而这恰恰印证了生态旅游理论有关生态旅游业成功的关键在于当地居民对生态旅游的态度和生态旅游机会的可得性这一论断。

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结论是：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所带来的旅游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目的地村民公共生态意识、地区生态意识、生态价值意识的影响程度和方式有所差异。在不断提高的生态农业旅游经济收入影响之下，村民生态伦理的构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利益首先使村民对生态价值进行重估，生态环境价值得到重视；随着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村民逐步深入和参与到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当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接受不同以往的教育和影响，逐步树立了新的生态伦理观念。这种生态伦理观念的树立往往从普遍的公共生态意识提高开始，随着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发展，村民参与旅游度的提高，普遍的公共生态意识与本地具体的实际情况结合，引发了村民生态意识的提高，这其中便包含着对生态旅游业环境影响的更为客观理性的认识。

以上初步结论是本文研究如何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与乡村生态伦理良性反馈、共同发展的现实依据，对促进当地生态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3篇：生态旅游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生态位；旅游业；发展态势；安徽省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各地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大背景下，安徽作为全国旅游大省，提出建设“旅游强省”发展战略，计划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推动安徽省旅游业从“高速旅游增长”向“优质旅游发展”转变。而过去的旅游研究和管理实践表明，制定科学合理的旅游政策、措施需要充分了解旅游业发展状态和发展趋势。因此，本文引入旅游生态位态势理论，从国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接待人数两项旅游业发展核心指标，研究分析安徽省各地市旅游业发展态势，以期为区域旅游管理机构科学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二、旅游生态位态势理论

生态位（Niche）是生态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原用来表示某一生物种群在生态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和所发挥的功能作用[1]。由于旅游经济单元在生存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类似于生物种群的竞合行为，所以生态位理论也适用于旅游研究领域。由此形成了“旅游生态位”的概念，即在某一区域范围内，各旅游经济单元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地位、状况和功能作用。旅游生态位包含态、势两个部分，所谓“态”是指旅游经济单元的生存发展状态和发展情况，如旅游收入、旅游接待人数等；“势”是指旅游经济单元在整个区域旅游中所产生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如旅游收入增长量、旅游接待人数增长量等。两者结合体现了一个旅游经济单元在区域旅游业的地位与作用，及对其它旅游经济单元的影响。其计算公式为：式中：i,j=1,2,3…n；Ni为旅游经济单元i的生态位；Si、Pi是旅游经济单元i的态和势；Sj、Pj是旅游经济单元j的态和势；Ai和Aj为量纲转化系数。据此公式测算出的旅游生态位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并且数值越大，越接近1，说明研究对象在区域旅游系统中的地位越高、作用越大，具有的影响力与竞争力也越强。同时，在内在潜力和外界环境的共同作用下，一定时间内旅游经济单元的态、势会发生相应的增减变化。如果旅游经济单元实现良性发展，则其生态位的态、势会相应增加，表现出旅游生态位的扩充；反之，则表现出旅游生态位的收缩。因此，旅游生态位扩充理论反映了旅游经济单元的发展趋势，旅游管理机构可以根据旅游生态位变化情况适度调整发展策略，努力保持旅游生态位的扩充，实现旅游经济单元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2]。旅游生态位扩充程度的计算公式为：式中：T为旅游经济单元生态位扩充的程度大小，P表示旅游经济单元的势；S为旅游经济单元的态。当T0，表示旅游经济单元的发展趋势越好，且其数值越大，在区域旅游系统中的作用和影响力越强；相反，当T0，表示旅游经济单元的发展受挫，在区域旅游系统中的作用和影响力正在萎缩。

三、安徽省地市旅游生态位态势定量分析

为研究安徽省旅游业发展的状态和趋势，本文选取安徽省各地市2014-2018年“国内旅游收入”和“国内旅游接待人数”两项关键旅游业发展指标，相关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依据生态位计算公式，将2018年的现状数据作为“态”的度量指标，将年平均增长量为“势”的度量指标，以1年为时间周期。使用MATLAB软件编程计算，得到安徽省各地市国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接待人数旅游生态位数值和生态位扩充程度（表1）。通过分析表1中的国内旅游收入生态位、国内旅游接待人数生态位数值大小，发现安徽省地市旅游业发展状态水平呈现出明显的等级特征。综合来看，排在第一等级是合肥，第二等级是芜湖、安庆、池州、黄山；第三等级为宣城、蚌埠、马鞍山、六安；第四等级为滁州、亳州、阜阳、淮南、铜陵、宿州；排在最后的是淮北。其中合肥发展态势最好，作为安徽省经济、政治和交通商贸中心，人口基数大，经济发展水平高，工商业企业众多，庞大的内需旅游市场和外地商务游客共同推动了合肥旅游业的发展；排名第二的芜湖拥有众多旅游主题公园，每年吸引大量青年与亲子家庭游客前往体验；黄山、安庆、池州则以其数量众多，高品味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见长，每年吸引大量的观光休闲游客前往游览体验。按地域来看，皖北各地市的旅游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分析原因在于其旅游资源相对匮乏，旅游产品项目少、吸引力弱，市场营销不足，未来需要在旅游产品项目的开发和营销方面加大投入。此外，笔者将两项生态位数值对比时发现，淮南、蚌埠、安庆、池州的旅游收入生态位排名低于国内旅游接待人数生态位排名，说明这四市在游客人均旅游消费方面存在不足，旅游供给侧亟需转型升级，尤其要加大中高端度假型旅游产品项目的开发建设，尽量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想方设法提升游客的人均消费水平。通过分析表1中的两项指标生态位扩充程度，可以看出安徽省各地市旅游业均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T值均大于0），其中铜陵、淮南、芜湖、亳州、宣城、蚌埠两项指标的生态位扩充程度最高，表明上述地市在2014-2018年这五年的旅游发展势头非常强劲。而黄山、淮北、安庆和池州四地市的生态位扩充程度较低，说明它们相较省内其他地市，其旅游业增长幅度偏小。令人颇感意外的是除了淮北以外，其他三市均为安徽省旅游发展的重点地市，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在于它们的旅游业发展水平基数较大，发展后劲相对其他城市来说偏弱，旅游业实现快速扩张增长的难度较大。

第4篇：生态旅游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5-0073-03

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经济发展活动在不同的理论指导下,会形成不同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发展对策,自然也会得到不同的发展结果。发展生态旅游在国际上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促进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式,因此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被广泛地加以推广。[1]世界旅游组织(WTO)早在1997年12月就估计,生态旅游占整个旅游业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20%。[2]。我国的生态旅游起步晚、增长快,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盲目开发、无序经营现象还非常普遍。高速膨胀的生态旅游市场、不断退化的旅游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以及复杂而多样化的影响因素等,都迫切需要我们尽快创新对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并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发展的理论体系。

一、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总体来看,我国的生态旅游起步较晚,生态旅游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目前尚未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框架,学科概念不清,研究方法、研究手段滞后。理论研究中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态旅游的理论研究增长较快,但总体研究水平不高。我国的生态旅游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自1999年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门课题。从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所反应的情况来看,自1998年至2008年,以“篇名”含“生态旅游”在全部期刊中进行“精确”查找,共查询到3,248篇文献。11年间增长了12倍多,而同期“篇名”含“旅游”的文献数涨幅仅8倍,可见国内学者对生态旅游研究的重视程度。(如表1所示)虽然我国的生态旅游学术研究开始有了一定规模,但总体上研究水平不高,尚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对生态旅游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尚显凌乱,缺乏比较系统性和统一严格的学术规范。有研究表明,国内学者提出的生态旅游概念有近100种,但至今没有令大多数人信服的统一的定义。[3] 我国对生态旅游概念的诸多不同提法,反映了不同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对生态旅游的理解。这一方面能够说明生态旅游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也反应了理论界在生态旅游概念认识上的模糊性。

表1.1998年～2008年我国生态旅游研究文献总量表

第二,生态旅游的理论基础尚比较零散,整体性质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不足。生态旅游研究具有很强的学科边缘性和交叉性特征。虽然不少人文、自然等学科,如生态学、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都开始涉猎生态旅游领域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大都从本学科的相关理论出发,主要是针对生态旅游的某个社会实践问题进行探讨,其系统性不够,更没有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也有不少理论研究成果落后于实际需要,常常缺乏可操作性。生态旅游学的研究一方面迫切需要更多的相关学科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引进;另一方面也十分需要对这些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整合,构建独特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理论体系。

第三,生态旅游的理论研究仍以定性描述为主,缺乏必要的定量分析,实验、实证研究较少,与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实际要求差距很大。以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的“生态旅游”文献研究为例[4],在所统计的1994年~2003年间的737篇文献中,定性描述用的最多,占76%;使用数理统计方法的文献数量次之,占18%;用数学方法构造模型的文献较少,占5%;运用“3S”技术采集数据、分析处理数据的文章数量最少,仅占1%。生态旅游的研究要以生态学等学科为重要基础,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生态旅游研究的实验及实证分析也非常重要。国际上对生态旅游的研究已从概念探讨走向案例研究阶段,因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只有从大量的实践中去总结、探索,才能丰富其理论。虽然我国的生态旅游案例研究也有了一定规模,增长较快,但这些研究缺乏时空上的连续性与整体性。现有的生态旅游研究往往只局限于单一时间或短时间的抽样分析,缺乏长时间的历史跟踪调查。研究空间地域比较分散,缺乏多区域的比较和检验,整体性把握不够,因此很难对生态旅游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趋势给出可信性结论。

二、 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在生态旅游领域的延伸和应用。与其它产业不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旅游更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生态旅游的实践就将是盲目的、无序的。同时,生态旅游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实践活动,生态旅游学是一门集生态学、旅游学、地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各种知识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将地理学、环境科学、生态学、系统科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在生态旅游开发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际应用,为确保生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的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就近些年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学科理论及其主要应用领域进行归纳总结(如表2所示),这些学科理论涉及生态、地理、经济、管理、文化等多个学科范畴,需要按照系统性、整体性要求对其进行必要的理论综合,以形成用于指导生态旅游实践,并具有本学科独立特点的理论基础。

表2.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理论框架

三、生态旅游理论研究趋势

借鉴国际上对生态旅游问题研究的经验,同时考虑到国内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在生态旅游研究上需要进一步加强的方面是:

1.生态旅游研究的理论创新

我国已有的生态旅游研究大多是借鉴相关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或根据国际上生态旅游研究的经验对国内具体生态旅游区所作的相关分析,总体上采取的是“拿来主义”策略。这种理论研究及其实践做法在生态旅游发展初期是必要的,但在生态旅游发展一定阶段后,就迫切需要对所研究的内容进行必要的规范和有效的整合。根据对现阶段我国生态旅游研究的情况分析,生态旅游研究的理论创新需要着重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要严格界定生态旅游的学科对象和范畴,明确生态旅游的基本概念和任务,防止对生态旅游理论的模糊化及泛化;二是要坚持对生态旅游的多视角,多学科交叉研究,加强对生态旅游环境的整体性保护与多功用价值实现的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具有整体性质和独特学科特征的生态旅游理论体系;三是要继续借鉴国外生态旅游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成果,并针对我国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实际,通过消化吸收,实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的“本土化”,并不断提升我国生态旅游学科的研究水平。

2.推进对生态旅游评估标准及认证制度的研究

到目前,人们对生态旅游还存在许多片面的和模糊的认识。由于缺乏权威的生态旅游概念和有效的政府宏观规制,近些年社会上“伪生态旅游”招摇过市,大行其道。不少地区的生态旅游并不“生态”,从规划、开发、经营到管理,很大一部分沿用大众旅游的模式。因此,从理论上弄清生态旅游的评估标准,并通过认证制度对真正的生态旅游加以保护,使之与大众旅游相区别就显得非常必要。生态旅游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除了必要的自然资源和社会文化特色以外,更重要的是对各相关主体和要素的要求。[5] 生态旅游绝不是简单意义的以享受自然为目的的自然旅游,更不是传统意义的规模化的大众旅游。生态旅游具有同这些旅游形式截然不同的特定的尺度和产业发展模式,在目标市场选择、产品开发、社区参与、景区管理、环境保护和投资赢利方式上都应该有着不同的特点。

国际上,生态旅游标准的发展呈现多样化的特征。认证项目在数量上急剧增加,相关认证体系和生态标签多达上百个。[6] 认证所涵盖的范围从相对简单的旅游住宿的认证拓展到旅游行业的所有领域。这些标准的形成和推广对促进生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在生态旅游的认证制度研究上才刚刚起步,有关生态旅游认证的组织、标准的形成、规范管理、与国际标准的协调、区域差异的处理等问题尚待深入研究。

3.提升生态旅游的实证研究水准

实证性研究方法是通过对研究对象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双轮驱动”是搞好生态旅游研究的基本方向。在我国当前生态旅游的实证研究中,大多是对国内外生态旅游环境保护与开发实例的一般性介绍和经验总结,其研究水准亟待提高。借鉴国外研究经验,我国在生态旅游实证研究上需要加强的领域是:对有突出价值的典型的生态旅游区进行有针对性的,长期的实证分析;与国内外同类别生态旅游项目进行比较分析研究,通过各因素的细微比较,找出真正的差距;以生态旅游环境的整体保护与综合利用为目标的区域范畴的生态旅游综合实证研究等等。

4.积极改进生态旅游的研究手段与研究方法

生态旅游研究成为当前热门研究领域之一,但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体系,缺乏深入研究的技术支撑。[7] 目前,将传统的生态学科研究方法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相结合,进行生态旅游区调查,对发掘的信息资料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积极开展各国生态旅游及相关领域的交流与比较研究,已成为生态旅游研究的大趋势。我国的生态旅游研究要改变单纯的文献分析、定性描述及简单化的实例分析的研究方法,注意应用计算机技术、3S技术(特别是RS和GIS)等现代技术手段,并积极借鉴国际上在生态环境保护及资源利用上的新成果,同时注意将景观分析法、模式与模型分析、数理统计分析、理化分析方法、生态实验方法等定量研究方法应用到有关研究领域,以提升生态旅游的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1]邵琪伟.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旅游――在全国生态旅游现场会

上的讲话[N].中国旅游报,2006-09-01(01).

[2]钟林生,赵士洞,向宝惠.生态旅游规划原理与方法[M].北京:化学工

业出版社,2003.

[3]吴楚材,吴章文,郑群明,胡卫华.生态旅游概念的研究[J].旅游学

刊,2007,22(1):67-71.

[4]全 华.生态旅游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5]宋 瑞. 关于建立我国生态旅游认证制度的思考[J].桂林旅游高等

专科学校学报,2004(1):56-61.

[6]杨彦锋,徐红罡.对我国生态旅游标准的理论探讨[J].旅游学刊,

第5篇：生态旅游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循环经济；西部；生态旅游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5-0081-03

循环经济理论的产生是基于20世纪全球高速推进的工业化所形成的一种单向度、线性的“高开发—低利用—高排放”的增长模式的一种反思，是对过度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的一种自觉的克服和抵制。在循环经济理论视野下，经济活动被理解为一套物质资源循环往复的流动过程，即“物质资源—劳动产品—消费产品—循环资源”，而这一过程所遵循的是“节制开发，高效利用，限制排放”的原则。这一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顺应了现代社会文明、集约型发展的大气候，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正处于工业化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可多得的创新思路。我国西部地区作为经济后发地区，完全有必要顺应这一形势，在迎接工业化发展的同时，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以循环经济模式推动整个经济社会实现内涵式增长。

一、循环经济理论对西部地区

生态旅游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的实现

“循环经济理论摒弃单线程发展理论的那种完全以经济效益实现为唯一目的的思路，而以全面的、可持续的视野构筑了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的共同实现目标。它所主张提倡的经济发展模式内涵是和谐共处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关系格局，而实现这一格局的基础在于要求节制资源开发使用、提高资源利用次数和效率、对资源废料的回收利用等。”［1］从这个角度来讲，西部地区要实现三大效益，就必须要以循环经济为基本的指导。首先，西部地区开发过程中由于要严禁至少尽量减少对原生态自然资源的破坏和过度低效利用，要秉承一种保护性开发的态度对待生态资源，并通过强有力的措施诸如一票否决制等进行严格控制，严肃惩治那些因一时经济利益和政绩冲动所引发的随意开发行为。这是从旅游资源的提供方而言。其次是针对旅游资源的消费方，也就是广大旅游观光者。循环经济理论也能够教育他们形成一种文明、节制的消费观念。一般而言，旅游消费从顺序来讲，包括交通、餐饮、住宿、游玩、购物、休闲等等，每一个消费环节都要直接或间接的耗费一定的资源，尤其是在旅游资源所在地的消费，如若消费观念不健康，以不文明的方式消费固定的生态资源，必然会在日积月累的效应下造成生态资源的流失和生态系统的整体失序。而循环经济理论能够起到很好的教育塑造作用，让游客形成文明的旅游观并指导文明的旅游消费。可以说，循环经济理论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力求遏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保持生态平衡的目标，是建立在一个全过程基础上的，包括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工程环节、设计和营销生态旅游产品环节和循环利用“后”资源工程环节。

（二）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生态旅游支撑系统的建立

在自然观视野中，生态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人与自然关系决定于人与人的关系。因此生态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包括政府、企业、专业机构、市民等多方面的支持。而对于繁复庞杂的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项目工程，必须要有一个事无巨细的支撑系统。“在循环经济理论视野下，这套支撑系统从微观讲包括经济政策支撑系统、法律法规支撑系统、专业评估支撑系统和技术支撑系统等，都对西部生态旅游有着重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2］基于我国西部地区在生态旅游发展战略上存在的宏观政策定位不明确、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专项评估能力弱及不到位、科技及创新能力不足、公众参与不积极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灵活掌握和运营得到解决。比如，可以通过循环经济理论中常用的绿色核算系统来构筑西部地区生态旅游的整体经济指标评估体系，用以整体上、宏观上把握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消耗的量化程度，从而深刻而直观地认识到生态旅游的必要性和实实在在的效益。而另一方面，西部地区有必要将循环经济理论中的技术元素活用到生态旅游建设中去。比如一些比较普遍的技术类型，废物利用技术，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污染等污染类型的治理技术等。积极采取无害或低害的新技术、新工艺，生产清洁耐用的生态旅游产品，从而真正实现高产出、低投入和少污染。值得注意的是，循环经济理论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理论，必须要大众化和通俗化，才能成功的吸纳广大社会民众的真正认同、参与和践行，才能真正促进生态旅游的真正有序发展。特别是要通过生态旅游教育以绿色消费理念引导游客，使西部生态旅游走上良性发展的轨迹。

第6篇：生态旅游的理论范文

一、循环经济与生态旅游的关系

1992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可持续发展宣言，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的诞生。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强调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低排放”的循环利用模式。循环经济是以物质、能量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为特征，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量都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有效地解决可持续发展的两大障碍———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自循环经济诞生之日起，已成为许多国家实施旅游业尤其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可以说，循环经济与生态旅游因贯彻可持续发展而联姻，同时生态旅游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走上循环经济之路。

二、吉林市推进生态旅游的优势

1.气候地理位置独特

吉林市坐落在中国东北地区中南部，长白山与松辽平原的过渡地带，地理位置优越，路网密布，四通八达。依托位居东北亚经济圈腹心的区位格局，辐射东北，自古就是三省通衢，是运输方式齐全的东北五大综合通枢纽之一。吉林市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使其有能力成为东北地区国际旅游的门户和国内旅游的中心地区。

2.生态旅游资源丰富

吉林市旅游资源特色鲜明，是一座闻名遐迩、四季皆宜的旅游城市。吉林市以山水林、冰雪凇为特色的自然、人文景观互相映衬，构成得天独厚的观光、休闲、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等旅游优势。夏季是避暑度假的胜地，冬季是滑雪娱乐的天堂，被国家纳入31个重点旅游城市行列。现在全市共有旅游景区、景点80余处。中国四大自然奇观之一的吉林雾凇、世界陨石之王吉林陨石、国家重点风景区松花湖等都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国际市场竞争力。

3.生态旅游发展潜力大

吉林市地处长白山和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远望长白山，近绕松花江。松花江低回慢转，呈返“S”型穿过市区。这一得天独厚的丰富的水资源构成了吉林市青水绿带环城的独特水景观。与四面环绕的龙潭山、小白山、朱雀山、玄天岭和西团山、东团山两座古文化遗址共同形成“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城山色半城江”的天然美景，是我国少有的山水环城的自然地理单元，堪称“东北的香格里拉”。这一极富立体感、水城山城合一、享誉国内外的山水名城，与上游的松花湖、下游的人工湿地一起构成吉林市独具特色的生态旅游资源。吉林市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及高品位的人文景观资源，使其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巨大潜力。同时也充分凸显吉林市生态环境的优越性，也是吉林市旅游业乃至第三产业最具竞争力、最具特色的优化发展道路。

三、吉林市发展生态旅游面临的问题

1.旅游产品结构单一

多元化的旅游产品是旅游产业得以繁荣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吉林市旅游产品紧紧围绕着松花湖和雾凇来开发观光旅游产品，数量少、种类单一。近几年，旅游产品的开发却出现，大量新产品推向市场，但产品质量难以保证，效益偏低，影响了吉林市的旅游形象。

2.生态旅游宣传不充分，功能难以实现，缺乏精品

生态旅游提供的是以教育、引导为主，寓教于乐的旅游服务。生态旅游区是环境教育和自然知识普及的场所，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有一支业务精湛、热情高涨、服务到位的导游队伍和相关从业人员，同时也应有系列宣传品以达到对生态旅游内涵的充分解释，以满足旅游者的需求。然而，吉林市大部分景区这一点做得十分欠缺，导游讲解的知识品位不高，有些旅游产品的资源管理粗放，服务不到位等同样失去了生态旅游的应有特色。

3.旅游专业人才储备不足，人才结构急需改善

在吉林市生态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严重的人才瓶颈现象。吉林市旅游人才中拥有高等学历者甚少。由于吉林市生态旅游业发展缓慢，经济效益相应不高，人才引进困难。另外，吉林市在发展生态旅游业的过程中对人力资源的投入不高，人才结构需要调整，层次有待提升。因此缺乏优秀的管理和经营人才，严重制约了吉林市生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四、吉林市以循环经济理论发展生态旅游的对策

1.以循环经济理论作指导开发绿色多样化旅游产品

循环经济的支撑系统包括法律法规支撑系统，经济政策、经济评估支撑系统，技术支撑系统及鼓励公众参与等。这些支撑系统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上，都对生态旅游有着重大启示。吉林市开发多样化的生态旅游产品可以借鉴循环经济理论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加强科技应用及经济评估，促进公众积极参与，大力开发山水游、农家乐旅游及采摘游等旅游产品，引导游客进行绿色消费，开展绿色教育，使吉林市生态旅游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2.以循环经济理论指导吉林市生态旅游经济维度的强化

吉林市发展生态旅游在实现产品功能，提高产品服务质量，打造精品等方面的问题，可以从循环经济的经济维度里找到良方。具体作法是:(1)关注物品的功能。在对吉林市生态旅游产品充分解释的基础上，注重打造产品质量，使其实现观光游览的旅游功能、生态环境的保护功能、促进社区协调发展功能、生态环境的教育功能等。(2)实现服务优先。其他的旅游形式很注重对资源本身的考虑，而在服务上下工夫不够。生态旅游应该发展循环经济关于服务优先的理论。也就是说吉林市发展生态旅游，其旅游产品要在深层服务、优先服务上下工夫，毕竟只有优良的服务才会带来精良的旅游产品。

第7篇：生态旅游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 循环经济 生态旅游 资源 开发保护

一、相关概念分析

1.循环经济理论的含义、本质及遵循原则

循环经济就是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资源，按照生态规律规划、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及环境容量，尽可能以可循环利用的资源为来源，将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并举，把人类的生产活动纳入自然循环过程中，融资源开发、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为一体经济活动，以使所有的原料和能源在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充分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少的程度，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使得生态负增长转变为正增长，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趋向，实现人类活动与生态的良性循环。

循环经济中的物质利用模式遵循了生态规律，使得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从而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因而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

在实际操作中，循环经济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减量化原则、再利用原则、再循环原则。减量化原则是针对输入端的，旨在减少物质和能量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从而达到尽量节约资源及减少废弃物排放之目的;再利用原则：目的在于尽可能多次或以多种方式地使用产品，延长产品从投入使用到成为垃圾的时间;资源化原则（再循环原则）:就是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实现回收利用的最大化，以减少末端处理量。

2.生态旅游城市的概念

生态旅游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旅游新时尚，生态旅游的主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要满足人们对自然区域的向往，保护其资源与环境;二要考虑经营者的经济利益，使经营者意识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的并重性，从而注重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相结合，促使旅游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这与传统旅游最本质区别在于实现经济、社会和美学价值的同时，寻求适宜的利润和环境资源价值的维护。生态旅游区的建立则可以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

根据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在此对生态旅游城市进行如下定义:所谓生态旅游城市是指运用生态学、经济学和旅游学的原理，遵循生态规律与城市发展规律，以生态城市的建设为基础，以城市生态旅游为主线，以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及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为核心，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的现代化新型城市。

生态旅游城市是生态系统、旅游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平衡体系。建设生态旅游

城市，必须要综合协调城市及其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促进文明、舒适、可持续的人文环境的发展。

二、循环经济与生态旅游的内在联系

1.两者都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理论

1992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可持续发展宣言，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的诞生。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强调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低排放，它能有效地解决可持续发展的两大障碍――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自循环经济诞生之日起，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而生态旅游与循环经济的关系甚为密切，早在1983年“生态旅游”一词被IUCN生态特别顾问谢贝洛斯理解为:旅游对象是自然生态环境，旅游方式是不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这里已蕴涵了可持续发展的特质。现今，对生态旅游的认识已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它是一种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并将持续发展理论充分体现于旅游业各个层面的一种全新的旅游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生态旅游的核心理论，也是生态旅游的灵魂之所在，因而，可以说循环经济与生态旅游因贯彻可持续发展而联姻，同时生态旅游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走着循环经济之路。

2.两者都以生态经济为实质内容

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经济形态。其实质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充分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将经济系统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旅游业作为经济产业的一个分支率先触及了循环经济的实质――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而生态旅游无论其核心理论、支撑理论，还是相关理论都体现出其为旅游业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实质是实现旅游业发展的真正生态化。

三、生态旅游城市的循环机制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保护环境和削减污染的根本手段。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由于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无规划，造成了城市环境乃至整个生态环境的破坏。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促进城市文明及人类文明的进步，必须建设生态旅游城市，重视循环经济理论在城市建设规划中的应用，创造良好的生态循环系统。

生态旅游城市的建设就是城市生态发展的结果，倡导的就是城市与自然环境、人与生存空间的和谐统一及良性循环。生态旅游城市建设应该充分认识城市的循环结构系统，并应该借鉴生态系统的共存原理，加强城市系统的内部循环与优化，实现物质与能量的高效利用，尽可能地节约资源与能源，建立城市生态的良性循环，建立城市与自然环境、人与生存空间的和谐统一及良睦循环。

生态环境是承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志，也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保障。循环经济理论是建设生态旅游城市取得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城市规划、产业布局上，应该把城市的经济、社会、资源和城市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并实现其内部之间的循环和谐，进行生态环境建设，从而建立生态城市系统，取得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生态旅游城市，要遵循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根据循环经济理论，以最小的环境资源代价谋求城市经济社会最大限度的发展，以最小的经济社会成本保护资源和环境，既不为发展而牺牲环境，也不为单纯保护而放弃发展。既要创建一流的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休憩质量，又要确保城市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从而走上一条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生态保护型和循环经济型的现代城市发展之路。

四、循环经济背景下的生态旅游城市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

城市旅游资源是城市居民所共用的自然、社会资源，其开发利用应该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融入循环经济理论的原则对城市旅游资源进行系统地、综合地开发与保护，并将其与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融入一体，从而使城市旅游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城市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城市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应该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3R原则，系统地减少和避免过多的旅游资源破坏，进行合理的规划，从根本上减少和避免旅游废弃物的排放，最终实现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更好地促进生态旅游城市的建设。

1.重视对城市旅游生态的综合保护

对全民进行教育和宣传，更新陈旧观念，提高生态保护的自觉性。改变长期以来，认为旅游业是“无烟工业”，忽视旅游污染的思想观念。同时，加强对旅游城市和景区生态环境的监测，及时治理污染源。要建立和健全旅游城市和景区的生态管理和监测机构，制定科学的生态保护指标体系、培养和提高生态保护的专业技术队伍，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监测和治理。另外，还应建立保护生态环境基金，除由国家从旅游收入中适当拨款外，主要应由游客和旅游经营单位缴纳，以弥补生态资源的耗费。生态环境基金也要建立有偿使用机制，使之不断增值。建设生态旅游城市，开发、保护城市旅游资源，必须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目前国务院己颁布《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环境保护法》、《森林保护法》、《海洋保护法》等10个有关保护生态的法规，并酝酿制定《旅游法》。各城市及其旅游管理部门应根据有关法规，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有关旅游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条例，并逐步组建一支生态执法队伍，宣传生态法制，严肃处理破坏生态的案件，培养公民的生态法制观念，促使生态保护走上法制的轨道，蔚为风气，成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这样，城市旅游资源的开发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才能实现良胜循环。

2.重点保护城市的建筑格局和文化遗产

城市是立体的图画，流动的风景线。城市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它承载、凝固的不仅是建筑艺术，而且是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政治文化。建筑物既是物质产品，也是文化产品，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载体和结晶。大众的流行文化和心理，鲜明地积淀在城市建筑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性质的城市名胜古迹、建筑景观不一样。建设生态旅游城市，开发城市旅游资源时要注重保护历史遗留的古城遗址、古建筑风貌，加强各名胜、景观、景点的防火、防盗、防腐蚀等安全保护措施，加强人们对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同时加强执法监督，杜绝破坏景观、景点的恶性事件的发生。

3.通过城市现代化建设优化城市旅游环境

旅游是一种全方位的体验和享受，游客到一个城市首先接触的是城市的旅游环境，它体现着城市的物质文明程度和精神文明水平。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可以提高人的素质，从而创造优美的城市环境。目前，各城市都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步伐，并在不断改善、提高城市的综合环境质量，如各城市均在努力争取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文明城市”、“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另外，城市建设的现代化，提供了现代化科学技术，从而提供便捷的交通、通讯，满足了旅游者对旅游城市、旅游景点进得去、出得来，交通方便、安全、舒适的要求。再次，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也加强了城市的法律效力，使得城市旅游能够做到依法加强管理，从而保护景点、景区的旅游设施，以及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参考文献:

[1]杨正泰等:旅游景点景区开发与管理[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张广瑞等:2002～2004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第8篇：生态旅游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国内 生态旅游 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4（a）-0153-02

1 研究背景

旅游业可能是当今潜在影响最大而且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由社会和自然科学家倡导的“生态旅游”可能是有效保护目的地社会和自然世界免遭破坏的一种有效方法。我国的生态旅游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4年开始正式出现“如何开展生态旅游”的研究，方兴未艾的生态旅游直至2000年研究开始多起来。生态旅游是实现可持续旅游的有效方式之一，是未来旅游业发展的趋势，因此对生态旅游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数据来源

国内权威的旅游学术期刊数量不多，《旅游学刊》是国内创刊最早的旅游类学术期刊，亦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旅游学术期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我国旅游研究的基本情况、反映了中国旅游研究的水平和发展动向。本文的检索范围是2002年1月1日至2012年5月1日的《旅游学刊》，使用的检索工具是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题名”作为检索项，“生态旅游”作为关键词，得到文献36篇，因本文是研究国内的生态旅游，所以排除研究国外的文章4篇，筛选后剩余有效文献32篇。本文主要对这32篇文献进行分析讨论。

3 国内生态旅游研究的内容分类

笔者对得到的32篇有效文献按研究内容进行分类，统计出对生态旅游的基础性研究、发展研究、相关评价体系研究三个方面的比例，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对生态旅游发展方面研究最多，其次是基础性研究，而对生态旅游相关评价体系的研究却很少。

3.1 生态旅游基础性研究

生态旅游基础性研究主要指对生态旅游的概念、内涵、特征、学科融合等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对生态旅游概念的界定上至今还没有达成共识，致使生态问题的研究出现“宽”“泛”“乱”“浅”的局面。2007年，吴楚材、吴章文等估计国内学者提出的概念也有近100种。[1]但至今还没有令大多数人信服的统一的定义，这些概念的表述或层次不同，或出发点不同，或范围不同，或陈述的角度不同，或要达到的目标不同。业界基本认为生态旅游是以吸收自然和文化知识为取向，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公众教育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旅游活动。同时，有学者提出“对生态旅游的严格定义需要使用一些可测量的参数去界定什么是生态旅游。”

3.2 生态旅游发展研究

生态旅游发展研究主要是生态旅游的发展现状、经营管理、现今的开发模式、面临的问题以及基于生态旅游原理各个领域的发展现状、生态旅游景区环境承载力等。目前来看，生态旅游已经发展到“瓶颈”境地。2005年，李天元认为，所谓生态旅游市场其实只是整体旅游市场当中的一个亚类或细分市场。[2]对于如何估价我国旅游业生态旅游市场的现状和潜力（包括入境生态旅游市场和国内生态旅游市场），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未见到这方面的统计和调研。例如，2004年，杨桂华认为，在生态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的责任关系上，将生态旅游者与生态旅游目的地置于同一协调的系统，构建生态旅游的双向责任模式。[3]

3.3 生态旅游相关评价体系研究

生态旅游相关评价体系研究包含生态旅游区分区评价、环境质量评价、环境承载力评价、开发潜力评价、评价因素等，目前的研究不成体系、不够完善、不够科学或者建立的标准体系无法实际开展。2006年，刘静艳以生态系统平衡理论为基础，建立和分析生态旅游系统共生界面的结构关系和行为模式，揭示各利益相关者矛盾运动和利益冲突的焦点，在游戏规则框架下规范各参与主体的角色扮演行为是非常必要的。2007年，徐红罡、杨彦锋认为，标准的权威性极端重要，现有的生态旅游认证项目在我国的实施普遍面临旅游消费市场认知度不高和权威性不足的问题。现今，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协会制定的《国际生态旅游标准》，其中的生态旅游认证体系已在世界局部地域采纳。

4 现有研究的不足

4.1 研究广泛，内容失衡

从检索到的文献去分析，无论从研究内容还是研究的数量来看，学术界和业界对生态旅游的关注越来越大，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研究的文献成果数量大增，研究的内容也涉及到生态旅游的各个方面，如生态旅游的概念、内涵、生态旅游资源的归类评价、生态旅游的开发经营、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建立、对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阐述过多，而对其他基础性、专业性的问题，如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理论基础、认证指标体系、生态资源等级评估等鲜有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2002年，赵新民认为目前就是对生态旅游认识不清、不深。具体讲，什么旅游产品是属于生态旅游的范围？哪些资源现在可以开发，哪些资源目前还不宜开发？对能够开发的资源，应开发到什么程度等等。对这些问题未能澄清，导致了我们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过度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破坏。

4.2 研究方法，定性偏多

从筛选得到的文献来看，专家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研究偏向定性研究，通过定量的研究少之又少。定性描述占76%，数理统计占18%，采用模型构造和3S（RS、GPS、GIS）技术的仅占6%。如2004年全华分析出，生态旅游发展过程方面，研究方法会定性研究-定位研究-实验研究-定量研究-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历史过程。

4.3 指标体系，建立困难

认证标准是生态旅游认证项目的灵魂，目前流行的认证标准主要有两大类，即基于表现的标准和基于过程的标准。由于制定这两类标准时所采用的形式不同，从而导致了两种标准评估模式在成本、效果以及标识授予方面的差异。对此，无论是业界还是学术界一直是存在争议的。如，2007年徐红罡指出，需要发挥对我国的生态旅游发展引导与规范的功能，这决定了不能盲目采用舶来发达国家的标准。只有将环境作为生态旅游的研究对象，将环境资源作为生态旅游开发的主要内容，从旅游动机、旅游目的、旅游市场出发进行研究，才能将生态旅游落到实处，才能在市场上具有可操作性，也才能使生态旅游真正实现可持续的目标。

5 未来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未来生态旅游的发展仍旧是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的要点。目前，我国国内生态旅游发展与国外相比较为落后，也没有生态旅游示范点和能实际操作的认证体系。所以，对生态旅游定义、认证体系、生态旅游资源等级分类标准、生态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应该是今后生态旅游发展的主攻方向。

参考文献

[1] 吴楚材，吴章文，郑群明，等.生态旅游概念的研究[J].旅游学刊，2007，1（22）：67-71.

第9篇：生态旅游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生态旅游;认证;生态旅游等级;评价;问题

    Abstract: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about evaluating the ecotourism hierarchy is the key to the ecotourism certification.The ecotourism hierarchy mainly use the relevant standards to judge the qua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extent.At present,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evaluating the ecotourism hierarchy in China are still relatively few, which has not formed a complet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deas.Process of research about evaluating the ecotourism hierarchy at home and abroad are been reviewed,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which would be more conducive to scientific research of ecotourism, and direct the ecotourism operating and management.

    Key words: Ecotourism;Certification; Ecotourism hierarchy;Evaluation;Issue

    由于在生态旅游项目开发与生态旅游区的建设过程中缺乏相应的规范和标准来实现其对自然和社会负责的承诺,我国生态旅游发展呈现出令人担忧的局面。而生态旅游认证的关键是建立生态旅游等级评价体系。建立生态旅游等级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对于规范生态旅游区建设,促进生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引导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目前,有关生态旅游等级评价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在我国还比较少,没有形成完整科学的研究思路。对国内外生态旅游等级评价研究及时回顾、分析并总结问题,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这有利于更加科学地研究生态旅游。

    一、生态旅游认证

    生态旅游在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过程中,需要建立相应的规范和标准来实现其保护自然和谋富社会的承诺。依据一定的规范与标准,对生态旅游企业各方面的表现进行评估,并提出改进意见的过程,就是生态旅游认证(Ecotourism Accreditation)。不同的生态旅游认证体系其做法有所不同,其通常的做法是首先由负责认证的机构提出详细的标准体系与指标体系,其次是对被认证的企业或产品的现状进行评估,确认其在生态旅游相关方面的表现是否达标,如果达标,予以一定形式的承认,一般会授予有关证书或标识(如授予生态标识),如果没有达标,也会提出改进的建议[1]。从而促进生态旅游经营者改善其环境表现,实现其对自然和社会负责的承诺,促进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各地开展了不同层次的生态旅游认证,为规范、推动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WTTC发起的绿色环球是旅游业最早的生态认证制度,也是目前唯一涵盖了全球旅游业的一个。澳大利亚是最早实行全国性生态旅游认证的国家。2002年5月,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世界生态旅游峰会进一步提出,要利用国际上认可的原则来制订认证方案,以鼓励企业参与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自愿活动,促进消费者的认知,同时,认证制度要反映区域和亚区域的标准,并建立相应的立法框架来实现这一目标。生态旅游认证要求建立一个生态旅游等级制度。

    二、生态旅游等级

    澳大利亚全国生态旅游认证项目(NEAP)将自然旅游和生态旅游住宿设施、游览和吸引物产品,分为自然旅游、生态旅游和高级生态旅游三个等级。

    李洪波、黄安民参考澳大利亚生态旅游认证项目(NEAP)的经验,将生态旅游分为四个等级:自然旅游、一级生态旅游、二级生态旅游、三级生态旅游。

    周玲强为把生态旅游分割成可操作的阶段性目标,将生态旅游等级划分为非生态旅游、生态旅游、高级生态旅游三个等级。

    陈金华、肖寿才、黄暾根据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指标体系将保护区生态旅游等级分高级生态旅游、中级生态旅游、初级生态旅游。

    黄祖辉、程兴火、周玲强将生态旅游评价标准用一个模糊集合表述,分为四个等级:V=(高级生态旅游区,生态旅游区,准生态旅游区,自然旅游区)。

    可见,生态旅游等级主要是利用有关标准来区分生态旅游的质量和发展程度。这样就把生态旅游分割成可操作的阶段性目标,为那些所得等级不高的景区提供了激励和改进的途径,鼓励景区的持续改进。

    三、生态旅游等级评价研究状况

    生态旅游等级评价研究主要是通过生态旅游认证研究和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来体现的。

    旅游业的绿色认证体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出现,其后不断地把社会和经济以及环境标准纳入其中。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确定了约250种旅游业标准,包括行动规范、奖励、标准检测、最佳实践和大约70种提供批准标识或标志的生态标签和认证体系[2]。国外有些学者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标准与行动措施作了较细致的研究,对生态旅游等级评价提出一些建议性的细则[3]。从国外各种形式的生态旅游认证过程中可以看出,对生态旅游等级进行评价主要从两大角度进行,即基于表现的标准的角度和基于过程的标准的角度。  表 生态旅游评价指标及其判别

    关于生态旅游的检验和等级评判标准,杨桂华、钟林生、明庆忠提出了生态旅游的三大检验标准:(1)生态旅游的对象是原生的、和谐的生态系统;(2)对象应该受到保护;(3)社区的参与。而孙玉军等详细的列出了生态旅游的评价指标以及判别的标准,如上表:[4]

    有学者针对目前我国各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程度不一的情况,提出实行生态旅游认证制度多元化,建立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这种阶段式的体系更为合适的观点[5]。

    李星群、廖荣华从自然保护区的特殊性出发,分门类设置了70项评价指标,比较系统的构建了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为生态旅游等级评价指标设计和体系构建提供了参考。吕阳采用熵技术支持下指标权系数赋值的方法构建了具有三个层次和共84个具体指标的生态旅游区识别指标体系,并根据该指标体系对辽宁省部分景区的属性进行了判断。程道品、何平、张合平为反映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效果,在三个层次(准则层、指标层、要素层)上构建了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的评价指标体系,对46个指标要素设立了评价标准,用AHP法对其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用四个等级来评价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白鸥和周玲强均在总结生态旅游认证标准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最新进展的基础上,采用德尔法和因子分析构建了共有42个指标的具有三个层次的生态旅游认证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项指标的权系数,并分别在实证分析中检验了其适用性。黄祖辉、程兴火、周玲强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来构建由4个准则层、13个领域层和59个指标构成的生态旅游区认证等级指标体系,并对浙江省临安太湖源景区作了实证分析,此研究发展了构建生态旅游等级评价体系的方法。

    但以上研究者大多未对生态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和生态旅游景区生态程度与生态旅游等级的联系作细致的阐述和分析。

    借用新的研究方法还有,魏敏、冯永军、李芬等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方法进行农业生态旅游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其中利用了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来确定评价因子的权系数。该研究给不同的农业生态旅游地进行打分,但并未根据所得分值进行等级划分。

    李洪波、黄安民提出了生态旅游评价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和两个新概念,即生态程度、生态旅游等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态旅游等级评价体系,试图通过等级评价的方法来界定生态旅游。他们认为对生态旅游通过评价,确定等级后,首先可以了解某一目的地生态旅游的整体状况;其次还可以发现存在的问题,以便及时解决。在此研究基础上,李洪波、陈金华将生态旅游目的地划分为四个等级:自然旅游、一级生态旅游、二级生态旅游及高级生态旅游,并将“生态旅游程度”作为评价的总目标,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设置了相应的类指标体系,并从理论上探讨了具体的评价方法。但此两项研究并未作深入的实证分析,实际上只是提出了生态旅游等级评价的假说。

    四、生态旅游等级评价研究存在的问题

    1.对生态旅游的精确含义缺乏一致性的理解使生态旅游难以建立统一的评价和衡量标准

    其一,从概念上来界定、衡量生态旅游难度很大。

    现有的生态旅游定义不下百余条,每一种都有自身的侧重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出发,结合自己的理解定义生态旅游。虽然没有任何一种定义能够包含生态旅游的全部内涵,但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不同见解的研究思路是有助于一个学科的发展,是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然而对于业界而言,从如此众多的定义中去理解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旅游是困难的。生态旅游经营者不可能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生态旅游的理论。许多生态旅游被当作一般传统旅游来经营。生态旅游已经成为商业标签在各种各样境况中被广泛使用,甚至经常被滥用。“有些自称的生态旅游,根本就没有顾及到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所以不打折扣的生态旅游主流路线是罕见的。当在可持续性标准的旅游路线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的时候,是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旅游产业的”(Megar Epler Wood,2002)。

    “换句话说,生态旅游的理论还未真正成功地付诸实践”[6]。于是在实际经营中,“变形”的生态旅游时有发生,因此,对概念理解的偏差,使“现象的”生态旅游与“期望的”生态旅游之间出现了相当大的差距。这正是生态旅游等级评价研究所关注的问题[7]。

    其二,偏重的角度和出发点不同。

    生态旅游还表现出受益者主体的共生。生态旅游的受益主体由政府、旅游业、旅游者、当地社区、学术界、志愿部门、保护机构和媒体8个受益主体组成。在生态旅游系统中,这8个不同的受益主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从生态旅游中获得利益,即他们是生态旅游利益的共同体;不同点是各自扮演的角色不同,发挥的作用不同,即所担负的责任和义务有所差异。生态旅游就是要在自然环境和(或)文化敏感的区域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此目标的实现,决定了生态旅游等级评价体系构建必须关注所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协调程度和行为的协作方式,在体系中设计相应的指标予以反映。只有在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建立新型的利益平衡机制才能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个体理性的主观动机最终带来集体理性的客观结果,实现四个维度上的可持续性[8]。因此,生态旅游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存在一个资源(自然、文化、权力等)的分配和利益(环境、社会、经济等)的平衡过程,是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交易、协调、利益让渡和责任而进行社会建制的过程。而现有的生态旅游等级评价研究存在偏重一个或少数几个利益相关者的现象,因而几乎没有关注这一社会建制过程。

    生态旅游等级评价体系的构建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多维目标上。生态旅游是以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的总体目标而不是以企业的盈利和旅游者的最大享受为指导原则,是以资源而不是以旅游者需求为核心的,因此需要在保护区、旅游者、旅游企业、非政府机构、专家及学术机构、当地政府之间建立一个合作机制,从而使上述主体共同形成一个整体。同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也从服务与被服务转变为协调与合作[9]。构建生态旅游等级评价体系应以整体内的协调与合作作为主要的出发点。

    2.对生态旅游目的地复合性功能评价存在误解导致生态旅游等级丧失独立存在的意义

    其实质上,旅游景区与旅游目的地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

    旅游景区是我国旅游研究和实践中主要使用的一个词汇,其含义应该是,一个以为旅客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为主的场所,其主要功能是吸引游客,将旅游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1999年9月30日,国家旅游局的《旅游区(点)质量等级评定办法》中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正式开业接待旅游者一年以上的旅游区(点),包括旅游景区景点、主题公园、游乐园、度假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动物园、植物园、文博院馆、美术馆等,均可申请参加质量等级评定。”在这一规定中除了旅游城市与世界遗产单位没有列入其中外,几乎所有可作为旅游发生地的场所都包括了。

    旅游目的地(Tourist Destination)是国际旅游研究和实践中常用的词汇,一般情况下,相当于我国的旅游景区。它是一个相对概念,可以指一个州,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城镇或一个具体的旅游景区。与旅游景区概念相比,外延要宽泛得多。再则,旅游景区所代表的功能范畴也少于旅游目的地。所以,旅游目的地指任何有旅游行为发生的场所,且没有旅游区(点)的旅游规定性。而且作为生态旅游的目的地,更具有游客对于目的地的单向性。

    将生态旅游目的地,如自然保护区归类至旅游景区(点)内是不合适的。这样做,忽略了一个功能上的问题,即多数生态旅游目的地的主要功能并非是吸引旅客,发展旅游业,而是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功能具有复合性,其中的生态旅游业务只是一个辅助手段。以自然保护区为例子,根据IUCN提出的11类管理模式中,保护区的主要功能是保护、控制、科研、教育、维护等,而生产利用和旅游开发并不是其主要功能[10]。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功能具有复合性。将生态旅游目的地视为一般景区(点),无疑是抹去了传统大众旅游与生态旅游的本质区别。这对生态旅游的发展将产生误导,使评价生态旅游的标准与大众旅游相比失去独立存在的意义。又因为,生态旅游活动主要发生在目的地,生态旅游者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的过程行为与其他旅游者并无太大的区别,其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主要考察其在生态旅游区的旅游方式和旅游活动内容。所以应将生态旅游等级评价研究范畴主要限制在一个具体的生态旅游目的地(如保护区、国家公园、自然遗产地等)之中,这样有助于区分评价生态旅游与传统大众旅游不同的标准。

    3.缺乏具有生态伦理观的研究理念来指引生态旅游等级评价体系的构建

    生态旅游属于限定性的旅游类型,生态旅游有着自身的约束条件,研究生态旅游约束条件的表现程度和生态旅游的等级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研究生态旅游的约束条件应成为生态旅游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之一。生态一词在生态旅游的限定条件中被赋予了两层特殊含义。首先,它一定是某种限定条件的化身;其次,它与自然生态平衡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生态旅游的经营方式应区别于传统的旅游经营。前者所关注的因素在本质上有别于后者。生态旅游项目一般都位于原始的或脆弱的生态系统内,鉴于此,生态旅游项目对环境具有很大的潜在影响。这些地区往往生物种类丰富,这是它们吸引生态旅游的一个原因,但是它们的环境也很容易受到破坏。与其他旅游方式相比,生态旅游危害所依赖的环境资源的风险更大,比如:人口过度拥挤,为了增加道路和建设设施而砍伐森林,生物多样性和生物环境的丧失,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加强,吸收能力弱或无吸收能力地区废物和污染增加。所以生态旅游项目的经营必须以维护生态旅游地的生态平衡为前提。

    生态旅游地的生态平衡大致包括三个方面:(1)自然旅游资源的生态平衡;(2)人文旅游资源的生态平衡;(3)自然旅游资源、人文旅游资源及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的生态平衡。

    生态旅游地平衡理论在不同的地点、不同时间有着不同的应用结果,只能参照而不能随意完全照搬和照办其他地方的经验。因为生态旅游理论是科学,旅游资源的内容不同,生态旅游的平衡点就不一样。确定生态旅游之生态链的平衡点及变化幅值,以及在变化幅值内的生态旅游四要素①的各种组合是生态旅游等级评价研究的核心和基础。[11]

    正由于上述原因,在生态旅游经营中,人们应该更加关注环境状况,以一种新的生态伦理观来管理组织,以达到对环境的最小影响。对生态旅游的研究应该坚持将生态伦理观灌输到生态旅游的实践中去。“将环境观引入经营者的经营准则是区别生态旅游产品与传统旅游产品的重要部分”(Carol Patterson,1997)。

    4.现基于各种理论建立起来的生态旅游等级评价体系大多缺乏可操作性

    其一,现制定的评定生态旅游等级的标准和原则多种多样,实施起来困难重重。由于没有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特别是缺少业界的参与,基于各种理论制定出的规则和标准参差不齐,因而在实践中或者难以贯彻,或者无人理解。同时,生态旅游中涉及的要素很多,有环境的、产业的、社区的等等,而且原因和影响之间可能会存在很大的时间滞后性,如生态旅游活动所带来的文化方面的影响,就是一个缓慢影响的过程[12]。因此需要在实践中反复观察研究这些要素与生态旅游的内在联系,这也给制定适合的原则和标准带来了困难。

    其二,生态旅游等级评价指标逐步向“基于表现”与“基于过程”相结合方向发展才能符合生态旅游管理实践的要求。如生态旅游等级评价体系应包括能全面反映生态旅游管理绩效方面的指标。在建立生态旅游评价体系时,“基于表现”的指标和“基于过程”的指标应该是互补性的。生态旅游目的地的管理绩效包含在生态旅游“基于表现”的标准里,反映了生态旅游目的地的管理水平和管理目标的实现程度。

    其三,生态旅游的发展是迅速的,产品数量迅速增大,也就是说,它处在动态当中。若要制定长期不变的原则和标准是脱离实践要求的。若要使制定的生态旅游等级评价体系适应生态旅游的发展,关键的是如何提高评价标准,或者说如何设计指标和构建富有弹性的评价体系以保证生态旅游环境的可持续性。生态旅游等级的评价,涉及到很多的因素,是一个复杂、模糊的过程,它的评价不能简单地用一个精确的数学量来度量,用模糊语言来描述是非常合适的。生态旅游等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每一个单项指标,都是从不同的侧面来反映景区生态旅游开展情况。生态旅游评价所涉及的各因素隶属函数关系的确定要根据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的两种方法来确定。

    5.现建立起来的生态旅游等级评价体系没有考虑到生态旅游体验

    旅游个体通过与外部世界取得暂时性的联系从而改变其心理水平并调整其心理结构的过程,就是旅游体验。这种体验是旅游者的内在心理活动与旅游客体所呈现的表面形态和深刻含义之间相互交流或相互作用后的结果,是借助于观赏、交往、模仿和消费等活动方式实现的一个序时过程[13]。生态旅游由于具体的旅游目的、方式等不同而有别于其它旅游方式,但它仍然是一种旅游方式。生态旅游产品具有普通旅游产品所具有的共性,生态旅游者对生态旅游产品与服务的消费有一个过程,是一段经历,所以也存在旅游体验,即生态旅游体验。

    Pinell与Gilmore在《体验经济》一书中,将“体验”具体分为四类:娱乐、教育、暂避现实和审美。旅游业被公认为天生的“体验产业”,旅游者离开日常工作、居住的环境(暂避现实),接受跨文化与异域风情的洗涤(审美),尽情享受休闲时光(娱乐),并通过这一系列感官刺激和心灵感受,获取精神的成长(教育)。旅游体验是旅游世界的硬核。不管是对旅游者还是对向旅游者提供服务和产品的旅游企业管理经营人员而言,旅游体验的质量都可以说是他们从事旅游及相关活动的生命线,高质量的旅游体验给旅游者以预期甚至超过预期的旅游满足,从而奠定企业获得经济效益的长久基础[14]。因此,体验是旅游活动的本质属性。鉴于体验价值已成为旅游产品能否热销的重要指标,因此,在进行生态旅游等级评价时,应充分考虑各项评价指标的体验程度。

    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游客旅游是为了获得某种舒畅而独特的体验。旅游体验的核心在于真实性和参与性。旅游经历就是游客参与旅游活动的结果,游客追求活动的真实性与参与性。真实程度和参与程度与体验效果直接相关,真实程度和参与程度越高,体验效果越好,反之则越差[15]。旅游体验的真实性是建立在旅游对象客观真实的基础上的。生态旅游者更加重视体验程度。

    绿色环球21生态旅游国际标准体现的原则要求生态旅游:(1)向游客提供亲身的、直接的自然体验(集中于自然区);(2)提供能够更好地理解、欣赏和享受自然的机会(解说);(3)敏感性的解说;(4)持续性维持并提高消费者的期望。该标准针对每个原则设定了具体的详细指标,集中于对“过程”和“表现”的衡量,以提高生态旅游者的体验程度。

    旅游体验影响因素受旅游者的客观与主观条件的影响。旅游者获得旅游体验的强度因人而异,但主要由旅游景区各种因素决定的。旅游景区的中心任务不是单纯提供旅游产品与服务,而是为游客塑造难以忘怀的旅游体验。对于生态旅游者来说,为了塑造最优的旅游体验,旅游景区应该将生态旅游体验主题化,以正面线索强化主题印象、淘汰消极印象,提供纪念品,并重视对游客的感官刺激。

    建立生态旅游等级评价指标体系,要从游客的角度出发,为部分评价因子设置体验系数,这将有助于真实反映生态旅游产品的价值。比如,很多旅游区在做生态旅游资源评估和市场推广时,珍奇野生动物资源是重要的资本,但实际情况却是,可能因为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很小或者根本不可能让普通游客接近,所以对游客而言,其生态旅游体验价值几乎为零,体验系数在这种情况下就能起到一定的矫正作用。

    注释:

    ①王敬武认为生态旅游理论是研究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媒介和环境(也包括旅游环境)之生态化意义下的想互关系和变化规律的科学,该观点突出了生态旅游环境不同于一般形式旅游的环境。详见:论生态旅游的内涵及规律[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95-100.

    参考文献:

    [1]钟林生郑群明石强:中国实施生态旅游认证的机遇与挑战[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2:112-116.

    [2]Martha Honey. Ectour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o Owns Paradise? [M]. Washington, D.C.:Island press,2002:2-19.

    [3]Shores. The Challenge of Ecotourism: A Call for Higher Standards[M]. New York: CABI Publishing,2001: 213-218.

    [4]孙玉军刘艳江赵炳柱:生态旅游及其评价指标探讨[J].北京林业大学,2001,3:109-110.

    [5]甄翌:关于建立我国生态旅游认证制度的思考[J].世界标准化与质量管理,2006,7:41-43.

    [6]Sheryl Ross, Geoffrey Wall, Ecotourism towards congruence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J],Tourism Management,1999,20:36-42.

    [7]李洪波黄安民:生态旅游等级评价——一个理论框架[J].生态经济,2003,10:130-134.

    [8]杨桂华: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四维目标模式探析[J].人文地理,2005,5:71-77.

    [9]宋瑞:我国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1:36-41.

    [10]David A.Fennel,Ecotourism:an Introduction[M].London:Routlege Press.1999:43.

    [11]王敬武:论生态旅游的内涵及规律[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95-100.

    [12]周玲强:生态旅游区认证标准及推广过程中政府行为研究——以浙江省为例[D].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13-87.

    [13]谢彦君:基础旅游学[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