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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实验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学科,现代经济学许多的假设是未经验证的,在经济学中引入实验方法是必然的。从实验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出发,通过对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分析,探究实验经济学的意义,以及实验经济学存在的局限和问题,得出了实验经济学是当今经济学研究的革新,实验方法也将成为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的研究工具,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的结论。
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了表彰弗农·史密斯将实验作为经济分析的一种工具,对经济学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于2002年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实验经济学已经获得了理论界的认可,实验经济学成为了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工具,同时显示了实验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在理论界的影响日渐增强,并且融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中。
实验经济学,是指让实验对象在设计好的可控环境下行动,借以分析人的行为,总结人的行为模式,验证和修改经济学的各种基本假设。如果这样,经济学家可以在设计好的可以控制的环境下,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经济学的假设或者那些重大的发现做可重复性的实验,来验证其是否具有科学性。
1 实验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实验经济学的产生,从历史上来看,运用实验的方法研究经济的相关问题,得从1738年的“彼得堡悖论”算起,距今已经有270年的历史了。但真正被后人认为是学科开端的是1948年张伯伦在课堂上进行的供给和需求的实验。弗农·史密斯在1962年发表了《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这篇文章不仅标志着实验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也为此后实验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得许多经济学家从事到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中来,经济学的实验方法也让更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实验经济学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三股思潮。
第一股思潮是,1931年,萨斯通对效用函数的实验研究拉开了实验经济学序幕,萨斯通用实验的方法确定了个体的无差异曲线,大约20年后卢西斯和哈特在考虑了现实中的利益刺激后,重新进行了萨斯通的实验。1950年阿莱提出了对人们在面临不确定性下的选择进下行了实验,发现实验结果与期望效用理论的不一致,也就是著名的阿莱悖论,这是最早通过实验提出的对期望效用理论的怀疑。
第二股思潮是,1950年,决瑟尔和弗鲁德构造了著名的博弈问题“囚徒困境”,但早期的博弈实验都是围绕着重复的囚徒困境及其变型展开的,纳什曾经指出实验中存在许多的局限性,例如很难在零和博弈中将参与人的行为视作重复博弈,不同阶段的人的选择也不一致。
第三股思潮是,1948年,张伯伦教授首次在课堂对市场进行了实验,建立了一个实验性市场以检验竞争性市场均衡的条件,但是实验的结果却与竞争性市场均衡结果不一致,但是这也就启发了当时他的学生弗农·史密斯,史密斯到珀杜大学工作的第二年,在课堂上以他的学生为对象进行了竞争性均衡实验,与张伯伦教授的实验中一对一的交易方式不同,他使用了证券市场所采用的双向口头拍卖的集中交易方式,他发现即使在很少的信息及适度数量的参与者的情况下,市场也能很快地收敛到竞争性均衡。由此史密斯证明了大量的,具有完美信息的经济人不是市场效率的要求,这与人们习惯的经济理论有着根本的不同,也就是在1962年,史密斯将多次的实验的结果组成论文即《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发表在了权威杂志《政治经济学》,也被认为是实验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2 实验经济学中的实例分析
一个很著名的被称为“最后通牒博弈” 的游戏,该游戏的规则是:两人分一笔固定数额100元奖金,A首先提出分配方案,然后B来表决,即A提出的方案是给B一个数额x(0x100)元,那么A可以得(100-x)元,由B来决定是否接受该方案,如果B接受这一方案,则按照这种方案进行分配,如果B不接受此方案,那么两人将一无所得。
在该游戏中,如果我们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只要让x>0,那么B就应该接受,即A提出x=1,A得99元,B得1元,B会接受,甚至x更小,只要x>0,B也会接受,否则两人得到的奖金将会是0,也就是说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得到1元的效用大于得到0元的效用,那么B就会同意A的方案。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设想一下,在如此悬殊的比例下,如果换成你是B,你也会觉得太不公平了,A为什么可以拿走那么多的奖金,所以你会拒绝接受B提出的方案,假如将角色换一下,由你来提出方案,大部分会选择给B50元,这样的话,B会更容易接受,可这种想法不是所有人的想法,任何的推测就显得毫无意义,就必须通过实验的方法来找寻其中的规律。
为此,我做了这样一个关于“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我选择了45个人作为我的实验对象,事先不给他们任何限制,由他们自由选择可以分配的方案,即为B提出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实验的结果是31人选择将该笔奖金平分,即A和B各得50元,还有8人提出的方案是给B大于给自己的奖金,即x=51 得49元, 另有5人选择给与B更多的奖金,即使A得到的奖金更少,否则B会拒绝接受A提出的方案,在这次的实验中只有1人选择了给B最少的奖金,即x=1,A得99元。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那么我的这次实验结果完全和“理性经济人”假设不同,即x较小的时候,人们是会拒绝这种方案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
由于我选择的实验对象的样本数量太少,也没有完全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原因,所以实验的结果并不能很大程度上支持我的看法,但是我们通过“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可以发现,现有经济理论的假设是有问题的,并不是所有的假设都正确,像“理性经济人”假设就不一定正确,说明人们在决策中考虑的除了利益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不是完全从本身利益出发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奖金的金额、公平性等因素会导致人们的选择不同,文化的差异也会导致人们的选择不同,因此不同国家的人们选择的分配方案是不同的,也就表明了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不同的。而我们可以利用更加规范化的实验使实验具有可重复性和可控性,所以在类似地条件下,不管谁参与的实验都可以得到相类似的结果。
实验经济学涉及了很多的实验,涉足的领域有:个体决策实验、博弈实验、市场实验、拍卖实验、风洞实验等等,在实验经济学方面,需要更多的实验经济学家做出更多的实验,以验证经济学的合理性。
3 实验经济学的意义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是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已经逐渐进入到主流的经济学当中,通过实验可以让人们更好的明白其中的道理。
一直以来,我们知道实证方法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的范式就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们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的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其实,这样的方法有其科学合理的一面,但是也存在着缺陷,即理论的假设和数学的推导往往会排除掉人们行为中的非理性行为和不确定因素,是以人们为“理性经济人”为前提假设的。实验经济学就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产生了重大的意义。
第一,实验经济学是以人们可以非理性、有偏好的行为人取代了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通过数理统计的方法来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的与我们现实世界不一样的问题。
第二,实验经济学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验论证,同时可以操控实验条件和实验变量,排除那些非关键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也就克服了经验检验的不可控性的缺陷。
第三,实验经济学可以重复实验来进一步论证,用现实的数据代替历史数据,那就克服了以往的经济检验的不可重复性,使得经济学理论会更加具有说服力。
第四,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同时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具有实践性和趣味性,把人们的决策行为当作了研究的对象,让人们参与到实验环境之中,使人们更具有机会分析他们亲身参与所产生的信息,把一些经济运行的过程纳入到了研究领域当中,以便于人们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第五,实验经济学的文献增长迅速,在《经济学文献杂志》的分类体系中增加了一个专门的项目——实验经济学方法,催生出了新的经济学科。
4 实验经济学的问题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仅仅四十多年的时间,仍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方面,尽管我们知道有部分的实验确实取得十分成功,但是实验经济学的局限性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实验经济学家们不单单要掌握好经济学,还要系统的了解实验所要涉及到的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我们知道,实验经济学的目的是要研究现今的经济,揭示现今经济运行和人们行为的规律,但是即使实验也不可能完全地模拟现实的生活。如果与现实越接近,就需要引入更多的变量,实验的控制难度就会加大,使得实验会越来越难控制,使数据最后也更加难以处理,得不到实验想要得到的结果。
实验经济学中,实验的参与者的主观性将会影响到实验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实验经济学家在设计实验方案的时候,不能够完全排除个人的偏好和非理性行为,那些实验参与者在实验时有可能会考虑设计实验方案的人,从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的期望,导致实验的不真实,这样的主观因素将是对实验的极大挑战,也就会造成许多相同的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不同的实验参与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因此,许多著名的实验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相同的实验由不同的研究者设计或者由不同的实验参与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目前还没有好的系统和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5 总结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较早地配备了独立的理论体系,但是与其相应的实验检验却相对滞后,实验经济学一经产生,立即显示出它的蓬勃生命力,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实验经济学将会转而会解决更为实际的经济问题。实验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理论学派不同,它不是以相对独特的理论体系为特征,而是对经济学研究方式的革新。
实验经济学是研究人们行为的经济学,它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其他的学科的共同发展,它揭示了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并且为此提出了经济学的前进方向,实验经济学是发展历史比较短的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学科,是一门实验的学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我们知道,随着实验环境和实验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会更加完善,一定会对主流经济学产生更加重大的影响,成为经济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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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行为经济学 局限 发展
一、传统经济学的局限
传统经济学理论有四个重要的假设,即:信息对称、偏好一致、完全自利和完全理性。但市场中发生的经济现象却几乎完全违背了这四个假设。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发现,要完全达到这四个假设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1.信息对称性假设局限
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信息对称”,即在商业活动中买卖双方都可以无偿的获得市场中的全部信息,在交易的过程中对信息的了解是全面透明的。但事实上,信息是一种无形的但能给经济人带来效用或价值的资源,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有价的,信息的获取也是需要成本的,人们不可能在信息世界中完全收集到对自己决策有用的信息。由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忽略了信息不对称性对经济活动带来的巨大影响,使得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经济现象根本无法用原有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传统经济学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
2.偏好一致性假设局限
传统经济学假设经济人具有稳定的、前后一致的偏好,这种偏好不会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动态的改变,同时,经济人能理性地使其偏好效用最大化。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现,一件事物可以有很多的面向,人们在认知判断上可能会随时因收入状况、社会潮流、以众现象、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还有许多的发现都使人们更加怀疑选择是否能够反映稳定、明确的偏好。而偏好一致性假设也违背了自然界动态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得这一假设本身就有自己的局限性。
3.完全自利假设局限
传统经济学假设人类行为都是自利的,这一自利的行为还会导致个人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最大化。但人们发现,纯粹的自利无法解释慈善事业、自愿捐献、干旱时的自愿节水、储蓄能源以解决能源危机,以及牺牲金钱从而对不公平的待遇进行报复等社会现象,无法解释人类生活中许许多多的“非物质动机”和“非经济动机”。因为人类经济行为的动机不仅仅只是“自利”,也有情感、观念导引和“社会目标”引致的成分。社会中的各种千丝万缕的制约关系也使得我们完全自利的假设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及优势
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3次授予行为经济学家贝克尔、阿克洛夫、斯宾塞、卡尼曼,这说明非理性经济学由于其对新经济现象的良好解释已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可。
1.行为经济学的诞生背景
行为经济学的诞生有其学术背景。第一,20世纪中期,大量的行为经济学方面的文献面世。其中,“期望效用理论”和“贴现效用模型”作为“不确定条件”和“跨期选择”条件下计算效用值的精确分析工具已经被众多的主流经济学家接受。第二,20世纪60年代,认知心理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传统心理学家所谓的“大脑是一个刺激-反馈器”的理论已经被“大脑是信息处理器”的理论取代。认知心理学家对与“大脑信息处理器”相关的很多问题(比如,“问题解决”、“决策过程”等)的了解与新古典经济学中“效用最大化”问题的相关性很大。此后,有关方面的比较研究也日益增多。这样,真正的行为经济学产生的条件日益成熟。行为经济学理论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具有传统经济学理论不同的假设和特色,另一方面,它又表现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新认识和新的挑战。
2.行为经济学的特点及优势
(1)行为经济学的特点
与传统经济学相比,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准则并非是完全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并不是没有道德的科学。行为经济学使我们必须承认,人也是有性灵的、活泼的一面,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观念导致的成分。
(2)行为经济学的优势
行为经济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有机结合,它从实际出发,打破了传统经济理论通过建立精密的数学模型、严格的推理论证来解释、研究经济行为的框架,引入了描述经济学的成分,对传统经济学是一种修正,也是一种补充。因此,行为经济学已确立的原理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兴趣。行为经济学的崛起,对传统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前提提出了挑战,也进行了拓展。
三、行为经济学发展展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涉足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并形成了多个分支,其发展较为活跃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幸福学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心理学家卡尼曼教授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特地谈到了一位华人学者、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奚恺元和他的研究成果――幸福学。
就当今社会而言,虽然近年来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相对于物质生活的提高而言,人们感觉到的压力却越来越大,身体素质越来越差,幸福指数越来越低。据统计,目前80%左右的上班族都处于亚健康状态,人们常常是在用牺牲健康来换取金钱。这不得不使我们来重新审视我们的发展模式,究竟以什么为最大化目标。对此而言,奚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幸福学。
其实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生活过得幸福,归根到底人们最终在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拥有更多的金钱或财富。即使是从效用最大化出发,对人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财富,而是幸福本身,这也应该是效用本身定义的初衷。奚教授指出,人们到底觉得幸不幸福取决于许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包括比较因素、时间因素、环境因素以及各种客观的评价等等。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幸福。如何增加社会的幸福感,解决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人类幸福的关系,是每个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2.神经经济学
近几年的研究发现,人们之所以会在经济行为中产生非理性决策,与人脑的神经生理结构相关。神经经济学对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它放弃了主流经济学用以解释人类行为的各种过分简单的模型,在切实了解人脑精神活动的真实方式的基础上,重建经济学对经济行为的解释。20世纪以来的主流经济学始终坚持“理性人”假设,认为人类具有稳定而持续的偏好,人们据此作出各种理性的行为决策。在这一框架下,所有明显不合逻辑的非理,也被解释为某种理性决策过程的结果。但神经经济学研究发现,当人们对长期行为进行决策时,他们的决策行为的确符合经济学教科书假定的“理性决策”过程。而面对短期决策,比如是否立刻进行消费活动时,非理性冲动因素在人脑决策中的作用与猩猩毫无二致。磁共振扫描发现,参与长期决策的主要是大脑额叶前区部分,理性思维主要是在人脑的这一部分进行。而在短期决策时,大脑边缘皮层的作用则会超过额叶前区,这时产生的决策更倾向于立即满足需要的原始状态。在谈判的情境下,谈判者大脑中并非只有额叶前区皮层处于活跃状态,大脑皮层深处产生情绪反应的区域同时也被激活。当人们感到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大脑中名为“前脑岛”的部分即被激活,产生强烈的情绪波动,其强度会超过额叶前区皮层产生的理性思维。既然这种初级大脑活动如此强大,由此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经济行为总是会走样。
3.实验经济学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而且,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
但同时,目前实验经济学取得的主要成果还局限在微观经济理论,如何拓展其运用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结束语:行为经济学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延续和发展,是经济学的一个年轻分支,它所研究的核心领域和经济学是一样的,即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利益分配问题。但它在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更新的观点,使得经济学更加贴近于生活与现实,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研究上。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的逐步完善,它势必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到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董保民:《信息经济学讲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一
信息经济学的产生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共同点是以物质产品及服务的生产、流通、分配及相关活动为主要对象,因而被称之为物质的经济学。[1]在传统经济学中,信息如同空气、阳光一样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经济成本。同样,厂商、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等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处理能力,所以经济行为者的选择是确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经济学之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行为者不仅不具备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这与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信息经济学正是在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蒂格勒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中,批判了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理论,提出了信息搜寻的概念。斯蒂格勒认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要做出最优决策,必须对相关信息进行搜寻,而信息搜寻是需要成本的。把信息与成本、产出联系起来,提出搜寻概念及其理论方法,是斯蒂格勒对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继斯蒂格勒之后,着名经济学家K·阿罗(K·Arrow)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不确定性存在情况下的经济学。在他看来,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一项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来加以分析。阿罗十分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经济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精确的数学描述,用“信息结构”一词来描述经济决策利用信息的复杂分布及其与决策的对应关系,等等。搜寻理论后来经过萨洛普(S·Sulop)、截维德和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统地发展,成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一。众多着名经济学家在不完全信息经济分析领域的创造性成果,诸如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对策理论、非对称信息概念以及价格分散理论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分析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领域。
随着人们对信息经济的关注,研究的视野逐渐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1962年,弗里兹·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1977年,马克·波拉特《信息经济》(九卷本)提出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日趋成熟。
经济学者将信息要素纳入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使宏观信息经济学获得了与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生产函数理论,试图说明经济发展取决于投入的资本和劳力数量。但是,过去2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发达国家增加投资快于增加人数,投资收益并没有递减。针对这种现象,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要素不仅仅是资本和劳力,而应该是四个基本要素,即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识构成生产要素之一,它像资本那样必须以放弃当前消费为代价才能获得,知识(教育)滞后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国家必须像对待基础设施投资那样对知识及传播知识的教育机构进行投资。由于知识投资长期效用的干预,经济长期发展中可能出现良性循环趋势,即投资促进知识生产与传播,而知识生产与传播获得的效用又促进投资。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期提高某个国家的增长率,这个结论正是传统理论所否定的。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已经不在于资本与设备,而在于知识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正在由资本依附转向资本与信息的双重依附。
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论。他们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对称信息对交易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此后30多年来,不对称信息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产生的对策理论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两位经济学家于199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又一次因为在“走进现实生活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分享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他们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学的麦克尔·斯澎斯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三位经济学家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解释厂商、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基础。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时也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3]一种主张是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从市场不确定性角度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另一种主张是按照信息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多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这一主张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也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为信息经济学“三分法”,即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出发,将信息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产业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对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层面出发,论证信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研究信息与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产业经济学着眼于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基础与结构、信息产业国际化、信息资源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内容。按照这一思路,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能够较好地与传统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体系相衔接,不仅能够清晰地勾画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论体系与内容,而且还能较好地构筑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体系。在这一思路下,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构成理论信息经济学,而信息产业经济学则构成应用信息经济学。
思路二为信息经济学“二分法”,即按
照市场不确定性原理,将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个部分。与此相适应,将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理论信息经济学,而把宏观信息经济学作为应用信息经济学。根据这一思路构建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将思路一中的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归到一块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将厂商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放到一起来分析。宏观信息经济学则由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组成,以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为基础,分析信息技术的各种经济影响和福利效果。这一思路的主张者认为,按照这一思路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将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加以区分,并且能够较好地体现信息产业在信息经济学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4]比如委托一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代企业建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委托—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国有企业改革要建立起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为基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比如资产重组、企业破产与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来约束和规范市场行为,这个规则就是市场经济主体共同遵守和不断创新的委托—合同。
其次,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市场主体的经济决策和加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正确处理好企业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信息经济学较为深刻地探讨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经济行为的两个主要现象,即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面临着不同形式的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生产者面临着消费者的大量的、复杂的道德风险行为,而消费者也同样面临着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选择和生产者转移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无论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助于其作出各自相应的选择与对策。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实践教学;计量分析;博弈分析
一、引言
新古典效用理论认为,不确定条件下的最终效用水平是每种结果的效用乘以客观概率加权后形成的,且在决策过程中偏好是稳定不变的。法国经济学家阿莱(1952)通过实验发现,决定期望效用水平的是主观(而非客观)概率,而且决策者的偏好是不稳定的。卡尼曼和特沃斯基(1974)从有限理性出发,借助心理实验,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前景理论),标志着行为经济学的诞生。行为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是以经济实验为基础的,从国际上看,美国等发达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在一些大学里设立了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实验教学中心,针对具体的课程项目,开发专门的创新创业实验平台,指导学生的创造发明活动。近年来,国内一些知名院校围绕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进行了系统规划和建设,逐渐形成了以实验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为核心学科,以个体和群体行为的心理机制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实验教学平台,主要包括行为决策实验室、脑神经实验室、视觉认知实验室及人力资源测评实验室,上述实验教学平台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效服务。虽然国内外知名院校在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但对于国内大多数高等院校而言,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仍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许多院校的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主要采取课堂演示、问卷抽样等方法进行讲授,这样会存在以下弊端:首先,学生仅仅从理论层面感知什么是行为经济学,无法深入理解行为经济学的本质应用;其次,教师仅仅通过演示文稿或课堂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实验教学,无法将自己授课思路完全展示给学生,影响实验教学质量;第三,单一的讲授方式难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影响实验教学效果。因此,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学科交叉实现实验方法创新,对于提升行为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基于计量分析的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方法创新
自从丹麦经济学家弗里西(1930)创设了计量经济学会以来,计量经济学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计量方法技术和方法不断升级,为经济实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通过引入Eviews和Stata等专业的计量分析软件,采用相应的计量方法,对具体的行为经济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方法创新研究①田树喜韩颖(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沈阳110169)摘要:行为经济学是一门以经济实验为基础,研究有限理性当事人经济行为决策的新兴学科。目前国内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存在众多问题,急需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应用计量分析和博弈分析方法,丰富和创新行为经济学的实验教学,实现行为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及经济博弈论的学科交叉,提升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质量及大学生创新意识。关键词:行为经济学;实践教学;计量分析;博弈分析学案例开展实验教学,成为行为经济学实验方法创新的重要方向。通过与相关网站建立数据链接,同时面向企事业单位、政策决策部门进行走访调研,获得了实验数据资源,并对原始数据进行分类和标准化处理,形成了基于经济行为计量分析数据库和案例库资源,为行为经济学实践教学的方法创新提供基础支持。
(一)计量分析方法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依据统计资料,采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交叉学科。其中,经济学为计量经济学提供理论基础,数学为计量经济学提供研究方法,统计学为计量经济学提供资料数据。计量分析方程主要包括经典假设下的单方程分析方法、联立方程分析方法以及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等,其中,单方程分析方法研究的是单一经济现象,联立方程分析方法研究的是经济系统问题,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是通过数据挖掘经济变量之间的行为联系。由于许多行为经济学问题都体现出很强的时序性,所以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在行为经济学领域应用广泛。时间序列计量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平稳性分析、均值方差分析、协整分析、因果分析、误差修正分析等等,应用上述时间序列计量方法对市场上的非理性经济行为进行实验分析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由于金融市场上投资者行为的不确定性和非理性,金融时间序列经常表现出波动异常的情况,导致市场风险加剧。针对这一特征,应依托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系列计量模型分析方法进行创新性实验设计。ARCH模型首先是由恩格尔(1982)最早提出,该模型的主要思想是时间序列随机误差项的条件方差与它的前期值显著相关,因此,如果某一时间序列的本期条件方差与前期随机误差项线性关系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该时间序列的波动存在显著的自相关效应,形成非理性的波动积聚。为了规避ARCH模型中多个解释变量之间可能产生的多重共线性,勃列斯福(1986)提出了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来分析时间序列条件方差的波动特征。恩格尔(1991)进一步拓展了指数型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EGARCH)模型来计量时间序的非对称波动效应。下面本文以行为经济学中“羊群效应”为例,阐述ARCH系列模型计量方法在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的创新应用。
(二)实验案例分析
“羊群效应”原指牛、羊等动物成群地觅食、活动的行为,引申到人类社会是指某(类)决策者与大多数人一样去思考、感觉和行动。学者们将“羊群效应”定义为后继者在观察到前面行动者行为的条件下,会做出独立于个人思考的盲从决策。“羊群效应”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金融市场在这种群体活动的状态下,行为人必然经常受到其他行为人和整个行为环境的影响,产生攀比、模仿及互相传染的行为倾向。在市场出现突发事件的过程中,这种非理性的从众行为会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众多同方向的预期导致价格偏离均衡,并形成套利限制。在心理的作用下,这种非理性无法互相抵消,反而互相加强,由此产生“羊群效应”。2015年,中国股市上演了“过山车”式行情。年初,受人民银行量化宽松以及融资融券业务拓展等系列利好因素的影响,中国股市迎来了杠杆式上涨。以上证综合指数为例,该种指数由3月份最低的3286点上涨到6月份最高的5166点,市场上形成了“追涨”羊群效应。但从6月中旬开始,以人民银行出重拳清理配资为导火索,中国股市开始急速下跌,到8月下旬,上证综合指数又跌至2850点,市场形成了“杀跌”的羊群效应。针对中国股市在2015年投资者非理性的“羊群效应”案例,本实验组织学生收集股票市场实验数据,借助Eviews软件进行实验分析:首先采用ARCH系列模型检验股票市场的波动积聚效应,进一步利用EGARCH模型检验市场上是否发生了非对称波动的杠杆效应,随后,以实验结果为依据,从投资者的行为心理视角分析“羊群效应”的形成原因。通过上述实验教学,可以使学生直观地分析股票市场的暴涨暴跌以及投资者的行为心理,实现计量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交叉结合运用,提高实验教学效率。
三、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博弈方法创新设计
传统微观经济理论认为,市场上信息是充分和对称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引导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也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因此,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不存在冲突。博弈论认为,信息的不充分和不对称是常态,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也经常存在冲突,经济学应针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进行直接研究。自从美国数学家纳什(1950)开创了非合作博弈研究范式以来,博弈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博弈分析方法也成为行为经济实验创新的重要方面。应用博弈分析方法开展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需要引入Z-tree和Matlab等专业软件,同时,行为博弈实验教学还需要借助130相关的心理实验设备作为实验平台。
(一)博弈分析方法
博弈(game)是指一些个人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进行策略选择并加以实施的过程。基于对参与人的理性假设不同,博弈可分为完全理性博弈和有限理性博弈,其中,应用于行为经济分析主要是有限理性博弈分析方法。有限理性意味着博弈方往往不会在一开始就找到最优战略,必须通过学习和试错找到最优策略;有限理性也意味着至少有部分博弈方不会采取完全理性的均衡策略,因此有限理性的均衡策略是不断调整和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一次博弈的结果,且即使达到了均衡也可能再次偏离。另一方面,基于对参与人所处信息环境的假设不同,博弈论又可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其中,应用于行为经济分析主要是不完全信息博弈分析方法。不完全信息意味着参与人不完全了解对手的类型和信息状况,往往依据贝耶斯条件概率预测对手的策略选择,因此均衡策略是不确定的,只能以一定的概率出现。下面本文以“欧洲债务危机”中当事方的行为选择为例,利用不完全信息环境下有限理性的博弈分析方法,阐述博弈论在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方法中的创新应用。
(二)实验案例分析
2008年伊始,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希腊政府率先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由此导致财政赤字大幅增加。2009年10月,希腊政府宣布,当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GDP的12%,累计的公共债务将达到GDP的113%,远超过《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上限。2009年12月,三大评级公司(穆迪、标普、惠誉)纷纷下调希腊债务评级,欧债危机由此拉开大幕。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长期原因在于欧洲国家人口老龄化、高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导致的经济增长缓慢。沉重福利负担使社会支出不断增加,形成收支缺口,收支缺口扩大导致信用风险上升。欧债危机爆发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欧元区自身的体制性缺陷,即统一的货币政策与独立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欧元诞生后,由欧洲央行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元区各成员国仍保有独立的财政政策,欧洲央行以控制通胀为首要目标,控制货币发行,这样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欧元区各国不得已采取财政扩张政策应对,导致过度负债。面对债务危机,欧洲央行和危机国均面临两难选择。从行为博弈角度出发,欧洲央行有(救助、不救助)两种行为策略;危机国政府有(紧缩、不紧缩)两种行为策略。如果欧洲央行采取救助策略,危机国的最优策略则是不紧缩,但这样会导致危机国的道德风险问题,并会引发其他国家效仿;如果欧洲央行采取不救助策略,危机国的最优策略则是选择紧缩策略,但这又会引起国内民众的不满,引发国内动荡。现实中,欧洲央行和危机国难以准确预测经济形势的变化,因此处于不完全信息环境中,同时,面对不确定的经济形势,博弈方难以形成理性决策,因此,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一直在持续发酵,各方难以形成均衡的策略选择。依据上述分析,本实验将学生进行相关分组,逐次分别担任欧洲央行和相关危机国角色,利用Z-tree软件,采用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博弈方法分析欧债危机的形成和蔓延,实现经济博弈论与行为经济学的有效结合,拓展行为经济学实验研究方法,激发学生创新思维。
四、结语
在当今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和仿真模拟数据资源,将计量经济学和经济博弈论等工具引入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中,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学、管理学以及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为行为经济学的实验教学方法创新提供了切入点,并且取得良好效果。行为经济学实验强调在经济研究过程中的心理学、管理学及社会学等学科的引入,但并不拘泥于相关学科的固有研究方法,而是锐意创新,寻找更适合自己实际需要的研究方式,实现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有到优”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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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蒋军锋,殷婷婷.行为经济学兴起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J〕.经济学家,2015,(12):69-78.
关键词:理性经济人;行为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
一、理性经济人假设发展与反思
(一)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价值扭曲
“经济人假设”被提出的最初,自私原则虽然存在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之中,但并不构成行为人处理经济活动的首要处理原则。亚当斯密在他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曾经说过,人们在处理一些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并不总是以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就如同人们会出于善心去帮助他人,而使自己付出精力或者是金钱却无法得到物资上的回报,只是看到受帮助之人感到快乐,便有足够的满足感。熊彼特在其撰写的《经济分析史》中,特别论述了“政治上的个人主义”概念设计存在明显的缺陷,并用新的另一种概念来阐述个体主义方法论并不是包含抽象的逻辑,而只是一种能被现实运用的思维手段,是研究方式中一般形式的存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同其他学科一样,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实现自身的理论创新。经济学发展的过程其实有着“百家争鸣”的特点,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把争论的焦点放在“米塞斯与兰格之争”,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哪个更胜一筹,40年代的“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则是聚焦在当时困扰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商业周期和经济危机该如何应对,60年代“两个剑桥之争”,在如何有效分配资源上提出了两种主要路径,70年代由于滞涨困扰着全球经济,“滞胀之争”在货币学派、供应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之前展开论述,及至80年代如何有效的提升国家经济活力,出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化运动”(董志强,2016)。新古典经济学在人性假设上不断向个体的“价值”倾向。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经济学的微观层面对于博弈论研究的加深,理性经济人假设所强调的利己原则更是被推到更高的一个档次。在经典博弈论中,博弈的参与者对面临的经济活动所做出的策略决定会受到其他参与者的影响,这就是概念上的“共同知识”(Commonknowledge),“理性经济人”中假设个体是绝对自利的正是“共同知识”现象存在的基础。鉴于这种共识的影响,博弈中的参与者通过这种似乎与生俱来的本能来研究和推测竞争者的策略,然后根据预期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产生了双方在某一行动上的行为交流和“纳什均衡”。正是建立在互动过程之中,新古典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早已在实质上发生重大的转变,也就是原本只是“方法论”现在将“个体”提出出去,从此其成为理论意义上的“个体”,并且获得了某种特定假设的“个人”——在一切的活动中做出尽可能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并将它转化成为自己的行动(叶航,2016)。众所周知“节约悖论”(ParadoxofThrift)的提出,是为了研究微观中的个人。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可以为个人增加储蓄,可以提高人们应对风险的能力,对个人来说这真的是一件好的行为,可从整体,国家的角度来说却并不一定是有利的;这是因为当人们的消费水平下降会引起社会经济活动投资部分的减少,进而使国家的经济缺乏活力,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的地步。“节约悖论”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存在与实际经济行为严重不符合的现象,显示了新古典经济学不单单把“个体主义方法论”同“整体主义方法论”直接对立起来,并毅然地选择前者。
(二)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缺陷
1.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使经济学现实应用受到框定
阿里尔鲁宾斯坦(1997)认为当行为主体能够掌握所有的信息并能分析,同时能在任何情况下明确自己的喜好,最终根据这些结果的反馈做出符合理论上的行为,才能界定成为“理性经济人”。这也就意味着一切事物所有的变化是不需要存在的,形成了一个静止的过程。可想而知这样的研究结果必然是与现实的社会运行大相径庭。然而,包括经济增长、创新等在内的这些社会现象都是经济运行中的动态过程,基于“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设基础来解释以上现象,便就存在明显的矛盾。
2.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并不符合稀缺性
人类在实践的过程中必然是要消耗资源的。经济学的研究正是建立在物资稀缺性的基础上,资源并不可能根据人的需要无限提供,并且人们会因为先天的能力的束缚,无法自由的获得和处理信息。一般来说,信息总是会针对特定的需要而存在。信息的传递需要通过工具来获得,有些信息还要为其支付相关的费用,那么信息就成为一件商品了,它是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资源而存在,必定具备稀缺性。信息繁多的情况下,个人是无法来解析和分辨的,完全信息在现实中是一种无法达到的状态(赵志强,2018)。可见,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并不能够与稀缺性这一条件相符合,之间是矛盾的。
3.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抛开了市场和竞争的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为了证明市场在经济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作用,维护市场的绝对地位,确立自由市场制度,通过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构造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认为政府的作用会使市场的作用减弱。然而,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条件之下,理性经济人具备了现实世界中个体所不拥有的四种能力,他们知道市场供求之下运行的最佳点。为此他们可以不去了解别人的产能信息就能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生产量。所以,整个社会的运行都在理性人的计划之内,那么市场和计划的分配方式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因此,以完全理性假设的角度来思考,资源是可以通过计划的方式来达到最佳配置的,也就是不需要市场的作用。
二、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比较
理性的经济主体这一假设始终存在于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之中,通常称“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这样就刻画出一个简化而又便于描述其行为的经济主体,基于此进一步解释社会经济运行当有的现象。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便是被错误使用。最为常见的非合理运用,就是为了将复杂的现实问题通过理论来说明进行标准化,导致的与“理性”相背离情形,比如,起初新古典经济学对小农行为的分析和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后弯曲的描述。随着学者对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发现其实这些问题的出现是源于理性行为的假设缺乏全面的约束导致的。这些问题也从侧面说明:对于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只是简单地将“理性”行为作为所有经济现象研究的出发点,要结合所分析问题的经济主体行为的特有约束条件进行合理的“理性”行为假设。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得益于随着学科研究的深入,使得学科基础假设的约束条件得到放松。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在理论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现实社会经济的运行过程中,若想通过理论来描述,则会遇到种种困难。正是基于实践的差异,经济学家所做出的解释一般基于这样的理由:首先,理性的论述是抽象化的概括,又或是经济主体行为上的平均,并不与现实中经济主体的行为存在牢固的联系;其次,弗里德曼在某种程度上认为理论假定的存在并不都是把现实因素包括在内,理性人假定与现实的不符,并不会影响根据这个理论所推导出来符合结论的结果。正是由于该假设的缺陷,赫伯特西蒙始终认为理性人“完全理性”假定是不能简单的接收,应该采用“有限理性”进行替代,但是,“有限理性”并非一些经济学家简单的认为约束条件下的完全理性,而应作为具有特定解释含义的理论。心理学作为研究经济主体个体行为的有效手段,通过实验、调查等方式挖掘一些行为人对待经济活动的偏好、认知和策略,而这些正是被理性经济人假设所忽略的重要事实。行为经济学的这一学科通过将心理学和经济学实验方法有机结合,其实也是对理性人假定发出挑战,从而奠定了其作为经济学的又一重要分支。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跨领域的学科合作,往往会被认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颠覆,但马修拉宾(2004)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结论不应形成新的一套研究体系,而是基于已有的研究理论的框架对其进行改造和丰富。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立足于已有的主流假设,特别理性假设。虽然行为经济学无法完全接收完全理性假设,但并不就等同于认为经济主体始终是非理性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存在是有着一定的现实依据的,亦是包含了必不可少科学实践的成分,并且符合个体经济行为的重要表现,经济主体在很多的场合下都是利己的,在经济活动中表现的更为明显。如果否认这一点,经济学研究的框架将受到巨大冲击,研究意义将变得的黯淡无光(陈茁,2018)。对经济主体行为研究的成果表明,经济主体在所谓的“理性”指引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总是会受到认知及系统性的对完全理性的偏差。
一、本科生微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现代经济学是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形成的一套逻辑体系。高校本科生微观经济学教学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现代经济学的逻辑体系。要想实现让学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就要求经济学教师不仅要讲授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分析框架,还要培养学生像经济学家那样具有思考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在有了明确的价值判断和对所处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其他约束条件有了清晰认识的基础上,才能让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经济原理和分析框架来选择或建立合适的分析模型,进而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二、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大量的教学内容。微观经济学内容繁多,集合了大量经济学学家的思想、观点与研究成果,而经济学的发展也历时几百年,如此繁杂的思想内容想在有限的一个学期教学时间内让学生了解并掌握,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现在国内很多高校选用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先生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作为主讲教材,以这本教材为例,全书共涉及十一章,很多章节的讲解,至少需要十个以上学时才能完成,而近年来许多高校的经济学课程的总课时都被不同程度的压缩,这就更加加重了微观经济学如此繁多的内容却无法得到足够的授课时间保证的问题。
(二)课程内容抽象。很多学生反映在开始学习微观经济学的时候,感到困难和困惑,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首先,微观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日常生活行为的学科,它研究个体单位如何做决策以及这些决策如何相互影响,因此学习这门课需要较高的抽象思维,而这门课的开课时间大都在大一下学期或者是大二的上学期,基本上是学生们首先接触到的一门专业课,因此由于学生的前期训练不足,所以往往是带有更多感性地分析问题,缺少理性的分析,尤其是对于一部分文科学生以及前期数学等学科学习不是很好的学生而言;第二,微观经济学既然是解读人类行为与社会现象的学科,就需要一定的社会经验与人生阅历,很多大学低年级的学生这方面的经验是不足的,因此很难形成对现实的抽象和解读的能力,学习经济学的感觉自然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所以,学生在开始学习微观经济学的阶段容易有学起来困难的感觉。
三、解决的对策
(一)扎实的前期课程准备。在微观经济学的前期课程设置上,学生已经具备了逻辑学、高等数学、概率论、线性代数、统计学、大学英语和计算机应用等学科的学习基础,这些课程的学习是学习微观经济学必要的前期准备。在经济学的教学当中,教师可能面临的问题就是学生前期课程体系学习的不完整或者是部分课程还没有开课,这种情况对于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和教学无疑是一种障碍,很多课程的学习应该在微观经济学开课之前予以完成。
比如,微观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会遇到非常多的图表,这就要求学生除了要看得懂图表,还能够正确、熟练地描述图表,说明事物间的联系以及发展的趋势。同时,学生要会自己动手绘制图表,这种绘制图表的方法更多的是应用计算机软件去绘制,比如excel,明确了变量之间的关系,采集了正确的数据,会应用不同的软件建立数字型图表,比如最简单的曲线、散点图、饼形图、柱形图等。
另外,我们现阶段学习微观经济学的思想和架构更多的还是借鉴西方的经济学体系,这就要求学生要想学好微观经济学就要有扎实的英语基础,除了教师课堂的讲授以外,教师应介绍有代表性的英文版微观经济学著作让学生们课后阅读和学习,条件允许的话,应对这门课程实施双语教学,或者即使是中文授课,在一般的国内经济学经典教材中也有大量的英文词汇,书后一般都有专业词汇的中英文对照表,这些都是学生们应该掌握的。
还有,学生良好的数学基础是学好微观经济学的关键,比如微观经济学中的弹性,线性与非线性的斜率,最大值与最小值,拐点的问题等等,基本上每一章都离不开高等数学微积分的内容,还有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知识,等等。如果涉及到中级或以上的微观经济学知识的话,线性代数、线性规划、数学分析等知识也会用到。就是说,系统、完整的数学学习是学好微观经济学的保证,尤其是想要更加深入地研究这门学科。
(二)培养学生对经济学的感觉。培养学生对经济学的感觉,可以通过鼓励学生多关注和了解社会、经济时事,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能够运用学到的理论知识解决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鼓励学生大量阅读经济学以及经济学以外学科的著作。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和各门学科都有联系的综合学科,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利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解决社会科学中的问题,比如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均衡理论,就来自于物理学;而数学的推导是经济学分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经济学还涉及比如历史学、地理学、法律等其他许多学科的知识内容。所以,大量的课外阅读,对各个领域知识的了解有助于学生扩展思维,更好地理解经济学。
(三)案例与习题的运用。除了传授课本上的知识以外,教师应该注重案例的引用,因为微观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日常生活行为和决策的学科,所以学生的学习离不开案例的分析,正像微观经济学所研究的规律和定理基本上都来自于现实生活一样,要使学生真正理解经济学的知识内容,还要让他们知道每个知识点应用在实际生产生活中的意义,以及如何利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所以,案例的研究和讨论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中是十分必要的。
另外,学好微观经济学离不开做题,很多学生反映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和知识点在听课的过程中即使都听懂了,但是一旦涉及到做题,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没有解题思路或者觉得和理论部分衔接不上,而经过了习题训练以后,学生们对知识点的理解则更加深入,也激发了学生对学习微观经济学的兴趣。
(四)传统与现代教学手段相结合。多媒体的教学手段是目前微观经济学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教学方法,特别是一些资料、案例和复杂的图表通过多媒体的演示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多媒体可以生动地将微观经济学的模型图直接呈现给学生,尤其是可实现一种动态的生成过程,比如蛛网模型,就可以通过多媒体的演示将蛛网模型的动态形成过程演示给学生。但是,在实际教学当中发现,如果全部的教学内容都通过多媒体来实现,效果也未必就好,比如一些需要数学推导过程的定理和证明,如果只是通过多媒体的演示,学生的理解未必深刻,如果通过教师板书的书写推导,每个过程进行详细的讲解,学生的理解会更加深刻,对一些曲线图形和方程的讨论可鼓励学生运用已经学过的知识自己进行推导或求解,这样既可以培养学生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又可以节约有限的教学时间。所以,多媒体和传统的教学手段相结合是比较适合微观经济学的教学手段。
四、结论
本文认为学好微观经济学这门课不仅需要学生扎实、完善的前期课程准备,还要求教师在教学方法上要灵活多样,单纯以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这要求教师通过正确的方法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自己去发现和解决问题,使他们能够真正的理解经济学的理论、掌握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使学生产生对学习经济学的兴趣,并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同时,如果教师能够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分析和讲授,恰当地运用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则可以帮助学生实现利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
[关键词]行为法经济学 法律经济学 理性选择理论 经济理性 法律实践
一、前言
法律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一个法学和经济学整合的边缘学科,经过短短四十多年的蓬勃发展,已经在法学、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及社会经济和法律实践领域显现其日益强大的影响力、生命力。一般认为,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1960)(注: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的发表,开辟了法律经济学的新时代;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1972)(注: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四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的出版,则标志着法律经济学进入蓬勃发展期。随着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我们注意到,法律经济学在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注:目前法律经济学涉及的经济理论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交易费用分析、比较制度分析等,其中微观经济学理论是法律经济学的经济基础;其方法主要有: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均衡分析、博弈分析、成本收益分析、供求分析、文化与历史分析、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分析等。)研究传统法律问题,并因此而激发人们极大兴趣的同时,也逐渐引发了人们一些质疑。典型的例证是,一些学者从质疑有限理性理论到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再到行为法经济学概念的提出,(注:Jolls,Sunstein and Thaler(1998),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Stanford Law Review,Vol.50:pp.1471-1550.他们在该文中首先使用了“ 行为法经济学(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概念。)他们将矛头指向法律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根基——理性选择理论。他们认为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具有严重的缺陷,以此为基础产生的结论即使不应是直接拒绝,也是值得怀疑的。其中,行为法经济学论者直接把焦点放在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上。到底行为法经济学对目前的主流法律经济学将产生何种影响?主流法律经济学如何应对行为法经济学所揭示的主流法律经济学的局限性?法律经济学将何去何从?如何把行为法经济学应用到我国法律实践?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行为法经济学与传统法律经济学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来探讨以上问 题。
二、行为法经济学的概念
行为法经济学的起源可追溯到1974年西蒙(Simon)对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作出了系统的批评(注:西蒙:《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和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并在随后的一系列学术研究中完善了这一概念,(注:Simon(1982),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2 Vol.,Cambridge,Mass.:MIT Press.)认为当事人在经济决策过程中面临认知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有限理性”的提出,引发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联袂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和实际决策过程如何影响最终作出 的决策。到20世纪70年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维尔斯基( Amos Tversky)通过吸收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重构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模型,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行为经济学”学派。(注:2001年美国经济学会最高荣誉—— 克拉克奖章得主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Gary S.Becker)、阿克洛夫(George A.Akerlof)、卡尼曼为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随着“经济 学帝国主义”向法学研究领域的延伸、法律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张——从市场行为领域到非市场行为领域,法律经济学背后的经济理性选择理论(主要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局限开始引起法律经济学界的注意。如托马斯。尤伦(1997)《法和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一文中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注:作者强调,最近研究认知心理学者和熟悉这方面知识的经济学者们根据实验性的与理性选择理论难以印证的结果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至少从以下四个方面对理性选择理论的含义提出了疑问:(1)当精心设计的试验中的主体知道对合作剩余的分享有违广泛接受的公平理念时,他们似乎拒绝互利的交换;(2 )在另一些需要进行若干个阶段的交易的试验中的主体似乎并不设计理性的策略;(3)由于有限理性,绝大多数决策者的选择背离了理性选择理论的预计,例如那些从事相同价值的拍卖的主体成了“赢者诅咒”的猎物,并且人们保持着这种状态,尽管一项其他的选择可能有利得多;(4)并不像理性选择理论预示的那样,实验证明人们对不确定的结 果不采取决定。)特别是Jolls,Sunstein and Thaler(1998)《法律经济学的行为方向 》一文的发表,标志着行为经济学正式进入法学研究领域——行为法经济学开始闯进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视野,并悄然启动了法律经济学界的“行为革命”。
行为法经济学将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引入到法律经济学分析中,其焦点落在主流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假设与人类的真实行为不一致。他们认为建立在反映非现实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上的分析结论(注:包括经济分析与法律经济学分析。)会导致错误的预测,通过运用从心理学、实证研究、行为实验中得到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方法来全面验证理性选择理论,揭示了众多“反常现象”。大部分学者公认的行为法经济学定义为:运用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成果更好地解释法律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法律目标的手段,提高法律经济学的预测力和解释力。(注:Jolls, Sunstein and Thaler(1998),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Stanford Law Review,Vol.50:pp.1471 —1550.他们在该文中首先使用了“行为法经济学(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 概念。)行为法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是在质疑理性选择理论中的理性预期、(注:理性预期概念由穆特(Muth,1961)引入,并由卢卡斯(Lucas)、普累斯科特(Prescott)等学者完善,他们完善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预期的定义和建模,并得到广泛的应用,最终形成理性预期学派,成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主流。这里说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严格来说,指的是理性预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稳定偏好、拥有充分的信息处理能力四大假设的基础上,(注:详细论述可参看Thaler(1996),Doing Economics Without Homo Economics,。in Foundations of Research in Economics:How Do Economists Do Economics?(Steven G.Medema and Warren J.Samuels eds.))提出反映人类真实行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这些因素会使人们作出与理性选择理论相背的决策 ——即“反常现象”。具体分析及法律例证如下:
1.有限理性。有限理性突破了主流法律经济学、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注:对“理性经济人”持异议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经济学家凡勃伦,而西蒙的有限理性论可谓对理性经济人或理性选择理论的最权威的批评之一。以科斯、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费用角度对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了批评,放松了“制度不相关假设”,阿罗等信息经济学家对“完全信息”假设提出了质疑,开创不完全信息的经济学分析,博弈论则进一步放松了“独立决策”的假设。此外社会学、经济心理学等都对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批评。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主张以“有限理性”假设作为分析基础。行为法经济学认为人类行为偏离理性选择理论的无限理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决策过程中的真实判断行为表现出与理性预期所推断的无偏预测的系统偏差,即有限理性会导致人做出判断 误差。启示和偏见(Heuristics and Biases)通过影响行为人对未来时间的概率判断, 来改变行为人的最终决策。这在行为法经济学中早已观察到,并进行了分析。启示具体包括了代表性启示、现成性启示;偏见包括过于自利偏见(Self-serving Bias)、自信偏见、偏见的自我强化、“事后诸葛亮”偏见、固执先见、潜意识偏见等。(注:代表性启示指行为人夸大事件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认识趋势而错误地做出判断;现成性启示指人们是通过很容易想起的事例来判断概率,结果造成较高权重被分配给突出或容易记住的信息。自利偏见、自信偏见、偏见的自我强化主要指行为人常盲目认为能够进一步改善自身的利益,或人们往往只按照自身的观念来表述信息或描述事实等。“事后诸葛亮”偏见、固执先见、潜意识偏见则分别指人们在事件真实发生后所做的概率判断常高于 实际概率,先入为主,行为人的潜意识偏见会导致其作出错误的概率判断。参见魏建《行为经济学与行为法经济学:一个简单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研究》2003年第2期。) (2)人类决策偏离了理性选择理论中的预期效用理论。(注:预期效用理论是传统经济学 分析的奠基石之一。)其中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是偏离预期效用理论的最典型 例子。此外,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沉没成本(Sunk Cost)与禀赋效应一样,都 对人类决策产生影响,使得人类决策行为有时出现与最大化目标不一致的现象。(注:Kahneman and Tverskey在“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发表在1979年Econometrics第47期:263—291)一文中提出“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作为预期效用理论的替代,提出了著名的框架效应理论以及基本点,指出人们 在不同的基准点上表现出来的风险态度不一,而预期效用理论认为人们的风险态度不会随着基准点的变化而不同。禀赋效应说明行为人对拥有的财产功利评价要高于对不拥有 的同样财产,损失厌恶就属于禀赋效应的一种。)
2.有限意志。行为经济学已经强调,限于有限意志,人们往往不能坚持选择与最大化自身总体效用相一致的行为。行为法经济学将有限意志归结到(1)习惯、传统、嗜好,(2)生理欲望(Cravings)以及(3)多重自我 (Multiple Selves)。这三类因素导致行为人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整体效用、无法对多重效用目标进行排序,最终令决策偏离效用最大化轨迹。如嗜好与习惯的形成。
3.有限自利。行为人无论是在经济活动中还是在法律事务中,其行为除了表现出不同类型的有限理性、有限的意志力外,还会表现出有限自利。贝克尔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个体决策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受社会规范、道德规范等影响,并没有完全追求自我利益的实现,而且追求了自我利益以外的东西,比如“公平”、“社会认可”等。Kaplow and Shavell也曾提出人们对公平的偏好应该纳入经济决策等行为决策分析中。(注:可参见 Kaplow and Shavell(1994),Why the Legal System is Less Efficient Than the Income Tax in Redistributing Income.Journal of Legal Studies,23:pp.337-681;以及《理性选择理论与法经济学的发展》一文。)
4.行为法经济学在法律中的应用。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理论在经济学中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可见一斑,其在法律经济学中的前景明朗。行为法经济学试图将以上论断融合到法律程序、法律实体以及和法律体系的分析和改善之中。目前行为法经济学已经开始将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方面的理论运用到法律经济分析中。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注: Jolls,Sunstein and Thaler(1998),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Stanford Law Review, Vol.50:pp.1471—1550.他们在该文中首先使用了“行为法经济学(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概念。):
(1)将有限理性分析纳入到行为人决策过程中需要对不确定事件进行概率判断的法律分析。如环境立法涉及代表性启示和现成性启示的分析;关于诉讼当事人就法院审判结果进行谈判可用自利偏见、禀赋效应进行分析;政府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除了可用代表性启示和现成性启示的分析外,还能用自信偏见来研究;契约谈判的失败分析,可以融入自利偏见分析;法律事实或法律规则的研究都涉及事后诸葛亮偏见等。
(2)在涉及对法律后果进行评估的法律行为决策(如制定法律和设定法律程序)分析中增加有限理性研究。具体体现在:政府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需要对禀赋效应、损失规避进行探讨;合同法中的强制性条款分析也离不开禀赋效应的分析。
(3)通过有限理性分析,鉴别侵权法的严格责任和过失的效率选择因素:预防是单方的还是双方的。因为认知能力的错误判断和局限及对于风险理性行动暗示了预防是单方的还是双方的之间的区别。如果损害双方都采取了防范措施,损害将不太可能发生,从而减少了发生事故的社会成本,但是损害双方不一定有经济学所假设的算计能力。即是说,处理不确定的结果的认知的局限性可能是决定预防是单方的还是双方的,相应的应选择过失责任还是严格责任的独立因素。
(4)有限自利理论应用大部分集中在行为人将偏离正常决策轨道的环境,如为了追求公平与正义等法律规范所倡导的价值而愿意承担额外的货币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又如诉讼过程中诉讼双方各自为追求胜诉或对已有利的判决等而力求通过自身的努力(包括贿赂法官)来寻求改变法庭审判结果的机会,以及法律严禁通过市场交易规则(即使这些交易对当事人而言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手段来购买人身和精神产品等。
三、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观点碰撞
我们不难看出,行为法经济学以行为经济学为理论基石。而主流的法律经济学——以波斯纳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乃是经济理性主义假说的主要主张者,认为法律主体会以一种理性主义的方式而为法律行为,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石。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争论的焦点自然而然地落在经济理性——理性选择理论的有效性之上,这也是行为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争论焦点。具体来说,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观点碰撞,集中在理性选择理论假设条件上——理性预期、效用最大化、稳定偏好、充分的信息处理能力。
(一)理性的程度
在弄清楚行为法经济学对主流法律经济学的冲击之前,有必要分析“理性”之一概念。理性经常被认为是区别人与动物的自觉的合乎逻辑的行为过程。传统的理性定义主要关注的是一种做出决定的行为过程。理性、自觉等概念在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 、经济学家那里争议很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将理性作为一种技术性术语来描述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行为人拥有必要的能力和知识去做一致的、效用最大化的选择,更技术性地说,他们将理性定义为满足偏好完备性公理、反省性公理和传递性公理(注:具体分析请参考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4页。),属于完全理性。由于在学术中精确性的要求,理性概念逐渐脱离了其习惯用法而变的模糊化。经济学家中对于这一前提性假设是否成立仍有争议。行为经济学家发现,经济主体的具体行为往往不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的那么理性的。(注:波斯纳的认为,这些无理性行为只是偶然现象,因而不能被理论化。然而心理分析理论认为无理性行为并不像波斯纳认为的那样是任意的,拉康认为那是一种固定的可预见的心理结构。此外,还可以从哲学认识论、经济认识论角度分析理性概念。马涛:《理性崇拜与缺憾 ——经济认识论批判》,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将“理性”定义为一种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满足(1)适合实现制定的目标,(2)而且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之 内,这也可称为是对经济理性的定义。
回到主流法律经济学和行为法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将法律经济学的实质定义在研究理性选择行为模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法学,以人的理性化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法学思潮,其坚持利益最大化原则,依赖效率标准来衡量法律制度,认为行为人具有完全理性。(注:值得注意的是,波斯纳并不认为所有的个人都是理性人,也不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这些假设必然是真的,但坚持理性选择模型是已被经验、实证研究所证明的、非常有效的分析方法和模型。另一方面,法律经济学中所说的完全理性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所说的存在差别,前者以制度相关为前提,后者以制度不相关为前提。可参看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四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12—20页。)而行为法经济学中的“有限理性”理论,认为行为人受认知能力和知识等因素限制,只能实现有限的理性。显而易见,主流法律经济学与行为法经济学均承认“理性”概念,分歧在于理性的程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第16条至25条对经营者的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产品质量法》第26条至39条就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作出具体规定;这些法律的设定正是基于消费者的理性有限而不是完全理性,从而真正地保证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样,各国对证券市场上的信息披露都作出严格的规定和监管,其基本假设也是现实的有限理性投资者。
正如西蒙所说,理性选择主义者看重选择的结果而非过程,行为而非心理;行为经济学所主张的有限理性属于经验主义的理性,偏重过程而非结果,心理而非行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性分别与行为法经济学中的这种经验主义的理性相区别,可以分别称其为实体主义与程序主义(或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二元对立。程序主义理性认为人们只能在其知识与信息的限度之内做出选择,它需要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背景。可以说,行为法经济学的理性程度假设更符合现实世界人类行为模式,也道出了主流法律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的缺陷。
(二)偏好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关键词]范式理论;经济学;范式转换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31-0136-03
经济学家(特别是理论经济学家)对库恩的范式理论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们运用“范式”理论来解释、评价重要经济理论的形成,以及它们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正如L.约翰逊所说:“过去10年中,经济学家对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模式已给予相当多的注意,以解释经济学的发展……还可以证明,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普遍方法,库恩的范式具有更大的潜在价值。”
1 经济学范式的构成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以“范式”概念为基础对科学革命进行了系统论述。其所谓范式,就是一组共有的方法、标准、解释方式和理论,或者说是一种共有的知识体。“范式”是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和成熟标志,任何一门学科只有具有一定的范式,才能成为科学。库恩范式的含义不仅体现在哲学方面,而且也反映在社会学和构造功能方面,库恩认为,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
由于经济学所固有的特点,使得其范式与自然科学的范式不仅在研究对象上不同,而且在研究方法、检验标准、解释方式及理论构造等方面存在很大区别。经济学的范式一般是以基本行为假定为基础,以经济效率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平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有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范式范围,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容性质、地位作用、相互关系、侧重方面、联结方式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2 经济学范式的转换
利用范式概念,库恩研究了科学革命,在他看来,所谓科学中的革命,就是这样的一种范式向另外一种范式的转换。
他认为,科学形式中出现的危机使新的范式的产生成为必然,从而导致了这种范式的转换,在一个公认的范式中,科学家们的活动被称为“常态科学(常规科学)”而科学发展一般具有以下的模式,前科学常态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常态科学。常态科学与前科学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范式。
一旦形成了被学术界所公认的范式,此后科学发展便进入了“常态科学时期”。此时,范式指导整个学科的研究活动,而当科学发展遇到危机时,通过新的范式发展来推动科学的发展。
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经历了多次的重大的变化。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阶段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是范式形成的过程。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1776年)所提及的斯密教条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他的劳动价值论和以市场机制 “看不见的手”的学说,为经济学确立了公认的学科框架,此外他的企业理论学说突出了分工与专业化在既定资源下的配置与效率问题。李嘉图、西斯蒙第、萨伊、穆勒是斯密的追随者,并增添了资源稀缺性的条件。尔后杰文斯等人倡导的边际革命对斯密范式进行了增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所产生的凯恩斯主义则是对古典经济学重大的革新或突破,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不能解释失业与过剩现象,而凯恩斯则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论”,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萨缪尔森等将以上理论综合通称为“新古典经济学”。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世界运用30多年以来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凯恩斯主义并不能解决经济“滞涨”现象,由此一系列新理论应运而生,如货币学派、新自由主义、新制度学派等。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还诞生了新凯恩斯主义,以复兴凯恩斯主义。而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复活古典经济学,通过这种分析方法,他们发展了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