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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引入共发生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 50 年代,代表人物为郑北渭等教授,他们在其教学与研究中,都曾运用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此外,复旦新闻系的《世界新闻译丛》,还曾较系统对该学科作过介绍。但在当时政治背景下,它刚刚露头很快便被中断了。
第二次引入,已过二十多年。70 年代末,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对传播学作了一些介绍。198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出了一本《传播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西方传播学著作相继在我国出现,如《报刊的四种理论》、《传播学概论》、《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传播概论: 传媒、信息与人》等,这构成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初始起步。
作为新生儿和外来户,新闻传播学要在我国扎根成长,必须融入社会实践。因此,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我国的新闻传播实践。这时期,人们用新闻媒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名词等来称谓新闻机构,突出了媒介本身的特点; 所引用受众、传播渠道、传播效果、双向传播等概念,给学界带来强大冲击波,新闻传播学逐渐取代了新闻学,传播信息工具取代了阶级斗争工具,受众理论促使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人们开始重视与传播效果有关的各个因素和信息本身的研究,受众调查遂成为媒介改革之重要依据。
此时期,研究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已更多被人们所关注。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 1978 年 3 月在中国传播研讨会上,发表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 1982 年首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方针; 1986 年的第二次研讨会又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汇集、梳理、分析、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并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开展一系列影响颇为广泛的大规模专题调查。
但尽管如此,这些传播学者们所研究的,主要还是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还远未成熟,并与传播实践存在较大距离,还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
进入新世纪前后,我国新闻传播学开始呈现出起飞之势。其主要表现,是研究方向开始多元,研究内容亦日益深化。方向的多元也导致了研究方法出现多元,文化学、后现代哲学、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等方法,都已开始应用,因而使该学科的研究更为科学化和精确化。
二、新闻传播学在我国本土化的基本特色
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我国新闻传播学已开始趋向本土化,其基本特色,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审视。
一是研究过程表现为学科由窄而宽; 论题由浅而深; 范围由小而大; 沟通由难而易; 研究方法由封闭而开放; 由单一而多元; 由非正式而为正式。
二是研究内容表现为纵向的中国传播现象和传播思想研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果; 横向的中国传播理论和传播问题的研究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对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亦很丰富。
三是研究学者由少而多,一大批年轻学者已活跃于学科的最前沿。
三、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主要亮点
三十多年的引进与发展,使我国新闻传播学呈现了很多亮点。
亮点之一,是一些早期译作的适时出现。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 年 7 月刊出《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介绍性文章,在当时国内新闻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此后整个 80 年代,人们都在应用这些译作,它们恍若璀璨之星,映亮了我国传播学的空旷夜空。
亮点之二,体现于几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讨会。1982 年,第一次全国性传播学学术研讨召开会,参加者只 20 余人,所提交论文亦无多。但会议首次提出的16 字方针,则确定了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对后来相关工作的开展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第二次全国研讨会,召开在 1986 年,已有人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传播学之主张。1993 年的第三次会议,诞生一批与我国传媒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果。1995 年第四次会议,研究话题开始向传播学学术定位及本土化问题集中。1997 年第五次会议,香港、台湾、大陆学者首次坐在一起作学术探讨。1999 年第六次年会,开始与国际接轨,议题、规模与质量都有相当的拓伸。以上这些研讨会,都不同程度对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起到了某种助推之益。
亮点之三,是受众调查在我国的兴起。早在 1979年,复旦大学一批学生就用刚学到的方法,尝试进行当今很流行的“受众研究”,尽管其调查规模尚小,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198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联合发起北京地区读者、观众、听众调查,则是我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受众调查,它对我国大众传播发展的影响至为深远。
亮点之四,是人们的学术界思想不断解放。过去,新闻传播学曾被冠以“资产阶级新闻学”之名。1983年还曾将其视为精神污染,指责其否定阶级斗争。直到 1992 年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新闻传播学的命运才彻底转变。1995 年国务院学科目录将新闻学和传播学并列为二级学科; 199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将传播学正式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并将其列为一级学科,这是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被国家承认的重要标志。
四、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几点困扰与问题
新闻传播学虽在我国又较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正视和解决的困扰和问题。
困扰和问题之一,是学术界对新闻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理解尚不一致。港台学者多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探讨传播原理,资料以古为主; 大陆学者则多从传播实际来探讨传播理论,材料以今为主。近来也有人提出了上下联通、古今并用的折衷之见,这主张尚未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困扰和问题之二,是新闻传播学者对语意的认知及对名词的翻译,都不尽相同,这常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影响正常的学术交流。
困扰和问题之三,是那些得到政府和企业赞助的行政型、实用型传播研究,明显处于有利地位。而本土化研究则尚嫌冷淡。这是本学科尚未成熟的一种表现。
困扰和问题之四,是从事新闻传播学本土研究的学者尚少,颇需其他各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同时,研究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须具有深入细致地独自探求的精神,尤须仔细阅读大量文言书籍,这对年轻研究者们来说,无疑是一较大障碍。
五、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前景的展望
虽存在这些困扰和问题,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前景,毕竟还很光明,我们已清晰看到了如下一些令人欣喜的学术发展趋势。
一是本土化研究者正日渐增多。虽然我国的研究尚未完全消除对西方的模仿之痕,但对本土化问题的认识,已逐渐加深,并且也已形成了某种气候。
二是对西方化的指责正渐其少,西方化和本土化之争,已难再引起研究者们兴趣,人们都再将忙于建构各自的理论,研究环境愈加宽松。
三是交流合作正在日益增多。的学术沟通,正以循序渐进之式逐渐推行。因为大家都已认识到,交流与合作,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最有效途径。
作为丁淦林老师的后辈和学生,在和丁老师16年的交往中,多次当面聆听丁老师关于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和发展问题的真知灼见。
丁老师曾谈到,早在1929年复旦大学创办新闻学系后,不仅注重新闻学与新闻编辑、新闻写作的紧密联系,而且把眼光投向广阔社会,设置了新闻纸法与出版法、新闻广告研究、商业新闻研究发行、杂志经营与编辑课程。这些举措细化了学科内容,拓展了学科的理论内涵,促进了学科体系的初步建立。建国后,虽然新闻学学科发展快,但还存在不少问题,新闻学学科体系的系统性、完整性、逻辑性不够严密,新闻学理论薄弱,缺少自身独立的学术概念系统,经验性学科的概念较多,难以突,破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三大板块。改革开放后,信息概念、产业观念和传播学的进入,丰富了我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内涵,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媒体经营、发行、广告等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内容,新闻传播学学科处在多元化的发展时期。特别是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国务院列为一级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并列为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学科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网络媒体、新媒体的兴起,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增加了新的学科内容,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和体系建设。传播学作为“舶来品”,如何实现中国化、本土化,如何借鉴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有利因素并作用于我国实际,如何形成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体系等问题,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思考的。
不仅如此,丁老师真诚关心、帮助、支持国内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兄弟院校老师找到他,他都毫无保留地悉心指导,奉献自己的智慧;华东师范大学获得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与他多次的指导、指点分不开。他指点我们怎样把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传播心理学学科这个特色做好,他说:传播学研究成果在传播与政治、传播与社会方面的成果较多,但在传播与心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你们在这方面要抓紧时间,从基础做起;丁老师特别强调国内各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建设要有自己的特色和亮点,要在学科特色上狠下功夫,有特色后,才能形成自己的优势。
丁老师不仅情系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和发展,而且重视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奉献学生、甘为人梯。丁老师既是良师,又是益友。丁老师说,他非常高兴看到自己的学生“站在老一辈人肩膀上前进”。这种关爱学生和青年学者、甘为学生和青年学者阶梯的精神是他作为老一辈学者的一贯优良品质。1996年,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学术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丁老师,他儒雅温和、平易近人,他关照每一位青年老师,不厌其烦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他的真诚令当时的青年老师都非常感动。作为他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均得到他的精心指点,特别是从他那里学到了学习和治学的方法。他一再告诉我们,做学问首先要明确目的。搞科学研究,是为了解答人生、自然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不能把做学问当成装饰,更不能当作沽名钓誉的工具。同时,他要求我们讲究学习方法,学会淘沙拣金的本领。他告诫我们要勤奋,要刻苦。要持之以恒,而不要急于求成。在我们走上工作岗位后,他还鼓励和支持我们冲出本身的专业方向,在与其他相关学科和国际学术交流合作过程中取长补短,以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要求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基本原理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与广播电视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编导、播音、节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有广播电视节目策划、编辑、采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教育的本质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媒体传播的现象,掌握媒体传播规律从而能熟练地把握媒体传播。因此,传播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需要树立具有强烈专业关切精神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是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传播学在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下,传播学课程教学的专业针对性,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考虑媒体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独特性特征,处理好教学过程中传播学理论的一般性和媒体传播的专门性之间的关系。教师在传播学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需要,依据专业的特点强化教学理念,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部分,在加强教学理念的同时,学生对学习传播学的思想认识同样重要。许多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学生对于《传播学》课程的学习认识不够,不太重视,完全区分传播学与新闻学,认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身操作性、实践性特别强,应该加强与广播电视切合紧密的课程如《新闻学》、《节目制作》、《电视摄像》、《电视节目策划》等课程的学习,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传播学》那些既枯燥又无用的理论知识。没有充分认识到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对新闻传播的指导作用。所以许多同学知道媒体传播的一些传播现象,却并没有将其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规律和理论的层面,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谈到他的一个想法:“新闻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姑称之为广义新闻学。”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1998年,李良荣教授与李晓林也曾撰文呼吁:“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必然趋势,也是必由之路”;“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对传统新闻学的一次改革”。
上述学者的观点非常明确指出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学生们在学习传播学的过程中,首先要认清传播学与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学生们的学习态度,进而才有学习的激情和动力。
二、切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
传播学教学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专业的特殊性。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教学更要切合该专业特点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不仅要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分析媒体传播现象,更要用传播学的理论进行新闻传播的实践指导。依据专业特点优化整合教学内容才能真正达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据调查了解,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本科教学中,使用的传播学理论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传播类型研究,主要包括传播者、传播受众、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内容,而传播效果又着重介绍四大宏观社会效果,即议程设置、培养理论、知识沟假说及沉默的螺旋理论。这种安排基本上将西方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学生,它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类本科教学普遍采用。然而。教学过程中,只向学生纯粹的介绍这些源于西方的传播学理论,肯定得不到学生的欢迎,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游离于专业之外,并没有和专业紧密地结合。传播理论教学要以一般原理介绍作为重点,再结合实践。使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教学过程中,注意将抽象的传播学理论与具体的新闻传播现象结合,使抽象问题具体化、感性化。比如,在讲解议程设置时,在学生们了解了它的本质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之后,结合新闻实例进行讲解。例如,美国轰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本质也是利用媒体进行议程设置,扰乱视听,推行其霸权政策。在讲解人际传播时。通过观看记者和采访对象的电视节目录像进行探讨分析,使同学们真正理解传、受双方之间的认知互动、情感互动,从而指导将来的新闻采访工作,做出有创意和深度的新闻作品。
传播学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体验中理解、掌握,以及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新闻传播现象,提高新闻传播实践能力。教学过程应该将新闻传播现象与传播理论紧密结合,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实践,充分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三、丰富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激情
传播学本身理论性较强,多开于专业学习的较低年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较有限,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的采用对于教学效果的体现是很有益的。传播学教学必须要跳出理论型课程单向教学的传统模式。不仅要将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绍给学生,还必须充分尊重传播学自身学科性质,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们参与思维,进行主动学习,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经调查,教学内容枯燥、抽象、难于理解,是学生们对传播学学习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学中可运用多媒体技术。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情境,产生多样性的外部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中,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是方法之一。运用多媒体技术将一些抽象的过程、微观的现象进行模拟,瞬间的现象进行定格,是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直观、生动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体系统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诸多的教学信息,由不同媒体形式进行有机组合,将与某一教学内容相关的不同层面的资讯系统集成在一起,实现课堂教学信息组织表达的最优化。对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同学来说,影像资料特别丰富,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优势,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形象化、简单化。如,在讲授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的内容时,播放对话、访谈类节目,借用影视的直接诱导,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使他们进入教学内容情境之中。通过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嘉宾的非语言符号,如面部神态特写镜头,肢体动作细节描写来反映其心理活动,并通过讨论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点,同时对著名主持人的采访技巧也有了直观的认识。例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播放了湖南台鲁豫主持的栏目《说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岩松约会电视》这期节目,因为主持人和嘉宾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学们参与热情非常高,讨论非常热烈,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学的参与热情,还可以采取情境教学的方式,让学生亲身模拟,直接感受教学内容,加深体会和理解。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将同学从枯燥的被动接受的教学中解脱出来,同时可将理论直接付诸实践,使同学们学得轻松,接受愉快。如讲解传播技巧和传播效果的内容时,笔者让同学上讲台模拟了“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以及“警钟效果”,使课堂气氛变得轻松活泼,同学们对教学内容记忆深刻。大众传播的教学中,针对传播热点话题,组织学生跟踪大众传媒的报道,要求学生对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课堂时间进行讨论。这样的互动安排,充分考虑到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兴趣,鼓励学生学习积极性,一般都能达到预期效果。如笔者组织同学们就“3·14拉萨事件”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见,只要教师将传播学的教学进行适当的处理,使之与新闻时事紧密结合,使同学深入教学内容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播学教学过程就会变得轻松愉快,教学效果就会明显提升。
四、与时俱进的探讨新问题,培养学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类传播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人类在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扩展自身的传播能力、不断发展和创造新的传播媒介、不断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走向发达和完善的历史。纵观人类传播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媒介即是讯息”,指出了媒介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电子化时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和模式变化,媒介改变、塑造和控制人的组合方式和形态。20世纪80年代,社会形态、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人类社会出现全球化、信息化趋势。网络传播已经成为信息社会传播的基本形态。它突破了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化、非目标性、单向、区域传播的障碍,使得传播走向个人化、目标化、双向和全球网络传播。
媒介的变化发展,使得我们必须站在时代和学科的前沿,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带着前瞻性的眼光关注传播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努力探求能适应新形势、新环境的传播学规律。网络传播过程的交互性、多媒体化以及媒介资源的丰富化、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等网络媒体的许多打破传统媒体的新的传播特点,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不仅深刻改变了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方法,同样改变着传播学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传播学教学应该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介环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地树立新观念、赋予新内涵、整合新架构,不能永远停留在吸收与借鉴的层次上。譬如,“沉默的螺旋”理论在网络媒介是否依然适用?为什么?新媒介与传统媒介的关系是互补还是排斥?新媒介的普及将使媒介的使用形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传统媒介的运作方式产生影响吗?为什么?如何产生?网络等新媒介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哪些变化?诸多问题需要传播学教学过程中提出或者质疑。传播学教学应该根据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化而提出相应问题,培养学生独立的思想。批判的意识,客观的判断,并学会系统的分析。
总之。传播学是专门探讨人类传播现象和传播规律的学科,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传播学理论课程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和把握传播学的一般规律,并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来分析思考媒介信息传播现象,指导各种媒介信息传播实践。传播学教学效果的保证,需要教师多费心思组织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以及与时俱进的进行教学改革创新。
关键词:传播学 专业英语 教学探索
研究背景
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人类已进入了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时代。传播学专业也已经列入高校本科生专业目录,成为国内多所大学的新办专业。目前。中国高校本科生传播学专业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大多平衡和兼顾了学术界与业界两个方面,力图为社会培养两类毕业生:第一类是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使未来的从业人员在当代传媒中有效地传递信息和表达思想,理解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以及大众传媒和社会、政治、法律和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能够以战略性、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方式思考和解决专业领域中的各种问题,应对专业领域中的变化;第二类是科研人员:要让未来的科研人员在大学就读期间,从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方面得到熏陶,毕业后能够致力于对媒体内容、表现和受众方面的批判性分析,增加这个领域中的基础和应用知识,使他们具有批判性和规范性的分析角度,在学界和业界都能出类拔萃,在国内外担任领军人物。
经调查分析,中国的传播学本科教育与美国的大众传播学教育相仿。因此,课程设置要考虑到大众传播学专业的特点,增加学生对大众传媒的认知,注重传媒实践,同时提高传播学理论素养。传播学专业英语正是适应上述人才培养目标而设立的本科生课程,理论与实践并重。
概念界定
在探讨传播学专业英语的教学内容与方法之前,有必要对其概念进行界定。传播学专业英语不完全等同于新闻专业英语,但与新闻专业英语存在着部分交叉。传播学专业英语应界定为“以英语为唯一的语言载体,既涵盖英语传媒实践,即英语新闻的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翻译、摄影摄像等业务技能,又包括大众传媒历史与现实方面的专业术语、传播学经典著作赏析及前沿思潮研读的专业知识体系”。
基于上述概念。传播学专业英语课程应该包括两大类课程:以英语新闻实践为内容的课程,是通过对英美电视新闻的分析,让学生了解英语电视新闻主持人、记者、编辑和技术人员的工作方法和特点,掌握英语电视新闻文本的结构、语法、词汇等方面的特色,掌握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体育和健康等方面的英语新闻术语。而以传播学专业文章为核心内容的课程,则是通过阅读英语专业论文和著作,在了解传播学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英语水平,为学生独立阅读专业英文著作、撰写英文论文奠定良好的基础。
特色探索
根据传播学专业英语本科生的教学实践,笔者对传播学专业英语在教学内容构成和教学方法层面的一些特点予以探究。《新闻英语视听说》和《传媒专业英语》两门课程共同构成传播学专业英语课程。借鉴美国大学的做法,前者是后者的预备课程,后者是建立在前者基础上的高级课程。第一门课程在二年级下半学期开设,第二门课程贯穿于三年级整个学年。
《新闻英语视听说》。《新闻英语视听说》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接触美、英和中国知名媒体的经典新闻作品或最新要闻;鼓励学生分析和借鉴美英电视新闻在采访、写作、摄影、播报等新闻业务中体现的特点,初步培养传媒职业精神和跨文化传播的视野;通过生动直观的案例赏析和专业知识讲解,帮助学生逐步掌握必备的电视新闻学术语,如新闻价值、电视文稿、主持人、标题、导人等,同时培养良好的英语新闻语感以及扩大新闻英语词汇量。另一方面。精要、简洁、辩证地指出中西方新闻媒体在议程设置、平衡报道、新闻与宣传、新闻与法律等方面的异同。
教学内容。课堂教学以CNN、NBC、CBS和BBC的新闻作品为主要视听材料。课后,学生阅读英文报纸,收听英文广播,收看英语节目,登录知名媒体的英文网站进行在线学习。熟悉主要新闻事件,了解其背景和最新进展。
《新闻英语视听说》包含英语和新闻视听说,其中英语是“外壳”,新闻视听说是“内核”。从“外壳”进人“内核”务必首先突破“外壳”。因此,课堂教学应引人视听跟读播报的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知识和技巧包括:练习跟读和复述,了解英语电视新闻结构,识记专有名词,听记数字,辨析和熟悉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的发音特点,提高辨识新词的能力,领悟新闻导人部分的核心作用,利用句型结构理解大意,学习并掌握英语速记法等。
教学方法。《新闻英语视听说》课程为全英文教学,对学生的英语水平综合要求较高。而且,二年级本科生的英语水平大多为公共英语四级,建议采取以下教学方法:
课前问卷调查,了解学生需求。正式授课前的课堂调查,让学生介绍自己的兴趣爱好,对听说水平作出自我评价,提出对课程的期望。设立学习目标。教师可根据学生的总体水平,控制课程难度和进度,也可依据学生各自的特点,因材施教。
课上精心引导,消除焦虑情绪。初次接触本课程的学生因听不懂,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虑和紧张。因此,教师应耐心引导学生放松心情,介绍英语电视新闻结构和听力技巧,鼓励他们进行跟读练习,模仿纯正的发音;了解英美新闻播报时的弱读、连读等语音习惯,熟悉不同民族和种族人士的口音,做到泛听与精听相结合;通过模仿正确发音,学生逐渐培养起对原汁原味英语的敏感和适应;针对新闻作品中涉及的专业话题向学生提问,启发学生从中借鉴其独特的采、写、编、评、摄等技巧。每课练习前介绍相关的新闻背景和新闻人物,帮助学生迅速增加新闻知识,消除在理解时的不确定性。
互动式教学,个性化辅导。在教学中,努力向互动式教学和个别化学习模式转变,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以学生的新闻实践作为传播学专业英语的“模拟演练”。
如每课开始时,学生播报英语新闻,以求掌握并应用英语新闻中的常见词汇。随后,教师会对每名学生的语音、语调、非语言交流等方面予以个性化的即兴点评和指导。
在此基础上,教师“模拟”英语电视新闻策划、采集、编辑、制作和播出的全过程。学生自愿分组,召开选题策划讨论会,实施采访,制作英语新闻。此教学实践强调原创性和团队合作精神,学生可根据各自的兴趣和特长确定分工。教师不断关注学生的作业进展,按专题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建议。最终对学生的作品依次给予个性化的指导,巧妙地把新闻价值、倒金字塔结构、平衡报道等内容融入练习。
通过学习,学生既可系统地掌握热点新闻及其新闻背景和发展趋势,也可熟悉英语新闻的词汇、语法和文体特色,并逐渐适应电视英语新闻的语音语调、语速和语气,最终理论联系实际,合作完成电视英语新闻作品,全面提升对英语新闻的理解力和掌控力。学生树立了自信心,发挥
了最大潜能,沉着应对社会现实对新闻工作者的挑战,
《传媒专业英语》。《传媒专业英语》课程跨越一个学年,分成Ⅰ和Ⅱ两个梯度。教学目的在于:满足全球化对英语教学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要求,引导传播学专业的高年级本科学生直接阅读专业原著,在专业学习中巩固和提高英语水平,在英语学习中了解和研究专业知识。
教学内容。课程内容大致涵盖各类大众传播媒介和大众传播学的主要领域,点面结合,深浅有致。形成梯次。每个单元一般包括综述文章、个案研究和著名学者关于该主题的经典论述。教师根据难易程度,灵活选取精讲和泛读的文章。
第一学期,课程以新闻学和传播学教育开篇。导论中首先界定“传播”的概念。随后,以大众传媒出现的先后为序,选取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新媒体的相关文章。第二学期,学习内容更加倾向于学术性较强的文章,其中涉及广告、公共关系、传媒经济、文化产业与文化研究、大众传播过程和效果、大众传播与社会、大众传播法律与道德等方面。
教学方法。《传媒专业英语》课程是重要的高年级专业课程之一,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由于该课程的讲授跨越一个学年,教师在教学中体现的侧重点也不同:第一学期强调听力、口语、阅读和翻译训练,第二学期则突出概括文章大意、收集素材、撰写学术文章的练习。具体采取的是以下三种教学方法:
研讨式教学。课前,学生预习指定文章,查阅相关材料,大胆提出疑问。课上,通过学生口译与教师点评相结合、对文章重点和难点的师生互动分组研讨、相关纪录片的播放等方式,着重培养学生对文章的精准理解、准确翻译、正确归纳作者观点的能力。在翻译和讨论时,鼓励学生大胆提出独到见解,敢于挑战学术权威。教师保持开放的、学习的心态,与学生平等、自由地研讨。课后,教师向学生推荐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名著,鼓励他们继续深入研究。
研讨式教学不仅切实提高了学生阅读理解和翻译英文专业文章的能力,而且着重培养了学生探索新知和大胆创新的精神,为撰写专业论文奠定了基础。
课堂演讲。无论学生日后是从事传媒实践,还是学术研究,他们都应成为某领域的“专家”。因此,第一学期教师建议学生从大众传播中选择某一感兴趣的领域,以课堂演讲形式介绍该领域并陈述自己的观点。演讲后的问答环节培养了学生的应变能力。教师根据演讲内容,结合学生未来的传媒实践和研究的需要,补充实用性强的传播学专业术语,播放相关视频,介绍相关传媒机构,拓宽就业渠道。
因此,课堂演讲的内容大于形式,切实有效地帮助学生灵活掌握传媒专业术语、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专业英语的听说能力,为日后就业拓宽思路、夯实基础。
科研课题。在听、说、译三种能力提高的基础上,教师要求学生撰写英文科研论文。论文撰写严格按照开题、撰写、修改、定稿的流程执行。
教师将论文开题移至课堂进行,既兼顾整体,又注重个体。论文写作中,教师不断激发学生的潜能,培育原创精神,鼓励他们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在思维和行文方面,学生要借鉴所学文章,体会东西方跨文化差异,运用正确的术语、英文表达和论述方式。教师借助电子邮件对学生的论文提出指导意见。虽然教师的工作量增大了,但学生常常被教师严谨治学的精神所感染,并在科研实践中激发和培养出强烈的成就感。
上述教学方法营造了张弛有度的课堂氛围,利于学生树立创新意识,提高其口头和笔头的专业交流能力。
关键词:媒介;新闻传播教育;社会学;人才培养
新闻传播学在1997年被确定为一级学科[1],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截至2010年,全国已有460多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在校生达到13万人,每年的毕业生人数达3万多人[2]。这种“超常规发展”势头似乎是对中国蓬勃发展的传媒市场的一种积极回应:为市场培养、输送人才。现实并非如此,近几年来,学界出现了大量对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问题、矛盾的讨论。这些讨论是在数字技术的应用和网络传播发展的大背景下,讨论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学科设置、教育理念中的问题,落脚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和市场需求不匹配[3][4][5]。本文无意于罗列此前学界的一些声音,而是基于目前的研究和教育实践,尝试阐发一种新的趋势,即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的社会学转向,它既是趋势,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解决路径,增强新闻传播教育的“社会科学”分量,推动教育研究的多视角和多元化。
一、寻径:西方新闻传播教育
国外新闻传播教育模式有欧洲或英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等。与我国相反,英国先有传播学后有新闻学,英国高校对新闻系和传播系的区分较严格,培养目标不同:新闻学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而传播学研究传播效果,“传媒研究从来就是社会学家的事业”[6]。英国高校很少专门开设新闻传播院系,多从属于社会科学类、社会学院、人文艺术类等院系;专业设置秉持“统合主义”理念,强调学科交叉,如与人文、艺术、社会学等学科统合,拓宽学生知识面的同时吸收传统优势学科的知识底蕴[7][8]。美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同步发展,学科界限不清晰,学界一般将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分为纯粹职业化教育模式和强调通识理论教育模式,前者观点是“最好的学习新闻与广告的方法是实践”,课程设置的目标是“确保操作与理论的合作关系”,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后者认为“职业培训不足以构成一门科学;新闻学要想在研究型大学立足,必须将自身定位于社会科学”,在其课程设置中,新闻传播方面的课程只占1/4,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课程占3/4[9][10]。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第二种模式越来越受到关注。日本新闻传播教育是在新闻传播实践中进行,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承担了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学校教育主要以学理教育为主,与业界保持距离,学术研究应被置于教育目标首位。然而随着数字化和互联网的发展、社会对大众传媒的要求提高,对新闻传播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培养模式受到冲击。变化的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日本首个培养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机构——日本早稻田大学新闻学院(J-School)正式成立,以培养高度专业化职业化记者为目标,但在提高职业性教育的同时,保持社会科学知识储备,批判性思维培养等传统教育理念[10][11][12]。西方新闻传播教育有各种的特色,也不乏共性:注重新闻专业主义和媒体素养教育;重视人文素质、社会科学基础教育,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新闻传播学与社会学联系紧密,许多学校的新闻传播学设置在社会学院或社会学系下;教育模式与时俱进,根据时展和社会需求调整人才培养模式[13][14]。
二、辟源:社会学视角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西方,由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创立,创立至今,涌现出涂尔干、韦伯、马克思、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一批思想大家。社会学根本问题是“社会何以可能”,在这一问题引导下,衍生出:个体与社会、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行动等关系探究。社会学的视域广泛,从关注国家与社会、社会秩序的宏观结构主义视角,到关注家庭、社会制度、社会网络的中观组织和网络视角,再到微观的社会互动视角,而且微观社会互动的研究成为新趋势。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如线性模式、控制论模式等传播结构理论,魔弹论、第三人效果理论等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均基于“传者—受众”的单向传播形式,近年来,新媒体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单向传播模式。从本质上来看,沟通即社会互动,自媒体上的社会互动不同于传统的线下在场互动。互动频率和方式的变化,都要求新闻传播理论有新的视域和面向,而社会互动的研究正是社会学创立至今一以贯之,且理论成果显著的领域,运用社会学的符号互动理论解释传播者的行为、运用社会网络理论阐述新型社交网络关系是新的趋势而且大有所为。
三、趋势与可能:汲取社会学营养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传统媒体受到冲击,新闻生产的流程也发生很大变化,由“流程化”转向“一体化”,发展出“融合新闻”;受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影响,“受众”概念弱化,普通公民既是受者,也是传播者;媒体用户对媒介产品的阅读要求也越来越高,一方面是快阅读,一方面却是对报道深度和广度的追求。以上因素引发了各类媒体在争夺用户上的竞争,更对媒体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新闻传播人才最重要的培养场所,我国高校开始尝试做出调整。过去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中普遍存在“技术至上主义”问题,通过单纯的媒介知识教育以培养应用型人才,这种教育模式下的学生视野狭隘,往往只关注技术,而忽视媒介与社会、使用媒介的人之间的关系,无法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改变教育理念的改革随之而来[2]。2013年,在对国内18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调查中,大多数院系都提及加强通识教育,跨专业、跨学科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标,一些学校还在学制上做出了尝试,如“2+2”模式,课题组形式[15]。新闻传播教育界和学界对社会学重视是相辅相生的,以《国际新闻界》杂志为例,2010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涉及社会学主题的有10篇,2013年有15篇,2015年达到22篇,且涉及的范围变广,社会网络、社会互动、社会运动等话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且不论新闻学专业最初下属于社会学,社会学在新闻理论和实践中的作用逐渐显现。传播社会学从传媒与社会视角出发,分析传媒的社会功能,并探究传媒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互构关系;从微观上看,则包含媒体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媒介组织等议题。新闻实践方面,新闻报道通过广为传播引导社会舆论,从社会学视角看,舆论是一种动态性社会意识,舆论形成后需要引导和社会控制和平衡;报道中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也需要从社会学的“个体与社会”“社会秩序何以维持”等发问出发,进而改善。在方法上,实证主义传统从社会学创始人孔德开始,后经涂尔干、科尔曼等学者的发展,形成如今社会学研究方法中的量化研究分支,传播效果的众多研究都采用了量化研究方式,新闻传播中的精确新闻、策略传播广泛运用问卷调查;传播学奠基者之一,拉扎斯菲尔德倡导并确立“实地调查法”作为传播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其中的观察法是新闻工作者的重要调查方式,新闻传播教育中最常用的新闻采访也是访谈法的一部分;内容分析法是社会学文献研究法的量化方式,更是被新闻传播的学者广泛采用。社会学从诞生之初便被定义为一门“科学”,因此形成了较严密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目前中国社会学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科学”,要求人文素养与社会科学素养结合,而新闻报道或是营销策划也要求从人的角度出发。此外,社会学强调批判性思维,无论是针对理论还是社会问题,这一思维方式对于处在瞬息万变的媒介社会的新闻传播学子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因此,两类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契合的。总之,新闻传播教育的社会学转向是一种趋势,同时新闻传播教育能从中受益,包含理论和研究问题的深化、研究方法的完善,培养具有人文和社会科学素养的综合性人才目标的达成。
四、结语
新闻传播教育必须紧跟传媒市场和技术的变迁,培养行业内的急需人才。技术的日新月异和“信息爆炸”,使得丰富的知识储备和社会科学素养成为对全球市场下新闻媒体从业者的普遍要求。而新闻传播教育的社会学转向是这一要求下的趋势,社会学广阔的研究视野和丰富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可能,而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特殊背景和目标,更增强了社会学知识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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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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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学;学科地位;学科发展
根据相关调查和资料显示,我国新闻学学科的发展还存在一些困难,对其学科地位带来了一定影响,因此,加强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注重新闻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并加强新闻学理论研究、创新等,才能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最终推动我国新闻学学科现代化发展。
1 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分析
(一)社会学科,具有一定独立性
在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得到认可之前,他必须是一门社会科学,并具有一定独立性。因此,在对某一门学科进行评定时,需要对其研究对象具有的特色矛盾性进行分析,并对其自身的学科知识、理论体系等进行分析,才能在了解社会对其学科知识认知、接受程度等基础上,确定其真正的学科地位。
当前,新闻学已经具备上述相关条件:首先,形成、发展方面的历史,有特殊的研究对象、规律、矛盾性等。在实践过程中,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是:第一,各种新闻现象、新闻传播活动;第二,整个新闻传播业,而研究任务是新闻传播过程的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新闻传播者与新闻接受者、新闻控制者之间的关系;第二,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第三,传播活动和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等之间的关系;第四,传播活动和传播业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其次,比较系统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主要包括:第一,新闻的本质特征、矛盾关系;第二,新闻传播活动的现状、内在规律等;第三,新闻工作的方法、原则等;第四,新闻从业者的要求、职业特征等。最后,研究成果。例如:新闻学已经成为我国中的发展的社会学科,其学科地位已经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并成为影响力、潜力、发展空间巨大的学科。由此可见,新闻学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已经拥有较高的学科地位,并且,其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客观事实。
(二)与传播学之间的联系
一般情况下,传播学是新闻事业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主要是指广播、电视等多种大众媒体,即在社会性大众传播业形成后产生的。因此,传播学的前身是新闻学,而新闻学的发展为传播学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并且,上述两者在某些地方是相同,也存在一些不同之处,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不一样的意义。总的来说,新闻学、传播学之间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第一,他们具有的科学内涵、特点不一样,理论价值、实践意义也不相同。第二,他们相互借鉴,没有门户之见,以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共同进步、长远发展。第三,新闻学的思路很开阔,需要创新、转变观念,并借鉴其它学科的知识来进一步完善自己,并促进自身学科体系更加科学、系统。例如:对传播学的很多研究方法进行学习,通过行为科学方法、定量分析方法等,进一步拓展研究思路、提高研究效果,从而使新闻学学科研究的系统性、科学性进一步提高。第四,传播学需要注重价值取向的合理调整,严禁急功近利行为出现,并注重理论思维的增强,加强学科研究的理论增次、科学性、系统性等,才能进一步完善自身,最终提高自己的学科地位。第五,加大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发展力度,进一步扩大为新闻实践、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层面,并合理运用西方传播学。
2 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发展路径
根据相关资料可知,新闻学的组成部分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历史新闻学。一般指的是新闻事业史,以对中外新闻业的产生、发展等多方面的历史进行研究。其次,理论新闻学,主要指的是新闻理论,通常是研究如下内容:第一,新闻本质特征;第二,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种矛盾关系;第三,社会生活中新闻事业的地位、作用、功能等。最后,应用新闻学,一般指的是新闻业务,主要包括的应用知识有:第一,新闻电视;第二,新闻摄影;第三,新闻编辑;第四,网络传播;第五,新闻采访,等等。随着社会、经济等的不断发展,传媒业经营、管理问题等方面具有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因此,传媒业经营与管理也逐步成为新闻学的研究内容。
总的来说,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路径有:
首先,新闻学学科创新的各种依据。在实践过程中,新闻学学科想要更好发展,必须对创新给予高度重视。首先,宏观创新理念提出的实际要求,一般指的是:第一,理论;第二,观念;第三,体制;第四,机制,等等,是非常重要的基础,需要注重与时俱进,才能真正树立现代化创新理念、创新精神等。在新闻学学科研究中,创新有着极大意义、价值,只有通过不断创新,才能汲取更多新的知识、获得更多实践经验,对于获得新的研究成果有着极大作用。与此同时,在总结以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新闻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注重新闻学理论创新,才能真正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从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恩更快、更好发展。
其次,新闻事业发展要求新闻学学科创新。在世界各国网络愈加频繁的情况下,我国新闻事业面临的局面越来越复杂,需要注重新闻学学科创新,才能促进新闻工作方法多样化发展,从而在结合现代化信息技术、设备等的基础上,提高新闻学研究成果。
最后,注重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理论体系构建。在新形势下,我国新闻事业面临的是各种媒介的融合,需要注重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构建,才能真正满足我国新闻事业、新闻学学科的发展需求。第一,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体现。在实践过程中,新闻学学科发展,需要注重新闻学理论体系体现的如下几种性质:一是,党;二是,政府;三是,人们的耳目喉舌,并严重按照国家的相关方针执行,等等。第二,具有中国特色指的是:尽量满足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需求。在进行新闻学理论系统的构建和完善时,需要体现如下两个方面应承担的历史使命:一是,新闻事业在改革开放时期;第二,新闻事业在现代化建设中,并制定可行的发展战略,等等。
由此可见,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发展,需要根据我国当前新闻传播的实际情况,全面总结以往的各种优秀实践经验,并准确掌握新闻学理论原理、相关概念等,提高新闻学理论研究成果,才能更好的发挥新闻理论工作者、实务工作者们的作用,最终推动我国新闻事业的历史性发展,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体系的重要需求。
3 结束语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我国新闻学学科的建设力度变得越来越大,给新闻事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因此,充分巩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合理运用各种实践经验,并进一步完善新闻学理论体系,对于促进我国新闻事业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有着极大意义,也是我国新闻事业不断创新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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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柴菊,胡翼青.“新闻学何以成为科学”的发问与消声:王中新闻学思想再认识[J].新闻春秋,2013,02:86-91.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这种设想和提倡,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饮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依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摘要:随着几十年的发展,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已经与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和全国新闻传媒业的生存与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从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入手,提出了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同时综观中外新闻史,新闻作品大多数都运用了文学手法。新闻报道为了向深度和形象化发展,也会经常借助文学手段。
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文学叙事;新闻语言;文学语言;文学手法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
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
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
20 世纪90 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伴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有了高等教育与现实中的传媒行业的结合,所以文学手法也随之进入到了传媒事业的发展中体现出传媒行业新的要求和新的
二、文学叙事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伴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于上世纪60 年代在西方社会出现了新新主义,强调用小说的笔调来写新闻故事,这深刻地影响着新闻报道方式,“为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与写作手法,在报道方式上人为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强调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虽然新新闻学重点突出的是主观色彩,其诸多理论与方法也不能承担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功能,似乎不符合“新闻”真实、客观的要求,但新新闻主义的初衷也是为了更准确、更真实地向受众反映事实,传递信息。
今天,用文学的叙事手法写的新闻稿、小说化的新闻、散文化的新闻等多种形式已屡见不鲜。“各报的记者们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让‘实话实说’的新闻借助文学的手法去‘实话巧说’,使之更为深刻、精致、感人并富有文采,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三、新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一致性
从语言学角度来衡量,文学语言与新闻语言具有同一性。两者都具有语言的一般特征,都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文字表述。作为新闻写作的主角,也有可能同时成为创作文学作品的主角,兼有新闻写作主角和文学创作主角的双重身份。
在讲到语言的运用时,对语言的要求普遍认为语言要“准确、鲜明、生动”。从新闻的功能上看,新闻要“传递信息沟通情况”,所以“新闻语言必须要准确,概念明确,论断正确,就是要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观情况,报道事实,描写人物容不得半点含糊不清,说一是一,是二就说二”。同样,文学语言也必须准确。它的准确是艺术意义上的准确,就像福楼拜说的那样“我们不论要描写什么事物,要把它表现出来,只能用唯一的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只有唯一的动词;要赋予他性质,只有唯一的形容词,我们要苦心探索,非找到这个唯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不可,仅仅找到这些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相似词千万不要满足,更不可以因为搜索困难随便使用一个来搪塞了事”。
四、新闻中运用的文学手法
适当运用文学表现手法是增强新闻可读性的根本途径。新闻几乎对所有的文学表现手法(虚构除外)都可采取“拿来主义”,但最应当掌握以至运用纯熟的是描写、对话、议论三种。
新闻尤其是消息,要不要有描写,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但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种种束缚已成共识,描写已被广泛采用。恰当运用描写,可以把新闻写得生动形象、富有文采。其主要作用有:能够再现环境,创造气氛,引人入胜;它可以用实景代虚言,剔去空洞无物的陈述,增添新闻的形象美;它可以托物寓意,形成含蓄的意境。
新闻(主要指消息)中的描写是从属服务于导语的整体设计的,它必须把新闻的五要素容纳进去,描写的本身必须同时是对新闻事实的报道,或者是对新闻事实不可少的衬托。需要注意的是,新闻中的描写不在多,而在准;不在细,而在精。好的描写着墨不多,三五个字,几个词组,一两个短语,让读者略有所感便戛然而止。
在新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篇佳作中,有不少正是以娴熟的对话艺术赢得了读者。看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题材,是应该予以采纳的一种方法。新闻中的对话,是交代情节、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更是展现新闻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时代精神,深化新闻主题的有效方法。
新闻中要掌握的议论,一般为直接议论和间接议论两大类。前者就是对新闻所传播的事实,直接进行阐述、评论,指明意义,揭示本质;后者则是通过第三者之口,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和见解。不论哪一种,运用得当,均能收到“缩尺成寸,一语中的”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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