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主要观点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行为经济学主要观点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行为经济学主要观点范文

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其被认为是沉闷的科学，但是随着经济学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经济学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具扩张力的一门活跃学科。而经济学对于其他学科的重大影响也主要体现在对于其的扩张。这是经济学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较为显著的特点，这种扩张也可以表现为经济学的自我扩展领域。

经济学的扩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分别是:经济学研究对象、经济学术语、经济学分析方法、与经济学相关的边缘或者是交叉的学科

1.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展。作为研究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一门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变得越来越广泛。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一书中杨小凯先生和张永生先生提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在《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一书中张维迎先生也曾提出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的论断。而这此经济学家和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的学者的看法也表明人类的一切行为、一切社会现象都成为了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

2.经济学术语的普及。经济学术语作为经济领域的专业用语，具有较高的学术性，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经济问题，像成本、需求弹性、经济周期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术语以及经济学公式、原理不仅仅是经济学的专用名词，我们越来越多的在媒体、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看到经济学术语

3.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的扩张。越来越多的学科开始采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这此分析方法多种多样，且时间跨度大。不仅有早期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还有博弈分析和近现代的制度分析。这此分析方法的广泛应用也体现了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独特魅力和实际效用，也是经济学分析方法具有扩张性的具体表现

4.与经济学相关的边缘或者是交叉学科。随着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些与经济学相关的边缘或者是交叉学科也开始出现，这此新兴的学科都具有经济学的典型特点。主要有环境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经济法学等等

二、如何看待经济学的扩张

随着经济学扩张的现象越来越多，经济学的扩张行为已经引起部分人的恐慌。甚至有人提出经济学的扩张就是一种入侵行为，不利于其他学科的健康发展。还有学者用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来看待经济学的扩张，这种观点认为:将经济学中的假设、命题、术语推广开来，将经济学中所获得的原理、规律和分析方法引用到经济学之外的其他地方。

其实这些专家学者对于经济学扩张批判的实质是担心经济学过度的影响其他学科，会导致其他学科的正常健康的发展。但是回顾人类思想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各个学科之间的相互扩张从未停庄，但是从没有哪一个学科因为这种扩张而导致自身发展受限或者是迷失自我个性，更没有哪一个学科被其他学科兼并吞没。相反的，正是由于各个学科之间的相互扩张，才使各个学科之间有机会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共同发展，使各个学科一直保持自己鲜活的生命力，也使一些新学科可以不断出现，使今天的学术界百花齐放。因此，专家学者们不仅不需要对学科扩张的现象有任何的恐慌，还可以抱有一份宽容的心态对待，甚至可以提倡学科之间的相互交融，实现学术界的大发展、大繁荣

三、经济学的开放

经济学的扩张如果看做是走出去的过程，那经济学的开放就是引进来过程。同其他学科一样，经济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其他学科的扩张，当然也离不开经济学内部各个学派之间的相互借鉴、学习。而经济学的对外开放可以总结为两种类型: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经济学这两种对外开放的状况主要通过经济学的吸收主义和折衷主义展现出来

1.经济学对外开放:吸收主义及其引进运动。在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仅有扩张，还有引进。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也可以看做是多种学科对经济学不断进行扩张和渗透的过程。通过对其他学科的分析技术和研究方法进行借鉴学习，为己所用，不断增强自身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经济学的吸收主义的主要表现 吸收借鉴可以说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最明显的特点。在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从来都不会排斥其他学科的扩张和入侵，相反的，经济学的开放性会使他积极主动的去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从而实现自身的不断发展

溯源整个经济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边际革命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他是现代经济学分析方式正式开始形成和发展的标志，也是经济学对外借鉴吸收的开端。其中心理学和数学都对经济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心理学对于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用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顾客的消费行为进行分析。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因此可以借助心理学对人的消费行为背后的心理活动进行研究。把心理学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引入到经济学中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奥地利学派首次将心理学的内容引入到经济学中，用心理学原理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第二个阶段:在微观经济学中全面应用心理分析。马歇尔认为人类行为的动机无非两种:追求快乐、避免痛苦。在心理学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建立。第三个阶段，在宏观经济中全面应用心理分析。也就是将心里偏好、心理预期等诸多心理因索引入到宏观经济学中。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心理分析和边际原理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数学对于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用通过使用数学分析法模型化经济学理论。经济学能够借鉴数学理论主要是由于:经济学对于经纪人理性的强调、经济学理论具有严谨性和科学性等等。经济学借鉴、吸收数学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首先在19世纪后期数理学派兴起，通过借助数学分析来获得经济学的最优化解;第二个阶段，平衡状态问题代替最优化问题，其在学术上的表现是博弈论和非线性分析的引入。第三个阶段，经济学越来越偏向于实用化。第四个阶段是数学全面渗入到经济学中

2.经济学对内开放:折衷主义及其综合运动。正是因为仍有许多经济学家坚持折衷主义，才使得经济学体系保持完整。使经济学下各个学派都、兼容井包，使各个学派的观点在总的经济学体系下是折衷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正是因此引发了经济学上的综合运动。在近一个半世纪中，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有三次较大的综合

英国的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是第一次折衷主义的代表人物;马歇尔是第二次折衷主义的代表人物;保罗.萨缪尔森是第三次折衷主义的代表人物

经济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其魅力长存的原因。经济学内部的各个学派之间的观点相互包容正是由于经济学的包容性与开放。在经济学的内部学派众多，异彩纷呈，学派之间或者观点相近，或者观点相左，但是仍然能共同存在于经济学的框架之下，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折衷主义的影响，使经济学内部具有开放和包容性的特点。使得各个学派能够得到话语权，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要想获得 话语权，首先要让其他的学派也获得话语权，使他们能够对外表达自己的主张，面对各个学派之间的分歧，可以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在向其他学派学习的过程中，取长补短，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学内部学派的整合。通过、兼容井包，不仅可以使每个学派都在经济学中找到自己的归属，还可以规范学科的发展方向，统一学科意志，实现经济学健康有序的发展正是由于经济学不断的进行学科分化、学科整合，在不断分化整合中得到了学科的成长，才有了今天完整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和学科框架，才能不断取得新的学术成果和实践经验

第2篇：行为经济学主要观点范文

哲学被认为是研究世界和人类社会最根本的，最重要问题的学科。哲学对其它科学的发展和人类思想、思维、认识和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哲学会对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想法提出质疑，并在对思想的拷问中得到升华。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哲学思想的具有统摄其他科学的地位。而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从一个特殊角度研究人的行为(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集体表现出来)的科学。经济学的这种研究领域的扩展一方面使人们认识到经济学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有人认为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无论关于经济学逐渐在国内成为显学有如何的评价，经济学的方法都可以是，但不是唯一的，研究人的行为，研究社会现象的手段。哲学和经济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早期的经济理论本身就是关于经济的哲学思想，很多经济学家同时是哲学家。即使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发展起来后，哲学关于经济起源的研究，经济制度的建立，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以及经济研究的方法论都具有指导意义。国内关于哲学和经济学关系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有的学术机构专门设立了经济哲学研究中心，①近年以这一主题研究著述大量涌现。②2008年和2009年在中国社科院的科研机构的组织下，连续举行了两次以经济学和哲学对话的全国学术研讨会，③可见学者没对这一研究主题的重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用哲学观点来指导经济学的发展，尤其马克思主要哲学观点，反过来很少有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哲学相关问题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如前述的关于哲学和其它科学关系的普遍认识，另一方面是因为哲学本身是一种思想不是具体的人类活动。虽然如此，但是哲学研究，哲学思想影响下的人的行为则是人类活动，这些活动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分析。本文试图要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简略探讨一下西方近代哲学研究向认识论转变的相关问题。

基本假设及哲学研究的经济性为了方便论述，这里首先假设哲学是一种产品。哲学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人类社会在一定阶段不可或缺的产品。它通常情况下并不直接的影响人的行为而是通过影响研究、传播、学习它的人而影响人们的思想、世界观和人生观，最后才反映在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上来。于是本文将把近代西方哲学看作一种隐性的“思想制度产品”。又假设哲学是一种公共产品，一个人消费这种产品不会对其它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造成影响，人们获得这些产品的成本忽略不记(哲学公共产品是由哲学家和其他传播者，比如国家，提供的，但如果在中世纪相信反经院哲学的思想并不是无成本的)。哲学之所以具有公正产品的性质是因为哲学观点、哲学思想也是属于人类的知识或者认识系统的内容，人类的各种知识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单就哲学观点和哲学思想的具体而言，其表现形式是各种哲学论述及其论著，由于哲学论著论述的问题和特殊的哲学语言系统等原因使得能够直接阅读哲学论著，理解哲学思想的人群相对来说很狭小。这导致哲学这种思想制度产品的提供过程中存在比较严重的信息不完全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哲学对更广泛人群的影响，因为解决这种信息不完全的方法是寻找沟通信息的人，哲学人就是受哲学直接影响的人。他们会根据个人或者社会的需要对哲学的某些内容进行较通俗的解读，用更多人能够理解的语言体系“翻译”哲学论著。虽然这种翻译和解读不可避免的会存在偏差，④但其对更多人(包括又人组成的各种团体组织)的思想意识，进而使行为方式产生了影响。哲学的影响扩散到了更广泛的人群，表现出来公共产品的特点。最后是关于哲学家的假设。哲学家是哲学思想和哲学观点的生产者。他们在哲学问题的研究过程中经常会面临物质需求无法满足，研究成果不被认同，甚至是宗教迫害等情况，哲学家的个人行为也和多数人有很大差别，但这并不能说哲学家不满足经济人的假设。大部分哲学家无论其和普通人所关注的满足需求的方面有多大的差异，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哲学思想，哲学观点能为世人接受，能够影响后世，甚至能够影响整个人类。这部分哲学家会主动著述，并成为了哲学观点的生产者。无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哲学家，均是经济理性的，只不过其需求、效用评价和偏好与普通人有差异而已。因此本文假设对于对西方近代哲学做出过贡献的哲学家都符合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

西方近代哲学研究向认识论转变的原因从历史角度来看，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产品完全是为神学服务的。经院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至高无上的完美的主体———上帝，人不被重视。在这种背景下，经院哲学成为了一种神学工具，教会垄了的哲学产品的提供，同时是解读哲学的垄断人，人们被迫消费这种公共思想制度产品。这种哲学公共产品的消费使得人们思想被禁锢，人性被抹杀，而消费这种产品的主要收益便是避免教会的迫害。教会以上帝的代表自居享受着垄断这种产品带来的巨大收益:经济上集中了大量的土地，获取了大量的物质资源和贵金属，政治上凌驾于传统政治体系之上，因为经济和政治上的收益，进而社会地位空前提高。然而资本主义的萌芽，生产关系的变更的背景下，人们开始对私有财产热烈追求。人们对私有产权重视的行为，对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制度产品的消费提出了要求，这种哲学思想应该迎合和指导私有产权的发展。教会在哲学产品提供上的垄断生产者的地位将受到新的哲学产品的挑战。“文艺复兴”无疑是恰到好处的一场人的解放运动。正是这种思想制度产品的变更影响了西方近代哲学的研究方向向认识论转变。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开始注重人类自身的问题。人们对哲学思想的生产者提出了新的需求，哲学家如果还在研究本体论的问题，那么他的最大成本便是花了毕生的精力而成果不再受到重视，其哲学思想不会受到认同，不会对后世产生影响，因为人们需要新的思想制度安排去指导活动。虽然这不一定与直接的经济利益相连———哲学本身不一定会因形势的变化而认为某种问题不再重要，但是大部分哲学家的研究行为和研究主题会因为对哲学思想的需求变化而产生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行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没有了市场，哲学家们不得不开始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分工、雇佣劳动的推行使社会矛盾尖锐突出，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紧迫感受到矛盾的普遍存在与不可避免———把矛盾的渗入到哲学中。哲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使其哲学研究迎合了当时人们对思想制度产品的需求，他们的哲学思想因受到了广泛认同和接受而实现了自身效用的最到化。培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认识论的问题而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不仅满足了个人对哲学研究的需求，还产生了长期的外部效应。一方面社会形势和历史背景发生了变化，需要新的思想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在这种形势下思想制度产品的提供者致力与新的哲学公共产品的生产。有新产品的需求和供给，认识论的哲学制度产品开始大量生产和更新，经院哲学垄断地位受到挑战，于是出现了西方近代哲学研究向认识论转变。

西方近代哲学研究向认识论转变的影响西方近代哲学的这种向认识论转变的影响又是什么呢?首先，根据本文的假设，这些哲学制度产品是公共产品，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选择其所需要的哲学公共产品来指导自己的思维和行动。这种选择行为不会减少其它人的选择机会，不具有排它性。在当时，从单个人来讲其选择成本来自于消费这种产品带来的与选择并消费其它不同思想制度产品的人或组织(教会、封建政府)在思维、行为方式上的对抗和冲突。而其收益便是实现与代表新生产力阶级的认同感，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强调人的因数中不断积极进取，创造私人财富而获得的间接效用。从资产阶级整体上而言，这种新的思想制度安排，促进了思想解放并增强了其认识和征服世界的能力，这种改变影响了社会总的偏好倾向，对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本文基本假设所论述的，西方近代的哲学家即使主观上没有想将其哲学思想作为哲学公共产品提供给世人(后人)，或者更看重个人追求真理所获得的满足，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哲学家们的思想也都不同程度的产生了积极影响。无论如何这些哲学家在这次研究向认识论转变的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哲学思想对于正在追求解放，崇尚自由的资产阶级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

西方近代的哲学家的研究主题由本体论转向了研究理性、研究感性、研究认识等哲学问题。在研究的过程中，哲学家的哲学论著作为记录、表达和传播其哲学思想哲学观点的手段。这些论著的内容不是浅显易懂的，导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其对社会大众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但是，正是在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断发展的历史条件，对于新的哲学制度产品的需求催生了西方近代哲学。西方近代哲学(虽然各哲学家各流派的影响不同)如果看作一种思想制度产品正好迎合和满足了这种需求，它打破了教会垄断生产哲学产品的格局，给需求他的人们和后世带来了正的外部效应。

第3篇：行为经济学主要观点范文

制度主义的创立及主要流派

凡勃仑于19世纪70年代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生物学等多种视角论述了经济和社会问题，将经济分析的核心转向制度，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

制度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学派变种。它的主要代表有凡勃仑、康芒斯、米切尔等。他们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具体化为制度演进的研究，否认经济理论的意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出现，提倡改良主义政策。

制度学派从时间段上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仑、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制度主义、老制度主义、旧制度主义或早期制度学派、旧制度学派）；第二阶段，20世纪30至40年代，从凡勃仑和康芒斯到加尔布雷斯之间的过渡阶段；第三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今，包括两种新制度经济学或现代制度经济学摘要：新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广义上，有人把以凡勃仑、康芒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代表的制度经济学称为“老制度主义”，把以科斯、诺斯等代表新制度经济学称为“新制度主义”；也有人把前者称为“制度主义经济学”，后者称为“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则属于新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一支，与早期的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联系相对较少。新制度经济学同样把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且长期被新古典主义忽视的现实，就是交易成本的存在和制度的重要性，而忽视这些现实前提的经济学是没有生命力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科斯尖锐地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过是一堆工具，研究的是“没有躯体的血液循环”。

制度经济学主要流派之间的比较分析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分析视角上的分析，反映在对人的行为的分析方面。凡勃仑对新古典主义以理性涵盖人类复杂的习惯活动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凡勃仑认为，经济系统中的个人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人类的行为是他的遗传特性和过去经历的结果，行动不能被理解成效用与成本的计算，而应当从人的“本能”及所存在的环境重新去寻找决定行为的因素。因此，在经济行为的决定上，凡勃仑坚持从行为人所具有的遗传特征、个人环境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坚持认为正是多种因素决定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后制度经济学也基本继承了这种观点。

第4篇：行为经济学主要观点范文

关键词：财务经济学逻辑起点资源配置激励机制

近年来财务学科发展明显特点是其“外延”不断扩张，以至于学科之间“边界”越来越模糊；各学科的内容也处于经常变化与调整之中，不断地引入其他学科理论来丰富财务学的内涵。在整合与渗透中财务学科与其他学科正走向融合或交叉，财务经济学在此背景下形成新的边缘交叉领域。

一、财务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财务学与经济学几乎没有交集，经济学者对金融机构、投机行为以及构成财务主要部分的不确定性及其他层面等极少关注，财务学的研究主要依赖经验法则以及零散的例证，缺乏理论基础及严谨的实证研究，财务学科内容分布也非常零散，大都只是罗列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措施。1952年，亨利・马柯维茨(H.Markowitz)提出了资产投资的组合理论，并将投资选择问题系统阐述为不确定性条件下投资者效用最大化的问题，这是学术界首次将经济学理论与财务学结合。随后，威廉・夏普(w.Sharpe)将这一模型进行了简化，并提出了资产定价均衡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也是第一个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资产定价均衡模型。由于股票等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CAPM的实质是讨论资本风险与收益的关系。但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建立是基于一系列严格假设之上的，而且其中的一些假设显得过于理想化，该模型的实用性和有效性不断受到质疑。在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提出质疑的同时，不少经济学家开始探索新的资产定价理论。如斯蒂芬・罗斯(Stephen Ross)于1976年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的套利理论(ArbitragePricingTheory)等，正是经济学家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得财务学和经济学的结合更加紧密，并由此引申出一门新兴的学科――财务经济学。西方国家有关财务不但有丰富的理论体系，还有广泛的实证检验，得以验证理论建构与其现实状况的关联。与西方国家蓬勃发展的财务经济学研究现状相反，我国还仅是限于介绍和零散的研究，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财务经济学体系。财务学教科书重心仍在介绍有关财务会计核算原理、主要资产经营以及选择优劣股票的各种经验法则和财务制度的介绍等，没有一种可供广大学生了解这些现象的整体架构和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财务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及理论框架体系

(一)财务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研究现有的财务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对财务经济学有很大的启发。纵观财务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大体上可以分为本质、环境、假设、产权、目标和本金起点论等观念。“本质起点论”认为，财务的内在本质决定了财务的多种形态，是奠定财务独立存在的客观基础。这一观点符合我国传统的哲学思维习惯，突出了财务不同于其他经济领域的特征，但本质起点论不能反映社会经济环境发生的变化及财务各领域的内在联系，更不能成为财务系统的向导和沟通财务理论与实践的桥梁，以本质为起点会阻碍财务应用理论的发展。“环境起点论”认为，在上个世纪财务管理的发展过程中，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内容、财务管理方法的变化，都是理财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即有什么样的理财环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理财模式，也就会产生相应的财务理论结构。该观点根据环境的需要确定财务管理的目标，进而确定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财务理论体系。用历史发展的视角考察财务理论的发展，有利于理解不同时期的财务内涵，但将环境作为起点构建财务理论结构是不合理的。因为财务环境是经济、法律、社会、风俗、文化等若干要素的综合，而逻辑起点只具备单一性，用一个复杂且多变的概念作为财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势必影响整个财务理论体系的构建质量。“假设起点论”认为，任何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以假设为逻辑起点的，然而在财务学中却忽略了这一点，假设对任何学科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本学科的理论和实务提供了出发点和奠定了基础。这种观点重视对财务假设理论的研究，将财务理论的研究建立在一系列无需证明的命题基础之上，符合人们对事物本质研究的习惯。但逻辑假设因其过于完备而使得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在假设前提发生变化时轰然倒塌。“产权起点论”是近年来人们在研究产权问题时产生的，认为产权作为一切经济制度的基石，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起约束作用，财务管理作为一项经济管理活动，必然受到产权结构的制约。不同的产权结构形成不同的财务管理模式，产权结构决定了企业的财务管理，因此，研究财务管理应从产权结构着手。该观点强调了产权结构对财务理论结构形成的深刻影响，揭示了不同财务模式产生的产权关系，但财务模式的调整除受到产权制度的影响外，还受到社会制度的约束，因此，产权关系不能构成所有社会制度下财务模式的基石。“目标起点论”是近几年在大量借鉴和吸收西方财务理论过程中较流行的一种观点，该观点认为，任何管理都是有目的的行为，只有确定合理的目标才能实现高效的管理。这种观点突出了财务管理目标在财务管理理论结构中的作用，有利于财务管理理论对财务管理实践的指导。但将财务基本理论的具体内涵作为财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并贯穿整个财务理论体系显得有些勉强。本金起点论认为，本金是指为进行商品生产与流通活动而垫支的货币性资金，具有流动性与增值性等特点，经济组织的本金按其构成可以分为实收资本、内部积累和负债等组成部分，强调本金起点理论符合逻辑起点的基本标准，弥补了其他起点理论的各种不足。但以本金作为财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实质上还是探讨财务的本质问题。

以上这些观点从不同的侧面构建了各自不同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但这些逻辑起点理论均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其理论体系极不稳定，忽略了财务理论运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也没有合理地解决理论与实践的接口问题，不能有效地指导财务管理实践，因而不利于财务理论体系的完善。

(二)财务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及理论框架财务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分析应基于财务学，但又不同于传统财务学。这一新兴学科将经济学和财务学集于一身，其边缘交叉组合的性质导致其理论逻辑起点应包容这两大学科，并构成两个学科的共同基石。众所周知，经济学研究理性经济人的行为，作为理性经济人具有以下特征：主观的

自利动机、理性的行为和客观的利他结局。而财务学追求的是效益最大化，两者的共性在于理性地追求微观资源的有效配置，寻求资源的最佳利用，从而取得最大化的收益。由此笔者将这一共性提炼为“财务资源的理性配置”，并以此作为财务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基于财务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这一学科理论体系，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财务经济学结构体系包含三个层次：第一，资源理性配置理论是财务经济学体系的基础。财务资源配置是指资本在不同来源渠道的组合和不同经济用途之间的分配，其涉及到财务活动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资本的形成进行组合，

即融资中的资源配置。资源的配置表现为资本在不同时期之间和不同性质之间的安排，从而形成了融资的核心问题，即融资结构的合理安排。包括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的安排、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的安排；另一方面是对资本的使用进行分配，即投资中的资源配置，这里的资源配置主要表现为资本的合理分配，从而形成了投资的核心问题，即资源流向和流量的调整。而资金的筹措和使用正是财务的核心所在，其决定了资源配置的目标、原则和内容，可以视为整个学科的理论基石。第二，财务经济学基础理论是由一组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概念集、按其内在逻辑关系排列而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建立在财务经济学逻辑起点之上，是财务实务理论的根基和出发点，决定财务经济学的目标和原则，反映了财务资源的客观属性及其规律性，即财务资源配置缘于它的稀缺性。而财务资源的稀缺性客观上要求人们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对财务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将有限的财务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因此，财务资源配置应以优化融资结构和投资结构，提高稀缺资源的产出率一资本收益率，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稀缺资源为目标。资源配置的基础理论可以围绕融资决策与投资决策以及各自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和探讨。有效市场假设、投资组合、资本结构、委托、股利政策、资产定价以及风险与收益均衡等理论，正是从不同侧面探讨财务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这些理论相互辉映构成一个完整的财务经济学理论基础。第三，财务实务理论。建立在财务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上的财务实务理论体系，是财务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重心部分，是对财务工作进行操作和管理的具体阐述。该理论直接对现行财务实务做出解释，并有效地对未来的财务活动进行预测。具体而言，是从财务资源的筹措、投放、使用到分配等几个环节进行资源的有效、合理安排，以期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三、财务经济学结构体系

第5篇：行为经济学主要观点范文

关键词：竞合战略；资源观点；博弈论；社会经济理论

在管理学文献中，包括同时竞争与合作的混合行为称为竞合。国内外一些学者最近强调竞合对于公司之间动态关系的重要性。本文对竞合理论进行理论溯源，分析了从竞争理论、合作理论到竞合战略理论的发展演进及各种理论的主要观点，并进行比较分析。

一、 竞争理论

很长时间以来，竞争观点一直主导着一些管理学研究领域，从战略管理到组织经济学、再到营销管理，竞争观点是过去80多年的主导范式。这种范式认为公司的相互依赖性，包括横向和纵向，都是基于史密森尼的个人利益寻觅观点（Smithsonian Individual Interest Search）。公司被比喻为“市场联系海洋上的孤岛”，这个比喻完全包含了这种观点的所有特征。

对于横向相互依赖性，竞争理论强调当公司在产业中处于有利位置，或者当其利用和配置可以创造比竞争对手更好的产品的资源和独特能力时，就会获得超常收益。换句话说，这种观点指向公司的寻租行为，这种行为通过价值创造战略和获得超常经济收益实现。

对于纵向相互依赖性，竞争观点强调了在经济交换中寻觅价值。由于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竞争观点认为交换是一种离散事件，在这个事件中，公司最初创造的经济价值可以根据配置效率原则在它们之间共享。这种价值共享可以根据即时公平原则实现，这正像传统的营销理论暗含的观点或运用交易成本经济学所主张的机会主义行为一样。总之，在纵向相互依赖性的情况下，竞争观点主张通过价值占用战略实现的寻租行为。

（1）尽管经济价值产生于公司内部，但是公司之间的交互作用影响价值分配，无论在纵向还是横向相互依赖的情况下。对于前者，交换价格解释了部分经济价值被供应商占有，而部分经济价值分配给顾客。对于后者，上述的超常收益来自竞争者之间顾客偏好的分配。

（2）因为一个公司竞争成功和价值占用意味着竞争中其他公司的失败和价值损失。公司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是一种零和博弈。

（3）由于在商业环境中，任何相互依赖性具有零和博弈性质，博弈中公司的利益函数是不可逆反的。

二、 合作理论

合作观点是对应于竞争观点的另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强调了合作优势。随着合作观点的兴起，商业环境的变化导致追寻相同利益和共同收益的公司之间形成具有战略相互依赖性的网络。最初有关纵向相互依赖性的营销领域出现的，然后，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种观点快速发展，并延伸到其他一些领域，例如战略管理和组织经济学。

在营销领域中，合作观点使得交易的营销范式转向关系营销范式。在关系营销范式中，市场不再是一个即时交易的原子结构（Atomistic Structure），而是一个互动和连续的关系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公司逐渐加强它们双向承诺，并实现相互适应和共同创造价值。

在战略管理领域中，由于技术系统的复杂性和竞争环境中变得更加复杂，进一步强化了公司之间的关系作为价值创造核心和提高公司绩效的重要因素。通过帮助公司提高其战略灵活性和学习能力，公司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当今快速变化竞争环境中一种战略资产和竞争领导权的来源。

在组织经济学领域中，继续保持这种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未来发展新关系的经济利益使得公司更加重视声誉，并使得合作伙伴遵循可信行为规则。因此，和竞争观点比较，合作观点大大降低了Williamson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

（1）经济价值创造的来源和公司优秀绩效的根源在于公司相互依赖性的结构。

（2）公司相互依赖性基于正和博弈。价值创造是否是一个发生在两个或者多个合作伙伴之间的联合过程，或者合作伙伴是否为了获取共同收益参与合作博弈，这些最终导致一个合作伙伴越成功，则另一个合作伙伴的收益就越大，反之则反。另外，共同价值创造的重要性意味着相互依赖博弈结构，这个结构是对机会主义行为的修正，并因此具有强烈的合作定向动机。

（3）强调公司之间相互依赖和合作的经济价值的商业环境中，相互依赖性是基于公司利益函数强收敛。

三、 竞合理论

1. 基于博弈论的竞合战略理论。博弈论提供了一个认识通过同时竞争与合作创造租金的视角。由于在战略管理领域存在许多博弈论应用的相关文献，其中最典型当属博弈的囚徒困境和重复博弈战略。博弈的囚徒困境变量前提是规避成本、追求收益。假使参与者都没有对方在相似博弈中互动历史的知识，而且每个参与者不会将其目的或者战略告诉其他参与者，则均衡收益结构将是单方面背信>相互背信>相互合作>单方面合作。在静态均衡情况下，单方面背信战略优于相互背信、相互合作以及单方面合作。可以看到相互合作比单方面合作创造了较大的收益，结果是在单阶段两人博弈中，竞争战略比合作战略创造了较高的收益。相反，在重复博弈战略或者成为针锋相对博弈中，参与者通过相互合作比单方面背信或者相互竞争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收益。这种博弈中，一个参与者以和其他参与者合作开始，随后对称地应对其他参与者的战略行动（例如合作—合作战略，竞争—竞争战略）。根据Axelrod的观点，针锋相对博弈优于其他战略，因为这种战略强调一开始对你好的规则（以和其他参与者合作开始），澄清了博弈规则、参与者的行动结果、非预期背信的报复以及偶然机会主义行为的宽恕。

Brandenburger 和 Nalebuff解释了公司可以运用博弈论取得正和博弈和零和博弈战略，这些可以通过改变参与者、改变参与者对风险—回报的预期、以及改变博弈规则和改变博弈范围来实现，他们进一步说明博弈论的逻辑鼓励经理们进行竞争性模仿获得竞争优势、重视参与者战略行动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战略位置。竞合观点来源于公司之间价值创造和价值共享过程发生于相互依赖性之中，并导致一个部分趋同利益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竞争与合作两个方面同时出现，并相互紧密联系。这就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公司战略相互依赖关系， 定义为价值创造竞合系统。

Grandori 和Neri的竞合观点强调了一个合作伙伴的最大收益不一定和另一合作伙伴的最大收益相同。这种部分或者说不完全的利益趋同要求明确考虑竞合博弈结构中的公平性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在合作观点中或明或暗地表示出来。换句话说，合作观点强调正向可变的博弈结构。由于公司相互依赖性的竞争压力，结构的可变性产生了不确定性，假使事先并不知道每个合作伙伴相对于其他合作伙伴从合作中获得的收益。

另外一些解释出现于合作结构中的竞争压力动机的观点如下，Hennart认为在高创新合作背景下，发现机会主义行为的能力较低，Grandori强调随着合作中信任的加深，合作伙伴的控制过程明显变弱，并可能导致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换句话说，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反对合作观点，并认为机会主义和信任几乎是矛盾的行为假设。除了这种相反观点，机会主义和信任通常是不同程度的相同背景下共存的行为变量。

Gulati等人认为在战略伙伴关系中，每个双向关系既不是严格竞争也不是严格合作的，它们同时进行竞争和合作。尤其是，它们涉及到合作伙伴自身和共同利益的混合动机的影响。一些有关公司之间组织学习领域的实证研究表明，当相互依赖性无法平衡时，比较有依赖性的一方容易受到其合作伙伴控制。这是由合作伙伴之间不对称学习竞赛（Learning Race）导致的竞争压力，并且导致联盟的相对范围降低。来自学习竞赛的竞争压力和快速学习者一旦达到它自己的学习目标就会中断合作关系，而不会考虑合作伙伴的利益而延长这种关系。联盟的相对范围描述了属于联盟目标的合作伙伴的商业份额，并解释在私有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分配关系。当两种不对称的学习速度和相对较低范围出现时，快速学习者在其合作伙伴获取来自联盟的整体收益以前，终止这种关系的动机较高。

导致利益分歧的力量不但和机会主义动机相关，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公司战略优越性的转变、或者领导权的丧失都是导致合作利益结构分歧的动力，并会导致重新平衡个体合作动机。

来自不同产业的互补性公司可能不会完全与持续关系的行动路线选择相一致。由于资源的价值依赖于这种资源和其他资源结合的方式，因此，不同产业的公司所具有的不同资源禀赋可能会导致与联盟最适宜的行动路线不完全一致。

效率目标可能导致联盟中进行投资的合作伙伴将这种投资运用到其他合作背景中。这种重复活动可能导致和第一合作伙伴的利益冲突，这可能导致自身知识的溢出，或者提高其竞争对手的竞争地位。

这种竞合观点的理论框架总结如下：①公司相互依赖性是经济价值创造的来源和经济价值共享的地方；②公司的相互依赖性是基于可变的正和博弈，这种博弈可能为合作伙伴带来共同，但不一定公平的收益，由于破坏这种竞合结构的不同性质的竞争压力的原因；③可变正和博弈结构，公司相互依赖性是基于公司之间利益函数的部分收敛。

2.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竞合战略理论。

（1）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竞合战略理论。战略管理的资源基础理论为竞争与合作综合框架提供了一个有用和补充的理论基础。从本质上讲，资源理论基于两个假设：①在其资源组合上是异质的；②这些资源在公司之间是不完全流动的。因此，公司组合的持续差异有助于资源差异，独特资源和能力使公司能够创造经济租，创造持续的竞争优势。

根据创造和保持经济租方式，资源理论包含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强调了垄断租的重要性。这种观点的支持者采用市场效率和集中于均衡状态下的公司独特资源。另外，他们比较赞同租金的持续性不是租金创造。这些证据表明只有当取得优势所运用的资源是稀缺、有价值、不可完全流动以及不可替代性时，才会创造竞争优势，这些观点对资源基础理论是非常必要的。

另一个观点提出了动态能力观点，集中在资产存量如何积累、流动、配置以创造竞争优势。他们将公司的战略理论放置于熊彼特经济学说框架体系之中。正如Nelson所说，在熊彼特经济学说竞争背景下，公司长期生存不再定义为“用既定过程较好地生产特定的产品集合”，更为重要的是，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公司能够发展创新能力的程度。因此，通过强调技能获取、学习和能力积累，基于动态能力方法的使用者潜在地增加了说服力和战略管理理论的预期范围。

基于动态能力的观点为研究通过竞争与合作进行资源存量积累提供了基础。然而，这种观点在通过合作进行资源存量创造的方面是有限的。Hamel提出合作联盟中的公司能够通过学习和将合作伙伴隐性知识和技能内部化获得优异绩效。另外，联盟伙伴能够通过利用知识资产创造经济租金。

（2）Hamel、Doz以及Prahalad等人的联盟观点。Doz和Hamel认为在为全球和未来进行竞争的联盟中，推动公司形成联盟具有三个基本动机：通过利诱（Co-option）竞争对手和互补性公司进行战略定位的需要：构建关键地位和建立标准；通过合作专业分工或者互相专属锁定（Co-specialization）合并资源的需要：进入新的市场以及创造新的机会；通过联盟进行学习的需要：填补技能缺陷以及构建新的能力。

竞争与合作在早期被视为两个极端，毫不相容。如今竞争与合作战略的并用，已被视为是企业追求成功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当今复杂不定的环境中，企业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从竞争观点看，一方面必须强化自身的竞争力，一方面也必须降低挑衅，以争取合作与信任，从合作的观点看，企业也必须要通过战略联盟来建立并强化其核心竞争力（Hamel，1991）。

（3）Lado、Boyd和Hanlon等人的观点。Lado，Boyd和Hanlon强调，企业应采取竞合战略，以提升经济租，并进一步提出有关竞合战略的主要观点：企业采取竞合战略综合模式，其所提升经济租的绩效要高于单独合作或者竞争；管理的认知系统强调异质、激进组织变革者，比强调同质、解除组织紧张以及促进稳定的企业，更能促进其采用竞合战略综合模式来提升经济租；平均分散投资资源组合的企业，其经营特性比较倾向采取竞合战略综合模式来提升企业经济租；采取竞合战略综合模式来提升经济租的企业，比较容易受到异类文化矛盾动机以及组织结构上的突变，而更有正面能力的转移效应；采取竞争战略综合模式来提升经济租的企业，对于其产品与服务质量、公司声誉及市场竞争力有正面影响。

安达信顾问Comerford认为，所谓的竞合关系是指企业间为了拓展市场或者降低成本以提升企业竞争力与获取市场优势地位时，所采取的一种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模式。然而在合作过程中，如何让合作伙伴顺利的合作，则又是一个问题。

3. 基于社会经济理论的竞合战略理论。社会经济理论提供了一个新古典经济理论和组织社会学之间的桥梁。根植于行为和制度的经济学理论，认知心理学和进化论以及道德哲学，社会经济学指引了利益相关者分析理论、商业伦理以及公司社会绩效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

Etzioni提出了社会经济理论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观点。相应地，社会经济学家反对人们受到一种效用最大化的驱使，而是认为他们寻求使得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和道德情感的多种功能的最优化。他们认为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另外，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们单独行动使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社会经济学家认为人们的决策和行动根植于他们是其中一部分的社会系统和制度，这些决策和行动是为了提高自身利益和集体利益。

运用Darwinian分配规则或者公平分享规则，Margolis提出个体寻求保持个人利益或者效用的平衡。因此，如果个人投入大量的资源而使他人获益，他将会在分配剩余资源时为自身利益而分得较大的比重。相反，一个人授予群体的利益相对于自身利益越大，他在分配剩余资源时，所得到的比重越大。换言之，公平分享表示一个人对群体利益和自身利益的心理或者道德承诺程度。

Margolis的分析证实了公司同时寻求竞争与合作优势的观点。在有限理性和有限感性的基础上，他们为获得这些优势而配置战略资源。有限理性为经理们在复杂和混乱的环境中通过合作获取经济租提供了基础，有限感性为发展和保持组织内部以及和组织之间的紧密、持续和相互受益关系奠定了基础。

四、 小结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将竞争和合作程度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使得公司之间的关系呈现一种连续竞合关系谱系：一方面，两个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只包含合作，即传统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两个竞争者之间只存在竞争关系，即传统的竞争关系。根据合作与竞争的程度，这两个关系之间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竞合关系。

参考文献：

1. Axelrod， R.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1984：160-179.

2. Brandenburger and Nalebuff.Co-opetition.New York： Doubleday，1996：180-199.

3. Grandori， A.& Neri， M.The fairness pr- operties of interfirm networks.In A. Grandori （ed.）， Inter-firm networks. London， Routledge，1999：326-354.

4. Hennart.A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equ- ity joint venture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8，16（6）：140-156.

5. Grandori.The fairness properties of int- erfirm networks.In A.Grandori （ed.）， Inter- firm networks.London， Routledge，1999：231-263.

第6篇：行为经济学主要观点范文

关键词：扩大的市场；唐卡市场；反思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2）03—0082—05

一、问题的提出——“市场”之争

“市场”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早期人们通常把专门从事商品买卖的场所定义为市场。随着人们对商品交换形式认知的深化，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概念被逐渐确立起来。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一种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价格机制。价格是市场的核心特征，亚当.斯密所言的“看不见的手”——价格机制决定了市场的运行。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则认为，市场是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促进了重复不断的交易，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与通过企业进行资源配置具有相互替代性，而决定采用哪一种手段的原因就是交易成本。

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买者、卖者、商品与货币构成了市场一般形式，市场是以买者和卖者以货币为媒介进行商品交换的社会经济形式。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行为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亚当·斯密假定“在人类的本性中存在一种与他人以物易物和互换物品的倾向”，并假设既然劳动是原始社会唯一的生产要素，那么物品就必须依据劳动的成本来交换，就像在一般的经典交换理论中那样，因而将“市场”高度纯化，排除了社会关系结构对经济行为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界兴起的“形式主义”学派及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为斯密的这一观点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将影响经济行为的个体行为和制度视为由理性的、或多或少有些原子化的个体自利追求所引发的东西，因而认为从一开始的部落社会起，经济行为就与社会关系毫无关系。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市场行为的主要形式是经济交换，而经济交换则是相对独立、在制度上尽量脱离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的行为。

人类学家则用另一种视角去诠释“市场”，并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得出了与经济学迥然不同的“市场”观念。人类学家发现在许多初民社会里存在着不同的市场性：在远离西方世界的初民社会中存在的默契交易表明交易是一种社会交往。马林诺斯基在太平洋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中所发现的“库拉圈”交易则是一种当地土著的社会关系交换。这些人类学家卓有成效的研究表明人类的交换行为具有普遍性，而经济交换只是人类交换行为中的一种。社会关系、政治权力都是人类可以交换的具体形式之一。因而，较之西方经济学，人类学学术视野中的“市场”从一开始就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

人类学真正对市场研究起到开创性作用的是波兰尼，波兰尼所提出的“嵌入性”概念成为当代经济人类学有关各种市场研究的基本分析工具。波兰尼将人类经济的整合形式主要分为三种：互惠、再分配和交换。波兰尼认为，市场是交换的场所，因而市场制度应该被界定为包含供给群体或需求群体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制度。波兰尼进一步论证人类的经济活动包括市场行为都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19世纪以前，互惠与再分配依然是人类经济整合形式的主要形式。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自律的市场”导致以交换为主要形式的市场经济替代了互惠与再分配经济，成为人类经济整合的主要形式。

波兰尼及其开创的经济人类学“实质论”学派所提出的“自律的市场”与西方经济学中“市场”概念在本质上是相互契合的。但是波兰尼在解释前资本主义市场时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古典经济学有着巨大的分歧。波兰尼认为在前工业时代的经济行为（互惠、再分配与交换）深深地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前工业时代市场中的经济交换行为不是以个人利益的理性来定义，而是以交易的社会和亲缘义务来定义。只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市场行为变得越来越自主。随着工业社会的确立，以商品交换为主要经济形式的市场行为与其他领域日渐分离，才逐渐形成一个“自律的市场”。

基于“嵌入性”概念的提出，人类学家对世界各地前工业时代的市场展开了广泛地研究。例如费南对巴西的一个地方性市场研究中发现，通过交易双方互惠社会关系的建立，有助于降低市场中不同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而提高了市场交易的绩效和水平。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施坚雅对中国农村市场的研究。施坚雅在其著作《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中认为，中国农村的乡村市场并非仅仅是一个依靠互惠与再分配来维持的封闭的经济共同体，结构性的交换体系已经形成。施坚雅认为中国的农村市场实际上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结构而存在，农民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并不是以村庄为界，而是基层市场区域。中国传统市场区域与社会、文化区域的边界是高度重合的。林南以大邱庄为研究个案，分析了“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的运行情况，特别强调了以扩大家庭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的重要性，认为以地方网络是建构地方协调的关键，中国农村的地方性市场依赖于以亲友、家庭与社会关系所组成的关系网络而顺利运行。

第7篇：行为经济学主要观点范文

我们回顾整个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从亚当·斯密开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先河到西斯蒙第高举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旗帜再到马克思《资本论》的问世，可以说将人本主义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至。也正是基于对人的深切关怀，哲学与经济之间才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哲学的观察方法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于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下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马克思全部经济学遗产，从最早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其顶峰著作《资本论》，无不蕴涵着对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的执着追求，无不渗透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它们不仅对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来说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对一般的经济学、哲学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的学生、后仰者们通过对这一理论体系的继承、运用和发展，使得其日臻完善与成熟。那么，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作以具体的探讨。

1 人本主义和经济学的统一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始于他对哲学问题的思考，科学的人本主义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一系列重要科学发现和社会成果的取得都是建立在透过人本身来观察、理解和洞悉人类社会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曾高度赞扬这些成就所具有科学性的观点和方法，称之为“人本主义”。他批判地继承历本文由收集整理史上的人本主义，形成以“实践”和“劳动”为人的主体活动和本质的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即科学的人本主义。他一方面从人本身及其劳动来理解一切社会经济现象及其本质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并据此来阐明实际的经济运动；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经济关系来认识人的丰富的现实性，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并以此来衡量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切进步。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和经济学的统一，使他对经济关系的研究和对人的研究达到了完全的统一。也正是基于这种统一性，马克思在探讨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同时，更深入探讨了人。

无论是亚当·斯密的本性论抑或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工具主义，基本上都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与此相对立，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从“经济关系人格化”出发，强调对人的动机和行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解释。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4]鉴于方法论的不同，对人的动机、行为及其经济现象的解释自然也就产生了根本的差别。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作为社会的个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以往历史的结果。“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5]因此，历史地具体地分析经济活动中的人及其动机和行为，便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反，西方经济学则排斥对经济活动中的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研究，导致了其经济分析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其动机和行为只能由这些经济范畴所涵盖的经济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的客观内容便成了经济主体的主观动机。

此外，马克思从社会的个人出发来考察经济问题，则必然要考虑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延续性。与之相悖，西方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把自利性和理性作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万能钥匙，又势必排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把特定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马克思认定人与物的关系是物质生产的内容，作为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是经济关系的构成部分。但，他更侧重于研究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来丰富对人的现实性的认识，包括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行为，并通过分析这些动机和行为实现的社会形式，揭示特定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2 “异化劳动”与经济学中的人本性质

马克思并不否定古典经济学对劳动、资本、地产互相分离以及私有制和物化社会的交换、分工、商品价值等所作的客观描述，而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揭示了经济学以劳动为根据的人本学性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地阐述了此观点。在他看来，古典经济学虽然确立了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但它只关心劳动的某种经济意义，不考虑劳动的属人性质。它的无批判的前提和非历史观的形而上学性质，使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并通过对“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从而肯定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掩盖其非人化后果。因而，古典经济学所理解的劳动并不是真实的人类劳动，而是异化劳动。它实质上是在劳动的概念上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

“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成为马克思批判地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它既分析和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又着眼于把人摆在首位和对现存社会进行价值评判。因而，自古典经济学之后，与西方经济学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降低劳动范畴在揭示人的本质、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乃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所处的基础地位不同，马克思的批判强化了劳动范畴在其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强化了其经济学的人本性质。

这种批判首先使反映经验事实的经济学范畴得以从人的劳动及其本质来揭示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马克思将经济学的客观范畴直接回归至人的本质活动的根源，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通过异化劳动来解析私有财产及其经济范畴的本质和起源，并把其理解为发展着的历史本身产生出来而又加以扬弃的历史暂时现象，使这些范畴得到合乎历史主义原则的解释。马克思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6]这条线索开辟了直到《资本论》的全部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研究的道路。

同时，这种批判还使经济学得以全面展开关于经济异化和人的发展的研究。在异化劳动概念上，马克思深刻分析了劳动产品同劳动者异化、劳动本身同劳动者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人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等客观的经济异化现象，提出了工人的解放至人类的解放是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而这种扬弃只能是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结果。这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财富的积累和劳动者的非人化发展的矛盾，也为当代人思考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和基本结构。

3 马克思经济思想人本主义的现实意义

哲学思维的最大特点在于反思，其本身即融合于对（下转第6页）（上接第40页）人类生存问题的深切思考，是对人性在生活领域的深刻反省，是人的生存活动面向理性的逐步展开过程。大自然肯于把自主权交给人类，信赖的也主要是奠基于人性根基的这个理性自我反省的能力。于此，我们应看到经济活动本身又蕴涵有许多“非人性”的因素，会自然产生一种趋势——导致人性的扭曲或者说人的异化。功利原则和效率原则是经济活动的两条基本原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两条原则的结合，表现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讲功利和效率，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然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物本主义，容易使人变得自私和贪婪，这两者的结合便是人的罪恶之源。如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及《道德情操论》中所总结的那样，人性中既有“野兽”又有“天使”的一面。前者，人是利己的；后者，则强调人的同情心。如此利己与利他、私欲与道德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人的利己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人本身的发展还处于“物的依赖性”的社会背景下表现出来的人的行为特征，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就应该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物质文明是经济发展的硕果，人间罪恶也有其经济根源。”[7]在私有财产存在的条件下，只要有经济活动，就会有自发产生恶的趋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活动是把双刃剑。

第8篇：行为经济学主要观点范文

关键词：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 理论

回顾世界历史，其实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重商主义盛行的早期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期，就有不少西欧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当时的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国家意识日渐牢固，为强化西欧各国内部刚建起的早期资本主义政治结构，各国竞相发展海外贸易，企图通过经济增长来强化自身实力，从而不可避免地政治会与经济发生冲突，因此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像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志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德国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相关对外贸易中实行关税保护的理论学说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间的密切关系。只是后来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潮相继抛弃了政治与经济统一的观点，认为“政治与经济应该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结果世界政治和经济关系研究分为彼此孤立的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1］

新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结合研究兴起于上世界70年代以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对强调权力、国家利益、冲突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深刻质疑，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要求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重新评价，在经济等“低级问题”日益向“高级政治”转化的过程中，提倡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方法论的革命，用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问题。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创建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相关论著主要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1977）；克劳斯・诺尔的《国际权力：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75）；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1977）等等。到了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到了理论构建时期，作为该理论构建时期重要人物的罗伯特・吉尔平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作为其该时期重要代表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更是对以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及流派进行了综合整理，并掺杂作者自身重要的学术思想。使得该书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重要论著。

“没有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决定，这是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虽然世界绝不可能以某种‘纯粹’的形式存在，但国家和市场的相对影响确实在随时地变化着”，［2］吉尔平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阐述中，开启中了他创作本论著的思想之基。

按照吉尔平本人在该论著英文版前言所说的，他创作本书的意旨在于“对该领域反复探讨和普遍流行的若干课题的综述，……在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直抒己见的同时，我也吸纳了其他学者的思想和理论，……并加深我闪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认识。”［3］因此本文思路脉络清晰，每章在重点介绍以前各派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思想观点的同时，适当介入自己的评论，并且不乏许多深刻的思想见解。在《国际关系：国作者际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前三章里，作者介绍本书需要讨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问题。第一章从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中引出了国际经济学性质。第二章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三大理论观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综述，并进行了批判。第三章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在于结构变革，这种结构变革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经济中心转移；二是经济部门兴衰；三是经济一体化。

接下来的章节吉尔平探讨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的实质问题。第四章中，作者探讨了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和持久效率这一主题。五、六两章讨论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等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问题。第七章作者在引用依附相关理论，评价关于国际经济对不发达国家福利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第九章分析国家金融体系在连接国际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在维持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暴露出来的虚弱本质对国际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最后两章作为总结性的两章评价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第九章讨论了国际政治的转变，第十章节讨论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领域重要著作，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全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吉尔平所阐述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并不是纯粹的、枯燥乏味的空洞理论，无论是在综述别人的思想观点时，还是在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时，吉尔平都时不时地注重理论与现实结合，在书中，可以看到诸多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介绍，具体形象的世界经济问题案例让理论显得鲜活而富于可读性。吉尔平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并不是说简单的有理论有案例，他这种结合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让人感觉是理论又是现实，是现实又是理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显吉尔平驾驭理论与现实文字的高超。

第二，引述介绍与自我评论相结合，在综述别人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表明自己卓识观点，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在对别人理论思想进行综述时，作者都用单独一节表明自己的批判，并用充分的理论与现实对此展开批判。在这种批判中展示自己的思想之光。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提出某种代替旧观念的新理论显然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从一点出发，我设法阐明我对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间关系的理论。”［4］

第三，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交叉学科的出现是典型的表现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许多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单靠某一学科的知识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来说也是如此。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充分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充分展示了他丰富的经济、历史知识和政治理论的深刻见解。这些知识学科的综合运用，表明了吉尔平思维的广度与深度，他企图运用崭新方法来分析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世界。

吉尔平的这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它以发展的视野对长期争执的问题重新阐述。全书紧紧围绕国家与市场这对主角，以丰厚的经济学知识评述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依附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评述中掺入国际政治学，形成了具有吉尔平本人独到见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吉尔平这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的努力对于20世纪80代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全书中处处透露着美国霸权思维。在最后一章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中，在谈到关于政治领导问题，吉尔平更是当仁不让地指出，“自由国际经济的确立、维持和成功运行，需要一个领导。某种管理机制应能提供诸如稳定的货币之类的公共产品，并促进市场开放。在国际关系中经常会有一些强大的诱因，驱使一个行为主体进行欺诈和损害其他行为主体，很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发挥管理和执行政策的作用。”［5］“几十年来，这种政治领导（或霸主责任）一直由美国承担着。”［6］这使得吉尔下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吉尔平的这种霸权稳定思维实际上在为美国继续其霸权提供理论基础，吉尔平认为单靠美国一国霸权就能维持全球稳定是片面的。霸权稳定论中许多错误假设以点代面，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这是我笔者我不赞同的。当然该书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白璧微瑕，并不影响该书成为一部优秀学术著作。

注释：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345页.

[2][3][4][5][6]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页,第1页,第2页,第355页,第355页.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第9篇：行为经济学主要观点范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

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9-0075-02

新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两者都关注经济行动中交易组织和制度，并对此展开了大量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蓬勃发展将交易组织和制度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对这一领域研究在基本假设、方法论主张等方面既有相同点又有所区别。本文旨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和主张进行简要梳理和比较。

一、经济学和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回顾

从学术发展史来看，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熊彼特、韦伯等人都使用了“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的概念。但这一时期的学科界限还不明确，学者身份往往带有综合性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数理化定量研究方法对认识一些经济现象的局限，并开始对这一方法进行反思，结果是经济学发展方向有了新的一些趋势，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经济学研究出现了社会学的新取向。

经济学对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贝克尔。他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及范围，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拓展到个人、家庭等范围，使经济学的研究突破了单一的物质生产领域，把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延伸到社会学领域。经济学家的这种学科“入侵”，引起了社会学家的高度警惕，一些社会学者也尝试用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经济问题。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哈里森・怀特首先尝试使用社会学观点解释市场的产生。他认为，社会网络是经济交易发生的基础，市场是一种社会网络，它体现了社会关系。怀特的研究极具开创性，这标志着社会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这种学科交叉，在经济学领域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为代表，在社会学领域则表现为新经济社会学这一重要分支。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体系

（一）科斯、威廉姆森等人的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交易中有关经济权利和义务的界定，以及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交易组织的规模变动和边界确定，交易制度和结构的最优选择等（Coase，1937，1969；Williamson，1975；North，1990）。从而围绕其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构建起整个理论体系。对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分析，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阐述了对财产权利进行界定的经济意义，从而说明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Coase，1960）。威廉姆森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围绕交易成本和治理结构核心概念构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框架（Williamson，1975）。诺斯（North，1981）的研究关注交易成本理论在制度变迁问题中的运用。这些论述都是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包括个体的经济活动和制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假设

通过对科斯、威廉姆森、诺斯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仍然继承和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但这些假设相对于古典经济学又有所不同，主要假设主要有以下几个：（1）“经济人”假设。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关注制度或松散地对制度进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集中研究制度的产生及变迁问题。围绕“交易成本”这一核心概念，新制度学派具体采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方法。本质上仍是“经济人”假设下的效益最大化问题。（2）“有限理性”假设。新制度经济学主张“有限理性”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科斯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做这样的假设，即人的行为都是基于当前信息做出的理性预判后发生的行为（Coase，1994）。（3）“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与新古典经济学中暗含的“确定性”和“简单性”假设相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环境中充满不可预期性和各种变化，因此交易双方都力图将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复杂性纳入契约之中，契约的达成在交易过程中增加了交易成本。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体系

（一）嵌入性：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

“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最早由波兰尼提出的，他在《大转折》一书中写道：“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Polanyi，1944）。1985年，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对波兰尼的“嵌入性”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提出了“企业的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著名观点（Granovetter，1985）。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主张，确立了经济社会学中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新经济社会学也因此得名。新经济社会学是建立在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的。

新经济社会学家认为，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都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关于个人的原子化假定，他们认为社会个体决策是自主的、孤立的，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个人的社会行动和经济行动都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其中的一个最明显表现就是社会的网络关系特征，因此研究社会关系网络是十分必要的。新经济社会学者们普遍认为，“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是一项更为接近实际的理论假设。新经济社会学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学研究视角，即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关注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并对此进行广泛研究。

（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假设

格兰诺维特和斯威德伯格（Granovetterand，Swedberg，1992）共同把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核心归结为三个命题：即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经济行动具有社会性的定位；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从新经济社会学的上述基本命题中，我们可以看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几个基本假设：（1）“社会人”假设。新经济社会学家认为经济行动只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经济行动者有多重动机。格兰诺维特认为“尽管重要，经济行为也仅仅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类型。”（Granovetter，1992）。（2）“嵌入性”假设。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行动具有“嵌入性”，经济行为被“嵌入在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之中”（Granovetter，1985），而不能“仅仅用个体的动机来解释”。（3）“社会建构”假设。20世纪90年代初期，格兰诺维特阐述了“嵌入”的两种形式，一种是关系性嵌入，另一种是结构性嵌入，新经济社会学的关注焦点也由关系性嵌入转向了结构性嵌入，其核心在于揭示经济制度何以被社会建构。格兰诺维特将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归纳为两个社会命题：经济行为总是社会性定位的，它不可能仅仅用个人动机来解释；社会制度不可能以某种必然的形式自动地产生，而只能通过“社会建构”来形成。

四、结论和讨论

在行为模型研究上，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有不同的假设。新制度经济学中基于个体理性（完全或有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则是建立在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基础上，特别是强调“嵌入性”，即经济行动嵌入于特定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中。从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已有的研究和基础和假设来看，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到两种理论的不同取向，这种不同也根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不同方法论差异。因此，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讲仍然没有突破经济学的方法论的单一性局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方法则是多层次多方向的，不仅限于某一单一领域。一个显著的表现在于具体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上，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为概念工具，更偏重于规范分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则更像一种研究视角，在研究方法上相对地忽视规范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以组织和制度分析为共同切入点，为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行动打开了新的一扇门，引领了新学科的交叉。同时，两种理论的发展，也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两门重要分支学科的进一步交叉和融合提供了可能。

参考文献：

[1]罗纳德・科斯.社会成本问题[J].法律与经济学杂志，1960（3）.

[2]罗纳德・科斯.企业、市场和法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3]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4]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G]//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6]奥利弗・威廉姆森.治理机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8]兰建平，苗文斌.嵌入性理论研究综述[J].技术经济，2009（1）.

[9]符平.“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J].社会学研究，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