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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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英文摘要：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feudal Chinese society have remained an important issuein the study of commodity economy history.However,the explor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feudal Chinese society must first depend on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the situation of its own rather thanjust a simpl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eudal Chinese landlord system and the Western European suzerain system.The particula-rities of the feudal Chinese commodity economy can be seen inthe fact that it experienced three developmental peaks and thusformed a multi-dimensional pattem.During this course,commodityeconomy,though strongly interfered by political factors,has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关键词：商品经济、中外比较、中国特点
commodity economy/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正 文】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注：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学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对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随着近20年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商品经济问题是重新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应强调重视商品经济的研究。
大力开展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和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并进而科学认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最近，宁可先生强调："从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不能不注重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这里包括了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而寻求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也许能给我们以线索和启示。"（注：宁可：《中国社会形态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盖在于此。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这并不能说明该问题已无探讨的必要，而恰恰说明这只是一个重新认识的开端。下面，试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一
我们先从对已有的特点的分析谈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和探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论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问题。其中，姜守鹏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注：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是有关此问题的专文。限于篇幅，以下围绕此出分析。
在该文中，姜先生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概括有三。第一，"土地私有，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重要特征。"单从时间上看，中国在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之时，就确立起了"民得买卖"的地权原则，土地买卖逐渐盛行起来；而在西欧，到公元11世纪之后，"在大多数国家内，起初不能让渡和不能分割的'贵族'土地，渐渐变为可以让渡和可以分割的；实际上，它已被分割到漫无止境。"（注：［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4页。）土地买卖才发展起来。显然，中国历史上土地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确实比西欧要早得多。进一步来看，在中西方土地可以买卖之前，土地都是不能任意买卖的。在中国，西周就确立起了"田里不鬻"的地权原则；而在西欧，由于土地处于高度稳定状态，不能买卖，马克思曾称之为"不动产"。
第2篇：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中国城市化 城市化进程 工业化 二元结构
一、基本特征
建国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城市社会经济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呈现出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发展布局和结构日趋合理，城市群发展迅速等特征。
首先，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且不看其他方面，就从中国城市的数量就可以看出来城市化进程的快速。
其次，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趋合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城镇发展加快，小城镇数量迅速增长。1978年全国仅有建制镇2173个，且以县城关镇和工矿镇为主。 2008年末全国共有建制镇19 234个，比1978年增加17 061个。 新建的建制镇大多由原乡建制发展而来， 是分布广泛的乡村中心，并正在发展成为以农业服务、商贸旅游、工矿开发等多种产业为依托的、 各具特色的新型小城镇。 与农村工业化的发展相伴生的小城镇发展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体制， 推动了我国城镇化发展。 2008年全国城镇人口达6.07亿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45.68%，比1978年提高了28个百分点。 小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由1978年的20%上升到45%以上 ，2007年全国建制镇建成区面积2.8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5 459人 / 平方公里，小城镇聚集效应逐步显现。科学的城市发展战略的实施， 使得我国的城市发展结构日趋合理。[2]
最后，二元结构下推进城市化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是在工业、 农业部门二元结构以及区域经济二元结构的大环境下进行的。[3]
二、动力机制
（一）产业结构的转换力
同全球发展趋势一样，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是产业的空间集聚，也就是工业化过程。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演进会改变城市的形态和规模，进而影响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城市化发展的本身，就是变落后的乡村社会和自然经济为先进的城市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历史过程，所以农业发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而在产业革命之后，工业化则成为城市化的根本动力。[4]
（二）科技进步的推动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会加速经济增长，深刻地促进产业集聚及产业结构的转换，影响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技术进步是城市化发展的源动力。科技的进步无疑是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动力之一。
（三）国家政策的推动力。国家大力鼓励城市的发展从而带来了中国城市的发展，从而成为了中国城市化的动力。
三、文化因素
事实上，现代城市化的过程，除了城市人口比重提高、城市规模的扩展以外，还应包括城市关系以及典型的城市文化因素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变迁。有学者指出：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城市化运动与非城市化运动的对抗史。[5] 在如此漫长的中国城市史中，城市始终作为中央集权的全国统一行政区划的各级行政中心而存在，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着政治上高度控制的网络状态。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中国在愈益完善的官僚体制的严密控制下，个人的经济抱负很难在分裂的形势中找到机会，从而未能象欧洲那样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6]
四、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既为物质生产又为人民生活提供一般条件的公共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基础设施在城市地域内的延伸， 是为满足城市物质生产和居民生活的需要， 向城市居民和各单位提供基本服务的公共物质设施以及相关的产业和部门。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 城市基础设施管理同其他经济管理一样， 仍然是混合的管理模式， 即延续计划经济的管理方法。
在实际的运行管理中， 由于重视建设过程管理、轻视运营和养护管理的思想存在， 激励和考核制度的不健全， 导致管理部门间缺乏必要的整合， 各个部门各自为政， 难以协调工作。另外， 由于管理手段和方法落后， 已经不能满足基础设施经营管理的需要， 造成工作效率低下。[7]
五、总结：总结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具有几下几大特点：
（一）城市化进程明显表现出先被动后主动的特征，建国初到改革开放之前，城市化基本上是被动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城市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政府没有意识到城市对于现代经济活动的重要意义。
（二）从城市化进程看，劳动力职业的转化快于地域的集中 城市化的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农村的城市化或城镇化，尤其是农村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其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分割和政策上的限制。[8]
（三）从城市化空间进程看，地区间城市化水平不均衡，差异较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较快，而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较慢，这种差距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参考文献：
[1]周于峙.探索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之路[J].国际城市规划.2009（S1）.
[2]陈秀山，王洋.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特征与存在问题研究[A].井冈山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3]薛艳峰，任虎.中国城市化现状及其问题[J].经济论坛，2007（6）.
[4]段杰，李江.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动力机制及发展前景[A].经济地理，1999（12）.
[5]余秋雨.当代都市文化略论[A].戏剧艺术.1997（1）.
[6]徐晖.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A].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3）.
第3篇：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一）在整个经济生活教学中，要强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道德经济。
⒈从宏观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道德不可分割
一定的经济需要一定的文化。人类经济发展史表明，当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取代封建自然经济后，相应的道德文化没有建立前，自然经济呈现无序状态。我国改革以来的实践表明，由于没有建立市场主体自觉遵守的精细的道德文化，使经济活动的许多空间失控，使权钱交易、等现象时有发生，导致一些单位和个人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这些都严重冲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秩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包含尚公精神，即崇尚公有制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经济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在“三个有利于”价值取向的指导下，树立公平意识、进取意识、诚信意识、互助意识。
⒉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必须要求发挥道德的协调作用
市场经济要求一切经济关系市场化，而市场化的经济关系必然受价值规律、供求规律、优胜劣汰规律的调节和支配，这样使得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自然人或法人，并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就必然会有意无意地违背市场交易规则，发生多种利害冲突，如果不及时地得到合乎市场规律要求的妥善解决，就必然导致市场规则的破坏和市场秩序的紊乱，从而危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这就需要一种深入人们内心的、具有稳定的、连续性的、广泛影响力的道德约束机制来进行监督。
⒊道德可以弥补市场法治的某些不足
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都是调节社会关系的手段，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但二者又有明显的区别，一般地说，法是通过“抑恶”来扬善的，而道德是通过“扬善”来抑恶的：法诉诸于惩戒，往往只能除“恶”于已然，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用，道德则诉诸良心，可以防“恶”于未然；法长于治“标”，道德则长于治“本”：法遵循实用性原则，主要是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道德则遵循应然性原则，还可以引导社会走向理想。另外，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不仅道德需要良心，而且法也需要道德、良心的扶持，一个社会良心和公众良心泯灭的社会，法律不仅会丧失其公正性，同时也会丧失其权威性。在历史长河中，再完美的法律制度也还是会有空隙可钻的，随着情况的变化，制度规章也会有不适应之时，所以，在许多法律干预不到的地方，道德恰恰可以弥补它的不足。
⒋道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个新的趋势就是经济增长已不再单纯依靠资本、技术等经济因素，还有赖于各种非经济因素。诸如文化知识的投入和道德精神的注入。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人文因素在经济增长方式中已占50%的比重，表现为意识形态的道德理论、价值观念、伦理原则、道德人格等便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人文因素。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内涵了诚实、信誉、公平、互惠互利等道德因素，并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那种效率和公平兼顾的价值观，仁中取利、义中取财的经营方略，诚实信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精神，使企业具有长久的发展后劲，成为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和经济效益的“活水源头”。
⒌道德对合理配置和利用人力资源作用重大
道德是人力资源中的重要因素，因为人力资源不仅包括劳动者一定的智力和体力，同时，还应包括一定的德力，劳动者只具有健康的体魄、灵活的大脑机能及智能还不够，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有较高的道德追求和生活准则，有积极进取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只有在道德的作用力下，自身的智力、体力和全部潜能，才能得到充分的调动和发挥。在社全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合理地配置劳动力，除了要有科学合理的经济体制和管理制度外，还要有较高职业道德水准的管理人才，有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调控手段和监控机制。
（二）在各个环节教学中，针对不同的内容，可以突出以下相应的道德思想和观点。
⒈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四个环节需要道德机制发生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商品的生产、交换，还是分配和消费，都涉及到如何在道德范围内进行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商品的生产、流通和资源的有效配置等各个方面都蕴含了一种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以个人为本位或“亚洲资本主义”以集团为本位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性。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必须恪守一定的道德规则，这样才能使整个商品流通过程和谐完成。例如，经济生活第一课“揭开货币的神秘面纱”“信用工具”，第三课“消费及其类型”“树立正确消费观”，第四课“ 生产与消费”，第五课“劳动者的主要权利和义务”“劳动合同制”，第八课“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第九课“市场交易的原则”等等，以上市场主体的行为既有法律具体规定，也包含一种社会主义道德精神贯穿了整个教材，可以说，道德思想是经济生活的灵魂，经济生活教学如果没有德治思想或德治思想体现得不充分，都是缺陷和不完整的。
⒉经济竞争的有序性也离不开道德的监督
有市场就有竞争，有竞争就得维护自由、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这些规则有法律性的，也有
在人们内心长期形成的共同信念。由这些信念来规范各种交换和竞争行为，市场机制往往不会失灵或者扭曲.市场好比运动场，竞争就象比赛，都讲究友谊第一，都主张在道德范围内的积极参与。例如，经济生活第一课“纸币”，第二课“商品的基本属性”，第三课“做理智的消费者”“公司经营成功的要素”，第五课“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第九课“市场交易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建立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第十课“对外贸易”等内容，它们的顺利进行，除了法律规定外，都离不开人类共同道德的规范作用。
⒊市场主体的平等、自由依赖于道德
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自由的，任何胁迫行为和欺诈行为在交换活动中都是无效的，为确保这种地位平等的竞争自由，就得依靠道德，发挥道德的监督功能。例如经济生活第二课“价值决定价格”，第四课“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竞争地位的平等性”，第五课“劳动和就业”“劳动合同制”“社会保障制度”，第六课“效率和公平”，第七课“个人收入的分配”，第八课“财政和税收”，第九课“市场交易原则”等内容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这需要教师在讲课过程中细心阐述。
⒋契约（合同）的效力需要道德发挥维持作用
市场经济必定导致生产者之间发生商品货币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商品货币关系往往采用合同的形式规定下来，而这种合同关系除需要法律规定外，道德机制也必不可少。例如，教材第五课中“劳动合同制度”，第六课“银行的作用”，第九课“市场交易原则”，第十一课“世贸和金融组织”“对外开放坚持的基本原则”等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地表明市场经济是合同经济。
⒌提高经营者、劳动者素质需要发挥道德的作用
经济生活课程标准清楚地说明我们学习经济生活的目的包含增强法制和道德观念，自觉规范自己在经济生活中的行为。在教材第一课“纸币的产生和发展”， 第三课“做理智的消费者”“公司经营成功的要素”，第五课“劳动者的主要权利和义务”，第八课“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第九课“市场经济和市场秩序”等都始终把握社会主义道德的主旋律。
⒍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必须发挥道德的力量
第4篇：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企业文化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具有较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大多数集中在城市，企业职工在城市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而城市又是主导文化发展的方向。如果每个企业都重视建设企业文化，职工的精神面貌改变了，就能有力地促使整个城市风气的好转，进而带动全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因此，企业文化建设对我们整个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企业文化建设关系企业的繁荣与发展。当今世界正在迈向文化时代。文化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文化渗透到了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与各个层次。这是不以人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潮流。一个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必须十分重视发动干部职工策划并形成符合本企业特点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良好的企业文化可以规范企业的运作，起到对企业的导向作用、育人作用、激励作用、约束作用等。企业文化一旦形成，可以增强职工对企业的认同感、信任感、自豪感和归属感，增强职工报效企业的心理追求，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企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企业充满生机，促进企业的进步与繁荣。当今社会的企业竞争，与其说是产品质量、价格、服务的竞争，倒不如说是文化的竞争。谁家的文化品位高，谁家的生意就红火。可见，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共同载体，它肩负着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和历史使命，可以称得上是“企业之魂”，日益成为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当前，进一步强调和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于深化企业改革，尤其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重振雄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那么，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如何建设具有时代精神的企业文化呢？
1.企业文化建设必须以人为本，核心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职工是企业一切经营活动的主体。全面提高职工的思想道德素质，是企业文化建设取得成效的关键。众所周知，经济活动的本质，从来就是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道德力量的融合与统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包括一般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而且蕴含着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因此，建设企业文化，必须把加强职工的思想道德建设放在核心位置，教育和引导职工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树立崇高企业精神，逐步培育自己民族的道德和精神。形成以民族文化为基础，以企业职工为核心，内立崇高企业精神，增强企业凝聚力，外树良好企业形象，增强社会认同感这样一种良好企业文化氛围。在这种强烈的文化氛围中，职工的爱岗敬业热情才能得以激发，巨大的精神能量才能得以释放，空前的创造力才能得以实现，企业才能得以充满蓬勃生机与活力。
2.企业文化建设必须继承发扬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
企业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企业文化建设必须以继承前人的思想文化成果为前提。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大国，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就决定了中国企业文化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而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以时代特征为前提，充分吸纳传统文化精髓而又具有时代精神和特点。我国传统文化虽然植根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但是它对市场经济仍然具有积极的影响。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改革开放，这是一种新的社会条件。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果我们把爱国主义传统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把义利合一、义重于利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价值观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下的社会主义义利观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以“仁”为基础的“和为贵”的传统人际关系同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的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新型人际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的企业文化必然以新的姿态，焕发出勃勃生机。只讲发扬传统，不讲时代特征，企业文化就会失缺时代精神，缺乏生命力;而只讲时代特征，不讲发扬传统，企业文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没有生命力。只有既注重发扬传统，又体现时代特征，在发扬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前提下发扬传统，又体现时代特征，在发扬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前提下发扬传统，即发扬老传统，创造新经验，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才能跨上新的台阶，不断走向辉煌。
第5篇：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一、转型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从1788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到2008年的200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28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回顾这些危机，尽管每次都各有特色，各有其不同于其他危机的表现形式，但本质特征基本上是相同的，这就是：经济危机的基础都是生产过剩；金融危机往往是产业危机的先导；都伴随着经济活动的极度投机；多数危机在自然状态下总是首先发生于那些对世界经济具有支配地位国家中的那些对国民经济具有绝对影响力的行业或部门；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危机的形态也在发生转化。
19世纪之前，由于英国主导着世界经济，所以绝大多数危机首先发生于英国。20世纪美国主导了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重心也就自然转到了美国。19世纪20年代之前，英国的主导产业是毛纺织业，生产过剩也往往突出地表现在这个行业，经济危机发生后，这个行业往往是重灾区。20年代之后，棉纺织业取代毛纺织业上升为主导产业。整个19世纪上半叶，纺织工业（包括与它有直接联系的部门）较之其他所有工业部门有绝对优势，所以这个行业始终是那个时代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它总是最先发生危机，又总是最先摆脱危机，对周期各阶段的更替起着主导作用。19世纪下半叶，大机器工业和铁路建设的大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矿产开采、金属冶炼和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使这些行业逐渐上升为可以与纺织工业并列的主导产业，并在19世纪末最终取代纺织业，成为占绝对优势的产业。于是，这个行业成了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同时对经济周期各阶段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进入20世纪以来，这些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行业或产业，在二战之前主要是冶金、水泥、机械制造、煤炭等行业;二战之后到70年代主要转向汽车制造、造船、发电、石油、化工、电器等行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转向房地产业、金融业、IT产业等行业。随着这种转移，生产过剩危机的发源地也随之转移到相应的行业或产业。总的看来，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危机史表明，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时，尽管伴有程度不同的金融危机和数量不等的银行倒闭事件，但总的说来危机还是最突出地表现在产业领域，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是最主要的现象，而金融危机仅仅是伴随现象，带有附加性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系列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逐渐与产业危机融合起来，使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由原来突出地表现为产业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90年代以来，世界接连发生了多次金融危机：1990年日本地产泡沫破灭引起金融危机，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以来的阿根廷和委内瑞拉金融危机。从2000年4月开始，以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为起点，美国主要资本市场的股票指数出现狂泻，金融风暴席卷了美国金融业。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一路演变成世界金融风暴和全面的世界经济危机，已经给美国金融系统带来了百年一遇的冲击，造成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全军覆灭，AIG、房地美、房利美被政府接管，政府注资救助花旗银行……，等等。在这些危机中，除了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属于单纯的货币危机之外，其余的基本上是建立在产业危机基础上的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尽管形式上各具特色，但其发生机制、伴随现象、本质特征有很大的相同性，即：（1)产业扩张与信用膨胀相互推动，在一些成长性较强的行业（例如房地产、新技术产业）形成投机热，并推动其极度泡沫化。（2)信用经济畸形发展，造成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3)生产过剩是危机的起点，生产过剩危机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以更加猛烈的方式反过来推动生产过剩危机走向深入，并使整个危机突出地表现为金融危机。（4)主周期的长度逐渐向古典周期回归，同期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总之，这些新现象的出现，给世界经济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一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转型。
二、转型的原因及转型后的基本特征
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属于信用危机的类型之一，它是由信用关系中断引起的强制性恢复。由于金融业建立的基础是信用关系，当一个国家的金融业成为国民经济核心的时候，一旦这个领域发生信用危机，往往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如果一个国家发生了能够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影响的金融危机，说明这个国家金融业的发展程度已经很高，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此相适应的信用关系也已经相当发达。当今社会，资本主义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周期性金融危机，这种情况表明，金融业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信用关系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_。
信用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渗透和发展，使交易关系逐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经济活动的交易媒介以货币为主逐渐转化为以信用关系为主，这种变化意味着商品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信用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信用关系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支配地位。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三个具有特征的经济运动形式而互相对立起来。”马克思虽然不同意把上述三种经济形式对等并列，他指出能够和自然经济并列的只能是商品经济，但认为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并且认为：“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而信用经济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商品经济在它几千年的发展中，如果从交换方式的发展来划分，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物物交换阶段、货币经济阶段和信用经济阶段。在物物交换阶段，产品所有者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不借助任何媒介而进行，这种交换方式固然突破了自给自足的局限，扩大了生产的社会性，但它无法解决交换次数难以确定和交换目标难以实现的矛盾。货币经济阶段的到来克服了物物交换阶段遇到的困难，拓展了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它遇到了在缺乏货币而又需要交换时无法交换的矛盾。随着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这个矛盾得到了解决。信用是商品交换中的延期付款或货币借贷，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的单方面运动，体现着交易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交易工具、交易手段到交易行为，无不体现着信用关系。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也同样渗透到了世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国际信贷、国际汇兑、国际债券、国际商业信用、国际银行信用、国际消费信用等等，总而言之，从民族国家发展起来的信用关系，正在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而向世界扩散，它使货币经济让位于信用经济，它最大限度地动员了社会资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源配置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性流动。
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拓展了商品经济的活动空间，增加了其内容，提高了其交易效率。因为货币和信用本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所以对货币和信用关系的创新本身能够对象化为商品。在实物货币时代，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无论是一般物品还是贵金属，都是商品，只是因为充当了一般等价物而具有了特殊的地位。随着经济生活中信用关系的出现，有了包括信用货币在内的信用产品，随着信用关系的不断创新，有了股票、债券、期权、票据以及名目繁多的金融类衍生产品，这些信用产品，多数作为资本商品进入交易市场，成了社会经济越来越重要的交易对象。
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也为资本积累开辟了道路。资本家可以利用信用创新为资本找到更多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如果说，在货币经济时代资本积累的出路和资本家消化过剩资本的基本途径是资本输出和技术创新，而在信用经济时代则主要转向信用创新。信用创新推动了信用扩张，而信用扩张一方面表现为信用种类的增多，另一方面表现为信用链条的延长。前者增加了信用原生产品；后者增加了信用衍生产品。由于金融领域是信用创新的主战场，先进的创新手段、庞大的专业创新队伍，再加上多年的高强度创新，使这一领域的信用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信用产品的种类越来越多，数量规模越来越大，以至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多数国家的信用产品市值规模远远大于同一经济体的实体经济规模，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信用关系的发展转化为资本的生产和扩张能力。它促进了利润率的平均化，节省了流通费用，缩短了流通时间，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股份制的发展，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充分动员和利用了社会资源。只要信用创新能够带来足够的收益，资本主义就会尽其所能地推动其发展，就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信用形式。创新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途径，也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技术基础，它-般包括技术、制度、组织、管理、金融创新等多种形式。对资本而言，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通过生产效率的提高使个别资本获得超额利润；通过技术发明和延长产业链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增加就业；通过延伸信用链条创造出更多衍生产品，促进了投资，分散了风险；通过放大杠杆的撬动作用使更多的大资本控制在小资本之下，等等。它在另一方面，因为技术创新本身的周期性波动，造成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由于信用形式的创新，为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创造了条件；经济的虚拟化和泡沫化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社会购买力，形成良好的收入预期，而这又进一步刺激消费欲望，形成消费热；消费热拉动实体经济迅速扩张并形成泡沫，而这又为虚拟经济及其泡沫化创造了条件。
这些年来，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推动中，虚拟经济的交易规模大大地超过实体经济，金融衍生产品不断被创造出来，杠杆交易使信贷规模极度放大，周期性地形成泡沫，又周期性地破灭，形成周期性金融危机。本来，周期性金融危机的背后是实体经济危机，它之所以首先表现为强烈的金融危机，是因为虚拟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大大地超过实体经济，当泡沫破裂时，其强度也大大超过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泡沫的破裂往往表现为剧烈的金融危机，危机使股市、债市、汇市、期市狂跌不止，财富大量蒸发，恐慌蔓延，赔本效应凸显，消费急剧缩减，结果使起初不甚明显的实体经济危机浮出水面，这时真正的危机才开始了，原来的金融系统已经被拖垮，正在进行重组，实体经济进入破产、倒闭或重组阶段，下一个需要度过的阶段是萧条。萧条阶段往往是新一轮创新的开始阶段，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即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也是新一轮创新的物质基础。由于新周期的物质基础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技术含量上一般都高于上一周期，所以随着复苏阶段的到来，实体经济不仅对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了更高程度的要求，对虚拟经济创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金融市场是虚拟经济存在的主要领域，所以虚拟经济的创新也主要表现为金融创新，而金融创新又主要表现为交易方式、金融产品的创新，近些年来，尤以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最为突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资本支持，还能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社会购买力。但是，虚拟经济的发展不完全受实体经济发展的制约，它可以独立发展。从这些年来的发展情况看，由于期权交易、合约交易、杠杆交易等交易形式的创新，以及多层级多种类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使虚拟经济有了更大的独立发展的空间。由于虚拟经济的参与者、交易方式、交易对象的特殊性，交易中经常伴有“羊群效应”、“博傻现象”和“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出现，这意味着当事人受非理性行为的支配，很容易忽视系统风险，过度投机和使用金融创新，过度使用杠杆交易，造成虚拟经济的极度泡沫化。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实体经济触顶回调，就会引起信用链条初始环节的中断，进而引起整个信用系统危机，形成剧烈的金融危机。
三、转型后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和传导机制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产业危机周期”向“金融危机周期”的转型，虽然也受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因经济形态的演变引起，所以转型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其根源依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一经济个体活动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无限积累与扩张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本来，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发明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传统意义上的周期性产业危机趋于缓和。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在最近30年来竭力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再一次趋于尖锐激烈。无独有偶，这一过程恰巧与信用经济时代的加速到来相重合，结果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加速转型的同时，其频率和周期长度再一次出现回归的趋势，其程度也在逐渐加重。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型前，固定资本更新、商业与产业之间的相互推动是高涨走向繁荣的基本形式，尽管信用在其中的推动作用非常重要，但由于信用链条短，信用关系较为简单，信用产品的泡沫化较为有限，而且多数间接地通过股市非理性暴涨表现出来。萧条时期，随着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的启动，技术创新与信用创新同时进行，信用资金起初主要流向那些成长潜力大、风险小的产业。到了高涨阶段，信用资金开始重点流向那些成长势头较为强劲、财富效应较为突出的产业，并且与这些部门的产业形成相互推动之势。高涨阶段，信用资金在继续大规模流向热点产业的同时，开始全面出击，既支持产业扩张，也支持商业繁荣，直至热点产业严重泡沫化，并最终走向破灭为止。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型后，产业、商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信用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与转型前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信用链条的延长和信用种类的增多，再加上杠杆交易的放大作用，使信用规模逐级放大，衍生产品的数量也成倍增加，形成一个倒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是否稳定，外来冲击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关键在于实体经济是否稳定。
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于日本、美国的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随后发生的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这三次转型后处于逐步完善过程中的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尽管其具体层面上的发生和传导机制存在差异，但其一般形式已经基本相同，即：第一阶段，金融系统深度介入扩张潜力较大的产业，例如房地产和处于发展初期的房地产业，使这些产业在金融机构、开发商、投机者、游资的合力炒作之下形成泡沫，与此同时，建立在这一产业扩张基础之上的信用链条也在延伸，数量在逐级放大，形成一个巨大的虚拟经济泡沫体。在这一阶段，经济加速走向繁荣，整个经济活动表现出普遍的财富效应，当事人经济行为的非理性化取向比较明显。第二阶段，极度泡沫化的实体经济开始出现拐点，泡沫开始破灭，随着物价下跌、利润减少、产品滞销，投资开始缩减。第三阶段，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信用链条沿着当初延伸的方向开始逐级断裂，庞大的虚拟经济开始倾斜、倒塌。第四阶段，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影响，使危机进一步放大，并沿着金融系统、贸易系统向其他国家扩散，这种扩散带来了普遍的恐慌心理，无论个人还是组织纷纷采取避险行动，从而出现了“羊群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危机迅速蔓延、加速见底。
当然，以上说法是就一般意义而言的，由于引发危机的直接因素有两类，即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的冲击引起，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是由内部因素自发作用引起。内部因素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经济泡沫的自动破灭，而外部因素的作用则主要表现为国际游资的剧烈冲击。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美、英等国的推动下，出现了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国际金融寡头裏挟长期以来用虚拟经济创造的庞大货币资本，像洪水猛兽一样在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上横冲直撞。这种现象从日本资产泡沫破灭过程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四、基本结论
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自然状态下，经济危机的发源地往往是那些对世界经济拥有支配地位和重要影响作用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那些占绝对优势的产业、行业或部门，它们对经济周期各阶段的更替起着主导作用，总是最先发生危机，又总是最先摆脱危机，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为突出的周期性金融危机。
第6篇：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关键词：合同市场内生社会化联合计划
一般地，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计划就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或者说，自发性必将向计划性发展，自发性只是人类意识和计划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从长远看，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它的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具有过渡性质。总的来看，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计划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将得到新的启发。例如，我们就会发现，自发调节的商品市场经济（经典的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原来是很短暂的现象，它不过是从自然经济向社会化计划经济发展的中介或过程。商品市场关系的确与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联合计划经济的转变，私有制和商品价值关系也日益解体，出现了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的“订货经济”。等等。
一、市场既是经济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形式
过去，人们是将计划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即两者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这个问题并未就此简单地解决了。一般来说，计划指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而市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反映了有关主体的不自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在有限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但是，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和奴隶、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前者的计划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而后者的计划实际上只反映了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行动。另外，自然经济中的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计划经济，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是指现代国家的计划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至今的国家计划仍然还只是少数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虽说大多数普通市场主体的意见也可以供少数人作决策时参考，但决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动权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市场主体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计划决策者。这就是说，与原始社会相类似的能够直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计划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意味着，国家计划经济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所以，我认为，传统国家计划是封建关系的现代形式，即使是国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它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居统治地位，也难免演变成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所有制”（孙冶方语）和“计划统治”。
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虽然每个生产者是自主决策的，但在生产者不能把握产品能否卖出去的情况下，就只能听凭客观经济规律的摆布，即由市场调节。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直接依附关系不存在了，政治与经济分离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场无疑反映了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形式。从这一角度看，市场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形式。
由此观之，经典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性质和类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直接的依附关系，则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平等的自由联合关系，计划与市场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
但是，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发生学上看，分工－商品生产－私有制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互动链条。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从而使原始共同体日益解体，私有制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则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大分工和彻底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从这一点看，如果我们不是表面地、错误地将私有制看作仅仅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而是将它的本质看作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传统商品市场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是有内在联系的，更具体地说，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发达体系。
可以这样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市场意味着某种平等关系的建立，而从具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经典市场经济的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本质上所包含的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资本在市场中追逐获得平均利润，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则维护着这种私有制——资本的共同利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在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同时也是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协作关系。由此看来，市场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比所有制更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我们不难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经典的市场经济。如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按合同组织生产，各行各业的主要垄断者发展了新型的资本联合关系，实际上从市场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1］，从市场角度看，这也可看成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它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为生产力和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二、现代市场的社会化计划性突出表现为订货系统日益发达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再未出现大的危机，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超越传统商品市场调节的新型计划控制的结果，这种新型计划是以众多企业的自主联合决策为基础的，我称之为“社会联合计划”。我们知道，经典的商品生产中，一般是在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产品优势并在竞争中获胜，是资源导向型。早期阶段基本上是卖方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卖出去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丰富，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移，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资源导向型的经典商品生产出现了危机。最终，危机迫使厂商改变生产经营策略，一开始就将需求和市场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生产程序变成了先“跑市场”，签订各种合同，再根据市场和订货情况组织生产经营和决定进一步的新选项目、投资和资源开发活动。所以，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导向的。例如，宝钢的生产计划95%以上都有合同和销售方向，而且生产组织的节奏由过去的半年一次订货、按季度考核合同，缩短为双月订货，按月组织生产，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可称之为经济合同化[2]。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节都放长假，促进“假日经济”，扩大内需。一开始，全国各大旅游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忙煞苦煞也乐煞。而“国庆”节也放长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区作好了接待的充分准备，却出现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区。原因是人们的预期国庆节也火爆，许多人不堪忍受拥挤的旅行之苦，放弃了凑热闹赶假期旅游的计划。这也说明企业缺乏市场调研凭主观经验决策的不可靠，是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不得已，国家旅游局决定出面搞一个信息预报系统。同时坦言，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最终来说，还得靠企业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发达国家，企业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务，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时间，什么路线，乘哪一次车转哪一次车，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间房和在坐哪一个座吃饭等等一些细节，都是预订好了的，这样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务。因此，服务产品也具有“订货生产”的形式了。
再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的发展。一般认为，期货交易并不涉及到实际货物的所有权转让，而是转让与这种所有权有关的价格变化的风险。它被看成是期货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认为，期货交易远不只是转移风险，而且降低风险。因为标准化合同的交易过程也是参加交易的众多厂商在共同修改和调整它们的生产经营计划及它们的复杂关系的过程，而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相应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调整。表面上看，宏观计划的这种调整过程是自发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决策，在进行模拟计算，则具有事先的预见性，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限制投机者的参与，期货交易降低风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对于个别厂商来说，在商品价格变动时做套期保值交易（对冲交易），平衡价格偏差和转移价格风险。生产者能通过期货市场稳定其原材料的来源和价格。而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在期货市场交易中，所有的交易价格都是由买卖双方公开竞价来决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机会在其现有的供给或需求的情况下，以其认为最适当的价格来成交。因此期货交易反映出许多买卖双方对目前、三个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的综合观点，也反映了一种真正社会化的计划调节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期货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利用期货市场作套期保值的生产者的收入比不这样做的人更稳定。他们既不获得最高利润，也不获得最低利润。期货市场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使他们能减少销售成本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从宏观上看，则是整个经济体系更加有序和平稳，有利于避免破坏性的严重经济波动和危机。
三、企业成为社会化计划的基本主体与合同市场
从经济计划本身来看，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民经济计划，即所谓总量平衡、比例、结构、协调发展等等内容，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众多劳动者和企业相互之间复杂的联系总和之中，而一当他或他们进行相互谈判、协商并联合作出决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将其合作关系正式确定下来之后，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也就相应落实下来了。而这样的计划，显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实地收集到各种经济信息，作出的联合计划也更能兼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改的联合计划。这意味着，在经济合同化的发展中，众多的企业日益成了经济计划的主体，而且，市场本身（一切经济主体互为市场，这是大市场；而作为专门场所的市场则可称之为小市场）日益成了众多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协调、签订和修改合同的场所，在这里，期货市场则可看作是企业相互交换合同从而调整经济计划的场所、体制。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以众多企业的自主决策为基础的、通过面向市场的经济合同来实现的新型社会联合计划。
显然，经济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产直接社会化的程度，也是经济计划化的程度，我们应该转变“计划观”。传统的计划观是以传统的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的唯一主体是国家，计划的方式和过程是由国家计划部门收集各种经济信息进行处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统一安排。这种计划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在一定时期，甚至它能集中调度有限的宝贵资源而发挥出最佳效率。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统一计划难以很好兼顾、协调不同劳动者和不同企业之间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特殊要求和利益，国家计划就难免逐渐变成脱离复杂多样的客观经济联系的主观命令。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后，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领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真要搞好国民经济计划，就不能单靠国家，还要依靠广大的劳动者和企业。因此，传统的计划观和计划方式就不适应了，而要树立新的计划观和采用新的计划方式，这种新的计划观以劳动者（联合劳动者）和企业（劳动者最基本的自主联合体形式）为重要的计划主体，把劳动者、企业相互之间直接的协商、谈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计划的过程，把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总和看作计划的基本形式和计划的落实，而把交换合同的期货市场等看作是社会计划的调整过程与机制。特别是，当我们最终确立以非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时[3]，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以社会化企业为主体的计划观。
为方便广大劳动者和企业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制定联合计划，就必须为他们直接面对面进行协商、谈判、签订合同和制定各自开放性的企业计划创造条件。我认为，一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从长远来看，这上点是极为重要的，是经济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设置专门场所，全面建立一种合同市场[4]——众多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共同制定社会联合计划的市场体系。近年层出不穷的各种形式的“洽谈会”、“博览会”和所谓“文化艺术搭台、经贸唱戏”的这节那节”，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场的初级形态或雏形，相当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着自然自发性，位置不固定，开放时间短和周期长（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几天）等局限性，远远不能适应越来越多的企业相互选择和优选直接发展合作关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国家要进行干预和加强管理，不仅要统一规划和布局，好好选育一些条件好的“会”、“节”开辟为位置固定、长期开放的合同市场；而且，要尽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级层次和不同专业分工特点的合同市场体系，为计划转型提供条件。同时，国家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所签订的合同可以进行规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业有占多大比例的产供销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许组织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发和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可责令暂停生产经营或转产等。在此，国家的直接干预是明确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是企业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达标。当然，不同部门、行业和生产的特点的企业，应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标准。
如果这种合同市场是一种合同生产市场的话，那么期货、期权市场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场。
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正向社会联合的新型计划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趋向，才能自觉地建立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或以市场联合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型计划经济体系。我认为，这种联合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体和基础，其中，大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是一个核心，抓起来的国有企业那一块，则基本上仍可在传统计划系统范围内操作，它将是计划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战略计划。实际上，大量的中小企业、垄断性大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家四类主体是各有其活动范围和适应范围，各司其职，则较好的维护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四、社会化计划经济（订货市场经济）中的文品生产、价值淡化和企业市场化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直接协作关系也就得到发展，于是，反映人与人之间间接协作关系的传统商品价值关系也必然出现消解的趋势和因素，新的生产关系则日益发展起来，不过它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那种产品生产，也不是传统市场经济中的那种经济商品。
在这种订货生产形式中，价值形式或价格的经典含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只具有计量各种直接劳动的作用和性质，特别是日益重要的创造性劳动，由于它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对其贡献仍需用价值或价格来衡量，这实际上是一种预期价值［5］。企业活动不仅是一种产品的交易，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传播和知识创新活动（内生增长理论更强调这一点），表达出人的感情、企业的商誉和创新能力，因此，经典的商品就被包装和提升为一种“文化品”，商品生产也就转化为“文品生产”。文品生产是按合同订货来组织生产的，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化计划性质的订货市场经济。
在这种生产形式中，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相反，各种非价格因素，特别是相互合作关系－－合作时间的长短、合作的规模和程度以及信誉－－等等因素，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价格是可协商的合作价格，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分享合作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对市场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们对市场价格起着领导和示范作用，获得比较稳定的和较高的收益，这有利于它们保持较高的投入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并有利于保证其他中小企业从可能爆发的恶性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
在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与商品生产相比，“文品生产”不只是内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关系性质上的变化。这就是传统价值关系的淡化。不少论者对“劳动价值论”表示怀疑，有的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效应价值论”，或者将生产劳动推广为所谓“社会劳动价值论”，以之补充、修正甚至替代劳动价值论。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并无新意，多是重弹历史老调。其错误在于，它不知道商品价值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也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关系已经淡化、趋向解体的事实，而是企图将其永恒化。相应地，也就不知道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重复劳动价值论）本来是一种历史理论这一根本性质。所以，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劳动价值论所反映的客观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在这种关系趋向解体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反映这种关系的劳动价值论也趋向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能否定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本身是科学的、正确的，存在什么理论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补充或修正。正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一样，原始社会已经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有关原始社会的理论存在局限性、是错误的，而只能说它是一种反映历史存在的历史理论（当然，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可以深化，会有改变，这是另一个问题）。
许多人在批判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缺陷时，其实也是针对传统商品市场及其“事后调节”的；而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合同化”及与其相联系的“事先调节”的事实。这种情况反映了理论研究的落后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因素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发生新的变革，这就是“企业的市场化”。如西方新出现的所谓“企业重组”。企业重组将过去那种建立在部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等级化组织结构日重构成以任务作业流程为基础的灵活性更强的扁平化网络结构。在这种新的企业组织结构中，任何部门、单元甚至劳动者个人均可直接参与市场合作，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组织项目小组（组织者成为“项目经理”），联合企业内外有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这意味着企业内部通过相互协商、谈判和进行相应的“经济核算”来实现协作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加了，有的企业甚至在企业内部设置自己的劳动力市场、物资采购市场、信息技术市场，企业也市场化了，或者说企业管理出现了模拟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钢，实行“模拟市场价格、成本否决”的管理改革，即意味着在车间、工段、班组甚至在劳动者个人之间进行市场化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关系的核算，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是市场联合化、计划化，另方面是企业内部关系灵活化、市场化，企业和市场的界限也就相对化、淡化了，这正是现代企业和现代市场发展的特征，也是社会化的公有化和联合计划的共同演进过程的反映。
总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合作关系、经济合同化及事先调节因素等等的增长，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规律作用的变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价值形式或价格来对种种特殊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质与量的评价和计量绝对市场价值化，从而正确对待一切有益劳动和劳动者，特别是不断发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产劳动（科学劳动、教育劳动和社会管理劳动等）。另方面，还应认识到价格、完全的自由价格并不存在，价格形成日益具有联合计划价格（基于预期价值）的性质，具有“预期均衡”的性质。
注释：
1朱正国：市场经济——计划化商品经济阶段，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8月6日；
2同上：应建立社会主义“合同市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6（3）；
3同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论，南方经济，1996（10）；另见：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社会主义劳动股，学术研究，1996（6）。
第7篇：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这里所述的“利益”概念是多方面的,它既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非经济的;既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潜在的。本文将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论证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如何决定会计发展的,并对我国会计今后的发展趋势,提出自己的看法。
1对会计发展的再认识
在原始的计量、记录时代,人们对相关事项计量、记录的动机,首先在于明确和协调人们在交往中的利益关系。这对于以社会形式存在的人类自身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种利益关系确定的好坏,将会直接影响到其现有生产状况的维持及合理分配,并最终关系到共同生存(郭道扬,1984)。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财产制度的出现,愈发巩固了人们对这种利益关系的依附。会计作为一种明确和协调利益关系的手段,故而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和长足发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会计在主观上是人们利益关系的明确和协调,但在客观上,它又具有辅助经济管理的功能,而且这种功能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加深,越发显得更加重要起来,以致于人们忽略了会计发展的真实动因。这可算是人们在会计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人类原始的会计行为计量、记录行为,还属于一种综合性质的行为,……,它不仅与会计有关,而且与数学、统计学,以及其他学科有关。”(郭道扬,1984)。这里,郭道扬教授所提到的“会计”概念是现代意义上的。但从中我们确能体会到原始意义上的“会计”所涉猎范围的广阔。这种宽泛的计量、记录行为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从静态的角度来反映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之所以是静态的,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状况还不能使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发展到如此复杂的程度,以致于必须采用更为适合的会计手段来反映这种利益关系。这种静态反映的具体表现就是早期单式簿记的运用。“单式簿记的产生、发展与自然经济的产生、发展是相适应的,换句话讲,单式簿记适合反映、监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它在为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奴隶制经济、封建制经济服务的过程中,经历着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逐步形成单式簿记的方法体系的历史发展过程。”(郭道扬,1984)。
我们称这一阶段为简单利益关系驱动下的会计发展。随着自然经济向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当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出现以后,社会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便变得复杂起来。单式簿记对这种日益复杂化的利益关系的反映,已显得力不从心。复式簿记对单式簿记的取代,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复式记帐使繁杂的交易事项变得有序化,进而明确和稳固了单式记帐所无法完成的利益协调。德国经济学家Sombart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复式簿记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萌发。这显然是对复式簿记重要性的过高评价,因而遭到许多学者的批驳,而且当代实证研究也表明Sombart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然而,正如美国会计学家Most指出的那样,Sombart的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里感受,但Sombart却也道出了资本主义企业家区别于海盗之处,或许就在于其拥有计算和节俭的基本技能。所以,我们在一方面强调会计发展的利益驱动的同时,必须看到会计在客观上对经济事务的辅助管理功能,特别是工业革命的爆发,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的提高,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多地从静态存量利益的关注,转变成对动态流量利益的关注,尤其是增量利益。这样,科学管理手段在会计中的渗透便应运而生了。会计辅助管理的功能因而变得强化了。
我们称这一时期的会计发展为综合、扩大化的利益关系驱动下的会计发展。从对会计发展历程的简单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会计的确在其所处的历史阶段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以设置一个简单的、具有逻辑关系的帐户为起点,会计人员在复式记帐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使得一个大规模的企业能够被管理得井井有条,并通过财务报告的方式经金融中介机构向大规模融资敞开了大门(Most,1993)。可见,复式记帐的潜能是巨大的。然而,为什么借贷复式记帐法在15世纪中后期,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地区出现以后,在公元1500年~公元1800年期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会计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而没有大的进展和作为呢?原因就在于这个被西方会计史学家称为会计发展“停滞”的时期,也正是欧洲尚处于农业社会时期,经济变化不大,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相对于以后工业社会来说,尚不十分复杂,且比较稳固,因而并没有形成对会计变革的压力。然而,工业革命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平稳的利益关系,复式记帐由此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在当今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现实的世界正迈向知识经济的时代,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所涉及的空间在不断地扩大,而且人们把眼光逐渐从既得利益转向了为了利益的关注。当前社会公众对会计的批评,已或多或少地表明现有会计在利益明确和协调功能上的再一次乏力。
面对这样的形势,会计将何去何从?Most教授认为,计算机系统已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这样的事实:(1)复式记帐系统仅仅是多维记帐系统的一种特殊形式;(2)以数据库方式建构日记帐;(3)从现有的工作底稿派生出扩展化的工作底稿;(4)财务部表作为公司系统信息交流的载体,已发展为财务报告,从而超出了过去寓于帐户的数据形式而扩展到叙述体。会计的这种发展趋势,确能使现有的许多会计人员倍感所肩负的责任已远远超出了他(她)们的能力所及。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把当代会计发展称为立体网络化利益关系驱动下的会计发展。概括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了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因素;(2)不同形式的利益关系,反映了不同利益关系的复杂程度,从而要求着不同的揭示和协调形式;(3)会计作为揭示和协调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手段,在不同复杂程度的利益关系驱动下,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2“经济后果”论说明了什么
至少从本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就已有一种广泛的认同,即会计政策具有“经济后果”(或称“经济影响”)。
美国著名会计学家Zeff在《“经济后果”论的兴起》一文中认为,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是指会计信息将影响企业、政府、工会、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决策行为,受影响的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损害其他相关方面的利益。这一时期所兴起的“经济后果”论说明了什么?它正说明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会计理论界在试图单纯的从理论上寻求“最完美”的会计准则碰壁之后的反思。这使得他(她)们认识到会计本身就是“经济后果”的产物,或者说,会计本身就必然具有“经济后果”,离开了这一点,会计也就失去了它发生、发展的动力和目标。就连Most教授也惊呼道,为什么这个观点没有在早些时候为人们所关注呢?看来“经济后果”论似乎有些姗姗来迟了。回顾会计理论的发展过程,我们
可以从中发现会计理论的建设之所以艰难,根本的原因在于理论构建者们始终回避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对会计发展的制约和驱动作用。会计理论家们采取了多种方法,如归纳法、演绎法、伦理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以及现代的事项法、系统法和实证法等,所有这些都未能构筑起一个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理论体系。
期间,美国会计界所采用的以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逻辑起点,并进而构建会计理论框架的方法,虽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但由于其一些概念的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和一些原则的前后矛盾,所以仍然在实践中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批评。有证据表明在美国的会计理论概念框架启动之后,财务会计报表的使用者对会计报表的信赖程度反而降低了,而且FASB自1978年以来所颁布的会计准则也很少是依赖于该概念框架的(Most,1993)。我们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理论家们一方面发掘会计自身的科学性,努力将会计引入科学殿堂的同时,却武断地割裂了会计同人们追求利益之间的关系。他(她)们静心寡欲般垒砌着会计理论大厦,不食人间烟火,以为这样就能做到他(她)们所追求的“客观”与“公正”。然而,事实表明,这样举动收效甚微。会计的实践步伐并没有按他(她)们预先设计的路线走下去,而且仍然在明确和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中艰难地跋涉。看来理论家们应将他(她)们的“目标”指向会计的利益明确和协调功能,并以此为出发点,来描绘会计理论的蓝图,也许才会有真正的收获。由此,我们进一步得出如下结论:会计发展的总体趋势可以这样描述,社会生产的提高引起人们间相互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化、冲突化要求会计不断调整,甚至创造出相应的新技法来明确和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促使利益关系有序化和社会的进步。
这里我们需进一步阐明的是,社会生产不是决定会计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因,也不是唯一因素。我们赞同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认为相应的生产力水平有相应的生产关系,形成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但是由于每一种新形态的生产力都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发展弹性和适应性,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同一种生产力、同一种生产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适应几种不同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转变,不是任何单因素可以支配的,它总是众多的内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与奇特的凑合,其中既包括经济的因素,也包括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罗荣渠,1993)。在此观点下,因而我们认为这种受多元因素影响的人们相互间的利益关系才是会计发展的直接驱动力。假使我们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设备和一堆会计准则交给孤岛上的鲁滨逊,那他肯定会欣然接受机器设备,而将那一堆准则抛在一边。因此,单纯生产的提高而离开人的社会存在,离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交往,会计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一规律无论在哪一个社会形态中都将使用,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会计所要明确和协调的利益关系的形式或结构不同而已。
3“范式”转换──利益驱动下的会计变革
当今社会已步入高科技时代,社会组织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地更新。这时我们的会计人员该做些什么呢?自从出现借贷复式记帐法到现今,已有500多年的岁月,会计及其财务报告的渐进发展已经创造了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变化多样的系统。人们在努力解释,抑或更可能是合理解释这个系统的同时,会计实务已在公司的一种“会计模式”上达到了它的顶峰。这一点无论是在使用通用帐户格式的国家还是在建立概念框架的国家,都得到了证实。这种传统的“会计模式”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已不能迎合人们的需要。会计人员不能再继续沿袭旧的传统了,他(她)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变革。对会计发展的重新认识也就是会计发展的认识、会计研究的深化。每一代的会计工作者,甚至每一个时代都要对会计进行自己的认识。著名科学哲学家Kuhn认为,科学的进步不仅仅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飞跃。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重点、提问方式和理论体系,即不同的“范式”(paradigm)。科学的进步就是“范式”的更迭,而且旧“范式”的衰退与新“范式”的涌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对于会计是否为科学殿堂中的一员,我们姑且不论,单就“范式”变换这一思想给会计的启示来说,无疑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即会计的进步与发展不应是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而应是与社会实践紧密相关的开放系统,其所受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远比自然科学要巨大。
那么,新“范式”下的“会计模式”应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尚不能预言它的全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个新“范式”下的首要观念必然是会计发展的利益驱动。会计规范必须更加有利于利益关系人对利益的明确和协调。因此,它不再是单纯会计职业界自身的工作,也不能简单地沿袭某个或某些行业的惯例,更不能依赖那些缺乏现实基础的“理论”的东西。会计规范必须权衡所有利益关系人的利益,而这种权衡能否被人们认可,方法之一就是要将他(她)们纳入到会计规范过程中来,因而每一项会计规范都将是一场博弈。此外,新“范式”下的会计特色应是方法与规范并重,即会计人员应重视会计方法的创新,而不应只是停留在会计规范上,因为会计规范往往是博弈后的结果,自然存在某一方或某几方的利益不能被考虑的可能,而一项新的会计形式或方法的出现,则可能使各方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会计史上复式记帐取代单式记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众多单式记帐下十分可能或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复式记帐下却变得十分的简单。如今面对复式记帐在处理现实问题时所遇到的困难以及预测未来会计的走向时,我们也应该思索创新一种“会计形式”,美国会计学家YujiI-jiri提出的三式记帐,便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也许未来的三式记帐正是现在的复式记帐。当然,这种根本性的变革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确实还没有那么紧迫,但变革却是大势所趋。西方会计发展领先的国家,如美国,早已开始着手对会计计量方法以及财务会计报告的揭示方式实施改进。这表明新利益驱动下的会计变革已经开始了。
4思考与启示
作为世界会计大家庭中的一员,我国的会计发展亦应遵循利益驱动这条基本规律。我国会计发展的艰难曲折表明,当我们违背这条规律时,我们的会计事业就要停滞,甚至严重挫伤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整个国家经济都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而当我们遵守这条规律时,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摆脱传统体制对会计的束缚,在市场条件下,考虑到国家、集体、个人等多方面的利益要求,从而使得我国会计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春天。然而,改革带来的会计风暴刮过之后,我国的会计状况是否就风平浪静呢?面对世界经济浪潮的冲击,我国的经济相对于过去已发生了许多重大变革,许多新的经济观念纷纷涌现,人们之间的多方利益如网络般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因而客观上要求会计必须采取相应的形式来明确和协调这些利益关系。
我国目前的会计理论建设以及在实践中的会计准则制定,相对于以往虽有了十分显著的提高,但在有些方面仍显不足,如:(1)在准则利益协调上的政府偏执,企业自身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体现不足或被忽视;(2)准则制度
工作的开放度不高,因而准则“不准”的现象时常发生;(3)结合国情进行会计方法创新的思想观念不强,而且这方面的人才也奇缺,致使我国会计改革更多地是处于会计规范地领域,对于会计方法角度入手来解决当前现实的和潜在的会计问题尚涉足不多。因而生搬硬套国外经验的事情屡见不鲜。因此,遵循会计发展的利益驱动规律,把会计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应是我国未来会计发展的总体思路。新晨
5结束语
什么是会计?会计是用帐户对社会问题的一种解答方式。将会计定义为经济学家的决策模型或满足投资者和债权人的信息需求都因过于狭义而失去意义(Most,1993)。由于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同,因而要求所采用的解决方法亦应不同。会计是随着需要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会计实务必须与不断变革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以及不断变革的会计目的相适应。一言以蔽之,会计在利益驱动下发展与变革。
参考文献:
[1]郭道扬.会计发展史纲[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
[2]汤云为,钱逢胜.会计理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3]埃尔登S•亨德里克森.会计理论[M].上海: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87.
[4]海渥.会计史[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
第8篇：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1现代体育经济发展趋势
随着市场经济大环境的发展，现代体育经济无论是直接经济效益(因从事体育活动而直接所得的经济收益)还是间接经济效益(由于体育活动及其相应的社会影响力，表现为其他部门和行业所得的经济效益)都越来越趋于市场主导型。体育的直接经济效益(如体育比赛门票收入、体育场地使用费收入、体育广告费收入、体育训练用品收入、体育纪念品收入及其他体育衍生品收入等等)和体育的间接经济效益(如体育的广告效益、旅游业收入等)在现代体育经济活动中都受市场需要的制约，因而，现代体育经济活动发展的总趋势是以市场为导向。
在现代体育经济活动中，对于体育市场的微观组织如企业和俱乐部等，基本都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具有市场发展潜力的体育运动项目的运动队已经通过产权改造，逐步建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组织，并确立了相关规则，逐渐实现政企分开，把体育组织的发展交给市场。在体育法律法规制度方面，体育市场管理的相关法规得到了进一步健全。目前，我国体育市场管理方面出台了一些体育市场管理的法规和体育市场管理条例，进一步明确了管理部门及职能、管理范围、管理权限、界定进入市场的专业技术条件、资格及审批程序。各类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得到了确立，权利和义务也明确了。规范了体育市场的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加强了对体育市场的管理、监督和调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单项体育市场的管理规定，比如制定了一些特殊项目的经营活动管理规定，体育中介市场的管理规定。群众体育健身需求的扩大，必然对体育用品的消费增加，体育用品成为消费链中的重要环节，群众体育消费的体育用品市场也得到了开发。随着体育的普及与发展，向广大群众提供体育技术、健身方法、体育知识培训、咨询服务的机构受到广泛欢迎。目前各种经营性的体育培训班，如游泳、体育舞蹈、健美操、武术、球类等蓬勃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花钱买健康”的观念已经被亿万群众所接受，因此，体育培训、咨询将会有较大的市场潜力。
2现代体育经济的市场主导模式
(1)适度的竞争格局。市场主导型体育经济是指体育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市场主体自身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以及不同市场主体间相互竞争产生的压力和推动力。在以市场为主导的体育经济活动中，适度的竞争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体育经济活动主要强调经济发展，尽可能提高体育经济的发展水平，而经济制度的这项任务主要靠市场竞争来承担。如体育产品的发展主要靠体育品牌经营。体育用品品牌经营，就是将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的服饰、饮料等实行品牌经营。中国的李宁、双星等体育用品的名牌，在市场竞争中，国内市场难以把守，在进攻国际市场时往往实力远远不够，敌不过耐克、阿迪、彪马等国外品牌的强大攻势。面对竞争激烈的体育用品市场，各商家主动进行企业的产品、产业结构调整，在体育用品的材料、功能上不断创新、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大力发展自己的品牌，通过主动调整，守住国内市场的同时，闯出去占领国际市场，去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
(2)规范的市场秩序。虽然有些经济主体对竞争不感兴趣，而总是力求通过垄断来削弱和排除竞争，但是，在现代体育经济活动中，公平合理、规范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是维护市场的先决条件。实践表明，国民经济中的竞争原则不会在体育市场中自然而然地得到贯彻，它必须通过一种国家规定来加以保护。当然，仅仅通过一些直接的调整还不足以形成有效的竞争秩序，必须是市场调节与直接调整有效的配合。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谁封闭市场，谁就将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体育经济在国民经济其它产业的支持下成熟和壮大起来，并能够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经济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各企业、产业、地区、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愈益紧密的基础上，规范的市场经济得以建立，并逐渐形成世界市场体系的市场经济。世界市场体系是具有宏观指导的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3)有效的市场配置与拉动。亚当·斯密把市场称为“看不见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以价格为杠杆最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随着体育产品市场的日渐发展与繁荣，体育产品的品种繁多，市场规模也日益扩大，包括购买体育用品之类的家庭体育开支占日常生活开支的份额也在逐渐增加，包括体育衍生品市场在内的体育市场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体育衍生品如纪念章、纪念币、纪念邮票以及带有某种体育标志的商品等为体育赛事制作发行的纪念品和为迎合体育爱好者及体育迷心理所设计制作的日常用品。世界各国体育组织获取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逢体育大赛特别是在本国举办的体育赛事出售纪念章、纪念币、纪念邮票以及带有某种体育标志的商品生产的许可证。国内的体育赛事，特别是在国内开展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能为举办者或举办国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这种繁荣景象来源于有效的市场配置对现代体育经济的拉动。从体育产业的运作情况来看，举办大型的体育比赛特别是国际体育赛事，成为了发展本国、本地区经济的良好时机，体育就意味着经济和财富。
(4)成熟的市场经济观念。市场经济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是不可能产生市场经济观念的；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条件下生活的人不会把极度有限的财富视为“井中之水”。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虽然有可能萌生市场经济观念，但很难形成系统的市场经济观念；在民众含辛茹苦还不能养活自己时，根本没法谈“起点的公平”。当民众的主流意识普遍视财富为“杯中之水”、视竞争为赌博、把事业的平等视为“终点的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时，是不可能有发达的生产力出现的。这就是发展中地区和国家所面临的历史悖论：经济发展强烈呼唤市场经济观念，而最缺少的却是萌生市场经济观念的土壤。然而，意识的独立性和能动性有时会以革命的形式推动观念的更新，观念的更新有可能促进经济飞跃发展，经济的发展又有力地冲击着自然经济观念，打破传统的精神世界的平衡。市场经济就是一种由市场自动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能够实现社会范围内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并给予每个经济主体以经济选择的自由。在过去的中国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的体育经济和其他实体经济非实体经济一样，在人们的意识中根本不存在市场经济的观念。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体育市场随着市场经济得到进一步完善，就体育行业发展的具体问题来讲，它是一个多元的函数，没有人或上级部门再给你规定什么铁一般的计划，自然就不需要依照那些不切实际的计划来行事。但体育经济的发展不是也不能想当然，摸黑瞎碰，而必须客观、全面、深入、准确地分析影响决策执行效果的所有变量，这就是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处处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问题“，依靠市场来制定计划”，要求人们要有优胜劣汰的竞争观念，把各种性质和形式的所有制经济都看作是在市场上进行平等竞争的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只有这样，现代体育经济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地。
第9篇：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范文
思考这个问题的起因是，要解释为什么服务业比重提高，往往伴随GDP增速放缓；为什么信息技术投入在生产率统计中反映不明显。问题最终被归结为，存在两种不同的效率，一种是以GDP为代表的效率，主要反映经济增长的量；一种是针对差异化的效率，主要反映经济增长的质。服务化和信息化所长在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因此它们同属另一种经济。
认为信息化与服务化的效率定位相同，而与工业化不同，这有可能改变人们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原有印象和政策结论，并修正对信息化作用的定位。
概念的界定
以往，人们总把信息经济和服务经济当作两回事。例如，有人认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是服务经济，有人则认为是信息经济。但从生产率上看，这很可能是一个问题：服务经济“就是”信息经济。探讨信息化与服务化的内在关联，就是本文的主题。
先明确一下服务业、服务经济、服务化与信息业、信息经济、信息化的概念关联。XX业、XX经济和XX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第一，XX业容易理解，它单指产业；第二，XX经济不限于XX业，可以理解为是各行各业XX化。比如，服务业只是一个产业，但服务经济是指农业、工业都被服务化后的经济，比如制造业服务化，是指按服务化生产方式从事制造业（在我们讨论的语境中，在于强调以差异化的方式，改造同质化的产业）。同理，农业产业化，是指以工业化生产方式从事农业，应归入工业经济和工业化范畴，而不属于农业经济（自然经济）范畴。第三，XX化又比XX经济的范围宽。比如，服务化可以不光指经济，也可以指政府的服务化；信息化也可以不限于信息经济，而指政务信息化。
服务化和信息化都位于工业化之后，这点没多少疑问；问题在于，“后”在什么地方？以往的解释，主要是从经验上归纳产业现象。但越这样归纳，服务化和信息化就越象是两回事。例如服务业与信息业的统计口径明显不同（在我国特殊统计口径下，电子信息产业甚至排除了服务业，特指电子设备制造业和通讯设备制造业）。
但如果从产业角度跳出来，从生产率这一经济和“化”（生产方式转变）更为本质的特征看，“后”具有一个共同点：焦点都在于差异化。这一点以往从没有被注意过。这里解释一下。服务经济和信息经济是差异化经济（越差异化越经济）；工业经济与之相反，是同质化经济（越差异化越不经济）。因此，这里的效率，是指2.0版的效率，特指效能，即效率的变化率；具体来说，是指效率相对于差异化程度变化的边际变化倾向。张瑞敏曾非常形象地把效率和效能的关系，比喻成打固定靶与打移动靶的关系。这是以往被忽略、遗漏的观察视角。以往提经济发展质量，没有同这个本质性的效率特性内在关联起来。
服务化与信息化的所长都在差异化。同是增值，加工增值与服务增值不同。工业本质上提供的是同质化的加工增值；服务提供的却是异质性的差异化增值。所谓质量提高，是质变，即质的差异性变化，而非以往理解的GDP量变。服务经济就是差异化经济，即低成本的差异化；而服务化的“化”，就是使差异化从不经济，变为经济这样一个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同样，信息在本质上提供的也不是加工，而是差异化（信息即熵，是差异化的单位）；信息经济就是差异化经济，即低成本的差异化（俗称信息对称，而不对称导致差异化的高成本）；信息化，就是使差异化从不经济，变为经济这样一个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相比之下，工业化是使非差异化从不经济，变为经济这样一个过程。制造只是其表象。
揭开被掩盖的本质：针对质量的效率不同于针对数量的效率
诚然，从经验看，制造业和工业化中，存在许多差异化的情况；相反，在服务业和信息化中，也存在大量情况不具有差异化特征。但若论及它们的主要倾向，我们很难倒过来说：制造业比服务业更具差异性，而服务业比制造业更加同质化。这不是偶然的。
异质性是服务的基本特征，根据Zeithaml和 Bitner的说法，服务的异质性有两个来源，一是“相同的服务，不同的人将以不同的方式体验它们”；二是“服务的提供者是人，同样可能不会一直传送同样的表现行为”。而对信息技术来说，它主要的生产力特征就是提供低成本的差异化能力。信息技术固然可以有强化同质化的捎带和附带的作用，但信息化作为信息技术渗透应用和推动转型的过程，与服务化一样，使经济整体发生的最大的不同于工业化的效率改变，就是推动经济从规模经济（差异化成本不经济）向范围经济（差异化成本经济）方向转变。
这有基本的实证根据。Brooke发现，美国经济在1973年前后，经历了一场生产方式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的转型。1973年前，发展的特点是，高生产率行业（比如制造业），通过扩大规模提高生产率。1973年后，随着制造业的收缩，服务通过差异化提供附加值，成为了经济支柱，生产率整体的下降正好出现在此时。
服务业的兴起为什么会伴随经济统计中生产率指标下降？Brooke认为，“过去二十年的生产率下降是因为产品差异化和多样化程度异常加速”。“缓慢的生产率增长率实际上是因为没有测量多样化和选择自由增加的无形效益”。
差异化是质的不同，可惜，GDP的效率只计量同质化的福利，而不计算差异化的福利。我们赞同黄少军在上世纪做出的如下论断：“宏观统计上经济‘服务化’所掩盖的实质是经济的‘信息化’”。宏观统计只有树立效能观点，才能揭开掩盖实质的未观测经济的面纱，看清在GDP背后，“现代社会服务化的本质实际上是‘信息化’”。
政策判断：制造业服务化实质是制造业的低成本差异化
中国当前着力推进的制造业服务化，往往被外在地理解为制造业的服务业化。把质量提高当作产值增加。重新思考就会发现，制造业服务化本质上就是制造业信息化，它们都意味着通过“越差异化相对成本越低”这条路，从降价竞争（传统中国制造）转向提价竞争（中国创造），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获得高附加值。因此，它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的提高效率，而是在提高效能的前提下提高效率。相反来说，如果只是在制造业中加入传统服务业，增加的可能只是产值，于提高质量并无大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