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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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行为经济学概念范文

关键词：理性；精神；人性化；行为；演进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175-03

一、演进行为模型提出的缘由

社会学科中诸多学科的发展越来越明晰的暗示着这样一个特点：经济学从着重研究“物”的角度逐渐转向了重视“人”的角度，笔者称在这里将经济学从高度抽象的“理性人”向现实中的人的回归过程称为“经济学的人性化过程”。这一转变在主流经济学、博弈论、金融学、管理学，尤其是以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为代表的行为金融学和行为经济学、以史密斯(Vernon L. Smith)为代表的实验经济学的兴起等都诸多学科中得到了深刻体现。经济学的历史特点是逐步抽象化、形式化和数学化的过程，这一抽象过程的逐步加深逐步实现了经济学框架的统一性和理论的完美性，标志着经济学的成熟与完善。然经济学的逐步完善的过程也是逐步孕育自身否定因素的过程，经济学每一次抽象程度的提高，就意味着否定因素的进一步加强，这一否定因素的核心就是与抽象相对应的人之“个性”，这一否定因素是伴随着人类物质匮乏时代逐渐走向物质富裕时代的过程而逐步得到加强并凸显的，也是随着人类从权力时代逐步走向自由时代这一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逐步得到体现的。物质生活的逐步富裕和政治环境的日益宽松和开放使得人之个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究竟是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人之个性能够得到张扬，还是人之个性张扬的内在要求和驱动使得经济和政治走到了今天的情景呢？笔者认为是后者！

人是有自我感觉、懂得体验和享受、并有着超强的创造力的高级动物，人的这些特征决定了人类天然具有强烈的欲望与冲动，这些欲望主要体现在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物质的方面决定人具有天然的自私性的一面，精神的方面主要表现在情感与价值观，也就是人类天然有追求人生意义的价值取向和趋势，这就使得人类又天然具有同情心的一面，因为人的意义必然以他人为依据。人类的个性张扬就是人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张扬。个性的张扬表现出来的是多方面的欲求，这种欲求的自由性与物质宇宙的天然秩序性形成了一种张力，物质世界的秩序性对人类形成了一种制约，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条件，但人的创造性和认识能力能够逐步减弱这一制约性，这就是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过程。在生产力落后，物质匮乏的时代，人为了生存，主要的欲求和矛盾体现在物质方面，这一物质方面的欲求反过来影响了那个历史条件下的人的思想与情感，历史条件决定了思想与情感必须为物质的追求服务，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理性”才真正能构成经济学的基础。

二、演进行为模型的建立

经济学的人性化过程必然要求我们全面考察人类的各项特征，一向被主流经学所忽略的有关人的一些重要属性不得不再次被提出来，其中最主要的有人的“自我意识”、人的“自我价值感”、人的“创造性”等。人具有创造性是一项事实，这是人与人之外其他一切生物在表现上的最大不同。怀特海在其《思维模式》中也提出过“创造为何是可能的？”这样的问题。一旦认识到人的创造性，我们就不能简单接受人的行为是“反应性选择过程”，而应是“创造性选择过程”，“创造性”的引进也直接否定了一个人偏好的稳定性假设，同时拓展了一个人决策行为的可选方案集合的边界，或者说这个边界是不断扩大的。在一个长期的视角和动态的行为过程中，创造性是不能忽略的。如同不能忽视人之“创造性”一样，同样也不能忽视人之“自我意识”或者说“自我价值感”。笔者认为这两个人之属性是相伴相生的，有创造性一定会触发出自我意识，有自我意识则一定也会逐渐演变出创造性，没有自我意识的创造性是不可能的，没有创造性的自我意识是必定会被淘汰的，从而也就不存在自我意识。创造性是适应性能力的高级阶段，是适应之后的改变的冲动与能力，这种冲动源自自我意识的更高级的自我实现要求。自我价值感是自我意识的精神枢纽和内在欲求，也是自我意识的必然结果，一个人自我意识淡薄，自我价值感也会同样趋于清淡。创造性的存在可能导致自我价值感的不断提升。这些都构成了一个人行为的深层的心理基础，而当前的行为理论和模型对此鲜有触及。引进这些有关人的重要属性，必须从长期的、动态的视角出发，因为创造性、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等都只有在连续的变化过程才能体现其重要作用，在静止的时刻必然会被抽象掉，正因为如此，演进行为模型是着眼于行为规律探讨的长期视角。

关于一个现实中人或者真实的人的行为过程笔者通过下图来揭示：

上图就是在引进了自我意识、创造性、和自我价值等概念之后的关系图。

箭头的方向代表着影响的方向。图中给出了两种理性的概念，“原始理性”是与人的物质追求相接近的概念，也是与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接近的概念，“综合理性”则是一个行为主体经过知识过程和人生体悟之后对物质和精神双重考虑的理性，这种理性是原始理性的升华之后的理性。一个人的目标主要是在综合理性下生成的。决定一个人创造性和适应能力的关键环节是“思考力”的培养，或者再具体一点说是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养。一个越是思想贫乏的人，其行为模式偏向于整个图形的右半部分，而思想丰富的人则越偏向于左边。

基于上面的框图所包含的内容，笔者在下文中逐步提出演进行为模型。

丁丁老师用如下模型解读了布坎南所评价的沙克尔的贡献：

这个模型给人的震撼是很大的。这个模型的含义是：当下的理性选择依赖于尚未出现的价值时，“最优”（最小成本实现既定目标）就无法在当下被确定，因为正是当下的选择决定了未来的潜在价值，也就是说，可选方案的集合依赖于选择本身而且依赖的方式是不确定的。这个模型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动态的过程中，“理性”必遭否定！也就是无法在“理性”的框架下解决问题，因为在动态中无法确定怎样做就是“理性”。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现实中的行为主体当前的最大满足感或者说效用并不取决于实现当前的某个目标，更多地取决于对未来的一种憧憬或期望。笔者提出两个工具性概念。一个行为主体为了实现未来某个不可明晰表达的目标，其间所做的各种最大化努力，称之为“模糊理性”，所追求的不可完全明晰的目标称为“模糊目标”。这里的模糊理性不同于以往的“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模糊理性是无法做到“理性”下的理性，它有“理性”的影子，但更是“理性”的非理性，“理性”和“有限理性”都是静止的概念，而模糊理性是与动态过程相联系的概念。“模糊目标”也不同于效用函数目标，效用建立在严格偏好假设基础上，必定是静止的概念，是有关“当下”的决策问题，而“模糊目标”是面向未来的，模糊目标的所对应的效用及效用函数在当前是无法确定的。由此，我们建立模糊目标函数如下：

现在的时刻为t，那么最大化的目标就是模糊目标函数ft+T(x)，其中T代表期望长度，与一个人的自我价值要求及物质追求的程度还有个人的知识累积及把握世界的心智能力等有关。当T=0时，这个决策行为就退化为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决策行为，模糊目标也可以用效用函数来代替，因为在静止的当前时刻，理性和效用概念都是明确的。由此可以看出，主流经济学的决策模式是这个动态决策模式的一种特例，“理性”也仅是这种特殊条件下的概念而已。将前文中的重要概念纳入到上述决策模式中，完整的动态决策模型表述如下：

上述(1)―(5)式整体所构成的行为模型，笔者称之为“演进行为模型”。演进的含义是指行为主体的行为模式是随经验体验、知识积累、思考能力等的变化而变化的。其中：Vt表示“自我价值”变量；Mt表示“物质追求”变量，m取自material首字母；Pt表示“感知”变量，P取自perceptual variable首字母；Et表示“环境变量；上述四个变量决定了模糊目标的形成。 x*t-1(i=0，1，2…k)表示不同时刻的最优行为；Nt表示知识累积，N取自knowledge的第二个字母；St表示思考力，或者说批判性思考能力；Vt，Mt，Pt三变量又是上述三变量的函数。(x*t-1，x*t-2…x*t-k)代表过去的最优行为，揭示的是经验过程，k代表对过去行动的记忆长度，一个用心的行为主体的k较长，而不怎么用心的行为主体k较小，当k=0时，表示这个行为主体无记忆（这里的记忆主要指场景记忆，动物的行为模式中，k=0），在主流经济学的决策模式中，k可以看做为0，因为当前的决策与过去无关，相当于无记忆。St代表思考能力，严格来说，思考能力会影响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和创造性，思考力是创造的源泉。Pt是沿用了海纳(Heiner)在“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可预期行为的起源”)一文中的模型里的概念Perceptual variable，称为感知变量或想象变量。用中文的说法，或许可以称为“悟知变量”，代表的是对整个环境的总体把握程度，这一能力主要来源于行为主体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和思考能力下的创造力大小。通过Pt，我们就达到了引进“创造性”概念的目的，因为一个行为主体的悟知能力越强，他的选择范围也会越大，体现了“创造性选择”的真实过程。因此Pt也构成了模糊目标函数的可选行动集合。整个模型的特点是，目标函数和可选行动的集合都是动态变化的。在某一个时刻，可选行动是内生变量，其他变量是外生的，而对于目标函数的确定和可选行动集合的边界确定，其他变量则又是内生的。

三、演进行为模型提出的经济学意义

演进行为模型就主流经济理论及相关模型的不足提出了相关的替代思想，主要有：

1.演进行为模型改变了传统决策中的目标函数。传统的目标函数总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而效用的最大化又是以物质消费来体现的，这种目标效用是物质导向的，并且这种效用函数是假定偏好稳定的。演进行为模型则提出的是面向未来的模糊目标函数，兼顾了行为体的物质要求和自我价值要求，并且这个模型没有偏好稳定性假设，一切偏好都是在动态的过程中调整的。传统的目标是静止的，即目标由当前确定不再改变，而演进行为模型的目标函数不仅是面向未来的，而且是动态的，目标函数会随着多个变量的影响而做出理性调整。这符合作为个人在成长中的不断调整过程，也符合作为整体的社会在历史的继承中不断调整改变的现实。

2.对理性重新作了理解。在动态的过程中，一个行为主体没法确切知道如何行动是完全理性的，因此笔者提出了模糊理性的工具性的替代概念，但并不是要否认“理性”所包含的合理性。而且，对传统“理性”的“黑箱”做了全面分解和探析。传统“理性”，传统理性只假定行为主体是“理性”的，但对于理性是如何形成，如何变化以及理性如何引导行为等等是不做探讨的，所以“理性”概念被视为“黑箱”。笔者则将理性概念分解为原始理性和综合理性，并通过框图揭示两者理性的动态关系，并在两者理性之间通过思考的环节并结合人之经验、知识积累和人生体悟等连接起来，并指出一个成熟的行为人是在综合理性下做出决策的，而综合理性是包含了人之自我价值感和创造性能力的理性，显而易见这种理性并不能视为是完全自私自利的。这都严格有别于传统理性的范式。

3.对目标函数和可选行动集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作了调整。传统的做法是将目标函数与可选行动方案分离的，也就是可选方案与目标函数无关，比如，默顿(1969)的模型，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是分离的。这一点是不符合现实的，现实的情况是，目标的设定与行动的选择是相互影响的。本文中的演进行为模型则兼顾到了这一点，可选行动集通过感知变量与目标函数联系起来，而感知变量又与思考力联系起来，体现了学习和经验在动态决策中作用。

4.引入了创造性。传统的理性分析范式，是不讨论行为过程中的创造性特征的。他们将创造性理解为理性之后的结果，有效率一定会有创造。这一点在许成钢和汪丁丁的文章中已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否定。高度的竞争有损创造性！笔者则认为，将创造性过多地跟物质追求和效率联系在一起是不妥当的，即人类有创造性不仅仅是物质导向的结果，而是人类自我价值追求内在的驱动和要求。所以创造性不是在物质之后，而是在物质之前，更与人之自我价值感相贴近的概念，创造性是人类幸福感受的源泉，没有物质欲求的导向也会有创造的发生，而过度的物质追求反而会损害创造发生的温床。

5.与传统的理性范式相比，演进行为模型引入了更多的有关人的因素或变量。比如自我价值感，创造性、思考能力等，这些概念的引入才能将纯粹的经济理性人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现实人，只有引入了更多的人的因素，经济学的解释能力才能更强，才能更好地为了人类的未来福利做出正确的安排和制度导向。

参考文献：

［1］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陈彦斌,周业安.行为资产定价理论综述［J］.经济研究,2004,(6).

［3］李心丹.行为金融学――理论及中国的证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4］李树.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与经济学的人性化取向［J］.经济问题探索,2001,(12).

［5］Ronald A. Heiner, 1983, “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3.

［6］G. L. S. Shackle, 1953, “The Logic of Surprise”, 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20.

第2篇：行为经济学概念范文

引言

一、两个简单的例子

1.1 老鹰（Hawk）与鸽子(Dove)博弈

1.2 系统选择博弈

二、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

2.1 理性的由来及其缺陷

2.2 心理学研究成果及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

2.3 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

三、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内容

3.1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模型分类

3.2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

3.3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动态概念----模仿者动态

四、进化博弈理论的应用

五、传统方法的缺陷及进化博弈理论研究方法的现实性

5.1 新古典经济学均衡分析法的缺陷

5.2 经典博弈理论的策略互动分析法及其缺陷

5.3 进化博弈理论局部动态分析方法的现实性

5.3.1 局部动态分析法的均衡观

5.3.2 局部动态法的时间观

5.3.3 局部动态法的均衡选择观

5.3.4 局部动态法的特殊性

六、结论

参考文献

摘要

本文从两个简单的博弈例子出发，以通俗的语言全面介绍了进化博弈理论的理性基础及其形成、发展、基本内容和部分应用，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比较了新古典经济学、经典博弈理论 ①及进化博弈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之处，并特别强调了进化博弈理论局部动态法的均衡观、时间观、均衡选择观及方法上的特殊性。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分析方法既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次创新又是经济学直面现实的有力武器。

关键词：沉默互动；社会互动；进化稳定策略；模仿者动态；均衡分析法；局部动态法

引言

为什么同样一项经济制度在某个地方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在另一个地方对经济发展却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为什么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费用的中介在一些地方会出现而在另一些地方却不能出现？为什么同样的管理方法在一个地方显示出高效率而在另一地方却不具有效率？诸如此类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利用均衡分析法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均衡分析法的最大缺陷是把经济系统中参与人看作是互不联系的单个人（仅研究单个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为），不能把其所考察的问题放在一定的环境中去，该方法完全忽略了制度环境、社会环境及人文环境等对参与人行为的影响，单纯考察某个条件与结果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因而，无法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现象给予合理的解释。博弈理论尽管把参与人之间行为互动关系纳入到了模型之中，但依然没能跳出新古典均衡分析法的基本框架，并且由于其对理性赋予更强的假定，使得该理论更加脱离现实。进化博弈理论则一反常规，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考察经济及社会问题，它所提供的局部动态研究方法是从更现实的社会人出发，把其所考察的问题都置于一定的环境中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因而，其结论更接近于现实且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进化博弈理论属于经济学的前沿理论，该理论从其理论框架建立到现在仅仅只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但其在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等领域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近年来已经成为主流经济的研究方法之一。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对经济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特别对进化博弈这样的前沿理论更是知者甚少，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以通俗的语言介绍进化博弈理论的相关内容及其应用，让读者对该理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给出进化博弈理论的两个典型的例子；第二部分对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进行阐述；第三部分对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内容进行简要的介绍；第四部分概述进化博弈理论的有关应用；第五部分论述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缺陷及进化博弈理论研究方法的现实性；第六部分对进化博弈理论的发展及理论前景进行简要的说明。

一、两个简单的例子

为了下文说明的方便，本文先给出进化博弈理论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给出该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研究方法的基本特点。

1.1 老鹰（Hawk）与鸽子(Dove)博弈

假定一个生态环境中有老鹰与鸽子两种动物，它们为了生存需要争夺有限的资源（如食物或生存空间等）而竞争。老鹰一般比较凶悍，必要时在斗争中直到重伤。鸽子一般比较温驯，竞争时在强敌面前常常退缩。竞争中获胜者得到了生存资源就可以更好地繁衍后代，重伤者则不利于其后代生长，即会减少其后代的数量。如果群体中老鹰与鸽子相遇并竞争资源，那么老鹰就会轻而易举地获得全部资源，而鸽子由于害怕强敌退出争夺，从而不能获得任何资源（当然不会受伤）；如果群体中两个鸽子相遇并竞争生存资源，由于它们均胆小怕事不愿意战斗，结果平分资源；如果群体中两个老鹰相遇并竞争有限的生存资源，由于它们都非常勇猛而相互残杀，直到双方受到重伤而精疲力竭，结果虽然双方都获得部分生存资源但损失惨重，入不敷出。假定竞争中得到全部资源为50个单位（该数字也可以表示为生物的适应度、繁殖成活率或后代数量）；得不到资源则表示其适应度为零；双方重伤则用来表示。于是老鹰、鸽子两种动物进行的资源竞争可以用一个对称博弈来描述，博弈的支付矩阵如下：

操作依赖于该群体的初始状态。如果初始时，该宿舍有多于4人使用操作系统，那么该宿舍所有学生最终都会使用该操作系统；否则所有学生最终会使用操作系统。

二、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

进化博弈理论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次创新，该理论从否定传统理论赖以成立的基础----理性人假定出发而建立起来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它结合了生态学、社会学、心理学及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成果，从有限理性的社会人出发来分析参与人的资源配置行为。

2.1 理性的由来及其缺陷

经济学自从古希腊哲学中分离出来并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是在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后。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资源的稀缺程度如何能被人类经济活动所减少，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资源配置问题而是国民财富的增长及国别差异的原因。1890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马歇尔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逐渐转向在给定稀缺程度下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稀缺资源的配置是需要人的参与，也就是说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演变为关于经济中参与人如何把稀缺的资源配置到效率最高地方去的问题，强调个体行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经济中参与人的决策行为是通过高度复杂的思维活动作出的，为了更好地从微观个体行为来解释资源配置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借用了哲学中“理性”概念对复杂的人类行为过程进行了抽象的假定。然而，理性一词用于经济学时却对其含义的理解与哲学中对其含义的理解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哲学中的理性是指人类所特有的用以探索自然和社会奥秘的认知能力，当代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在其著作《纯理性批判》一书中指出，人类理性即认知能力并不是万能的，而是有限的。经济学中的理性则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具体地说即是经济中参与人对其所处世界的各种状态及不同状态对自己支付的意义都具有完全信息，并且在既定的条件下每个参与人都具有选择使自己获得最大效用或最大利润的能力。

经济学家认为理性是至高无上的，人们凭借理性就可以完全地认识自然与社会。经济学中对理性的含义经过这样的处理以后，就使得经济学能够充分运用数学理论发展的成果来进行分析。为了应用数学工具并更好地处理经济问题，传统经济学家们从偏好，信念及理性三个方面来界定经济主体的特征，其中信念就是个体认为不同结果将会出现的基于个体所获信息之上的条件概率。偏好则是基于不同结果的信念之上的序。理性是根据上述偏好及信念，个体获得最优决策的程度以及个体根据已经获得的信息来修正其信念的能力。这三个特征使得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由现实人转向了理想化的对象，经济学越来越偏离了现实。

由理性概念而引致的缺陷首先表现在理性人具有无限的信息收集及处理能力的均衡观，认为经济系统常常处于均衡状态，非均衡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当受到外生因素扰动而使系统偏离均衡状态时，系统会以线性的方式回归均衡，这种机械式线性反应的均衡观来源于牛顿力学，由此而得出的比较静态分析法完全忽视了系统受到非线性扰动及连续因素的影响。其次表现在由全知全能的理性人而引致的均衡跳跃观，认为经济系统达到均衡或者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是不需要时间的，认为时间是可逆的，即经济变量与物理学的变量一样，只要条件相同系统的均衡也就相同，市场和经济对于过去的记忆是短暂的或者是没有的。这种应用经典牛顿力学分析方法来分析高度复杂的参与人经济行为使得其预测效果大打折扣。最后表现在其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上，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分析方法----比较静态分析法赖以成立的基础是假定经济系统只受到外界一个个相互独立、互不重叠的冲击的影响，或者当一个因素的影响消除之后，下一因素才开始对经济系统产生影响。我们知道现实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各种因素之间不可能相互独立，系统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引起其他因素的变动，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时间可能很短也可能很长，各因素对最终目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比较静态法却只见局部不见整体，企图通过比较不同均衡来找出系统达到均衡的条件，因此得不出符合现实的结论，其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大大降低了其理论的现实意义。

2.2 心理学研究成果及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

随着经济学家对理论研究的深入，特别近来实验经济学的迅速发展，主流经济学赖以成立的基础“理性人”假定及其基本的比较静态均衡分析法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质疑。相继出现了许多其他的研究方法，其中在经济学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心理学应用于经济分析有着非常曲折的历史。事实上，斯密、马歇尔、庇古、费雪尔和凯恩斯等一批古典经济学家都仔细地分析了偏好和信念的心理学基础。但从1940’s开始，一方面受到萨缪尔森及希克斯等新一派基于理性假定经济学家的影响，心理分析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慢慢地被降低了；另一方面理性模型也遇到了许多如Allais(1952)悖论等难以给出合理解释的经济现象。于是1960’s开始，许多微观经济学家再次运用心理学研究方法来解释现实中的异常现象，宏观经济学也把经验法则和适应性预期纳入到其模型之中，正是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Simon(1957)提出了其著名的“有限理性”概念。然而，1970’s初随着Robert Lucas等人提出的理性预期理论、Selten、Kreps等倡导的强调正确信念及贝叶斯修正的博弈理论及Stiglitz、Spence等研究的信息经济学理论相继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经济学界再一次掀起了排除渗透在经济学领域中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热潮，心理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界几乎无立足之地，严格理性假定席卷整个经济学界。行为经济学的发起者Amos Tversky在经济学界根本找不到志趣相投者。1970’s末期，随着心理学家Amos Tversky与Kahneman合作发表了一系列应用心理分析方法来研究经济学问题的原创性文章，如1974年他们在Science发表的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1979年他们合作在Econometrica发表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慢慢消除了经济学界中存在的对心理学分析方法的偏见，此后应用心理分析方法来解释经济现象的文献见诸于各种经济学期刊之中，心理分析方法也渐渐地成为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之一。

进入1980’s，随着经典博弈理论、生态理论及心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心理学家西蒙把其在心理学领域研究的成果直接应用经济分析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极大地激励着经济及社会学家从现实人行为出发来解释经济及社会现象。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认知过程首先表现为人们通过一种“感知秩序”进行学习活动，并形成分散的非同质的知识，其中“感知秩序”是指人的理解力、知识和人类行动之间的关系；其次表现为个体通过学习所达到的理性程度的有限性，组织学习个体学习行为的整合而形成的多层次“理性结构”，个体理性便会在一个累积性的组织或制度环境中得到塑造和提高并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学习行为总会受到组织、习惯和文化等制度性的限制和影响。西蒙认为人类并不是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因为人类认知能力有着心理的临界极限，人类进行推理活动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推理也是一种相对稀缺的资源，另外决策者决策时需要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不可能免费获得的，获得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是需要大量成本的。考虑到参与人有限的知识水平、有限的推理能力、有限的信息收集及处理能力，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并非总是最大化的结果，其决策受到参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过去的经验、日常惯例及其他人相似情形下的行为选择等因素的影响。在有限理性条件下，由于参与人无法免费获得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并且参与人即使获得了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也可能由于有限的计算能力而无法得出最优决策。因此，参与人只能采取模仿、学习等简单的直观决策方法或一些固定的常规来进行决策。人类的决策结果受到复杂的认知过程的影响，不同的人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即使给出相同的条件也可能会得出不同的决策结果，即决策结果受到认知过程的路径影响。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将源于心理学的综合洞察力应用于研究在不确定条件下参与人的决策过程及行为结果并展示了人为决策是如何异于标准经济理论预测的结果。在1979年，他与有着深厚数学及哲学背景的心理学家特韦尔斯基（Tversky）提出了震撼经济学界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他们的发现激励了新一代经济学研究人员运用认知心理学来研究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理论更加丰富。一个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是对获奖者过去成就的肯定，更主要说明了获奖理论将会成为主流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给丹尼尔·卡内曼标志着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传统的“经济人”转向现实的“社会人”，经济学直面现实。如何从有限理性出发来研究参与人的行为，许多经济学家对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理论，在这些理论之中影响最大且受到了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即进化博弈理论。

2.3 进化博弈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

进化博弈理论源于对生态现象的解释，1960年代生态学家Lewontin就开始运用进化博弈理论的思想来研究生态问题。生态学家从动植物进化的研究中发现，动植物进化结果在多数情况下都可以用博弈论的纳什均衡概念来解释。然而，博弈论是研究完全理性的人类互动行为时提出来的，为什么能够解释根本无理性可言的动植物的进化现象呢？我们知道动植物的进化遵循达尔文“优胜劣汰”生物进化理论，生态演化的结果却能够利用博弈理论来给予合理的解释，这种巧合意味着我们可以去掉经典博弈理论中理性人假定的要求。另外，1960年代生态学理论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非合作博弈理论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并日趋成熟，进化博弈理论具备了产生的现实及理论基础。

进化博弈理论应用于研究经济学问题在学术界曾经引起极大的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理性假定。当时由于理性概念在经济学界已经根深蒂固。多数人认为利用研究生态演化的进化博弈理论来研究参与人的行为是不合适的。因为动植物行为是完全由其基因所决定的，而经济问题则涉及到具有逻辑思维及学习、模仿能力的理性参与人的行为，因此，借助于进化博弈理论来研究远比动植物复杂的人类行为显然是行不通的。但随着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及有限理性概念的提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应用进化博弈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利用进化博弈理论来研究并解释经济现象的文献大量出现于各种经济学期刊了。尽管如此，利用进化博弈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还是需要对该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作出相应的调整。如果去掉参与人偏好、信念及理性假定等条件，那么参与人是如何作出决策的呢？进化博弈理论在处理有限理性参与人决策问题时，常常假定参与人遵循某种比贝叶斯法则更简单的行为规则，这种行为规则应该告诉如何采取行动及如何根据经验来改变行为选择，这样参与人只要知道什么会发生，而不必知道为什么会发生。

1970年代，生态学家Maynard Smith and Price（1973）结合生物进化论与经典博弈理论在研究生态演化现象的基础上而提出了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gegy ESS），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进化稳定策略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进化博弈理论的诞生。此后，生态学家Taylor and Jonker（1978）在考察生态演化现象时首次提出了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动态概念----模仿者动态（Replicator Dynamics）。至此，进化博弈理论有了明确的研究目标。

1980年代以后，随着新古典经济学及博弈论固有的缺陷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有限理性概念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加之进化博弈理论在解释生态现象时获得的巨大成功，特别是经济学界于1992年在康奈尔大学召开的进化博弈理论学术会议，正式确立了该理论的学术地位。一大批如Larry Sameulson、Ken Binmore、Peyton Young等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的进化博弈理论分析框架进行拓展，并使之逐渐转化为描述经济行为的理论。目前，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理论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还是相当粗糙。因此，它仍然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阶段，但该理论提供了比传统理论更具现实性且能够更准确地解释并预测参与人行为的研究方法，从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生态学家的重视，我们有理由相信该理论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已经为时不远。

三、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内容

进化博弈理论结合经典博弈理论及生态理论研究成果，并以有限理性的参与人群体为研究对象，利用动态分析方法把影响参与人行为的各种因素纳入其模型之中，并以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群体行为的演化趋势。

进化生态学与博弈论的结合至少已有三十几年的历史，初看起来使人觉得奇怪，因为博弈论常常假定参与人是完全理性的，而基因和其他的演化载体常常被假定是以一种完全机械的方式运动。然而一旦用参与人群体来代替博弈论中的参与者个人，用群体中选择不同纯策略的个体占群体中个体总数的百分比来代替博弈论中的混合策略，那么这两种理论就达到了形式上的统一。尽管这两种理论在形式上达到了统一，但进化博弈理论与经典博弈理论还是存在本质区别。在进化博弈理论中每个参与人都是随机地从群体中抽取并进行重复、匿名博弈，他们没有特定的博弈对手 ④。在这种情况下，参与人既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直接获得决策信息，也可以通过观察在相似环境中其他参与人的决策并模仿而间接地获得决策信息，还可以通过观察博弈的历史而从群体分布中获得决策信息。对参与人来说，观察群体行为的历史即估算群体分布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群体分布包含了对手如何选择策略的信息。其次，通过观察群体分布也有助于参与人知道什么是好的策略什么是不好的策略。参与人常常会模仿好的策略⑤ 而不好的策略则会在进化过程中淘汰，模仿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行为不仅以说教的形式传递下来，而且也容易被模仿。参与人由于受到理性的约束而其行为是幼稚的（Naive），其决策不是通过迅速的最优化计算得到，而是需要经历一个适应性的调整过程，在此过程中参与人会受到其所处环境中各种确定性或随机性因素影响。因此，系统均衡是达到均衡过程的函数，要更准确地描述参与人行为就必须考察经济系统的动态调整过程，动态均衡概念及动态模型在进化博弈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3.1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模型分类

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模型按其所考察的群体数目可分为单群体模型(Monomorphic Population Model)与多群体模型(Polymorphic Populations Model)。单群体模型直接来源生态学的研究，在研究生态现象时，生态学家常常把同一个生态环境中所有种群看作一个大群体，由于生物的行为是由其基因唯一确定的，因而可以把生态环境中每一个种群都程式化为一个特定的纯策略。经过这样处理以后，整个群体就相当于一个选择不同纯策略（纯策略集的数目就相当于群体中的种群数）的个体。群体中随机抽取的个体两两进行的都是对称博弈，有些文献中称这类模型为对称模型（Symmetry model）。严格地说，单群体时个体进行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弈，博弈是在个体与群体分布所代表的虚拟参与人之间进行。如第一部分的老鹰----鸽子博弈，该生态环境中有两个种群老鹰与鸽子，它们代表两个不同的纯策略，用进化方法进行处理时认为该生态群体中每个个体都有两种可供选择策略即老鹰策略与鸽子策略，此时的博弈并不是在随机抽取的两个个体之间进行，而是每个个体都观察群体状态（选择老鹰策略与鸽子策略个体数在群体中所占的比例），给定此状态它就可以计算自己选择不同策略所得的期望支付（严格地说这并不是期望支付，但为了说明的方便本文仍然借用该概念）进而确定选择哪一个策略不选择哪一个策略，对物种而言这就意味着种群数量的增加或减少。

多群体模型是由Selten (1980)首次提出并进行研究的，他在传统单群体生态进化模型中通过引入角色限制行为（Role Conditioned Behavior）而把对称模型变为了非对称模型。在非对称博弈个体之间有角色区分，此时可以从大群体中区分出不同的小群体，群体中随机抽取的个体之间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两两配对重复、匿名非对称博弈，有时又称之为非对称模型（Asymmetry model）。如果我们把系统选择博弈中的宿舍变成学校（整个学校相当于一个大群体）而把十个人变成十个班（每一个班看成是一个小群体，且同一班的同学无角色区分即与单群体情形一样），每个班的学生都有多种选择，此时该校学生所进行的计算机系统选择博弈就是非对称博弈。非对称博弈模型并不是对单群体博弈模型的简单改进，由单群体到多群体涉及到一系列的如均衡及稳定性等问题的变化。Selten(1980)证明了“在多群体博弈中进化稳定均衡都是严格纳什均衡⑥ ”的结论，这就说明在多群体博弈中，传统的进化稳定均衡概念就显示出其局限性了。同时，在模仿者动态下，同一博弈在单群体与多群体时也会有不同的进化稳定均衡。

按照群体在演化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因素是确定性的还是随机性的，进化博弈模型可分为确定性动态模型和随机性动态模型。确定性模型一般比较简单并且能够较好地描述系统的演化趋势，因而，理论界对之进行较多的研究。随机性模型需要考虑许多随机因素对动态系统的影响，一般比较复杂，但该类模型却能够更准确地描述系统的行为，近年来理论界对之也进行广泛的探讨[对随机动态的详细讨论可以参阅这方面的经典文献Foster, D., and P. Young.(1990), Fudenberg, D. and C. Harris (1992), Kandori, M. G. Mailath, and R. Rob(1993)]。

3.2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

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⑦ [文献2、5有详细介绍]是由Maynard Smith and Price（1973）及Maynard Smith(1974)在研究生态演化问题时提出来的，其直观思想是：如果一个群体（原群体）的行为模式能够消除任何小的突变群体，那么这种行为模式一定能够获得比突变群体高的支付，随着时间的演化突变者群体最后会从原群体中消失，原群体所选择的策略就是进化稳定策略。系统选择进化稳定策略时所处的状态即是进化稳定状态，此时的均衡就是进化稳定均衡。下面给出Maynard Smith and Price（1973）对进化稳定策略的定义（此后本文称之为原初定义），用符号表示如下：

说是进化稳定策略，如果，存在一个<，不等式对任意都成立。其中A是群体中个体博弈时的支付矩阵；y表示突变策略；是一个与突变策略y有关的常数，称之为侵入边界（Invasion Barriers）；表示选择进化稳定策略群体与选择突变策略群体所组成的混合群体。实际上相当于该吸引子对应吸引域的半径，也就说进化稳定策略考察的是系统落于该均衡的吸引域范围之内的动态性质，而落于吸引域范围之外是不考虑的，所以说它只能够描述系统的局部动态性质。至于系统是如何进入吸引域的原初的进化稳定策略定义所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要准确地理解进化稳定策略概念就必须正确理解突变者和侵入边界的含义。我们可借助于前面的两个例子来理解。在老鹰、鸽子博弈中，当该生态环境中只有老鹰（或只有鸽子）时，这时系统已经处于均衡状态，但它们都是不稳定的均衡，因为这两个均衡都可以被突变者侵入。开始时，假定该生态环境处于老鹰均衡，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而进入鸽子时，那么随着时间的演化，整个生态系统最终就会稳定于一半为老鹰一半为鸽子的状态，即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是进化稳定的。这说明该博弈中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是不稳定的。因为，当系统处于纯策略所表示的状态时，只要存在突变者系统就会离开这种状态，所以它们都不是进化稳定的。相反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却不一样，即当系统处于一半是老鹰一半是鸽子时，如果由于某种因素使得系统偏离该状态，那么系统会自动恢复到原来状态。另外，在系统选择博弈中突变者、侵入边界就更为明显，所谓突变者即是指选择进化稳定策略以外的策略者，且侵入边界与不同的均衡有关。该博弈有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和一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前一个均衡所对应的侵入边界就是，也就是说如果选择操作系统的学生数占群体总数的比例大于（即学生数大于4），那么选择操作系统的突变者就不可能侵入到该群体中，如果选择操作系统的学生数占群体总的比例小于（即学生数小于4），那么选择操作系统的突变者就会侵入到该群体中而原来选择操作系统的学生会转而学习操作系统。

最初进化稳定策略定义有比较苛刻的条件限制，如单群体、群体中个体数目无限大、系统只受到不连续且互不重叠冲击的影响等。这些条件大大地限制该定义的应用，随着学术界对进化博弈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理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最初定义进行了拓展，如Selten 1980首次给出了适应于描述多群体均衡的定义；Schaffer 1988首次给出了适应于描述有限规模群体的均衡定义；Foster and Young（1990）首次给出了适应于描述连续随机系统的均衡定义等等（有关对进化稳定策略进行拓展的讨论见文献[5]）。最初定义是在解释生态现象时提出来的，如果进行经济分析，时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在分析生态现象时，把每一个种群的行为都程式化为一个策略，因此进化的结果将会是突变种群的消失（消失的原因在于生物的行为是由其遗传基因唯一确定的）。如果用于经济分析，那么进化的结果将是那些选择突变策略的个体最终会改变策略而选择进化稳定策略（因为人类可以通过学习、模仿等来改变自己所选择的策略）。

经典博弈理论中的核心概念纳什均衡即是指一种策略组合，在该策略组合下任何个人单独偏离都不会变得比不偏离好。纳什均衡是一个静态概念，不能描述系统的动态性质，用数学语言来说它是动态系统的不动点，纳什的成功就是在于他应用拓扑学的不动点定理证明了纳什均衡的存在性。进化稳定策略必定是纳什均衡策略，它是纳什均衡的精练，文献[3]对此有详细的介绍。在进化稳定策略的定义中引入突变者及侵入边界使之能够更好地描述系统的局部动态性质。第一部分的两个例子中，按照纳什均衡的概念是无法得知两个系统最终会选择哪一个均衡，但利用进化稳定策略却可以说明系统最终会稳定哪一个均衡并可以分析系统达到不同均衡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较好地解决了多重均衡选择问题。

3.3 进化博弈理论基本动态概念----模仿者动态

进化博弈理论来源于生态学的研究，该理论基本上从“优胜劣汰”的进化论观点来看待群体行为的调整过程。一般的进化过程都包括两个可能的行为演化机制：选择机制(Selection Mechanism)和突变机制（Mutation mechanism）。选择机制是指本期中能够获得较高支付的策略，在下期被更多参与者选择；突变是指参与者以随机（无目的性）的方式选择策略，因此突变策略可能获得较高支付也可能获得较低支付，突变一般很少发生。新的突变也必须经过选择，并且只有获得较高支付的策略才能生存（Survive）下来。进化博弈理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描述群体行为的这种选择机制和突变机制。博弈理论家对群体行为调整过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由于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对群体行为调整过程的研究重点也就不同，因而提出了不同的动态模型，如Weibull(1995) 提出的模仿动态（Imitation Dynamics）模型，认为人们常常模仿其他人的行为尤其是能够产生较高支付的行为；Börgers and Sarin(1995，1997)等提出并应用强化动态（Reinforcement Dynamics）来研究现实中参与人的学习过程；Skyrms (1986) 引入了意向动态（Deliberational Dynamics）模型对哲学中的理性问题进行了讨论；Swinkels(1993)提出了近似调整动态（Myopic Adjustment Dynamics）；Borgers and Sarin(1995)提出了刺激—反应动态（Stimulus-Response Dynamics）等等。到目前为止，在进化博弈理论中应用得最多的还是由Taylor and Jonker(1978)在对生态现象进行解释时首次提出描述单群体动态调整过程的模仿者动态（Replicator Dynamics）。所谓模仿者动态是指使用某一策略人数的增长率等于使用该策略时所得的支付与平均支付之差。下面就给出Taylor and Jonker（1978）提出的模仿者动态的微分形式：

化的而且因素之间的互动作用也是需要时间的。因此，均衡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或者在多数情况下，系统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现象，要更准确地考察参与人的行为就必须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把行为互动性、因素互动性及时间因素纳入到其模型之中。

5.2 经典博弈理论的策略互动分析法及其缺陷

考虑到新古典经济学没有把参与人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纳入到其模型之中，经典博弈理论则在理性人假定的基础上把参与人行为的互动关系纳入到其模型之中进一步考察了参与人的决策问题。在我国，对人类互动行为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田赛马的故事，但作为一种正式理论提出来，一般认为是始于冯·诺意曼和摩根斯藤（Von Neumann and O. Morgenstern, 1944）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直到纳什（Nash 1950）在研究非合作博弈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概念才使得博弈论成为一门完整的理论。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终于在1994年，三位杰出的博弈论大师：纳什（John F. Nash）、泽尔藤（Rechard Selten）和海萨尼(John C. Harsanyi)获得了经济学的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球经济学界再次掀起了对博弈论的研究热潮。经典博弈论为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使我们能够以全新的方法来处理各种冲突与合作的问题。博弈论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其应用相当广泛。在信息经济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1996年诺奖得主Mirrlees等、2001年诺奖得主Akerlof等都对信息经济学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充分说明了博弈论在经济学的地位可见一斑。

经典博弈理论的核心概念----纳什均衡就是由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纳什在研究非合作博弈时提出来的。纳什均衡即是指给定其他参与人选择的情况下，每一个人单独偏离均衡都不会变得比不偏离好，显然纳什均衡是一个静态均衡概念。经典博弈理论尽管把参与人的互动行为引入到其模型之中，并认为现实中参与人不是孤立地作出自己的决策，每一个参与人的决策不仅依赖于其自身所面临的条件及其所拥有的信息，而且也依赖于其他参与人的决策选择。但该理论却面临着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首先，博弈论中的互动是一种“沉默互动⑨ ”，这种互动不允许参与人之间存在任何形式的交流，即假定参与人都是一个个只会理性计算的孤立经济人而非社会人，一旦引入社会互动，许多博弈都无法进行分析，也就是说经典博弈理论中的互动并不“社会互动”而是孤立的“沉默互动”。其次，博弈论的基本均衡概念纳什均衡要求博弈各方都是理性的，并且理性是共同知识，博弈时如果某一方选择了非理，那么博弈就无法进行下去。特别地该理论在利用后向归纳法（Backward Induction）对纳什均衡进行精练时，不但要求参与人完全理性，而且还要求参与人的行为满足序贯理性（Sequential Rationality）要求。这一比理性更强的要求使得博弈论更加远离现实人。再次，在处理参与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时，不仅要求各参与人知道世界的各种状态，而且要求参与人知道每一种状态所出现的概率，并且给定一个先念信念，当出现任何新信息时，每个参与人都能够应用贝叶斯法则修正自己的先念信念，也就是说参与人不但具有很强的计算、推理能力，而且能够在一个大的状态空间上应用贝叶斯法则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现实中多数情况下，参与人并不都具有这种计算、推理能力。最后，博弈论碰到了其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多重均衡的处理，当博弈出现多重均衡特别是多重严格纳什均衡时，尽管许多理论家提出了一些方法（Selten（1965）提出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概念，Selten（1975）提出的颤抖手精练纳什均衡，Kerps—wilson(1982)提出的序贯均衡，Schelling（1960）提出的聚点均衡等）来处理多重均衡问题，但始终没能获得一致认可的结论。

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经典博弈理论虽然在其模型中纳入了行为的“沉默互动”关系，但该理论给出的研究方法仍然没能跳出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框架，这种只注重结果而忽略达到结果的过程的分析方法依然把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因素都看作为一个个孤立因素，依然认为影响因素与决策结果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依然没能把参与人所处社会环境等因素纳入到其模型之中，因而不能准确地描述现实中人的决策行为，其结论也仅仅具有理论意义而缺乏政策含义。

5.3 进化博弈理论局部动态分析方法的现实性

进化博弈理论利用达尔文“优胜劣汰”的生物进化论、经典博弈理论并结合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从西蒙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参与人群体出发，通过对群体行为的研究进一步得出参与人个体的行为。进化博弈理论跨越了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与有限理性的“社会人”的鸿沟，实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革命性的突破。与传统均衡分析法相比，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分析方法在以下几个方面独具特色。

5.3.1 局部动态分析法的均衡观

传统的均衡分析方法认为完全理性参与人能够对环境的任何变化作出迅速的最优反应，因而，经济系统是常常处于均衡状态的，分析参与人的行为只需要研究均衡结果，并以此来预测经济人的行为，通过比较不同均衡结果来寻找系统达到均衡的条件。这种处理方法为了数学上处理的方便而撇开现实中“因素互动”而分别考察单个因素对均衡的影响，使得理论更加缺乏现实基础。进化博弈理论则完全摒弃传统理论中非现实的“理性人”假定，直接从有限理性参与人群体出发而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局部动态法。局部动态法把经济系统达到均衡结果的过程纳入到其模型之中，认为经济系统达到均衡需要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均衡结果依赖于达到均衡的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结果都是路径依赖的，它与混沌经济学完全动态的研究方法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

5.3.2 局部动态法的时间观

传统的均衡分析法并没有纳入因素互动关系并且理性计算是不需要时间的，所以得出经济系统常常是均衡的结论。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法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把参与人的决策过程时间及因素互动的时间纳入到其基本模型之中，强调系统达到均衡的过程，并认为经济系统由于受到各种互动行为及互动因素的影响，有些系统达到均衡可能只需要很短的时间，有些系统达到均衡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有些系统可能无法达到均衡。时间因素对经济学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均衡分析法无法考虑宏观经济政策中“时滞”使得许多实施时有效的政策在发生作用时却出现了与原意相反的结果。时间是度量政策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不考虑时间因素有些政策可能很有效率，但纳入时间因素，一些需要太长时间才能使系统达到意愿均衡的政策可能根本就没有效率。进化博弈理论把时间纳入到模型分析中并充分应用数学中的相图来描述经济系统达到均衡的路径，这样有利于决策者控制经济系统使之朝向既定的目标前进，也有利于决策者寻找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系统向意愿均衡转化的因素，使系统尽快达到有效率的均衡。

5.3.3 局部动态法的均衡选择观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逻辑有理性就有均衡，然后在既定均衡下通过对不同均衡的比较来寻找系统达到不同均衡的条件，即比较静态法，最后结合条件找出希望达到的均衡，因此，该理论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均衡选择问题。经典博弈理论提供的分析方法在多数情况下都存在其自身所无法处理的多重均衡问题。如老鹰与鸽子博弈及系统选择博弈中多重均衡问题。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法引入突变因素就能够较好地解决了多重均衡的选择问题，在老鹰与鸽子博弈中，尽管全是老鹰（全是鸽子）都是均衡的，但这两个均衡都极不稳定即都不是进化稳定均衡，一旦有鸽子（老鹰）突变者进入该系统就会使系统偏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使得系统趋向于混合策略进化稳定均衡即一半鸽子一半老鹰（该均衡是一个全局吸引子）；在系统选择博弈中经典博弈理论无法解释系统最终会趋于哪一个均衡，局部动态法引入了突变因素就能够很好地解决了均衡选择问题，即系统最终会趋于哪一个均衡依赖于系统的初始状态即路径依赖。进化博弈理论的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均衡描述的是当经济系统一旦进入到某一均衡的吸引域内时，系统就会对其他的突变策略具有一定程度（即在突变边界内）的抵抗力。

5.3.4 局部动态法的特殊性

新古典经济学与经典博弈理论均衡分析法都是以单个消费者、单个生产者、单个市场为研究对象来考察参与人的最优决策行为，并由此研究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然而它们却碰到了如何由个体行为转化到群体行为的困难，因为这种转化过程涉及到各种互动因素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经典博弈理论中囚徒困境博弈，在该博弈中两个囚徒都从个体理性出发，但得到了集体非理性均衡的结论。也就是说，均衡分析法根本无法实现从个体行为向集体行为的过渡，在此框架内寻找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困难是非常大的。进化博弈理论的局部动态法则从人的社会性出发，利用系统论的处理方法来看待参与人的决策行为。该理论直接以参与人的群体为其研究的逻辑起点，在考虑到影响参与人行为的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民族习俗及个体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群体中有限理性个体的行为互动关系，很巧妙地避开由个体行为向集体行为转化问题，因而能够更加真实地反应现实人的决策过程及其决策结果。

六、结论

进化博弈理论是经济学领域的前沿理论，它来源于对生态现象的研究，虽然该理论应用于经济分析的时间不长，但它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方法，较好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及经典博弈理论中理性假定及多重均衡的困难。并且，应用进化博弈理论来研究经济系统能够获得比传统理论更准确的结果，能够更加现实地解释经济现象，因而在短期内为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说引入进化博弈理论局部动态法来分析经济中参与人的行为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次创新。

注释： ①本文把源于冯·诺意曼和摩根斯藤经纳什发展而成的博弈理论称之为经典博弈理论。 ②即无性生殖，这样假定的意思就是说后代继承其母体的策略，并且永远不改变，当然用于研究人类的行为时，需要作相应的调整。 ③所谓近视调整即是指参与人不管未来怎么样，只知道使当前的支付最大化 ④ 经典博弈理论中每一个参与人都有特定的博弈对象，并且，在重复动态博弈中，后行动者通过观察先行动者的理而利用贝叶斯法则来修正自己的先念信念，然后，在此信念下选择使自己获得最大支付的策略。 ⑤好的策略即是指能够获得较高支付的策略。 ⑥所谓严格纳什均衡即是严格占优纳什均衡。给定对手选择的情况下，每个人都通过选择严占优的策略而组成的纳什均衡。 ⑦事实上，这与Selten提出的颤抖手均衡概念具有相似性，所谓颤抖手均衡是指一个战略组合，只有当它在允许所有参与人都可能犯错误时仍是每一个参与人的最优战略的组合时才是一个均衡，其严格定义可以参阅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其中的颤抖或者犯错误与进化稳定策略中的突变因素有差不多的含义，但它们之间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⑧由模仿者动态方程进行支付变换，可得。 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博弈论一个著名的捐款----回赠实验中看出，募捐者要求每一个人都自愿捐款，最终募捐者以3倍于捐款总额的钱平均分派给每个捐款者，为了使得博弈能够分析下去，募捐者要求自愿捐款时每个人都不得与其他人讨论，否则该博弈就无法进行下去，因此，本文称博弈论中的互动是一种沉默互动而非社会互动。这个实验充分体现了古典经济学及博弈论研究对象上的一致性，即它们都是研究单个个体的行为而排除了人的一个重要特征----社会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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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行为经济学概念范文

西方经济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流派，而且这些理论流派之间在理念和观点上存在诸多争论和矛盾之处。一方面如果在基础教程中只有一个流派的观点和理论，那么学生就会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会极大地影响以后的思维和认知，所以简介地介绍大多数经济学流派是极其有必要的；另一方面对于公共管理专业学生而言，很多经济学流派对于理解公共事务和体制改革极为必要。对于公共管理类专业而言，制度经济学对于理解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技术与创新经济学对于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理解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转型经济学对于加深理解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这样，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出现了一个矛盾：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多元和庞杂与课程教学内容取舍之间的矛盾。如果仅仅按照教材的内容安排教学，学生们普遍反映距离现实生活和经济实践非常遥远，如果安排其他理论流派进入教学内容，就存在如何取舍理论流派的问题、以及课时不足的问题。

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导的经济学教材与中国转型经济形态的矛盾

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夏皮罗和哈儿•瓦里安曾经这样记述到：“在与学术界之外的人接触时，我们时常听人抱怨说经济学在今天的经济中已经没有很大的作用了。一开始，我们感到很纳闷儿，因为这些抱怨经常来自向我们咨询建议的人。然后我们恍然大悟：他们抱怨的是大多数人在学校学习的古典经济学，它的核心是供给需求曲线和像农产品市场这样的完全竞争市场。”以市场这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为例，西方经济学的教程主要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处理方法，要么没有解释，要么仅仅一句话解释，“市场是参与人交易的场所”，然后开始讨论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等四种市场结构。成熟完善的市场已经存在是教材上的基本假设前提，关于“什么是市场”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丰富内涵都被忽略了。至于市场是如何演变而来、市场如何才能规范、市场如何才能有效运行、市场与计划如何协调等等这些问题在西方经济学基础教材中几乎根本没有涉及，这样，学生们读完教材后无法与中国的背景和历史对应，学习这门课程之后依然无法理解中国经济形态产生的理论逻辑。至于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在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教程中更是没有位置。所以现今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让学生们学完一个学期之后“感觉好像与现实中的市场经济并不直接挂钩”。身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大学生在大学一年级第一次接触西方经济学的内容，竟然没有任何有关市场转型的课程内容，值得深思。至于市场经济模式的丰富性在基础教材中也没有提及。实际上，市场经济模式绝不是只有英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一种，就是欧洲也还有多种模式，诸如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以及北欧模式。有学生提出如下问题：在混合经济体系中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两者所占比例不同时，整个市场会有什么不同？政府该如何在这种体系下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这样的问题在现存的西方经济学教程中基本上没有涉及，如果学生们以后不再学习相应的经济学课程，那么这样的问题只能束之高阁了。另外，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导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主要处理交易和交换行为以及资源配置及其最优化问题，但是忽视了学习概念，排除了组织学习和群体知识概念，强调的不是生产、积累和增长而是治理结构的选择和给定资源的有效配置，无法有效处理学习、生产和知识等重要议题。

三、西方经济学个体自私的假定与公共管理天下为公的理念如何兼容

西方经济学教材中有一些基础假设，这里涉及两个：方法论个人主义和自私。其中自私，就是指个体利益最大化。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指一切社会现象看作是个体行为与个体之间的互动的结果，认为集体或者群体不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独立的决策者，集体只是个体的组合，是指经济学的分析是从个人开始的，是研究个体的经济行为或者说从经济角度研究个人行为的，这是一种将个体作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方法，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指涉道德的个人主义是有差异的。相对的概念是方法论集体主义，相比较而言，在西方经济学教材中方法论个人主义占据主流地位。实质上，两者不能截然对立起来，正如霍奇逊所述：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其群体环境中来加以研究；而为了了解这种群体，我们又必须考察那些个体，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关联的行为组成了社会群体。公共管理学科是研究公共事务的学问，一向标榜“天下为公”的公共精神。这样，西方经济学个体自私的假定与公共管理天下为公的理念之间就出现了矛盾，两者如何兼容是必须面对的艰难问题。在使用西方现代经济学分析公共管理问题时，是以某一级政府为分析单位，还是以政府官员为分析单位？笼统地分析某一级政府的经济行为是否能够在逻辑上自洽？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教学中清晰地展示出来，以供学生思考。

四、结论

第4篇：行为经济学概念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思维方式；思维支点；有穷维度；大利维度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8006102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以哲学代替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较为简单。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不光有利于我国经济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微观个体理性的分析经济现象。

1 经济学思维方式发展回顾

1.1 时代进步推动发展

科技进步提高了人类的认识能力，哲学发展促进了人类的思维方式。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标志着经济学的诞生，抽象、演绎、推理等思维方式被系统性的用来研究经济现象。17至18世纪牛顿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的提出和影响下，人类巩固了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经济学开始注重经验、实证和观察，形成了重实践的思维方式。19世纪细胞学说、进化论和能量守恒等自然科学使人们开始注重普遍联系与变化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写出了《资本论》这一经济学巨著。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物理使人们对物质运动和时空有了新的认识，相对性思维方式发展了经济理论，如从一般均衡到非均衡、稳定均衡到动态均衡、线性模型到非线性模型等。

1.2 学科交叉促进创新

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交叉，丰富了思考问题的多角度，突破了传统思维的瓶颈。

(1)数理学科与经济学。1838年法国学者古诺在《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中把数学逻辑思维带入到了经济学领域中。随后发展中，数学思维一直占据中主要地位，厂商理论、消费者理论、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等都离不开数学思维。统计学思维方式融入经济学诞生了计量经济学，完善了经济学的实证思维。同样，物理学对经济学思维方式的推动也是不可估量的，“均衡”概率就来源于物理学领域。

(2)伦理学与经济学。经济的发展不能是总量的提高，需要考虑到减少社会贫富差距。“公平”这一概念就是经济学与伦理学结合的核心部分。经济学追求效率与价值最大化，但不能忽视社会伦理中公平原则。从帕累托标准讲如果经济中一个人收入状况变好，而其他人的状况都未变坏，这个增加的收入应该分配给某一个人还是用来平均分配，前者也许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但也许会引起社会其他人的不满。

(3)法学与经济学。经济发展需要法律来规定所有权制度和保护契约有效。经济学思维方式不能只把焦点放在资源约束上，没有一套完善的法律，复杂的经济活动将难以实现。产权及产权保护就是法学与经济学的融合，思考经济问题时，要考虑巩固和规范商品经济中的财产关系、约束人的经济行为，以及维护商品经济秩序、保证商品经济顺利运行的法权。

(4)心理学与经济学。许多经济现象无法通过理性人模型得到充分的解释。心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使得“心理-行为分析方法”在经济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行为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革新了传统理性人假设的思维方式，不以主观的先验假设为依据，强调对行为的心理形成机制进行分析。

经济学除了利用上述学科优秀成果的同时，也吸收了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种学科的丰硕果实，使得经济学思维方式更加科学与多层次。这不是经济学思维方式的杂乱无章，而是人类对经济现象理解的进化。

2 经济学思维方式核心概念与思考维度

2.1 核心概念简析

(1)“经济人”假设与理性选择。“经济人”假设就是指人是以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假设。经济主体都是理性的，且都是自利的，作出的选择都是理性选择，希望以尽可能少的付出以获得最大的利益。“经济人”假设最早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并且奠定了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基础。这种思维方式，把人类的行为限定在“个人主义”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有着价值型，但是对于分析人类复杂的经济行为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2)资源稀缺与机会成本。自然界中对人类有益的资源是有限的，每个人生活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人做出的选择都是面临着消耗资源，资源虽然可以用于不同用途，但是一旦用于某种用途就不能用于其他用途，所以人在做出一项选择后就必然会放弃其他选择可能带来的价值，这就是机会成本。这种思维方式使得经济学致力于研究效率与资源配置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经济学，但也体现了西方人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

(3)边际与均衡。边际思维是考虑增加的投入与增加的产出的关系，从数学上讲就是自变量变化与自变量变化导致因变量变化的关系。均衡思维就是指经济活动中各种对立的、变动着的变量处于一种力量相对静止、相对稳定的状态。均衡思维使得边际主义和古典经济学关于商品价值的矛盾，化为了相互依存互补的部分，生出了新古典经济学，博弈论的产生又使得均衡的唯一性变成多重性，边际分析方式基本构成了一般均衡的数学分析基础。

第5篇：行为经济学概念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演化；自组织

现今演化经济学家在生物进化论在经济学中如何应用方面存在分歧，国内外有部分学者在认同经济演化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大家普遍认同的一点是，经济系统的演化是一个内生性的复杂演变过程，但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出相对统一与系统的机制来解释、推动这一变化。争论的核心在于是否应该把生物进化理论特有的适应、选择等概念引入到经济领域。

一、经济演化研究中自组织与传统达尔文主义的对立

对经济演化的看法从观念上基本可分为达尔文式进化支持者与反对者，后者提供了一个替代概念――内生性改变或称为自组织改变。应用生物概念的演化经济学是普遍存在的且有着悠久历史，至少从Veblen（1898）就开始了。在那时，生物进化的想法只是简单地与所观测的经济现象联系起来而没有太多令人信服的解释。随着生物进化论与经济研究的联系加深，不少学者认同进化论的普遍价值并认为突变、选择与遗传（后者有时被称为保留）机制是所有开放复杂系统的总体特质，经济系统当然也包括在其中。

其中，Hodgson（2002）是“普遍的达尔文主义”最突出的拥护者，他认为，选择、变异和遗传机制不是生物学所独有的，而应该视作所有进化程序的普遍原则，“达尔文主义原则适用的范围相当普遍，这些原则逻辑上独立于生物学上诸如基因、DNA的遗传与选择在逻辑上是独立的”。Dopfer and Potts（2004）and Dopfer，Foster，and Potts（2004）对经济演化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它有一个“起源、应用、适应和保留”的阶段性演进规律。Nelson（2006）同意普遍达尔文主义，将它定义为一个涉及变异与选择的动态理论，并指出，它是研究经济演进状态最好的模式。

另一方面，也有人批评达尔文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应用。Penrose认为，早在1952年，当时现代演化经济学才刚刚正式起步，学者们正尝试对经济演化进行建模，新达尔文主义理论就已将有缜密思维的行为从研究范畴中排除出去，尤其是经济活动。Witt可能是对起源于生物学普遍应用的经济演化概念最有力的反对者，他指出，需要一个更加抽象的概念来解释经济的演进，“演化从最抽象的层面来看，可能与以时间为基础的变化相关”。对Witt（2004）来说，生物学上突变、选择和遗传机制在经济学上的意义被某些学者夸大了。Witt反对达尔文主义经济学者观点的主要论据是人类行为可以有意识的自我改变，由此，人们不同于生物，可以避免外部选择。

Foster是反对者的另一代表人物。他并不认同选择机制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作用，经济演化的原动力来自于自组织的、持续不断的创新，由创新产生的多样性保证了经济的发展演进而不是经济中的竞争选择。同时，他也承认选择行为将引起成功变异的扩散，但他认为这里的选择机制也是自组织系统中的一部分功能。由此可见，自组织概念在某个层面来说，与传统达尔文观点并不完全吻合甚至对立。自组织理论认为经济系统的演化根本不同于生物进化，因为经济行为人能够有意识地对外界变化做出反应。并且，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动力并不是选择，而是以一个持续的、自发的创新为基础，该基础有着自我组织的特征，这与熊彼特的创新观念有一定程度的吻合。

二、对自组织两个流派观念的分析

Witt（1985，1997），Foster（1997，2000），Weise（1996，2003）这些学者用自组织的概念来解释经济演化的过程。在对这一概念的有效性进行讨论时，我们首先要将两种完全不同的诠释的方法分开：第一，对自组织概念最多的解释是基于自组织的一个抽象的物理概念的概括（Weise，2003）。第二，Foster（2000)主张的，参考了Kauffman（1993）提出的自组织的进化生物学理论。

（一）“自组织”是一个抽象的物理概念

Witt（1985，1997）将经济学上的自组织理论划分为合作和完全协作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协调或“自律性”的特点，经济主体的尝试是想让大家更深地了解其所在的市场环境。正如他们研究价格、购买和购买潜力时增加了供给和需求的协调，为了说明这个过程，Witt（1997）建立了一个模型说明引进了新技术如何影响旧的和新的变异型的采用，通过引入偏置参数的使用进一步支持了优越的技术经济的观点，利用多种多样的参数来探讨创新质量的不同如何影响对市场的协调的过程。

这个模型结构建立的方法与Weise（1996，2003）提出的来说明经济学上的自组织的控制――等式模型建构的方法相似，Weise的模型中更详细地列举了这些作用同时也在心理学的基础上探讨了这些作用。他将四个因素的影响分开：（个人）偏好的作用、整合、非整合和波动，即一个人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其他人（Brandes and Weise 1999）。整合作用主要是与Witt的频率依赖性的观点相对应的，个人的偏好作用可以反映出Witt的等式的论点。

（二）自组织概念以及它如何应用于演化经济学解释之一

现在我们讨论下自组织概念是否可以帮助解答演化经济学的一般问题，即将创新引入到经济系统将产生什么新的结论。Witt的描述可以理解成为有这么一个内在的刺激产生创新。他指出创新如何蔓延，可能取决于人们获得知识的质量和使用它是否会损失或获利（2003）。

关于Witt自组织概念的独到之处，它叙述了重组、改造、变异的相互关系直到现有的变体，并将其命名为知识的利润损失、由于竞争对手的活动、刺激创新，这样的一个关系作为构建自组织概念经济演化和自组织的实际工作过程。但它尚未构建完全的内生经济演化过程。实际上，如何运作以及某个特定部位不同层次如何演变的过程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缺乏一个因果关系解释。

（三）自组织概念以及它如何应用于演化经济学解释之二

自组织概念最早产生于生物化学领域（Foster，1997），Foster随后倡导生物学家Kauffman的一种发展演化观念（Foster，2000）。根据Kauffman（1993）的论断，Foster认为，甚至在生物学的自组织都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元素的进化与衰退的选择。

Kauffman的自组织理念包含着在Foster的文章没有讨论的有关方面――连通性基因。新变异基因的组合可能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连通性，基因连通性的匮乏将导致有机体相当稳定，因为对突变生物来说，单个基因不可能导致个体产生大的变化。另一方面，高连通性会导致惊人的突变，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有该特征的生物难以生存。根据Kauffman（1993），生物体拥有一个中等程度的连通性才可能生存，也是为什么自然选择会产生这样一个适当的演化程度的原因。

三、对自组织两个流派的评价

对于第一种诠释方法，尽管使用相同了的数学工具，学者们强调的是经济的自组织的不同方面。Witt探讨的是涉及其协调和完全协调特性的问题，而Weise强调了个人决策和集体决策的协同作用的相互关系，个人形成集体的决策依次取决于集体的决策。经济学上的自组织呈基因动态复制模型，没有提供附加的洞见，相比上述两个模型，我们没能看到一个详细的实例。

对于第二种诠释方法，Foster回避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体需要有持续的自发的创新倾向，这不是简单地引用熊彼特内部创新机制所能解释的。根据自组织理论，需要把经济体看做一个整体，当把整个经济环境看做一个整体的话，经济演化是一个内生性的现象，但这样做同样回避了演化机制如何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Kauffman自组织理念对我们现在的启示在于研究潜在的不同程度的连接性，特别是生物进化选择适当的程度上允许了在保证一定稳定性的前提下有机体演化也拥有了足够的灵活性。

四、自组织概念对经济演化研究方法论的启发

普遍达尔文主义的演化观念与自组织的观念两者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达尔文主义演化观念更多的偏重于生物角度、微观层面，而自组织的理论恰恰考虑了人为因素而不是单纯的等待环境的选择，体现了企业与现代经济环境的互动。

不可否认，自组织理论的发展已使人们关注的焦点从选择机制转移到变异和新奇创生的自组织机制上，但这没有降低选择机制的重要性。正如霍奇逊指出的，自组织理论的发展只是对自然选择理论的修正而非否定，自组织是演化过程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并不能替代自然选择。两者的矛盾并不如有些学者宣称的那样。

新古典理论认为，对人类总体行为的理解完全可以通过对孤立地来看的“代表者”的理解来达到；但复杂性理论却认为，这是一种“合成的谬误”，它没有认识到在总体行为中所发生的“深层次的”交互作用。

所以，我们在进行经济演化研究时，应该把它视作自组织化运作的达尔文进化，只有这样才能很好的把微观个体与整体环境结合起来，把企业个体的稳定、创新与外界环境的互动研究彻底，该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自组织与达尔文主义密不可分的嵌套动态复杂模型。

参 考 文 献

[1]Sylvie Geisendorf．The economic concept of evolution：self-orga-

nization or Universal Darwinism?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Vol.16，No．4，December 2009：377～391

[2]Andreoni，J．，and Miller，J.（1995），Auctions With Artificial Adaptive Agents．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10，39～64

[3]Arifovic，J.（1994），Genetic Algorithm Learning and the Cobweb

Model，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Control，18．3～28

[4]Beckenbach，F.（2005），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Search

Processes――a Contribution to the Microeconomics of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Volkswirtschaftliche Diskussionsbeitrage No．75/05，Univer

-sity of Kassel

[5]A General Model，Kyklos，52，573～590

[6]Foster and Wild 1996；Foster 1997，2000

第6篇：行为经济学概念范文

内容提要: 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日益加强深，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视为一项重要的消费者保护手段。由于与契约自由原则存在冲突，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在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行为经济学为消费者撤回权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在批判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有限理性理论解释了消费者撤回权与契约自由原则的冲突问题，也是消费者撤回权的重要根据所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二次修改稿引入消费者撤回权（注：在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讨论中，学界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主要使用的概念有“撤回权”、“冷静期”、“冷却期”、“后悔权”、“反悔权”、“退货权”。这一制度在概念上的复杂性主要源于国外立法和实践中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即使在欧盟法层面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概念。美国采用的是“cooling- off period”，欧盟法则在不同的指令使用了不同的概念。德国采用了“Widerrufsrecht”（撤回权）的概念，本文选择使用“消费者撤回权”这一概念。），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公众的广泛热议，消费者撤回权也日渐进人民众的视野。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能否最终引入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引入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相比国外，国内对于消费者撤回权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理论成果还比较有限。正当性问题是制度构造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于消费者撤回权正当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消费者基本权利理论、消费者主权理论、公平正义理论以及实质的契约自由理论。行为经济学为消费者撤回权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文章透过传统民法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前提，运用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从有限理性的角度论证了消费者撤回权的正当性。

一、消费者撤回权的产生

消费者撤回权是指在消费者合同生效或履行后的一定期间内，消费者依法享有的，无须任何理由，即可通过一定形式撤回合同，并使该合同归于无效的权利。消费者撤回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仅适用于消费者合同；（2）它是一项法定权利；（3）撤回无须任何理由；（4）撤回的效果是合同归于无效。

消费者撤回权在私法领域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但是撤回权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891年。1891年，德国学者Heck在分期付款买卖计划的立法建议中就曾提议赋予买方法定的撤回权。[1]但关于撤回权的立法直至1964年才出现于英国的《租赁买卖法》中，该法规定：若买方在“适当交易所在地”（一般为经营者的经营所在地）之外的任何地方签订了租赁买卖合同或分期付款合同，都有权自收到正式合同的副本之日起4天内解除该合同。[2] 1969年德国《外国公司股票销售法》中规定了消费者撤回权，该法规定：当买受人在出卖人或者其经纪人通常的营业场所以外的地方，通过口头交涉的方式被诱使作出买受承诺的，那么买受人可以撤回其承诺意思表示。[3]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为大多数发达国家所确立和发展，成为了消费者保护的一项重要工具。欧盟关于消费者撤回权的立法非常完善，可称之为消费者撤回权立法的典范，具体体现在一系列消费者指令中，涉及到了包括上门交易、人身保险、分时度假产品、远程销售、远程金融服务、消费信贷在内的许多领域。德国对此立法也比较全面，而且可操作性很强。德国在2001年债法改革之前，颁布了一系列包含消费者撤回权的单行法，如《远程授课保护法》、《上门交易法》、《消费信贷法》等。债法改革后，除《远程课程保护法》之外，消费者撤回权及相关的退还权被统一规定于《德国民法典》第355条至第359条中。美国的消费者撤回权体现在冷静期制度中，如上门交易中的三天冷静期。迄今为止，美国约有40多个州在法律上规定了冷静期制度。

二、消费者撤回权与契约自由原则的冲突

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在发展与扩张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民法学理论上的困惑和质疑，因为这一制度撼动了私法理论的基础—契约自由与契约严守原则。在德国法上，其曾经甚至被质疑为对《德国基本法》第3条第1款所确立的宪法上平等原则的背离。消费者撤回权制度自始至终就被置于法教义学与法政策的批评烈火中，而且这些批评，即使在这一制度经债法改革被融入《德国民法典》，也没有销声匿迹。[4]

（一）消费者撤回权与契约自由原则

契约自由原则作为近代私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是意思自治的必然结果和核心内容。契约自由是当事人所享有的由法律规范所承认的、根据自己的意思通过合同来追求并实现其法律效果的权利。梁慧星认为，“按照契约自由的原则，自由订立的契约就等于是法律，当事人必须严格按照契约的约定履行，即所谓契约必须严守，正是体现了这种形式正义。法官裁判契约案件也必须按照契约约定的条款进行，至于当事人的利害关系，订立契约时是否一方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或对方的急需或缺乏经验，或者履行契约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更等，均不应考虑在内。”[5]即契约自由原则要求当事人必须严格按照约定实现权利义务，在契约成立后无论发生何种情况变动，均不影响契约效力。一方当事人未经对方同意，原则上不能从一个已依法成立的合同中解脱出来；任何一方解除合同，都必须经过法律上的特别规定，并具有足够的正当性理由。该原则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交易和信赖，赋予合同以将来之效力。

然而，消费者撤回权制度恰恰与之相悖。根据消费者撤回权制度，消费合同成立后，消费者无须说明任何理由，即可享有单方面撤回权，使合同归于无效，从合同的约束效力中解脱出来。立法者对于消费者的这种权利设定是对契约必须严守原则的背离，而内含于私法自治原则、契约自由的契约坚守规则，正是传统民法理论的基石所在。对于这种制度安排，我们很难从既有的民法理论体系中找到其正当性理由。

（二）契约自由原则的前提—“经济人”

契约自由原则确立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以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古典自然法学说为理论基础。理性“经济人”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其理论分析的基本前提，传统私法理论也正是以此为出发点而建立起来。传统民法中的“强而智的人”就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经济人”。

“经济人”假设源于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的表述，后来帕累托将“经济人”这一概念引进了经济学。亚当·斯密认为，“各个人都在不断地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6]根据“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具有三个特点：完全的理性、完全的意志力、完全的自利，前两个“完全”服务于后两个“完全”。经济行为人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通过比较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的成本与收益，从中选择那个净收益最大的行动方案。[7]27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经济人”假设还内含了另外两个前提，即完全信息、完全竞争。一般认为，理性“经济人”、完全信息、完全竞争共同构成了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设。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有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动调节供求，使买卖双方各得其所；经济主体完全掌握市场上的各种信息，完全了解产品的质量、价格等信息，任何人都不会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也不会以低于市场的价格销售。

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意思自治原则以及契约自由原则均得到了论证。意思自治、契约自由成为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具备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的必然要求。所谓的意思自治原则贯彻了完全理性的前提，甚至也贯彻了完全的意志力前提，因为只有具有完全的理性和完全的意志力的人能进行这样的自治。[8]然而，无论是完全的理性还是完全的信息、完全的竞争都只是一种理想的假设，事实并非如此。

三、行为经济学理论对契约自由原则的撼动

“经济人”假设的实质是对“人”进行抽象，其目的在于为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对微观人的特点进行抽象，并根据这种抽象分析其决策和行为。但这种抽象实质上是将人不当成“人”，而当成一个纯粹的“经济动物”，显然，事实并不存在这种“动物”。行为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正是基于这一假设展开的。

（一）行为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

行为经济学是在西蒙的倡导下发展起来的。1974年，西蒙对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作出了系统批评，并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通过吸收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重构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模型，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行为经济学学派”。[9]行为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质变性突破首先体现在对经济个体的抽象定义上，古典经济学认为对经济个体的分析应建立在“机械”的经济理性之上，而行为经济学则认为对经济个体的抽象应建立在更为现实的基础之上。[10]行为经济学认为人性中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观念导引的成分，本身就不是那么“理性”的，经济活动因此也不是那么“理性”的。[11]76森德希尔·穆拉伊特丹（Sendhil Mullainathan）和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将行为经济学对理性选择的批评和发展总结为三点：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7]217

1．有限理性。古典经济学认为，每个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利益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最大的经济利益。然而，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很多情况下，行为人并不总是追求最大化，也并不总能实现最大化。行为经济学突破了“经济人”的假设，主张以“有限理性”作为分析基础。他们认为，人类行为的有限理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决策过程中的真实判断行为表现出与理性预期所推断的无偏预测的系统偏差，即有限理性会导致人作出判断误差。启示和偏差（Heuristics and Biases）通过影响行为人对未来时间的概率判断，来改变行为人的最终决策。启示具体包括了代表性启示、现成性启示；偏差包括易得性偏差、预测偏差、乐观偏差等；另一方面是人类决策偏离了理性选择理论中的预期效用理论。其中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是偏离预期效用理论的最典型例子。此外，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沉没成本（Sunk Cost）与禀赋效应一样，都对人类决策产生影响，使得人类决策行为有时出现与最大化目标不一致的现象。[11]79

2．有限意志。根据理性选择理论，行为人具有完全的意志能力，对自己的效用函数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能使之符合最大化要求。而行为经济学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即使知道了什么是最好的，有时因为自身的原因也往往不会采用它，[12]即不能坚持选择与最大化自身总体效用相一致。行为经济学分析了导致行为人有限意志的三个因素：[13]（1）习惯、传统、嗜好（Habits， Traditions， Addictions），如对某一物品或活动成瘾导致对它们的依赖，又如在广告的煽动下疯狂购物；（2）欲望（Cravings），如贪财；（3）多重自我（MultipleSelves），包括“坏”的自我和“好”的自我，年轻的自我和老年的自我。这三类因素导致行为人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整体效用、无法对多重效用目标进行排序，最终令决策偏离效用最大化轨迹。[14]7

3．有限自利。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经济和法律中的人是完全自利的。行为经济学研究认为，行为人在经济活动及法律事务中，除了具有有限理性和有限意志外，还会表现出有限自利。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个体决策不仅受物质利益驱动，还受其他因素如社会规范、道德规范等的影响，不仅追求自我利益的实现，还追求自我利益以外的东西，如“公平”、“社会认可”等。实质上，经济决策的过程中包含了相当的非物质动机和非经济动机权重。[12]最能用行为经济学的方法证明人的有限自利的是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在一个实验中，两个实验对象分1元钱，两个人抽签，抽中的人决定分配方式，没抽中的人决定是否接受这种方式。如果后者决定接受，即按前者的分配方式分配，如果后者拒绝，则两个人都得不到钱。显然，理性要求前者获得99分钱，留给后者1分钱，而后者也应该接受这1分钱，因为这总比什么都不得好。但是，反复的实验表明，上述理性行为从未发生过。前者往往会留给后者三到五成的份额。

（二）有限理性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动摇

行为经济学在对古典经济学三个“完全”（完全理性、完全意志、完全自利）的理论前提的批判之下，确立了三个“有限”（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的理论基础，这对相关领域的理论构建产生了深刻影响，传统民法理论就是其一。传统民法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前提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制度、意思自治原则、契约自由原则，都必须给予审视和修正。理性“经济人”是私法的理论出发点，私法中的个体能否实现意思自治完全依赖于其是否具有完全理性。以三个“有限”为特征的“非理性人”理论说明了现实人并非传统经济学中强而智的人，而是弱而愚的人，他们不需要完全的意思自治，而是需要国家作为家长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干预和引导。如此，民法的所谓私法性以及意思自治原则将面临挑战。[14]12有学者提出：“行为经济学为传统民法理论的根本变革提供了契机，以不对称家长制来取代传统民法理论所持的意思自治原则、打破本来就不符合事实的民法私法说谬见，是未来中国民法理论的必然选择。”[14]7不过，行为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并不等同于古典经济学以及传统私法理论的彻底否定和颠覆，传统经济学仍具有其无可替代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四、消费者撤回权的重要根据—有限理性

消费者撤回权制度是不对称家长制在消费者保护领域的具体应用，它看似与作为传统民法理论基石的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契约严守原则相冲突，实质却是对传统民法理论缺陷的重大修正，是国家作为家长对弱而愚的非理性的消费者提供的应有保护。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撤回权立法来看，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适用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种情形：一种是基于消费者的有限理性；另一种是基于消费者的信息不充分。前者如上门交易、分时度假产品交易、消费信贷等，后者如远程交易、人身保险、远程金融服务等。当然，消费者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并不是所有领域都需要通过消费撤回权制度来干预，因为任何制度的引进都是需要成本的。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仅适用于消费者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表现比较突出的领域。由于行为经济学是利用实验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分析心理因素对决策的影响的学科，它并未对古典经济学的另外两个基本假设“完全信息”、“完全竞争”加以介入。因此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对消费者撤回权的分析仅限于消费者的有限理性的情形。

（一）易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bias）

易得性偏差是指人们在决策时更依赖于最新的信息，这样往往易导致以偏概全。比如，我们看到一些飞机失事的画面后，会误以为飞机失事概率很高，但根据研究数据，空难发生的几率仅为1100万分之一。在消费领域，易得性偏差表现突出的领域有上门交易、电视购物、分时度假产品交易等。在上门交易中，上门推销员的宣传、诱导容易使需要立即作出决策的消费者陷入易得性偏差。在分时度假产品交易中，消费者往往会因过度重视其最近获得的信息，作出片面的判断和不利的决策。[15]电视购物领域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为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都规定了上门交易中的消费撤回权，如美国、欧盟、欧盟成员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另外，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在分时度假产品交易、电视购物领域引入消费者撤回权。《德国民法典》规定，对于异地交易合同（包括电视购物）（注：《德国民法典》第312d条第1款。）[16]、部分时间居住权合同（即分时度假合同）（注：《德国民法典》，第485条第1款。）[16]，消费者享有两个星期的撤回权。英国相关法律明确规定消费者对分时度假合同享有14天的撤回期间。[17]欧盟相关指令规定消费者可以在14天内撤回分时度假合同。[18]

（二）预测偏差（projection bias）

预测偏差是指人们往往倾向于低估其状态中的变化效果，将现在的情绪状态适用于未来，从而错误预测未来偏好，导致动态选择环境中的系统性偏差。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认为，人们常常会低估自身行为和外生变量对于未来效用的影响，从而夸大未来偏好与现在偏好的相似度，并由此产生预测偏差。如消费者在汽车经销商的过分宣传下冲动地买下名车，但并不知其将来是否真正需要；又如在分时度假领域，消费者享受于度假区美好的环境中，会很自然地将这种感受投射到将来，而轻率地作出购买决定。另外，在金融服务领域也存在类似情况。[19]马修·拉宾认为，在决策时经历一个强制性的“冷静阶段”，有助于他们脱离短期偏好对未来的影响。这也是许多国家在立法上确立分时度假产品的消费者撤回权又一重要原因。

（三）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

禀赋效应是指一个人对自己拥有的某项物品的价值评价要比未拥有的同等物品的价值评价大得多。这一概念由理查德·泰勒首次提出。该理论认为一定量的损失给人带来的效用降低要多于相同的收益给人带来的效用增加。根据该理论分析，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对利害的权衡是不均衡的，对“避害”的考虑远远大于对“趋利”的考虑。出于损失规避的考虑，人们在出卖商品时往往索要过高的价格。大量资料表明，在二手车交易市场禀赋效应表现比较明显。有美国学者通过对多个数据集的研究发现，汽车经销商对二手车的报价明显高于它们实际的平均价格，而消费者对二手车平均多付了996美金。[20]为保护二手车交易中的消费者，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在二手车交易中赋予消费者撤回权，当然这其中也同时包含了对于二手车交易中信息不对称因素的考量。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在《二手车交易商法》中规定，消费者在二手车交易合同签订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享有撤回权。[21]

（四）乐观偏差（Optimism Bias）

“人们倾向于相信自己更可能经历积极事件，而他人更易遭遇消极事件。”这种现象被称为乐观偏差或非现实的乐观主义。首先对乐观偏差进行实证研究的是尼尔·韦伯斯坦（Neil Weinstein）。乐观偏差使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不会受到伤害或者不幸总会降临到他人身上，所以无需采取预防性的行为。乐观偏差心理会导致消费者过度消费、非理性借贷等行为。[22]在信贷消费中，由于消费变得非常简单，人们往往对自己的经济状况的估量过于乐观，而对自己将面临的经济压力估计过低甚至未作估计。这样的消费者极易在事后后悔或者在将来陷于支付不能。其实早在1891年Heck的立法建议中就曾提出了此观点。（注：Heck认为，在分期付款买卖的情况下，顾客可能被劝诱购买非必需的以及超出其财产能力的标的物，其原因在于心理上的因素，即与目前的享受相比，将来才履行的义务往往被低估，这一建议在当时并未被德国立法者所采纳。）为了避免消费者在消费中过于乐观、缺乏理性思考，许多发达国家均赋予了消费者在消费信贷中的撤回权，给予消费者一定期限，让他们冷静下来重新考量他们的行为。欧盟于1986年出台了关于消费信贷的指令，明确规定了消费者的撤回权。[23]另外，在德国、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有类似规定。

（五）代表性启示（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

代表性启示是指人们往往会依据所描述的特征对被观察事物进行区分，在判断的过程中常常会受到事物的典型特征影响的趋向。例如，当我们看到某个人衣衫华丽，就会认为他是儒雅富有之人，相反，当我们看到某个人衣衫褴褛，就会认为他是粗俗贫穷之人。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常常会以貌取人。消费者在电视购物中容易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代表性启示。消费者面对电视购物中的长时间、高频率的引导性的广告宣传，往往会被表象蒙蔽而作出错误决策。

五、结论

行为经济学对于我们分析和论证消费者撤回权制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其以“非理人”假设对传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取代，成为了消费者撤回权正当性研究的重要理论根据，解释了消费者撤回权与契约自由冲突的根本所在。消费者撤回权与契约自由原则的冲突的问题在于契约自由原则的缺陷，我们需要做的是对契约自由原则甚至私法理论加以修正，而非对消费者撤回权进行回避。当然，行为经济学仅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微观的人的行为，分析心理因素对决策的影响，它并不能用于解释全部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有时甚至也不能用于独立地解释某一现象。所以，行为经济学作为研究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重要理论根据也存在其局限性，要完成消费费者撤回权正当性的论证还需要借助其他理论。

注释:

[1]Cf. the proposal by Heck， published in the proceeding of the 21st German Lawyers day of 1891，2nd. Volume， p. 180-182.

[2]Hire Purchase Act 1964 （UK）.

[3]Cf. Auslandinvestmet-Gesetz， concerning inter alia the sale of foreign investmentshares.

[4]张学哲．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与合同自由原则[J]．比较法研究，2009（6）:62 -73.

[5]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二十世纪民法回顾[J]．中外法学，1997（2）:13-27.

[6]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25.

[7]魏建．法经济学：分析基础与分析范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8]徐国栋．民法是私法吗？[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3）:119- 120.

[9]周林彬，黄健梅．行为法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聚焦经济理性[J]．学术研究，2004（12）:63-72.

[10]王光宗．民法上的人及其人性透析[J]．时代法学，2008（1）:41-47.

[11]李树．行为法经济学的勃兴与法经济学的发展[J]．社会科学战线，2008（9）:76- 82.

[12]Sendhil Mullainathan & Richard H. Thaler， Behavioral Economics （September 2000），MIT Dep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00-27，Available at SSRN: ssrn. com/abstract＝245828 or doi:10. 2139/ssrn. 245828.

[l3]Russell B. Korobkin＆Thomas S. Ulen， Law and Behavioral Science: Removing the Rationality Assumption from Law and Economics，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88，No. 4，Jul.，2000，p. 1113-1123.

[14]徐国栋．民法私法说还能维持多久—行为经济学对时下民法学的潜在影响[J]．法学，2006（5）:3 -17.

[15]Cf. Claire Souren， the Efficiency of a Cooling off Period， P. 32，available at: emle. org/_data/Claire_Souren＿一＿The Efficiency_of_a_Cooling_ Off Period. pdf.

[16]陈卫佐．德国民法总论[M]．法律出版社，2007:240.

[17]Sect. 20，Sect. 21，The Timeshare， Holiday Products， Resale and Exchange Contracts Regulations（2010）.

[18]Art. 6，Directive 2008/122/EC， Official Journal， 03/02/ 2009.

[19]Cf. Consumer Affairs Victoria， Cooling-off period in Victoria: their use， nature， cost and implications， Research Paper No. 15，Jan. 2009，P. 13.

[20]Sharon Oster & Fiona Scott Morton，Does the Endowment Effect Exist in a Real Market?，Jun. 2006，available at：else. econ. ucl. ac. uk/conferences/consumer-behaviour/scottmorton. pdf.

[21]Sect. 43，Motor Car Traders Acts 1986（Vic）.

第7篇：行为经济学概念范文

[关键词] 经济学范式 新制度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交易费用 经济人假定

一、经济学范式的界定

范式是哲学家库恩1968年提出的，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它有两层意思:（1）科学共同体的共同承诺集合；（2）科学共同体共有的范例。它可以简化为一种约定或是范例。因此，范式可理解为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范式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共同的基本理论、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种自然观。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出来。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及其行为方式。

范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1）有一套独特的基本前提假设、概念体系、理论方法，有足够的容量，被信奉它的理论家用来解释各种理论问题。（2）能持久地吸引相当一批理论家在其基础上进行研究。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经济学范式就是经济学界对如何看待研究对象的方式和视角的选择和界定，它决定了经济学家们如何看待对象、把对象看成什么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学流派、经济学体系等价。它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它是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然而，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却有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一般范式，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相互关系、侧重方面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二、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及其不足

从19世纪70年代起，经济学经历了一场边际革命。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边际革命的影响，马歇尔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其中运用边际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给，核心是均衡价格。由马歇尔奠定的这一流派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古典经济。新古典经济学部分地继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两者相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变窄了。首先，研究对象范围变小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对象局限为经济领域。另外，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逐渐遗忘了斯密对社会分工的洞见。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假设为前提的范式。这三个假设为:（1）完全理性假定；（2）完全信息假定；（3）最大化假定。按照这种假定，经济人“总是用敏锐的眼光，对面前的一切都深思熟虑。他不仅明白自己当时面临的选择范围，而且对未来的选择余地也了如指掌。”（刘世锦，1994）。但这种完全理性只能存在于理论抽象之中，实际生活中，完全理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三种假设均存在着不现实性：（1）完全理性不现实――现实中总存在“有限理性”；（2）完全信息不存在――现实中往往“信息不对称”；（3）现实中很难做到利润最大化。此外，新古典经济学也存在不足：（1）忽视了制度，将企业看作是一只“黑箱”；（2）对经济学的分析停留在一定的时点上，将时间看作是不变的；（3）交易成本为零。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修正

1.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理性假设的修正

任何理论体系都建立在某些前提之上，因而对理论前提的批判，往往最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理论创新。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们曾嘲笑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认为新古典体系的理论前提不符合实际。新制度经济学最大的创新，是对新古典理论前提的批判和修正。

新古典经济学以经济人这一基本假定为前提，认为经济人的活动，为经济运行及发展提供了长久动力，也构造起市场经济的坚实基础。但是它没有对经济人展开具体的分析，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无处不在的隐含的前提而存在。在这一点上，科斯等人不同意新古典的看法。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他们都强调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实际的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第一，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不是抽象的经济人，而是现实中的具体的经济人；第二，经济人在理论体系中不能只是一个隐含的前提，而应该对其展开具体的分析。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中，人们开始研究面对的是“一个存在制度与正的交易费用的真实世界”，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上的抽象世界。在这个真实世界里，经济人是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西蒙所坚持的有限理性观点，即：人们只具备有限的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正如诺斯(2002)所说的那样，“我们实际上只能拥有不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

在科斯、威廉姆森看来，首先，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只具有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其二人对环境的计算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有限理性是交易费用理论所依赖的认知假设。有限理性概念中的主观理性部分导出了最小化（交易费用）动机，而对认知能力有限的认识则鼓励了对制度的研究。其次，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既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利他性突出表现为非财富最大化动机，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往往具有集体行为偏好。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人们往往要在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进行权衡。这种权衡过程实质上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均衡点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总之，由于了完全理性和单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定，也就从根本上修改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同时，这也把经济人行为分析引入制度理论体系。

经济人的有限理假设引发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第二个假定，经济人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威廉姆森提出来的。他认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采用非常微妙和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1987)。这主要包括两层含义：（1）由于现实世界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经济人就会根据个人目的筛选对己有利的信息，扭曲对己不利的信息，如撒谎等；（2）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一旦经济人发现有机可乘，就会不遵守或违背契约。如果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他可以洞察一切可能发生的他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但修正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他不可能获得所有必要的信息，即使获得了这些信息也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机会上义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机会主义这个概念其实是对经济人假设的第二个原则自利原则的拓展。它把“用诡计寻求自利”这种情况包括进去了。经济人人性假设机会主义的说法在诺斯制度变迁理论当中，是处处可见的。诺斯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中，利用修正了的人性假设，讨论了旨在减少相应交易成本或者降低生产成本的替代性契约安排的产生。

2.对新古典经济学中零交易成本假设的修正

在新占典经济学的理论里，由于是完全信息假设，经济人获取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费用，所以，非零交易成本的假设是不存在的。诺斯对零交易成本的现象曾讥讽：“从经济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这种新古典公式似乎可以解释一切有趣的问题，其中包括：世界是和谐的，制度不存在，所有变化都可以通过市场的完全运行来实现。简言之，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

交易成本是科斯在《企业的性质》里提出来的。科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假设交易费用不存在是不符合现实的。在他看来，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发生交易活动需要成本。这就是交易费用的最初含义。这个概念修正了新占典经济学范式的零交易成本的假设，使经济学的假设更贴近现实了。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修正之一。

交易费用的概念一提出来，立即在新制度经济学各个理论分支，包括制度变迁理论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然而，对交易成本概念的界定，不同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诺斯认为交易成本“取决于对复杂的价值尺度进行测度的成本、人绩效的估算成本以及执行合同的成本”（2002）。事实上，在制度变迁理论中，非零交易成本假定具有核心的地位。诺斯认为，制度通过约束和惩罚给经济中交往的人们以明确的预期，从而降低了由人类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引起的不确定性的程度，而不确定性程度的降低则表明获取信息成本的减少，也即交易成本的降低。这样通过引入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就为解释制度功能找到了理由。

四、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修正的意义及局限性

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确立了制度在主流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从以上分析我们了解到，新制度经济学范式也提出了三个基本假设:（1）有限理性假定；（2）机会主义假定；（3）交易成本非零假定。在该假定的基础上，新制度学派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其中，最突出的是提出和确立了新的基本理论命题，即全方位地论证了制度是经济中的内生变量，探讨了制度变迁规律及其对经济发展和运行效率的影响，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尽管人们对科斯定理的理解及其表述多种多样，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基本命题的看法上却完全一致，即制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功能就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制度能够提供激励机制，制度还能减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等。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甚至认为，制度所执行的功能具有经济价值，每一种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经济价值。总之，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而人类社会之所以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稀缺。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解决的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稀缺及其配置问题，那么新制度经济学就是要解决制度稀缺及其创新等问题。

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内展开的，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理论局限性。例如从其理论逻辑看，在“经济人”基本假定方面和“制度节省交易费用”基本命题方面都存在悖论。在经济人基本假定上，新制度学派的确比新古典学派更接近现实，但他们说的具有有限理性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仍然不是现实中的真正的人，与现实仍有很大的距离。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舍弃了很多人的社会特征，仍然从人的一般性来分析抽象的个体。简言之，新制度学派一方面希望突破新占典的局限，从人的实际来研究人，一方面又受新古典的局限，不可能正视人的社会性；一方面改良了经济人的非现实性特征，一方面又拘泥于超现实的经济人假定，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一大悖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命题也存在悖论：一方面，制度确实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制度又是一个成本高昂的经济变量，难以预料的制度成本甚至很可能抵消制度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因此，对于制度降低交易费用，不可绝对化理解。对制度的成本或代价，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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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龚唯平:新制度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J].学术研究，2003年第1期

[3]道格拉斯・C・诺斯: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5期

第8篇：行为经济学概念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社会学，“经济人”，方法论

人与社会是社会科学各科共同关注的问题，但不同的学科对二者有着不同的观察角度与认识，经济学和社会学尤其如是，甚至其作为学科的分野，与其说是从关注领域的不同，不如说是在于观察维度的差异，或曰方法论上的差异。对“人”与社会的不同的预设可以说是构成二者方法论上差异的根本所在。在学科的界限开始日益模糊的今天，社会学与经济学也在逐渐相互借鉴对方观察世界的角度，修改与完善自己认识的前提预设，从而也形成许多跨学科的“研究规划”与“准学科”领域，使认识更加全面、真实。本文回顾了经济学与社会学方法论背后隐含的对“人”及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的前提预设，在此基础上思考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相互借鉴的意义。

一．经济学与社会学方法论中关于“人”的不同前提预设

经济学已经发展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学科，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革命，再至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学派，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几次革命，有了很大发展，但所有这些理论的背后，都没有离开一个从古典经济学分析开始便确立起的前提，也即其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个体主义心理学的，并且其对人的认识有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前提假设。

“经济人”的概念被归认为是从亚当·斯密开始，体现“经济人”思想的《国富论》出版的时代（1776年），正处于英国工业革命的背景，斯密对这一理性、利己的经济人模型的运用与其对自由放任经济，国家不干预政策的主张是分不开的。其实经济人思想的形成更早可以回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运动中，“利己”被作为人之本性就有被宣扬[1]，启蒙运动中，理性受到了更大的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也被提到更高的地位。作为启蒙思想家之一的斯密，其着作中之以人的利己性、理性为出发点，其实是对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人参与权力的一种强调（蒋自强、何樟勇,1998），因为在理性经济人基础之上，国家的放任不干预、一个自由竞争的环境，才最可以使社会秩序得以确立，他指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亚当·斯密,1996,252页）

“经济人”在被发展成为经济学精典的基本假设后，主要包含了这样一些内涵：一是人的自利性，每个人要为自己打算；二是利益最大化原则；三是人的完全理性假定，即人具有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对面临的一切备选方案具有完全的信息、具有完全内在一致的偏好会做出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偏好（或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的选择。“经济人”在发展中逐渐成为一种建立数学模式的工具，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确切的、模式化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才使经济学能够向数学化、精确化的成熟学科体系迈进；但同时也不应忘记，在“经济人”产生之初，或者在斯密的“经济人”中，这样一种假设的思想是深深根植于对个人自由、不干涉政府、自然演进的经济秩序的追求的价值判断之中的。

社会学则恰恰产生于一个不同的思路。它作为学科的确立要晚于经济学，起源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19世纪30年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时期，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描述到：“在欧洲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在1815年至1849年之间那样普遍地恐惧——和希望——革命的”。社会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革命后动荡的社会中对于社会秩序重建的需要变得十分迫切，侧重于普遍规律与秩序研究的学科——社会学，创建起来，而其作为一门学科在19世纪下半叶的发展则主要是当时一些社会改革协会所从事的工作在大学里的制度化（华勒斯坦，1997，20页）。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接受了实证主义信念，并将社会现象同自然现象相类比，将社会也看作一个有机体，社会现象被看作完整社会体系中相互联系的某种功能，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简单个人的组合，不能从分析其构成的个人（如经济人）的方法来分析社会整体；至正式确立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更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社会事实，是先于个体的实在，外在于个人意识，并强制性加于个体意识之上的。在迪尔凯姆，人之于社会，正如细胞之于人，社会一经产生，也就成为与个人不同的一个更高的独立的层次，与个人服从不同的规律，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迪尔凯姆提出，一种社会事实只能由另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而不能还原为个体层次理解。

虽然在19世纪末，西方文明走向一个新的人文主义，反实证性的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成为社会学中的另一个传统，但对秩序问题的关注以及实证主义的继承，使社会学的研究更多地还是在整体层面展开，组织、制度、结构、角色的概念是社会学主要关注的对象。正如亚历山大（2000，8页）概括的，“社会学家之所以是社会学家，是因为他们相信社会模型的存在，社会模型是由个人构成但又独立于个人的社会结构。”在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的基于整体主义立场的研究将社会模型视为先于任何具体个人行动的存在，任何个体行动都受到先前存在的结构导向力量的作用；反实证主义的理论更多基于个体主义的立场，但也常常基于承认社会中存在超越个体的结构，只是认为这结构是行动者在个体不断交往中创造出来的。个人特质与人性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都在社会过程中不断变换，被剥离出的是场景和与此相应的身分角色，个体只是这些社会场景中各种身分的集合体（汪丁丁,1998）。

这样，一方面，产生于对社会秩序建构的实际需要中的社会学更多关注到制度、社会结构等的实体性以及社会条件对个体行动的制约，人被放入社会关系和结构中去理解，沿承于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从宏观到宏观，以整体概念解释整体概念的方法很大程度左右了社会学研究者的思维，对这一点在西方社会学70年代后的反思中也开始提出批判，认识到社会学忽视“人”的因素，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不足；另一方面，经济学恰恰相反，它始终以“经济人”假定为出发点，以基于个人的微观分析为基础，自边际主义革命开始，引入了其特有的分析工具，将导数的概念引入经济学研究，以后发展出各种的数学模型，日渐走上数学化精确化的道路。而这种假设中的“人”，是很模式化的、一致的、理性的“生物人”，且与市场经济密切相联的，其与现实世界中人的不相符也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受到了诸多挑战。概言之，关于经济学与社会学对“人”的观察点，如果借用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先生在经历了几十年实地研究后对社会学研究作出的反思：社会学过于“只见社会不见人”（，1992），那么可以说经济学始终是只见模型的“人”不见真实的人。

二．回溯在社会学与经济学学科分立之初

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1997，4、8页）中指出，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出现于十九世纪，但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学科结构中反映出的思想多元化才在大学确立。在早期的学者，如斯密、马克思、韦伯的研究中，并没有严格在后来所说的独立学科的框架中工作，他们都关注个人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问题，其思维方法也是较为综合的。

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斯密的原着中，其实并不是完全理性、自利的。首先，斯密的确接受了孟德威尔把人的自利性看做社会发展动力的看法，但他并没有认为人的行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导着，他的《道德情操论》便论述了人的道德方面，在斯密，人是利己心与同情心共存的。第二，关于斯密对“经济人”理性的界定。哈耶克指出：“亚当·斯密及其信徒们根本没有作此假定（完全理性假定），要说他们认为懒惰、目光短浅，恣意挥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过环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经济地或谨慎地调整其手段来实现其目标，或许更加符合事实”（哈耶克，1989，11页）。斯密指出“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受到的两方面约束，一是来自于人本性中的内在道德约束；另一方面是来自于外在法律的约束。其实，在斯密眼里，人具有自利性和社会性双重本性，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原本没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和社会学家韦伯（其主要教授职称都是经济学职称）。（汪丁丁，1998）。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是方法论上个人主义的。韦伯继承了伏尔泰人的自由意志的观念，但在研究态度上又坚持实证主义科学程序的客观性，他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个人主体的社会行动，而将个体化与类型化的方法结合起来，并将意义理解与因果说明结合起来。韦伯解释社会学中的“社会行动”，是“行动的个人赋予其行为以主观意义，行为考虑到他人的行为，并且在其行动过程中也是以他人的行为为目标的行动”，这表明在韦伯的研究方法中，首先，其出发点是个人主义的，个人及其行动是研究的基本单位；第二，个人赋予行动以意义，这种意义是主观的，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自觉地（理性地）意识到的行动的目的和价值；第三，行动以他人为目标，是将社会关系考虑在内的。也就是说，这种行动是社会中的行动。可见，韦伯的研究中，个人及其行动是被作为基本出发点的，他对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始终遵循方法论个人主义，如同“国家”、“人民”、“社会”这样的抽象概念在韦伯并没有实际的意义，他认为人的社会行为有规律性，但是没有独立于主观意识之外的社会规律，只有通过理解人的行为可以找出社会现象的规律并对人的行为加以预测。

早期研究者所持的人性的双重态度以及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逐渐被极端化了，也构成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野——前者日益极端地坚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则，后者日益极端地坚持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原则（汪丁丁,1998）。而在学科界限日益模糊的今天，社会学及经济学家又重新认识到这种极端走向的弊端，均开始对自己学科的方法论或前提预设进行反思。

三．经济学对“经济人”预设的修正与发展

在经济学界，“经济人”的假定近年来遭到了多方面的批评而被不断修正，这主要来自对“利益最大化”、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等的质疑。

1.关于人性：针对经典“经济人”的完全利己主义，20世纪20年代起，行为科学家们分别提出了实利人、社会人、成就人和复杂人等人性假设，提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不仅仅要追求经济利益。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获得一种无形资产或满足自己更高层次的需要，人类的最终利己目的则可以表现出利他主义的行为，西蒙指出，“这种利他实际上意味着明智的利己”。这些努力力图使“经济人”这种抽象的人更接近于“真实的人”。

2．最大化假设：行为经济学派莱宾斯坦提出X（低）效率理论，认为个人的努力或行为不是一个常量，与压力相关，通常情况是：由于动力（也可能是压力）不足，人们只是把一部分精力用于作出合理决策所必需的信息上，而让决策同时也依赖于习俗、惯例和道德规范等方面，并不努力追求极大化。（杨春学,1997）。

3．对理性假定的修正：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仑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学分析，认为生物本能只是人的经济行为的原始根源，真正决定行为的主要力量是“制度”。新制度经济学用“有限理性”取代了“完全理性”，指出来自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制度的约束等对完全理性判断的制约。提出用“满意解”代替极大化的追求。诺斯更将意识形态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强调意识形态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弥补产权结构的不完全，对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构成约束[10]。

4．对经济人应用范围的扩充：发端于本世纪50年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的概念扩充到了非经济分析。它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经济行为还是政治行为，其结果都应从人类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其行为的基础都是利益的互换；另外，人的本性是一样的，无论处于什么位置，追求私利与个人效用的最大化都是最基本的动机。布坎南将此归结为三大要素，即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人的经济学和交易政治学。

对“经济人”假设的修正说明西方经济学已开始注意到人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动物，而且还具有情感、道德伦理观念，并受到社会规则的制约，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新经济人”的概念（杨春学,1997），一方面，把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行为领域的分析，从而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另一方面，结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新的学术成果来修改新古典经济人模式中的完全理性预设，发掘出约束经济人行为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层含义。但应当指出，从以上分析的“经济人”假设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经济学对“经济人”的所有修订始终是站在对经典“经济人”假设加以约束条件的立场上的，它使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考虑一些他们不曾考虑到的有关因素或领域，使“经济人”的概念更为丰富，而不是否定“经济人”模式；恰恰相反，对这一概念的修正本身构成了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基础。“经济人”仍是全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假设与出发点。

四．当代社会学方法论中的新趋势

二战以后社会学中心由欧洲转移到美国，便与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实用主义将世界看成开放的，其特征是不确定性、选择性、创新及可能性；其关于人的概念，不再是服从自然规律的客体或独立于社会过程的旁观者，而是行动者，通由与其他行动者组成的环境的互动而成为其自身。社会学中心移至美国后，40到60年代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一直占据主流，他对社会学理论全面回顾之上试图调和实证反实证主义、个人与整体等的对立，建构起以意志为起点的社会行动理论，并引入了功能分析模式作为社会学的分析工具。帕森斯过于庞大的理论构架使其流于空泛，60年代后在对其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理论多元化的局面，再次围绕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展开争论。符号互动、现象学、俗民方法论、交换理论等微观及更具人本主义倾向的社会学理论开始得到发展。人本主义的社会学强调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偶然性，人的自由意志、能动性、非理性受到重视，“理解”的方法与“价值”问题被提出。

7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学表现出一种衰落，以法国、德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学家对美国追求普遍主义的思维逻辑提出质疑，从不同程度上批判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更加采取带有强思辩色彩的人文主义方法论，以一种新的方法论个体主义，显示出主体哲学、文化解释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张扬生活经验与行动实践的多样性，关注人们的情感、认知、理性等领域，注重通过理解、解释来剖析社会现象和建构社会理论。70年代末80年代以来社会学理论的“新综合”以“综而不合”为特征，即更承认社会科学对象的复杂多变，不再试图创造一个单一的中心性理论，而存留多元化的综合。

五．经济学与社会学视角的相互借鉴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学是以个体主义的心理学为出发点的，“经济人”概念的发展很好体现了经济学的方法论特性；而起源于对社会秩序关注的社会学，个人的自主性被放入“秩序”中理解，各种理论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展开。在学科发展中，一方面，经济学对人的认识从全智全能、信息完全、无制度约束的“经济人”到将人看作社会的、有限理性的、受制度与文化约束的有选择的主体；另一方面，社会学开始反思自己宏观整体的方法论的不足以及对人主体性重视的不够，出现面对复杂社会的多元化的理论综合。那么，基于经济学与社会学对人与社会认识的不同视角，二者能够相互借鉴些什么呢？

首先，个人主义与社会实体性的立场：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是对西方长期以来所奉行的个人至上主义哲学的方法论的反映,其背后是一种对个人自由观的坚持与功利主义的哲学基础。社会学70~80年代后也出现了更多人本主义倾向，开始更加关注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看到“人”是社会秩序的“活的载体”。但可以看到，这两种个人主义的视角还是有所不同的，经济学的个人主义不仅有实证角度的含义，即将社会问题都归结为个人面临的可选择方案及其选择；还包括了规范角度的含义，即含有价值判断的意义，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行动的权利，应该将权力交给个人自身来做判断，人类的无知是绝对的，任何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克服个体理性有限性的最佳办法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充分地参与经济活动，让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方向上“试错”。而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参与经济活动的最佳体制就是市场经济体制（蒋自强、何樟勇,1998）[11]。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在逐渐向人文主义回归，人的主体意义与个人独立、自由的观念是时代必然的潮流，“只见社会不见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与解释当代的社会是不够的，只反思到人在社会结构构建中的作用也是不够的，社会学在承认社会是实体有其运行规律的同时，在认识社会实体中体系因人的行为而发生效用之上，还需要反观到社会的目的，即个人的需要与个人的主体性本身，更多借鉴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其他学科成就，使社会学理论不会流于空泛，而更具有实际意义。

但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对个体理性、自利性、极大化原则的强调，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在群体之中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将社会利益看作个人利益之和的假设已经被事实所批判，因为个人行为的理性最大化决策往往会产生集体的非理性。现代制度经济学派引入了制度因素，试图用搏弈理论来协调个人与集体的理性，但其所谓的制度约束主要是指产权制度，引入数学分析一些新的参数。社会学对于制度的研究却非常丰富，它对于人的认识始终是将之置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中来看的，并强调社会独立于个人存在的实体性，其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是简单个人的加合。经济学对制度结构的忽视为社会行动者提供了一个非现实的或虚伪的唯意志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的个人主义理论并没有使自由成为现实，“它忽视了社会结构对自由的实际威胁，同样也忽视了社会结构对自由可能提供的巨大支持”（亚历山大,2000），这恰是社会学所能提供的。

其次，经济学对人的认识是抽象的、理想化的、表述明确的，这使得经济学方法是数学模型化的，其发展是继承与修正性的，是不断深化人们的思维的过程。而社会学注重人的复杂性、非理性，方法是描述的、模糊的，理论是综合而且是多元综合共存的，其发展使人们的思想与认识得到丰富。经济学的理想化及统一的数学语言使其学科一脉相承，从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的发展最可以看出它学科的继承性，其发展的累积性。社会学理论则由于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常常缺乏逻辑性，尤其是对于前提条件的忽视，使许多研究的根基就不明确，难以对话，更缺乏继承性。社会学实证主义的范式中，随计算机与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的发展，定量分析的应用也日渐广泛，但这种定量化只是利用了统计技术，其前提假设仍不清晰。所以，看到人理性的一面，适当取舍与精确化所观察问题，尤其是明确研究的前提假设，是社会学应当从经济学中得到借鉴的；而社会学则为经济学对人性认识的丰富提供了可能。

最后，无论经济学还是社会学，在其学科制度化的过程中，总是导致了对现实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排斥，回思学科分立之初，无论斯密的“经济人”还是韦伯对社会经济的研究，都包含了对人性本身的意义的思考，和强烈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怀。目前对客观性的一种偏见是将客观性与绝对的价值中立等同起来，其实韦伯便认为研究中要将人的行为与其价值目的联系起来考察，他也不回避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其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中立”便是与立题和结论应用中的“价值相关”结合在一起的。同样，传统理性经济人，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权利强调的基础上的，与经济管理中从生产者积极性调动的角度对“人的因素”的强调不同，后者是功利性的，人被看成了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要返回古典废除学科分工，但从其历史发展来反思与借鉴是有益的，它使理论的发展更具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董建新，1999：《“经济人”的界说、理论分析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亚当·斯密，199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出版社，

布洛克，1997：《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出版社

华勒斯坦，1997：《开放社会科学》，三联出版社

亚历山大，2000：《社会学二十讲》，华夏出版社

汪丁丁，1998：“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2：1-11

，1992：“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中国人的行为与观念》，天津人民出版社

哈耶克，1989：《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诺斯，1997：《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

第9篇：行为经济学概念范文

内容提要: 商法是企业法的学说，是近30年引起广泛争议的一个论题。文章从对企业概念的梳理入手，详细介绍了企业概念在经济学和法学领域的不同表象。并分析了为什么出现此种不同的认识的基本理论依据，即在经济学领域，仅仅把企业理解为一组契约，不具有实体地位；在民法学领域，企业已生成为权利客体；发展到商法视域，企业更是成长为权利主体，这就是商法是企业法之认识的基本来源。但是，目前，商法调整对象还无法实现从商人到企业的转变。

一、企业概念的经济学阐释

严格说来，企业不是一个完全的法律概念。[1]企业这一概念原本是由会计人员发明的，但是，随着企业逐渐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首先对其进行科学而系统地研究的却是经济学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企业都是游离于法律概念之外，而基本上属于经济学上的概念。由此，我们的考察将从经济学开始。从严格意义上讲，企业理论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学界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和不满中发展起来的，以现代企业理论的观点看，新古典经济学是没有企业理论的，[2]因此，企业理论是现代的产物，企业理论亦即现代企业理论。不过我们要探讨的企业的概念问题，并不限于这种严格意义上的企业理论中的思想，不仅包括现代企业理论，而且可以追溯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1.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企业的定义

新古典理论是在过去大约100年的时间里建立起来的。这种理论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待企业，按照美国学者曼斯菲尔德的说法是：“简单地说，企业就是生产商品和劳务以供销售的单位。与福特基金会那样不追求盈利的机构相反，企业是尽力创造利润的单位。”[3]因此，在新古典理论看来，企业是一个生产单位，它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其功能是把土地、劳动等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进行投入并转化为一定的产出。[4]

2.法律与经济学派对企业的定义

法律与经济学派作为西方新制度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在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基础之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个理论流派。在这一学派中，关于企业的定义，有两种影响较大的观点：一是科斯的定义；二是詹林和麦克林等人的定义。

科斯对企业的定义是以交易费用为其理论支柱、并运用市场与企业的比较方法来进行的。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指出，市场的运行是存在交易费用的，为了减少市场运行而存在的交易费用，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即企业便产生出来了，企业之所以替代市场，是因为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要比市场内的交易费用小。科斯认为，“企业的显著标志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它可以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交易，从而减少了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界指挥生产。[5]显然，科斯基本上把企业理解为一种与市场协调机制有相同职能并且更具有节省交易费用的组织。

在科斯对企业的性质进行开创性的研究之后的半个世纪，人们对企业“性质”的兴趣日渐浓厚，并形成了解释企业性质的各种理论。在这些各式各样的企业理论中，能为大多数人接受并具有影响的为企业的契约理论。首先提出企业的契约理论并对企业的契约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为阿曼艾尔奇安和德姆塞茨。他们首先从企业的投入要素入手，认为企业是各种要素（包括劳动、土地、资本）投入者的联合。美国学者詹森和麦克林则进一步认为，企业为了实现其生产功能，需要从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那里获取生产要素。据此他们认为，企业是这样一个组织，它和其他大多数组织一样，是一种法律虚构，其职能是为个人之间的一组合约充当“连接点”。这一组合约是在劳动所有者、物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提供者、产品的消费者之间建立的。[6]

二、企业概念的法学理解

在立法上，各国基本上不对企业概念作出法律上的界定，也极少从法律主体甚至组织体意义上使用企业概念，而是从不同角度出发使用企业概念，从而使企业概念表现出不同的含义。

1.企业的法学概念

在德国法律中，企业的概念并没有被统一规定在哪一部具体的法典、法规之中，有关企业的法律问题，许多法律都涉及。德国著名学者海德曼指出：“近年来，企业已慢慢地占据了研究者头脑中原先企业主的位置。一个崭新的权利人顺时而生，也许会成为重新构造私法体系的主导概念。”[7]

德国学者里特纳认为，企业这个法学概念含义不明，因此有必要将它从广义和狭义上予以区别。广义上讲，企业是“一个人的单位”，即为独立的意思表示单位、行为单位和生产单位，它为人们提品和服务，在市场经济的规则下与其他企业竞争。[8]涉及经济学上的和经济法上的企业概念，须从整体上定义。当现代经济意义上的立法谈及“企业”时，指的是这个主观的、独立的单位。这些立法使用企业这个词，与“主观性的特殊形式”无关，与企业形式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无关，而仅仅涉及整体经济的功能和调整。与此相对应，狭义上讲，企业为“质的有体物”，具有民法和商法上的意义，即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或商事企业可被继承、买卖和出租。里特纳认为企业是企业形式的权利对象（虽然是非常特殊的形式），企业形式将企业的主观性具体化。因此，正如科施密特所说的那样，企业形式是“企业全部权利、义务的归集主体”，而企业是“这种整体上归集的连接点”，“一个企业有必要被赋予一种企业形式，一个企业形式有必要归于一个企业”。[9]

20世纪20年代以来，法国社会法学者们已经采用了社会实体这一概念，认为企业就是一种社会实体，是一种基本的甚至是最基本的机构。在当时流行的企业政治理论中，有两种将企业视为法律的课题，也就是说将企业当做财产的一个因素来分析，另外两种则将企业看做法律的主体，使企业成为人格化的社会经济细胞。[10]

法国学者Durand认为企业是企业主、职员、动产、不动产及其他各种财物构成的类似于国家的协同体。这里所谓协同体，指在一定的职位阶级制度下工作的职员的组织体。所以Corniot的法律辞典中指出，法律上还没有对企业下定义，学者一般在企业系进行生产的经济单位这一点上看法一致，企业的本质是用于组成一个作业班而结合在一起的人们的活动，为了达成特定的经济目的的组织体。企业经常与经营作为同义进行使用。[11]Despax在1957年的著作《企业与法》中，详细考察立法、判例以及学说后认为，“企业的法律概念应当这样理解：构成企业的两个细胞，即经济的细胞和社会的细胞紧密地结合形成了独立的组织体。经济的细胞是生产所必要的物的要素的结合，社会的细胞是将经济细胞的物的要素进行活用的人的要素的结合”。这是现今在法国学界具有支配地位的学说。

在日本，石井照久教授认为所谓企业，“是指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下的一个统一的、独立的经济单位，在带有持续性的、有计划的意图之下进行的资本的计算方法来实现营利行为”。大隅教授认为，“企业是遵从一定的计划，有着持续性的意图，实现营利行为的独立的经济单位”。[12]

企业，与消费经济的家计不同。以一定的金额（即资本）从事经济活动，以该金额作为基础进行收益的计算，在所谓资本的计算下以财产增值为目标的营利经济，这一点是企业的特点所在。

2.民法中企业的概念

在民事立法上，企业始终是被作为一种特定的财产集合体对待的。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555条规定：“企业是企业主为企业的经营而组织的全部财产。”在俄罗斯法律中，企业也在作为交易客体的财产意义上被使用。如《俄罗斯民法典》第559条第1款规定：“根据企业出卖合同，出卖人有义务将企业作为财产综合体整体移转于买受人所有，但出卖人无权移转于第三人的权利和义务除外。”[13]因此，企业在民事关系中是一种纯粹的客体存在，是物的范畴而非人的范畴。在欧共体条约中，则出现了直接用企业概念代替公司、法人等概念的现象，表明了欧共体对企业作为法律主体的认同。

企业是含有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只作为权利客体的一定财产综合体，这种财产综合体属于企业主。这是由德国法学家提出来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文献中得到广泛承认的传统法学概念。[14]

3.商法中企业的概念

“企业”是商法长期沿用的一个术语。1808年《法国商法典》第632条有关商业交易的条款就列出了生产、供应等一系列“企业”，并将“涉及企业的商业交易”与个人之间的商业交易并立，而且指出，只有当“涉及企业的商业交易”在企业业务范围内，并作为其组成部分时才具有商业性。[15]

在商法上，因为商事关系的特殊性及商法快捷、简便、迅速等基本原则的要求，商事立法赋予了企业一定的人的色彩。一般认为，商事主体创制的企业要想存在，需要由下列要素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统一结合成一个组织体：第一，是企业设施、加工材料、生产用具、商品仓库等物的要素；第二，是与顾客间产生的赊销价金及其他继续供给的债权，与其他商主体的信用关系，与受雇人、土地或房屋的所有人之间的雇佣或租赁等无数的法律关系；第三，是基于商标、商号、专利等所谓的无体财产权的特殊利益；第四，是企业特有的技能或熟练技术与基于此而产生的良好信誉等事实上的利益。[16]据此，商法上的企业范畴实际上是一个通过企业组织起来的权利、法律关系和事实关系的统一体。

日本学者田中诚教授认为，商法中的企业是：为了获得不定量的利润（收入和支出的差额，也就是不只是剩余利益，还包括为达到收支平衡而进行的费用充足）有计划地持续地投入资本和劳力，为经济上给付的供给行为，具有这种特别的设施或者是组织的独立的经济单位体。[17]

德国商法学家卡尔斯腾·施密特教授提出，法律上所说的企业的概念，应具备三个特征或标志：第一，独立性；第二，在市场中从事一种获取报酬的法律行为活动；第三，在持续经营中具有计划性和目的性。[18]

三、企业：从经济学的契约发展到法律中的权利主体

1.经济学界——企业是一组契约，不具有实体地位

经济学者一般认为企业是形成生产的组织和发展的基础细胞，从那里出发完成了对于企业的各种定义。这些定义普遍存在两个考虑方向：一是认为企业是以一个组织为前提的，二是认为这个组织以经济生产为目的。企业是一个经济的事实。

自20世纪30年代起，企业的本质问题是经济学界一个热门的课题，企业不具有主体资格成为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认识，乃至发展为现代企业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和分析前提。[19]

在经济学中，现代企业理论是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和不满中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以消费者和企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其厂商理论将企业看做是一个函数，假定其有一个人格化的目标函数——利润最大化，企业也因此成为所谓的“黑箱”。现代企业理论将研究视角深入企业这一“黑箱”之内部，以参与企业的个人作为基本分析单位，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合同）的有机组合，是人们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

或言之，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看做一种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现代企业理论则把企业看做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

科斯基本上将企业理解为一种与市场协调机制有相同职能并且更具有节省交易费用的组织。他在求解企业性质之谜时，开辟了一种以契约分析企业现象的新思路。但与此同时，他也忽略甚至排斥了企业的主体资格。詹森和麦克林则进一步指出：“企业不是一个个体，它是一种法律假设，它可以作为一个复杂过程的聚焦点，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互相抵触的诸多目标会被一个契约关系的框架带入均衡。在此意义上，企业行为就很像市场行为；也就是说，是一个复杂的均衡过程的结果。我们难得会坠入将小麦市场或股票市场描述成一个个体的圈套之中，但我们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把组织视为有刺激和有意图的个人。”[20]可见，其对企业主体资格的否认，颇为明显。企业的契约性是经济学的重大发现和现代企业理论的精髓。就现代企业理论而言，尽管不同论者在分析的侧重点上存有差异，但其共旨都在于视企业为契约，拒不承认企业的实体地位。作为其逻辑结果，这种理论也就不承认企业作为独立主体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和责任。

2.民法学理论——企业是权利客体

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企业几乎包含了一切经营性经济实体和组织，它可以被划分为多种类型，如个体商人、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合作社、国有企业、联合企业和企业集团等。然而在法律上，企业的种类划分并不至关重要，因为，在传统民法中，企业并没有真正的法律上的定义，而且真正的法律上的制度也并不存在，那是因为在传统的概念中企业与作为企业主的人（也就是提供资本的商人）被混同的关系。

大陆法系传统的民法理论认为，法律上企业不是权利主体，法律上的权利主体只能是企业主。把企业作为商人的财产综合体时，最大的特点是把企业作为商人借以成立和实施各种商行为的统一客体来对待，并由此可以将企业进行转让、出租、抵押和继承等，这些都是基于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权利主体。对于企业来说，企业主是法律上的人格，是企业在经济上的主宰和在法律上的代表。对于企业主来说，企业是企业主权利赖以存在的根基，是企业主权利主体资格的依托。

在德国民法理论中，企业常常被看做是物权所指向的标的物——一种特殊形态。尤其在民事侵权法中，企业经营权被视为民事物权的一个部分。它与其他物权一样，受到民事法律规范的严格保护和调整。德国最高法院在多年的案件审理中，始终将企业从事营利事业的权利看成是受民法保护的物权中的一种特殊权利。如果行为人通过违法罢工而导致企业停产，或者通过过失和违法方法损害了企业的营利事业，根据民法的规定，他必须因此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最高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过程中所遵循的民法依据是《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之规定。[21]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法律实践中，企业所有权实际上已经被包含在民事物权中，而企业则成为民事物权所指向的对象。

在现代，虽然理论界和立法机关试图使企业成为独立权利主体的尝试日益广泛地进行，并认为企业可以以自己的名称、账簿、营业执照等来证实企业是一个拥有独立权利的主体，但现行立法和审判实践仍然不承认企业具有独立权利主体的资格，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责任的归属问题。归根到底，企业主应对企业的债务承担全部责任，同时也是企业债务的债权人。

3.商法学——企业是权利主体

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商法认识中，商人和公司、合伙依然作为标准的权利主体，企业是权利客体，商人支撑企业，企业是侵权行为法保护的对象。这是由于在自由主义经济年代，企业主对企业的所有权的权能受契约自由原则的影响仅依企业主的意思支配企业，对于企业主来说不存在独立存在且具有独立利益的作为事业体的企业的概念。所以在这个年代企业与资本或资本的把持者（即企业主）被等同视之。企业主把企业当做与自己其他的财产一样，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经营。企业在某种程度上被企业主的人格所吸收。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企业财产的重要性和从业人员的数量不断扩大，这使得简单的承认企业为社会的、经济的组织体已经不能适应现状了。企业的社会经济重要性决定了，为了实现企业的利益，国家通过各种立法对企业主对企业的所有权权能与契约自由进行了限制，与此同时，为传统的民法所不知的独立于企业主存在且具有独立利益的作为事业体的企业的概念便登上了舞台。承认其为法的主体存在是必然的事情，企业被从企业主那里剥离开来。因此，企业的主体概念的登台实际上完全是法律政策的因素。

商法理论认为，企业是资本或者资本把持者即企业主经营的事业体，这个事业体是由以生产或提供服务为目的的财产的组织体和员工的协同体两部分构成的组织体。而且，企业首先应被视为独立于企业主且具有独立利益的存在。

作为事业体的企业是传统民法所不知的概念。对“作为事业体的企业”的认识，要从经济细胞的企业和社会细胞的企业两方面进行把握。经济细胞的企业是把企业主的所有权作为对象的同时，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公共财产。根据字面，可以看出企业维系的原则是妥当的。与此相对，社会细胞的企业，是一定的职务阶级制度下结合在一起的员工的协同体。这样，从两方面把握企业概念，其中包含着相对立的利害冲突。也就是说，像Koechlin所说的，董事希望最大限度地投资，而股东希望分红，劳动者则希望最大限度地固定收入，债权者希望债权得到满足，消费者希望得到廉价的商品或服务，国家追求最大限度地税收，或是希望经济活动符合国家政策的方向。这些共同的目的都在于生产上。将这些相对立的多种利益给予协调的满足，便是企业的利益。因此，必须对传统民法的原则进行修正。20世纪70—80年代的“危机”时期，特别是这一危机造成的企业关停并转，于是企业成为商法中基本的、多职能的和中心的概念。在法国，则最终由1984年和1985年的两项法律确立了企业的法律主体地位。在商事立法中，企业的概念也逐渐成为构建商法体系的基础性概念。在法学和理论流派中，还形成了一种将企业的概念作为其分析的基础的学派，即支持者甚众的“企业论”派。如今，企业已经在商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22]这样，企业终于从仅仅被作为财产或权利客体看待转变为被作为权利主体看待了。

四、结语

企业一旦发展成为权利主体，“商法是企业法”的学说就应然出台了。有人评价企业说不仅抓住了近代以来商事活动最活跃的因素——企业，也较好地揭示了商事法律关系的两个要件——商主体与商行为的本质特征，因而被多数学者肯定，成为一些国家的通说。[23]在日本，关于商事关系的性质即有企业说。[24]在葡萄牙，学者认为商法最深远的意义在于其特有的法律形式与法律机制，其产生旨在或最初旨在为企业服务。因此，在描述商法是什么及商法倾向于成为什么时，有学者明确提出：商法是“企业法或围绕企业的法律”[25]。法国学者Escarra则干脆建议将商法改称为“企业法”，以强调商主体的组织形式。[26]

这种舍弃商人概念而将企业明确界定为商主体的立法例也已经出现了。如1999年修订后的《澳门商法典》没有像传统商法那样通过商人概念来规定商主体与商行为，而直接将商业企业（或许还应当包括企业主）作为商主体加以规定。

商法是以经济生活为规制对象的法，商法典上存在的商人和商行为的概念，只不过是认识“商法”的法技术概念而已。因此，我们今天在探讨商法是否为“企业法”，更多的也是在今天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下，从法技术和法政策角度来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商法的渊源理念是商习惯，在整体性考察商习惯基础之上，才能真正理解商法。也许将来，商法对企业的绝对完全调整会成为商习惯。也许会演变成经济法学者的观点：商法是传统法律体系和经济法未来远景的过渡阶段。企业法理论可以构思出一种统一的法律关系。但现在说，只能说是也许。

注释:

[1]任先行、周林彬：《比较商法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3页。

[2]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3]曼斯菲尔德：《微观经济学：理论与应用》，郑琳华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66页。

[4]赵晓蕾：《现代公司产权理论与实务》，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8页。

[5]R·Kose，“The Nature of the Firm，”Ecnomica，Nov.1937，p.388．

[6]M.C.Jensen and W.H.Meckling，“Theory of the Firm，”Jouranl of Financial Economics，Vol4，No.3.October，1976．

[7]转引自托马斯·赖塞尔《企业和法人》，赵亮译，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1辑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8、99页。

[8]转引自托马斯·赖塞尔《企业和法人》，赵亮译，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1辑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

[9]转引自托马斯·赖塞尔《企业和法人》，赵亮译，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1辑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

[10]克洛德商波：《商法》，刘庆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4页。

[11]古田龙夫：《企业の法律概念の研究》，北京：法律文化社，1987年，第68－69页。

[12]古田龙夫：《企业の法律概念の研究》，北京：法律文化社，1987年，第70页。

[13]《俄罗斯民法典》，黄道秀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250页。

[14]任先行、周林彬：《比较商法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3页。

[15]董安生等编著：《中国商法总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页。

[16]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104－105页。

[17]古田龙夫：《企业の法律概念の研究》，北京：法律文化社，1987年，第73页。

[18]卡尔斯腾·施密特：《商法学》第4章第1节，译者不详，转引自范健、王建平《商法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93页。

[19]卢代富：《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20]迈克尔·詹森、威廉·麦克林：《企业理论：管理行为、成本与所有权结构》，译者不详，载陈郁编《所有权、控制与激励》，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4页。

[21]该条这样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者，针对被害人而负有损害赔偿责任。

[22]克洛德·商波：《商法》，刘庆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41－46页。

[23]王保树主编：《中国商事法》新编本，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第9页。

[24]王保树：《商事法的理念与理念上的商事法》，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