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与哲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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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教育学与哲学范文

教育是什么？什么才是教育的最根本？我们应从怎样的角度考察教育？所有这些问题都蕴含了“原点”考察的意味。先生正是从这些基本的问题入手考察教育的。但是哲学的探讨有着思想反思的特性，黑格尔在《小逻辑》第二版序言中写道：“哲学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5]先生对问题的考察又是从已有的思想或观念开始的。他说：“我们不仅要思考教育的事实，还要思考教育的观念事实，后者将是我们的重点，毕竟，已有的观念事实能从不同的意义上引导我们深入到更基本上去。”[4］(P7)

先生指出了我国教育观念的以下事实：认为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教育是被政治、经济所决定的；教育是经济的基础，教育是生产力；教育不是别的，是文化；教育就是教育。于是关于教育原点问题的追溯就在这已有的观念事实中展开。

“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然而“我们容易问问同类的命题，经济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政治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是否社会性？”[4］(P7)对政治、经济是教育的决定者，我们要问的是“经济、政治为什么是决定者？它们是决定者，不再被别的什么决定了吗？”[4］(P8)说教育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让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事实：“教育理论依然是那么可怜，它没有自己的语言。”“说教育是文化，毕竟是在由自己来说明自己，‘经济说’、‘政治说’则是拿别人说明自己。”[4］(P11)“说‘教育就是教育’这一带有情感所说的话中所包含的理性的确是有价值的，它至少表明了一个重要观点：从教育自身来阐明教育。”[4］(P16)

先生的反思就是从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中展开，在澄清这些观念本身乃至观念背后深层的政治、文化背景后，那个本源性的问题便凸现出来，亦即教育的基本问题在于教育本身，在于教育的特殊对象——人，这就是教育的原点。

在我国教育及教育学观念的事实中，有着无教育本身的现象，先生称之为“教育对象性的失落”，人们一下子说教育是“上层建筑”，一下子说教育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就是没有教育本身。恩格斯指出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6]。先生指出近年来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正指向教育本身，也就是他所说的“回到最基本”，从教育是上层建筑到教育是经济基础，从教育是文化到教育就是教育，我国关于教育问题的研讨正在回到教育事实本身。

其实，先生所说的从事实本身来说明事物的方法已成为西方当代现象学者研究问题的普遍原则，在现象学学者看来，“教育就是教育”并非无意义的命题，其意义在于追溯教育的本源，面对教育事实，从教育的本质（或范畴）直观中来揭示教育问题[7］(卷4，P266)。

二、哲学寻思：“学问”的过程

古希腊人认为哲学是“爱智慧”，据说，“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词，并称自己是哲学家或爱智者的，是毕达哥拉斯；因为他说过，只有神是智慧的，任何人都不是。”（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生平和思想》卷1第12节）在此，“爱”为追求之意，追求什么？追求真理。亚里士多德说过：我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爱智慧就是爱真理，而爱真理是开放性的追求、探求真理。在这里，智慧是苏格拉底那种“我自知我无知”的状态，只有这样的“无知”才能激起对真理的渴望。因此，智慧是思，是沉思，它保持人们的惊异与深沉，对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之事也能穷究其根由。所以，智慧不同于人们一般的“知”，即使你学富五车也并不一定智慧。勿宁说，智慧的意义即在于敞开人们追求真理的勇气与胸襟。

有人说智慧即哲学，但这里的哲学不等于哲学学说。海德格尔说：“我们长年累日地钻研大思想家的论文,这样的事实也根本没有保证我们在思,甚至根本没有保证我们已准备去学习思。这种研究哲学的活动最为顽固地给我们造成假象:我们在‘弄哲学’就是在思。”[1]弄哲学是占有与把玩哲学知识,它只是在哲学的圈子围绕着哲学转。‘思’是进入哲学,进行哲学思考,是创造性的发问与沉思。

张楚廷先生的教育哲学探究过程正体现了哲学的本性。他说：“学问一词，意即知识、学识。从词的结构看，当把学视为谓词时，‘学问’意即学习着问。这样，学问与‘学问’的含义就有所不同了。可是，‘学习着问’即‘学问’与学问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表明汉语中学问一词有其科学含义，他包含有丰富而深刻的内容。……没有‘学问’，甚至就不会真正有学问。”[2］

的确，学习着问是先生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在《课程与教学哲学》前言中，先生说：“我从事教学四十年有余，而从事教学理论研究二十年不足。大体划分一下，可以说，前一个二十年，练着，欣赏着教学；后一个二十年我琢磨着，探索者教学；近年来，则情不自禁地走到了教学哲学。”[3］(前言1)情不自禁是先生治学境界的由衷表达，而学问的心态则是先生治学境界的基础。作为学生，我留心观察过先生的一些治学方法，记得有几次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会，我与先生在一组，发现先生对开题报告中呈现的问题总是留心思考的，而对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他便一一记下。细想起来，我这个做学生的就觉得羞愧了，因我就没有先生那种在问题面前的专注与谦逊，更没有将问题随时记下以便进一步思考的习惯。

“实际上，所谓哲学意识就是问题意识。活跃的教学就应当是充满了问题的教学，生动的教学就是问题构成的空间。”[4］（P305)

从先生教学的课堂上，我们真实感受到了这种问题空间。先生的《课程与教学哲学》是在给我们第一届博士生讲授后出版的。回想起来，课堂那种问题空间尤在，在这问题氛围的带动下，我这位平时还算内向安静的分子居然也不安静了，对有些问题的讨论，我们甚至争到面红耳赤的地步。通过问题的讨论，先生给我们的则是智慧的启迪。这让我们回想起孔子的启发式教学与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他们强调的是学生的问题意识状态。先生的教学给我们的正是那些伟人们曾经留下的，它让我们终身受益。

所有能给人智慧的教学都应是有独特思想的教学，所有智慧的表达都应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因喜欢教而喜欢学，因喜欢学而喜欢想，因喜欢想而喜欢做。”[4］(P304)先生说到做到了。正因为他的“学问”精神，正因为他在问题面前谦逊的态度，正因为他犹如苏格拉底般“我自知我无知”的心态，正因为他如老子般“复归于婴儿”的率真，他才如弗洛姆所说赢得生命中“充分的诞生”，赢得学术生命中哲学这朵最绚烂的精神之花。我们惊喜地看到先生近年来的学术著作中有了哲学的积淀，从《素质：中国教育的沉思》到《课程与教学哲学》，从《高等教育哲学》到《教育哲学》，我们看到的是不倦地沉思终于印上了先生心路历程的印记，在“学问”的过程中达到了他所言的学问境界。

三、教育公理：基点的构建

既然已经明了教育的逻辑起点在于人，那就必须对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从教育的角度加以审理。

先生是从教育所面对人的更基本的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的。不同的行业（如医疗）也面对人，但教育所面对人的更为基本的方面是人的心理。“教育也要从心理学去探视人是什么，但在教育中，它不只是处在配合的地位，它处在一个基础的地位。即尽管许多领域的工作，只要涉及人，都需要心理学，但是教育尤其需要，尤其看重心理学。”[4］(P23)

当回到事实本身，并从教育本身来说明教育时，先生回到了人的最基本的部分——人的心理。这似乎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意，然而先生进一步的论证让我们看到了古老命题常青与常新的意义。

首先，先生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进一步解读中展开讨论的。马克思指出人是“使自己的生命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的生命，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7］(卷1，P46)，应“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7］(卷1，P58)；“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7］(卷1，P46)“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人也是按美德规律来构造”[7］(卷1，P47)。从方法论上，马克思认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先生从马克思对人的论说的方法论与其他论证中，解析出人有自反性、自增性、自语性，并以美的规律来构造自己的本性。这些思辨与论证显然是哲学深思后的凝练，它对教育学进一步探究人的内在心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次，先生指出人的内在心理过程中“我我关系”的重要性与教育意义。“人类关于‘我’的研究所凝结出来的种种学说是由事实与理想共同铸成的，它们既含有对‘我’的描述，又含有对‘我’和‘我’的关系的描述。正是哲学这种深切的寄托，几乎使一些哲学家都情不自禁地关注教育。”[4］(P31)我我关系是人们对自我内在的心理过程与人的存在方式的思索，它是马克思“人在对象化的活动中直观自身”中明确表达过的，先生称之为对象自我化，同时发生的活动是自我对象化，人的成长与这种活动的自觉、自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是我们教育学的理论没有注意到其意义。如果我们的教育深切的关注学生的成长，如果我们的教育把学生看成活生生的不同个体，如果我们的教育知晓学生是通过自我对象化的活动来修炼自身的，我们就不能恢复忽视“我我关系”。先生说：“如果说‘教师是通过自身的我我关系，以物我关系、人我关系为中介，而得以优化学生的我我关系’的目标是切实的、合适的，那么，传统教学理论有加以改造的必要。”[3］(P194)

再次，先生系统清理了传统哲学教科书中对教育影响甚深的一系列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教育公理的讨论。先生对“关系与人”、“存在与意识”、“规律”等作了深入的探究。在关系与人的问题上，先生指出是人创造了关系，而在传统哲学教科书中总认为关系决定人，这种“社会关系决定论”的理论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者’。马克思所说的如此重要的话，被那种学说和相信那种学说的教育理论工作者一起忘记了，而那种学说看起来似乎被视为更彻底的唯物主义了。”[4］(P67)

关于规律，先生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中以“自然本体论”为基础的规律观给予了批评，提出了“人类实践本体论”的规律观。他认为自然哲学并非一切，在人的意识与教育规律中，所谓规律不是“事物固有的、本质的联系”，恩格斯说：“随同人，我们进入历史”[7］(卷4，P274)。“教育是随同人而来到人间的，难道人只创造教育而不创造教育的规律？教育的规律由谁创造？关于教育的规律会是天定的、固有的吗？说人创造了教育大概不会有什么疑问吧？那么，关于教育的规律难道是人以外的什么东西创造的吗？教育的规律也只能去认识、去发现、去驾驭，而不能去创造、去改变、去消灭吗？我们的教育哲学竟是自然哲学的一个分支吗？”[4］(P200)

教育规律只能在教育本身之中，在教育实践中去寻找。为此，先生提出了作为基础的规律——教育公理。

——潜在公理：人的潜意识、潜智能的存在的依据（这是人的可发展性基础）。

——动因公理：人的欲望是天赋的，同时又是可以开发和引导的，这是教育发生、存在和展开的条件（这是人的可发展条件）。

——反身公理：人可自我对象化，人亦可对象自我化（这是人的可发展性实现的途径和方式，也是教育展开的途径和方式）。

——美学公理：人在对象自我化、自我对象化中的基本尺度是美学的（这是人可发展的基本要素，这也是教育的基本要素）。

——中介公理：人生活在环境中，环境作为中介在人的发展中起不同性质的作用（教育将中介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给学生并将其作为导向与人的发展有关的方面）[4］(P220-221)。

教育公理的提出是先生“寻找教育哲学基础的一种尝试。”他所期待的是“把教育原理的讨论引到更基本的地方去，建立在更坚实的地基上去。”[4］(P223)

哲学家李泽厚提出：“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8]，与先生所追求的是一致的，只是作为哲学家的李泽厚注重的是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先生所强调的是作为教育根本的个体心理。“历史终结日，教育开始时。”[9]真正着眼于人性的教育即将走进我们，我们是不是有先生“教育的自我觉醒”的感悟？是不是有先生面对教育事实的勇气？是不是有先生“回到最基本”的哲学追求？

四、教育追求：人的发展

诚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研究绝对的”，哲学的探讨反映的是哲学家的形上追求。先生的教育哲学寻思也追求他的理想:人的发展。

人发展什么？“发展人的可发展性”。“教育的根本在发展人的可发展性，离开了这个根本，他就不像自己了，不是自己了”[4］(P110)。人为什么可发展？先生回答了五方面的理由：其一，人有可发展的胚芽。其二，人有建立在这胚芽上的需要和欲望。其三，人有使这胚芽不断生长的内在动力——“自反性”。其四，人有使这胚芽不断生长的外在条件——教育。其五，人有可教育性。

先生说人的发展“更是一种权利”，这是一种对人深切关怀的论述，也是我们教育学很少提及的论述。“事情看来可以更清楚地这样标示：人的权利社会权利要求于社会。……而我们经常所看到的，所注意的是另一条线：社会权利社会要求要求学生。其实，是学生的要求决定了社会的要求；学生的权利决定了社会的权利[4］(P116)。人之所以有这种发展权的最充分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它被要求这样做，而是它有这种发展的本原，它又与生俱来有发展的胚芽和潜质，人的发展权是天赋的权利。法律所能做到的就是保障这种天赋权利，政府所应努力去做的是为维护这种权利创造条件，改善环境[4］(P117)。

对于全面发展，先生强调的是回到马克思经典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所期盼的是人类社会与每一个个体“发展着走向全面”，“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人所驾驭的时候，才能不再是理想责任等等”[10]。那是我们人类的理想，到那个时候，“第一，外部世界的作用是积极的，起推动作用的；第二，这种外部的东西所发生的作用为内部，即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第三，社会生产必须充分发展起来，……第四，教育在‘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来充分全面发挥自己的才能中发挥作用，这种作用也不是驾驭学生而是为学生所驾驭，并在发挥中继续发展。”[4］(P121)发展着走向全面的思想更实际地反映了全面发展的真谛，全面发展作为一种理想照耀着我们发展着走向全面，发展着的人把全面发展变为有各自特点的发展的全面，每个人不同的全面，由片面表现出来的全面[4］(P124)。这便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全面发展的“全”主要不是一个量的概念，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个性自由发展，这是先生关于人的发展的又一鲜明思想。他认为：全面，并非一切方面，所有的方面；全面发展，应是在一些基本方面的发展。先生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大量的论述，他总结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都是落脚在人的发展上的，而人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又是落脚在个性、自由个性的自由和充分发展上的，落脚在人的解放，落脚在个性的解放上的，离开了个性发展和个性解放怎么去说全面发展？”[4］(P133)

说到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先生分析了人的发展受到束缚和压抑的因素，“这些因素一部分来自大自然，……更大的一部分来自人自己。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外化出不少的事物，这些事物反过来并不总是对人很客气的。”[4］(P125)人创造了神，却甘愿礼拜于神的脚下；人创造了物，却有了拜物教；人创造了科学，却有了科学主义及其危害；人创造了社会，却以为社会是决定一切的；人创造了教育，却有了教育病而致的人的疾病。我们的现实中有各种“倒立的模式”[3］(P342-349)。我们的责任是面对现实的勇气，这一切都涉及到人如何把握自己，而教育最直接地担负着人自己把握自己的责任，这样，教育就需明白，首先要教育自身把握好教育本身。教育不只是对人的在自然状态基础上的发展担当责任，也对人在社会状态下所受的束缚中获得解放担当责任，为增强人的自我解放能力担当责任，为人从未来可能受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担当责任[4］(P127)。

先生特别关注自由与人的发展问题。他认为人本自由是人的特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生活本身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7］(卷1，P46)人本自由是由人的活动的特性决定的。“人本自由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人本享有自由的权利，人本应有扩展自由的机会。……故而，教育是从两方面体现人本自由的活动，是让人既享有并扩展自由的自我活动。”[4］(P226)先生笔触中跳动的是现实的思考与理想的火花，“如果认为人本自由，教育也就应为保障人的自由而存在和发展；如果认为自由即创造，那么，我们关注创造教育的进步，应优先关注学生和教师的自由；如果认为，自由是生命的实体，那么，关爱学生，关爱生命，其基本内容即关爱自由；如果认为对自由的把握力即人的生命力，那么，旨在使生命旺盛的教育的使命，就在于增强学生对自由的把握力；如果认为自由的处境与人的处境是同一回事，那么，就可以认为一所学校的自由状况即学校师生的处境状况；如果认为自由无价，那么，自由教育亦无价。”[4］(P228-229)

先生追求的正是人的发展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人的可发展性胚芽能茁壮成长，人的全面发展既作为理想的丰碑又作为现实的追求，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通过人类的自我觉醒而得以充分的实现，我们的教育在使人“解放成为人”的过程中彰显出“自由的本性”。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C］.北京:生话•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208.

［2］张楚廷.大学教学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9.

［3］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4］张楚廷.教育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5］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

［6］刘徐湘.“教育就是教育”的现象学阐释［J］.中国教育学刊，2007.11.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李泽厚.历史本体论［M］.北京:生话•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

［9］李泽厚.李泽厚哲学文存［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496.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30.

第2篇：教育学与哲学范文

读《教师教育哲学》有感

有两个美国科学家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在两个玻璃瓶里各放进5只苍蝇和5只蜜蜂。然后将玻璃瓶的底部对着有光亮的一方，而将开口朝向暗的一方。几小时之后，科学家发现，5只苍蝇全都在玻璃瓶后端找到了出路，而那5只蜜蜂则全都撞死了。蜜蜂为什么找不到出口？通过观察发现，蜜蜂依经验认定：有光源的地方才是出口，它们每次都用尽了力量撞向光源，而同样的牺牲也不能唤醒它们，在寻找出口时，也不会互相帮助。

以上一段话是摘自《教师教育哲学》第六章教师的教育功能中的一段话。作为一名教育学的学生，在阅读教育着作时，我会更加关注怎么做好一个教师这个点。“回归本真的教师”是这本书第二部分的大标题，可是我在想教师的本真状态是什么样子，而现在大多数的教师是什么样的状态。在第二部分中提到教师的教育功能、教育的文化使命、教师的教育使命、教师的教育行为，教师的本真就体现。在四个方面。回到蜜蜂苍蝇的问题上，蜜蜂死在瓶中，不是因为蜜蜂不知道只有找到出口才能存活的道理（知识）。其实，要存活，就要走出瓶子，这只是一个知识点。“蜜蜂”懂得这个“知识点”，因为他循着光源寻找出口。问题是。如何在最现实的环境条件下运用“这个知识点”，蜜蜂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蜜蜂处在材料所描述的环境时，就需要把“知识”转化成“能力”。联系到到实际教育活动，教师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似乎只是强调“找到瓶口”这样一个概念，是在从事这样的“科学”知识教育。教师教授学生知识，盲目灌输，从有没有问问学生在实际生活有没有成功运用所学知识。学生只学到知识的表面，却不知道怎么正确运用知识，等于白学。回到教师本真这个问题上，教师的本真就是教授学生从各个方面正确运用所学知识，不要像“蜜蜂”一样，虽知道有光亮的地方就有出口，却不知道外部环境是变得，要懂得把“能力”转换成“能力”，找到“出口”。

事实上，人生活于世界之中，掌握与了解类似于“找到瓶口才能存活”的知识，这是人的认知活动。除了认知活动，尚有道德、审美的需要。而道德、审美的需要与认知活动存在差异。认知活动主要是通过概念解释的方式“认识事物”，揭示事物“是什么”，而满足后两者的需要，可以看做受教育者意义的成长，意义成长涵盖了受教育者认知的经验，是受教育者超越认知发展的更高层次的人的发展目标。因此，这种需求未必与具体的一件事完全对应，可以透过事物本身揭示事物背后隐藏的更深一层的意义。所以，教师的教育活动中，事实性的认识、道德需求与审美判断都应保持统一，不可分离。

第3篇：教育学与哲学范文

在西方汗牛充栋的教育理论文献中以“教育哲学”的各种形式的文本不胜枚举。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什么是教育哲学”的一种应答。逻辑上可把“什么是教育哲学”的问题换为“教育哲学是如何讲述”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西方教育哲学的分析，从中反省教育哲学可能具有的真正形式。

一、教育哲学的讲述何以可能

但首先是，教育哲学的讲述何以可能?换言之，教育哲学究竟应该讲述什么?只有明确教育哲学讲述的对象，教育哲学的讲述才具有可能。王坤庆教授认为教育哲学之所以在教育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不被其他学科所取代，关键就在于其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可替代，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价值的学科；在金生鋐教授那里，教育哲学的存在是为教育的应然性问题做一个哲学辩护，教育哲学是讲述教育的应然性问题。还有论者认为教育哲学讲述的是教育的存在之谜，追问教育之真。关于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人们回答各异其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教育哲学何以可能的种种观点的穷尽归纳，而在于我们需要明白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它们生成的概念框架是什么。

概念框架是人们在思想中构筑经验世界并对思维中的概念进行整理的方式。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人们形成的经验世界的图景也是不一致的。教育哲学构筑的是教育世界的图景，不过，这种构筑，不是常识的，也不是科学的，而是哲学的。教育哲学对教育世界图景的构筑，是在哲学的概念框架中来进行的。区别于常识的、科学的概念框架，哲学有自己所特有的概念框架，这使得教育哲学不同于教育科学。但是甚至在哲学系统内部，哲学也有自己彼此不同的概念框架。正如西梅尔(simmel)所说，“哲学就是哲学本身首要的问题”。譬如西方古典哲学和实证哲学，虽然同为哲学，但是它们分别是在思辩的和实证的概念框架中来营建各自的哲学体系的。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必然也要受到哲学系统内不同概念框架选择的制约。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会形成不同的关于教育哲学的“世界图景”。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离不开对哲学的反思，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离不开对哲学可能问题的思考。

同时，教育哲学的构建也离不开对教育世界着眼点的选择。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与教育世界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换言之，教育哲学讲述者所面对的经验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在一定意义上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的可能。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就意味着人们只有在对世界作出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关于这一世界的认识。因此教育哲学讲述者讲述的世界只能是经验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关于教育的感性活动。而由于人们对教育世界存在着不同的经验程度和经验范围，那么不同的教育哲学讲述者所面对的教育世界也就存在差别，人们关于教育的概念理解也就存在着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也就为教育哲学讲述的对象的选择提供了差异。譬如如果我们把教育理解为家庭教育，那么在此概念框架中形成的家庭教育哲学肯定就有别于学校教育哲学。

因此，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分歧，是在于人们关于哲学和教育的概念框架选择的不同。在不同的哲学和教育的概念框架中，生成的教育哲学也就存在着差异。面对诸多的概念框架，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也就成为未决之问。但是，这种未决之问，恰恰是教育哲学有望成为可能的前提。无论对教育问题的理性思辩，还是对教育本体的存在反思，抑或对教育价值的执着追求，教育哲学都是教育和哲学的联姻。“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全部可能与必要都建立在对‘哲学’与‘教育’的关系认识上”。对教育哲学讲述何以可能的追问，应该上溯到关于哲学和教育何以可能的思考。

哲学和教育的可能，规定着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哲学和教育的可能只能是教育哲学前提而不是教育哲学本身，这就决定了教育哲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教育学。对哲学和教育的可能的思考，可以由哲学史和教育史来回答。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教育的可能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但由于最终以文本形式呈现的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也不一定就是哲学和教育的本来的面貌，因此这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不一定就是教育哲学应该有的面貌，而只能是教育哲学可能有的或正有的面貌。“在某种意义上，象教育哲学的这样东西是没有的，只有能用不同方法加以分类的各派教育哲学。”也因此下文对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的理解只能具有启发的意义，而不能作为结论的标准。

二、哲学史的回答：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几种可能

从西方哲学史来看，哲学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有规律的演绎过程，不同的时代实践派生出不同的时代哲学。以人类历史实践为线索，梳理哲学发展的脉络，可以揭示出哲学所呈现出的种种可能，进而可以把握教育哲学的讲述所具有的几种可能。

当人类还处在自然联系占优势的时代，由于人们尚远远不能破解处于优势的自然之谜，因此就难免给自然之谜以形而上学的解释，这种形而上学，也就构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本体追问，对普遍规律抑或绝对理念、普遍精神的追寻。这也就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式的哲学。但是近代以降，自然科学的狂飚之势，尤其是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实证精神风靡一时。传统哲学对本体的追问开始转向了对本体认识可能的反思。哲学从本体论必然转向了认识论。认识论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分析哲学破土而出，哲学在近现代再次出现了重大的转折。有西方学者对哲学发展呈现出的这种形式作出了精辟的论断：“首先，哲学家们思考这个世界，接着，他们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这似乎就是哲学从形而上学，经过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的自然进程。”

分析哲学的诞生，并没有终止哲学的自然进程。20世纪由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科技理性不断扩张边界，人文世界日益受到挤压。克服人的异化、恢复人的主体性的呼声此起彼伏。对人的关注、对主体存在意义的挖掘成为西方哲学讲述的主流。哲学也进入了对既往的和现存的一切进行了批判和清思的阶段，哲学的发展开始呈现出多元的面貌，哲学的讲述表现出了多种的可能。哲学史呈现出的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也必然给不同历史时代中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种种可能。

(一)本体探求式的教育哲学

传统哲学执着于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追求，这就

转贴于

给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一种可能(如果存在被讲述着的教育哲学的话)，那就是以思辩的方式追问教育的本体。但是“在把哲学解释为关于”普遍规律“的学说时……其结果往往把哲学理论混同为其他的实证的知识。”哲学成为“科学的科学”。既然哲学是作为“科学的科学”，那么在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占据主流的时代，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追求的可能形式也就是对教育实证知识的揭示。而由于当时教育哲学还没有从教育学中分化，故而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也即对教育实证知识的追求是通过教育学来体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近代教育科学化运动”之前的教育学通称为“哲学的教育学”也就情有可原。因为在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时代，教育学对教育实证知识的追求必须有赖于哲学关于永恒存在，尤其是关于人性学说的支撑。显然通过这种思辩的途径获得的关于教育的实证知识也就只能是思辩的，教育学所呈现的范式也只能是思辩的，进而是规范性，而不是描述性的。所以，在哲学就是“科学的科学”的概念框架下，传统的教育学与其说是“哲学的教育学”，毋宁说是教育哲学的一种怪胎。人们建立教育学的初衷是对教育进行描述，但结果却走向了规范，教育学大厦本应是立足于经验，但结果却奠基于思辩。在此逻辑下，罗森克兰茨的《教育学的体系》既被看作是教育学，又被看作是教育哲学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探求的初衷，却对后来的教育哲学的讲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教育哲学界一度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挖掘就是这种范式的实践。

(二)价值规范式的教育哲学

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经过认识论的转化，为哲学本身的发展提供了种种可能。哲学家从过去致力于对终极存在的追问转向了对现象世界、经验世界的探究。而伴随着形而上学的被拒斥，传统的哲学教育学也走向了终结。教育学毅然迈向了科学化进程。显然教育哲学已经不能依附于教育学而存在了。在哲学认识论转化的背景下，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也就不再是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追求，传统的哲学教育学，“一方面它借用了自然科学方法，以追求科学化、量化为目标，朝向建立教育科学体系；另一方面，它保留了哲学方法论基础，将教育学中具有价值和观念属性的内容纳入哲学范畴，朝向形成教育哲学体系。”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为教育哲学的可能提供了方向，在哲学拒斥“自在之物”的背景下，教育哲学也不再关注教育的本体，从而也不再关注教育实然，这些都交给了教育学去解决。教育哲学研究者所做的就是从各自的哲学观点中演绎出教育价值、教育目的，并试图根据这些价值、目的为教育实践提供指导。在这种意义上教育哲学是一种规范性的哲学，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实践哲学。但是教育哲学讲述呈现的这种可能，反而给自身的可能带来了疑问，“教育倒反像仅是附在哲学骨骼上的皮肉一样，只用来阐明哲学的原则”。哲学演绎式的教育哲学如同哲学式的教育学一样，面临着成学的可能性的问题，然而也正是这种演绎式的教育哲学，极大程度地丰富了人类的教育思想，促进了世界各国教育的发展。譬如处在这一时期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正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

(三)语言分析式的教育哲学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是，他的教育哲学范式却并没有在学界得到一致的赞成。而当分析哲学的问世，教育哲学的合法性才得到了充分肯定。“在西方哲学不断发展的背景中，教育哲学真正开始成为一个有清晰界限的研究领域，以其强有力的分析方法著称于世。”分析哲学改变了在此之前的哲学言说方式，哲学被打上了科学化的烙印，分析哲学家试图通过语言的分析来为哲学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定性。这也就为教育哲学摆脱以往对哲学的依附性提供了突破口，教育哲学开始真正关注自身，并能够为自身的科学性提供保证。显然教育哲学的这种可能性得到的认可归根结底还是哲学的可能性得到了默认。分析教育哲学依靠分析这一批判的武器真正展开了对教育理论的批判和清思。遗憾的是，分析哲学为教育哲学的可能提供了肯定的同时，也为其否定埋下了伏笔。分析教育哲学在文本分析的概念框架下，日益进入了逻辑的游戏，日益脱离了现实的教育问题，即便他们也试图对教育实践提供帮助，但是分析的方法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而且在另一种意义上，分析哲学的合法性本身也值得反思，分析只能是哲学的方法，而不能或至少不能代替哲学本身。所以当分析哲学走向式微的时候，分析教育哲学也就好景不长了。教育哲学的讲述再度成为一个问题。

(四)人文求索式的教育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在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演绎下，哲学的发展越来越关注人的存在。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生命哲学的发轫，为后继哲学对人存在意义的观照更提供了可能。分析哲学之后，语言已经被哲学演绎成“存在的家园”，通过对语言、文本的分析来找寻人的存在的意义，成为哲学不可回避的主题。哲学主题的切换给分析教育哲学的讲述也带来了挑战，以分析的方式展开对教育文本的反思、理解、体察，并从中感悟教育的意义，使得教育摆脱顽固理性的干扰，让教育对象走出对象性的存在，成为教育哲学时髦的主题。这种教育哲学在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中都不乏存在，无论这些教育哲学所选择的教育着眼点是什么，它们字里行间都始终关注人的时间性存在，处处激荡着人文的气息，文化的关怀。然而，教育哲学的这种讲述方式依然没有摆脱自身对其上位哲学演绎的窠臼，同时，由于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基于其方法论，在叙事方式上提倡“小叙事”而反对“元叙事”和“宏伟叙事”，这也就导致教育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不再是笼统的关注整个教育过程，而偏重于对微观的教学事件、课程开发、教育政策等进行哲学的审视。所以，尽管西方教育哲学的讲述在当代获得了全新的演绎，但是，西方教育哲学反而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教育哲学的规范性反而再次迷失了。正如彼得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谈到英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时说道：“我希望看到的是更加强调社会价值和人性的‘伦敦学派’的发展。但是，也许会有一种‘范式转变’，有某种新的东西出现，但是我却不知道新的东西会是什么。”

三、教育史的回答：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几种可能

教育哲学的讲述离不开教育本身。语言是存在的显现。只有人类教育活动的存在，教育哲学才有讲述的可能。教育史是教育存在的逻辑显现，很大程度上教育史中关于教育经验世界的描述，既是教育哲学讲述的消极界限(教育世界在语言之外是存在着的无)，同时也是教育哲学讲述的积极界限(教育世界在语言中对人生成为无限的有)。因此教育史关于教育的讲述也为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种种可能。

这里我们不准备考察教育的起源或史前教育，起源问题本身就带有形而上学式的追问。这一问题的回答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一定的哲学世界观作

转贴于

为前提，因而本质上也就成为哲学需要回答的问题，尽管很多人把它纳入到教育哲学体系中来。我们关注的是教育史以描述的方式对教育历史形态的揭示。只有在这种描述性的概念框架中，教育史中的教育才能将教育哲学讲述的消极界限和积极界限融为一体。

我们知道，以文艺复兴为分期，教育史对教育的前后讲述，可谓大相径庭。文艺复兴之前，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人们对教育的理解，还不是一种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即作为学校教育的理解。因为当时学校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尚为数不多，教育特权往往都还掌握在教权或皇权的手中，教育整体上还远未世俗化(偶尔也有例外，譬如拜占廷时期的教育)，同时，这些教育在形式上也还停留在个别施教上，教育内容比较简单，教育方法也比较浅显，教育目标也还只是一种道德向善的追求。显然，面对这样的教育经验世界，“如何教育”乃至“什么是教育”的问题并不能够充分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也就必然决定着教育哲学讲述的必要性本身还有待思考。“自然，在漫长的岁月里，毕竟积累了许多经验，经历代有识之士的整理，形成了大量教育文献；惟这类经验总结，主要属于教材研究、治学经验、道德修养的规范及程序、教师风范之类。与其说是‘教育’的经验，毋宁说是‘学’的经验。”故而当时的教育现状限定了教育哲学讲述可能。因此，当我们有人把古代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教育哲学时，不免牵强附会，虽然其间不乏关于教育的许多讲解，但毋宁说它是一部政治学更为妥当。

到了近代，西方历史经过了中世纪痛苦煎熬的同时，也给人类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其中之一就是延续至今的大学。中世纪之后，“因为有了大学，所以一般教育，即使还很坏，却普及多了。”教育逐渐走向了世俗化。在这种世俗化的过程中，伴随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问题也逐渐增多。于是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也逐渐增长。但这种思考出自教育实践的需要，还主要集中在“如何教育”的问题上。因此，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必然离不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规范性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教育理论讲述的主要表征。同时，过去家庭式的、个别施教的教育逐渐被学校教育、规模施教所取代，这就决定这一时期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难免也逐渐从家庭教育、个别施教逐渐转移到学校教育、规模教育上来。再者，中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从上往下延伸，中等教育、初等教育逐步发展，人们对初等教育，尤其是“对儿童教育的关注，自17世纪中叶夸美纽斯逝世以来，就已明确地提到历史的日程上来了。”所以，这自然也使得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的讲述主要把视野限制在儿童教育上，教育哲学的讲述也难脱其咎。洛克、卢梭、赫尔巴特等人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述也正是在这种逻辑中进行的，而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研究者对儿童教育、学校教育问题的关注，甚至影响了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一般教育理论的发展。但无论如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给教育哲学讲述的内容和方式提供了一种选择。

教育史的讲述充满着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在时代的进程中，从18世纪开始，教育普及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初等教育有所发展。到了19世纪，西方师范教育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要求。于是人们据此认为，“教育学之所以产生，实师资专业训练使然，而师资训练的需求，取决于教育事业的普及状况。”遂教育哲学的可能也就孕育于此。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教育学(包括教育哲学)的讲述都以初等教育的理论形式问世，而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价值无涉。但是，这些教育理论却是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产生的。德国也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繁荣，才能成为普通教育学的故乡。缘何当时教育理论不对高等教育进行必要的讲述呢?事实上，当时德国的洪堡理念已经颇具高等教育哲学的意蕴，而红衣主教牛曼的《大学的理想》也已经于1852年问世，可以说我们今天所谈及的高等教育哲学框架在那个时代也已经成型了。然而，直到20世纪，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依然将教育主要定位在对儿童的教育以及学校教育上来。难怪教育哲学家费茵伯格(feinberg，w．)指出，认为教育哲学的合法性基础在于“一般哲学基础”和“专业培训”的观念是不够正确的。而罗森科兰茨的《教育学的体系》由于其广阔的教育视野(该著作教育视野非常广阔，它分为三编，第一编是教育的一般观点，第二编是关于教育的要素：体育、智育、意育；第三编是关于世界教育的特殊系统：家庭生活、学校社会、公民生活、职业生活、宗教生活)，后来被美国学者翻译并专门以《教育哲学》命名之，今天看来或许对教育哲学的规范性问题思考更具有启迪意义。

而当人类迈入20世纪，教育一改以往的从高等教育向初等教育下延式的发展路线，开始步入由初等教育向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上升式的发展轨道。高等教育逐渐从社会边缘进入社会中心。于是人们关于高等教育的哲学思考也变得紧迫起来，高等教育哲学也走进了教育哲学的视野中。在这种情形下，教育哲学的讲述已经不能也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普通教育阶段了。同时，当代教育也逐渐走出了围墙，走出了专业培训，从有限的空间进入了无限的时间。当代教育出现了三种新的现象：教育先行、教育预见、社会拒绝使用学校的毕业生。教育经验世界的日益丰富性，给教育哲学的讲述也增添了丰富性。当1921年，德国教育学家j.r.克里茨玛尔(j.r.kretzschmar)在《哲学教育学的终结》中，宣判哲学教育学的死亡时，相反，人们从哲学层面对教育经验世界的思考却越来越多，教育哲学已经不局限在学校教育、儿童教育等问题上了。而时至今日，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网络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丰富的教育经验世界都可能会进入教育哲学讲述的视野。也因此，教育哲学的规范性越来越成为疑问。

四、结语

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并没有完全过去。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西方教育哲学讲述所呈现的种种可能，也启迪着我们今天教育哲学的讲述。既然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性源于哲学史和教育史，而哲学理论在不断演绎，教育世界也在日益丰富，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方式、讲述内容必然也在不断地生成。所以，教育哲学范式的探讨，如果脱离丰富的教育实践，脱离可能的哲学语境，这种努力必然是徒劳无益，而那种试图给教育哲学提供单一模式或唯一范式的理念，无非是一种话语霸权，更是有悖历史本身的逻辑。

第4篇：教育学与哲学范文

1科学知识教育:走向学生个性化的动态生成

关于科学知识的生成过程，近代哲学家与教育学者们争论不休.逻辑实证主义试图把一切经验科学还原为物理科学，实现科学的统一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眼中，科学知识应当是独立统一的，一切经验科学都可以被证实和检验，即科学知识应当是永恒不变的.科学哲学企图摆脱历史主义而用逻辑分析方法达到像我们今天的科学结果那样精确、完备、可靠的结论。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对基础教育只重视知识教育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然而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人类科学知识的发展历程，并且有悖于经验科学的发现规律.

相较于逻辑实证主义孤立、静态的科学发展思想，波普尔以动态的眼光和发展的思想提出了更为世人所接受的批判理性主义.他认为，一切定律和理论本质上都是试探性、猜测性或假说性的，都是一种对自然界的普遍性的猜测，而猜测总是从问题开始的.所以他明确指出，科学只能从问题开始，并且应当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一种科学理论只不过是解决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尝试，每当理论陷入了这些困难或矛盾之中便又产生了问题.正是由于问题才激励我们去学习，去发展我们的知识，去实验，去观察.从他的整个思想来看，波普尔所强调的是，要我们从错误中学习，不应当抱着对绝对真理的占有态度来看待科学，不要为我们的知识而沾沾自喜或自命不凡，而应当永远保持着对真理的渴求和探索.

英国著名的化学家和思想家波兰尼提出个体知识和缄默知识等概念，他指出人类有两种知识.通常所说的知识是用书面文字或地图数学公式来表述的，这只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知识是不能系统表述的，例如我们有关自己行为的某种知识.它强调的是主体在科学知识形成过程中的积极的、主动的、内在的、个性的因素.与波普尔一样，波兰尼认为科学活动的起点是问题，只有当一个问题是真正的问题时，科学研究才能取得成功.笔者认为科学知识教育应当是动态的发展过程，人们在不断地探索中完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过程并不像逻辑实证主义提出的那样是静止的，而应当是波普尔和波兰尼倡导的那样，科学知识永远是前进的，我们应当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对待.在发展的视域中我们才能够看到科学知识的未来.

2科学方法教育:超越逻辑方法的多维方法体验

一般来说逻辑思维包括，比较、分类，归纳、演绎以及分析与综合等.在基础教育科学教学中，较之形象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创造性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我们强调得最多，因为学生的科学概念源自教师和编者，他们是按照逻辑上的安排，而很少是根据实际获得知识的方式来阐述的.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让学生在较短时间内掌握比较系统的科学知识.然而这里出现了一个我们很容易忽视却非常严重的问题:逻辑推理不能导致新发现.因为逻辑推理在研究工作中的作用不是做出事实性或者理论性的发现，而是证实、解释并发展它们，并形成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体系.如此学生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训练就成了纸上谈兵.

培根曾说人类主要凭借机遇或其它，而不是逻辑，创造了艺术和科,现存的逻辑方法仅有助于证实并确立那些建立在庸俗观念基础上的谬误，而于探求真理无补，因而弊多利少.现代哲学家席勒对于逻辑在科学中的运用有过精辟的论述，对科学行动步骤进行逻辑分析，实在是科学发展的一大障碍逻辑分析没有去描述科学实际发展所凭借的方法，并且没有得出可用以调整科学发展的规则，而是任意按照自己的偏见，重新安排了实际的行动步骤，用求证的过程代替发现的过程.科学论文的写作以及教科书的编排所普遍采用的方法，助长了人们对逻辑学家观点的信赖.通常采用的那种逻辑上必然的提出结果的方法，既不是按照时间先后，又不是详尽地说明实际进行研究的经过.

笔者首先强调逻辑思维的弊端并不是表明逻辑不重要，相反逻辑思维能力对学生扎实的基础知识掌握来说，意义确实非同寻常的.这里我们是希冀教师们要知道对于科学发现、学生的创造性来说，仅仅只有逻辑思维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达尔文曾说他的经验告诉他:在科学研究中只是演绎推理是不能信赖的.我必须从大量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原理出发，我总怀疑原理中有谬误.

我们可以看出，除了逻辑思考之外，有很多非逻辑的因素在科学理论创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好奇心，好奇心不过是一种追求知识的欲求，因此应该给予鼓励.给予鼓励，不仅因为它是一种良好的现象，而且因为它是自然赋予他们的一种绝好的工具，可以祛除他们生来的无知.然而这种神圣的好奇心，往往被教育得销声匿迹了.其次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是反映和认识世界的重要思维形式，钱学森就曾建议把形象思维研究作为思维科学的突破口.再次是基于逻辑和形象的创造性思维，如赖尔地质学理论及马尔萨斯人口学说为进化论的创造提供了灵感.正如费耶阿本德所说一切方法论，甚至最明显不过的方法论都有局限性.认为任何单一的方法论规则都是约束科学家创造性的紧箍咒和抑制科学发展的桎梏。科学的发展不是依靠某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在科学教学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是教育应有之义.如果教师采用多元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对周边事物进行观察，大胆作出假设，并充分进行联想与分析，那么学生获得的才会是生动的，可以在生活中运用自如的知识

3科学思想、文化教育:由隐性走向显性

科学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学生生成科学的思想和正确的观念，知识教育如果想上升到思想的高度，那么中间就不得不经历文化教育的过程.强调文化教育，并不意味着要排斥知识教育，相反在文化教育中知识依然是重点.只不过这里所说的知识教育己经不再是那种切断其文化命脉的机械、教条、刻板的知识教育，而是一种极富文化内涵、充满文化精神而生气勃勃的知识教育.

自然科学的进步就是人们不断地探秘世界的历程，具有丰富的文化性.它不仅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方法、思维范式等.以化学为例，化学是创造的科学，更是和谐的科学.化学的旨向不应只是创造人们需要的新物质，而更应该是为人类生命质量的提升做出贡献.相应地，化学教育不应仅仅局限于让学生学习和掌握己有的知识，而应致力于让学生受到包括知识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全面熏陶，从而不仅成为旧知识的占有者，更成为新知识的创造者、学科文化的传播者.正如怀特海指出，我们需要造就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专业知识为他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像哲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一。

4科学教育的未来走向:生态化的教育教学观

科学知识是不断发展、完善、变化的，它随人们认识自然界的深入程度而不断完善，永无止境.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所拥有的知识，并不一定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作为教师应当持有开放的知识观，清楚的认识到自己所能理解的只不过是有限科学知识的一小部分.对待学生的态度应虔敬真诚，能包容学生的不足，能将学生的错误转化为珍贵的教学资源.同时要理解真理的相对性和时代局限，诸如亚里士多德的部分错误理论统治了欧洲近千年，而哥白尼日心说的尼桑，经历了生命和鲜血的洗礼.

第5篇：教育学与哲学范文

一、哲学思想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必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的基础性学科，同时它也是建立其它学科的重要基础，只有这项工作做好了才能将学生培养成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所以说思想政治教育学工作是大学生教育中最基础也是最困难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学是最难研究和理解的原因如下：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学是有关工作本质性的知识，要求我们一定要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众多现象中发现规律性具有理论规范性的内容，并对这些内容进行理论提升和概括，这就是哲学思想中从现象到本质的一个发展过程。其次，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又是具有体系性的，其中各个不同的原理之间要有严谨而密切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困难重重，所以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学体系的建构应用哲学思想是最好的途径和方法，也就是说哲学思想的应用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得以合理建构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哲学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建构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想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个关于大学生政治教育的大厦，必须要保证相关思想政治教育学概念这些基本的砖石的合理性。这一过程的完成必须要对哲学思想进行恰当的应用，尤其是哲学分析法的应用特别是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分析和概念语义分析的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学概念的分析和形成是很有好处的。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学相关观点的概括和精炼也需要哲学思想的应用。思想政治教育学观点的得到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再从复杂到简单的不断循环的过程，是对概念的不断提炼和概括的过程，这一过程哲学思想是必须要用的，因为哲学思想可以透过简单的外表看到内部的复杂性，帮助观点的形成。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学相关体系的建构和对体系的反思和调整离不开哲学思想。因为哲学思想可以帮助人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全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的学科性质和特点，具有统揽全局的整体性眼光和建构体系的严谨的逻辑性。

二、恰当应用哲学思想的重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学在20多年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这一成绩的取得与哲学思想的恰当应用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工作和学科的建设中对哲学思想的应用有时候不是特别到位和准确，也就是说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对哲学思想应用的不足或者应用过度的情况，无论出现哪种情况都会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工作的开展和学科的建构产生不良的后果和影响。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一学科领域当中有许多的相似和相近的概念，对于这些概念的区分要利用哲学思想较大的辨别能力，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学对相关的学理的分析和辨别就做的不够清楚了，就会产生概念混乱的现象。例如思想政治教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等这些相近概念它们各自的含义都是什么，如果不利用哲学思想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进行研究，就会产生这些住概念的模糊不清。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相关的原理进行建构和讨论中也必须要对哲学思想进行恰当的应用，例如哲学思想有一个论断就是：理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论题来源问题，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论题不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当中提取出来进行研究得来的，而是把哲学中有关的原理和体系生搬硬套过来，再戴上思想政治教育的名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论题来出现的，这种论题的来源方式没有实践性和先验性。这种论题脱离了实践，是从概念到概念，而不是从实践到概念，这样容易使这些原理在哲学的相关原理中兜圈子，无法发挥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成了纯粹的经院哲学。换句话说就是哲学思想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不起当应用，除了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发展还会使人们产生对哲学思想的误会，从而也不利于哲学思想的发展。

三、哲学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结合

第6篇：教育学与哲学范文

一、音乐教育哲学的转向

“音乐教育哲学”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是它的萌芽形成已久。综观人类思想史和教育实践，任何关涉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研究，总是要不同程度地涉及到音乐、美术等对人的价值，涉及美育的哲学基础。回首美育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最先确立美育独立地位的德国古典美学家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早在1793―1794年写给丹麦王子克里斯谦公爵的27封信中，也就是后人所称的《审美教育书简》中，就基于自律论的美育观和方法论，充分肯定了音乐、美术等审美活动对人的价值前提，即艺术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对人的生存幸福和全面发展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他的这种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审美教育的必需承诺的价值取向和从人生价值入手建架审美理论体系的构想，不仅使他成为以审美为目标的艺术教育称谓之祖，也是音乐、美术等艺术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

（一）音乐教育审美哲学转向

50年代末两本具有划时代意义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出现。一本是1958年由纳尔逊•亨利（Nelson Henry）主编的《音乐教育的基本概念》（The Basic Concepts of Music Education） 。在本书中，亨利批判了强调音乐附属价值的实用主义哲学基础，明确提出要发展一种注重音乐内在价值的音乐教育哲学。另一本是由莱昂哈德（Leonhard）和豪斯（House）于1959年出版的大学教材《音乐教育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则》（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Music Education and Basic Principles），明确主张鼓励发展新的音乐教育哲学。

1970年贝内特•雷默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音乐教育的哲学》，审美音乐教育哲学进入辉煌时期。雷默认为，审美教育是发展对事物审美质量敏感性的教育。音乐是人类情感形式的符号表现，因此音乐教育主要价值在于对学生情感的影响。雷默在此基础上提出，音乐教育就是情感教育，情感的教育就是审美教育，换言之，音乐教育即审美教育（Music Education as Aesthetic Education），它的最高价值与审美教育的最高价值一致，即“通过提高人们对情感本质的洞察来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②

（二）音乐教育实践哲学转向

1995年，大卫•艾利奥特（David Elliott）的《音乐的种种问题：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一书出版，标志着美国音乐教育哲学领域由原来官方审美哲学“一元独尊”变为审美哲学与实践哲学“二元对峙”的局面，开始了音乐教育的实践转向。音乐教育实践哲学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音乐教育领域中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之一。

艾利奥特的音乐实践教育哲学是在批判审美教育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认为审美教育哲学是建立在对审美概念的假设之上，它忽略了音乐创作的本质及其重要性，把音乐作品从文化语境、社会语境中抽离开来，音乐成了纯粹的客体。艾里奥特认为，只有实践才是音乐教育的本质，音乐在实践中存在，参与到音乐教育中的人也是实践意义上的存在。听赏只是音乐实践的一小部分，因此，审美只是音乐教育的一部分，实践包括了审美。艾里奥特强调，审美音乐教育过于关注于音乐作品本身，只关注音乐的内部结构，如和声、节奏、织体等音乐元素，这就必然得出西方古典音乐是最优秀的音乐的有失公允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他首次提出了音乐的实践语境问题，他认为任何音乐都不可能在本质上比其他音乐更优秀，它们在自己的语境中都同等有效。

（三）音乐教育文化哲学的转向

根据艾利奥特的世界多元文化音乐观点，“作为文化的音乐”（music as a culture）教学长期以来为实践哲学所提倡。在此基础上，学会尊重别人与其他文化，作为动态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课程不断促进学生的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音乐人类学家倡导“音乐作为文化或文化中的音乐”、“音乐是作为人类的普遍文化现象”被国际音乐教育学会普遍公认。将这一理念引入音乐教育，无疑会产生对学科定位问题的思考。

文化是人在适应人类社会生存中的重要思想行为方式，音乐教育的目标如果不能对文化和人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那么，该学科地位就会下降甚至被边缘化。通过这样一种观念，强调音乐教育对文化和人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音乐表现人性真善美，是人类生活与精神（生存意义）的根基，也是人文性最深刻的表现。如果单纯将音乐作为审美或实践，放弃了作为人类文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音乐必然“大材小用”。

基于这样的观点为音乐教育哲学建构带来两点启示：1．原有的单一的、与文化分离的音乐教育哲学已渐行渐远；我们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的与文化整合的音乐教育哲学。2．音乐教育的社会功能日益受到严重挑战。人类未来必然以多元文化作为音乐教育的现实基础。音乐教育不可能回避生活世界以及全球文化视野的考虑。其用某一种音乐来代表音乐教育并作为人类音乐的概念，已经成为历史。

作为文化的音乐教育哲学建构将考虑三个方面的建构：1．音乐文化身份确认与音乐文化传承；2．音乐文化理解与视界融合；3．音乐文化重组与概念重建。

虽然音乐教育哲学的文化转向尚没有取得研究者的共识，但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践和理论必然对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国内已有学者充分肯定了音乐作为社会文化建构的思想，提出要构建“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③因此，音乐教育哲学的转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二、音乐教育哲学的反思

（一）音乐教育哲学的实践反思

哲学虽然是人对世界的态度、对价值观的讨论，并以抽象的逻辑推导为主要形式，基本不涉及实践层面。但是，哲学的价值并不是只停留在世界观层面，它需要指导实践，也需要实践对哲学的丰富。音乐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如果音乐教育哲学不能够对实践层面，即音乐课程与教学，产生具体的影响，那么对音乐教育哲学的讨论将变得毫无意义。

在我国，由于翻译、解读和传统观念的诸多原因，音乐教育哲学尚未给广大的音乐教师提供音乐课程价值的参照和教学实施过程上的指导。很多有价值的音乐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被束之高阁，造成了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与音乐教育实践脱节的现象。很多教师认为，音乐教育哲学晦涩难懂、毫无价值，而且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者多为学者或高校教师，是这一群体的专利。音乐教育哲学只进行理论阐述不能够提供实践指导。

实践是把主、客观联系起来的桥梁，也是主观与客观的“交叉点”，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音乐教学实践是构建音乐教育哲学的重要途径，也可以将音乐教育哲学理论的发展与音乐教学实践的开展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也是艾利奥特的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作为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者，应更多地采用行动研究、实验研究的教育研究方法，以证实并丰富音乐教育哲学理论。作为音乐教师也应开阔视野，从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中获得审视音乐教育的新视野，掌握从音乐教育全局、整体上思考问题的方法，为自身教学实践打下良好理论基础。

纵观当今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音乐教学思想，如：奥尔夫、柯达伊、达尔克罗兹音乐教学法，都是充分经过实践，再加以整理后返回音乐教学实践进行指导，达到了其教学效果，并在全世界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二）音乐教育哲学的本土化反思

本土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文化自主性的策略。音乐教育哲学本土化反思必然涉及外国理论、本国传统和当代实践三个基本要素。关于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属于起步阶段，基本还停留在国外某种理论介绍的层面。如果问音乐教师我国音乐教育哲学基础是什么？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指导性文件《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的哲学基础是什么？不仅很少人能够很快回答出来，甚至答案或方向都会相去甚远。由此可见，关于音乐教育哲学的本土化研究是我国音乐教育理论建设方面的薄弱环节。对音乐教育的价值和基本问题没有统一思想，甚至阻碍到我国中小学音乐课程的发展，对我们来说音乐教育哲学本土化问题是一个现实的、具体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刘家访在其研究工作报告《我国课程理论的本土建设研究》中就提出：“任何一种课程理论必须适合我国教育教学的实践，否则，它的价值只是理论模型的推导。我国的课程理论建设应符合我国教学的实际情况，从课程基本原理、话语方式、研究方法、研究者立场应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④

上文中所述音乐教育哲学的主要思想，产生于现代化高度发达，并进行后现代反思的音乐教育背景中，与我国的音乐教育的环境不尽相同。所以在对我国音乐教育哲学阐述和批判前应对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基本情况和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有一个了解。音乐教育理论需要有自我超越的精神，但更需要以了解自身情况作为基础。

作为三种当代且处于开放状态的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相似甚至重合的地方，对我国的音乐课程理论建设来说，研究这些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本身不是为了加入某个理论阵营，争个高下。

正是缺乏对我国的音乐教育实际情况的了解，才出现了一些对音乐教育哲学的误读，且体现在了音乐教育实践领域。究其原因还是教条地执行其中某些思想，生搬硬套其教学内容和方法，没有考虑到我国音乐教育的当代实践，因此没有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在一定意义上说，我国音乐教育仍然停留在工具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阶段，审美教育哲学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当然，我们也不应该严格按照音乐教育哲学转向的顺序依次发展我国的音乐教育，而应该在多种教育哲学的批判和融合下，寻求置身于自身文化中的音乐教育的出路。学习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是为了借鉴其经验、吸收其合理因素，理清音乐课程价值、结构和内在逻辑关系，同时实现某种理论的“本土化”进程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理论。

（三）音乐教育哲学的创新反思

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一种概念化过程，“是认识及实践活动的阶段性发展，是对同质认识和劳动的超越”⑤。毫无疑问，音乐教育哲学是时展的产物，更是哲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理论的新发展在音乐教育理论中的反映。例如，审美教育哲学的代表人物雷默主要采用了迈尔的“绝对表现主义”的音乐哲学立场，还综合了朗格的“艺术情感符号”论、古德曼的“艺术认知”论、布鲁纳的“概念学习”等思想，建构了自己的审美哲学体系。实践教育哲学的代表人物艾利奥特则从胡塞尔“回归生活的世界”及教育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出发，将社会学的观点融入音乐教育的实践框架之中。文化教育哲学则是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等在音乐教育中的诉求。每一次转向都是对前人的超越，所以我们不能拘泥于现有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应跳出现有的思维不断地吸收一些先进思想，在更为宽广的哲学、人类学、文化学等领域以及自身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不断思考与完善我国音乐教育理论建设。

现阶段，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大多停留在现有理论成果的肯定或批判，尚未跳出以上三个理论，发现新问题、产生新观点。音乐教育哲学创新的基础并非是臆想，而是应深入研读现有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求同与求异的思维，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牛顿语）。而寻找巨人的过程就是学习和借鉴前人理论与思维成果的过程。创新不是翻译或换一种表达方式，而是将前人的成果为我所用，将其融入自己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音乐教育哲学的创新反思应放入我国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背景中，放入我国音乐教育实践的语境中，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甚至会充满自我否定的，但这样的过程与结果对于我国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是很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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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②Bennett Reimer． A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1970，p 39．

③管建华《“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批评与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建构》，《中国音乐》2005年第4期。

④刘家访《我国课程理论的本土建设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工作报告， 2006年。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0页。

第7篇：教育学与哲学范文

关键词：哲学；教育；休闲；关系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3-0228-02

不论对休闲还是休闲教育而言，借助哲学的思辨，可以帮助我们思索其应有的本真面貌。哲学泛指一切人类理性的思考和反省活动，它是思辨的、规范的，哲学是探寻回到事实本身，哲学所探讨的领域相当广泛，哲学与教育的关系，不管从历史发展或是其探究的历程来看，两者都是紧密相关的。

一、哲学与教育的关系

1.历史发展视角下的哲学与教育。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哲学与教育的关系，我们认为有以下三方面的渊源：首先，哲学的发生源自于教育的需要。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最初哲学的发生乃是当时教育的需要。古希腊为哲学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在本质上与科学没什么差别，因为其研究对象是以纯自然的形式或变化为主，不涉及人生的基本问题。而开始以社会人生为研究对象，则是由当时古希腊的游方教师传播青年道德、政治与城市管理的思想和技术，在实际教育经验中，开始发生了个人与世界、社会，知识与行为等彼此间的关系问题。因那时实际教育上的需要，才把哲学的研究由对纯粹自然的研究转到社会人生的研究中来。教育问题不仅与哲学有深厚的渊源，其亦与休闲有深刻的渊源。在休闲的词源学考察中，西方最早具有明确休闲内涵的词汇是σχολ？耷（scholē），它并没有成为英语“leisure”一词的词源，而是演变为现代英语词汇“school”，由此可见休闲与学校两词汇之间的渊源。诚然，休闲与教育是密不可分的，休闲以一定的受教育程度为前提。其次，教育理论的实施是随主流哲学思潮的发展而变化的。哲学不但起源于教育，并且对教育影响深远。一部西方教育史，不仅是各时代的教育理论和实施，它也是当时主要哲学思潮历史变迁的反映，古罗马的实用教育，乃是当时崇尚辩说的哲学思潮的表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是教会人们如何理性与信仰，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思潮在于追溯希腊罗马的文献，重视古典文艺，人文主义的教育目标便是此时期的特点。随着自然科学逐渐发展，哲学思潮便趋于重视感觉经验，提倡直观教学和尊重科学知识，带有唯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色彩。18世纪个人主义的哲学崇尚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判断，其教育的目标变为注重个人人格的发展，尚自由的特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社会哲学方面，另一种反个人主义的哲学思潮――社会主义也影响着当时的教育，引起了注重教育之社会功能的“社会教育学”。一战以后，国际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潮又一次膨胀，教育理论的理论和实施注重促进民族间的谅解和维持国际和平，提倡生产教育、劳动教育以及阶级教育相结合的思想。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始终是追随哲学思潮的发展而变迁的。

2.教育历程中教育与哲学的关系之观。首先，教育目的是一切措施的方向及考核教育成效的标准。如何决定教育目的，这是价值判断的问题，亦即哲学的问题。一般探讨哲学思想影响教育目的的抉择，可从两方面讨论：一方面是教育目的究竟是永恒不变还是不断改变的？另一方面是教育目的应以何种目的为中心，究竟是启发先天理性，还是重视经验改造？或另有其他目的。以上这些议题，都需要以哲学的观点为根据，加以判断与指引。其次，课程是教育内容的呈现，也是达到教育目的的工具，哲学的观点，既会影响教育目的的抉择，当然也会影响教育内容，亦即课程的抉择。倘教育目的主张追求永恒不变的知识与真理，则课程内容将会重视理论与普通科目，以及强调思考、领悟、鉴赏等类知识。反之，如认为教育目的是不断改变的过程，则较重视实用与经验科目，强调知识需透过经验的改造，且与生活相结合。哲学既然影响教育目的的抉择，自然也会影响教学或教育方法的抉择。选择哪种教学或教育方法，需要哲学的观点来衡量。

二、哲学与休闲的关系

从上述教育与哲学的关系来看，两者似可比拟成手段目的，哲学好比是实体，教育为实用。然而就休闲与哲学的关系而言，则较属于目的与理想的关系。从哲学的起源脉络来看，休闲始终是哲学追求的目标或理想，然而随着休闲观念的转变，休闲却有逐渐世俗化、物欲化的现象，偏失了原有的理想与完美，此时，休闲有赖哲学予以导引、纠正、丰富。

1.休闲是哲学追求的终极理想。古希腊传统认为休闲是一种允许个人得以探究真理的状态，它的精髓在于其为一种非功利性、无实用价值、完全发自内在动机对真理与生命的探索。亚里斯多德认为休闲是一种深思的状态，也就是一种不需要考虑生存问题，心无羁绊的钐，即古希腊哲学家所推崇的沉思、从容、宁静和忘我。因此，休闲是对意识、精神、个性的开发。■可以说休闲是一种理想的生活境界，而这种境界正是哲学追求真善美的终极目标。

2.哲学可以指引休闲方向。近年来，随着科技与经济的蓬勃发展，人们的闲暇时间也较以往更为充裕，然而人们休闲活动的方式却出现日益贫瘠的现象，这些情形都违背了休闲原有的理想，亟需予以矫正。透过哲学的批判与引导，可指正人们不当休闲行为，换言之，休闲一方面是哲学追求的理想境界，同时亦需以哲学作为指引方针。

3.哲学可以满足休闲需求。许多人从功利的眼光来看休闲，认为休闲对生活的改善没有任何帮助，亦即古人所说的“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将“嬉”视为学习或成长的障碍。换个角度来看休闲，人们在物质生活满足之余，最需要的则是精神生活的充实，休闲即是实现或满足个人精神生活的良方。被一般人视为无用的休闲，虽然表面上看似“无用”，但实际上却都是忙碌、紧张的现代人所迫切需要的精神家园。透过哲学的深思与探索，可以更好地认识休闲的乐趣，提升生活的品质，满足休闲的需求，进而实现个人的目标。

三、哲学与休闲教育之关系

从哲学之观点来看，休闲教育是哲学的实践与推行，若从休闲教育之视域以观，休闲教育则有赖哲学的批判与引导。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休闲教育的理解各有分殊，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致的，通过休闲教育培养人们的休闲技能技巧和休闲鉴赏力，使人们有能力参与某些休闲活动，从而引发其对休闲活动的兴趣。通过休闲教育确立正确的休闲价值观和休闲生活方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要实现较高层次的休闲，就必须开展休闲教育，“这里须有某些课目专以教授和学习操持闲暇的理性活动。”■可见，亚氏从可感触的现实生活出发，强调休闲的价值和重视休闲教育。休闲以一定的受教育程度为前提，在学校可以学习及培养休闲技能与兴趣。休闲教育的传播有利于人们对休闲的正确认识，任何教育的内涵与措施，都有一个基本的哲学观念作为基础，休闲教育亦不例外，是以推动休闲教育，应以正确的哲学观念作为引导，促使各国政府制定完善的休闲教育政策，规划可行的休闲教育策略，推动具体的休闲教育活动，进而达成休闲教育的目标。

1.哲学有赖休闲教育的实践与推行。休闲教育就是要启发与实践并追求人类最原始的休闲观――生命价值的实现。若从休闲教育观点来看，休闲教育只是一种存在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活动纯粹是无所为而为，自身即是目的。休闲教育是伴随休闲而出现的产物，它作为休闲的必要准备，良好的休闲价值观使人能够通过休闲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并能从休闲的角度来认识自己，审视自己的人生，而它的获得是一个教育和学习的过程。休闲教育也是让人们能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休闲活动，帮助个人实现自我，培育人们深刻的观察力。休闲教育也将有利于引导人们的学习和行为，使之能向社会最高层次和最持久的价值方向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哲学的理念或理想，都有赖休闲教育的实践与推行方能成功。

2.休闲教育有赖哲学的批判与引导。在教育与休闲关系的论述中，我们了解教育的理论与实施，多半随着哲学的思潮而变迁，换言之，哲学是引导当代教育取向的指针，休闲教育属于教育的范畴之一，自然亦受到哲学思潮的影响。同时，由于哲学是一种价值批判的学问，对于休闲教育的价值，正可以透过哲学的批判与省思，加以衡量和判别。休闲引领教育，教育回归休闲。在教育中，我们所需要的是对价值进行重新安排，在一个以休闲为中心的社会中生存。休闲教育从价值观、兴趣、欣赏力和技能开始，包括各种休闲技能，它不光指明休闲的方式和时间，而且指明其原因。如果从理性主义观点来看休闲教育，认为它的规划或实施需要从理性出发，在制定政策时必须遵从一定的步骤，发现所有可能的方案，洞察每一个政策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强调成本效益的方案。如果从存在主义观点来看，则从自我认识出发，强调休闲教育的个人化与主观化。休闲教育旨在启发个人存在的意义，因而休闲教育政策制定的重点在鼓励学生自我识别、自我存在的重要，学习的自由与个体想法的尊重。此外，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则强调多元存在，重视观念的解构，反对传统机械的决定论，反对权威，重视分化倡导差异同等特征，对于休闲教育规划与实施，自然产生一定的启发与引导作用。

我们理解休闲教育需要哲学的引导与批判，此外，我们也理解，哲学所勾勒的休闲理想愿景有赖休闲教育予以实践与推动，人类期待生活的美满与完善，并非凭空而谈，只要透过休闲教育的实践与推动，即可以圆这个梦想。

参考文献：

第8篇：教育学与哲学范文

关键词：职业教育哲学；研究；几组关系

作者简介：马君（1979―），男，回族，宁夏同心人，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周志刚（1950―），男，天津人，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08）15-0007-04

我国学界对职业教育哲学的专门研究是近来的事情，以往虽然在一些文献中不时地会出现对职业教育哲学的思考，但这种思考基本上属于零敲碎打，不成体系。职业教育哲学研究被置于边缘化的境地，也很少有学者潜心对此进行专门研究（而在台湾已有职业教育哲学专门论著）。这虽有历史的原因，但也与职业教育学科的不成熟有关，而这种不成熟也恰恰与缺少对职业教育进行哲学视角的考量有关。随着职业教育的大力发展和职业教育学科建构的需要，职业教育哲学作为必需的研究领域，乃大势所趋，这决不是跟风盲从。探索、研究、建构起职业教育哲学理论体系应该被提上日程，应引起职教学者足够的重视。因为这是奠定职业教育科学地位的重要基础。这样的拓展性理论研究的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这需要矢志不渝的决心和知难而上的毅力。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我们发现，在对职业教育的哲学思考中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需要加以消解。因此，在对职业教育哲学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之前尚需辨清几组关系，这将会影响到职业教育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本文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论述和探讨了这几组关系。

一、宏观层面：职业教育哲学与教育哲学和技术哲学的关系

职业教育哲学与教育哲学和技术哲学的关系，从概念上来讲，职业教育哲学是关于职业教育（学）的哲学反思；教育哲学是关于教育（学）的哲学反思；技术哲学是关于技术（学）的哲学反思。从学科视角讲，职业教育学有着教育学、技术学、职业科学三者的属性，职业教育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从职业教育的特征讲，职业教育具有教育性、职业性、技术性特征。因此，从这些角度看，教育哲学和技术哲学可作为职业教育哲学的基础。

（一）职业教育哲学与教育哲学的关系

职业教育哲学作为教育哲学的分支，显然是可以说得通的。一是因为职业教育学科就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二是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种类型。尽管它和普通教育存有较大差别，但它是教育门类中的一类。因此，职业教育哲学可作为教育哲学的从属学科，从而在关系上是上位与下位的关系。同时，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存有包含与被包含、整体与局部、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教育哲学的研究应涉及职业教育哲学的领域，职业教育哲学的构建应以教育哲学为指导，职业教育哲学的方法论构建可建立在教育哲学的基础上。这是它们之间“同”的方面。

但无论从理论上来探讨，还是从实际中分辨，职业教育哲学与教育哲学之间是“异”大于“同”的。首先，从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本质属性来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其次，从职业教育的受众（客体）和研究阈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差异也是很大的。再次，从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来看，职业教育学与教育学也是有着极大区别的。以上种种可以表明，职业教育哲学虽为教育哲学的分支，它们之间有互补性，但绝不可相互代替，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研究目的、任务和问题阈来看都是不同的。拿职业教育哲学和教育哲学的问题阈来讲，职业教育与教育的本质问题、职业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学科结构问题、职业教育与教育的理论和评价问题、职业教育与教育的基本假定、原则、目的问题等等，都是需要加以辨析清楚的，因为它们确实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

（二）职业教育哲学与技术哲学的关系

将技术哲学作为职业教育哲学的基础，是近来研究的成果。有学者从职业教育的技术性的特征出发，通过深入分析，认为技术哲学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哲学基础之一。因为在技术哲学与职业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里有着许多共同的命题。有些职业教育哲学的命题常常需要技术哲学的支撑和帮助。比如职业教育研究领域中的“技术是什么的问题”、“技能是什么的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敞开视野寻求技术哲学的支持来提升职业教育哲学的思维水平。所以说，职业教育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又存在着交集，如果撇开技术哲学来试图解析“技术”与“技能”究竟是什么，这将是一条不明智的路径，必将有害于职业教育哲学的构建。而技术哲学专家已经为我们了解和掌握这些东西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关于什么是技术和技能？技术哲学专家、学者已给我们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解释，我们可从中汲取营养。

因此，职业教育哲学的构建，需要我们对技术哲学资源的运用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和挖掘，加大基于技术哲学的职业教育哲学研究的力度。

二、中观层面：职业教育哲学与职业教育学的关系

实际上，对于职业教育学和职业教育实践活动的哲学反思，可以说几乎是与职业教育学同步产生的，因为任何一个职业教育学研究专家都无法回避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职业教育学究竟是什么？怎样看待职业教育理论与职业教育实践？职业教育实践中如何实现人的价值？等等。这些问题并不是单纯的职业教育学问题，而是关于职业教育学的哲学问题。严格意义上讲，职业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它与职业教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之外，还有着明显的区别。

（一）职业教育哲学与职业教育学的区别

1.研究对象和客体不同

职业教育哲学属于哲学范畴，它所研究的是作为各种职业教育学建立之前提的基本理论假设，旨在揭示职业教育学的基本范畴、基本关系及其运动规律，为职业教育实践者提供正确的职业教育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职业教育学则是属于应用科学范畴，它直接研究职业教育活动中的各种具体问题，为人们提供有关职业教育的相对具体的原理、原则和方法。职业教育哲学从属于哲学研究领域，它是根据哲学思维的根本特性反思人类职业教育实践而形成的哲学理论。职业教育哲学是关于职业教育学的哲学研究，其研究对象主要包括：职业教育学的现象描述、职业教育学的概念系统、职业教育学的因果解释、职业教育学的理论建构、职业教育学的知识应用，等等。职业教育学考察的是具体的职业教育活动，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和总结职业教育活动的基本规律。职业教育哲学并不考察具体的职业教育活动，而是以反思的哲学思维方式，从更一般、也更抽象和思辨的层面，去追问职业教育活动的存在性质和存在方式，去追问此种活动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性等。如果我们把职业教育学看作是现实职业教育活动及其规律的认知和总结，是关于职业教育活动的思想理论，那么，职业教育哲学则是对职业教育认识的再认识，对职业教育思想的再思想，对职业教育思维的再思维。

职业教育哲学的对象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职业教育学的基本问题。职业教育哲学主要反思批判职业教育思想史，以清醒的理性思考树立一种理解职业教育学的理论视野，以职业教育学发展的历史逻辑为基础，对职业教育学自我理解进行追问，把职业教育学知识作为研究对象，不是掌握其知识，而是实现用思想的力量把握职业教育学知识的历史。这是职业教育哲学与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根本区别。

2.研究方法不同

职业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有多种，如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定量与定性分析法、多学科分析法、归纳演绎法等方法，呈现出多样性。而职业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则是唯一的，这就是哲学所固有和特有的批判反思的思维方式，职业教育学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是职业教育哲学批判反思的对象。

职业教育学研究方法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职业教育哲学对职业教育学研究方法进行批判反思，侧重对职业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总体性把握和辩证性思考。如果我们把职业教育学方法论的研究视角概括为职业教育学研究方法是怎样，那么，职业教育哲学的研究视角则是职业教育学研究方法何以这样、又应该怎样的问题。所以，职业教育哲学主要采用的是哲学思辨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主要是采用演绎的思维方法，从已知的法则、理论出发，推演出新的知识，包括提出原创性的公理或者根据已有公理、理论推演出某种命题。

3.研究目的和任务不同

职业教育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在于揭示职业教育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职业教育哲学的研究目的则是双重的：一方面，它通过对职业教育实践的批判反思，为职业教育学研究和规范职业教育实践活动提供一种哲学方法论支撑；另一方面，它在对职业教育实践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关于职业教育世界的哲学观，达到对职业教育世界的一种整体性把握。其研究目的主要是承担着对各种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职能，职业教育哲学为人们提供解释职业教育的元理论，而非实证知识。职业教育哲学研究职业教育理论中的公共问题，对职业教育思想、职业教育理论进行反思、整合，从而为人们认识职业教育提供世界观。

（二）职业教育哲学与职业教育学的联系

1．职业教育哲学根植于职业教育学土壤中

职业教育哲学根植于聚焦职业教育实践的职业教育学土壤中，以各种职业教育理论作为自己的反思对象。从中概括和提升出职业教育哲学的范畴和理论。职业教育学又必须以职业教育哲学作为指导，才能从丰富的职业教育经验中总结出职业教育学的理论。因为任何一种具体思想理论的背后都深藏着某种特定的哲学世界观，任何一种特定的职业教育理论也总是以某种特定的哲学视角为其思想理论前提而演绎出各种具体的职业教育学说和结论的。现当代职业教育哲学没有形成成体系的理论，是导致职业教育理论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

2．职业教育学学科的不成熟使得职业教育哲学的研究无所适从

在职业教育哲学的研究中，研究的问题来源深深地根植于职业教育科学和职业教育活动的历史发展之中。职业教育思想史是我们进行职业教育哲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可以说，没有职业教育学的发展史作为基础，职业教育哲学的研究就是空洞的，甚至是无法进行的。对于职业教育哲学而言，职业教育学的发展历史为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材料和问题的来源。职业教育哲学必定具有一定程度的哲学理论的抽象性。职业教育哲学研究职业教育的本质和一般规律，因而依赖于职业教育学对职业教育的各种特殊问题的研究，以职业教育学的研究成果为素材，再作进一步的概括和总结。否则，职业教育哲学就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进行职业教育哲学研究首先必须从职业教育实践和职业教育理论的实际情况和素材出发，而不应首先从哲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用哲学理论简单地套职业教育学的基本原理。

三、微观层面：职业教育本质与职业教育是什么和职业教育本质属性之间的关系

（一）“职业教育本质是什么”与“职业教育是什么”的关系

当前，在对职业教育哲学的思考和研究中，存在着许多概念混淆、模糊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常常将“职业教育是什么”与“职业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混同起来，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这两个问题本身是并不同一的。首先，从词意来看，前问的主词是“职业教育”，后问的主词是“职业教育本质”。其次，根据逻辑推论规则，“职业教育本质”与“职业教育”显然是两个概念。因此，这两个问题虽有着极为密切、极其重要的联系，但它们毕竟是有重要区别的两个问题，既不能相互取代，也不能相互混淆。

“职业教育本质是什么”与“职业教育是什么”是既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两个问题。其区别体现在：第一，问题的重心和对象不同。“职业教育本质是什么”问题的重心在于“职业教育本质”，而“职业教育是什么”问题的重心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本质是什么”实质上要回答的是“职业教育中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根本的东西”是职业教育的灵魂、源泉和动力，而“职业教育是什么”则要回答“所称为职业教育的那个东西是什么”。第二，问题的意义不同。职业教育本质观是职业教育观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区分职业教育思想与其他类型教育思想的重要标志，在指导职业教育实践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也起着重大作用。而“职业教育是什么”，则是对教育或现象的界定、诠释和说明，它是职业教育问题研究的基础，人们对职业教育问题的研究一般是以确定的或共同认可的“职业教育是什么”为前提的。第三，问题答案的表达方式不一样。“职业教育是什么”可以通过规范性方式、描述性方式、诠释性方式等加以表达．并且有多层面的意义结构，而“职业教育本质是什么”则只能运用确定性、规范性方式予以回答。因为它具有唯一性。第四，问题的意义结构不一样。“职业教育是什么”本身具有多层面的意义结构，有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和规范判断，即“现实的职业教育是什么”、“规范的职业教育是什么”、“理想的职业教育是什么”等复合层面；而“职业教育本质是什么”似乎不应存在诸如“好的职业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现实职业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规范的职业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的意义结构。两者的联系主要是：“职业教育是什么”是“职业教育本质是什么”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确定性的“职业教育是什么”，自然就没有确定性的“职业教育本质是什么”，但“职业教育本质是什么”的研究又是“职业教育是什么”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有助于更好把握“职业教育是什么”，因此两者相辅相成。

（二）职业教育本质与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的关系

目前，在职教界对于职业教育本质的理解的主流观点是“本质属性说”。这种学说最大的问题是用反映本质的某些特性界定本质，因而对职业教育本质的研究就必然把职业教育某些本质特性或多种特性加以简单概括、综合甚至相加。而从理论上和事实上来讲，本质与本质属性是不同的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它们是“实在与表征”、“存在根据与存在状态”的关系。“本质”是事物所以“是”（being，存在)的根据，而不是指事物具有哪些本质特性。本质属性是对事物存在状态和表现特征的描述，而本质是对事物本身是什么的回答。

本质属性说看到了职业教育的本质不是由职业教育中某单方面因素决定的，因而这是它的一个进步。但是它却认为职业教育中的各种因素平行的、并列的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本质，形成了一系列并列的职业教育本质属性，如职业性、生产性、社会性、多样性等。这实际上是没有找到职业教育的本质。一个事物只有一个本质，而不是多个本质，也不是多重本质。一个事物的本质可以表现出几个角度的本质属性。但是这几个本质属性或几重本质属性之间不会是并列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有机结构联系，统一于某一个共同的东西，或某一个总的本质属性，这个共同东西或总的本质属性就是事物的本质。本质属性说看到了职业教育有各种不同的本质属性，但却没有把这几种不同的本质属性统一起来，找到它们所共同统一的东西，即没有找到它们共同的本质这一共同根基，也在根本上否定了事物本质的单一性，所以是值得商榷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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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教育学与哲学范文

[关键词]中职学校；哲学教育；学生

[中图分类号] G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7）06-0126-01

哲学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体现，有着怎么样的哲学思想，就有怎么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哲学教育也就成为中职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内容，研究中职学校的哲学教育非常重要。

一、中职学校哲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哲学教育并没有被摆在重要的位置

当前各级中职学校并没有把哲学教育摆在重要的位置。在中职学校，大多数主要管理者认为，学生在校时间短，素质相对于普通高中生和大学生来说较差，还要学习一些专业技术和技能，进行技术和服务的实习等。因此管理者都主要抓学生的专门或者专业技术，所有教学服务以此为中心来展开。所以，在教学中，往往公共课教育的哲学教育课程被压缩到最低最少，在师资配备的重视程度方面，学校比较重视技术人才的引进、培养和奖励。但是对于公共课中的哲学教师，往往重视不够且培养不够，激励更不够，这影响了中等职业学校的哲学教学课程和师资水平。

2.优秀哲学教师极度缺乏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国家越来越重视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然而中等职业学校的师资水平，总体上严重滞后于基础的义务教育，也滞后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这一方面源于社会对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的偏见，另一方面源于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的待遇。很多中职学校教师待遇赶不上普通中学，更无法和高等教育学校的教师收入比较。哲学作为学校教育中的非专业课，哲学教师作为非专业教师，其学校地位较低，很多优秀的毕业生和教师都不愿意到中职学校教学，学校也不愿意在哲学教育方面进行大量投入，这是师资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优秀教师缺乏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哲学教育水平较低，无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无法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也无法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无法为学生建立科学的世界观打下扎实的基础。

3.哲学课堂教育方式死板

哲学教育中的课堂教育方式死板，这是中职学校哲学教育的通病，没有学校的高度重视，没有高水平的师资水平，教学方式自然就非常死板。这表现在俗称的满堂灌之中，整个课堂由一个教师从开始讲到结束，教师讲得累，学生听得更累。授课方式的死板还表现在教育方式传统和落后，很多教师不会熟练使用PPT，不会利用现代科学的教学技术，无法利用声光电技术提高教学的新颖性和兴趣性，无法和学生进行互动。教学方式的死板最后体现在教学案例的应用没有切合学生实际。

二、提高中职学校哲学教育水平的对策建议

1.提高学校主要领导者和管理层的思想认识，高度重视哲学教育

一个学校教师教学认识程度的高低和是否科学，主要取决于领导。领导认识水平的高低和重视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校的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教学奖励和激励等。所以，如何加强主要领导和管理层的教学认识，使他们建立有关中职学校哲学教育的科学认识，这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要加强对中职学校校长的培训，尤其是有关哲学教育重要性的培训，要站在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角度给校长和管理层讲清楚哲学教育对于中职学校学生成长的长远意义。

2.改善中职学校的教师待遇，大力吸引和培养高素质哲学教师

在市场经济水平下，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教师资源的分配也离不开市场机制。因此，要切实改进和提高中学校教师待遇水平，以待遇来吸引人才，吸引各类硕士博士生来中职学校任教，只有大力吸引和引进人才，才能快速提高中职学校哲学教育的师资水平。与此同时，要加大哲学教师在中职教育中的社会地位，不要把他们当做“次要人士”，要一视同仁，通过各种方式奖励和激励他们进行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创新，通过师资水平的提高来改进学校教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