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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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行为经济学的基础范文

三维目标 基础学力 教学 路径

“三维目标是基础学力的一种具体表述”，而就基础学力的形成，日本学者认为有两条心理学路径，并在一线课堂教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线性思维下，直接移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往往易于走向极端，并未达成期望的结果。

一、形成基础学力的两条路径与课堂教学

为了阐述三维目标的整体性，钟启泉教授引用了日本学者田一的“四层冰山模型”来说明“基础学力”的整体构成：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部分是显性学力――“知识与技能”“理解与记忆”，藏在水面下的三层则依次是隐性学力――“思考力和问题解决力”“兴趣与意欲”以及“体验与实感”……为了实现指向“基础学力”的“扎实的教学”，我们必须把握“基础学力”形成的两条运动路径，这就是：（1）从下层向上层推进的学力形成路径……（2）从上层向下层延伸的学力形成路径……据两条路径起始位置的不同，我们将上面第一条途径演变来的教学路径称为“皮亚杰路径”，将第二条路径称为“维果茨基路径”，在日常课堂教学中均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应用中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

皮亚杰路径，可称之为“由下往上”路径：即通过学生与客体间直接的相互作用来产生知识，通过亲身体验、领悟生成知识，同时促进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由于符合激进建构主义的主张，在课堂教学中得到广泛应用，比如从实验探究、研究性学习开始设计学习活动。然而，在部分实践中这条路径有的演变成了极端的探究倾向：强调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任由学生随意建构知识，没有将探究的问题和结果上升到“社会知识”的层面。在上世纪60年代布鲁纳所引领的美国八年课程改革运动，就是由于过于强调学生的独立发现与探究，导致教育质量下滑，“发现教学法”也受到奥苏贝尔的批评。德国基尔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赖因德思・杜伊特对这条路线教学研究得出结论说：“通过观察学生的实验以及与他们的对话，我们发现学生的实验通常不会很有效……我们应该从建构主义角度，谨慎地看待实验在知识获得过程中的作用”。

维果茨基路径，称之为“由上往下”路径，经由社会文化的传播作用于个体，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进行同化学习，奥苏贝尔认为这应该是学生课堂学习的主要形式。

应用这条路径进行教学的前提条件是学生必须具有相应的知识、经验储备。不顾学生的“知识经验储备”而强行“宣讲”，就是这条路线的极端典型：教师成了客观知识或权威知识的者，这时的课堂讲授实际上已经不是“传道”，而成了宗教式的“布道”，这时个体所获得的知识，怀特海称之为“呆滞”的知识，成了“不干胶”似贴在主体认知结构的外面，知识真正成了“符号”的东西。正如杜威所说，“如果所沟通的知识不能组织到学生已有的经验中去，这种知识就变成了纯粹言词，即纯粹感觉刺激，没有什么意义”。

二、形成基础学力的第三条课堂教学路径

实际上，如果我们固着一端，采用线性思维直接应用心理学上的研究成果建模教学，无论采用上述的哪条路径，要确保个体内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融合，形成基础学力，都存在一定的难度。从第一条路径开始，学生会缺少社会知识的引领；从第二条路径开始，学生会缺少相应经验的支撑。如果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通过教学论的转置，应用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在《教育目的》中论述教学的节奏时所提出的教学三阶段论的指导，可以建构出第三条基础学力的形成路径。经教学实践应用表明，将能更好地融合和发挥心理学两条路径的价值。

怀特海根据智力发展的周期性提出了教学的三阶段论：浪漫阶段精确阶段综合应用。怀特海说，“教育应该是这些周期的持续不断的重复。从小的方面来说，每一堂课都应当构成一个有其自身的从属过程的漩涡周期。越是长的周期越是要确保有明确的收获，以形成新一轮循环的起点。”

根据怀特海的教学整体观和螺旋渐近发展的思想，对基于新内容的教学，可以作如下的路径规划，该路径可以简称为“怀特海路径”：

第一步：创设情景，悬置问题。问题是学习的起点，将问题嵌入到学生的生活世界中才能产生意义。

第二步：阅读材料，整体感知。通过阅读课本及其它材料，对学习的问题和任务获得整体感，并初步建立起学习内容初步的、宏观的框架。在学生自主学习感受的基础上，鼓励学生与同伴间互动，让学生在小范围内表达和交流自己的见解。

第三步：序列展开，精确落实。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一个网络，只要在初步整体感知的基础上，实际上从哪一个点开始切入，从点的哪个方向开展教学，都是可以的，应视其教学的核心知识来予以调整。如果经由第一条路径循序展开，则不因缺少相关背景知识而盲目探究，增加了探究的可行性。如果学生有相关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背景，则经由第二条路径展开，学生对对话的内容有备而来，则不因缺少相关信息而导致对话失落。这时，师生间、生生间在初步建立的知识框架内“渐进分化”，将个体知识不断进行重组提升，达成精确的理解，因为知识就是一种互动的组织。

第四步：学以致用，综合贯通。怀特海认为，知识是有用的，学会了就应该立即应用，以达成透彻的理解。在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有效地激活和精致已经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认知结构）：通过对知识的检索，能完成知识结构的重新标识和巩固；通过在不同情境间的迁移，增加认知结构的弹性。

第三条路径主要针对小学高年级和中学以上的教学而设。因教学的目标不同，比如小学的科学课程，完全可以采用“路径一”进行教学，因为其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探究兴趣，追求认识的结果在其次；如果是一门课程的起始阶段，也许需要教师从示范开始，先扩展表象和经验，而不是先“整体感知”。

总之，陶行知说，“接知如接枝”，如何“接”才能保证“枝”的成活，确实需要我们超越线性思维，以扎实推进我们的课堂教学。

参考文献：

[1]钟启泉著.教育研究[J].2011，（9）：62-67.

[2][美]D.P.奥苏贝尔等著，佘南星译.教育心理学――认知观点[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646.27.

[3][美]莱斯利・P・斯特弗，杰里・盖尔.教育中的建构主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16-217.

第2篇：行为经济学的基础范文

据笔者平时观察及和同行们讨论发现，较多信息技术教师仍采用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方法开展教学。根据课本章节内容，教师先演示一次操作，然后让学生模仿操作，最后点评几个作业。这样的演示式教学，表面上看效率挺高的，学生在课堂上能很快就把课本要求完成的例子完成了，似乎也掌握了软件的操作方法，好像有着不错的课堂效果。但过段时间，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换一个问法或换一个例子，学生就不知所然，就无法做出作品来，也就是说，学生之前能做出课本的例子来，只是一个掌握知识的假象。为什么会这样呢？通过跟学生沟通了解后才发现，原来学生看完老师的演示操作，然后凭记忆自己重复一遍老师的操作，照葫芦画瓢而已，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并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并非真正掌握课本的知识和操作技能。 

（二）“要我学”，非“我要学” 

信息技术课堂教学往往容易走进一个误区——重技术而轻教育。信息技术课堂上教师往往只注重教会学生软件技能操作而忽略为什么要掌握这软件技能的根本需求教育。学生课堂学习最大的感受是，这例子是老师要求我这样做的，我不这样做，就完成不了课堂任务，可能会被老师批评，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例子，我不知道学了这个操作对我有什么帮助。所以学生“要我学”感受非常强烈，在任务操作时就会有情绪，不会主动开动脑筋思考，应付了事，久而久之，对信息技术课堂及书本中操作任务就不感兴趣，甚至反感，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信息技术课堂气氛越来越沉闷，课堂效率越来越低，课堂质量越来越差。 

我们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要激发起学生对信息技术课堂的兴趣。如何激发起学生对信息技术课堂学习的兴趣呢？显然，课堂上给他们上网或玩游戏是学生最感兴趣和最喜欢做的事情，但这样我们要完成教学任务的话就有点悬了，是不可取的方法。而要引起学生兴趣，立足课本教材基础上，高于教材去精心设计一些课堂任务，让学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产生外压式学习转变成内需式学习作用，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不失为好方法。 

二、设计课堂任务的标准 

设计课堂任务的目的就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吸引学生全身心地投入课堂学习。怎样设计任务才具有吸引力呢？笔者的经验是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 

初中阶段是人的身心发育的一个重要阶段，尤其观察力明显提升，具有观察目的更明确、观察时间更持久、观察内容更精细、观察角度更概括等特征，空间认知、时间认知、想象力、思维水平等各方面的概括性、抽象性都在不断发展中，在认知发展上已处于一种既懂事又不完全清楚的状态，即各种认知过程都在发展而又都发展得不完善，认识上易产生片面性和表面性。因此，在任务设计考虑时，我们既要向他们提出具体的、可行的要求，又不能奢望过高，要用事实说话，多从正面引导教育考虑，并让他们学会区分是与非。 

（二）符合学生的感知经验 

初中学生已经具备了知觉整体性的特点。在教学活动或日常生活中他们能对存在一定缺欠的事物进行修补。但是由于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初中生常忽视弱刺激部分而过分注重强刺激部分，从而常做出不完全甚至是错误的反应。同时，初中生对事物加以组合、补充、删减或替代处理的时候，很大程度上还依靠自己经验进行主观想象，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这就造成学生有时对知识的理解会显得牵强附会，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和更合理的解释，他们还会把这种理解顽固地坚持下去。在知识迁移能力方面，由于受逻辑思维发展水平的限制，初中生很容易受到局部、片面的刺激的困扰，不能稳定不变的反映客观事物，不完全能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不完全能做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所以我们在设计课堂任务时就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结合知识结构的关系，进行知识模块化、细化设计而非综合性非常强的设计。 

（三）任务必须具有探究性 

我们常常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要占主体地位，笔者认为学生占课堂主体地位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就是让学生在课堂中进行探究性学习。因此，教师在设计教学任务时，可以分层设计，既有学生独立探究完成的任务，又要有学生通过小组合作来完成的任务。学生可以在好奇心驱使下进行探究活动，在解决问题中学习并在学习中发现问题，螺旋式进步。并要培养学生把探究作为课堂学习的一种习惯，当学生把探究行为从一种学习的需要，逐步转化成为学习的行为习惯时，课堂教学就会化被动为主动，学习就会成为学生的一种内驱力，课堂学习效果自然而然就会好起来。 

当然，教师要做好探究活动的引导作用。在进行探究时，学生总会遇到一些问题与困难，教师要和学生一起探究，避免学生遇难而退，要与学生共同经历失败的操作过程，分析失败的原因，这样才能够让学生感受探究的惊奇和分享成功的乐趣，而对有所成就的学生则应做出适当的评价和鼓励。 

（四）任务必须具有梯度性 

课堂任务要有难易梯度性，也就是说要分层设计课堂练习，保证学生学习的公平性。前面笔者提到学生会因生活经历不同而造成认知经验、感知经验、掌握的操作技能、学习方式方法等的差异。怎样保证课堂上每个学生都学得到、学得好呢？分层设计操作任务就能较好的解决这问题。 

第3篇：行为经济学的基础范文

[关键词] 性激素；子宫；妈富隆

[中图分类号] R7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5）12（a）-0149-02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marvelon and mifepristone in the treatment of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in perimenopausal period and the effect on sex hormone concentrations. Methods 112 patients with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in perimenopausal period treated in the gynecological clinic of our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3 to June 2014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56 cases in each，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marvelon and mifepristone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mifepristone， hormone level changes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clinic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78.6% and 46.4%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improvement situation of every inspection indicato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Key words] Hormone； Uterine； Mifepristone

围绝经期功血是指围绝经期子宫内膜增厚引发的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因女性在围绝经期卵巢功能退化引发机体激素水平变化显著引发的疾病，临床较为常见[1]。有文献显示，对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格子宫出血病人进行妈富隆联合治疗，可显著改善病人的内分泌状态及临床症状，临床效果确切[2]。探析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最佳治疗方式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故该院2013年9月―2014年6月对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病人进行米非司酮与妈富隆联合疗法，效果满意，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整群选取2013年9月―2014年6月就诊妇科门诊的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病人112人，患者因异常子宫出血在门诊就医，B超检查发现子宫内膜增厚后的治疗，年龄45～55岁，平均年龄（46.2±2.6）岁，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对照组，每组56例。观察组患者年龄45～52岁，平均年龄（45.8±2.5）岁。对照组患者年龄46～55岁，平均年龄（46.5±2.8）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均诊断性刮宫病理报告为子宫内膜单纯性增生。

1.2 方法

观察组予以去氧孕烯炔雌醇片治疗，诊断性刮宫术后3 d服用妈富隆，2片/d，早晚饭前服用，出血症状缓解后，每3 d减量1次，减量为1片/次，至1片/d维持剂量3周，连续服用3周为1个周期；撤退性出血第五天开始服药，1片/d，治疗3周后停止，3个月经周期为一个疗程；予以米非司酮片，1片/日，连续服用6个月。对照组仅予以米非司酮片，1片/d，连续服用6个月。两组停药3个月后，比较两组治疗后的临床效果。

1.3 药物与试剂

去氧孕烯炔雌醇片（商品名：妈富隆；厂家：荷兰 anon；国药准字：H20090423），米非司酮片（商品名：含珠停；厂家：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10950347）。

1.4 疗效评估标准

参照以下评估标准[3]：显效：实验室、影像学检查正常，随访无复发；有效：影像学检查正常、实验室检查稍异常，临床症状略有减轻，随访无复发；无效：实验室、影像学检查、临床症状无变化或加重。临床有效率为显效与有效的百分比之和。

1.5 统计方法

全部数据进行SPSS18.0软件系统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以χ2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以t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效果的评估比较

观察组的临床有效率为78.6%、对照组的临床有效率为46.4%，χ2=12.34，P

2.2 两组治疗前后各项激素检查指标评估比较

两组治疗后的FSH、E2、PRL、LH、P等激素指标均有改善，但观察组治疗后的各项检查指标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P

3 讨论

该研究对围绝经期子宫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病人进行米非司酮与妈富隆治疗临床效果比较[4-5]，结果显示：观察组的临床有效率为78.6%、对照组的临床有效率为46.4%；两组治疗后的FSH、E2、PRL、LH、P等激素指标均有改善，但观察组治疗后的各项检查指标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P

去氧孕烯炔雌醇片是炔雌醇和去氧孕烯复方制剂，具有抑制子宫内膜生长、促使内膜萎缩法的止血作用，可起到迅速调经及止血作用，同时炔雌醇同时可刺激子宫内膜再生性修复，促使子宫内膜毛细血管通透性下降、促进内膜创面血管内凝血，从而达到止血效果[7]。妈富隆同时调节机体的性激素，调节子宫内膜由增生期转化为分泌期。同时，米非司酮为受体水平抗孕激素药物，具有促进宫颈成熟、诱导月经、抗着床等功能，与孕酮竞争受体达到拮抗孕酮的作用，同时可结合糖皮质激素，小剂量米非司酮可显著提高子宫对前列腺素的敏感性，与妈富隆联合应用，临床调节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激素水平效果更佳[8]。

综上所述，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病人进行米非司酮与妈富隆联合疗法，可显著改善病人的内分泌状态及临床症状，临床效果确切，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 杨煜霞，柯昌禄.妈富隆和米非司酮治疗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效果对比[J].中国实用医药，2015，10（6）：172-173.

[2] 杨俊.比较米非司酮与妈富隆对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疗效[J].中国实用医药，2015，10（2）：172-173.

[3] 薛艳华.小剂量米非司酮与去氧孕烯炔雌醇治疗围绝经期妇女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对照研究[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12，16（11）：156-158.

[4] 欧阳新华，何丹，唐一青.去氧孕烯炔雌醇片对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疗效分析[J].中国当代医药，2013，20（24）：234-236.

[5] 王晓燕，许丹彤，马凤敏.100例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治疗的临床分析[J].中国医药指南，2010，8（26）：122-123.

[6] 黎倩琳，黄翠翠，黎金林.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采用妈富隆对其治疗的效果分析[J].中国实用医药，2015，10（z1）：1723-1724.

[7] 梁英.妈富隆治疗绝经过渡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研究[J].医学综述，2013，19（19）：3633-3635.

第4篇：行为经济学的基础范文

[关键词] 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米非司酮；出血

[中图分类号] R711.5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4）32-0031-03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low doses of mifepristone in treatment of perimenopausal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WU Xiaohong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Shuyang County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in Jiangsu Province， Shuyang 2236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low doses of mifepristone in treatment of perimenopausal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selection of drug and dosage in therapy of menopausal transition fun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248 patients with perimenopausal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were classified into 6.25 mg group and 12.5 mg group by random sampling method， 6.25 mg group with 124 cases were given 6.25 mg oral mifepristone， and 12.5 mg group with 124 cases were given 12.5 mg oral mifepristone. The course of both groups was 3 months， and serum levels of estradiol （E2）， progesterone （P），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 （FSH）， luteinizing hormone （LH）， testosterone （T） and endometrial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Cycles rates in patients who finished three courses of treatment in 6.25 mg group was 91.13%， while 87.90% in 12.5 mg group.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Levels of FSH， LH， P， E2， T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t（P>0.05）， while P and E2 were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 Fully hemostatic time in 6.25 mg group was （76.29±27.48）h， and （71.30±22.43）h in 12.5 mg group， which showed no significa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Endometrial thickness after treatment in 6.25 mg group and 12.5 mg group was （8.24±1.51）and （7.87±1.57）mm random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pretreatment， but no significa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and adverse reaction rate in 6.25 mg group were 96.46% and 4.42%， while 100.00% and 18.35% in 12.5 mg group， there was on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dverse reaction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Key words] Perimenopausal dysfunctional uterine bleeding； Mifepristone； Bleeding

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是属于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一种，以围绝经期妇女多见，又简称为围绝经期功血，其发病原因主要为卵巢功能衰退而引起正常分泌功能紊乱，表现为不规则的阴道出血。围绝经期功血的治疗原则以止血、诱导闭经及改善全身症状为主，诊断性刮宫治疗是快速有效的止血方法，但是功血的反复发作多次进行诊断性刮宫也并非最好治疗方法，药物治疗以雌激素、孕激素等性激素治疗为主，治疗方案较多，但是雌激素用药有可能诱发子宫内膜癌及乳腺癌等疾病发生可能性，孕激素长期用药可能对肝功能形成损害[1，2]。米非司酮为抗孕激素药物，近年来临床有报道使用米非司酮治疗围绝经期功血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疗效[3-5]，但是用药剂量临床上无统一标准，本研究旨在探讨小剂量米非司酮治疗围绝经期功血的临床效果，以期能为围绝经期功血治疗药物及剂量的选择提供一定的参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0年12月～2013年12月期间诊治的248例围绝经期功血患者，均经诊断性刮宫取得子宫内膜病理检查确诊为无排卵性功血，入选患者要求无生殖道器官器质性病变、无肝肾功能异常、无内分泌疾病及血液系统疾病，无米非司酮用药禁忌证，本研究经过患者知情同意。248例患者年龄44～54岁，平均（50.11±4.32）岁，病程3～51个月，平均（17.32±8.94）月，患者主要以阴道不规则出血、月经期延长、贫血等症状多见，单纯性子宫内膜增生过长169例，复杂性子宫内膜增生过长79例，合并贫血者127例。将患者按照随机抽样法分为6.25 mg组与12.5 mg组各124例，6.25 mg组平均年龄（50.10±4.57）岁，病程（17.49±8.51）月，单纯性子宫内膜增生过长87例，复杂性子宫内膜增生过长37例，合并贫血患者79例，平均血红蛋白值（72.97±9.68）g/L，12.5 mg组平均年龄（50.10±4.57）岁，病程（17.49±8.51）月，单纯性子宫内膜增生过长82例，复杂性子宫内膜增生过长42例，合并贫血患者48例，平均血红蛋白值（73.21±9.40）g/L，两组在年龄、病程、合并贫血及功血病理类型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所有患者在确诊后开始服用米非司酮片（北京紫竹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号：20081211），6.25 mg组服用米非司酮6.25 mg/次，1次/d，连续服用3个月；12.5 mg组服用米非司酮12.5 mg/次，1次/d，连续服用3个月。贫血患者同期口服药物纠正贫血。

1.3 观察指标及随访

所有患者在用药前及治疗3个月时检测血清雌二醇（E2）、孕酮（P）、促卵泡激素（FSH）、黄体生成素（LH）、睾酮（T），在用药期间每个月要求复查一次肝功能、肾功能及心电图，并且观察用药期间有无药物不良反应发生。随访采取门诊复查随访及电话随访，治疗3个月后主要依靠电话随访。

1.4 疗效评定标准[6]

显效：在治疗1周之内出血停止，3个月内闭经，停药后月经情况无复发。有效：在用药治疗1周之内出血减少，3个月内闭经，停药后月经量明显减少而且月经周期延长。无效：患者治疗1周内出血量也无明显改变，在3个月内未完全形成闭经，需要改变治疗方案者。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1.5 统计学方法

采取SPSS 16.0统计学软件统计分析数据，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进行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行t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完成情况

6.25 mg组最终完成3个治疗周期患者共113例，11例中断治疗，完成治疗周期患者占91.13%，12.5 mg组完成3个治疗周期患者共109例，15例中断治疗，完成治疗周期患者占87.90%，两组完成治疗周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69，P>0.05），表明除去未完成治疗周期患者对本研究基线资料无明显影响，中断治疗原因以药物不良反应影响患者自行中断不愿意再继续服药治疗为主，部分患者在治疗期间中断本治疗方案去外院选择其他治疗方案治疗，因此最终结果以完成治疗本治疗方案的患者进行数据统计。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内分泌激素变化

两组患者治疗前FSH、LH、P、E2、T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2.12、1.98、1.65、1.11、1.22，P>0.05），两组治疗后P、E2较治疗前下降，与治疗前组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4.83、46.67、6.23、45.66，P0.05），见表1。

2.3 两组患者完全止血时间及子宫内膜厚度变化

经过用药治疗，两组完全止血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48，P>0.05）。两组在治疗前及治疗后子宫内膜厚度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32、1.41、 1.56、1.62，P>0.05），治疗后子宫内膜厚度与治疗前比较均明显下降，治疗前后组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9.14、9.92，P

表2 两组患者完全止血时间及子宫内膜厚度变化（x±s）

注：*与治疗前比较，P

2.4 两组患者治疗疗效及不良反应比较

6.25 mg组治疗总有效率96.46%，12.5 mg组总有效率100.00%，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2，P>0.05）。6.25 mg组5例患者发生不同程度不良反应，其中皮疹3例、厌食4例、恶心3例、呕吐2例、潮热2例，发生率为4.42%；12.5 mg组22例患者发生不同程度不良反应，其中皮疹16例、厌食17例、恶心13例、呕吐8例、潮热9例，发生率为18.35%；两组均未见严重肝肾损害。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2.90，P

表3 两组患者治疗疗效及不良反应比较[n（%）]

3 讨论

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是由于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失调引起，围绝经期功血占到全部功血患者的20%～30%，为无排卵性功血，临床表现主要以不规则的阴道出血多见，如持续反复出血会引起严重的贫血，部分患者甚至需切除子宫。目前对围绝经期功血的治疗仍以诊断性刮宫及药物治疗为主，但是各种激素药物均无法达到彻底治愈的目标，药物不仅容易引起不良反应，还存在停药后的病情反复[7，8]。

米非司酮为孕激素拮抗剂，能与子宫内膜上的孕激素受体结合，结合能力比孕酮亲和力强5倍，研究发现米非司酮能有效抑制排卵期卵泡发育并且延迟排卵，能促进黄体溶解，因此有利于诱导患者绝经[9]。米非司酮临床常用于药物流产，近年来随着对米非司酮研究的深入，治疗范围的拓宽，米非司酮用于围绝经期功血的治疗报道逐渐增多[10]。研究发现[11]，米非司酮能明显抑制子宫内膜生长，能对抗雌激素诱导的子宫内膜增生及降低雄激素受体的表达，因此对雄激素也能起到拮抗作用。有学者观察到在应用米非司酮治疗围绝经期功血后，其腺体不仅表现为直径缩小、腺体数量减少，还存在子宫内膜分泌和增生等现象共存，在长期用药后患者会出现子宫内膜萎缩及血管减少，进而出现闭经[12]。但是在米非司酮的剂量上，并无统一标准，选择剂量有25 mg、12.5 mg、6.25 mg、5 mg等剂量，25 mg剂量长期用药不良反应较多见，患者往往无法完成治疗疗程，因此临床少用，而12.5 mg、6.25 mg、5 mg等小剂量用药能明显减少用药不良反应[13]，因此是临床常用治疗剂量。本文对12.5 mg与6.25 mg两种小剂量下米非司酮治疗围绝经期功血的疗效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在进行3个周期的药物治疗后大多数患者均能在短期内达到止血效果，治疗后P及E2明显下降，子宫内膜厚度明显下降，出现萎缩现象，6.25 mg组与12.5 mg组止血时间、P及E2下降幅度、子宫内膜服药前后厚度均无明显差异，说明这两种小剂量米非司酮治疗围绝经期功血疗效相当[6，7]，但是同时也观察到6.25 mg组治疗总有效率96.46%、不良反应为4.42%，12.5 mg治疗总有效率为100.00%、不良反应为18.35%，在疗效相当的情况下，12.5 mg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高于6.25 mg组，说明随着药物剂量的增加，不良反应也增加。

综上所述，小剂量米非司酮治疗围绝经期功血止血效果满意，疗效肯定，6.25 mg与12.5 mg口服剂量均能达到满意治疗效果，但是随着剂量的增加，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增高，建议在实际应用中以6.25 mg的小剂量开始用药较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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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行为经济学的基础范文

一

信息经济学的产生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共同点是以物质产品及服务的生产、流通、分配及相关活动为主要对象,因而被称之为物质的经济学。[1]在传统经济学中,信息如同空气、阳光一样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经济成本。同样,厂商、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等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处理能力,所以经济行为者的选择是确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经济学之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行为者不仅不具备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这与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信息经济学正是在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蒂格勒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中,批判了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理论,提出了信息搜寻的概念。斯蒂格勒认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要做出最优决策,必须对相关信息进行搜寻,而信息搜寻是需要成本的。把信息与成本、产出联系起来,提出搜寻概念及其理论方法,是斯蒂格勒对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继斯蒂格勒之后,着名经济学家K·阿罗(K·Arrow)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不确定性存在情况下的经济学。在他看来,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一项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来加以分析。阿罗十分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经济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精确的数学描述,用“信息结构”一词来描述经济决策利用信息的复杂分布及其与决策的对应关系,等等。搜寻理论后来经过萨洛普(S·Sulop)、截维德和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统地发展,成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一。众多着名经济学家在不完全信息经济分析领域的创造性成果,诸如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对策理论、非对称信息概念以及价格分散理论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分析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领域。

随着人们对信息经济的关注,研究的视野逐渐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1962年,弗里兹·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1977年,马克·波拉特《信息经济》(九卷本)提出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日趋成熟。

经济学者将信息要素纳入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使宏观信息经济学获得了与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生产函数理论,试图说明经济发展取决于投入的资本和劳力数量。但是,过去2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发达国家增加投资快于增加人数,投资收益并没有递减。针对这种现象,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要素不仅仅是资本和劳力,而应该是四个基本要素,即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识构成生产要素之一,它像资本那样必须以放弃当前消费为代价才能获得,知识(教育)滞后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国家必须像对待基础设施投资那样对知识及传播知识的教育机构进行投资。由于知识投资长期效用的干预,经济长期发展中可能出现良性循环趋势,即投资促进知识生产与传播,而知识生产与传播获得的效用又促进投资。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期提高某个国家的增长率,这个结论正是传统理论所否定的。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已经不在于资本与设备,而在于知识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正在由资本依附转向资本与信息的双重依附。

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论。他们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对称信息对交易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此后30多年来,不对称信息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产生的对策理论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两位经济学家于199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又一次因为在“走进现实生活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分享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他们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学的麦克尔·斯澎斯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三位经济学家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解释厂商、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基础。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时也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3]一种主张是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从市场不确定性角度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另一种主张是按照信息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多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这一主张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也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为信息经济学“三分法”,即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出发,将信息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产业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对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层面出发,论证信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研究信息与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产业经济学着眼于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基础与结构、信息产业国际化、信息资源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内容。按照这一思路,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能够较好地与传统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体系相衔接,不仅能够清晰地勾画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论体系与内容,而且还能较好地构筑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体系。在这一思路下,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构成理论信息经济学,而信息产业经济学则构成应用信息经济学。

思路二为信息经济学“二分法”,即按

照市场不确定性原理,将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个部分。与此相适应,将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理论信息经济学,而把宏观信息经济学作为应用信息经济学。根据这一思路构建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将思路一中的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归到一块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将厂商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放到一起来分析。宏观信息经济学则由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组成,以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为基础,分析信息技术的各种经济影响和福利效果。这一思路的主张者认为,按照这一思路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将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加以区分,并且能够较好地体现信息产业在信息经济学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4]比如委托一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代企业建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委托—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国有企业改革要建立起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为基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比如资产重组、企业破产与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来约束和规范市场行为,这个规则就是市场经济主体共同遵守和不断创新的委托—合同。

其次,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市场主体的经济决策和加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正确处理好企业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信息经济学较为深刻地探讨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经济行为的两个主要现象,即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面临着不同形式的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生产者面临着消费者的大量的、复杂的道德风险行为,而消费者也同样面临着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选择和生产者转移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无论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助于其作出各自相应的选择与对策。

第6篇：行为经济学的基础范文

关键词：本土化；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儒家文化；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6―0040―08

一、引言

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它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规范性和本土性，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必须建立在本土行为机理的契合性基础之上；而“所谓‘本土契合性’，就是指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研究成果与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及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脉络密切或高度符合、吻合及调和的状态”。然而，现代经济学产生、成长并壮大于西方社会，从而是建立在西方个人主义行为心理的基础之上；特别是随着20世纪30年代之后主流经济学在美国最终形成，从而深深地打上了美利坚民族的行为和心理烙印。正是基于这个角度，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就是真正的“西方”经济学，而且，即使已经为广大非西方国家广泛传播和接受的马克思经济学，它也是“西方”非正统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们都是建立在西方人行为心理之上的，并体现了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杨国枢(2004，自序)曾指出，“所谓美国心理学，无非是美国人的本土心理学；……但在近代史的不同阶段，中国心理学却曾先后将这些国家的本土心理学当作‘世界心理学’或‘(全)人类心理学’，甚至将之视为可以照样适用于中国人的心理学。试问，任何单一国家的本土心理学能够放诸天下而皆准吗?能直截了当地成为世界心理学或全人类心理学吗?美、英、德、法大都是属于基督教文化圈的国家。然则，基督教文化圈之人民的本土心理学能代表人类的心理学吗?它能适用于儒家文化圈(中国、日本及韩国)的人民吗?”显然，这里把心理学一词换成“经济学”一词，意思同样存在。正因为当前的经济学根基于基督教文明下的心理及相应的行为机理之上，因此，当前的经济学仅仅是“西方”经济学；这里不仅从地域上是指其源于西方，更主要从文化上是指它适应于西方人的心理和行为机理。

正因如此，长期以来，能够在经济学领域作出较为显著贡献的大多是西方人或者是具备西方化的人：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而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这些著名经济学家的国籍和工作地点之所以会有这种时间和地域上的相对集中，显然，并不仅仅是因为如林毅夫所说的是“由于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相反，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经济学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的本土性，而当前的经济学话语权已经被世界经济中心的国家及其本土学者或具有相通文化背景的学者所掌握。事实上，如果仅仅从国籍和工作地点的角度，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华人(甚至是日本、韩国等)在美国的大学中却一直没有取得较为“令人刮目”的成就，而像以色列、印度乃至拉美、东欧以及来自非洲一些国家的教授却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取得的“非同凡响”的声誉，甚至造就了一批“世界性”的顶级大师(这些地区出生的人都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如果从文化角度，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究其原因在于，经济学本身就是建立在微观心理学和宏观社会文化的基础上，而这些国家与美国文化更为接近，更容易基于本身的行为心理发展某些经济学理论。而华裔的学者根本没有这一切身的文化感受为基础，无法把理论推理和实际经验结合起来；因此，往往只能在与经验事实相对脱节的数理或计量方面有所发展，而对以社会经济现象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则力不从心。默顿就提出了一个“内部人原理”：“外部人”不论是多么小心或有学养，原则上都无法接近社会或文化的真理，因为存在一种结构性的限制使他没有能力了解异己的团体、文化和社会。是以本文尝试就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启示作一分析。

二、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

在当前西方经济学界，女性所占的比例非常低，有成就的女性经济学大家则更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主要不在于流行的说辞：女性的逻辑抽象能力较低，因为女性在经济学领域中所占的比例要比在数学或自然科学领域所占的比例还要小；相反，根本上在于主流经济学本身的特质，因为它具有明显的性别结构缺陷。事实上，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心理之上，但却并不是反映了所有西方人的共同心理，而主要是建立在具有强烈扩张和征服欲望的男性的心理基础之上，从而具有非常强的偏见，这严重限制了女性对经济学的贡献。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兴起。

一般来说，男女双方在心理和行为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一般地，女性更为现实，更注重人情，更富同情心，更愿意进行合作而不是争夺，从而行为上也更少破坏性。这也可以通过圣经中的两个故事加以说明：亚伯拉罕为了某种抽象的上帝之命令而情愿牺牲自己的儿子，而所罗门王时的那个妇女在儿子命在旦夕时宁愿放弃真理也不愿目睹儿子被杀。然而，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却逐渐形成了男性主义中心观，以至人类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概念也按性别呈现出等级形态，其中，男子特质占上层，在主体和方法上被评价较高的东西都与男性特质联系在一起，而被评价低的则与女子气联系在一起。究其原因在于，西方世界深受斯多葛主义的影响：世界是遵循数学法则和“自然”法则合理地运转的，每个人都可以认识并掌握这些法则，因为他们都拥有上帝赋予的理性才能，都可以以同一种机械的方式进行思维，从而得出相似的推论。后来，牛顿更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牛顿模式：整个宇宙决定于几条简单的、永恒的数学规律；由此推演，人类凭借理性就可以认识支配道德领域、政治领域以及美学领域的规律。同时，尽管上帝制造了理性之钟，但还是有一部分被遗漏了，这构成了情感和非理性王国；为此，牛顿模式又将世界分成两个部分：被理性统治的主要部分和统摄非理性的次要部分。正是基于这一学说，所有不遵循理性、不遵循机械论的数学原理的事物都是他者，是不重要的、第二位的、不真实的，它受到理性世界的监管；显然，由于男性往往具有更硬的“理性”，而女性也是第二位的，因而男性就有权把“理性”强加给那些缺乏理性的创造物。

尽管主流经济学提倡的科学化路径以期排除价值和道德因素的干扰，或者将道德问题存而不论；但

是，它并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而是存在强烈的规范色彩。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经济学论文往往体现了经济学家的个人、社会以及政治位置等特质，有人甚至说，所谓的客观知识其实不过是那些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拥有更强大势力人的知识。显然，由于经济学领域男性占了比在物理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中更大的比例，因而主流经济学实际上也就反映了男性的看法和处事态度。譬如，根据纳尔森等人的看法，经济人一词“economic man”本身就是男性经济学家群体的产物，他体现了男性“masculine”的行为方式，而无法涵盖女性“feminine”的行事方式。因此，我们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先天就是有缺陷的，它并不能说明全部人类的一般行为；尽管经济学界热衷于使用“经济人”一词，但却很少对它的真实含义以及起源进行梳理。在某种程度上，“经济人”一词本身就已经成为实用性和政治性的，目前许多人以此来装扮其研究的客观性，只不过是借此来推行他们自己的主观观点，其中就包括男性对女的控制。因此，女性在经济学界之所以数量少、贡献低，这主要与不同性别和文化下的学者对主流经济学的自发认知有关，从而与主流经济学本身的特质以及它与不同类别的人的亲和性有关。

一方面，就男女双方在行为特征上的差异而言。一般地，与行为相联系的个人内在心理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从而表现在学术上也会有所差异；显然，女性与男性在行为特征上往往相差很大，从而也就会对其学术取向产生影响。譬如，女性忍耐性更高，往往会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在人际关系中也更为忍让，以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更愿意采取迂回沟通而不是争夺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有研究表明，女性的道德推理显示出“相互冲突的责任”意识，而不是发自“竞争的公理”，这种认知能力决定了“它是一种与周围关联的、叙述性的思维模式，而不是有条理的、抽象的思维模式”；为此，女性特别注重“关爱的行动”，往往围绕着对“责任和关系的理解”，往往设法建构“联系之网，人际之网，它们通过交流得以维系”。正因如此，女性往往不热衷于抽象规则的研究，而更关注规则带来的社会后果，关注人的应得权利；相应地，她们往往偏好于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人本经济学、心理经济学、文化经济学以及福利经济学等的研究，而这些方面则属于经济学的边缘分支。

另一方面，就理论本身隐含的修辞特征而言。一般地，如果理论内含的修辞与研究者的行为特征相符，那么就更有利于该研究者在该领域的发展；因为他从事此方面的研究是源于内心自发的，而其他人则需要经受刻意模仿和学习过程。显然，当前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基本上反映了男性的看法和处事态度，因为它强调人的控制、征服、机会主义等。事实上，与女性的“责任道德”相反，男性明显地表现出“权利道德”的倾向，它立足于“对分离的而非联系的情调”，立足于“对个体而非基本的关系的思考”；并且，男性还使相互冲突的秩序保持一种机械的、量的平衡，而这种秩序又是以等级化的价值观为基础的。正因如此，尽管女性在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可以取得显著成就，但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却要小得多；究其原因，男性从事主流范式的经济学研究是源于内心自发的，而女性则需要刻意地进行模仿和学习。当然，这不是女性的错，而是主流经济学所内在的偏见所导致的，应该归咎于当前经济学的畸形化发展，因为主流经济学包含了太多的男性主义特征。而且，女性在现代主流经济学领域建树不多的现状，并不意味着女性并不适合从事经济学研究；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将有助于优化经济学的基本特质，使经济学回到更为合理的研究轨道上来。

其实，男女之间的性格差异主要与早期工作场所(工厂)和生活场所(家庭)的分离有关，而主流经济学源于对市场争夺行为的刻画，“经济人”也是与当时参与激烈市场竞争的男特质相符的。早期社会中，男性从事市场的竞争，从而日益变得好斗；而且，由于在企业组织等工作场所的活动往往都是被规定好的，男性的性格也逐渐被异化：价值理性日益萎缩而工具理性日益偏盛，从而产生了类似经济人的人格。相反，女性则被孤立在家庭之中从事家庭实务，尽管重复性的家务劳动不利于理性思维的发展，却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时间以培养多样化的性格；特别是，在妇女的主导下家庭往往成为置身于残酷争斗的市场之海中的无数个相对平和宁静的栖身岛屿，从而女性的性格更为平和和宽容。而且，盛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像兴盛于美国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那样以工具性的经济人为理论基石，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美洲早期殖民者主要是一批极具扩张冲动的新教徒，他们世俗化功利主义心理更为突出；后来尽管有大量的其他移民进入，但由于缺少了原先共同体的庇护，从而也只能遵守业已树立起来的市场争夺规则，从而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特征。

当然，随着社会物质财富日益充足以及女性越来越从家庭走上社会，社会行为主体成分的这种变化也就会对市场上的行为机理产生影响；与不断变化的实践相适应，经济学的行为假设也应该有一个相应修正过程：应该越来越多地把女机理纳入进来，不能把女视为非理性的而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而是要通过借鉴女性的行为来重新界定理性的内涵。然而，主流经济学却顽固地维持着传统的自然主义思维及其经济人假设，在这种传统下，妇女基于本性的理解当然就与之不相适应；这正如费波尔和纳尔森指出的，正是由于人的社会性别影响了他对社会事物的感知，影响了对问题相关性和重要性的评估，从而也就影响了认知原理的解释。正是由于主流经济学打上了深深的男性沙文主义，它的评价标准有利于男性而不利女性：不仅主流经济学主要体现了男性的话语和思维，而非对女的刻画和世界；而且，长期以来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原则也是由男性创造或制定的，这种规则和思维也就支配了学术的发展走向和学术人员的构成。事实上，当今西方学术界已经看到了这种现象，但不幸的是，男性主导的西方社会观念却往往把男女之间的这种行为差异仅仅归因于他们的生理差别，从而确立了经济学研究对女性和女性活动排斥的合理性；只是近年来随着女性主义的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和社会建制，与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性别没有必然联系。

可见，正是由于社会心理上的差异，导致了男女双方在经济学上截然不同的表现；这不是因为女性本身的行为有问题，而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规范本身就是片面的。费波尔和纳尔森就指出，“无论如何，承认经济学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影响，就意味着对主流范式的总体否定和对客观性追求的放弃”，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以提高经济学的客观性”；事实上，“女性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太客观了，而是因为它还不够客观，因为太多的假设和方法论思想在没有经过全面的批判性审查之后就开始被主流经济学团体视为普遍而客观的了”。正因为如此，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对数学化、客观化的科学认识论发出了深深的质疑，他们认为，当前这种流行的科学至上主义会把整个世界无论是物

质世界还是生活世界物化为它者，女性注重协作的互动行为对社会的破坏性更小，更适应于与自然世界之间的良性互动；也正因如此，他们强调科学本身就是主观的，应该把人的认识和情感结合起来，要强调科学的整体性、和谐及复杂性而不是简化轮、统治和直线。推而广之，不同的社会文化下的人们的行为机理也是不同的，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也应该存在差异，否则必然是有局限的，这从东方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上可见一斑。

三、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要求和思维

上面的分析表明，女性在经济学领域贡献之所以不足，主要不是因为抽象数理能力的欠缺，而是一种与文化相联系的社会性别属性差异所造成的；显然，如果男女之间这种社会性差别推广到不同特质的文化之间，那么，就可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文化适用性进行反思。

其实，尽管一些海归学者将国内经济学水平低归咎于经济学人的数学功底差，但这却不是主要原因；事实上，不少海归经济学者却都曾承认，海外的中国人没有因为数学不好而学不下去的，林毅夫更是认为，“外国的经济学家相比，我国年轻的经济学者通常数学较好，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同样，主要也不在于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能力，事实上，中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正越来越大：不仅近年来在自然科学领域获诺贝尔奖的华人在逐渐增加，而且，在数学领域华人的贡献也有目共睹。相反，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方人士在行为方式和社会气质上的明显差异，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和分析工具都以西方人的心理、认知和行为为基础的，从而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走向和人员构成也必然受西方所支配。事实上，我们可以把男女的社会性征和东西方人的行为机理联系加以分析：从整体上讲，西方人具有明显的男性特征，这表现为侵入性、个体性和占有性；而东方人则更多地表现出女性化的行为特征，这表现为合作性、社会性和共享性。例如，东方人更为强调抑制自己的需求，强调社会和谐与合作，也特别注重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因而中国社会相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历来也要平和得多。正因如此，当前中国人学习和研究体现西方心理的主流经济学也面临着与女性学习和研究那种体现男性认知观的经济学的相同困境。

因此，中国经济学人对经济学贡献不足，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数学水平不高，不善于使用计量回归等分析工具，更不是中国人的英语水平不好；相反，这主要是因为对社会的认知思维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制度与主流经济学宣扬的存在巨大差距。正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说与儒家社会的行为机理相差很大，这种学说是外在于中国人自身的生活的；因此，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种深入肺腑的感觉，无法把理论与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往往难以产生能够燎原的思想火花。而且，即使深受儒家熏陶的学者花了很大努力去学习现代主流经济学，但对“经济人”的行为特征的刻画以及由此推衍的社会现象的认识依然无法达到西方人那样的深度，从而无法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作出被主流“认可”的贡献。实际上，儒家文化一直强调“知行合一”和“主客同体”以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试想：如果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不是从自己切身的体认出发，而是可以接受外来的一套假设和学说，怎么可能深入地剖析社会行为的内在机理呢?由此可见，强调普遍适用性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着如何重构其脆弱的文化基础这一问题：正如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出现是为了揭示并消除经济学研究中的性别偏见，使经济学更好地反映整个人类社会的现实世界一样；为了消除当前主流经济学中对东方社会文化和行为的歧视，也有待于真正建立在中国人行为机理之上的中国经济学之振兴。

一般地，现代主流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它根植于西方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一元论思维：一方面，它强调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和社会后果中的物竞天择，并通过还原论把人的心理还原为动物心理；另一方面，它把人仅仅视为一个经验客体，是自然的一部分，终极价值判断是给定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先验理性和经验实证的色彩。但显然，中国人的思维却完全不同于西方人：人一直被视为思维和认知的主体，中国社会本质上也是人本主义的，它首先关心人类社会，儒家文明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因此，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就是由人而物、由内而外、由社会而自然，将从对社会秩序的探究中获得的知性逐渐反思到自然社会中，这是天人感应乃至于天人合一哲学的基础。而且，基于先验的理性主义思维，西方社会对事物的理性认知往往是脱离经验的，也可以游离于实践之外；正因如此，尽管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与现实远不相符，但主流经济学依旧把它视为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并以此来建立模型探究人的行为。相反，儒家社会往往从社会实践中获得对人类行为的认知，从而特别强调知行合一，理论不能脱离实践；正因如此，它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修正不合理的假设，使得理论日渐逼近实践，并为实践提供指导。事实上，在盛洪看来，经济学与科学存在着重要区别：经济学惟有提出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方案才能为人民服务，而科学则可能会被部分人用来损害别人；显然，由于中华文化中蕴含着“天下主义”的精神，因而如果能够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文化有机融合起来，那么就可以使得经济学更像“经济学”，并能够抑制西方科学和工具理性膨胀所潜在的两方面危害：一、利用科学方法通过损害别人来增进自己的利益(如改进武器)，二、诸如对社会的建构等对科学的不当应用而损害所有人。

但不幸的是，当前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式，特别是其基本微观行为基础都是西方的，以致当前的经济学也只能是“西方”经济学；显然，在没有搞清楚中国社会现象的内在机理，不将理论契合在中国人的行为机理基础之上，即使出现了本土化的声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本土化理论，仅仅是将研究对象本土化而已，而其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思维依然是西方的。譬如，林毅夫在《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一文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对如何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具体的经济问题的看法，但他依然认为我国经济科学的研究成果必须国际化，而研究的对象的本土化则是研究成果国际化的一条主要通道。当然，他认为，在对本土现象进行研究时，需要“弄清楚哪些是产生我们所观察到的重要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背后的主要经济、政治、社会变量，然后才能构建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来说明这些重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已经意识到了社会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不同。但是他并没有深入到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人性和行为机理问题，而仅仅是关注约束变量的不同。

杨国枢指出，“美国心理学因能有效探讨美国人之个人主义文化内的心理与行为，所以是一种本土心理学――美国人的本土心理学。这种本土心理学是从美国自己的社会、文化及历史脉络中自然发展出来的，所以是一种原生性的‘自发心理学’或‘内发心理学’。与此不同，西化的中国人的心理学是一种被美国人本土心理学所扭曲的知识体系，而不是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及历史脉络中自然发展出来的知识体系，因此是一种次生j生或衍生性的‘外发心理学’。外发性的中国人心理学难以有效探讨中国人之

集体主义文化内的心理与行为，所以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只有内发性的中国人心理学，才能提供有效了解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知识，才能作为发展全人类心理学的良好基础”。显然，在西方的“内发心理学”基础上产生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同样，也只有以中国化的“内发心理学”为基础，才能产生更适用中国的本土化经济学。正因如此，尽管林毅夫…等人都曾预言，“最迟到下个世纪30年代，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而当我国的经济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体之一时，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我国来”；但是，笔者却认为，如果不改变当前盲目照搬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风气，不能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社会文化有机契合起来，那么，即使中国经济如目前一般再持续发展20年，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仍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更加不要提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

四、简短结语

第7篇：行为经济学的基础范文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经济人有限理性展望理论价值函数

一、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动因及兴起过程概述

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Economics）又称为“心理的经济学”或“心理学和经济学”，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认为，人类行为是有限理的，并且，经济人偏好不总是稳定的。

二、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决策

1．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的偏差

一个基本偏差是：小数法则。例如，当一位投资者观察到一位基金经理在过去两年中的投资业绩好于平均情况，就会得出这位基金经理比其他经理优秀的结论。

2．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展望理论

莫里斯.阿莱最先提出实际情况中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与预期效用理论相背离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阿莱悖论”，并由此获得了198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用一个简单的实验来说明阿莱悖论。如，给定一组选择，a：以100%的概率获得3000元收益；b：以80%的概率获得4000元的收益，20%的概率没有收益。此时，被实验者往往会选择a选项。给出第二组选择，a：以25%的概率获得3000元的收益，75%的概率没有收益；b：以20%的概率获得4000元的收益，80%的概率没有收益。与第一组选择相比，两个选项获得收益的概率同时减为四分之一，但此时被实验者往往放弃a而选择b。

卡尼曼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大量的证据，表明许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与预期效用理论相背离。在此基础上，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在1979年发表的《展望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一文中，提出新的理论模型，即展望理论。

在展望理论中，相对于各种选择下效用的绝对水平，决策者重视各种选择所带来的总效用的变化。U=U[,I]-U[,0]即效用值U[,I]相对于初始效用值U[,0]的变化量，如果相对于初始效用值U[,0]，效用值U[,I]增加，则U取正值，反之若见小，则U取负值。若事件A以P[,a]的概率发生，效用变化值为U[,a]；而事件B以P[,b]的概率发生,效用变化值为U[,b]，当且仅当下式成立时，决策者会选择A而放弃B。Σp[,a]U[,a]＞Σp[,b]U[,a]

（1）价值函数V（u）的解释：

价值函数V以效用值的变化为自变量。该函数呈S形，凹的部分表示收益；凸的部分表示损失。比如说，按照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以80%的概率损失4000元，20%的概率免于损失，损失期望值大于3000元的确定损失，所以应该选择后者。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宁愿冒一下险，选择前者。因为如果幸运的话，20%的小概率事件一旦成功，可以避免损失。这就体现了损失上的风险偏好。

（2）决策权重函数：单调上升，在0、1处间断，小概率高估，大概率低估。

三、由行为经济学思想想到的对投资问题贴现模型的改进

给出两个选择，a：在未来十年里，每年可获得1.2万元的现金流，总贴现值收益为10万元；b：立刻可以获得9万元收益。现实生活里，恐怕很多人会选择后者，因为相对于唾手可得不用等待的9万元，贴现10万元的收益还要求付出“等待成本”，而且，收益的可靠性也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了。

所以，在传统投资贴现模型中添入一些影响人们行为的选择偏好因素及风险因子。并且，传统投资贴现模型假设每年现金流的贴现率相同，而实际经济每年在发展变化，客观经济环境也在变化，利率、通货膨胀率也随之变化，结果可能未必相等。

设Pi为投资者对于每年现金流的心理偏好权重，即每年现金流相对于投资者的价值体现；每年现金流为Ci；n年里每年现金流的贴现率为i；每年现金流可得性风险为Ri，实际的总贴现值对于投资者个人的价值体现为V：

V=Pi（1-Ri）

投资者会潜意识的依据自己偏好，根据贴现值在自己心理账户中的价值体现的高低，即V值的大小，来判断投资决策。

最后，行为经济学并不是否定传统经济学，而是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和补充，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虽然，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行为经济学还没有建立起严密的理论体系，自身也没有建立起严密的逻辑理论模型。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行为经济学会逐渐建立起系统完整的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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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NeumannvunJ,MorgenstemO.TheoryofGamesandEconomicBehavior[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44.

第8篇：行为经济学的基础范文

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流域管理必须以经济手段为核心，并紧密结合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教育手段，以更有效率地实现流域综合管理目标.流域污染问题尤其是跨界流域污染问题始终是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且不断引入信息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将生态学、系统论、控制论以及资源学的相关理论分析框架纳入其中.与空间有关的、区域性的、跨学科的环境问题被认为是未来一段时期内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但与流域相关的新兴学科，如流域管理学、流域生态学、流域经济学等也都仅处于初创阶段，都未将流域环境和经济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其作用机理及调控措施当前我国流域水环境管理已进入流域综合治理阶段，迫切需要提出一套系统的流环境经济研究，hohong@cmesoigcn域官理的理论框架、内容体系、综合经济手段和政朿.

笔者针对环境经济学在流域这一特殊研究对象的理论需求，分析了流域环境经济学成立的必要性，提出了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概念、内涵和理论基础，并初步构建了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框架和主要内容.

1流域环境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流域是以水为核心，由水、土地、生物等自然要素与社会、经济等人文要素组成的环境经济复合系统.为了促进流域环境、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保证流域水资源、7水环境和水生态可持续，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和技术等手段进行流域综合管理已经成为共识.传统环境经济学强调运用税收、投融资、补贴、补偿、价格、产权、奖惩等经济手段，故难以有效解决流域这一特殊的因地域分异性、污染的单向外部性以及上下游和利益群体之间冲突等特征引发的环境经济问题.

11解决流域跨界单向外部性方面的障碍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流域的核心要素一水资源属于准公共物品的范畴，不具有明晰的产权或者很难清晰界定其产权，同时对其消费具有非排他性.流域内的每一个涉水主体都受到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驱动，期望尽可能地从公共资源中获更多利益，肆意地开发利用水资源或向水体排放污染物.而流域常常跨越多个行政区，涉及到具有不同诉求的多元利益主体，因而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一方面上游污染呈现出跨界和单向外部性，这种外部性的输出将生产带来的经济收益留在该辖区，而将污染造成的损害成本输出到其他辖区，由全流域来承担，损害全流域的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上游保护水资源的行为产生正的外部效应，由此产生的收益由全社会分享，但会使行为主体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甚至小于私人成本，而消费的非排他性导致搭便车的动机和行为难以避免，使得市场倾向于提供正外部性的行为供给不足，而不论是过度使用还是供给不足，都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由于跨界单向外部性导致流域上下游各主体的成本收益函数存在较大差异，传统经济手段在解决单向外部性时需要更加严格的条件，实际政策设计以及操作实施也更加复杂，使得传统经济手段是低效率的，实践上也鲜有成功案例.

1. 2解决流域地域分异性方面的障碍

环境经济复合系统的自组织和自维持功能，呈典型的耗散结构特征;其次，流域水资源的状况决定了流域特定的资源环境条件.流域的水量、面积、河网密度和河流形状等自然地理要素存在空间差异，流域主体功能、7水环境、水生态功能、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也同时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性，上下游间存在/功能不对称”现象，在环境影响和生态服务方面，下游被上游所支配，而在经济发展方面，上游被下游所支配，处于依附地位.

流域系统的整体性和地域分异性特征决定了流域综合管理目标的多元性，一方面要求重视流域环境经济复合系统的协调可持续目标，通过对系统的耗散结构、协同、调控功能进行分析和评价，使流域自维持和自调控作用的发挥在客观上受到系统阈值的约束，避免超出系统承载力的过度开发和人为干预[17];另一方面，又要兼顾由于流域在地理要素、功能和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所导致的不同目标诉求，根据流域主体功能、水生态功能和水环境功能等合理确定综合管理目标.因此，流域这种整体性和地域分异性特征所导致的多元性流域综合管理目标，使得环境经济手段之间可能会相互抵触、牵制，从而降低经济调节的总体效率，这一问题给传统环境经济学带来了极大挑战.

1.3解决流域各干系人利益冲突方面的障碍

流域环境管理中涉及到多方干系人，而且干系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利益关系.目前，我国流域环境管理中部门间的利益冲突和博弈现象广泛存在，不仅加大了各级政府间的成本，而且可能导致不同地区间因经济竞争引发的地方公共政策选择扭曲，也可能使各级政府作为人在行为选择时往往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然而，跨界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以及行政边界下的分散决策，使得流域环境问题及其解决变得复杂化.流域环境管理面临利益的分化和协调，不仅要解决一般环境问题中规制者与被规制者的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的博弈，而且要解决规制主体间的博弈.

然而，传统环境经济手段在治理流域污染时，多把治理重点放在微观排污者，而对宏观层面流域上下游各政府间及其与中央政府间理性选择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污染治理信息供给偏差、激励不足和监督缺乏等问题重视不足.同时，传统环境经济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实现流域部性内部化还是产权界定，都需要相应的流域环境管理体制能在分散化信息下良好运作，但流域内相关者间利益冲突所致的信息不对称和地方保护主义，却限制了传统环境经济手段作用的发挥，迫切需要制定超越部门利益的经济手段，以突破限制环境经济手段正常发挥作用的障碍。

综上所述，传统环境经济学对于解决流域环境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面对流域的准公共物品属性、跨界外部性、整体性及地域分异性等特征，在当前流域管理体制下，传统的环境经济学理论和控制手段在解决流域这类与空间有关的、区域性的、跨学科的环境问题时遇到了障碍[5]，难以考虑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更无法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无法满足促进流域环境、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要求.迫切需要改进和创新环境经济手段，促进传统环境经济手段之间以及与其他环境管理手段的配合，通过借鉴空间计量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突破环境经济手段有效发挥作用的各种限制.因此，拓展环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开展流域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就成为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成立是对传统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补充和拓展，对于提高流域水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改善流域综合经济管理手段的实施效果，协调区域内不同行政区间的环境经济利益关系，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概念内涵与理论基础

2.1概念与内涵

环境经济学是环境科学和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二者相互交叉的产物，是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在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21].随着环境问题的逐步发展，环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在迅速拓展.流域环境经济学就是随着流域环境资源的稀缺和环境问题的不断演化而产生的新领域之一.流域环境经济学以流域这一特定地理单元为研究对象，以环境经济学为基础，综合运用空间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探索流域环境管理的机制设计[16]和合理的环境经济政策手段，优化流域环境资源配置，实现流域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流域环境经济学本质上是环境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属应用经济学范畴，其既借鉴传统环境：理论和方法，又根据流域特征和流域环境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研究如何突破环境经济手段在流域管理中的障碍，提高流域综合经济管理手段的管理弹性和效率，实现流域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流域环境经济学结构框架见图1

2.2理论基础

流域环境经济学作为应用性的环境经济学分支学科，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被视为流域环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础，但流域环境经济学重点是在对各种环境经济手段在流域层面上的针对性、适应性和优劣势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上，构建一套目标一致、相互补充、协同作用的流域综合环境经济手段和政策.同时，根据流域的基本特征和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还要从理论上研究如何保证流域综合环境经济手段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和运行效率.根据上述分析，空间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相应成为流域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构成.

2.2.1空间经济学

流域既是由分水线所包围的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同时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是产业集中、城市发达和人居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由于流域经济具有极点增长、轴线延伸的“点-轴”空间特征，使得沿流域发展的城镇在利用流域水资源的同时不断地向河流排放污染物，污染物进入水体不仅产生污染，而且随水流方向由上游向下游转移扩散.污染物转移和扩散不受行政边界的限制和人工调控，一方面形成了以沿江城镇增长极为污染源、以干支流为轴线的“源-轴”环境空间分布格局，并且与流域经济发展的“点-轴”空间分布特征相叠力口，加剧了流域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流域地理要素分：学的异和功能分异也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流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着流域环境经济的空间特征.因此，利用空间经济理论对实现流域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建立空间异质下的空间均衡的系统分析框架，优化生态空间分布及其与经济活动开发空间的合理配置等具有重要作用.

2.2.2信息经济学

在我国当前属地化流域管理体制下，资源的有限性和部门利益最大化倾向阻碍着部门之间的协调.地方政府作为理性利益个体，治污政策力度和激励强度要服从于地方收益最大化的理性目标.这使得污染的地方保护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并使流域环境经济手段和政策失效，强烈地约束和影响流域污染治理效果.利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提高流域管理主体信息获取的效率和效果，是防止流域综合环境管理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有效发挥流域环境经济手段和政策作用的前提.因此，信息经济学在流域环境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成为流域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2.2.3行为经济学

选择行为是经济学分析的对象.选择行为包括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传统的经济学假设经济活动中的人是完全理性和自利的，是以预期效用最大化做出行为选择，其选择行为是理性行为.但是，现代经济学中逐渐兴起的行为经济学、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等在“有限理性”的行为框架下对“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发现，现实中的行为选择除了受到利益驱动，还常常受到人的认知偏好、情感和信息不完全等因素影响而很难达到完全理性，存在着非理性的一面.在流域环境管理中，“公地悲剧”的发生是个体理性行为的结果.个体与全流域环境管理的目标具有不一致性，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各方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各方在行为达到最优时，常常导致流域管理组织的行为偏离最优点，即个体理性行为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局[25].解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使得各方由目前的完全非合作状态逐渐转向合作，使得他们即使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也能达到全流域环境保护的目标.目前，行为经济学在流域环境管理中受到了越来越高的重视，必将成为流域环境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支撑.

3流域环境经济学的框架和主要内容

3. 1流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研究系统的整体框架内，使流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向优化、相互博弈达到一个可接受的“纳什均衡”，建立起环境友好型的流域经济发展模式.流域环境和经济关系研究包括:流域环境经济复合系统内各子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和规律;复合系统与外部环境经济的相互作用关系和规律;流域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转移与流域水环境质量的响应关系；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模式对流域环境改善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水环境容量的空间分异与生产力宏观布局的协调.

3.2以水资源为核心的流域自然资本的优化配置研究

自然资本是指在一定时空条件下，自然资源及其所处的环境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产生自然资源流和服务流的存量.自然资本的概念体现了经济学中稀缺资源的经济价值.自然资源作为一种资本，其未来存量及相应的不确定性是自然资源利用中的重要因素，必须在一个跨期背景下进行研究.水资源是流域的核心要素，因此，流域自然资本的优化配置研究重点除了研究流域水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同时还应包括流域自然资本的评估、投资、管理，自然资本损失的经济评估，以及以自然资本实物量为基础的流域生态补偿理论和方法、流域生态承载力等.

3.3流域环境管理的机制设计

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是调节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针对流域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对称和分散决策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灵活有效的机制设计（即法则、政策条令和资源配置等规则），约束流域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污染行为；同时，通过有效的激励，改善和提升各利益相关方保护流域环境的意愿，实现激励相容，促使各利益相关方的个体利益和流域环境管理整体利益目标一致，是流域环境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2M7].流域环境管理的机制设计主要内容包括流域环境管理的利益博弈分析、流域环境管理体制与机制设计的方法和模式等，其中涉及到流域环境管理组织的定位、构成、主要职能，流域环境管理综合决策机制、合作协商机制、监督机制、资金机制、利益补偿机制的设计和最优化选择等.

3.4流域环境管理手段研究

直接或间接改变利益相关方的成本收益，刺激其保护流域环境成为一种自愿行为[28].遵循分区、分类、分级、分期的理念[22]，进行流域环境管理手段的设计，主要包括：1研究基于法律、行政手段的各种命令控制型政策的效率、效果和实施条件，如排污总量分配要考虑流域的地域分异性，并与各地资源环境容量的特征相结合；@研究基于福利经济学的庇古理论和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斯定理的经济激励政策的效率、效果和实施条件，如排污收费、环境税和排污权交易政策等；（四研究环境经济政策之间以及环境经济政策与命令一控制型政策的优化选择和组合问题，如取水许可和排污许可的联合审批，水权与排污权的联合市场体系与联合交易[29_.

4结语

第9篇：行为经济学的基础范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

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9-0075-02

新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两者都关注经济行动中交易组织和制度，并对此展开了大量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蓬勃发展将交易组织和制度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对这一领域研究在基本假设、方法论主张等方面既有相同点又有所区别。本文旨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和主张进行简要梳理和比较。

一、经济学和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回顾

从学术发展史来看，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熊彼特、韦伯等人都使用了“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的概念。但这一时期的学科界限还不明确，学者身份往往带有综合性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数理化定量研究方法对认识一些经济现象的局限，并开始对这一方法进行反思，结果是经济学发展方向有了新的一些趋势，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经济学研究出现了社会学的新取向。

经济学对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贝克尔。他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及范围，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拓展到个人、家庭等范围，使经济学的研究突破了单一的物质生产领域，把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延伸到社会学领域。经济学家的这种学科“入侵”，引起了社会学家的高度警惕，一些社会学者也尝试用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经济问题。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哈里森・怀特首先尝试使用社会学观点解释市场的产生。他认为，社会网络是经济交易发生的基础，市场是一种社会网络，它体现了社会关系。怀特的研究极具开创性，这标志着社会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这种学科交叉，在经济学领域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为代表，在社会学领域则表现为新经济社会学这一重要分支。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体系

（一）科斯、威廉姆森等人的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交易中有关经济权利和义务的界定，以及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交易组织的规模变动和边界确定，交易制度和结构的最优选择等（Coase，1937，1969；Williamson，1975；North，1990）。从而围绕其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构建起整个理论体系。对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分析，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阐述了对财产权利进行界定的经济意义，从而说明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Coase，1960）。威廉姆森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围绕交易成本和治理结构核心概念构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框架（Williamson，1975）。诺斯（North，1981）的研究关注交易成本理论在制度变迁问题中的运用。这些论述都是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包括个体的经济活动和制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假设

通过对科斯、威廉姆森、诺斯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仍然继承和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但这些假设相对于古典经济学又有所不同，主要假设主要有以下几个：（1）“经济人”假设。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关注制度或松散地对制度进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集中研究制度的产生及变迁问题。围绕“交易成本”这一核心概念，新制度学派具体采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方法。本质上仍是“经济人”假设下的效益最大化问题。（2）“有限理性”假设。新制度经济学主张“有限理性”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科斯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做这样的假设，即人的行为都是基于当前信息做出的理性预判后发生的行为（Coase，1994）。（3）“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与新古典经济学中暗含的“确定性”和“简单性”假设相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环境中充满不可预期性和各种变化，因此交易双方都力图将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复杂性纳入契约之中，契约的达成在交易过程中增加了交易成本。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体系

（一）嵌入性：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

“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最早由波兰尼提出的，他在《大转折》一书中写道：“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Polanyi，1944）。1985年，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对波兰尼的“嵌入性”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提出了“企业的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著名观点（Granovetter，1985）。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主张，确立了经济社会学中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新经济社会学也因此得名。新经济社会学是建立在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的。

新经济社会学家认为，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都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关于个人的原子化假定，他们认为社会个体决策是自主的、孤立的，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个人的社会行动和经济行动都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其中的一个最明显表现就是社会的网络关系特征，因此研究社会关系网络是十分必要的。新经济社会学者们普遍认为，“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是一项更为接近实际的理论假设。新经济社会学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学研究视角，即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关注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并对此进行广泛研究。

（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假设

格兰诺维特和斯威德伯格（Granovetterand，Swedberg，1992）共同把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核心归结为三个命题：即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经济行动具有社会性的定位；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从新经济社会学的上述基本命题中，我们可以看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几个基本假设：（1）“社会人”假设。新经济社会学家认为经济行动只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经济行动者有多重动机。格兰诺维特认为“尽管重要，经济行为也仅仅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类型。”（Granovetter，1992）。（2）“嵌入性”假设。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行动具有“嵌入性”，经济行为被“嵌入在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之中”（Granovetter，1985），而不能“仅仅用个体的动机来解释”。（3）“社会建构”假设。20世纪90年代初期，格兰诺维特阐述了“嵌入”的两种形式，一种是关系性嵌入，另一种是结构性嵌入，新经济社会学的关注焦点也由关系性嵌入转向了结构性嵌入，其核心在于揭示经济制度何以被社会建构。格兰诺维特将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归纳为两个社会命题：经济行为总是社会性定位的，它不可能仅仅用个人动机来解释；社会制度不可能以某种必然的形式自动地产生，而只能通过“社会建构”来形成。

四、结论和讨论

在行为模型研究上，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有不同的假设。新制度经济学中基于个体理性（完全或有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则是建立在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基础上，特别是强调“嵌入性”，即经济行动嵌入于特定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中。从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已有的研究和基础和假设来看，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到两种理论的不同取向，这种不同也根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不同方法论差异。因此，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讲仍然没有突破经济学的方法论的单一性局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方法则是多层次多方向的，不仅限于某一单一领域。一个显著的表现在于具体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上，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为概念工具，更偏重于规范分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则更像一种研究视角，在研究方法上相对地忽视规范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以组织和制度分析为共同切入点，为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行动打开了新的一扇门，引领了新学科的交叉。同时，两种理论的发展，也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两门重要分支学科的进一步交叉和融合提供了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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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纳德・科斯.企业、市场和法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3]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4]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G]//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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