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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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

一是确定适当的教学目标是有效教学的前提。教学目标是对教学活动结果的预期，它不仅是教师确定教学重心、明确教学主线、开展预设与生成的依据，而且也是学生明确学习重点、丰富内心情感的保证。课标要求，通过本课学习，学生应能“概述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笔者通过整合教材，把目标明确为：知道古代商业发展在商人、城市、商路、政策等方面的表现；了解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这样，本课的教学内容就比较明确，重心也很清楚——通过商业经济的发展了解中国古代商业经济的基本特征，进而感悟传统的商业文化。这个教学目标的确定比教材更有条理性，实践中也容易操作。

二是设计顺畅的教学流程是有效教学的基础。教学流程包括本课有几个教学环节，每个环节有什么活动，解决什么任务，达到何种意图，各环节间有何内在联系等。教师要特别注意各环节间的逻辑。清晰流畅的教学流程有利于教师开展教学，更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本课设计了两条线索。从历史内在逻辑来看，第一部分介绍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和特点，主要是商业现象；第二部分着眼于商业现象背后的政策，探究统治者实施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第三部分透过商业看商人，力图发掘传统商业文化的精华。这条线可归纳为从商业现象到商业政策再到商业文化，由表及里，逐渐深入。从学习过程来看，第一部分由于教科书的表述琐碎，教师指导学生采用小组合作的形式，分别探究春秋、唐朝、宋朝和明清的商业发展状况，梳理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概括其特点，为学生的建构提供知识基础。第二部分通过聚焦个案，探究统治者实施重农抑商政策的因素，以达到体验探究、反思历史的意图，为学生的建构提供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力图从枯燥的商业史中发掘出人性与人文，还原商人的真实形象，达到清晰认识、传承文化的意图，为学生的建构提供情感基础。本课通过内外双线的安排，层次清晰，意图明确，为教学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设置让学生充分参与的情境是有效教学的关键。考虑到学生不易理解古代的商业，笔者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出发，创设情境，化解历史与现实的隔膜，激发学生思考的兴趣。在导入时，笔者出示了一副学校周边示意简图。可以看出，以景山学校为中心，有米市大街、灯草胡同、油坊胡同、大豆腐巷等学生比较熟悉的地名，它们都是古代的商业市场。同时笔者提问，学校周边这些老街巷曾经是做什么的?看到这些街巷的名字你能想到什么?这些熟悉的地名引发了学生的热烈讨论。在新课中，笔者设置了几个历史情境：到春秋跑买卖、到唐朝做外贸、到宋朝开饭店、到清朝办票号，让学生通过四种商业活动，体验历史，感受不同时期商业发展的状况。情境体验容易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激发其主动探究的兴趣。

第2篇：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历史教学；问题阅读；导学教学

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导学教学法，就是一种较为符合新课程教学目标要求的教学法，它通过让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尝试自己去发现、解决问题，以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进而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能力。它也符合师生互相配合在合作中完成学习任务和发挥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主体作用的新课程理念，并且在教学实践中也易操作。下面就结合本人在教学中的实践谈一谈导学教学法的运用。

首先，依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并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课堂问题。在这一环节中，要求教师认真研读课程标准、考纲和教材设计问题。问题的设计一要抓主干知识、重点知识；二要大多数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都能较好地解决问题，以起到激励作用；三是要做到循序渐进，问题由易到难；四是着眼高考，通盘考虑并处理好课程标准的三维目标要求与高考所要求的四项十二条学科能力目标间的关系。

其次，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教材，独立或合作探究、解决问题。这是关键环节。在这一环节中，教师需要注意的是，一不但要大胆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而且要鼓励学生主动与同学合作探究，运用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学习、钻研教材，完成教师提出的问题。二要注意思维和方法上的引导。三要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和不同年级的学生，处理好课程标准的三维目标要求和考试大纲所要求的高考学科能力要求目标间的关系。四要处理好学生探究与教师归纳的关系，教师以激励为主，引导为主，并且最后要进行总结性的归纳。

如以必修二专题一第三节《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为例。开新课前先简单复习前一节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以此引入新课，然后抛出以下一个问题后让学生带着问题自主阅读教材第一目：问题1简要概括中国古代从远古经商代、西周、春秋战国、汉、唐、宋元到明清商业发展的概况。在规定的时间内让学生概括回答这一问题，结合学生的回答教师予以点评。很显然这一问题着意培养学生的阅读归纳能力。然后让学生带着以下问题在规定的时间内阅读第二目：问题2从秦到汉、南北朝、唐、宋、明清不同时期市发展的概况；问题3这一发展趋向反映出什么问题。问题2着意培养学生的阅读和概括能力，而问题3则培养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之后让学生阅读教材第三目，然后概括从战国到汉、王莽、唐、宋、清商业都会的状况。最后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概括、思考以下问题：问题4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表现；问题5影响商业发展的因素有哪些；问题6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是什么。同样教师要结合学生的作答予以归纳、点评。

导学教学法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在于突破了注入式教学忽视学生、被动教学的弊端，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变学生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变学生为学习主体，变单纯学习知识为既学习知识，又注重过程体验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与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第3篇：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商业街;仿古建筑;设计

当今，城市的发展水平不断的提升，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为了更好的彰显城市的文化特点，很多商业街在建设的过程中都加入了一些仿古类型的建筑，仿古建筑通常就是指使用仿古形式的建筑材料将古代建筑和现代建筑的形式充分的结合在一起，在某一个范围内对其进行适当的处理或者是对古建筑予以复原。但是在设计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其中比较明显的有三个方面，首先是设计风格不够协调统一，仿古建筑的设计比较僵化，其次是仿古建筑的数量过多，再次就是仿古建筑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怎样将仿古建筑和现代建筑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逐渐的成为了人们关心和关注的焦点。

1 仿古建筑的起源

我们都知道，在我国古代当中，不同朝代的社会和文化都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别，所以建筑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各不相同的，从夏商周到元明清，从宫殿到陵墓，都是有每个朝代自己的特点的。比如说宋朝就是我国建筑风格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宋朝使其的建筑规模要比唐代的建筑规模更小一些，但是从整体上看，宋朝的建筑风格更加的秀气，在形式上也更加的丰富，建筑的装饰也是风格迥异。就拿房木构建筑的砖石塔和墓葬来说，宋代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做功精致，风格独特的作品。宋朝的建筑构件在规范和标准上也更加的细致严格，不同工种在工作的时候也有了更加细致和严格的规范。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代的建筑当中是没有我们当前所说的仿古建筑的，那一时期的建筑基本上都是在前代建筑风格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改进和调整，融入一些新的特点，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建筑风格。但是在现代的商业街设计风格方面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某一个建筑是仿某个朝代的建筑建成的。历史上的物质文化遗产是可以通过技术进行修复或者是重现的，同时它还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进行开发利用，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如果在历史原貌完全不存在的情况下去谈建筑还原就成为了一种无法实现的期望。

2 现代仿古建筑的设计风格

顾名思义，仿古建筑其来源应该是古代的建筑，仿古建筑就是模仿古代建筑的形式，将古代建筑中一些比较鲜明的有特色的特点提取出来，从而展现出建筑所在时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风貌。仿古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的仿造，而是要在古代建筑中找到其最为重要的几个元素，之后和现代的装饰工艺有机结合，形成一种全新技术的过程。我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朝代更替的次数也比较多，在这一过程中也就使得我国传统建筑的文化表现力更强，文化底蕴也更深，这对建筑设计而言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资源，同时它也可以为设计师的创作提供良好的条件。当前我们所看到的仿古建筑主要都是模仿唐宋和明清时期的建筑，现代建筑风格的形成会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第一次后，西方建筑师对中国传统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西式建筑的基础上附加上中式传统建筑形式，比如在建筑装饰上使用斗拱形式，创造出新式的有中国传统的建筑。然后，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建筑的发展，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世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市建设的，中国城市建筑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大量的传统建筑被摧毁，对西式建筑的盲目崇拜，风格的模式化使得城市变得像ctrl+c、ctrl+v一样简单。

3 仿古商业街的特性

3.1 仿古商业街的后现代性

现代主义建筑大多数都是强调使用功能性，很少去强调建筑的装饰性那么从建筑的形式和意义去分析，商业街的仿古建筑应属于后现代主义而且很多商业街在进行仿古建筑设计时，也运用了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传统元素如果仿古商业街能够充分地考虑到地域文化和传统内涵，那么商业街建筑就可以成为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

3.2 仿古商业街的商业性

商业街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商业利益因此，更多的开发商将商业街的设计采用仿古建筑是为了实现经济效益作为一条商业街，首先要在使用功能上遵循功能合理性，然后再进行考虑仿古性建筑设计如果要建设仿古商业街，那么首先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如何仿古、仿古的意义、仿古所传承的文化内容是什么等，以此来凸显仿古的真正用意现代人们为何钟爱百年的文化商业街，因为其更多的承载着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其就像现代社会的人们吃惯了大鱼大肉，如果去吃一些野菜的话，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此，需要去考虑生长在钢筋混凝土建筑里的人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建筑，如果更好地将地域文化和传统内涵展现给人们，这些才是仿古商业街必须去面对的问题。

4 现代商业街仿古建筑方法

4.1 拆除重造

将旧建筑进行整体拆除，然后在拆除的位置上按照设计的年代风格进行重建这种拆除重建的方法，从设计方和施工方的角度而言，不但可以节约时间，而可以节约大量的资金首先，对旧街道房屋进行整体拆除的话，设计者就相当于在一片空地上进行设计，根本不需考虑如何更好地保护文物另外，新的商业街设计风格可以按照某一个年代的风格进行统一规划，这样就可以在人力和物力节约大量成本这种拆除重建的方法固然有自身的优势，然而它也抹杀了人们对旧街道一些记忆，将传统建筑文化的底蕴进行了“拆除”。

4.2 局部改造

局部改造就是在保留一些原建筑的基础上，对一些局部外观进行改造，或者是对旧街道进行整体的景观规划这也是很多旅游景点惯用的方法，将川西传统民居院落和历史商业街区相融合，形成了川西院落商街它是一条有着非常悠远历史的古老商业街我们在设计时尊重对古街原貌保护，只是对其沿街景观进行了整体包装这种局部改造的做法不但可以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而且可以更好的繁荣旅游产业，进而为当地人们带来经济效益。

5 解析仿古商业街设计失败的原因

虽然，国内商业街更多是采用仿古建筑设计，但是没有继承原有的传统文化，以至于失去了原居民生活的气息让人们感觉到商业街的仿古建筑大多只是流于形式，给人一种肤浅的感觉，也可以看作是换了外衣的便利商店而已。例如苏州寒山寺古街改造工程，其主要是以具有1400多年历史的苏州寒山寺为中心，因为苏州寒山寺是非常著名的佛教圣地，拥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古香古味的建筑群政府和开发商意识到苏州寒山寺所能够带来的商业价值，于是在寒山寺的临近地段进行了商业街规划，建造出了一条在建筑风格、比例等多方面都极为相以的仿古街道从外观上观察，仿古商业街和寒山寺的建筑风格是一致的，不存在任何不协调的地方然而在苏州寒山寺的仿古商业街的建造时，将原有的居民全部搬迁，失去了原有的生活气息。

结束语

在商业街改造的过程中进行仿古建筑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风格的一致性，同时还要充分的融入当地的文化特色，使得建筑和当地的风俗文化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这样才能使得整条商业街更有自己的风格和韵味，同时它也可能会成为当地的一个经济增长点，促进城市的发展。

参考文献

第4篇：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代/城市形成/过程特点

【正文】

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从本质上看，城市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是统治阶级——奴隶主、封建主——用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并认为：夏代“是古代城市开始时期”。“‘夏鲧作城’，虽是一种传说，但是揆诸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这个传说却是与实际相符合的。”同时还指出：“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周以前的城市还是不多的。中国古代城市的大量兴起，主要是在封建时代。”〔1〕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文明时代之前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早已存在”，“我国古代城市的出现应该在原始社会后期。”〔2〕

此外，还有学者则认为：“我国的城，最初见于早商时代”〔3〕；有的说：“邑在殷末已在成立过程中”〔4〕；有的说中国古代都市“周代始有之”〔5〕；也有人认为：我国古代“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兴起，从春秋初年开始”〔6〕。

上述有关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时间为什么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异呢？我们认为：其关键就在于对“城市”概念的理解与认定有较大的出入。事实上，在探讨城市的历史时能否有一个科学、明确而大致相同的概念，是客观地揭示城市起源、尤其是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基本前提条件。

众所周知，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定型的渐进变化过程。城市的产生也是如此。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时期。

一般说来，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本质上讲，城市主要是就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作用而言，尤其是指一种不同于乡村生活方式的经济生活。因此，城市的本质特征既不与“城”相同，绝不是专指城墙建筑；也与“市”相区别，不仅仅是商品交换的场所。但从其基本特点来看，它又与“城”和“市”有内在的联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别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才形成起来。”〔7〕因此，他还进一步指出：“真正的城市存在本身和那些简单的许多独立家庭当然有所区别，这里全体不是部分的简单总和。”〔8〕很明显，马克思所指的“真正的城市”，其标志是通过其特有的不同于乡村的经济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的城市形式，必须基本满足下列四个基本要素，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即：有环绕居民区能够起防御作用的墙垣设施；有相对集中的非农业人口；有进行经常性的商品交换的场所；在地域上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中心作用。在这几个要素中，由于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达，城墙对于现代城市来讲，虽然是可有可无，但对中国古代城市而言，则是不可或缺的。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维护城市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根据古今城市的本质和特点来看，可以认定：城市是一个人口集中、非农业各类产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与文化的中心。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城市还以四周环绕有城墙为其基本的标志。如果说，这个“城市”概念从其内涵与外延来讲，是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的本质和特点而较客观、科学的话，那么这样的城市在中国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根据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史实所表现的情况看，我们认为：城市，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从萌芽到形成，即城与市有机地结合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诞生，在历史上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乡村式城堡阶段，大约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夏初，城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军事及其他防御功能；其二，城、市分离阶段，大致从夏初到西周前期，城的政治功能等与市的经济功能等是各自分离、独立的；其三，城、市结合一体化阶段，从西周开始，城与市在逐渐有机地结合以后所表现出的集合性特点与综合性功能日益显现。在此，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城、城堡、城邑、都邑这些相对的单概念与城市这个复合概念完全不同，不仅其形成过程中在时间上表现为先后不一，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不同的地理实体存在着明显的“质”的差异。

一、乡村式城堡阶段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城堡阶段，大致是指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部落联盟间发生战争至夏代前期。它既是文明曙光初现时野蛮人掠夺性战争的产物，又是原始人类长期同自然界斗争的结果之一。

这种乡村式的城堡，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多称作“城”或“城邑”等。关于“城”的概念，《说文解字》载：“城，以盛民也。”清段玉裁注曰：“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9〕《释名》也说：“城，盛也。盛受国都也。”晋崔豹更是明确地指出：“城者，盛也，所以盛受大物也。”〔10〕这些虽然是从城的作用来解释城的含意，但都反映出城是一种特殊的防御设施。它的产生，其最初的动机完全是为了防御上的需要。故《墨子·七患》中说：“城者，所以自守也。”可以说，这种概括性的解释是相当恰当的、符合史实的。

既然当时城的主要功能体现在防御方面，因此，它必须首先具备防御的设施——城墙。这在古代科学技术不甚发达的条件下，难以逾越的城墙，自然就成为城的最主要的标志。在人们看来，只要有了城墙，城才有了防御的屏障，其防御功能才能得到体现。当城中居民遭遇人为或自然灾害时，才能充当其城堡的作用。

著名史学家郭沫若认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在我国历史上，这个时期可以溯源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经尧、舜、禹直到夏代前期，持续了数百年之久。”〔11〕从我国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一时期正是部落联盟阶段。这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产生了乡村固定居民点，而且产品的剩余、增多等导致了各部落联盟间相互发生战争，如黄帝和蚩尤、黄帝与炎帝之战。在战争中为了防御敌人，保存自己，同时为了抵抗、预防自然界中野兽与洪水等的侵害，人们开始在较为集中的居民点，即驻地周围筑起简陋的夯土墙垣，或是在居住地周围挖出一定宽度和深度的壕沟，同时用沟里返到地面的土筑成一道坚固的土墙。另外，也有些较大的居民点或部落联盟中心在其周围修筑出质量更好，形式更复杂的城墙。至此，最原始的乡村式城堡就开始出现了。

这种城堡的产生，可以从我国古代大量历史传说和文献记载中得到印证。《轩辕本纪》载：“黄帝筑城邑，造五城。”《黄帝内传》曰：“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除“黄帝筑城说”以外，还有“夏鲧造城说”。据载：“尧听四岳言，鲧曰：‘帝遭天灾，厥黎不康’。乃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12〕《吕氏春秋·君守篇》也有：“夏鲧作城”，《淮南子》中也有“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的记载。《管子》也说：“夏人之王，……民乃知城郭门宫闾室之筑。”这种城，显然是指简陋的城堡建筑。因为除了其有关城墙的记载外，其他资料所反映的多与以农耕为主而定居的乡村毫无二致。

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上这种乡村式城堡阶段的存在还可以从已取得的考古发掘的材料得到证实。龙山文化中城子崖、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等遗址中就发现有夯土城墙、城堡等距今约4200年左右的遗迹。

早在30年代初，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章丘发掘龙山文化遗址时，就在城子崖发现一个围绕遗址南北长约450米，东西宽约390米的长方形城墙，住房多在城内。该城墙是以夯土筑成的，距今约4250年左右〔13〕。197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县告成镇西王城岗上也发现了一座城堡遗址。其中上、下夯土墙内有龙山文化晚、中期遗物，根据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应该在距今4340—3870年之间，“可能相当于夏王朝”。故有人据此认为，“原始社会的部落也可能有了城堡”，“时间应早于夏代，可能属于原始社会晚期”〔14〕。1980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淮阳县城东南发现了又一个古城址，即平粮台古城址。“城址高于地面二至五米，面积约百亩”〔15〕。其城墙近正方形，城内长宽皆为185米，西南城墙角略呈弧形。在城址中发现城墙有南北城门和排水陶管等遗迹。据碳14测定，其年代当距今4010年左右，树轮校正年代为4515年左右〔16〕。

从上述各个城址的遗迹可知，它们既与一般的村落有某些区别，但由于当时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因此，其生产与生活状况又与乡村无明显的差异。城里城外居民的利害是协调的，并未因城墙的存在而被分割。而且，不论是据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证实，当时围有城墙的城内范围，大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并不同于欧洲中古时期那种狭小的城堡，故城内不仅有相对集中的居民区，还有一些由城里人耕种的农田、菜地等。其目的就是为了在特定情况下，以备较长期防御、守城的物资需要。或许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城市早已形成的2000多年以后的部分近代城市中，仍有农田、菜地等分布在围有城墙的城内。如“福建的泉州城，在1945年经航空测绘订正的地图上，仍有四分之一是空地。民国初年完成的二万分之一的苏州城图，城内也还有不少农田”〔17〕。城中有农田和水利等设施，可以大大减轻外力围城的威胁；同时也表明古代早期城中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乡村农耕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差别。中国古代的城，尤其是如此。这种乡村式城堡的存在，可以认为是以后城市形成的原形之一，是城市产生的最初萌芽或城市雏形。

二、城、市分离阶段

城、市分离阶段，大致始于夏，迄于西周前期。如上所述，在乡村式城堡阶段，城堡只具有极其单一的防御性功能。到夏、商时期，伴随着统治阶级机构的逐渐增大，单纯的对外防御性城堡逐渐发展为不仅对外具有防御性作用，而且对内也具有政治中心职能的都城。不过，这种都城与地方性政治中心“城邑”同以前的“城”或“城堡”相比较，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从“市”的历史来讲，在乡村式城堡阶段，由于生产力的相对低下，加上城堡规模小，人口少，人们互相之间的商品交换极其有限，即使偶尔为之，也是临时性的，因此，当时很少有固定的生产物的交换场所——市。但到夏、商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手工业与商业的分工，开始出现了日益增多的商业活动，相对固定的商品交换场所——市，也因此产生。作为物资交换场所的市，在其形成初期，是与城邑完全分离而单独存在的一种既不同于都邑，又有异于乡村的单纯的经济活动场所。因此，当时的城与市是两个无任何内在联系的独立体，完全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在中国古代从城到城市形成的漫长过程中，城、市分离阶段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在许多历史文献与大量已有的考古资料中已经得到了证实。

据历史文献记载，我们已知最初的“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单概念，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地理实体，其性质、功能等相互有别。如上所述，城，是指四面围以城墙，扼守交通要冲，具有防卫作用的军事据点。故文献上载道：“城，郭也，都邑之地，筑此以资保障者也”〔18〕。在此，城、郭、城邑、都城、都邑等，都是指单纯的“城”而言，其间并无质的差别。

市，指的是交易市场。《易·系辞》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说文解字》也认为：“市，买、卖所之也”，“贸、贾，市也”〔19〕。可见，凡进行买卖的交易场所即为市。从古代文献记载城与市的基本特征看，城与市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有城不一定有市；相反，市场也不一定围筑墙垣。可以认为，最初的城或市，皆不包括复合名词“城市”的含意。

近几十年以来，许多有关夏、商时期城址的考古发掘，所发现的也多为城、城郭、都邑或宫殿遗迹，发展水平较高的都邑，也仅存一些单纯供应王室、而非用于交换的手工业生产作坊。即使是可能与城邑有关的手工业作坊，也大都分散设置在城外或其他地方〔20〕。至于作为以商品交换为目的商业市场，一是不可能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完全形成，二是少量的临时性的商品物物交换，由于它与官营手工业作坊相比较，与政治、军事中心的城邑的关系更趋松散。因此，它更缺乏条件在都城大邑中占有一席之地。市、城分离的状况更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宫殿废墟、郑州商城遗址以及湖北盘龙商城和安阳殷墟都城遗址等，尽管各个都邑城址分布较大，遗物收藏颇丰，既有城垣、宫殿基址，又有手工业作坊等遗迹，但商代的都邑经济，仍以农业生产为主。如规模宏大的商城遗址，其东墙、南墙各长1700米，北墙长约1690米，西墙长约1870米，周长大致为7公里。四周城墙共发现有十一个缺口，这些缺口有的可能是该城毁损过程中产生的，有的可能是该城的城门。但从城址中“其出土物看，这些居民大半是农业人口，同一般村落遗址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21〕。这也正好反映了早期城邑的某些特点。不过，与一般村落遗址又有所不同的是，商城外围还有一批按照一定布局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如南北近郊各发现一处铸铜器遗址，西郊有烧陶作坊遗址，北墙处发现制骨器作坊遗址。只是这些作坊中所制作的各种手工业品还不是为了市场需要，而主要是专门为统治者所制作的〔22〕。

由上可知，从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城址发掘中，都还没有发现夏商时期的城邑中有市场的任何痕迹。尽管这一时期市场已经出现，但它与当时的城或都邑仍处于分离或相对隔绝的独立状态，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

三、城、市合一阶段

在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过程中，城与市自渐趋结合到最终合二为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经历了几百年之久。在时间上大致包括西周至春秋时期。可以认为，春秋战国之际，才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诞生之时。

从城市的起源看，“城”是适应统治集团的需要，统治者利用它行使国家职能，由于政治力量的作用自上而下形成的；而“市”则是由于经济的发展需要，通过商品交换以及伴随出现的手工业的逐渐发展，剩余产品的不断增多，由“下”而“上”形成的。在城、市分离阶段，由于城的功能偏重于政治中心与军事堡垒的作用，因而抑制了具有经济性质的市与城邑的有机结合；同时，由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能完全冲破人为的某些束缚向城邑内部“进军”；此外，当时城邑农产品的主要供应途径，是通过军事性的野蛮掠夺和强制性的征收，而有市无市对于早期国都或城邑则并不那么重要，况且，设市人多又杂，更容易增加城邑防卫上的困难，削弱了城邑的政治、军事功能。因此，至商代中后期，城郭之内虽然开始设有为王公贵族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和极个别临时性的集市，但仍然改变不了当时的都城突出的单纯军事防卫性质。对此，从当时的城或都邑的特殊性质所反映的地理特点，即夏、商时期的城多筑于易守难攻的依山傍水之处就可得到佐证〔23〕。

在中国古代究竟从什么时候起于城邑中设有市场，文献史料中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但从《周礼》等早期经史中与市场相关的记载可知，在西周时城邑中已开始设有市场，从而拉开了中国古代早期城与市结合的序幕。

在周代，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聚居点增加，手工业与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城、市观念上的变化。人们一方面逐步认识到工商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富强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诸侯割据，各国认识到仅有城墙的防御功能而无经济实力的城难以长期固守。同时，随着统治集团地域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统治者为使其生活更为便利和舒适，并为增强都城的防卫能力，在开始仅建有宫殿或衙署等政治、军事性建筑的“城”里，允许在“城”的城厢设“市”贸易，进而手工业作坊等也不断随之出现并增多，“城”的规模由此相继扩大，人口增加，逐渐形成了“前朝后市”的格局。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的逐渐发展，市场的增多，促进了一些交通发达的商品集散地或繁华的市场，因军事、政治等原因，围“城郭沟池以为固”，从而出现了“市”、“城”合一的情况。所以，“市”有大市、小市，早市、晚市，定期与不定期市等之分。《周礼·地官》曰：“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贾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师莅焉。”所谓“市师”，即“司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24〕。即是说，当时“市”中所设的管理官员，其职责不仅在于监督商贩货物等出入城门，整顿摊肆货店排列场所，甚至确定物价、限制违禁品买卖等，而且自身有专设的吏所治舍及其管理制度等。可见，当时城中有市是毋庸置疑的。

通过上述城内部市的建立以及外部城的修筑这样两条主要途径，最初各自独立的城与市便渐趋融合，缓慢地发展为统一的、有机的复合体——城市。这样的有机整体性的城市，不再仅仅是“王宫的营垒”，尽管最初只是城与市的简单结合，但愈到后来，其职能、成分和基本特征等都已大大复杂化、多样化。这种具有复合性的一体化城市的产生，它不仅事实上已成为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对中心，而且还是行政、生产、文化、居住和交通等系统在空间的统一体，同时还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一个有机联系的环境。它构成了一种区别于乡村的独特的生活方式，表明中国古代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的形成。

只有城市已经成为人们在生活中感觉到的客观实体，城与市已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时，才会在语言中出现“城市”这一复合名词。正因为如此，在城堡和城、市分离阶段，中国古代文献上和成语中只有城、邑、都和市等单概念，直至春秋战国之际，载有复合概念“城市”的文献才开始流传。《韩非子·爱臣》篇载：“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羽虽众，不得臣士卒。”这与前面所引文献中仅存城、邑等单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本质上具有质的差别。对此，《战国策·赵策》中也有相似的记载。《赵策》中云，韩国上党守冯亭使使者对赵王说：“今有城市之邑七十，愿拜内之于王，唯王才之。”此外，《周礼·地官·司徒》（下）篇中有关周代各种专门管理都城市场官吏及其职责分工和国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妇过市应有不同赏罚等具体规定的系统记载，诸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财而行市”等，说明当时不论是天子王都，还是诸侯国邑，其性质已明显地反映出都城与市肆逐渐有机地结合的事实。这既是周代城邑发展的自然需要，又是当时社会经济、特别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据考古发掘古城址的资料证明，西周曲阜鲁国故城〔25〕、燕国的下都城址〔26〕、楚国郢都故城〔27〕等遗址中，不仅发现在作为君王宫城的屏障——郭城中有手工业、商业和居住区的分布，而且在内城除了发现宫殿为主的建筑外，也多发现有手工业作坊和居住区。郢都就分为宫廷区、手工业区及平民居住区，其中手工业作坊发现多处〔28〕。而下都城址所属手工业作坊中，不仅东城有大型官营铸铁、铸钱、兵器、制骨、烧陶作坊等多种，而且在城西南居住区还发现有一些小型的手工业作坊，这些以农用铁器为主的个体手工业作坊，显然不是为官府生产而是作为商品出售给农民或从事耕作种植者的，从而说明燕下都已具有某些商业色彩〔29〕。

有人认为：“春（秋）战（国）期间较大的都城几乎都附筑一个以手工业、商业和居住为主的城区，作为君王宫城的屏障——郭城。郭城不仅可作军事屏障，更重要的是增强长期固守的经济实力”〔30〕。这种城市布局模式，以河南境内的郑韩故城较为典型。据考古勘察发现，郑韩故城由城墙分为东城、西城两区。西城是君王和王室贵族居住的宫殿区，而东城则是从事手工业、商业的平民区，今已发现大面积的铸铜、制骨等作坊以及熔铜炉、骨锥、骨珠、骨环等产品。而城西南还有大规模的铸铁作坊，面积达4万平方米。其遗物表明，当时作坊中不仅铸造剑、戟、箭等武器作为军用，而且还铸造大量的锄、镰、铲、锛、凿等农业和手工业工具〔31〕。很显然，这些大量用于日常生产的工具制作是为了出售而不仅仅是为了自用。由此表明，郑韩故城已开始摆脱过去仅具有政治、军事中心功能的地位，渐趋向具有商业经济性质的“城市”新阶段迈进，进入了城、市结合，以致二者最终合二为一的新时期。

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城、市结合的新情况，所以历史文献中也出现了有关在城市形成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的记载。有人认为：“工肆之人”〔32〕即是指手工业与商人而言；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中的“百工”，大概就是指自产自销的民间手工业者〔33〕。《墨子》和《论语》中的有关这类记载，也从城邑的人口组成这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城、市合一的状况。

不仅如此，城、市合一的状况在当时的都邑政区的划分与管理等方面也表现出来。如管子在齐都临淄“定民之居”，制国为21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34〕。按规定，“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可见城邑中工商户占整个临淄城民户的近30％。当时每乡2000户，“二十一乡凡四万二千家”（《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每户皆以平均4口计，临淄城中即有十多万人。与夏商时期的都邑相比，显然，二周时期城与市的合一较为明显，城邑也有较大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城邑点的增多，城区分布范围扩大，城区区域结构的变化，而且还表现在人口有较快的增加，城内人口构成也日趋复杂化。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当时的城与市已逐渐结合为一体，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在与乡村分离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乡村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居住形态体系的。自原始社会末期至春秋时期，主要经历了乡村式城堡，城、市分离，城、市合一三个阶段。尤其是从西周开始至春秋时期，由于城邑规模、区域及人口构成等的变化，已明显地反映出当时城与市合一的趋势，且由最初个别的、临时的、偶然的结合，逐渐发展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较经常的、带有趋势性的合二为一，从而在春秋战国之际，宣告了具有真正意义的城市的诞生。

注释：

〔1〕傅筑夫：《中国古代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见《中国经济史论丛》（上），三联书店1980年1月版，第323页。

〔2〕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

〔3〕《中国古代史常识》（专题部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64页。

〔4〕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新知书局1948年版，第12页。

〔5〕那波利贞著、何建民译：《中国古代都市的研究》，《时事类编》第五卷，第九期。

〔6〕张鸿雁：《论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载《辽宁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7〕〔8〕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4页。

〔9〕《说文解字注》卷十三下。

〔10〕《古今注》卷上。

〔11〕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9页。

〔12〕张树补注《世本》引《吴越春秋》。

〔13〕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载《文物》1981年第6期。

〔14〕余波：《国家文物局在登封召开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载《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15〕《淮阳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古城址》，载《人民日报》1981年2月10日。

〔16〕《淮阳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古城址》，载《河南日报》1981年1月25日。

〔17〕〔23〕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74、68页。

〔18〕《礼记·礼运》。

〔19〕《尔雅·释言》。《尔雅疏》载：“市，买卖物也。”

〔20〕邹衡：《试论夏文化》，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21〕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77年第1期。

〔22〕杨育彬：《河南考古》，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5页。

〔24〕《周礼》卷四，《地官·司徒》下。

〔25〕张学海：《试论鲁城两周墓葬的类型、族属及其反映的问题》，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26〕〔29〕《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的勘察和试掘》，载《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27〕〔28〕《楚都纪南城的勘察与发掘》，载《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30〕李绍连：《试论中国古代都城性质的演变》，载《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31〕《河南新郑郑韩故城的钻探和试掘》，载《文物资料丛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32〕《墨子·杂守·尚贤》。又见《论语·子张》。

〔33〕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3页。

〔34〕《管子·小匡》。

参考文献

[1]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年版。

[2]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第5篇：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代广告；表现形式；文化内涵；现代广告创作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3-0103-01

一、中国古代广告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口头叫卖与实物陈列广告

口头叫卖与实物陈列广告，是我国最原始最简单的广告形式。在古代人们进行交易时，必然要将交换的东西陈列出来，通过丰富多彩的商品陈列直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这种实物广告形式一直延续至清末。口头叫卖也是最直接的一种广告形式，在《元人小令集》王元鼎所作“寒食四首”之一中，有“觉来红日上窗纱，听街头卖杏花”的记载。

（二）幌子

幌子原意指布幔，后来逐渐扩展为各种行业标识的专称，主要表示经营的商品类别或不同的服务项目，也可称为“行业的标记”。与招牌不同的是，幌子多以形象来表现出售的物品或其服务项目。

（三）印刷广告

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唐朝后期雕版印刷的流行，使得广告形式和手段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广告属印刷广告，这张广告无论从构图、文案，还是创意上已经是完整的典型的平面广告作品。

二、元、明、清三代广告的特点

（一）广告表现形式相当成熟

1、元、明、清三代，招牌已有横额、竖牌和挂板之分，除了用文字书写店铺名称外，还配有剪、钳、刀的图案。如直式通天牌、冲天招牌等，由于其气势不凡、视觉效果强烈，让人很远即可看到商家的宣传内容，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已越来越为精明的商家所使用，并成为一种流行的户外广告形式。

2、从书写内容上看，店铺中堂设立的“青龙牌”较为盛行。“青龙牌”上所书、所刻的文字多与本行业的典故过经营特色有关，寓意深远。

3、广告楹联开始流行，寥寥数语即把行业的性质和商品的用途、功效表达出来。我国较早的商业广告楹联大致出现于宋代，至明代，由于皇帝倡行，商业楹联大盛。到清代，具有广告倾向的楹联特别受到商人们的重视与欢迎。

（二）广告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初期广告，反映的多是经济信息。元、明、清三代，有些广告，展示的不仅是商品信息，还是一种民俗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此时的古代广告形态多姿，内含丰富，在此仅稍作列举。

元曲《牡丹亭》中有“满城中酒店三十座，将那醉仙高挂，酒器张罗”的词句，透过这高挂的酒仙和摆放的酒器，看到的却是源远流长的酒文化。

三、元、明、清三代广告对中国现代广告创作的启示

当今中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中国现代广告业面临着与元、明、清类似甚至更加严峻的局面。而从广告的外在表现及广告的文化内涵两个重要方面来看，现代广告的外在表现形式已基本与国际接轨，剩下只有从广告的文化内涵方面入手。为此，我们可以从元、明、清三代广告的特点中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中国现代广告创作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

从现实角度来考虑具体还有如下原因：

一方面，我国现代广告业落后的原因，即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广告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文化上面。因此，中国现代广告惟有从文化这一层面入手，而中国灿烂悠久的传统文化正是丰富现代广告创作，为其提供艺术营养和灵感的不竭源泉。

另一方面，现代广告创作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只有在广告形象和语言设计方面走向民族化和地区化，蕴含独特的文化，才能加强广告在各个不同国家传播的识别作用。同时，广告要向受众传递信息，达到其广告目的，就要符合受众的广告接受心理，而受众的心理是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的。因此，广告必须适应目标受众的文化口味、符合目标受众的文化习惯，尊重他们的文化习俗，而中国现代广告面对的主要受众正是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

四、结语

诚然，不是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都适用于中国现代广告的创作，正如历史学家罗淑伟所说“文化积累还表现为一个选择过程，这就是说，不使所有的传统文化，而是只有那些能够继续满足现代生活需要的传统文化，才有资格存留下来。”但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将其精华有效地运用到中国现代广告的创作中，对于面临严峻的形势和挑战的中国现代广告业，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6篇：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中国元素；商业建筑设计；传承与超越

中图分类号： TU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几千年来，中国的发展始终以尊重自然为前提，这一思想内涵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基于此，将城市建筑设计看成加强城市文化与居民素质建设的关键，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到细节文明的建设上，才能保证在建筑设计艺术上收获丰硕成果，也在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建筑形象。通过合理将中国元素运用到商业建筑设计中来，使之处处体现着文化哲学思想，这种依顺天地阴阳顺序而确立的等级秩序，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体现出浓厚的中国色彩，最终推动我国现代建筑事业的向前发展。

1.传统元素和建筑设计的关系

1.1 建筑设计立足于传统文化之中

建筑设计也是一种艺术，一种文化的反映，即必须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展示的，传达的也是一种理念、一种价值及审美观念。所以，可以说是，建筑设计立足于传统文化之中。现代商业建筑设计中，应实际结合中国文化的人文特征，将传统文化中的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等观念结合起来。我们知道，从古至今，中国就是亚洲文化的核心地段，由本土滋生并向四周传播的中国文化无疑是世界人类文明不容分割的部分，如果在这方面缺乏传统文化的渗透，那么，任何宣传建筑艺术的方式，都是不具有生命力的，而一旦缺乏本土元素，这种艺术形式也是难以流渗到现实生活世界中。所以说，只有将现代城市商业建筑设计与我国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取得我国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功效。基于此，可见中国元素能够很好地融入到现代建筑设计之中，并得到巧妙传承与发展。

1.2 传统文化给予建筑设计以创作的源泉

事物总有发展的源头，建筑设计也一样，一般任何一个建筑设计都可以在传统文化的漫漫长河中找到源头。建筑设计是一种艺术的创新，而创新是在原有源头上的发展。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为了使还处在蒙昧状态下的广大人民有一个秩序稳定的生活，孔子制定了“礼乐”的伦理规范。国际会事是社会的一个侧面，也应符合礼制的规范和秩序。因此，西方媒体对北京奥运会的评价非常正面，这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可以看出，传统文化是现代建筑设计得创作源泉。

2.传统元素对现代商业建筑设计的影响

2.1 建筑布局元素

在我国古代，建筑布局元素主要是指风水学思想。首先，建筑选址的规划及经营，非常重视它的朝向和日照，为了选择最佳方位，以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和谐统一，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不断研究发明了指南针及磁偏角，追求向阳，而避开“背阴”。这些除了得到好的建筑日照，逐渐改善住房条件外，还能有效保持建筑的气温。不合适的朝向，即使前排没有建筑物遮挡。室内日照也不会理想。根据日照和通风判断，建筑朝向以朝南为佳，冬夏受益。在于它顺应太阳的运行规律，冬季太阳能够最大限度地照射到室内；夏季光线方向较陡，室内日照时间很短而且深度小，很容易就避免阳光曝晒。总之，建筑朝向的确定，涉及到各地气候条件、地理面貌等情况，要全面考虑，并尽量使建筑朝向好的景观。总原则是保证在节约用地的前提，然后满足冬季能较多的日照，夏季避免强烈的日晒，还有利于自然通凤。

2.2 人文思想元素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浩瀚如烟，在古代文化长河中，不乏有儒家、道家及佛家这样的思想大家流派，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对于现代建筑设计领域也是影响颇大。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在建筑设计中，则体现为建筑对内严格封闭、对外自由天地。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易经》，《易经》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总源头，被称为群经之首、百家之源。其从开始出现到完善的过程也是 “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宇宙是一个大系统，追求天地人宇宙万物的和谐统一，以之为最高的准则。“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它既成就了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又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人的生活理想。几千年来，中国建筑的发展也始终以尊重自然为前提，这一思想内涵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建筑到处体现着文化哲学思想。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城市建筑的选址、取向、方位等。可见，传统人文思想元素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设计师的审美观念、性格等来达到左右建筑设计的境界。

3.传统元素在现代商业建筑设计中的传承

3.1 传统符号的传承

传统符号的传承是传统元素在现代商业建筑设计中传承的重要体现，在商业建筑设计中，应积极注意对于传统符号的认识与吸取，融合于现代建筑设计中。商业建筑的总体结构、空间和平面布局等，风水和对它们都有重要的影响作用。风水理论是吸取了巫术及阴阳五行、八卦等后产生的，形成“太极”、“九宫”等观点，构成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总框架和基本模式，使人与自然环境共生。现代商业建筑都在“风水理论”中寻找着建筑的灵感。装饰商业建筑的木雕、石雕及室内装饰等都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的向往，主要是通过有象征意义的图案、色彩等来表现。

日本建筑大师丹下健三就曾提出，“抄袭传统形式的方法”，即即将传统形式中的非精神的成分现代化样的传承下来，并结合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传统因素与现代建筑设计在时空中出现交汇时，积极将传统符号与现代符号想象、提取出来，促进两者的共融与结合，实现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对传统符号的积极传承。如1998年我国建成的上海金贸大厦，由美国著名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吸取的就是中国传统塔的符号因素，“一以中国塔的形象为起点，设计的一个极具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的塔式建筑”。如：要表达“喜上眉梢”只需画一只喜鹊站在梅花树上即可。此类实例还有许多，如台北的101大厦便吸取了中国传统古铜钱图腾和“8”的意寓；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则是采取的中国古代的“天圆地方”思想，与东方明珠电视塔虚实呼应。

3.2 传统材料的传承

传统材料的传承则是在现代建筑设计中传承传统元素的又一重要方面。建筑材料可是说是建筑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古代，还是在现代建筑设计中，都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传统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传承另一方面则需要深化对于传统材料的传承上。传统材料与当地环境结合也十分融洽，也节约了运输成本。然而传统材料在使用中常表现出很多方面的生态功能，来自大自然的材料，废弃时又回归自然，循环使用且不污染环境。木构架作为民居经常采用的形式，原始社会末期逐渐形成，历代沿袭相承，而且用材渐趋标准化，结构渐趋规范化，构成了自己独特风格。

21世纪的今天，虽然钢铁、混泥土式的现代建筑材料已经成为了时代的主导，但是也可以在主打格调中积极吸取传统材料的特点。即我们可以运用现代建筑材料，通过简单的艺术造型等，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展现隐喻木质材料风格中“亲近自然”、“中庸之道”的文化内涵。如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便提出了独特的“建筑美学”概念，并逐渐为世界所认可。在1992年建成的世界博览会日本馆中，他就设计运用了这一理念，使用集成木材，很好的传达了传统木式建筑中斗拱的构成美。这样的传承，是对传统元素实质的深入理解与认识，也是对传统元素的尊重和创新，自然实现了对传统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有益传承。2002年，张永和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设计了“二分宅”，一方面积极运用平面实现了对于不同景致、意境和空间的引入，另一方面采取古式夯土墙及土墙内的木构支撑来传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美”，也巧妙地传达了生态、环保及现代中国住宅的发展方向。

4.结语

如今，在大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商业建筑整齐一致，毫无自己的特色，打着欧式风气等广告的建筑无非就是加了点西方的柱式和线脚罢了。这种毫无原则的跟风，忽略了我们自身的自然和文化环境，最终让中国建筑失去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在现代商业建筑设计中，积极深化对于我国传统因素的认识与准确定位，积极运用传统因素于商业建筑设计之中，不但可以开拓我国现代建筑设计的民族之风、区域特色之风，同时也是自然环境、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白艺佳，传统元素在时代建筑精神传承中的应用[J]，山西建筑，2009(05):23-25.

第7篇：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档案文献；编纂特点；历史局限

从漫长的编纂历史来看，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的编纂少有源于单纯学术目的的编纂，大都属于带有较强政治动机的文化活动。无论是孔子编纂的《六经》，还是刘向父子编纂的《别录》《七略》；无论是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还是贺长龄与魏源合编的《皇朝经世文编》，这些都寄托了编者的政治理想和经世意图。无疑，这是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一大特色，但仅以此论断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特点，还远远不够。毕竟档案文献编纂是一项极为专业化的学术工作，其自身带有鲜明的特色。虽言特色，但亦非毫无缺点，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透露出其独特性所包裹的不足和局限。

一、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特色分析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各朝各代传世的正史皆是史官（学者）根据前朝遗留档案和民间传说编著而成。因此，煌煌之《二十四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视为档案文献编纂的成果。除了这些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中国还有不少档案和史料汇编而成的典籍，比如《尚书》《国语》《战国策》等。除有关政事的档案和史料编纂外，中国还有典章制度和诏令的汇编，比如《通典》《文献通考》《唐大诏令集》《元典章》《三朝北盟会编》《唐会要》《秦会要》《通鉴纪事本末》《大清会典》《明实录》等。通过分析这些档案文献的编纂，我们可以归纳出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特色。

1．重视文献和档案的考证

中国古代任何文献与档案的编纂大都是为了实现鉴古知今的目的，因此保证所鉴之“古”的真实性才能让“资治”今人的效果更加显著。从普通的认知规律来看，人们更愿意相信真实准确的事情，而不是毫无根据的虚构。只有保证编纂对象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才能确保编纂成果的使用者获得真实可靠的知识和信息。同时，这也为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提出一个新的课题，即如何考证档案和文献的真伪。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曾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虽然是为了回答子张求禄的问题，但其实也可视为编纂规则。也就是说，无论对待什么材料，首先要区分可疑与不可疑之处，其次则通过多方求证可疑之处，再者对不可疑之处也得保持必要的谨慎。这种编纂思想其实一直深深扎根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与档案编纂文化之中。汉代的著名学者、文献专家刘向也曾提出“校出脱简，订证伪文”，这一说法无疑在强调文献真伪考证对文献与档案的编纂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后来的范晔、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诸位大家都无不强调文献的真伪对文献编纂工作的重要性，在材料选取上，他们都坚持“慎取”“择善”的态度与原则。在编纂《后汉书》的过程中，范晔利用了实录、起居注等相关材料佐证史料的真伪。而司马光则为《资治通鉴》的编纂制定了“择善而从，兼收并蓄”的工作原则，以保证取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第一大特性就是重视考证，确保记录的真实性。

2．编纂原则、方法与体例始终保持发展和完善的态势

在编纂原则上，古代编纂工作者提出了史料与史学著作区分的原则。刘知几就曾提出“当时之简”与“后来之笔”的说法，他在《史通》中说：“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订，归后来之笔”［1］。不难明白，“当时之简”应为史料，而“后来之笔”则为史书，或曰历史著作［2］。此时，刘氏已有区分史料与史学著作的编纂主张，并提出史料——“当时之简”的分类以及“博采善择”的取用原则［3］。在此基础上，章学诚也提出将历史书籍分为“比次之书”和“著述”两类。所谓“比次之书”，即史料、档案，也就是“后人对前人留下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编排之书”；而“著述”就是作者自述之书籍。两者虽有区别，却并不互斥，“比次之书”是“著述”的基础，而“著述”就是“比次之书”的创造性利用［4］。由此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编纂原则对档案文献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必要的谨慎态度，从无差别对待所有文献到后来愈加精细的文献分类，这种不断进化的编纂精神体现在编纂方法上，每个时代的编纂工作者都针对各自问题提出了颇具特色的编纂方法。据张舜徽先生的考察，在刘氏父子校书之前，古书的版本不同，来源各异，书名不定，章节不分，篇章次序混乱，且错字较多。针对这种情况，刘向父子提出“收异本、削重文、校误脱、定篇名、除异名、做叙录”等一系列编纂方法，大大改善了当时档案文献的混乱局面。同样，司马光为了应对编年体例的需要，提出了“从目未成，不可蘧然作长编”的编纂大原则，再确定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具体编纂方法。新的编纂方法有时也是为了照顾文献体例，同样，体例也是为了针对不同编纂需要而确立的。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体例之完善是其他古代文化所不能比拟的。比如，早在汉代，刘向父子就在文献编纂过程中确定书名、增设目录、整理结构，唐代的刘知几则用“书体”的方式解决了叙议之间的矛盾，宋代的赵汝愚又以附录和附注的形式丰富了中国古代编纂体例［5］。

3．具有浓厚的“人本”和“君本”文化特点

孕育于历史中的事物终究要受制于其所处的文化系统，所以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必然反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6］。在中国漫长的档案文献编纂历史中，中国古代“人本”与“君本”的思想或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之中。“人本”文化是中国古代乃至今天的文化主流。殷周之际，中国古代文化开始了人文觉醒，从“巫觋的神圣文化”转向“人本的世俗文化”，这一特征充分体现在殷商之后档案文献的编纂与传承之中。殷商之前的文字多以卜辞为主，专事记录神鬼之事，而殷商之后文字以史官记事为主，如“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所记之事乃人世之事。由此，一个极为合理的推论便是这一时期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原则以人为本，让“人们从‘尊神敬鬼’转向‘敬天法祖’，人的地位开始取代神而成为社会的主宰”［7］。而且这种特色也一直保持在中国古代编纂文化之中。这一说法的论据无须过多费心搜罗，仅需留意中国古代无比发达的史书编纂系统和漫长且始终不断的史书编纂历史。“人本”之“人”是何人呢？就社会分工而言，人有很多种。若以所有人为“本”，那么这个“人”便沦为了虚指。而实际上，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以人为本”并不仅是以虚指的“人类”“人民”等概念为根本和本怀的，而是终将落入到实指之中。这个“实指”就是“君”，也就转变为“以君为本”。所谓“以人为本”，通常指为人民平稳的生活提供稳定的政治秩序，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稳定的政治秩序的具体表征则是稳固的君权。因此，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的编纂在维护君权统治上起到一定作用，也可以反过来说，君权对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表现出不可估量的支配权和影响力。首先，大量的档案文献编纂是君权所主导，比如各朝各代的实录、圣训、遗文、政令、典章等皆是为皇权所主导，再如《永乐大典》《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文化工程的编纂亦是由皇权所控制。其次，各朝各代所编纂的档案文献在很大程度上为皇权所用。圣训、政令等是为了皇权统治提供历史依据，《永乐大典》《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是皇权钳制思想的文化工具，甚至其他文字档案的书写方式也成为稳固皇权的工具。由此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不仅在相对抽象的文化意义上“以人为本”，而且还在较为具体的政治意义上“以君为本”，这便成为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又一重要特色。

二、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存在的局限

虽然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历史源远流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发展得极为完备。凡是历史中的事物，必将带上历史烙印。历史并不完美，自然它的烙印也不可能没有瑕疵。据笔者观察，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都带有极为显著的政治性，从而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以下三种历史局限性。

1．编纂目的过度政治化，制约了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整体发展

政治化的编纂目的主要体现为皇权的统治目的和编纂人员的政治理想。为了维护统治地位以及稳定的统治局面，统治者需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工具和手段。其实在统治者的眼中，档案文献编纂也是具有表达和传递统治阶级意志功用的，进而实现“资治”效果。无论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还是所谓“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或是“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这些都已经透露出统治者利用档案文献编纂来达到治理国家的意图。同样，无论是“焚书坑儒”，还是确立“经史子集”四部制，这些也皆是统治者利用档案文献编纂，为民众制定统一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以便教化管理。除了统治者，还有另一群人——编纂者群体也通过档案文献编纂来传达他们的政治理想。无论官修，还是私修，编纂者都在以不同方式以及在不同程度上通过档案文献编纂来表达他们的政治理想或者政治目的。虽然官修者主要帮助统治者实现政治意图，但其也会在文献编纂过程中以不同方式表达他们的政治主张。与官修者不同，私修者的编纂工作主要是为了传递他们自身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希望为后世统治者提供政治参考。孔子修《春秋》是为了传播他的政治理想，司马迁撰《史记》则为“述往事，思来者”“成一家之言”，范晔著《后汉书》则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欧阳修编《旧唐书》和《五代史记》也是了发挥“史者，国家之典法”的作用，希望达到“垂劝戒，示后世”的功效。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目的政治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编纂的内容，还影响到了编纂的客观性［8］，遮蔽了历史的真实性。

2．编纂内容过度政治化，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中国古代科技、商业等领域的发展

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不仅目的政治化，而且内容和主体也具有明显的政治性。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类型丰富，有史书、实录、法典、诏令集、奏议集、起居注等，仅从这些档案文献的类型名称，如诏令、奏议等就能嗅到极为浓烈的政治气味。史书记载各朝各代的史实，起居注记录皇帝言行，诏令集用来汇编各类文书，奏议集则收集官员向皇帝上奏的文书……各类档案文献编纂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有关政治人物（皇帝、官员）的言行和国家制度，其政治性极为明显。比如孔子修《书》时多取周公姬旦的文献，用于表现他的政治理想；赵汝愚编录《宋朝诸臣奏议》时，多纳司马光的奏疏，而少取王安石的奏疏，用于传递他的政治倾向。这种编纂行为过分政治化的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编纂的取材和选题范围，从而使得政治性的编纂内容较多，而科技类、经济类、社会类、民生类的内容较少。其实，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古代科技和商业无法得到长足发展的原因——没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和系统反思。

3．编纂主体过度政治化，使得编纂队伍无法专业化，进而难以形成系统的档案文献编纂理论和相应的学术潮流

从编纂主体来看，无论是孔子、刘向、刘知几，还是司马光、章学诚，他们无疑都是知识精英，甚至大多数还是政府官员。这群人被视为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其社会身份通常是以史官或知识分子为主，是典型的文化精英［9］。我们稍加列举一些知名的编纂大家的社会身份和官职，即可了解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主体到底处于怎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角色中。孔子是鲁国史官，司马迁是太史令，刘向、刘歆父子均任中垒校尉，范晔历任太守、长史、左卫将军、太子詹事等官职，萧统则贵为昭明太子，欧阳修历任馆阁校勘、县令、集贤校理、知州、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官职……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从事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主体大多都是政府官员，或有少许的在野士人，这种社会身份和政治角色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编纂工作的专业化和理论化发展，难以形成系统的编纂理论和相应的学术潮流，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参考文献｜

［1］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81.

［2］刘耿生.档案文献编纂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58.

［3］王云庆.论刘知几“当时之简”对档案文献编纂实践的影响［J］.史志学刊，2015（4）：19-25.

［4］王云庆，李明娟.论章学诚的“比次之道”［J］.船山学刊，2013（3）：95-99.

［5］薛涛，刘迎红.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发展特点探究［J］.黑龙江档案，2015（4）：39.

［6］于冬燕.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兴盛的社会文化渊源［J］.山西档案，1998（1）：19.

［7］王辉.“文化”视野下的古代档案文献编纂［J］.山西档案，2008（3）：26.

［8］毛业博.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探析［J］.档案，2017（4）：17.

第8篇：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重农抑商 王朝国家 农业 工商业 现代经济

中国历代王朝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是一项基本经济政策，其主要目的为了维护王朝的财政利益和政治统治服务。这一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农政策；二是抑商政策。

对重农抑商政策的评价：一是重农政策历史上的评价一般持肯定态度。很多学者认为农业是整个古代社会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财富主要产生于农业。从思想上和政策上重视农业，以农业为根本，无疑是抓住了社会经济的基础和主导，抓住了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轴和核心，也就是抓住了治国安邦的关键。二是抑商政策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大程度上阻滞了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阻滞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近现代进程。

一、重农抑商政策历史地位

我们应该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我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政策的由来及其历史地位，并进行历史主义的客观评价。重农抑商政策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个从思想到政策的产生形成过程，是一个历史产物。

重农抑商政策属于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统治政策，是从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而推行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工商业的发展，致使整个社会经济从生产方式到社会体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有的这些变化和变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都直接动摇了封建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抑商政策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提出来的。通过抑商政策，把商业的消极影响和造成的社会动乱减少到最小程度。

农业是人类早期文明的源泉和动力， 是一切社会财富的最基本内容。农业是古代世界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经济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状况、国家的财政状况和国家的兴盛存亡。王朝国家的统治者在实际的统治实践中，对此形成了明确清晰的认识，采取鼓励农业和抑制民间私营工商业的措施，切实稳固和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从根本上维护国家政权统治。由此可看出，重本抑末思想既是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同时也是一定历史环境的产物， 即既有其历史性又有其必然性。重农抑商政策，保证国家经济政策向着有利于农业方向倾斜，保障农业生产的主导性地位，显然有其合理性。

二、 重农抑商政策的进步性

农业和工商业各有其发展的特点，比较效益差距明显。农业生长周期长，成本高，但是收益低，利润增长缓慢；工商业运营灵活，能够短期见效，效益较高，利润增长迅速。重农抑商政策主张对农业进行扶持，又主张对民间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进行抑制，甚至有时通过剥削私营工商业来补助农业的发展，这样有防止两极分化的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

国家社会政治稳定， 则在很大程度上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这个角度上讲， 重农抑商政策具有进步性。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只有生产力水平提高后， 农业提供了大量的原料， 并且分流出一批剩余劳动力，手工业和商业才能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逐渐发展壮大，并由此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明末清初处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 此时中国的传统农业体系日趋完善成熟， 达到了它的鼎盛阶段， 并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重农抑商政策已基本上完成了它的使命， 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三、 重农抑商政策的政策目标和政策缺陷

第一，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能够最大量的把广大农民固定在土地之上和村落之中，防止农民弃农经商，使农民安土重迁，减少社会流动性，使广大农村局势稳定。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有着明显的维护国家政治统治的政治目标。

第二，农业自古以来是中国古代王朝社会的主导经济，广大农民负担的农业税是王朝国家的基本税收。保障农业的稳定，就是保障国家税收的稳定；促使农业的发展，就是增加国家的税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可以保障国家财政收入，有着明确的国家财政利益。

第三，民间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对社会的统治秩序、等级秩序、简朴习惯都是一种破坏因素，面对骄奢逸的生活，见利忘义的不良社会风气，则是起到了主张促进作用。抑制私营工商业有利于维护封建道德和社会统治秩序，也有着明确的社会道德目标。

重农抑商政策的这些更为深刻的政策目标，是由国家统治本质所决定的，根本上就是为了维护王朝统治服务的，这表明了重农抑商政策又不是单纯的经济政策。中国古代帝制王朝国家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从道德、财政、经济、政治诸方面来维护王朝的统治稳定，有其必然性，全盘否定中国历史上的重农抑商政策，显然不是一种客观的历史主义认识。

五 重农抑商政策的当今启示

重农抑商政策在当今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抑商政策则是明显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发展是不相适应的，早已过时。我们今天不但不能歧视抑制民营企业，反而应该是大力鼓励、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证实了，鼓励扶持民营企业发展有力推动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民生改善。今天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生力军，鼓励扶持民营企业也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策。这一基本政策的推行有力地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和走向世界市场，并为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突出贡献。

传统重农抑商政策所具有的就是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并使之结构优化的一定合理性，对于今天也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现代经济是农工商各行业的综合经济。所谓"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即强调了农业对于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又强调了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性，也阐述了现代经济运行的综合性，要搞好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必须协调好农工商各行业之间的关系，调整好各行业之间的结构并使之结构优化，推动了各行业之间相互促进以共同发展，这其中，市场经济规律自然发挥作用，但政府对于社会经济的调控管理职能不可或缺。现代市场经济绝不是放任自流的自由竞争，在调控社会经济结构优化运行方面，政府负有重要责任。

我国国民经济仍然是以农业为基础，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力量。重视农业的发展，保持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是必须十分明确和大力加强的。今天，我们在农业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正以市场为导向，来实施农业产业化，把农业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中，纳入世界市场的发展体系中。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若干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历史上的重农政策及其具体措施显然还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国家对农业进行大力扶持不但不可或缺，而且应该是要不断加强的。

参考文献：

【1】胡寄窗著 《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 立信会计出版社

【2】黄仁宇著 《中国大历史》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第9篇：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范文

战国的游说，以闻名中外的合纵连横之术为最高境界。此外，在那时人们的日常交往中，自觉的公共关系意识和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都同现代公关活动的基本原则和追求目标基本相一致。当然，这些自觉的公共关系意识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并且这种意识很分散，不具有普遍性。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只是公共关系的萌芽活动。秦汉时期，无论秦代的“天下同制”还是汉代的“独尊儒术”都有“大一统”思想，是国家公关的一个最好的案例。那个时期也有很多公关事迹，如秦始皇的徐福、卢生的航海之旅、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等等，都可以说具有公关性质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的公关实例，可说枚不胜举，有说不完的公关轶事。如曹操的屯田带来的“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是解决当时军需的国家公共关系的重要举措。还有诸葛亮赏罚得当“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缓和了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稳定。还有李世民的水舟理论、镜子说及多国的遣唐使、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等等，从中都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社会对协调公共关系的重视。到了明清时期，不但有郑和下西洋与外修好，而且公共关系思想开始进入商业活动中。如酒店门口悬挂的写着“酒”的旗帜，店铺门上的“百年老店”招牌，人们经商活动中遵循的“和气生财”准则，都是公共关系思想在商业活动中的运用。到了这一时期，人们甚至还有了朦胧的形象意识，已经懂得良好的企业(店铺)名称对顾客的正面影响。

二、中国古代公共关系的特点概略

在古代中国，虽未曾出现与《修辞学》相类的研究著作，但有关沟通或传播的论述，在《论语》、《易》、《道德经》、《孟子》、《韩非子》、《荀子》等著作中却处处可见。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大抵相当的战国，是中国公共思想生成、传播实践发展的一个繁荣时期。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和杰出的宣传鼓动家才气冲天、琴心剑胆，活跃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他们形塑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框架，其中的传播观、传播思想丝毫不比同时代的西方世界逊色。总体言之，中国古代的公关思想大抵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是官方传播呈现忠君维主的舆论主导。皇帝和权贵成为公关传播的主体，决定着公关活动的内容和方式。诸如“孟尝君焚券市义”、“新帝大赦天下”、“纳言如不弃涓流，君民同心可致江山永固”之类，皆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公关行为”。“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忠君意识统治之下的舆论控制思想。林语堂将汉代的党锢及其在魏晋的影响、宋代的太学生运动和明代的东林党运动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舆论运动，这三次失败的民意动员也证明忠君维主的传统思想牢不可破。第二是公关传播更多体现于政治、军事领域。这与古代社会经济活动不发达有关，政治博弈和军事之争成为社会历史轨迹中最粗大的线条。商鞅变法之信赏必罚、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远嫁吐藩、诸葛亮七擒孟获等人尽皆知的历史故事，多与政治和军事利益相涉。丝绸之路的开拓、繁荣东西经贸的张骞出使西域，七出国门、连通海外的郑和下西洋等公关壮举，初旨亦在政治和军事之图。第三是公关传播的伦理色彩较为浓厚。孔子以“仁”说立天下，孟子主张的“人和论”，荀子倡扬“至诚”、韩非则强调“遵法”，无不与道德伦理相关。至于“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士为知己者死”、“任贤律己”、“身先士卒”“上下同欲”、“仁、智、勇、恭、敬、惠、义、达、艺”等，也皆体现出鲜明的重“德”思想。第四民间传播生活化。同西方一样，中国民间的公共关系亦主要体现在人际交往和群体生活领域，并且附着于本民族文化形态之上。东林党后人为纪念死难先祖，“弘天下正气”，募集资金排演了反映东林党人与阉党斗争的戏剧《冰山记》。据清初张岱《陶庵梦忆》卷七记载，《冰山记》上演时“,城隍庙扬台,观者数万人,台址鳞比,挤至大门外。”当观众看到“颜佩韦击杀缇骑”时,情绪激动至极，“袅呼跳蹴,汹汹如崩屋。”可见，文艺、戏剧已然被用作早期公关活动的载体，并且效果颇佳。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