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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共195年的史事。
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南朝宋史学家、文学家。范晔出身士族家庭，元熙二年，刘裕代晋称帝，范晔应招出仕，任彭城王刘义康门下冠军将军、秘书丞；元嘉九年，因得罪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于任内著写《后汉书》。元嘉十七年，范晔投靠始兴王刘浚，历任后军长史、南下邳太守、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因参与刘义康谋反，事发被诛，时年四十八岁。
（来源：文章屋网 ）
(SOHI=上海制造杂志 侯=侯宇涵)
SOHI：首先恭喜你!
侯：恭喜?
SOHI：你这次拍摄这组片子成为我们创刊以来尺度最大的片子。
侯：……之前就没有这样的?
SOHI：这个真没有!
侯：……
SOHI：姑娘，你的事情好像蛮多啊，你知道为了这个采访我找你找的好苦!
侯：假期嘛，休息、和朋友见面，自然会花费一些时间。
SOHI：工作呢?
侯：也有，只是密度没有平时一样大。
SOHI：我通过度娘仔细调查过你的资料，你说一个舞蹈专业的学生，怎么干的都是一些其他行业的事情。
侯：没有啊，其实舞蹈一直是我喜欢的，我去参加比赛拍摄写真、MTV。是觉得自己可以得到更多的收获。
SOHI：好吧，那你一定是个差生，老师告诉我们干很多课外的事情会极度影响功课。
侯：哪有啊，谁说的，我专业学的很好的。
SOHI：嗯，我上大学那会儿专业也很好的，可是我没有从事自己的专业，结果坐在这里采访了你。怎么着，今后毕业后也要转行。
侯：这个看吧，舞蹈一定是我的首选。
SOHI：那万一你真的这样不务正业的出了名……
侯：有些爱好是会升华为理想的，理想是一辈子不会放弃的。
SOHI：好吧，姑娘，我就喜欢你这股认真劲儿，不像90后。
侯：90后怎么了?
SOHI：90后现在给很多人的感觉就是不靠谱。
侯：我觉得很多人误解了，其实90后经历的成长过程和以前的什么什么后没什么两样，只是90后的成长过程的社会的变化很大，当然对我们影响了挺大。这个杂志，向我的那个他说点什么?
SOHI：我觉得你越来越认真了，为了不让我们的采访成为大学生辩论赛，咱换个话题吧!看你的专长里有写作?怎么着将来可能会来跟我们抢饭碗?
侯：呵呵，写作也是一种爱好啦，还真没想过走这条路。
SOHI：那我就放心啦!你要知道美女作家美女编辑总是比爷们儿有杀伤力。
侯：我觉得写作可以丰富自己，我可不愿意大家说你学舞蹈做模特就是一花瓶!
SOHI：那你爱好里的心理辅导是怎么回事?学过心理学也没必要到处给人辅导吧!
2、四史是纪传体通史，是中国历史上的史学巨著。
3、《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
4、《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
5、《后汉书》南宋绍兴刊本《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司马彪续作），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
2、权威们是这样解释的：当时中亚、北亚人习称中国为秦，因其国势强盛，文物、制度堪与中国媲美，故呼之为大秦。
3、西域大秦国，最早的记载见于《后汉书》。随后在《晋书》、《魏书》和《北史》中，都有记载。
4、《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班超曾于和帝永元九年即公元97年，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大秦，一般都认为 就是当时的罗马帝国，但事实上并不然。当时的汉朝人并没有人真正的到达过罗马城，所以他们的认识也就局限于那块小地方，认为这就是大秦的全貌。
关键词：定语后置；类别；功能
中图分类号：H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3-0118-01
1956年，杨伯峻先生在《文言语法》中提出了“定语后置”一说。此后，汉语研究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定语后置”作为古代汉语的一种语言现象，基本定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定语后置”被纳人中学语文教材。溯其理论根源应该是《马氏文通》的“加语”，滥觞于黎锦熙《比较文法》的“后附的形容词附加语”。近二三十年现代汉语定语后置问题也受到重视，研究也有所突破。
一、定语后置理论是否成立
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定语一般都位于中心语之前，这是一条公认的语法规则。但是定语是否可以易位？更进一步，定语是否可以后置，学者们众说纷纭。所以，定语后置这一理论能否够成立，语法学界至今争议颇大。汉语中究竟是否存在“定语后置”现象呢？有完全相反的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有，一种认为无，长期以来相持不下。
定语后置的问题可以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个角度去考察。
从古代汉语角度来看。20世纪70年代编撰的全日制十年制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有《文言句法的一些特点》一文，文章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概括说：“文言里定语一般放在中心词的前面……有时也放在中心词的后面。” 王瑛（2004）认为，定语后置的现象在古汉语中确实不多，但却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并推测这是原始汉藏语在汉语中留下的残迹。梓宜承认汉语中名词定语、形容词定语和数词定语确实存在后置现象，但是对“者”字结构定语后置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张其昀（1981）完全支持定语后置说。李金（1997）认为，定语和中心语的组合结构的表达重点必须是中心语，无论是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定语都是在中心语之前的，由此二因他认定定语后置说是不能成立的。但是他也承认数量词作定语可以后置。徐光烈（1993）撰文《对文言“定语后置”说的质疑与检讨》反对定语后置说。
从现代汉语角度看，以黎锦熙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汉语的定语可以后置。黎锦熙（1982）认为，凡实体词用作形容附加语，常常在实体前面，但因修辞上的必要，也可改附后面。这里的后附形容附加语就是后来的定语后置。符达维（1984）通过对名词作主语或宾语时定语位置的考察，认为在“俺租种地主魏同昌的地十三亩”、“我买了一个本子三十二页”、“她有希望成为音乐家”这三类语言结构中存在后置定语。邵敬敏（1987）认为真正的后置定语很少，主要出现在书面语中，只能由“的”构成的一部分具有“排谓性”语法特点的典型体词性结构充当。范晓（1996）认为定语后置在静态短语中不存在，但在动态句子中，特别是口语句子中，定语后置现象是客观存在的。邢福义（1998）也认为定语可后置，不过只限于数量定语用于宾语部分时，且后置定语可以自由地恢复成前置定语。温锁林（2000）认为定语后移要严格遵守“可复位性”和“唯定性”的标准。崔应贤（2002）认为后置定语多是宾语的定语，且应直接附着在中心语的后面，与中心语之间有标点符号（多为逗号）隔开；在后置定语后面，仍附着有助词“的”字；在不增加任何别的词语的情况下，可恢复到中心语前面的位置上。
综上，汉语中确实存在定语后置的现象，这一点各家基本都承认。其实，有争论的实际上是可以后置的有哪些定语。
二、“定语后置”的类别
“定语后置”首先分为有标记和无标记两大类，即隐性结构和显性结构两种。
（一）隐性结构关系，指没有任何标记的定语后置情况，中心语和定语结合得很紧密。比较典型的莫属“大名冠小名”和数词定语后置两种。
首先，关于“大名冠小名”结构。王兴业的《古汉语定语后置探源》列举了大量材料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王瑛在《古汉语定语后置问题的再讨论》也从构词法角度进行了深入讨论。为古代汉语的定语后置这一语法理论提供了不可撼动的语源基础。
其次，关于数词定语。李金（1997）质疑汉语定语后置说的合理性，但是他在文章最后，还是承认数词定语确实是存在后置情况的。梓宜排除了“者”字结构定语后置的情况，对数词定语后置没有任何疑问。
总的来说，对于“大名冠小名”和数词定语后置的情况各家都是持有肯定的态度的。
（二）显性结构关系，指中心语和定语带有标志的定语后置情况，中心语和定语结合得不是很紧密，不容易被察觉。这种情况是定语后置说最有争议的地方。符达维认为“她有个儿子在朝鲜”中的“在朝鲜”是“儿子”的定语，“她又希望成为音乐家”中的“成为音乐家”是“希望”的定语。而否定“农民们，老的、少的、愁眉不展地清理着破烂的东西”、“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和“多次奋斗，包括那样的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三种情况。张其昀（1981）认为“马之千里者”和“人有卖骏马者”都是定语后置式。李金（1997）认为“马之千里者”的表达重点是“千里者”，所以中心语应该是“千里者”而非“马”。庞玉奇在《古汉语定语后置例谈》中认为应该从语意目的出发去研究定语后置现象。是否后置，二者的重心不同，“定语后置的重心在后，即在定语方面。为突出定语所修饰、描绘的部分，突出其特殊性。使陈述的中心词的内涵和外延更加清晰、确切。”
总的来说，从定语后置说提出至今，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这一说法的学者，对于结合较紧密的“大名冠小名”和数词定语中存在的定语后置现象基本无异议。而对有标记的定语后置情况反倒争议很大。对此，还期待专家学者们再继续深入研究，早日解决这些争议。
三、“定语后置”的功能
偏正关系，不是位置先后决定的，是由定语和中心词所表达的内容和意义决定的。汉语定语后置，构成了正偏关系，但是定语对中心词的限制、修饰、描绘作用并没有改变，反而更加突出了定语的作用。所以定语后置，并未改变定语的作用，只是语序的变更、位移，有时还突出中心词的作用。
定语后置归根到底是属于语序的范围，而语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制约语序的因素更是复杂多样，反观学界对定语语序的研究，可以将制约定语语序的因素归纳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类。制约定语语序的内部因素也可称为是语言因素，包括语义因素、语用因素、语音因素和语法因素。刘宁生（1995）认为，汉语中修饰语位于中心语之前，是由汉语中“参照物先于目的物”的认知原则决定的。马洪海（1997）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排列顺序，是由汉民族“从外到内”的思维模式或认知方式决定的。那么定语后置又是出于何因呢？
关于定语后置的作用问题，纵观诸家之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首先，“有时为突出和强调定语，常把定语移到中心语后面。”（许威汉《古汉语语法十讲》）
其次，文言的特点是简洁流畅，较长的定语加在中心语之上是不习惯的。杨伯峻《文言语法》提出两点：一是使文句简洁流畅， 二是古人不习惯。冗长的定语修饰仅由一个名词充当中心语，头重脚轻，念起来颇拗口。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约定俗成，从古汉语史的角度观察，古人是不习惯的。
再次，定语后置带有补充说明陈述性质，上例三个动词性词组本身即带有浓厚的陈述性质， 再加上助词“者”，用以煞尾， 更强化了陈述语意。
最后，增强语势，使其波澜壮阔。马建忠在《马氏丈通》中谈到句法成分移位的作用时指出“夫华文之点画结构，视西学之切音虽难，而华文之字法句法，视西学之部分类别，且可以先后倒置以达其意度波澜者则易” 。句成分倒置就在于使句势意度波澜起伏，避免平铺直叙，同时亦相应地调整了音节，便于诵读，给读者以清晰深刻之印象。
整体看来，均属于说话者使用语言的艺术所造成的结果，故定语后置隶属语用平面。说话者有意峰句成分移位，变换语序，造成重点转移到后置的定语上来，使文句的风格色彩起了变化。而深层语义关系不变，又是保证定语后移的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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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俞樾.古书疑义举例[M].上海：上海世纪集出版集团，2007.
[3]王念孙.读书杂志[J].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4]王引之.经传释词[J].中华书局，1956.
中国文献中的描述并非虚词，古希腊罗马的记载可为佐证。公元二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著作《地理志》中根据另一位地理学家推罗的马林努斯（Marinus）著作的一个片段提到，一位以经商为业的马其顿人梅斯·提提阿努斯（Maes Titianus）曾记载从幼发拉底河到位于中亚某地的石塔的路程；梅斯本人未到过赛里斯国（Seres），但他派自己手下一批人到过那里。[1]
早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在研究上述两段文字时，已将班超对西域的经略和罗马商人的东来联系起来，推测，“在这些（日款于中国边塞）的外国人中，极有可能有梅斯·提提阿奴斯的人。他关于著名的丝绸之路的报道为地理学家托勒密所利用。” [2]不过，西方学者未就中国史料作更进一步的考察，其结论未形成为一圆满学说。
在近年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中，我国学者提出，马其顿人梅斯·提提阿努斯手下的人，即罗马商团到达过中国，此事发生在公元100年。就我所知，国内有两位学者对此进行过专门探讨：一位是林梅村，作《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另一位是杨共乐，作《谁是第一批来华经商的西方人？》（《世界历史》1993年第4期）和《“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前者首先提出公元100年罗马商团到达过中国的问题并加以论证，后者对前者论中的一些观点提出商榷。二人对东、西两方面所记事件的勘比论证，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有两个问题似仍需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是关于蒙奇、兜勒名称的考定。蒙奇、兜勒名称见于汉籍史料，主要有三处：
①《后汉书·西域传》：“和帝永元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西海，四万余里，皆重译贡献。（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
②《后汉书·和殇帝纪》：“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
③《后汉纪·和帝纪》：“永元十二年……，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属。”
早年张星烺注意到蒙奇、兜勒名称，将蒙奇比对Macedonia，兜勒比对Tukhara（吐火罗），[3]但兜勒之比对Tukhara不符合文中“远国”的条件。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则认为，兜勒可能是公元前300年塞琉古王朝建于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城市Dura-Europos中Dura的译音，[4]但未作进一步论证。林梅村将兜勒比对地中海东岸城市推罗（Tyre），亦颇牵强。杨共乐将蒙奇、兜勒一并还原为希腊文Μακεδόνες（拉丁文Macedones）。其说近是。不过，应该指出，在古希腊语中，Μακεδόνες 是Μακεδών 的复数，意为‘马其顿人’，[5]并非杨文所认为的‘马其顿地区’。该词的前两个音节汉译为蒙奇，殆无疑义；后两个音节转为兜勒，是将“n”转读为“l”，这种通转不仅古代文献有之，现代语言中亦不乏其例证。[6]汉籍中的蒙奇兜勒指的是马其顿商人的国籍。
不过，杨文对“蒙奇、兜勒两国”的解释，颇难令人苟同。杨文说：“‘蒙奇、兜勒二国’中的国，很显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相当于汉代的封国，也即‘天子之政行于郡，而不行于国’中的国。它们从属与中央政权，但又有很大的独立性……在罗马，这种地方政权管辖区统称为自治区，它们分布于各地。……因此，‘蒙奇、兜勒二国’实际上就是指‘蒙奇、兜勒境内的两个自治区’，其使用方法和古书上提到的吴楚七国等完全相同。”杨文又以汉籍对安息国境内城市的记载为例说，“《后汉书·西域传》在讲述安息时所提到的‘于罗国’、‘斯宾国’、‘阿蛮国’等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国。”但我们注意到，《后汉书·西域传》将安息境内的城市如阿蛮国、斯宾国、于罗国等称为“国”时，是与安息国并称，并没有“安息境内两国”的说法，换言之，如果依照称述安息境内诸城的惯例，那么，就应写出两个自治区的名字，而不是笼统地称“蒙奇、兜勒之内的二国”。而且，马其顿境内是否存在这样的“两个自治区”，史料并无明确记载。很显然，蒙奇兜勒应为一完整的名称，即“马其顿人”的希腊文译音。那么，怎样理解“蒙奇、兜勒二国”的说法？
事实上，上述汉文史料本身的细微差异已经向我们透露出其中的奥妙。东汉一代的西域知识主要来自班超父子，《后汉书·西域传》序的末尾说：“班超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可知，《后汉书·西域传》所记载乃班超父子第一手材料，其准确度和真实性远较其它材料为高。《西域传》叙述班超在西域的经略活动所造成的影响时称“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并未言其为“二国”，这是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中国古代语言不习惯于外来多音节名称，往往仅以二个音节表示多音节的外国地名和人名，如《汉书·西域传》有“乌弋山离”一名，同时又略作“乌弋”，《后汉书·西域传》、《魏略》所引《魏略·西戎传》均作“乌弋”；又，《后汉书·西域传》记Hecatompylos作和椟，Acbatana作阿蛮、Ktesiphon作斯宾，等等。此类外国名称略读的例证很多。这种习惯很容易使古人以两个音节来还原外国地名、人名。《后汉书·和帝纪》将蒙奇兜勒断为两国，应属《后汉书》作者在不同情况下的误断。
二是马其顿商人是否到达洛阳？林、杨二人都认为罗马商团到达了东汉首都洛阳。林文称，罗马商团“于100年11月抵达洛阳。在洛阳宫廷受到汉和帝的接见，赐予‘金印紫绶’。此事被东汉史官记录在册，后来又被范晔编入《后汉书·和帝纪》。”杨文断言，这“是陆路经西域到达赛里斯首都赛拉（洛阳）的首批西方人”，“在洛阳，他们受到了东汉政府的热情款待”。外国学者中也有人持相似的见解，如日本学者长泽和俊认为，“蒙奇、兜勒两国的入朝是在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历来新的远国的入朝，一般都有中国的使节伴随，那么大概在永元九年出发的甘英，于永元十二年春夏回到西域都护身边，而两国使节则继续东进，于同年十一月，到达了洛阳。” [17那么，罗马商团是否真的到达了东汉首都洛阳呢？
我认为这一结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极为薄弱。首先，托勒密保存的马林努斯的材料证明，马林努斯对帕米尔高原两侧和塔里木盆地地区有着丰富的知识，但对石塔到赛里斯国首都赛拉的路程，除了极简单地提到需要步行七个月的时间外，别无更多的描述。很难设想，如果梅斯手下的商人到达过洛阳，在其返回后会对他们旅程中敦煌以东的地理人文景观不加以详细描述；同样，也很难设想马林努斯对此会不加以记载，托勒密会不加评论。
其次，托勒密所记述的赛里斯人的四至为：“西部是伊穆斯（Imaus）山外侧的斯基泰……北部是一片未知之地……东部也是一片未知之地……其余是外恒河以南印度的另一部分。”据冯承钧考订，伊穆斯山即穆斯塔格山（Muztagh-ata），在伊朗西北境，雷扎耶湖以西。[8]就各方面的记载看，公元初期二、三世纪，希腊-罗马作家笔下的赛里斯国主要是指帕米尔高原两侧地区，其东端最远不超过塔里木盆地东部。普林尼（23-79）笔下的赛里斯人“身材超过了一般常人，长着红头发、蓝眼睛”，[9]断非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国人。这里的“红头发”可能是金黄头发，其情形如同明、清之际我国东南沿海居民称荷兰人和英国人等欧洲人为“红毛番”。颜师古《汉书注》称乌孙青眼赤须。《大唐西域记》、《旧唐书·西域传》均称疏勒、护密人碧瞳，与波斯、大秦相同。同书《回鹘传》记黠戛斯：“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可见，罗马人记载中“赛里斯人” 乃是汉籍记载中的“西域人”。根据托勒密的记载，马林努斯确实说过马其顿商人梅斯手下的人到过赛里斯国。如果这种说法可以相信，那么，充其量只能使我们得出马其顿商人到达西域的结论。
第三，梅斯商人的东行的目的是探寻丝绸源头，进行丝绸贸易，以便打破安息的垄断。正如马林努斯所说，“这些人全神贯注的只是做生意”。公元100年正是班超经略西域大获成功之时，帕米尔以东地区完全处于东汉王朝控制之下，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对西方商人来说，到达西域就意味着到达了丝绸的源头，没有必要再远赴洛阳作政治性访问。
第四，所谓罗马商团到达洛阳的说法，显然与学者们对汉籍中“赐其王金印紫绶”一语的理解有极大关系，即认为这种仪式只能“在洛阳宫廷进行”。实际上，在两汉中原对外关系中，并非只有皇帝才向外族统治者颁授印和绶代，地点也并非仅限于宫廷之中。以《汉书·西域传》所载试举二例：
一是对罽宾：“自武帝始通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乌头劳死，子代立，遣使贡献。汉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复欲害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授印绶。”
一为对乌孙：“初，楚王侍者冯嫽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为冯夫人。……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
又，“元贵靡子星靡代为大昆弥，弱，冯夫人上书，愿使乌孙镇抚星靡。汉许之，卒百余人送焉。都护韩宣奏，乌孙大吏、大禄、大监皆可赐金印紫绶，以尊辅大昆弥。汉许之。”
依此推断，代表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职权的西域都护也可以向外国使者授以金印紫绶。林梅村曾推测罗马商团的东来与甘英西使大秦有关，认为罗马商团可能在安息境内与甘英相遇，得知中国的情况，决定将东行计划付诸行动。如果这一推测正确的话，那么罗马商团的目标将是西域都护，换言之，很有可能是作为西域都护的班超代表汉朝廷接待以使团身份到来的罗马商人，“赐其王金印紫绶”，然后报知朝廷。这样做并不违制。《后汉书》作者将此事系于《和帝纪》下，无非是因为此事发生在和帝时期罢了。只是在编撰《和帝纪》时，作者不解蒙奇兜勒为一国而强作解人，才有“蒙奇、兜勒”两国之说。另外，在林梅村对托勒密保留的马林努斯中亚地理记载的研究中，虽其中一些地名的考证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但可以肯定的一些事实显示，梅斯商人对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有着丰富的地理人文知识。这不也是梅斯商人到达西域而未及中原腹地的一个佐证吗？
我们注意到，现下学术界有的学者已经将所谓“罗马商团到达洛阳”作为肯定的历史事实加以接受，[10]似过于掉以轻心。我们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所要求的“求证”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
1 裕尔：《东域纪程录丛》（H.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London， 1915），第1卷，第188页；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页。
2 特加尔特：《罗马与中国》（F. J. Teggart， Rome and China， Berkeley， 1939），第144页。
3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第24页。
4 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年，第429页。
5 关于这一点，我曾专门致函希腊学者M. Kordosis教授，其回答如此。Μακεδών（马其顿人，单数主格）在其他格上如Μακεδόνος（单数属格）、Μακεδόνι（单数与格）、Μακεδόνα（单数宾格）、Μακεδόνες （复数主格）、Μακεδόνων（复数属格）、Μακεδόνας（复数宾格）的末两个音节如转为汉音，有转为“兜勒”的可能性；作为国家Μακεδονία（马其顿国）在格的变化上有：Μακεδονία（主格）、Μακεδονίας（属格）、Μακεδονία（宾格）等，这些词的最后两个音节也有转化为“兜勒”的可能性。
6 如晋代翻译的《那先比丘经》（Milindapañha）中中亚的印度-希腊人国王Menander在巴利文中作Milinda，可证中亚语言中“n”“l”的互转。E. G. Pulleyblank， The Roman Empire as Known to Han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9.1 (1999)， p. 77. 又，现代汉语方言中常将“嫩”读”“len”；现代学者译Anatolia为“安那多尼亚”，杨宪益：《唐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译余偶拾》，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207页。
7 长泽和俊，前引书，第429-430页。
8 冯承钧原著 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5，67-68页。
[关键词]儒学；东汉；发展
儒学在汉代的发展与政治密不可分。西汉初，百废待兴，刘氏曾以黄老治天下，儒学处于调整集聚的阶段，至汉武帝重儒而一举成为官方的统治哲学，儒学与政治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东汉的统治者继承的正是这“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术。
一
汉光武帝刘秀本人即好儒。王莽天凤年间，刘秀曾到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天下尚未平定之时，即有“贼檄日以数百，忧不可胜，上犹以余间讲经艺”[1]。之举。刘秀所倚势的南阳地主集团多儒士，故后世史家称光武开国“诸帅皆有儒者气象”。[2]刘秀建国以后为改变新莽以来典文残落的局面，开始大规模的经籍搜求工作。定都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之两千余辆。自此以后，三倍于此。”[3]建武五年冬，光武帝又在开阳门外兴建太学，大量儒学人才被政府所延揽。刘秀又增设“明经”一科，亲自提拔儒学人物，主持经学辩论。（1）
东汉明帝刘庄尤好经学。刘庄“十岁能通《春秋》，后师从博士桓荣学《尚书》。”[4]明帝又下诏设立“四姓小侯学”，为四家外戚设五经师。从而形成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经的局面。明帝经常莅临太学，并曾主持讲论经义的大会，并曾亲自编写《五家要说章句》。
东汉章帝刘也好儒。建初四年，章帝组织今文、古文两派经学大师与史臣班固等十二人召开白虎观会议，天子亲自裁决，历时期月乃罢。令班固将会议的奏议整理成书，即《白虎通义》。《白虎通义》于以前儒家内部纷争的诸问题给与官方的最高解释，章帝本人也充当了儒学问题最高裁决者的角色。
经过东汉初几位皇帝的重视与提倡，宫中已经形成了崇儒重教的风气。和帝刘肇时，“自左右近臣，皆诵《诗》、《书》。”[5]安帝刘祜时，邓太后又于宫中开办女学，以班昭授讲，近臣宫女莫不受读。安帝并曾亲自到曲阜主持祭孔与讲经活动。顺帝刘保亦曾封赏六十岁以上的儒者。这种一脉相承的提倡与推崇，使儒学不断在地方得到推广。
二
东汉时期儒学在地方的推广由地方官员和民间儒士两种人来进行。从光武时起，地方官员即通过各种措施促进儒学发展。卫飒任桂阳太守时“修痒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任延为武威太守，“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6]李忠任丹阳太守，“乃起学校，司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7]会稽太守张霸专章向朝廷举荐学行兼优的士子，并将有学行者全部擢用，以致“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8]南阳太守鲍德、东海相宗叔犀、陈留太守陈子福、会稽太守第五伦、山阳太守秦彭与羊遂亭长仇览等，都有礼遇儒生，修缮学校的政绩。同时，地方官竭力推行儒家的道德标准。首先是倡导行孝，表彰、举荐和擢拔孝子。汝南的孝子蔡顺先后受到两任太守韩崇与鲍众的擢拔举荐。许昌陈纪则受到豫州刺史的大力表彰。其次是提倡“礼让”与“节俭”。章帝时中牟县令鲁恭以礼让的道德规范教化属吏和百姓，使为田产归属而纷争不已的百姓“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9]南阳太守王畅在“帝乡”南阳贵戚众多、奢靡成风的风气下，故意传布衣，用破车马，以纠正时风。通过励学与教化而使风俗淳厚是地方官大力兴儒的目的，这些举动也同时扩大了儒学在全国范围的影响。
三
并非以官员身份而聚众讲习儒学者也对东汉儒学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儒家对人生意义的解答和对社会的终极关怀是其生命力的强大本源，经过西汉百年多的发展，东汉聚众授徒早已成为了普遍的传授儒学方式之一。《后汉书？儒林传序》称：“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所读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
当时影响大的名儒有郑兴、冯豹、魏应、楼望、牟长、曹褒、周磐、张楷、马融、郑玄、姜肱、桓典、李膺、檀敷、郭泰、张兴、宋登、延笃等。其中牟长有弟子万人，楼望有生徒九千，宋登亦有弟子数千。儒学大师不仅生徒众多，而且多有慕名远道而来者，如张楷，其徒众从各地前来，已达到“车马填街”，徒从无所止的程度。张楷字公超，隐居于弘农后，“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后华阴山南遂有公超市。”[10]儒学大师们的授徒活动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重儒风气。
参考文献：
[1]《东观汉记》，吴树平校注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东汉功臣多近儒”，北京，中华书局，1984版。
[3]《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传》。
[5]《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6]《后汉书》，卷四，《和帝纪》。
[7]《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传》。
[8]《后汉书》，卷三十六，《张霸传》。
[9]《后汉书》，卷二十五，《鲁恭传》。
《后汉书》卷40《班彪传附子固传》引班固《东都赋》：“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西荡河源，东澹海_，北动幽崖，南朱垠。殊方别区，界绝而不邻。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陆水，奔走而来宾。”这里的“朱垠”所指何地？《后汉书》历代注家都付之I如，惟唐代李善注《文选・班固〈东都赋〉》云“南方”。新版《辞海》“朱垠”条释文，也完全按照李善注文。其实，这里的“朱垠”当指“朱崖”（即海南岛），而非南方。理由有五。
其一，班氏这段文字，讲的是东汉王朝政治势力所及和四夷宾服情况。西、东、北三裔所及之处既然都有具置，则南裔之“朱垠”显然也是具体地名，而非泛指南方。
其二，“南”，《文选》做“南”。《说文解字・走部》：“，S也。”《火部》：“d，照也。”若按唐・李善所注，则“南（d）朱垠”，意即南部跃过（或照耀到）南方。可见此注明显错误。
其三，“垠”与“”、“崖”同义。如《淮南子・本经训》：“凿@池之深，肆畛崖之远。”汉・高诱注：“崖，垠也。”《汉书・叙传》：“研、桑心计于无垠”。唐・颜师古注：“垠，也。”又《广崖・释丘》：“……_、陴、濉③螅也。”《集韵・佳韵》：“，或作崖”。按上所载，则“朱垠”即朱崖。
其四，大量史志明确记载东汉时期海南岛在东汉王朝版图之内。诸如：《晋书・地理志下》交州载：“（汉武帝）元封中，又置儋耳、珠崖二郡，置交趾刺史以督之。昭帝始元五年，罢儋耳并珠崖。元帝初元三年，又罢珠崖郡。后汉马援平定交部，始调立城郭，置井邑。”又《旧唐书・地理志四》广州“南海县”下注：汉武帝灭南越国，以“其地立九郡”，曰：“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后汉废珠崖、儋耳入合浦郡”。既然领有西汉珠崖、儋耳二郡故地，则海南岛显然在东汉王朝的版图之内。又北宋欧阳搿队叩毓慵恰肪37琼州载：“东汉置朱崖县，属合浦郡。”此又见《宋本方舆胜览》卷43琼州及吉阳军、《记纂渊海》卷16琼州、《大明一统志》卷82琼州府等。这说明《后汉书・郡国志五》合浦郡之属县“朱崖”，显然在海南岛。
1、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汉书》
2、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
3、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北齐书
4、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史记》
5、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
6、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孔子
7、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汉书》
8、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苏麟
9、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北齐书》
10、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韩愈
11、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
12、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增广贤文》
13、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后汉书》
14、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三国志》
15、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刘禹锡
16、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
17、发奋忘食，乐以忘优，不知老之将至。——《论语》
18、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晏子春秋》
19、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司马迁
20、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
21、不可同日而语。——《汉书》
22、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
23、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后汉书
24、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
25、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孟郊
26、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吕氏春秋》
27、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
28、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
29、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
30、举大事者，不忌小怨。——《后汉书》
31、学无止境。——荀子
32、穷则变，变则通。——《易经》
33、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34、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
35、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汉书》
36、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园。——孟子
37、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刘彝
38、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旧唐书》
39、春宵一刻值千金。——苏轼
40、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41、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史记》
42、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43、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
44、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
45、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吕氏春秋
46、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苏轼
47、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
48、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
49、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罗隐
50、满招损，谦受益。——《尚书》
51、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荀子》
52、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轼
53、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杜甫
54、路漫漫其修远今，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
55、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汉书》
56、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
57、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
58、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
59、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史记》
60、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
61、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罗大经《鹤林玉露》
62、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蒲松龄
63、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 ——汉·韩婴
64、百闻不如一见。——《汉书》
65、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旧唐书》
66、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文天祥
67、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
68、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69、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
70、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汉书》
71、业精于勤，荒于嬉。——韩 愈《进学解》
72、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
73、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刘基
74、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国语》
75、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子
76、若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曹 学
77、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后汉书》
78、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
79、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
80、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史记》
81、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韩愈
82、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
83、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
84、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史记》
85、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
86、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
87、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
88、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刘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