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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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范文

一、产业革命的内涵

一般认为，技术革命是技术领域里具有根本意义和广泛影响的重大技术变革，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飞跃”；其后，新技术在各产业领域中被广泛应用，形成新的生产力，引发产品供给、产业组织、行业结构、就业分布、市场需求以及产业体系的重大变革，从而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增长以及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和道德观念等，产业革命顺势发展演进。

可见，产业革命是以新的科学发现为基础，以技术革命爆发为标志，新技术广泛应用于人类生产生活，从而引发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分工体系、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并深刻改变社会文化价值观、心理状态的过程。也即，能够称为产业革命一般应具备以下特征：一是以系列重大发明的应用、科学知识的积累为基础和前提，以爆发技术革命为重要标志；二是根本性的变革，是“质的飞跃”；三是必须具有相当规模和可持续的影响力，即要有广泛的关联性和全局性，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将产生深刻、持续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从近200余年来世界产业革命的变迁历程看，每一次产业革命都表现出与前一轮产业革命不同的新特征。例如，与蒸汽机革命相比，电力革命对科学发现的依赖程度显著提升；与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汽车革命等兼具能源革命和效率革命的特征相比，信息技术革命更多是一场效率革命，对人类生产生活效率的影响程度远甚于前。可见，新一轮产业革命应符合产业革命的一般内涵，具备与以往几次产业革命相似的特征，但是，在科学技术不断演进发展、全球经济政治正在进行深度调整的新时期，也必然会表现出一些新的趋势性变化，如下文述。

二、产业革命通常以重大技术发明为先导，并且科学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纵观几次产业革命的成因，无一例外以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为基础和先导。例如，蒸汽机革命以牛顿力学、数学、机械等科学知识积累为基础，以骡机、蒸汽机、织布机等系列技术发明为先导。电力革命以电磁说、电动力学等科学发现为基础，以发电机、电话、碳丝灯等重大发明为先导。汽车产业革命以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热力学为基础，以内燃机、四冲程煤气及汽油机等发明和广泛应用为先导。信息产业革命的发生与演进更是与物理学、数学、信息论等综合性科学理论的发展完善密切相伴，同时，与计算机、集成电路、互联网等系列重要发明共同更新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自电力革命开始，对科学发现和科学试验的依赖程度逐步提升，与此同时，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以及产业革命的发生越来越表现出同步化、相伴共进的趋势；主流技术则明显表现出交叉融合的趋势，即产业革命的技术支撑不再是单一的技术，而是若干新兴技术群的高度交叉融合。例如，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电力革命事实上呈现出与汽车革命同期交叉并行的状态。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热力学等科学理论的发现与不断更新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内燃机广泛应用于汽车、飞机等领域的过程密切相伴、交叉并进。信息产业革命同一时期也伴随着物理学、数学、生物以及信息论、控制论等综合性学科、材料、环境科学和技术的大发展。

三、现实而紧迫的重大需求是催生产业革命的重要力量

产业革命爆发和演进的条件越来越不限于单纯依赖某些重大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而是“既依赖现代化进程强大需求的拉动，又源于知识与技术体系内在逻辑的突破和创新”。从几次产业革命的演进历程来看，如果没有工业化、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加深的大时代背景，也就没有足够的需求促使蒸汽机、电力、内燃机等技术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拉动纺织、机械、冶金、电力、汽车等产业的大发展。例如，蒸汽机革命既源于瓦特改良蒸汽机等一系列技术发明，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当时海上贸易发达为英国棉纺织产品创造了巨大的需求。电力作为一种便于输送、存储的全新光源、热源得以广泛推广，也是由于蒸汽动力越来越难以满足工业化进程加快背景下人类生产生活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信息产业革命的发生与演进路径与前几次产业革命有显著区别，即原创技术的发展来自于当时美、欧等国军事备战对通讯、探测等技术的国家战略需求。但是后来，计算机、集成电路、阿帕网等技术能够迅速从军用转向民用并实现前所未有的扩散和增长，则主要归功于美国产业界、大学和政府的共同努力，极大激发了社会各界对信息技术的巨大潜在需求。也有研究显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需求拉动将显然不再是对效率增长的追求，相应的，主要发达国家的战略取向以及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性危机、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需求将成为推动每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动因。

四、产业革命对经济社会带来广泛深刻的变革

对比几次产业革命对经济社会发生影响的路径和结果，一些共性的特征包括：普遍大幅提升了当时社会的生产效率，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促使能源供给更加多元化，改变了人类的居住方式、出行习惯、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加速了工业化、全球化进程，重构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分工格局等。值得注意的是，产业革命从孕育到爆发，一般要经历技术的发明、创新、实现规模化生产并最终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往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周期大约需要50年左右。

此外，对比几次产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不同影响，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以及汽车产业革命，兼具能源革命和效率革命的特点，而信息产业革命主要是一场效率革命，即相较前几次工业革命而言，表现出的效率、带动性和扩散性都显著提升。近期也有大量研究显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影响将远不再是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流通成本、加速经济增长、多元化能源结构等方面，甚至也不局限于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的影响，可能是对生命、传统价值观、伦理道德以及人类认知社会途径和方式的彻底颠覆。

五、几点结论

（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科技基础是若干新兴领域的交叉融合

当今世界，从近一段时期以来新的重大科学发现和学科演进、知识积累趋势看，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领域都在孕育若干新的重大突破，显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从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需求来看，越来越迫切的需要解决能源、环境、健康等重大问题。从新兴技术和产业群已经表现出的影响来看，生物、新能源、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都将继续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基于此，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技术方向应是以生物和新能源为主导，以信息和新材料等为支撑，在这些技术持续更迭演进的同时，与现有技术大量交叉融合，产生若干新应用和新领域。

（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爆发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的积累

蒸汽机、电力、内燃机、信息等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大约都经历了50年左右的周期。从当前最有可能爆发产业革命的几大技术领域来看，大多是以上一世纪80年代的物理学、数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综合性科学理论为基础，基于材料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交叉演进而进一步更新发展的。尽管新一代技术群不断涌现，包括传感器技术、生物芯片、基因重组、人造器官、3D打印机等具有时代意义的新产品也不断被发明，但仍没有哪一项技术发明具备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并适宜被大规模生产和应用的条件。总体来看，新一轮产业革命的爆发还需要新的重大科技突破和发明应用，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产业革命仍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第2篇：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低碳经济幸福

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正悄然迎来一个划时代的改革，低碳经济时代。

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里，低碳经济第一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出现在公众视野，然而系统地谈论低碳经济，则可以追溯至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的《京都协议书》。低碳经济，是指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最终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今天，全球经济蓬勃发展，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茹毛饮血、衣不蔽体的时代早以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沐浴着工业化、信息化的春风，人类正享受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带来的无限量的文明成果。那么，从理论上讲如果摒弃工业时代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许就会减缓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阻碍人类奔赴现代化的进程。然而历史和事实却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理智的选择切合实际的发展模式——低碳经济。迫使我们做出这样选择的根源就在于人类自身的幸福。

关于幸福，古今中外，诸多学者都做了深入的剖析和探讨，英国哲学家休谟有一句名言：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而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又是一切幸福的前提。

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和进化的结果。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环境作为物质基础和前提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的生存、进化和发展。另一方面，人类通过自身的生产行为和生活(或消费)行为又影响和制约着环境的构成、质量和变化。随着人类的进步、科学的发展，这种关系也变得日益密切。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也在不断地增强和扩大，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经历了敬畏、平等、征服和趋于和谐的状态，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主要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一、人类社会的生存阶段

(1)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主要靠采集野果和狩猎为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也正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和生产活动。让人类和环境之间一直都保持着一定的协调和平衡。

(2)农业文明时期，随着铁器工具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推广和应用，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人口数量也得到了稳定增长，为了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人类开始了包括垦荒、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扩张活动，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导致了生态环境的退化，但是这种影响一般是局部性的，还没有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统，人类与环境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被凸显和激化。

二、人类社会发展阶段

(1)工业革命时期。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随后这场工业革命势如“星火燎原”扩大到了整个欧洲大陆，它对于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的传播，对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逐渐成为工业化时期的主要能源。它们在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给人类带来进步和福祉的同时，也释放了大量诸如烟尘、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污染了空气；工业生产排出的废水、废渣污染了大地和河流；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人类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现在看来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国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花费了众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着实劳命伤财。得不偿失，这是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引以为鉴的地方，以牺牲环境为前提来追逐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是不理智的。

(2)科技革命时期，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人类经济生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世界人口剧增。自然资源和能源被过度消耗，生态污染严重等种种事实摆在人类面前。全球环境问题增多，河流腥臭，天空黯然，空气混浊，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繁，全球环境面临空前的危机，人类生存面临着严重挑战。尤其是因为高碳能源消耗严重。二氧化碳浓度显著升高，如果说长此下去，不加遏制，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百年内就会达到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的程度。

第3篇：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现代科技革命企业管理人才素质现代管理技术

一、前言

现代科技革命的内涵及时间上如何划分等，至今尚有不同说法。美国阿尔温·托夫勒在其《第三次浪潮》一书中认为，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两次文明浪潮：农业社会和工业文明时代。美国预测学家奈斯比特在其《大趋势》一书中，将工业社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纺织机械化和煤炭炼铁、蒸汽机和炼钢技术、电动机和内燃机、电子技术阶段。除此之外，还有二次产业革命论、三次产业革命论、四次产业革命论等提法。以美国科学家科塔莱克为代表的四次产业革命论，认为前两次产业革命与三次产业革命论基本一致，将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核技术、计算机、半导体等一系列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视为第三次产业革命，把新出现的科技与产业发展视为第四次产业革命。本人基本赞成科塔莱克的观点，只是第四次产业革命应该是当今的光电子、激光、千亿次大型计算机、新能源新材料、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尽管各种说法不尽相同，但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革命对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次革命称之为现代科技革命。

二、现代科技革命的特点

1.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紧密结合

科学革命侧重于自然科学理论的突破性进展，技术革命则是强调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的改进和更新。历史上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往往是是相互分离的。比如蒸汽机技术的发展大大早于蒸汽机理论即卡诺循环理论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当今是科学与技术高度渗透的年代，例如没有先进的技术手段如计算机，就无法从事科学理论研究。再如生物工程不仅是一个技术方面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科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

2.科学与生产一体化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没有单独的科学活动，一些简单朴素的科学知识直接来自于生产活动，随着生产活动的专业化和分工的出现，科学活动从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二者距离越来越大，到20世纪中期，科学出现工业化、群体化的趋势，对生产的依赖日益增强，一方面，科学成果的获得往往取决于能否生产出先进的科学仪器和实验设备，另一方面，科学成果能够很快转化为生产力，出现了科学与生产新的一体化。

3.影响深远的信息革命

现代科技革命是一场影响深远的信息革命，这是区别于以往任何一场科技革命的标志。现代科技革命的核心是信息革命，或者说是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不是减轻人的体力负担，而是人脑的延伸，人工智能的发展是现代科技革命最突出的成就之一，知识经济、信息时代、地球村、信息高速公路等新名词的出现无不说明这场革命是对社会各方面产生巨大影响的信息革命。

三、企业管理中的科技革命

1.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管理是协作劳动生产的。马克思说：“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这里的指挥就是管理。从朴素的管理思想到现代的管理方法，管理理论的发展与科学技术革命一样经历了传统管理、科学管理、现代管理和信息管理四个阶段。传统管理阶段是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到19世纪末，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就是企业资本所有者，一切凭经验办事，没有统一的管理办法；科学管理阶段是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管理工作日益复杂，出现了单独的管理者阶层，对过去积累的管理经验系统化、科学化、理论化；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企业管理进入了现代管理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及学说有马斯洛的“需要学说”、赫茨伯格的“双因素学说”、麦格雷戈的“X学说”，还有后来的Z理论和权变理论；第四次科技革命即信息革命使企业管理进入了最新阶段——信息管理阶段。光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飞速发展，带来了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的巨大变化，企业生产经营过程是信息加工传递的过程，所有管理活动都是基于信息的管理。GarterGroup咨询公司总结了MRP（制造资源计划），提出了ERP即企业资源计划，ERP是一种全新的管理思想。近年来，诸如客户关系管理（CRM）、业务流程再造（BPR）、物流与供应链管理（SCM）、知识管理、虚拟企业、战略联盟等管理理论已应用于管理实践。企业管理信息化建设已被多数企业重视并付诸实施，信息化的实质就是以信息技术等手段支持的企业管理革命。

一些企业在长期的经营管理实践中，也总结出了大量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杰克·韦尔奇，1981年接任通用电气公司第八任总裁，在20年的通用领导生涯中，韦尔奇提出了无边界行为等200多个管理名词概念，推动通用公司各类主要指标达到两位数增长，连续四年被《财富》评为“全美最受推崇的公司”，连续四年被《金融时报》评为“全球最受尊敬的公司”。1979年，在一次管理会议上摩托罗拉执行总裁ArtSundry拍案而起：“摩托罗拉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产品质量低劣！”Sundry提出了6σ质量管理法，当绝大部分美国公司还在认为质量会浪费美元的时候，摩托罗拉率先认识到提高产量、提供最佳产品实质上会降低成本，随着流程质量的优化，质量管理投入转化为每年最低限度8亿到9亿美元的巨大回报。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大胆创新，打破旧的业务流程模式，进行海尔业务流程再造，此举加速了海尔国际化进程，在十几年的市场竞争中，海尔立于不败之地，归因于先进的适合企业发展的管理方法，人们称海尔的各种管理方法为“海尔模式”。

2.现代科技革命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现代科技革命的特点之一就是与生产形成一体化，新的理论不断应用于生产活动，企业管理对企业生产活动起到监控、协调和指挥作用。历次科技革命使企业规模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再走向集团化、国际化，企业结构向扁平化方向发展，导致企业管理不断随之相适应，管理手段、管理工具的更新是管理者从现场退至后方，从局部管理到全局管理，从手工管理到办公自动化。新一轮企业技术创新浪潮推动了企业管理向职业化、知识化、数字化方向发展。其原因在于：现代科技革命使得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化，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导致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技术创新势在必行，技术创新必将推进管理创新。

现代科技革命缩短了科学与技术的时滞，加速了企业生产与科学一体化的进程，即使是高度抽象的科学理论,只要它正确地概括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通过某些中间环节或中介,很快就能运用于生产实践,创造出更大的价值。科学与技术的短时滞要求管理思想的解放与创新,一些旧的管理模式、经验阻碍了生产，就必须吸收和借鉴新的管理思想,避免管理者之间的管理思想“代沟”。

现代科技革命使企业的资源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和知识逐步取代了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而日益成为企业生存的重要资源，加速了企业管理由原来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管理，人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具有学习能力的人才能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这正是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基本观点。企业资源结构的变化要求不断进行管理创新，加强人力资源的管理。

现代科技革命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生产过程趋于复杂化、自动化、连续化，过去关于生产管理的方法已不适应现代企业的生产方式要求。计算机控制的生产过程使得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特点日益明显，柔性制造、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支持协同工作等生产方式使得制造和管理贯穿在一起，大量尖端技术的运用加速了企业管理自动化的进程。

四、结束语

第4篇：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信息技术；知识经济；计算机通信；计算机网络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财富的发现、创造和聚集，而信息则作为一种非常重要财富，决定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信息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无时不在，其形式多种多样，通过对这些信息的了解，我们才能够熟悉周边的环境，认识世界。然而，并非所有信息都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要对信息加以利用，必须通过一定的设备或媒介，以之作为载体。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电子信息科学技术产业的兴起，并在很多高科技领域获得广泛的应用，如航天、能源、环境等，其发展趋势则是向着信息技术产业方向发展，信息技术的产业化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各个专业领域，促进其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一、信息技术的发展历程

1.从通信技术到计算机通信技术的发展

通信技术起源于19世纪上半叶，以美国的莫尔斯发明的电报为标志。20世纪下半叶初期，世界上的第一部程控交换机由美国人研制出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信技术向着数字化的方向发展。随着卫星通信技术领域的开拓，通信技术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展。而计算机技术则起源于1946年，以世界上的第一台计算机设备的诞生为标志，该计算机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制，命名为“埃尼阿克”，虽然这台计算机的体积非常庞大、外形也十分笨重，并且需要消耗卜大的功率，然而其诞生却标志着计算机技术这一项对人类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和贡献的发明的问世。自此，科学技术领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计算机在运算速度、存储容量等方面都有所提高，数据处理能力也逐渐增强，计算机所具备的功能也从单一化向着多元化发展。集成电路的发展及软件技术的更新，使得计算机获得更加广泛的应用，逐渐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

2.从晶体管到以集成电路为基础的微电子技术的发展

1948年，世界上第一个晶体管问世，标志着微电子技术的诞生。十年后，第一块集成电路研制成功，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被称为是微电子技术的革命，其影响范围十分广泛，在全球造成了轰动性的影响。电子信息系统日益复杂，然而微电子技术的应用，却使得复杂的系统能够在很小的硅片上进行集成，计算机系统的能耗也随之降低，微型化成为电子设备的发展趋势集成电路在微电子技术的带动下，迅速发展起来，集成电路的规模越来越大，而每一个集成电路芯片上所能集成的电子器件数量也日益增多。与此同时，集成电路所需的成本却有所下降或保持不变，这些都促进了微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3.网络技术

1969年，美国首次建立了采用分组交换技术构建的计算机网络，即所谓的ARPANET网络，成为计算机因特网的前身随后，国家科学基金网NSFNET又于1986年在美国建成。直到1994年因特网应用于商业领域，互联网技术发生了质的飞跃，在推动信息技术产业飞速发展的同时，对于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也造成了巨大影响。给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模式。网络技术本身也经历了一系列的革新，逐渐完善和发展起来，不仅带动了互联网服务行业的兴起，还为企业和个人参与全球范围的竞争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二、信息技术的应用分析

1.信息技术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

当前，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十分的广泛，逐渐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同时影响着社会的整体面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节奏，也随着信息网络的渗透，逐渐发生着变化。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革，从传统的每天去公司上班，发展到现在的在家就可以通过网络来办公。此外，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医疗服务也可以通过远程实现，而网上交友和网上购物更是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2.信息技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原材料和能源、资源的大量投入，是工业社会经济获得增长的基础。尤其是对于传统的工业生产而言，这种加工模式对于资源的使用量非常巨大，且利用率不高，对于能源的消耗也很大，污染比较严重由此而导致的工业污染、资源的短缺、环境的恶化，严重影响着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最近几年，信息科学技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增长模式，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传统生产方式下高成本、高能耗、高污染的局面获得了有效的改善。

3.信息技术转变了教育方式及教育理念

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日益突出社会发展加速了知识的更新，同时，学校教育只能是人生的一个短暂的学习阶段，因此我们要树立终生教育的理念。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极大地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4.信息技术改变了工业生产的基本工具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工业设计和工业制造中，逐步出现了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等先进的设计制造技术，这些技术影响着工业生产，加速工业生产的信息化进程。信息技术大大缩短了计算机设计、制造的时间，促进了企业产品的更新速度，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效率，提高了经济效益。

5.信息技术影响社会时代以及思维方式

信息技术使社会时代从物质能量生产力转换为信息知识生产力，促进了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演变出数字时代和虚拟时代对于思维方式，在早期的工业社会，以现实世界为主，个人以及人脑乃是人类思维的主体，而思维的客体则受到思维主体及社会关系的影响；在信息社会，则以虚拟世界为主，群体以及人机系统乃是思维的主体，并且不再受到思维主体与社会关系的影响。

三、结束语

信息技术引发的社会信息化进程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无沦从社会形态、经济增长，还是教育观念等方面，都对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信息技术为各种思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便捷渠道，成为社会各阶层进行交流沟通的重要桥梁，为社会的整体发展和进步提供了可靠保障，对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方力.现代科技革命中信息技术发展的哲学思考，枣庄学院学报，2006（6）

[2]王晓丹.和谐社会视域下信息技术的人文走向，教育理沦与实践，2014（2）

第5篇：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科技 人力资源管理 工作系统 外包 HER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由于科技的发展、市场范围和种类的扩大，对大规模组织的强调、日益增加的劳动分工等一系列因素，促使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科技的发展，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已经多次带来了明显的转变。

科技发展对人员管理影响的历史考察

在科技革命前的历程中，生产力水平低下，信息传播途径闭塞，手工技术生产相互之间的学习、借鉴比较困难，科技创新发展的进程十分缓慢。所以，这个阶段的科技对组织形式以及人的管理影响不大，变化周期比较缓慢。自从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以后，组织变迁越来越受制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几乎科学技术的每一次大的变革都导致了组织的一次大变迁，组织的每一次变迁又导致组织对人员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

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使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操作，其结果是使人的体能获得了解放，相应地，组织对人的管理方式也由原来那种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提高劳动效率的管理方式转向雇佣管理。工业革命之后，机器大生产的出现，使得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早期雇佣双方之间家长式、宗教式或者部落式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大规模组织和机械化大生产淡漠、疏远了双方之间感情纽带。在利益、工作环境和劳动保护等方面渐起纷争，工厂成为了冲突和暴力的场所。控制和安抚是这个时期人员管理的主要特征。

第二次科技革命始于19世纪60年代、70年代，以新能源、新材料、新产品的发明发现和使用为特征，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核心。第二次科技革命后，企业规模不断壮大，劳动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结合程度对生产的影响日益明显，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股份公司。以泰罗为首的科学管理学派和以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派对此做出了重大贡献，直接导致了人事管理的产生。人事管理强调以“事”为中心，人员管理活动是被动的、反应性的，但这种机械式的组织管理方式是与当时科技发展下形成的企业组织方式相一致的。

现代技术革命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现正以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着，它的主要标志是原子能空间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其主要内容包括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领域里的革命，现代科技革命的强大浪潮正冲击着当今社会的各个层面，对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面对科技不断创新、顾客需要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企业纷纷进行变革和再造，频繁的变化使得“事”不断变化，只有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活动才能主动应对变化、适应变化，抓住变化中的市场机遇。因此，人力资源管理甚至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成为了理论和实践的主导。

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人与技术之间、人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因而，带动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和实践的转变。

科技发展对工作系统的影响

在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经济社会的很多领域内，我们对科技发展是持肯定态度的。科学技术曾是我们用以减少人类辛劳、提高生产和获得更好生活质量的基本手段。但近来有人对这种看法产生了怀疑，而且开始强调科技“进步”的消极方面。所有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只是在不同的时期、阶段两者的势力对比处于不同的状态，因此，科技发展对工作系统的影响也需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

科技与工作系统之间的适配关系，成为了融入和利用科技成果的关键。科技对工作系统的体现在三个方面：科技是组织决定所要求人力资源投入的重要因素，间接地讲，它是人力资源素质的重要因素；科技是组织结构和程序的某些总特点的决定因素；科技是单个或者群体工作设计中的直接决定因素，因而是社会结构和准则的间接决定因素。

对组织结构的影响

科技对组织结构具有直接的影响。科技发展与组织中的多种特性相关：组织命令——控制层级的长短；管理人员的管理跨度；组织人员之间的比例关系；甚至组织的薪酬成本比例等。研究表明，在不同的科技发展水平下，不同类型的组织都有一个最佳的结构。科技革命一度使得企业的组织结构不断扩张，各种巨型组织不断形成，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的组织结构又开始不断缩小。

对组织社会心理系统的影响

科技以多种方式影响着组织中的个人。科技是确定任务和专业化程度的关键因素。工作群体的大小和构成以及与其他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相互作用的范围等，往往都是由科技水平决定的。科技影响组织中人的各种作用和身份地位，同时，对每个员工的认为的具体设计具有重要影响。

科技的变革会引起人们工作的不安全感和忧虑感。科技进步的加快，导致员工知识、技能半衰期的缩短，社会对不断学习、更新技术的要求提高，严重影响了人们在工作中的安全感，对生存、发展的忧虑逐渐增大。 　对管理系统的影响

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知识不断专门化，致使组织内的专业化分工程度不断深入，职能分工更加细致，从业人员的专业化知识、技术要求不断提高。传统管理系统的基本关注使将活动分解或分割开来，以便由各分系统完成，但是，科技的加速发展，管理系统的重点发生了改变。随着复杂组织中的差异性的不断发展，各个职能之间的合作问题成为了发展趋势，创新要求各个专业之间知识的碰撞和共享，竞争要求各个职能之间更加灵活、快速的协作反应。　对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对科技的迅速引进、吸收，导致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呈现出跳跃式发展趋势，形成管理水平极其不均衡的态势，管理理念、操作方法、基础平台方面千差万别。科技的发展对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尤为强烈，站在总体的角度上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简单的归纳。

思维方式的转变

人力资源管理呈现两级分化趋势。两级分化趋势是指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性职能得到加强，需要更多参与到组织的战略决策中来，共同寻求人力资源与其它资源之间的整合；而事务性职能更加弱化，很多职能比如招聘、考核、人员配置等会更多由直线部门负责人承担。结果，人力资源部门要么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提升，更加积极融入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去，以客户服务的理念进行管理操作；要么人力资源部门就会弱化甚至消失，战略职能由高层管理人员承担，行政事务工作由直线部门承担。前者更多出现在我国本土大型企业中，而后者多出现在外资性质或者民营企业中。

人力资源管理在科技发展引发变革中的作用。信息技术的普及发展，导致科技的学习、共享更加方便，各个方面的创新活动更加活跃，变革也就成为组织中的常事，并且变革的周期越来越短。人力资源管理顺理成章地负起了变革的发动和管理的责任，利用各种心理激励和社会互动方法，规划变革进程，引导雇员的态度和行为。

管理的对象向知识和能力倾斜。我国的人员管理一直重视资历、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影响下，正在向人职匹配迈进。但是，随着组织发展对科技的依赖程度增加，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也会发生转移：由强调人职匹配向以人为载体的知识和能力倾斜，这是全球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思维方式又会被置于多层次的转变发展之中。

人力资源外包。人力资源外包是指依据双方签定的服务协议，将企业人力资源部分业务的持续管理责任转包给第三方服务商进行管理的活动。这是科技推动专业化分工在组织层次的体现，“回归核心”不仅是组织战略决策，也是企业职能战略决策，企业会逐步把不涉及企业机密、要求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程序较繁琐和经常性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外包出去。外包业务需要遵循一个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为公司业务服务：企业核心人力资源管理业务，即有关公司文化建设、机构设置、核心决策等事项不能外包；只要是常规事务性的工作都能够外包。

基础平台的升级—EHR

科技的发展为人类创新的生产工具和运作平台，在信息通信技术的推动下，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平台得到了升级， EHR成为了国外先进公司的发展趋势，这也是我国今后发展转变的方向。

EHR（Electronic－Human Resource）即电子化人力资源，是将先进的技术运用于人力资源管理，为企业建立人力资源服务的网络系统，使人员管理流程电子化。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能将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通过数字化的信息系统与企业自身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大幅提升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在我国企业人才战略实施中的功效会更加明显，理解并运用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中所蕴涵的管理理念，将会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操作技术的转变

招聘。招聘是在统一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下为企业引入合格人才的活动，招聘活动将从现在的岗位导向标准向重视潜力、发展转变，内部招聘更加受到青睐，招聘渠道更加丰富，招聘、猎头公司在未来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

培训开发。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会更加重视培训开发活动，特别是对组织所需的专用知识的培训力度。科技带动技术价值的提升，企业培训开发的潜在收益与成本的比例增加，企业在培训开发投资上的积极性增强。另外，培训开发也是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有效手段，从总体上还会降低企业的人员成本。

员工援助计划。科技虽然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环境和水平，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有所控制和伤害。在我国，由于历史文化原因，对员工工作生活质量的关注是比较高的，但关注的重心主要是个人道德和家庭伦理方面。随着科技影响的加大，系统的员工援助计划将会得到广泛发展，特别是基于工作变革的员工心理和情绪方面的专门咨询活动，在我国今后人力资源管理中将会占有较大的比重。

能力工资。科技的发展，使得知识和技能在社会组织中的重要性增加，创新对于市场竞争和利润增长的意义重大，组织对能力和人员之间的结合和更新程度要求增加，因此，薪酬制度将会从以职位为基础向以能力为基础过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两者的结合。

第6篇：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苏俄STS研究；逻辑进路；学科进路

中图分类号：N 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2）05-0388-05

美国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协会前主席S.H.卡特克利夫认为，STS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多学科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交叉学科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统一学科阶段。同时他认为STS已经从“多学科”开始，肯定进入了“交叉学科”，并努力达到“统一学科”。本文将采用对STS演化的这一界定，以苏俄STS发展为个案，首先以科学学和技术论为研究对象考察苏俄STS在多学科阶段的发展历程及对中国的启示；其次，在科学技术革命视角下，考察在交叉学科阶段苏俄STS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科学技术学走向；最后，在对人的哲学研究视阈下，分析全球性生态问题和人道主义，并总结该阶段研究的不足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多学科阶段苏俄STS研究

1.苏俄科学学的研究

（1）苏俄科学学的发展历程

苏联对科学学研究的最早文献出现在1926年，首先是被鲍利切夫斯基提出，他在《科学学是一门精密科学》一文中，初步论述了科学学的一些基本观点。之后，苏联哲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自然科学史学家分别从科学的本质、科学管理理论、科技发展规律和预测、科学创造的心理因素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与此同时，一些把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组织相继出现。其一是以多勃罗夫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乌克兰科学院控制论研究所。他们把定量分析和辩证法结合起来研究科学学，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著作。具有代表性的有《普通科学学导论》、《科学和技术预测》等著作。其二是以米库林斯基为学科带头人的苏联科学院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他们对科学史和科学逻辑、科学创造、科学活动组织的历史和理论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科学学基础》、《科学学：问题和研究》。其三是以统计学家纳里莫夫为学科带头人的莫斯科大学数学系。他们以定量分析的方法对苏联科研体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科学计量学》。

（2）苏俄科学学研究的局限及对中国的启示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科学学的兴起适应了现代自然科学自我认识的需要的话，在现代社会中，科学与技术彼此交叉，已使两者相互融合，技术科学化与科学技术化日益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人们在研究科学的时候，不可能不涉及技术；反之，也不可能不涉及科学。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一些新兴学科，大多具有科学与技术统一的特点，甚至很难对某一学科作出科学与技术的严格区分。然而，苏俄科学学想用科学学这一单一进路整合科学技术学进而进入STS的路径在逻辑上是不现实的，在实践上是不成功的，这值得中国借鉴。

2.苏俄在技术论领域的研究

（1）苏俄技术论的发展历程

一般认为，技术论是将技术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技术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不仅要研究技术的本质，技术发展的内部规律性，同时还要研究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在多学科阶段，苏联技术论的研究渗透在对技术研究的相关学科中。苏联学者在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对技术的本质进行了研究，在技术史的研究中对技术发明和应用的内部规律进行了研究。

1887年恩格迈尔发表了《现代技术的经济意义》一文。他认为，所有能够提高人类劳动生产率的知识和能力的总和就是技术。1912年他又提出了技术哲学的第一个研究纲领。他认为：“技术哲学是一门研究作为一种文明要素的技术的作用的科学。”1929年恩格迈尔在《我们需要技术哲学吗》一文中进一步发展了技术哲学重要性的思想。之后苏联学者对技术本质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技术的“知识体系说”、“活动手段说”、“劳动手段说”和“综合说”四种具有代表性的学说。

1921年，苏联科学院成立了“科学、哲学和技术史研究委员会”，这为苏联技术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29年，苏联决定在技术科学的教育中增加技术史的内容。此后，技术史成为了工科大学的必修课程。在技术科学的教科书中，技术史的内容开始大量出现。苏联学者分别对机械工程史、采矿冶金史、通讯技术史、运输技术史、航空史、建筑史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除了对技术的分类史进行了研究外，苏联学者还对技术通史进行了研究。1962年由兹渥雷金为首的四位技术史学家编著了《技术史》一书，作者认为，技术史是“阐明社会生产体系中技术的发展，技术与劳动形态与方法相关联的，特别是与劳动对象相关联的学问”。这种重视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曾对苏联学术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2）技术论的局限及对中国的启示

在苏联，由于政治的原因，技术哲学这一技术论的先导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禁止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通常只是在科学哲学的视阈下研究技术哲学，把技术哲学等同于科学哲学的附属物，而且仅仅从自然科学知识附属物的角度来研究技术。因此，尽管技术论自身有很大价值和意义，但在苏联长期轻视技术的学科传统影响下，它很难得到发展。这个时期，苏联技术论发展的停滞表现在：对技术的研究还没有上升到哲学应有的高度，研究视阈只停留在技术科学的层面（即对科学的应用方面）；尽管形成了“技术的劳动手段说”、“技术的活动手段说”、“技术的工具说”、“技术的知识体系说”和“技术的综合说”，但是这一时期由于缺乏对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问题的全面探讨，因此，该阶段苏联技术论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全面的技术哲学的概念体系。在这一时期苏联对技术哲学的研究无论是在建制化还是研究内容上都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哲学。因此，在当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技术的主导地位已很明确，技术在当今时代已居于核心地位的时代背景下，苏联试图只通过科学论来整合科学技术学从而进入STS的尝试是不成功的。这对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二、交叉学科阶段苏俄STS研究

“科学技术革命”的研究是苏联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核心内容。在对科技革命研究的视阈下，出现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研究。

1.苏俄关于科学技术革命的研究

科学技术革命的思想最初起源于马克思关于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观点，而作为一个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学者J.D.贝尔纳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60年代后，苏联学者在阐述的理论时开始广泛使用了这个概念。

苏联学者认为，科学技术革命是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一体化的结果，两者是科学技术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说“过去科学和技术中的变革有时只是发生在同一时间。如今它们则汇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科学技术革命过程。可见，苏联学术界已经开始认为，科学和技术已经摆脱了过去各自独立发展的历史，技术的发展已经越来越离不开现代科学的成就，同时技术也为科学的发展提供各种保障。科学和技术关系的变化说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本质特征就在于科学与技术的不可分割性。

由此可以看出，苏俄学者在科技革命的视阈下开始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研究，并且有了科学技术学的转向。

2.苏俄科学学研究的科学技术学走向

Ф.и.凯列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对科学的分析只停留在科学的本体论研究范畴。在七八十年代，关注的中心转移到科学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它在文化中的地位问题上。在八九十年代，科学界和各专业的学者，将注意力越来越多的集中在科技发展的人道主义倾向以及对科技发展的价值取向等问题的研究上。

鲍鸥也认为，当前俄罗斯科学学的大致走向和特点如下：第一，当前出现了有关科学与文化、科学与教育、科研机构中的女性和科学传播问题的研究。第二，在新时期科学学理论研究中出现了对人一自然一技术的关系问题的反思。可见，目前俄罗斯科学学研究正在与国际科学技术学接轨，在科学发展战略、科技政策、人类新文明模式和全球命运思考等许多方面处于蓬勃发展中。

3.苏俄技术论研究的科学技术学走向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学者关注的重心开始从技术本体论逐渐转向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问题。关于技术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包括：技术科学的认识论问题和技术自身发展的问题。技术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包括：技术的方法论问题和技术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但后来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得技术价值论问题成为苏联技术哲学的研究重心，其研究的问题包括：探讨技术相对于自然、人和社会所具有的价值以及技术活动和技术科学所应遵循的价值论原则。其内容涉及技术美学、技术伦理学等问题。

万长松、陈凡也认为，多元化将是俄罗斯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势，而技术本体论、技术价值论和工程伦理学将是它的研究重点。万长松进一步指出，与苏联时期人们普遍认同的技术中性论不同的是，俄罗斯学者则对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技术建构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表明俄罗斯技术社会学（价值论）方向上出现了趋同演化的特点。

通过以上的论述，说明苏俄该阶段对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出现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研究，苏俄STS的学科演化正在从科学论和技术论走向科学技术学。

4.苏俄STS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该阶段苏俄关于科技革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革命的主要特点及实质上，虽然出现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研究，但对科技转化论的研究严重不足。苏联学者普遍认为科学技术革命是引起工业革命的酵母。在一定条件下，前者将转化为后者，并且这种转化不受国家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只要机制成熟，科技革命便可以成为工业革命的产婆。一般认为，科技转化过程就是产业化的过程，近现代产业革命表明，只有通过产业化，科学技术才能从一般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包括技术转化能力、产业基础、产业政策等多因素在内的复杂多变的过程。科学与技术以及产业变革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直接作用的线性关系，不像苏联学者认为的那样简单，在一定条件下，科技革命将转化为产业革命。苏联在该阶段关于科技转化论方面研究的不足，在实践上导致了科技成果转化率非常低下。正如库斯林指出的，苏联社会的停滞状况，从70年代开始尤为严重。1960—1970年用于生产的投资总额增加了1倍，但是将科技思想转化为科技的成果却日益缓慢。80年代初，平均每八项核准的企业兴建改造方案中，只有一项采用了现代科技的成果。科技发明与现实应用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苏联的基础自然科学水平并不薄弱，但在理论研究上只坚持传统的科学和技术二元论，缺乏对科学、技术、产业之间存在的“内在转化逻辑”的研究，使苏联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步履维艰。这一点无论对中国的理论界还是政策实践者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三、统一学科阶段苏俄STS研究

统一学科阶段苏俄STS在“科学技术革命”和“人的哲学”视阈下对“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人学思考”和“人道主义”进行了研究。

1.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

苏俄学者在对科技革命的研究中，不仅出现了上文所述的“科技一体化”的研究，而且开始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

米库林斯基认为，科学技术革命不是由某些个别的科学或技术发明引起的瞬间的变革。它具有两大前提：科学技术前提和社会前提。这两者都是逐渐成熟起来的。科学技术革命是由20世纪前半期所取得的卓越的科学技术成就直接引起的。然而这些卓越的成就本身，还不能形成科学技术革命。只有当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它们才能转变为科学技术革命。为此，H.H.德尔雅赫洛夫指出：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革命是被当作劳动、技术、科学和生产领域的交叉点提出来的。科学技术革命将上述领域联系起来并保障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苏俄学者不仅对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而且尝试着在人的哲学视阈下用“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的互动”寻求整体解决生态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2.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人学思考

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罗马俱乐部的系列报告在苏联哲学界激起了强烈反响。他们在对人的综合研究的视阈下，确立了在科学领域里对人进行综合研究的新方向，显示出强烈的理性色彩和学科综合化的思考。

弗罗洛夫认为，研究生态问题的本质至少应当考虑到生态问题具有的三个因素：第一，与危及自然资源枯竭有关的技术经济方面；第二，在有关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方面；第三，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这是一种以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互动来整体解决生态问题的思路，而不是像以前的“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这种单向度的解决思路，在当时得到了苏联学者的普遍认可。他们认为，要解决生态问题就需要研究人同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相互作用的各学科广泛合作。苏俄学者提出的科技与人、社会、自然的系统理论和综合方法，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指出了一条路径。

3.关于人道主义以及人道主义政治的研究

当代对STS的研究存在着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立，前者重视自然科学，后者重视人的价值。然而随着科技发展对人类作用的凸显，人们逐渐走入极端的唯科学主义，使人的价值丧失殆尽。特别是因物质生产的迅猛发展而造成的资源、环境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存问题的出现，必然促使人们对工具理性以及人与物的关系进行再认识、再思考，提出“以人为本”的问题。以上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俄STS对人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

弗罗洛夫认为，人道主义不仅不是一种单一的伦理或是单一的意识形态规范，而是一种伦理与意识形态规范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支配着意识形态的发展。在人道主义的视阈下，苏联学者从人生活的环境背景到个人的内心道德修养，从对压抑人性的唯科学主义的批判到科技观的人本主义价值等问题进行了综合的研究。最终提出了科学人道化的思想，其内涵是：“科学是为人服务的”，“人是一切科学的尺度”。科学总是趋近于人的本质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最终会以社会目标和结果的形式表现出来。可见，该阶段苏俄学者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产生重大变化，开始从人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考察科学技术。

然而，这种对人道主义的研究最终转化成对“抽象人道主义”即人道主义政治（新思维）的研究。安启念认为：“弗罗洛夫正是用‘抽象人道主义’的解释影响了戈尔巴乔夫。他说：粗俗的、斯大林式的、教条的早已被苏联的许多哲学家所否定，包括我，宣传的是对的人道主义解释。在西方，被称作‘马克思的第二次诞生’。”这种无视客观条件的抽象人道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之所以具有真理性，在于把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实现建立在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因而它是科学，而不是空想。弗罗洛夫等苏联哲学家以及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在于他们无视客观条件的制约，使社会主义由科学变为空想。这样的思想不仅不符合，而且无视苏联的社会实际，用它指导改革，必然会出乱子。其结果就是连续数年全部媒体（包括学术会议）充斥着对苏联历史阴暗面的宣传报道。这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苏联哲学、哲学的彻底否定。

4.统一学科阶段苏俄STS研究对中国的

启示

第7篇：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信息技术；产生；社会发展；正面影响；变革；经济增长

1 信息及信息技术的定义

信息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信息的内容，即信息本身所表达的意思；二是信息的载体，即传递信息的工具。例如：图形、文字、符号、声音等都是传递信息的载体。信息技术包含信息技术的生产和应用两个方面，具体指信息的获取、传输、处理、存储、显示和应用技术。信息技术的生产主要体现在信息技术产业，包括电信设备、微电子生产、计算机的软硬件等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信息技术的扩散上面，包括管理信息系统、信息服务等。微电子技术和软件技术是信息技术的核心，他们的发展进程体现了信息技术的发展过程[1]。

2 信息技术的发展

信息技术推广应用的显著成效，促使世界各国致力于信息化，而信息化的巨大需求又驱使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当前信息技术发展的总趋势是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中心，从典型的技术驱动发展模式向技术驱动与应用驱动相结合的模式转变[2]。我国信息技术发展的历史经历了五个阶段：

2.1 人类语言的产生及发展

人类有了语言信息的交流，促进了人类思想情感的交流和思维能力的发展，从而提高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发展。

2.2 文字和印刷术的出现

象形文字出现后开始向表意和表音方向发展。印刷术的发明扩大了文字的作用，使文字信息超越时空限制，难以损耗。

2.3 电讯的发明

从1844年莫尔发明了第一台电报机，到贝尔发明电话，再到马可尼、波波夫等人发明无线电，以及今天的电报、广播、电视、传真、卫星通信的相继问世，使信息技术利用开发趋向全球化、综合化、多样化、便捷化。

2.4 电脑的发明

20世纪40年代电脑问世，50年代末第一代电子管电脑应用于军事科研过程的信息处理；60年代中期，第二代晶体管电脑向民用企业转移；60年代末，集成电路和大规模集成电路电脑涌现，至此，人类奔向信息时代的序幕拉开。

2.5 计算机网络的出现

前四个阶段的作用都是局限的，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和应用把电信、电话、电视、计算机、互联网络连接起来。信息技术在这一阶段的发展开始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3 信息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经济和社会方方面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今日，“信息社会”和“信息时代”每日、每刻都出现在我们周边生活及方方面面。

3.1 信息技术推动了传统产业升级

信息技术代表着当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信息的重要生产要素和战略资源的作用得以发挥，使人们能更高效地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从而推动传统产业不断升级，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社会运行效率[3]。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也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和第三产业发展的有力武器。

3.2 信息产业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随着信息化的快速进展，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对于各个国家、地区都不可缺少。信息技术支撑当今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产业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竞相投资、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部门。“九五”期间，我国的信息产业以三倍于国民经济的速度发展，主要产品销量迅速增加，结构调整初见成效，部分关键技术有所突破，产业规模已居世界第四位。2000年底信息产品制造业总产值达10000亿元，销售收入5800亿元，成为国民经济第一支柱产业。信息产业的增加值占全国GDP的4%，电子产品出口额约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5，信息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显著提高[4]。

3.3 劳动力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

随着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人们的就业结构从农业人口为主、工业人口为主向从事信息相关工作为主转变。以服务业为例，在当今服务业中，除了极少部分传统服务业外，绝大多数是从事与信息处理、信息服务有关的职业。对于这种趋势，美国学者总结说：“从农民到工人再到职员，这就是美国的简史。”“我们现在大量生产信息，就像我们过去大量生产汽车一样。”

3.4 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结构与经济效率，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人类社会文化和精神文明也同样产生着深刻的影响[5]。今天，信息技术已引起传统教育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互联网成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不可缺少的工具；信息网络为各种思想和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它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种新的适应网络时代和信息经济的先进文化将逐渐形成。

信息技术发展引发的社会信息化进程正在深刻的改变社会，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的积极影响，对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研究信息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正面影响，同时发现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消极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信息技术、更深刻地认识信息技术的特点、更好地将信息技术渗透于各个领域，从而更好地为人类社会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袁振国.信息技术及其对教育的影响[J].湖南教育，2000（1）.

[2]王晓丹.和谐社会视域下信息技术的人文走向[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S1）.

[3]方力.现代科技革命中信息技术发展的哲学思考[J].枣庄学院学报，2006（6）.

第8篇：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范文

内容提要: 科学技术是理性的产物，是知识的表现，是文化的成果，它打着正面的、文化的、文明的、理性的、合理的等各种正当的旗号去行使它的权力，所以科学技术对整个社会的严重后果有其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这是社会学家对科学技术的文化认识。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社会变迁作一个历史性的规律总结，其实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出的进步都深刻地体现了经济的烙印，当前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和经济成果不能继续满足社会总需求时，新的科技革命应运而生，它的使命将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最终成果社会经济运行和财富增量的核动力。

近年来，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然而，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一样，现代生物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向人们展示出解决人类面临的许多难题（如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希望之光，另一方面也逐渐暴露出一些负面效应，如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现代生物技术产品使用者的知情权问题、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侵犯人类尊严问题等。在过去的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浪潮中，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已经为广大公众所充分认知，给人类的社会结构、人类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等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的“反身性”和“吊诡性”特征也深刻地为广大公众所体会，机器、工厂、产品和市场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代表着第四代科技革命的现代生物技术亦不例外，其风险化程度将风险的范畴从人类社会延伸至自然，甚至整个生态系统，因为现代生物技术就是以生物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的。因此，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将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视为必要的价值“目标”，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将其演绎为一种生动的“工具”。

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首先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认为现代化的反身性必须在发身性的规律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规范。风险社会的现代化要根据其反身性的属性对原有的个体化特征进行适当修饰和纠正，赋予其在当前社会状态新的历史内涵。这种修正的过程同样需要借助规则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实现，通过法律的指令性、规范性、预防性等功能将个体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型过渡到集体化和社会化为核心的全新现代性，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通过法律的规范体系预防风险，救济和弥补风险损失。如果将生物科技所带来的诸多风险视为现代社会反身性的一种外化，那么生物安全立法则是必要的和紧迫的。此外，在生物安全立法的研究上，文章将立法的利益目标设定在社会公共利益视角之上，认为生物技术本身社会公益性决定了生物安全立法的社会公益性，无论是转基因生物安全，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抑或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等都需要在公益性法益价值观指导下，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扬生物科技之长，避其之短。

如果将法律视为一种市场产品，那么立法必然就是一种适应市场的市场供给行为，其经济学基础在于人们对于法律产品的市场需求。公共选择理论认为，风险社会的风险多元化和风险强化性前置了生物安全法律的社会需求，从而导救了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生物安全法应运而生。

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来盛行的建构论理性主义为立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们将法学同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密切的联系起来，吸取充分的理论营养成分，抽象出一系列的价值、原则、规则和秩序，以“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设为基础创设了整个制度”，创造了法律本身。建构论的立法理念常常以有意识的国家立法为主导，强调对国家立法的必要性、立法价值、立法宗旨；立法决策；立法程序等方面的研究。虽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反建构论理性主义者将法律与立法作出了明确区分，通过对自生自发秩序与组织秩序的界分阐释“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为基础的法律理论，但是仍然不能否定和排除有限理性所给予立法创造秩序的重要性。

一、风险社会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

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协调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与“现代性终结”相抗衡的“第二现代性”或称之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讨在德国学者U Beck的《风险社会》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两个角度对现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 and counter-modernity）的内在矛盾”。Beck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古典的现代化（classical 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纪反对封建社会、建立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另一种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之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这种半工业半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传统的遗物，而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

工业化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主要起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个体化崇尚取向，主张个体理性的张扬，强调自我为中心的权利建构。这种个体化的进程主要体现为三种维度：（1）解放维度，即“从历史地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2）去魅维度，即“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3）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即“重新植入——亦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模式是阶级模式，即存在着权利的平等，每个市民社会成员作为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并享受着某些权利，这些权利的私有化属性最终成就了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快速化和社会变迁。但同时这些私有化权利以其自身拥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渐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主要体现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体现为对不平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如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市场失灵现象本身就本源于代表个体化法律取向的民事法律制度，从而使得诸多经济不平等现象在没有进一步法律规制的前提下而被附上合法化的光环。个体化促使新的社会形成不同的结构和变迁，使阶级的社会认同的区分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社会不平等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社会风险的个体化趋势中重新定义；不同的群体和团体依据特定的利害关系问题和情境，建立或解散临时的联盟；而社会的长久冲突将体现在先赋的特征之上，如种族、肤色、性别、民族、年龄、同性恋、身体残疾等。

个体化趋势没有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得到实质缓解，相反崇尚个体权益和理性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加深这种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甚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从而加速了风险社会的产生。

（二）风险社会与全球化

风险社会概念和理论的提出仍然归功于乌尔里希 贝克的《风险社会》，并随着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和英国疯牛病事件的爆发而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热点。该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风险社会理论本身作为一社会变迁理论，但与传统不同的是，风险社会挑战既有工业社会的认知、发展基础与典范，并企图从此种就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衍生的灾难风险、自危急性建构社会自我翻转、变迁的功能。

（1）风险的界定。风险是风险社会的基本范畴，对风险的理解构成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石。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贝克对风险概念作了8点总结:①风险既不等于毁灭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而是对现实的一种虚拟;②风险指充满危险的未来，与事实相对，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③风险既是对事实也是对价值的陈述，它是二者在数字化道德中的结合;④风险可以看作是人为不确定因素中的控制与缺乏控制;⑤风险是在认识(再认识)中领会到的知识与无知;⑥风险具有全球性，因而它得以在全球与本土同时重组。⑦风险是指知识、潜在冲击和症状之间的差异;⑧一个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两重性。

风险与工业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统一与连接，互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工业社会中个体化浪潮促使以个体权益为中心的社会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和张扬个人理性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角色。也同时正因为工业化社会对个体理性和权益的推崇，从而导致了工业化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如企业的排污行为等。以个体利益促进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秩序范围，体现为建立以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并主导当今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经济秩序构建。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出现很多诸如经济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寻租、外部性、环境污染、生物技术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和秩序内容。按照贝克对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的理解，这种在工业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出现的实质不平等现象就是现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现代化在内容层次和范围层次上更加突出，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2）风险结构——个体化到全球化。根源于个体化浪潮的反身现代性和风险，其初级表现形式为个体的风险。因为个体化使原有的各种社会关系变得松散和不稳定，个人失去了家庭、邻里、朋友、伙伴网络的支持。劳动市场之中流动性加强，缔结永久性社会纽带的可能性降低，激烈的竞争加剧社会群体内部的个人孤独感，而现代居住方式使个人面对的是陌生人的世界。这种个体的孤独感、社会纽带关系的不确定性也随之体现在经济领域，体现在个人对财富的追逐和占有。人们从对财富的追逐转向更多地对无所不在的危险和灾难的逃避。在风险刚刚出现时，作为潜在的编辑效应而得到合法性。但随后风险不再是隐性的，更变成一个全球的问题，成了社会关注和科学调查的主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各种环境污染和各种大的灾害问题在风险分配中也跨越国界、跨越阶级，造成风险无处不在，人们将无法避免。如发生于20世纪直接著名的公害，以及不断产生和发现的食品安全、SARS、东南亚海啸事件、禽流感、疯牛病、松花江跨界污染、菲律宾泥石流等等无不印证着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风险化的时代。

如果从风险结构的维度来认识全球化风险，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①从文化的视角解读全球化风险，主要包含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其中社会政治风险还应当包括法律风险，经济风险主要集中在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等主要方面。就自然风险而言，包括对自然和社会所构成的生态威胁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负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玛丽 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在其《风险与文化》一书中将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变迁分别归结为三种风险文化所酿成的结果，即倾向于把社会政治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等级制度主义文化、倾向于把经济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市场个人主义文化和倾向于把自然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社会群落之边缘文化。他们认定正式这三种文化风险类型导致了社会结构走向混乱不堪的无组织状态。②如果我们归纳综合风险社会几个关键性结构因素，大概可以从另外三个方面对风险结构予以认知和把握，那就是高科技社会与生态破坏；个人主义化以及全球化危机。此三因素并非各自独立、偶连性发生的，而是在工业资本主义与现代化过程中，倾向进步开发主义、扩张主义、个体主义及市场自由主义等的发展结果。首先高科技发展的本质原先就是使知识/社会的分化越趋复杂性，知识的分工越来越细密，知识专业的藩篱之墙愈来愈高，更不利于知识的整合；而科技带动社会分化的领域与速度也日益复杂迅速，往往无奈地打破人们（性别、族群）社会分工认知的基础和行动的认同范畴。更甚的是，当此种演化乃以工业—科技主义为优先，整个演化所产生的风险结构变成了专家暴力统治意义下的复杂性危机，在专业复杂性与社会功能复杂分化背后，明显的隐藏着“老大哥”统治的机制，从“知识就是权力”到“权力就是知识”，老大哥夹着工业进步、经济发展的威力俾倪于世，而将工业—科技进步强行等同于社会进步或纯化为现代文明的开展，事实上是将社会推向演化死亡的路向。同时基因科技业和核能科技同时并列为高科技对生态造成破坏风险的例子，以前述基因改造微生物或农作物为例，其在未通过数年严格的田间试验及管制时，若任意释放入自然界，所造成的生态灾难是目前科学所无法估量和补救的。高科技风险已逾越了传统科技的控制范畴，其具有不可计算、不可控制和损害无法复原补偿性的内涵。特别是，以目前全球政经发展的趋势，高科技所涉及的生态风险也不再是局限于地域的、主权国家内的，而是透过自由贸易、买卖、境外移转、生态扩散（诸如汞污染、核废料、臭氧层破坏等），对生态的威胁已成为全球化的风险。

二、生物技术风险及其解决之道

（一） 生物技术风险

生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计、并定向改造某种生物，这种人为改造的生物可以对原来生物的性状、代谢乃至生命过程产生变革性影响，从而产生新的生物。现代生物技术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对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生物技术在农业、医药、食品、环保、轻工等部门会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有取代一些行业原有技术和工艺的趋势，生物技术产业可能成为21世纪的支柱产业之一，有人甚至还认为“基因世纪”即将到来。如，在美国1996年时70%的转基因Bt棉花不再喷洒杀虫剂，产量提高70%，每公顷节约140—180美元；美国原来每年约有一半的玉米田（3200万hm2）受棉铃虫危害，丧失金额达到10亿美元，但种植基因Bt玉米后，产量提高9%，而经济效益1996年是190万美元，1997年达到1900万美元。②除此以外，生物技术还对解决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粮食、食品供给提供强大的支持。不少人认为基因工程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将是解决21世纪不断增加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唯一途径。转基因技术不仅能提高粮食或作物的产量，并可提高其品质。全球每年由于维生素A缺乏导致50万人失明，100万儿童死亡，这类事件多数是发生在以稻米为主食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中，特别是非洲。200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其的第12期《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基因改良技术尽管充满争议，但该项技术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突破性技术，在承认需要面对基因改良技术所带来的环境和健康等方面风险的同时，仍要注意到这一技术在生成抗病毒、抗旱和富有营养的作物方面具有的独特潜力，这些作物能够大幅度减少目前仍困扰着全球8亿人口的营养不良现象。①就我国而言，目前，我国生物技术已广泛用于农业、医药、环保、轻化工等重要领域，为生物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奠定了良好基础。生物技术与产业已经开始从跟踪仿制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从实验室探索到产业化的转变；从单项技术突破到整体协调发展的转变。

然而，生物技术本身也像其他事物一样，在功用和价值上存在两面性，有人将其称之为“双刃剑”。它在带给人类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会带来其他负面影响。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最终在不同技术的转化和连接之上制作或改变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能与人类自身利益和基因资源休戚相关，也可能与人类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资源（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等）紧密相连，它的效应既可能是积极的，其目的在于实现人类及其财产的增量，但也可能是消极的，其危害在于破坏和威胁合理的生态规律或伦理纲常等。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杰里米·里夫金所言“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重大技术革新的引入给自然界带来良性后果”。学者认为，当代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的大量应用，对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包括粮、棉、油、畜禽、水产养殖等）、医药卫生、社会伦理都会产生很大影响。目前，对生物技术所可能引起的生物安全问题，特别是对自由研究、制造、引入（环境）、投放（入市场）和排放转基因有机物或转基因生物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和安全问题，已经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和学术界争论。③从当前对生物技术安全的研究和观察来看，其安全隐患主要体现在：

1、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带来社会经济贡献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生态系统安全，就是指从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角度出发来判断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主要体现在农田生态系统安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两个方面。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如温度、湿度、土壤、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等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④按照贝塔朗菲对系统的认识，系统决不是以数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它的整体性表现为时间维度上和空间维度上的内在稳定性、适应性、自我调整和内外环境的组织化。任何对系统本身的外在干预，都有可能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整性。因此，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是通过对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过程，转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所以这种非自然的人为干预和创制行为是对生物本身内在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的一种干预，那么这种干预本身可能贵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缩短自然生成的过程，也会在原有的生态系统内创制一种全新的物种，也可能造成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相互影响等，所有这些都将有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其内在的稳定性将会遭到侵袭，从而改变甚至消灭一个已有的生态系统。

从当前生物技术发展来看，已经造成的农田生系统安全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增加杀虫剂的使用、产生新的农田杂草、转基因植物自身变为杂草、产生新的病毒、产生新的农作物害虫、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等；对自然生态安全造成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花粉和种子的传播、干扰侵入到新的栖息地、丧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营养循环和地球化学过程的改变、初级生产力的改变以及增加了土壤流失等。

2、自然环境风险：如果我们将生态系统视为超越于环境的宏观范畴，那么现代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就显得更加具体和客观，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破坏风险和环境质量降低的风险。以转基因生物技术为例，人们将基因食物的负面性视为一种基因污染，这种基因移植工程就等于把自然界不存在的工厂化学副产品，不管有毒、无度，全部流入江河海洋，肆意污染。一些西方人士将以基因强制移植为特征的转基因技术称为“扰乱自然和万物自身的运行”或“篡改上帝的作品”的行为。

现代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生物技术研究阶段；在此进程中一切科学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果都处在不确定状态，其对研究对象生物的选取、实验室的安全装置、以及实验制剂等各方面均存在随意性，尤其在实验室研究阶段，实验室的环境安全措施显得尤为重要，从而保障实验生物、实验环境、实验排污控制等方面的无害处理。其次是生物试验阶段。所谓生物试验，就是将生物实验的结果置放于实际环境中予以检验和考察，以确定其研究效果以及实际功用的活动。任何不恰当或不合理的生物试验都将给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需要就试验地的选择、试验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价、试验方法，以及试验废物等进行详细的研究与判断。第三是生物产业化阶段。产业化发展是生物技术发展的价值终极表现，历经研究和试验阶段的生物技术的环境安全性并不就此告一段落，相反其生物产品的产业化发展会在更为普遍和广泛的层面上影响自然环境安全。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自然资源的物理表现形式上，生物技术发展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将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认知延伸至微观单元载体之上，即遗传资源。所谓遗传资源，是指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其他来源的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遗传材料中所记载的遗传信息构成遗传资源的价值核心。生物多样性以遗传多样性为核心基础，遗传资源的有效保护构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必要组成部分。现代生物技术在自然资源风险的预防与控制方面既包括物理形态的自然资源的法律保护，又包括微观形态的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避免生物技术的应用造成遗传资源的破坏、流失或不当变异。

3、人类健康安全风险：转基因技术及其他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人类解决粮食、疾病、能源和环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带来充满希望的前景，但也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潜在的健康安全风险。一方面，生物技术对生态系统本身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诸如农作物产生新的变异、产生的病毒、动植物产品成分发生重大变化等都将给人类的食品安全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尤其重要的是这新的变异或病毒的潜在危害是很难在生物技术研发阶段就能够发现或预期的，有的即使能够得到准确预期，但能否通过现有技术条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人类也是属于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系统的任何变化和变迁都在外在生存环境上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物技术的扩大会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是很难预期的，因此人类健康安全的风险在生物技术发展的初级阶段就已经显现，并为人所担忧。如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组为生物技术生产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国市场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国 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学家Arpad Pusztai就郑重警告人们关注那些未被充分证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广的转基因食品（GMF），因为他们可能有潜在风险；美国得克萨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内部拉斯加州一块约一英亩的田地里种植药要用胰岛素转基因玉米，在收获中漏掉三株转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种植普通大豆时，结果使100万斗大豆受到要用转基因玉米的污染。①

4、社会秩序和伦理风险：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不仅加快了一切自然物人化的过程，也同时实现了将人予以物化，如克隆技术、器官再造技术，人体和动物之间的基因交换技术等。当代社会出现的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捐赠、买卖、代孕等现象已经将人体的一部分作为物或商品，而克隆人的设计、生产、销售、储藏和买卖，则将人本身（而不是人体的一部分）作为物或商品，这有可能引起新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严等新的伦理道德问题，严重的会造成新的社会伦理奉献、经济风险和社会动荡。②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不断地证明了人类主观能动性和改造自然界的强大力量，但是也不得不从社会秩序、社会伦理等角度重新审视生物技术的负面影响。

所有这些安全风险都必须在技术上、制度构建上予以很好地防范，从而扬长避短，发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此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相互间的融合程度以前所未有的趋势展开，随而引起的外来物种入侵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生物安全的重大问题之一。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3亿以上的人在处于旅游的过程当中，每天有200万人在越过国际边界，每年有50亿吨以上的船运货物越过大洋和其他水道，每天大约有3000至10000个水生生物物种随全世界船舶压舱水在移动，并被排放到异地，这些都为世界大部分地方生物的混合创造了条件，④并同时由于物种相互间的排斥和侵袭造成触目惊心的经济损失。在外来物种入侵以外，我们还应当从迅猛经济发展的激情中醒悟过来，要充分重视由于人为活动范围的扩张而导致的物种灭绝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现实生物安全研究的核心对象。

（二）生物技术风险的安全立法

风险社会理论一改传统社会理论对科技至上主义、理性至上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崇尚和张扬，给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认识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模式，给我们对生物科技发展的负面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范式，为我们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其重要意义在于：（1）风险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广泛讨论生态危机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风险社会的概念虽然还不太成熟，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传统思想意识，培养了人们的反思和自省意识，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通过对现代性反思至少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必须理性地发展。（2）风险社会理论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将生态危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突现出来。然而，它对未来风险的描述有些夸张倾向，既不可能被计算也不可能被预知，这样会使人们陷入一种无奈的忧虑，滋生悲观主义情绪。虽然贝克本人宣称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的思想仍会使一部分人在风险面前显得焦虑不堪。为此，威尔金森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风险与忧虑的关系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3）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中，旧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这必然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和政府制度的变革与角色的转换。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最终以承担风险的基本单元为基础形成全球公民社会，这是贝克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实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生态民主与保持社会正义都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总之，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利用其关于风险、灾害和社会思想的分析重建现代性理论。

现代化社会风险根源于个体化和全球化趋势中的反身现代性，主要体现在：（1）以形式上的平等掩饰更大范围内的不平等，以法律规定的合法形式赋予现代性的合法性特征，但无法预测并彻底解决合法性项下的公平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2）个体化趋势增加了个体的孤独感和社会裙带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个体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不确定性；（3）利益个体化和经济科技全球化不能提供更为长久的稳定的利益实现机制和公平机制，不能保证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不能确保生物科学技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现代化的这种反身性必须在反身性的规律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防范。从规则秩序的视角来看，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标准在于通过法律规则和规范的形式将这种个体化特征确定下来，主要体现为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和所有权绝对。但随着工业化社会的不断推进，以个体化特征为核心的现代性呈现出明显地反身化取向，将人类社会导入风险社会的新型社会类型。当然不能决断现代化的反身性是否错误或者是否正当，但是风险社会的现代化含义和内容中必然要赋予现代化以全新的意义和内涵，即风险社会的现代化要根据其反身性的属性对原有的个体化特征进行适当修饰和纠正，赋予其在当前社会状态下新的历史内涵。这种修正的过程同样需要借助规则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实现，通过法律的指令性、规范性、预防性等功能将个体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性过渡到集体化和社会化为核心的全新现代性，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通过法律的规范体系预防风险，救济和弥补风险损失。这也是现代化的反身性所隐含的必然要义。

三、生物安全立法的社会公益探究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相较于物理领域的科技革命，此种革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或许还是极不寻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无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由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工业化社会个体化进程发展的高级表现，在彰显科技至上主义色彩的同时隐藏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一方面追求个体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过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体系达到对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规制。反身性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过程。生物技术高度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成果，但同时生物安全的担忧和风险又凸显了现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据上文对现代反身性立法诉求的论述，生物技术的风险回避就必须在法制目标上通过立法径路予以完善。

对于生物安全的立法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构成工业社会之规范基础的、以个体利益为内核民商事法律规范。虽然这种传统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体系成就了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属性也给现代社会秩序构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对现代化进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须在法律制度构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确立上有别于传统的民商事法律，而转向对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维护。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谓公共利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国社会法学创始人罗科斯 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但他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带有明显地政治国家色彩，即将公共利益视为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府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而社会利益则是“即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传统功利主义法学家杰里米 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构成共同体众多成员的利益的总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日本有学者将公共利益理解为“包括产业利益在内的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或指保护经济上的弱者。”我国学者孙国华先生认为，按主体的不同，利益可分为个人利益共和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又可以分为人类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集体利益、家庭利益等等。也有人将公益性描述为“是一种利益所属的公共性而非私人性，一种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而非独享性，一种利益本位的社会性而非个人性”。

鉴于社会公益欠缺统一的理解和认识，在不同的语境和背景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最根本的分歧就在于对公益之“公共”的内涵和外延存在很大的差别，是众多私人之集合体还是在私人集合之外的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利益探讨？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认为，公共利益在某种利益上讲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总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来的问题，似乎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当前对社会公益的不同见解主要仍可归因于思维的视角和切入点各异，即从不同的语境和研究背景下对社会公益的认识程度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可能更为主要地集中在对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在经济法语境下研究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会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样包含国家的利益，因为它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逻辑基础上建构的法律秩度体系；对于环境法来说，特别是生物安全立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应当走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利益范畴，而转向以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为基准，人类利益关怀以及生态利益的实现和保护，所以这是更为宽泛范畴内的公益性释解。鉴于此，生物安全的社会公益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从公益性的利益范围维度来考察，生物安全主体中所关注的是社会成员集体利益、人类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畴；（2）利益主体的广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须跳出传统以国家为界限的社会成员集合利益的藩篱，转而充分关注个人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包括人类、国家以及生态系统（包括生物）等。狭隘的社会观可能会使得我们对公共利益主体的理解囿于传统的社会理论观，但是正如学者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为社会关系时指出的那样，“社会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的综合体，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点来看，利益主体同样也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联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以及对整个生态利益的关爱。而且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利益是一个高于人类利益的上位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将人类与生态系统完全分割开来，否则将不存在实质性的人类利益，抑或社会成员的集合利益和个体利益。

1、 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转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活体释放到环境中以及进行跨国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1）转基因生物的重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进而打乱了生物进化的历程；（2）改变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遭到破坏；（3）转基因生物回归自然界后，会不会使种植区周围生物受到危害，会不会影响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4）重组微生物对某些化合物降解后所产生的中间物或最终产物，有的又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组DNA进入水体、土壤后，将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们会不会与细菌杂交，出现对人类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现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万年；（6）转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对人体有害蛋白或过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过蜜蜂采集进入蜂蜜中，最后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首先突出地体现在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转变或修饰而对生物内部组成结构、生物特性、生物机能等诸多方面产生的根本性演变，进而影响该生物所赖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将其新产生的某种基因特性释放到他原有的生态环境中去，构成对原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并在时间的长度上修饰和更改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使得原有生态系统中的各自然生态要素的生存环境和能量交换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对人的生存健康产生重大的、不可预见的重大影响。由此可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风险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强调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风险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上展开对其公益性的影响研究和对策研究，具体探讨生物安全公共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及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风险的防范对策、制度构建、规范设定性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生物的生态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型研究两个方面。所谓生态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对任何以生态为单位的安全所构成风险的对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现为对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为核心的风险防范研究，从而确保生态环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安全”不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诠释，而是包括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内的，有关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种群的安全、生态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健康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对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类个体的生命健康、人类生活群体的健康安全、人类社会的健康安全，以及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平衡与安全。

2、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与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资源就是生物多样性，或者简称为生物资源，也像任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样，具有它自身的特征价值，主要体现为有限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区域性、可变性和计量的困难性。所谓有限性是指生物资源是有边界条件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能无限地供给；所谓稀缺性是指由于人类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资源本身的边界条件和有限性决定的资源稀缺性；所谓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资源及其以生物多样性为骨架和主干组成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用途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资源搭配和能量循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谓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资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繁衍性、自我恢复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显地边界特性，因此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均不能超过资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谓区域性，是指生物资源和生物物种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和地理位置特点，根据区域的水热条件、气候因素等，表现出突出的地带性和区域性，在地理区域的共轭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又明显地表现出区域分异规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显著表征为异化现象；所谓可变性是指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应的生态系统在开放的不平衡条件下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转移能量，在不断耗散的前提条件与进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组织的耗散结构，在相对的临界平衡状态或混沌状态下不断地推陈出新，辩证地前进，其结果可能表现为生物资源的再生、恢复、扩张、萎缩、衰减、退化或消失等；所谓计量的困难性是指生物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不确定性、条件参数的可变性决定了对其量化的困难性特征。

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其社会公共利益属性重点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共同体优良生存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两个方面：（1）生物多样性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基础，人类的生命维持资源、生活资源、健康资源、财富资源等均来自生态环境，其多样性决定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任何多样性的丧失最终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创造优良生存环境需求的基本要素；从局部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有利于涵养水源、巩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蚀和退化等；从全局看，它有利于维持地球表层的水循环和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利于维持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能量循环和守恒，从而确保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发展和质量保持将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或削弱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时，法律的规制和救济是非常必要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生物多样性立法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 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社会共益性

相对于一个生态系统而言，外来物种入侵是由原来天然存在的区域性生态系统中并没有某个物种存在，该物种借助于人类活动、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径和因素越过不能逾越的空间障碍而进入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之中，从而给新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外来物种入侵现象主要是通过自然的传播、人类携带、有意引进等多种方式进行，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生态系统危害和人类健康危害，共同构成了对环境法学上“公共利益”的威胁与挑战。

在生态系统方面，外来物种入侵给其他物种造成广泛冲击，入侵物种通过适应性进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竞争中夺取必要的营养和生存空间，创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造成本地其他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这种竞争一般称之为“似然竞争”（apparent competition），包括占据生态位的竞争和威胁本土物种生存；另外入侵物种还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过向外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影响、抑制或刺激临近植物的生长与发育，从而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此外，入侵物种还会在物种遗传方面造成物种侵蚀，是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丧失，出现某些物种的濒危和灭绝。就中国而言，我们国家遭受的外来物种入侵威胁主要体现在：（1）生物多样性丧失；（2）破坏景观生态的自然性与完整性；（3）竞争并占本地物种生态为，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空间；（4）危害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②

在人类健康方面，外来物种入侵在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和要素，与其他物种之间长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系统环境，但外来物种的入侵给其他生物物种构成危害的同时，同样也威胁到人类物种的健康与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直接给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环境构成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入侵也在很大成多上侵占了人类的生活领地和居住范围，最近报道的红蚁等外来物种已经严重侵害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有的外来物种已经将原来居民的劳作产所侵占殆尽；第三，最为严重的是，外来物种群侵害会造成人类的疾病，使原来深藏于自然生态环境中幽秘之处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报复或侵袭人类，如“第Ⅳ级病毒”，特别是1976年在扎伊尔、苏丹等地出现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恶劣的事例。③除此以外，由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种类也很多，如拟杆菌署和丝杆菌属感染；炭疽；鼠疫、沙门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过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护的公益性探讨来看，其共同的目标都在于对生态系统安全、人类的生存健康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与一般的公益性探究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间增添了对生态利益、生态安全、生态正义等价值观的考虑，丰富了公共利益的内涵，从而为生态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增加了更多的理论积淀，也为其价值目标的确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四、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需求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同样也存在着市场，以市场的秉性和模式运行。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当然也可以设定为像市场一样的运行模式和理论，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变换统一。任何一种法律都依存于供求双方的交换才得以成为法律产品，因为它也具有社会有用性和使用价值，但同时由于法律的公共属性，决定其在市场产品属性上有别于经济学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现公共产品的特点。除此以外，法律市场在主体和效率方面与一般的经济市场存在明显的差别和特性，法律市场的供给者主要为国家，其消费需求者体现为广大民众，法律市场的立法产品、执法产品、司法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都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因此享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垄断权；正是因为国家机关对法律市场的垄断才造就了法律市场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场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变其与经济市场在运行模式和构成要素上的统一性，即当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稳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证广大民众的多数需求时，亦不能有效满足国家机关的统治意愿和利益时，法律的需求应然而生，国家为了继续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利益，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弥补法律供给之不足，通过立法等法律供给措施满足社会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给中，法律生产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是制约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和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及资源配置状况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技术、法律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都会扩大法律的供给能力。

（一）供给需求理论的法律延伸

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的运作原理，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力量互补和相互作用，产生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数量，从而达成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发生在供给和需求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和数量的点上。任何市场的非均衡态都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重新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给，或减少需求。供给和需求的博弈永远处在均衡的此消彼长过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决定了相应供给的增加。

在非经济的法律市场中，同样存在着供给需求的均衡解。当法律的供给成一定的稳定态势时，即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较为稳定的状态下，法律市场的均衡将主要取决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决定了法律供给和法律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法律需求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和约束。

第一、 法律市场均衡与法律需求。所谓的法律市场，实际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场要素和运行规律所拟制出来的以法律作为交易客体和核心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法律市场的基本构成及其变换趋势同样依赖于市场主体双方的博弈，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因法律的供给和需求所产生的类市场环境。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看，相对稳定的市场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场的均衡态就要求市场主体双方在供给和需求上的相对均衡，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形成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从而引发市场波动，通过供给增加或需求削减的方式再次达到均衡。就法律市场而言，国家或政府作为法律供给方，应当及时对市场的法律需求状态作出评估和回应，从而满足法律市场的要求，达到法律供给需求状态的均衡。法律的市场供给主要取决于法律制度约束、法律价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质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的规范范围内，根据当前市场的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的差别比较，以及立法、执法和司法技术等相关因素，决定是否在现行法律体系范围内增加或修订法律，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法律市场的需求。其中法律的价格因素客观地体现为拟供给法律的效用范围，如果其效用范围广，需求者的权益内容和范围会基于该法律的供给得到更大程度的确认或保护，从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围大于违法的潜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供给就成为必要。

第二、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与法律需求。所谓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需求主体对某种客体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该主体具有购买产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产生同样具有一般需求的内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对国家机关法律活动的支付能力，执法、司法机关对立法活动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法律市场主体对自身权益、集体权益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应法律供给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法律市场主体，特别是法律需求者对自身和集体权益保护的认识程度愈深，其相应的法律意识愈强，对能够更大范围内保障其权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给市场应运而生，从而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措施成为法律市场的必然。

第三、法律价值与法律需求。

人们对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价值（秩序、自由、正义、效率），而法律的供给，仅仅是确立并实现法律的价值的过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给法律的价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过提供法律，通过提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来间接满足人们的终极需求。法律的这种工具属性，表明了国家机关仅能供给中间产品——法律，而不能供给最终产品——正义、效率等法律的价值和社会目标。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探究立法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法律供给能否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实现对法律需求的满足，确认、维护或保障应当保障的权益，防范或者遏制权益侵害、受损风险的产生。也就是说，立法的供给必须能够明确确定拟供给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立法宗旨，从价值目标上可以归顺法律供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场利益与法律需求。市场运作的机理在于交易双方或供给双方的利益交换或互补，法律需求的产生必然归因于某种潜在利益的驱动，期望通过法律供给达到确认、维护和保障权益的目标。鉴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供给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意愿。当某一种利益目标变成大多数人的利益指向，相应保护改种权益的法律规范的需求就应运而生，这种法律需求会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场均衡，从而引发了法律市场的非均衡态，非均衡态向均衡态的发展就依靠保障该群体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给与以相对应，从而最终实现立法。

（二）生物安全立法的供求逻辑

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设计，虽然其供求逻辑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下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供给和需求的逻辑发展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是一种非市场需求，而且是一种非物质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体对某种“潜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种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和获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发于主体对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从当前的法律结构体系和制度体系来看，该种利益期盼是无法予以满足的。

上述的制度经济学的立法阐释，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生物安全立法的立法逻辑：

（1） 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广泛。一般来说，法律需求的主体就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主体，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场主体，也可能是国家政府，也可能是社会公众。生物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转基因安全风险、生物多样丧失风险以及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等统一构成了生物安全立法的风险体系和利益保护对象。在上述风险和利益保护的释解当中，基于对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类世代延续的利益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主要体现为一般公众；基于对整体社会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又将体现为国家及其政府；基于对生态系统安全利益诉求的视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体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体观念，转而确认并保护动植物，乃至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 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实现的规范体系中得以体现，其潜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法律制度所建构的利益体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为“潜在利益”的存在，构成了法律制度体系发展的牵动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但又不断地在“需求-供给”中发展的运动模式。

从生物安全本身来看，安全的主体范围非常明确，一切可以归属为生物学中的生物范畴的主体都应当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体现，并由特定的“潜在利益”与之相对应。根据生物安全法律主体的广泛性，需要通过法律保护的“潜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国家政府的安全与稳定利益，一切生物体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间均衡利益，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利益。

（3） 现实法律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尚无法满足上述“潜在利益”。建立在传统法律理论体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难对生物安全利益提供应有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保护机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风险只是在20世纪末期才真正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科技的两面性和吊诡性只有在科学技术知识较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广大公众所知晓。科技发展所隐含的生物安全问题、生命健康问题、生态伦理问题等作为一种潜在的或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才真正上升为多数人的社会风险意识。风险是一个与利益相比对的概念，它意味着主体的某类利益正在或将要被侵蚀或剥夺，当一种风险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的风险意识时，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必须在整体上予以采纳或建构。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和规范体系，预设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一个可知悉、可预见、可防范、可制裁的规范模式，从而加快了主体的立法诉求，也推动了权力机关的立法供给。其次，现有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之上，法律主体的范围也很难突破对自然人或法律拟制主体的传统认知，相应地法律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也很难突破传统之囿。然而，就生态系统而言，彰显人类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现代化正是成就当前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现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证了至高无上的人类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视性，也从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将人类利益与生物利益、生态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规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规范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来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包括人类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态利益）仍然任重道远。

五、立法必要性下的制度安排

工业文明，特别是以生物技术发展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不确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学技术本身隐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原有的法律秩序体系框架内重新建立并发展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秩序体系。此外，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分析认为，生物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在于，生物安全的社会公共性强烈呼唤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构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将人类安全利益与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态安全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相互联结，在利益层面确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我们将法律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给的辩证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体系的均衡给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设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第9篇：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范文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在认识与改造自然、认识与改造自我的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观念、方法和价值体系。它们是贯串在科学探索和人文研究过程中的精神实质，是展现科学和人文活动内在意义的东西。(注：肖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次版，第49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古已有之，它们是在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不断滋生与满足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延续到近代，二者的互动互进对近现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此，本文将以近代启蒙运动作为分水岭，就启蒙运动之后的发展状况对这两种精神进行相关论述。

科学精神是指人们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体现于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中的一种观念、意识和态度。西方文化传统中理性思维的发展以及重视经验和自然的哲学传统是近代科学精神得以形成的温床。(注：韩文甫，赵红光，成月季：《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河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73页。)而所谓科学，是指在理性的指导下，用实验与逻辑等手段，不以主观愿望和价值选择为转移，实事求是地探索自然界的本来面貌，从中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并形成系统的知识。(注：李连科：《发动机与制衡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社会作用的不同互补》，《光明日报》，2002年4月23日，第4版。)由于特殊的文化历史渊源以及科学所具有的这些属性使得贯串于其中的科学精神有着三个方面的特点：1、以人与自然的对立为前提，以物为尺度，以客观世界为认识对象，追求客观世界中的真；2、推崇理性至上的原则，往往借助于逻辑的、数学的和试验的理性手段，以求达到对自然世界的严密把握；3、科学探索无禁区。科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获得关于自然界的真理性的认识，无论在哪个领域，科学研究都可以涉足其中并一直深究下去。从总体上讲，科学精神尊重科技的价值和作用，强调依靠科技来推动社会发展。这种观念注重人的物质生活，强调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推崇物质力量和物质手段的强大作用，重视掌握科学方法、追求科学真理的意义。

就现实生活而言，科学精神是人类进行科学探索的不竭的精神动力。只有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研究才能不断地获得突破，科学技术才能取得持续的进步。人类摆脱蒙昧状态和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都与科学精神的导向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足以证明，无论是在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科学精神都将是人类社会科技发展和物质文明进步所必不可少的思维指向。

人文精神是指蕴涵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的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在人文认识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态度。(注：韩文甫，赵红光，成月季：《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河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73页。)相对于科学精神而言，人文精神较注重非理性的因素，它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人为尺度，追求善和美；在肯定理性作用的前提下，重视人的精神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的作用；人文探索有禁区等。总体上讲，人文精神尊重人的价值，注重人的精神生活，追求人生的真谛，强调社会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繁荣的重要性，重视生产的人文效益、产品的文化含量等。

在现实生活中，人文精神指导着人类文明的走向。如果说科学精神注重于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人文精神的侧重点则在于研究“应该怎样”的问题。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只有在人文精神的指导下，科学技术才能向着最利于人类美好发展的方向前进。在某种意义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可以说是承载和导引人类社会前进的两条轨道，缺失了其中的任何一条，社会就无法顺利前进。

二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最为宝贵的两种精神。二者之间有着共生互补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的改造建设中，只有将二者并重，才能保证发展实践的正确取向和成功。

从历史上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宗教、神话与医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是共生于一个知识体系中的，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一开始呈现出的是相互交错、交相发展的融合态势。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科学虽然与神话、宗教渐渐分离，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但它总难以完全割舍同形而上思辩等人文观念的联系。就科学的现实形态而言，科学知识也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包含着人文的意蕴。即使从近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形成来看，它们也同是批判宗教神学的有力武器。人文精神首先呼吁人性的解放，尊重人的价值和权利。科学精神紧随其后，提倡科学实验，反对迷信。科学精神的弘扬恢复了理性的权威，人文精神的倡导重新树立了人的尊严，二者的紧密结合为人们推翻宗教神学的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指向。实际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同是人类精神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因子。有学者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形象地比喻成发动机与制衡器：如果将社会比作一辆行进的机车，科学精神及其在研究和生产中的应用，则起着发动机的作用。如果没有发动机，机车就会停滞不前；但如果光有发动机而没有制衡器，动力系统非但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且极易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人文精神相对于科学精神而言，正是起到了这种制衡器的作用。正是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共生互补中，人类社会才一步一步地走向灿烂和辉煌。

但自西方启蒙运动兴起以来，随着宗教神学统治的溃灭，自然科学的振兴，西方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以空前的速度在推进。这一时期，作为科学精神外在表现形态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变化越来越使人类感到极大地满足和折服。在巨量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充分感受到了科学知识所带来的实惠，从而使得人们对科学知识推崇备至。于是，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分离倾向便开始滋长。19世纪末，德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严格对立起来的强大思潮。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逻辑实证主义更是把这种对立推向了极端。其结果是自然科学逐渐占据了人类思维的中心，而人文科学的阵地则逐步陷落。这种思潮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直到今天，许多国家仍在艰难地进行着人文学科的重建和弘扬工作。科学与人文的分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公开对立，进而造成了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单向度发展。确切地说，这种对立直接引发了两种极端思潮的产生：一是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一是人本主义。就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而言，它大致包含着以下内容：第一，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最精确、最可靠的知识，是其他科学的典范。第二，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唯一正确和有效的方法，是一切认识方法的楷模，应该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的一切研究领域。第三，认为自然科学知识可以推广至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包括人生问题。(注：杨寿堪，李建会：《现代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及其走向》，《学术月刊》，2001年第11期，第9页。)而就人本主义而言，它主要表现为以非理性主义观察问题：在人性问题上，以情感欲望、本能冲动、无意识等规定人的本质，认为“人是神秘的”；在认识上，以直觉、体验、信仰作为把握世界的途径，认为直接体验到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在本体论上，以意志、非理性的生命作为世界的本原，认为世界是神秘的“实在”，等等。

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割裂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互补性和内在联系。科学主义推崇理性至上和科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贬斥关于人的价值、尊严的所谓空洞口号，片面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而人本主义则鼓吹非理性主义，反对理性和科学进步，主张抽象的个人价值、个人理想、个人本位和个人中心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滋生无疑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负面的作用。近代科技革命以来，从科学主义延伸出来的对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极端推崇的态度，使得人类在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中隐含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科技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科学上的每一重大理论突破都导致了影响深远的技术发明和新产品的问世，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认识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在这个由科技打造的世界中，人们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现代文明进步的强大因素，并且将人类更美好的未来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与此同时，伴随着伟大的科技成就，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也悄然来临。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所倡导的对自然缺少人文价值关怀的征服引发了一系列对人类命运产生不良甚至致命影响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导致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气候变异、生态失衡；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悬殊，社会结构的失调，个人本位的膨胀等；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导致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和道德滑坡、人性的扭曲等。

而与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相对立，人本主义基于人们对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的失望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本主义者将一切危机都归因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理性和科学精神，大肆宣扬非理性主义，极度夸大人文精神的作用，并不加分析地将战争的残酷、机械文明的非人性、核武器的恐怖、环境的恶化等完全归罪于科技的发展。在人本主义的倡导下，甚至出现了一股反科学的极端思潮。人本主义的张扬无疑是片面和肤浅的，它宣扬“以人为本”，却恰恰没有看到隐藏于科学技术后面的真正主导因素是人。就历史的发展趋势而言，人本主义的倾向同样是不正确的，受其影响将会导致人的理性的缺失，科学技术的停滞不前，这样的后果也无疑会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之分离所带来的人类普遍的价值危机已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实际上，现代科学危机或现代文明危机的实质是科学丧失了它的人文意义，是科学对人的存在的忽略，是科学对自己所赖以产生和形成的实践基础的遗忘，是科学观中人文精神的衰微、科学技术非人化应用和发展的结果。(注：辛继湘：《人文价值-科学课程价值取向的必然选择》，《教育评论》，1998年第2期，第34页。)因此，为了人和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在发扬科学精神的同时弘扬人文精神。事实上，正如人类自身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一样，人类文化同时包括着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人类精神同时也包括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它们相互依存并相互补充，由此构成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不可或缺的两种基本方法和力量。只有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技术才能获得不断进步，从而也才能在物质上为人类的幸福生活提供保障；而科学技术只有在人的调控下，在高尚的人文精神的导引下，才会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出积极正面的效应，缩减负面影响，从而真正造福于人类。因此，在科学精神中充分融入人文精神是决定科学命运和人类自身命运的关键。总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是人类真正地认识世界，全面、合理地把握世界，并达到求真、向善、审美相统一的基础。在人类社会的建设发展中，任何一种精神的缺失都将会造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失衡、失序。当前，我们已跨入了21世纪，审视上一世纪的不足之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新世纪相融合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不容置疑。

三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思想的两个维度，它们的均衡发展是人类社会全面持续进步的保证。这意味着，现代社会迫切需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当然，这种融合并不意味着一种精神对另一种精神的消解，而应当是二者的协调互补，共同发展。要实现这样的融合，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充分把握好影响二者融合的种种因素，从而才能在实践中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为二者的顺利融合创造条件。就现实情况而言，影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因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有利因素

当前，人类社会已普遍意识到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重要性。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话等，正是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具体表现。

现阶段，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进一步融合更有了令人乐观的前景。首先，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的全面发展将成为时代的主题，这就在客观上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创造了条件。“知识经济”的实质不仅是经济的知识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知识化。知识经济时代所追求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它更意味着包括思想、道德、文化、观念等等在内的社会的全面进步。一个社会只有在拥有无数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并使得劳动者普遍知识化之后，才能实现国家的“知识经济”化。这里所说的知识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不仅包括了科学技术知识，还包括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实践的经验、技艺和能力等。可以这样说，知识经济时代所重视的不仅是“智商”，“情商”也应是这个时代的重点。其次，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技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随着通讯技术、网络技术的成熟与普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们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进行自由的交流与合作。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不仅可以丰富各自的文化内涵，还可以促成崇尚科学精神的西方文化与崇尚人文精神的东方文化的有机结合，从而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拓宽了渠道。不仅如此，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还带来了大量的科研课题，这些课题提出了大量人文社会方面的问题，推动着科技工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关注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人文问题，从而在科技活动中接受人文精神的指引，使得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交融在了一起。最后，知识经济时代从总体上讲倡导的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就是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佐以合理和必要的人文关怀。可见，知识经济时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不仅成为可能，还将成为必然。

(二)不利因素

从历史的渊源来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不是从来就分离的。它们的分离抑或对立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为了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再度融合，我们应当找出影响二者融合的不利因素，以做到有的放矢，为二者的融合扫清障碍。经过分析可以发现，影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不利因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

1、科学主义仍然盛行。可以说，从启蒙运动至今，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一直是社会思潮的主流。尽管在20世纪的一段时间里人文主义的思潮也十分强劲，但无论是人文 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它们对科学的理解不但没有超出科学主义的视野，反而从根 本上否定了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价值，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科学的片面理解。这使得科学 主义更加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将人类文化区分为两个对 立的世界：科学世界和人文世界。科学主义者强调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方法的 独特性，否认人文学科的科学性并宣布其在认识上的无意义，这就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 神的融合设置了壁垒。

2、物质生活条件不够充裕。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尚未达到普遍富足的程度。尽管科技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但直到20世纪末，整个人类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依然在为解决吃、喝、穿、住等基本的生存问题而奋斗，许多人甚至远未脱离贫困。瞻前顾后，在科学精神指导下获取物质财富依然是人类首要的追逐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注重人的物质生活，强调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强调物质力量和物质手段作用的科学精神成为了人们首先推崇的对象。而看似只能带来“精神食粮”的人文知识及其精神则自然地被置于非常次要的地位。

3、社会制度存在弊病。现阶段，人类社会中的许多制度尚不完备甚至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制度呈“单向度”的发展趋势，始终是围绕追逐和保护垄断阶层或资本家的利益来制定的。在这样的制度体系下，人们所做的一切都以最大化实现资本家的利润为目标，一切都以利润的赚取为中心。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对物质利益的无限追逐成为了人们工作的唯一目标，能够比较立竿见影地引导科技进步并最终带来物质利益的科学精神无疑成为了人们追求的首要对象。而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体现得比较含蓄的人文精神则被科学精神的大潮吞噬的了无踪影。现实生活中，社会制度存在着弊病，它导致了科学精神对人文精神的消解，并使得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问题被束之高阁。

4、教育学科设置、教育方式以及教育资金投入的偏颇。近代以来，教育在其进程中深受科学主义的影响。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人文学科的领地日渐狭窄，不仅在学科规模方面人文学科的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在教育资金投入方面，对人文学科的扶持力也越来越弱。此外，教学方式上，也多采用“唯理性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偏重智力教育，推崇能力主义，重视培养训练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视逻辑思维能力，而较忽视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重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理论性，而较忽视沟通不同学科的知识，以及建立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伦理的联系；重视知识的传授，而较忽视个性的充分发展。这种“重理轻文”的现状使得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最终导致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走向了背离。

四

在新的世纪，对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而言，既充满了机遇，又面临着挑战。一方面，对上一世纪科学危机的反思使人们认识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的必要性，从而为二者的再度融合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而延续上一世纪的科技成就，人类社会迎来了倡导协调、持续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这就更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再度融合成为了可能。但另一方面，人类社会迄今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利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的主、客观因素，这些因素在当前科技发展迈向纵深的时代背景下极有可能发挥越来越大的干扰作用。因此，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冷静分析问题，思考在机遇与挑战中怎样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创造条件就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任务。在当前的形势下，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人类的一项长期任务。只有社会生产力的全面提高，才能将人们从物质匮乏的窘境中解放出来，从而也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创造前提条件。毫无疑问，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就意味着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但必须注意的是，现阶段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类应加强科技领域的研究，力求在更尖端的科技领域获得突破，从而进一步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并从中谋求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技术方案；另一方面，人类在加强科技领域的研究的同时，应吸取以往的教训，将人文精神介入到科学研究中，在实践中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融合，为科学研究指引正确的方向。

(二)改革和完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导致了人和社会的“单向度”发展。只有改革现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将“单向度社会”纳入平衡发展的轨道，人们才有可能在合理社会制度的规范和指引下，充分关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问题。在具体措施方面，政府应该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和行政手段，将宏观指导与微观调控相结合，对本国的发展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来加以引导，完善监督机构，并以严格的行政执法为强制性保障，严厉打击和控制违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带有强制性的意味，但这至少是较为可行有效的方法。

(三)改革现有不合理的学科设置和教育方式，加大人文学科的资金投入，倡导人的均衡发展

现有不合理的学科设置、教育方式和教育资金投入，使得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相对立，这是导致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互相背离的重要因素。在已经意识到学科设置不合理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应努力调整学科配置，学科设置不仅要适应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还要顺应人的精神完善的需要。教育课程不应仅仅被当作是训练和灌输的工具，更应该被当成发展学生对伦理道德、文化精神和美学价值的认识，以及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的手段。此外，在加大人文学科的教育份额的同时要加大人文学科建设的资金投入，为人文学科缔造较好的学习条件。最后，在教育方式上，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提倡素质教育。针对这个问题，中国人的传统思想给世界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导向作用。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究“和谐”，提倡“和谐”之道，这在今天看来，极具时代意义。美国著名科学家A.彭齐亚斯1995年出版的一本书就叫《和谐：信息时代的商业、技术和生活》，他认为目前人类正在由质量时代走向和谐时代，它所指的和谐与我国传统思想中的“和谐”是一致的。在现代社会，素质教育提倡的正是一种和谐发展的教育方式。因此，应该尽快实施素质教育，使教育成为连接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桥梁，从而在人的思想根源上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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