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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学; 生态学; 伦理学; 转向; 对话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1)05-0118-02
前言
生态学转向和伦理学转向是当前的文学跨学科研究领域出现了两大转向,这两大转向相互影响,互为对话。生态学与伦理学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转向令人吃惊,表面上看似毫无关联的生态学和伦理学具共同点和共同发展趋势。生态学和伦理学以上的共同点和发展趋势为二者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融合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促进了二者在文学研究中对话。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生态学和伦理学领域都出现了巨大转折――两者都向着非还原论的、跨学科的方向发展。一方面,生态学从一门纯生物科学发展为一门涉及多个领域的学科,派生出了人类生态学、心理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同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过去有关“文化―自然”关系的各种假说逐渐被一种相互依存又有所差异的新的观点所取代,这种观点融合了文化和自然两方面的各种学科,即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文明并不排除在生态环境以及自然能量循环之外独立存在,恰恰相反,这三者间互相依赖且后两者是人类文化的灵感之源。同时,文化生态学还注意到文化作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以及自我指认的发展态势,虽然其他各个学科也越来越关注人类文化对自然的依赖性以及自然在文化中留下的不可磨灭的烙印,但是只有文化生态学对文化演进与自然进化之间的不同之处进行了辨析,遗传规律决定着自然进化;而信息与交流则是人类文明的演进的主要动力。
很多的学者致力于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葛雷格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精神生态》(Ecology of Mind)中首次对生态与文化进行了类比。彼得芬克(Peter Finke)认为贝特森的观点融合了部分系统理论的概念。这对文化生态系统中的文学分支也同样适用。文学都拥有自己的能量,都在遵循自己内部的力量进行着自我更新,这种不断的调整自我的能力让其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又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葛诺特(Gernot)和哈特穆特布约默(Harmut Bohme)等哲学家所提出的生理文化生态学对贝特森的精神文化生态学的观点作了补充。
因此,以语言和交流为目的的文学本身即是“文化生态主义”中的典型形式。文学以各种全新的方式探索着文化系统、人类和非人类的之间的关系,并不断的在探索中获得了自身创新和更新的强大力量[1](P49-60)。可以说,文学在语言和更广意义上的文化理论中发挥了生态式的作用――将原本的理性中心结构转变为一个充满活力和极富变化的形式;原本的“逻辑空间”具有线性的、概念化的思维方式,而文学将其转变为非线性、复杂的反馈关系的“生态空间”。由于该观点认为,精神和生理,理论与生活,人类社会和非人自然间的相互联系组成了人类所负责任的必要背景,因此文学的这一作用同时也明确包括了生态伦理学。从本质上来说,文化生态学是“对话多向式”的而非“单项式”的,因而它与其他文化以及科学都是紧密相连的。正因如此,生态学,尤其是文化生态学,在最近几十年中,逐渐演变成了跨学科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前沿阵地。
二、伦理学、生态学、文学生态伦理学
与此同时,伦理学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强调丰富性、多样性以及交流性。伦理学领域也逐渐的向生态学和文学逐渐靠近。可以说,文学、生态学和伦理学三门学科似乎同时发生了相呼应的转变:生态学开始关注文化,而伦理学则开始强调生态和文学,文学则向二者转向。
在伦理学的文学转向中,理论家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2],保罗利科(Paul Ricoeur)[3]从不同的角度所指出伦理问题的研究离不开文学的叙述性模式。它需要以故事的形式进行叙述,从过去的经历中寻找坚实的例子。文学可以以充满想象的方式超越自我的桎梏,实现伦理学的价值。一方面,伦理区别于道德,当伦理学为人的思想和行为设定了一整套固定的、传统的且客观的规则体系的同时,它对道德体系亦做出了十分准确明了的界定。另一方面,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伦理观念要求树立“全新的伦理直感”[4]。艾迪加普拉滕(Edgar Platen)和马蒂阿斯梅尔(Mathias Mayer)致力于将这种带有叙述性、虚构性和比喻性的文学研究中的文字的力量与其中所蕴含的伦理观念结合起来。梅尔摒弃了传统的道德说教。对“文学伦理学”进行了着重阐释,展示了大量当下的文学伦理学理论[5](P5-20)。
在伦理学的生态转向中,艾曼纽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提出的观点也许是近来最具影响力的学说,他认为只有当人实现对其他事物或者人的义务才有可能实现最高的价值。这是伦理学首次涉及生态问题,而这是前所未有的。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哲学家让・佛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认为生态学是一门“属于隐士的学科”[6](135-13),且这门学科与语言、文本及文学一样具有反推论或超越推论的力量。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尝试超越了人类社会,扩展到了动物世界中去。其1999年的作品中表述:“我存在因为我是动物”[7](372)。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从束缚人类的“人类世界”,向“人和动物间的过渡地带’进行探寻”。在德里达看来,这是一种跳出了人类中心论的眼光来思考和叙述的思维方法,比在哲学模式,它更容易在文学模式中得以实现。因为后者可以使我们以“动物”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它所具有的不可比拟的特性。
伦理学、生态学及文学组成了人文学科的跨学科框架,这一框架日益成为当代论战的焦点。斯瑞内拉・艾文诺(Serenella Iovino)从生态学的角度反思了哲学伦理学,由此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艾文诺把这一全新的伦理学角度称为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文主义。托马斯克莱文思(Thomas Clavies)进一步发展了列维纳斯的理论,对由生态学所激发的伦理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正是由于以上理论的诞生,才使得当今的伦理学与生态学的共同之处变得尤为明显。也正是因为上述理论,文本范式和文学范式逐渐演变为上述学科间交流对话的重要平台和连接手段。目前,国外的文学批评中的生态伦理学研究可谓如火如荼。
结束语
20世纪以来,由于认知论的偏差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空前加大了对地球资源的掠夺,人类这种肆无忌惮地破坏地球生态资源,归根到底是一种扭曲的生态伦理观在起作用,这已经引起全球知识界的忧虑,包括文学研究领域。文学是记录人类生活、精神的重要手段,文学史是与地球的发展史同步的。文学必须要反映人类发展的真实、原生状态,这样的文学才有存在的实际意义。文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将文学的力量有效的应用到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中来。因此文学生态伦理学研究赋予了文学作品更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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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 Hillis Miller, The Ethics of Reading [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
[3] Paul Ricoeur, Oneself as Another [M].trans. Kathleen Blamey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1992.
[4] Judith Butler, 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 [M].New York: Fordham Univ. Press,2005.
[5] Mathias Mayer. Literaturwissenschaftund Ethik [A]\\Theorien der Literatur: Grundlagen und Perspektiven [M].ed. Hans Vilmar Geppert and Hubert Zapf.Tubingen, German: Francke,2005,5-20.
关键词:高等教育;人性化;文化生态
1、文化生态学及文化生态视角
(1)对生态的认识
“生态”概念与生态学一起诞生,伴随人类社会现代化及现代化带来的生态污染同时发展。美国著名思想家西里尔・E.布莱克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1]出现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成为摆在人类面前最棘手的难题,就连人类内部精神空间也受到牵连,甚至大学文化精神也在世界范围内反映出衰微现象。与此呼应,生态觉悟成为20世纪人类文明最重要和深刻的觉悟之一,很多专家学者意识到生态的整体性和保护生态的重要性,作为大自然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人类与大自然范围内发生的事情有某种必然关系,“环境危机的实质是人类作用于自然方式的危机,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危机。”[2]人类所继承的生态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处于深刻矛盾中,生态研究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只关注人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把解决问题的希望仅仅寄托于技术、管理手段,而忽略人的内在精神因素,结果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正如西方当代著名思想家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1932-)说的那样,生存的局限不在于外部自然生态环境,而在于人类内心精神世界,以及人类对于生活态度、生存方式的选择。
生态的主要意义是对环境的适应,生态研究的目的是探究自然的规律以及人如何更好适应环境的途径,从广义的角度,生态作为一种理念提供了目标追求和价值向度,扬弃了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绝对主义,超越以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体系,这种生态化的理念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类的生存智慧(ecosophy)①、规定技术创新领域的发展方向,同时教育活动本身的实施和开展也必须是生态化的,以生态化理念规定教育的目标追求和价值取向以及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这种人生存于世界之中的生态智慧,将人与世界视为整体同一,把生物界看作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思考,帮助我们从各方面来探索和了解生命以及人、社会、自然的关系,继而在综合考虑的基础上探明问题的症结并找出较有效的对策。将生态价值观所坚持的原则应用于教育,实现教育的生态化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经之路。
(2)从文化生态学到文化生态视角
文化生态的概念源于文化生态学这一学科。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进化论者、人类学家斯图尔德(Steward,Julian Haynes)提出“文化生态学”。早期主要研究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然环境提供的是可供选择的机会,由文化历史与特殊习俗等组成的文化决定文化对环境适应的方式,人类主要通过文化变迁实现对环境的适应。20世纪80年代,跨文化心理学成为西方心理学的主流,文化生态学的内涵也得以进一步丰富,发展心理学家Urie 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ies)认为,心理发展是人的机制与环境相互作用、不断发展的系统进程。随着“环境”一词内涵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文化生态学转向主要研究文化与媒体环境的互动关系。
文化生态学以相互作用论和系统论为理论基础,以文化全观论(holistic view)将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社会、自然生态、生命机体、精神世界等看作有机的整体,而文化系统本身遵循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目的性、突变性、稳定性、自组织性等原则。文化生态学逃出文化源自文化的循环论证,从自然环境因分析文化的适应和发展问题,提供的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对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文化本身是人类理解和适应环境的手段和媒介,文化的存在是人之思想的反映,文化的发展是人之思想的发展,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以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实质上都是文化的和谐、可持续发展,这些与人有关的关系问题的分析和解决需要以更加开阔的视角从根本上更准确的把握,而这个根本就是文化,把握的途径是建立生态的文化和文化的生态。生态的文化既是关于生态的文化,也是生态化的文化,也就是文化本身的生态系统的建立,是生存智慧指引下人类精神生态的建立。在生态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建立文化生态是当为之事,也是可为之事,这是一种文化的真正人化尝试和努力。文化生态发展的最终目的必定是关注人的本质实现和全面自由发展,[3]恰巧这也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2、人性化高等教育的文化生态
(1) 人性与人性化的教育
人类大脑的可塑性和未完成性决定了人不能单纯依靠特定的图式生存而只能诉诸于教育,但是对教育需求的更根本原因在于人的超越本性和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这是人获得人的本质和人性实现的过程。人因为人性而不同于其他生物,人性独特之处就在于能够发现并认识自己的本质,而只有教育才能使人获得人性本质。但是教育本身是人类的发明创造,人类用自己的成果来指导自己的发展是十分冒险的,必须非常谨慎以保证实施的教育适合并且有益于人类乃至整个地球和宇宙的发展。好的教育正是这样的:从中全部的‘善’能够在世界中产生出来。[4]通过知识、技能传授和情感、意志、信仰等非理性的培养,将人性贯穿于受教育者生活的过程,引领受教育者追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觉与世界达成和谐相处的契约;同时,教育不是或不仅仅是灌输知识经验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学习主体积极内部探索和自我创造的过程,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要求参与者带着大脑和心灵以实现人性的获得和内部的转变,然后才能使人性贯穿于个体的生活中而不发生偏离,因此教育应该是人性的教育。但是教育并非一直都是人性化的,人性化教育是在非人性化教育泛滥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以人的自由幸福为最高目标,更重要的是一种教育理念。人性化的教育尊重受教育者的个体需要和个性发展,从人的需求出发,通过为受教育者提供宽容和谐的人文环境、在教育场中因材施教,来激发个体的创造性、完善受教育者的人格,实现人的自我超越和对真实自我的无限接近,继而实现整个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创新发展和进步。
(2) 人性化高等教育的文化生态内涵
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高级指的是包括人品、学问、创造素质等在内的整体达到较高水平,核心要求是具备包括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创造素质,本质上是促进学生在学识、人格、精神等方面的和谐全面发展。然而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经济利益为首要”趋势忽视了人的主体地位和社会服务于人的作用,违背了大学追求真理、导人向善的初衷,导致“教育无人在场”的局面,受教育者成了学习的机器,学校成了“标准化机器制造的工厂”。在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高等教育人性化成为大学发展的导向和目标,要求大学提供有利于个性成长和个性充分发挥的广阔环境,具有平等、自由、以人为本的氛围,在强调专业知识的完备、教学管理的统一、教学内容的规范等的同时也考虑教育活动主体的需求,在尊重受教育者个性的基础上激发受教育者的个性潜能,促进人格的完善、保证个体全面自由的发展,培养具有丰富精神生活的人。知识和学术是大学主要部分,但大学更根本上是文化的共同体,文化的存在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意义所在,大学建设的本质是大学的文化建设,高等教育人性化建设的实质是高校人本文化的建设,关键是对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关系的界定和认识,通过打造人性化的文化氛围、提供良好的灵魂培育环境,实现大学精神家园的塑造和高等教育追求真善美以及平等、自由等普遍性理念的育人目的,也即形成人性化文化特征的大学文化生态结构。
3、人性化高等教育文化生态建设原则
1.整体性原则
高等教育文化生态是由不同层次的亚文化圈构成的系统,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质而不仅仅是部分的结合,同时高等教育人性化的文化生态建设又要注意文化主体和内容的整体性。大学文化是生活在大学内的所有人员共有、共建的精神家园,服务于大学内的所有主体,重知识能力教育的同时也要重各种非智力因素方面的培养。
2.多样性原则
自然界生态一定要多样性才有生命力,教育的文化生态也一样。“教育行动不盲从任何客观规律,不遵从任何戒律和权威,而是通过与自身有差异的或相反的东西进行不断的批判,吸收对方的力量并使之转而反对其自身”。[5]高等教育人性化的文化生态要充分考虑文化主体文化背景的多样性,以及大学文化所处的文化大环境的复杂多样性,以一种包容、接纳的姿态对待进入自身系统的异文化个体和异文化元素,通过否定的批判合理对待多种多样的文化,构造出适当复杂的系统分支和培育多样的人才结构,继而为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提供便利和动力。
3.共生互补原则
高等教育人性化的文化生态是由相互补充的不同部分组成,要遵循协调的原则、从不同和差异中吸取生存的智慧,在教育活动中对不同的个体给以差异的“应得”的资源,才能实现教育的“得其应得”和人类的互补共生。教育要培养人的独立人格,又要避免极端的个人主义,大学教育的当代任务之一便是培育学生的独立性的同时更要注重共生理念和合作意识的启发和培养。这种人格特质是现代人应该具备的,对于个体的人格和谐发展以及人才内在素质的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4.主体性原则
大学的科学态度使人能够撇开自己一时的需要和欲望,客观地认识和分析事物,避免狭隘的自我价值评价而获得生活判断的自主性。“教育的基本作用在于保证人人享有他们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尽可能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需要的判断、感情和想象方面的自由。”[6]这是教育的解放功能。人性化的大学文化生态就是要使学生人格的多样性和自主性得到发展,学会以理性的思维克制自己的本能欲望和冲动、指导和检验判断选择,形成自我负责的精神和提高自我治理的能力。
5.适应性原则
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就是大学文化适应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过程,这需要大学文化坚持既封闭又开放的原则,尤其是要保持一定的封闭性,以便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作为自己的发展根基。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说过:“全球泛滥的伪文化的压力面前,大学应该成为捍卫自己文化特性的主要源泉。”坚守自己的文化特性是大学文化自觉性的表现,也是人性化的大学文化生态建设的前提。
6.发展性原则
大学文化就是大学人特有的存在和活动方式,它使人类的文化再生产成为最具活力、创造力和生命力的部分。[7]而大学文化自身保持发展的活力和生命力才能成为人类创造力的来源。大学文化生态的人性化要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以大学文化自身的平衡发展为手段,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与时俱进。
[注释]
①由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创始人、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1936-1970)提出。
[参考文献]
[1]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38.
[2]左玉辉,主编.环境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8.
[3]黄正泉,等,编著,从现实走向理想――长株潭都市化文化生态研究[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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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85.
全球化使中国迎来国际建筑思潮,导致欧式建筑符号充斥在各个城市的每个角落。城市的空间文化生态特征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袭,空间“文化生态平衡”逐渐被打破。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建筑风格洋化现象盛行是被主观符号化,导致建筑文化失去本土特色,还是对本土传统文化的有益补充?本文以大连东方圣克拉住区为例,尝试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将住区建筑作为一个“生物体”,分析其采用欧式建筑风格的原因和影响,并提出基于大连本地特色,客观借鉴吸收外来“植入”文化,引导建筑风格与城市空间相协调发展,以有效延续历史文脉。
关键词
空间文化生态;建筑风格洋化;历史文脉
一、建筑风格与文化生态学的关系
1.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文化生态学是研究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环境关系的一门科学,使命在于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内在联系。
2.建筑风格的内涵建筑风格指的是建筑外观特征的总和和完美的意境,不同建筑要素间的内在联系是建筑风格的本质,建筑风格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反应城市时代精神。
3.文化生态学对建筑风格研究的作用文化生态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群体在环境中的发展特征,强调文化与环境和谐的学科,“以人为本”是其核心内容。“以人为本”理念表现在城市设计上就是强调特定空间范围内的个别环境因素与环境整体保持时间与空间上的连续性,即和谐的对话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倡人文与自然的协调平衡。对于城市文脉的传承与更新等问题,文化生态学提供了真正整合人、文化与环境的研究视角。
二、住区建筑风格洋化现象盛行的原因和影响解析
1.对城市设计本质的再认识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提出:“城市设计是对城市环境形态所做的各种合理处理和艺术安排。”现代城市设计的宗旨是为人们创造一个舒适、宜人、方便、高效、卫生、优美、有特色的城市环境,以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振兴。广义建筑学就其学科内涵来说是通过城市设计的核心作用从观念上和理论基础上把建筑、地景、城市规划学科的精髓合为一体。城市架构、要素、标识、色彩等都是城市设计的内容,现代城市设计应强调设计对景观特色以及文化的继承,倡导人文关怀,体现人们心理感知的需求。
2.东方圣克拉项目方案特点圣克拉项目位于东北大学信息学院生活区、牛角山西侧,红凌路东侧,大连理工大学北山公寓北侧,基地三面环山,用地相对独立。基地周围有大连理工大学、大连海事大学等院校,具有较浓厚的人文气息。项目总建筑面积78.78万平方米,综合容积率约2.6(图1)。整体设计采用法式建筑风格,设想突出法式建筑典雅和浪漫色彩。设计设想以北侧和南侧山体景观为纽带,充分利用大片绿化用地,使景观穿梭其间,采用自然式景观与规则式住宅布局相结合的构图方式,建立轻松和谐的生活环境气氛。
3.建筑风格洋化现象形成的原因和影响大连由于沙俄和日本的殖民统治,在建筑文化方面有较深的日俄印记,是一个具有西方古典形式主义建筑文化特征的近现代城市,在城市的中心地带很容易找到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的建筑。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国沿海开放城市,大连迎来国际建筑思潮,公共建筑、住宅设计和历史街区保护充斥着洋建筑的符号。近年来,各地的建筑洋化之风逐渐理性,但是在大连这座城市,地中海建筑风、北美建筑风、英式建筑风、法式建筑风等洋建筑依然盛行。大连建城初期日俄规划受到欧美近代规划的影响,形成以中心广场放射发展的棋盘式道路系统,街道、广场以及遍布全城的欧式住区建筑和公共建筑,都奠定了欧式城市风格,后期建筑采用欧式建筑易于城市的整体环境协调,容易受到政府规划管理部门的鼓励和引导,作为没有深厚传统文化的新兴城市,市民也较容易接受外来文化。大连的洋化建筑之风正深刻影响这座城市的文化,很多市民认为只有具有欧式建筑符号的小区才是高档小区,开发商违背形式服务于功能的建筑基本要求,不结合地域特点照搬欧式建筑的项目时常可见。这种只在洋建筑抄袭上下功夫的做法,其实是没有生命力的,直接带来传统文化的逐步迷失,城市空间和建筑渐渐都在失去自己的城市文化。
建筑风格洋化现象是城市规划引导的结果。东方圣克拉项目所在地位于大连市高新园区,该区域规划(图2)提出将高新园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软件与服务外包基地,打造世界一流的创新型科技新城区。因此,在大连理工大学周边规划了大量的住宅及商业配套用地,预留高校带动产业发展的空间。规划部门也曾经对大连理工大学周边区域做过城市设计,但建筑风格、天际线、建筑与环境的协调等细节方面研究不够深入,对东方圣克拉项目周边地块的开发建设缺乏明确的指导。投资方从东方圣克拉楼盘名字开始,就力求打造拥有完善配套的高端小区。以圣克拉命名的美国城市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县的一座城市。东方圣克拉项目引用的是美国城市的寓意,在于寻求西方生活方式的认同感。建筑师迎合投资者的要求,追求简单的拿来主义也是建筑洋化盛行的重要原因。中国现阶段高速发展,社会上弥漫着浮躁的气氛,万事求快。项目建设的周期被大大压缩,从而留给设计师的时间也非常少,于是设计界的快餐文化便盛行起来。而照搬西方较为成熟的建筑设计理念和手法自然成为设计师的首选。
建筑的使用者对建筑洋风蔓延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今中国人富起来,很多人走出国门看到欧美的城市和建筑,便产生拥有这样生活的想法,开发商把握了商机,便营造了大量的洋建筑以迎合消费者的心理需求。从文化生态学注重城市文化和相关影响因素互动的角度出发,东方圣克拉住区在与区域环境的协调,满足区域高知人群的文化生活需求,借鉴外来建筑方案等方面都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某些细节并没有处理得很到位。主打法式建筑的住区,为控制成本,许多建筑装饰细节并没有完全采用法式建筑的做法。比如外墙装饰只是在建筑基部作了石材饰面,廊柱和山花也没有做出法式建筑特有的浪漫等。该地块三面环山呈环抱状,本应充分利用山景来布局住区的总体规划。但法式建筑的中轴对称、强调仪式感又使得地块本有的特质与规划布局衔接的生硬不自然。尤其是临街商业界面的设计忽略了红凌路首先是交通性道路。而法式公建则要求与生活性干道的尺度相适应(图3)。设计者出于对异域文化的追求,忽略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传统文化,对建筑没做到因地制宜的变化。
三、借鉴吸收外来建筑文化的策略
1.大力提高社会各界的建筑文化素养市民每天都与城市和建筑接触,每人对建筑文化都有鉴赏意识。要传承传统文化和创新城市建筑文化,必须提高政府管理部门、投资商、设计师和市民的建筑文化素质,通过宣传等手段使人们建立起保护城市文脉的使命感。如果大多数人能够树立正确的建筑文化意识,很好地理解建筑文化内涵,自觉传承历史文化,那么建筑出现趋同危机的现象就会逐渐消失,建筑才会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这样的城市才是宜居且有特色的乐园。
2.逐步确定城市设计的法律地位城市设计在营造城市建筑文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的城市设计尚未纳入法定规划,与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相比缺乏执行力。城市设计致力于构建历史、今天和未来具有合理空间梯度的环境;城市设计注重人的感知和体验、创造具有宜人尺度的优雅场所环境。城市设计成果如果成为法定规划成果,并与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相衔接,将会对保留城市特色,协调社会要求和市场需求起到重要作用。
3.增强设计者设计城市的历史使命感建筑的投资者、设计者、使用者对城市都有不同的责任,相对而言,设计者更应具备设计城市的历史使命感。在目前急功近利的时代,设计者还要抵住物质诱惑,真正为自己的作品负责,肩负设计城市的使命,不做快餐文化的追随者。逐步制定规划管理业务性指导意见,比如根据项目的重要程度限定设计周期底限等。
4.外来文化要加以创新文化生态学是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生命体,城市空间和城市文化有自身进化的需求。传统空间文化生态系统是对周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适应,建筑文化需要传承地域文化并加以创新驱动。两者相互促进,制约影响。同时,城市文化系统中的生态子系统各自“自然选择”,不断地促进文化和城市空间的演变更新,并逐步发展形成地域特色的城市空间文化。
四、结语
钱钟书先生说得好:“赶时髦的代价就是过时。”建筑不赶时髦就不必担忧过时。文化生态学在城市空间的研究是将城市空间与文化结合在一起,在城市空间发展的进程中,研究城市文化的生态进化过程,最终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实现城市文化和城市空间的和谐统一。因而,本土文化成熟的标志是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结合自身的地域特色推动本土文化的创新发展,使之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绝不是一股脑全盘接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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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人类学;生态文化;自然
一、生态人类学的定义以及历史与现状
生态人类学属于人类学门类,是在文化生态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态人类学以人类的适应――主要是文化适应,也包括生理适应为研究对象,借鉴应用生态系统的概念,在系统的结构和运动中具体考察各种文化、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功能,以发掘和整理作为人类适应的知识和行为体系,从而最大限度的进行生态学角度的文化及其演化的阐释。
生态人类学是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人文地理学、医学、遗传学等学科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但是它所关注的最主要是人类机体和生理的适应和进化以及当代的环境问题。其具体的研究领域包括人口、遗传、体质、营养、疾病、生计、资源利用、社会发展等与环境和文化的相互关系。
(一)国外文化生态理论的回顾
在18、19世纪,早期的“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孟德斯鸠,英国的巴克尔和德国的F.拉塞尔。环境决定论是指:地理环境是唯一因素解释社会文化差异的认识论。在拉塞尔之后,20世纪前期,美国人类学者以博厄斯、威斯勒、克鲁伯为代表的学者开展了对文化要素分布和传播问题的研究,以探讨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人类学的生态研究,即从人类地理的模式跨越到生态学的视野,斯图尔德应该是开创者和奠基者。他的贡献就在于他明确的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的某些文化总是因自然环境的差异而差异,并且表现出密切的对应关系?斯图尔德回答说:以生计为中心文化的多样性,其实就是人类适应多样化的自然环境的结果。到了20世纪中期,与人类学有密切关系的生态学取向研究不断涌现,并产生了若干既相互联系,又有不同学识背景的边缘学科,如生态人类学、人类生态学、民族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等,使这一学科领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
(二)国内研究概况
在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和人文地理学都是20世纪早期从西方引入的学科。20世纪50年代以前,国内的学者们对于人文地理和民族地理的研究都很少。50年代以后,由于某些政治因素,人文地理和民族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而成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人类学领域的生态研究才随之进入了一个活跃的时期。先是在等杂志陆续刊登了有关文化生态学、人类生态学、民族生态学的翻译和文章。此后,在老一辈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所编写的民族学和人类学通论、概论中都有文化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的专章专节的介绍。
二、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方法
生态人类学的发展与生态环境史的开拓是分不开的。生态环境史,顾名思义,是研究生态环境变化的学问。而人类学研究人类文化,既研究共时性的文化形态,同时也研究历史性的文化变迁。日本学者秋道智弥总结的生态环境史的基本研究思路是从变迁、外部影响、文化建构、环境适应四个方面进行的。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具体方法:
1.田野调查法是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2.以某种重要的自然资源为对象的研究方法
3.以植物和农作物为对象的研究方法
4.以传统农业变迁和土地利用变迁为对象的研究方法
5.以特殊自然条件或以特殊地方疾病为对象的研究方法
三、刀耕火种研究的背景、理论和方法
当我们提到刀耕火种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刀耕火种就是“砍到烧光”,其实不然。首先,它有一套严格的轮歇制度,使利用与保护相结合,以保证森林资源不受破坏,从而达到持续利用的目的;其次,它有各种土地分类的知识和相应的各种耕作技术,既能够因地制宜,又能够有效保护耕地;再次,它有十分丰富的栽培作物品种和相应的栽培经验和技术,可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最后,休闲的养育的森林既是牧场也是狩猎场,还是各种野生有用资源的采集场所,它在整个刀耕火种系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仅仅以上四点就不难看出,传统的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文化生态体系。
(一)刀耕火种研究的背景
刀耕火种在寒带和温带已经十分罕见,而在亚热带,尤其是在热带部分地区,却仍然比较流行。中国是世界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作为森林农业形成的刀耕火种,在我国产生的历史极为悠久。然而,迄今为止这一领域的调查研究还比较薄弱,云南目前是中国尚保留刀耕火种较多的地区,所以学者对于云南刀耕火种的调查成果也颇为丰富一些。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刀耕火种的调查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古代到20世纪40年代末可以作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情况,其实还谈不上什么研究,仅仅是散见于历史文献的零星记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可以作为中国刀耕火种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成绩,主要是田野调查工作。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刀耕火种的调查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刀耕火种农业受到空前的重视,人们所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事农业史范畴的研究,另一个是生态环境角度的探讨。举个例子,在解放初期,西双版纳森林覆盖率是%66.7,山川秀丽,四季常绿,45万亩水稻田靠绿色水库涵养水土。但是1985年后大量毁林开荒,20年来森林覆盖率下降到%33.9,森林减少600多万亩,其中毁林开荒占了一半。
(二)刀耕火种的研究理论――从生态人类学的视野
所谓生态人类学,简而言之,就是探讨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一种方法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人类对于自然的适应、保护和利用,是这种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人类可以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并根据规律开发和改造自然,从而求得生存和发展,但人类在自然面前,很大程度上,人类还受制于自然的规定和约束。
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从两个层次进行考察。一个是自然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人类生态系统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人类的任何食物生产方式或生计方式都不是简单的向大自然索取,而是文化的行为,因此刀耕火种也应该是一种文化,是森林民族创造的独特的森林农耕文化。
(三)刀耕火种的调查研究方法
1.如前所述,刀耕火种是山地森林民族的生计,是他们对于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的适应方式,简单的说就是他们的生产行为。因此,研究刀耕火种就必须以山地民族为中心,即必须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不应该像很多自然科学者那样,见物见事不见人,一味的去考察刀耕火种对森林、土壤、生态系统的影响,那样的研究成果,显然是不可能获得全面、正确的结果的。另一方面,以人为中心考察刀耕火种,又必须重视人类的社会文化属性,将其摆在重要的位置。社会文化是联系人与自然、人与森林的纽带,刀耕火种所反映的人与自然、人与森林的关系,其实是通过社会文化来表现的。因此,研究刀耕火种不仅必须以人为中心,还应该仅仅抓住社会文化这个关键。
2.研究刀耕火种必须以刀耕火种民族及其社会文化为基本的着眼点,而前人又没有留下多少系统的文献资料,所以,除了进行田野调查之外,是没有其他路径可走的。
3.研究刀耕火种这样的课题,定点研究是基础。通过对一个地点一个民族的考察,大体上可以了解刀耕火种的一些基本文化特质。再者,想要充分了解刀耕火种文化类型的多样性,就必须在定点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多地区、多民族的比较调查研究,从而在整体上把握刀耕火种及其演变的规律。(作者单位:大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尹绍亭著:《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 尹绍亭.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3] 李博主编:《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4] 孙振玉主编:《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关键词]文化;文化生态;遗传;变异
[中图分类号]B0,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1-0003-03
“文化生态”的概念来自于自然生态,而按照著名生态学家赫克尔的定义,自然生态学是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生物环境与非生物环境)关系的科学。比照自然生态概念,本文所述的文化生态,是与自然生态相对应的范畴,是借用生态学的方法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研究文化的一个概念,是关于文化性质、存在状态的一个概念,表征的是文化如同生命体一样也具有生态特征,文化体系作为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体系而存在,在一定历史时期,这个体系内部各个具体文化形式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从而使得人类的文化历久不衰,导向平衡。文化生态俨如生命,处于不断的成长过程之中。而生命,正如恩格斯所言,“首先正是在于:生命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1]“既是它自身又否定超越它自身”是构成任何生命存在的一对永恒的矛盾,文化生态亦如此。文化生态在演变过程中,始终存在两种力量:一种是维持稳定的力量,在这种力量的规约下表现为文化生态的遗传;一种是进行创造的力量,在这种力量的规约下表现为文化生态的变异。这两种力量经常处于抗衡与摩擦之中。
文化生态的遗传与变异是从时间维度上反映文化生态发展的特点。任何一个文化生态系统的发展都是一个传承与创造的过程,因为时代是不断发展的,文化生态中的某些因子必然会因为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而被淘汰或者裂变,形成新的因子,体现出文化生态发展的变异性。那些经得起挑战的因子就表现出文化生态的稳定性、遗传性一面。
一、文化生态的遗传
文化生态的遗传是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单位的实质,它是前一辈人将已有的文化信息(经验、知识、理论、科学等)以及这些信息组合的结构通过体外的方式传递给社会的下一代人。文化生态的遗传方式主要有两种,既通过体外的信息载体进行传播,也通过教育进行传播。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通过体外的信息载体进行传播这种文化生态的遗传方式。文化在人类的世代繁衍中与时间并行,形成文化的传统。它包括前人所创造并遗留下来的器物形态的文化成果,也包括沿袭下来的各种规范和观念形态的文化遗产,如社会的道德规范、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婚姻制度、语言、宗教、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这些文化传统对个体来说,又是先在的外在环境。个人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首先就得接受现存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为与他人交流,他要学习通用的语言、文字并认同、遵守业已形成的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以及各种制度、规范。就连他的知识、思想观念也摆脱不了前人及同时代人的影响。这种潜移默化影响个体的文化传统因素是在文化生态演变过程中稳定、恒久不变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文化生态的“深层结构”,它是指一个文化生态系统中不曾变动的层次,是相对于“表层结构”而言的。文化生态的遗传与生物遗传有本质的区别。人的生物遗传与其他动物的遗传一样,是将基因内所包含的信息传递给亲子关系的下代个体。人后天所获得和学习到的一切实际上都不能通过生物遗传来进行传递。文化生态的遗传则能够传递人们后天所学习到的一切,而且在这种通过社会来进行的遗传过程中可以将所有的上代人的经验不分亲子关系,传给社会中下一代的每一个人。文化生态的遗传保证了人类社会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保证了那些被证明是能够有效地应付环境的知识和物质手段能够继续下去,为下一代人所利用。
其次,我们来考察一下教育这种文化生态的遗传方式。教育是社会的正式的文化生态遗传方式,从最原始的社会一直到现代,教育一直是文化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不同的只是教育的表现形式在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所不同。制度化的教育和非制度化的教育哪一种作为主流,可以作为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标志。“在原始社会里,教育是复杂的和连续的。这时教育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人的性格、才能、技巧和道德品质,一个人是通过共同生活的过程来教育自己的,而不是被别人教育的。家庭生活或氏族生活、工作或游戏、仪式或典礼等都是每天遇到的学习机会:从家里母亲照管到狩猎时父亲的教导,从观察一年四季的变化到照管家畜或聆听长者讲故事和氏族巫士唱赞美诗,到处都是学习的机会。”[2]这种教育是一种自然的、非制度化的教育。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时期,今天的教育和原始社会的教育在形式上大不相同。在世界各地都有一整套正规的、制度化的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研究院,制度化的教育已经成为当代教育的主流。我们在社会上生存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大多是在学校里获得的,而不是在家庭或其他场合获得的。另一方面,家庭等非制度化的教育场所则是制度化教育的补充,我们在家庭里所受的最初由父母给予的教育是制度化教育的基础。但无论原始社会的教育和现代的教育在形式上有多么巨大的差异,它们作为社会进程中文化生态的遗传和传播的手段的实质却是一样的。
二、文化生态的变异
我们不应该忽略,后代人对前代人文化传统的传承,即文化生态的遗传,不是对原有文化生态的克隆,因此,在后代人传承前代人的文化传统的时候,并不是一成不变地照单全收,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文化生态的变异现象。文化变异是指社会结构中技术、社会、政治、经济、组织以及行为准则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大规模变化,是可以在团体和全体居民中观察到的行为变化和结构模式,这种大变化可能是许多小变化积累的结果。文化生态之所以存在变异是因为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从它被创造的第一天起,就存在着不合理性,存在着自我相关的矛盾性,存在着价值和功能上的冲突。文化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创造的,是为了摆脱环境控制和实现自由而创造的,文化的存在应该是满足人类的需要,帮助人类摆脱环境控制和实现自由,但文化并不是按人类创造它的动机和愿望来发展的,它还要反过来钳制创造者的动机和行为。人创造了神和宗教,而神和宗教反过来禁锢人们的头脑;人创造了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却要受它的束缚;人创造了政治和法律制度,却反过来受它的奴役,精神文化是这样,物质文化也是这样。人类创造了机器大生产,然而人类却被束缚在大机器上,把自己分裂为机器的片断;人类创造了现代化工业,然而污染和噪声却愈来愈危害人类自身。[3]正是基于这样的角度我们认为,文化生态发生变异是其本身固有矛盾斗争的结果。
具体来说,文化生态发生变异是各种因素长期作用的产物。
首先,人类生产方式的变革是文化变异的根本因素。人类学家们的考察证明,人类迄今已发生过三次大的生产活动方式的变革。第一次变革是从类人猿到原始人类的生产活动方式的变革。这次变革诞生了原始人类以及原始人类的文化。人类开始了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开始了采集、渔猎。这既是原始人类生产活动的内容,也是人类原始文化的内容。当人类的生产活动方式由采集、渔猎发展到农业生产,第二次变革已经实现。这一时期人们从事的不是简单的采集、渔猎,而是种植、养殖和治理,已经在利用自然的基础上开始改造自然。这一时期不仅物质文化有了明显的变异,而且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也日益明朗和不断提高。当农业生产发展到工业生产时,人类就实现了第三次生产活动方式的变革。工业生产使人类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生产成果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本身不仅是传统文化内容的变异,而且同时促进了文化内容变异的速度。
其次,人类自身的变异、发展是导致人类文化变异的因素之一。生物学的科学研究证明,人类自身是在不断地变异和发展的。这种变异和发展,一方面使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约束和抵抗约束的矛盾不断变化。人类为了获得自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创造能力等,使自己的文化内容不断变异;另一方面不仅使人类的形体发生了变化,而且使人类本身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人类的物质追求、精神创造等都在持续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文化的变异即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
第三,人类交往的不断扩大也使人类文化发生了变异。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交往的发展史。人类为了抵御共同的对立物――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必须有交往;人为了满足自身的心理需求也必须进行交往。在交往的过程中,不同的文化之间经过交流、吸收或冲撞,最后实现融合、同化、涵化、扬弃,使原有的文化发生了改观。
总之,人类生产活动方式、交往需求及人类的变异发展从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决定了文化生态的变异,并且决定了变异的普遍性。然而文化生态一旦发生变异,人们怎样感知变异的呢?人们不可能看到文化传统处于不断地变化中,变异的速度一般使人不能感知它的存在。人们对变异没有本能的倾向,人们可以找到保持现状的显著趋势,并不常常容易寻找或接受变异,因为变异总是包含着固有的危险。但变异是一切文化生态系统的现象,虽然所有社会每时每刻都处于变异中,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在采用不同的方式与变异着的环境相协调,试图通过新旧文化的交融而建立稳定感和在征服他们所处的环境中起一点作用。文化变异也遵循一定的规律,系统被限制的范围越少,产生变异的可能性就越大;对特定问题的解答域越宽,那么该系统处理问题的灵活性就越大,这些解决办法将越能使系统发生演变突破。总而言之,文化生态中不断地进行着遗传和变异,使得文化生生不息、延绵不断。
三、文化生态演化的要求
文化生态的演化是遗传和变异对立统一的过程,这启迪了人们应当在不断寻求先进的思想文化、推动文化生态变异的同时,又不失掉自己的民族精神以保持文化生态系统的遗传特性;使每一民族群体超越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又不脱离这个时代;超越于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又不背离这个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民族文化才能博大精深、生机勃勃。
1.文化生态中的变异要求人们把握先进文化的方向
任何文化生态系统的重要属性在于它的自我发展的机制,失去了这一机制,就会变得保守与落后。因此,文化系统要保持先进文化的方向。先进文化要保持其先进性,必须不断发展。先进文化要发展,必须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营造文化发展的良好生态,在坚持一元主导的原则下,容许文化的多元性与多样性。只有在多元文化生态中融合,主导文化才能吸收其他文化的合理因素而得到丰富发展,也才能在抵御腐朽文化的斗争中发展壮大。先进文化是具体的,是具体时空环境下的先进文化。这不是文化相对主义,它承认各种文化都有其自身价值,但同时也承认任何文化的价值都是有边界的。[4]文化的发展就是主体在对文化价值的发现、比较基础上的一个选择过程,根据主体的不同需要选择不同的文化。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古今文化、中西文化正处在广泛的交融和碰撞中,我们要坚持文化的开放,坚持多元、多样的文化兼容互补,共同繁荣。特别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学派的文化更应注意采取各种措施,让它们更好地达到相互间兼容互补、繁荣发展。强调多元多样并存,并不是没有矛盾斗争。在多元文化生态中,各种文化、各种价值观的矛盾、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旗帜鲜明地维护主导文化的一元导向,与各种腐朽文化、落后文化作斗争,弘扬主旋律。
2.文化生态中的遗传要求人们坚持传统的民族精神
文化生态的变异是在遗传的基础上发生的,这就要求人们应当不断发扬民族精神以维护本民族发展的根基。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必须伴之以一种具有凝聚力的文化认同力量,这种文化力量可能是与经济创造力相辅相成的。那种凝聚人民、动员人民、激发人民创造力的文化力量,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任何民族精神都有自己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过程,它们都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孕育和形成,并且通过文化生态的遗传加以传播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一个社会不应局限于物质生产和经济交流。它不能脱离思想概念而存在。这些思想概念不是一种‘奢侈’,对它可有可无,而是集体生活自身的条件。它可以帮助个体彼此照顾,具有共同目标,采取共同行动。没有价值体系,就没有可以再生的社会集体。”[5]显然,民族精神是一定的民族国家内部力量整合的必需的要素:民族精神不仅须臾不可或缺,而且其内在的性质也影响着一个民族现实的发展进程。张岱年先生指出:“当民族精神发扬充盈之时,民族文化就发展前进;当民族精神衰微不振时,文化就处在停滞状态之中。这也是一条文化发展的规律。”[6]民族精神首先具有明显的历史遗传性。我们绝对不能采取态度,因为“历史总是惩罚那些忽视历史的人”。[7]
总之,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生态遗传过程中的精华,离开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就不可能凝聚力量,成就伟业,更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就能充分发挥每一个民族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就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和动员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有效地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2-463.
[2]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28.
[3]高建明.文化界定三题[J].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1998,(4).
[4]秦书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系统管窥[J].系统辩证学学报[J].2002,(2).
[5][法]吉尔・利波维茨基.[加]塞巴斯蒂安・夏尔.超级现代时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11.
[摘要]文化生态旅游是以与自然、社会环境和谐一致的文化资源为体验对象,以旅游者、旅游地和谐相处,保护区域的文化多样性与文化生态平衡为目的,使旅游者获得文化体验的一种较高层次的旅游活动。发展文化生态旅游对于旅游地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文化生态旅游的概念、文化生态旅游开发的相关理论做了总结。最后以玉林都峤山为案例,对文化生态旅游的开发做了探讨。
[关键词]文化生态旅游文化资源都峤山
旅游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行为。尽管旅游者出游动机各异,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旅游活动就是旅游者用货币购买的一种异地文化体验行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讲,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文化资源是旅游地实现持续发展的源泉。然而,旅游业在传统的旅游发展模式下,往往忽视旅游活动对旅游地文化资源的破坏性影响,再加上目前的旅游行业对保护旅游地文化生态环境的意识明显不够,致使许多旅游地的文化环境遭受了严重破坏,文化资源不断流失,整体的旅游吸引力下滑。在当前的文化资源开发“热”过程中,一哄而起竭泽而渔的过度开发、重文化形式轻文化内涵的浅层开发、急功近利走样变味的所谓“保护开发”等现象也是随处可见。文化资源如何实现持续利用已经成为需迫切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面对文化资源的持续利用问题,旅游界应如何应对呢?笔者认为,改变传统的旅游开发理念,发展文化生态旅游,是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
一、文化生态旅游的概念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文化生态旅游的探讨比较少,其概念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黄安民等(2000)提出,文化生态旅游是以了解旅游目的地文化与历史知识,学习、研究、考察、欣赏特定的文化景观,促进区域文化特色的保护和区域文明程度的提高,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以使旅游者获得文化教益的一种专门层次的旅游活动。刘少和等(2004)则认为,文化生态旅游是以与自然、社会环境和谐一致的文化生态资源为体验对象,旅游活动各方需要承担责任和义务的旅游形式或产品,是生态旅游的新发展和文化旅游的特殊形式。刘清泗等(1999)把文化生态旅游视为生态旅游的一种,将其定义为:用当地的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要以保护当地的文化资源为主要目标,与生态建设相结合,开展旅游活动。在此基础上,获取最大的经济收益,通过反馈机制进一步促进文化资源的保护和生态环境的建设。
上述三个概念对文化生态旅游的表述和理解有着明显的差异,第一个概念着重强调了出游目的是体验旅游地文化,而第二个则强调了旅游活动与旅游地自然、人文环境的和谐,第三个则提出以保护旅游地文化资源为主要目标。综合以上观点,笔者把文化生态旅游定义为:以与自然、社会环境和谐一致的文化资源为体验对象,以旅游者、旅游地和谐相处,保护区域的文化多样性与文化生态平衡为目的,使旅游者获得文化体验的一种较高层次的旅游活动。
二、文化生态旅游开发的原则
1.体现地域特色
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条件,其文化景观必然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同时在一定的地域背景人们形成了特定的世界观、生产生活方式和习俗,如人际交往习俗、服饰、饮食习俗、住居习俗、建筑习俗、婚嫁习俗等等。旅游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行为,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旅游者的出游动机往往是追求一种文化的认同或者文化的差异。因此,旅游产品只要能够把地域文化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对旅游者就会有吸引力。
2.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原则
在充分考察和分析旅游地旅游文化全貌的基础上,提取其精华,以旅游文化的精髓为开发突破口,实施有重点、带动效应显著的开发策略;对初具特色的旅游文化进一步转化、优化、深化,提高其产品档次和素质;对旅游文化中尚未引起重视,但又具有深厚潜力的资源,应加大开发力度,使之脱颖而出。
3.旅游者与旅游地和谐共处原则
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对环境的利用与影响是通过文化的作用而实现的,人类的文化越发达,人对环境的利用越广泛,其影响也就越大越深入,文化生态系统内部各种文化要素与自然环境之间有着固有的联系,系统内部有着独特的物质和信息流及系统的反馈调控机制。旅游产品的开发必须遵循文化生态学原则,要有利于文化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良性发展,要实现旅游者与旅游地的和谐共处。在这个和谐的大系统里面,旅游者、旅游经营者、旅游地居民、政府各自都有应担负的责任和享有的权利。
4.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原则
发展文化生态旅游是以保护旅游地文化资源为主要目的。开发的旅游产品既要满足游客的文化认知需求,又要防止对旅游地的文化生态完整性、文化环境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应严禁文化资源的破坏性利用。
三、文化生态旅游开发要点
1.文化生态旅游资源的特性与发掘
文化生态旅游资源包括人类活动作用于周围环境形成的各种人文景观及其形成的特定文化,有物质和非物质之分。物质的人文景观如文物古迹、建筑工程等;非物质的文化吸引物如民风民俗、故事传说等。
总体来讲,文化生态旅游资源蕴涵于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中,自然景观要注重其科学内涵、美学内涵和附会文化资源的充分挖掘,人文景观中的文化发掘则要注重其民族性、艺术性、神秘性、特殊性和传统性。
2.注重原生态,保护旅游地的自然生态环境与文化生态环境
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共同构筑了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只有保护好文化产生所依赖的生态环境,文化的发展才会延续,保护自然环境的多样性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同等重要。开展文化生态旅游,与自然生态旅游相辅相成,充实生态旅游的内涵,使生态旅游变得更加完整。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文化生成的生态特征之一是多样性,保护多样性的生态环境就是在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地域文化的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遵循文化演变规律及发展生态旅游标准来进行文化嫁接和文化保护,其中物质性文化生态资源需要防止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地域文化需要继承发展,需要在相关人力资源方面做必要的投入。
3.文化生态旅游产品系列
文化生态旅游的产品系列主要包括:宗教文化旅游、民俗风情旅游、文物古迹游、寻根谒祖旅游、乡村体验旅游等。
四、玉林都峤山的文化生态旅游开发研究
1.都峤山文化旅游资源概况
都峤山位于广西玉林市容县,是国家AAAA级景区。都峤山是我国道教第20洞天,远在汉代即有刘根、华子期等人入山修道,相传晋朝葛洪也曾在山中炼丹。随着佛教传入中国,都峤山又成为佛教圣地。唐代山中建有相当规模的九寺十三观。灵景寺古时即为海内名寺。其后宋朝又在宝元岩中筑殿塑造和奉祀孔子及其弟子,于是都峤山便成为佛、道、儒三家并兴之地。此外,历代名人赞誉都峤山的诗文很多,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写的广西的游记中,最长那部分就是都峤山游记。都峤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区,发育有秀美、壮丽的丹霞地貌景观,山顶峰丛等地质地貌景观十分典型。
2.文化生态旅游的开发方向
根据文化旅游资源禀赋及其旅游开发现状,都峤山应围绕“三教胜地·丹霞奇葩”的文化主题进行文化生态旅游产品的打造,主导方向包括:努力打造丹霞地貌地质公园;深挖宗教内涵,打造宗教圣地;发掘、修复历史遗留古迹,发展历史文化旅游。
3.文化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
(1)宗教文化生态旅游——挖掘宗教文化内涵,打造宗教圣地
宗教的万物平等、贵生、天人合一、构建人间仙境等观点与实践,既培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心态,还营造成了许多洞天福地,成为今人旅游观光、陶冶情操的生态示范园。①目前都峤山的宗教旅游还只是停留在“看庙拜佛”的层次上,寺庙缺少人气。要改变这种情况,需注重动态参与项目的策划。除开展一般游览活动外,还要开发并形成多种与宗教节日、宗教规仪活动有关的动态参与项目,可以在宗教节日举行不等规模的庙会,组织有兴趣的游客参与参禅、浴佛、食斋、放生等佛事活动,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和文化生态旅游的深入开展。近年,都峤山举办了斋食文化节,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可以说为开发参与项目开了一个好头。
②深挖宗教文化内涵,因势利导,让宗教信徒和民众在旅游中通过外在的他律和内在的自律实现生态环境保护,把都峤山文化生态旅游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2)地质地貌科普旅游——提升景区文化品味,普及科普知识
都峤山要发展地质地貌科普旅游,首先要尽快对都峤山旅游资源开展全面详尽的综合考察,重点在中区和东区,在详尽了解全区的地质地貌水文生物等自然旅游资源的基础上,按照申报地质公园的要求进行全面的旅游规划。都峤山的地质价值主要在于有重要观赏和重大科学研究价值的地质地貌景观。申报都峤山地质公园是把它的科学内容化作重要旅游资源的非常有效的方式,既要为人们提供具有较高品位的观光游览,度假休闲、文化娱乐的场所,又要建成地质遗迹和生态环境的重点保护区,地学研究与科普的基地。
①加强对旅游区工作人员,特别是导游人员的文化素质教育,导游词中可以多穿插一些浅显易懂的地质地貌科普知识;
②结合旅游区建设,对较为重要的地质地貌景观挂牌介绍,使一般散客也能够很方便地了解科普内容;
③开展原始风光考察探险游,目前都峤山旅游资源的开发仅限于其西区和东北区一带,大部分地区还未进行开发,自然环境保持相对原始状态,只要适当选线,劈开荆棘,编排内容,便可以组织“回归自然”原始风光探险考察旅游。
(3)历史文化生态旅游——挖掘历史文化内涵,增多旅游亮点
建于明代的“七十二房井”是珍贵的历史遗迹,但现在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反而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应该尽快将这些古民居妥善地保护起来,并在其旁边修建仿制品,立标识牌介绍古民居的来龙去脉。这样,不仅充实了都峤山文化生态旅游的内容,也能让游客深刻体会先人生活的艰辛,对游客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都峤山文化底蕴深厚,但目前能够展示给游客的只有很少的内容。还需要继续搜集、挖掘先人留下来的珍贵石刻字画、建筑、房舍、古诗文等,以进一步提升旅游活动的文化含量。
共生教育 文化生态学 课程 地方文化
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是一门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研究的新兴交叉学科,是研究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规律的科学。20世纪中叶,美国学者J.H.斯图尔德最早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他首次把文化研究的焦点明确集中到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上,旨在通过对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研究达到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目的。文化生态学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用以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运用生态学透视文化的运动和发展可以发现,人类所创造的每一种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文化及所处的社会环境交流互动中演化发展的,因而,完全可以把文化体系类比为生态系统进行分析、研究。文化生态现象的产生是因为不同地域的人类在长期与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特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致思途径等,是人们基于特定地理条件选择、扬弃、形成的文化。所以不同地域就会产生不同的地方文化。本文研究的文化生态除了文化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发展这一含义外,更强调将人类文化看成是由各个不同文化类型组成的整体,各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在类似自然生态环境的整体文化环境下互动发展。
一、课程领域的文化生态平衡问题并没有有效解决
西方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每天都有大量的物种在地球上消失,后果是使得地球上复杂的生物链遭到致命的伤害。然而,随着对科学的过度崇拜与依赖,工具理性主义大行其道,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地方性的传统文化消失。“一种传统的地方性文化的消失,也许就像一个生物群落里的最不起眼的微生物的消失一样,并不会对整个的生物群落带来影响,但如果千千万万个类似这样的文化都在消失的话,问题就不会那么简单了。”[1]这种消失也会对人类的文化生态带来整体的伤害,使得文化生态失衡。这种文化生态失衡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西方洋节日在我国青少年心目中的地位与影响已大大超过了我国传统节日。很多青少年知道圣诞节的一些节日符号,对端午节、重阳节等节日的文化符号却逐渐淡忘或根本一无所知。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优先考虑使得中国人的节日仅剩下扎堆旅游和消费,最终使国人患上“节日综合症”,身心疲惫的同时,再无暇、无力去理解节日的文化与教育意义之所在。另一方面,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计算机互联网在给人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使得人们之间的情感距离逐渐疏远,手机控、键盘控比比皆是。对键盘的过度依赖使得人们丢掉传统的纸笔书写方式,提笔忘字的现象成了每个人不可避免的一种窘迫。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对中国汉字的生疏以及对每个汉字所蕴含的文化的淡化和遗忘。面对西方科技的迅猛发展,价值理性缺失,这些现象是非常值得忧虑和警惕的。
那么,怎样拯救文化的多样性,弥补这一伤害呢?有的人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这种对自然和文化的伤害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来消除。很显然,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要对付力量所带来的邪恶结果,需要的不是智力行为,而是伦理行为。但是科学对于伦理来说,是属于中立的一种智力工作。所以,科学不断发达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若用伦理上善恶的概念来说,就在于科学是被善用还是被恶用。科学所造成的各种结果,不能用科学本身来根治。”[2]德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指出:“人不是生活在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3]人是符号的动物,或者更确切地说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是人的世界的基本特征。杜威指出:“一切教育都是通过个人参与人类社会意识而进行的,这个过程几乎是出生时就在无意识中开始了,它不断地发展个人的能力,熏染他的意识,形成他的习惯,锻炼他的思想,并激发他的感情和情绪。由于这种不知不觉的教育,个人便渐渐分享人类曾经积累下来的智慧和道德财富。他就成为一个固有文化资本的继承者。世界上最具形式的、最专门的教育确是不能离开这个普遍的过程。”[4]这是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的一段教育信条,这段教育信条中的“人类社会意识”、“智慧”和“道德财富”无疑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因此可以说,“教育即文化和人的互动”[5]。这里的“互动”是指文化对人产生影响的时候,人也作用于文化,文化内化于个体的同时,个体也有外显文化的过程。至于文化对人产生什么影响则取决于文化本身的内容和性质。这就不得不提及什么样的文化应该进入学校课程的问题。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紧接着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提出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一命题。他的回答是自然科学知识最有价值。另外,我们还必须思考一个命题:“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关于什么样的文化应该进入学校课程,历来是教育研究的核心内容。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中,为什么是这种文化而不是那种文化进入到了教育活动?这些问题答案的选择关系到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也会影响到文化的生态平衡。我国新课改以前,由于长期受西方科学主义知识观的影响,地方文化及本土知识经常被排斥在学校课程之外。然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10年有余,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课程内容城市化倾向突出,地方文化在课程中的融入并没有有效落实。也就是说,课程领域的文化生态平衡问题并没有有效解决。
二、加强课程地方文化生态建设的意义
文化生态现象要求课程要有“反映本地、本民族文化特质的教学内容”[6]。具体而言,学校课程要从本地地理环境出发,反映本地、本民族的生活形式、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也就是要有地方化、民族化、本土化的特征。比如,教育部重新修订的2011年版《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明确提出,要对学生进行地方文化有关内容的教学,并给出了活动建议(见下表)。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中的地方文化课程内容及
活动建议[7]
那么,在课程中加强地方文化生态建设有哪些意义呢?
1.有利于继续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10多年来,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然也不乏教训。随着新一轮课标的修订,改革将继续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强调,积极开发并合理利用校内外各种课程资源。学校应广泛利用校外各种社会资源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在有效实施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情况,寻求将学校的传统和优势与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对接,开发出适合本校学生的课程,以文化生态的视角研究地方文化与课程的关系,有效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贯彻与实施,弥补10余年新课程改革的不足,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继续深入发展。
2.有利于凸显学校特色,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增强我国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与传统教育,将提高质量作为新的教育发展观,将内涵发展作为教育的关注重心,要使学校有特色地发展,提高办学水平。全面深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有效落实新的课程方案。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开发并实施丰富多样的选修课,使学生有更多选择的资源和机会,促进他们全面发展、有个性的发展。因此,将地方文化融入学校课程,不仅能够引导学生了解透视校外的各种社会问题与文化现象,而且能够提高学生自觉汲取地方文化真谛的意识与能力。鼓励学生参与民间文化艺术的拯救与传承,让学生提出对有特色地方文化创新的建议,可以防止千校一面、千人一面,有利于学校办出特色,以及学生个性化的发展与人格的完善。
3.有利于厘清一个区域地方文化的种类和内容
我国的地方文化种类繁多,类型多样,一个区域的地方文化一般包括当地方言、风俗、宗教、价值观、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等因素。方言可以研究当地语言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方言的特征以及方言的流变与分支等;风俗所涉及的文化内容最为丰富,也是目前课程与地方文化结合的主要因素。风俗所涉及的范围几乎关乎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社会领域主要包括家族、亲族、家庭、人生礼仪和岁时节日等诸多内容。物质领域包括民居、饮食、服饰、交通、生产、贸易、工艺制作等诸多内容。精神领域包括禁忌、巫术、占卜、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叙事诗歌、歌谣、谚语、民族音乐、舞蹈、美术图腾等。在课程中加强地方文化生态建设有利于厘清一个区域地方文化的种类和内容,为学校利用开发地方文化课程资源奠定基础。
4.有利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应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应该以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充分研究地方文化与课程的相互关系,充分发挥师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开发各种类型的地方文化类学校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河南省开发了一系列以“省情”为主题的地方课程,在配套教材中创造性地安排了两个卡通形象――小象“豫豫”和“龙博士”。在每册正文前有两段“豫豫”和“龙博士”的开场白:
我叫豫豫。“豫”是河南的简称,相传在远古时候,河南气候湿润,森林茂密,大象成群,人们依人牵象的形状创造了“豫”字。你别看我只是一只调皮的小象,我最爱动脑子啦。我会提出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也许正是同学们的困惑,或者说是同学们想要问的问题,或者是想要说的话题。同学们可跟随我的提问去学习与思考。我愿与同学们一起成长。
我叫龙博士。河南是龙的故乡,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省情教材里,我是知识渊博的化身,我会随着豫豫的提问向同学们介绍很多知识,还会帮助同学们学本领,长见识。你有什么疑问、困惑,请跟我来,我愿做同学们的好朋友。[8]
在每册课文中以“豫豫”提问、“龙博士”回答的形式穿插了一些地方文化的知识内容。
比如在七年级用的教材中有这样一则内容:
“豫豫”问:“逐鹿中原”是什么意思?
“龙博士”答:史书上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后来用“逐鹿”比喻争夺统治权或追逐名利富贵,用“逐鹿中原”比喻争夺天下,并且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河南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因此也遭受了无数的创伤和灾难。[8]
《河南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设置方案(试行)》明确提出,省情教育要使学生广泛了解河南的历史、地理、民族、文化艺术以及河南省的社会发展等内容,发展学生的历史意识,形成对现实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培养学生爱家乡、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河南省开发的以“省情”为主题的地方课程,塑造了小象“豫豫”和“龙博士”两个卡通形象,以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对当地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进行了有效的地方文化宣传与教育,对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共生教育理念下加强课程地方文化生态建设的策略
加强课程地方文化生态建设,就必须从文化特色和具体情况出发来开发课程。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运用“共生教育”的理念。共生教育“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将自然与人文的独特基因融入现代化的潮流,抓住独特的自然与文化促成‘人’的发展。这个理念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人类自身的生长同外部世界的良性发展形成一个共生互补的系统。另一个问题是在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相处及对待自己的文化和现代化发展这些问题中形成的文化‘共生’”[9]。这样看来,“共生教育”包含自然“共生”和文化“共生”两个方面,“文化”共生要求我们在尊重和保存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教育,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而不应简单地以现代化取代传统。在共生教育理念指导下,加强课程地方文化生态建设,需要构建“全员参与”的民主合作机制,使政府、学校、科研机构和社区各种力量为了孩子的明天共同承担责任,积极实施卓有成效的行动。
1.政府要转变文化资源的“经济思维”为“人文思维”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卦・彖传》)就是说,文化是关乎人文的。而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将当地的文化资源视为“摇钱树”,“经济思维”浓厚,将文化资源仅作为赚钱的工具,可谓是舍本逐末。“我们现在开始保护,更多的是炒作,是要变成财富,成为地方赚钱的经济发展点,这种认识不正确。”[10]因此,政府部门需要转变文化资源的“经济思维”为“人文思维”,回到文化的本体功能上来,注重文化的教育性、人文性。
2.教师和学生一同参与当地文化课程资源的调查与开发
首先,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对家乡的各种文化课程资源进行调查,尤其是要注重人文历史、民间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使学生从认识家乡文化开始,逐步树立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理想信念。其次,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教师和学生还可以合作完成对家乡地方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这个开发过程可以使学生进一步认知和理解家乡地方文化,从而促进个性的发展。当然,在地方文化课程资源的调查与开发过程中教师不但要注意引导学生“知其然”,更应该注意让学生思考“其所以然”,加强地方文化与区域地理、历史、人文的因果关系研究以及不同地方文化的对比研究。
3.寻求与高校科研机构的有效合作
高校科研机构本身具有服务社会的职能。教师在进行课程研究与开发时,离不开专家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指导,双方可以谋求建立伙伴性合作关系,主要是以项目为依托,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构建一种有效的合作机制。
4.注重对社区资源的有效利用
很多教师在寻求可开发的课程资源时目光狭窄,只盯着学校内部,对拥有丰富课程资源的社区往往视而不见。因此,教师必须转变观念,争取社区的支持与帮助。当然,为了调动社区合作的积极性,学校需要设法通过课堂教学、为社区的成人教育提供场地和师资等方式获得当地社区的积极回应,从而为有效利用社区文化资源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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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2]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苟春生,译.北京:国际文化交流公司,1984.
[3]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4] 赵祥麟,王承绪.杜威教育名篇.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5] 周作宇.教育:文化与人的互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4).
[6] 和学新.课程:教育文化选择.教育理论与实践,1997(3).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8] 河南教育报刊社.河南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读本:省情・礼仪(七年级).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9] 张诗亚.发展民族特色职业教育促进民族共生教育体系建立.民族教育研究,2013(1).
一、文化生态旅游的概念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文化生态旅游的探讨比较少,其概念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黄安民等(2000)提出,文化生态旅游是以了解旅游目的地文化与历史知识,学习、研究、考察、欣赏特定的文化景观,促进区域文化特色的保护和区域文明程度的提高,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以使旅游者获得文化教益的一种专门层次的旅游活动。刘少和等(2004)则认为,文化生态旅游是以与自然、社会环境和谐一致的文化生态资源为体验对象,旅游活动各方需要承担责任和义务的旅游形式或产品,是生态旅游的新发展和文化旅游的特殊形式。刘清泗等(1999)把文化生态旅游视为生态旅游的一种,将其定义为:用当地的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要以保护当地的文化资源为主要目标,与生态建设相结合,开展旅游活动。在此基础上,获取最大的经济收益,通过反馈机制进一步促进文化资源的保护和生态环境的建设。
上述三个概念对文化生态旅游的表述和理解有着明显的差异,第一个概念着重强调了出游目的是体验旅游地文化,而第二个则强调了旅游活动与旅游地自然、人文环境的和谐,第三个则提出以保护旅游地文化资源为主要目标。综合以上观点,笔者把文化生态旅游定义为:以与自然、社会环境和谐一致的文化资源为体验对象,以旅游者、旅游地和谐相处,保护区域的文化多样性与文化生态平衡为目的,使旅游者获得文化体验的一种较高层次的旅游活动 。
二、文化生态旅游开发的原则
1.体现地域特色
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条件,其文化景观必然带有浓厚的地域特
色,同时在一定的地域背景人们形成了特定的世界观、生产生活方式和习俗,如人际交往习俗、服饰、饮食习俗、住居习俗、建筑习俗、婚嫁习俗等等。旅游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行为,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旅游者的出游动机往往是追求一种文化的认同或者文化的差异。因此,旅游产品只要能够把地域文化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对旅游者就会有吸引力。
2.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原则
在充分考察和分析旅游地旅游文化全貌的基础上,提取其精华,以旅游文化的精髓为开发突破口,实施有重点、带动效应显著的开发策略;对初具特色的旅游文化进一步转化、优化、深化,提高其产品档次和素质;对旅游文化中尚未引起重视,但又具有深厚潜力的资源,应加大开发力度,使之脱颖而出。
3.旅游者与旅游地和谐共处原则
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对环境的利用与影响是通过文化的作用而实现的,人类的文化越发达,人对环境的利用越广泛,其影响也就越大越深入,文化生态系统内部各种文化要素与自然环境之间有着固有的联系,系统内部有着独特的物质和信息流及系统的反馈调控机制。旅游产品的开发必须遵循文化生态学原则,要有利于文化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良性发展,要实现旅游者与旅游地的和谐共处。在这个和谐的大系统里面,旅游者、旅游经营者、旅游地居民、政府各自都有应担负的责任和享有的权利。
4.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原则
发展文化生态旅游是以保护旅游地文化资源为主要目的。开发的旅游产品既要满足游客的文化认知需求,又要防止对旅游地的文化生态完整性、文化环境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应严禁文化资源的破坏性利用。
三、文化生态旅游开发要点
1.文化生态旅游资源的特性与发掘
文化生态旅游资源包括人类活动作用于周围环境形成的各种人文景观及其形成的特定文化,有物质和非物质之分。物质的人文景观如文物古迹、建筑工程等;非物质的文化吸引物如民风民俗、故事传说等。
总体来讲,文化生态旅游资源蕴涵于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中,自然景观要注重其科学内涵、美学内涵和附会文化资源的充分挖掘,人文景观中的文化发掘则要注重其民族性、艺术性、神秘性、特殊性和传统性。
2.注重原生态,保护旅游地的自然生态环境与文化生态环境
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共同构筑了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只有保护好文化产生所依赖的生态环境,文化的发展才会延续,保护自然环境的多样性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同等重要。开展文化生态旅游,与自然生态旅游相辅相成,充实生态旅游的内涵,使生态旅游变得更加完整。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文化生成的生态特征之一是多样性,保护多样性的生态环境就是在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地域文化的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遵循文化演变规律及发展生态旅游标准来进行文化嫁接和文化保护,其中物质性文化生态资源需要防止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地域文化需要继承发展,需要在相关人力资源方面做必要的投入。
3.文化生态旅游产品系列
文化生态旅游的产品系列主要包括:宗教文化旅游、民俗风情旅游、文物古迹游、寻根谒祖旅游、乡村体验旅游等。
四、玉林都峤山的文化生态旅游开发研究
1.都峤山文化旅游资源概况
都峤山位于广西玉林市容县,是国家AAAA级景区。都峤山是我国道教第20洞天,远在汉代即有刘根、华子期等人入山修道,相传晋朝葛洪也曾在山中炼丹。随着佛教传入中国,都峤山又成为佛教圣地。唐代山中建有相当规模的九寺十三观。灵景寺古时即为海内名寺。其后宋朝又在宝元岩中筑殿塑造和奉祀孔子及其弟子,于是都峤山便成为佛、道、儒三家并兴之地。此外,历代名人赞誉都峤山的诗文很多,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写的广西的游记中,最长那部分就是都峤山游记。都峤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区,发育有秀美、壮丽的丹霞地貌景观,山顶峰丛等地质地貌景观十分典型。
2.文化生态旅游的开发方向
根据文化旅游资源禀赋及其旅游开发现状,都峤山应围绕“三教胜地·丹霞奇葩”的文化主题进行文化生态旅游产品的打造,主导方向包括:努力打造丹霞地貌地质公园;深挖宗教内涵,打造宗教圣地;发掘、修复历史遗留古迹,发展历史文化旅游。
3.文化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
(1)宗教文化生态旅游——挖掘宗教文化内涵,打造宗教圣地
宗教的万物平等、贵生、天人合一、构建人间仙境等观点与实践,既培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心态,还营造成了许多洞天福地,成为今人旅游观光、陶冶情操的生态示范园。
①目前都峤山的宗教旅游还只是停留在 “看庙拜佛”的层次上,寺庙缺少人气。要改变这种情况,需注重动态参与项目的策划。除开展一般游览活动外,还要开发并形成多种与宗教节日、宗教规仪活动有关的动态参与项目,可以在宗教节日举行不等规模的庙会,组织有兴趣的游客参与参禅、浴佛、食斋、放生等佛事活动,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和文化生态旅游的深入开展。近年,都峤山举办了斋食文化节,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可以说为开发参与项目开了一个好头。
②深挖宗教文化内涵,因势利导,让宗教信徒和民众在旅游中通过外在的他律和内在的自律实现生态环境保护,把都峤山文化生态旅游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2)地质地貌科普旅游——提升景区文化品味,普及科普知识
都峤山要发展地质地貌科普旅游,首先要尽快对都峤山旅游资源开展全面详尽的综合考察,重点在中区和东区,在详尽了解全区的地质地貌水文生物等自然旅游资源的基础上,按照申报地质公园的要求进行全面的旅游规划。都峤山的地质价值主要在于有重要观赏和重大科学研究价值的地质地貌景观。申报都峤山地质公园是把它的科学内容化作重要旅游资源的非常有效的方式,既要为人们提供具有较高品位的观光游览,度假休闲、文化娱乐的场所,又要建成地质遗迹和生态环境的重点保护区,地学研究与科普的基地。
①加强对旅游区工作人员,特别是导游人员的文化素质教育,导游词中可以多穿插一些浅显易懂的地质地貌科普知识;
②结合旅游区建设,对较为重要的地质地貌景观挂牌介绍,使一般散客也能够很方便地了解科普内容;
③开展原始风光考察探险游,目前都峤山旅游资源的开发仅限于其西区和东北区一带,大部分地区还未进行开发,自然环境保持相对原始状态,只要适当选线,劈开荆棘,编排内容,便可以组织“回归自然”原始风光探险考察旅游。
(3)历史文化生态旅游——挖掘历史文化内涵,增多旅游亮点
建于明代的“七十二房井”是珍贵的历史遗迹,但现在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反而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应该尽快将这些古民居妥善地保护起来,并在其旁边修建仿制品,立标识牌介绍古民居的来龙去脉。这样,不仅充实了都峤山文化生态旅游的内容,也能让游客深刻体会先人生活的艰辛,对游客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都峤山文化底蕴深厚,但目前能够展示给游客的只有很少的内容。还需要继续搜集、挖掘先人留下来的珍贵石刻字画、建筑、房舍、古诗文等,以进一步提升旅游活动的文化含量。
4.文化环境保护的内容
旅游者在旅游区内的文化体验并不是凭空想象,而是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如果文化物质载体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或消失,文化延续所需要的条件就不再满足,从而体现的文化就会有不等程度的流失。都峤山属于丹霞地貌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加强对文化载体的保护就更具实际意义,具体的保护对象有:
(1)植被与水体:植被与水体是丹山碧水、绿树鲜花组合景观的重要要素,都峤山生态环境较为脆弱,一旦破坏就很难恢复,故植被与水体的保护就非常重要;
(2)地质地貌景观:是最能体现都峤山丹霞地貌美学、科学价值的物质载体;
(3)文物古迹:如“七十二房井”、寺庙等;(4)具有当地特色的民居、生产生活方式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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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和 张伟强:文化生态旅游发展中的矛盾及其克服[J].思想战线,2004,3(30):122-125
刘清泗 刘 敏:易县旅游文化生态的特点及开发研究[C].全国第14届旅游地学年会暨长白山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战略研讨会,1999.7
彭 华:关于旅游地文化开发的探讨[J].旅游学刊,1998(3):43-46
关键词:产业生态化;电子信息产业;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04025303
1国外产业生态化研究进展
产业生态的概念最早起源于1969年美国学者罗伯特·艾尔斯提出的“产业代谢”理念。罗伯特·弗劳什和尼古拉斯·盖洛普受罗伯特·艾尔斯“产业代谢”理论的影响,在1989出版的《可持续工业发展战略》一文中对“产业生态学”的概念明确了定义。他们认为产业生态学是一种用一体化的生产方式代替过去简单的传统生产方式。在传统的工业生产活动中,每一道工序都区别于其他工序。传统的工业活动应当转换为完整的产业生态模式,实现能源和物质循环得到最优化、废弃物产出的最小化以及工业流程中废料的循环利用。
产业生态学是一门刚刚兴起的综合性、涵盖多学科范围的应用科学。目前对于产业生态学的定义还未达成共识。
保罗·霍肯(Paul Hawken)1993年在《商业生态学》中将产业生态定义为一种人工生态系统,能提供大规模、整合的管理工具来设计产业结构,使得与生态系统相互联系。埃尔克曼Erkman(1997)指出,产业生态是一种以研究产业系统如何运作、规制以及与生态圈的相互作用,在我们对生态系统的认知的基础上,对产业自身进行调整,实现同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理论。国际电力和电子工程研究所在2000年指出:产业生态学是一门研究产业系统与经济系统以及同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一门具有可持续能力的学科。《产业生态学》杂志主编Lifset(1997)指出:“产业生态学是一门迅速发展的系统科学分支,它从局部、地区和全球三个层面上系统地研究产品、工艺、产业部门和经济部门的能流和物流。”
国外在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化研究和实践较早,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生态化市场机制。需要企业自觉完成的主要机制有:产业结构调整、产品结构优化、绿色技术开发以及资源循环利用、污染控制等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信息产品尖端核心技术的开发、低污染高附加值的软件业逐渐占据重要地位。
在产品设计方面,国外的公司注重尽可能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及易于回收再利用。在电子垃圾资源化研究方面,欧美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电子垃圾回收体系。丹麦的卡伦堡共生体是工业共生体的成功典范。美国生态工业园的发展也较早,截至2005年,美国已经建立了近20个生态工业园,加拿大接近40多个生态工业园区。
2国内产业生态学研究进展
我国产业生态化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产业生态化”一词最早出现在刘则渊(1994)的《产业生态化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一文中。刘则渊提出所谓产业生态化就是把作为物质生产过程为主要内容的产业活动纳入到大生态系统中,把产业系统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置于大生态系统物质、能源的总交换过程中,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国内很多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集中研究产业生态系统这一领域。从不同的角度对产业生态系统理论知识作了补充,对推动我国产业生态化系统研究具有深远意义。
2.1产业生态化内涵的研究进展
张文龙、邓伟根认为产业生态化是当今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是产业生态学理论指导下具有的高层次形态。通过模仿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闭路循环模式以及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调整生产活动,实现产业系统的生态化,目的是为了达到资源循环利用,零废弃物排放,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孔令丞、谢家平认为产业化是一种渐进的过程,是产业的反生态性特征日趋削弱生态特征逐渐加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为产业系统创造一个新的范式,将人造系统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模式中,逐步实现由线性(开放)系统向循环(封闭)系统转变。樊海林、程远(2004)在《产业生态——一个企业竞争的视角》一文中指出,产业生态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用以研究产业系统和自然系统互动关系的系统研究方法(思想、学科),认为产业生态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倡导一体化的循环观念。在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以及经济系统内部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互为整体的。物质循环应贯穿于整个产业生产活动中,例如产品原材料的使用,加工生产、包装,以及废物处理的全部过程。②由线性的粗放型增长系统向循环封闭系统转变。也就是说,其中一个产业的废弃物可以作为另一个产业的生产材料。这是一种模仿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③优化资源生产率为目标,这个概念适用于所有企业。④实现不同产业间的资源共享,例如生态工业园区的构建。总体来说,产业生态化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性选择,是指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 运用生态、经济规律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来经营和管理传统产业, 以实现其社会、经济效益最大, 资源高效利用, 生态环境损害最小和废弃物多层次利用的目的。它的本质是把资源的综合利用与环保结合在一起的产业发展过程, 要求所有的产业都要符合生态、经济规律的要求。
在构建产业生态化上,国内著名的生态学者王如松提出产业生态管理的5种方法:生命周期评价(面向产品环境管理);产品生态设计(面向绿色产品开发);生态产业园规划(面向区域的规划);生态产业孵化(面向生态产业开发);生态管理(面向可持续发展)。其中我国沱牌集团是全国建立的第一个酿酒工业生态区,该工业注重生态规划,避免交叉污染;将生态理念纳入集团的成产经营模式,收效可观。孟祥东、李东升认为产业生态化的本质并不是局限于寻求环境保护,而是寻找一条适合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在理论层面来说,产业生态学以生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是转化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型方向转变的研究过程。在制度层面来说,他认为政府行为在产业生态化中扮演着束缚产业行为的重要角色,规范政府在产业行为并赋予更多的责任。在文化层面来说,他认为转变人类思维方式成为首要问题,进而决定了人们处理经济行为的态度。丁继锋认为产业生态化并不仅仅关心对资源和保护的问题,而忽视经济的发展的重要性。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产业行为可持续发展,为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他注重充分利用产业废弃物,以较低的成本回收废弃物来代替原有的投入资源,提高产业的经济利润。产业生态化实质上避免了资源匮乏的困境局面。而且他还提倡构建生态工业园,运用生态学中“共生”的原理,通过加强交流合作,既减轻了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又能节约资源,使得不同产业间相互依存、互惠互利。
在产业面临的问题上,黄志斌(2000)分别从经济学和政府公共管理角度进行分析,阐明首先是市场失灵导致企业外部资源达不到优化,其次是许多环境资源公共化导致价格扭曲、资源廉价或是无价,弱化了厂商开发高效、低耗、低能源的绿色消费产品。厉无畏(2008)谈到中国产业生态化发展,其路径从产业系统内部、制度方面、生产技术和工艺方面实现产业与环境的高度统一;加强法律和经济手段,将产业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植入产业政策全过程;推广环境无害化技术和环境友好技术,降低物质消耗和交换。
2.2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化的研究进展
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化,就是依据生态经济学和循环经济的原理,运用生态、经济规律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来经营和管理电子信息产业,以实现其社会经济效益最大、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损害最小和废弃物多层次利用的目标。
在理论层面上,袁增伟等(2009)针对电子信息产业存在的具体污染问题,将产业生态化内涵应用于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中,提出构建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化模式。首先对产品结构进行调整,以技术创新提高电子信息产业处理污染物排放的能力。其次是行业布局优化和规模整合;实施信息化和数字化战略;袁增伟等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倡导建设企业生态文化,以及产品回收责任制度。最后应当加强企业供应链的生态化管理,从绿色原料、环境设计等方面进行阐述。阎兆万(2007)在《电子信息产业环保发展战略研究》中提出以“深绿色”环保战略纳入电子信息产业生产过程中,形成具有规模化、效益化的环保型产业。它考虑是一种系统地解决产业活动同生态环境、社会、资源的关系,大力推广资源节约型的结构体系,并在全社会建立“深绿色”文化,引导生产者、消费者共同维护电子信息产业良好发展。
在技术层面上,高丽霞(2009)在《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环境效应分析》一文中通过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模拟电子信息产业对未来环境造成的影响,设计了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环境影响系统流图。在图中得出的结论如下: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应该更注意改进废弃物的处理技术,通过长期提高废水达标率和固体废弃物的利用率意义是重大的。蒋国瑞、高丽霞(2010)在《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生态效益评价体系构建与应用》一文中根据电子信息产业物质流的分析构建生态效益评价体系,即资源消耗、能源利用、污染物排放、环保投资的一级指标,另外还包含15个二级指标,得出能源消耗是影响生态环境最重要的因子。
在构建生态产业园方面,我国起步较晚,截至2005年底,我国生态工业园示范园区累计15个。在实践方面,我国生态产业园建设重心转移到物质闭路循环和废物利用方面,却忽视了减量化生产这一原则,对产业生态化的本质缺乏充分的认识。
3关于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化研究的思考
和展望由于产业生态学本身的复杂性、综合性和跨越性。产业生态学的概念还未达成共识,仍然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之中。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出,国外对于电子信息产业化研究早于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化方面的资料很少,基本理论和方法研究比较少。但是整体来说,都没有提出较为完整的生态化产业理念。在生态产业园区的建设方面应当将减量化生产放在首位,从更深层次来构建生态园区。笔者认为技术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唯一法宝,最重要的是转变人类的价值观,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化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应当向微观设计和宏观决策两方面发展,未来的产业生态构建方面,运用社会生态学的相关理论,从立法角度、企业生态责任以及责任制度延伸、构建生态文明、建立社会公众监督机制为切入点,研究人类生产活动和消费行为,共同推动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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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孔令丞,谢家平.产业生态化——人工产业系统的生态性回归[J].前沿论坛,2005(4):47.
[3]王如松.产业生态学和生态产业转型[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0(5):24.
[4]袁增伟,毕军,杨洁,等.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化研究及其应用[J].产业观察,2004(S1):162.
[5]樊海林,程远.产业生态——一个企业竞争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04,(3).
[6]厉无畏.中国产业生态化发展的实现途径[J].绿叶,2008(12).
[7]张文龙,邓伟根.产业生态化: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必然选择[J].社会科学家,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