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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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范文

一、教学改革的缘起和迫切要求

本着科学发展观的指导，高校教学改革工作持续进行，文化产业管理作为一门新兴的专业和学科，无论是从自身的专业特点、课程特点，还是面对对象的年轻化特点来看，其对教学方式的改革和创新要求更加严格。

(一)专业特点

文化产业的发展催生了文化产业学科的发展，同时也对文化产业课程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传媒大学范周教授认为，虽然全国大大小小有文化产业专业的学校超过700所，但是我们目前的人才培养也很落后，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进行一场学科建设的革命，不能用传统学科的思维来面对文化产业。信阳师范学院关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培养方案正是结合当前实际情况而不断完善的。以信阳师范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培养目标来看，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旨在培养掌握文化产业经营管理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能够在文化产业管理机构、文化事业单位、文化产业经营企业以及文化市场，从事文化管理、文化创意、文化产品营销、文化经纪、文化活动策划等工作的应用复合型人才。此外，在培养规格里，提到该专业为应用较强的专业，要求学生掌握文化产业管理、文化市场营销、会展策划与管理的原理和方法，熟悉国家文化产业政策法规，了解国际国内文化市场的历史与现状及文化产业发展规律，有较强的文化市场公关、调研、开拓、决策能力，科学管理能力和科研能力;专业基础知识扎实，具备一定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素养，有较强的创新能力。无论是培养目标还是培养规格，作为新兴的专业，文化产业管理不仅强调学生要掌握专业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而且还要在了解行业前沿的前提下，具有调查研究、开拓、决策、整合、创新和写作等较强的应用能力。

(二)课程特点

我校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课程结构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部分，必修课占总学分的68%，选修课占总学分的32%。其中，选修课又分为专业拓展平台课和素质拓展平台课。《河南文化产业研究》这门课，属于素质拓展平台课，于第二学年秋季开设。共18周36个课时，课外学时两周。本门课程是对河南文化产业的全面研究，主要从文化资源、行业分类、地区分布等方面，综合讲述河南文化产业的发生和发展，旨在让学生了解河南文化产业，具体包括文化政策法规、历史和现代文化资源、文化产品与服务、文化市场供求与交易，熟悉行业整体概况和代表;分析比较(不)同行业和地区的产业发展现状，评估预测其发展走势;结合调查实践、组织考察、调查，引导创意，具体形成自己的创意或决策。对学生在收集整合资料、调查研究等方面的能力要求较高。不同于通识教育和学科基础及专业基础平台课程，在通过三个学期的通识、专业和学科基础平台课程的学习和训练之后，学生已经初步具备团队协同学习和研究的素质与能力，该模式的创新开展，更加有利于学生专业素质的拓展提高。

(三)学生的特点

文化产业管理近三年的新生基本都是“90后”一族，“90后”已经成为大学生的主体，了解他们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和保证。从大二到大三的学生，是大学生活全面发展和深化的时期，这一阶段他们思想活跃，兴趣爱好广泛，独立能力和自我意识能力增强。和之前的学生相比，他们一方面对新生事物具有更大的好奇心和接受能力，喜欢寻求刺激、追求新鲜感，另一方面，他们也更容易产生对落后事物的厌倦和传统的质疑。他们又是在网络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普遍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思维活跃、创造性强。经常求新、求变，不能安于现状。并且善于从网络上接受新信息、学习新东西。此外，90后大学生又是伴随着我国教学改革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大学生，她们不喜欢传统的一对多的教学形式和满堂灌的课堂教学，但是，对于完全独立自主的学习又有普遍的惰性。针对以上情况，结合专业、课程和学生三方面的特点，依据国家相关精神和教育政策采取合适的教学方式是本门课程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中，高等教学改革始终是主要内容之一。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依据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确保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是本次教学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

(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对于高校教学来说，教学方法应该随着时代和现实条件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和提高。《河南文化产业研究》课程属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这一新兴事物，它以河南文化产业十几年来的发生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文化产业本身涉及到传媒、出版、影视、广告、网络、动漫、旅游、会展等众多领域，学科交叉性非常强，对河南文化产业的研究其实就是对整个文化产业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对学生收集、整合资料、提炼主题、创新观点、团队协作等方面的能力要求较高。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的开展能够从以上几个方面充分训练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助于培养目标的实现。

(二)确保以学生为主体的指导思想

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便有一些学者提出教育“以人为本”的先进理念。课堂教学改革的核心是以学生为本，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体会学习的乐趣，而老师则发挥启智导学的作用。从世界教学改革成果来看，无论是国外的发展教学法、发现教学法、范例教学法、自治教学法、快乐教学法、参与交学法，还是国内的研究型教学、渗透教学法、三主原则、异步教学论、自学辅导法等都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想方设法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挥学习主人翁的主动作用。从这点来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改革与世界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三)具体改革形式以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培养方案为依据

本次教改活动各个环节的具体细节以本院制定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培养方案》为指导。方案强调该专业应用性较强，要求毕业生应获得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如掌握文化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社会科学等现代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和政策;有初步的科研和质量评价能力;有从事调研、写作、文化管理、文化创意、文化产品经营和文化上传运筹的实际工作能力。从教材的选择和征订、教学形式及考试方式的创新，整个教学过程都参照培养方案而来，较为全面地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三、教学改革的内容

本次教学改革面向我院2011级文化产业管理班全体学生，共计128人。他们正处于大二下学期，学习积极性较高。同时作为90后，他们对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有效的学习方法追求也较高。此次教改工作从教材入手，改变传统教学中的老师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师生任务有不同分工。

(一)教材

文化产业今年新兴专业，而河南文化产业开始兴起至今也不过近10年之事，所以，2011级之前，河南文化产业研究这门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并没有征订教材。教学内容主要依靠教师大量收集相关资料整理而成，以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在课堂展示和讲授。这种情况下，每周两节课的时间安排对教学任务的完成来说明显过于紧凑，所以，不可避免在教学过程中会出现满堂灌的情况。鉴于对这种情况的改善，我为2011级学生征订《河南文化解读》作为参考教材，督促他们以此教材所介绍的内容为基础，展开对河南文化资源及其相关产业的学习。为课堂互动和讨论争取时间。

(二)师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门课程以往的教学，由于受课堂内容的制约，没有逃出全程、单纯“一对多”的课堂形式。这种形式之下很难贯彻以学生为本的指导思想，不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新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本，关注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在全部18周的课程中，教师用时不超过10周，学生用时不少于8周。在时间上充分保证改革的需要。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地位，其引导作用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主要任务首先是负责铺面，铺河南文化产业之面，包括河南的文化资源、文化产业政策、行业发展情况等。其次是介绍学习和研究文化产业的方法，然后是明确学生需要完成的内容，并负责制定汇报环节的评分标准，并监督评分。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的主体性得到较好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学生自我分组，可以根据兴趣爱好、研究专长等自由组建研究团队。避免了老师按照宿舍或者学号顺序硬性分组带来的弊端，有利于学生充分利用自己的兴趣、施展自己的专长。其次，各研究团队研究内容的选择不受老师的影响，只要是在河南文化产业的范围内，无论是资源、政策、融资、行业、区域对比、正反面案例等，什么都可以选。再次，在研究报告形成之后，每组派出一到两个学生在课堂上向全体师生研究成果，可以采用多媒体互动的形式进行，并接受台下师生的提问，形成有效互动。最后，每个团队派出一名组员，组成研究成果展示效果评议小组，依据老师制定的评分标准，对每个团队的展示效果进行打分，去掉最高和最低分后相加取平均分为本环节最终成绩。

(三)师生在课程中的主要任务

教师方面，如上文所言，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引导作用，主要任务为铺面、介绍研究方法和相关理论，组织研究成果的课堂汇报，制定评分标准，监督评分工作等。在不超过10周的时间内，全方面多角度的向学生展示河南文化产业的发生和发展，介绍与学科、行业相关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前沿信息，引导学生对其中的点进行深入的团队研究。组织学生进行课堂汇报研究成果，并制定评分标准，监督评分过程。学生方面，其主要任务包括分组、选择研究内容、用研究报告和课堂展示两种形式研究成果、成立评议小组对汇报效果打分评价。以上诸多任务都要求学生团队自主完成，充分发挥其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此外，在学期结束阶段，老师负责组织卷面考试，学生以个体为单位各自独立完成试题。以上具体措施，把传统的“一对多”的课堂教学模式，无形中演化成了“多对多”，其实质则是在教师引导下的学生自我学习和提高。

四、改革效果

本次教学改革，以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等先进理念为指导思想，一切过程以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为出发点，得到了全体学生的认可。无论是在学生积极性提高方面，还是最终的学习成绩以及师生关系方面都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

(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普遍提高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对选题的主动性和对课堂汇报的积极性都出乎预期。学生对研究内容的选择充分体现了年轻一代的开放视角，他们不仅对古都、民俗、钧瓷等传统文化资源相关产业内容感兴趣，而且对演艺行业中的魔术、茶文化产业中的茶艺、及饮食文化中的老字号等也较为关注。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有的学生以清明上河园主题公园和文化产业科技园区为研究内容，能够抓住旅游及科技与文化产业的结合，思考文化产业升级转型等较为前沿的学科问题。在课堂汇报阶段，同学们更是尽情施展团队创意，研究茶文化产业的同学会身穿旗袍，把茶艺表演带进课堂;研究赵庄魔术的组会现场给同学们表演一场魔术;还有的组自己制作一小段视频辅助课堂内容。听他们的课真的让台下的我们体会到“课堂有限，创意无限”。

(二)学生期末总成绩普遍较好

《河南文化产业研究》为考试课，满分100分。课堂汇报环节占20分，研究报告10分，期末考试试卷70分。三种形式的赋分，不惟试卷论，也不惟表达论，较好地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特长。课堂汇报成绩总分20分，由学生评议小组自主打分，从结果来看，最低11分，最高18分，分数区别较大。较好的考察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尤其是研究和表达能力。研究报告部分，学生成绩区别不大，一般7－9分不等，反映出学生在资料搜集、论文整合、文字表达等方面差距不大。试卷部分，本次考试围绕《河南文化产业研究》教学大纲和专业实际出题，突出重点，检验了学生识记并运用知识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试题设计科学规范，题型多样，能较好体现对学生基本理论、知识、技能及创新能力的考察。从卷面成绩来看，60－69分14人，70－78分29人，79分以上85人占总人数的66%，90分以上26人，经学校试卷分析系统分析，符合各项指标范围。三项成绩汇合总分结果是90分以上有5人，80－89分有73人，70－79分40人，60－69分有10人。对比各项变化数据可以得出，此种教学和考试分值改革方式不仅能考察出学生传统的识记和书面表达能力，还能更好的考察出他们的实践和创新能力，成绩也比以往的单纯卷面成绩定乾坤的局面更有说服力，能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的。

(三)师生关系进入新境界

几年来的教学经验让我体会到，在一定程度上，学生对课堂的参与程度影响着师生关系的良性发展。由于之前的课程中没有征订教材，课堂上教师一般都是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尽可能多的传达给学生河南文化产业的信息。课堂上，学生主要在消化老师所讲，对课堂内容的参与程度较小。由于没有教材，不能事先预习，师生之间的互动环节也不甚理想。有限的课下交流也不能弥补课堂上现场互动和参与的不足。新的教学模式下，学生一切自主，全程参与，不仅时刻走在课堂的前面，在汇报环节还能引领课堂。课下交流时间增多，交流的深度和多样性大大超出之前，师生关系在交流的火花中更加良性。特别是学生在搜集资料和课堂汇报的环节，因为角色的暂时互换，更能体会到老师在平时克服的困难和付出的努力。

五、教改启示

第2篇：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本土文化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14）03-0051-03

【作者简介】张莉，（1973-），女，安徽固镇人，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访问学者，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管理科学系副教授。

教育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并且受制于整个文化传统的。迄今为止， 还没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学前教育学， 也没有普适性的学前教育学，不管哪个国家的幼儿教育都是建立在其特定的文化土壤之上的。因此，进行民族化和本土化的教育研究是建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学前教育的根本路径。为此，笔者对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学前教育进行了相应的调查与研究。

一、本土文化及其教育价值

贵州黔南地区民族众多，以布依族、苗族、水族为主，聚居着30多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54%，居住在州境内的水族占全国水族人口的60%以上。黔南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民族风情古朴典雅，婚嫁丧葬习俗各具特色，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这里有苗族的语言、服饰、芦笙舞，有布依族的山歌、铜鼓、蜡染，还有水族被誉为古文字“活化石”的水书和剪纸等。当地的民族文化产生于少数民族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发展于他们与自然、与社会探索的历史进程中，其价值不仅是过去的，而且是现在的，更是未来的。在本研究中，本土文化是指贵州黔南地区布依族、苗族、水族的文化。

我们知道，民族地区的幼儿学习主流文化是必要的，吸收并利用他族文化是民族进步的必由之路。然而，只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幼儿教育才是具有生命力和前途的。本土文化中蕴藏的智慧，不仅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而且为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对于生活在民族地区的幼儿来说，在启蒙教育中融入本土民族文化，这种文化教育将会影响他们成年期文化观念的生长与建构，为其独特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应承担起整合本土文化与教育的任务，让幼儿逐渐意识到世界上还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培养幼儿愿意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态度，让他们学会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处，以宽阔的视野认识自己的民族和别的民族，获得人类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体验，树立对不同民族理解、尊重、平等的态度。

二、民族地区学前教育中本土文化的缺失

民族地区的幼儿教育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伴随民族发展自然形成的随境式教育，另一种是以幼儿园为主的专业化教育。长期以来，黔南地区的儿童主要是在家庭和社区中感受民族文化的熏陶，在各种节日、盛典中体验和领悟着本民族的文化精髓。这是一种传统的、不分时间和空间，渗透于儿童日常生活之中的随境式教育。然而，当前年轻一代的父母对本民族文化传统了解甚少，在认识上存在偏见，无法在家庭生活中有意识地传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致使当地幼儿无法通过家庭教育充分接触并正确认识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此外，当地幼儿园的活动内容大多依据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统编教材，反映的多是汉族城市文化生活，当地民族文化中的许多成分无法在教学中得到体现。而且，不少教师对民族文化教育的理解也仅局限于少数民族的歌舞和服饰。

虽然幼儿学习主流文化是必要的，但融入主流文化和保存民族传统文化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当前无论是民族地区幼儿园还是家长，在教育内容与方式上未能体现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致使幼儿缺乏接触和了解传统民族文化的机会。更为严重的是，在当下主流文化冲击下，民族地区学前教育迷失了前行的方向，脱离了当地民族文化与民族生活的现实，处境堪忧。

三、民族地区学前教育与本土文化整合的路径

创设文化环境、开展各类活动、进行家园社区协作是世界各国对学前幼儿进行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经验，值得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机构借鉴。

（一）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创设幼儿园环境

《全球幼儿教育大纲――21世纪国际幼儿教育研讨会文件》指出：“应为不同种族、性别、民族或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多样的学习环境，这个环境应反映当地儿童及家庭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因此，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机构在创设环境时，应注意从教育对象出发，将本土文化的教育因子融入其中。环境应渗透于活动，突出文化底蕴和理念，表现文化内涵的独特性。教师在布置环境时应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挖掘和筛选适合幼儿的民族文化内容，创造出富有本地民族文化气息的教育环境。如，幼儿园的墙面环境可反映布依族、苗族、水族人民的劳动、生活、节日场景；走廊、活动室可采用图片和实物结合的方式展示各民族的乐器、服饰、建筑等；可以创设布依族、苗族或水族体验区，让幼儿在体验活动中了解当地少数民族。让幼儿坐在“苗族村寨”里品尝各种苗族传统食物，或围成圆圈一起跳起芦笙舞……让幼儿通过亲身体验感受苗族的礼仪风俗、生活风俗和娱乐风俗。此外，在活动开始前，教师应丰富幼儿的经验，让幼儿对民族文化活动有所认识和感知，并与他们一起创设环境，支持幼儿的想法和做法。

（二）本土文化与各领域教育活动的整合

布依族、苗族、水族文化各具鲜明的艺术特色，突出表现在服饰、音乐、舞蹈、建筑等方面。如，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的苗族服饰被称为“中国苗族服饰的画廊”，承载着苗族人民的审美意识，可成为幼儿园艺术活动的重要素材。苗族的饮食习俗不仅反映出他们浓厚的家族、亲族观念，还反映出对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视和尊老爱幼的道德观念，以及对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深入挖掘这些资源对幼儿的社会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可将其作为幼儿园社会领域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布依族、苗族文化都有很多广为流传的儿歌、谚语及故事，如苗族芦笙的故事、布依族铜鼓的故事、水族卯节起源的神话故事等，它们既贴近儿童生活的世界，又充满生活的情趣，经过改编可成为幼儿园语言活动的内容。当地传统的民族活动中有一些适合儿童的体育活动，像丢花包、打陀螺、踢毽子、扳手劲等，对幼儿的健康和身体发展有促进作用，可与幼儿园健康领域内容相结合。在开展民族文化教育活动中，“各领域的内容应相互渗透，从不同的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发展”。

（三）幼儿园与社区、家庭结合开展民族文化活动

民族文化若要长久发展，需要文化的继承者一代代的传承，一个传统的“根”若要持久的保存，需要通过家庭、社区把这种“根”的触须渗透到一代代人的血脉中。因此，对民族地区的学前儿童而言，民族文化教育需要幼儿园、家庭和社区共同参与，相互合作，共同负责。

1. 走出去，参观体验

社区中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对这些资源的合理利用，能够拓宽儿童学习的空间，提高教育的效果。由于当地各民族在不同时间有自己的“本主节”，形成了“佳节月月有”的祥和氛围。每逢佳节，不同民族的男女老少穿上本民族的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共庆佳节。民族舞蹈、民歌对唱、传统乐器、民族服饰为民族节日增添了光彩。教师可利用当地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活环境开展教学活动，如，组织幼儿过水族的端节，布依族、苗族的“三月三”“四月八”等，带领幼儿参观水书博物馆、苗族服饰博物馆和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等。通过这些活动，既可使幼儿感知当地民族风俗，又能让他们体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培养他们相互理解、尊重、平等的态度。

2. 请进来，分享体验

家长、社区人员是教师进行民族文化教育的重要合作伙伴，应适时地把他们请进幼儿园和幼儿一起活动，请他们分享经历和体验。为了充分发挥社区资源在培养儿童民族文化意识中的作用，幼儿园可以请当地苗族、布依族歌手用民族语言教孩子们唱歌，为音乐活动注入民族文化元素。请当地刺绣和剪纸能手入园，教孩子们苗族的刺绣、水族的剪纸等，这样既丰富了民族文化教育的途径，又加深了幼儿的民族文化体验。教师还可利用家长资源，请有特长的家长进入幼儿园向幼儿展示民族技艺，请有职业条件的家长为幼儿介绍当地的民族文化，请爷爷、奶奶给幼儿讲述当地的民间传说，和幼儿一起制作当地的民族传统食物等。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民族文化教育活动，既能增加幼儿对民族文化的兴趣及全面体验，又能使家园共育的效果得到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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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生兰.幼儿园与家庭、社区合作共育的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第3篇：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范文

论坛开幕式上，贵州民族大学校长张学立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校长赵心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昌东先生分别致辞。张学立首先代表贵州民族大学向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就论坛召开给贵州民族大学相关学科发展带来的推动意义进行了阐述。赵心愚在致辞中强调，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已经成为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共谋学科理论发展，共同推动学术服务社会现实的一个开放性学术平台。张昌东指出，本次论坛从区域、社会与文化角度来探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田野方法，对深化当代的民族研究，尤其是西南民族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另外，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作了题为“学科兴衰的原因”的主旨报告。报告以我国著名民族学家闻宥先生留下的一份64年前的会议记录为例，回顾并反思了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开幕式由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杨昌儒教授主持。研讨会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1.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对话。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阐述了“主体民族志”的新概念。“主体民族志”以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为目的，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学瞿明安教授从其主持编写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问题。重庆大学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沟旅游业为例，反思了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大连民族学院李鸿教授研究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探讨了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贵州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从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罗红光研究员以大瑶山瑶族的亲属制度与“族内婚”为案例，讨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海涛博士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表现作了翔实的历史考察，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视角。

2.关于“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探讨了《南诏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认为南诏立此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论述了新时期藏彝走廊研究对认识西南民族格局的启示与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以藏彝走廊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多续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多续人”的藏族身份认同是具有历史渊源的。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为例，讨论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饮食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通过对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分析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转变。云南农业大学秦莹教授就云南藏区维稳建设中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大学平措教授以《格萨尔》为例，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藏语中的模拟词。

3.关于民族认同与宗教。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介绍了其对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研究的部分成果，认为《指路经》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讨论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教授以东巴教“还树债”仪式和同名口诵经为对象，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经书与口诵经之间的关系。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通过对傈僳族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的考查，探讨其多重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因。厦门大学王平副教授以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个案，分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传统与现代社区的互动与整合。西南民族大学李玉琴教授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山神崇拜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社会、神灵、宗教之间的关系。

4.关于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讨论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多态性”的成因；朴光星副教授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探讨了“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张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移民问题；关凯副教授作了题为《制度与理性的选择：不流动的草原牧民》的发言，关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动问题。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民族识别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实质上是归属政治的建构，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指出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海南师范大学王献军教授将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进行了对比。

5.关于民族走廊与贵州民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探讨了道路与族群关系的一体多元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杨筑慧教授从环境人类学视角探讨了西南民族糯文化变迁的政策因素。贵州民族大学陈玉平教授将国家通道的路线与傩文化传播的路径联系在一起进行了思考。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以贵州黎平黄岗村为田野点，讨论了国家控制与地方互动中的普适性规律。华东师范大学徐赣丽教授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和老有所用三方面分析了侗族老人居家社区养老生活幸福指数高的表现和原因。广东民族宗教研究院陈晓毅研究员重点探讨了西南民族地区都市外来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问题。

第4篇：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学习环境;文化哲学;取向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09)07―0011―05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1]。“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故染不可不慎也”[2]。这是古代哲人对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朴素认识。进入21世纪,人类已经进入创建学习科学的新纪元,一场彻底改变人类学习的理念与方式的革命已经兴起。随着学习科学研究的勃兴,“学习为本”已成为教育与课程的基本价值取向,其核心在于建构学习环境。当前,学习环境研究已成为当代教育与课程研究的热点话题。对“什么是学习环境”、“学习环境是怎样的”这些关键问题的追寻,是学习环境研究关注的重点。

文化哲学,作为一种独特逻辑和思维方式的方法论,将文化的本质规定为人的自我生命存在及其优化活动,亦即将文化与人的发展关系视为同一整合的。这一新的方法论,为我们探究“学习环境的本质”开辟了一条通达体悟的道路。文化哲学强调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连续性,对学习环境本质问题的探寻也应当以此为深层的致思方式。借助于文化哲学的理路,本文深入考察与探析学习环境研究的不同取向,以此深化对学习环境的实质与特性的认识,并就开辟新的研究取向发表一管之见。

纵观历史的演变,学习环境研究形成了四种不同研究取向,即聚焦于“个体外部或内部”的心理学取向、聚焦于“实践共同体”的人类学取向、聚焦于“个体发展与环境关系”的生态学取向和聚焦于“技术与工具”的科技哲学取向。

一 聚焦于“个体外部或内部”的心理学取向

学习环境研究的心理学取向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心理学关于学习的研究。自19世纪末冯特(Wundt,W.)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开始,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心理学领域中学习心理学研究飞速发展,积累起学习环境研究的心理学根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主义心理学和建构主义心理学。由于这三种心理学流派所持的观点各异,所以,其对学习环境本质的认识也存在差异。其中,可以大致细分为如下三种取向:

1 聚焦于“外部刺激”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取向

行为主义心理学重视外部环境的刺激和强化作用。有学者认为[3],行为也受环境的控制。某些行为比其他行为更适宜于某种环境,同时,人们能够学会做出适宜于环境的行为。如果个体的行为与环境相适宜,那么此行为很可能得到奖励;如果个体的行为与环境不相适宜,那么此行为很可能受到惩罚。因此,人们不仅能够迅速地学会做出某一确定的行为,而且能够迅速地学会在什么时候与什么场合做出这一行为。在行为主义看来,学习环境就是引发学习者的行为的一种外部刺激。20世纪60年代早期,由美国密西根大学建筑研究实验室主持、福特基金会等机构赞助了一项“学校环境研究”(School Environment Research,简称SER)项目,目的在于: (1)探讨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2)具体研究学校环境(尤其是学校环境中的“客观”成分,即学校的建筑空间、温度、光线、声音等物理因素)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

2 聚焦于“内部心理”的认知主义心理学取向

认知主义心理学的出现,尤其是勒温(Lewin,K.)关于心理动力场的研究,将学习环境研究从“外部”观照走向了“内部”透视。他提出“心理场”的概念,认为一个人的行为(B)取决于个人(P)和他的环境(E)的相互作用,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行为公式:B=f(P•E)。[4]在勒温看来,“场”就是环境,它不仅是指客观的物理环境,而是指“心理环境”,并将其定义为实际影响一个人发生某一行为的心理事实。这一取向在学习者对学习环境的知觉与学习关系方面已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例如:瑞安和帕特里克(Ryan,M. & Patriek,H.)考察了8年级学生对数学课堂学习环境的知觉与学生从7年级到8年级动机与课堂卷入(engagement)变化的关系。结果发现,课堂学习环境的4个不同维度对解释学生动机和课堂卷人各种指标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学生对教师支持、教师促进互动和相互尊重的知觉与学生的动机和卷入的变化呈正相关;学生对促进表现为目标的教师的知觉与学生的动机和卷入的变化呈负相关。[5]

3 聚焦于“外部互动”的建构主义心理学取向

建构主义心理学的兴起,再次将学习环境研究从“内部”透视走向“外部”观照。这一“外部”观照似乎是对行为主义心理学关于环境认识阶段的回归,而实质是一种超越和提升。建构主义是一种斑驳陆离的思潮,内容驳杂,流派纷呈,至少可以分为激进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折中”建构主义,它们都各执一词地强调“建构”与“互动”是建构主义的核心要素。在建构主义看来,学习实质上是知识及其意义或价值的建构过程。“建构是以某种形式进行互动”[6],而互动不是简单的活动,“作为主动建构过程的学习,涉及两种类型的互动”“第一种互动类型可以被解释为个体―环境的互动……第二种互动类型涉及个体与自身的互动”。[7]实际上,“个体―环境”互动,关注的是教育、教学及学习过程中的那些社会性的发展及其事件,包括“物―物”“人―物”以及“人―人”之间的互动。在这个意义上,学习环境是支持学习者实现知识建构的一种外部事件,不仅包括外部的“物”,更重要的是包括外部的“人”(即人际互动氛围)。

二 聚焦于“实践共同体”的人类学取向

“人类的知识和互动不能与这个世界分割开来……情境和人们从事的活动是真正重要的。我们不能只看到情境,或者环境,也不能只看到个人:这样就破坏了恰恰是重要的现象。毕竟,真正重要的是人和环境的相互协调……”[8]鉴于此,研究者不满足仅仅从心理学的视角对学习环境进行探究,开始对学习环境进行人类学的观照。互动传递模式(transaction models),亦称交互文化传递模式,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它非常强调群体成员在交互作用中对文化内涵的获得,认为只有在实际交往和实践文化规则中才可能真正理解和获得这些文化规则,而且这种获得是整体性的。可见,这种模式强调文化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中实现传递的,但是,这种文化传递又受到社会文化认同的制约。这一制约性体现在身份(identity)上,身份是凝聚着社会等级、人种、财富、宗教、职业以及多重社会关系的文化名片,对交往者和交往过程发生着重大影响。在这样的视角下,人类学家不把“个体作为学习者”(the individual as learner),学习再也不是学习者个人的“私事”,而是把个体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的背景中,以“学习作为社会参与”(learning as social participation)来审视学习。

人类学家莱夫(Lave,J.)和温格(Wenger,E.)以“合法的边缘性参与”(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这一概念,提出了“学习社会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并构建了“学习作为社会参与”的过程模型(如图1所示),来阐明学习是一种个体成员在取得合法参与机会的情况下,得以从边缘逐渐进入实践共同体(Community of Practice,简称CoP),走向中心,并建构与这些共同体有关的身份(identity)的过程。

图1 “学习作为社会参与”的过程模型[9]

在这个模型中,意义(Meaning)、实践(Practice)、共同体(Community)与身份(Identity)是“学习作为社会参与”过程的四个基本核心要素。意义,指体验世界的丰富意义,在这一维度上,可以说学习即体验(learning as experience);实践,指通过活动,投入有意义的世界之中,共享历史的与社会的资源,以及行动中人们相互约定以维持的结构与观点,在这一维度上,可以说学习即行动(learning as doing);共同体,指一种社会结构,它有着三个特性[10]:第一“相互的参与”(mutual engagement),即“共同体”并非一种抽象意义的存在,而是人们参与特定活动的存在形式,参与共同体的成员可以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第二“共同的事业”(joint enterprise),即“共同体”不是去追求给定的目标以及任务,而是由个体成员在参与过程中通过协商形成共享的目标和理解,建立相互的责任;第三“共享的事实”(shared repertoire),即在“共同体”中,个体成员都共享着一些事实,如规范、语言、工具、符号、做事的方式、创造或采纳的概念等。在这一维度上,可以说学习即获得归属(learning as belonging);身份,指学习改变人们的身份,在这一维度上,可以说学习即身份变化(learning as becoming)。这四个要素是相互联系,又是相互界定的。每一个要素都可以看作是学习的属性,但同时它们又是一个整体,相互之作用,使得学习过程由“边缘化”向“中心化”靠近。

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共同体”就是一种“学习环境”,是促使个体从比较边缘的参与发展到核心的实质性参与的“环境”,也是个体确立与共同体的相互关系,以及形成自己在共同体中“合法”地位的“环境”。可见,人类学所理解的“环境”并不是一种客观可见的物理环境,更大范围内,它是一种“人际”环境,且具有动态性。

三 聚焦于“个体发展与环境关系”的生态学取向

学习环境研究的生态学取向将学习环境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依据生态学思想,巴卡首次(Bark,G)提出了“行为环境理论”(Theory of Behavior Setting)。该理论认为,一种行为脱离其形成的环境就无法理解,因而要把行为与该行为产生的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一个行为环境是一个生态环境,它由物理环境(包括空间范围、器械设备等)和行为程序(包括行为的标准模式、行为方式和行为过程等)组成。

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关于个体发展与环境关系又出现了几个新学派,包括习性学、发展心理生物学和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U.)的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习性学强调环境在行为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对自然情境中个体行为的观察,认为对行为的研究要以“自然行为”,即发生在个体日常环境中的行为为基础。发展心理生物学是从习性学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学科分支。它认为个体的行为是由个体的经验过程和生物过程的相互作用决定的,强调必须把有机体及其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在习性学和发展心理生物学的基础上,布朗芬布伦纳提出了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强调“环境中的发展”的重要意义。“生态”在这里是指有机体或个人正在经历着的,或者与个体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环境,“发展”则是指逐步成熟的个人与其所处的直接环境(包括家庭、学校、同伴等)的互动的发展过程。他把儿童发展的生态环境分为四大系统(如图2所示),从内到外分别是:微系统(microsystem)、中间系统(mesosystem)、外层系统(exosystem)和宏系统(macrosystem)[11]。微系统是儿童个人在环境中直接体验着的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中间系统是指儿童直接参与的微系统之间的联系与相互影响,例如家庭与学校之间的联系;外层系统是指那些儿童并未直接参与但对个人有着影响的环境,例如父母的工作环境等,外层系统对儿童的影响是间接的;宏系统是指儿童所处的社会或亚文化中的社会机构的组织或意识形态,包括支配性价值观、信念、习俗以及一个文化或亚文化的社会与经济系统。该模型表明,宏系统的变化会影响到外层系统,并进而影响儿童的微系统和中间系统。

图2 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

可见,在生态学视角下,学习环境是一个影响个体发展的“大环境”,不仅包括与个体直接相互作用的“微观环境”(如学校、家庭),而且包括更为广阔的“宏观环境”(如政府决策、文化背景等)。它们对个体的发展都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因此,生态学取向的学习环境研究就存在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研究。其中,前者主要是集中在学校环境的研究,例如,20世纪70年代沃尔伯格(Walberg,J.)在哈佛大学开展一个名为“哈佛物理学项目”(Harvard Project Physics)中,编制与开发了一份课堂学习环境调查问卷(Learning Environment Inventory,简称LEI),认为学习环境包括一个结构维度和一个情感维度。结构维度指学生在班级内的角色组织、角色期待以及共同的行为规范和约束机制,而情感维度指个体人格需要的独特满足方式 [12]。后者则主要集中在社会环境的研究,例如,穆斯(Moos,R.)在斯坦福大学创立社会生态学实验室(Social Ecology Laboratory),开展“人类环境研究”。他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教育环境,而是涉及到九类社会组织或结构,如大学人群、医院病房、社区的治疗机构,青少年和成人的管教改造机构(如监狱),军队中的人群、家庭、社交和治疗团体,以及工厂车间等。

四 聚焦于“技术与工具”的科技哲学取向

学习环境研究的科技哲学取向的理论基础主要受科技理性思想的影响。泰勒士(Thales)从探索宇宙元素出发,提出了“水是万物之本原”,开创了以理性方式探寻万物之原的思路。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通过原子论确立了宇宙中的机械结构,主张万物是根据逻各斯(logos)而生成的。除了对物理世界的理性探求,古希腊的智者思想家也通过诘问人生伦理,开始了对人及人类社会的理性探索。苏格拉底(Sokrate)提出“认识你自己”,深入究问人的本质、生活的目的和道德的根据,相信理性是解决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善与恶的唯一指南。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强调要通过理性思维去把握现实世界,用理智适度控制情感和欲望去谋求幸福和美德,用理性去指引人类的政治事务。

20世纪40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代表霍克海姆(Horkheimer,M.)和阿多尔诺(Adorno,T.W.)以“天人之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为前提,借助于逻辑的、数学的和实验的手段,把自然当作对象性的存在分析、认知和改造。他们坚信:依靠物质性、器具性、技艺性的工具可以实现对自然世界的成功改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理性主义逐步走上科技理性的道路并彰显出巨大神奇的威力。理性主义嬗变成为科技理性,且在西方文化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它是由科技活动体现出来并实际地支配着科技活动的最基本的思维形式。基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无限潜力,人们相信:凭借科学技术手段,人们不仅能够无限地控制自然,而且人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和科技征服的必然结果是实现人的解放、幸福、自由和完满。在科技理性支配下,许多人认为科学技术是纯粹客观的,科技的运用就是保证其规则和标准的客观性,它不受主体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也不反映主体的精神需要和价值追求。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不断显露,人们对科技理性力量的信心逐渐走向对科技理性力量的顶礼膜拜和绝对敬仰,甚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于是乎,崇尚科技万能的理念日益成为现代信息时代社会的思想倾向,技术霸权的格局逐渐形成。

在这一科技理性滥觞的思潮中,学习环境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技术取向。尤其进入信息时代,学习环境的“技术性”愈发凸显。各种新兴的技术,为学习环境的开发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出现了分布式虚拟环境(Distributed Virtual Environment,简称DVE)、基于Agent的学习环境、基于教学管理平台的学习环境(如Blackboard平台、Moodle平台、Wiki平台)、基于交流技术的协作学习环境(如CSILE、CoVis、KIE)等不同类型技术支持的学习环境,同时也出现了Blog(博客)、Webquest(网络探究)、BBS、Mindmanager(思维导图)等技术工具。“学习环境是技术与工具”这样一种工具论的研究范式悄然而生。有人认为,技术的发展是衡量学习环境有效性的价值尺度。这一技术取向典型地体现了学习环境作为技术工具代码的角色地位;技术被置于学习环境的决定性、关键性位置。

五 四种学习环境研究取向的意义和局限

在教育与课程的特殊情境中,人追求和表现出的特质,是人所特有的学习生命存在及其优化活动。所以,教育与课程作为特殊的文化,“其实质就是人的学习生命存在及其优化活动”[13]。由此,在文化哲学的意义上,学习环境实质上是影响人的学习生命存在及其优化活动的各种文化因素,具有“文化性”。学习环境的价值在于实现人的学习生命优化,体现“学习化”。学习环境与人的发展不是割裂的,而是整合同一的。以此为观照,上述四种学习环境研究取向都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聚焦于“个体外部或内部”的心理学取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个体行为与环境的关系,包括外部的物理环境,也包括内部的心理环境。但是,这一取向局限于实验的科学研究范畴,企图以严格的条件控制建立起个体行为变化与环境的联系。米勒(Miller,J.)曾指出“在心理学领域,心理学应该是更为重视文化的解释力量……但发展心理学中占支配地位的倾向却在解释发展变化时给了文化因素以极少的关注”[14]。学生个体的发展是一个对社会文化的适应过程,任何发展都处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之中,不可能离开文化而发现一个普遍性的发展规律。所以,在自然的学校学习实践中,学习环境的开发遭遇方法论的限定和挑战。

聚焦于“实践共同体”的人类学取向,改变了人们对知识(文化)获取方式的看法,着力于关注学习环境的社会性,即学习是个体参与、融合到共同体的过程,这一过程建立在知识分布于人们所存在的历史和文化之中这一假设的基础之上。但是,这一取向没有解释知识(文化)是如何选择,乃至这些知识(文化)是如何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经验。而且,“实践共同体”的提出是源于对日常工作情景中从业者(如裁缝、产婆、航海家等)学习的研究,深深渗透着日常工作实践的文化特性。然而,文化是有差异性的,学校学习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必须注意到学校文化的适应性。如何开发出适合学校特有文化的“学习共同体”,是我们必须重视并加以解决的难题。

聚焦于“个体发展与环境关系”的生态学取向,将学习环境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从学校、家庭延伸到社会,从与同伴的关系、与父母的关系延展到与社会价值观、社会信仰信念的关系。但是,这一取向却把环境对教育情境中人的学习的作用给遮蔽了,从而将学习环境与人的学者分离开了。

聚焦于“技术与工具”的科技哲学取向,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信息时代学习环境开发的技术问题,帮助我们更好地关注技术对学习环境开发的支持作用。但是,这一取向具有明显的中介性、附属性特点。学习环境被赋予了技术依附与技术主导的逻辑与使命,学习者被要求无条件地束缚于这种技术主宰之中,造成在学习环境中人的“异化”,乃至“人的缺席”和“人的不在场”。学习环境的内在文化价值――促进学生的心灵成长与学习生命提升的价值也遭到无情地漠视。

综上所述,上述四种取向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学习环境的基本内涵。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文化”意识,缺乏人与文化同一的思维,这些取向没有深入到教育情境中人的学习与环境的同一性层面,没能揭示和把握住环境与人的学习之间的内在关系。由此,我们应该确立“整合”的理念,在深化和完善现有四种取向的基础上,厘清它们对学习环境研究的意义,开辟学习环境研究的新取向――文化哲学取向,建构文化学习环境,以满足教育和课程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需要,从而创建学习环境研究的新范式。

参考文献

[1] 《劝学篇》.

[2] 《墨子•所染》.

[3] Wheldall,K. & Merrett,F. THe Behavioural Approach to Classroom Management[A]. In Fontana,D.(ed)Behaviourism and Learning Theory in Education[C]. Edinburgh: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1984:16-17.

[4] 施良方.学习论•学习心理学的理论与原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65.

[5] Ryan,A.M., Patriek,H. The Classroom Social Environment and Changes in Adolescents’Motivation and Engagement during Middle School[J].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2001,(38):437-460.

[6][7] [美]莱斯利•P•斯特弗、杰里•盖尔著. 高文等译. 教育中的建构主义[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90.

[8] [美]戴维•D•乔纳森主编,郑太年等译. 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5.

[9] 引自Wenger,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Learning, Meaning, and Identity[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5.

[10] Wenger,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Learning, Meaning, and Identity[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73-85.

[11] 方建移、张英萍编著. 学校教育与儿童社会性发展[M].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61-63.

[12] 江光荣著. 班级社会生态环境研究[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7.

第5篇：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历史文化传扬；“蝴蝶效应”；三江地区

三江地区，也称三江平原，地处黑龙江省东北部，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接壤，是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大水系冲击而形成的平原。三江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它最原始居民是肃慎人，汉魏时期的主人是邑娄人，它更是满清的发源地，女真人的故乡，也是昔日的“北大荒”，今日的“北大仓”，有“东北小延安”之称，更是中国六小民族之一――赫哲族的故乡。

“蝴蝶效应”，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引起整个系统长期而巨大的连锁反应。此效应说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

大学生对三江地区历史文化的认知程度就是这个初始条件下的微小变化。如果大学生对三江地区历史文化有所了解，并有极强的归属感，而且随着自己的学习和工作轨迹而传扬出去，不仅起到了宣传作用，也会为三江地区未来的发展带来机遇，即初始条件下的微小变化带来的巨大连锁反应。从这一点来说大学生就是三江地区未来发展的人才后备军和潜在动力。

一、“蝴蝶效应”产生的原动力――大学生的流动性

“蝴蝶效应”的产生依赖的是大学生的流动性。大学生的流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地域流动性和文化流动性。地域流动指的是大学生大多来自全国各地，大部分毕业后都将离开母校及其所在的城市回到原籍或是寻找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每一年都会在本地区和其他地域之间相互流动，但也有一些只是单一的流向其他城市；文化的流动性则是一个地区的发达程度并不是仅仅看这个城市的消费水平，更注重整个城市的文化内涵。而这个文化内涵往往是通过学校的发展来诠释，组成学校的灵魂又是学生这个团体，一个地区的文化氛围形成可以说与该地区学校学生对该地区历史文化的了解程度密切相关，当这名学生离开这座城市后，带走的不仅仅是在学校受到的高等教育，更是这种地域性的特别的文化，进而使各种文化进行融合和交流，从而产生文化的流动性。大学生的“流动性”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能够认真的对待它，就会产生很多负面影响，不利于该地区城市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反地，若有关部门对此加以重视和利用，它将会产生一系列好的“蝴蝶效应”。

二、佳木斯大学学生对三江地区历史文化的认知调查分析

佳木斯大学学生对三江地区历史文化的传扬能否为佳木斯大学和该地的发展产生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文化建设两大方面。虽然这一效应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但是我们现在做这样的工作还为时不晚。为此，我们对佳木斯大学的所有在校生（包括留学生），在不同学院、年级、专业之间进行一定数量的抽样调查，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和小组课后调查的方式进行，共完成了1000余份问卷。并得出了以下结论：

1.同学普遍拥有了解当地文化的热情，但对三江地区历史文化了解程度不高

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学生对三江地区历史文化了解不多，但却希望借此机会对三江地区历史有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包括留学生都有很高的热情。但从不同专业来看，文科专业比理科专业的学生了解的程度要高，就问卷整体结果来看，文科类学生的正确率在52.3%左右，理工科类学生的正确率约为30.5%。其中，历史、旅游专业的同学尤其突出，正确率高达90%，因为在其专业内容上有关于黑龙江地方史的相关内容。而艺术生同学出现了极端现象，认识层次参差不齐，这与他们的专业学科内容和已形成的知识体系可能有一定关系。

2.生源地不同了解程度不同

在问卷调查过程中，我们首先对学生生源地进行了区分，希望从生源地异同上了解分析其差异。然而在中文问卷中我们发现生源地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对其文化的了解程度都不是很高，但还是有所区别，外省学生要比本省学生了解的多，外省的正确率是49.5%，而本省的正确率在43%左右。外省同学85%愿意去更多了解三江历史文化知识，本省仅为70%。这可能是由于外省同学在来佳木斯上学前都会在网上查阅关于佳木斯这座城市的相关信息，而本省同学却很少有主动去查询本省的历史文化的。这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多数本省学生缺乏对该地区历史文化的认同度和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使本地的历史文化的继承与传扬产生一定的局限，因此扩大本省学生视野，增强本省学生“家乡文化归属感的”意识，将会使佳木斯地区的历史文化传播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3.学生年级不同了解热情和程度也不同

从入学年份来看，在2011级学生中，有99%的本省同学在入学前不了解佳木斯地区的历史文化，有89%的外省同学不了解佳木斯地区的历史文化；有33%的本省同学想多了解佳木斯地区的历史文化，有22%的外省同学想多了解佳木斯地区的历史文化。在2013级学生中，有56%的本省同学在入学前不了解佳木斯地区的历史文化，有89%的外省同学不了解佳木斯地区的历史文化；有77%的本省同学想多了解佳木斯地区的历史文化，有55%的外省同学想多了解佳木斯地区的历史文化。说明绝大部分的同学在入学前不了解佳木斯地区的历史文化，而新生对佳木斯地区历史文化的感兴趣程度要高于老生。新生更有意愿了解，比老生了解的意愿高3%。加强对新入学学生历史文化认同感的培养，迫在眉睫。

从回答的内容上看，大多数同学都知道三江地区有赫哲族和满族，但对其具体文化比如赫哲族的说唱文学、满族的萨满教、八旗制度具体指哪八旗并不了解。对于三江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知道的也很少。

4.留学生了解佳木斯地区历史文化程度低

佳木斯大学的留学生主要来自尼泊尔、印度、也门等国，他们主要攻读自然科学。我们采用的是英文问卷，发现留学生们态度不仅友好，而且愿意做问卷，对佳木斯地区历史文化也非常感兴趣。调查发现，他们在来之前对三江地区的历史文化基本没什么了解，只有5%的人有少量的了解。他们只知道中国的几个大都市，如北京、上海等。当被问到有“东北小延安”之称的问题时，他们出现“不知道延安，延安是西安吗？”这类的疑问。他们知道佛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但是不知道萨满教。他们不知道满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但他们知道汉族。从问卷回答的正确率看仅为15%，95%的留学生想要进一步了解佳木斯地区的文化。事实上，外国留学生想要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当地的历史文化但是却缺乏途径和平台。

三、宣传措施与建议

为了更好地宣扬三江历史文化，使更多的大学生了解佳木斯，了解三江地区，进而扩大宣传，为佳木斯地区的旅游和开发做好舆论准备，我们课题小组做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

1.制作宣传网页

将三江地区的历史文化和文化名人制作成一个单独的网络展示系统，和现在的佳木斯大学网站制作相结合，使想要了解我们学校的新生及其家长可以在登陆大学网页后可以直接了解佳木斯历史文化。为此，我们小组成员分别对三江地区的历史文化、娱乐景点、特色小吃、特色民族文化、美丽的风景图片等进行系统的整理，作为建成该网站的基本资料，并将于不日在佳木斯大学相关网站上进行展示，以此倡导和希望更多的同学来了解三江地区，把它当做自己真正的“第二个家”，推动三江地区更好更快的发展。

2.制作宣传手册

我们把三江地区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特色民族和旅游等资料以中英文双版形式，制成宣传手册，并随机在校内发放，重点向外国留学生进行了宣传。

总之，通过调查实践，已经部分的普及了相关知识，使学生有了了解三江地区历史文化的想法和激情，虽然范围小，就当前而言效果不会很明显，但若长久的坚持下去，将会在不久产生一系列有利于学校发展和三江地区发展的巨大的“蝴蝶效应”。

参考资料：

[1]姜波，李思英.闵志慧.略论高校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及建议.重庆工学院学报，2002（02）

[2]徐志英.大学文化与其所在地的连带效应--浅谈辽东学院成立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影响..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03）

[3]夏建刚.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研究.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04（01）

第6篇：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范文

广泛开展东海区域岛屿文化研究。浙江海洋学院充分发挥学校地处东海、熟悉舟山群岛的优势，对浙江及舟山海洋文化开发多方面研究，广泛整理东海区域海洋文化资料，准确把握海岛海洋文化特点，尤其是探索浙江海洋文化发展轨迹、深入研究海岛民俗、积极发掘海洋文化资源等，取得了一批成果。柳和勇教授承担了“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说”及“浙江海洋文化发展轨迹”等省级课题，海洋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地域海洋文化的力作《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论》和《浙山越水普陀潮》《慈航慧炬化丝路》《吴方言与东海文化》等著作。

海洋文化研究所外聘特约的专家，也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如方长生主编的《海洋文化研究丛书》内容广，影响大；金涛撰写的《舟山龙文化》和《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内容丰富，颇受学界关注；还有《舟山渔业史话》史料丰厚，广受好评。《普陀山史话》和《舟山民俗大观》资料齐全，研究深入。

开展海洋渔、盐文化研究。侧重于对渔歌、渔业和盐业民俗及渔业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承担了“浙江渔业史”“岱山东沙古渔镇史”“浙江盐业民俗研究”和“浙江渔俗文化的语言学研究”等省级课题，并协助浙江省渔业局完成了“浙江省振兴渔文化工程对策研究”报告，发表了《舟山群岛渔渗的语言特色与文化内涵》《东海渔歌语言的韵律美》《浙江盐业民俗初探》和《我国非物质海洋渔捕文化资源的价值研究》等文章，其中不少文章都是我国对某一方面海洋文化研究的开拓之作，有一定影响。

开展海岛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开展海岛历史文化著作整理及研究。张方淌凇⒊碳毯旖淌诤驼惭窃敖淌诘确直鸪械A恕啊端目馊书》中的舟山历史文化研究资源汇编”“黄以周著作整理”“黄式三集”等省级课题，韩伟表教授承担了“金性尧著作整理”省级课题。

侧重海洋文学研究和创作，涌现出一批海洋文学作品。王学渊教授出版了《远去的帆影》诗集，倪浓水教授创作了《蚂蚁荡漾》《开一扇门，望见观音》等海洋小说、散文，其中《蚂蚁荡漾》获2002年全国海洋文学大赛二等奖。李松岳副教授创作《沙器》《大海作证》和《内心的尺度》等海洋诗歌和散文，《内心的尺度》获2007年舟山市“五个一工程奖”。海洋文化研究所还编辑出版了《中国古代海洋文学作品选》，承担了“中国古代海洋小说和文化”和“中国海洋文学研究――以浙江为焦点”等省级课题，发表了《西北和东海：“精卫填海”里的南北文化隐喻》《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中“人鱼”叙事的历史变迁和文化蕴涵》和《中国海洋诗歌的审美高度》等海洋文学研究文章。

根据自身特点，积极开展海洋文化教育。培育学生的海洋文化素养，形成具有丰富海洋文化内涵的办学特色，撰写海洋文化教材，开设“海洋文化概论”课题；经常性地举办海洋文化讲座，普及海洋文化知识，提高海洋文化基础理论修养；支持学生办好海洋文化研究会社团，组织学生参与海洋文化田野调查；积极探索海洋文化特色教育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和能力提高的相互促进；鼓励学生开展海洋文学创作和海洋文化研究，支持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参加舟山市系列海洋文化节庆活动，增加海洋文化的具体感受。2002年以来，人文学院学生发表海洋文学题材作品近60篇，撰写海洋文化科研论文30余篇，其中5篇有关渔民画的论文收入《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篇文章收入《第二届中国海洋文化节研讨会论文集》；还撰写了18篇有关海岛海洋文化的调查报告。周凤平等同学创作的海洋文学作品入选《人民文学》主办的中国校园文学新人优秀作品选。徐方成同学毕业后因创办海洋文化旅游企业而被评为“首届浙江省大学生创业之星”。

第7篇：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 互联网；外国文学研究；数字化；自动化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英国学者 C.P.Snow 就在发表的文章“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中指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这两种互不沟通的文化必将导致这两个领域的人隔阂日深， 最终会阻碍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 并因此会成为解决世界性问题的巨大路障。1963 年，Snow又发表《再论两种文化》，进一步深化了自己的思想，对造成这两种文化分离的英国教育制度和社会提出批判。实际情况并没有snow预料的那么糟糕，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应用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科学与人文科学分道扬镳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反而互相融合。以外国文学为例，形式各样的网站、博客和电子布告栏系统因为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而相继问世，并逐渐成为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预言，科学与人文科学不是分离，而是逐步融为一体。面对日益普及的互联网技术，外国文学的学术研究已经不可能脱离科学而独立在。因此，重新审视、看待和使用作为先进技术代表的互联网络促进外国文学作品研究的现代化，是每个学者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互联网时代下文献保存格式的变革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巨大推动作用

以文本为固定形态的存在的模式是数千年来我们阅读相关文学作品或者学术论文的固定格式，它们是由纸张装订而成，信息量有限，而且不易保存。今天，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来确定他们要的阅读方式，最常见的便是数字文本，例如数字处理软件word和wps。数字文本因其可以长时间保存，而且能够承载更为丰富的信息量而被形象的称之为超文本，需要指出的是，超文本并不局限于这word和wps这两种格式，但可以说数字文本是超文本的基础。

对于超文本（hypertext），Andleigh和Thakrar曾经阐述过它对互联网的技术意义，指出它“将信息用更自然的方法连接在一起，而不和纸写文书那样将结构简单机械的分层归类，进而以这种方式实现对无序数据的管理”。网络化时代超文本文件格式最大的优势体现在，超文本不仅能在internet上传播而且具有超级链接功能，这项功能使文档中的各个部分通过关键字得以建立关联，信息以用相互交叉的方式进行搜索，形成了一种全局性的全新结构。现行的互联网代码里，中英文的网页大多数均采用采用超文本的格式，这种格式不仅为各个网站设计者所通用，而且转换为超文本格式以用于各种文本编辑软件平台也十分简单。更让诸位文学研究者欣喜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超文本在保存文学研究的功能并不是首屈一指的，超媒体的出现使得文学研究资料更加多样化，从技术的角度解释，超媒体（Hypermedia）和超文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非线性的信息连接，除此之外，超媒体还包含有（Image）、声音（Audio）、视频（Movie）、动画（Animation）等离散或连续的多媒体信息（Steinmetz258-259）。得益于超媒体的庞大功能，我们在研究外国文学时才能够更快捷的获取所需要的资料，不仅仅是文本资料，更包含了各类音频和视频资料，而这在过去完全是不可能发生的天方夜谭。

互联网超文本、超媒体在外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巨大助力主要体现在：快捷、全面地获取进行研究的各类信息。通过互联网这个载体，可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资源站点之间搜索到不同国家文学巨匠在不同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手稿、学术作品甚至通信记录，真正做到全方位的资源共享；迅速搜索到研究所需要的音频、视频等非文本类信息。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经过技术处理被改变为戏剧、电影，这些影像资料以超媒体形式存在网上并可以下载传播，给外国文学研究者提供多元的参考资料。

二、互联网时代下庞大网络专题资源对外国文学研究的无限资源支持

信息承载量巨大的超文本、超媒体固然对外国文学研究着有着不可抗拒的推力，然而个体分散的大量资源若在短时间内找到并且有顺序的整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计算机技术对于外国文学研究来说，更突出的贡献体现在它存在的各类智能型多媒体数据库上面。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多样丰富的数据库，学术研究者们才能有效、快捷的对所需文档进行搜集、整合。网络数据库的存在形式主要以囊括电子期刊、专题网站的数字图书馆以及网络论坛两种形式存在。

数字图书馆（DigitalLibrary）是用数字技术处理和存储各种图文并茂文献的图书馆，它的优势在于能把各种不同载体、不同区域位置的信息资源用数字技术存贮，以便于跨越区域、面向对象的网络查询和传播。数字图书馆涉及信息资源加工、存储、检索、传输和利用的全过程。换句话说，数字图书馆就是基于网络环境下共建共享的可扩展的知识网络系统，是超大规模的、分布式的、便于使用的、没有时空限制的、可以实现跨库无缝链接与智能检索的知识中心。就外国文学研究来说，数字图书馆的出现为全世界的研究者跨域研究有限学术资源提供了便捷的条件。如我国运行相对成熟的数字图书馆有超星图书馆、维普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有图书、期刊、报纸、论文、古籍、影视等一系列优秀的学术资源可供学术研究者查询。相对于数字图书馆这类比较成熟的网站运营模式，专题的文学网站也是外国文学研究者搜索资料的一大助手。外语网站和中文网站内置多样的文学分类，作家从属流派、作品归类、文学性质等一应俱全，这些细致入微的分类为文学研究者找寻相应信息起到了导航的作用，是读者很快就能进入自己所想要找到的信息分支，从而获取需要的信息。

三、结语

网络技术的进步使得我们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性更多的融入了技术成分，在进行外国文学研究的过程中，不断更新的文献研究资料和文献格式都成为了获得、研究外国文学的技术的媒介，以往需要纷繁复杂的人工操作得到了极大的简化，对于外国文学研究的方向正朝着信息化和自动化发展。在对研究结果的处理上也逐步发展为计算机自动化。外国文学研究学者开始利用网络进行网上研讨，甚至建立专门的个人主页、制作网络课件，新技术的使用提高了学术交流效率改变了交流手段，学术研究网络系统化的进程得到前所未有的加速。由此可见，互联网时代下，信息技术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研究工具，它改变了人们的一直以来的思维习惯和工作方法，使得现代学者对西方文学研究如虎添翼。也正因为如此，在如今的信息化时代大潮中，把互联网络技术同外国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是外国文学学术研究现代化的不二法门。但需要注意的是，计算机技术与互连网技术只是我们获取知识、去的研究成果的辅助手段，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只能由人的大脑进行分析、探究。对于研究者而言，重要的是不是依靠互联网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手段，并希望借此技术实现学术研究的一劳永逸，增加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站在高新技术的平台上，使学术研究的方法逐步走向现代化才是进行外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正途。

参考文献：

[1]金燕.浅谈网络传播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2（04）：45-46.

[2]乐俊蓉.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发展对我国文学的启示[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12-13.

[3]王喆.基于“以人为本”的英美文学教学研究[J].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01）：34-35

[4]申玲，黄鑫.外国文学的多元化批评[J].飞天.2011（16）：33-34.

第8篇：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范文

比较文学的主体意识往往指的是比较文学研究者个体的学科主体意识,研究者的个体意识因受到经历、爱好和研究方向的制约,往往注重比较文学学科本身的性质和学理结构,而忽视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必须面对的民族和国家主体意识。实际上,民族和国家主体意识的构建,对于厘清比较文学学科理念中的主体性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比较文学学科定位来看,比较文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它就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紧密相关,也必然与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国家立场和态度紧密相关,它企图通过比较文学的学理基础、学科性质和科研成果达到某一国家特定的文化交流和传播目的,因而其国家观念要远远大于其学科观念。本文基于上述思考,试图从民族和国家主体意识的立场来探讨当前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基础和性质,以期对中国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作出一个较切合实际的探寻。

一、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俄苏学派中的国家主体意识

从国外已有的比较文学学派的发展历程来看,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俄苏学派的建构过程都与自己国家的发展需要紧密相关,表现出很强的国家意识,它们的学科内涵都蕴含着浓厚的国家主体意识和使命意识;这些学派之间转换的频繁性和研究范围的暂时性从根本上来说也是由于比较学者的国家观念的影响所导致的。法国学派的诞生与当时法国文化在欧洲国家的文化传送者的地位密切相关,法国学者意在通过比较研究以突显他们在欧洲文化上的优越感,因而提出影响研究来确立他们的文化在欧洲的中心地位。而德国学者比如歌德则提出世界文学的理论来对抗法国文化中心论,德国浪漫主义也以其强烈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理念来消解法国文化对德国文化的压抑;但德国学者提出世界文学理论却不能由此构建起一个有影响力的比较文学学派,主要是因为它当时还没有法国那样的文化影响,但德国学者提出的世界文学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他们的文化魅力和民族自主性,使得德国文学的国家意识进一步突显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国家力量在欧洲各列强中崛起,伴随着美国政治霸权主义和军事力量的扩张,其文化上的扩张性也日益突显出来。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派提出平行研究理论来反对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这种理论的提出虽然有拓展比较文学学科研究范围的合理性因素,但在这种合理的学科理论背后却蕴含着美国文化扩张的国家意识,因为像美国这样的历史短暂的国家只有回避历史短暂的不利因素才能确立自己在欧美乃至整个世界文化上的优越地位。而美国学者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的方式就是通过比较文学理论的创新来颠覆原有的学科理论。理论创新具有前瞻性,其文化吸引力和统帅力与向历史回溯寻求优势的方式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俄苏学派的诞生同样也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他们提出以历史诗学为俄苏学派的基本学科理论,同时大力倡导研究东方学和斯拉夫学为这个学派的主要研究内容。这是由于前苏联时期,西方国家在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诸领域都与其形成全面的对抗关系,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苏联学术界先后严厉批判了形式主义理论和世界主义倾向,从而使前苏联的比较文学变成了纯粹的文学关系或联系的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了对抗美国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所推行的非民族化扩张策略;另一方面,从前苏联自身的意识形态来说,为了确立自己在世界反资本主义中心的地位,同时也是为了树立自己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心地位,他们特别强调俄国)苏联文化与东欧及东方国家文化的联系和它的辐射作用,因而大力倡导研究东方学和斯拉夫学。这种研究虽然也是在比较文学学科范围内的专业研究,但这种研究的学科理念在客观上张扬了俄国)苏联文化在社会主义国家,至少是在其加盟共和国的中心地位,这与俄国)苏联的国家利益无疑也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学派对比较文学学科研究范围的规定和学科理论的探讨,从其本身来说是清晰明确的,也具备系统性,但从比较文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则每一种学科理论都是为自身学派而设的,因而具有暂时性和功利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包括大陆、港澳台和海外华人从事的比较文学)的繁荣,欧洲和美国比较文学在近期世界比较文学影响力的减弱,各种“危机说”、“死亡说”和各种类型的文化研究、翻译研究、区域研究、全球化研究以及最近的星球化研究理论相继出现。这种不断变化的研究范围和学科理论虽然有拓展比较文学研究空间、推进比较文学研究内容的不断更新的合理性的一面,但其背后却蕴涵着西方学者们对当前国际比较文学的态度,并企图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掌握比较文学发展方向的潜在话语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即使真的存在所谓的比较文学“危机”和“死亡”,那也是那些学者站在他们国家或者民族文化角度发表的见解,也许这些见解适应于他们国家的比较文学实际情况,但却未必适应当前其他国家比较文学的实际情况,如果简单地照搬西方学者的理论和见解,并强行把它运用于其他国家比较文学的研究实践,那就势必造成其他国家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死亡”。因此,如果沿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总是以西方的比较文学理论前沿为准绳,跟在他们的理论后面走,不仅不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理论,而且还会葬送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确立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国家观念,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状况相适应。

二、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国家主体意识的确立

有自觉意识的中国比较文学实践是从晚清学者开始,一直发展至今天。其学科发展的基本形态可描述为: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以影响研究、接受研究和阐发研究为特征的学科理念和方法论体系。这一学科体系与中国自以来受西方文化强势冲击的影响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主动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历史过程相一致,因而产生出与西方文化相对应的中西文学和文化的影响研究、接受研究和阐发研究(双向阐发也是这种学科趋势的一种延伸),应该说,这种研究状况真实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积弱贫困的历史状况,向西方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的优秀成份客观上也有利于中国社会努力与西方文化的学习、交流和接轨。但是,这种研究不能算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主要标志,它实际上是中国比较文学走向自立的一个阶段而已。但有学者就以此为据设想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我认为这是言之过早。随着中国国家力量的逐渐增强和中国国家主体意识的逐渐强化,这种总是向西方国家学习,以西方思想或理论来阐释中国本土文化的状况并不符合当今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从根本上说,这个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国家主体意识仍然没有确立起来,它还只是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进行的学科研究活动,虽然最近30年有许多学者如范存忠等先生发掘出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以期通过这种研究提振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但其背后仍然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心理压制。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设,最根本的是要确立该学科的国家主体意识和使命意识,因为比较文学学科在建立的时候起就没有自己独立和恒定的学理基础和研究范围,它是通过比较研究的具体实践来确立自己的学科性质和身份地位的。因此,中国比较文学的关键就在于研究主体要树立国家主体意识的地位,只有明确比较文学研究主体是在为谁服务的,文学及其他一切文化的比较研究才有意义,否则,只能在比较过程中降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从1985年中国大陆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以来,中国大陆、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学者虽然都在寻求和试图确立自己的主体身份和地位,但实际情况却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较多地关注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而缺乏明确的国家主体意识和能够反映独立国家主体意识的研究成果。缺少鲜明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观念的比较文学,只能在时代的浪潮中随波逐流,对西方学者的理论亦步亦趋。殊不知西方学者是从他们的立场和他们的比较文学研究现状得出的结论,他们也是从自身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去探索比较文学的未来走向的。如果我们一味地跟着西方的理论走,这不但不符合我们国家比较文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这种倾向将会丧失中国比较文学在国际比较文学中的身份和应有的地位。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当前国家文化发展的需要和未来发展方向,这样才能确保中国比较文学这一相对特殊的学科具有自己的存在意义。其实,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的国家观念的树立,早在20世纪70、80年代就已经萌芽,海外学者李达三、余国藩等人提出的中国学派的建议,就具有国家观念的萌芽。李达三首先确立了民族性在构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重要性,他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首先从民族性的自我认同出发,逐渐进入更为广阔的文化自觉;然后与受人忽视或方兴未艾的文学联合,形成文学的-第三世界.;进而包含世界各种文学成为一个整体;最后)))尽管这种理想是多么难以企及)))将世界所有的文学,在彼此复杂的关系上,作整体性的统合。中国学派并非试图擅居领导地位,或另起炉灶,成立东方的文学集团,以吸收对美国学派及法国学派产生幻灭的学者加入阵容。相反地,中国学派只是在提供自身的经验与见解,以作为有助于形成个人比较文学观的一种可能范例。”¹老一代学者杨周翰、季羡林和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等前辈在表述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性质时都有较强的国家意识,如季先生说:“总之,我们研究比较文学,不要怕人说-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干一件事情有时候必须考虑一下实用、考虑一下功利。”º当国内外有些学者提出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时,他除了对此表示肯定外,还提出了他的意见,他说:“我完全同意这个呼吁。但什么叫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呢?这个学派的特点何在呢?,,我个人认为,我们目前先不要忙着下定义,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做些切切实实的工作。”»乐黛云先生也提出过比较文学要有使命意识,她甚至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可以与社会实际相结合,达到影响现实社会走向的目的,“如果比较文学定位于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它就居于文化沟通的最前锋。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促进文化沟通,避免灾难性的文化冲突以致武装冲突,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这种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正是未来比较文学的灵魂。”¼虽然这些前辈学者的语意指向性有少许差别,但他们都非常明白地阐述了中国比较文学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因而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具有指导性意义。所有这些表明,前辈学者已经意识到中国比较文学中树立国家观念的重要性,这些学者的努力和号召昭示着中国比较文学国家意识确立的先声。当前,在比较文学界普遍讨论“死亡”、“危机”和“转向”的时刻,我们从国家意识出发思考中国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应该是思考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本身存在价值较为切实可行的方案。

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国家主体意识的基本设想

当前,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国家意识的确立要把握两方面的基本形势,第一,从近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发展脉络:14至16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是意大利,在那里意大利人掀起了持续几个世纪,影响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是其主要贡献;17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转移至荷兰,在那里荷兰人思考并制定了有秩序和有尊严的现代资本主义经营模式和经济制度;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中心移至英国,在那里英国人进行了以机械工业为基础的工业革命;2”世纪资本主义的中心转移至美国,美国人对世界的贡献则是促进了世界性的信息革命;从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来看,21世纪的中国是否能够成为新的世界市场和经济中心?21世纪的中国及其财富的增长又能够为世界贡献出什么样的先进文化?我觉得在确立中国比较文学学科观念时必须考虑这些问题,这样才能够为未来的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提出明确的方向。第二,从中国比较文学近30年发展和国际比较文学的处境来看,中国比较文学从接受和模仿西方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历史诗学理论,到跨越西方中心论开始的中西文学与文化比较,再到中国、印度和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比较学者呼吁回归东方文化,都给我们重要的启示,这就是国际比较文学的中心已经逐渐转移至东方,而从中国比较文学在东方的实际状况和发展态势来看,它具有成为东方比较文学中心的天然优势,也就是说,中国比较文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的中心。中国当代也有著名学者如王向远先生曾经提出过比较文学中心在中国的观点,我是非常赞同他们具有前瞻性的声音的。因此,中国比较文学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对自己国家所处的地位有一个清醒而自信的认识,才能够提出明确的国家观念和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中国比较文学的国家观念的形成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既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发掘文化大国的内在动力,又要从近百年的中国比较文学实践中总结经验,还要进行大胆的创新以彰显当代中国文化的巨大力量和吸引力。在这些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中国比较文学的国家观念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第一要从当前及今后较长时间的国家利益出发,建构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和发展方向。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界最应该解决的问题就是学科方向的迷失,方向的确立首先要有价值座标,而中国的国家利益则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最根本的价值座标,确立了这样一个价值座标,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就有清晰的方向;当自己有一个明确的大方向以后,任何人的“焦虑”论、“危机”论和“死亡”论都不会动摇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基础,任何的翻译理论、全球化理论和星球化理论都只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的理论参考。在确立国家利益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和学科研究范围才能是切实可行的。第二是要重新发掘、整合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为建设中国的文化大国战略发挥比较文学学科的独特优势。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与西方学者努力进行宗教改革和从古希腊和基督教文化传统中获得精神动力密切相关,因而很值得中国当代学者作为域外之借鉴。我觉得我们主要应该从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的比较研究中,发掘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辉煌事迹,突显中华民族文化那种“文化”天下的强大力量和融合各民族文化的巨大向心力,而这种力量的根源就在于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核心价值。这种核心价值既包括哲学层面的,又包括社会实践层面的,哲学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理解,但社会实践层面的价值应该进行更细致深入的研究。我们知道,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有汉族统治者采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力量统治的事实,还有元朝和清朝等几个少数民族统治全中国的局面,但站在长远的历史长河角度来看,不管是汉族统治者还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他们都是以“文化”天下的治国手段来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赢得长治久安,都对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作出了巨大贡献。季羡林先生提出要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也纳入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就具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比较文学现任会长乐黛云也非常支持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和中国多民族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这些著名学者的指点无疑是富有远见卓识的,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出现了许多优秀科研成果,但站在大国地位进行研究的目的性不够明确。我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应该从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中突显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巨大“文化”力量和内在魅力,尤其要对中国历代政权中形成的“德治”传统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并提取这种传统力量,以期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强盛产生激励和促进作用,并努力使这种文化力量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影响。第三是从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文明主体的交流中,吸收他们的优秀文化因素,总结交流经验,为建设“文化大国”积蓄力量。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三个大的方向,一是总结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吸收和消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基本经验和特点;中华民族文化在吸收和融合这些宗教文化时是如何进行中国化的?在把这些宗教文化进行中国化的过程中又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主导地位的?二是总结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的文化影响,尤其是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及中华文化对其他国家文化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三是总结自宋朝以来的海外华人与所在国居民友好相处,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实现与所在国文化有机融合的经验,并进行深入研究。目前的研究更多着眼于海外华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而较少研究海外华人在异域环境中传播中华文化,与所在国文化进行融合的艰苦历程和巨大贡献。当前,我们正在用国家的力量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传播汉语和中华文化,但我们也不该忽视已经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对传播中华文化,实现与所在国文化进行融合的有利条件和不可取代的优势,因此,我们应该大力提倡用海外华人的力量去传播中华文化,且应树立无论人种、肤色,只要他认同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中华文化最好的传承者的基本理念。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中国大陆与港澳台文化和文学关系研究;其次是中国主体文化和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化和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再次是中国主体文化和文学与欧美华文文化和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等等。这些设想仅仅反映了笔者从国家意识的立场进行的一种较粗浅的学术规划,还远远不能体现其涵盖的全部内容,它所起的作用也仅仅是抛砖引玉。总之,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应该改变用单纯学科理论去思考学科问题的思路,而应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提出和解决当前及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的问题。比较文学的价值不在于维护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存在价值,而是要从国家利益出发,提出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文化价值的理论和观点,而在此基础上创建起来的学科理论和具体的比较文学实践才是构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最坚实的学科体系。

第9篇：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山地；区域特征；贵州小说

一

新世纪以来，无论省内外，从人类学、民俗学、旅游文化等层面挖掘贵州文化资源的研究日渐趋热，相比之下贵州文学的研究似乎一直没有突破，甚至有沉落寂寞的状态。原因自然是复杂的，比如从大背景来说，在大众文化消费的时代、读图的时代，文学整体相对边缘化。不过对贵州文学研究而言，更有其自身的瓶颈。以20世纪文学的中心文体小说为例，一直以来我们的研究都是以全国文学主流话语为重要参照，我们一直欣喜地去发掘偏远之地的贵州小说如何在积极回应中心的呼唤。到上个世纪末，这一模式的研究有一批可观的收获。贵州新文学大系的小说卷、何光渝先生的力作《20世纪贵州小说史》等都将贵州小说发展及成就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空间里进行叙述，特别是后面这部专著，“作者在论述20世纪贵州各个时期的小说时，并非孤立地就事论事，而是把它放在全国小说发展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并与同时期省外小说家的作品进行横向比较。”[1]此后的小说研究在这种模式下已难超越这部专著的成绩。这是新时期以来贵州小说研究相对沉寂的一个重要原因。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相反促进了地方文化研究的兴起，对多元的地方文化的关注，应该说也能给贵州小说研究带来一些新思路。贵州小说有没有值得去发掘和总结的独特现象，有没有自我的个性特点，带着这样的问题重新审视贵州小说的发展史是颇有意思的一件事。

蹇先艾堪称贵州小说第一人，也是贵州乡土小说的先驱。然而探究贵州之于蹇先艾的意义，绝不同于湘西之于沈从文、川北之于沙汀、山西农村之于赵树理那样深刻和饱满。14岁，蹇先艾就被父亲送到北京读书，得以进入到新文学的中心地。从童年的人生体验是很难看到蹇先艾与贵州的深度联系的。被鲁迅选入《新文学大系》的《水葬》被评价为“最能代表他的贵州乡土题材特色”[2]的作品，然而这部作品乡土的内容并不厚实，对水葬这一习俗的关注度也不如王鲁彦对浙东民俗的细致，这篇作品之受重视，不过是因为作品表现了当时代表中国的乡土的落后、闭塞和人性的冷酷。正好符合了五四在现代文明和西方文明立场下对中国乡村（传统）文明的反思与批判，这部作品无论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都并没有把“贵州”作为一个独有的元素。无论从主题取向上还是从语言风格上《水葬》明显的可以看出《阿Q正传》的影子。五四之后，中国文学随着社会变革潮流主流话语几经转向，在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的背景下，小说的批判风向，而中国小说也走向繁复和发展，而有意思的是贵州小说却出现了长时期的空白。抗战时期，蹇先艾返黔，文化重心向西南方向转移，贵州的文学创作活动与文学出版物出现从未有过的活跃，但是此期无论是贵州作家的创作还是以贵州为题材的创作，也未见新的起色。相反蹇先艾在抗战时期的作品，“中心话语”成为全部述说的内容，所谓的“贵州”符号只非常表层的停留在对方言的零星运用上。沙汀的返乡让他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题材，有了《在其香居茶馆》这样充满地域风情的作品的出现，何以蹇先艾真正回归到这块土地之后却丧失了对这块土地的述说呢？

建国后，1950年代贵州涌现了一批本地作家和作品，这是贵州小说第一次显示出自己的规模，一方面可以说是抗战时期的文化活动的积淀，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建国后与国家意识形态相扣合的农村小说成为小说的主脉之一，农村和社会改造给贵州带来了很多变化，为作家们提供了可以回应的文学材料。如较有代表性的石果的《风波》《铁马乡跃进曲》。此后贵州小说几乎是以一种更加自觉地服从地姿态追求“中心”话语。1980年代初，贵州小说迎来了再次辉煌。1980年代初，何士光的两部小说《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相继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这是贵州文坛又一次在全国舞台的绽放。贵州是新时期的的先行者，作家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巨大的历史变革。人们便都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其中人物的意义——“展现农村更多的新人物”[3]。但随后在思想解放的大洪流裹挟下，全国文学迅速恢复元气，贵州文学很快又鸦雀无声了。

从中国20世纪小说的文化批判气质、城乡对立格局、政治文化的书写等方面审视，贵州体验提供给作家的写作资源显得似乎并不丰厚。其实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重角度来看，贵州都是一块资源宝贵丰富的地方，故有“民族文化千岛”之美誉，但是，“我们发现，贵州作家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和挖掘，远不如人类学家们来得深入和地道。”“他们几乎都是从乡土文学民间叙事中走出来的，遗憾的是这种民间叙事几乎都不是本土化的叙事”。[4]原因何在？

二

何光渝先生在《20世纪贵州小说史·导言》中呼吁“就20世纪的贵州文学特别是小说而言，除地貌、气候等自然因素外，贵州建省以来近600年历史，因这历史而形成的人文环境、特别是文化生态环境，不仅影响了贵州人民的性格、气质、审美趣味和艺术思维方式，而且也深刻的影响着贵州作家作品特别是小说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5]。这是期待贵州文学研究能有一个更开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但是我认为贵州文化及文学的特点的地域根性依然是在自然地理条件上。一个区域概念，不外乎指涉这样几个因素：政治、经济、文化、自然。而其中自然地理的因素是最根本的。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正如列宁曾经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在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的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6]。对于文化而言，自然地理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自然生境与文化有着密切的互为影响的关系，自然生境对人的影响尤其大，这些影响会渗透到人的精神和性格中，从而构成不同区域的人在性格上的异同，这些异同就展现了不同的丰富多样的文化模式。”[7]虽然丹纳的环境决定论被后人不断修正，但作为地域文学或文化的研究，他的思想仍然具有启示意义。“贵州”是一个行政区域概念，我们的研究自然要关注到贵州建省600年来政治文化的因素，但也要明白，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和阻隔，历史上贵州政治一直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贵州几百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更倚赖于贵州作为一个地理区位的特点。

贵州最突出的地理特征就是“山地”。贵州地处中国西南，是云贵高原的组成部分，地形上处于从青藏高原向江南丘陵、平原过渡的地带，在贵州境内，山地面积占据了87%，丘陵占据10%，剩下的平地仅占3%。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像这样一个几乎完全由山地和丘陵组成的地理观景在国内绝无仅有，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瑞士与之相似。云贵高原的另一组成部分云南也没有贵州如此密集的山地。明朝正德年间，王阳明贬谪贵州，途径黄平，惊叹“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当年一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也是对娄山关的真实感受。大山的阻隔把贵州掩藏在历史的褶皱里，与中原一带的较大的沟通在元、明、清三代才逐渐实现。大山的封闭使贵州长期处于政治经济发展的落后，也产生安足凝滞的民族性格。

有学者这样描述巴蜀之地：“‘阔大’与‘封闭’也是一组有趣的矛盾，封闭带来了它的保守，造成了它与中原地区的某些差异，但腹地的阔大和千里沃野又赋予它勃勃的生机”[8]。这千里腹地成就了巴蜀之地的盆地文明与天赋气质。相比之下，贵州地理空间的特点应该是“封闭”与“破碎”。贵州在群山围困之中，腹地则由于喀斯特发育过程造成地形破碎，地貌复杂，呈现出“立体多样，纵横分割”的特点，“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也十里不同俗，这些立体排列的狭促而复杂多样的山地生态环境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或“又杂居又聚居”等复杂的碎片似的民族聚落结构，与中原的交流困难，长期以来处于自在的发展状态，在内部，彼此间有交融却同样由于地势的阻隔而保持民族文化、聚落文化相对的独立性。碎片似的的空间布局，形成了贵州文化杂的特点，因杂而无法更进一步整合成既有内部凝聚力又有辐射度的文化体系，因杂而现个性模糊，因个性模糊而带来文化自信心的不足。贵州既有文化孤岛，又有五方杂处的包容之地，前者是由于地理的先天屏障，后者的包容里则显示了自身文化的柔弱性，所以包容多于创造，追寻他者多于自我的创新。在这种地域文化心态下，我们自然理解了为什么贵州小说对自身文化资源利用不足的问题。这里为贵州文学的创新力度的不足找到隐约的依据可以说，贵州小说环环相扣的地域特征起始于贵州独特的山地自然生境。

首先，贵州作家的区域布局是非常不平衡的，很多作家出身于遵义。这块黔北土地以喀斯特丘陵和盆地为主体，是贵州境内最为平坦、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方，是由黔入川的咽喉，也是贵州接受中原儒家文化以及巴蜀文化最深厚的地方。这些相对的开放的丘陵坝子，有着主动向外获取的积极性，向往远方、追逐“中心”的文化姿态，远远强过对本土的关注和理解。

翻阅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还能发现，他们对自身民族文化历史民俗的关注是较表层的。作家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同不是非常强烈或者说自觉。当下创作用力最深的作家王华的经历很有代表性。“虽说我是仡佬族，但在很小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区别。后来，人家听说我是仡佬族作家，总是问我有关仡佬族的问题，我却答不上来，总觉得很不好意思。从那时起，我开始有了追溯民族根的欲望。”[9]这才有了她的带有仡佬族符号的《傩赐》。这种身份追认在贵州作家身上比较突出的，这同样是贵州喀斯特自然生境在贵州小说创作中打下的印记由于身份认同的距离感，贵州乡土小说最常见的是外来者叙述视角，由外来者拨开大山的迷雾，审视山间人的生存现状。开创这种叙述的便是蹇先艾。

《盐巴客》和《贵州道上》是蹇先艾两部重要的“归乡”模式的叙述，正是多年以后的归乡使蹇先艾发现一个实体的贵州，这种发现里有以往的研究者已经多次书写过的对贵州兵匪成灾的社会现状的揭示，还有不容忽视的对贵州地理环境与人的生存及性格的关系的新奇发现。这两部作品的第一重发现就是贵州险峻的地势。“多年不回贵州，这次还乡才知道川黔道上的形势的险恶，真够得上崎岖鸟道，悬崖绝壁。”[10]正是在这难于蜀道的黔道上，才有了盐巴客、轿夫的粗粝与。到1980年代，在寻根小说纷纷问世之时，贵州小说依然在延续这样的叙述。如陈学书的《山国女子》《远山》及以叶辛的《蹉跎岁月》为代表的知青小说。这些外视点的叙述都是从自然空间的发现开始的。

由地理空间而及人使贵州小说有了与20世纪中国小说文化批评性格中略有不同的述说。反思批判封闭保守的民族惰性是自鲁迅以降中国小说的主流话题，但鲁迅们的反思核心指向历史文化。于贵州而言，儒家形成的历史惰性不如大山的包围造成的压抑更为触目。对于贵州的地理环境与人物精神气质的关系，清人陈法有过精当的描述：“黔处天末，崇山复岭，鸟道羊肠，舟车不通，地狭民贫，无论仕宦者视为畏途，即生长于黔而仕宦于外者，习见中土之广大繁富，亦多不愿归乡里。吾以为黔人有五病，而居黔有八便。何谓五病？曰陋、曰隘、曰傲、曰暗、曰呆。”[11]而贵州小说对此作了更为丰富的诠释。类似的描写随时可见，如蹇先艾《山城的风波》：“全县是一座圆湖似的小城，被四围笔锋似的的高山环抱着，俨然是被所谓大时代遗弃下的古老镇市。因为重峦天堑的恩惠，造成一种风气的闭塞，人们的眼光渺小得喂雏鸡的黄米。大多数的人是老死也没有跨出过这古城的长垣”[12]。苗族作家伍略的《麻栗沟》小说的背景是深陷在黔西北大山中的一个小小的村庄。“沿沟而上，两岸偏坡，满眼是巴茅和蕨草，灌木丛丛，间或也有一些青冈，更多的则是那麻栗树。越进沟里，越显得荒僻、冷落……”[13]这是作家追问人性晦暗的起点，作家展示了山沟中的令人战栗的贫穷而来的蛮荒与孱弱。

何士光的《种包谷的老人》是一部值得重新品味的小说。青山屏障下的坝子，依然是偏远寂静，但作家并不峻急，而以少有的悠缓述说人与自然的那份和谐宁静，述说种包谷老人那份久远的日子。《种包谷的老人》花费了大量笔墨描写的却是一个孤寂的老人和一片孤寂的包谷林的故事，人与自然的既和谐又对峙的复杂关系，这部作品颇有些《边城》笔法。但这种书写在贵州这块土地上难成气候。

险峻的群山、坚硬的岩石、隐藏在大山深处的矿区、山间的犄角旮旯地构成了贵州言说的主体空间，传递出与江南的温润、塞外的苍凉完全不同的粗粝、滞重感，并成为作家感知世界、理解人物、发掘主题的起点，从山地文化出发重新审视贵州小说创作特点，挖掘贵州小说独特的文学话语，是可以拓展贵州小说研究新的话语空间的。同时我们也期待这样的研究能给贵州小说创作带来更多当代自信。

地域、文化、经济发展都相对边缘化的贵州，在追随时代共时性话语中，其文学资源是相对匮乏的。贵州文学要真正有所发展，必须要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话语，体现自身文化个性的创作。就这点而眼，贵州文学资源不是说匮乏，而应该是相当丰富。1980年代《中国青年报》记者罗强烈曾撰文展望：“贵州高原从文学的角度看，那里有众多的民族，美丽的山川河流，诗歌如海，传说如山，揿动几代历史沉淀的时代变化……这些，都决定了贵州的生活和文学是迷人的。有如地理条件类似的美国南部，只要出现了自己的‘福克纳’，便会在高原上开出文学的奇葩。这一点，许多人和我都是坚信的。”[14]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1]顾朴光：《一部厚积薄发的力作——评何光渝》,《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5期。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顾敏：《展现农村更多的新人物》，《人民文学》1983,03期。

[4]《坚守与创新——贵州小说创作研讨会散记》，《贵州日报》2010年8月11日。

[5]何光渝：《20世纪贵州小说史·序》，2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6]列宁：《列宁选集》第38卷459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7]游建西：《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7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9]周静：《固守在故土与乡情里》，《贵州日报》09年1月16日

[10][12]蹇先艾：《贵州道上》《山城的风波》，《蹇先艾文集一·小说卷》，134页，17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

[11]陈法：《黔论》，转引自钱理群、戴明贤、封孝伦主编《贵州读本》493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3]伍略：《麻栗沟》，《民族文学》1982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