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经济研究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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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网红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Malmquist指数；技术外溢；离岸软件服务外包

中图分类号：F713.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7.4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7-97-02

一、我国软件服务外包基本情况介绍

我国发展软件服务外包的潜力巨大。尽管中国和印度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都承接国际软件外包项目，由于印度具有软件产业和英语能力的优势，其业务量已占据美国服务外包市场业务的60%以上。印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而中国直到2003年才开始进入发展快车道，许多跨国公司出于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等因素考虑,正向中国转移相关服务产业，特别是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加快了这一进程。

近年来，国家在促进软件出口方面的扶持力度有所增强。经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信息产业部批准，建立了北京、上海、天津、大连和西安等服务外包基地，为其创造良好的政策、人才、技术、资金、市场和出口条件，充分发挥了集聚效应和规模优势，形成了以国家及服务外包基地的国际化软件企业为龙头，辐射周边地区，带动全国软件出口的产业格局。

软件外包为中国软件业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机会，还有先进的软件开发管理流程，以及严格的软件质量控制体系。通过发展软件外包产业，我国的软件产业将逐渐地告别手工作坊式的开发时代，进入工程化、规模化的开发领域。

二、IT业Malmquist指数测度及分析

（一） 数据来源与处理

笔者选取的12个城市分别是：大连、上海、北京、杭州、天津、南京、武汉、济南、合肥、广州、成都、西安。自2006年，商务部联合相关部委，开始实施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截止到2008年11月，我国认定16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4个“服务外包示范区”。目前相关统计制度尚未完善, 我国关于国际服务外包的相关统计数据不易获得，要获得全部20个城市的相关数据实属不易，于是笔者选取了其中数据较为明确的12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而且除合肥和广州外都是最早被列入服务外包基地的城市，具有代表性。

所得数据参考了各年度《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的部分数据、《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和示范区研究报告》中的部分数据、更多数据是通过查阅各城市2003-2008年统计年鉴、各城市2003-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各市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各城市服务外包相关网站、各类报纸和新闻报道、各学术研讨会上领导和嘉宾的发言获得, 甚至致电商务部有关主管部门获得。对与某些地区和年份的数据缺失问题，我采用了平滑数据替代。最后汇集得到了各城市软件服务外包投入、产出指标。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固定资产的存量计算问题。对于全社会各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折旧，目前采用的是9.6%，但是对于内资的高薪技术行业折旧额甚高，笔者选取15%为折旧率。2002年之前软件业的统计尚不完全，无法准确衡量基期资本存量。考虑到当时行业规模尚小，资本存量规模应该不大，再加上该行业的折旧系数较大，并且现实生活中折旧是加速的，第一年的资本投入在第三年的残值就甚小。于是，我们首先平滑出2002年的资产投入，并按15%折旧加入2003年的资产投入中去，并将此时得到的2002年的固定资产投入数据作为基期数据，来计算各市各年资本存量。公式为：Kt=It+(1+?啄)Kt。2002年还没有进行新国民经济行业划分，这一年的计算机服务与软件行业的各种数据，由计算机应用服务业产值和相关报道中软件销售额代替。

笔者采用的投入指标为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在职人员数量(万人)、该行业社会固定资产投入(存量)；产出指标为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年产值(亿元)。

（二） 测度结果及分析

图1是把所选的12个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各年的Malmquist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的趋势变化。

图1中显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2002-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变动。结果表明，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提升, 技术进步是其主要动力，资源配置效率较尚有待改善，并基本保持不变。

2006年，我国开始实施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各地分别出台扶持政策，企业和个人也开始抓住机遇，2006-2009年间，出现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全要素增长率大幅提升，达到了15.8%。并且首次出现规模效率增长的最大幅度，达到3.9%。这一现象是完全符合现实状况的。同时，我们从重庆市服务外包出口额看到，重庆服务外包出口额从2006年的1.067亿元上升为2007年的3.5亿元。这表明，我国服务外包业的发展环境得到改善。

表1为5年平均指标，反映的是2002-2009年的各城市生产率变动的平均水平，不能准确反映各城市当前的生产率状况。在12个城市中，大连和南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平均提高幅度最大。从整体来看，规模效率指数小于1，而技术效率下滑。上海市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率在下降，但是从2005年开始始终保持快速上升。大连的服务外包在这些年也有长足的进步，其以软件外包为核心，积极开拓日本和韩国市场，对日软件出口和外包业务已经成为大连特色。在离岸外包中，大连的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指标中没有出现任何下滑，这也是大连市离岸外包势头强劲的一种表现。合肥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最低，主要原因是平均规模效率增长率过低，也是由于资源配置和利用不合理所至。这表明，目前合肥的软件业还尚处于起步阶段。天津市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不增反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早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过于低，如其在2002-2003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只为0.779，这势必大大降低了天津市的平均Malmquist指数。但是天津的近几年的Malmquist指数也并不十分突出，这也印证了孙晓琴(2008)的研究结果，她利用2006年的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影响服务外包的诸因素进行甄选, 从一个新的视角得出评价服务外包承接地竞争能力的指标体系，对全国17个服务外包城市的外包竞争力进行评价。结果得出在企业竞争力方面，天津市在17个城市中仅排列第九。其余城市排序与我们结果相似。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笔者研究结果表明，承接离岸软件服务外包对区域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软件服务外包出口额的扩大，行业生产率的增长逐渐减缓。同时，该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和我国外包政策的实施也对生产率的增长有积极作用；而该行业国有经济单位的职工人数变动与生产率变动呈负相关。在研究方面，如果能够区分服务外包出口国别和地区，研究承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软件外包对我国软件业发展的影响，也将是有益的。

承接离岸软件服务外包不仅仅能提升地区经济水平，更能为相关行业带来技术进步。我们提出以下建议：各地政府应为服务外包企业提供鼓励政策，使当地外包企业能积极参与到全球服务外包业的竞争中去；各地政府应积极根据地方产业规模、承载能力和核心优势等，积极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为当地外包企业和国外企业牵线搭桥，以促进外包出口，以提升区域该行业全要素生产力增长；实施人才战略，加大人才培养，特别是专业技术人才和外语人才的培养，增强高端人才引进力度，以促进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和我国软件外包产业生产率的提高；注重与高校和国际知名培训组织之间的合作，提高人才质量，使人才结构合理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扩大离岸外包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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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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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网红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 电子政务 评估模式 分层评估

一、电子政务评估的意义

近年来，电子政务的发展方兴未艾。在我国，电子政务同样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并成为国家信息化建设的中心环节，其年经费投入达2500亿元以上。发展电子政务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战略安排。电子政务的推广和实施，在促进政府职能改变、增强政府管理手段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推动国家信息化事业的发展、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服务以及促进政府政务公开和廉政建设方面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我国由于电子政务理论不成熟，电子政务的发展存在重投入、轻产出，重建设、轻评估，重电子、轻政务等方面的问题，电子政务建设的投资效益始终不明。一些政府机构甚至把电子政务建设等同于政府上网，等同于政府网站建设，使电子政务在发挥其作用方面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迫切需要建立科学、实用、指导意义强和操作性好的电子政务绩效评估模式，对中国及各地区电子政务水平、发展进程、存在的问题进行量化的反映与评估，以促进全国电子政务的良性发展，进而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

当前，中国面临着新一轮政府机构和管理体制改革，电子政务的深化发展将为这场改革提供更大的支撑。为了考察电子政务建设与投入的实际绩效，必须对电子政务所达到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估。通过电子政务评估，能够准确了解电子政务建设的实际效果，能够诊断电子政务建设存在的问题，能够指导电子政务未来的建设与发展，能够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其意义十分深远。提出有别于国外电子政务评估模式又能适应中国电子政务建设和发展需要的评估新模式，也能为电子政务的深化发展指明方向，具有较大的战略意义。

二、国内外电子政务评估简介

面对全球电子政务建设的浪潮以及数额庞大的电子政务建设工程，国内外相关学者和评估科研机构从不同的视角、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对电子政务绩效评估模式和方法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有益的探索。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电子政务视为电子化的政府，以政府为评估对象，沿用和扩充了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容对电子政务进行评估；埃森哲（Accenture）公司从政府服务的对象――顾客的视角，审视电子政务提供的服务；联合国公共经济公共行政署与美国行政学会则按照人―机信息系统的观点从电子政务组成部分对各国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进行评估；高德纳（Gartner）咨询公司从工程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项目的有效性；布朗（Brown）大学则主要对政府网站进行测评。

OECD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提出电子政务绩效评估的基本准则是绩效评估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1]。不论是传统的行政管理，还是目前的公共行政、公共管理、政府治理等称谓，其共识的准则可大致归纳为“四E”（公平、效率、效益、经济）和“三R”（责任、回应、代表性）。遵循此传统，OECD提出电子政务的产出和影响可以用“善治”（Good Governance）的评估标准来衡量，检测其结果是否向“善治”趋进。其绩效评估指标包括：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负责性、整合性、效率、连贯性、适应性、参与和咨询。OECD的电子政务绩效评估基本上属于概括性陈述。

自2000年起，埃森哲公司开始通过网站对各国电子政务建设和发展进行跟踪测评[2]。在评估调查过程中，埃森哲公司将服务成熟度（Service Maturity）和传递成熟度（Delivery Maturity）作为度量政府门户网站的两大方面；将客户关系管理引入对政府绩效的测评，并赋予其30%的权重指标；根据两种成熟度的综合得分，将被调查的国家和地区分为四个等级：创新型的领导者（Innovative Leaders）、敏锐的追随者（Visionary Followers）、稳固的成功者（Steady Achievers）和平台的构建者（Platform Builders）。

联合国公共行政与发展管理司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电子政务绩效评估方法与指标体系[3]。该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政府网站状况、基础设施状况和人力资源状况。该指标体系从这三个方面计算了衡量一国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电子政务指数”，并以此对192个成员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调查的最终结果体现为各国的电子政务完备性指数和电子政务参与指数：电子政务完备指数对应的二级指标包括政府网站评估指数、通信基础设施指数、人力资本指数三个方面；电子政务参与指数对应的二级指标包括教育、健康、社会福利、财政、就业等。

高德纳（Gartner）咨询公司主要对某国特定电子政务项目的有效性进行评估。该公司从三个方面评估电子政务项目的有效性，即公民的服务水平、运行效益以及政治回报，而每个大类又包含一系列具体参数。

自2001年以来，美国布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已经连续了6份全球电子政务年度评估报告。Brown大学在2007年了第六份测评报告，对全球198个国家的1935个政府网站进行了测评。测评内容包括在线信息、在线服务隐私和安全、沟通工具等[4]。该报告还对以往年份的评估结果进行了对比, 体现了各国电子政务发展进度。

我国电子政务绩效评估的研究起步晚，尚处于初始阶段，国内研究主要分为测评机构研究成果和各学者的观点两个部分。

北京赛迪时代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自2001年起，受国务院信息办委托对国务院部委政府门户网站和地方政府门户网站进行绩效评估工作，并连年评估报告。2006年的评估报告按照对政府网站的内容要求，提出信息公开、在线办事、公众参与和网络设计4项一级指标，并分别赋予其50%、20%、25%、5%的权重，重点评估政府网站在实现政府与公众互动交流的桥梁作用。2007年该项评估工作主要由中国软件测评中心负责，对评估指标体系做了较大修改，设置了网站内容、网站设计、日常监测三大评估板块，而日常监测本身又设计了一、二、三级指标。新的评估模式在推进“百件实事网上办”活动，加强对政府网站建设的分类评估，开展政府网站“日常监测”工作等方面有所创新[6]。

计世咨询公司自2002年起，开始陆续《中国城市政府网站评估报告》，对各部委政府网站的评估从无到有，评估指标体系也日趋完善。计世咨询公司应用网站内容服务、网站功能服务、网站建设质量三个大类，建立了十大指标体系, 对我国36个重点城市的政府网站进行了评估。尽管政府网站作为电子政务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代表了电子政务发展的水平和程度，但仅仅以政府网站来描述电子政务的整体特征，显然过于单薄。

上海经济互联网咨询中心与国家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联合开展全国城市信息化水平测评工作；在2004年的报告中, 利用应用域带宽、家庭宽带接入、百户计算机拥有量等15项信息化水平测评量化指标，对37个城市进行测评。但是纯定量化的评估指标难以有效涵盖电子政务发展的全貌。

北京国脉互联信息顾问有限公司将电子政务评估分成四大板块：网络基础设施、信息系统、信息安全、投资效益。每一个板块都含二级和三级指标。信息系统板块包括软件、硬件、数据、服务、文档、设备、人员和其他二级指标；一级指标下设数个至几十个三级指标不等。

广州时代财富科技公司在电子政务研究报告中，设置了政府机关的基本信息、政府网站的信息内容和用户服务项目、网上政务的主要功能以及电子政务的推广应用4个方面共计30项评价指标。

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联合计世咨询公司共同研究的《中国电子政务研究报告（2006年）》采用了自行提出的PIT-EEE（即双维度、多层级网站评价法）评价指标体系，将电子政务具体的服务功能分为三大类：信息公开（Presence）、互动交流（Interaction）和在线办理（Transaction）；再将这三大类功能按照从低到高发展阶段，依据所提供的电子政务典型服务的难易程度与重要程度，相应给出了初级（Emerging）、中级（Enhanced）和高级（Expert）三种发展水平。该指标体系利用6项一级指标、29项二级指标和95项三级指标，用以考察电子政务服务功能中的各个方面。该模式代表了国内政府网站评价的潮流，但仍局限于网站的评价，较少从政府管理改革以及电子政务发展趋势方面着眼。

一些地方政府也自行制定了一套评估体系，如北京、广州等。北京市信息办了一套适用于对北京区县和委办局电子政务网站进行测评的指标体系，其中包括政务公开、在线服务、公众参与、网站管理4个一级指标，下设26个二级指标、68个三级指标。广州市设置组织领导情况、建设和应用情况、应用效果、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4个一级指标，下设12个二级指标和28个三级指标。

除各咨询公司、科研单位对电子政务评估模式进行了研究和实践外，国内许多专家、学者也对电子政务绩效评估的方法和模式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例如，张成福等将电子政务的绩效划分为产出、结果、影响3个层次，认为我国的电子政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战略选择在于：突破“产出”层次的评估，向“结果”和“影响”层次的评估发展，以形成综合性的绩效评估模式[8]。杨云飞、白庆华提出电子政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可归纳为“电子集中、电子安全、电子管理、电子服务、电子决策”五大类[9]。彭细正在电子政务绩效评估五要素的基础上，根据逻辑框架法基本模式的分析架构，对政府门户网站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做出了初步研究。刘腾红等人从服务和应用的角度出发建立了一种电子政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系统评价方法；他们将电子政务绩效评估体系划分为内部和外部两大指标体系、6个子系统。何凤秋从现实中国政府管理的视角，提出了成本/效益分析、政府职能实现程度、信息化功能完善程度三大一级指标，并进一步细化为9个二级指标、27个三级指标[10]，其研究颇有新意。

三、当前电子政务评估存在的主要问题

综合国内外电子政务绩效评估相关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其研究的基础和现有成果都还很薄弱，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只是一些零散的评估指标体系或方法，至今还未形成得到学界统一认可的评估模式。具体而言，我国电子政务绩效评估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⒈评估内容过度关注政府网站外部绩效

现有评估模式大多是对政府网站的评估，很少有深入电子政务内部绩效方面的理论研究或评估实践。对电子政务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网站建设绩效的层面，对电子政务应用系统的评估也整合在政府网站的评估当中。而且，大量电子政务绩效的研究主要从政府网站外部特征入手，重点考察外部绩效，较少涉及到流程优化、制度建设、成本投入等电子政务的内部运营绩效。

⒉评估内容缺乏指导性和示范性

目前许多评估模式涉及的内容主要限于对电子政务（政府网站）的一般功能上，特别是信息公开、政府服务、互动交流、在线办事等方面，而这些功能仅从电子政务的现状考虑，没有从政府管理改革、电子政务发展趋势等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像政府行政绩效，政府决策民主化、透明化、科学化等理应是电子政务所追求的，而且也应当是电子政务评估所考虑的。否则，电子政务只能是政府管理的附庸，而不是促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因素。上述原因造成评估内容和评估结果的指导性不强，对电子政务建设的改进、对政府管理体系改革的促进作用较弱。

⒊评估内容有明显缺漏

电子政务建设内涵相当丰富，但国内大多电子政务绩效评估模式涉及的评估内容有明显缺漏。例如，对涉及政府服务和互动交流方面的内容，如相当重要的G2E（政府对企业）、G2G（政府对政府）服务的评估，要么没有涉及，要么含混地融合在其他一般性指标中。显然，这样的评估对指导并完善电子政务建设，引导电子政务向更高的层次发展非常不利。

⒋评估指标体系设置随意性强

我国现有的电子政务绩效评估中基本上是“一对多”的模式，即用一个评估模式、一套指标体系去评估多个评估对象，对各级各类电子政务系统及其发展阶段的差异在评估模式上并没有进行区分。这就使得评估体系自身的针对性弱，且评估结果不易于比较，没有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定位，从而大大降低了评估的意义。为应付不同评估对象，有的指标设置随意性强，甚至根本不能把握电子政务的内涵，使电子政务的评估演变成对政府有形和无形资产的评估。

⒌评估标准与数据处理存在问题

现有的电子政务绩效评估模式，从评估指标、评估方式、数据处理，以及到对实践的指导，各方面标准和体系都不一致，定性与定量指标难以协调，硬指标与软指标难以协调；权重分配虽然是经过专家评判或AHP法检验的，但某些指标属性迥异，如此权重分配本身就没有意义。这样的评估模式就使评估过程的科学性受到质疑，缺乏权威性和公信力。在电子政务绩效的整体构成上学界也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各有偏重，而使得各种评估结论无法横向比较，从而导致评估方面的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

⒍评估结果的运用薄弱

对电子政务绩效进行评估和比较不是目的，绩效评估的目的在于改进电子政务绩效并推进政府管理改革。在现有的评估模式中，往往忽略了对评估结果运用的指导。一个省级电子政务系统被评估后一般得到的是名次与分数，并不清楚自己差距在何处。这就极大地削弱了评估的意义和评估主体的积极性。

四、电子政务分层评估初探

电子政务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从大的方面上讲，它可以分为系统加应用两大部分。系统方面可以概括为网络环境、计算机硬件、系统软件、应用软件等部分；应用方面则比较复杂，而且电子政务的发展阶段不同，其功能会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正是因为电子政务系统非常复杂，因此许多有关电子政务评估模式实际上评估的并不电子政务，而是电子政务的一个主要的表现形式――政府网站。这种做法实际是回避了问题。而这类评价模式带来的一个后果是：拿网站评估结果来替代电子政务评估结果，因此无法真正诊断电子政务建设存在的问题，也就难以用来指导电子政务建设。另外，已有的电子政务评估指标非常多样，类型不一，很难用以进行比较和做权重分配。把它们混在一起进行评估，也存在科学性不强的问题。

笔者认为，避免上述问题的一个有效办法是对电子政务进行分层，将电子政务按组成、功能进行合理分层，然后对每一层级单独进行评估。电子政务总体上可分为系统层和功能层，功能层又可按照功能和应用特点进行分层。具体来说，笔者初步将电子政务分成以下5个层级（参见图1）。

⒈电子层

电子层包含硬件基础设施、网络与通信环境、网络安全等。电子政务作为传统政务的延伸和发展，其变革首先在于技术手段的革新和演变上。因此，对电子层的评估是电子政务评估的基础，也是电子政务得以发展和进步的基础性环境条件。

⒉信息层

信息层面的评估主要侧重于对电子政务的直接表现形式――政府网站的信息进行跟踪测评。电子政务的信息披露是其基本功能之一，网络的极大优势就在于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实现“零时空”的信息共享。信息层主要包括对信息更新、信息公开、三网一库的评估。

⒊服务层

市场经济不断要求政府向精致和柔性转型，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政府的重要任务。电子政务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能够更好地提供这类服务。对服务层的测评主要侧重于政府在线服务、政府网上采购以及政府网上十二金工程等。

⒋交互层

政府行为只有得到社会绝大多数的认可和赞成才有执行的必要和可能，电子政务为政府和社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互动平台。对电子政务交互层面的评估主要涉猎电子政务治理模式下实现公众参与、网上监督和电子听证的实现程度，等等。

⒌决策层

在决策层，电子政务系统通过对政务信息资源的有效管理和集成，利用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辅助政府决策的制定。利用电子政务进行辅助决策，能够调动广大公民参与决策的积极性，能够使决策过程更加科学透明，从而提高政府决策的质量。决策层效益主要体现在电子政务系统对政府决策优化的支持程度，评价指标包括提高决策能力、改善决策质量和增强公众监督能力等。

对电子政务进行分层评估，表面看来似乎使评估过程和评估内容更复杂化了。但实际上，由于对电子政务按系统和功能进行分层，每一层的评估内容相近，评估指标趋同，因而在权重设定、数据处理等方面得到了简化。而且这种评估模式能够提高评估的准确性、科学性，评估结果指向性明确，对电子政务建设与改进的指导意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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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成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第3篇：网红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1 文献综述

基于农产品的历史价格数据对未来价格趋势进行有效的预测，将有利于生产经营者及时对市场做出反应并进行合理地调整及生产，有利于提高政府部门的管理效率和调控能力。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针对农产品价格预测开展了探索性的研究和相关的实例验证。

经济学家Herry L Moore作为公认的最早运用计量方法于农产品领域进行价格预测的学者，其通过引入相关关系、线性回归模型对农产品年度价格等进行预测，发现应用回归模型进行的价格、产量预测的结果比美国农业部的定性预测更为准确[2]。国内外预测价格的模型方法不胜枚举，例如时间序列法中的季节虚拟变量法、Census X12法、Holt-Winters季节指数平滑法、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IMA）等，神经网络模型（NN）、灰色预测模型GM（1，1）等智能分析法[3，4]。其中，邓聚龙教授于1982年提出的灰色预测模型GM（1，1）适用于研究“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小样本”、“贫信息”等问题，预测结果可以反映价格的整体趋势，有效削弱各类随机波动因素的影响。而农产品价格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影响机制的复杂性和影响内涵的模糊性恰好符合灰色预测模型GM（1，1）的研究特点。

目前，不少学者已证实运用灰色预测模型GM（1，1）对农产品价格预测的结果较为准确。Tzong等[5]运用灰色系统理论（Gray theory），通过分析连续4个月的数据以预测下一个月的红豆价格，结果表明，预测价格接近实际价格，这意味着灰色系统理论适合用于预测农产品价格。邓立军[6]针对大豆价格变异的预测，建立了关于大豆价格指数的灰色预测模型GM（1，1）。徐明凡等[7]基于灰色预测模型与神经网络模型的对比分析，发现灰色预测模型对随机因素的处理能够取得较为满意的效果，更能反映及预测鸡蛋价格的波动趋势。

还有学者通过对灰色预测模型GM（1，1）进行相关改进，以提高价格预测的精确性。方燕等[8]在分析大豆长期和短期价格走势的基础上，引入GM（1，1）模型，以预测我国大豆价格的变动趋势。朱婧等[9]采用改进GM（1，1）模型对我国大豆价格进行预测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大豆价格将持续处于低迷状态。范震等[10]在灰色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改进GM（1，N）大豆价格预测模型，首先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我国大豆价格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其次，选择主要的影响因素并将其作为模型的相关因素变量，构建GM（1，N）大豆价格预测模型。马雄威等[11]根据猪肉价格波动的特点，采用修正背景值GM模型BGM（1，1）、无偏灰色系统模型WPGM（1，1）、修正初值GM模型CGM（1，1）等灰色GM（1，1）改进模型对猪肉价格进行了预测。郝妙等[12]通过建立基于弱化缓冲算子的GM（1，1）预测模型，发现未来生猪价格将在波动中上涨。谷国玲等[13]通过改善GM（1，1）的背景值和运用M次累加的方法对灰色模型进行残差校正，进而把猪肉价格变化当作一个灰色系统，采用等维递补的方法预测猪肉价格的发展走势，丰富了灰色预测模型理论的内容。

总体来看，在农产品价格预测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更多的是利用计量经济学等方法从长期价格变动趋势的角度进行量化分析，预测结果均比较理想。但已有研究大多以农林畜等为研究对象建立预测模型，鲜有关于菌菇产品价格预测的研究，因此，本文拟以香菇、金针菇、双孢蘑菇、平菇和黑木耳五大主要食用菌品种为研究对象，运用灰色预测模型GM（1，1）对2017年全国食用菌价格进行预测，以期丰富食用菌产品的相关研究，增强食用菌短期价格的预见性。

2 研究方法

灰色系统理论的微分方程为GM模型，G表示Gray（灰色），M表示Model（模型），GM（1，1）表示1阶的、1个变量的微分方程模型，是一阶单序列线性动态模型。灰色系统理论认为一切随机量都是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时间段上变化的灰色量及灰色过程，为弱化原始时间序列的随机性并强化时间序列的规律性，在建立灰色预测模型之前，通常需要对原始时间序列进行数据累加或累减处理，得到近似的有指数规律的时间序列数据后再进行建模。这种处理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建模难度，为微分方程创造出更为简便的建模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灰色预测模型GM（1，1），可以对下一时期的所有数据进行预测，从而实现对数据进行分析的目标。

2.1 灰色预测模型GM（1，1）建模步骤

设原始非负序列为Ⅹ（0）：Ⅹ（0）=（x（1），x（2），…，x（n）），其中：x（0）（k）≥0，k=1，2，…，n；进行一次累

加（1-AGO）生成的新序列为：X（1）：X（1）=（x（1）（1），

x（1）（2），…，x（1）（n））。Z（1）为X（1）的紧邻均值生成序列或背景值序列，Z（1）：Z（1）=（z（1）（2），z（1）（3），…，z（1）（n）），

其中：z（1）（k）=[（x（1）（k），x（1）（k-1）]，（k=2，3，…，n）；z（1）（k）=x（1）（k）dt=[（x（1）（k），x（1）（k-1）]，（k=2，3，…，n）。x（1）（k）=x（0）（i），其中，k=1，2，…，n。

x（0）（k）+az（1）（k）=b为GM（1，1）模型的基本形式，a、b均为待识别参数，a为发展系数，b为内生控制量（投入量）。若a∧=[a，b]T为参数列，且B=，Y=，求灰微分方程x（0）（k）+az（1）（k）=b 的最小二乘估计参数列，满足a∧=（BTB）-1BTY。预测模型GM（1，1）的微分形式为

+ax（1）=b，+ax（1）=b为GM（1，1）模型的白化微分方程，也叫影子方程。

如上所述，则有：

①白化方程+ax（1）=b的解或称为时间响应函数：x∧（1）（t）=x（1）（0）-e-at+。

②GM（1，1）灰微分方程x（0）（k）+az（1）（k）=b的时间响应序列为：x（1）（k+1）=x（1）（0）-e-ak+，k=1，2，…，n。其中，参数-a为发展系数，反映出x∧1与x∧2的发展态势；b为灰色作用量。

③取x（1）（0）=x（0）（1），则：x（1）（k+1）=x（1）（0）-e-ak+，k=1，2，…，n。

④还原值x（0）（k+1）=x（1）（k+1）-x（1）（k），k=1，

2，…，n。

2.2 灰色预测模型GM（1，1）的验证

在运用GM（1，1）进行预测之前，还须进行相对误差检验、关联度检验、小误差概率和后验差检验，以验证该模型的正确性。

①相对误差检验 原始序列X（0）=（x（0）（1），x（0）（2），…，x（0）（n）），相应的模型模拟序列为x（0）=（x（0）（1），x（0）（2），x（0）（3），…，x（0）（n）），残差序列为ε（0）=（ε（1），ε（2），…，ε（n））=（x（0）（1）-x（0）（1），x（0）（2）-x（0）（2），…，x（0）（n）-x（0）（n））。

定义相对误差序列Δ=，，…，=Δk。

a.对于k

b.1-Δ为平均相对精度，1-Δn为滤波精度；

c.给定α，当Δ

②关联度检验 设X（0）为原始序列，x（0）为相应的模拟误差序列，ε为X（0）与x（0）的绝对关联度，若对于给定的ε0>0，ε>ε0，则称模型为关联合格模型。

③后验差检验 设=x（0）（k）为X（0）的均值，s12=（x（0）（k）-x）2为x（0） 的方差，s22=（ε（k）-ε）2为残差方差，则称C=S2/S1为后验差比值；对于给定的C0>0，当C

④小误差概率检验 定义=ε（k）为残差均值，称p=pε（k）-p0，称模型为小误差概率合格模型。

⑤精度 检验模型的精度及其适用性，精度检验等级见表1。

3 我国食用菌价格预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香菇、金针菇、双孢蘑菇、平菇和黑木耳批发价格为研究对象，基于食用菌产业经济研究室数据库提供的各省平均批发价格数据，经过简均后，计算出全国的月度价格数据，应用Matlab 2014b软件构建并检验GM（1，1）模型。

3.1 香菇

以2005年1月至2016年12月的全国香菇月度批发价格为样本区间，运用GM（1，1）模型对2017年香菇价格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见表2。检验结果显示，C=0.437，精度为二级；P=0.958，精度为一级；采用GM（1，1）模型对2017年全国香菇价格进行预测所得的预测值和真实值之间的百分绝对误差为1.141 6%；当分辨率ρ=0.5时，关联度r=0.802 8>

0.6，说明GM（1，1）模型预测合格。

由表2可知，2017年全国香菇预测年平均价格为12.7 元/kg，明显高于2016年全国香菇实际年平均价格。可能的原因是，受2016年全国香菇价格偏低的影响，菇农的种植积极性降低，造成2017年香菇上市量偏紧，供不应求，价格上扬。

3.2 平菇

选取2005年1月至2016年12月全国平菇月度批发价格数据，采用GM（1，1）模型对2017年全国平菇价格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见表3。通过检验可知，C=0.37，P=0.951，百分绝对误差为0.637 1%；当分辨率ρ=0.5时，关联度r=0.723 7>0.6，预测模型满足要求。

运用GM（1，1）模型预测2017年全国平菇年平均价格为6.99 元/kg，相比2016年出现小幅增长。

3.3 p孢蘑菇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2007年1月至2016年12月全国双孢蘑菇月度批发价格为样本区间，选择GM（1，1）模型对2017年全国双孢蘑菇价格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见表4。检验结果显示，C=0.433，P=0.95，精度为二级；采用GM（1，1）模型对2017年全国双孢蘑菇价格进行预测所得的预测值和真实值之间的百分绝对误差为2.116 7%；当分辨率ρ=0.5时，关联度r=0.646 7>0.6，表明预测模型精度较高，可以较好地把握平菇价格变化的规律。

由模型的预测结果可以看出，2017年全国双孢蘑菇年均价格同2016年全国年均价格相差不大，价格变化平稳，不会出现大幅度波动。

3.4 金针菇

选取2009年1月至2016年12月全国金针菇月度批发价格数据，利用GM（1，1）模型对2017年全国金针菇价格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见表5。由检验结果可知，C=0.417，P=0.936；采用GM（1，1）模型对2017年全国金针菇价格进行预测所得的预测值和真实值之间的百分绝对误差为1.278 4%；当分辨率ρ=0.5时，关联度r=0.671 2>0.6，说明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

比较2017年全国金针菇价格的预测值与2016年全国金针菇价格的真实值，2017年全国金针菇年均价格预测值为6.61元/kg，低于2016年全国年均实际价格6.93元/kg。

3.5 黑木耳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2012年1月至2016年12月全国黑木耳月度批发价格数据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见表6。检验可知，C=0.49，P=0.90；采用GM（1，1）模型对2017年全国黑木耳价格进行预测所得的预测值和真实值之间的百分绝对误差为1.263 8%；当分辨率ρ=0.5时，关联度r=0.702 0>0.6，说明该模型预测精度较高。

GM（1，1）模型结果显示，预测2017年全国黑木耳的年均价格为9.78元/kg，将高于2016年全国黑木耳真实年均价格8.42元/kg。

4 结及建议

对食用菌价格的预测研究不仅对菇农合理安排生产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家菌菇市场的健康稳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灰色预测模型GM（1，1）对以香菇、金针菇、双孢蘑菇、平菇和黑木耳为代表的我国食用菌产品月平均价格进行了预测与分析。结果表明，GM（1，1）模型适用于食用菌价格预测，能够较好地把握食用菌价格的变化规律；香菇、平菇和黑木耳的2017年全国年均价格预测值高于2016年全国年均价格真实值，表明2017年香菇、平菇和黑木耳的价格会有所上涨；双孢蘑菇的2017年全国年均价格预测值同2016年全国年均价格真实值相差不大，表明2017年双孢蘑菇的价格相对平稳；金针菇的2017年全国年均价格预测值低于2016年全国年均价格真实值，表明2017年金针菇的价格将有小幅度地下降。

为保障我国食用菌市场价格稳健发展，根据GM（1，1）食用菌预测模型的预测结果，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重视对食用菌价格预测的研究和应用，提高菇农安排生产和政府制定价格政策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虽然食用菌产品价格完全交由市场调节，但供需之间的关系处理则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进行价格预测时，可综合考量市场供需、进出口、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取得更为理想的预测效果，从而为菇农合理安排生产规模提供参考依据，保障菇农利益，促进我国食用菌市场的健康稳定。

第二，建设和完善食用菌信息平台，为食用菌产业提供信息化支持。建立食用菌信息平台，定期全面性、权威性的食用菌市场相关信息，促进食用菌信息的共享，增强菇农对国家整体经济形势和市场供求关系的感知能力，避免菇农盲目扩大种植或减少生产而导致的利益损失及食用菌市场供需失衡。

第三，提高食用菌行业与菇农的组织化程度，推动食用菌产业现代化发展。以农村专业合作社基地的方式，大力扶持菇农加入食用菌专业合作社，提高规模效益，增强菇农应对食用菌价格波动的抗风险能力，促进食用菌产业化、规模化和现代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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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网红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Airbnb；发展现状；建议对策

中图分类号：F74

文I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1.007

0引言

目前，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分享经济浪潮正席卷全球。在线短租则是分享经济在住宿市场形成的一种新兴业态，是指个体将闲置房源通过在线短租平台与他人进行按日短期租赁，进而获得房租收入的经济现象。据测算，中国国内在线短租的潜在市场规模2018年有望达到700亿，但现阶段仅达到市场潜力的10%左右，还有非常大的市场潜力没有释放。Airbnb作为该行业在全球的领军企业，自然非常重视中国市场的开发，其已于2016年正式进驻中国。然而国内短租市场已有所发展与积累，对新进入者形成一定阻碍，所以Airbnb在华的未来发展策略值得探讨。本文将分析其在中国市场的发展现状以及反映的问题，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其在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建议和策略。

1Airbnb及其国外发展介绍

“Airbnb”（Airbed and Breakfast）即“空中食宿”，是一个旅行房屋租赁社区，用户可通过互联网随时随地、搜索度假房屋租赁信息并完成在线预定程序。Airbnb则从成交额中提取约10%的服务费作为公司主要的盈利来源。Airbnb的理念和特色是从个人而不是酒店手中租住一间房屋，主张将闲置的房屋出租获得额外收益，并且房租通常比星级酒店便宜，从而为房东与房客双方创造价值。

Airbnb成立于2008年8月，总部设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市。其在建立初期主要利用美国一些重大会议以及选举集会时，当地酒店旅馆住宿供不应求的契机，适时地在公众面前高调曝光，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和流量。2010年里Airbnb实现了7倍速度的增长，被Boardofinnovation评定为“美国2010年十大网站商业模式”之一。2011年，Airbnb营业额难以置信地增长了800%。到2017年3月为止Airbnb已经进行了五轮融资，在完成新一轮融资后，Airbnb的估值预计已达310亿美元，成为全球估值第三的科技创业企业。

近年来，Airbnb也在加快拓展欧美之外的新兴市场的步伐。亚太地区，Airbnb的预定数出现了高达370%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增长速度。Airbnb是美国分享经济模式的开拓者，从最早出租三张气垫床起步，如今其业务已经覆盖全球191个国家的3.4万个城市，拥有4000多万套房源，被《时代周刊》称为“住房中的EBay”。

2Airbnb国内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2015年11月，分享经济的概念首次被写入党的全会决议中；发改委于2016年9月召开的“促进分享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座谈会上表示，正在研究起草《分享经济发展指南》，希望能为产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政策支持。近年来对于分享经济利好政策以及管理条例的推出，说明当下国家重视该种新型经济模式给发展注入的新活力，以及提高社会资源有效再配置的作用。

Airbnb借助有利的国内政策环境，于2015年开始涉足中国市场。2016年，其陆续与重庆、上海、深圳以及广州四地的旅游监管部门签订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并于同年12月宣布正式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本部分主要从行业竞争的角度，将Airbnb置于中国在线短租行业整体环境中，从各个方面将其与竞争对手进行比较分析，最终得出Airbnb目前在华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由于国内在线短租平台优劣不等，本文主要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途家（2016年并购蚂蚁短租）和小猪短租与Airbnb进行比较分析。

2.1认知度较低，房源数不足

继uber之后，Airbnb成为分享经济在住宿领域的先行者，在2015年宣布入华后凭借其全球化品牌影响力在中国赢得一席之地，虽然知名度仍落后于途家和小猪，但其它短租平台如木鸟、游天下等品牌影响力却难以望其项背。除此之外，就内地市场的房源数量而言，途家通过平台自营、商户经营、房东经营三种经营模式累积了大量的社会闲置房源，而专注于“C2C”（Customer to Customer）商业模式的Airbnb和小猪只通过房东经营渠道积累房源，因而基数较小。因此，Airbnb要想真正立足国内市场，如何在已被途家、小猪抢占先机的情况下提高在华知名度、拓展房源与客源是其最先需要考虑的难题。

2.2产品与配套服务特色化欠缺

对于短租行业来说，产品及房源是核心生命线，而想要在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对产品的创新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为了提供差别化的产品，以取得差异化的优势和独特的市场地位，国内的几家企业已分别采取了行动。例如小猪短租的CEO陈驰一直致力于打造有“人情味”的住宿，即既满足顾客的住房需求，又满足他们在精神文化层次的追求。小猪推出的“城市之光”系列主题住宿活动，将住房搬进了书店，这一创意不仅率先打破传统住房的局限性，而且由于各个城市的风俗习惯不同，各个相同的“书店住房”中又带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在相同中体现不同，小猪打造出一条自己专属的产品线。然而，Airbnb在中国虽然也是致力于给租客带来独一无二的“家”的体验，但其产品特色化方面并未赶上已经探索了几年的中国本土企业。

另一个关键问题则是配套服务。中国的在线短租市场发展到今天，平台在交易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丰富。在交易过程中，无论是房东还是房客都希望能获取更便利的服务，因而一系列的配套服务措施也构成了行业主要竞争点之一。目前各大平台清洁服务、房屋实拍、智能门锁等功能已趋于成熟，然而，由于针对房东或房客的配套服务均公开透明，市场竞争者模仿成本较低，各平台的配套服务体系在趋同。这些服务的提供也许和Airbnb在国外一贯的经营理念有所不同，但在市场配套服务“同质化”的今天，如何打造出自己的特色值得探索。

2.3商业模式缺乏整合，市场附加值较低

学者们普遍认为商业模式是一个由客户价值、企业资源和能力、盈利方式构成的三维一体模式，在此基础上商业模式具有三大要素：价值定位，即企业向客户提品和服务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弥补的需求；业务系统，即支持价值定位的具体经营模式；盈利模式，即企业实现经济价值的过程。其中，价值定位是商业模式的核心，价值定位的实现依靠具体业务系统的搭建和完善，盈利模式则由价值定位和业务系统决定，是企业要实现的最终目的。本部分聚焦国内市场，从商业模式角度将Airbnb和途家、小猪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其在业务布局方面的不足，并在后文提出有关对策和建议。

途家：B2C主要为家庭式自助游客和商旅游客提供公寓、民宿等中高端住宿产品和增值服务，以满足家庭和“小团体”出游需求供给端：平台自营、商户经营和房东经营相结合形成稳定的房源基础，并购蚂蚁、携程和去哪儿民宿业务；与智能技术等企业合作提供配套服务需求端：与互联网平台、媒体、旅行社、航空公司合作拓展用户基数；与开发商合作推出原乡度假项目管家服务管理费

平台自营房源利润对半分成

房东经营房源佣金

小猪：C2C依托个人闲置房源，搭建一个诚信、安全的在线沟通和交易平台，为房客提供有别于传统酒店，更具人情味和特色化的住宿选择，满足不同出行需求供给端：与书店合作推出“城市之光”项目；整合家居、装修、保洁等公司服务提供给房东

需求端：开展住宿主题活动和“乡村美宿”计划向房东收取10%的中介费

Airbnb：C2C仅就国内市场而言，与小猪相同供给端：暂无跨界合作和运营；除房屋实拍外，无其余配套服务

需求端：推出“旅行基金”、“礼品卡”、商务差旅预订和公司付费制度收取房东3%，房客6%-10%的佣金

通过表2对比可以看出，途家在供给端通过并购整合国内平台，拓展积累房源，同时为房东提供配套服务，保证房源质量；在需求端开展跨界营销，扩大用户基数，同时与开发商合作开展特色旅游项目，提升用户体验。而小猪则因势利导，和实体书店、乡村旅游等产业合作开展主题住宿活动，整合各方资源，在给予客户极致“人文体验”的同时，实现产业间的合作共赢。途家和小猪经过资源整合，拓宽了市场边界，打造出能够持续稳定盈利的商业模式。

相比之下，Airbnb在国内市场的布局相对单一，在供给端没有获得增值服务的渠道，在市场拓展方面也主要依靠传统的积分、礼品兑换方式，缺乏与上下游企业的互动，市场范围狭窄，产业链的连接不够紧密。在这样的业务系统下，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受限，租客的住宿体验也会受到影响，盈利渠道也无法拓宽。因此，Airbnb应考虑如何整合资源，增加市场附加值。

2.4战略动作缓慢，资本优势未能体现

Airbnb自2008年创立以来通过不断的全球化扩张抢占市场，其估值已高达310亿美元，相对于出生较晚的国内短租企业拥有更为雄厚的资金实力，这是Airbnb的一大优势。然而国内短租的代表企业途家却在寻找战略合作伙伴上抢了先机。除了表格1中的资方企业外，途家与30个省市的旅游局和人民政府以及48家地产企业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由此快速抢占市场，在国内短租行业中崭露头角。小猪也不甘落后，通过与百度LBS开放平台合作解决爆发式增长的业务计算需求，与58同城合作互相输出优质的房源，强大的后盾使之成为国内短租C2C模式的领军企业。国内两大企业在资本运作上规模虽不如Airbnb，但灵活性、战略性很强，后期发展不容小觑。所以如何将资本优势真正在国内市场上发挥出来，需要Airbnb在华的长期布局以及配套的发展策略。

3对策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Airbnb正式进入国内市场遇到了两大强劲的对手，各方面情况未能延续其在国际市场的破竹之势，表现平平。也许是考虑到以往的本土化魔咒，Airbnb在华动作显得尤为谨慎。现阶段，Airbnb在中国仍然主攻跨境游市场，这是充分利用其现有资源又能避免正面进攻的最佳选择，也应当是其进军国内市场的据点。现阶段以及今后Airbnb也依然需要维护与巩固这一市场的领先地位。接下来的建议与对策均是建立在目前Airbnb已经在内地市场积极布局的基础之上，针对其在国内游市场的开发与维护的。

3.1增强市场间互动性，扩大品牌影响力

在行业竞争中，Airbnb拥有国际知名品牌、丰富的海外房源和成熟的房东群体等绝对优势，因此，其在中国现阶段主攻的出境游市场发展迅猛。虽然目前Airbnb也已在中国内地布局，但其在跨境游和国内游两个市场上的部署“各自为营”，缺乏互动和联动效应。从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出，Airbnb在国内的品牌认知率在40%以上，低于本土领先品牌，仍有较大上升空间；在华市场房源数不足十万套，与本土主要争对手差距较大；国内消费者对于在线短租市场的接受度也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国际品牌的海外市场基础以及资本力量都是国内企业鞭长莫及的，因此Airbnb要充分利用好这一优势，从出境游及入境游这两个市场入手，增强国内外市场互动性，通过海外成熟的房东和客户群体影响国内用户，传播此种分享理念与模式，加强市场教育，在维护好有利市场的同时带动新市场的活力，进一步提升品牌认知度和竞争力。同时，加强房东和房客间的互动，积极引导房东与房客两种身份的转换，利用现有的用户群体形成良性循环，既能积累房源，又可提升用户的使用黏性。

3.2借鉴本土策略，因地制宜

在Airbnb进驻中国之前，小猪短租、蚂蚁短租等“本土学徒”已在线上短租市场进行了分享经济的本土化探索，并在Airbnb原有的模式上进行了改良。

就目前市场来看，小猪短租等行业领先者对于特色房源这一市场正摩拳擦掌。从Airbnb中国官方近期的推荐项目可以看出，其目前对特色房源的开发“精而零”，虽房源精致，但数量少且覆盖面窄，不足以引起大的效应，不具备延展性。相比之下，小猪的“城市之光”项目将短租与书店结合，不仅丰富了自身房源，也能与其他行业互相促进，具有较强的复制性。除此之外，结合我国国情分析，国内仍有很多亟待开发的市场，如农村市场。不同于其他国家，中国的城市和农村生活环境和习惯相差较大，随着旅游人数的增加，农村成为一个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市场仍然存在着很大空白。对于正备战中国短租市场的Airbnb来说，尝试开发特色房源市场的“蓝海”也许比寻找单一的个性房源来得有效。

平台服务的另一个关注点是配套服务。中国市场的供求双方都需要一个可扮演“监督者”和“优化者”角色的交易平台来提供双向保障。就清洁服务这一项来说，小猪短租等平台可向房东提供付费清洁服务，而Airbnb采用房东自主定价、自主清洁的模式，相比之下更受房东个人意愿影响。这虽然体现了其开放自由的文化，但中西方的服务理念仍存在一定差距，中国人似乎更乐意接受诸如平台提供的“房屋布置指南”等一系列的指导。所以Airbnb要想在市场上抢占份额，除产品差异外亦应使配套服务更优更全，更符合国人的服务需求――提高房源质量，保障房东房客双向权益，升级房客体验。

3.3延长产业链，增加盈利点

目前国内在线短租市场需求呈现多元化特征。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希望得到的不仅是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而且更加注重全方位的体验；为了匹配需求，企业在供给端对房源质量、特色化和配套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内地市场的业务布局中Airbnb可以采用纵向发展策略，即向需求端和供给端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寻找新的赢利增长点。

一方面，从需求角度来看，Airbnb可延伸至服务产业和相关互联网平台。Airbnb通过整合当地旅游资源并向房客提供增值服务，引导消费者体验全方位、个性化的住宿与旅行，可以创造新的供给与需求，既盘活当地旅游市场，又可增加收入来源。同时，互联网企业庞大的用户基数也可为其引入大量的客户流，扩大Airbnb的受众面。事实上，Airbnb在海外市场推出集“体验、攻略和房源”于一体“Trips”平台和“旅游指南”，便是对下游产业链延伸的探索和实践，其具备填补亚洲市场空白的客观条件和能力。

另一方面，从供给角度来看，Airbnb可延伸的产业类型多样，关键取决于这些产业提供差异化房源和配套服务的能力。线上短租提供的是非标准住宿产品，强调房源的特色化、差异化，同时房源质量和配套服务也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Airbnb通过向上游产业延伸可以降低搜寻特色房源的成本，开展合作后通过给予房东家居、装潢布置和日常及租后维护的指导，可以在提高房源质量的同时稳定维护上游供给链。

坚持合作和共赢的理念，打造“供需一体”、“配套服务齐全”的商业模式，将成为Airbnb平台获得持续稳定盈利的基础。

3.4积极寻求战略联盟，结合资本优势抢占市场

国内短租市场已经进入白热化发展阶段，各个平台都尽显神通以期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除知名度较高的途家和小猪外，其它短租平台在资金和资源方面也有着不容小觑的背景，如游天下是搜房网旗下，自如是链家旗下，去呼呼为去哪儿旗下。Airbnb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应充分利用好自己的国际品牌与资本优势，一方面与各地方政府、旅游局积极接触，商谈一系列战略合作协议，努力争取资源与政策支持，为其在华市场的扩张保驾护航；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优势为其提供了兼并收购的可能性，Airbnb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充分吸纳市场优势力量壮大自身，提高市场地位。

4总结

我国分享经济虽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是却尝到了这种经济模式在改变供需结构、提高资源分配效率以及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甜头”。从全球来看，鼻祖企业Airbnb发展较为成熟，但在我国目前在线短租行业中发展状况有待改善。Airbnb要彻底打开中国市场，必须探索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经营发展道路。本文通过图表和文字将Airbnb与国内同行进行对比分析，反映其在目前国内短租市场的发展情况，并在最后针对上文的分析角度对Airbnb提出了几点建议。由于实际影响因素众多加之学术研究水平有限，对于Airbnb在我国如何实现持续发展仍有待更深一步地探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由Airbnb带来的经济模式的改变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生命，也会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成为我国新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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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网红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问题 思路 对策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5-0089-04

一、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厘清的关键问题

（一）质量问题

新疆的城镇化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对滞后，城镇化发展的愿望和需求非常强烈，因此，急于提高城镇化水平，急于扩大城镇规模势必会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但是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城镇化质量的提高，要求在城镇规模效应扩大的同时，更加重视人口就业、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社会发展、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等诸多内容，要通过城市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让城市的公共服务惠及更多的百姓家庭，让城市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城市的生活理念进一步扩散，全面提高城市的文明进步程度。

（二）规模问题

新疆缺少具备重要集聚和辐射影响作用的大城市，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集中培育发展若干有影响力的大城市，可进一步提升新疆及我国向西开放的水平，对于带动促进整个中亚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而要解决因城市规模过大所引发的大城市病，则更应该在城市规划、管理上下功夫，不能单靠控制城市规模，因为当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过后，决定城市增长的不再是本地的资源禀赋，而是城市本身聚集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能力。

（三）成本担负问题

有序合理推进农民、牧民市民化的过程是新疆新型城镇化的关键。给身份转换后新市民真正平等的城市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涉及农民市民化的成本及其分担问题，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新的研究报告表明，一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为8万元，那新疆农民市民化的成本与之相比更高还是更低？转换成本都有哪些支出构成，政府必须负担的是多少，农民自己承担的有多少？这些问题都需要新疆各县市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制定科学合理的分担机制。

（四）绿色持续问题

新疆本身是一个生态脆弱区，水资源的地域分布和季节分布极不均衡。新疆的发展建设必须更加重视绿色生态和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要以发展经济、协调生态环境为前提，以节约资源为目标，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的选择必须要考虑与短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脆弱环境的保护相匹配，建立起产业发展和资源环境协调共生的绿色发展机制，降低城镇化发展和保护环境的经济、社会成本，实现环境与城市发展的“共赢”。

（五）布局结构问题

新疆城市少，城市小导致规模效益不能充分发挥，进而制约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改进，影响了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和质量。此外，新疆的城市布局也存在明显的区域空间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天山北坡经济带和天山南坡产业带区域范围，南疆三地州和北疆西北部区域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沿边区域，更是缺少较大规模，有一定辐射带动作用的大城市。

（六）政策支持问题

由于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相对滞后，以及市场发育不够成熟和完善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新疆的城镇化建设还需要政府在土地、人口、资源分配以及产业调控等诸多方面的配套政策支持。在不违背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新疆应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通过科学合理指导和调控，加速推进城镇化建设。

二、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思路

加快推进新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走符合新疆实际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即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在城镇化规划建设上的引导作用，加快户籍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营造有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中心城市有序转移、有利于外来人口能平等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的良好环境；充分借助对口援疆的机遇和力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上，将资金和人才向新型城镇化建设集中和倾斜，更多为受援地新型城镇化提供资金和智力支持。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发展模式下，有效促进生产要素的集聚和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培育一批具有相当规模和集聚效应、资源高度集约利用、有稳定产业支撑的区域中心城市或大城市，最终形成由区域中心城市或大城市带动，多极多点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格局。一要重点发展区域中心城市，增强城市的辐射集聚功能。二要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加快推进撤地设市和撤县建市工作，增强新疆城市的树立和综合竞争能力。三要有选择地培育发展一些具备资源环境条件和成长发展空间的特色城镇。四要促进同城化、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

三、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树立新型城镇化引领新型工业的发展理念

新疆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都相对滞后，在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和教训，树立新型城镇化引领新型工业化的发展理念。要通过人口、土地的城镇化形成城市规模效应，通过城市建设、城市发展、城市环境改善来推动城市格局的调整、城市产业的重塑、城市面貌的改善和城市品质的提升，通过城市的发展来带动促进新型业态扩张，吸引更多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解决就业，促进转型，扩大内需，服务城市，发展新型工业化。

（二）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

发挥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的引导作用，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集聚生产要素的基础性作用，有选择地将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向重点城市倾斜，加快对重点城市的培育发展，尽快形成有辐射带动作用的区域中心城市和大城市，发挥城市的规模效应。不断强化城市基础设施条件的支撑能力，加快交通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的步伐，完善电力、通信、燃气、水利配套保障。不断强化中心城市拓展发展空间的支撑能力，充分利用增量扩张和存量优化两种措施，调整完善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尤其要以增量带动存量空间的结构调整，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不断强化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平台支撑，建立区域一体化的信息、投资、贸易、公共服务、政策平台，促进区域生产要素在不同行政区之间的自由流动。不断强化发展环境支撑，优化投资环境，提升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将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成为一个优质要素的集聚中心。最终形成以乌鲁木齐为核心，喀什、伊宁、库尔勒、克拉玛依等为区域中心的发展格局，从而更好地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引领、带动和辐射作用，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内和区域间顺畅流动。

（三）构建相对完善的城镇化发展制度保障体系

一是进一步放宽乌鲁木齐、库尔勒、喀什、伊宁、克拉玛依、石河子、阿克苏等主要城市的落户条件，弱化户籍附带的各种利益和福利，为人力资源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提供便捷平台，增强中心城市或大城市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二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利用新疆民族自治区的优势，在征地制度改革、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农业用地承包等方面率先创新突破，尝试成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探索建立农民土地股份制合作社或农机合作社，引导农民依法自愿有偿有序流转土地，实现规模经营，最终形成并制定既有利于城镇化建设，又不损害农民利益的土地管理制度体系。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推进新疆城乡之间养老、医疗等社会基本保险便捷的转移接续工作，取消流动人口或进城农民在教育、就业等方面的限制或不公。

（四）创新新型城镇化发展建设的经营方式

一是把城市看作一个开放的系统，把城市各种资源看作是有价值的资源，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城市资源，使城市资源的开发效率达到最大最优；鼓励支持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城市的经营和管理，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和城市居民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建立高效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为城市经营管理的顺利实施提供机制保障。二是要突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进一步加强城市之间的联系，力争高速公路网和铁路网的全面覆盖。三是要努力尝试嫁接移植援助省市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如选择优秀的学校、医院等，鼓励其在新疆各城市设立分校、分院等。

（五）实现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相协调的产业选择和布局

对工业基础好、资源丰富的区域或城市，在区域内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可充分依托资源优势，加快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以支撑城市，但对工业基础薄弱的南疆地区等地区，则需因地制宜，一是根据其生态环境纯天然无污染，民族特色鲜明的特点，走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借助长寿之乡的优势，建立生态养生城，大力发展养老服务等朝阳服务产业，解决农村养老服务保障能力不足问题；二是在建设生态城市的基础上，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包括生态农业、有机食品生产加工、原生态旅游体验等：三是瞄准新能源开发利用的机遇，在南疆主要城市建立新能源服务基地，大力发展城市服务业，可通过兴建特色大学的方式，一方面为新能源开发利用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利用大学集聚人气，招引人才，带动延伸产业链发展，提升城市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六）争取国家和自治区的顶层支持

一是认真把握国家城镇化发展规划的机遇，争取国家对新疆城市发展建设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建议设立中央新疆城市建设专项资金，加大新疆城市建设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国家资金投入，进一步放宽新疆设市的标准，优先考虑新疆撤地建市和撤县建市工作，有效推动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城市等级管理体制，打破或调整原有的行政区划；二是打破条块分割的限制，特别是减少兵团与地方在城市建设上的摩擦与限制，兵团设市城市应参照石河子、北屯、五家渠等城市师市合一，共同发展的城镇化模式，在兵地交叉的城市，可试点城市辖区设兵团城区等，尽快建立制定能有效促进双方城镇化建设的协调机制，利用兵地双方的优势，整合资源，发挥合力作用；三是在产业布局上，建议参照国际上开发落后地区的经验，考虑将重大基础项目或战略性项目（如飞机制造、军工等）有选择地向新疆倾斜，以此来吸引各类生产要素的汇集流动。

（七）启动新疆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

建议在新疆城镇体系规划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理念，将城镇化发展与新疆的产业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和国防安全等有机结合，尽快启动编制城镇发展规划。重点突出集约、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思路，在城市的前期规划和后期经营管理以及城市服务上下功夫。在城市规划上，要借助内地对口援助省市的先进理念和规划经验，科学合理地为新疆城市发展进行战略定位和长远规划，从整体上提升新疆城市的规划建设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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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网红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一、作为FDI东道国的相对地位下降

1．外资占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下降，已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中东欧国家的平均水平

20世纪90年代，我国吸收外资增加很快。FDI占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在1991―1997年间达到了12．3％，高于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各个分类组别的平均水平。

最近几年，全球FDI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然而我国这个阶段实际使用外资的增长速度下降，同时国内投资迅速增长，虽然我们还保持着最大的发展中东道国的地位，但是实际使用外资占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持续下降。2004年，我国这一比重降到8．2％，已经低于发展中国家10．5％的平均水平和中东欧国家19．1％的平均水平，略高于所有国家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2．与发展中大国比较我们排名居中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大国比较更有意义。1997年，FDI占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重为14．8％，明显高于发展中大国6．1％的平均水平。国别比较，中国仅低于墨西哥，排在发展中大国第二位。但到2004年，中国这一比重降为8．2％，已低于发展中大国9．6％的平均水平。巴西、尼日利亚、墨西哥、俄罗斯、乌克兰、越南、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这一比重都要高于中国，我们仅居中间位置。

3．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持续下降

国内纵向比较，FDI作为资金来源的重要性也在下降。实际使用FDI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在1994年达到17．1％的峰值，此后持续下降。到2004年已降到6．7％，200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为603亿美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进一步降为5．6％。(2005年，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公布的我国实际使用FDI均为603亿美元，这里不包括银行、保险和证券领域。以往这三个领域中使用外资数额很少，但在2005年，主要由于国内多家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这三个领域中使用外资数额陡增，外方实际投入外资金额为120．81亿美元。如果加上这笔外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724．06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为6．7％，不过，这个调整不影响正文中的分析结论。这是国内银行比较集中的一轮改革重组过程，这样的引资规模今后几年不会持续。)

对这种下降趋势，有观点指出是受近两年外资统计更加严格的影响。我们选择另外两个不依赖于外资管理部门的统计指标，看看是否具有相同变化。一是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中有按资金来源进行的分类，其中利用外资是一类。二是国际收支平衡表。按其中提供的外国直接投资额，计算其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这两组数据同样显示，外资作为资金来源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持续下降。

上述分析表明，以若手重要指标衡量，FDI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中国作为FDI东道国的相对地位持续下降。

4．竞争推动FDI提高水平

FDI相对地位的变化受到各国之间吸收FDI竞争加剧和外资企业在我国市场上位势变化两大因素的影响。最近一些年，各个发展中国家和中亚东欧国家都在调整政策鼓励吸收外资，使投资者有更多的选择。这里我们分析国内市场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在我国吸收外资的较早时期，FDI及其带来的技术等是国内的“稀缺”要素，“去中国投资”和“吸收外资”对双方来说，都有确定的收益预期。这是过去十多年我国吸收FDI持续较大规模增长的市场基础。

随着大量FDI的进入和国内企业竞争的提升，国内市场的竞争不断加剧，使一些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的收益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汽车、电子和通讯设备、洗涤用品、家用电器、食品饮料等外资较为密集的行业中，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企业利润开始下降。这种情况使得新投资者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随着国内竞争加剧和产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外商投资企业要在我国市场上立足和发展，使用有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起码的条件。不仅如此，许多跨国公司开始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首选地，有高达61．8％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其2005―2009年海外研发地点的首选，美国以41．2％排在第二位，印度以29．4％排在第三位(联合国贸发会议，2005，中文简本)。这个趋势表明，以FDI为载体，能够更多地吸收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

二、作为跨国投资母国，投资迅速增加和相对地位上升

最近两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迅速增长。按商务部统计，1999―2004年，我国年对外投资额从6．2亿美元上升为55亿美元。据此计算，年均增长49．1％。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对外投资仍将持续较快增长，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到了一个新阶段后必然出现的趋势。本部分我们分析影响对外投资规模的若干重要因素，并据此推测我国“十一五”期间对外投资的规模。

决定一个国家对外投资规模的因素较多。考虑指标的重要性和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择八项指标为参照。其中四项为可计算指标，四项为参考指标。四项可计算的指标是：对外投资增长率，出口总额，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四项参考指标是：国内市场竞争状况，外汇储备，汇率变动预期，贸易摩擦状况。以具有可比性的人均收入1000美元以上、人口3000万以上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参照。

预测1：依据前五年平均增长率预测

前期对外投资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示未来投资增长趋势。1999年到2004年，我国对外投资年均增长率为42．3％。按照这一速度外推，2010

年投资额可达301亿美元，“十一五”时期对外投资合计838亿美元，年均投资168亿美元。

预测2：依据出口规模预测

对外投资规模与出口能力有明显的相关性。出口规模大，表明产品已经被海外消费者普遍接受。此时从出口转向在当地投资生产的条件较好。2001―2004年，发展中大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与出口额的平均比值为川5％。同一时期，我国这个比值为0．91％。

2005年1－12月，我国出口达到7620亿美元，同比增长28．4％。预计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出口年均增长15％，到2010年，中国出口额为15327亿美元。按照发展中大国对外投资额与出口额的平均比值计算，2010年我国对外投资额可达176亿美元，“十一五”时期对外投资合计679亿美元，年均投资136亿美元。

预测3：依据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预测

国内投资能力强的国家，对外投资能力也会相对较强。2001―2003年，发展中大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占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值平均为1．54％。同一时期，我国这个比值为1．02％。 “十一五”时期，预计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年均增长速度为15％。按照发展中大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占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平均比值计算，2010年我国对外投资额可达274亿美元，“十一五”时期对外投资合计1058亿美元，年均投资212亿美元。

预测4：依据GDP规模预测

GDP总量大，国内外投资规模也会相对较大。2001―2003年，发展中大国对外投资占GDP的比值平均为0．25％。同一时期，我国这一比值为0．26％。

2005年，我国调整后的GDP折算成美元为22257亿美元。“十一五”期间预计GDP年均增长为8％，按此计算，到2010年，我国GDP将达到32703亿美元。按照发展中大国对外投资占GDP的平均比值计算，2010年我国对外投资额将达82亿美元。 “十一五”时期对外投资合计353亿美元，年均为71亿美元。

四种预测结果和平均值见表1

除上述几项可计算的指标外，还有四项难以计量但影响突出的因素，使我国今后几年对外投资的规模可能高于发展中大国的平均水平。

一是国内市场竞争压力。市场饱和导致竞争加剧，是推动企业投资海外的重要因素。今后几年，生产能力过剩行业将加快对外投资步伐。二是外汇储备数额巨大。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8189亿美元，很快将超过日本成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对外投资需要的外汇资金充裕。三是汇率变化预期。汇率变化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决策。如果人民币升值，会使出口成本增加，同时对外投资成本下降，一升一降，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四是贸易摩擦加剧。最近几年，贸易摩擦使企业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前景不稳定，从出口转向投资是许多企业的必然选择。

综合上述分析得到如下预测：“十一五”时期，我国年均对外投资额可能达到150亿美元以上，到2010年，对外投资额可能达到200亿美元以上，5年合计对外投资额可能达到800亿美元以上。如果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生产能力过剩问题进一步加剧，人民币继续升值，对外投资规模可能更大。

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母国，对外投资额在发展中国家排名进入前3位。

三、非FDI方式吸收外资和多种途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在FDI比重下降的同时，我国吸收外资出现了许多新特点。

1．吸收外资方式不断增加

在FDI流入增长趋缓的同时，非FDI方式吸收外资不断增加。近几年，我国企业开始在海外资本市场较大规模地融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证券投资负债项目差额在2003年和2004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分别达到84亿美元和132亿美元。另据研究，2004年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融资总额为780．6亿元，2003年为554．4亿元，增长了40．8％，IPO公司的数量增长了75％(北京嘉富诚资本研究有限公司：《2004中国企业海外IPO研究报告》)。另据证监会消息，截止到2005年底，共有83家红筹公司(即境外注册、中资控股的境外上市公司)在香港上市，筹资总额约497亿美元。综合这些数据，中国企业海外资本市场融资已有较大规模。

此外，在未来几年，国外投资者进入我国证券市场也会有较快发展。例如，外资可以通过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方式进入我国证券市场。据统计，截至2005年度，共有34家机构获批QFII资格，累计批准额度56．5亿美元，QFII共持有证券资产近347亿元人民币，占其总资产的90％。由于看好中国市场，外资金融机构对QFII的额度竞争激烈，QFII投资额度成为稀缺资源。今后会有更多的国外投资者通过QFII方式进入中国资本市场。

2．组合全球要素有新途径

过去多年，吸收FDI是我们吸收全球其他要素特别是技术的主要载体，最近几年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

一是组合全球要素在中国创业。最近几年，我国出现了一些新类型的高科技企业，虽然其资金、技术基础、人力资源、市场等高度国际化，但企业主体在我国国内，并不是任何国外大跨国公司的子公司。

二是对外投资获得技术等要素。国内企业已有实力通过收购兼并国外企业或者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获得先进技术。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跨国购并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目标往往是经营困难但有良好核心资产特别是技术、品牌和客户资源的国外企业。不少国内企业通过上述方式形成了自身的核心技术能力和全球品牌影响力。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方式。例如聘请国外高水平专家为我国企业工作，直接分享其多年技术开发的经验。在数控机床行业，目前国内已有10户以上企业雇用国外专家做数控核心技术的研发。另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是利用海外制造资源为国内的品牌企业代工，即由海外制造商为我们从事OEM加工。最近几年，国内企业做品牌由海外企业代工或者国内外资企业代工的情况大量出现。目前国内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都在大量利用海外特别是台湾的著名企业代加工。

3．收购兼并方式增多

过去十多年，我国吸收外资和海外投资主要采取“绿地投资”方式，即新建企业的方式。最近几年，我们吸收外资和海外投资，使用收购兼并方式的比重都在上升。理论上分析，以购并方式吸收外资需要三个方面的基础条件：一是东道国国内市场产能过剩竞争激烈，新建方式难度增大；二是东道国产权交易市场有一定程度的发育，存在支持购并活动的法律框架：三是母国企业具备

购并海外企业的综合能力。因此，绿地投资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主要采用购并方式。我国更多地吸收外商购并投资和使用购并方式对外投资，表明我国吸收外资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开始发生变化。

国外投资者购并我国企业，往往着眼于国内企业的分销网络、品牌影响力和当地客户资源，这种资源既不像技术一样可以从母公司带来，又不能在短期内开发。因此，一些跨国公司特别是进入我国市场较晚、没有取得相当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的企业，倾向于使用这种方法实现在短期内进入中国市场并快速扩张市场份额的目的。此外，由于金融业中服务网络和客户资源非常重要，这个领域中跨国投资倾向于采用购并方式。考虑这些因素，可以预计未来外资购并的案例会继续增加。

我们海外投资也大量采用收购兼并方式。2005年前11个月，境外并购类投资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4．7％，主要集中在电讯、汽车、资源开发等领域。

4．服务外包推动服务业进入全球分工体系

最近一些年，全球跨国投资更多地向服务类部门集中。2001―2002年和1989―1991年相比，投资到服务业领域的FDI从50．56％上升到了65．26％(联合国贸发会议，2004)。同一时期，中国吸收外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服务业吸收外资仅占吸收外资总额的22％，明显低于全部国家65％和发达国家71％的水平，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49％的水平。

近些年，全球服务业跨国转移中，服务外包发展很快。服务外包是指作为生产经营业的业主将服务流程以商业形式发包给境外服务提供者的经济活动，是近些年成长最快的服务业跨国转移方式。联合国贸易会议估计，2005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超过3500亿美元。其中发展最为普遍的有商务服务，计算机及相关服务，影视和文化服务，互联网相关服务，各类专业服务等。服务外包迅速发展，使服务业这个传统上的“不可贸易行业” 的性质发生变化，是服务业全球分工体系形成的重要载体。2003年以来，大型跨国公司开始加速向我国转移这些岗位，进展很迅速。在未来几年内，承接服务外包将成为我们吸收外资的重要新领域。

5．外资流入、权益变动和就业增长等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发生变化

今后有可能出现外商权益和品牌影响力增加、但没有外资流入的现象。常见的情况有两种，一是国内的外商投资企业或海外的跨国公司收购我国企业，但并不是从其母国引入资金，而是在我国国内融资完成收购；二是在服务业中，跨国公司的非权益性参与增加，包括特许权、管理协议、合作协议、承包、BOT和BTO项目等。非权益方式的突出特点，是使用国外品牌但并没有资金投入。此外，外资数据和就业数量的关系也出现变化：在研发设计、数据处理、后台支持、客户服务、咨询中介等服务业中，外商投资数额并不大，却往往能吸收大量就业；但在购并投资中，由于只是现有企业权益易手而不是设立新企业，很可能不提供新的就业岗位。这些变化使以往有些判断吸收外资意义的标准不再适用。

四、适应新形势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

我国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趋势的上述变化，表明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进入新阶段，同时成为跨国投资的重要东道国和重要母国。随着资金、技术和其他要素大规模双向跨境流动，我们与外部经济相互依赖和共同发展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原有的利益关系也在变化。面对新形势，研究开放问题要有新的分析角度和战略思路。

1．继续吸收FDI仍然有重要意义

吸收FDI对东道国的意义并不限于获得资金。随着资金的流入，人力资本、技术开发与使用能力、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和客户资源、管理能力等等，都会一同进入国内，这“一揽子要素”的引入更为重要。不应从“国内资金已不短缺”的判断，引出“我们不需要继续吸收外资”的结论。放宽眼界看，只从资金角度无法解释全球FDI的流动。发达国家也吸收了大部分的FDI。美国是全球资金供给最充分的国家，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全球吸收海外投资最多的国家。

在每一个细分的产品市场上，各个企业持有的优势资源是不同的。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增强自身优势，需要借助内外部各种资源。“引进来”、“走出去”的各种形式，都会在某个阶段或某种竞争格局中呈现出其必要性。

吸收FDI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可以看到的趋势是：全球化正在进一步分解价值链，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愈来愈多的产品、制造和服务环节可以进行全球分工，有更多的生产要素以FDI为载体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这些都使参与全球化各方获利的机会更多。同时，各国之间吸收外资的竞争在加剧，一些国家大大加快了吸收FDI的速度。继续努力吸收FDI，提高利用FDI的水平，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

2.加快完善体制环境，促进有效使用国内资金

国内资金没有作为股本金得到充分有效利用，是近几年我国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金融体系特别是资本市场发育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股本投资是一种跨时交易，需要较长时期才能获得回报，需要一种可信的制度基础，使投资者相信其权益会得到良好保障，直接融资体系才能迅速健康地发展起来。不少研究表明，金融体系不发达的国家倾向于更多地吸收FDI，因为国内融资困难多，成本高(魏尚进，2006)。随着国内企业利用外资方式的多样化，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国内优质企业不仅通过“引进来”，而且可以通过“走出去”使用外资；不仅可以吸收FDI，还可以吸收非FDI类型的外资。要加快完善国内金融体制，完善政策环境，使国内资金得到充分有效的使用。

3．加强监管，防止资金跨境流动带来波动和风险

采用绿地投资方式的FDI，着眼于长期回报，撤资的成本较高，对东道国来说是稳定性和安全性较好的外资类型。今后我国吸收外资方式趋向多样化，外资的监管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对FDI类型的购并投资，监管的重点是防止产生垄断，特别是要对重要战略性领域中的购并行为有严格的审查规定和控制能力。吸收非FDI类型的外资，要高度关注对金融体系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影响，特别要对短期资金流动严格监控。

我国对外投资迅速增长也带来新的监管难题。国内企业缺乏对外投资的经验，要防止一哄而起向外走。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国内外环境与我国目前有相似之处，许多企业在海外投资下巨资搞收购兼并和新建项目，成功的并不多，造成大批资产损失和银行坏账，教训深刻。今后几年，可以考虑对海外投资申请进行分类管理，特别是对那些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的国有企业加强监管，防止出现决策不负责任和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

4．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体制更加合理与开放

我们长期需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一个全球性的资源、资金、技术和产品的开放体系，符合我国的长期利益。我们要综合考虑作为投资东道国和投资母国之间的利益均衡，考虑商品流动和要素流动之间的利益均衡，考虑保护国内市场和推动别国开放市场之间的利益均衡，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多边谈判，借助多边规则，平衡各方权益，维护和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体制，为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争取较好的外部环境。

(摘自《经济研究》2006年第3期，原文约17000字)

第7篇：网红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农产品交易；平稳关系契约；可自我实施最优契约；专用投资；事前保留收益；事后保留收益；单步激励计划；道德风险

中图分类号：F304；F224.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4001110

一、引言

国内学者对我国现阶段的农业产业化发展背景下农产品交易稳定性状态的判断是一致的，左孟孝（2002）、姜长运（2002）、刘凤芹（2003）、郭红东（2006）、贾伟强（2007）、徐雪高等（2010）、黄民礼（2012）的研究以及各地订单农业履约率的相关调查、研究报告的数据表明，目前各地订单农业履约率都较低。综合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调查数据，比较一致性结论是：由于交易双方谈判地位的非对称性、信息不对称及不完全、农产品交易特性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契约农业中违约率普遍较高；农产品交易稳定性不强是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并已经成为农业产业化进一步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签订农产品交易契约的目的是为交易双方提供长期有效的激励，并能够降低违约风险，促使双方长期合作关系的形成和牢固发展（Dwyer et al，1987；Ganesan，1994；Moorman，1992）。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农产品交易契约通过第三方实施的难度较大，成本也较高，因而契约能够平稳地自我实施是其对龙头企业和农户间复杂交易进行有效治理的基石。平稳关系契约指在每一个交易期内，委托人向人提供相同的激励结构，而后者则按相同决策准则实施相关行动的关系契约。由于在平稳的关系契约下，双方能够在每一合作期末根据具体的商业情境对涉及交易的相关事项进行动态的调整，而非通过改变后续合作期内的期望收益来解决双方行为对交易绩效的偏离问题，使交易双方在不改变后续合作期均衡路径的条件下按相同的框架协议进入下一期的交易过程，从而使双方的交易关系能够持续发展。因而，平稳关系契约的意义在于促使双方在最优状态下维系长期合作关系。由于长期合作关系对未来支付的承诺阻断了合作方当期的违约激励，从而能够实现契约的可自我实施性，为农产品交易的稳定性提供保障。

目前，对于农产品交易的契约设计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张春勋等（2010）依据食品供应链中企业与农户间的交易特性，在不完全契约理论框架下，建立了双方承诺不再进行协商的短期合作交易契约设计理论模型；刘伟等（2010）建立了双方无法承诺不再进行协商情况下的农产品交易契约模型。但现有基于农产品交易契约选择和优化的研究似乎没有注意到关系契约的可自我实施性和平稳性问题，本文则将在对平稳关系契约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构建基于事后谈判能力和关系终止补偿的平稳关系契约模型，并对农产品交易平稳关系契约的特征及最优可自我实施平稳关系契约的形式进行分析，进而为有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决策提供参考。

张春勋，罗渝华：可自我实施的农产品交易平稳关系契约研究

二、问题描述及模型假设

在农产品交易开始时，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龙头企业只向农户提供一个粗略的交易框架，即关系契约，其中约定了一些长期中相对固定的条款，而对于严格依赖于具体商业情景的事项只给出一个双方认可的处理模式（对于这些事项的相关责权利划分，需要根据以后的商业情境加以明确）。出于简化原则，图1只给出了农产品交易关系契约第1、2期的结构。

假设一：由于农户与龙头企业交易的目的在于获得长期合作租金，如无意外事件发生，则双方将致力于长期合作关系的形成和巩固。因此，假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农产品交易发生于一个无限的时期序列（t=1，2，…）中，双方在t=1时期开始时建立交易关系，在每一期交易完成后，龙头企业可获得价值为yt∈Y=[yl，yh]的农产品。这里的农产品价值包含了农产品数量和质量方面的信息，农产品数量可观测，而农产品质量虽可观测但不可为第三方所证实，或者即便能够为第三方所证实，但证实的成本很高，因而建立在yt基础上的激励机制不能够通过第三方来实施。令yt的连续条件分布函数为F（・e），其中e为农户为生产价值为yt的农产品而付出的努力程度。这里假定分布函数F（・e）满足MLRP（单调似然比性质）和 CDFC（凸性条件），以便用一阶方法求解IC约束下的道德风险问题。

假设二：农户为生产价值为yt的农产品而付出的努力的取值范围为et∈E=[0，eh]，相应的努力成本为c（etI），如果农户付出的努力程度为0，则相应的成为c（0I）=0，其满足dc（etI）det>0和d2c（etI）de2t≥0。其经济含义为：随着农户付出努力的增加，每增加1单位额外努力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这与实际情形相符。I∈{0，I0}为合作关系建立初期龙头企业要求农户进行的专用投资农户往往需要进行专用性投资，以便为了与特定的龙头企业合作，如专用的农业生产工具、种质资源、专用性的人力资源等。，这里不妨将I=I0视为农户提供价值为yt农产品的基本投资，故有：c（etI=0）=+∞，e>0。由于专用投资在t=1就开始发生，因而以后的各期产生的投资均为沉没成本。

假设三：为了对农户进行投资和努力的激励，在交易开始时，龙头企业往往向农户提供一个支付计划。不失一般性，假定该支付计划包括固定支付、激励计划和关系终止补偿三个部分，即wt（θt）=wmt+btθt+wst+1。其中，wmt为固定支付，可视为龙头企业给农户的提供的定金或固定收购价。btθt为状态依存于农户交付的农产品绩效θt{et，yt}∈的激励计划，这里的农产品绩效包括质量、交货期适应性以及协调性等（出于简化的目的，这里主要讨论农产品质量绩效）；bt为激励系数，当农产品绩效低于最低要求时，btθt0。wst+1为若交易t期后，龙头企业由于某种原因在下一时期（即t+1期）与农户中断合作关系而支付给农户的补偿。

假设四：一般情况下，农户交付的农产品绩效除了受农户投入和努力水平的影响外，还受自然环境等其他不确定随机因素的影响。出于简便的目的，假定农产品绩效θt=et+υt，其中υt是均值为零、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随机变量，即外生不确定因素。故有Eθt=et，Var（θt）=Var（et）+Var（υt）=σ2t；农户的确定性等价支付为wt（mt）-12ρb2tσ2t-c（et），其中ρ为农户的绝对风险厌恶度系数，交易剩余为yt-12ρb2tσ2t-c（et）。由于在短期合作契约中双方均有违约的激励，因而龙头企业无法通过一个静态契约向农户提供激励以提高农产品质量，而必须通过一个跨期的关系契约来实现对双方的合作关系的有效治理。当交易双方都致力于长期合作关系的持续时，合作双方对未来的支付承诺降低了当前的违约激励，所以关系契约具有可自我实施性。

假设五：假定龙头企业向农户提供一个具有足够吸引力、能够对农户形成有效激励的关系契约，且双方对所获支付的贴现因子均为δ∈[0，1]；dτ为农户的决策，若农户接受该契约则dτ=1，否则dτ=0；若在t期末交易关系终止则vτ=1，否则vτ=0；在t=0时，农户按龙头企业的要求进行专用性投资I0。则通过0到t期的交易，龙头企业和农户可获得的期望支付的贴现值分别为：

三、道德风险下的农产品交易平稳关系契约

1.事前保留收益与事后保留收益的概念

若龙头企业与农户的交易未能为其带来足够的收益（比如龙头企业未向农户提供足够多的有效激励，因而未能获得符合其质量和数量要求的农产品），则龙头企业将在外部市场上寻找新的合作伙伴。现将龙头企业在每一交易期内在外部市场上所能获得的固定收益称为龙头企业的事前保留收益π。同理，农户不接受龙头企业提供的契约时，在外部市场上与其它龙头企业交易能够获得的收益为农户的事前保留收益；如果农户为与龙头企业进行交易发生了专用投资，则当时的事前保留收益即为专用投资的机会成本。

若龙头企业因某种原因而与农户终止合作关系时，能够在外部市场上找到其他合作方合作且能够得到符合其要求的农产品，并获得相应期望支付π-G（e），该π-G（e）称为龙头企业的事后保留收益。若π-G（e）>π，则该龙头企业具有在外部市场上寻求其他合作对象的激励。同样，若农户因某种原因而与该龙头企业终止合作关系时，能够在外部市场上找到新的买方，并获得相应期望收益，则该期望收益称为农户的事后保留收益。由于农户存在关系专用投资，故≠；若>，则表明农户为生产农产品而进行的投资具有专用性。

在引入事前与事后保留收益的概念后，便可对专用投资、事后谈判能力等因素对关系型契约均衡的影响进行分析Levin（2003）构建了关系契约的基本模型，并在合作双方风险态度均为风险中性的假设下，讨论当π-G（e）=π、u=u、ws=0时关系契约可自我实施的必要条件。但在Levin（2003）构建的分析框架中，并未引入事后保留收益的概念，而无法对谈判能力及专用资产对契约效率的影响进行有效分析。。

2.平稳关系契约的界定

平稳关系契约（Stationary Contract）即在每一个交易期内，作为委托人的龙头企业按照相同的支付函数向作为人的农户提供激励，农户则按照相同的决策准则行事的关系契约。由于合作双方都在相同的决策准则下实施其行为，因而契约能够平稳得以实施。根据Levin（2003）的研究结论，若一个关系契约是平稳的，则一定存在最优关系契约。所以平稳关系契约的意义在于促使双方长期合作关系的形成和巩固，从而能够促进农产品交易的稳定性。Levin（2003）对平稳关系契约的定义为：

对于一个wm∈R，b：R及e∈E的关系契约，若在每一个时期t，在均衡路径上恒有：wt=wm+bθt，et=e，则该关系契约是平稳的。

Levin（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若存在最优关系契约，则一定存在最优的平稳关系契约。在农户“风险厌恶”的假设下，农户更希望龙头企业通过向其提供当期足够高的收益而非通过提高后续交易期的期望收益获得激励。所以交易双方可在每一个交易期末根据具体的商业情境就交易的相关条款进行调整，而不是通过提高后续交易期的期望收益来解决农户对交付农产品绩效偏离的问题，从而能够在不改变后续交易期均衡路径的情况下按相同的框架协议进入到下一期的交易，双方的合作关系得以持续。本研究用（wm，ws，bθt，e，π，u）表示平稳关系契约，该关系契约中，除了变量θt外，其余变量在每个交易期都具有相同结构；ws≠0表示在每个交易期末，双方不再对契约进行协商。

3.道德风险下的平稳关系契约

由于龙头企业获得的农产品价值yt（内含了农产品质量和数量以及农产品提交时效性等绩效信息）可观测但不可证实，且农产品绩效并非唯一由农户努力水平et决定，et不可观测，故存在道德风险问题。而根据关系契约的可自我实施条件的要求，农户不可能实施一级最优努力水平eFB。为保证双方守约，必须满足：

（5）式和（6）式表明，只要合作双方的最大支付不大于未来交易期期望支付的贴现值，就可保证交易双方在最优和最劣绩效状态下都将选择守约。将（5）式与（6）式合并可得契约动态实施约束条件：根据（7）式，只有当龙头企业向农户提供的激励计划的变化范围不大于未来交易合作剩余的贴现值时，关系契约才可自我实施。因为酌情决定的支付bθ的功能是向农户提供激励，故bθ的变动范围限制了激励约束条件的范围。同时，因为龙头企业向农户提供的激励在达到一定值后与契约绩效的变化负相关，故（7）式即为限制激励强度的约束条件，它降低了可自我实施关系契约中农户的努力水平，因此（7）式又称为关系契约动态实施约束（DE：dynamic enforcement constraint），DE约束与IC约束共同构成了农产品交易平稳关系契约的总体约束。由于e不可观测，令θ={y}，所以有bθ=by。综上，当且仅当（7）式和（8）式同时成立时，能够在稳定契约（wm，ws=0，byt，e，π，u）中实施在每期产生剩余s的努力水平e。

根据Levin（2003）的研究结论，同时满足DE条件和IC条件的关系契约能实施的努力水平e

四、自我实施的农产品交易最优平稳关系契约特征

由于龙头企业大多居于垄断买者的地位，拥有较强的谈判能力，而且其变更农户的转换成本极低，可能以此为要挟降低对农户的支付，致使农户利益受损，进而降低了农户守约的动机，甚至退出契约。而农户为了获得交易合同往往需要进行大量关系专用投资，导致农户转换成本及违约成本较高。此时龙头企业的契约设计问题为：

（9）式表明龙头企业可通过承诺给农户更大的期望支付u放松DE约束，从而使对农户在不同产出绩效之间的激励计划的变动范围增大，向农户提供更强的激励。但是，提高对农户的期望支付u意味着龙头企业的期望收益π的减少，因此龙头企业必须在向农户提供激励与相应的激励成本之间进行权衡。此外，龙头企业通过提高在后期与农户持续合作的概率p也能使DE约束放松。

当且仅当下列约束得到满足时，农产品交易平稳关系契约（wm，ws，by，e，π，u）可自我实施：

（1）企业参与约束为：

（3）龙头企业和农户的守约约束分别为：

现构建一个能让农户实施相同的努力水平e、双方在不同交易期获得相同期望支付的可自我实施的平稳关系契约。在双方的守约约束两端同时加（减）δpws，使对于所有能够同时满足-sup因此，用（y）、m分别代替b（y）、wm的契约满足自我实施约束，即平稳关系契约（wm+δws，0，by-δpws，e，π，u）能够在每一合作期使农户实施相同的努力水平e，并使交易双方在每一交易期能够获得相同的期望支付。故可得：

命题1：当π=π-GxG，>时，若存在ws>0的可自我实施的平稳关系契约（wm，ws，by，e，π，u），则当ws=0时，同样存在一个可自我实施的平稳关系契约。

根据命题1，当农户存在专用投资而龙头企业拥有全部的事后谈判力时，若关系终止补偿ws>0时存在可自我实施平稳关系契约，则当关系终止补偿ws=0时，也存在自我实施平稳关系契约。

五、自我实施的农产品交易最优平稳关系契约的形式

现给定（13）式的最优解，则固定支付wm随之确定。若（13）式最优解中的π≥π，即龙头企业的期望支付大于事前的保留收益，则必定存在一个最优的可自我实施的平稳关系契约。为保证内点解的存在性，农户努力的成本函数应满足稻田假设：ce（0）=0和ce（eh）=+∞。

现通过求解龙头企业的契约设计问题分析自我实施的农产品交易最优平稳关系契约的形式。分别用λ1和λ2表示人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乘子，分别用μ（y）和φ（y）表示双边边界约束中的第一和第二个不等式中的乘子，可得到P2的拉格朗日函数：

根据问题P2最优解存在的一阶条件，可得命题2：当π=π-GxG，>时，一定存在一个最优的可自我实施的平稳关系契约，且具有以下三种形式：

形式一：该平稳关系契约承诺农户的期望支付大于其事前保留收益，即u>，并规定农户的努力水平小于一级最优努力水平（e

形式二：该关系契约承诺农户的期望支付等于其事前保留收益，即u=，并规定农户的努力水平小于一级最优努力水平（e

形式三：该关系契约承诺农户的期望支付等于其事前保留收益，即u=，并规定农户的努力水平等于一级最优努力水平（e=eFB），该关系型契约包括一个单调激励计划并满足：激励相容约束∫byfe（ye）dy-ce（e）=0，且-pδ1-δ（-）≤by≤0，y∈Y。如果ce（eFB）Fe（eFB）≥-pδ1-δ（-），激励计划将是单步的：如果y≥，by=0；如果y

下面将通过检验所有库恩―塔克情形，来证明最优平稳关系契约的三种形式。

1.最优可自我实施的农产品交易平稳关系契约形式一

假定λ1=0，即农户参与约束不紧，则对农户的激励计划具有如下形式：对于部分y∈Y，b（y）=0或者b（y）=δp1-δ（u-）是充分条件。注意到一阶条件A2中∫φ（y）dy=1-δδp>0，故对部分y∈Y，必然有φ（y）>0，因此一阶条件A6意味着b（y）=-δp1-δ（u-）。将A3对y积分得：

A7：λ2∫fe（ye）dy=∫μ（y）dy-∫φ（y）dy

当∫fe（ye）dy=0，有∫μ（y）dy-∫φ（y）dy=0，故∫μ（y）dy=1-δδp>0。因此，对于一部分y∈Y，必然有μ（y）>0，b（y）=0。

现在假定λ2=0，同时λ1=0如果在最优解中，任意等式约束（如激励相容约束）的拉格朗日乘子为0，则意味着客观目标函数（龙头企业每期期望支付函数）最大值不受该约束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该约束条件被排除在该优化问题之外，则客观目标函数的最大值不会改变。在后面的证明过程中会发现，在最优契约中，如果农户实施了一级最优努力，则λ2=0。，根据A1，有：

A8：∫yfe（ye）dy-cee（e）=0

由于A8是客观目标函数（农户与龙头企业每期期望支付之和）maxe π=1-δ1-δp×∫f（ye）dy-c（y）+δ-δp1-δpπ+δ-δp1-δp取最大值的一阶条件，因而，满足A8式的努力水平e等于一级最优努力水平eFB。

但是，根据A3有-μ（y）+φ（y）=0（y∈Y），由于μ（y）和φ（y）不可能同时为正，则必然有μ（y）=φ（y）=0，（y∈Y）。而μ（y）=φ（y）=0（y∈Y）与λ1=0时∫μ（y）dy=∫φ（y）dy=1-δδp>0相矛盾，因此λ1=0且λ2=0的假定可以排除。

现在假定λ2>0，同时λ1=0。由于当农户实施的努力水平e为最优时满足∫b（y）fee（ye）dy-cee（e）0 ，而在MLRP（单调似然率特性）和CDFC（凸性条件）以及农户努力的成本函数为凸函数的假设下，∫yf（ye）dy-c（e）必须为凹函数才能有e

现在讨论μ（y）>0而φ（y）=0、μ（y）=0而φ（y）>0、μ（y）=0而φ（y）=0三种情形。如果对于一些y∈Y，μ（y）>0而φ（y）=0，根据A3，则有fe（ye）>0，同时根据A5有b（y）=0；如果对于一些y∈Y，μ（y）=0而φ（y）>0，根据A3则fe（ye）y^有fe（ye）>0，对于所有的y

接着讨论λ20同时λ1=0情形时分析步骤，可以得到龙头企业给农户的激励计划是：对于所有y>y^有b（y）=-δp1-δ（u-），对于所有y≤y^有b（y）=0。然而，在此激励计划下，由于优化问题P2中MLRP和CDFC下的激励相容条件中∫b（y）fe（ye）dy始终小于0，而对于所有e>0，ce（e）>0，在这样的激励计划下，任何大于0的努力水平都不会满足激励相容约束条件s.t.（ii）：∫byfe（ye）dy-ce（e）=0。故排除λ2

2.最优可自我实施的农产品交易平稳关系契约形式二

假定λ1>0。如果λ1>1，由A2可知pδ1-δ∫φ（y） dy=1-λ11的情形。

而如果00的情形，对于y≥y^有b（y）=0；对于所有y

3.最优可自我实施的农产品交易平稳关系契约形式三

考虑λ1=1的情形。根据A2有δp1-δ∫φ（y）dy=0，这意味着对于所有的y∈Y，φ（y）=0。而根据A7有∫φ（y）dy=0，意味着对于所有的y∈Y，μ（y）=0。因此，对于所有的y∈Y，b（y）可取0到-δp1-δ（-）。而根据A3可知，对于所有的y∈Y，λ2fe（ye）=0，这意味着λ2=0。因此，根据A1，e=eFB。而且，任何单调的激励计划满足激励相容约束条件∫b（y）fe（yeFB）dy-ce（eFB）=0，对于所有的y∈Y，-δp1-δ（-）≤b（y）≤0是一个可行的解。激励计划的单调性保证了P1问题中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中∫b（y） f（ye）dy-c（e）的严格凹性。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使用定积分的概念，∫b（y）f（ye）dy-c（e）可变形为：

根据CDFC有：cee（e）>0，Fee（ye）>0。只要db（y）dy≥0，A9就是严格凹函数。根据这个性质，可推知P2问题中的∫b（y）fe（ye）dy-ce（e）=0的所有e满足农户的最优决策条件。由此可知，对农户的单步激励计划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有解。在单步激励计划中，对于所有y≥，b（y）设为0，对于所有y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龙头企业与农户间农产品交易平稳关系契约特征进行了分析，讨论了农户存在关系专用投资、龙头企业具有全部事后谈判力量时全部可能的最优平稳关系契约的形式。结论表明，每一种契约形式均依赖于双方的贴现因子、双方持续合作的概率、农户的事前和事后保留收益等外生变量。第一和第二种最优平稳关系契约表明，若龙头企业未能够意识到让农户实施一级最优努力水平eFB为最优契约的话，最优平稳关系契约将具有“单步形式”，这时农户的农产品绩效将被简单划分为“好”与“差”两个水平；两种最优平稳契约形式的区别在于龙头企业给农户支付的租金大小差异。第三种最优平稳关系契约形式表明，若龙头企业想要让农户实施一级最优努力水平eFB时，一定存在一个满足一定约束条件的单调激励计划。在满足一定条件下，第三种最优平稳关系契约形式中的最优契约也可得到单步激励计划。

总体而言，即便农户存在关系专用投资，且龙头企业拥有全部谈判能力，并考虑到环境变量的情况下，Levin（2003）所给出的单步激励计划仍是道德风险环境下最优的、使农户实施小于一级最优努力水平eFB的机制。但是，最优的激励计划严格依赖于龙头企业承诺向农户的支付与农户的事前保留效用及事后保留效用之间的对比关系，这种对比关系使农产品交易关系契约的运行效率不再与剩余分配状况相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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