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经济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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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家庭经济报告范文

关键词：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管理；隐私权；保护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1］。因为家庭条件的不好，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往往面对着一些特殊问题，在心理方面承受着比其他学生更大的压力。比如，为了在助学金评定中做到公平公正，就需了解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并对结果进行公示，这就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个人信息、家庭收入情况等被很多学生知晓，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造成了困扰。因此，如何在合理有效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同时，保护他们的隐私权，维护他们的自尊心，帮助他们愉快的度过大学生活，顺利的完成学业，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思考。

一、隐私权解读

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空间和平和私人信息的权利依法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入，意识到，如收集、使用和开放的个性［2］。我国法律保护隐私的落后。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颁布，我国立法尚未承认隐私权，对公民隐私利益的保护一般采用间接保护。直到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在公民隐私权的范围，这象征着我们的国家法律正式成立的隐私的状态。

二、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隐私权被侵犯的表现

为了杜绝“假”可怜的现象再次出现，资格已成为重要的经济困难的学生在学院和大学工作。为了让真正的贫困学生资助，高校通常采用严格的筛选机制，通过特定的程序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的工作。第一次发行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由当地民政部门的相对贫困，第二个由各部门领导，教师和学生代表审查小组，辅导员对学生的个人和家庭情况，描述和分析学生的课程学习和生活方式做出评价，常见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最后由有关部门或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部门信息公布。此外，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每年审查和评价的学生选择不同种类的金融援助，越来越多的学生通过相关委员会或口碑家庭困难学生的个人和家庭信息，这无疑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心理负担。所以，“阳光行动”虽然能够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认定相对客观和金融援助公平公正的选择，但实际上违反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隐私权。

三、如何保护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隐私权

保护好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隐私权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法律和制度的保障，还需要高校、资助者以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本人的共同努力。

（一）用法律手段保护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隐私权

我国公民隐私权保护的法律还有待完善，对于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隐私权保护更是如此。只有将隐私权保护的规定细化，形成完整、统一的隐私权保护体系，才能有效地保护学生的隐私权，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二）提升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管理水平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才能保证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有序开展。如何完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管理制度，提升管理水平，是当前高校管理者需面对的问题。具体而言，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参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管理工作的老师、学生定期举行法律知识和业务知识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管理水平。第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管理工作中涉及的所有相关信息，高校助学部门应统一管理。第三，在制度中重点强调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隐私权的保护，即便在需要公开相关信息的特殊场合，也应尽量保护他们的隐私。公布的信息严格限定在必要的范围内，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后，过了公示期的信息应及时删除等。第四，制定严格的追责制度，对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个人隐私泄露并造成恶劣影响的部门和个人给予严肃处理。

（三）加强资助者、学生对他人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意识。

资助者在资助过程中，有权了解受资助者的个人信息，但是这种知情权是有限度的，并且，资助者所了解的这些个人信息，有保密义务，不得向无关人员透露。另外，参与评议的学生也必须保护受资助者的个人信息。

（四）尊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其成长成才

大学生管理、辅导员和老师应该告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正确的地方，在基金的过程中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学生的个人和家庭情况的需求，必须掌握相关信息，同时为了满足正义的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将上市的对象和情况援助阳光操作［3］。在解释的过程中，让学生明白：一个是视为资助的对象，他们需要必要的隐私的一部分，这是对人民知情权的需要，应该保持健康的心态，不应该拒绝放弃融资机会；其次，这所学校将尽一切努力来保护学生的隐私不受侵犯，认为学生可以放下负担，在学校健康成长；三是建立法律意识和意识，一旦发现违反隐私权，学生应该通过向学校申请，甚至可以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教师必须在一个公平的方式与学生交流，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脱贫的影子，建立自尊，自信，自强，学生之间建立一种信任的感觉，为了更好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帮助学生成长。

【参考文献】

［1］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财［2007］8号）

［2］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群众出版社，2004，21．

第2篇：家庭经济报告范文

关键词：贫困生资助；精准化；发展型资助

2014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普通高校学生资助金额为716.86亿元，比2013年增加142.75亿元，增长幅度达24.86%，国家建立了以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大学新生入学资助、研究生“三助”岗位津贴、勤工助学、校内奖助学金、困难补助、伙食补贴、学费减免等“多元混合”的资助体系。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进行保障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受教育权力，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怀。但在实际工作中，学生资助工作存在着粗放现象，如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认定不科学、学生资助管理过程粗放等，制约了国家资助资金的使用效率，影响着高校资助工作目标的实现。2013年，中央提出“精准扶贫”的扶贫工作思路，提出要因户施策，因人施策，提高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的精准度。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同样具有较强的个性特点，在经济困难程度、导致困难的原因、个人的资源现状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基于这些差异而对学生资助工作提出不同的要求。高校学生工作者要领会“精准扶贫”的思路与方法，主动了解学生需求，积极回应学生需求，提升高校资助工作的精准化程度与实际效果。

一、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精准化的内涵

高校资助工作的精准化理念来源于精准扶贫，理解高校资助工作精准化的内涵要从理解精准扶贫开始。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2013年在湖南湘西考察时对扶贫工作做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指示，后期又不断阐释形成精准扶贫理念。推进精准扶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具体而言要做到三个方面的内容：精确识别是前提，通过有效、合规的程序将贫困居民识别，保证贫困户认定的公平、准确；精确帮扶是关键，根据贫困户的特点，实施有效手段进行帮扶；精确管理是保证，通过扶贫信息的管理工作和阳光操作去保证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通过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三者联动，最终达到扶贫、脱贫的目的。

精准扶贫对高校的资助工作提供了新的工作思路。张远航认为，精准资助就是找准资助对象，通过差别化的资助形式，提升资助目的与资助对象需求之间的契合度，最大程度发挥资助的效能，具体体现在对象精准、需求精准、形式精准以及效能精准等方面，科学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实现精准资助的前提和基础，提供满足资助对象个体需求的资助举措使资助工作的定位和目的，形式精准是资助的过程与方面，效能精准是资助的价值和评价。所以，提升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精准化程度要从贫困认定、资助供给和资助管理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二、精准化是高校资助工作的现实要求

高校资助工作的精准化是破解当前问题的要求。“精准”的对面是“粗放”，当前贫困生资助工作存在诸多问题。在贫困生的认定过程中对于贫困生识别不足，在贫困生的资助过程中忽视贫困生的实际需求，在贫困生的管理过程中轻视对贫困生的教育引导。这些问题影响着资助工作的发展和资助目标的实现。

第一，贫困生认定粗放，对困难程度鉴定不足。高校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的认定是开展资助工作的前提，各高校基本都制定了自己的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办法，对认定条件、程序做出明确规定。这一制度规定，看似为高校辅导员开展资助工作提供了依据，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规范的地方。其一，认定材料难以完整反映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状况的认定依据民政部门证明的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表、贫困证明等材料，由于证明材料的表述方式、地方民政部门审核不严等问题，相关材料难以反映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其二，学生的不诚信现象对经济状况认定工作造成干扰。通过贫困认定并且申请助学金的同学，每年可以获得3000元左右的资助，对于学生来说是笔较大的收入，个别同学“不贫装贫”，通过弄虚作假等方式申请贫困认定，而使资助失去原有意义。

第二，贫困生资助方式单一，以经济资助为主。资助过程中仅依靠经济帮助，忽视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动态了解。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社会资源、成长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仅表现出物质的匮乏，还表现出综合素质、发展能力、心理健康水平等方面的不足。受资助学生已经不满于与单纯的经济资助，而表现出对能力发展的诉求。同时，新形势下也要求高校资助工作由保障型资助向发展型资助转型，多措并举提升受资助学生的发展能力才是资助工作的最终目的所在。高校资助工作管理粗放，未能全面掌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现实需求，停留在物质保障层面。这就要求高校资助工作及时了解受资助学生的个体需求，为学生创造实践平台，在为其提供经济支持的同时注重学生的能力建设。

第三，后期管理不完善，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不足。在高校资助工作中，重视前期的认定、评审，而忽视后期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未能发挥高校资助工作的育人作用，也未能对学生资助资金的使用做出有效监督。可以通过助学金的发放仪式、志愿服务工作为契机，引导学生感谢国家、社会的关心与照顾，树立感恩意识。同时，对助学金的使用去向做出有效监督是确保资助工作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也是弥补前期资助工作缺漏的重要举措。当前不少高校只是确保资助资金到账，而到账后受助学生如何使用，学校不加干预，未能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三、高校资助工作精准化的实施路径

高校资助工作的精准化发展有助于提升资助资金的适用效率，提升资助的实效水平。高校资助工作的精准化发展要从资助工作的整个过程人手，实现从贫困认定到后期的资助监督整体的精准化运作，从而推动高校资助工作由“量”到“质”转型，由“保障型资助”向“发展型资助”的转变。

第一，精准识别，辨别好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准识别，要选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评议小组成员、严格评议程序、多渠道获取信息综合判别。首先，可以通过班级同学推荐的方式选出在日常表现中公正无私、有威信的同学，一般涵盖宿舍成员、班级干部、贫困生代表与非贫困生代表等群体。其次，要严格执行国家和学校要求的家庭经济状况认定程序，程序的严格是保证结果公平的基础。最后，要通过多渠道获取信息作出综合分析。充足的信息是做出合理判断的基础，高校学生工作者不能仅局限于申请材料的识别，要通过多种途径对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日常消费状况等信息做出综合判别。《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学生资助中期评估报告指出未来将推动资助信息化建设，建立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以学籍为基础实现与人口、低保、扶贫等部门信息系统的对接和共享，为学校确认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提供支持。资助工作人员可以利用好现代的信息平台、通过与学生一对一谈话、家访等方式获得有效信息。

第3篇：家庭经济报告范文

关键词：家庭经济困难生；资助；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7304.2015.04.077 文章编号：1672–7304(2015)04–0160–03

1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教育部、财政部已经于2007年对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做出了正式的认定，确定了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概念，即“家庭济困难学生是指国家全日制普通高校招收的本专科学生中，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1]”因而，针对这一称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局限于学生身份。教育部和财政部明确规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的“学生”指的是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学生。仅指在全日制高校就读的学生，而其他的如继续教育学生等都不在范围内。二是提法更具针对性、科学性。贫困生相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而言，“贫困”涵盖较广，既可以指代经济意义上的贫困，也可以包含心理上、才能上的贫困等，但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前提明确，只是说明家庭在经济方面存在困难，指向性明确。

2高校贫困学生资助与教育现状

2.1国家方面

国家是资助学生的主力军，承担了助学金的大部分。但即使如此，国家对高校拨款仍然是有限的，且大部分资金用于高校各种硬件设备投入，这使得国家助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1）国家资助体系存在漏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高校里的特殊的一个群体，影响着高校的教育管理，所以对于这类学生身份的确定需要一个统一的判断标准，但是我国的国家资助体系和制度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运作过程中也没有采取相关的措施加以弥补，这使不少学生“滥竽充数”，给国家和真正困难的学生造成不利影响和损失。（2）国家倡导社会力量参与高校资助的力度低。针对助学方面，国家应该发挥其主导力量，倡导更多的社会人和团体参与其中，这是因为教育是为社会发展提供人才的主力军，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现实生活中，国家倡导社会力量参与高校资助的力度较低，这使得社会参与教育投资的积极性不高。

2.2社会方面

（1）金融机构考虑风险因素，对助学贷款严格控制。因为贷款对象群体的特殊性，银行等考虑的因素主要有投入成本高的风险；管理风险以及道德风险等。这些因素都降低了金融机构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贷款的贷款积极性。（2）社会组织和个人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能力和程度是不稳定的，不利于高校资助体系的运行。

2.3学校方面

（1）制度设计存在偏差。据高校学生获得奖学金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得出数据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比例仅有21.3%，真正能够让奖学金维持生生活的仅占4.1%这说明奖学金离大部分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较远，这就让奖学金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作用不明显[2]。（2）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界定不明确。由于国家在经济困难学生的界定的具体标准不明确，导致学校在具体运作时可以参照的标准幅度较大，难以进行准确的评估。目前，绝大多数高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都是凭借学生家庭情况调查表确定的，这显然在认定过程中会存在很大的任意性，再加上具体操作透明度低，这就会造成一部分真正有困难的学生名额被其他家庭情况相对好的学生占用，进而得不到有效的帮助。

2.4学生方面

整体而言，虽然高校经济困难学生在高校里是一个相对弱势的群体，但他们的思想和心理状况的主流还是健康向上的。但也存在部分学生由于不能很好的适应学校生活，家庭经济困难变得敏感自卑，不愿意参与集体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校园的和谐，同时也提醒了高校要加快对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和思想教育的紧迫性，以便可以保持他们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3我国高校贫困学生保护策略

3.1国家方面

（1）完善贷学金制度。第一，扩大贷学金的筹资渠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是大学生，国家要实现“中国梦”也要依靠大学生的力量。因此，国家要发挥其主导作用，在社会上积极倡导助学大学生是社会各界尤其是用人单位应尽的义务。另外，国家也可以采用鼓励措施，如给那些出资单位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学校也可以让高校学生和出资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书，以学生向其贷款的方式进行求学，毕业后按工资比例进行还贷。当然，国家在采用生源地贷款的时候可以简化手续，方便学生采用此种渠道进行贷款。第二，提高贷款额度。目前，我国现行的贷款额度最高是6000元/年，但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学生的衣食住行以及学习等消费水平都有了一定的提高，如果还按照此种标准，显然是满足不了学生需求的，尤其是在民办高校就读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第三，放宽还贷年限和贷款对象。我国还款年限规定的是在毕业后四年内还完贷款，按照目前我国的就业环境和初入职场的学生收入水平而言，每年还贷6000元，是给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造成不小的压力。与此同时，我们的邻国日本的还款期限限定在20年内。[3]所以，政府可以参考日本的还贷年限进行适当放宽。其次，政府可以放宽贷款对象的范围，除了全日制学校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外，还要考虑其他学生群体，如民办学校学生、专修学校学生等。（2）加大国家奖学金范围。从我国现有的财政水平而言，国家完全可以资助承担更多的贫困学生。但是目前国家对于教育整体投资的比例就不足25%，在奖学金方面就更是有限，这对于现存的庞大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所以国家在财政支持力度上应该更大一些，帮助更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决学习生活问题。

3.2社会工作

随着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越来越多的社会团体和组织，甚至是个人开始进行教育投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教育方面的投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社会道义。所以，从这两方面而言，争取社会各界进行教育投资是有可能的，更好的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学习也是可能的。因而，高校可以加强舆论媒体的作用，加大宣传力度，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建立各种助学基金，甚至是直接和企业进行合作，为企业和学生架起桥梁。通过合作桥梁的建立，学校不仅可以扩大知名度，还可以拓宽办学融资渠道，加快与企业合作进程。企业、社会团体则与学校建立“供求”关系，他们资助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毕业后直接到这些单位服务，实现双赢。

3.3学校方面

（1）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个人信息库。高校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个人的信息库是必要的。这个信息库不是简单对家庭困难学生经济的调查情况，而是一个完善的系统，包括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思想等各方面的资料，甚至包括毕业后学生的调查跟踪。这个信息系统不仅可以有针对性的帮助有需要的大学生，而且可以约束大学生进行还贷，增加个人的信誉度。另外，高校加强对学生还款管理，可以有效提高银行和社会企业实体和机构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行为和意愿。（2）改革奖学金制度。奖学金的设置其实是独立于学生家庭经济情况之外的，但是它的获取标准显然是没有考虑到现实情况。一般而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大多来源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教育环境有限，与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有不小差距。所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比例比较低。因此，各高校要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积极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筹措资金，专门设立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奖学金，专门用于奖励学习成绩比较好且勤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校灵活运用政策，扩大奖学金的项目和受奖面，以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奖比例，减轻他们经济压力。（3）建设和谐校园,形成平等互助氛围。学校使学生进行求学的地方，学习环境的优劣也直接影响到教育效果的好坏，而校园作为高校教育的主阵地,建设和谐的校园氛围营造包含民主、平等、自立自强等精神文化的校园环境,对于提升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习和发展的效果,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3.4学生方面

（1）加强综合培训，提高社会竞争力。一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因为经济基础有限，难以获得优秀的教育资源，进而缺乏锻炼和实习机会，使得个人能力有限，缺少竞争力，很难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面对困难学生的实际需求，高校教育工作者应当和社会机构联合起来，积极探索和提供经济困难学生的锻炼机会，帮助他们培养能力和社会竞争力。（2）拓展实践活动，锻炼个人能力。高校不仅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平台，还应该帮助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提高综合能力。（3）重视素质教育，施行弹性学分制。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实行学年和学分相结合的学制，既有学习年限限制，又有学生应修的学分限制。但是在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学年学分学制开始向学分制进行转变，并且已有部分学校开始尝试。学分制学制是允许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学分，那么学生就可以在其它时间进行休学勤工俭学。虽然这种学制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弊端，但是我们可以实行弹性学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4）做好思想教育工作。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思想和心理压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经济压力，因而做好他们的思想教育和心理疏导工作，是高校助学工作的重要内容。

4结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相信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比例会越来越低，但其不会消失，所以针对他们在资助和教育方面的研究是相当必要的。本文提出了拓宽贷款对象，提高贷款金额，增加还贷年限等措施完善贷款资助体系；倡导社会各界参与教育投资，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学校建立学生个人信息库，改革奖学金制度，以保证助学金能够真正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学生教育要加强学校和老师的作用，积极进行心理疏导，加强思想教育，并且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感恩社会，回报社会。

参考文献：

[1]陈赤华.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文关怀探析[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2.

[2]梁士朋.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励志教育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0.

第4篇：家庭经济报告范文

【关键词】 场认知风格；学业成绩；家庭经济地位；中小学生；农村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eld Cognitive Style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Family Social Economic Status (SE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in Rural Area. Pan Liruo, Du Da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eld cognitive style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family SE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Methods 553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randomly chosen in rural areas were tested as subjects with Embedded Figures Test and self-made SES scale. In the meanwhile,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 scores were collected. Results ①EFT score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mother's vocation, parents' vocation, family SES seperately in Grade 9(P

【Key words】 Field cognitive styles; Academic achievement; Family social economic statu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Rural areas

场认知风格指个体在心理活动中倾向于依靠外在参照还是内在参照为依据[1]。一般认为，家庭环境，包括父母亲的教育程度、职业类型等都有可能是影响儿童认知风格的重要因素[2]，但是目前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较少。家庭经济地位一般包括父母的职业、学历、家庭收入3项，但是由于家庭收入不好衡量，故很多研究只取前两项[3]，本研究也采用父母职业和学历作为家庭经济地位的衡量指标。家庭经济地位与中小学生的发展与有重要的联系[3-6]，有研究证明城市中学生的学业成绩与家庭经济地位有较强相关[7]，农村中小学生是否也是如此？本研究将从实证角度对家庭经济地位对场认知风格和学业成绩的影响进行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选取洛阳市农村小学和初中学生共567人作为研究对象，最终得到有效被试553人，问卷回收率97.5％，其中男生266人，女生287人，初中生387人，小学生166人。样本中，2年级30人，3年级31人，4年级37人，5年级34人，6年级34人，7年级93人，8年级93人，9年级201人。少数被试的家庭资料缺失，在数据分析时采用SPSS中的“Exclude cases pairwise”选项进行处理。

1.2 工具

1.2.1 镶嵌图形测验(简称EFT) 该测验信度为0.82，效度为0.49。其满分为24分，得分越高，表明场独立性越强，得分越低，表明场依存性越强。

1.2.2 自编的家庭经济地位(SES)问卷 依据师保国、申继亮等人所编的家庭SES问卷[3]，由被试报告其父母的职业和教育文化程度，依照有关职业分类的标准对父亲职业、母亲职业分别进行编码并转化为相应的等级。把职业等级和受教育程度所得的值加起来，总分作为家庭SES的指标值，其分布范围在4～22之间。

1.2.3 期末考试成绩 选取2006年期末统考的成绩作为学业成绩的指标。先将单科成绩转化为标准分，再合成为总分。

1.3 统计方法 运用SPSS 11.5进行相关分析。

2 结 果

2.1 父母职业、学历与场认知风格的关系 见表1。

父亲职业与EFT得分4、5、9年级呈显著正相关；母亲职业与EFT得分在9年级极其显著正相关；母亲学历比父亲学历与EFT得分更紧密，但父亲学历和母亲学历与EFT得分的相关各年级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2.2 父母职业、学历及家庭SES总分与场认知风格的关系 见表2。

与父母学历总分相比，父母职业的总分与EFT得分相关更紧密，二者的相关在4、5年级呈边缘显著正相关，9年级为极其显著正相关，而父母学历总分与EFT得分各年级均未达到显著；家庭SES总分与EFT得分3、4年级的相关呈边缘显著正相关，9年级呈极其显著正相关。

2.3 家庭SES与学业成绩的关系 见表3

3 讨 论

3.1 家庭SES与场认知风格的关系 本研究证明父母的职业对孩子的认知风格确实有影响，但是它在不同年龄呈现出不同的相关状态，原因可能与青少年的思维、人格发展有关：刚入学的低年级的学生认知能力还不够强，接受能力有限，认知活动更多的受到先天遗传因素的左右，从3年级开始，儿童的思维、记忆等认知能力进入飞速发展时期[8]易受外界影响，但从5年级开始儿童进入青春期，对家长、教师由崇拜走向叛逆，至8年级达到顶峰[8]，至9年级，青少年的个性发展开始趋于理性和成熟，又加上面临中考这一人生第一个重要抉择，对父母的建议和看法又重新重视起来。职业比学历与EFT得分更紧密的原因可能是，长期的职业生涯比学历更能影响一个人看待世界和事物的方式，并通过家长影响着孩子。在目前的中国农村仍然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一般来说，父亲是家庭经济来源的主要提供者，而且在农村传统观念中，父亲的家庭地位高于母亲，家里的大事一般由父亲做主，因此，孩子认识世界认识事物的方式更容易受到父亲职业的影响。母亲对孩子的成长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更多的是通过生活琐事潜移默化的体现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母亲学历与EFT的相关虽各个年级都未达到显著，却呈现出一个稳定的趋势，即比父亲学历与EFT得分相关更为紧密。由父母职业和学历各自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合力，随着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家庭经济地位与孩子的认知风格呈现出一种非直线的复杂的关系。

3.2 家庭SES与学业成绩的关系 学业成绩的高低同样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相对来说，在农村，父母的学历不像城市中那样差异悬殊，这就意味着来自父母知识的支持差异比较小，因此削弱了家庭经济地位对孩子学业成绩的影响，导致本研究的结果与以城市学生为样本的结果不一致[7]。

虽然本研究证明家庭经济地位与认知风格和学业成绩有着或强或弱的关系，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它的影响是以青少年对父母行为、情感等的理解、接受为中介起作用的，而且这种作用因人而异。另外，本研究中9年级的样本量比较大，认知风格、学业成绩与家庭经济地位的关系在9年级都显示出较强相关，这是否提示大样本两者的相关更为显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4 参考文献

［1］(英)R.赖丁,S.雷纳.认知风格与学习策略--理解学习和行为中的风格差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杨治良,郭力平.认知风格的研究进展.心理科学,2001,3:326-329

［3］师保国,申继亮.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智力、和内部动机与创造性的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2007,1:30-34

［4］刘宁,李寿欣.关于学生认知方式与学业成绩的探讨.济南教育学院学报,2004,6:63-66

［5］刘浩强,张庆林.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影响的研究.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1:105-109

［6］李宏利,张雷.家庭社会资本及其相关因素.心理科学,2005,13(3):283-289

［7］孙中欣.学业失败问题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1:47-51

第5篇：家庭经济报告范文

[关键词] 高中经济困难学生；发展性资助；资助机制

从2007年秋季学期起，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按照“加大财政投入，经费合理分担，政策导向明确、多元混合资助、各方责任清晰”的基本原则，逐步建立健全了覆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较为完善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至2012年秋季学期，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在广西实现了全覆盖。每一项资助政策的出台，都充分体现了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党坚持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切实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使更多人分享了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公平和民生改善，让广大学子真切感受到了教育公平阳光的温暖。目前，在普通高中阶段，建立了以国家助学金为主体、减免学费等为补充、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普通高中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在我区现有的普通高中学生资助政策中，国家助学金、特定学生免学费、社会团体或个人助学金、学校学费减免等属于保障性资助。虽然普高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滋蕙计划”助学项目资助对象是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但因此项目资助不能与国家助学金重复，实际上仍属于保障性资助且获得此类资助的人数很少。以桂林市为例，自治区教育厅下达给桂林市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滋蕙计划”助学项目2012—2013学年度的名额为840名，占全市普高学生人数1.2%，奖励金额168万元；2014-15学年度的名额为781人，占全市普高学生人数1.15%，奖励金额156.2万元。极低的奖励比例，对学生成长成才的激励作用非常有限。纵观现行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虽然在不断完善，但依然是以“教育机会均等”式的保障性资助为主，缺少适用于学生个体能力提升过程扶持的资助方式。随着国家资助力度加大，教育公平已迈出了重大步伐，党和政府向全社会做出的“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庄严承诺已基本实现。在不断完善保障性资助政策的同时，增加和完善适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个体能力提升过程扶持的资助方式，引导、激励他们提升综合素质，帮助他们成长成才，成了目前高中阶段资助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展性资助的内涵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展性资助，是一种过程资助，通过一定的经费支持，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习过程，帮助其实现能力提升、充分发展与全面发展。具体是指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为导向，以学年为单位由学生自行设计和申报发展目标项目，经学校审核通过后给予学生一定经费支持与指导并进行结果考核，促进学生发展目标实现的资助。[1]

发展性资助坚持资助与发展相结合，励志与强能相结合，管理与育人相结合的原则，以学校为单位统一组织实施，通过开展以研究性学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为载体的项目活动，培养学生了解社会、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以及诚信感恩意识。

二、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意愿的调查分析

当前，普通高中的资助项目主要是国家助学金，其覆盖范围：市区普通高中资助面约占市区在校生总数15%；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民族自治县普通高中资面约占全县在校生总数40%；其他县普通高中资助面约占全县在校生总数30%。资助标准为平均每生每年1500元，具体分为二档，一等为每生每年2000元，主要用于补助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二等为每生每年1000元。由于申请国家助学金的学生数多于资助比例，学校主要依据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来确定资助对象。受助学生对资助功能的认识又是如何的呢？为此，我们在广西各选择3所自治区示范性高中和非示范性高中进行随机问卷调查，问卷由填选择题构成，采用李克特量表的五点分方法，分别赋值为5、4、3、2、1，5表示非常赞同，1表示非常不赞同，分数越高，说明表现越积极，即1、2表示否定态度（简称不赞同），3表示中性态度（简称中性），4、5表示肯定态度（简称赞同）。若某项目平均值是3，则表示对该项目持中性态度；若平均值小于3，表示对该项目持否定态度；若平均值大于3，表示对该项目持支持态度。[2]

调查对象为享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卷600份，回收有效率100%。

2.受助学生对资助功能的认识

调查问卷中的1、2、3、4分别代表“资助的目的主要是帮助贫困学生解决生活困难问题”、 “资助的最大功能应体现在激励、促进发展上，让优秀的学生获得资助”、“在帮助贫困生解决生活困难的同时，应发挥资助的激励、促进发展作用”、“资助应突出其对贫困学生发展的激励、促进作用，生活困难问题应由贫困生自己解决”等问题。

从表二可看出，三个年级的P值大都是0.00（ P<0.01），表明不同年级受助学生对资助功能认识的差异是极其显著的。从均值来看，不论是从4个项目维度还是从总体水平来看，高一年级总比低一年级的高。当代高中学生，年龄一般在17-19岁之间，正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随着年龄、知识的增长，他们的心智也逐渐走向成熟，对自我认识、目标追求越来越清晰，迫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到了高三，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更渴望在公平的环境下凭自己的才干和努力赢得大家的认可。在各维度的标准差中，也只有高三年级问题“3”的标准差最小（0.489）。标准差反映的是样本数据的离散程度，标准差越小，表明数据越聚集。可见，受助学生对资助功能的认识随年龄的增长而越多元、深刻，渴望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去完善、发展自我。

三、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展性资助机制构建的理论基础

根据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理论”，即人的最为核心的需要 有三种：基础需要（生理和安全需要）、心理需要（归宿与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成长需要（自我实现需要）[3]，应针对学生不同的需求层次，采取不同的措施帮助学生全面发展。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来说，基础需要是可以通过保障性资助予以满足的；心理需要是经济资助所无法解决的，必须借助相关教育帮扶措施；成长需要，不是单有经济资助就能满足的，它更需要通过教育引导解决内动力问题。在困难学生资助工作中，既要将保障性资助落实好，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依法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又要根据不同学生个体不同的需要层次采取相应措施，最大程度地提供满足他们各种层次需要的帮助，尤其是发展过程的扶持，保证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所获得的资助金额与家庭经济困难程度、个人的努力和发展状况相匹配，从而实现资助能够保障和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

四、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展性资助机制的构建

（一）资金来源。项目资金主要由资助管理部门划拨的专项资助资金、学校按规定从事业收入中提取的3%—5%的经费以及来自于社会、个人的资助资金构成。对于获准立项的发展性资助项目，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

（二）项目构成。主要包括研究性学习项目、学科竞赛项目、校园文化创建项目、社会实践项目等。研究性学习项目：学生自主选择研究课题，在老师指导下开展研究，研究成果包括调查报告、研究论文、实验报告、标本或模型制作等；学科竞赛项目：必须符合教育部、自治区教育厅的相关文件规定，参加“三模一电”、机器人比赛、发明创造大赛等活动，或参加高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五项竞赛活动；校园文化创建项目：参与校园文化建设，营造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项目：参加寒暑假社会实践、社区服务、志愿者服务等活动；其他：素质和能力提升的其他项目。

（三）管理策略。组织管理：发展性资助项目由学校负责组织实施。学校成立由学校领导、资助办主任、班主任、学科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的发展性资助项目评审小组，评审小组负责制定发展性资助项目管理办法，组织、协调项目的开展，负责项目的申报评审、中期检查、结题验收，以及效果分析评价等日常管理工作。每个项目须配备指导教师1～2名，指导教师由责任心强、热心学生工作的学科教师、班主任或资助办管理人员担任。过程管理：由立项申报、项目评审、项目实施和结题验收四个环节组成。立项申报阶段，学校指导学生填写项目立项申请书撰写项目实施方案；项目评审阶段，学校评审小组对申请立项项目进行评审筛选，通过公示后即给予50%的资助经费；项目实施阶段，项目立项获批后，负责人组织项目组成员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开展各项工作，在实施过程中，指导老师要及时指导学生解决遇到的问题或困难，学校资助办对资助经费的使用情况要进行检查，防止学生挪作他用，切实发挥资助资金效益；结题验收阶段，项目课题组向学校评审小组提出结题验收申请，提交项目结题申请书、成果报告及相关佐证材料，评审小组对申请验收的项目进行评审，评审验收通过公示后即下达项目剩余的50%资助资金。

（四）成果推广。一是编印课题优秀项目成果集，并通过网站、成果报告会等形式进行项目成果推广交流，二是点面结合，在全市范围内逐步推行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展性资助项目。

五、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展性资助的实施效果及意义

2013年秋季学期，我们选择两所不同类型的高中学校开展发展性资助项目的试点工作。学生申报并获准立项项目28个，涵盖研究性学习、校园文化建设、社会实践、社区服务、志愿服务等内容。项目小组的活跃活动，成了校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

实施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展性资助，既可以解决学生的发展可能与发展条件之间的矛盾，又能激发学生的成长成才愿望和主动性，引导他们为实现目标而不断努力；既兼顾学生群体和学生个体的发展需要，又能满足学生的发展性资助诉求；以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具体发展目标实现作为资助效用的评价尺度，克服了保障性资助中重“输血”轻“造血”的弊端，是对现行普通高中资助方式的重大突破。

（一）突出了资助过程与学生能力培养的统一。《水火箭实验研究》项目小组，申请到项目经费后，运用动量知识和流体力学原理，开展了水火箭实验研究，针对实验过程中出现的二级火箭与一级火箭连接问题、气密性问题，小组成员在老师指导下认真研究出现问题的原因，反复修改实验方案，最后实验取得了成功。在学校举办的科技活动月活动中，“水火箭”的发射展示，赢得了师生的一片赞叹。可见，将资助作为促进学生发展的动力和手段，不但是对现行普通高中贫困生保障性资助方式的突破，而且有利于强化资助的“输血”与“造血”功能并重，充分发挥资助的导向、激励和调控发展功能，促进学生发展。

（二）有利于实现资助方式的创新。本课题研究总结出的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展性资助管理目标、组织结构、运行机制、评价方法，填补了目前广西普通高中贫困生资助体系的空白。在优化当前以国家助学金、免学费等为主要内容的保障性资助体系的同时，学校并充分挖掘社会资源，争取更多的资助经费，设置既有共性、又能体现个体发展差异性的资助方式，将学生所获资助金额与其本人发展状况结合起来，兼顾公平与效率，有利于确保资助工作真正以学生利益为最高目标，确保学生资助工作真正为促进贫困学生的成长成才服务。

（三）有利于与我区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相融互促。广西从2012年秋季学期起才开始高中课改，广西普通高中新课改方案明确规定，综合实践活动是每一个学生的必修课，学生每年必须参加1周的社会实践，3年中学生必须参加不少于10个工作日的社区服务，3年中学生的综合实践活动必修学分必须达到23个学分。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不仅仅是课程规定的要求，更应是学生成长的自身需要。实施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展性资助，有利于激发受助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受助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而获得相应的学分，变单纯的受资助为主动的参与实践活动，使贫困学生在助人、服务社会、传递社会关爱的过程中， 用自己的付出获得相应的回报，这不仅给贫困学生带来了锻炼机会，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和综合技能，又很好地回馈了社会，锻造了自强之才。正如《住房装修的市场调查及预算方案的编写》项目小组负责人在“项目成果展示会”上所说的：“通过社会调查活动，我们不仅初步了解了装修行业的运作及市场状况，而且感受到了自身的价值，收获了比金钱要贵重得多的东西，体验了团体合作精神的力量，在为小组成员家庭住房装修出谋划策的过程中分享了学以致用的快乐。”

[参考文献]

[1]刘世勇，王林清，马彦周.学生激励的新视角：发展性资助[J].湖北社会科学，2010（11）：178-181.

[2]曾军.广东地区企业员工心理弹性结构维度及相关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5.

[3]陈琦，刘儒德.教育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69-171.

第6篇：家庭经济报告范文

摘要：为了综合考察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对城市居民综合幸福感的复杂关系，调查了3192名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城市居民，结果发现：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随家庭经济收入增长而提高，随城市经济增长而下降；家庭经济收入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都显著正相关，而城市人均GDP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家庭经济收入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综合幸福感，但地区经济在家庭经济和综合幸福感之间起重要调节作用，即家庭经济对综合幸福感的解释率随地区经济水平提高而降低。基于此，政府应致力于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逐步平衡地区和家庭之间收入差距，这将对城市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4-0076-08

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among urban and family economies and citizens wellbeing， 3192 citizens from 41 cities in 17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of the country complete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social wellbeing scales. The meanlevel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social wellbeing grow significantly with the increase in per capita income.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household economy is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social wellbeing， but per capita GDP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social wellbeing. I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family absolute income and family relative income have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n wellbeing. The total variance of wellbeing explained by family income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in district economy， and district economy exert a significant moderate influence on family absolute and relative incomes and wellbeing.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government should focus on increasing the income of residents family and gradually narrow the income gap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and famili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rban and soci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一、引言

幸福和幸福感是人生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幸福感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标准，是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状态的“晴雨表”。幸福感的相关研究成为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关注的重要主题。积极心理学也认为幸福感具有多维性，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是幸福感的三个视角，是三个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的侧面，只有将三者整合起来才能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幸福感的完貌：主观幸福感强调个体对自身生活状态的认知评价和情绪体验，心理幸福感强调个体人生价值与自我潜能的实现所带来的心理体验，社会幸福感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融合和贡献〔1〕。基于积极心理健康的模型，研究者们实证考察和建构了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综合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将三项幸福感作为个体综合幸福感的测量指标，在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社会职业群体都获得了良好的信效度〔2～5〕。因此，在本研究中，笔者将这三类幸福感的整合模型用以考察城市居民的综合幸福感水平。在影响幸福感众多因素之中，研究者和政府部门都非常关注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试图通过经济发展来促进全民的幸福感水平。我国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经济是整个社会、政府部门及家庭关注的焦点。因此，综合考察城市经济、家庭经济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指标考量

研究者在测查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的关系时，主要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和个人经济收入水平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关于个人经济收入方面，青少年和老年群体可能并没有个人的经济收入，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里，家庭经济情况更可能与个体的幸福感水平相关。徐安琪通过质性研究证实，在中国社会环境里，家庭经济状况是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要素之一〔6〕。因此，本研究将选取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收入作为影响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自变量。

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测量通常将GDP指标作为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家庭经济收入的测量通常考察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和家庭经济相对收入，将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作为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将两年家庭经济增长情况和五到十年家庭经济增长情况作为家庭经济相对收入。因此，城市人均GDP将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指标，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和家庭经济相对收入将作为家庭经济的指标，本研究试图综合考察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收入对城市居民综合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二）经济与主观幸福感

现有关于经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存在不同观点。Diener等人纵向考察了多个发达国家的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发现过去50年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水平〔7〕。与此同时，Easterlin提出了著名的Easterlin“幸福悖论”，即经济与主观幸福感横截面研究相关显著，但二者在时间序列研究相关不显著〔8〕。Easterlin强调主观幸福感取决于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至少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更能预测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随着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随着他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部分学者进一步研究发现，当经济水平较低时，绝对收入更能够预测主观幸福感，但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预测会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降低〔9～11〕。因此，经济收入水平对不同收入水平个体的影响是不同的，且相同经济收入在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在国内，相关研究表明，个体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都能够显著正向的预测主观幸福感〔12～13〕。张爱莲和黄希庭通过对46篇涉及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关系的文献进行元分析发现，大多数研究结论都表明经济状况对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但部分研究报告显示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预测未达到显著水平〔14〕。这可能与研究者选择的样本有关，样本来自经济发达省市或贫困地区，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预测可能具有差异性。因此，在考察经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时，需要考虑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发展可能在家族经济收入和幸福感之间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三）经济与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

国内绝大多数研究都仅探究经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缺乏对经济收入与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关系的实证研究。国外一些研究表明，个体心理幸福感水平与是否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以及与个体是否能够有自由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有关〔15～16〕，但这些都离不开家庭经济水平和城市经济发展状况。Vetter等人横向调查了瑞士20岁至59岁5453名被试后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条件下，低生活标准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幸福感〔17〕。SHEK通过对香港199户贫困家庭的追踪研究发现，家庭贫困会影响父母及子女的心理幸福感〔18〕。研究者对马来西亚1415名老年人的横断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收入是预测老人心理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之一，低经济收入的老年人具有较低水平的心理幸福感〔19〕。其他研究者也得到了相似的研究结论，家庭经济收入能够显著的预测生活质量和心理幸福感〔20〕。

社会幸福感基于较好的生活条件，个体能够比较自由的掌控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方式，才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21〕。社会幸福感的提升是与社会价值、民主制度、社会福利、分配公平、健全管理、民主制度和社会公平等联系在一起的〔22～24〕，个体主观的社会参与和社区意识也是影响社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25～26〕。相关研究表明，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社会幸福感，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都与社会幸福感相关〔27〕。在现代社会里，经济决定了个体能否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实现自我潜能，以及个体能否有机会积极的参与社会和融入社会都与经济收入水平有关，同时很多人在评判自己的自我实现和融入社会的程度时，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经济水平。个体基本需求的住房、卫生、健康、食品、衣物等方面与家庭经济密切相关，更高层次的需求也与家庭经济密切相关，富裕家庭能够获得更高的地位、自主性、自我实现、社会融合感等。因此，经济水平是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实现的必要条件，但经济水平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特别是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与幸福感之间的复杂关系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四）研究问题及假设

综上，城市经济水平和家庭经济水平对城市居民综合幸福感可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但相关实证研究还比较缺乏。在考察家庭经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时，以往研究者只探究城市经济或家庭经济对幸福的影响，其研究结论还需进一步推进。在探究家庭经济与幸福感的关系时，需要考虑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在家族经济收入和幸福之间起调节作用。因此，本研究将调查不同经济地区不同群体的城市居民，综合探究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及家庭经济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复杂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测量及其相关因素研究课题组”对2011年全国城市居民住户所做的抽样调查。调查被试主要来自于17个省直辖市42个大中小城市3192位城市居民。调查员为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及社会学专业本科生70余人，他们利用暑期社会实践机会协助完成本次调查。

在整个研究设计和调查过程中，将问卷的顺序打乱，以防止被试的猜测性作答和习惯性作答，问卷中还设置测谎题，用以保障调查数据的信效度。调查方式上主要采取个体调查方式，被试匿名作答，被试一般在20到30分钟能够作答完问卷，作答完的问卷被当面回收。

（二）样本特征

被试为全国17个省直辖市42个大中小城市3192名城市居民，年龄范围主要集中于15岁到75岁之间。家庭人均收入在5000元及以下的被试为715人，占被试总人数的224%，家庭人均收入5000元到1万元的被试为1022人，占被试总人数的32%，家庭人均收入在1万5万元的被试为762人，占被试总人数的239%，家庭人均收入在5到10万元的被试为479人，占被试总人数的15%，家庭人均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被试为214人，占被试总人数的67%，其中男性为1395人，女性为1797人。

我们在“中国统计信息网”的“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查询被试所在城市2011年的城市人均GDP数据，并与调查样本数据一一对应。将城市人均GDP由低到高排序分为三类，前27%数据为一类城市，后27%数据为三类城市，其它数据为二类城市。一类地区城市主要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济南、苏州、江阴、常熟、靖江、台州、慈溪等城市，样本量为892人；二类地区城市主要包括重庆、成都、南昌、武汉、西安、南宁、荥阳、枣庄、石家庄、郑州、合肥、唐山等城市，样本量为1416人；三类地区城市主要包括松滋、巴中、周口、南康、石首、连平、咸宁、信阳、阜阳、白色、荥阳、郯城等城市，样本量为884人。

（三）调查问卷

1.主观幸福感测量

主观幸福感量表由情感体验量表和生活满意度两个量表组成。情感体验量表采用Campbell等人编制的总体情感指数量表〔28〕；生活满意度采用Luo编制的生活满意感量表，主要测试被试生活水平、健康、从事工作、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和闲暇等方面〔29〕。量表共计12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量表两个维度及总量表的恢捣直鹞088、086、091。

2.心理幸福感测量

采用Ryff编制的心理幸福感量表，该量表由12个项目组成，采用5点计分〔30〕。量表由自知、环境控制、个人成长、积极关系、生活目的和自我接纳六个维度组成。量表六个维度及总量表的恢捣直鹞064、073、069、065、079、076、086。

3.社会幸福感测量

采用Keyes修订的社会幸福感量表。该量表由15个项目组成，采用5点计分〔31〕。量表由社会整合、社会接受、社会实现、社会一致性、社会贡献五个维度组成。量表五个维度及总量表的恢捣直鹞062、067、065、069、068、072。

（四）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除了采用多来源数据之外，在调查的过程中，采取了严谨的方法，剔除了不认真填答的问卷，以降低共同方法带来的影响。在统计过程中，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将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全部测量42个项目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得到了11个特征值大于l的因子，共解释了67506%的总变异，其中最大的因子仅解释了总变异的22922%。因此，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在本次调查研究中可能造成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三、研究结果

（一）不同城市经济、家庭经济的幸福感描述统计

首先，对不同家庭收入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的均值和标准差进行了统计分析，见表1。由表1可知，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都随着家庭经济收入增加而提高，随着城市经济增长而下降。

其次，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进行5（家庭人均收入）×3（地区）的方差分析，在家庭人均收入主效应上主观幸福感〔F（4，3192）=17571，p

（二）城市经济、家庭经济与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在进行相关分析时，将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态和职业作为控制变量，对各个主要研究变量进行了偏相关分析，见表2。

由表2可知，城市人均GDP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显著负相关（p

（三）地区经济、家庭经济对幸福感的影响模型

基于相关分析的结果，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家庭经济对幸福感预测模型。地区经济与幸福感的相关系数不显著，我们假设地区经济在家庭经济与幸福感的关系之间起调节作用，分别建构了4个模型，见图1。M0为总样本模型，M1为低经济水平地区样本模型，M2中等经济水平地区样本模型，M3为高经济水平地区样本模型，各个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见表3。在模型中，总体样本及不同地区经济水平样本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家庭经济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预测值及解释率（R2）见图1。由图1可知，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家庭经济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解释率R2在9%到18%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多组模型检验地区经济的调节效应。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地区经济组进行限定，结果显示：测量因素负荷恒等模型与基准模型的卡方差异量达到显著水平（χ2=40.191，df=8，p

四、讨论与建议

（一）家庭经济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建议

家庭经济绝对收入及相对收入不仅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能显著正向预测城市居民的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这说明经济因素不仅能够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是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相关研究证据表明，家庭经济水平不仅影响个体物质需要和需求的满足所带来的情绪体验〔32〕，更重要的是家庭经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体是否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个体是否能够有自由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使自我价值和自我潜能得到充分实现而获得高峰体验或高原体验，是影响心理幸福感的关键〔33〕。个体能否有机会参与整个社会生活中去以及融入社会，是进一步影响个体社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34〕。

家庭经济水平显著正向预测了城市居民各个方面的幸福感水平，政府部门应该保障各个群体的幸福感，特别是贫困群体的幸福感，而不仅是家庭的经济水平决定居民的一切。政府部门要保障不同群体有尊严生活的基本生存条件，特别要保障好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包含了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城市居民不仅需要物质带来的情绪满足感，更重要的是能够有机会发展自我及最大化实现自我潜能，最终能够与社会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贯彻应遵循“经济与社会”的共建发展观，在发展过程中兼顾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公民权利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让各个群体更好融入到社会中，而不是家庭经济单一因素决定居民各个方面的幸福感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居民的物质财富也有了不同程度的积累，但我国仍处于发展阶段，不同地区和家庭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较大。家庭经济收入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部分城市居民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因素仍然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贫困群体以及贫困地区。因此，政府应致力于缩小收入差距、保障各个群体发展的机会均等，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对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城市经济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建议

在本研究中，地区经济在家庭经济和幸福感之间起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家庭经济对幸福感的解释率随着地区经济水平提高而降低。这说明，在相对贫困地区，家庭经济对幸福感具有更高的预测作用，而在经济发展较高的地区，家庭经济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较低。相关研究也发现，幸福感存在区位效应，即东部地区居民的幸福感要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居民，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比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要低〔35〕。然而，不同经济地区各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不发达地区。

基于社会比较理论，个体幸福感水平不仅与家庭经济水平直接相关，还受到个体相互比较的影响〔36〕。在经济发达地区，平均的消费水平也会高于其他地区，实际的购买力也就会受到损害，低收入群体就更容易产生被剥夺感，其幸福感水平肯定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政府部门应该致力于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应该完善分配机制，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居民不能公平地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随着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贫富差距更大，贫富差距已经成了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问题，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分化日益加剧，贫富差距成了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关研究证据也表明，政府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质量以及公共支出都会大大提升当地居民的幸福感水平〔37〕。基于此，逐步消除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鸿沟，将对居民的综合幸福感和社会秩序都会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因此，促进不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增进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改善弱势群体经济状况，最大范围的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仍是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

五、结论

本研究综合探究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复杂关系。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随家庭经济收入增长而提高，随城市经济增长而下降；家庭经济收入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都显著正相关，而城市人均GDP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家庭经济收入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综合幸福感，地区经济在家庭经济和综合幸福感之间起重要调节作用，即家庭经济对综合幸福感的解释率随地区经济水平提高而降低。基于此研究结果，政府应致力于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逐步平衡地区和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以逐步增进全民的综合幸福感，这对城市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志霞.城市幸福指数及其测评指标体系〔J〕.城市问题，2012，（4）：9-13.

〔2〕Keyes C L M.Mental Illness and/or Mental Health？ Investigating Axioms of the Complete State Model of Health〔J〕.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05， 73（3）： 539.

〔3〕Howell A J， Dopko R L， Passmore H A， et al. Nature Connectedness： Associations with Wellbeing and Mindfulness〔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1， 51（2）： 166-171.

〔4〕陈志霞， 李启明.幸福感整合模型在不同年龄及性别群体的验证〔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1）：78-83.

〔5〕陈志霞，李启明.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及测量〔J〕.城市问题，2013，（9）：52-58.

〔6〕徐安琪.家庭幸福：金钱愈加重要了吗――一项关于家庭幸福观的经验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11，（1）：95-103.

〔7〕Diener E，Sandvik E，Seidlitz L，et a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lative or Absolute？〔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93，28（3）：195-223.

〔8〕Easterlin R A.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1995，27（1）：35-47.

〔9〕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J〕.经济研究，2006，（11）：4-15.

〔10〕FerreriCarbonell A.Income and Wellbeing：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5）： 997-1019.

〔11〕Sweeney P D，McFarlin D B.Social Comparisons and Income Satisfaction：A CrossNational Examination〔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2004，77（2）：149-154.

〔12〕任海燕，傅红春.收入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中国验证――基于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的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1，（12）：15-21.

〔13〕罗楚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09，（11）：79-91.

〔14〕张爱莲，黄希庭.从国内有关研究看经济状况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J〕.心理科学进展，2010：1068-1073.

〔15〕Fischer R，Boer D.What Is More Important for National Wellbeing：Money or Autonomy？A Metaanalysis of Wellbeing，Burnout，and Anxiety Across 63 Societie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1，101（1）：164-184.

〔16〕Diener E，Ng W，Harter J，et al.Wealth and Happiness Across the World：Material Prosperity Predicts Life Evaluation，Whereas Psychosocial Prosperity Predicts Positive Feeling〔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0，99（1）：52-61.

〔17〕Vetter S，Endrass J，Schweizer I，et al.The Effects of Economic Deprivation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the Working Population of Switzerland〔J〕.BMC Public Health，2006，（6）：233.

〔18〕Shek DTL.Beliefs About Causes of Poverty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Parents and Adolescents Experiencing Economic Disadvantage in Hong Kong〔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2004，32（3）：239-254.

〔19〕Momtaz Y.A，Ibrahim R，Hamid T.A，et al.Sociodemographic Predictors of Elderly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Malaysia〔J〕.Aging & Mental Health，2011，15（4）：437-445.

〔20〕Tajvar M，Arab M，Montazeri A.Determinants of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Elderly in Tehran，Iran〔J〕.BMC Public Health，2008，8（1）：323.

〔21〕Pagliari C，Bucciarelli E，Alessi M.Interdependence of World Markets：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Wellbeing〔J〕.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2011，（3）：732-741.

〔22〕Inglehart R，Foa R，Peterson C，et al.Development，Freedom，and Rising Happiness：A Global Perspective （1981-2007）〔J〕.Perpective on Psychological Scince，2008，3（4）：264-285.

〔23〕C，Dreher A，Fischer JAV.Crosscountry Determinants of Life Satisfaction：Exploring Different Determinants Across Groups in Society〔J〕.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2008，30（1）：119-173.

〔24〕Stevenson B，Wolfers J.Economic Grow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Reassessing the Easterlin Paradox〔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2008，（Spring）：1-87.

〔25〕Cicognani E，Pirini C，Keyes C，et al.Social Participation，Sense of Community and Social Well Being：A Study on American，Italian and Iranian University Students〔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08，89（1）：97-112.

〔26〕Jorgensen B S，Jamieson R D， Martin，J F.Income，Sense of Commun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Combining Economic and Psychological Variables〔J〕.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2010，31（4）：612-623.

〔27〕Porter J R.Mapping Human Development at the Subnational Level：Spatial Contours of Development in the US〔J〕.Journal of Maps，2008，4（1）：472-484.

〔28〕Campbell A，Converse P E，Rodgers W L.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Perceptions，Evaluations，and Satisfactions〔M〕.New York：Publications 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76：565-571.

〔29〕Luo L.The Meaning，Measure，and Correlates of Happiness among Chinese People Proceeding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art C〔J〕.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1998，（8）：115-137.

〔30〕Ryff C D，Keyes C.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Revisited〔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5，69（4）：719-727.

〔31〕Keyes C L M，Shapiro A D.Social Wellbeing in the United States：A Descriptive Epidemiolog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350-372.

〔32〕杨秀木，齐玉龙，申正付，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职业价值观对医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1）：154-158.

〔33〕黄嘉文.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一项基于CGSS2005的实证分析〔J〕.社会，2013，（5）：181-203.

〔34〕亓寿伟，周少甫.收入、健康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J〕.公共管理学报，2010，（1）：100-107，127-128.

〔35〕于广文.幸福感的区位效应〔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14：1-3.

第7篇：家庭经济报告范文

[关键词] 高校贫困生 助困工作 发展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在招生、收费、就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高校贫困生的规模正日益扩大。例如,笔者所在学校,2009年招收新生2500多名,贫困生800多名,占了新生总数的30%左右。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已成为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不但会制约贫困生个人的全面发展,而且不利于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实现,并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和谐、持续发展。这样就使得在平时的学生工作中要特别注重贫困生的工作。高校贫困生的助困、解困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强、难度大的工作,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真正把贫困生的困难放在心坎上,真抓实干。探索解决贫困大学生实际问题的方法。

一、深入了解是做好助困、解困工作的基础

做好助困、解困工作,首先要弄清楚贫困生的家庭经济困难情况。

1.从查阅新生的档案入手,了解贫困生的家庭情况,在学生报到的时候,能给予帮助,大大缓解了这些学生因家庭贫困而产生的压力。

2.在新生报到注册现场设立绿色通道,保证了贫困生入学报到工作的顺利进行。凡家庭经济困难,一时无法凑齐学费的学生,经核实家庭情况,可先通过绿色通道入学。

3.通过多种形式全面的了解贫困生家庭的经济状况,为下一步的解困工作作好准备。入学以后,班主任、辅导员老师要经常找学生谈心,平时多关心学生,向同学了解情况,请班干部多了解情况等方法,进一步了解贫困生的情况,力求情况准确。

4.建立贫困生资料库,根据生源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开具的证明和班主任辅导员了解的情况,建立贫困生资料库,保证解困工作的科学、有序、规范的进行。

二、教育贫困学生正视家庭经济困难,树立“自立、自强、自信”的人生观

通常情况下,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入学以后,思想负担较重,担心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无法解决,意志比较消沉。针对这样的现象,可以采取了以下措施:

1.通过讲座、报告会的形式教育贫困生树立积极对待贫困的态度。一方面,邀请校内外有关专家来校做报告,介绍古今中外许多知名人士尽管出身贫寒,但是通过自身努力,最终事业有成的事迹。另一方面,请高年级优秀的贫困生介绍解困经验和体会,用其亲身经历,向低年级同学介绍自己如何勤奋学习,获得各类奖、助学金,从而战胜贫困获得成功。不少贫困生从中受到教育,得到启示。

2.向贫困学生详细介绍学校各种奖学金和助学金的设置情况,鼓励贫困学生努力学习,积极向上,争取通过奖、助学金来脱困,奖贫困的经济压力转化为奋发向上的学习动力。

3.大力宣传解困政策和措施,加强贫困学生对相关内容的了解。使学生全面了解国家助学贷款的政策和申请程序。同时教育学生,在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应该首先通过国家助学贷款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等、靠国家和学校的补助。

4.教育学生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参加勤工助学活动,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一定报酬,以弥补生活费用的不足。

三、加强思想教育,促进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才

1.树立正确的成才导向。学校通过举办优秀贫困生事迹报告等活动,激励经济困难学生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勤奋好学、磨练成才。

2.注重贫困学生的心理疏导。每年新生进校,学校都对学生进行家庭经济状况和心理健康普查,建立经济困难学生经济档案和心理档案,并对他们的经济情况和心理情况进行跟踪,实行动态管理,切实帮助经济困难学生克服自卑心理,鼓励他们自立自强,树立起战胜困难的信心。

3.加强学生的诚信教育。在帮助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同时,对贷款学生进行诚信教育,开展了“诚信大讨论”等活动,并对贷款学生进行教育,使他们认识明白国家为了不让一名大学生因经济困难而失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学校也千方百计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上上下下反复多次,才使得贫困学生顺利获得贷款,解决上学学费问题。使他们认识到:是国家的助学贷款让他们顺利的完成了学业,所以不仅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更要在有能力还贷以后,按期足额还贷,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4.教育贫困学生积极回报社会

在贫困生解困工作中,本着教书育人的精神,从各个方面积极做好对这些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教育他们努力学习,鼓励让他们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与此同时,要教育贫困生能在以后有能力帮助他们的时候,能够帮助他人、回报社会。

参考文献:

第8篇：家庭经济报告范文

【关键词】 孤独;疾病;患病代价;费用,医疗;儿童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0)02-0138-03

最新数据报告显示,儿童孤独症患病率达到6.60‰甚至更高[1-3]。近年来,我国在医院或其他专业机构求助和就诊的孤独症患者明显增多,但其病因不明,目前仍以康复治疗、教育训练为主的方法对其进行治疗。孤独症的特殊症状表现对患儿社会功能危害比较大,需要长期、系统的康复训练和治疗,这势必会导致家庭医疗负担逐渐加重,影响到家庭的正常生活。本研究旨在初步了解和掌握孤独症患儿用于就诊及康复治疗等卫生服务的总费用支出,掌握该病的家庭负担状况,为今后更好地开展孤独症患儿康复服务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收集2006年5月至2008年10月间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儿童发育行为研究中心咨询并接受康复训练的患儿236例(其中90.3%来自黑龙江省不同地区)。上述患儿均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门诊副高职以上的精神科医生或儿科医生诊断,符合美国DSM-IV儿童孤独症诊断标准。以此236例孤独症患儿及其家长作为调查对象。其中男孩203例,女孩33例,男、女比例为6.15∶1;城镇179例,农村57例,城、乡比例为3.14∶1。年龄最小1.95岁,最大14.32岁,平均为(5.28±2.34)岁。

1.2 方法

1.2.1 调查问卷 自拟调查问卷,内容包括:①患儿及家庭的一般情况,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经济、文化因素等;②患儿家庭的年经济收入;③进行孤独症就诊及康复治疗的总费用支出情况,包括就诊咨询、评估、康复训练、药物治疗、交通、住宿及其他费用。家庭疾病负担量表(FBS),采用Pai等编制的疾病家庭负担量表(Family Burden Scale of Disease, FBS)[4]。该量表主要用来评定患者因病给家庭及成员带来的负担,在国内评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包括6个因子:家庭经济负担、家庭日常活动、家庭休闲娱乐活动、家庭关系、家庭成员躯体健康和家庭成员心理健康。该量表每个条目评分均采用0～2分3级评分。没有负担评0分,中度负担评1分,严重负担评2分。为便于描述和比较,将得分转换成标准分:把各个因子的得分除以本因子的条目数,得到因子分,再计算出所有病例的平均分,然后将每个患者的该因子分与该因子的平均分比较。≥平均分为回答阳性,其所占比例为回答阳性率;

1.2.2 质量控制 参与调查的患儿均由临床经验丰富的医师依据美国DSM-IV儿童孤独症诊断标准进行诊断,并且结合孤独症行为评定量表(Autism Behavior Checklist, ABC)得分情况。问卷填写时,统一培训调查员,向家长详细说明填写要求,承诺保密原则,采用面对面的访谈形式填写问卷,以保证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

1.2.3 统计分析方法 所有资料统一编号,利用EpiData 3.02软件建立数据库,将数据双份录入,并利用Visal Foxpro 6.0软件进行双份检核,确保数据准确性。运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孤独症患儿家庭的一般情况及医疗费用支出情况 患儿家庭年收入情况见表1。

在所调查的样本中,孤独症患儿家庭平均年治疗费用支出为1.48万元,其中城镇地区家庭平均年支出1.59万元,农村地区平均年支出1.12万元,见表2。城镇患儿年平均治疗费用支出各层次较为均衡,但年支出在(1.0～2.0)万元之间占多数,年支出超过3.0万元的家庭最少。农村患儿年支出多集中在

调查发现,大部分患儿在得到诊断后开始进行药物及康复训练治疗,少部分患儿在诊断以后尚没有进行任何治疗。见表3。

患儿就诊及治疗总费用占家庭总收入比例的平均值为76.2%,其中占家庭总收入100%以上达到47例,占22.0%。患儿就诊及治疗总费用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52.2%。孤独症就诊及康复治疗总费用支出内容按构成比例由高到低主要包括康复治疗的费用(51.5%)、交通住宿费用(19.2%)、就诊咨询费用(17.0%)、药物治疗费用(8.3%)、其他(4.0%)。在参与调查的236例患儿中,全部康复治疗费用均为自费支出,占100.0%。

共有230名患儿家长参与了“患儿就诊及治疗对家庭经济是否有影响”的调查,其中认为患儿就诊及治疗对家庭经济有很大影响的为192例(83.5%),认为有一点影响的为31例(13.5%),认为没有影响的7例(3.0%)。

2.2 患儿家庭疾病负担评价(FBS) 见表4。

结果显示,家庭经济负担、家庭日常活动和家庭娱乐活动3个维度平均因子分都大于1, FBS总分的平均值也接近1。家庭疾病负担总分、家庭经济负担、家庭娱乐活动和家庭成员躯体健康4个维度的阳性回答率均高于50%以上。

3 讨论

Leslie等[5]报道,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人均的卫生支出从2000年的每人4 965美元到2004年的每人5 979美元,涨幅为20.4个百分点。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的支出明显高于其他精神疾病,而且一直呈现持续稳定地增长趋势。从本次调查的孤独症患儿家庭的基本情况看,家庭年收入水平主要集中在3.0万元以下(70.3%),农村家庭年均收入在更低层次,50%以上分布在1.0万元以下;但为患儿进行医疗就诊和康复治疗的消费支出达到年平均1.48万元。结合收入情况分析,农村地区只有16.1%的患者年收入高于2.0万元,没有高于3.0万元的情况;但其就诊和治疗的总费用支出在2.0万元以上有23.1%,高于3.0万元的有7.7%;进行康复治疗的农村患者消费支出在2万元以上的占48.4%。在整个家庭经济中,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平均比例为76.2%,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平均为52.2%,甚至有22.0%的支出占收入的100%以上,必然导致动用家庭储蓄或负债情况的出现,同时这几项指标中农村地区所占比例均高于城镇地区,说明农村地区患者面对的是更大的经济压力。在诊断为孤独症后进行药物或者康复治疗的165个家庭中,38.8%的家庭年支出超过2.0万元,17.6%的家庭年支出超过3.0万元(主要是城市患者);反之在没有进行治疗的51例患儿中,农村占41.2%,城市占58.8%。说明没有治疗的患者中农村地区比重较大,这与农村地区孤独症相关的医疗知识了解不足有关,也与其经济情况密不可分。

家庭医学理论认为,成员患病会对家庭产生多方面的冲击,使家庭承受经济、精神等多方面压力。本次针对孤独症患儿的家庭进行疾病负担的统计结果中,在整体负担、家庭经济负担、家庭娱乐活动和家庭成员躯体健康4个维度受到了较大影响,且阳性回答率均超过50.0%。经济负担维度的因子分最高,表明患病所导致的家庭经济负担过重。几乎所有的患儿医疗就诊和康复治疗的总费用均为自费支出,对家庭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无力支付的家庭只能选择放弃治疗或负债支出。有83.5%的家庭主观认为用于康复治疗的支出已经给家庭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综合其他研究和本次调查的实际情况都显示,家长最希望得到的是资金的支持[6]。英国的研究表明,用于支付ASD儿童的总费用估计每年为27亿英镑,而成人每年为250亿英镑[7]。美国研究表明,国家每年为每个患儿估计投入320万美元,对整个孤独症群体的费用为350亿美元[8]。而据了解,目前国内只有几个大型城市和发达地区加大了对孤独症儿童康复治疗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但是全国覆盖范围还远远不够。所以,为ASD儿童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9]。此次调查也表明,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孤独症群体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才能有效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让更多孤独症儿童家庭得到帮助。

由于目前存在的康复治疗服务资源远远不能满足患儿的需求,与以往的报道相比,各年龄段的孤独症患者逐渐增长的社会消耗也非常惊人[8,10]。在本次研究结果中,家长为了孩子治疗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辗转于各地求治,导致交通和膳食、住宿费用的增加,家庭娱乐活动减少,甚至家庭成员的躯体健康也受到了较大影响,将造成新的家庭问题,甚至延伸为社会问题。已经有研究认为,针对孤独症等发育障碍的患儿,了解其家庭经费的支出,造成的收入损失,抚养人的负担等信息是非常重要的[11-12]。随着对孤独症认识水平的提高,孤独症患儿的数量在不断扩大,同时对康复治疗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所有孤独症患儿均需要系统、稳定的治疗和专业化指导。利用有效的政策支持,建立完善的孤独症患儿康复服务体系,加大对此类患儿的社会扶持力度,才能真正改善目前孤独症患儿家庭的困难,让康复治疗工作做到正规化、系统化,保证其整个家庭乃至全社会的健康安定。

4 参考文献

[1] 陶国泰.儿童少年精神医学.江苏: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207-216.

[2] NICHOLAS JS, CARPENTER LA, KING LB, et al.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in preschool-aged children: Prevalence and comparison to a school-aged population. Ann Epidemiol, 2009,19(11):808-814.

[3]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Monitoring (ADDM) Network Surveillance Year 2002 Principal Investigators. Prevalence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monitoring network, 14 sites, United States, 2002. MMWR Surveill Summ, 2007,56(1):12-28.

[4] 张作记.行为医学量表手册.北京: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2005:54-56.

[5] LESLIE DL, MARTIN A. Health care expenditures associated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rch Pediatr Adolesc Med, 2007,161(4):350-355.

[6] CROEN LA,NAJJAR DV,RAY GT,et al. A comparison of health care utilization and costs of children with and without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in a large group-model health plan. Pediatrics, 2006,118(4):1 203-1 211.

[7] KNAPP M, ROMEO R, BEECHAM J. Economic cost of autism in the UK. Autism, 2009,13(3):317-336.

[8] GANZ ML. The lifetime distribution of the incremental societal costs of autism. Arch Pediatr Adolesc Med, 2007,161(4):343-349.

[9] PEELE PB, LAVE JR, KELLEHER KJ. Exclusions and limitations in children's behavioral health care coverage. Psychiatr Serv, 2002,53(5):591-594.

[10]JARBRINK K, KNAPP M. The economic impact of autism in Britain. Autism, 2001,5(1):7-22.

[11]JARBRINK K, FOMBONNE E, KNAPP M. Measuring the parental, service and cost impacts of children with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A pilot study. J Autism Dev Disord, 2003,33(4):395-402.

第9篇：家庭经济报告范文

资料与方法

调查对象：凡在门诊就诊确诊为腹泻病的5岁以下儿童均属本次调查对象。

调查方法：①询问病史：询问儿童的家长，了解儿童的发病时间，发病原因，腹泻次数与季节、气候等关系；②物理诊断：通过叩、触、听进一步确诊为腹泻病；③随机抽查：抽取全县东、南、西、北、中5个点，利用半年检查、年终考核进行家访调查，全面掌握，分析探讨。

调查内容：①儿童喂养：指6个月内的儿童喂养情况；②个人卫生：腹泻患儿卫生的良好与否；③经济条件：腹泻患儿的家庭经济状况；④洗手情况：腹泻患儿饭前便后能否坚持洗手；⑤居住情况：腹泻患儿散居和集居情况；⑥气象因素：指腹泻患儿发病与气候、季节、潮湿和寒冷的关系；⑦饮用水卫生：分窖水、泉水和自来水；⑧家中学龄前儿童数：腹泻患儿家中的儿童数。

结果

两年诊治腹泻患儿625例，男319例，女306例。0～6个月143人；7～12个月118人；2岁105人；3岁79人；4岁88人；5岁92人。

喂养情况：143例6个月以内的腹泻患儿，单纯母乳喂养48例(33.6%)，混合喂养95例(66.4%)，前者发病高与后者，有明显差异。

个人卫生：625例腹泻儿童，个人卫生较好186例(29.8%)，个人卫生较差439例(70.2%)，前者发病低与后者，差异有高度显著性。

经济条件：查治的625例儿童中，家庭经济条件好能及时治疗288例，及时治疗46.1%，家庭经济条件差未能及时治疗337例，未及时治疗率53.9%，前者低于后者，但差异无显著性。

洗手情况：调查的180例腹泻患儿，饭前洗手36例(20.0%)，饭前不洗手144例(80.0%)，前者发病低与后者，差异有高度显著性；便后洗手60例(33.3%)，便后不洗手118例(65.6%)，前者发病低与后者，有差异。

居住情况：由与我县属山区，所以农村儿童入托者甚少，625例腹泻儿童中集居入托儿童117名(18.7%)，散居儿童508名(81.3%)，集居者发病明显低于散居者。

气象因素：625名腹泻患儿，夏季发病258例(41.3%)，秋季发病193例(30.8%)，冬季发病65例(10.45%)，春季发病108例(17.5%)，夏秋季发病率高，冬秋季发病率低，即气温越高，相对湿度越大，降雨量越多的月份腹泻发病率就越高。

饮用水源卫生情况：本次调查625名腹泻患儿中饮用自来水117人，窖水273人，泉水235人，分别为18.7%、43.7%、7.6%，三者发病率相比较明显，饮用水被污染的程度越重，腹泻发病率就越高。

家庭中学龄前儿童数：在625例腹泻患儿家庭中学龄前儿童数为1个199例(32.0%)，2个428例(68.0%)，前者发病率低与后者，差异有高度显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