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概述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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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发展概述范文
【关键词】中部塌陷；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三化”协调
一、中部塌陷下的河南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具有强大地域优势的沿海各省成了改革的主要受益者，“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区在改革的春风中取得了耀眼的成就，成为了全国经济增长的领头羊。步入21世纪后，为了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巩固国防，我国进一步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西部十二省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机场、铁路等基础设施得以完善，“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项目极大的拉动了各省的经济增长，国家的各种政策号召充实了西部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本，西部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得到了巨大的改观。面对东部的繁荣和西部大开发的夹击，中原地区就出现了“不东不西，不是东西”的特别现象。论发展水平，中部比不上东部；论发展速度，中部比不上西部，于是“中部塌陷”就演变成为了现实。中部塌陷现象的具体表现是：中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和总体发展水平不仅大大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的发展势头和发展速度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也低于西部地区。
河南省作为中原具有代表性的大省，能够很好的解释中部塌陷形成的原因。第一，人口问题。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河南拥有常住人口9400万人，如若算入外出打工等流出人口，河南拥有人口数量在一亿以上，仍是人口第一大省。作为人口第一大省，河南人均资源严重短缺，人均资本增长缓慢，全省的劳动生产率较低。第二，产业结构问题。河南用占全国1/16的耕地，生产了全国1/4的小麦、1/10的粮食，除满足全省1亿人口的粮食需求和粮食加工企业的原料需求外，每年还向国家贡献400亿斤以上的粮食及其制成品，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特殊贡献，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粮仓。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粮食产量的背后是巨大的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2003年，河南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的比例高达60.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1个百分点，比浙江高30.8个百分点。高比率的人口从事低效率的部门（农业等），而高效率的部门（制造业等）只吸纳了少部分劳动者。第三，人力资本问题。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历来重视教育。但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河南失去了发展的先机，在教育内容、教育体制上也没有及时学习先进的经验、缺乏创新，加之国家在教育投入上的不均衡发展，河南成为了高等教育的低洼地，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上的相对落后，相对难以吸引高端人才，这些都铸成了河南作为人力资源大省却不是人力资本大省的局面。第四，国家政策。80年代以来，在非均衡发展战略指导下，国家投资向东部大幅倾斜，进入21世纪后，西部地区又成为了国家的重点照顾区，中原地区成为了真正政策边缘化地区。国家投资较少，自身又由于地域原因招商引资能力弱于东部，河南在投资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二、建立中原经济区下的河南
中原经济区自1985年9月初步成立直到被国家认可提升为国家战略，26年的时间里，它形成了包括横跨中原5省、总面积达28.9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5亿人的庞大规模。其面积及人口居全国第一位，经济总量仅次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列全国第四位。尽管中原地区在许多方面都有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原地区的于国于民都是举足轻重的。
我们仍以河南为例。首先，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经济区为沿海地区乃至全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除了上文提到的河南为国家粮食安全外，河南规模巨大的劳动力输出为全国经济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注入了活力。其次，尽管许多方面有所不足，但河南经济发展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中原经济区成立到2005年，包括河南在内中原经济区生产总值就已经达到6190.87亿元，比1985年翻了4翻多，年均增长16.1%。而河南更是连续几年经济总量位列全国第五，中原各省第一。第三，作为中原大省，河南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地区位于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交界处，全国主要的铁路、公路、航空、通讯网等在这里交会。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布局的“两横两纵”经济带中，就有“一横两纵”即陇海经济带、京广经济带和京九经济带贯穿这一区域。第四，河南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古都，四个都位于河南，河南自古以来就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省内具有大量的文化古迹、名山胜水，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赋予河南独特的魅力，河南在旅游业等第三产业上拥有巨大的潜力。第五，河南省的“起飞”对国家意义重大。河南基础设施仅初具规模，目前还有大量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从宏观上看，其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加快河南发展，是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需要；是带动中部地区崛起，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
三、河南发展方向
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对整个中原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机遇。那么，作为中原经济区主体，河南的发展之路是提升整个中原经济区实力的关键。
我认为，面临当前现状，河南应着重从以下三方面入手。首先，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三化”协调发展，是河南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所在，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在农业上，应在继续保证粮食产量的基础上应尽快实现现代化生产，现代化大机械生产可以从根本上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将大量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解放出来，河南可以采取政府补助、鼓励合作的形式，促进现代化生产。在工业方面，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大投资，鼓励创业、积极招商引资。河南要走的工业化道路应是一条新型的可持续的工业化道路，利用本省优势资源，将工业发展壮大。在城镇化上，由于农民数量巨大，河南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严重，其极大的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解决和突破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应是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走农村城市化道路，实现城乡良性互动，逐步减少农村人口，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城镇人口，转变生产增长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第一产业结构，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村整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二，充分利用自身地域优势，将河南建设成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和重要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地处中原，具有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区位优势的河南，可以加速生产要素集聚，强化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西部地区资源输出和南北区域交流合作的战略通道功能，同时加快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促进现代物流业发展，形成全国重要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
第三，凭借河南深厚的历史底蕴，利用省内大量极具开发潜力的人文、自然景观，努力建成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我们要注意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提升软实力，对河南来讲，就是要继续传承弘扬中原文化，充分保护和科学利用全球华人根亲文化资源，培育具有中原风貌、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打造文化创新发展区。
四、结束语
中原经济区自成立以来，有着不少问题，但不可否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现今中原经济区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面临如此机遇，作为经济区中心河南集中精力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在保证粮食产量稳步提高基础上大力实施农业现代化，在庞大人力资源基础上建成全国性的人力资本高地，并与相关各省携手努力，将中原经济区建设成为中国经济的又一增长极。
参考文献：
[1]冯子标.中部塌陷原因及崛起途径探析[J].管理世界，2005（11）.
[2]张占仓.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典型意义[N].河南日报，2010-7-21（5）.
[3]喻新安.建设中原经济区若干问题研究[J].中州学刊，2010（5）.
第2篇：经济发展概述范文
【关键词】资源经济学；方法论；分支；发展方向
一、资源技术经济学的相关概述
（一）资源技术经济学的定义
资源技术经济学主要是研究资源技术和经济之间辩证关系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事从技术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的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评价并规划人类特定资源系统，并采用各种技术方案和技术措施的一门科学。资源技术经济学是技术经济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主要是研究资源开发利用中技术和经济之间的关系，领另外也是一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学科。资源技术经济学研究具有系统性、综合性、预测性、统一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对于解决日益复杂的问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资源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资源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在资源开发利用的生产实践中，通过经济和技术的最佳结合而采取最佳的技术方案，从而实现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效果和社会综合效益的全面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会进行经济技术方面的规划、计算、分析和决策等。总的来说，资源技术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生查理技术因素发展和运用经济效果的规律性。
（三）资源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根据我国当前资源开发利用的具体情况，资源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资源的节约和综合利用技术经济研究、资源规划技术经济研究、加强资源技术经济宏观和微观方面的研究、加强资源技术经济应用方面的研究、深入进行资源技术经济基本概念、指标体系和基本数据的研究以及资源技术经济政策和保护的研究这六大方面的内容。
二、资源技术经济方法论
资源技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应当既具有定性分析，又具有定量分析的特点，其中政策模拟、价值分析和政治文化因素等方面的分析属于定性分析，而系统分析方法、优化规划法、投入产出法和数学模型等方法都属于定量分析方法。资源技术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分别为：基础方法和基本方法，下面是对二者的详细介绍。
（一）资源技术经济学的基础方法
到目前为止，技术经济分析的方法有上百种，但是对这些方法进行归纳总结，主要有效益评价法、系统综合法和方案选优法这三种。这三种方法都比较直接简练，而且主体比较明确。对资源技术经济进行分析主要是为了估计和评价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也是为了获得资源开发利用能够达到最佳经济效益和社会综合效益的途径。
（二）资源技术经济学的方法体系
资源技术经济学的方法不是具体的实施措施和方法，而是为了分析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经济问题，通过提供科学依据，从而更好服务妓院技术研究和开发项目的建设。资源技术经济学的方法体系主要有状况调查法、未来推断法、方案创优法、效益评价法、方案选优法、不确定分析法、因素分离法和系统综合法这类，每种方法中采用的具体方法各不相同，而且各自具有自身的优缺点，其中最常用的方法主要有资源评价法、敏感性分析法以及ABC分析法等，在使用中应当根据具体实际情况选择最适用的方法。
三、资源技术经济学的学科分支
资源技术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相当广泛，由于研究对象、方法和内容不同，使资源技术经济学产生了很多分支学科，例如社会资源技术经济学、经济资源技术经济学和自然资源技术经济学等属于资源系统构成所分的学科，而水资源技术经济学、生物资源技术经济学、气候资源技术经济学和土地资源技术经济学等则是按照自然资源系统的构成进行划分的。每种资源根据其构成情况还能够分为很多技术经济问题，例如生物资源技术经济学可以分为水生物资源技术经济、家禽家畜资源技术经济、野生动物资源技术分析、森林资源技术经济以及微生物资源技术经济等多类技术经济问题；谁资源技术经济学又可以分为地表水资源技术经济和抵消水资源技术经济这两大类技术经济问题。由此可见，资源技术经济学的学科分支众多。
四、资源技术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一）研究解决资源开发利用实践提出的课题
在今后，随着知识的进步，资源经济学会研究解决资源开发利用实践提出的客体，例如资源开发利用的资金投入规模问题、速度和效益问题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等多方面的课题，从而更好解决资源开采利用过程中的各种难题，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加强学科基本理论的研究
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今后资源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会日益系统化，对方法论的研究会更加深入，可以借鉴国外的研究理论来丰富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对于具体的方法，要善于运用数学模型来分析研究对象；对于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在今后还要进一步拓宽，并研究资源保护的技术性和经济性、技术进步和产业政策的协调、资源技术进步的度量、方向、途径以及应用等各方面的问题。
（三）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资源技术经济学
我国的资源技术经济学理论是在资源开发利用的实践中产生并发扎起来的，是我国自己创立的经济学的一门新的学科分支，在今后应当加强与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并不断吸收信息论、控制论、现代工程技术和经济方法等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而不断建立其具有我国特色的资源技术经济学体系，为我国的资源开发和利用作出更多贡献。
五、结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今后会加大对资源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力度，研究的内容会日益丰富，研究方法会日益多样化，从而更好解决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各种难题，同时有利于进行科学决策，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综合效益的提高，进而更好指导实践活动，促进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协调一致发展。
第3篇：经济发展概述范文
21世纪，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是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为了能够在全球的生态安全上做出贡献，使我国的建设更加的美丽，让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格局，就要按照党在会议中所提出的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的产业体系，在保证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前提下，对城市进行科学合理的布局、打开农业发展的格局、保证生态安全的格局。因此，我国必须坚持绿色发展，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就成了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和路径。
一、在农业经济绿色低碳循环下的综合论述
现如今，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新思路离不开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对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成了促进农业经济中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一方面全球的气候都在逐年变暖，要想农业经济的发展得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策略得到实施，对现有的资源提高循环使用率，我们应在农业经济的发展当中实现技术、制度等的创新，促进产业转型，通过这些方式尽可能的做到减少一些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像二氧化碳；另一方面是济绿色农业经的发展，它是在传统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根据市场、经济的需求，连同生态的共同发展，对农业经济的生态系统进行良性的循环，从而达到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过程。它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经济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二、推动我国绿色低碳循环农业经济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我国土地的人均占有量明显比联合国的世界土地人均占有量要低很多，传统的农业经济还存在着耗材高、污染高、农业的资源又在过度的消耗问题。要想改善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只有采取低碳的农业发展模式，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的农业经济，才能使我国粮食产量得到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的增长才能进一步推动；另一方面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中，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农业乱推乱放造成的水土污染、我国可用的耕地面积又因为解决温饱问题对土地进行的大量严重的破坏而变小，这些都促使我国农业经济向绿色低碳循环的农业经济发展。随着新世纪的发展，粮食供应问题在不断的升华，使我国农产品的进出口问题上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对于此，要保护好我国的生态环境和更好的对我国粮食的安全进行维护，必须加快实施绿色低碳循环的农业经济发展，粮食的安全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三、我国农业经济在发展绿色低碳循环中所面临的问题
一方面建设我国农业基础的设施不完善。近年来我国对农业产业也出台了很多辅农、惠农及助农的工业化的优惠政策，但是仍旧出现了可用耕地流失越来越严重、耕地面积越来越少、农业资源的大量浪费这些问题，这都是由于农业经济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所造成的，再加上有些农业经济基础的设施使用年头过长，出现老化现象，这更促使农业资源被严重破坏；另一方面我国的农业基础相当薄弱，总结出以下三点：第一，在市?鼍?济的发展中，青壮年集体外出打工的人员越来越多，造成了农业产业的劳动力出现明显的缺口，造成我国农村的劳动力严重的短缺；第二，虽然我国的国土面积相当大，但是人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又很明显，我国人均的可耕种的耕地面积比世界人均可耕种的耕地面积低的太多了；第三，我国虽然全方面的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对职业技术教育也在不断加强，但是我国从事农业的文化水平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提高，最明显的就是我国农村人口的文化程度上普遍不高；最后一方面是没有及时完善我国农业经济的服务系统。本来对于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的方向上起步就比较晚，农业经济的服务系统又没有得到及时的建立和完善，这也使在进行农业经济的服务工作的开展上得不到顺利的进行，其服务水平也就没有得到很好的提高。
四、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绿色低碳循环中的应对措施
一方面对我国农村基础的设施进行建设完善。在对我国农村的基础的设施建设中，在更换和检修上，实行大力开展对农业低碳的经济发展方向大规模的普及，同时向农村进行多方位的引流，利用好资源开发新技术，使农民的视野更加开阔，让我国的农业实现经济的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对我国农业的产业经济结构上。为了使绿色低碳循环的农业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及出现联动的效应，对基层的农业人员进行绿色低碳循环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的灌输、普及，对相应的农业技术服务人员多多进行技术培训和远程继续教育的学习，争取能够培养出一批在绿色低碳循环农业方面的人才专家，从中对于绿色低碳循环的农业种植小能手进行发掘。最后一方面则是我国对农业技术的专业服务系统的建立。不管是工业技术化的发展还是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我国农业的经济在其技术水平、物质基础、信息、物流服务等对专业服务系统的建立都已经相当的成熟了。为了能够促进我国绿色低碳循环的农业经济在基层更深入的推广，农业技术的专业服务系统就该包含一系列专门的服务，例如，农产品和其衍生品在销售模式上进行拓宽、对于病虫害虫技术性防治的推广、对于现代化农业的耕种方式实现技术化的普及等等。
第4篇：经济发展概述范文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博弈论；模型化；奥地利学派
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更加注重于动态因素的研究。由于超越了主流经济学完全理性和个体偏好不变得到假设，使得演化经济学方法对于不管是微观还是宏观经济行为的分析更接近于现实。近年来，使用演化经济学范式研究经济问题的文献也逐渐增多，在理论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对西方演化经济学思想进行梳理，对在今后的的研究中能够更加精准的使用演化经济学这一工具分析问题有促进作用。
一、演化经济学思想的起源：达尔文时代的社会进化思想
生物和演化论隐喻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其中以德国和英国的发展程度最高。在德语世界中，有机生物类比采取了许多种形式，跟许多种命题联结在一起，包括对有机主义本体论的描述、对个人所受社会影响的认同、对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系统相互依赖的认识以及明确参照有机生物体成长过程的历史“阶段”理论。在对社会经济系统进行分析时，可以认为它有自己的意志和想法，而这种意志凌驾于个人意愿之上。在英国，1870―1920年间，生物学的化约主义十分常见。大家普遍相信，社会进步最终取决于人类的基因遗传。斯宾塞将社会比作一个活着的有机生物体，他认为社会知识追求各自目标的、自我约束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上连接这些个人的社会安排，他强调有机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过程。
社会进化思想与当今演化经济学思想相比，显然具有更大的应用范围，同时也更加抽象和概括，但思想的内核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制度是否可以设计？如果承认制度是可以设计的便承认了人类理性的超能作用，这便和主流经济学构成了同样的理性假设。显然，达尔文时代的社会进化思想同时蕴涵了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内核，比如黑格尔提出的世界历史是一个确定和序列。
二、早期演化经济学思想的流派：制度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
这里的制度经济学是区别于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它的代表人物为凡勃仑。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最早源于凡勃仑的著名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而美国演化经济学会也是在美国制度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得以建立的。凡勃仑综合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德国历史学派和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他从本能出发分析社会冲突和社会结构变化，将本能划分为建设性本能和破坏性本能，前者包括劳作本能、闲散的好奇心和父母之爱；后者包络竞赛、好斗和掠夺。凡勃仑的工具―礼仪、金钱―工业的划分都是在这种本能演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将社会知识分为工具性和礼仪性知识，工具性知识是实用的知识。他通过这两种知识背后的拥有者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抗衡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这种结构的变化也是制度变迁的方式。凡勃仑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主义，其出发点是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不仅是一种约束，还能够潜在的改变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制度对个人的行为具有重建力量。同时，制度是个体在群体交往中的产物，制度不能离开个人的存在。由此可见，此时凡勃仑的制度观中已经有了朴素的博弈均衡思想的存在。另外，凡勃仑给出了制度变迁的一个范式，即本能―习俗―习惯―制度的制度变迁演变阶段，其中，习惯和本能是核心范畴，这其中既蕴含了道格拉斯诺斯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思想雏形，也具备了纳尔逊和温特提到的惯例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的思想框架。
奥地利学派在演化经济学流派中独树一帜，原因在于它的观点与新古典经济学颇为类似，但方法论确实演化性质的。奥地利学派预设经济行为人是在真实的历史领域中活动的。这意味着未来的确具有不确定性，他们需要在个人的主观领域中进行经济分析。与制度主义相比，奥地利学派更倾向于强调历史对个人决策行为的影响，因而可以因之构建经济运用所需的恰当的主观抽象概念。相应产生的交互作用的复杂性被认为将会阻碍对历史过程进行宏观经济学上的正式描述。自发秩序被看做是突发的，并内生于惯例、规范、规章、法律和其他制度中的。因此在制度分析中，奥地利学派重视对新奇、能动性、异质性、过程性这类问题。
三、演化经济学的模型化：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
纳尔逊和温特模型化了竞争市场中产生调整过程的机制，从模型化中所得出的结果，不管是与新观点理论的中间主张和终极主张都是相容的，而非冲突，但他们对于古典理论的异议却让人信服。以产业行为分析为例，他们是以单个企业遵循的决策规则即惯例的用语进行的，产业行为被作为产业中单个企业行为的总和来分析。惯例是指企业有固定的行事方式，生产、惯例、销售、投资与研发都有一定的惯例，整个企业的运转离不开这些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熟练的个人往往不假思索的采取某种行为，而且许多知识是无法言传的。企业的惯例通常是持久不变，但有时需要适应业已改变的市场情况而作修改，这需要搜寻新的知识和惯例，这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过程。企业的惯例犹如生物学中的基因，在经济变迁过程中起作用。
纳尔逊和温特先后使用模型分析了以利润最大化和长期均衡为条件静态选择均衡、企业和行为对已改变的市场情况的反映、演化经济增长和竞争过程中行业结构的变化。同时，经济变迁的演化还为政策分析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即经济变迁的演化不仅通过市场机制，还通过有意识的社会政策来进行。该政策观并不等同与主流经济学中的分析思路。主流经济学认为政策是对市场失灵的补救，政策的目的是实现利益最大化。演化经济学的政策观认为政策的实现受到信息、公平要求和官僚政治的限制，政策的选择很多时候并非最优政策，即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政策，而是“较好”的政策，即各种限制条件下的政策。显然，这种政策观更符合实际情况。
四、演化经济学新进展：演化博弈论制度分析
演化博弈论这一分析工具的引入为制度演化分析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也为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将这一分析工具用语制度分析，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肖特在演化理论观点考察了制度源自理性设计还是演化生成，他通过博弈论模型再现了制度的演化过程，并验证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他认为福利经济学必须研究形成社会行动博弈的规则以及有助于决定其结果的那些规则、法律和制度的比较最优性。培顿・杨认为博弈者不是完全理性且信息不完全。人们根据有限地数据进行决策，使用简单的可预测的模型，有时候还做一些无法解释甚至愚蠢的事情。经过一段时间，这种简单的适应性学习过程就能趋同于颇为复杂的均衡行为模式，并把这种思路用于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他认为制度是由许多个体的积累性经验经过长期发展而出现，一旦他们互相作用结合成一种固定的期望与行为模式时，一种制度便产生了。同时，这一理论对该过程会遵循的演化路径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形式的多样性做出定量的预测。
青木昌彦认为博弈规则是由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内生，存在于参与人的意识中，并且是可自我实施的。显然，这里的制度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外在约束条件，制度主体的经济行为也不仅仅是特定制度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而是“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其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信息浓缩”。这种关于制度的定义拓展了传统制度的分析范围和精确度。该制度观引入了博弈论（古典博弈论、演化博弈论和主观博弈论）做为基础分析工具，博弈的主体为一固定集合的参与人，每个参与人面临一个技术上可行的行动集合。行动集合决定了每个参与人的报酬分配，而决定报酬分配结果的规则称为博弈的外生性规则。
除肖特之外，多数博弈论制度分析者都声称自己是哈耶克主义者，并把自己的博弈论关于习俗、惯例、制度的经济分析的理论任务，界定为对哈耶克思想的程序化。
五、结论
综上所述，演化经济学思想的演化特点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来源于达尔文生物学和进化社会学，其思想的涵盖范围非常广泛。二是演化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从抽象的思想研究到具体的经济现象研究的转变。三是时至今日，跨学科研究依然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鲜明特点。
参考文献
[1] 杰弗里・M・霍奇逊著，任荣华等译：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演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 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商务印书馆，1997.
[3] 杨虎涛：演化经济学讲义―方法论与思想史[M].科学出版社，2011.
[4] 库尔特・多鲁弗著，锁凌燕译：经济学的演化基础[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 H ・培顿・扬：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第5篇：经济发展概述范文
关键词：矿井 通风机 技术 发展 改进
中图分类号：TD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11（b）-0051-01
随着我国的在浅部所存在的矿产资源的逐渐枯竭，矿产资源向纵深方向的开采，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我国矿井开采深度将会不断加大，随着矿井开采深度的增加，矿井的岩温必将出现增高，风路需要延长，通风的阻力将会增大，空气中有毒有害的物质等一系列矿井通风技术的问题。都将成为社会有关部门十分关注的问题。因此，对于矿井通风技术的发展与改进的研究十分必要，将会直接关系到我国井下开采的长期建设，是一项关于井下作业人员健康发展的大问题，下面就以上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
1 对于矿井通风用途的理解
通常所指的矿井通风，是指在采掘过程中，使用配套的机械以及自然风压，为井下各处的用风点，连续不断地输送出新鲜空气，供给在井下的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保持良好的呼吸，避免因为通风不畅而出现呼吸窒息的危险。同时通过良好的通风，也可以降低井下的温度，使工作人员在工作面上，减轻高温的伤害。还可利用通风，有效地稀释并排出井下空气中各种粉尘，以及漂浮在空气中各种有毒有害气体，为井下的工作环境，创造出一个良好洁净的气候条件，为井下的工作人员创造出一个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
2 矿井通风技术所存在的现状
目前，我国矿井通风技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实践，矿井通风技术，已经取得很多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有，通过现代化的发展，掌握了对于井下通风机装置性能测试的方法，对于井下通风机运转性能进行了改进，实现了高效、迅速、可靠、准确的测定和通风机性能①。同时还利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对于井下通风系统，研制出了各种电子计算机计算和模拟软件，为井下的通风系统，有效地全方面地实现自动化控制系统，创造了方便条件。虽然矿井通风技术在近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从总体的发展来看，矿井通风的技术在我国的发展水平还很低。通风机在可靠性上还存在很大程度的不足，矿井的轴流式通风机的工作效率还很低、通风机的电消耗量还比较大，特别是近年来由于矿井的生产工艺的提高，对于发展迅速的高产高效的井下作业，因为井下通风状况不好，将会导致巷道内瓦斯涌出大量的有毒气体，这些有毒气体因为不能及时地排泄出去，将会对井下的作业人员造成极大的危害。所以对于矿井下的通风问题，必须要予以充分的重视②。
3 矿井通风技术发展的问题探讨
3.1 井下开采过程中，存在风量不容易调节的问题
在井下开采过程中，很难控制和调节运输井巷中通风机的风流。所以，在通风机的风流到达所需要的风段之前，通过机的进风段的就只能依靠自然分配。由于井下作业的环境比较差，多数都会因为井下的需风点供风不足，一般都不能达到按照生产变化，及时地进行风量调节，保证不了井下作业及时有效地通风。
3.2 井下开采过程中，存在环境的问题
矿井的环境控制问题，是矿井开采的一个难点，这个难点为井下的安全高效的开采，提出了一个需要攻关的课题。井下环境技术是开采工艺中一个重要的不容忽视的环节，将会直接影响到井下开采的效果。
3.3 井下开采过程中，存在热害的问题
热害的问题会严重地威胁到井下安全生产作业，并且还比较容易引发火灾事故。为井下的作业，带来很多不安全的因素。因此，对于井下作业热害问题，已经成为采矿技术中一个重要领域。
4 矿井通风技术的改进对策
4.1 井下开采要保持足够的通风能力
井下开采只有保持足够的通风能力，才能取得良好可靠的安全经济效益，这就需要采取相对应的技术措施，来降低通风阻力，改变风叶吹风的角度，对通风系统进行有效的改造，结合井下工作现场的实际情况，运用良好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方法，确保矿井的井巷内有足够的通风能力，使各个用风地点的风量，都能有足够的通风量。这就要求在技术上，对矿井的通风阻力设计得尽量要小③。在技术改进时，对矿井的供风量和漏风量的大小，在通风质量上均需要有标准的规定，并定期对矿井的通风运行指标进行测定，建立起规范的测风制度，采取相对应的措施，对风量进行规范调节。
4.2 建立起井下通风稳定的结构
随着井下生产工艺的发展，也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井下的地质因素，会对开采工艺造成影响，这个不稳定的因素，需要通过通风技术及时进行改善，以保证矿井通风网络结构稳定，通过采用风流通风的技术，来贯穿井下巷道通风，以此来防止漏风④。在井下要严格地建立起测风制度，每10天至少进行1次全面测风。对采掘工作面，应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随时测风，对于每一次测量通风的结果，都要进行记录，以便保证巷道内的风流流速的稳定。
4.3 井下开采要保证可靠的通风设施
井下的通风的安全设施，是井下通风的保障，这些装备和设置的可靠性，将决定通风安全效果的良好。所以，应该以保证正常通风时，要能够有抗灾和救灾能力。对于需要进行通风设置的设备，要求数量尽量要少，通风的位置要能保证正确，通风的效果要能保证规定的要求。要能够以正确的方法来控制，发挥通风机风流的作用，尽量避免和减少漏风，以及风流短路的地方，保证井下巷道通风的稳定性⑤。矿井内还要有完善的反风设施，对于通风机的反风装置中的常开、常闭的风门设施，必须要保证通风机的系统完整无缺、安全可靠。
总之，对于矿井通风技术的发展与改进对策的研究，需要结合矿井通风实际要求，针对目前矿井通风技术的发展现状，不断地在通风技术上进行改进。提出最切合实际最有效的矿井通风技术改进措施，保证井下通风状况的可靠性和完好性。通过有效的通风措施，采取有效的通风对策，来推进矿井的通风技术改进，适应矿井发展的需要，为矿井现代化开采工艺铺平道路，从而进一步实现矿井开采作业的安全性。
参考文献
[1] 田浩，李良松.目前我国矿井通风现状分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1（8）：24.
[2] 周良.浅谈矿井通风与安全监控存在的问题与思考[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1（16）：36.
[3] 李良松，田浩.矿井通风系统设计和优化[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1（8）：112.
第6篇：经济发展概述范文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二次调节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道德调节
引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第7篇：经济发展概述范文
关键词：美术教学；研究对象；研究任务
一、研究对象
美术教育教学心理学，是以普通学校美术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行为为对象，研究教学情境中的各种心理表象及其发展规律。它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美术教学中学生的心理活动，包括学生在美术欣赏过程和美术创作过程中的心理活动以及在学习技能和理论过程中的心理特点等，从而找出教育者在美术教育影响下形成的思想情感、道德品质、个性、智力发展等方面的心理规律，用以指导教学活动，以促进美术教育教学理论的科学化变化。
美术教育教学心理学既是教育心理科学的一门独立分支，也是美术心理科学的独立分支。因此，对于美术教育心理的研究，有人认为它与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对象更加具体化。
我们认为，美术教育教学心理学，既不是简单地应用心理科学理论知识来解释说明美术教育教学现象，也并非把美术教育教学过程当作心理活动的一般过程，而是要揭示在美术教育教学情境中，美术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在美术教育教学影响下，学生的心理活动及其发展规律。
美术教育教学心理学，一方面与儿童教育心理学、发展教育心理学、生理教育心理学、社会教育心理学等心理学的分支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叉，另一方面也与美术教育心理学、美学、教学论、美术教材教法等学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主要是在美术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上，密切结合美术教育教学实践，综合这些学科的有关知识进行高度的概括，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美术教育教学心理学体现了美术教育科目与心理学科目的交叉，体现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结合。
二、研究任务
研究特别对学生美学创作和鉴赏中感知力和观察力的培养作了探讨。简要介绍了有关感知与观察的定义及其与思维的关系，并提出了对学生在美术学习中的感知与观察进行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在分析一般美术活动中的感知与观察的心理过程及美术活动过程中感知与观察特点的基础上，从学生的年龄特点出发，分析了学生美术学习中的感知与观察的过程及特点，提出了在美术学习中，学生感知与判断力的发展所遇到的困难，从学生美术创作活动探讨中学生感知力与观察力的培养，从学生美术欣赏方面探讨中学生审美感知力与观察能力的培养。
首先，探索创建本学科的知识体系理论概念，促进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全面发展。美术教育教学心理学作为独立学科，在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譬如从时间链上看有幼儿美术心理、小学生美术心理、中学生美术心理的研究等，从空间链上看有美术教育教学目标论、美术教育教学模式论、美术欣赏教育教学心理、美术创作教育教学心理、美术表现教育教学心理等。这些方面研究的成果，势必为构建我国美术教育教学心理学奠定了基础。
其次，指导美术教学的过程实践，为美术教学的过程实践提供科学观点、知识结构及方法、技术，为美术教师科学地、有效地解决美术教学过程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依据和参照。
三、研究方法
1.方法论原则
（1）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方法
哲学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在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必然存在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这些规律性的东西是可以认识、可以预测、可以控制的。而认识必然以实践为基础，在历史地展开实践活动中认识、预测、控制对象。
（2）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逻辑可以避免概念的杂乱堆砌，它要求有序地揭示概念、范畴的内在必然联系，历史的东西是在已往时期发生的发展历程。时间是有先后顺序的、不可逆的，所以具备历时性发展过程的对象都有它的历史。历史不仅是指已经发生了的事实，还包括活动着的正在展开的过程以及未来进行的可能性事实。
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不是历史自然过程具体事实的描述，而是从宏观的历史结果上判断事物的发展规律，消除了偶然因素及人为因素对客观历史发展的影响，抛开了历史的具体细节描述，摆脱了偶然性和历史的外在形式。正因为如此，才可以对美术教育教学心理学有完整的认识，使对它的预测、控制成为可能。
美术教育教学心理学的宏观研究是在方法论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它的具体研究方法则是多层面、多视角的，既包括学科的方法，又包括经验的描述和理性的概括。
2.学科的研究方法
（1）心理学方法
心理学其实与科学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在美术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主要是测定美术教育的效果，总结美术教育的经验教训，寻找达到美术教育目的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实验方法较侧重生理的层次，不能说明美术作品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对于这种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前人曾经说过，任何人都无法从光波和声波的物理测量中准确地推断出它们可能产生的和谐的或冲突的效果。实际情况是相当复杂的，它所涉及的心理因素实在太多了，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以物理学为基础判断颜色或音调的和谐效果的严重障碍。因此，实验心理学的方法不是唯一的，要把它和其他的方法对比结合使用。
（2）社会学方法
社会的文明状况决定着美术教育教学心理学的规模、水平，精神文明建设对美术教育心理提出目的、任务和方向性的要求，美术教育教学心理学要致力于这些任务和要求，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同时，美术教育教学心理促进个体审美能力和知识经验的培养，使人建立理想的、科学的、自我实现的人生，这有助于个体融入群体，使人际关系走向和谐，最终促进社会的有序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3）美术学方法
美术作品是以意象形式存在的，它通过感染接受者而不是理性地说教来发挥作用，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必须以自己的情感经验模式去解释、体验、玩味，不能有标准化的答案。因而，美术教育教学心理学在重视教育的形式、方法的同时，还必须通过交流、平等和富有感情，从而使广大的学生不仅可以在技能水平上得到提高，还可以在思想水平和心理素质方面得到发展。
（4）教育学方法
美术教育教学的发展形势还会受到当时的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影响，尤其是对教育思想的改变。在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下，念圣贤之书、培养符合封建伦理的顺民，是国家的教育导向，因而，美术教育是封建正统教育的附庸和点缀。在当今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下，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明显，对人们的认知要求已经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这就为美术教学教学心理学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证。
所以，研究施教者所应具备的能力要求，受教者所应具备的素质，教育媒介所应具备的特殊形式，其运作的过程、推动、调控等，都是教育学方法要探讨研究的。
第8篇：经济发展概述范文
关键词：特高压输电发展
中图分类号：TM7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特高压电网的发展目标
大容量、远距离从发电中心（送端）向负荷中心（受端）输送电能。
超高压电网之间的强互联，形成坚强的互联电网，目的是更有效地利用整个电网内各种可以利用的发电资源，提高互联的各个电网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在已有的、强大的超高压电网之上覆盖一个特高压输电网，目的是把送端和受端之间大容量输电的主要任务从原来超高压输电转到特高压输电上来，以减少超高压输电的距离和网损，使整个电力系统能继续扩大覆盖范围，并更经济、更可靠运行。
建设特高压电网的必然结果是以特高压输电网为骨干网架，形成特高压、超高压和高压多层次的分层、分区，结构合理的特高压电网。发展特高压的三个目标，实际上也是特高压输电网的三个主要作用。如何发挥特高压输电的作用，由各国电力工业的发展环境决定，同时也受到环境的制约。电网的运行电压等级越高，相应的技术要求也就越高。随着四川复龙至上海南汇800 kV特高压直流示范工程、晋东南-南阳-荆门1000 kV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相继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核准建设，我国的特高压交、直流输电技术研究及其基础实验设施亟待完善。本文针对我国的国情，对特高压电网在中国的发展前景进行研究。
特高压输电技术研究
特高压输电技术是在超高压输电技术基础上发展的输电技术。根据超高压输电的设计和运行经验，以及特高压输电建设和运行的经济和环境保护要求，除了电气设备的攻关研制外，高电压技术方面的三大关键技术问题必须进行深入研究。它们是：（1）特高压电晕效应（2）特高压绝缘及要求（3）工频电、磁场及其影响。
我国特高压输电技术研究始于 1986 年，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我国的科研机构在特高压交、直流输电领域相继开展了“远距离输电方式和电压等级论证”、“特高压输电前期论证”和“采用交流百万伏特高压输电的可行性”等研究，在特高压输电系统过电压水平、绝缘配合、输电线路对环境影响以及设备、线路、铁塔、典型变电站(换流站)的选择与论证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随着我国电网建设的发展，输电线路数量不断增多，输电线路走廊将日益紧张，由此必将带来交直流输电线路同走廊、直流输电线路导线多种排列方式、多回直流输电线路同杆架设等新问题。同时，国家环保部门对电磁环境方面的管理越来越严格，特高压工程的设计必须要满足相关管理制度、法律、法规的要求。特高压输电工程的建设需要经过特高压试验研究、特高压设备研制、特高压设备试运行的考核等几个阶段，而特高压交流试验基地和直流试验基地的建设是特高压输电技术研究的基础。为满足特高压输电工程相关研究的需求，2006年 8 月，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直流试验基地奠基于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东区，该基地功能全面完整、高效实用，基地的建设紧密结合我国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实际。2006 年 10 月，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交流试验基地奠基于武汉 500 kV 凤凰山变电站西侧。该试验基地的试验线段部分包括单回路和双回路各一条(目前均已实现带电运行)，杆塔布置均为耐−直−直−耐方式，试验线段在导线、地线的选用上，与晋−南−荆试验示范工程保持一致。建成后的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试验基地将为我国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和直流示范工程的建设和运行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特高压电网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为了能够更好地将特高压电网技术在我国进行推广和应用，我们需要联系我国的国情对现今我国的电网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
长时期处于电力短缺状态，电网被动地跟随电源和负荷的发展而发展，未能通过电网的发展主动地引导电源的建设，结果导致我国南北向跨大区大容量输电网络规模过小，输电能力不足。
现有500kV电网输送能力不能满足大范围电力资源优化配置和电力市场的要求。
电力负荷密集地区电网短路电流控制困难，例如华东、华北电网已经出现有一部分500kV母线的短路电流水平将超过断路器最大遮断电力能力。
长链型电网结构动态稳定问题突出，在东北、华北、华中电网500kV交流联网结构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存在低频振荡问题。
受端电网存在多直流落点和电压稳定问题。
除了将上述的那些问题解决之外，如果不满足现在的用电需求，那么这样的发展是绝对不会长久，最终也是不可能会取得成功的，因而，我们还需要考虑我国的特高压输电需求。
目前，我国的特高压输电需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条500kV超高压输电线路自1981年投运以来，已有20余年。经过长期的建设，跨省区域电网已形成或正在形成500kV骨干电网。随着地区负荷密度的增加，输电容量的要求越来越大，若继续采用500kV交流输电加500kV直流输电（直流输电损耗约为7~8%）为主的点对点进行大容量输电，不但电网线损率增加，而且输电线路密度将增加，有些地区将很难选择合适的线路走廊和变电站站址。同时500kV电网的短路电流水平将进一步增加。
根据有关规划的预测，西电东送、南北互供，全国联网的平均大容量输电距离，将超过500km。西电东送、南北互供的输电容量在未来的15年将超过100-200GW。根据大量的理论研究和计算分析，500km及其以上距离的输电网选用1000kV级特高压输电是经济合理。
根据特高压输电的作用，以及中国发电资源和负荷中心的地理分布特点，中国特高压输电预计将从特高压远距离大容量输电工程或跨省区电网的强互联工程开始，随着用电负荷的持续增长，更多高效率的特大型发电机组投入运行、更多的大容量规模电厂和发电基地的建设，“西电东送、南北互供”输电容量的持续增加，将逐渐发展为国家特高压骨干网，从而逐步形成国家特高压电网。
在这样的一个特高压输电大发展的环境之下，我国现已取得了这样的成果：
我国第一个1000kV特高压交流示范工程：晋东南～南阳～荆门1000kV输电线路工程（起自晋东南1000kV变电站，经南阳1000kV开关站，止于荆门1000kV变电站，全程650多km，途经山西、河南和湖北三省）已经完成可行性研究，线路、变电站设计方案基本确定，主要设备选型及参数也通过了专家审查。截至2006年5月，前期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毕，即将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第一条800kV云广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项目，已经通过有关部门审查，并于2006年开工建设，2009年单极投产。
总之，在需求的刺激下，在科研技术的支持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的特高压输电一定能于不久的将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应用。
参考文献:
第9篇：经济发展概述范文
泛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伟大实践，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结构优化及增强学生社会适应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现今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任务将定位在以全面提高质量为重点，更加注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研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要求高等教育优化结构办出特色。为此，我们积极转变办学理念，将素质与技能教育贯穿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以强化学生的综合能力为中心，为培养能适应市场变化的、基础扎实、素质良好、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和奉献精神的实用型医药生物技术人才，进行了一系列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性改革和实践。
1 确立以能力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修订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医药生物技术人才培养要注重实用性和医药特色，顺应我国特别是泛北部湾经济区医药生物产业发展的需要，围绕理论、实践、科研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以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为主线，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重应用、高素质”为培养目标，修订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创新实践教学体系，建立实验技能训练模块，强化实践教学内容和科研创新应用技能训练，优化人才知识结构，培养既具备扎实的生物技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较强的实验技能，又具有医学和药学相关知识技能，富有敬业意识和创新精神，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健康体魄和心理素质，能在医药生物行业从事科技开发、教学及管理工作的实用型生物技术高级人才。进一步将我校生物技术专业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优质专业，在全国同类专业中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并增强为地方经济建设和发展服务的综合能力。
2 医药生物技术专业实用型人才培养的主要措施
2.1 构建合理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实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就是要为学生本文由收集整理构建合理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而这种结构的实现与合理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紧密相关。依据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的原则，课程设置采取前期趋同，后期分化，以必修课为主体（专业基础及专业课），以专业核心技能课为重点（细胞培养、基因克隆和生物技术大实验等），以医药专业基础课为背景（组织胚胎学、病理学和药理学等），以选修课为补充（实验动物学、生物技术制药和免疫检测技术等），辅之以学术讲座等多种方式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实验教学的积极作用，从根本上改变实验教学依附于理论教学的传统观念，减少验证性实验，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创新能力。合理运用虚拟实验，以课题设计、探索性强的科研小课题代替传统的教学实验，以课题设计报告、科研小论文或口头ppt汇报等代替实验报告。建立《生物技术大实验》核心技能培训模块，使学生在下实习点前得到实验技能的系统强化，有效缩短学生在实习单位的适应期，增强毕业生就业时的核心竞争力。注重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引入课堂教学，如将“多肿瘤抑制基因在本地区常见恶性肿瘤中变异的研究”用于肿瘤的分子生物学教学等，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紧跟生命科学前沿的教学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2 改革传统教学方法，倡导有效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
强调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改革与创新，鼓励推行开放式、pbl等创新教学方法，教师根据课程特点，积极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互动授课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培养科学严谨的思维方法。一直以来酶工程的教学模式基本上沿用讲授式教学，学生往往是被动接受知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近两年在继承传统教学优点的基础上，对“酶的应用”章节采取“学生自主授课”的教学方式，变灌输式学习为主动的“教与学”，学生在这种教学角色的转换中，学会自主学习的方法，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逐步形成自主式、合作式、研究式学习方式。我院现有两门自治区级精品课程和一门校级精品课程，教师100%采用多媒体手段进行理论教学，积极引进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辅助实验教学，大大提高授课的趣味性、可视性和精确性，提高学习效率。另外，通过网上答疑、演示等手段为学生提供无限的重复学习机会，弥补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和教学内容，延展学习范围，扩大专业知识覆盖面。我院教师自主研制的课件在各级多媒体课件比赛中获得一系列奖项。
2.3 强化实践能力培养，加强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高素质实用型人才的培养更强调与一线生产和科研实践相结合，更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通过科研实践和项目训练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并以此作为学生贯通有关专业理论知识和集合有关专业技能的重要教学活动。我院历年重视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生物技术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广西首批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并获广西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及课程一体化项目资助，生物技术实验教学中心为广西自治区级实验教学示范建设中心，医药生物技术实验室为广西高校重点实验室等，这些项目的获得极大地促进了本专业学生教学实践和课外科技创新实践活动。近年实验教学中心和医药生物技术实验室投入200多万元购置和更新了部分仪器设备，实验室原有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为学生动手能力、实际操作技能的培养提供良好平台和条件。注重加强校内外交流与合作，借助区内外同行优秀的科研实验平台和生产科研资源，坚持毕业生回访，重视校友会建设工作，稳固和扩展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和合作单位，目前，我院已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深圳、南宁等地建立了十多个包括生物制品研究所、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点大学的科学实验中心或研究所、三甲医院的科学研究机构等拥有较好科研、实习条件且关系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学院还将继续加强对外交流，密切与区内外高水平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学术交流、科研合作、毕业实习，有效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缩短从学校到社会的转变过程，提高职业素质和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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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教育，重视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质量
产学研合作教育是大学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途径和有效平台。我们也积极探索建立产学研密切结合的运行机制，本着“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资源共享，共同发展”，充分利用地方及周边地区科研院所和大型科技企业的人才、设备、课题资源，实行产学研紧密结合，如将学生带到广西植物研究所现场教学“植物标本观察与野外考察”，将学生带到污水处理厂见习“酶工程在环境治理中的应用”等。毕业实习是本科生培养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培养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能力的一条有效途径。我院毕业实习采取医学科研模式、临床实验室模式和生产经营型模式等，以适应地方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培养科研实验型人才、临床应用型人才和生产经营型人才的目标。为使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应用于科研和生产实际，并保证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质量，我们精心遴选实习点和指导教师，规范实习程序和实习教学环节，明确实习任务，与实习单位、指导老师及实习生保持密切联系和信息畅通，对学生的开题、实习工作内容和工作量、毕业论文等采取随访、中期检查、校内教师评阅和毕业论文答辩等多种方式全程跟踪和监控。近年学生毕业论文质量明显提高，其中08-11届毕业生的论文在学校优秀毕业论文评比中均获一、二、三等奖，并且囊括了各等奖项的前几名。
2.5 以课外科技创新实践活动为载体，深入实施大学生人才培养导师制
充分发挥专业教师在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选择学历高、素质好的青年教师充实到大学生导师队伍中，以课外科技创新实践活动为载体，深入实施大学生人才培养导师制，强化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注意引导的针对性，根据学生的专业方向、技术特长、性格特点等，给予个性化的指导和帮助，真正做到关心学生身心健康，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协调发展。引导学生组织科研兴趣小组，积极参与教师的科研，缩短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的时间。我院教师近年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30余项，不少学生大学期间参与教师科研课题实验并公开，得到科研实践能力的历练。我院学生今年积极申报广西教育厅创新创业计划，8项课题获资助，标志着我院学生科研水平和实践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学校团委每年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活动”，在近三年校级的大学生科技创新自然科学类竞赛作品中，生物技术专业约有130人参与，获得立项项目占全校总数的37%，获奖项目占全校总数的40%。我院亦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和特色专业建设项目专设了“生物技术学院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首批立项18项，其目的是进一步提供本科生和指导教师相互沟通的渠道，改善、协调教与学的相互关系，充分利用大学的教学科研资源，发挥专业教师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直接参与或独立完成科研项目的机会，并通过项目的实施，引导大学生进入生命科学前沿、了解行业发展动态、培养科研基本素质、启发创新性思维、提高实践动手能力。我院学生的作品在“挑战杯”广西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及广西高校大学生化学化工类论文及设计竞赛中获得一系列奖项。
2.6 以提高教学质量为核心，打造医药生物技术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
培养高素质人才需要高水平教学质量，高水平教学质量需要高水平师资队伍。我院医药生物技术学科为广西高校重点学科，医药生物技术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为自治区级教学团队，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的示范带头作用，加强学术梯队建设，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注重培养青年教师的三种素质（科学人文素质，专业素质以及师德）和四种能力（科研能力，教学能力、外语能力、现代教育技术能力）。鼓励教师参加国内外进修和学术交流，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到校进行学术讲座和交流，鼓励教师在职读研和晋升高一级职称，多种方式和多条途径促进教师的在职提高和学科在区内外影响度的提升。聘请生产一线有丰富实践经验且有教学能力的管理人员到学校做兼职教师，充实现有的教师队伍。加强特色专业建设急需的高学历、高水平人才的引进，不断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改善师资队伍整体素质，促进医药生物技术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2.7 以校园文化建设为基础，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实用型人才的培养，不仅需掌握专业职业技能和满足上岗要求，也需要科学素养与人文精神相统一。我校近年注意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以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吸引学生，以富有高尚情操内涵的文化主题活动激励和感染学生，给学生提供一个宽松、民主、多元的校园环境，营造一种平等、共容、和谐的文化氛围，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和职业道德，使他们具备良好的思想素质、人文素质、科技素质、专业素质及身心素质。此外，通过开展英语演讲比赛和英语戏剧比赛等活动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应用能力；改革考试方法和教学效果评价标准，加大形成性考核的比例，注重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文献查找、口头书面表达和生物医学统计分析能力的培养；以丰富多彩的课外文化活动有效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交流能力、表达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系统思维和应用能力等综合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