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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发展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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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发展报告

第1篇:宏观经济发展报告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管理 “十二五”中期 问题 对策

政府作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体,如何正确认识“十二五”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期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宏观经济管理方式对其加以解决,对我国“十二五”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标在2015年最终得以实现,并提升我国整体经济实力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宏观经济管理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分析

(一)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之一是确保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宏观经济管理实现的目标之一,也即宏观经济管理是手段,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宏观经济管理最终要实现的目的。这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在控制国家经济总量平衡方面。经济总量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全部经济活动总成果的数量反映。最能够反映宏观经济活动的指标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宏观经济管理的短期目标主要是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以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和均衡增长。这恰恰符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要求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在区域间平衡的目标。

第二,在国家经济结构方面优化。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内部各个相关因素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及其数量对比关系,一般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宏观经济管理的中期目标是国家通过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调整不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以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的平衡作为判断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标准。这表示两者的目标具有统一性。

第三,在国民经济全面发展方面。宏观经济管理的长期目标是通过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战略性引导,消除阻碍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隐患,推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在促进并保证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这意味两者的最终目的保持一致。

(二)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符合保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加以保证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从本质上符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这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在计划手段方面。计划手段是宏观经济管理中必不可少的手段。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被解决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完成。政府必须要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做出短期、长期以及宏观方面的计划。宏观经济管理的计划手段符合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

第二,在经济手段方面。宏观经济管理是通过间接管理的方式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间接管理,就是不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而是通过市场,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对影响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各主要经济变量施加影响,利用市场的传导机制,来引导和制约微观经济行为,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实现(徐泰玲,2004)。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国家宏观经济层面的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以间接的方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发挥作用。

第三,在行政手段方面。行政手段是行政机关依据被授予的管理宏观经济的行政权力,通过制定和下达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方式,来干预和管理国民经济的各种措施。行政机关采用宏观经济管理手段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应对突发性的宏观经济问题。区域经济协调涉及到各区域经济的利益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行政的方式加以调节,打破行政壁垒。

我国“十二五”期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依靠投资拉动的方式仍未改变

2011年期间,我国投资高增长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投资低增长地区的经济增长明显慢于其它地区。投资高增长地区是指2011年不包括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在30%以上的11个地区(辽宁、吉林、湖北、重庆、宁夏、黑龙江、海南、甘肃、新疆、贵州、青海)。这些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3.2%。投资低增长地区是指2011年不包括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在20%以下的地区,由上海、北京、广东和浙江组成。这些地区生产总值增长9.2%(潘 ,2012)。

2012年前三季度,东北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辽宁经济增长9.3%,投资拉动经济增长26.52个百分点;吉林经济增长12.1%,投资拉动经济增长31.93个百分点;黑龙江经济增长9.6%,投资拉动GDP18.19个百分点(丁晓燕等,2013)。2012年前11个月,中部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71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2%。社会消费品零销总额37060.3亿元,同比增长15.54%。西部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6015亿元,同比增长25.0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844.1亿元,同比增长15.57%。2012年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投资的拉动,说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较强(肖春梅,2013)。

(二) 中西部地区人口空心化问题严重

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虽然生育率相对较高,但因为大量的人口流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导致人口增长趋缓。人口外流是导致中部人口"空心化"的主要原因。从人口分布的变化看,西部地区人口的发展趋势依然是“孔雀东南飞”。大量劳动人口离开中西部地区,奔向东部发达省份,就是因为东部发达地区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蔡泳,2011)。 “十二五”初期,安徽、四川、湖南、河南、湖北、贵州、江西、重庆、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市、区)成为我国人口净流出最多的省份。其中,中部和西部人口净流出分别为5407万人和2106万人,中西部地区人口空心化趋势比较严重,80%左右的流出人口是务工经商。由于大量成年劳动力到省外务工,中西部地区部分省(市、区)工业企业普遍遭遇招工难问题,有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因工人短缺而出现开工不足。由于人口分布在短时间内难以调整,中西部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优势将被削弱(李平等,2012)。

(三)区域间产业转移仍然面临障碍

2010年以来,我国先后建立了皖江城市带、广西桂东、重庆沿江等5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2012年国家又批设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示范区、兰州新区和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中西部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呈现园区共建、产业链式、产业集群等方式。然而,这依然是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第一,是产业同质化和落后产能异地生根现象凸显。各地围绕产业转移展开异常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不仅表现在省与省、甚至地市更小的范围内重复建设。由于产业转移关系到区域利益,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意将产业转到省外,而是鼓励企业到本省落后地区设厂生产。第二,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存在配套建设不完善,工业园区配套条件较为薄弱,地方政务环境较差,物流成本较高。这无法充分使被转移产业在其区域在较短时间内转化为产能;第三,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有重走东部地区以牺牲生态环境而换取经济利益老路的势头,环境受到污染,生态环境破坏的现象开始出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课题组,2013)。

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问题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

(一)政府应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依靠投资拉动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

政府应以扩大消费、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发展第三产业作为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依靠投资拉动问题的途径,具体为:第一,提高区域经济协调市场化。区域经济协调市场化要求打破区域间人为的市场封锁,建立法律体系完善、市场机制健全、平等竞争环境的协调互补的大市场,以确保生产资料、消费品等自由流通,最终提高消费拉动国家经济的增长率。这要求政府消除行政性的贸易壁垒,增育不同类型、具有互补性的区域市场;第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使产业优化升级。政府要以技术创新以基点,整合区域内的产业资源,建立优化区域产业布局的引导机制,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培育经济增长点。政府应在本区域现有产业基础上,通过财政激励等方式,引导本地企业依靠科技创新走产业优化升级道路,增强现有产业的生产率;第三,加大发展第三产业的力度。第三产业是借助于第二产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社会化的分工而兴起的,其发展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体的消费性支付,提高消费在拉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比率。这要求政府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同时也应做好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

(二)政府应对中西部人口空心化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

中西部政府在应对人口空心化问题采用宏观经济管理措施时,应当坚持“留下来”和“引进来”的战略。“留下来”是将本地区年富力强的农民工以及有文化、有创造力的年青人留下来。“引进来”是将非本地区的优秀人才吸引过来。这包括以下政府应当采取以下的宏观经济管理措施:第一,中西部政府应当开放户籍,增加农民转为市民的比例,使其享有城镇的公共服务,并根据城市经济能力,不断提高其待遇水平;第二,引外来优秀人才在中西部地区工作,鼓励优秀人才到重点开发和优化开发区域就业并定居,以产生人才流动的聚集效益。这就要求中西部政府在公共卫生、子女义务教育、就业扶持服务等继续加大财政方面的支持力度,力争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与东部地区的城市在医疗、教育、卫生、文化、交通等方面差距的减少;第三,切实加强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增强本地劳动力的技能与本地区产业发展所需要人才的融合度。

(三)政府应对产业转移仍然面临障碍的宏观经济管理策略

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应当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应当坚持产业技术选择适度、产业承接与吸收能力并进以及保护生态环境这三项基本的准则。中西部政府在以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引下,选择最适合本地区条件的产业和相关的技术加以承接,并本土化承接转移过来的产业以及相关技术;第二,中西部地区政府应当为产业的转移提供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中西部地区政府应当建立或者完善市场交易安全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第三,中西部政府在承接产业转移时应当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引导转移的产业与本地区产业的优势互补。这是解决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同质化现象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实现“杠杆增长战略”,提高产业竞争优势;第四,东部发达地区政府应当鼓励当地优势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发展。这其中主要的措施是中西部政府和东部发达地区的政府从宏观经济管理的策略出发,建立优势互补的一体化经济区。

参考文献

1.徐泰玲编著.宏观经济管理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4

2.潘 主编.中国地区经济监测报告(2012)[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3.丁晓燕,徐卓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态势评析及对策分析[M],.梁昊光主编,杨维凤,游霭琼,王德利副主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肖春梅.2012年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趋势分析[M].梁昊光主编,杨维凤,游霭琼,王德利副主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5.蔡泳.警惕人口分布空心化[J].中国改革,2011(7)

第2篇:宏观经济发展报告范文

第二条县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协调全县经济运行分析工作。季度、半年和全年的经济运行分析由县人民政府县长统筹,副县长、副调研员协调开展,政府组成部门共同参与。

县人民政府有关经济管理部门根据各自工作职责,定期对本行业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并以适当方式报县人民政府决策参考。

第三条全县经济运行分析的主要方式和内容:

(一)综合分析。

每季、半年、全年对全县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存在问题、应采取的对策措施进行综合分析;每半年对全县社会事业发展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二)重点产业分析。

每半年对全县特色和优势产业发展状况、发展潜力、政策措施进行分析研究。

(三)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适时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分析,及时掌握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提出用好、用活、用足政策的意见建议。

(四)周边经济政策比较分析。

适时对周边县、区的政策和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及时了解掌握周边地区动态,把握发展机遇。

(五)其他专题分析。

针对全县经济发展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以及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不定期开展专题分析研究。

第四条每季度以书面或会议方式向县委汇报经济运行情况;半年及全年向县委常委会作专题汇报。

全县经济运行分析报告由县发改局形成后报送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县政协领导及县级有关领导。根据需要,提供县委常委会议、县委中心组学习会议、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等作参考;半年、全年的全县经济运行分析报告在县人民政府重大决策通报会上予以通报。经批准后,定期或不定期在政府网站或以其他方式公布全县经济运行相关信息,为部门、企业等提供信息参考。

第五条建立调研和预警机制:

第3篇:宏观经济发展报告范文

减速态势已经得到官方确认,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述为“中国设定2015年GDP增长目标在约7%左右”。

鉴于今年1-2月份经济数据的疲软,3月13日,花旗首席经济学家保罗・布伦南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超出预期,GDP同比增幅料将低于7%。巴克莱银行近日则宣布将2015年中国GDP增速预期从之前的7%下调至6.8%。

风险将集中释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瑞龙在论坛上表示,很多指标显示2014年是“新常态”开始进入新的阶段,2015年将是风险集中释放期,可能面临很多参数大幅度的变化。

“国经济内部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向好的发展,但是2014年下半年的宏观经济指标显示,尽管在总量上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从趋势来看,2015年可能面临新的挑战。”杨瑞龙表示。

第一个挑战是服务业。2014年第三产业的占比提高了48.2%,比去年提高2.1个百分点,超过了占比5.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全年就业形势的稳定。由于工业箫条状况的恶化,特别是去杠杆、去产能,第三产业在2015年难以维持一个持续景气的状态。目前服务业的PM指数高于50%,在第二产业的连续四年的下行中,服务业大幅上扬。但是,如果充分考虑到中国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对于工业的依附性,考虑到去杠杆化的加剧,2015年中国服务业将持续繁荣的观点可能存在问题。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后期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制造业和消费业。而制造业处在相对箫条的状态,服务业快速上扬便缺乏根基。而且投资增速下滑之后,第三产业比制造业下行幅度更大。由此我们判断2015年服务业的发展可能会遇到严重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就业,从增量来看,2014年超过1400万人,总量上的就业增加了。但中国就业严重依赖于第三产业和建筑业,2015年这两大行业都会出现较大的回落,很多企业会面临生存压力,因此,2015年的就业问题会面临压力。就业与服务业,支撑中国经济的两大要素可能会发生变化,将导致经济的压力增大,使原来打算采取的去杠杆、不刺激和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

“宏观调控政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两难选择,面对过去政府引导型的结构扭曲,我们需要腾出时间来调结构。”杨瑞龙说。

适度降低间接税

在这个调整阶段,更需要的是底线思维,杨瑞龙认为,有两个指标,第一是失业底线和通胀底线,当今中国通胀不是问题,需要考虑的是就业底线,看中国的就业问题是不是超越了中国经济发展可接受的程度;第二个底线是风险底线,特别是与金融相关联的债务危机等等.换句话说,当前中国经济如果还没有触动失业的底线和风险底线,政府不能出台过于刺激的政策。如果已经触犯了两个底线,就可以采取相应的干预政策。

《报告》指出,2014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8.6%,创下23年以来的最低增速。但近年来,以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和关税等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增速放缓,但同时,得益于居民收入提高、汽车消费增长、房产税、国有土地出让相关税种税基扩容和高增长,直接税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报告》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由于其可转嫁性,容易将税收负担从生产者转嫁给消费者,造成消费者实际上承担大部分的税负,减少其可支配收入,进而抑制消费增长。因此,建议通过调整间接税的边际税率,下调间接税,降低国民经济总税负。

尽管短期内会导致间接税减少,但是长期来看,可以促进企业投资,带动税收的可持续增长。尽管直接税比例是提高了,可是税收的增速是下降的。降低间接税的边界税率,可以提高居民实际购买率。

此外,还要加快“营改增”扩围,简化税率,合理确定一般纳税人标准,为服务经济发展构建一个适宜的税收环境。

第4篇:宏观经济发展报告范文

【关键词】建筑业;宏观环境;PEST;对策

1、引言

旧中国的建筑业是十分落后的。在1933年的国民收入中,第一产业占比达到61%,第二产业占比10.3%,而建筑业仅占国民收入的1.1%。1934年是旧中国建筑业生产水平最高的一年,其生产净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也不过1.4%[1]。从1949年国民经济恢复期开始,我国建筑业逐渐走上正轨,稳步发展,到了1979年,我国建筑业生产创造总值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97%,解决就业人口占全国国民经济各部门总就业人数的5.82%[2],建筑业的支柱地位开始显现。但是我国在八十年代时期,人均住房量0.22平方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1.35平方米/人),而且劳动生产率低,我国每人每年完成30平方米开发(国外平均为120平方米/年人)[3],建筑工业化程度低。

进入二十一世纪,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建筑业得到了极大发展,2011年建筑业占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8%,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14.5%[4],这说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筑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支柱产业。但是在建筑业发展迅速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新时期有新的发展环境,不同的发展环境下,得到的发展战略是不同的。本文就通过战略管理里宏观环境的PEST分析法则,分析当前时期建筑业的宏观战略环境,以期为建筑业持续健康的发展提供宏观管理策略。

2、对中国建筑业进行PEST分析

“PEST分析”是战略管理中对某一行业或者企业进行的宏观环境分析方法,通过对政治(P),经济(E),社会(S),技术(T)四个方面的分析来把握宏观环境,进而制定出相应的宏观战略管理策略。

2.1 中国建筑业的政治法律环境

政治环境(Politics)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是否具有稳定的社会制度,执政党的性质理念,政府出台的各种方针、政策,以及国家制定的与建筑业相关的法律、法规等。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执政党,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执政党对不同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着不同的限制和要求。即使在社会制度没有发生变化的同一个国家,政府在不同时期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对于这些变化,建筑行业必须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把握政治法律发展环境。

首先,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国家的政治情况稳定,在2012年刚刚结束的十中,对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显著成就进行了阐述,其报告中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中提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这一现实国情,而有专家分析预测,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直接拉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万亿元,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又直接和建筑业有关,所以十报告发映出国家层面很重视城市建设,在报告中还谈到了保障房,绿色建筑,以及新农村建设等与建筑业之间相关的问题,通过十报告可以发现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更新、城中村的改造、城市功能的升级、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等都离不开建筑业,国家对建筑业发展的重视也是建筑业良好稳定发展的根本。

其次,随着我国社会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建筑业相关的法律系统和运行状态也是建筑业发展宏观环境的重要因素。近几年我国相继出台了《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2007年)、《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2009年)、《关于进一步强化住宅工程质量管理和责任的通知》等文件,它们指导各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调整建筑市场主体及其行为、规范建筑市场运行、协调产业发展适应国内外形势等,随着我国建筑业产业政策越来越完善,范围涵盖了建筑业的各个方面,可以预见中国建筑行业将越来越规范。

2.2 中国建筑业的经济环境

经济(Economic)环境是影响建筑行业诸多因素中十分关键和基本的因素。经济环境主要指构成建筑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包括社会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经济政策等要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政府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

根据2012年最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虽然国内外环境日益严峻复杂,但是我国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全面贯彻落实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使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2011年实现生产总值471564亿元,增长了9.2%,其中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320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0%。全国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实现利润4241亿元,增长24.4%,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172亿元,增长36.0%。通过以上数据我们不难发现,我国总体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建筑业发展仍超过平均发展水平,达到10%,但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受到全球经济萎靡的影响,建筑业的发展速度变慢了,从2009年18.6%的增速,2010年的13.5%,降到了2011年的10%,发展速度有减缓的趋势。对于这个趋势不应该过早得出建筑业发展越来越缓慢的结论,因为受到金融危机等的影响,国际市场疲软,开始进入新一轮衰退期,而我国在国际局势萎靡的同时能继续保持一个较高速度增长,虽然幅度变小,但总体还是稳步发展,再加上政府通过四万亿等经济刺激计划来支持经济高速发展,所以可以预见,未来几年我国总体的经济导向还是以发展为主,所以建筑业不应该过于保守,而应该在经济高速发展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2.3 中国建筑业的社会环境

社会(Society)环境是指一个行业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因素中对建筑业影响最大的是人力资源情况,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统计,截止2011年底,全国建筑业企业完成总产值117059亿元,建筑业从业人员已达3852.5万人,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5%,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劳动人口数量大,为建筑业的人力资源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而且根据建设部建设事业人才现状抽样调查资料分析,建筑业专业人才的比重由1983年的4.8%增加到2005年的31.3%,有学历和高职称人员的比例也不断提高,所以中国的社会环境对建筑业的发展是有利的,但是,随着近几年建筑业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譬如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开始衰退,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建筑工地的技术人员知识比较老化,管理观念也相对滞后,素质不高等都是中国建筑业人力资源建设存在的问题。

2.4 中国建筑业的技术环境

技术(Technology)环境是指与建筑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科学技术要素的总和,它既包括导致社会巨大发展的、革命性的产业技术进步,也包括与建筑业生产直接相关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发明情况、应用程度和发展趋势,还包括国家和社会的科技体制、科技政策和科技水平。

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中国建筑业技术在最近几十年也得到了迅猛发展,高强、高性能的结构材料开始应用,建筑保温与新能源得到广泛认可,绿色建筑的提出对于保护环境、节能减排与可持续发展也有重大意义,建筑业施工技术的提升减少了工作的浪费并且节约了时间,建筑业技术环境中最重要的是建筑业的信息化改造,使得传统的建筑业焕然一新,高科技新技术使得建筑成本降低,工期缩短,质量提高。所以我国建筑业的技术环境是越来越好的,越来越先进的,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建筑业的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建筑垃圾的回收与安置技术相对落后导致在建筑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对环境造成了较大的污染,绿色建筑技术的落后导致大量温室气体的产生,所以处理好建筑技术与环境的关系也是当前中国建筑业所需要面临的关键问题。

3、总结和建议

通过PEST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建筑业的宏观政治环境稳定,法律逐步完善,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政策以发展为导向,社会能为建筑业持续提供高素质人才,技术差距和发达国家逐步缩小等对建筑业发展十分有利的环境,但是也应该认识到在最近几年建筑业的高速发展中产生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都会不同程度的制约建筑业的发展,所以通过PEST分析应该认清建筑业的宏观战略环境,对建筑业的宏观环境进行分析,从以下四方面支持建筑业的发展:

①完善建筑业的市场体系

一个完善的市场体制是保障建筑业稳定健康发展的根基,随着建筑业的发展,一些老的不适应新时代的法律法规应该被淘汰,应该制定一系列适合建筑业发展的法律法规政策,以政策来指导建筑业的稳定发展,支持大型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促进中小建筑企业向专、特、精方向发展,并且完善市场准入制度。

②提高建筑业从业人员素质

建筑业的高速发展要求人们的技能知识水平不断提高,所以我国应该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重视对建筑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加强高层人员的岗位继续教育,并且可以和各大高校联合培养,开展技术人员的岗前培训和技术交流,并通过适当的鼓励机制鼓励从业人员学习、创新。

③加强技术进步和创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通过宣传引导、政策鼓励、积极教育、创新经验交流等多种形式,规范建筑业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增加社会效益的价值取向,加强对创新价值观的引导和培养,在全行业倡导科技创新的价值理念,通过建筑企业的技术创新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积极推进建筑业的工业化、信息化并通过学习新技术新工艺来增强施工技术,加强对关键技术的研究工作,形成产学研一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参考文献:

[1]我国建筑业的基本情况 [J]. 统计工作通讯, 1956, 24): 41-3.

[2]吴洛山. 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J]. 建筑经济研究, 1981, 02): 23-4.

第5篇:宏观经济发展报告范文

[关键词] 经济转轨 经济体制改革 宏观调控

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尤其是在以1989年经济治理整顿为起点,经济从短缺经济向需求经济转轨开始,经济运行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即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调控的矛盾。这个矛盾从改革开放开始,到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及未来可预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和完善过程中,都将不可避免。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对于了解经济运行、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三者关系有深入的意义,从而增加掌控经济运行的能力与水平。

二、近年来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

经济转轨以来,中国已完成了六次大规模的宏观调控。前四次调控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过程中,紧缩性政策总体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调控效果;后两次调控在应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与局部经济过热、投资膨胀的过程中,扩张性和“有保有压”的政策调控总体体现出密度大、组合性强、力度大等特点,但调控的效果却大大低于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政策失灵的现象(庞明川,2008)。在2003年以来以抑制固定资产过快增长和产能过剩等为目标的宏观调控过程中,又出现了三个现象:一是无论是针对经济过热、投资增长过快还是对房地产行业的治理,所出台的政策收效甚微,迫使政府不得不连续出台了被称为“政如急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而二是宏观调控中已经较少使用的行政手段在市场化进程已经取得明显进展的背景下又重新得到使用,甚至是“重用”;三是在这轮调控中出现了罕见的“多次调控”现象(高辉清等,2006)。在2007年底以来以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和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过程中,还出现了短期内的多次连续调控现象。

这些现象引发了理论界的激烈争论,其焦点在于:中国宏观调控的效果究竟如何?为什么宏观调控的效果背离决策者的初衷和预期?为什么会出现一轮调控周期中的“多次调控”和短期内的多次连续调控现象?

三、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

本文尝试从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角度来回答上述问题。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矛盾很容易被归入是经济总量问题还是经济结构问题的矛盾。但本文并不认同这个观点。

从1989年的经济转轨开始到1994年、1998年的宏观经济调控,为了稳定经济总量发展,宏观调控中不可避免的采取了许多人为的、非市场化措施。这些措施每一次也不可避免的对于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或发展起到一定的限制,甚至是打压、破坏的作用。这在1989年的经济治理整顿中表现的最为明显。虽然理论上宏观经济调控与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人为的统一起来,但在实际中却很难做到两方面都能有所收获,因此,把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人为的统一起来,是一种不尊重现实的、不切实际的说法。最有力的例证,就是为了应对1994年通货膨胀和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宏观调控措施,几乎使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资本金融市场无法进行任何前进的改革措施,甚至是一种向计划指令下的经济体制的倒退。

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产生于我国破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经济改革大背景下是一种必然的经济现象。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带来了经济总量发展的不平衡,对于经济总量发展不平衡采取的经济措施又限制了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前进。这就是这种矛盾关系的基本问题链条,表面上看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对立的恶性循环关系,实际上还存在着一种新的相互协调和统一的关系。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综合、复杂、缓慢的过程。从市场因素的形成、市场关系的建立到市场规则的完善,市场力量是一个逐步从弱到强、从不稳定到趋于稳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时间。长期性的改革时间使得改革者要具备相当掌握经济发展的能力。只有经济运行在改革者可掌控的范围内发展,那么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才不会断链,经济体制改革的积累效益才能得以保证,经济才能得以发展。这里,经济运行的可掌控性不等同经济运行的确定性。

我国经济体制真正建设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从计划下的短缺经济结束开始算起,也就是二十年时间,中间经历过六次宏观经济调控过程。无论从经验还是理论上来说,我国的经济体制建设都处在一个初步建设的发展阶段,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发挥正是受到了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1999)认为,在市场化过程中,政策效应的发挥往往离不开体制上的相应变革,因为体制的不完善不仅会使任何一个政策操作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放大负效应而抑制正效应。

综上所述,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关系表明,中国的宏观调控不应沿用和照搬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而应该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相符合。

四、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建设阶段的宏观调控政策思路

理论上,宏观调控的目标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从单纯的经济意义上说,这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但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经济体制改革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在与政治体制相互纠缠和对立统一的关系中,这是不能回避的。以前在政治意识形态下的计划与市场激烈之争,对于整个宏观调控措施的选择和经济运行都产生了直接重大的影响。政治意识控制经济运行是以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主要特色和矛盾。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这个影响还不可能消除。但是,减少政治意识对于整个经济运行的影响,逐步建立经济运行的独立性,是处理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关系中最基础的一步。同时,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还需要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共同发展。现在再来看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在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制约之下,它只能是一个为维护经济短期效益而存在的一个经济手段短期行为。这样,维护经济稳定看来就成了宏观调控的惟一目的。

从1989年的经济转轨开始,无论从政治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维护经济稳定都一直是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最主要的目标之一。但是,这个目标本身和中国经济体制破除和建立的过程本身却是相互对立的。既要破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又要保持经济稳定性,这对于本身没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经验的中国经济改革者来说,可以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

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在一个失控的经济运行环境中前进。所以,适当降低保持经济稳定性的目标,改为加强对经济运行的可掌控性,允许经济在合理的范围内有序振幅,经济的动态平衡发展就是可能且可行的。这对宏观调控的理念和方法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宏观调控将从以前的直接堵、强力改,变为以疏导为主、以体制建立为先,改变以前宏观经济越想人为稳定却越不稳定的局面。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也会在更宽松的环境中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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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义平:《宏观调控为何如此频繁》[J].《人民论坛》,2007年5月22日

[4]庞明川:《中国宏观调控的体制基础与政策绩效》[J].《世界经济》,2008年第7期

[5]张永生:《中国的高投资、消费率与宏观经济稳定》[R].国研报告,2007年1月24日

[6]朱方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第6篇:宏观经济发展报告范文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中图分类号】G648.6【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26-3587(2011)07-0088-03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

第7篇:宏观经济发展报告范文

摘 要 相机抉择是财政手段调控经济运行的灵魂。一直以来,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在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成功实现财政政策的转型,特别是在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方面成效明显,但在实施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值得我们去梳理、分析和研究,以期为今后更好地运用财政税收手段优化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奠定现实基础。

关键词 相机抉择财政政策 效应综述 评析

一、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环境决定其政策作用方向

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保持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适应宏观形势的变化,采取改变财政支出水平、调节税收等措施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一套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紧缩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在我国分别称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凯恩斯主义认为,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应当“逆经济风向行事”,即在经济低迷、需求不足,出现衰退与萧条时,采取刺激需求的扩张性财政措施,在需求旺盛、经济繁荣时期,应当采取抑制需求的紧缩性财政措施。我国各项财政政策,也是基于此观点,相机抉择,适时进行调整并成功实现了一种政政策向另一种财政政策的转变。

(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有效熨平了经济大幅度波动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在体制改革等因素的作用下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与此同时投资需求过度扩张、通货膨胀加剧,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日趋紧张。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确定了实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基调。1993年―1997年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显著地反周期调节效果,不仅有效治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避免了经济发展中的“急刹车”现象,而且在消除经济剧烈波动的同时,保持住了经济的平稳增长。金人庆(2006)认为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实现了反周期调节的预期目标,促进了经济稳定增长;朱建设(2007)通过对1993年―1997年我国财政支出与GDP的增减变化进行计量经济学的实证检验得出结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是显著地;张通(2009)认为,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使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避免了“大起大落”的不良循环。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实施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的负面效应。长期紧缩性政策的实施,使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低迷,同时,买方市场的形成,使得供过于求的比重不断提高,投资需求增长乏力,物价水平持续走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趋势。贾康(2003)认为,1993年―1997年适度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力度有些过大,通货膨胀是抑制了,但也为以后国内需求不足埋下了伏笔,致使1997年以后不得不进行又一次的调整。

(二)以扩张性政策手段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扭转经济衰退趋势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主要分两个阶段,一是1998年至2004年,一是2008下半年至今。1997年7月泰国金融危机爆发,我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冲击,长期重复建设带来的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在国际经济环境急剧变化和国内市场约束双重因素的作用下突出地显现出来。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我国政府果断地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而2008年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主要是在物价快速上涨的压力下,“防过热、防通胀”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加之2008年上半年,我国先后遭遇了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大地震,以及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在国际、国内各项经¬济指数出现明显下降的情况下,2008年11月5日,我国再度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

1998年―2004年六年间连续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是明显的,它在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同时,还推动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并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刘汉屏(2002)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扩大投资、刺激消费、鼓励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吕炜(2004)认为在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我国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是很明显的,其主要作用在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制度变革不足所产生的增长缺口;解保华、李彬联(2009)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实现了民间投资1999年-2007年间年均19.5%的高速增长,有效地遏制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颓势。而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不是很理想,它的实施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陈共(2003)认为,不断扩大的国债规模,虽然对我国财政近期来说不存在大的风险,但情况不容乐观;项俊波(2008)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我国投资消费失衡的体制性根源。

2008年下半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减缓了经济的衰退,但是其在对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课题组、国研网宏观经济研究部等(2009)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使得我国的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凸显;胡少维(2009)认为,当前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的偏好有点过强,财政政策创造持续性、长期性就业岗位的能力较低,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就业压力;段炳德(2009)认为,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对教育培训的投入相对不足,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不详、不细、不透就仓促上马等一些问题。

(三)我国稳健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更灵活体现了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

连续6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使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但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问题,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也亟待改善。面对这种非均衡发展,我国转而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着力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并努力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在稳健财政政策和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增长,各项经济运行指标波幅明显减小,经济运行继续向宏观调控预期目标发展。

对于稳健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效应,国内学者绝大多数都持有肯定的观点。金人庆(2006)认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田成川(2006)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对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效应进行了评析,认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为我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提供了一个健康的、有保障的平台,其调整经济结构的效果也较为突出;张通(2006)认为,稳健财政政策推进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并加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而对于稳健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近期国内学界对其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课题组(2008)认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偏松,使得财政收支赤字的压力有所扩大;吴骏(2008)等通过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对我国稳健财政政策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使利率上升,抵消了从紧货币政策的效果,也使得外部均衡矛盾更加突出。

二、对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评析及其未来政策取向

作为一项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不论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它们的实施成效都是明显的,对我国“熨平”历次的经济周期波动,保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丰富了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经验,同时也加快了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步伐。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本身并没有问题,之所以会产生负面效应是由于在各项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一些制度性因素的限制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不完善所导致的,在某些方面也归因于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经验不足。此外,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是政府为了应对当前所面临的经济波动所采取的措施,因此更多的考虑的是短期的利益而往往忽视了长远利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财政政策的不断更迭,从抑制通货膨胀到调控通货紧缩再到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循环“怪圈”。

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是必要的,而且其发挥作用的空间也是非常大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适应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制度性变革、逐步消除体制,还要保证其实施的连续性、稳定性、科学性和灵活性,以及政策出台的时机选择和切入点选择恰当以及力度的恰当。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并不适宜作为调控经济发展的长期政策,我国财政发展的目标应当向平衡预算财政发展,向公共财政转型,逐步构建与我国主体功能区建设相适应的财政政策体系,不断推进主体功能区的建设。此外,我国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还必须具有独立性、前瞻性和国际性,在确保财政政策独立实施、不预的基础上,既要充分考虑到我国未来相关财政政策实施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又要紧密关注国际社会的时局变化、风起云涌,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谨慎严防由于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不当实施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发生,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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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宏观经济发展报告范文

关键词:典型相关分析;股票;宏观经济;中国经济制度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2

引言

股票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它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只是一种投资工具。事实上,股票并没有这么简单,它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而这一论断也被西方国家的实例所证实。近些年来,关于中国股市的研究不断兴起,众多学者认为中国股市不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这不仅仅是对我国宏观经济数据透明度,也是对我国金融经济体制的怀疑。基于此,本文决定选题“股市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亲自实验,得出自己的结论。

一、股票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1.观点的提出

股市的波动是投资者经济行为的表现,可以说股市运行本质也是经济大环境的传递,经济周期就是股市的能量。股市波动和宏观经济密不可分,股市的价格曲线某种程度上是宏观经济运动的表现。如果宏观经济运行良好,股市就会产生剧烈的上涨,而经济运行下滑又会导致股市大幅度下跌。如果宏观经济没有明显的变化,股市则显得相对平静。关注宏观经济的变化对于股市投资最为重要,罗杰・沃德・巴布森(RogerWardBabson)最先注意到了这个规律。

巴布森第一个提出了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理论――巴布森晴雨表。他认为:“缓慢下滑的市场通常意味着,最优秀的投机者们认为整体的商业状况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一个萧条时期;而缓慢上升的市场通常意味着一个繁荣时期,除非这种上升或下降是人为的,由操纵行为造成的。实际上,如果没有操纵行为,商人们几乎可以把股票市场视为一个晴雨表,让这个大市场中的经营者们花费力气收集决定基本状况所需的资料,他们自己坐享其成。然而不幸的是,研究股票市场本身并不能把人为的运动和自然的运动区别开来,因此尽管银行家和商人们可以把股票市场视为一种晴雨表,他们仍然应该对其有限的重要性有个公正的评价。”[1]

2.西方经济的论证

1907年,巴布森比较了国民经济发展和证券市场价格变化的规律,开始利用他提出的“巴布森图表”预测进行专项分析。根据巴布森先生的预测,1907年将会是熊市的结束和新一轮牛市的开端,而此时的熊市已经形成并持续了11个月,直到当年12月份才结束。他随后得出结论:牛市区域直到1908年7月末才在市场中表现出来。这次牛市产生于1907年12月,在1909年8月达到顶峰。根据资料记载,1929年的大崩盘也充分的验证了巴布森的理论,在经济并没有出现明显问题的情况下,股市率先预测了经济的急剧衰落。查询美国40年代到近代股票价格与经济走势的关系,根据美国战后股市波动与经济波动的时间差异可以发现,股市波动与经济波动存在时间差异,股市波段高点比经济扩张顶峰提前2-6个月。

这一现象说明了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起码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美等国家,股市大致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的“晴雨表”。股票指数很多时候是经济的先行指标,时间上的差异并不能掩盖两者整体运行的一致性。

二、中国股市与经济的初步判断

不管是从历史原因还是中国数据透明度角度来讲,很多学者都提出“在中国,股市不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将90年代以来我国GDP增长波动曲线和上证指数运行图叠加,可以发现我国宏观经济多数情况下是在政府调控政策下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结果,而被引进的资本主义市场工具股票市场在发展过程中有它自身的轨迹,其间并没有完全反映宏观经济变化的状况,有时甚至与宏观经济运行相背离。虽然相比西方上百年的历史而言,二十年的历史很短暂,但股市相对于较平稳的GDP,波动幅度非常大,而且很多时候趋势难以琢磨。所以中国股市能不能很好的体现经济增长的趋势,是不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有待于数据的进一步验证。

三、基于中国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

1.研究方法

为了进一步验证中国股票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本文决定采用典型性分析的方法。典型性相关的基本原理:找到两组变量线性组合的系数使得这两个由线性组合生成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

2.样本描述

为了研究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的关系,选取人均GDP、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运货量作为反映宏观经济的指标;选取上证指数、深成指数、上证成交量、深成成交量、上证市盈率作为反映中国股市的指标。样本数据为中国加入WTO后,2001年-2011年上述指标的季度数据。

在宏观经济指标的选择中,人均GDP能直观反映经济情况,而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运货量的选择则参考《经济学人》政经杂志在2010年推出的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的指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并根据已有的、可查找的数据进行选取。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运货量与其他反应GDP的官方数据相比,人为因素少,真实性高。针对股票指标,选择已有的、可查找的主要指标进行反映。样本选择在2001年-2011年的原因是,中国2001年加入WTO,相关制度法规与国际接轨,经济发展国际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也走向正规,这11年的数据能较准确的反应我国股市与宏观经济的变化趋势。

3.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实证研究

(1)同期比较

首先,将人均GDP与上证指数、深成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后的数据通过折线图(图2)反映如下:

从图2可以看出,上证指数与深成指数的变化趋势大体相同,人均GDP与这两个指标的变化在大部分时间段上相反,而仍有部分时间段上同趋势变化。因此,中国股市变化可能起到预测宏观经济的作用。假设股票市场是中国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单纯从图2不能看出股市指标会提前几个季度反应我国宏观经济预期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股市的这种预测会在一年之内,因此将分别对股市与宏观经济指标数据没有时间偏移、偏离一个季度、偏离两个季度、偏离三个季度、偏离四个季度进行典型相关分析,验证股票市场是否是中国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股市与宏观经济数据无时间偏移的典型相关分析,得出结果sig

V1反应人均GDP、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货运量的情况,与这些指标都是负相关关系,并且相关性很强。

W1反应了深成指数、上证成交量、深成成交量的情况,与这些指标都是负相关关系。其中,与成交量的相关性较强,与深成指数的相关性较弱。

由于V1与W1有很强的相关性,所以在无时间偏差时,人均GDP、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货运量与深成指数、上证成交量、深成成交量有关。

(2)时间偏移一个季度比较

股市与宏观经济数据偏移一个季度的典型相关分析,得到sig

V1反应了人均GDP、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货运量的情况的情况,与这些指标都是正相关关系,并且相关性很强。

W1反应了深成指数、上证成交量、深成成交量的情况,并与这些指标都是正相关关系。其中,W1与成交量的相关性较强,而与深成指数的相关性较弱。由于V1与W1有很强的相关性,所以在有一个季度的时间偏差时,人均GDP、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货运量与深成指数、上证成交量、深成成交量有关。

(3)时间偏移两个季度比较

股市与宏观经济数据偏移两个季度的典型相关分析,得到sig

V1反应了人均GDP、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货运量的情况的情况,与这些指标都是正相关关系,并且相关性很强。

W1反应了深成指数、上证成交量、深成成交量的情r,并与这些指标都是正相关关系。其中,W1与成交量的相关性较强,而与深成指数的相关性较弱。

由于V1与W1有很强的相关性,所以在有一个季度的时间偏差时,人均GDP、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货运量与深成指数、上证成交量、深成成交量有关。

(4)时间偏移三个季度比较

股市与宏观经济数据偏移三个季度的典型相关分析,得到sig

V1反应了人均GDP、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货运量的情况的情况,与这些指标都是正相关关系。其中V1与人均GDP、银行贷款的相关性很强,与发电量、铁路货运量的相关性稍弱。

W1可以反应深成指数、上证成交量、深成成交量、上证市盈率的情况,并与这些指标都是正相关关系。其中,W1与成交量的相关性较强,而与深成指数、上证市盈率的相关性较弱。

由于V1与W1有很强的相关性,所以在有一个季度的时间偏差时,人均GDP、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货运量与深成指数、上证成交量、深成成交量、上证市盈率有关。

(5)时间偏移四个季度比较

股市与宏观经济数据偏移四个季度的典型相关分析,得到sig

V1反应了人均GDP、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货运量的情况,与这些指标都是正相关关系,并且相关性很强。

W1反应了深成指数、上证成交量、深成成交量的情况,并与这些指标都是正相关关系。其中,W1与深成成交量的相关性较强,而与上证成交量、深成指数的相关性较弱。

由于V1与W1有很强的相关性,所以在有一个季度的时间偏差时,人均GDP、发电量、银行贷款、铁路货运量与深成指数、上证成交量、深成成交量有关。

四、结语

将上述结果整理如下:

通过表中数据的比较,发现,偏移两个季度时,两组变量的贡献率最大,典型相关性强,并且典型变量与原始变量相关系数的数值相对较大,即相关性较强。值得一提的是,在偏移三个季度时,W1与上证市盈率与其他几组相比,相关性较强。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预测宏观经济,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股票变化趋势与宏观经济的变化趋势的时间差基本为两个季度,而且,提前三个季度时,上证市盈率开始出现变化的苗头,可以作为简单的参考,但上述研究由于数据量、数据范围小,数据可靠性有待考证等多方原因,因此,这一结论有待进一步验证。总之,股票市场基本可以作为中国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参考文献:

[1]罗杰・沃德・巴布森.用于致富的商业睛雨表.

[2]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

第9篇:宏观经济发展报告范文

关键词:低碳经济;压力分析;发展路径

一、低碳经济的内涵及其必要性

低碳经济一词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出现是在2003 年2 月英国贸工部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序言中,是继“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之后提出的一个新理念。深入剖析这四种当前主流的经济发展理念,可以看出它们的共同点在于站在“资源、环境、经济”相协调发展的高度,强调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资源、环境的重视及其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协调,资源节约是其理论前提,经济、环境友好发展是其预期目标,而节能减排是其核心技术手段。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出发点、落脚点及技术指标考核方式,循环经济侧重于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及提高资源利用、循环效率的技术手段; 绿色经济强调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水平及相应的污染控制技术; 可持续发展侧重于经济发展、生态承载力平衡和自然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注重在生态承载力平衡发展的前提下满足人类经济发展的目标,寻求资源、环境系统在物种、代内、代际之间的长期平稳持续性发展,是这四个概念中包容性最强的概念; 低碳经济着重强调碳排放量的减少,即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整体长期发展的威胁在人类活动各个环节严格控制碳排放量。整体看来,绿色经济的具体实施形式主要是低碳经济模式和循环经济模式,同时绿色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阶段性表现形式。因此,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理念方针的必由之路。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坚持和实现,具有紧迫性和客观必要性。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共同生产、生活行为的结果,其反过来影响着全人类的发展,中国也不例外。据国家相关气候变化研究部门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未来在二氧化碳浓度加倍的情景下,南方地区将升温2~2. 5℃,北方地区将升温2. 5 ~ 3℃①。这种变化将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包括粮食生产、气候灾害、健康与环境等。此外,根据国际能源署( IEA) 的相关统计数据,继2007 年中国以60.7 亿吨的CO2排放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CO2排放国以来,中国的CO2排放量呈现逐渐递增趋势,2010 年中国消费化石能源而排放的CO2增至大约72. 6 亿吨,而同期美国的CO2排放量已经从2007 年的约57. 7亿吨逐步下降至2010 年的53.9 亿吨②。这意味着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中国逐渐成为主角,碳减排在中国义不容辞。在国内,资源的数量限制、再生能力限制以及污染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使得传统的以“高能耗、高污染、高产出”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已不容忽视,每年因自然灾害、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不计其数,有数据显示,如果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加入负的污染产出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中国经济发展并不乐观③。与此同时,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全球贸易方式、国际环境法律法规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和生产消费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已成为当务之急,而对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首当其冲。

二、中国低碳经济发展面临压力分析

低碳经济的中心及重心均在于“低碳”,即减少碳排放。在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必然选择的前提下减少碳排放会面临来自宏观经济哪些方面的压力,应该如何应对,众多学者对低碳经济与宏观经济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1) 来自结构调整方面的压力。这里的结构调整在生产上主要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消费上同时包括中间消费结构和最终消费结构的调整。在生产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伴随着一路飙升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其中工业部门平均消费了80% 的全国能源,其碳排放量占比高达84%,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部门,也是节能减排的首要对象。王锋(2011) 的研究表明,1997~2007 年间中国以工业化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对CO2排放量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平均贡献为1. 14%。76张友国(2010) 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因此,从理论上讲,发展低碳经济,降低CO2排放量,必然意味着产业结构的转变,发展第三产业逐步降低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将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同时,在部门经济尤其是“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工业部门内部,中间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 由使用高碳排放能源转向使用低碳排放能源、零碳排放能源) 对低碳经济的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低碳经济下中国化压力为动力的发展路径

低碳经济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道路及维护中国能源安全和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将来自于宏观经济各方面的压力转化为动力,从而实现低碳经济的成功转型,主要应从以下方面努力。

(1) 以低碳政策、制度促进结构转变。多年来,中国以重化工业尤其是钢铁、能源、建材、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等为主体的产业发展形成了对资源的强烈依赖,投入产出比高而技术效率低下及政治干预度强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低碳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难题。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和最终消费品结构的转型需要宏观政策、经济制度的推动,正如热若尔·罗兰所言,适当的制度环境是发展方式转型成功的关键外因。通过结构调整向低碳经济模式转变,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度构建上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应将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并使制度和政策成为原始推动力,形成强大的政策导向。正如前文分析,在影响中国CO2排放的诸多因素中,城市化、人口规模、经济增长等是促使CO2排放量增长的驱动因素,而有些因素的影响方向是可以通过政策引导的,如经济结构调整、消费模式调整等。尽管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变短期内难以实现,但是低碳政策及相应激励制度能够加速结构转变的速度。尤其是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的空间很大,应引导全民消费模式“低碳化”,如从终端产品需求方面入手,通过低碳教育、低碳理念、低碳文化倡导绿色消费模式,从终端遏制对能源的需求,进而形成自下而上的倒逼型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