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研究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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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数字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社科院专家的这一报告已非新闻,去年9月28日,住建部副部长齐骥就曾公开宣称,到2008年年底,中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28平方米以上,是1978年人均住房面积的4.2倍。我国是一个拥有超6亿城镇人口的大国,人均资源不丰,如果这个统计数字里无水分,能使公民在三十年后真正地做到每人拥有28平方米的住房,这的确算是一大奇迹。可现在的光景却是,不少参与平均统计的公民,并不能真正成为住房拥有者,只是又“被住房”了一次。

所以,网友跟帖评论纷纷表达自己对“被住房”的怨意。有人跟帖称:“好,我承认专家所言的骄人业绩,那请你们把‘被平均’的那点房子还给我,行不?”别认为网友的这种情感发泄无厘头,若他们能像原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戴国森那样,一人独拥10多套住房,若能像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处原处长陶建国那样,有29套房产,并将28套房出租获暴利,那么,网友也一样会对专家的“统计数字”表示赞许的。

拥有这么多房子的人,绝非居住所用,而是伸着比鹅颈还要长的下巴期望着“持房待涨”。而作为以号准苍生脉搏为己任的学者,抛出此类报告,怎么看都像是对房控行动搅浑水,甚至还有给多占房者打气的味道。“画外音”不外乎还是中国房价不高,百姓能承受,房市调控的动作不必搞得那么大,甚至可以鸣锣收兵。事实并非如此,近日,《人民日报》网络中心开展“2010年网上万人房价问卷大调查”,参与网友超4.6万人。调查显示,九成多网友对现在房价不满意,认为房价很高。

第2篇：数字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传媒经济；范式；进路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4-0027-2

一、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

传媒产业经济学它以经济学为主导，以产业经济学和系统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传媒产业经济学可以借助一般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但也有其特有的规律，因为提供信息产品的传媒产业具有与其他产业所没有的特殊性。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整个传媒业及其相关的产业政策和总体经济。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提出，传统经济学是无法对传媒经济进行准确描述和深入研究的。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但对传媒经济却不适用，如对信息产品的消费是不符合这一规律的，它是可以反复使用并且边际效用往往是递增的。况且，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传媒经济系统，而传媒经济系统的构成是由以传播过程为载体相伴发生的一些经济过程或者经济增值活动。所以我们只能运用系统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它。系统科学中的老三论（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和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都可以在传媒经济研究中大展拳脚。它还可细分为报业经济学、电视经济学、广播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等多个分支学科。目前，这些学科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传媒管理经济学它以管理学为主导，以管理学和微观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研究对象为媒介实体以及消费者。管理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经济学理论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桥梁。传媒管理经济学是媒介经营管理研究的经济学基础，常常被包含在媒介经营管理中。由于经济管理一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所以许多人误以为经济学和管理学大同小异。事实上经济学和管理学是有很大区别的两门学科。它们对行为主体的基本倾向、行为主体的关系的界定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经济学理论的系统性、科学性、统一性较强；管理学的权变性、艺术性、多样性较强。认识两者的区别有助于两门学科的相互借鉴和各自完善，也有助于两门学科的交叉或边缘学科的研究。现在我国许多新闻院校都开设这门课程，但名称五花八门，有些叫媒介经营，有些叫媒介管理，有些叫媒介经营管理，笔者认为叫媒介经营管理较合适，而且这门课在新闻学本科开设较为适宜，传媒产业经济学则应设为研究生课程。媒介经营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的翻版，在西方，传媒就是企业，可以直接移植企业管理这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当然，在我国则不一样，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中国传媒必然面临更复杂的问题。

传播政治经济学它以传播学为主导，融合新闻传播、文化批判、政治经济等多学科理论，研究对象为传媒制度、文化影响和政府政策等。这一学科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属性，经济学成分并不多，更多的是对前面两个学科理论的批判与修正。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澄清，传媒经济中的传媒两字包括三层含义：作为产品的传媒、作为企业的传媒和作为产业的传媒。而产品、企业和产业都是经济问题，因此，传媒经济本质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把传媒作为产品、企业和产业，新闻传播学解决的是传媒的意识形态问题，而经济学解决的是传媒的经济问题，两者分工明确，泾渭分明。因此，传媒经济学就不是一门交叉科学。说传媒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实际上是混淆了传媒和传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把具有经济属性的传媒理解成传播，从而把传媒经济学当成了传播经济学。综上所述，以经济学为主导的传媒经济学研究范畴实际上仅限于传媒产业经济学和传媒管理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它不能算是传媒经济学，它只是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校正器。这里让我们再回到周鸿铎的观点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他理解的传媒经济实际上是以传播学为主导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尽管周鸿铎是我国较早提出传媒经济的学者，但我们认为：无论是谁创立了所谓的传媒经济学科，无论一个研究者愿意用什么样的视角和方法来从事研究工作，都不影响别人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传媒经济现象。至此，我们可以把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的划分作了进一步的推演和完善，把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限定在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这两个学科上，如表加粗部分。

二、传媒经济研究的进路

在明确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之后，我们还必须选择研究的进路。那么，该如何选择有力推进传媒经济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最佳进路呢？目前，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路向五花八门，主要的大致有如下几种：

1.致力传媒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如吴克宇的电视媒介经济学，金碚的报业经济学等，以周鸿铎编著的传媒经济系列、媒介经营与管理系列丛书（共2部）最为庞大。这些系统性的研究尽管还稍显粗糙，但其开拓性是值得称道的。

2.将新经济理论如注意力经济、竞争力经济引入传媒经济研究中，提出传媒竞争力、传媒影响力等概念。这些研究往往从国外经典案例出发，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

3.通过对传媒产业的数字化定量描述，试图作出对传媒产业走势的判断。近年来数百种传媒市场实证调查研究报告问世。以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清华大学崔保国、中央电视台张海潮等人的定量分析，为我国传媒产业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4.对跨国传媒与国外传媒经济的介绍和研究。主要是对国外传媒经济个案研究和国外传媒经济学专著的翻译。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了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仍处于春秋战国时代：一方面不同学术专业、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纷纷转到这个新兴领域里来，另一方面大多数学者的经济学训练明显不足，因此也不难理解如皮卡特所说的理论性不足。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角度来看，除了研究的范式外，我们还要解决研究的路径，即进路问题。

第3篇：数字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这太难为情了。”道森对《纽约时报》说，“我过去经常抱怨政府养了一群寄生虫，没想到现在我自己也需要救济了。”

截至2009年12月，像道森这样领取政府“食品券”的美国人，已经超过3600万人，并且以每天2万人的速度迅速增加。从佛罗里达温暖的海边。到冰雪漫天的阿拉斯加，成千上万的人们拿着政府发放的塑料卡片换取牛奶、面包和奶酪等食品。在他们身后，是颓废的城市。和一栋栋挂着“出售”牌子的房屋。

还有1500万以上的人将加入救济大军

美国“食品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由农业部出面向低收入家庭折价或免费发放这种特殊的凭证，穷人们可以用它来换取某些特定的食品。进入20世纪90年代，部分国会议员曾认为食品券与其他的社会福利重叠，建议将其取消。他们当时不会想到，这种看似无用的扶贫措施竟然会在十几年后创下历史最高发放纪录，养活着八分之一的美国人口和四分之一的美国儿童。

根据《纽约时报》统计的数据，美国有239个县中至少四分之一的人口在使用食品券。在750多个县中，有三分之一的黑人使用食品券；在800多个县中，有三分之一的儿童接受食品券救济。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圣路易斯、孟菲斯、新奥尔良等城市，至少有一半儿童使用食品券，在伊利诺伊州皮奥利亚市，儿童中使用食品券的比例也接近40％。

食品券领取率较高的几个州，一般是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但是。自从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一些富裕州县反倒成了食品券的重灾区。例如人口稠密的加州地区，甚至包括凤凰城、拉斯维加斯等，以及亚特兰大周边各县和佛罗里这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食品券可被视作经济健康程度的指标：在俄亥俄州西北部，当地赖以生存的汽车零部件行业衰落后，食品券申请率飙升，有些县已经这到80％以上；在佛罗里达东南部，随着次贷危机摧毁了当地的房地产行业，申领食品券的比例已经增加了1倍。

然而，目前在符合条件的家庭中，实际领取食品券的只占三分之二。农业部正敦促那些领取率较低的州加快登记速度，因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挨饿的人口正迅速增加。

“我知道食品券发放的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了，”农业部官员凯文・康卡农表示，“但可能还有1500到1600万人需要加入这一计划。”

麻木的羞耻感

在美国大众心目中，领取食品券一直是贫穷和懒惰的代名词。为了减弱民间抵触情绪，政府甚至特意将食品券项目命名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以淡化其施舍性质。《纽约时报》刊出一系列食品券领取数据后，被点名的各州县都深感尴尬。食品券领取率最高的密苏里州立刻向农业部申诉，称该数字因“错误的统计方法”而被高估。

然而，有些人忧虑地指出，最近这一年来人们对食品券的看法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加入贫困行列(在美国，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是年收入2.2万美元)，食品券不再是下等人的专有名词，人们也渐渐习以为常。“羞耻感慢慢削弱了，”一位主张废止食品券的人士说，“这很危险，很快人们就会习惯这种生活方式。只想着索取，而不愿努力工作。”

在俄亥俄州第二富裕的沃伦县，一个年轻女子开奔驰车来领取食品券，她把自己称为穷人的理由是“欠银行30N美元的房贷”。一位发放食品券的工作人员表示：　“我到这里工作之前，以为食品券就是帮助穷人的措施。然而很快我惊奇地发现，前来领取食品券的大部分是衣冠楚楚的上班族或失业白领。我想他们从前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沦落至此。”

每个月的食品券发放日成为各大超市最繁忙的一天，成千上万的人们手持这种免费的小卡片，前来换购生活必需品。然而，也有人用它来购买其他东西：就在前不久，佛罗里达警方逮捕了一名男子，他用食品券购买了12瓶两升装氨水和4盒发酵粉，他承认这些东西将被用来制造炸弹。“世道太乱，我只是想保护自己。”他说。

捂紧钱袋不消费

根据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所2002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食品券的发放数量主要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第一是家庭收入的变化，第二是食品券本身的因素，如申请难易程度等，第三是人们对未来经济的期待。如果社会普遍认为经济将处于上升阶段，那么食品券的发放率将下降；反之，如果人们对未来灰心失望，就会捂紧钱袋子不肯消费，这样食品券的发放率就会上升。

2009年9月10日，美国人口统计局公布报告，美国贫困率在2008年达到11年来的最高点，这到13.2％，家庭平均收入也减少了3.6％。穷人越来越多，难怪领取食品券的队伍越来越长。

美国政府的鼓励态度也是现在食品券泛滥的原因之一。2009年11月，农业部官员发表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公开信，谴责某些州在发放食品券时人为设置障碍。尽管没有明确指出是哪几个州，但加利福尼亚显然是其中之一。在美国其他地区，一般要求食品券申请者每隔半年报告一次家庭收入状况，加州却要求每三个月报告一次，而且申请时还要留下指纹记录，很多符合条件的家庭因为羞愧感或是怕麻烦而放弃申请。

然而加州也有自己的难处，尽管食品券项目由农业部负责管理，但资金却需要各州政府自行解决。从2009年初开始，加州政府就陷入了破产的边缘，而申请食品券的人数却以每月13％的速度递增。据估计，如果加州的食品券申请手续像其他地区一样简便，那么加州政府至少还需要37亿美元的外部援助。

免费福利能走多远?

除了收入减少和政府鼓励之外，食品券发放率飙升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信心的丧失。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ABC)和华尔街日报于2009年12月共同举办的调查，美国人对经济的信心已经滑落到一年来的最低点，有559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仅有2698的受访者看好经济复苏的前景。

贫穷的民众、政策的鼓励，加上失去的信心，看来美国的食品券还要盛行很长一段时间。但是，随着政府的财政问题不断恶化，这种免费的福利又能走多远呢?

第4篇：数字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日前有消息称，高盛亚洲中国经济学家梁红已辞职，新东家很可能是中金公司。一位高盛发言人表示，梁红已于8月中旬辞职。她此前在高盛的职位是驻香港亚太经济研究业务部门执行董事。

梁红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获学士学位，后获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博士。1998年6月起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亚太部任经济学家，2003年9月进入高盛公司。由于她侧重于研究中国大陆的宏观经济，因此其研究报告一直被内地所关注。

另悉，不知是否与报告引起的多方压力有关，处于“风暴眼”的摩根大通经济学家龚方雄已开始大休假。8月19日，龚方雄抛出一份国家“救市”报告，称有关方面正在考虑的激励计划规模至少达2000亿至4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采取措施稳定国内资本市场。次日，上证指数受此消息刺激，涨幅创近4个月最高，但之后又急剧回跌。

对此，中国政府并未给予任何官方评论。但来自多方的意见则对该方案提出了质疑。花旗银行报告称激励方案是不可能出台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国际投行则不愿意对龚的言论作出评价。而在国内，一些证券公司及专家甚至表示，龚是在掩护一些外资机构出逃。由于美元反弹和人民币振荡格局的形成，热钱正准备逃离中国，而QFII此时唱多，正是逼迫管理层出台利好，准备联手在高位“胜利大逃亡”。

商务部新“三定”成立反垄断局

根据国务院刚刚批准的商务部新“三定”（定机构、定职能、定人员）方案，商务部将设立反垄断局。至此，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协调下具体开展反垄断工作的“三驾马车”―商务部（反垄断局）、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并驾齐驱的组织模式最终成形。另悉，曾参与《反垄断法》制定的商务部条法司司长尚明将出任反垄断局局长，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官方的确认。

针对外资争相并购境内企业的行为，新“三定”方案指出，今后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部际联席会议。商务部负责统一受理并答复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申请。其中属于安全审查范围内的并购行为，由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部际联席会议进行安全审查；涉及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按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管理规定办理；重大安全事项则需召开部际联席会议研究。

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 LLP驻北京律师Michael Han表示，这可能与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类似，涉及到政府多个部门。他说:“对于国家安全审查将如何操作，我们还未看到任何规定。”他希望政府能够阐明其计划。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跨国公司仍继续扩大对华投资。截至7月底，中国吸引的海外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5%，达607亿美元。

支付平台神州付获IDGVC500万美元投资

首家研发并运营神州行充值卡网上支付平台的北京神州付科技有限公司日前宣布，获得IDG技术创投基金数额达500万美元的投资。

据悉，在使用神州行充值卡进行代缴费这一新型的网上支付领域，神州付公司凭借首发的优势目前已经占据了明显的市场优势，并且凭借技术和服务上的领先，在充值成功率、地区和卡种覆盖率方面具有领先优势。这也是IDGVC此次选择神州付作为投资对象所看重的重要因素。

神州付运营总监吴雨航表示：“通过三年多的运营，神州付支付系统在运营模式、市场占有情况、产品技术上获得了领先的地位。电子支付领域正在以蓬勃的态势发展，消费者的网上购物需求不断增加，在这种大的市场环境下，我们公司的产品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谈到此轮融资的用途，神州付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魏中华表示：“我看好使用互联网服务于广阔中国的小额金融业务，这笔钱应该会在这个领域进行有效的尝试。”对于魏中华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创业了，早在2006年，他所创办的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被中华网科技公司收购，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IDGVC看重其的成功经验和持续创新的能力。

安徽出版集团获Spark Ventures1000万美元投资

文化传媒出版企业―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近日获得Spark Ventures1000万美元投资。安徽出版集团将借助资本平台，通过收购兼并、业务转型等方式加快发展。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王亚非表示：“安徽出版集团在获得融资的同时，企业的运作将更加规范，对资源的聚集整合能力也会更强。上市后，安徽出版集团将利用中科大的教育资源配置，继续将其新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同时转型往新媒体方向发展。”安徽出版集团此前推出了多项服务，包括手机阅读、语音阅读等等。就在8月，安徽传媒出版集团与中国移动合作，推出了动漫图书，目前已有约200万用户。

第5篇：数字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这一次,王小鲁扩大了调查的样本范围,对2008年的灰色收入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过去三年中灰色收入以比GDP增速更快的速度在增长,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富人们拿走了越来越多的财富。

今年,国家高层纷纷公开表达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的决心,而王小鲁的研究报告,则为观察国民收入的真实状况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1 2008年,隐性收入占GDP的30%。

推算出的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3.2万亿元,比官方统计的城乡住户收入统计数据14.0万亿元高出9.26万亿元,占GDP的30%,其中定义为灰色收入的部分为5.4万亿。

2 2005-2008年,隐性收入的增长比GDP增速更快。

如果按9.26万亿元计算,2008年隐性收入比按同一方法计算的2005年的隐性收入增长了91%,而同期名义GDP只增长了71.4%。

3 隐性收入中,最高收入的人拿走了其中的62.5%。(见图表一)

4 隐性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正常收入的增长速度。

在各自包括了隐性收入后,2008年比2005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增长了69.3%,与名义GDP的增长幅度接近于同步。而按官方统计数据计算(不包括隐性收入),这一数字只上升了57.4%,远远滞后于GDP的增长。

显然,隐性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正常收入的增长速度。

5 加上隐性收入后,最高收入家庭与最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远大于官方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会显著高于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专家计算的0.47-0.50的水平。(见图表二)

如果将各收入层家庭按10%分组,2008年城镇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家庭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是26倍,而按官方统计则只有9倍。

按城乡居民家庭10%分组,最高10%与最低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而按官方统计只有23倍。

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会显著高于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专家计算的0.47-0.50的水平。

6 非正常收入的增长,尤其是最高收入居民的非正常收入大幅度增加,意味着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见图表三)

这并不是一个值得乐观的结果。调整后的居民收入比重虽然显著高于原来的统计,但高出的部分是非正常收入,尤其是最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这意味着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进一步下降。

必须注意到,灰色收入也不同于正常的资本回报,对鼓励竞争、改善效率不会有任何积极作用。相反,其相当部分可能来自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的疏漏,或者是对正常的居民收入及财产的侵蚀和掠夺。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公平,同时也损害了经济效率,并成为导致社会冲突、加剧不安定的主要因素。

7 对最高收入居民人均收入的推算仍然可能偏低。

这里的推算只解决了统计收入低报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统计数据遗漏高收入样本的问题,因此实际上这里对最高收入居民人均收入的推算仍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偏低。

比如,按分组比较法对调查样本分组之后,在这次的有效样本中,有76个高收入样本被排除在外,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在40万元以上,平均收入为66万元。他们的平均恩格尔系数只有0.224,而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样本中最高收入组的平均恩格尔系数为0.292。这似乎说明,在统计部门的城镇住户样本中,可能很少包括人均收入40万元以上的住户。因此,还有一些更高收入的居民没有包括在内。

在这次调查样本中,收入最高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6万元,比这收入更高的样本还是没有包括在内。而且,我们无法知道被遗漏的高收入人群在全部城镇居民家庭中占有多大比重。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最高收入组”人均收入的推算仍然是偏低的,不过其可靠程度还是远远高于目前的统计数据。(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8月5日《南方周末》)

官方统计数据存在重大失真

目前关于居民收入的统计调查数据存在重大失真,尤其是关于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失真严重。这并不是指统计调查方法或计算的错误,而是统计调查有系统性偏差,无法真实地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这是因为:

一、目前的城镇和农村居民住户调查样本,是根据统计学的随机抽样方法确定的。这是基于自愿原则确定的,但高收入居民中有相当大比例不愿意接受调查,导致在抽样过程中被迫更换样本,更换过程中发生了对高收入居民的遗漏。

二、高收入居民中有许多人不愿意提供他们的真实收入信息。在他们报告的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真实程度较高,而其他收入可能偏低;特别是其中一些人有大量不愿暴露、来源不明的灰色收入。这部分收入基本上不可能反映在收入调查数据中。

灰色收入来源及解决之道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出现如此巨额的隐性收入,而且分布高度集中,显然是不能简单地用统计遗漏来解释的。中高收入阶层以上居民的隐性收入大幅度增加,特别是最高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高达统计收入的几倍,说明存在深刻的制度性原因。隐性收入的最主要部分为灰色收入,无法用正常收入的统计遗漏来解释。

灰色收入,通常是指两种情况: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界定其合法与否的收入部分;另一种情况是实际为非法收入但缺乏足够证据来认定为非法的收入。

灰色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围绕权力产生的贪污、渎职、寻租等腐败行为。

在当前的情况下,灰色收入往往与下列现象密切相关:

第6篇：数字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这一事件实际始于4月上旬，对冲基金交易员们向记者抱怨“伦敦鲸”在CDS市场的大规模交易违反了沃克尔规则。沃克尔规则是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中的一章，其征求意见草案于去年10月。

沃克尔规则旨在禁止银行的自营交易，但有一长串的豁免条款，如做市业务、特定的对冲交易，以及对国债、两房债券和市政债券的自营交易。银行业一直在游说反对沃克尔规则，其最终版本尚未获得通过。

场外CDS衍生品的交易极不透明，可能只有专业交易员和风险管理专员才能明白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幸好有一些警觉的记者，如《金融时报》博客网站的丽萨·波洛克（Lisa Pollack），这一交易迷雾才被慢慢揭开，在摩根大通不得不公布其巨额亏损前，一直未被主要的印刷媒体曝光。

但对冲基金向媒体爆料， “伦敦鲸”在CDS指数上的大规模头寸扭曲了市场，会使摩根大通面临损失，而且这样的交易违反了沃克尔规则的精神。

事实上，在4月，摩根大通首席财务总监曾回应说这些头寸是与银行总体风险策略一致的对冲交易。对冲是一种防范自身损失的常用做法，通常是在一个市场建立相反的头寸，以抵消在某一特定投资持仓的风险。如果银行恰巧持有一个债券投资组合，通常的做法是买入信用违约掉期（CDS）来对冲这些债券的信用风险或通过卖出远期做空债券。当然，对冲总是有成本的。

有经验的风险专员都清楚没有所谓的完美对冲。采取对冲可以降低持有特定资产的风险，但这也同时带来了交易对手风险。换而言之，如果交易对手没能履行他的合约责任，你也就失去了对冲。而且，对冲工具的表现可能偏离预期的风险。如果对冲价值与其对冲的风险朝一个方向变动，你最后可能要遭受两倍的损失，而无法用对冲的收益来抵消损失。

对冲交易在什么时候才会演变成自营交易（定义为银行用自身资产从事的交易）呢？如果一家银行是担任交易的人，它虽然没有持仓风险，但有委托人的交易对手风险。但如果对冲手段不起作用，银行用了新的对冲交易来对冲原来的对冲头寸，这就进入了自营交易的灰色地带。

毫无疑问，摩根大通亏损20亿美元的对冲策略，用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自己的话说，是“有缺陷的、复杂的，是糟糕的审查、糟糕的执行和糟糕的管理”。如果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坚如堡垒”，这一亏损对银行的持续盈利能力一点都不成问题。

但这一巨亏发生的可能性引出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最好的风险管理经理，出于最好的意愿，都会犯这些错误，那么其他人有能力管理好这些衍生交易吗？我们身处的困境不就是“复杂到不能管理”，而不是“大而不倒”吗？

我通过不同市场参与者在博客上对这些复杂交易的破译，认识了CDS市场只有一小圈参与者而有明显流动性不足的情况。如果其中一个参与者的头寸变得过于庞大，其他参与者可以选择跟随这一势头，而一旦他们知道这一“巨鲸”被陷入难以处理的大量头寸时，他们就会加入围捕大赚一笔。非常符合达尔文主义。

一旦官方数据公布后，这一谜团将很快被破解。但有三个问题仍然存在。第一是透明度问题：是否应该让所有的场外交易更加透明，以保证对所有市场参与者公平？对冲基金最先希望交易在场外进行且透明度更低、监管更少，因此他们不能向监管者抱怨任何的“巨鲸”行为，所以就向媒体抱怨。第二，正如丽萨·波洛克提出的，即使不是所有的交易，大多数交易都是在美国存管信托和结算公司结算的，其信息是可以被监管者掌握的，但当时他们在哪里？第三，沃克尔规则能阻止这样的恶劣行径吗？

第7篇：数字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尽管难以统计它的具体规模，也不完全了解它的潜入途径、隐形之体及逃逸轨迹，但显然，我们常是隐隐感到它――“热钱”就在身边。

这种来去迅捷的逐利性投机资金，正越来越引起中国货币管理及经济管理当局的警觉。

据官方研究机构人士透露，4月末，国务院召集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及国家外汇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就“热钱”问题及相关监管进行讨论研究，虽然会上仅是听取各部委意见，并未对“热钱”问题给出明确政策意见，仍可看出当前形势的严峻性。

今年一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增加1539亿美元，而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仅为688亿美元。按此数据粗略估算，今年首季不可解释的资金流入达到约851亿美元。

这一单季的不明原因资金数，甚至超过了以往一些年份的年度数据。“热钱”的庞大体积已经浮出。

“热钱”几多

流入中国的短期国际资本有多少？目前业界普遍使用的测算方法，是用外汇储备增加额减去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如果以这种简单方法来计算，2003年至2007年的“热钱”流入分别为378亿美元、1141亿美元、466亿美元、6亿美元和1170亿美元。

但这一计算的基础显然过于粗略，作为判断的依据，这个公式三个主要指标量的确定本身就存在一定争议。2007年，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官方数据为4619亿美元，而同样在2007年，财政部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完成了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司）注资2000亿美元，但具体操作过程并未公布于众。

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如果转到中司的这笔外汇，是因平仓2005年和2006年的外汇掉期交易而来，那么2007年实际外汇资产的增加可能就没有想像中那么多，但2005年和2006年的实际增加值则会高于目前官方储备所显示的规模。

由于外汇掉期操作过程、对中司注资方式、外汇储备具体成分、记账频率、结算汇率价格、会计口径等一系列细节均不明确，这给“热钱”的估算带来很大困难。国家外汇管理局肯定是最了解这一数字的机构，但这些数据并不为外人所知。

“究竟什么样的钱才被界定为‘热钱’，目前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明博士表示，“比如，长期滞留在中国股市中的外国资本，或者是短期套利即离开的游资，以何种标准界定‘热钱’本身就十分模糊。”

而对于上述测算公式的后两项来说，其界定则更加模糊。首先，中国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商务部和外管局所公布的FDI数据会出现偏差；其次，如果以这一简单公式计算“热钱”的流入量，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假设，即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中没有“热钱”。但实际上，“热钱”既可以通过转移定价和虚假贸易等方式，也可以通过虚假投资或资本金挪作他用等方式，在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这两种渠道下流入中国。

从数据来看，2002年至2004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分别为304亿美元、255亿美元和321亿美元，但自2005年汇改以后，贸易顺差却开始快速飙升，2005年至2007年，贸易顺差分别达到1020亿美元、1775亿美元和2621亿美元。

“这种外贸顺差激增的真实性令人怀疑。”张明表示。

虽然目前对于“热钱”流入中国的方式存在很多理论上的假设，但在监控过程中，由于很难获得准确的统计数据，因此，“热钱”规模究竟多大一直存有争议。

张明认为，简单根据外汇储备减贸易顺差与FDI的方法，计算得出的2003年至2007年的“热钱”流入总规模为3161亿美元；如果考虑到外汇掉期、外汇准备金和中司等因素，那么，这五年来的“热钱”流入总规模将会上升到4767亿美元。而如果进一步考虑到虚假贸易的可能，这一数字将可能超过8000亿美元。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则认为，最近一段时期“热钱”流入速度加快，自然有人民币升值影响在内，但与境外市场的剧烈震荡也有重要联系。

“‘热钱’的问题只是在最近几个月随着环境的变化显得比较突出，而且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香港渠道进来的。”王庆认为，对于“热钱”的判定不应草率地估算贸易和直接投资有多少虚假额，因为这种命题本身就难以判断真伪。

“热钱”去向

“热钱”流入，一方面，享受人民币升值收益；另一方面，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获得回报。值得注意的是，在2007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约6.6％，而A股市场上证指数也从不到3000点升至6000余点，翻了一番。今年一季度，即使中国股市暴跌35％左右，不可解释的资金流入也再次创下记录，达到851亿美元。

“热钱”的规模虽然无法准确估算，但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观察。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研究员谭雅玲认为，从中国的角度看，如果宏观经济环境、人民币升值状况和预期没有变，上市公司运行情况和竞争力也未发生重大变化，则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可能就与“热钱”有较大的关联度。

在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看来，“热钱”可能更多地流入实体经济，特别是房地产开发领域。“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开始吃紧，但投资增速仍然很快，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另外，自去年年末开始，信贷收紧，加之国内利率水平不断提高，企业从银行贷款难度加大。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可能会考虑从其他途径来借钱，而与此同时，国际上利率水平持续下降，流动性增多，因此也存在借款的意愿。”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认为，除了股市和房市，“热钱”的流入同样可能出于生产、交易活动增长中需要的资金需求。在去年，随着通货膨胀因素愈发明显，实体经济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对应的名义经济增长率非常高。按高善文估计，今年一季度经济名义增长率应该在20％以上，比2004年最高时的18％要高。这意味着实体经济生产和交换需要更多的资金。但信贷方面控制很紧，资金的供应赶不上资金的需求。

高善文表示，企业资金链紧绷的后果就是民间高利贷盛行和“热钱”需求加大，江浙地区民间高利贷的月息已经到了5厘，远远超出以往的2厘-3厘的水平。张明则认为，控制“热钱”不能仅仅从“堵”的角度考虑，更要有“疏”的考虑，控制“热钱”流入，除了对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加强监管，更要考虑如何打消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

而在具体措施方面，张明表示，外管局应考虑加强和海关的合作与数据共享，以判断是否存在转移定价的情况；地方政府和外管局应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未分配利润和对外负债的资金使用与流向的监管；同时，还应积极加强打击地下钱庄和加强对违规操作的商业银行的监管。

《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在当前高通胀背景下，要治理“热钱”必须将通胀因素考虑进去，中国必须将存款利率提升至通胀率水平之上，以保护公众的银行存款；对弱势群体加大财政转移力度；并避免价格控制。

他提出，具体操作过程中，应强化对资本账户的控制并提高长期储蓄利率水平，比如，可以在两年或更长期的存款利率中加上通胀率，其效果类似于通胀保值债券。由于“热钱”少有长期滞留的耐性，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抑制通胀，还可以降低市场预期。

人民币的未来

大量“热钱”流入，押赌的前提是人民币升值继续。

采用什么样的人民币汇率策略，学界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随着去年以来美元加速贬值，国际商品市场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价格快速冲高，从能源到农产品，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产品价格屡创新高。

基于这一背景，有经济学家指出，应加快人民币升值幅度，以快速升值来抑制输入型通胀的负面影响。2008年前三个月，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超过4％，但进入4月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明显放缓。

随着“热钱”流入问题日益严重，决策层也开始重新考量升值策略及应对方式。特别在“热钱”触警后，人民币未来的升值道路应如何走下去，成了新的难题。

麦格理证券中国经济研究主管许保罗（Paul Cavey）认为，由于最近几年人民币一直在加速升值，政府已经很难让国际投机资金相信人民币放缓升值速度能够持续相当长时间。而一旦国际资金认定人民币汇率采用渐进式升值是一种常态，那么，中国政府希望控制人民币升值速度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是造成“热钱”流入的最大动力，在一些专家看来，一次性大幅升值的政策有助于打消这种预期，阻挡资本进一步流入。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究竟要一步升值多少才可以打消这种预期？即使一步升值到位后，升值预期又是否真的就此消失，这些同样困扰着决策者。

哈继铭认为，对于汇率政策来说，如果被预测到，那么效果就会减弱。只有出其不意的政策，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比如一次性大幅升值10％-15％，之后再宣布停止升值，这样抵制“热钱”和控制通胀方面的政策效果会更明显。

另外，哈继铭还指出，一次性大幅升值对于出口企业来说也有好处。“因为一次性的话，对一年后美元汇价就可以大致估计，在订立合同时就可以按照这一汇率来操作，而在渐进模式下，结算汇率很难确定，如果采用近期汇率，汇兑造成的亏损可能会相当严重。”

虽然一次性调整并不可能让人民币汇率达到合理的水平，但可能有助于减轻货币政策执行在资本涌入方面的压力，更有余地与其他宏观政策和不可或缺的结构性政策一起，实现平衡发展、抑制通胀的目的。汪涛持此观点。

第8篇：数字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一、跨国公司对我国投资的新发展

近年来，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不断加大；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重点，也逐渐由吸引小规模投资转向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在1998年《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除了少部分公司因为中国政策限制外贸进入某些行业而不能投资外，几乎都在中国进行了投资。（注：王允贵：“跨国公司全球扩张与中国的政策选择”，《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4期。）归结起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特点至少有三方面特点。

一是随着对中国市场环境的逐渐熟悉，以及对中国市场潜力和重要性认识的加深，跨国公司开始在华大规模系统化的投资。这种大规模系统化投资，一方面表现为跨国公司不仅仅向单个的企业进行投资，而且对一个产业的上、中、下游各个阶段的产品进行整个产业链条的大规模投资；另一方面还表现为跨国公司不仅仅把生产基地设在中国，而且对研究开发、采购、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等各个运营环节进行全方位系统的大规模投资，使中国成为支撑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运营中心之一。近一二年众多跨国公司不断追加在华投资，扩大生产线和投资领域，拓展经营职能。例如，为增强企业科技创新和新产品开发的能力，上海贝尔公司追加投资达1.1亿美元；英特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自在浦东建立第一个生产企业以来，已先后两度增资，投资规模由0.951亿美元扩大到1.98亿美元；摩托罗拉公司已经提出要在中国推行“3个100亿”战略，即未来5年在中国的三个“百亿美元计划”——产值实现100亿美元，累计投资额100亿美元，本地采购量达到100亿美元。（注：陈佳贵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新动向”，《经济管理》，2001年第2期。）另外，很多一直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的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近年来已有通用、大众、IBM、微软、杜邦、拜耳、爱立信、摩托罗拉、朗讯、惠普等一大批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据初步统计，目前这类研发中心已近150个。（注：李海舰：《引进外资的形式与结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报告，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许多跨国公司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经营目标。据《2001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报告》，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美国通用公司认为，中国“入世”将为通用公司提供变成中国当地企业的好机会，计划5年后在华经营达到30亿美元的规模。（注：转引自冀文海：“WTO时代：跨国公司要做‘领头羊’”，《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1月7日。）诺基亚是全球三大通信工具制造企业之一，为了加快与中国信息产业的融合，计划100亿元建立北京星网工业园，该工业园的销售额将达到500亿元，将创造1万个就业岗位。韩国三星提出，如果中国具备配套的环境，只要中国允许，就进入中国相关领域，包括三星的一些业务中心也将转移到中国，特别是电子领域的一些业务。日本索尼公司的战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性战略，除制造业，索尼其他业务（包括电影、唱片和游戏在内的娱乐产品和网络产品）也要进入中国。世界著名的连锁餐饮企业麦当劳公司，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2001年整体利润大幅度下降，不久前还不得不做出了在全球关闭250家连锁店的决定，但同时麦当劳公司却宣布，从现在到2003年，每年确保要在中国新开100家店。此外，包括柯达、联合利华在内的14家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企业目前已完成了股份制的改造工作，有的则已完成了上市前的辅导期，同时上海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还在受理十多家知名外商投资企业的上市申请。不久以后，这些世界著名企业的子公司很可能会成为在我国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上市公司，中国证券市场的现有格局将发生历史性的改变。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大规模系统化投资战略表明，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未来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也表明跨国公司认识到能否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定的地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他们在21世纪的命运。

二是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规模的逐渐扩大，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上逐渐开始强化协调控制机制，以确保其投资收益和公司的未来发展。这种强化协调控制的管理战略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开始将亚太地区总部移到中国，或者建立中国地区总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是跨国公司经营战略地区化和全球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地区组织机构，它的权限是处理不能由国家或地区一级的公司机构处理、而必须由总部决定和协调的问题。近年来，一大批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具有管理中心性质的地区总部，包括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IBM)、北电网络（中国）有限公司、康柏（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朗讯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三星（中国）有限公司等著名跨国公司。初步统计，在北京，具有跨国公司总部性质的投资性公司已经达到110多家；在上海，已有25家公司建立了地区总部，有14家企业建立了具有总部性质的投资性公司。现在上海的外商办事处已有1500多家，一旦条件成熟，许多办事处会马上升级为地区总部。（注：黄群慧：“400洋巨头升级‘中国攻略’”，《经济日报》，2002年5月9日。）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说明跨国公司开始着眼于在中国市场的整体投资和战略投资，并对在中国分散的单个投资项目进行协调控制，优化组合，以期产生整体效益。

三是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启动，大型跨国公司加大了对中国西部地区的投资。1999年底，西门子投资50万马克设立的重庆大学自动化培训中心落成。该公司进入重庆3年来，在这里参加或促成的工程及销售项目金额达2000多万美元。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60多家在成都、重庆落户，有30多家在西安落户，其中多数驻足高科技领域。更多的跨国公司开始把新产品研发和实验机构直接建在西部，仅2000年4～6月，就有10多家电子信息行业的跨国巨头相继到西安建立新产品研究开发基地，如美国IBM公司投资2000万美元与西安软件产业园合作搭建了全球最大的软件网上发行站。此前不久，摩托罗拉公司在成都投资建立网络系统研发中心的计划开始实施；荷兰飞利浦公司投巨资将中国总部的基础实验室也建在了西安。（注：陈佳贵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新动向”，《经济管理》，2001年第2期。）跨国公司西部区位战略表明，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管理优势促进我国西部大开发是可行的。今后，结合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取向，借鉴东部成功的经验，制定新的优惠政策，吸引跨国公司前来西部投资，无疑是促进西部发展的重要措施。

二、跨国公司对我国企业并购的特点

跨国投资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所谓的“绿地投资”，即新建企业（包括合资和独资）；另一种是跨国并购。由于受到政策的限制和我国国内资本市场成熟程度的影响，在我国吸引的直接投资中外资一直以“绿地投资”为主，跨国并购较少。近年来“绿地投资”这种形式在继续采用，但是外方独资和外方控股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1992年外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有50%用于合资企业中，而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30%。据调查，2000年，500强在天津投资企业共有120个，其中，外商独资企业48个，占40%；外方控股的合资企业有51个，占42.5%；双方股权相等的12个，占10%；中方控股的合资企业9个，占7.5%。外商独资和外方控股企业合计占82.5%，外方有控制力的企业比例较大。即使在投资时由我方控股的企业，在以后增资扩股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增加了外方的份额。例如，天津120家500强投资项目中，约有40%是通过增资扩股实现控股的。上海对48家增资的外商投资企业作过统计，其中20家发生了股权份额的变化，外方股份在增资中比例上升的有14家。深圳的中外合资企业，在设立之初，中方与外方的股权比例一般差距不大，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外方不断增资扩股，所占股权比例不断增加，目前500强在深圳的合资企业中，大多数已经是外方控股企业。（注：陈佳贵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新动向”，《经济管理》，2001年第2期。）

除“绿地投资”以外，1998年以来，受国际跨国并购浪潮的影响和我国即将加入WTO的预期驱动，跨国并购逐渐增多，外资进入中国已经开始从建立三资企业向并购本地企业发展。表1为2000～2001年国外跨国公司并购中国企业的案例。由于并购可以缩短投资时间、能够迅速扩大规模、迅速地“吃掉”国际竞争对手、从而获得市场份额，可以预计在WTO规则下，越来越多的国际知名企业及跨国公司将通过并购方式抢占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

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的并购虽然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许多因素的制约，它的比重还较低。据统计，外商通过并购方式进行直接投资的比重还不到全部直接投资的10%。因此，它仍然表现出某些初始阶段的特征。

从并购的行业看，主要集中在原先已经进入的制造业行业；从其发展看，都有一个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的过程。有关资料显示，全球跨国性投资超过50%的投资是服务业，而且多数是采用并购方式实现的。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的并购目前多发生在制造业，一方面，说明它们比较早地进入了我国的制造业，对这个行业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制造业的重组任务还很重，它们在这个行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制造业重组的深化，竞争的激烈和我国服务业的逐步开放，跨国并购必将向服务业发展，我们必须有这个思想准备，未雨绸缪。

从并购的方式看，还主要是以间接并购为主。通常采用整体或部分购买上市公司的母公司或控股企业，从而通过迂回的方式间接控股上市公司。在上述案例中，法国的阿尔卡特公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对上海贝尔的并购的。当然除此之外，也有采取直接并购方式的。但是，由于中国A股市场尚未对外资开放，直接并购主要以协议收购方式实现，如通过协议方式获得国有股和不流通的法人股的转让等等。

表12000～2001年国外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并购行为例举

并购时间并购内容

2000年9月11日荷兰皇家壳牌集团与中国石化正式签署了战略联

盟协议，出资4.3亿美元购买中石化的股票，并

与中石化合作，联手收购国内的500个加油站。

2000年10月4日全球最大的专业性移动电话运营商沃达丰宣布成

功购得中国移动电话2%的股权，终于使一向坚冰

覆盖的中国电信市场开了一条小缝。

2000年10月18日中石化在海外上市，美孚以10亿美元的认购，成

为中石化的第一大海外股东。

2000年10月28日美孚与中海油签订协议，投资20亿美元，在广东

大亚湾建造一个石化公司；同时斥资购买了中海

油公司价值4亿美元的股票。

2000年12月6日、7日上海梅林、海虹股份先后有关股权变动的公

告，一条中等规模的国际并购大鳄——法国达能

终于浮出中国水面。这次并购涉及的金额只有1.

8亿元。此前，中国饮用水领域的冠亚军娃哈哈、

乐百氏已经归居达能门下。

2000年12月通用汽车年底与中国第7大汽车公司柳州五菱达

成协议。根据此项协议，柳州五菱将在2001年第

一季度通过B股上市，届时通用将会收购该公司3

4%的股份。此外，沃尔玛、福特、丰田、联合利

华等许多世界500强企业都制订了雄心勃勃的收购

计划，待中国加入WTO，A股市场对外资解禁，将

在中国水域展开大规模的捕捞行动。

2001年2月艾默生收购安圣电气。华为集团与艾默生电气签

署并购协议，华为集团将其电气业务部门——现

在的安圣电气有限公司作价7.5亿美元现金，出

售给美国最老牌公司之一艾默生电气。爱默生此

次收购的目的是利用中国的生产和分销资源来降

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同时提高公司全球网络动力

服务。

2001年4月17日美国IDT并购新涛科技。全球领先的通信集成电路

供应商IDT公司以8500万美元并购国内一家电信

集成电路供应商新涛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此

次合并是通过现金购买股票的方式进行的。新涛

半导体公司将成为IDT公司的一家分公司，这将

有助于IDT公司进一步发展全球网络统一的语言

数据解决方案。新涛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是风

险投资在中国参股投资的一家高科技公司。

2001年10月23日阿尔卡特控股上海贝尔。上海贝尔公司与法国阿

尔卡特公司达成协议，阿尔卡特将从中方股东收

购上海贝尔10%加1股的股份，同时买断比利时拥

有的上海贝尔8.35%的全部股份。两笔交易结束

后，阿尔卡特拥有上海贝尔的股份从31.65%升至

50%加1股，中方占50%减1股。作为世界上著名的

电信跨国企业之一的阿尔卡特，此次通过3亿美

元现金收购上海贝尔股份，成为中国电信领域首

家成立股份制公司的国际企业。

资源来源：根据以下资料整理：(1)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1)》，第378～379页，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2)曹建海：《企业竞争行为的新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报告，2002年。

三、积极应对国外跨国公司对我国企业的并购

一是应该科学分析跨国公司的跨国并购行为对我国经济环境的影响。从总体上分析，跨国公司对我国企业的并购行为对我国经济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注：屠正锋：“并购式外国直接投资的趋势和影响”，《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2期。）从国际收支角度看，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大量的持续流入，外资企业交易对国际收支的直接效应是正的，但由于需要进口大量资本品以及原材料，再加上利润汇回，对于经常项目的影响仍然是负的。从市场结构变化看，欧美跨国公司运用资本、技术、管理优势，通过对重点行业、产业的企业进行兼并与收购，会使其对我国市场份额占有范围明显扩大，必然会引起市场集中程度的提高。从产业发展角度看，一方面，外国并购的直接投资，带来了比以往更多的高新技术，这有利于我国的产业升级；但另一方面，由于外国并购、直接投资着眼于国内市场，无意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可能影响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从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重组的影响角度分析，跨国兼并带来的大量外资流入，有利于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和国有经济战略重组，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国有企业技术落后、缺乏市场和管理不善问题。但外资并购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国有经济的地位，这一点对于处于战略性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而言，尤其应该引起注意。

二是在分析环境变化的基础上，我国企业要明确自己面对国外跨国公司并购行为的战略基点。从国民经济发展角度看，我国既要使外资并购有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市场有序竞争和国有资产重组，又要免于受跨国并购造成垄断、产业渗透、国有经济战略性地位的丧失等的不良影响。从企业自身发展角度看，面对国外巨型公司对我国企业的并购战略和行为，我国企业的战略基点是：“以我为主，寻求互补”。所谓“以我为主”，就是要坚持自己的发展和成长战略，围绕自己的发展战略和战略目标选择是否允许跨国公司实施并购活动，跨国公司并购活动的介入程度以不损害我国企业的成长发育为限，对于涉及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产业，如能源、化工、电子、钢铁、信息、生物、新材料等产业，在并购中力求中方的多数股权以及技术的控制权。（注：刘超然：“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的利弊分析”，《国际经济合作》，2000年第2期。）所谓“寻求互补”，就是在具体的并购谈判过程中，努力做到优势互补，通过引进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资金和优秀管理技能，使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能够促进我国公司的成长，符合我国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要尽量避免并购后的企业停留在跨国公司全球价值增值链条中的低水平层次这种情况发生。

三是面对跨国公司的国际并购，在刚刚加入WTO的几年内，我国企业的基本战略选择应该是建立战略联盟。战略联盟(strategicalliances)，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为了实现自己在某个时期的战略目标，通过合作协议方式所结成的松散联合体，以达到资源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它是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交易方式，企业之间“超出了正常的交易关系又没有达到兼并的地步。”（注：转引自曾忠禄：《公司战略联盟组织与运作》，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战略联盟与企业并购不同，战略联盟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资本关联，加盟企业地位平等，各企业保留自己的独立运作。由于操作复杂、交易成本高以及股权约束的特点，并购比战略联盟更注重长期的利益，而战略联盟中有很多属于机会性的战略联盟。根据麦肯锡、玛莎管理资询公司等咨询机构以及波特等人的实证研究，约有一半的兼并以损失价值而告终。而战略联盟的成功率要高一些，哈宾森和派科对过去15年大量案例的研究表明，实施战略联盟成功率比较高的企业可以达到90%。成功率低的企业也可以达到37%。（注：程兆谦、徐金发：“并购与战略联盟的比较研究”，《决策借鉴》，2001年第2期。）

我国企业面对跨国公司的国际兼并，应注意联盟战略的运用。这种联盟包括两类，一类是中国企业和国外跨国公司的联盟；另一类是国内企业间的联盟。如果能够与国外跨国公司建立战略联盟，既可以有效地防止由于跨国公司的并购而产生的负面影响，又可以通过联盟提高管理水平，学习国际惯例，积累国际经验。由于跨国公司急需了解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本身就有一种联盟的需求，当并购战略遇到强硬的抵抗后，它们就会退而求其次，与我国国内企业进行战略联盟就成为跨国公司的一个现实选择。关于第二类战略联盟——中国企业间的联盟，其意义不仅在于重新整合企业资源，扩大企业的外延，更在于利用团队联盟的强大资源，使联盟成员在资源整合后的新平台中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共同进步，进而构成了国外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巨大障碍，提高了国外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进行并购的成本。实际上，如果中国大企业能够有效地运用这两类战略联盟，对于国外跨国公司的对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就大可不必有过多的担心。

四是采取积极的防御策略，防止跨国公司的恶意收购。目前虽没有外资公司在中国A股上市，但外资通过受让股权，或战略投资人绝对控股的方式与国内企业合作，而间接进入中国股市的做法已屡见不鲜，如美国通用与上海汽车、江铃汽车与福特汽车、东方通信与摩托罗拉、大唐电信与朗讯等。（注：谢mín＠①：“中国未来10年上演西方百年并购史”，《中国经营报》，2001年12月18日。）虽然在我国加入WTO后的2～3年内，我国在很多环节上（如迄今为止有关外资并购操作的法律和政策基本还处于真空状态）还制约着外资并购在我国A股市场中的发展。但是，根据跨国并购投资的国际主导趋势以及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特征，可以预见在将来，我国A股市场将成为发生外资并购的重要场所。外资并购国内上市公司虽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同时将又可能产生很多问题，如恶意收购问题，市场垄断问题，并购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外资突然撤离而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问题，等等。这一方面要求国家完善法规建设，包括应制定收购和兼并法、反垄断法，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和强化证券市场的监管，建立和完善并购前国有企业资产评估制度等；另一方面，要求企业学习和借鉴国外企业的防御并购的策略，防止恶意收购。在国外，企业的并购防御策略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并购要约前的并购防御策略，具体有董事轮换制、绝对多数条款、双重资本重组、“毒丸”计划等；另一类是并购要约后的并购防御策略，包括特定目标的股票回购、诉诸法律、资产收购与剥离、邀请“白衣骑士”等。（注：参阅干春辉：《管理经济学》，立信会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462～467页。）这些策略值得我国企业研究和借鉴。

【参考文献】

1陈佳贵、郭朝先：“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新动向”，《经济管理》，2001年第2期。

2程兆谦、徐金发：“并购与战略联盟的比较研究”，《决策借鉴》，2001年第2期。

3曾忠禄：《公司战略联盟组织与运作》，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

4黄群慧：“400洋巨头升级‘中国攻略’”，《经济日报》，2002年5月9日。

5冀文海：“WTO时代：跨国公司要做‘领头羊’”，《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1月7日。

6刘超然：“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的利弊分析”，《国际经济合作》，2000年第2期。

7屠正锋：“并购式外国直接投资的趋势和影响”，《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2期。

8王允贵：“跨国公司全球扩张与中国的政策选择”，《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第4期。

9谢mín＠①：“中国未来10年上演西方百年并购史”，《中国经营报》，2001年12月18日。

10干春辉：《管理经济学》，立信会计出版社，1998年版。

11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1)》，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

第9篇：数字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 价格战国际比较宏观经济环境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价格战在我国硝烟四起。进入2000年后，价格战呈现越演越烈之势，而且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 然而，从西方发达国家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幅度的降价活动已经很少，而且持续时间较短，远远没有中国价格战激烈。

为什么价格战在中国和在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频度、激烈程度、持续时间有如此大的差别？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

一、各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的比较

我国企业频繁爆发价格战，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是由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所决定的，有其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中国最近一轮经济增长的上升周期开始于2000年，2003年呈现出加速增长的势头，同时国民经济运行也出现了“虚热”的状况。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在200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超过了30%。2004年政府加大了宏观经济调控力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6.6%。2005年这一数字为25.7%。过度投资所导致的后果是生产能力超出市场预期需求，产品结构不合理，产能大量过剩，物价不断下跌。2006年是经济过热后果影响最深的一年，一方面，由于局部产能过剩，形成投资需求下降，雇佣工人也随之减少，工资增长就下降，消费需求也跟着下降；另一方面，产能过剩产生供大于求，供大于求的压力会造成商品价格下降，促使利润空间紧缩，企业出现亏损甚至倒闭，形成过剩行业失业率上升和工人收入下降，进而造成社会总需求下降。在此综合因素上，价格的降低成了必然。

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与我国不同。它们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了多年，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和完善，市场调节过程已经相对合理，在宏观资源配置方面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而且发达国家形成了良好的政府监督机制与行业协调和自律，进一步避免了价格战的大规模爆发。

通过表1和图1对中国和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物价增长率的比较，可以对此有更清晰的认识。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和英国十年来居民消费价格基本呈稳定增长趋势，十个散点均分布于1.5～3.4之间。由此可见这两个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品物价稳定上涨，且上涨幅度较大，年平均涨幅为2.4%。中国的居民消费物价虽然总体上也是上升的，但是增长率较低，个别年份如1998年、1999年和2002年出现了负增长。可以看出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的居民消费品价格上涨缓慢。

二、企业所处竞争阶段的比较

企业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企业的起步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企业竞争可以分为产品竞争、市场竞争、管理竞争及人才竞争。国外企业大多已经处于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它们已经度过了降价竞争的阶段。而对我国来说，很多产业要么处于起步阶段，要么处于成长阶段，还没有形成合理的市场格局。各个企业为了争夺市场，激烈的价格战就不可避免。

对汽车业进行具体分析。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通用、福特和戴姆勒―克莱斯勒一直占据市场主要份额，2004年这三个公司占据了美国汽车市场61.5%的份额。其中通用27.5%，福特19.7%，戴姆勒―克莱斯勒14.3%，它们的年生产能力都在700万辆以上。美国的汽车生产厂家不过30多家。我国汽车生产厂家却是极度分散，整车生产厂家仍然多达120多家，汽车改装厂家多达500多家，汽车生产厂家的数目超过了美国、西欧和日本汽车生产厂家数的总和，居世界第一位，但生产规模却非常小。我国年产量超过20万辆的只有一汽集团、上汽集团和东风集团三家，与世界上大汽车公司的年产量都在100万辆以上规模形成鲜明的对照。

三、产品销售价虚高成分的比较

国外产品的销售价虚高成分较少。同样以汽车业为例，在英国，监管机构一旦发现有大公司垄断价格的情况发生，就会出台相应的措施使价格回落，这样既保证了汽车市场的健康发展，又维护了消费者的权益。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拿中国汽车业来说，目前我国经济型轿车降价几乎已经到了底线，而中高档汽车仍存在较大的降幅空间。以2003年进入市场的宝马325为例，在美国的市场建议零售价为30050美元，按当时8.3的汇率计算，再加上中国34%的关税，总价也只有36万元。而在中国销售的进口组装宝马325的售价是47万元，相差了11万元。所以中国的汽车价格一直往下降，是把汽车的不合理利润挤出来。

四、品牌比较

品牌是企业的金字招牌，是市场畅销的通行证，最好的营销策略。当市场竞争逐步从局部的产品竞争、质量竞争、价格竞争等向品牌竞争发展时，塑造消费者信赖和忠诚的品牌就成为众多企业经营者梦寐以求的事情了。

2004年1月世界品牌实验室编制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品牌》报告揭晓，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Coca-Cola（可口可乐）、McDonald（麦当劳）、Nokia（诺基亚）、Pepsi（百事可乐）、Apple（苹果）、SONY（索尼）、Microsoft（微软）、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Benz（奔驰）、BMW（宝马）。名牌产品有强大的品牌号召力和消费者很高的忠诚度，成为其他企业很难超越的无形屏障。

中国品牌与国际品牌差距还很远。《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个品牌》报告中，中国海尔排在第95位，是惟一入选的中国企业。中国缺少国际品牌的现状决定了我们现在的产品竞争还停留在低级的价格竞争上。

五、消费者类型的比较

消费者可以分为价格驱动型、质量驱动型、品牌驱动型等。很多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更为注重产品的质量和品牌。80%的西方消费者表现出对某些品牌很强的忠诚度。因此价格战在国外的效果并不显著。

按当前8.0082的汇率计算，中国当前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为美国的3%，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是美国的16%。中国的消费者平均收入较低，决定了中国的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度高，或者说，价格敏感型的消费群在中国的比重大。对价格敏感的特征使零售促销的相对作用更大;使冲动购买的可能性增大;也使得在中国各种零售业态的竞争中，商品价格较低的大卖场在中国适者生存的优势特别明显，相比之下，在欧美市场，百货店(品牌商品，价格更高)的空间显然比在中国大(中国的百货店只在沿海发达城市较易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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