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家乡经济调研报告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市场调研是一种把消费者及公共部门和市场联系起来的特定活动一一这些信息用以识别和界定市场营销机会和问题,产生、改进和评价营销活动,监控营销绩效,增进对营销过程的理解。小编在这里给大家整理了3篇市场调研报告的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市场调研报告范文1:
一、调查方案
(一)调查目的:通过了解大学生手机使用情况,为手机销售商和手机制造商提供参考,同时为大学生对手机消费市场的开发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调查对象:在校生
(三)调查程序:
1、设计调查问卷,明确调查方向和内容;
2、进行网络聊天调查。随机和各大学的学生相互聊天并让他们填写调查表;
3、根据回收网络问卷进行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1)根据样本的购买场所、价格及牌子、月消费分布状况的均值、方差等分布的数字特征,推断大学生总体手机月消费分布的相应参数;
(2)根据各个同学对手机功能的不同要求,对手机市场进行分析;
二、问卷设计
大学生手机使用情况调查问卷
三、数据分析
根据以上整理的数据,我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学生手机市场是个很广阔的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市场。
(一)根据学生手机市场份额分析
(二)学生消费群的普遍特点
作为学生我对这个群体做了一些了解,对于我们共同的特点进行分析,得出手机市场应该针对不同学生群体开发产品或进行针对性的营销手段,才能够抢占市场。下面我们就来对学生群体的特点来进行分析:
1、学生消费群的普遍特点:
1)没有经济收入;
2)追逐时尚、崇尚个性化的独特风格和注重个性张扬;
4)学生基本以集体生活为主,相互间信息交流很快易受同学、朋友的影响。
5)品牌意识强烈,喜爱产品;
(三)学生消费者购买手机的准则和特点
通过调查大学生购买手机主要考虑因素是时尚个性化款式、功能、价格、品牌等,这也成为学生购买手机的四个基本准则。在调查中表明,大学生选择手机时最看重的是手机的外观设计,如形状、大小、厚薄、材料、颜色等,占65%;但大学生也并非一味追求外表漂亮,“”也很重要,所以手机功能也占有一席之位,占50%;其次看重的是价格,而较少看重的是品牌,看来现在的大学生还是比较看重实际的。
市场调研报告范文2:
一、市场调研
目前市场上的沙发按照材质主要分为木质、真皮、布艺、以及二者结合四种,木质沙发:直接由各种木材打造,坐垫和靠背上没有任何面料修饰,实用性和环保性比较好,但原木较生硬,舒适感不强,没有人性化设计难以满足现代沙发舒适性的要求;
目前市场上的沙发高档品牌主要有以整体家居布置、沙发配套为主的全有家私、皇朝家私、香港富得宝、香港乐其、宜家家私等、以及主营沙发的芝华士;中档品牌则包括吉斯、喜梦宝、世纪博森、伊诺维绅、成都南方等,低档品牌则。
一、XX沙发市场概况:
目前,XX沙发销售地主要聚居在XX大街处银座家居、富雅家居、欧亚商城、东亚商城、清河家具、国贸家具、二印家具城。从产品和品牌档次上看,银座家居、富雅家居属高档品牌的根据地,东亚商城、清河家具、国贸家具、二印家具则汇聚了来自天南海北的中低档沙发品牌。从经营定位上看,各商城均有自己的差异化定位,知名品牌、高档商品的专卖店向富雅、银座家具城集中;中档及部分专业市场多数集中在东亚家具城;低档商品的批发业务又集中在XX和XX家具城,欧亚则走专业化办公家具路子,与其同一东家的银座家居形成互补,对其他家具商城形成攻击。
市场上的沙发按照材质主要分为真皮、布艺、以及二者结合三种,进驻XX沙发目前市场上的沙发高档品牌主要有以整体家居布置、沙发配套为主的全有家私、皇朝家私、香港富得宝、香港乐其、宜家家私等、以及主营沙发的芝华士;中档品牌则包括吉斯、喜梦宝、世纪博森、伊诺维绅、成都南方等,低档品牌则汇聚了一些来自XX本土和其他各地区县城的小品牌,如XXXX、XXXX等。
三、消费者调查:
1、消费者细分特性描述一(低、中、高档):
a)平民百姓、普通工薪族是是低层次、低价位的主要消费群。他们的要求是:简洁实用而又有现代美感;功能较多,以便充分利用有限的居住空间;希望中高档次的设计及风格,但价位偏于中低价,心理上能感到物有所值。这一类消费群还是杂牌的天下,因其长于抄袭与模仿,拙于原创与设计研发。因此,它们利用自身的各项成本优势,吸引了广大的中下层次的消费群。
b)中高层次的消费群,这部分消费者包括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城市“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他们事业有成,思想独立,个性化追求较为明显。对家私的性价比、设计风格、用材、品牌定位较为看重。这部分生产厂家较多,他们各自以自己的原创设计及针对目标消费者的技术研发满足了追求不同风格的消费者的需求。
c)都市新贵或富豪的高层次群体。这部分人居于消费金字塔的顶端。一般都有别墅或宽敞豪华的住房,对家具的要求首先是品牌要与自己的社会或金钱地位相匹配,通常选择的是国际品牌或知名品牌。
2、消费者细分特性描述二(办公、家居):
a)办公沙发消费群主要是经济水平处于中高层次的群体。购买群也多位于这个群体。经济佳者,由于公司形象或私人喜好的需要,他们看重品牌,因此选择的一般都是知名品牌。经济一般者,则选择中档品牌,既顾及到了形象,又节省资金。
b)家居沙发消费群的范围比较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成家立业或将近成家的消费者。对于私人使用物品,他们选择起来相当慎重,不仅注重质量,而且在与室内风格匹配上也花尽心思。由于经济状况的不同,选择的品牌档次亦各不相同。
3、影响消费者购买沙发的主要因素:
访问5人,综合如下:
消费者选择标准——无污染、没怪味、舒适、款式合理、价格实惠
高消费——大品牌
中低消费——舒服、价格便宜
现用沙发品牌——南方、泰新、以及济南本地产布艺沙发
认为现在较好的沙发品牌是芝华士、皇朝家私、全有家私以及一些香港品牌等。
四、沙发产品的未来发展走势:
通过访谈和查找二手资料,有三大走势:
a)产品设计开发方面:力求创新,国际一体化,简约、舒适成为城市中人们放松压力生活的主题;
b)产品使用方面:力求方便搬运,使用年限减少,色彩和时装化的家具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
c)品牌方面:由于产品日趋细分,沙发品牌呈两极化发展,知名品牌更加注重其品牌的建设和推广,某些中档品牌则在竞争中淘汰,而那些杂牌、小品牌则依旧利用自己的成本、价格以及地域优势,占据中下层消费区域。
市场调研报告范文3:
为了深入了解本市居民家庭在酒类市场及餐饮类市场的消费情况,特进行此次调查。调查由本市某大学承担,调查时间是20**年7月至8月,调查方式为问卷式访问调查,本次调查选取的样本总数是2000户。各项调查工作结束后,该大学将调查内容予以总结,其调查报告如下: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二、专门调查部分
(一)酒类产品的消费情况
1、白酒比红酒消费量大。分析其原因,一是白酒除了顾客自己消费以外,用于送礼的较多,而红酒主要用于自己消费;二是商家做广告也多数是白酒广告,红酒的广告很少。这直接导致白酒的市场大于红酒的市场。
2、白酒消费多元化。
(2)购买因素比较鲜明,调查资料显示,消费者关注的因素依次为价格、品牌、质量、包装、广告、酒精度,这样就可以得出结论,生产厂商的合理定价是十分重要的,创、求质量、巧包装、做好广告也很重要。
(3)顾客忠诚度调查表明,经常换品牌的消费者占样本总数的32.95%,偶尔换的占43.75%,对新品牌的酒持喜欢态度的占样本总数的32.39%,持无所谓态度的占52.27%,明确表示不喜欢的占3.4%。可以看出,一旦某个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是很难改变的,因此,厂商应在树立企业形象、争创上狠下功夫,这对企业的发展十分重要。
(4)动因分析。主要在于消费者自己的选择,其次是广告宣传,然后是亲友介绍,最后才是营业员推荐。不难发现,怎样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对于企业来说是关键,怎样做好广告宣传,消费者的口碑如何建立,将直接影响酒类市场的规模。而对于商家来说,营业员的素质也应重视,因为其对酒类产品的销售有着一定的影响作用。
(二)饮食类产品的消费情况
本次调查主要针对一些饮食消费场所和消费者比较喜欢的饮食进行,调查表明,消费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消费者认为的酒店不是选择,而最常去的酒店往往又不是的酒店,消费者最常去的酒店大部分是中档的,这与本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是相适应的,现将几个主要酒店比较如下:
2、消费者大多选择在自己工作或住所的周围,有一定的区域性。虽然在酒店的选择上有很大的随机性,但也并非绝对如此,例如,长城酒楼、淮扬酒楼,也有一定的远距离消费者惠顾。
3、消费者追求时尚消费,如对手抓龙虾、糖醋排骨、糖醋里脊、宫爆鸡丁的消费比较多,特别是手抓龙虾,在调查样本总数中约占26.14%,以绝对优势占领餐饮类市场。
4、近年来,海鲜与火锅成为市民饮食市场的两个亮点,市场潜力很大,目前的消费量也很大。调查显示,表示喜欢海鲜的占样本总数的60.8%,喜欢火锅的约占51.14%,在对季节的调查中,喜欢在夏季吃火锅的约有81.83%,在冬天的约为36.93%,火锅不但在冬季有很大的市场,在夏季也有较大的市场潜力。目前,本市的火锅店和海鲜馆遍布街头,形成居民消费的一大景观和特色。
三、结论
1、本市的居民消费水平还不算太高,属于中等消费水平,平均收入在1000元左右,相当一部分居民还没有达到小康水平。
2、居民在酒类产品消费上主要是用于自己消费,并且以白酒居多,红酒的消费比较少,用于个人消费的酒品,无论是白酒还是红酒,其品牌以家乡酒为主。
3、消费者在买酒时多注重酒的价格、质量、包装和宣传,也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持无所谓的态度。对新牌子的酒认知度较高。
2016社会实践调研报告范文一:
一、 调研背景
进入21世纪,互联网和通讯技术高速的发展使商务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随着电脑的普及,网上购物这一方便、快捷的购物形式也被很多人所接受。大学生作为对网络最敏感的人群,对网上购物更容易接受,且在他们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气候。为了更加清楚的了解大学生网上购物的现状,对在校的大学生展开了这次关于大学生网上购物的调研。
二、 调研的目的
1、了解我国在校消费的网上消费潜力、消费倾向、消费结构和消费2、动力,为我们进一步开拓与细分大学生市场提供充分的依据。 3、了解网上购物存在的弊端,为解决提供依据。 4、为完善网上购物提供依据。 5、了解网上市场的发展前景。
三、调研方法
1考虑到现实情况因素,调研对象将进行分类。首先按电子商务和非电子商务专业进行分类调研,各个年级的人数也将抽取相同比例的人数。
2调研的实施为发放问卷调研,对调研对象每个都面对面的填写调研表进行调研。
四、 调研内容及预测
本次调研共调研250人,在有效的250份问卷中,有105人又网上都无的经验,达42%,145人没有网上购物经验,占58%。
对有网上购物经验同学的分析
(一)针对选择网上购物的大学生,我们从选择网上购物的理由,以及有网上购物者对网上购物的看法和现状进行调研和分析。主要分析被调研者和网上购物本身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通过分析提出看法和建议。
问卷中还有极少部分的人填写了其他答案,比如:周围环境、节约时间等。但是从表二中得出,价格便宜是大学生网购的主要原因。其次,购物方便是大学生选择网购比较主要的原因。 (二):针对选择网上购物的大学生,我从选择购物的网站进行调研和分析。在所有被调研的人中,34.8%的人选择的购物网站是淘宝网。其次,12%的人选择的购物网站是拍拍网。可以得出:淘宝网是各大学生网购的主要网站。
(三)针对选择网上购物的大学生,我从网购产品选择进行相关调研。
在所有被调研的人中,22.40%的人在网上购买的产品是服饰。其次,4.8%的人选择的网购的产品是日化用品,还有8%的被调研者选择网购的产品是其他产品。可以得出:在网上销售服饰,大学生是最主要的消费对象。
(四)针对选择网上购物的大学生,我从网购出现问题选择的解决的方式进行调研。
在所有被调研的人中,21.2%的人在网购时出现问题时会选择与商家协商方式来解决。也有9.2%的人会自认倒霉。
(五)网购所选择的物流方式调研
在所有被调研的人中。网购时选择的物流方式26%的人会选择快递公司,其次是6.50%的人选择EMS。平邮的选择率也达到5.2%,接近EMS。
(六)网购者月消费额的相关调研
在所调研的人员中,网购月消费额在50元左右。月消费额在50 100元人数也达到44人。得出结论:大学生网购消费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对没有网购经历同学的分析
(一)针对没有选择网上购物的大学生,我们从没有选择网上购物的理由,以及有没有网上购物者对网上购物的看法和现状进行调研和分析。
没有购物经历的同学有61.40%没有办网上银行。可以得出:没有网上银行是很多人不能网购的制约因素。
没有网购经历的同学52%是因为卖家信用,其次是售后服务。还有网络安全也达到了34%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影响网购的原因调研
(三)假设网购非常安全,是否会选择网上购物进行调研。
可以看出,61.20%的人会在未来选择网购,说明网上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五、 调研总结
(一)通过对调研中已经网上够过物和网上没有够过物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可以得出一下结论:
1、进行网上购物的同学占全体学生42%,而且有扩大趋势。该比例高于中国网民的购物比例20%左右,说明大学生比较容易接受网络购物这种新颖快捷的购物方式,且大学生会是未来主要的网上消费人群。
2、网购过的学生普遍认为网上购物具有价格便宜、购物方便、货物齐全、新鲜等优点。这会吸引更多的大学生进行网上购物。
3、影响同学们网上购物的因素有很多,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但是最主要的仍然是对安全和信用问题的担忧。
4、网上的商品有很多,但是服装是大学生消费的主要产品。服装业在未来将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5、网上购物者很多人选择的物流方式是快递,其次是EMS。之所以选择快递的人多是由于相比之下EMS价格太高。物流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电子商务重要的因素。
6、网上购物者主要选择的网站是淘宝网,其次是拍拍网。可以看出淘宝网和拍拍网是BtoC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平台。
7、根据有网购和无网购的数据可以看出,虽然大学生网上购物消费能力有限但是这一具有新思想的消费群体购物比例高,对电子商务网上购物勇于尝试,认同度很高,电子商务是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行业。
(二)对在校大学生网上购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针对调研中发现的在校大学生网上购物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初浅的看法和建议:
2、信用问题是网上购物中人们担忧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加强信用机制建设,规范身份认证和身份识别技术的应用,通过宣传教育让人们了解网上信用机制。通过法律手段规范信用评估,对于促进网上购物的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
2016社会实践调研报告范文二:
经过了3个月的细致调研分析之后,近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了专门针对 在校期间基本生活费用难以达到学校所在地最低伙食标准,且无力缴纳学费及购置必要学习用品,日常生活没有经济保障 的 贫困女大学生 生活状况调研结果,结果显示:38.1%的特困女大学生每个月从家里得到的生活费在100元以下;15.7%的特困女大学生来自独生子女家庭,25.3%的来自城市家庭;非西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来的特困女大学生一样贫困;特困女大学生有三难:求学难,勤工俭学难,找工作难,甚至连谈恋爱都是一种妄想 一个案例
油多了不好。 记者劝孟娜打一些油多一点的菜的时候,她这样说,并执意要记者多吃一些带肉的菜,而她只要了一份1元钱的炒粉丝。这还是在记者在场的情况下,如果是平时,她只要8毛钱的豆腐、土豆或者6毛钱的白菜。
孟娜是中国农业大学车辆工程专业20xx级学生,她的家乡在河南柘城。孟娜家里一共有6个兄弟姐妹,还有一个70多岁的爷爷,加上父母,一共有9个人。20xx年,孟娜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车辆工程专业,父亲卖光了家里能卖的所有粮食,借遍了所有能借钱的亲戚朋友,才把她送到了北京。
孟娜所在的专业每年需交学杂费共6200元。孟娜没那么多的钱,她身上总共不过2300元。她拿出1400元交了学杂费,自己留下900元做1年的生活费用。没有交上的学费只能慢慢补。
学校每个月给每个学生发放107元的生活补贴,孟娜还在学校申请到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在那间放了40多台电脑的屋里,孟娜每天用半个小时进行清理,这样下来,每个月能挣上80来块钱。
孟娜不敢上街买东西,一要花车费,二来东西贵。前几天实在太热,她花20元买了一件T恤;实在没有鞋穿了,又花30元买了一双鞋。孟娜柜子里还有一件春天买的外套,值19元。
孟娜是学校里的特困生,但她并不是惟一的。在中国扶贫基金会调研的农、林、师范类高校中,像孟娜这样的特困女大学生,超过了学生总人数的15%,她们 在校期间基本生活费用难以达到学校所在地最低伙食标准,且无力缴纳学费及购置必要学习用品,日常生活没有经济保障 。而中国扶贫基金会这份《贫困女大学生调研报告》显示,在一般的综合性院校,特困女大学生的比例也达到了8%。 五组数字
15.7%来自独生子女家庭
接受调研的贫困女大学生中,19.4%来自农业大学,6.6%来自林业大学,6.6%来自医科大学,15.3%来自师范大学,52.2%来自综合大学。70%以上的贫困生来自 老、少、边、山、穷 地区,农村经济不景气,家里缺少劳动力,致使收入只够维持温饱。同时,由于近几年城市贫困家庭尤其是下岗职工家庭数量日趋加大,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率比以前有所下降,使城市家庭供养大学生也面临诸多困难。在此次调研的高校贫困女大学生中,就有25.3%的贫困生来自城市家庭,其余74.7%来自农村。来自城市的贫困女生中,绝大多数都来自双亲家庭,只有11.9%的女大学生来自单亲家庭,0.5%的贫困女大学生是孤儿。另外,15.7%的贫困女大学生来自独生子女家庭,84.3%的贫困女大学生来自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
93.7%月生活费不足200元
贫困女大学生的生活消费水平都很低,在校期间基本生活费用难以达到学校所在地最低伙食标准,且无力缴纳学费及购置必要学习用品,日常生活没有经济保障。调研显示,贫困女大学生的父母每月能支付给她们的生活费在100元以下的有38.1%,100元到200元之间的有44.3%,在200元以上的仅为17.6%。贫困生每月生活费支出在51元到100元之间的占28.7%,支出在101元到150元之间的有37.9%,200元以下的比例总共达93.7%。
在吃饭以外的消费上,有13.7%的贫困女大学生根本没有经济能力购买学习用品,49.8%的贫困女大学生每月个人学习用品支出只能在20元以下。高达56.6%的贫困女大学生没有购买服装的经济能力,还有25.2%的每月服装支出只能在20元以下。65.9%的女大学生无力购买化妆品,还有31.5%的贫困女大学生月支出能力只能在20元以下。
此次调研的贫困女大学生中,有45.6%的贫困女大学生生活困难,只能靠勤工俭学勉强维持;有42.2%的贫困女大学生生活紧张,手中的钱必须用心计划,才能维持生活;还有高达6.6%的贫困女大学生生活特别困难,已经无法维持,不能继续上学。
84.7%的人承受经济困难的压力
因为贫困,女大学生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业余生活有诸多阻碍。调研显示,84.7%的贫困女大学生承受着家庭经济困难的压力;60.2%的承受着学费书费上升的压力;48.5%的承受着生活费上升的压力;42.0%的承受着学习紧张的压力;还有28.1%的承受着考试不理想的压力和怕与同学谈论钱方面事情的压力。 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28.2%的同学不愿让他人知道自己的心事,36.8%的学生选择向过去的同学倾诉,31.4%的选择向现在的同学倾诉,28.0%的向家人倾诉,17.4%向学校、教师倾诉。
在课余时间的安排上,有66.2%的贫困女大学生的业余活动是勤工俭学;有83.8%的贫困女大学生的业余活动是学习,只有9.6%贫困女大学生有休闲、娱乐活动。勤工俭学的工作主要是校内勤工俭学和家教,所占比例分别为50.3%和45.5%。
贫困女大学生为了学费和生计,不得不利用课余时间甚至上课时间外出打工挣钱。挣钱只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根本谈不上增添学习用品、书籍、资料等,更谈不上进行形象建设。有56.6%的贫困女大学生不买服装,有65.9%的贫困女大学生不买化妆品。
仅有4.1%的贫困女大学生赞成恋爱
因为经济的贫困的环境的压力,谈恋爱对贫困女大学生来说成为了奢侈品。调研显示,仅有4.1%的高校贫困女大学生持赞成态度;有34.7%的贫困女大学生认为无所谓;有26.8%的贫困女大学生不赞成;还有34.4%的贫困女大学生甚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在个人将来就业的问题上,有2.8%的贫困女大学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有6.7%的贫困女大学生对于个人将来就业没有信心,茫然不知所措;有43.1%的贫困女大学生认为自己毕业后应该有一份工作;有47.4%的贫困女大学生对自己很有信心,认为毕业后会有一份称心的工作。
在接受帮助的问题上,86.1%的贫困女大学生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愿意接受他人的帮助。82.5%的贫困女大学生希望在学费上得到帮助,40.3%的希望在生活费上得到帮助,38.2%希望得到培训,24.2%的人希望得到心理指导。
73.0%的人籍贯在非西部地区
此次调研发现,来自非西部地区的女大学生和来自西部地区的学生一样贫困。有27.0%的高校贫困女大学生籍贯在西部地区,有73.0%的贫困女大学生籍贯在非西部地区。
以促进全市农村个私经济发展为总体要求,以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为总体目标,以发挥工商职能为重要手段,扎实推进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工作举措
(一)营造氛围,鼓励创业
1、6月份,结合纪念《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颁布2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19周年,在我市主流新闻媒体上开辟专栏、专访、录制专题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个私经济发展历史,现阶段全市个私经济发展情况。此项工作由个、个私协、办公室负责落实。
2、将8月份定为个私经济发展“集中宣传月”。各直属局、分局要以所属基层分局(所)为主要阵地,以定片驻乡干部为主要工作对象,向农民大力宣传党和国家鼓励支持个私经济发展的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引导农民树立市场经济观念,支持农村剩余劳动力兴办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
3、逢春节、中秋节等重大节日,以及每年毕业生即将毕业之际,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邀请函、上门拜访等多种形式,加强与外出经商打工人员和在外地就读的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的联系,鼓励他们返乡创业,为家乡发展作贡献。对于他们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时帮助他们协调解决。
4、4月初开始,围绕“发展农村个私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县(区)开展专题调研活动。调研报告将从阐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要意义和发展农村个私经济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系入手,深刻分析现阶段我市农村个私经济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机遇,继而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特别是结合工商职能提出促进全市个私经济发展的建议。该项工作由个牵头负责,8月份左右完成。
(二)优化服务,支持创业
1、年检和贴花验照期间,对于农村集贸市场等个体户集中区域,提前张贴通知,集中为个体工商户办理验照贴花手续;对位于边远村组的个体户和企业,要主动进行电话预约,带齐资料,上门为他们办理年检和贴花验照;对于部分冠省、市名的企业,要主动指导、帮助他们向上级工商部门申报年检材料。
2、结合第七次全民创业调研,由法制部门牵头、个私监管部门配合,组织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宣传培训,鼓励、支持和引导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3、培育和规范农村市场,拓宽农副产品流通渠道,加快推进农村市场升级改造。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把培育和规范农村市场作为搞活农村流通,实现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要继续实施市场标准化管理,大力指导农村市场开展“星级文明市场”达标创建活动。认真贯彻省政府召开的“全省农副产品市场建设管理工作会议”精神,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引导、督促农村市场开办者加强对农副产品市场尤其是棚顶市场硬件设施的改造力度,完善农副产品市场设施,提高农村市场服务能力。积极培育农副产品连锁、零售及批发市场,促进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农村市场标准化管理和文明诚信市场创建活动,强化市场开办者第一责任人意识,不断提升农村市场运行质量。
(三)落实政策,保障创业
1、除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业,都允许农民开办个体工商户或私营企业;对于农村流动小商小贩、农民在集贸市场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指定区域内销售自产农副产品的,一律免于工商登记;在全市所有基层分局(所)实行个体工商户分层分类登记制度,方便农民就近到所在地基层分局(所)办理个体营业执照。
“刘编导,今天晚上的乡土节目播啥呢?”村民们见到他,总是这样问。他,就是县镇党委委员。他以勇于开拓、乐于奉献的精神,创办了县第一家乡镇远程教育频道,大大地拓展了远程教育的空间,丰富了远程教育的内容,开创了远程教育一片新天地。
一、思路求新,积极拓展远程教育空间
是一个大镇,全镇共有6万余人。虽然全镇已有13个远教站点,但覆盖面十分有限。如何扩大远教节目覆盖面,一直是同志思考的问题。如果能利用镇有线电视线路将远教内容覆盖到户,那么远程教育的辐射面将更宽广、效果也会更好。萌生了开设远教频道的念头。说干就干,他找到有关技术人员考察线路,研究方案,推敲细节,撰写调研报告。同时,积极向镇党委汇报,他的提议得到镇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同意拨付经费2万元,装修高标准远教室,购买投影机等教学设备。在整个过程中,他亲自参与规划设计,动手安装有关设备。
的努力没有白费。6月中旬,镇远程教育频道开始布网安装,试播,并于7月中旬正式播出,其播出信号覆盖到2800多用户。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能方便快捷地收看到远程教育的节目,远教频道成了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教育频道,成了群众了解市场信息的致富频道。
二、工作求实,着力提高远教站点学用活动成效
认识到,要进一步推进全镇的远教工作,就必须在制订学习制度、丰富频道内容上下工夫,解决远教工作发展瓶颈。一方面,他制订了远教频道工作制度。规范了节目播出的时间,要求镇村党员干部会前看电教片1小时;另一方面,他不断丰富远教频道内容。他利用自费购买的摄像机,将其镜头伸向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自制了一些为广大农民所喜闻乐见、富有乡土气息的农村节目。如《一个带头致富的能人》、《如何搞好新农村建设》等。有时为了制作一个好的节目,常常要到深夜才能回家,但他从来没对别人说过一声苦和累。一次,为了采访鹅溪村一个叫汪东辉的优秀青年,他骑着摩托车,整整转了一天,直到天黑才摸索着回了家。
在做大做强机关站点工作的同时,从不忽视其它站点的远教工作。他利用机关远教站点这个优势,对全镇的操作员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培训,三年来共培训操作员共182人次。并督促站点所在地的党支部切实加强对远教学用工作的领导,有力的推动了“远教学用效益年”活动的开展。
三、苦尽甘来,收获远教成果。
新生代农民工逐渐作为农民工的主力军,和上一代农民工相比,受教育程度高,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更加贴近城镇居民,即使在城镇长大、居住却无法和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养老待遇。我们现阶段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改革主要是针对于老一代农民工,不完全适用于新生代农民工。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户籍限制 养老保险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在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步伐加快及农业生产力逐步现代化的多重背景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成为进城农民工。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截至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长3.4%。同时,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代际更替,将农民工群体划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所谓第二代农民工也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是1980年以后出生、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并且在整个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一、新生代农民工特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随着城镇化进程,这一人数将以每年8000左右的速度不断增加,在十年内将增至2亿。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和第一代农民一样处于“市民”和“农民”之间的尴尬境地,具有较大的就业压力,对工资收入满意度低。可以说,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能够成为“市民”,低收入和高价房成为他们定居城市的主要障碍。
1、文化水平较高,重视教育
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普及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普遍受到过相对规范的教育。《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起,从农村外出务工经商的劳动力中初中教育水平的比重最高,高于50%以上,且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1]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这种观点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得到最广泛的认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称“有97%的农民工表示愿意继续学习,其中比例最高的是专业技能知识,法律知识和文化知识次之。他们不仅仅自己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而且对下一代的教育也赋予巨大的期望。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学历的期望都是大学学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历,三者合计达89.1%,其中希望子女将来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高达38.8%。
2、生活方式贴近城市居民,对家乡认同感较弱
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从小随父母在城市长大,同样受到城市大众文化的影响,缩小了他们和城里同代人的差距,日常穿着、谈吐以及生活娱乐习惯基本都与城里人一样。 [2]在闲暇娱乐的选择上,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比例最高的分别是上网和听音乐(典型的城市生活方式之一),比第一代农民工平均高23%。尤其是大专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上网的比例高达44.5%。 [3]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这些生活方式让自己越来越趋于“市民”。因而,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的乡土认同也逐渐在减弱,认为自己已经脱离农民身份,他们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对农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也开始出现不认可,甚至持批评的态度。
3、无务农经验,以个人发展为就业导向
和上一代农民工相比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或只会一点点,很少接触农业生产劳动,缺少艰苦锻炼的机会。
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以生存作为主要目的,而是将寻求自我发展和追求城市生活作为主要的目标。根据统计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以 “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学一门技术”和“在家没有意思”的人占到了71.4%。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60年代的农民工有76.2%的人选择了“出来赚钱”。[4]由此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有了比父辈更深更高的认识,意识到了知识、技术、经验、自身素质等在就业中的重要性。融洽的工作氛围、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良好的工作条件已经成为他们找工作时最为关注的问题,这也是他们更不愿意接受脏、累、差的体力活的原因。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养老现状及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趋于城镇居民,但是由于户籍限制使得他们很难能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不能享有和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等权益,积累到一定时期、发展到一定程度极易成为“问题农民工”,进而引发成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基于上述的考虑,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1、具有较强的参保意识
上一代农民工具有参保率低,退保率高的特点,养儿防老仍是他们的主导思想。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大部分在城镇长大,从小受到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宣传影响,同时从他们的父辈的经历中意识到社会养老保险的重要性。作为独身子女的一代觉察到养儿防老已无法提供真正的保障。
2、以社会养老为主
上一代农民工即使愿意参加养老保险,但因“高额”的缴费率和漫长的缴费时间而退步,他们对于自身的老年生活的设想是回到农村养老。新生代农民工却相反,上海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显示,有63.24%选择参加社会养老保险。[5]他们渴望参加社会保险,希望能像城市居民一样退休后拿养老金生活。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是能够接受缴费比例和缴费期限。
3、受参保门槛限制小,但有名无实
根据《农民工养老办法》规定,只有在城镇就业并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才能参加养老保险,这个规定没有包括单干或是打零工的农民工。所以老一代农民工想要参加养老还是受到较大的限制,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些,大部分可以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使得在参保门槛方面受到的限制较小。然而,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缩小人工成本,主观上不愿为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但是迫于社会保障部门的压力,企业不得不缴费时,也是想法设法逃费。例如,少报参保人数,压低缴费基数等。故而,很多时候社保部门对于农民工的实际用工情况永远都无从得知,只能让用工单位象征性的缴点费,结果大多数农民工的参保有名无实,仍然游离于制度之外。
4、养老金难以长期积累,关系转移难
调查表明,农民工在工厂、餐饮等服务行业的平均工作周期是4—6年;从事建筑业等体力工作的农民工在一处的平均工作周期更是仅为2—3年。我国对于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期限规定为15年,对于普通的城镇职工而言很简单,但是对于这些流动性较强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还是一大难题。目前,我国还未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省际之间可以统筹的也不多,各地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缴费比率的依据和标准均不同,导致养老保险费用及待遇标准也不同,新生代农民工调换工作后很难衔接。虽然,按照规定,农民工解除劳动关系后可以保留保险关系,重新就业后可以重新参保,但是,他们能够带走的只有个人账户,统筹账户中的资金无法提取,因而,参保农民工在离开打工城市时纷纷选择退保。
三、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改革趋势
1、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
目前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主要还是面向于老一代农民工,没有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更加贴近城镇居民。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城镇一员,而不是在农村养老。因此,农民工的养老政策设计的重点应该放在农民工养老保险和城镇养老保险的衔接,这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更加具有激励性。此外,我国农民工的养老法规种类繁多,没有一部统一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这也为农民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打下基础。
2、改革户籍限制的要求
农民工是一个尴尬的群体,他们生活在城镇但是拥有农村户口,无法和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资源和地位,成为一个城镇居民是所有农民工的希望,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尤为明显。近阶段,在我国根除户籍限制是很难实现,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已经有很大的松动,现在大部分地方出台规定只要在一个地方拥有房产权就享有户籍,但是对于大部分从事苦、险、脏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没有经济能力去买房,很难改变自己农民的身份。因此,我国户籍制度的拥有应以常住人口为划分标准,开放城镇劳动力市场,准许人口自由流动和迁徙,城乡劳动者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有平等的机会。
3、建立全国统一的农民工养老金信息管理网络
农民工养老关系转移是阻碍农民工参保的主要障碍,流动性强的农民工尤其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信息管理系统,建立社会保险关系的电子档案和数据库,分利用现代电子技术和金融网络为农民工提供便捷的服务。允许农民工在返乡中断工作或者发生工作变动而发生养老保险费缴纳中止的情况下,为其保留养老保险账户,待其重新开始工作时对养老保险账户重启。按参保农民工身份证号进行全国统一编号的实名个人账户,对编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农民工发放养老保险个人IC卡,便于劳动者随时办理并查询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情况,使劳动者参保、缴费、转续养老保险关系更加省时省力。
4、适当降低缴费比例
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和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相比较高,其中单位缴费比例为12%,农民工个人缴费比例为4% —8%,由用人单位代为扣缴,全部计入个人账户中。城镇职工个人缴费也是缴纳个人工资的8%,但是城镇职工的工资水平较高,工资也相对较为稳定。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具有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要从他们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缴纳养老保险,并且累计上缴15年,和民工流动性是相冲突的。等到年老之时领取养老保险金,领取的养老保险金也是微薄的,难以抵御几十年疯狂的物价上涨。没有起到真正的养老作用。因而,我国农民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应该适当下调,加强统筹账户的再分配作用。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2] 吴漾:《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东岳论丛》2009年8月(第30卷/第8期)
[3] 殷歌:《“二代”萌生城市化冲动》,《潇湘晨报》2005年1月10日
「关键词差序格局/迁移/就业
引言:问题的提出与调查资料
上世纪80-90年代,外出打工的农民发展为“民工潮”,外出打工被看成是无序的、盲目的人口流动。现在,外出就业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活动。
在各种迁移就业或创业现象中,人们一般以为迁移就业是纯粹的个人行为,每个迁移者都是独立行动的,总体上是分散的、凌乱的。笔者则认为,可能有某种内在的规则在驱动着这些迁移就业的人潮,这是值得人类学者探究的。
本文建立在这样一些研究设问之上:迁移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在其就业过程中,是如何利用和开发自己的社会网络关系的?而这些社会资本又是如何影响其自身的适应方式的?从学理上看,经典的差序格局理论是否可以完全说明迁移者在城市就业中运用社会网络关系这种社会资本的情形呢?
本文的调查资料来源于2001-2002年在北京市和深圳市采用问卷和访谈两种方法对200多位迁移就业者的调查。这项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2001-2002年资助的一个重点课题,题为“城市适应模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和经济适应”。该课题组由笔者主持,成员包括色音、刘小珉、彭雪芳等3位。2002年6月,经过两年的努力,课题顺利结项,最终成果是张继焦等撰写的《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注:在此,笔者对课题组各位成员的积极努力,金烨、解立红、宝山、南快、陈延超、周毛草、苏发祥、朱向春等人所做的调查以及各位受访者的合作,一并致以感谢。)
一、差序格局理论及城市流动人口相关研究成果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人传统的社会网络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人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产生的一圈一圈的波纹;在这样的网络中,每个人都是一个中心,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仿佛扩散开来的一个个圈子,体现出社会关系的亲疏程度。这就是著名的差序格局理论。(注:参见:《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印版,第24-30页。)
在差序格局理论的影响下,以往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研究一般也是从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性因素或角色、地位和身份等层级关系着手,来调查和分析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网络、自我认同和群体关系等问题。比如,王春光和项飚根据在北京“浙江村”的调查经验认为,在特定区域居住的外来群体不仅能够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为纽带形成相互的社会认同和关系网络,而且能够形成具有自治性质的社区生活。(注:参见王春光:《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2页;项飚:《社区何为:对北京流动人口聚居地的研究》,《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6期。)还有的学者也认为,像“浙江村”这样的城市中的“村落”,是人口流动中一种社会组织和整合机制的创新,体现了通过城乡互动而实现的自治社区的特点。(注:参见周毅:《中国人口流动的现状与对策》,《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这类研究明显带有结构分析的特征,侧重于从社会结构中的层级关系出发,通过地位、身份和角色等概念确定研究对象在结构中的位置,并以此来界定和分析他们在特定社会安排中的关系和相互作用。
上述研究以差序格局理论为基础,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资源配置和组织机制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预设出发,把握农村外来人口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在社会互动和建构中的作用,对学术界在经验研究和理论探索上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对政府管理也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决策建议和评估标准。
二、对差序格局理论在城市研究中的适用性的反思
毫无疑问,差序格局的说法对描述城市中的迁移就业者以初级关系(注: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初级关系”指的是人们的血缘关系或亲缘关系等。)为基础建立的社会网络,是贴切的。然而,在经济和社会处于转型期的城市环境中,如果生硬地照搬差序格局理论,则有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变得简单化。从层级关系(如角色认同、社会分层等)入手进行研究,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梳理城市迁移就业者在社会结构和市场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有可能忽视其中的许多规则和因素。其理由有四:第一,迁移城市的就业者作为“新来者”,在面对“陌生”而又“新奇”的城市世界时,既会有一种“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又会感到焦虑不安。对来自农村或小地方的新移民来说,都市是一个未知的、捉摸不定的世界。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为基础的纽带关系,是外来者最可靠的社会基础,也为他们在城市中实现基本的生存提供了条件。但是,他们不可能只生活在熟人圈里,他们还需要按城市的规则建立新的就业、投资和经营等关系,以及建立朋友、婚姻、交换等关系。
第二,进入城市环境中的就业者所面临的,不再是单一的、均质的和稳定的农村社会关系,而是复杂的、异质的和多变的社会关系网络。2001年本课题组在北京的调查中发现,有些少数民族迁移者从家乡来到城市工作和生活之后,社会经济交往方面的侧重点与在家乡时相比,已经有了一定的变化。例如:在社会交往方面,蒙古族在家乡时,最看重的是交情,而来京后发现城里人在交往上最看重的是“上下级关系”,于是就把自己以前最看重的“交情”移到第二位;藏族和傣族在家乡时,最看重的是“亲戚关系”,他们发觉城里人在交往上最看重的是“交情”,于是就感到需要调整自己的交友观念。进入城市的迁移就业者原来的那些社会联系大都留在遥远的故乡,他们原来所遵循的价值观和伦理规范也变得愈来愈不合实际。为了在城市里生存和发展,他们必须和“陌生人”打交道,必须不断建立新的社会联系和关系网络。
第三,到城市中就业的少数民族必须主动参与跨民族的交往活动。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城市中,以行政体系、商业联系和个人关系等为纽带,形成了汉族与不同民族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些网络是一种无形的资源,可以从中获取信息、资金和机遇。那些进入城市中谋求发展的少数民族,必然设法与这些网络发生联系。一个人无论来自什么地方,属于什么民族,想要与这个关系网结合,就必须接受某些规矩,比如政治上的行为方式、经济上的契约观念以及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上的通用语。在这些规矩中,有些是与本民族原有习惯不同的,这就需要改变自己的一些习惯;更多的则属于新生事物,需要不断学习。
第四,社会结构具有相当大的空间和变动弹性。(注:参见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张继焦:《市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进入城市的就业者一方面在适应转型中的城市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也在社会结构中具有较大空间和变动弹性的地方,建构新的关系网络结构。这种关系网络具有开放性和功利性,它会形成一种潜在的力量,不仅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会从深层次上影响资源配置方式、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
三、差序格局的“乡村版”与“城市版”
的差序格局理论主要是关于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关系的,因此可称之为“乡村版”的差序格局。笔者则希望借助网络分析方法,发展出一个关于城市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分析框架,或可称之为“城市版”的差序格局。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基于“劳动力市场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观点,创造性地把人们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这种划分是基于人们之间互动的频率、感情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等四个方面的尺度。他把朋友关系看做强关系,把一般的相识看做弱关系。强关系存在于本群体内部,而弱关系则存在于不同群体之间。他认为,从信息传递角度分析,在美国白领的求职过程中,弱关系的作用比强关系更大一些。(注:参见Mark Granovetter,"The Strength of WeakTies,"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78:1360-1380,1973;Mark Granovetter,Getting a Jab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Universlty of Chicago Press ,1974.)边燕杰沿着格兰诺维特的思路对华人中的社会关系在个人寻找工作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在华人社会里,强关系比弱关系更为重要。其研究结论来自1994年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加坡人求职状况的调查和1988年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天津市居民求职状况的问卷调查。(注:参见Bian Yanjie ,"Bridging Strong Ties Back: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and Job Search in China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2,No.3,June 1997;Bian Yanjie and Soon Ang,"Guanxi Networks and Job Mobility in China and Singapore,"in Social Forces ,No.75,1997.)在格兰诺维特关于强关系与弱关系研究的“美国版”基础上,边燕杰提出了有创建的“华人版”。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是对差序格局理论的补充和发展,两者的出发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分析形式,即通过对个人网络的分析,对其社会网络和规则进行解读。不同的是,基于结构—功能分析发展出来的“乡村版”差序格局,适用于研究静态的、稳定的农村社会定群体内的关系,而不完全适用于研究复杂的、动态的城市网络关系。但是,依然有不少城市研究者,由于误读了差序格局而在城市流动人口研究中过于刻板。“城市版”的差序格局理论是在的差序格局理论基础上,采用“网络分析”的方法,针对复杂的城市网络关系进行研究,探究中国城市社会中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其解释力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还借鉴了“社会资本”理论。最早提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m)概念的是法国人类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他曾提出三种资本形式,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注:参见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Roultedge Press ,1994.)科尔曼(James S.Coleman )进而对社会资本理论做了重要的分析。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生产性因素,是藏于社会结构中的、基于信任的关系资源,它可以构成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注:参见[美]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354页。)在格兰诺维特和科尔曼的研究基础上,波提斯(Alejandro Portes)对国际移民现象做了研究,他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依赖网络或在更大的社会结构中互相调配稀缺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依赖于个人,而是依赖于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波提斯将社会资本区分“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种:“关系嵌入”是基于互惠预期而发生的二元关系,“结构嵌入”则是指更大社会结构中的互动关系。(注:参见Alejandro Portes,"EconomicSoci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A Conceptual Overview ,"in AlejandroPortes,ed.,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s,Ethnicityand Enterpreneurship,pp.12-15.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5.)波提斯的社会资本论不仅可作为分析二元关系的微观解释模型,而且还可对更大的社会结构进行宏观分析。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还借鉴了“结构洞”(structure holes )理论,这一理论是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 )结合奥地利学派和格兰诺维特的网络分析而提出的。“结构洞”是指两个团体之间因缺少联系而在关系网络结构上形成一个空缺。“结构洞”理论延伸了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指出了“弱关系”在社会资本与商业机会中所能创造的价值。一个人如果要取得比别人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利益,就必须掌握比别人更广的、更有价值的网络关系。(注:参见Ronald Burt ,Structural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pp.13-34,45-49.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罗纳德·伯特所说的“结构洞”,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的“获得性”或“生成性”社会关系资本。这正是“乡村版”差序格局理论没有强调,而在复杂的城市关系网络中又相当重要的一环。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还增加了时间与空间因素。在格兰诺维特和边燕杰关于城市求职中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分析基础上,笔者认为,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发展的和变化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对关系的区分不应该只建立在一个时段上,至少应建立在过去和现在两个时段上。研究关系的动态变化,不能简单地采用二分法,仅仅区别出强关系和弱关系,也不能认为人们所使用的关系仅仅是某种强关系或弱关系。关系本身存在各种组合,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使用的关系也是组合性的,否则,迁入城市的就业者就无法获得更大的发展。
“城市版”的差序格局还增加了现有的与生成的因素。在很多关于城市流动人口的研究中,分析家只注意到人们寻找关系的顺序是从家庭关系、亲戚关系到朋友关系,即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逐渐扩展。但是,这种在社会相对封闭和关系相对简单的农村地区行得通的逻辑,在城市环境里就可能受到挑战。在城市中,人们交往频繁,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和开放,社会关系的资源也更加丰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寻找关系时,并不完全遵循原有差序格局的顺序;另一方面,人们还需要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换言之,如果只用差序格局理论去解读城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就只能看到其中的部分内容,而不能将全部解读清楚。
总之,“城市版”的差序格局与“乡村版”的差序格局相比,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发展:——“乡村版”的差序格局通常只注意传统社会中固定不变的关系,而“城市版”的差序格局不但注意到“现成的”网络关系,而且还注意到“开发出来”的社会关系;——“城市版”的差序格局借用了“社会资本”理论,将关系网络视为一种社会资本,而不是去单纯描写一种社会关系状态;——“城市版”的差序格局借鉴了“结构洞”理论,指出关系中存在着相对稀缺的信息和控制空间,对此进行控制,可以获得自身的利益;——“城市版”的差序格局考虑到了时间与空间的因素,即城市和乡村的社会关系是不同的,而且社会关系的强弱程度也是随时间变化的。
四、“城市版”差序格局在城市就业研究中的应用
基于“城市版”差序格局的分析模型,笔者试图根据自己的调查资料和其他研究者的相关成果,对这样一些问题进行探究: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就业过程中的一种社会资本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各种不同的关系网络在作用程度上有些什么差异?
笔者将城市就业中所涉及的关系类型大致分为四种:一是家庭关系,二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亲缘关系,三是基于感情基础或交往基础的地缘关系或业缘关系,四是新建立的业缘和朋友关系。关于这四种类型及其各自的网络强度,可参见下表:
不难看出,上述社会关系网络的分类是以的差序格局理论为基础的。这种关系网以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为内核,先向外延伸到本家族的各种亲缘关系(如姻亲、远亲等),再延伸到聚族而居的地缘关系(如同村、同乡等),进而扩展到同学、朋友、战友、同乡和同事等关系。其基本规则是,“依赖人们之间互相帮助、互相信任、互相拖欠未了的人情”。(注:杨健吾:《成都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及其主要问题》(内部资料),2000年。根据杨健吾的调查,在四川的城市里,外出的彝族仍然带有强烈的家支和地域观念。在彝族内部,同一家支的人在经济活动中互相支持、互惠互利,两个家支的成员之间发生矛盾时,各自都尽力保护自己家支的成员。)
关于类型A (家庭关系)与类型B (家族亲缘关系)等强关系网络在流动人口的城市就业中所发挥的作用,前人的研究已形成大量优秀的成果,笔者主要是想着眼于这些网络资源的效用,深入分析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类型C (地缘和业缘关系)和类型D (新的业缘和朋友关系)等弱关系网络如何在流动人口的城市就业中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其二是各种不同类型的强弱关系如何组合起来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这是当前流动人口的城市就业和城市适应研究中需要深化的部分,也是具有学术挑战性的新课题。
(一)以家庭为中心的亲缘关系:最基础的关系网和社会资本
为了叙述和阅读上的方便,笔者将类型A (家庭关系)和类型B (家族亲缘关系)两种强关系网络在流动人口的城市就业中所发挥的作用,放在一起讨论,这是因为类型A 和类型B 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
先从用人方面来看。
2001年,笔者负责的课题组曾在北京对藏族、蒙古族、傣族、朝鲜族所经营的餐厅、理发店、美容店等家庭式小企业进行访谈调查。调查发现,业主所雇用的员工以自己的家人(如妻子、子女和年轻的家族亲属成员)为主。比较典型的例子为朝阳区新源里和麦子店一带的39个样本以及海淀区魏公村一带的29个样本和五道口一带的19个样本。这些例子一方面说明有些外来人口在城市中依托家庭关系和家族亲缘关系获得就业机会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说明创业与经营者如何以家庭关系和家族亲缘关系为社会资本雇用员工的情况。
在这些家庭式小企业里,员工大多从两三人到七八人不等,只有个别的超过10人。在通常情况下,丈夫是业主,妻子管财务,其子女和一些年轻的家族亲属打下手。在这类企业中,丈夫或妻子享有绝对的权威,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家庭关系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家族亲缘关系和工作关系相对于家庭关系来说处于从属的地位。家族成员的生活、起居、收入分配和消费等都由户主来安排。无疑,家庭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也是人们最基本的社会资本。以家庭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家族亲缘关系,也是一种基本的强关系社会资本。在此之前,笔者曾于1996年在海南对从农村到县城的创业者,在贵州省黔东南地区对苗族和侗族外出打工者进行调查;1997年又在天津市对朝鲜族流动就业者进行调查。这些调查以及笔者负责的课题组在2001年的调查都表明,以某个核心家庭关系为主的家族亲缘关系是城市中外来创业与经营者和大部分就业者的最基础的社会关系网和最基本的社会资本。
由此可见,家庭关系和家族亲缘关系作为基本的关系网和社会资本,其利用主体并不是就业者,而是那些创业者和经营者。类型A (家庭关系)是家庭式企业创业与经营最基本的关系网和社会资本,而类型B (家族亲缘关系)则是家庭式企业在招募和使用雇员时所利用的主要关系网和社会资本。在家庭式企业中,无论是类型A 还是类型B ,其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基本规则都是家庭伦理。
再从就业方面来看。
本课题组2001年在北京对207名外来就业的少数民族同胞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从得到当时工作的途径来看,依靠亲戚介绍的占35%,比依靠朋友介绍的(占25%)多出10个百分点。(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49-52页。)可见,利用自己的亲属关系(或称“强关系”)获得工作是最主要的途径。
对来自边疆地区,不熟悉城市的少数民族来说,进城是一件大事。如果在城市中没有任何亲友,他们不可能贸然前往。除非有亲友相助,能够提供工作、住宿、饮食和工资等条件,他们才可能离开自己熟悉的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注:笔者在北京与一位公司的副总交谈时,她曾做过这样的分析:“为什么有些外来打工者宁可拿较低的工资,也愿在一些提供吃、住的公司(如餐饮店、宾馆等)工作呢?因为解决了吃、住的问题,得到了基本的保障,才可以安心工作。”)
根据课题组2001年在北京的调查,各民族外出流动就业者获得当时工作的主要途径如下:在87位朝鲜族受访者中,通过“亲戚介绍”获得当时工作的有32人,所占比例为37%,在各种就业途径中排第一位;在16位藏族受访者中,相应的人数为8人,所占比例为50%,排第一位;在15位傣族受访者中,相应的人数为11人,所占比例为73%,排第一位;在77位蒙古族受访者中,相应的人数为15人,所占比例为19%,排第二位。(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49-52页。)访谈调查显示,这些到北京就业的少数民族同胞,有不少人就在自己亲戚开办的企业中工作。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位在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工作的维吾尔族同胞通过自己的哥哥介绍,利用业余时间到外地帮远在新疆的亲友进货,做一些兼职工作。
在类似的研究(如王奋宇、李路路等对北京、无锡和珠海三城市流动就业者的问卷调查)中,有约50%的就业者是依靠所在城市的亲戚找到工作的。(注:参见王奋宇、李路路等:《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从业模式、职业生涯、新移民》,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
(二)地缘和业缘关系:常用的关系网和社会资本
并非所有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都以亲缘关系作为最基础的社会关系网和最常用的社会资本。很多流动人口还利用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获得就业机会。
显然,只是在家庭和亲属关系中间打转,能够获得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人们必然要突破家庭及亲缘关系的局限,建立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以获得扩展的社会资本。除了以家庭为中心的亲缘关系可以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之外,常用的主要关系网和社会资本便是地缘和业缘等家庭之外的关系(如同学、同乡、战友等)。
根据本课题组对207名少数民族外出就业者的调查,各民族外出就业者依靠朋友关系获得当时工作的人数及其比例是:在77位蒙古族受访者中,有15人,占19%,在各种就业途径中并列排在第二位;在87位朝鲜族受访者中,有29人,占33%,排第二位;在16位藏族受访者中,有6人,占38%,排第二位。总的来看,依靠非亲缘关系(如同学、同乡、朋友、战友等)介绍而得到当时工作的约占25%,排在第二位。(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49-52页。)
此外,国家农业部农研中心对安徽、四川两省四县300个家庭的访谈调查表明,约有23%的劳动力在首次外出就业时,是依靠地缘关系获取就业信息。(注:参见杜鹰:《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外出地与输出地》,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论文,1996年,第39页。)
笔者在2001年的调查中,曾问及被访者“在城市中就业时希望得到谁的帮助和支持”。结果是,最看好“朋友”的占25%,位列第一;看好“亲戚”的占13%,看好“家人”的占12%,分别列于第四和第五位。(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35页。)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得到亲属的帮助,而是由于自己的家人和亲戚大多依然在家乡,靠不上。
刘小珉2001年在内蒙古做调查时发现,阻碍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门路”,即在城里没有靠得上的亲戚、朋友。而人们之所以不敢轻易出来闯荡,是因为曾有不少人外出后找不到活干。(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50-51页。)对于大多数城市流动人口来说,依靠亲友找工作应该是风险最低的就业途径。
城市流动就业者,主要是利用以家庭为中心的亲缘关系以及地缘和业缘关系等“先赋性”或现存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这是由于他们到城市的时间还不长,大多数人还属于第一代迁移者。但也有少部分人正在利用新的业缘关系和朋友关系等“获得性”或“生成的”因素(如教育、努力、机会、选择等),这也是不容忽视的现象。
(三)新的业缘和朋友关系:弱关系网及其社会资本
对于初次外出就业的人来说,他们主要依靠的是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的帮助。但是,对于已经实现外出就业的人来说,他们要谋求发展,就必须扩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对此,他们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1.出门在外,真正可依靠的是自己所在单位的同事,尤其是领导或企业老板。2001年,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的一位员工(女,壮族)在访谈中说:“我比较要好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我们经常来往。他们有的是在华侨城里工作,有的是在酒楼里做服务员。我跟深圳当地人没有来往,因为我们白天在这里上班,晚上要表演,没有机会认识深圳当地的人。”又比如,深圳某台资运动器材厂一位员工(男,苗族)表示:“来深圳这么久,我跟深圳人还没有接触过,我们都是跟上下级、同事接触。”(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139、148页。)2001年笔者在北京所做的调查也显示,外来就业者的年龄多是从十五六岁到30多岁,对他们来说,父母几乎是靠不上的。他们有的没有结婚,单身在外,有的夫妻一同来,共同生活。受访者在回答“在城市中就业时希望得到谁的帮助和支持”时,有22%的人选择“单位领导”或“企业老板”。又如,1996年笔者从贵州省黔东南地区外出打工者中了解到,那些在广东、上海、浙江和福建等省(市)就业的苗族和侗族,他们主要是在当地老板开办的工厂里工作,他们也是利用自己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获得就业机会的。对他们来说,所在单位的领导或企业老板既是自己要建立的新的业缘关系,也是自己要积累的新的社会资本。
2.“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建立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一位藏族同胞在谈及自己的交友方式时说:“我有很多藏族朋友,有甘肃的,也有青海和西藏的,我们来往很密切。我经常和朋友们通过电话联系,我们还时常在一起聚一聚,有时也一起外出游玩,但机会很少,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业,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不过,过藏历新年的时候我要和我的朋友们(多数是藏族,也有汉族)聚在一起庆贺一下。”(注:参见张继焦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城市中的“适应”问题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2年,第153-154页。)
在北京举办的少数民族节日活动(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彝族的“火把节”)中,总是有不少年轻人积极主动地交结新的朋友,以扩大自己的交往面,积累更丰富的社会资本,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通过结交异性朋友,进而建立家庭,也是迁移就业者在城市里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策略之一。据笔者的调查,生活在北京的少数民族在考虑终身大事时,多倾向于从城里的同族或老乡中寻找对象。
可见,迁移就业者正在努力填补网络关系上的“结构洞”,并着意利用新的业缘和朋友关系等“获得性”或“生成的”社会关系资本。
根据吉登斯(A.Giddens )的社会系统理论,如果把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看做具有结构性特征的社会系统,就比较容易理解人们何以会组合运用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具有结构性特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兼具使动性和制约性。(注: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社会的构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0-281页。)它的使动性促使人们不断地利用和挖掘各种关系资源,并将其作为社会资本来配置经济资源;它的制约性则使人们不得不有的放矢地运用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边燕杰在他的研究中曾谈及人们在城市求职过程中组合运用各种关系的一些情况。他指出,求职者经常使用间接关系力图接触到更高层次的人事干部,以便找到好的工作。(注:参见Bian Yanjie ,"Bridging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and Job Search in China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2,No.3,June 1997.)
在现实生活中,只使用一种社会关系往往是不够的,有时需要将各种关系网络资源连接起来,即形成某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关系链条,其中既包括强关系,也包括弱关系。完全由强关系组成的关系链比较少,一般都会有一些弱关系起到连接的作用。
3.摆脱自己的小圈子。自己固有的社会关系网既有正面的作用,也可能有负面的作用。有一位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来北京开餐馆的女老板在接受笔者访谈时表示,她现在有些不喜欢自己的蒙古族朋友们了,不太愿意与他们长期交往。她说:“餐馆刚开张时,蒙古族朋友们对我的帮助很大,他们一批又一批地来赏光,还帮我拉来一些客人。这是好的一面。但时间一长,问题就出来了。蒙古族有个习惯,喜欢聚在一起喝酒。如果有两个人开了一桌,这个桌上的人就会越聚越多。这本来也是好事——客人多,吃得多,喝得多,花钱就多。但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大家喝多了,最后不知道由谁来付钱。我就经常吃这种亏。”(注:资料来源:笔者2002年的访谈调查资料。)
波提斯在1996年就指出,固有的社会资本至少有两个副作用:一是可能使其他人搭便车,二是可能限制个人的创造性。(注:参见Alejandro Portes and Patricia Landolt ,"TheDownside of Social Capital,"in The American Perspective,vol.26,May-June 1996.)为此,人们会尽量避免社会资本的负面性,比如说,以某一种社会资本的积极面替代另一种社会资本的消极面。人们甚至会预备多种可供选择的社会关系,以防出现不利的情况。社会关系及社会资本具有使动性和制约性的双重特征,这就意味着社会关系如同资本一样,既有可利用的价值,也有需要规避的风险。
尽管很多人第一次到城市时,都是通过亲友来介绍工作的,但其中不少人正在形成独立谋生的能力。本课题组2001年在北京的调查显示,有25%以上的受访者不是通过自己的任何关系,而是以应聘的方式找到当时的工作。个别人还通过职业介绍所找到工作。在访谈中,有两位朝鲜族受访者表示:“喜欢一个人独自在外地。”一位受访者在回答“希望得到谁的帮助”时,肯定地说:“靠自己!”还有一位受访者表示:“这些年几乎没有得到朋友的什么帮助,全凭自己一个人闯荡。”
4.在变动的关系中求生存和发展。社会关系及社会资本是组合性的。很多受访的外来就业者都意识到,关系是变动的,必须在变动的经济和变动的关系中不断地编织自己的关系网,才能立足和发展。人们的关系可以从无到有,也可以从有到无;可以从强到弱,也可以从弱到强。为了某种利益,好朋友可以变成仇人,新结交的同事则可能成为合作伙伴。原有的社会关系或者太狭小,或者不够用,必须不断地建立、调整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
关于迁移者在城市中对关系网络不断开发和利用的阐述,正是“城市版”差序格局较之“乡村版”差序格局有所发展之处。“城市版”差序格局不但说明了关系网络的存在和作用,而且注意到关系网络的“可开发性”和“可利用性”。由于社会资本实际上是一种蕴含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调动这种资源的能力,迁移就业者进入城市之后,就必须突破原始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限制,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重新构建起新型的社会资本。只有做到这一点的人,才有可能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这一点在彭庆恩以及王奋宇、赵延东等人的相关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注:参见彭庆恩:《关系资本与地位获得》,《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王奋宇、赵延东:《流动民工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148页。)
五、简短的结语
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迁移就业并不完全是个人行为,它离不开已有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关系,也离不开所处的城市经济社会环境。这些迁移就业者会运用其社会关系而逐渐地适应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活。
这里曾是陕北毛乌素沙漠腹地神木县境内最大的一块无人区, 2003年,随着一个神秘人物的到来,这块无人区几年间便逐渐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夏季来临,原本荒寂的神木瑶镇圪丑沟的沙漠,现在有了鸟语花香,罕见的野人参、野百合和野生动物开始扎根落户。
让这块沙漠发生变化的人叫张应龙,当地村民都喜欢称他为张老板,但了解张应龙的人都知道,治沙已让他从一个有钱人变成了这里最穷的人。
从白领到穷人
张应龙以前是神木县一名干部,三十多岁时自认不得志的他离开家乡去了北京闯荡,很快便从一名普通的营销员干到了一家外企的副总,年薪高达三十多万。2003年当张应龙带着几分成功的喜悦衣锦还乡时,家乡的飞速发展让他既又高兴又担忧。
秃尾河是神木县的水源地之一,然而,当张应龙来到秃尾河源头时,眼前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当时去了以后,感觉本身一块无人区,黄沙漫漫,野生动物在湖泊里。我听到天鹅和白鹭嗷嗷的叫声,我就感觉到自然对我的一种呼唤,虽然我不是诗人,但那种叫声,对我心灵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当时我坐了一会,我是春季来的,当时风刮得沙子把我的膝盖以上就埋住了,那沙子会走动,所以我就感到这里第一是个水源区,第二野生动物比较多,应该保护。”“因为那到全国各地也走了好多地方,看到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生态越好,但神木有一个相反,经济是高速发展,生态是急剧恶化。”张应龙说。回家后,他写了一份几万字的题为《从窟野河的现状看秃尾河保护重要性》的调研报告,并亲自送给了县上的领导。
但是,他的这份热情并没有引起重视。甚至有人还讽刺他多管闲事。遭到冷遇的张应龙窝了一肚子的火,便以个人名义承包了秃尾河源头南北长35公里、东西宽约10公里的43万亩荒地。留下了五十万块钱给几个朋友,让他们开始在那里造林治沙护水。没想到,50万元花出去,那片沙漠看不出有任何变化,朋友们却告诉他,留的钱花光了,他们支持不下去了,要么他回来自己干,要么放弃这件看不见希望的事情。为了不被人笑话,也为了自己的理想,无奈之下,张应龙辞掉了北京的工作,从一个京城的打工白领,变成了一个地道的治沙农民。
“只好把北京的工作辞了,把县委的工作辞了,把房子也卖掉了。已经选了这条路,没有一点后退的,后退就等于失败。当时想花个四五十万把这个地方保护起来,当时也有这个能力。但是一干,没想到这个事情又费钱又费精力,把我一下从过去想搞个业余的工作转变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治沙人。”张应龙说。
没有了收入来源的张应龙,很快就花光了自己多年的积蓄,而茫茫沙漠似乎在嘲笑他,依然没有一点变化。张应龙几次都快支持不下去了。3块钱一瓶的酒,装在好酒瓶子里,来了领导招待人,把口稍微做一下,还在人跟前一拧给人一倒;他口袋经常装两种烟,一种好的,一种不好的,给人发一根好的,自己再寻一根不好的抽上,怕人看见就这样拿着烟。最窘迫时,他口袋里只剩下五十块钱,那时他的朋友们怕他借钱也渐渐地疏远他。对此,张应龙说,他能理解,人都要有安全感,你和别人在一起总想着借钱,人家害怕自然会远离你。实在没有钱了,张应龙想到了变卖家产。
张应龙把父亲留下的10间门面房变卖了一百多万,又投进了这片沙漠。有一年,他曾一个人在沙漠里困守了42天。42天后,当姐姐来看到被太阳晒得都脱了皮的弟弟时,姐弟俩抱头痛哭了半个小时。
感动更多人
几年过去了,这片沙漠在周围人的眼里,一年年的变绿了,而张应龙却变得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在他的身上,白领的影子已荡然无存。神木县臭柏保护站站长杨永智见证了这些变化,“基本上是一年一个变化:绿的地方一年比一年大,黄的地方一年一年往远处退,绿的面积是一步一步延伸着呢。”
几年的造林治沙,让张应龙认识到,治沙绝不是他当初想象得那么简单,要改变43万亩的沙区面貌,光靠他一个人是很难完成的,于是在2004年,他组织成立了神木县生态保护协会。这是陕西省第一个以治沙造林为主要任务的民间非盈利性公益组织,协会以保护生态、防沙治沙为宗旨,致力于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投身防沙治沙事业。
生态协会的会标是一块蓝色,代表天空和水;一块黄色代表着沙漠;一块绿色代表着我要做的事。“直接的颜色是三色,我要让它变成五颜六色。像沙漠上的一些植物。”为了有效地宣传协会工作,吸引更多社会自愿者,她们还创办了《神木生态》简报和“神木生态网”网站,以宣传扩大协会的影响。
现在,神木县生态保护协会已发展到500多个会员单位。每到植树季节,县里许多单位都会主动组织人员到这里造林。张应龙承包的43万亩荒沙,已有14万亩得到了绿化。
到目前为止,张应龙投入在治沙上有300多万元,至今仍欠有外债几十万。为此家人不理解她,孩子疏远他,但他的治沙精神却感动了许多素不相识的人。有一天,一位素不相识的煤老板主动来到基地,看到张应龙疲惫不堪的样子说:“你真的把我感动了!我们在挖煤赚大钱,而你却在干赔本的事。”不久,他主动捐献了一辆越野车和20万元捐款。几年来,神木生态保护协会组织会员,倡导开展了“绿色公益行动”、“中日友好林”、“单位冠名林”、“爱心林”、“迎奥运自愿者义务植树”等活动,先后吸引150多个单位、1400多人次,募集资金120多万元,栽植各类树木12万株。2009年7月,协会召开了第一次会员大会,来自3个国家6个省市的200多人参加了会议。
一.我的家乡——社区基本简介
县是省市下辖的一个县。位于省西部,市东北端。东部依绕河与县、市为邻,南部与台安县搭界,西部与市接壤,北部、西北部与自治县为邻。县下辖17个镇、4个乡、1个民族乡,51个社区居委会、417个村委会。面积2436.01平方千米,人口63.40万
(一)地形地貌
县地处绕阳河下游地区,西部、北部为50-100米的低矮丘陵,是医巫闾山的一部分,中部为开阔的平原,南部为洼地。平原地势平缓,土质肥沃。
(二)水文状况
河流纵横。主要河流有绕阳河及其支流东沙河、羊肠河等。河床坡量小,含沙量大。
(三)经济概况
⒈农业土质肥沃,现有耕地面积117917公顷(176.9万亩),是全国重点产粮县,辽宁省商品粮基地之一,主产高粱、玉米、水稻、大豆、花生、小麦。1991年以来,粮食年产量一直稳定在5亿公斤以上。由于粮多、菜多,畜牧业发展迅速
⒉畜牧业县饲养的牛、羊、猪、鸡、鹿及其它畜禽种类有20余种之多。年生猪饲养量70万头,蛋禽饲养量600万只,水果产量2000万公斤。森林覆盖率达16.1%,活立木总储量123.5万立方米,是国家平原绿化达标县和粮食生产先进县,及生猪生产基地县。
⒊工业工业基础雄厚,现已形成化工、建材、食品、煤炭、轻工、机械加工、铸造、纺织等工业体系,并具有一定的规模优势。县乡以上工业企业266个,其中县营工业企业67个。县造纸厂、制碘厂人均创利税分别在全省和全国同业中居首位。全县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总值2.7亿元,其中县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总值2亿元。
社区位于县北部,该社区人口较为密集,居民收入在全县位于前列。该社区共有居民312户,人口1314人。
二.调研的方法、范围
本次调研报告选择了社区100户居民,向他们发放调查问卷。考虑到收入来源以及生活方式存在较大差别,一些没有收入及长期稳定的工作者将被剔除,如农村外来打工者、学生等。调查项目主要包括居民收入来源、人均年收入、主要生活成本及对目前生活的满意程度这四大项。
三.抽样计划
1、访问地点:直接到随机抽取的受访者家中进行访。
2、访问对象:必须是具有收入条件的人,严格意义上说是18岁以上的人
3、如对方拒绝受访,不要过多强求,可以另外访问他人
4、总之要有礼貌,对于接受受访的人要表示感谢
四.调研的目的、意义
通过对居民收入来源、人均年收入、主要生活成本及对目前生活的满意程度这四大项的调查,分析居民收入问题,总结出居民的生活质量。在通货膨胀压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居民正常消费并且日常生活不受其影响。并初步分析引发收入差距日益增大的主要原因。
五、社区居民收入现状调查
社区300多户居民中工资性收入的居民占百分之六十,个体经营收入的占百分之四十。
(一)工资性收入增长。一是居民在非企业组织中劳动得到的收入人均5000元,同比增长2000元;二是由于营经济迅猛发展,居民在本乡地域内劳动得到的收入人均7000元,同比增长3000元;三是居民在本乡地域外从业得到的收入人均5500元,同比增长1800元。
(二)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我社区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人均6000元,同比增长1700元。占全部纯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仍是居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家庭经营收入中一、二、三产业收入均呈平稳增长态势。
(三)财产性纯收入下降。年我市农村居民家庭由利息、租金、红利、土地征用补偿等纯收入构成的财产性纯收入人均元,同比下降,占全部纯收
六、居民收入变化特点
(一)社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工资性收入贡献最大
从2007年至今我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持续稳定上涨态势。三年来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出持续稳定上涨态势。2009年较2007年相比增加了2048元,增长20、9%。拉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近年来,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及各类津贴补贴政策的落实到位,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呈现快速增长。从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家庭总收入构成情况来看,所占比重最大的是工资性收入,人均8000元左右,同比增长7、3%,占到了城镇居民人均家庭总收入的59%,成为拉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主要因素。其次为转移性收入,人均2561元,同比增长0、7%,占总收入的27.0%。位居第三的是经营净收入,人均1464元,同比下降8.1%,占总收入的9.0%。
(二)高低收入差距依然明显,但呈现逐步缩小态势
根据近两年城镇居民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将被调查的城镇居民家庭按其收入五等分组,各组所占比重为20%,由低至高排列,分别为低、较低、中间、较高和高收入组,然后对五组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进行分析。首先从增速上来看,2009年,全部被调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610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569元,增长了6.0%。其中,低收入组增加了690,增长14.4%,;高收入组增加了510元,增长了2.9%。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但增速却相对较高。
(三)不同行业收入差距较大
从各行业在岗职工收入水平来看,不同行业收入水平不尽相同。其中,服务行业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而垄断行业收入水平较高。将我州2005年各行业收入及人员情况根据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进行由低到高排序,其中最低收入行业是住宿餐营业,其年平均工资是10569元,最高收入行业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其年平均工资是26940元,两者相差16371元,比值为1:2.5。
(四)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近年来,县结合实际,制定了一系列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措施和实施方案,扩大了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将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医疗保险参保范围由单位扩展到个人,启动并着力推进工伤、生育保险工作的发展。
七、居民收入现状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些年安康居民收入实现稳步增长,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但在诸多方面依然存在问题,突出的体现为:
1、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2003至2007年五年间,锦州市GDP年均增长10.1%,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18.5%,而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4%。居民收入滞后GDP2.7个百分点,滞后于财政收入11.1个百分点。
2、增长慢导致与全省平均水平差距越来越大。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625元为全省平均水平的82.7%,到2007年的8051元为全省平均水平。
八.居民增收存在的问题
(一)内外经济环境影响企业经济效益和职工增收
近年来,经济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呈现企业增效、职工增收的好局面,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就内部来看,中小企业作为就业的最大蓄水池,但因规模小,融资难,市场竞争力不强等因素,导致效益低,较其他类型企业职工增收更难。特别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下行趋势明显,对中小企业冲击很大,企业订单减少,销售不畅,利润减少,职工增收受到影响。
(二)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收入分配不均,行业间收入差距仍较大。
从统计资料看,各行业从业人员收入水平都在逐年增高,但由于基数不齐,增幅不同,导致行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并且扩大趋势未改,国家调控行业收入显著高于其它行业,特别是服务业收入水平较低,电力、烟草、金融保险业职工收入居各行业之首。以农村信用社为例职工平均月工资为4000元左右,而餐饮服务业职工平均月工资仅为1300元左右。此外,由于企业内部利益分配的引导和监管制约机制尚未完善,企业主与普通职工收入差距很大,因此在较高的人均收入数据背后是我们无法忽视的群体、行业之间日益增大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由此给我们带来的“弱势群体”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三)就业市场的供需影响职工正常增收。
受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及金融危机的冲击,就业压力大,人力资本价格下滑,影响职工收入正常增长。
(四)部分城乡居民的主观因素影响其就业增收
有的待业人员期望值高,因找不到体面轻松的工作,或因岗位辛苦、待遇低而宁愿吃低保不就业;被征地农民中有的有劳动能力却无就业愿望,也有的有参赌酗酒等不良嗜好,吃完“征地补偿”再吃“低保”。部分城乡居民受传统的小农意识影响较深,有满足现状、小富即安的思想,缺乏创业增收的进取精神,存在着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创收思维方式和投机取巧、侥幸获利思想,不仅自我封闭了就业增收之门,而且危及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九、主要生活成本调查
根据走访各类家庭,发放调查问卷,最后得出目前居民的收入成本主要有四大关键词:养房、养孩、看病、吃药。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都是贷款买房,每个月的月供大约在800-1000左右。社区中一半的家庭中都有老人,因此看病的费用在生活总支出中也有很大的比重。所以大多数居民认为生活压力较大,生活舒适度一般。
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对策和建议
1、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提高居民收入的整体水平。居民收入水平通常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加快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收入,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充分地享受到改革发展所带来的实惠。
2、突出抓好地方企业的发展和提效。目前我社区高收入群体的家庭多有人就业于事业单位中,因这些企业效益好而收入较高,但大多数人群是就业于地方中小型企业中,只有地方企业效益取得整体提高,劳动者收入增加,最终才能促进全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有效提高。
3、提高低收入家庭就业率和收入水平。提高城镇低收入居民家庭就业率,对提高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至关重要。同时要根据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市场物价变化及时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4、进一步加快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力度,提高收入水平。在扩大财源和尽力争取转移支付额度的基础上促工资改革的到位,按方案及时足额兑现津贴标准,促进收入水平的较快提升,力争缩小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
总之,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首要任务,也是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出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作为“十一五”时期的重要发展目标。因此,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和关键是要千方百计发展城乡经济,不断增强我区综合经济实力。要根据农牧区和城镇居民主要收入来源和结构的不同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和方法,通过改革完善分配体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推进扶贫开发等措施,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解决城乡居民就业增收方面的思想束缚和技能障碍,关键是要提高劳动者的思想素质和就业能力。“就业是民生之本。”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提高人民群众收入作为政府工作的优先目标。
一、农村实用人才基本情况
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达浪坎乡认真围绕新农村建设工作实际,以促进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根本目的,坚持农村实用技术人才与科技示范户培养有机结合,逐步培养出一批“土专家、田秀才”。目前,全乡共有土地耕种面积达5万亩,农业人口13880人,实有涉农“土专家、田秀才”约120余人。这批“土专家、田秀才”立足于我乡农业生产一线,长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实践活动,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而且他们还能积极开展“传、帮、带、教、管”,尤其是在棉花、葡萄和西甜瓜种植等传统农业领域中比较有权威性,为乡村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从我乡农村、农业工作的实际来看,当前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农村市场经济不断呈现多元化需求,发展设施农业和节水农业等现代农业势在必行,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被彻底改变,原有的“土专家、田秀才”已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农业需要,甚至有的“土专家、田秀才”对现代农业发展思路认识不清,固执己见,墨守陈规,在发展现代农业的大潮中不但发挥不了重要的作用,甚至还阻碍现代农业发展,并起到了反作用。同时,我们乡还存在着实用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不够健全,主要表现为实用人才数量较少,他们大多数人缺乏技能理论基础常识,且年龄较大,中间力量严重不足等多种因素并存。凡在设施农业领域涉及到技术指导、大棚管理和温室种植等方面,目前我乡主要还是依靠山东技术员和乡农科技术人员,乡、村实用人才作用发挥不明显。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一)存在的问题
一是农村实用人才总量不足。全乡现有农村实用人才很少,他们是致富带头人或种田好把手,也是传统技术,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也要加强继续教育,而拔尖人才、科技致富领头人才的数量就更少。
二是农村实用人才分布不均衡。我乡农村实用型人才,分布面很广,普通农民多,多为分散型作业。比如:水好、地好的村实用技术人才就相应集中,农民收入普遍较高,而条件较差的村就少、散。
三是农村实用人才文化层次低。我乡具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员占农村实用人才整体队伍的90%以上,而大专人员、高、中级职称人员少之又少,没有扎实的文化知识,加之视野狭窄,很难适应新形势下新农村的效益型、集约型、外向型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要。同时,现代农业在达浪坎乡才刚起步,原有的农村实用人才都是传统农业的实用人才,对现代农业知识知之甚少,即无书本知识,也缺乏实际实践经验。
四是农村实用人才人才外流严重。受市场经济发展影响,目前,绝大多数学农的大中专生毕业后不回农村,他们大多都想到外地发展,即使是农村出来的也很少愿意再回到农村发展。
(二)原因分析
1、农村实用人才作用发挥有待加强。由于农村实用人才观念落后,普遍存有小农经济思想,等、靠、要思想,影响着实用人才整体作用的发挥。部分实用人才在参加结对帮扶致富、领富带富方面积极性、主动性不强,帮扶中也仅局限在“亲帮亲”上,真正起作用的实用人才还只是占少数,农村实用人才发挥作用不够普遍。
2、受农村科技普及和推广环境的制约,农村实用人才的整体素质和水平还显得较低。农村实用人才的专长和技能大多是在后天的劳动实践中学习或摸索出来的。一方面带有乡土气息,另一方面受客观条件制约:一是想学学不到。主要表现为培训场所不好固定、时间不好固定、参加人员不好固定、学习教材不好选定,广大农牧民自觉参学意识不够。即便是想学,也学不到什么。二是没有学习教材、资料,一般情况下都是农民迫切需要哪方面知识,才会有针对性地去准备哪方面的资料,有时甚至会出现找不到或找不全资料的现象;而系统学习农业科技知识的教材却十分缺乏。三是培训网络功能不全,对有关涉及到农村市场经济、新农产品推广使用、特色种植和特色养殖等方面的信息了解不够全面。四是无导师进行专门培训。虽然我乡每年都在大力开展“科技之冬”活动,但由于农民知识水平普遍偏低,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科研项目很难得到推广、实施,更无专门的导师进行现场指导,导致一些农民对科技含量高的新型农业发展存在抵触心里。五是无示范基地。理论的东西对农民来说学习起来有难度,但实际生产过程中,真正引导农民走出去或者在本乡参观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的条件尚不具备,由于接触不了实物和零距离观察,大多数农民仍然存在着看热闹的多、脚踏实地愿意去干的少。
3、受传统的管理体制局限,农村实用人才资源开发步伐十分缓慢。目前,我乡具备一定农业知识的年轻人很少,即便有学农的毕业后也选择留在了大城市;而现有的农村实用人才在发展新农业方面,也只是尝试着去干,示范推广作用不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一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农村实用人才的培训、评定职称等不健全;二是部门服务不配套。个别单位和部门不是及时、准确地去帮助农民解决资金投入、财产安全等问题,而是一味追求和强调部门利益最大化,忽视了农村实用人才的地位和作用,致使他们生产、生活陷入困境;三是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农村实用人才的待遇和优惠政策落实不够。目前,针对农村实用人才开发方面的政策还比较少,培养、利用农村实用人才的相关配套政策也不健全,难以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四是资金扶持不够,经费投入不够,影响和制约了农村实用人才在发展新型农业方面的积极性。
三、加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的对策
实用型人才队伍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力量。农村实用人才熟悉本地经济发展情况,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是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建设的“领头雁”,是实施科技兴农的带头人。因此,要加强农村实用型人才队伍建设,就必须在管理、培养、激励上下功夫。
(一)认真制定有关优惠政策,加快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发展步伐
发展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上级有关部门应及时出台相应优惠政策,只有通过不折不扣地落实政策,才能更好地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发挥才干提供舞台。一是认真制定农村实用技术人员开展职称评定政策,对农村实用人才职称评定条件适当给于放宽,并有针对性地安排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到村委会工作,鼓励有一技之长的村委书记、主任参加职称评定;二是认真建立农村实用人才建设资料库,对现有农村实用人才进行详细登记、造册,进一步强化教育培训,尤其是要突出抓好农村教育改革,大力开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三是对从事农业生产年满30年的“土专家、田秀才”和养殖行家里手应适当给于照顾,比如:通过采取发放一定数额养老金或者养老保险等方式,适当给于照顾,从而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为农村经济繁荣贡献力量;四是引导农村待业青年学习农业生产知识,要不断通过保送培训、出资培训等方式,尽快解决好农村实用人才队伍青黄不接的现象;五是要认真解决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培训教师待遇,认真解决好教师生活、住房、户口、子女教育、医疗和工资等问题;六是要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办法,组织农村实用技术任务外出学习现代农业知识,提高认识,转变观念,进一步加快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步伐。
(二)加大经费投入力度,为现代农业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一是认真规划农村科普示范园建设,要加强示范园内基础设施投入,做到通水、通电、通路;要充分发挥科普示范园辐射、带动作用,真正把科普示范园打造成为农村实用人才学习科技、掌握本领、交流技术、提高水平的理想之园;二是为充分调动实用人才的积极性,应积极鼓励农村实用人才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生产,从土地使用、资金信贷、农用新产品设施、设备、项目引进等方面给于帮扶,增强信心,认真解决好发展后顾之忧,并更好地影响和带动广大群众共同致富;三是要通过大户辐射的方式推广技术成果。就是选用部分辐射面广、经济效益高、政治素质过硬的大户作为专业示范户,适当给于经费投入,并把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交给专业户、示范户,由他们先搞起来。当地农民看到用新技术、新品种、新产品带来的利益,就会自发地跟着用起来,一项新的技术或新的品种就得以推广,一项新的产业就可以形成;四是不断创新对农村实用技术人才的考核办法,实行年终综合评比,对现代农业贡献大、技术过硬、影响较大、科技成果突出的农村人才进行奖励,要通过采取综合评比的措施,不断加大奖励金额投入,从而激励更多的农村实用人才为农村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三)强化宣传,努力营造农村实用人才大环境建设工作
一是强化宣传。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体大力宣传农村人才开发的意义和成果,不断扩大影响,使人们意识到农村实用人才能带动广大农民科技素质的提高,能带动实用技术成果的广泛推广,能带动更多的农民走向富裕,从而提高人们对农村实用人才的思想认识;二是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要充分发挥农村实用人才的辐射带动作用,在推广典型经验上狠下功夫。要善于及时捕捉辐射面广、经济效益高的“土专家”、“田秀才”的典型事例,专门召开实用人才开发工作典型经验交流会,邀请“土专家”、“田秀才”现身说法,介绍他们的典型事例及其取得的经济效益;通过这些工作,激发农民学科技、用科技的积极性,以科技促致富;三是通过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宣传,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农村实用人才资源开发是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速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