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科学理论与实践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系统科学理论与实践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系统科学理论与实践范文

森林培育学是研究森林培育理论和实践的学科，是从林木种子、苗木、造林到林木成林、成熟的整个培育过程中按既定培育目标和客观自然规律所进行的综合培育活动，是林学最主要的二级学科，具有基础面宽，实践性和区域性强的特点。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作为森林培育学基础科学的生态学、遗传学、生理学、气象学、土壤学、地质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一些新的理论和技术已被广泛应用到林业生产实践中，对于森林培育学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且，当前林业的主导功能已从简单的提供木材转向维护生态平衡转变。因而，森林培育学的目标、范围、理论和技术体系已大大扩展，但是在系统科学理论的运用上则明显滞后，与生产上对系统科学的迫切需求形成鲜明对照。很多林业生产实践都具有跨部门、跨学科、跨区域的综合性特点，要将这些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知识和理论综合协调起来为森林培育服务，因而，在森林培育学教学模式中要广泛运用系统科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丰富森林培育学的理论基础，优化森林培育学的教学环节，培养更加符合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对森林培育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1森林培育学教学过程中系统科学理论知识的不足

森林培育学是以生态学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核心，但是生态学科已广泛采用的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并未引入到森林培育学中，大多数森林培育学科的研究人员对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仍然感到陌生。目前大多数森林培育学教材或著作，仍以个体生态学或群落生态学的理论为基础，尚未充分体现系统科学理论的思想。现在生产上已普遍认识到，造林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的科技知识集成，需要多方面人才的通力协作，只有在系统思想指导下，才能合理安排农、林、牧、副各业用地，才能正确处理农、林、牧之间的关系[2]。森林培育从采种、育苗、造林到抚育采伐，涉及一系列各个方面的技术，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适用于造林的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层出不穷，如何将这些新成果进行优化、组合、配套，在生产实际中发挥更大作用，更是迫切需要系统思想的指导。目前，生产实际需要和所培养人才的知识结构之间存在着较大距离。由于林学专业本科的教学活动中没有关于系统科学的课程，这就使得从林业院校毕业的本科生没有形成扎实、完整的系统思想，这对于他们即将面对的造林这一越来越复杂的系统工程，并未做好知识结构和思想上的准备[3]。所以，缺乏系统思想和理论的全面指导便是森林培育学理论基础的不足之处。同时，在森林培育学的教学过程中，由于缺乏系统科学理论的支撑，整个教学环节没有得到很好的优化。理论课与实践课的学分配比、时间安排都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教学方式单一，没有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兴趣；师生互动效果较差，缺乏师生间的良好反馈；实践教学单一，难以适应林业生产实践的需求；教学过程中各要素的配置不太合理。即使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也都是不系统、相互割裂、片面的、无序的，没有把整个森林培育过程和森林培育学的授课环节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对待，因而，急需采用系统科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优化森林培育学的教学过程，从而形成一套高效、系统、合理的教学体系。

2系统科学指导和丰富森林培育学是大势所趋

系统科学是20世纪中叶形成、近几十年来发展十分迅猛的一个大门类新兴学科。它把事物看作系统，从系统结构和功能，从系统的演化，研究各学科的共性规律，是各门学科的方法论和基础[4]。系统科学理论包括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它是新兴的科学方法论。从系统科学来认识森林培育学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功能的复杂系统，把森林培育学教学过程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分析研究，统筹全局，立足整体，对森林培育学教学过程的优化提供了重要思维方式和重要手段。三论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从它归纳总结出的三大原理——反馈原理、有序原理和整体原理是森林培育学取得优化教育效果的重要理论基础。信息论是研究教学过程中师生间的教学关系系统，是关系教育信息如何传递，变换和反馈的理论，教育控制论是在教育系统中，运用信息反馈来控制和调节教师的行为，从而达到既定目标的理论，教育系统论是把教育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是由教育目的、内容、媒体、方法、设施及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森林是以乔木和其他木本植物为主体，多种生物与环境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它是一个整体，整体与各部分之间是一种非线性的关系，从而使得在整体层次上会涌现出各组成部分所不具备的新特性。由于森林的多目标和多种效益，森林培育从来就不是林业专业和林业部门所能独自完成的事情，它还涉及社会、经济、土地资源、农业、水利、畜牧、环保、旅游等诸多方面。因此，森林培育学涉及的不仅是森林生态系统，还涉及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等多方面和多层次的系统。对于这样一个需要处理多个系统相互关系的学科，仅仅以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作为其理论基础就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有必要用系统科学来指导和丰富森林培育学的有关理论，使森林培育学建立在更加宽广、稳固的基础之上。

3基于系统科学理论的森林培育学课程体系优化设计

3.1基于整体性原理的森林培育课程体系优化设计为了配合当前高等教育的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的人才培养策略，应对课程理论教学时间的压缩、森林培育理论与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用人单位对学生专业课程知识要求发生转变，基于系统科学中的整体性原理，探讨森林培育课程体系的优化设计模式：①合理优化森林培育学理论课与实践课的学时数量配置比例。在教学过程中，合理平衡理论课教学学时数量、提高课程实习和课程设计时间、增加课堂讨论和课程阶段性专题论文等。通过优化课程体系提高学生对课程核心内容的掌握、理解能力。②融入系统思想到森林培育学的教学过程当中，考虑专门用2～3章节来论述营建森林生态系统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从而让学生意识到把森林培育作为一项真正的系统工程。③探索新的教学方式，在理论教学中，改变传统灌输式教学方式，以生产实践中的技术实例为核心，通过解析讲授课程中的关键理论和技术，尤其是突出目前生产中形成的、推广辐射面较大的新技术解析，使理论教学向突出重点、辐射全面方向努力尝试。通过课堂问答、课堂讨论和专题论文交流，提高师生间的互动性，进一步活跃教学气氛，从而在相对较短的教学时间内完成了大纲中的重点教学内容，并促进学生课后复习并自觉补充教材内的其他内容。④优化森林培育学的实践环节。在教学实习中增加森林培育学中的新技术和新理论，如天然林和人工林抚育间伐设计、造林和营林各环节的实地考察、造林和抚育工作的质量检查验收等实习内容。聘请生产中长期从事技术工作的技术员现场教学，从而在现场把课程理论和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形成效果良好的生产实践第二课堂。

3.2基于反馈性原理的森林培育学课程反馈信息平台的建立构建森林培育学课程反馈平台体系，设计相关的调查问卷，学生将自己对任课教师授课的总体评价(包括讲授方式适宜性、举止言谈的示范性、讲授内容可接受性、教学互动性、课件可利用性、讲授语言表达准确性等等)反映在平台中，通过教师在平台中查看结果和教务处、学院的具体反馈意见，使教师及时了解自己的教学效果，并克服问题，改正错误，及时修正课程体系中的具体措施。同时，为了更加有效地促进学生学习，将教学课件、复习思考题等在教学平台上公布，并通过平台及时了解学生的需求，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答疑辅导，使学生在课堂之外能够获得更多感兴趣的课程知识，也解决了课堂教学时间不足、学生与教师接触时间较少的问题。

3.3基于有序性原理的森林培育学教学过程中各要素的合理配置模式设计①通过教辅手段多样化提高学生对课程核心内容的感观认知度。森林培育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课堂中的理论教学难度较大。为此，在教学中通过将生产实践各环节的图片、表格等资料与理论内容密切结合的手段，提高多媒体教学的效率和学生对生产实践的感性认识。同时，还使用必要的实物和生产实践影像资料，加深学生的实践感观认识。②通过持续调研总结有效地缩小课程内容与生产实践的差异度。同时，为了解决教材内容相对滞后与森林培育理论与技术发展较快间的矛盾，授课教师结合科研、会议、调研等，不断收集素材，并及时整理，整合到教学中。如国外的机械整地、迹地清理，国内西北地区的新整地方法，生态公益林抚育新方法，风景游憩林改造技术等。

第2篇：系统科学理论与实践范文

关键词：高职院校;教学管理体制;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作者简介：彭晓兰（1964-），女，江西吉安人，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张海峰（1956-），男，江西九江人，九江职业技术学院高教所所长兼学报主编，教授，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理论;童丰生（1966-），男，江西德兴人，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副主编，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教育改革立项课题“工学结合模式下高职院校教学管理体制创新与实践”（编号：JXJG-11-30-2），主持人：彭晓兰。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5）26-0055-04

教学管理体制是教学管理系统的组织结构、制度体系和运行方式的统称，其中包括采用怎样的组织形式以及如何将这些组织形式有机地结合成一个合理的教学管理体系，并以怎样的手段、方法来实现教学管理目标。也就是说，教学管理体制是指学校、院系、部门在教学管理方面的范围、权限、职责、利益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合理的教学管理体制有利于形成最优化的教学过程，维持稳定高效的教学秩序，开展有效的决策、计划、组织、协调、监控、服务等工作，从而确保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当前，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在高职院校全面推行，教学方法、形式和时空发生了巨大变化，创新教学管理体制已经成为高职院校亟待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一、高职院校教学管理体制创新的缘由

众所周知，我国高职教育大规模发展的时间较短，内生性过程并不充分，高职院校大多沿袭着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高校的教学管理体制，无法适应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事实上，随着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在高职教育中的全面实施，高职院校逐渐从社会的“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学校的生存环境和教学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决策、计划、组织、监控、协调、服务诸方面对高职院校教学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1]。

然而，高职院校并未从教学管理体制层面做好相应的准备，基于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学管理体制尚未真正形成。从理论源头上看，目前高职院校教学管理体制尚未打破马克斯・韦伯于17世纪中期创立的理性官僚制的窠臼，环境“稳定”、任务“不变”、领导者“理性”是其三个假设前提;“封闭”的形态、“固化”的职能、“森严”的等级和“机械”的运行是其四个基本特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学校实质上就是政府的附属机构，执行的是指导性计划，履行的是“封闭式”的教学管理职能，这种教学管理体制虽然有其存在的历史依据与合理性，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三个假设前提”已经不复存在，面对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全面实施，这种教学管理体制越来越暴露出自身的不适应。例如，面对以教学过程的开放性、实践性和职业性为特征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目前高职院校的教学管理体制就难以解决教学资源特别是实训场地和实习岗位的随机性、灵活性、易变性以及校外教学质量监控等问题。因此，无论是从理论层面上讲，还是从实践层面上看，创新高职院校的教学管理体制都势在必行。

二、高职院校教学管理体制创新的依据

（一）系统科学理论

系统科学将世界看作无数系统的集合，认为世界的复杂性就在于系统的复杂性，研究世界的任何组成部分，就是研究相应的系统与环境的关系。系统科学理论认为，任何事物不仅自身是一个系统，同时又是外部环境的一个子系统;任何系统都遵循“结构功能相关律”――只有系统的结构合理，系统才能具有良好的功能，并且良好的功能需要合理的结构来保障。系统科学的研究起点是要认识系统的特点，把握系统的层次、结构和演化规律，而其根本目的则是通过调整系统结构、协调各要素关系，使系统达到优化。按照系统科学理论，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下的高职院校是一个开放系统。其教学管理体制创新不仅要改造学校内部的组织结构，使之具有服务于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功能，而且要厘清学校与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对学校生存环境的变化进行研究，以便形成学校与环境之间的良好生态。因此，工学结合模式下的教学管理体制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的问题错综复杂，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第3篇：系统科学理论与实践范文

信息化体系建设的工程管理技术是指把用户需求转换为用户实际可用系统的过程中所开展的一系列管理工作。从工程实施的角度看，体系项目是以追求用户满意作为目标，强调各个组分开发运行的相对独立性，强调与复杂背景和运行环境不可分割，强调体系建设是逐步演化的动态进化过程。因此，信息化体系建设的工程管理不同于信息化单系统建设的工程管理，存在着管理对象复杂、管理技术新颖、管理信息量大等问题。信息化体系建设项目管理已成为管理学科新的研究方向，如何科学认识和解决信息化体系建设管理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以最优的方法、最短的时间、最少的支出，取得最好的效果，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紧迫任务。信息化体系建设在建设过程中强调通过平衡“投入”与“产出”来寻找适合用户的体系设计方案，并在使用过程中持续循环、演化，使用户需求与环境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不断地形成一系列的平衡解决方案或建设成果。整个建设项目可能会包括多轮建设，每一轮建设都要经历“规划设计实施集成验收维护”的多个步骤，形成一个完整的建设周期，并产生一个可以交付用户的阶段性成果。

鉴于体系工程注重“适用”而不是“最优”的特点，在维护期内，随着用户新需求的不断涌现、业务流程的优化再造，原本适用的系统将会不再适用于新业务和流程，因此将进入新一轮的建设循环，最终生成一个新的、更接近“最优”的阶段性成果，多个建设周期，将形成了一条螺旋曲线，产生向“最优”目标成果逐步逼近的的成果序列。换言之，体系工程的工程建设过程，实际上是通过多轮的“规划设计实施集成验收维护”步骤，形成一系列用户“满意”的基准成果，并向“最优”目标逐步迭代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用户需求逐步展现，基准成果不断完善。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保证建设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工程管理技术的有效性，应该按照系统建设的六个环节，分层次、分类型、有重点地开展工程管理技术工作，包括：建立适应项目建设、贯穿全过程、涉及建设各方的的工程组织机制，明确机构各方职责。制定涵盖各方责、权、利的工程管理制度，规范项目合同管理、综合计划管理、技术状态管理、工程信息管理、标准化管理、质量与可靠性管理、软件开发与基础数据管理等工作。在此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综合集成环节，不断完善综合计划管理、技术状态管理的手段和制度，不断提高工作的效率和科学性。

体系工程方法继承了系统科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它在体系的描述、设计、集成、演化、测度等方面探索提出了一批新的方法，丰富并发展了系统科学理论。从体系工程方法的角度看，信息化体系建设的工程管理的内涵可概括为：以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理论为指导，从项目全局角度和体系目标出发，将全部活动和相关资源作为过程进行控制，在优化配置管理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吸收整合、总结提炼、丰富扩展而形成以过程为基础的、以项目为整体的体系建设工程管理，用以规定和指导体系建设全寿命过程建设并保持和持续改进。

作者：王嘉兴 单位：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

第4篇：系统科学理论与实践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学科地位的提升，对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期望与要求越来越高。深人解读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状况，指出学科门类的交叉性，学科研究的引领性，研究质量的波动性构成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特征。阐释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研究的主要因素包括:人才队伍、实践研究、智慧层次、利益追求、学术环境。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应对方略:1.重视实践，从创新过程中探索学科的独立性;2.开阔视角，从学科发展中拓展理论的创新性;3.严格规范，从学风建设中追求成果的质量性;4.建设梯队，从培养机制中提升人才的层次性。研究认为，必须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才能体现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体系性与实践性。

当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呈现研究视角广泛，研究方法新颖，研究成果剧增的兴盛的局面，但又呈现出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成果的“混沌”状态。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如何走出这一“矛盾”阶段，对进一步深人理解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目标与内涵，构建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体系，充分发挥体育社会科学的功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简要阐释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研究的主要因素，并提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对策。

1对我国现行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状况的解读

1. 1学科门类的交叉性

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各门学科通过加强多学科的渗透与融合，促进本学科发展，已成为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一种趋势。诸如:哲学与历史学与文化学与政治学*体育史学与奥林匹克学、教育学与教学论与课程论、学校体育学与竞技教育学、社会学与文化学与经济学与管理学、体育社会学、社会学与管理学与行政学体育管理学等等。运用多学科融合的优势互补，重视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从而加强学科间的整合。然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在多学科融合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多门学科与相邻学科内容“重叠”的现状，缺乏学科体系性与独立性的问题，如《学校体育学》与《体育教学论》与《体育课程与教学论》与《体育教育学》等学科课程，都包涵着体育过程、体育教学目标、体育教学设计等内容。甚至在性质不同、名称不详的体育社会学科中存在内容体系雷同的问题。如:《体育经济学》与《体育产业学》、《体育市场营销学》等学科的内容都有相当比例的“重叠”。再如:《社会体育学》、《体育社会学》学科名称既相似又有区别，但就所涉及的内容同样存在“重叠”现象。这一现状反映在一定范围和特定条件下，多学科“融合”作用容易导致各门学科设置缺乏学科自身发展的结构牲与主体性，“有些研究有牵强附会，生搬硬套之嫌”。如果长期保持这种学科之间的“混沌”与“模糊”状态，便会影响到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发展与成熟。

1.2学科研究的引领性

作者查阅并粗略统计了2005—2008年被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以“体育社会科学”、“奥运”、“社会体育”、“体育管理”、“体育心理”、“体育哲学”、“学校体育”、“体育伦理”、“体育美学”、“体育社会学”、“体育人文”为题名的部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文献。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属于宏观理论研究的课题较少，尤其是缺乏高瞻远瞩的、整体性的、战略性的、规划性的、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成果。体育学者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宏观研究是政府决策部门的事，学校只能进行微观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形成比较重视体育社会科学某一理论与实践的微观研究，最多只能上升到中观研究的空间，客观上反映出忽视体育社会科学宏观研究的倾向，以导致在一定程度上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引领”作用不够明显与突出，有待形成目标明确、方法科学、内容实际的理论体系，以指导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发展。

1.3研究质量的波动性

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数量剧增，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前“在很多情况下，无论对个人还是群体的研究成果的估价，用的都是数量语言叫。就高校而言，申报体育类硕士点与博士点、重点学科、各级研究基地等都应有核心期刊代表作、学术专著与各级科研项目数量上的要求。就个人而言，国内各高校对体育教师个人学术成果也有数量上的要求。上述要求虽然反映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语言，“但这并未根本改变语言的数量特征”，更不能全面反映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客观上也存在着研究成果质量不高的问题。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属于一般描述性、简单整合的研究“文体”占有相当比例。能够运用哲学、系统科学、逻辑学、文化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从深层次与不同视角分析与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发展基本规律的研究成果十分匾乏。追求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体育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根本体现。如果单纯追求数量的增长，而忽视质量的提升，其结果只能是数量越多，质量越低，产生伪劣作品多的可能性就越大。

2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因素分析

2.1人才队伍

“研究质量是人才质量的标志和反映。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提高，关键是要有高水平的研究人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队伍单从数量上看，应该说是比较庞大的，如大中小学体育教师中绝大多数是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但也应看到“精英”队伍建设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各级政府对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不够重视，培养制度不完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领军”人物不多，许多具有“知名”头衔的“高级”人才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多，在国内影响力不大;硕士点、博士点培养机制的问题间接导致优秀体育研究人才不能脱颖而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存在近亲繁殖现象等等。反映出当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队伍整体水平函待提升的现实。这种现象长期发展下去，将影响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质量的提升，将影响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水平。

2. 2实践研究

关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实践的问题，是关系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与研究价值的问题，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误区。“所谓研究体育实践就是运动技术教学实践活动，就是在运动场上进行的各种身体练习活动。所谓研究体育实践，就是了解情况，收集一些事实资料而已。所谓体育实践研究，就是按照个人的主观意图让别人填写调查表”等等。上述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实践的认知具有很大的局限。不可否认，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涵盖上述实践活动，但就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内容、组织、方法与手段而言，已经远远超过上述研究体育的实践活动。“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要着力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要根据实践的需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同时，更好地发挥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干扰，体育社会科学实践研究还未受到重视，“距离”主体的人甚远，只是在体育书本或相邻学科的教科书中寻找体育实践的“答案”，造成很多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深度与质量不高，普遍存在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2. 3智慧层次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必须依靠学者个体的哲学智慧的功底与科学思维能力，两者的有机结合，可以促使研究过程的“优化”，更加精确地反映研究结果与结论的可靠性、准确性。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比较注重体育经验知识的运用，比较注重综合知识与交叉学科知识的运用，比较注重体育知识的“接受”与“整合”，因而在科学知识体系的框架下，出现了许多体育社会科学中的“体育十某某学”二“体育某某学”、“某某学十体育”二“某某体育学”，不断地重复进行己经确定了的知识体系重新组合。在某种程度上凸现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缺乏“反思”，缺乏由体育“客观事物”抽象出来的理论或“思想”。以至出现许多“形而上学”的体育社会科学理论观点，如“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二体育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体育社会学=社区体育”、“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是对立的关系”等等，反映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缺少哲学智慧的引导，习惯用知识范畴下的“线性”思维方式去理解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许多复杂问题，容易受到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干扰。

2. 4利益追求

所谓“利益追求”，反映到体育学术界，也就是为获取物质资料而进行的各种生存活动。这种生存活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职称评聘、人事分配、成果评奖、晋升导师、学科建设、学位评审、项目申报、工作调动、年终评优等，无不与科研成果的“数量”、“质量”有关。绝大多数的体育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对体育专家、学者和体育教师都有科研业绩要求，普遍实行数目量化管理。规定不同职称的论文篇数，发表“层次”，并将篇数“赋值”，发表篇数越多，论著字数越多，得分越高，奖金越多;“层次”越高，得分越高，奖金越多。“层次”不同，“赋值”不同，得分不同，获得的“利益”不同。学术界盛行的个人“利益”与本位“利益”的作用，助长了盲目追求数量与速度，轻视质量与效益的急功近利的、浮躁的学风，甚至导致学术腐败的产生。体育界学术腐败现象的滋生，与社会的整个学风和道德规范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个体在社会环境所处的地位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前，社会对体育学术成果价值评价导向的功利性超越了实用性、教育性与社会性，而这种实质性的转变所产生的“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对追求功利的少数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学术个体与群体容易产生负面影响，甚至造成为了个人利益、小群体利益、本位利益，不惜败坏体育学风与学术道德的事件时有发生，严重污染了体育学术环境。

2. 5学术环境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期望营造一种宽松、健康和谐的学术氛围，需要营造有利于学者主体作用发挥的环境。优化体育学术环境对广大的体育工作者努力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十会积极的意义。然而，缺乏健康学风的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体育学术“垄断”现象比较普遍，例如各级体育课题申报中“行政”干扰所产生负作用的辐射，使得体育学术“行政化”的倾向占领上风。这种“行政化”的体育学术氛围所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体育学术规范体制功能的逐渐削弱，不利于优良“文风”与“学风”的塑造，长期下去，便容易产生体育学术腐败的土壤。再如体育学术评价中的非理性化倾向，“由于公正、认真的学术评价被人为地引入到复杂的人际关系领域，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评价的轨道”。再如学术霸权现象，“就几个人搞学术统治，他们的研究左右着整个学术领域，使其他人没有发展空间”。这种学术“垄断”现象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极大，严重挫伤了广大体育工作者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3促进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研究的具体方略

3.1重视实践，从创新过程中探索学科的独立性

3.1.1拓展体育社会科学实践领域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它与其它的实践活动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最终保证理论与社会互动的意义是实践”，通过设计、调查、模拟、体验、运动、测量、实验等实践活动形式，获得各种体育研究素材，并对各种体育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综合、归纳、判断、推理等研究。一方面要加强现有体育社会学科的实践活动，促进各学科深人发展，避免学科之间和个体学科内容的过多交叉与重复，逐步完善学科理论与实践的独立体系;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体育社会科学的实践领域，如:国际体育、奥运经济、区域体育经济、体育文学、老龄社会体育、农村体育发展等。通过体育学科系统理论之间的互动，获得新的研究视角，促进体育学科理论的“生成”与创新，保持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具有独立性的特质。

3.1.2倡导体育社会科学实证研究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并不是事实的本身，而是事实所蕴含的无法得到解释的问题。现实中对各种体育社会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想方法、不同实践标准进行解释，很容易产生于体育事实本身相背离的或者相互矛盾的结论，这种研究由于主观意识性较强，人为的因素较多，其研究结果大都缺乏说服力。因此，需要把自然科学研究中常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运用于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有关领域，通过脚踏实际的努力，获得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这对描述体育事实的真实性与精确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体育社会科学中各门学科在加强实证研究的过程中，要主动获得符合完善自身理论体系的信息与技术，探索与促进某一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3.1.3加强体育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

加强体育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运用电子计算机、网络设计与交互、微缩与传真设备、录像与电视，建立具有文献复制、数据分析、体育技术、体育语言等功能的实验室。通过理性认识与实践探索把文字、声像、信息、数据处理成图形化、数据化，并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精确的和比较全面的结论。体育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是一项基础性、经济性和科学性很强的综合性工作，必须通过加强实验室的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高实验室的师资队伍质量，充分利用实验室现有资源，提高利用率，促进实践研究的深化，把体育社会科学实践研究提升到新的水平。

3. 2开阔视角，从学科发展中拓展理论的创新性

3. 2. 1重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批判

体育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研究应该重视对各门学科自身理论与知识体系的批判，因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其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以及价值取向并非都是具有中立性的，容易受到人为的、主观的、利益的与权力的制约，容易受到社会体制、社会组织、社会文化、社会教育、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影响及其控制作用的约束。开展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的“他批判”与“自批判”，一方面有利于分辩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与知识体系的真伪，阐明其本位功能;另一方面有利于对批判的理论进行检验与反思，促进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的创新。

3. 2. 2定位体育社会科学实践理论导向

体育社会科学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应以实践理论为导向，要用发展的、全局的、战略的眼光，分析体育领域中的各种问题。体育社会科学的实践理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理论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科学指导作用的渗透，体育社会科学的实践理论处于不断变化与发展之中，形成语言层面的实践理论与指导现实过程的实践理论相结合的动态系统。确立以体育社会科学实践为视角的认识观，阐明体育社会科学实践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并在此基础之上为个人与社会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与实践方法。只有在充分发挥宏观研究的导向作用与微观研究的具体作用的基础之上，才能为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创新奠定坚实的实践理论基础。

3.2.3挖掘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智慧

开发与利用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智慧，进行体育社会科学知识资本扩张与智慧教育，为更有效地进行体育社会科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其科学性、指导性需要经过严密的、科学的逻辑推理和证明过程，才能形成有价值的、系统的、超越的、能动的理论体系。通过建立学科整合、体系构建、理论创新，促进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的智慧进化与智慧更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应以正确的发展观、价值观、实践观为指导，站在宏观研究的角度，从微观人手研究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的功能，正确认识体育社会科学的本质、规律与发展趋势。

3. 3严格规范，从学风建设中追求成果的质量

3. 3. 1坚持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推动学术进步。勇于学术创新，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弘扬科学精神、精神与民族精神。从学风建设上可以通过体育社会科学知识传递和积累的制度约束，展现个体与群体行为示范，鼓励体育学术创新。

3. 3. 2形成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个性特色

所谓个性特色就是和别人不相同的、具有自身独特性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从主体出发有个体研究、小群体研究、团队研究等多种形式，然而无论何种形式的研究，都应该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和特点。必须依靠自身的体育社会科学某一领域研究的相对优势，敢于探索别人未涉足研究的领域，生产具有个性特色的体育学术精品，凸现体育精品的学术地位，推动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向高层次方向转变。

3. 3. 3打造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学术精品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树立学术精品意识，通过体育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创新，打造一批精品，占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形成学科优势。“学术创新，可以打造学术精品;打造学术精品，又可以推动学术创新”。创新是学术精品的“灵魂”，要学会运用各种思维方式，潜心钻研，推陈出新，敢于超越，提出体育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只要把学术创新贯穿于研究的全过程之中，就可以出现《体育人文社会学概论》、《奥林匹克学》、《体育基本理论教程》等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精品。

3. 4建设梯队，从培养机制中提升人才的层次性

3.4. 1制定体育社会科学人才战略规划

体育社会科学“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充分发挥人才资源开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要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学，就必须提升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整体水平。各级体育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社会体育机构要把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应该制定相应的人才战略规划，包括培养目标、培养数量、培养层次、培养梯队、培养机制、培养评价等。

3. 4. 2优化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机制

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需要出发，重视培养中青年优秀研究人才。通过体育社会学硕士点与博士点建设、体育社会学研究基地建设、体育社会学重点学科建设，形成合理的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学术梯队，通过培养体育重点学科带头人、体育学术带头人、后备体育学术带头人、体育学术骨于、青年体育学术优秀人员，形成合理的体育社会科学人才梯队结构。注重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机制的创新，优化人才资源配置;建立公平竞争机制;建立健全人才的管理制度;建立体育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加强体育社会科学人才的档案建设。

3.4.3营造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环境

第5篇：系统科学理论与实践范文

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维护社会稳定一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防范工作始终是我国社会稳定建设的重中之重。在可持续发展和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政府和社会公众对社会稳定风险日益重视，但是，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精神和政治文明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风险认知、评估和防范研究的方向性把握，应以经济社会现代化重构为背景，以宏观的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以风险的结构性(体制性)变迁为主线，即注重宏观认知、综合评估和战略分析，强调宏观诉求和战略诉求的结合、系统性和前瞻性的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评估的结合、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的结合,以及理论研究和试点应用的结合。

1.1对社会稳定风险的认识亟待宏观化

造成转型期的我国社会纷争频发、重大多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维稳”观念落后、风险意识淡薄、对社会稳定风险机理的认识不够全面，政府决策与公共管理中的宏观性、战略性问题没有系统加以认识和解决，全局意识和战略思想匾乏，系统化、综合性评估相对缺乏等等。现有社会稳定风险研究主要将社会稳定风险视为客观存在，即存在于“那里”、独立于人们头脑和文化之外等待被测量的东西，强调风险的可计算性和可控性，努力解决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准确评估计算的可行性问题，根据一个可度量的风险水平或对风险的客观评估，实现按照风险对社会系统预期或建模的损害有效降低风险的目的。这种认识路径无法给人们认识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风险提供一个更宏观、更综合的框架。贝克认为，风险是一种应对现代化本身诱发并带来的灾难与不安全的系统方法。维尔达沃斯基把风险定义为一个群体对危险的认知。因此，风险在本质上有其客观依据，但必然是通过社会过程形成的，总处于建构的过程中。社会稳定风险是经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产物，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现象，是基于孕育在社会组织特定形式中的原则而被定义、被感知、被管理的。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每一种社会生活形态都有自身特有的风险结构。面向涉及经济、政治、技术、心理、管理、社会等方面诸多要素集成的宏观性、整体性的社会稳定风险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学、政治学或公共管理学视角下的社会稳定风险研究的宏观理论和方法更是处在空白状态。而且，现有社会稳定风险研究，要么偏重于“维稳”工作的具体需要，存在理论研究受制于业务需要的问题；要么社会稳定风险研究成果难以获得处在一线的政府工作部门的理解和应用，被束之高阁。以上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强对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与社会稳定风险关系的理解，加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风险管理的关系的理解，努力揭示社会稳定风险与社会经济转型的紧密联系，坚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科学发展思想，积极提出和构建社会稳定风险研究的宏观理论和方法，宏观地把握转型期我国社会稳定风险管理工作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科研需求。

1.2对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亟待系统化

目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还不够系统和规范，经验性的粗放式的风险评估在实践中较为普遍。在理论研究领域，由于技术风险分析已经发展了很多风险分析和评估的定性定量方法，并在金融、企业管理等微观管理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确实可以提供与行动的每种可能在逻辑上的或经验上的知识，帮助决策者估计预期的危害。因此，许多研究者试图将这一方法论体系运用于社会稳定风险的研究与应用之中。但是这些研究忽视了社会稳定风险系统与技术风险系统属性、基本结构和功能等方面的本质区别，必然会引起诸多批评和质疑。这突出地表现：(1)在风险后果认定方面，社会活动活动和后果间的相互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取决于风险的特征、个人、价值、社会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忽视社会过程中个人价值和偏好以及利益博弈，将带来关于风险的争论，导致对风险的认知偏差，从而加重风险的严重性.(2)主要反映的是现有的社会经济管理的观念、政策和体制下的社会稳定风险状况和水平，不仅缺乏以社会经济现代化转型为背景的宏观认知基础，也缺乏对社会稳定风险结构跃迁的全面分析和整体把握。(3)系统工程方法在社会稳定风险研究领域的运用不够合理，例如，社会稳定风险的认知不够宏观，缺乏结构性的认识；风险评估缺乏系统性、综合性；风险的防范与调控缺乏系统性的思考和建设。更严重的是，有的研究还出现了一些知识性错误,比如，指标的相关性缺乏必要分析；指标权重求解方法，如判断矩阵和特征值法等缺乏逻辑和心理学基础的方法，仍然得到照搬照用。(4)简单用概率和后果来衡量风险在损害认定方面排除了价值分歧和偏好，实际上是虚构的精确，因而也就失去了实质意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还应考虑包括公正、公平、灵活性或可恢复性等互补目标。因此，运用系统科学和风险管理等现代科学理论，系统全面地认识和把握社会稳定风险活动，不能停留在粗放的经验性认识水平上，必须努力揭示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风险系统的基本结构、要素和功能,以便选择系统合理的评估指标,建立起系统合理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1.3对社会稳定风险的防范亟待战略化

著名社会学家袁方指出：简单化地理解社会稳定无疑也与社会稳定的地位十分不相称，改革有具体的战略体系和实施纲要，发展也有五年计划，而稳定却只停留在救火式的应急控制上，显然是不适宜的。我们应当从整体战略的高度提出带有整体性和全局性的社会稳定思想，使社会各阶层不仅在稳定压倒一切下达成共识,而且在如何实现稳定的具体操作上通力合作。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风险防范问题首先是一个宏观的战略命题，并在经济学本质上是属于资源利用的问题，而绝非仅仅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确应当从整体战略的高度相应提出一些带有整体性和全局性的思考，从社会稳定风险系统的不稳定因子和时间属性这一层面分析，防范社会转型时期的宏观危险性有必要转变发展模式、利益格局和政府模式，优化社会稳定的结构性水平。为此，需要在思想、行动、组织、体制、机制、法制、政策等方面采用一系列宏观风险管理的系统性措施和宏观风险治理的整体性方略，对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工作缺乏战略思考，建立起适合转型时期特点的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工作的基本思想和战略管理体系，减少社会转型过程的随意性、盲目性、短缺性与不确定性，消除社会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之间不相协调的状况和难以为继的局面。因此，有必要探索并依据稳定风险宏观认知和综合评估的前沿研究，运用系统科学、风险管理和战略管理理论，努力探索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风险的基本防范策略，逐步形成适合转型期特点的社会稳定风险防范的基本思想和战略管理体系。另外，社会稳定风险研究的前沿需求是将风险的认知、评估和防范工作与现代化转型这一基本现实紧密联系起来，进而要求社会稳定风险研究的系统化、宏观化和战略化。这本质上是学术研究工作在不断贴近现实的同时进一步科学化的过程，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比如,系统科学的兴起，也为风险研究的科学化提供了现实可能。

2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理论基础与方法的核心内容

研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方向性把握，梳理了稳定风险研究的基本线索、现实背景和科研需求，据此本文提出和确立社会稳定风险研究的宏观化、系统化和战略化的结构主义路线，其核心内容包括将社会稳定风险与现代化转型紧密联系起来，揭示系宏观认知社会稳定风险的宏观结构、基本要素、成因机理和跃迁方式；以社会稳定风险的宏观认知，引入系统科学理论与方法，提出评估内容、体系和方法；从战略层面上提出了防范策略，为提高我国维护社会稳定的综合能力和整体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2.1社会稳定风险的宏观认知

在学术探索和业务实践中,人们对社会稳定风险的研究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社会稳定风险系统的形成和存在机理缺乏认识，对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风险系统的客观存在缺乏认识，不能符合系统科学的目的性原则，缺乏客观存在与主观能动辨证统一的观点。同时，对社会稳定风险系统的发展演变缺乏认识，对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风险系统的基本活动及其原因缺乏认识和预防，对风险的系统、要素及其环境的整体关系缺乏认识。(2)对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风险系统的基本构成和作用缺乏认识,不能符合系统科学的结构功能原则，比如，在不稳定因子方面，忽视现代化转型对稳定风险的宏观影响的分析；忽视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的有效运用在风险系统的孕育环境方面，不少学者在关注“维稳”力量这一主观能动的因素的同时，却忽视了从客观层面上对社会系统的易损性进行分析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研究者还经常将风险系统中不同子系统范畴的因素混在一起，模糊了社会稳定风险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功能。(3)对风险的认知、评估和防范相互脱节，各自为营，不能符合系统科学的开放性和集成性原则。总之，运用现代系统科学,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科学的系统分析，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基本内容，也为社会稳定风险管理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2.2社会稳定风险的系统化评估

系统化评估社会稳定风险，必须避免评估的形式化、庸俗化、片面化倾向，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的宏观要求和实践准则,以符合社会稳定风险的战略化防范的要求。(1)以社会稳定的战略规划为目标。评估风险是为经济社会发展、风险战略化防范服务的，不仅要服务于有形规划，更要服务于概念规划。社会稳定风险在根本上是一个可持续发展问题，是社会稳定领域的资源利用失衡的问题，不应该被局限于微观的资源配置范畴。因此，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进行社会稳定风险的综合评估,正是社会管理模式的探索和创新。(2)以转型期的社会经济现代化重构活动为起点。社会稳定风险的形成和变化正是社会经济重构活动及其过程的直接反映。把城社会稳定风险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与社会经济重构活动有机地联系起来，有助于强化社会稳定风险和现代化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是深入理解社会稳定风险的系统机制的一个新的起点,也是建立和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新起点。(3)与时俱进，反映社会稳定风险的时代渊源和形势特征。当前，中国进入了城市化的加速时期，工业化进程事实上进入了重化工业阶段,市场化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攻坚和完善阶段。人们在看到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辉煌成就时，并不意识到这一切同时也是构成当前我国社会失稳的重要原因。正是以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为主流和动力的城市社会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促成了我国内部社会经济的重构活动,并代表了转型期的社会稳定风险的时代特征。这同样需要在评估体系中加以揭示和反映。

2.3社会稳定风险的战略化防范

当前，转型期的我国社会稳定既有社会稳定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也有社会稳定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这需要结合具体领域的现代化建设水平加以具体分析。我国社会的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尚待实现，进入后现代社会还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建设过程。因此，当前许多社会稳定的宏观工作主要面临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需要加以认知、评估和防范。

3结束语

第6篇：系统科学理论与实践范文

1实在论的复兴同“实在”本身的破碎与失落结伴而生，是康德以后西方哲学的一大景观。一方面，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自在之物”，把感性世界中的“现象”作为实在；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抛弃康德的“现象”，以人的某些非理性心理要素取代“自在之物”作为实在。于是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实在论，人人都可以称为实在论者，而“实在”本身则不知所去。为了重新整合这破碎了的现代哲学，人们必须唤醒理性，返回到实在观念的原点处发掘其真义。

然而严格说来，“实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范畴，也不是宗教或神学中的名词术语，当然更不会成为科学中的概念。通常它只是日常语言中的一个谓词而非主词，用以表示主词存在的虚实状况及其性质。不过无论哲学、科学，还是宗教、神学等，大凡以探索客观真理为宗旨的意识形式，都不能不首先去直接地面对它。因为“实在”与“真理”密切关联在一起，它根源于人本身所固有的一种“形而上”的冲动，是人的思想超越感性世界的产物。人们通常总是要割裂本体论和认识论从单方面孤立地讨论实在，然而事实上，无论是从思想的语言逻辑方面分析，还是从其社会历史方面分析，“实在”的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分割的。或者至少是就把握实在观念来讲，本体论同认识论必须统一起来考虑。

从语义学方面来分析，“实在”一词复合了两个不同层次的意思：其一是“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存在”，它是相对于“不存在”而讲的，是指作为殊相处于时空之中的、原则上可以感知的具体的存在，它是人们把握“实在”一词的一个辅条件，构成“实在”的现实层面；然而，要完整准确地把握“实在”的内涵，还必须充分注意到它的“实”，即“真实”，它是相对于存在本性中可能具有的“虚”或“不真实”而讲的，是对存在的一种质疑，并构成“实在”的“超越”层面，这是“实在”一词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的深一层涵义。一般说来，它总是要指向某种终极的、不能被感知而只能被推论的、作为共相的抽象的存在。显然“实在”并不是指称通常意义上的那些存在，而仅仅是指称某种作为存在“根基”的本原性存在，或者说第一性的存在，它构成所有其它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实在”所以能够如此迷人，也恰恰是根源于它对感性具体的现实的这种超越。

由此看来，实在观念应当起源于人们对现实的、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的怀疑和否定中。早在人类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中，人类精神就已经开始了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这种超越为人类以后理性地建构理想世界与批判现实世界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不过当时还没有触及到感性世界的实在性问题。

最早明确表示怀疑和否定物质世界的，是古印度的婆罗门教。早在公元前10世纪至5世纪古印度所流传的《奥义书》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思想。根据婆罗门教的说法，印度神话中的创造神“梵”是物质世界的始基和宇宙万物的本原。它没有形状、没有大小、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气味，广阔无边、无处不在，既看不见、听不见，也摸不着，仿佛老子所说的“道”。不同的是，印度的“梵”具有某种意识，被称为“自我”。“自我”和“梵”一体两面，只是由于它具有意念，才使得混沌破裂变现出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不过这个破裂的混沌仅仅是由“自我”的意念产生的，因而被称为“假梵”。由假梵化生出来的宇宙万物自然是虚幻不实的、有限的和暂时的。唯有真梵才是真实的、无限的和永恒的。人们只有透过假梵认识了真梵，才能够超脱无尽的生灭轮回，复归宇宙本体〔1〕。

到了古希腊时期，巴门尼德首次从哲学上触及到实在观念。他把现实世界感性具体的物质性存在称为“非存在”，而把人们精神世界那些抽象化的思辨性概念称为“存在”。柏拉图进一步把人们所生活的客观世界明确区分为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他认为人们的感官所能够感受到的只是现象世界，而真实的世界是理念世界，它隐藏在现象世界的背后，是人们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它是本原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现象世界只是人的一种幻相，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正实在的世界。亚里士多德虽然用质料与形式的结合取代了柏拉图那抽象空洞的理念，不过他还是承认存在一个没有质料的纯形式，这就是神。而且晚年的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一般形式就是事物的本质，它先于具体事物存在并决定具体事物，因而是第一本体。

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吸取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实在论思想，认为只有天国是真实的存在，也只有人们对于天国的认识才是真实的认识，现实世界不过是上帝的创造物，它只是人们感性知觉的对象，在那里是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的。根据安瑟尔谟等极端实在论者的观点，共相作为殊相的本质，不仅独立于作为殊相的个别事物、而且先于它们而存在；个别事物则不过是由共相所派生出来的偶然现象，它们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这是实在观念和实在论的哲学发轫处，从此以后人们超越感性世界的本能冲动借助于基督教的经院哲学最终以实在论的形式正式进入了人类认识的视野。

综合以上简要的逻辑分析和历史考察，我们不难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第一、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是以真假两个世界的分辨作为思想前提和基础的，它内在地包含着由此岸的幻相世界向彼岸本体世界的超越。否则的话，如果有人指着他面前的一张桌子说：“这是实在的”，我们就一定会感觉到莫名其妙。要合理地理解和解释这句话，就必须首先设定一个辅助事件作为前提，这就是有人否定这张桌子的实在性，也就是说，必须先有了实在论。然而一旦实在论把人们的思想引向桌子的共相或理念，那时再有人回过头来强调说眼前的这张桌子是实在的，他显然不能够再被称为实在论者，而只能被称为唯名论或经验论等。这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首先必须澄清的问题。实在论领域中的各种混乱大都是由于忽视了这种超越而引起的。

第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也曾主张超越现实世界，泰勒士的水、阿那克西米尼的气、赫拉克里特的火等、尤其是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也都是人类精神超越现实世界的产物。然而这种超越并没有涉及到彼岸世界，它们纯粹是在此岸世界内部发生的事件，是人的思维对自身感觉器官的超越，只要人们设法拓宽自己的视域就会发现，它们并没有超出现象世界之外。因此，这种所谓超越只不过是从具体的作为殊相的质料到质料的还原，它同抽象的理念、形式或共相无关。所以它就只能是被称为唯物论或原子论等，而不能被称为实在论。这也是正确把握实在观念和实在论时应当非常明确的，否则诸如科学实在论这类怪胎就会由此而产生。

第三、新实在论与批判的实在论也同样是以理念与现象、形式与质料、共相与殊相这样两个不同的世界的分别作为思想基础的，同理念论或实在论相区别的是，它们同时赋予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以同样的本体论地位。这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折衷主义方案。它虽然避免了大量停留在哲学原点的原始纠纷，促进了现代分析哲学的发展，然而哲学中的本原问题毕竟不会因此而被消解。就对“实在”本身的认识而言，它们几乎没有增添任何新的内容。所以尽管哈特曼把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起来把握实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然而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毕竟存在着质的不同，从而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或像罗素等热衷于从逻辑、数学方面进行抽象分析的多数新实在论者那样，从本体论上返回到柏拉图主义那里；或是像普拉特等热衷于从经验方面进行具体分析的那些批判的实在论者一样，从认识论上走向康德的不可知论；再或是像桑塔亚那那样，最后不得不把外部世界的存在当成一种动物式信仰来捍卫等。至于其它那些五花八门的实在论则大都不得要领。

2明确实在观念与实在论的真实涵义后，倘若主张科学实在论，则将意味着：首先，在本体论上预设或承诺一个在感性具体的事物之外的超验和永恒不变的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其次，在认识论上主张科学理论正是对这样一个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再次，在方法论上也相应地追求某种能够把科学导向这个实在世界的先验逻辑，从而可以使之同实在论内在地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显然这只是一种基于语义分析形成的科学实在论。虽然它仅仅是纯思辨的产物，却相当准确地体现了本来意义上的科学实在论，不妨称之为科学实在论Ⅰ。不过人们通常已经习惯于把这种实在论称为形而上学实在论，并认为它同科学无关或者对立。然而事实上，这种长期被作为形而上学加以拒斥的实在论，在现代科学中已开始凸现出来。这是一个不容当前各种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忽视的重要事实。

爱因斯坦的科学，作为传统宗教的一种替代品，显然是对于他所信仰的和谐的宇宙的描绘。自然规律的绝对性、形式体系的相对性、数学物理化与物理学数学化等〔2〕，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相统一的基础上忠实地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科学传统，从而构成一种真正的科学实在论。尽管这种科学观在科学史上不占主流。然而随着现代科学向两极领域的不断扩张，这种观念的市场似乎是越来越大，甚至连实证主义的追随者海森堡等人，也明显感觉到现代物理学正在向柏拉图主义复归。只是何以证明这样一种描绘恰恰就是宇宙的本来面目，在认识论范围内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的。

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一个理念、形式或共相世界，并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个实在世界。既然现象世界受外在于自己的理念支配，科学要解释和说明现象就必须准确地把握理念，而这样的科学显然是不可能在现象世界中纯逻辑地归纳，它必须到精神世界中纯理性地建构。科学实在论Ⅰ的方法论基础是理智的直觉、思辨与审美能力，包括科学创造中的直觉、猜测、想象和推理，理论评价中的简单性等，在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性实在论。然而何以保证科学理论所描绘的正是实在世界，在方法论的范围内也是无法解决的。所以这样的理论与其说是科学，还不如说是哲学或神学。不过爱因斯坦事实上也正是一个融神学、哲学与科学为一体的奇才。他的相对论巧夺天工居然没能获得诺贝尔奖，也说明了科学界对于“科学究竟是什么？”，还是具有自己的内在尺度的。

从历史上看，以实验作为特征的近代科学是在唯名论的旗帜下兴起、在经验论的传统中获得大踏步发展、并在实证论的怀抱中走向成熟的。同科学实在论Ⅰ相比，科学实在论Ⅱ更好地继承并体现了这样一种哲学的和科学的传统。它所关注的始终都只是现象、质料或殊相等现实的和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近现代科学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物质世界中展开的。只是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复杂的结构和层次。从人类自身的时空尺度看，它至少可以被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人们借助于现有的技术手段可以感知的，不妨记为A；另一部分则是在原则上应当能被感知而目前借助于各种技术手段尚未被感知的，也不妨记为B。从认识论的层面看，人们既可以用A解释B，也可以用B解释A。大凡是从现象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层次出发对其相邻层次所作的各种因果解释，都可以直接地构成现实的科学实在论Ⅱ的思想基础。不过从当代科学实在论发展的实际看，它们大都是以还原论作为其方法论基础的。

近代科学是在从A到B进行还原的，它以B作为A的内在原因和根据。具体说来，一个科学理论要想正确解释和说明A，就必须首先如实地描述B。近现代科学主要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层层还原、并最终从原子走向夸克的。极端的还原论总是要在本体论上预设一种实体，并在认识论上要求科学理论描述这种实体。它们认为成熟的科学理论中的所有名词术语及其中所包含的理论实体应当在现象世界中有确定的指称。W.塞拉斯和普特南的逼真实在论就是以此作为蓝本建构起来的。温和的还原论通常只是在本体论上承诺一种实体，夏佩尔的科学实在论、杰利的建构实在论和哈金的实验实在论等大体是属于这种类型。它们没有预设或承诺超验的实在，却预设或承诺了超感的实体，并且坚持认为科学理论或科学实验中所反映的就是真实的存在。

随着现代科学向纵深发展，尤其是伴随现代系统科学的兴起，整体论正取代还原论而成为一种新的科学范式。丰富多彩的现象世界实际上也绝没有还原论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人们在其中发现了自然界的层次结构并揭示了它非同寻常的意义。整体论以A作为B的外在原因和条件，从而使“关系”取代“实体”而成为科学解释和说明的基础。它是现代科学正在摆脱古希腊自然哲学传统走向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种进步。现代西方哲学中亚里山大的突现进化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哈特曼的批判实在论、拉兹洛的系统哲学和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等，也都具有这样一种极为明显的思想倾向。

科学实在论Ⅱ本是在反实在论的框架中建构起来的。它是以现象世界中各种感性具体的属性作为经验基础的理性实在论，在本质上是反柏拉图主义实在论的。近代科学以还原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物质实体上；现代科学则以整体论作为方法论基础，试图将属性归结到关系中并从而完全消解物质实体。这种实体的淡出和关系的凸现使形形以还原论作为蓝本的科学实在论Ⅱ普遍陷入困境。科学实在论Ⅰ预设或承诺实在，却无法保证科学正确地把握实在；科学实在论Ⅱ放弃这种实在而执着于描述现象，却最终连现象也把握不住。这就难怪现代科学哲学中现象主义、约定主义、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要非常盛行。马赫、阿芬那留斯、彭加勒、迪昂、布里奇曼、奎因、拉卡托斯、库恩、费耶阿本德、劳丹、范·弗拉森、詹宁斯、黑崎宏等人都是颇有影响的反科学实在论者。即使是始终以科学实在论著称的普特南，到后期提出的所谓内在实在论，实质也是反科学实在论的。科学实在论不仅在逻辑上困难重重，而且在历史上也漏洞百出。倘若从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看，无论古代的托勒密，还是近代以来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玻尔和海森堡等一流的科学家，虽然说不能完全抗拒科学实在论的诱惑，然而他们总体上似乎都是在从事一种拯救现象的工作。

3科学理论是人类认识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认识论的观点看，它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必然内在地凝结着根源于客体、然而却是由主体来规定、并因而具有主体间性的客观性现象，以及根源于主体、却必须由客体来规定的主观性理念。所以撇开它的语言、逻辑、数学表述形式就其经验内容来看，科学理论显然是由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大类知识构成的。前者从现象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物质世界感性具体的经验知识的归纳和总结，是实在论一直试图超越的“虚”与唯名论极力维护的“实”；后者从理念世界出发，是人类关于精神世界理性抽象的经验知识的反思和概括，是实在论始终所向往的“实”与唯名论坚决拒斥的“虚”。它们分别凝聚和体现了历史上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和人文学者的思辨传统。科学理论正是人类在这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中所积累起来的两种类型的知识在一定的语言、逻辑、数学形式构成的框架和体系中同化与融合的产物〔3〕。

近代科学是从现象世界中展开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科学理论中所涉及到的主要经验内容，它构成了科学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外部经验基础。按照唯名论的观点，现象世界中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正是唯一真实的存在。然而从现代哲学和科学认识发展所获得的结论看，实在论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首先，从哲学认识论方面看，现象作为从属于主客体关系的范畴，是不可能脱离主体来规定的。既然主体是人，现象也必然是属人的。倘若把主体换成某一微生物，现象也必然要属于这种微生物。事实上，人类迄今为止所获得的全部认识成果，都始终是以人类自身的存在尺度作为基准的。罗素当年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卡尔纳普、刘易斯和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理论也都涉及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现实的现象世界其实只是无数逻辑上可能的世界中的一个。实际上它完全是人类按照自己特殊的生理构造选择出来的。也正是这种特定的生理构造把“自在之物”拒斥到自己的视野之外。人类要把握这种自在之物，必须根本改变自己的生理结构和时空尺度，以便把多种可能世界同时纳入自己的视野。这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做到。

其次，从科学认识论方面看，人们对于微观世界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着人类认识活动的烙印。人们不可能观测到所谓微观客体的本来面目，而只能观测到微观客体同测量仪器发生相互作用的整体效应。并且观测结果是呈现为粒子还是波，还要取决于人们所设置的观测条件。具体说来，人们带着粒子的眼镜观测，客体呈现为粒子，带着波的眼镜观测，客体则呈现为波。真实存在的或许既不是粒子也不是波，而是某种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也就是说，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仿佛盲人摸象，我们永远看不到大象的本来面目，而只能通过彼此的触摸建构一个适合于主体间的大象。这里自在之物虽然也不可知，然而却并不在彼岸世界。它作为现象的总和或整体构成人类认识的极限。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和互补原理在微观世界里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隐藏在人类客观性科学认识深层不可消解的主体性。

再次，从现代科学所获得的具体结论看，作为现象世界载体的“物质”在微观世界中不断地化“虚”。近代物理学把实物还原为原子，现代物理学进一步把它还原为亚原子粒子、夸克、甚至亚夸克等微观粒子，最后发现这些充当宇宙砖块的所谓微观粒子原来只不过是一些根源于数学方程式的虚构。狭义相对论以连续的场取代作为普遍基质的以太，量子场论的发展把现象世界中的实物粒子归结为空间中能量集中的区域，靴袢理论甚至把强子等实物粒子归结为与其相沟通的反应道中的束缚态。广义相对论中作为引力场载体的似乎不再是质量而变成了能量。系统科学更是强化了这种非实体化的倾向，从而使关系实在论逐渐取代实体实在论成为一种现代思潮。与此同时，现代宇宙学也在大尺度时空范围内解构了宇观天体的实体实在观。

实在论所以要否定感性具体的物质世界，显然是因为它开始就已经发现这个世界仅仅是“人”的世界。它要超越这样一个世界寻求某种适合于所有不同生理构造和时空尺度的非人的认识，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神目观。科学实在论把科学当成这样一种尺度，把所谓“科学的影像”看成真实的存在，也显然是忽视了科学的属人属性。从现代认识论的观点看，包括科学认识在内的人类一切思想认识，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都具有属人性。甚至于连日常语言中所谓的“虚”与“实”，也都不存在任何可以脱离人的纯客观的绝对尺度。所谓客观世界中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有由人的感觉器官所选择的这个现象世界。人类在两极世界中所获得的一切认识结论，最终都必须能够被直接或间接地还原到人的感性世界中。即使主张“科学是万物的尺度”的W.塞拉斯，也并不否认“常识的影像”的基础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讲，现象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必须重新回返到常识中，把它权且看成是终极的和实在的。中世纪唯名论的思想价值正在于此。

科学理论中不仅有根源于物质世界中的现象知识，而且具有大量根源于精神世界中的理念知识。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也是科学理论中不可抗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内部经验基础。从唯名论的观点看，它们大都属于应当从科学中清除出去的形而上学因素，而实在论的科学观总是要把它们看成某种真实的存在。实在论关于现象世界的虚无主义思想是人类认识超越自身感觉器官的必然，它体现了人类理智发育的成熟和完善，对于人类快速高效地拓展自己的生活世界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并非它们在这个超越的世界中所获得的任何结论都有价值。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实在论在理念世界中所构筑起来的各种“实在”，远远不如唯名论在现象世界中直接感知到的那些现象更为可靠。近现代科学中所预设或承诺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虽说有像原子论这样一些极为成功的假说，然而更多则还是像以太和燃素这样一类失败的猜测。

既然现象世界中的物质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是由人的感觉器官直接规定的实在，那么它显然是用不着分有所谓实在世界中的理念。相反，理念世界中所形成的理论实体、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倒必须返回到现象世界中才能最终确定其真伪。正是近现代科学中的这样一种现实，使科学实在论Ⅱ误以为现象世界构成了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它主张把抽象的理论实体还原为具体的物质实体，把以理论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还原为以物质实体为载体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而科学实在论Ⅰ坚持理念世界的实在地位，其实质上是要把精神世界中所形成的某种抽象关系客观化，把各种实体归结为这种绝对和永恒的关系，从而企图在这种关系中来俯视整个现象世界。然而无论是科学实在论Ⅰ还是科学实在论Ⅱ，都无非是来自哲学家的一厢情愿。科学史上那些一流的科学家大都坚持一种反实在论的科学观。人们所谓“牛顿不是牛顿主义者”〔4〕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事实上，无论现象世界还是理念世界都是属人的，它们都不能构成科学理论的实在基础，只有人本身才能为科学理论提供现实的基础，尽管它也未必是实在的。只可惜在整个科学哲学研究中，它始终都没有在场。

4科学理论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经验知识，而且还包含着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极为典型的人文知识。它们构成科学理论同化和融合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形式框架，是科学所以为科学的内在根据以及衡量科学发展阶段、水平及其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科学理论正是同化和融合在这样一些“先验的”形式框架中的人类经验，是以人类特定的生理结构作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和智慧的重要结晶，集中体现了人类理智、情感和意志的内在统一，充分展示了人性中所蕴涵的无穷魅力。

语言、逻辑与数学是构成科学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形式知识。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的经验知识不同，它们是关于现象和理念的元经验，是特定的主客体相互作用方式在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向主客体内化与外化的产物。其中语言是基于人类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主体内部自然历史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具体体现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个性色彩，为古今人文主义者竭力张扬。逻辑是基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进化过程在主客体间自然历史地形成的某种“约定”，它抽象地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生理结构，是不同语音、语形、语义、语用和语法结构的语言之间能够相互翻译的客观基础。数学则是人类在语言和逻辑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某种人工“约定”，它是人的思维基于语言和逻辑基础的进一步发现和创造，是这两种约定的丰富、深化和自我发展。

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约定，人类才能首先通过主体内部的某种语言约定规则，揭示出隐藏在主客体之间的逻辑约定法则、以及各种形式的数学约定定理，并以此为中介最终发现作为科学理论客观基础的、客体内部的、自然历史的“约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规律。当然这种自然规律也是基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的产物，它不仅必须通过人的特定生理结构及其延伸来感知，而且还不得不通过语言、逻辑与数学这样一些典型的人文知识形式来表述，因而它的客观性也就只能被解释为主体间性。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以及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关系、互补原理和现代宇宙学中的人择原理等，也都从科学内部的不同研究领域和途径具体地展示了科学理论从形式到内容的这种广泛意义上的约定性。

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首先必须明确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5〕的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的人文属性。近代以来，随着以数学和逻辑为基础的近现代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成功，以非理性为特征的反科学主义逐渐把对科学的社会批判引向认识论层面。它们把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性基础并在科学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的数学与逻辑理性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大张挞伐，仿佛在数学与逻辑理性之外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某种可以同所谓工具理性对立起来的纯粹价值理性。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有悖于文艺复兴以来启蒙运动的历史事实，本质上是蒙昧主义在现代社会的沉渣泛起。实际上，作为科学理论理性基础的数学与逻辑，绝不会只有工具的属性，它还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属性。近现代社会中人的内在价值的空前高扬正是在启蒙运动弘扬理性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的。倘若再返回文艺复兴所向往的古希腊思想文化中，则语言、逻辑与数学更是极为典型的人文学科。即使在中国古代科学的荒漠中，数学也依然被列为“六艺”之一。

实际上，同语言完全一样，逻辑与数学也是人们修身养性、陶冶性情、完善自我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人文内容。至于现代科技社会中逐渐暴露出来、并为人文主义所强烈谴责的许多社会现实问题，科学主义早已有警觉。它们决不能被简单地指责为工具理性计算的结果。事实上，这恰恰是某种虚妄的伪人文主义剥离工具理性肆意张扬所谓纯粹价值理性的结果，是现代社会中缺乏一种健全的理性的恶果。其实语言、逻辑与数学绝不只是什么工具理性，它作为人类走出愚昧、摆脱神权束缚的思想基础和理性根据，恰恰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尺度和重要标志，是处于价值核心地位的人本身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较之作为纯粹主体内部约定的语言，逻辑与数学更能体现出人的创造性本能，并具有更为浓厚的人文色彩。追求剥离了逻辑与数学内核的所谓价值理性，只能使人类的认识滞留在永无休止的形而上学思辨中，而主张从数学与逻辑退回到语言或前语言的所谓“诗”与“悟”的世界中，则不仅是神秘主义的，而且是非常典型的现代蒙昧主义。

其次，在人的世界中阐释科学理论，还必须明确共同构成科学理论经验基础的现象知识与理念知识的互补属性，及其同逻辑与数学理性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关系。近代科学根源于古代能工巧匠的技术传统与书斋学者的思辨传统，它们到近代融合在特定的数学逻辑框架中，形成一种体现人的“类”特征并且根本不同于传统理性的科学理性。这种科学理性以逻辑与数学理性作为基础，吸取了技术理性内容与思辨理性形式的确定性，克服了技术理性形式与思辨理性内容的不确定性，从而不仅使技术理性中蕴涵的个人狭隘的直接经验获得一种人类可以共享的形式并得以广泛传播，而且也使形而上的思辨理性获得某种现实的依据与意义。近代科学产生以来，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分别以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形式主宰了关于科学理论的哲学阐释。然而，无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都不能从单方面完全解释科学理论。只有使二者互补与融合起来，才能合理地说明科学理论。因为科学理论虽然是关于外部客体的描述，却毕竟是根源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它是由主体来描述的，尤其是在形而上的理念知识中，凝聚了古今中外极为丰富的人类智慧。它不同于能工巧匠个人的具体经验与才能，具有超越个人的、抽象的“类”经验特征。也正是由于这种特征，它必须同时接受直接来自客体的现象知识约束。极端的科学主义以现象知识拒斥理念知识，狂热的人文主义则始终以理念知识贬低现象知识，它们都是哲学家们误读和曲解科学理论的产物。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技术理性与思辨理性，绝不是某种剥离了逻辑与数学理性独立存在的理性形式，它是以逻辑与数学作为基础的理性在不同领域中的不同体现。没有人类的技术与思辨活动，逻辑与数学就不能得到外化和发展；脱离其中的逻辑与数学约束，技术与思辨也就根本无所谓理性。事实上，无论现象知识还是理念知识，都是人类以语言、逻辑与数学等形式知识分别作用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产物。剥离逻辑与数学这些所谓工具理性，片面夸大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反对另一个方面，都不仅无益于人类认识的健康发展，而且最终会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第7篇：系统科学理论与实践范文

关键词：企业管理学；范式确立；范式稳定；范式竞争

从泰勒主义出现至今，管理学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管理学科的建树远远超过其他社会类学科，随着行为管理学科的兴起，体现出多种受不同范式支配的管理理论，这些理论互相影响互相交织，从而形成对于企业管理问题的体现的多元化局面。本文就范式的层面对管理思想发展过程进行分析，探讨管理学科发展与变迁的趋势。

一、企业管理学在范式层面的发展过程

范式概念首先是由美国的哲学家汤姆斯·库克提出的，指的是某一科学家集团在某一专业或领域当中具有的共同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一研究的哲学背景规定了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为学者提供了共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同时规定了某项研究成果的发展方向和研究方法。范式理论能够有助于突破时间序列和复杂的学派的分歧，能够更好地概括各类管理学理论，更好更加有效的分析和归纳管理科学发展的逻辑和规律。

（一）企业管理学范式的确立和稳定

在整个19世纪，泰勒在英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企业管理方面所具有的实践经验和相关实验研究构成的科学管理理论，都成为管理学的独特标志。

科学管理理论标志着古典企业管理学范式的确定，核心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一是以“经济建设”为前提，认为人们会受到利益的驱使，只对如何提高自己的收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指导行为的原则，只要给予足够的金钱，就能够发挥人自身最大的潜能；二是在从人与资源的关系角度进行着手，企业管理实际上就是一个通过运用合适的手段将生产要素发挥到最大限度的一个行为，从而生产出更多财富；三是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可以通过构建相关规定加以确定，管理指的是通过运用科学方法使契约达到充分的稳定性和完备化，从而更好地实现企业效率的提高。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哲学系统理论学科框架，也是一套完整的企业管理概念分析方法。

（二）管理学范式的竞争

从最具有代表性的“工业心理学”可知，一些企业管理学家对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行研究，但是当时范式竞争的格局并未真正的形成。在二战以后，行为管理学的影响不断深化和扩大，直到20世纪50年代，管理学范式竞争进入了一个范式竞争的新时代。

科学范式管理哲学的内涵是以人为本，核心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每个人都是社会人，认为企业的每个员工都不止是经济产物，而是具有生命、情感、欲望的生理的动物，具备主观能动性和思考能力以及创造性；二、认为在面临许多外界不确定的因素的时候，企业应该被视为一个有机的社会系统，而不是一个赚钱的工具；三、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人，是人的具体行为。而人的行为时受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行为因素包含心理学、社会学、生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各个学科领域。

随着各大学科的发展以及演变，自20世纪60年代，相继出现了管理过程理论、决策论、企业战略理论、系统管理理论等其他相关学派。这类理论被划分为理性主义管理学范式，通过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理论提供的工具和方法论，在吸收古典管理学范式和行为科学范式研究的相关理论知识的基础知识，把管理过程、组织和战略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分析。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采用相关管理方式研究方法管理企业相继成功，社会学、文化学和其他相关的社会科学也被引入到管理学研究当中，出现了企业文化等相关管理学派，它也是在继承系统科学理论和行为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强调企业成员共同价值观和新年的培养的重要性的新的学科。

20世纪90年代，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促进了学习型理论组织、知识管理理论、企业再造理论等相关理论学科的形成，同时也是对于管理权力的突破，把企业的行为看成是个人、团队和组织的不同类型的学习和互动过程，强调企业管理的弹性化，直至今日，在管理学发展的过程当中，各类管理理论和学派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己的特点和影响力，在某一时期都会有特定的管理学理论占据主导地位，而不是某一学科或者学派一直完全占据领导地位和统治地位。

二、企业管理学发展变迁历史分析

在管理学发展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的变化，管理学的发展也经历了由确立、稳定到竞争的过程，在这一阶段，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始终同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是密切相关的。

（一）机器大工业生产与局部委托关系制度下古典管理学范式的确立和稳定

19世纪中后期，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西方国家的产业革命相继完成，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开始出现，与机器大工业生产相适应的社会分工促使所有者逐步从经营过程中退出来，古典管理学范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得以确立的。

这种管理模式，一方面为企业所有者在管理方面设置了一个较难进入的入口，让他们从日常经营管理领域退出，促使企业规模不断发展扩大；另一方面，也为技术人员和专职经理提供了一个发展自我的平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古典管理学范式的统治地位相当稳固。

（二）局部委托关系向完全委托企业制度转变行为下范式的确立对古典管理学范式的挑战

随着企业发展及以进一步扩大，古典管理学范式支配下的相关理论在企业当中的时间和运用，导致企业内部层次多样化发展，经营权和决策权被分属为不同的管理机构，使得委托任何管理人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更为复杂，因此，从企业组织领导的纵向关系来看，管理层的人很有可能既是委托人又是人，同时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提升，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的不确性因素也逐渐增多，因此，企业的委托人和人之间需要达成前提协议，因此，委托人需要对人进行监督和激励，对事前的约束和事后的竞争取代，这一机制的使用，为人的行为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自由。

（三）完全委托——关系为主体企业制度下的多范式竞争

经过多年发展，两种范式下的相关理论在研究当中为企业组织内部经营提供了相关的工具方法和模型，同时也创造出了避免人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监督和管理机制，但是随着目前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大，企业规模逐渐扩大，企业经营产品出现多样化，小批量、多种规格标准，企业面对的内外经营压力不断增大，促进企业把管理的主要核心转向组织整体有效运作，以及灵活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

在“经济人假设”这一古典管理学范式研究理论和“社会人假设”科学管理范式的相互竞争的过程当中，一些管理学家不仅会思考对人性的探索，同时还会努力去构建一种新型的管理学范式。他们认为，认清楚人的本质是非常困难的，而系统论、信息论、运筹学、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与突变论等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又为这一思路提供了工具与方法论上的有力支持。所谓的“现代管理理论丛林”所包括的管理过程理论、决策理论、企业战略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权变理论、数量管理科学理论等等，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思路下分别利用不同的自然科学方法建立的，其核心是人性假设，通过对理性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和分析，组织经营战略作为研究对象，注重管理科学的操作性和实践性。

小结

在未来的管理学发展当中，范式竞争的发展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但是不是企业管理学科发展的常态，因为社会生产和企业管理制度发展会形成多元化的趋势，一方面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信息知识等一些无形的要素回去带劳动资本以及一些有形的产品，逐渐代替主体地位，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所占据的比例会有所提升，一些旧的生产方式会逐渐退出社会的舞台，各个部门党组，社会生产特征的差异将会缩小；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类型的企业通过自身的发展形成了多种不同方式企业治理的模式和结构，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到企业竞争当中，优胜劣汰，使得企业管理的差异性逐渐减少，在某些特定的社会生产特征和企业管理结构下提出的科学范式会逐渐失去优势；最后，由于各种范式之间存在以一定的相互关联，而不是完全对立，因此需要各种管理方式加以融合和发展，未来管理学的发展也一定会走出这样的丛林。

参考文献： 

[1]周三多，邹统钎著.战略管理思想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郭咸纲著.西方管理学说史[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3]郭咸纲著.西方管理思想史[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第8篇：系统科学理论与实践范文

【关键词】交通工程 系统科学 课堂教学 有机整合

一、系统科学和交通工程学概述

一般系统论认为，系统是指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若干组成要素结合在一起并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3］系统科学指的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通过描述“一般系统”的特征、类型及演化规律等，试图揭示系统的对应或相似性以及同构性等共性问题。［1］该学科从系统的角度，运用系统的方法去考察认识整个世界，是具有横断学科性质的新科学，［2］［4］在许多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应用。系统科学包含的内容较多，如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和系统工程、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理论和突变论、非线性科学等。［2］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系统科学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受到了国内外很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其研究工作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如协同学说的创立、钱学森的系统科学体系和复杂性研究以及混沌理论的新发展。［2］系统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具体的应用领域给我们带来重要影响的同时，也使我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的改进。它利用数学工具，使人类的思维方式从定性概括开始向定量描述发展，从而更能精确揭示自然和社会现象的一般规律。

交通工程学是随着交通科技的发展，为解决日益严重的交通问题而兴起的一门学科。其主要的目的是揭示交通运输这一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律，从而能够提高交通的效率，节约资源和社会成本。它所研究的内容对提高公路和道路的交通性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具有广阔的发展和应用前景。［5］揭示了交通工程的研究内容，它是研究道路交通中各种交通现象基本规律及应用的一门学科，它是以人为主体、以交通流为中心，以道路为基础，将三方面的有关内容统一在交通系统的环境中进行研究，通过交通规划、设计运营管理等方法，提高道路的通行能力和运输效率，降低能源消耗与运输费用，从而达到安全经济的目的。

从上面对于系统科学和交通工程的研究内容来看，两个学科都是力图揭示自然现象的一般规律，从而能够进一步利用这一规律，为人们的决策服务，因此两个学科从总体目标上来说是一致的。由于交通系统是一复杂系统，研究交通系统的非线性现象和复杂性特征一直是交通科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系统科学的发展为现代交通科学的研究和应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它为交通工程的研究提供了诸多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有力的推动了交通工程的发展。因此系统科学和交通工程学有着紧密的联系。

近年来，随着交通科学的发展，很多高校都开设了交通工程教学课程。但在教学过程中，由于一些教师对系统科学与交通工程间的关系理解不深，往往忽视了交通工程教学过程中系统科学方法的介绍，使学生仅仅学到了书本上的内容，知识面不能合理的拓宽，从而限制了学生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发展。鉴于此，在讲授交通工程课程过程中，引入系统科学的研究思想和方法，对于开拓学生的视野是非常必要的。

二、浅谈交通工程课堂教学中纳入系统科学的必要性

现代交通工程的发展是建立在交通科学发展的基础上。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交通科学不断和其它科学（特别是系统科学）交叉，产生了许多新理论和新方法。同时，这些新理论和新方法在实际的交通工程应用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为了培养能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创造性人才，特别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必需在交通工程的课堂教学中，融入现代交通科学的发展。系统科学作为现代交通科学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将其纳入交通工程课堂教学是十分必要的。

将系统科学的现展融入交通工程的课堂教学，首先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情感。例如，在讲授交通安全评价方法时，常规的方式是介绍课本上的方法，如绝对评价法、事故率评价法、模型评价法等。事实上系统科学中的评价方法有多种，并不仅限于书本上的内容。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可以介绍一些评价方法的发展，如层次分析法、属性综合评价方法以及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并针对不同的评价方法，介绍其特点和适用范围，比较其优缺点。通过这样的比较和介绍，不仅可以使学生对所学知识一目了然，对学生兴趣的培养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其次，将系统科学的方法融入交通工程的课堂教学，也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达到教与学的目的。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依据书本，逐步说明学习内容。这种导入，学生往往感到枯燥乏味，难以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如果在课堂教学中，引用一些重要的科学进展或是重大的实际应用，可消除这种十分沉闷的教学氛围。

另外，在交通工程的课堂教学中，引进系统科学的现展，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专业知识水平。现代社会的科学研究是不断发展的，教材上的知识只是对过去研究的总结，教师在课上介绍最新的研究进展，可以有效地扩大学生的视野，而且能将学生直接带到学科的前沿，为他们今后的进一步学习和定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交通工程课堂教学与系统科学发展有机整合的尝试和建议

1．实验教学与课堂教学结合。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高校人才的培养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需要。面对这种需要，实验教学显得尤更为重要。目前，“交通工程”实验教学的大部分内容更新很慢，已不适应现代交通科学的发展。授课教师可以根据系统科学和交通工程中的相关内容，补充一些先进的、有代表性的实验内容。并有效的利用学校交通工程实验室的平台，通过实验的方法让学生掌握交通现象形成的机理及解决的过程。这样可以解决传统课堂教学中不能解决的重点、难点内容。

结合交通工程的专业特点，介绍现代系统科学在交通工程的应用。这样，可以大大丰富传统教学的内容，同时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以及毕业后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同时，可以组织学生参观一些现代化交通工程的实验室，或是参观一些工程应用的现场。例如，教师在讲授交通流理论中关于交通模拟模型时，可以组织学生参观一些交通工程的实验室，重点介绍一些应用系统科学中的交叉方法建立的交通模型。通过平台演示，让学生直接感受到系统科学在交通工程中的重要地位。这样既使学生掌握了新知识，又增强了学生的能力。

2．启发式教学的应用。结合书本内容，遵循系统原则介绍一些系统科学的新进展及一些重大应用方法，培养学生对相关知识的融会贯通。为此，可以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模式，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教学方式。这样不但会使学生对教学目的有个清晰的认识，也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例如，我们在讲授交通预测时，通常的方式是首先提出问题，如交通预测的难点在什么地方？存在什么样的问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之后分析问题的本质，包括问题涉及的相关要素，不确定因素等，如汽车的保有量，出行频率，出行时间等。最后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介绍出行预测模型。实际上，系统科学中预测模型具有多样性，而课本上介绍的不会很全面。因此，可以进一步介绍系统科学中新的方法在交通预测中的应用，如基于混沌和神经网络的方法。这样的教学过程，不仅能够把问题讲解的很清晰，对学生的理解和知识的拓宽都是有帮助的。

3．让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组织学生积极参加课外查询、课堂讨论等活动。课外查询一些有关系统科学和交通工程的相关内容，课内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讨论。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质疑精神、探索精神。例如，教师在教授交通流特性分析时，可以先让学生课外查阅相关文献，掌握和了解应用非线性系统理论研究交通流特性的方法，然后组织学生课堂讨论，最后教师进行课堂总结。这样可以把学生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同时让他们参与到课堂教学中。让学生自己独立地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以此不断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在此过程中，授课教师需做一些必要的课外辅导工作。

四、结束语

总之，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讲授传统的“交通工程”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外，还要注意对系统科学方法的创造性传授。这样的教学不仅反映了系统科学的发展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又能与交通工程的实际结合，达到教与学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齐磊磊.论“系统科学”与“复杂性科学”之异同.系统科学学报，2008.16（4）：31～34

2 周树杰.系统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初探.哲学百家，2006：155～157

3 罗发奋、隋春玲.系统科学理论的发展对教学系统设计的影响，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28（2）：105～107

第9篇：系统科学理论与实践范文

《基于教育生态化的英语教育教学实践》全书共包括六章。第一章简要概述高校英语教育教学的发展现状，包括基础理论、教学原则、教学要求、教学改革现状及趋势等内容。第二章从功能结构和生态化特征出发，对英语教育教学生态化的必要性展开细致分析，并对其失衡表现提出教育重构建议。第三章阐述英语教育教学生态化的相关理论支持，包括生态语言学理论、系统科学理论和生态教育理论。第四章基于国内外英语课堂生态化的分析对比，从课堂设置和管理内容等层面对英语生态课堂及其体系构建展开研究。第五章探讨英语教育教学模式的定位与特征，并提出生态化教学模式的构建方案与建议。第六章基于英语教师的角色转变及其在生态英语课堂中的话语，针对教师发展策略提出针对性建议。基于教育生态学的广泛应用，英语课堂生态化建设是当下重点研究课题，通过对英语教学中各种问题现象进行深层次整合，以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促进英语教学改革实践进程，为英语教学实效性研究作出贡献。

结合本书，英语课堂的生态化建设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一是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积极情感。教师和学生作为生态课堂教学主体，通过各种信息交流产生相应情感，随着这些情感信息的流动，逐步构建出动态的情感网络。基于此，在生态英语课堂的构建中发展良好和谐的师生关系，并由此形成积极正向的情感交流，教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表现越发热情，学生的学习体验感也随之提升，有助于培养学生对英语学习的积极情感。二是有助于英语教学生活化。因受传统教育的影响，英语课程以课堂教学为主，教学内容往往与实际生活有较大出入，导致学生在语言应用方面的实践能力难以得到有效提升。而生态化英语课堂的构建则可巧妙地解决上述问题，主要通过适量引入课外知识内容、营造现实生活情境以及开展多元实践活动等途径，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帮助学生从不同维度掌握语言知识，促进英语教学生活化的同时，有效提升学生对语言的综合应用能力。

生态化英语课堂构建意义重大，其不仅符合学生的成长规律，还能有效调动学生的英语积极性。但基于现实各种因素，构建和谐的生态英语课堂是艰巨而复杂的工程。结合该书，根据当前生态化英语课堂的建设现状，从以下层面对其优化路径提出建议与对策。第一，营造生态教学环境。教学环境作为开展英语教育的基础，是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创造的产物，对于和谐教学氛围的营造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教师应根据学生的个性特征进行具体的课程设计，包括教学基础设施、教学空间及色彩等，构建以人为本的开放式英语生态教学环境。而可持续发展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特征，将其应用于英语课堂教学中，表现为以发展眼光看待教学活动，重点关注学生语言知识的丰富及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等方面，同时对学生的情感态度表现及价值观念输出给予重视，而不仅局限于学生的考试分数方面。在开放式生态教学环境中，教师可立足于生活实际进行探究性目标的设置，学生对目标进行自主探究时，教师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深度挖掘学生潜能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第二，构建和谐师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