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文化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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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美食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自媒体时代；媒体文化；媒体生态；微博

从2009年的微博控宣告自媒体时代到来至今，我国的媒体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回看2011年，媒体文化①研究依然如火如荼，保持着惯有的“理论热情”。媒体文化研究的话题一贯以来就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大有囊括一切的势头。这一点应该予以理解，毕竟在互联网发展起来以后，媒体这张大网几乎已经覆盖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世间万物似乎都与媒体沾边。伊尼斯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发现，一种新的媒体可能会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他依据媒体的形态、性质为人类文明史下注脚的方式也启发了无数后来者。显然，媒体文化现已成为参与、塑造我们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复杂文化形态。在我国，自上世纪末以来，媒体文化就成为理论界的显学。回到2011年，媒体文化研究有哪些关注点？参看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章以及同年出版的著作就能略知大概。自媒体文化研究、微博研究是本年度媒体文化研究的“大部头”，除此之外，还有些研究者沿袭过去媒体文化的研究思路，对具体媒体现象进行阐释、批评。下面，本文将对此进行梳理。

首先，部分研究者承继媒体文化研究中的批判传统，采取文化研究的策略，揭示媒体文化中呈现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消费特性，对具体媒体现象进行文本分析、意识形态批判。这类文章从媒体文化研究进入公众视野之后，就一直存在，颇有“旧话重提”的意味。具体来看，有些研究者回到西方媒体文化理论中，阐发具有原创性理论家的思想，像法兰克福学派、麦克卢汉、道格拉斯・凯尔纳、约翰・菲斯克、莱文森等在媒体文化研究中的视野、方法是被关注的对象。译著《去西方化媒介研究》通过研究一系列来自亚洲、非洲、南北美洲、欧洲、中东地区和澳洲的案例，在回顾传统媒体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媒体、权力和社会的关系，挑战了盛行的全球化理论；有些研究者关注媒体与青少年亚文化、女性文化的关系，其中，由青年政治学院、北师大文学院、文艺研究杂志社联合举办了以“媒介与青年亚文化”为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了青年亚文化的学术源流，涉及酷儿理论、消费理论、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批评的文化批评等议题，其中，手机、微博、网络游戏等新媒体对青年亚文化的新影响是热议的话题；还有些研究者侧重于文本分析，分析电视剧、电影、广告或者具体的媒体事件，在媒体、受众、社会之间进行互动研究。《读书》杂志开设了专门的媒介批评专栏，即用文本分析的方式，进行媒体文化研究。其中蒋原伦的《今夜星光灿烂》通过分析年轻人上电视，阐述了伴随电视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他们习惯在电视中扮演自己，他们是名副其实“身披电视屏幕”的媒体人。邱林川、陈韬文主编的《新媒体事件研究》分析的就是造成社会影响的重大媒体事件。另外，热播韩剧、网络游戏、电视娱乐节目、网络视频等都是媒体文化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对象，对其研究往往涉及受众心理分析、政治意识形态、消费意识形态、性别对抗、权利关系等传统文化研究的话题。

其次，本年度最具中国特色的媒体文化研究，是探讨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族群文化如何利用媒体有效传播。如徐康的《红岩文化与媒体传播》、徐会乐的《中原武术文化媒体传播的现状与对策研究》、顾苏的《中德媒体2010上海世博会报道中的中国形象――从媒体政治、跨文化视角分析自我与他者形象》等，这些文章提倡利用新媒体的优势，把传统文化打造成适时的文化产品，推动其传播与发展。问题是，当传统文化在新媒体中重现时，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商业集团、传媒机构的介入，它们已改头换面，被“去传统化”了。如何保护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族群文化的原生态性，是这类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本年度媒体文化研究的热点当数自媒体文化。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媒体的生态环境，致使媒体文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基于过去传播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基础上形成的媒体文化研究已经无法对自媒体文化的新特性给出合理解释。基于此，自媒体文化成为中西方媒体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早在2002年美国专栏作家Dan Gillmor就已提出自媒体概念，把以博客为代表的个人媒体看做是“新闻媒体3.0”的象征与代表(其中1.0是指传统媒体或旧媒体，2.0指新媒体)，2003年，美国报业协会媒体中心出版了谢因・波曼（shayne Bowman）与克里斯・威里斯（Chris Willis）合著的自媒体的研究报告，拉开了中西方学界关注自媒体研究的大幕。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里斯的报告研究了美国公民利用电子邮件、博客、论坛等，在美国公共事件中（如“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参与制作并报道新闻的重大影响，这种“自己动手做新闻”的热情就是自媒体时代的特征。在过去那种批判性的媒体文化研究中，媒体文化被看做是以种种形式诱使个人认同那种占优势的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表征等。当然它也为个人能够获得反抗社会的力量提供了种种资源。［1］传统媒体文化的掌控权，交织在政客、商业集团、传媒机构的相互牵制之中，它与大众的关系是自上而下的。而今，自媒体拓展了自下而上的新传播模式，大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他们同时参与信息的创造与传播。这样大众部分获得了媒体文化控制权，推动了传播民主化的趋向，促成了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改变了媒体生态环境。

从2005年开始，我国的媒体文化研究开始关注自媒体的影响，当年仅两篇文章谈及这一话题。2009年之前，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很薄弱，零星有研究者分析自媒体时代可能出现的媒体文化特征、动向及其对传统媒体的挑战，那时的研究颇有前瞻性的意味。毕竟“人人都能动手做新闻”，不是件容易的事，它需要科技发展作为坚强的后盾。在我国，当博客开始流行，尤其是智能手机全面上市，网民才成为随时“寓居”网上的、名副其实的网人。另外，各大门户网站，如搜狐、新浪、腾讯等都全面打造自媒体式的平台，电子邮件、论坛、腾讯QQ、MSN、博客、微博等都发挥着自媒体的功能。尤其是2009年微博控的流行，正式宣告了自媒体时代的全面来临。总体来说，从2009年起我国对自媒体的研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11年自媒体研究的论文明显多于前几年，这的确是自媒体时代来临的症候。

而在本年度自媒体文化研究中，微博是最热的话题，中国知网中题目出现微博的文章有上千篇，微博的热度由此可见一斑。2010年蒋原伦、张柠主编的《媒介批评》（第四辑）的核心话题就是微博，涉及的话题有微博与公共领域、微博言说方式、媒体生态等。2011年微博的话题依旧火热，除了直接以微博为题的文章之外，探讨自媒体文化、新媒体文化的多数文章都涉及微博，我想是因为微博的确宣告了自媒体时代的全面到来。在研究微博的文章中，有些把微博作为新的教育途径，倡导通过微博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有些阐释微博的出现对其他媒体（报纸、广播、电视）造成的影响以及其他媒体该采取何种策略来应对，如《中国报业》、《新闻知识》、《新闻记者》、《新闻爱好者》等很多杂志都刊登过类似文章。这类文章特别提到在新闻界，报刊、电视不再是唯一能进行“权威”的中心了，微博中大量涌现的公民新闻已经斩获了部分创造与传播新闻的话语权，甚至传统媒体有时需从微博中采集新闻。如“辫子新闻”就指传统媒体、公民新闻、社会性媒体相融合的趋势。看来，未来传统媒体发展的前景必然是与新媒体的融合；还有些文章着重探讨微博对突发事件的介入及微博问政等情况，像宜黄拆迁、上海火灾、动车事故等公共事件的微博报道、两会的微博问政等。杨琰的《以两会微博为例谈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刘卉的《从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看微博传播的特点》、吉卫华的《微博客的媒介生态研究》即认为微博以其传播的自主性、互动性、扩散性、及时性推动了我国民主化的进程。

无疑，微博对公共领域的构建、媒体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微博研究的焦点，有研究者认为微博开启了信息传播的新纪元，有效改善了人际关系模式，加速了公共领域的构建；也有研究者认为应对微博“热”进行“冷”思考，因为微博中的信息庞杂、碎片化导致信息真假难辨。另外，由于网络使用地区不平衡、社会阶层、年龄、学历结构形成的数字鸿沟，会造成边远地区、农村和其他不接触互联网的弱势群体在公共领域构建中“失语”。总体来看，微博有效改善了人际关系，有了微博，大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他们同时还是信息的创造者与传播者，大众的主体性获得了彰显，他们的社会热情与政治热情就会被调动起来。当大众的信息在碰撞与交流中形成公共舆论时，就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由传统媒体文化诱使个人所认同的那种占优势的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这样公共舆论在民主选举、灾难救助、突发事件中就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当然，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微博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让大众通过这一平台发出的有社会意义的声音不被信息的洪流所淹没，这是理论研究尚需解决的问题。另外，媒体、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环境、经济发展都会制约媒体文化的发展，所以关于微博的进一步研究，还需更多关注如何保持自由、健康的媒体生态环境。

除微博之外，还有些研究者探讨了我国自媒体文化发展的进程、特征及其影响。如周晓虹的《自媒体时代：从传播到互播的转变》、王长潇的《播客平台的商业模式、监管自律与播客自媒体公民意志的再传播》、尹章池等的《刍议“自媒体”的兴起与少数民族文化网络传播策略的创新》等，这类研究侧重通过自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比较，来谈自媒体文化的特征及其意义。如夏德元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用“媒介共鸣效应”和“溢散效应”来形容，认为传统媒体因其沉淀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是新媒体的唯一参照系，具有历史价值，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必然是共生共存的。邓若伊认为自媒体中的公共领域已不同于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互联网中难以再现俱乐部、咖啡馆中的美好、真诚的交流情景。另外，保罗・莱文森的《新新媒介》对美国新新媒介（本文称自媒体）有全面介绍，书中谈到的兴盛于21世纪的自媒体有博客网、优视网、维基网、掘客网、聚友网、脸谱网、推特网、第二人生、播客网，莱文森分析了这些不同媒体的各自特征，并认为这些媒体在过去其他媒体优势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他称赞新新媒介的民主化特征，称每一位消费者都是生产者，个人能选择适合自己才能和兴趣的新新媒介，新新媒介没有自上而下的控制，新新媒介使人人都能成为出版人、制作人、促销人。当然，他也看到了新新媒介潜在的危险，如知识产权受侵犯、信息垃圾、留言、攻击、煽动、盯梢、恐怖、欺凌等在新新媒介中时有发生。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他呼吁网民理性参与、回应新新媒介。尽管莱文森是针对美国自媒体来谈问题的，但同在“地球村”，我们也定能从中受益。

总之，2011年我国的媒体文化研究中，传统媒体文化研究与自媒体文化研究并行不悖。自媒体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尚需以传统媒体文化研究为参照。此外，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媒体生态环境也有相应改变，如何构建积极健康的媒体生态环境，是今后媒体文化研究的关键点。

注 释：

①本文依照学界的流行观念把媒体分为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三类，传统媒体指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媒体，新媒体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上出现的第一代媒体，自媒体特指与新媒体相对的20世纪末出现的人人都能创造和信息的个人媒体。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M］.商务印书馆，2004.

第2篇：美食文化研究范文

一、手机文化的客观性

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知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急速增长和扩展。手机文化也不例外，虽然它是由人类发明的，但是它具有其自身的不受人类或主观文化控制的发展模式。科技的进步及手机产业的发展，手机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功能，它已不是只为通话而设计的简单工具，而是集短信、拍照、音乐及上网等一体的新型工具。这些功能的出现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与传统文化不同的且充满幽默、娱乐性的新型文化，如手机短信、“拇指文化”、“铃音文化”等。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了解这些文化时，它们已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行为及生活方式。例如，手机游戏代替了传统的电视游戏成为了手机使用者们热衷的新型娱乐方式，且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手机依赖行为等。

二、手机文化的可移动性、便携性与实时性

手机文化的便携性、可移动性及实时性是手机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为通讯工具的手机因其自身的小巧而具有可移动性或便携性，便于人们随身携带，再加上与互联网文化的交叉融合，使得手机文化的更具有快速传播、实时响应等特征，如，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上网浏览新闻并发表评论也可以及时看到或回复他人的评论，或者人们可以通过手机中的一些软件借用互联网进行同步视频通话等。手机文化的这种便携性、可移动性和实时性，使得人们在第一时间接受和传递来自各群体或者阶层的不同文化内容，方便了不同群体、阶层间的人际互动与交流；同时，使得手机文化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较大的范围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以网络技术为基础造就的这种便携性、实时性的手机文化空间，也使得传播者与接收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具有高度的实时性与可移动性，同时这也是手机文化蓬勃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三、手机文化的大众性

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具有单向传播的特性，对于作为接收者的普通大众来说，并不能参与到电视中的互动中去，只能被动的接受信息。并且，通常是一个或几个家庭分享一个电视，这使得大众更不能参与到电视文化的创作过程中去，因而广播、电视文化不具有大众性。与前者不同，手机文化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化，它的大众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手机用户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这种用户量还在与日俱增。因此，社会上任何一个拥有手机的人都可以参与到手机文化的创作与传播中，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手机文化形成中的一部分。第二，手机的多种使用方式已经超出简单的话音通信的范围，而成为身份、地位乃至时尚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的文化符号表征。第三，在广大的手机文化空间中，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既包括优雅的艺术内容又包括日常的生活文化。这些文化内容来源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手机文化交流的方便、写作的随意和使用的日常化，是大众文化的典型特征，手机文化是大众最具的传播媒体文化且具有全民参与、全民分享性。

四、手机文化的创造性与个体性

第3篇：美食文化研究范文

随着现代旅游产业的飞速发展，旅游文化正成为旅游业中备受关注、具有全局意义的要素。实践表明“，举凡旅游业昌盛之国，莫不以旅游文化取胜。”奥地利的旅游，几乎都与斯特劳斯等奥国音乐大师紧密关联。巴黎街道的命名，每每蕴含着法兰西民族的历史掌故。因此，旅游文化是一个国家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必然要求，未来的旅游业的竞争也势必是旅游文化上的竞争。从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来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已成为发展旅游业的一大特色和主要经验之一。大力发展和创新旅游文化也成为了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陕西省是全国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具有得天独厚的人文历史与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优势，发展旅游业有着巨大的潜力。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旅游业也是陕西“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极，面对机遇与挑战，陕西省政府明确提出，“要加速旅游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的转化”，“要以旅游业为重点，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出了“西部大开发，旅游应先行”的铿锵之音。另一方面，作为旅游资源大省的陕西，旅游文化的竞争力又与国内其他旅游业发展较快的省份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发展中存在着思想观念保守、产业结构不合理、旅游资源开发保护力度不够等诸多问题，难以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和市场魅力，不利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旅游发展，文化先行”战略背景下，陕西省政府明确，要“加速旅游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的转化”，应当在建设旅游文化上下功夫，重点突出旅游的文化内涵，深度挖掘特色文化、特色物产、特色景观；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地域史化、流行文化、科学文化和创新文化等文化内容。

2生态美学与旅游业的内在关联

旅游资源区别于其它资源的主要特征就是美学特征，而美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人们旅游，就是为了追求美、追求文化。生态美学是在生态学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新兴学科，是美学与生态学结合的产物，其着眼于生命体之间，乃至生命体与非生命体间的和谐之美，强调自然与人交互感应、“天人合一”的平等和谐相处，是一种具有整体性、互惠性且重视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美学。生态美学与旅游业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首先生态美学的理论内涵与旅游活动的动机、目的和周期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其次生态美学的核心理念是营造审美的生存状态，而旅游者参与旅游活动的过程中，旅游者要对旅游活动中的一切审美对象都必须保持“亲和”的非功利的审美心态，欣赏而不据为己有，享受而不造成伤害，这又与生态美学的核心思想———“亲和”万物是一致；此外旅游业的“求美”、“审美”核心文化特点决定了它必须紧密依靠生态学和美学的支持，因此融合了生态学和美学思想的生态美学可以并且理应成为当代旅游活动开展以及旅游文化研究的新尺度和新方法，生态美学观亦将是适合旅游业发展实际的科学发展观。结合我省旅游业发展现状，无论是搞文化性的旅游项目，还是生态性的旅游项目、度假性的旅游项目等，首先都存在一个文化内涵的问题。因此，要探索兼具生态美学内蕴与地域特色的陕西旅游文化内涵，一方面要树立起“以生命为根本”的生态旅游伦理意识、“天人合一”的生态旅游审美观、自然美为审美最高准则的审美观、“取之有度，用之以时”的生态旅游开发意识以及人与自然万物平等的生态旅游观念等；另一方面开展自然生态对地域特色旅游文化的形成之因考，如，颇具我省地域特色的陕南秦巴山地文化与自然旅游资源组合，关中民俗文化旅游资源、陕北黄土人文旅游资源，延安、照金红色革命历史旅游资源等等诸多实例考察分析，从而提升区域旅游资源的市场价值和景点景区档次，推出并打响品牌，增强旅游竞争力与可持续性发展。

3坚持生态美学观建设陕西旅游文化的现实意义

第4篇：美食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画面编辑；技巧；声画对位；观众；新闻制作；后期编辑

当前，电视受众对电视节目制作水平的审美要求越来越高，这就给电视节目编辑制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说，电视画面的编辑是电视制作中非常重要的艺术创作方法，在进行新闻节目编辑时，恰当地运用画面语言，达到艺术性和技术性的完美融合，有助于就报道内容充分地向^众传达真实、直观、全面的信息，从而实现较好的传播价值。

1.编辑制作画面剪接的逻辑性和选择方法。

在画面剪接时，上下镜头之间要合理衔接，按主题要求选好镜头的剪切点。重点包括生活、观众欣赏的心理和艺术表现三方面的逻辑。

“生活逻辑”是画面组接最基本的依据，指事物本身的发展变化。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情节发展的逻辑。也即是随着时间发展的变化，拍摄镜头之间的连续性，以及后期编辑过程中镜头选择使用的优先性和规范性，要求记者采访中要搞好抓拍和取镜标准。2是要遵循前后照应，主次动作的贯通性。4是时间和空间转换的逻辑性。时间的发展总是与时空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画面的编辑、组接必须对时间内所出现的某种况进行准确无误的进行处理，不能因组接手段而影响实际时空的可信度。要在段落的组接中保持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连贯性，让观众看起来一目了然。

画面的剪接要根据画面中主体是否运动来选择剪接方法。一、在表现静态对象时，要注意动、静画面的合理和连贯性；同时还要考虑到画面的整体性，即单个画面的剪辑需要配合电视节目的整体节奏，要与电视节目中的主体保持逻辑一致，与电视节目的整体景别、色调等匹配。二、编辑针对相互呼应这种关系的画面组接时，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在采编中要采取移动、跟、甩等的形式拍摄，使运动画面直接与固定画面相接，；另一个是固定画面要以推、拉等拍摄形式，使画面起伏要保持停留。

同时还要加强其它细节的处理。在编辑过程中，如声音的高低，特技的运用，字母的进出方式等等都要巧妙运用，以此来增强节目的整体美。

2.编辑制作所裁用的画面素材要与节目的内容、主题相吻合。

电视是用镜头来表现场景的，一个栏目或一条新闻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好多镜头组合在一起，才可以表现一个完整的场景，那么编辑对画面的组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另外，编辑对同样的画面的剪接方法也会有异同，所以说编辑制作时所裁用的画面素材要必须吻合于节目的内容和主题。实践证明，那些动作性强、造型优美的画面显然更利于受众的理解和赏阅。

3.编辑制作所裁用的画面要与所编辑的各类栏目题材相吻合。

画面镜头是视频的基本单位，镜头处理即将前期拍摄的各种零碎素材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排列组合起来，形成能够体现电视节目主题，有层次、有节奏的连续画面，因此，编辑在制作中要根据节目需要恰当选择固定画面和镜头；编辑制作时还要根据不同景别剪裁适配内容的画面，而且，画面选取还要根据景别的不同确定镜头的持续时间。另外，在编辑过程中要多选择平拍的镜头或者场景，这样可以给人以平等、客观、公正而亲切的感受。

二、电视新闻报道画面摄录要求

电视新闻的采编工作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繁杂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极具实践性的过程，如何做出精品的电视新闻，新闻采编的前、中、后的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这就对电视采编、摄录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摄录时景别的变化尤为重要，应注意以下几点：

1.摄录开始拍第一个镜头前，新闻记者一定要注意先打上彩条，以方便编辑在制作节目时清晰可见。

2.摄录时要调节好色度和亮度平衡，严控色彩和亮度基调，坚决杜绝画面出现偏色和亮度不均。

3.采、制时所用画面素材要以内容情节为表现依据，凡是不属于实况、实物这样的镜头，编辑中尽量少用或者不用。为使观众能看清一件事，编辑中一个画面不宜少于10秒，并按照“稳、准、平、匀”的基本要求择优剪辑。

电视画面技巧的运用虽无固定模式，但有一定规律可循。对于电视制作人员来说，电视新闻画面构图可以突出诸多被摄物体中的主体，突出主题，烘托气氛，给人以和谐、对比美，给人以视角艺术上的享受。同时还能增强画面的透视感，突出物体的质感。因此，要求编辑制作人员要加强学习，严格把握画面剪接技巧。

1.画面剪接要迎合人们的视角特征。重点掌握好三点：结构的把握，根据拍摄意图和整体构思决定素材的取舍；剪辑点的掌握，剪辑是根据一定镜头表意，是镜头链接准确、通顺、过渡自然、流畅；节奏的安排，根据内部和外部节奏的变化做到有机的统一。

2.电视编辑要把握好画面与声音相互渗透，创造独特的艺术性和联想性。画面作为一种屏幕语言形态，对电视节目的风格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反映了审美情趣和美学追求。因此，电视节目中，画面声音的相互作用，相互加强，创造着屏幕世界，让观众通过视听联想获得美的享受。同时，编辑中现场同期声要突出主体个性。制作中做到语言有内容、有个性，杜绝有废话、空话、脏话，时间长短要适中。

3.编辑中要灵活运用精彩的画面细节。电视新闻的拍摄，它要求的是记者对新闻事物的敏锐观察、认真采访和深入分析，利用最佳时间抓拍到新闻事实发展过程中最有表现力的新闻画面和最具有感染力的新闻细节，然后通过电视屏幕对表现现象的局部或细微变化的展示。所以说，细节运用得好，能小中见大，建微知著。这就要求编辑制作中在字幕、特技、画面编辑方面要认真处理，做好形象素材的选择和组合，做到精彩真实、节目编排流畅而自然。

四、结束语

媒介融合时代，编辑记者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在新媒介融合下产生的“新型编辑记者”要不断提高自身整体素质，培养多媒体传播能力、批判性思维、选择与整合信息能力、增强竞争意识、保持新闻专业主义和高尚的职业道德品质。这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广播电视新闻编辑一定要认识到：只有新闻编辑的创新，才会有新闻内容和形式的创新，也才能推进广电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使新闻报道更好地引导舆论、服务社会。

参考文献：

[1]张惠民.编辑美学论[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

[2]郑一奇.编辑素质与悟性修养[J].中国编辑，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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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美食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影视媒介；传播效果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包括电影电视和多媒体产品，来促进不同民族间以及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创新。”影视产业本质上遵从的是消费主义的逻辑，属于文化工业的范畴，其基本路径就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一系列的包装，通过出众的视效和后期处理，让受众产生视听震撼，进而赚取吆喝、兑换利润。麦西来甫作为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集民间歌曲、民间音乐、杂耍、说唱、谜语、滑稽戏等艺术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民间原生态乐舞，这一艺术形式具有多样性、独特性、民众性和古老性等特点，被誉为维吾尔的民间艺术殿堂，本文旨在通过对当下影视媒介的梳理，探讨麦西来甫在影视传媒传播中的优势和不足，并提出对应的解决办法。

一、影视媒介的传播优势

（一）极具表现力的传播媒介

影视媒介是由电影、电视等多媒体视听平台，由音乐、舞蹈、化妆、服饰、音响、影像等元素有机合成起来的综合视听艺术，它所创造的艺术氛围能够深深触动观众心灵，其视觉冲击力也远远超越其它视听媒介，它对形象生动的展示是其它方式难以企及的，因此是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佳选择。

（二）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电视媒体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播效果来看，具有大众宣传、学术争鸣、舆论监督、促进经济发展等作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贡献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立档、保护、研究、传承和振兴，对珍贵资料的保存是其核心。

影视作品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电视新闻到综艺节目，再到纪录片、专题片以及相关电影、剧集等，不同类型的节目都有不同的影响力和受众群体。得天独厚的影视媒介传播手段在视觉文化时代里，逐步启迪了观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使之了解、关心并以行动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来。

（三）文化附加值的产业开发，增加非物质文化产品附加值

依托强大的影视传播力量，通过对麦西来甫丰富多样的艺术样式的扩散传播，影视观众才能对文化多样性深入地理解和认同，在麦西来甫中的其他艺术形式中的道具都可以进行二次开发，增加非物质文化产品附加值。

图为吉林卫视播出的新疆麦西来甫画面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影视媒介中传播的主要问题

（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内容的影视作品数量寥寥

以INTERNET为基础平台的“互联网+”为文化产业的腾飞带来了无限的遐想空间，影视文化产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欧美大片培养起来的国内观众，一味追求视觉刺激，影视作品从融资到发行日益市场化，单纯的民俗风情已经不能吸引观众，考虑到投入产出的利益，制片方不愿将资金投入到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影视剧制作，导致这类影视作品数量越来越少。

（二）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内容的影视作品缺少深层商业开发

欧美发达国家的影视作品除了自身的插播广告、植入式广告、票房等构成的收入因素外，利用各种手段方法最大程度的挖掘影视作品的附加值，对作品进行深层次商业开发，比如制作各种光盘、磁带售卖；拍卖与商业租用服装、道具等；开发拍摄场地的文化旅游等，同时也极其看重对知识产权的包装使用，如美国迪士尼公司通过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商标注册、著作权转让，以及特许经营权许可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润。虽然当前国内在影视作品的市场化运作与产业化开发道路上已阔步前行，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相距甚远。

（三）影视开发的资源面临挑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乏人

在各方期待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影视理当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热成为大众议题。但是视听商业市场并未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影视作品更多的传播与生存空间，大片时代充满了视听的盛宴。有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影视开发的基础，植根于古老农业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现代工业社会难以生存发展。维吾尔年轻人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社会转型，以及受到国内外快餐文化和网络文化的熏染，逐渐到城市寻找工作，加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演绎者自身的生存生活影响，那些懂得传统习俗和丰富经验的传承人数量急剧下降，由于历史的变迁等各种因素，相当一部分民间麦西来甫已经消失。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影视传播的对策建议

（一）麦西来甫的影视产业化需要政府支持和多方参与

影视作品虽然成本投入庞大，但获得的社会效益却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政府要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予以坚决打击，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及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同时加大对代表性传承人、艺人的扶持和培养。政府也要发挥自身的号召力，带动企业、社会机构、民间团体共同参与投资，生产出能展示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秀影视作品。

（二）为剧作家及文学家深入生活、调查体验提供帮助

提高他们创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学剧本的积极性，让他们挖掘丰富的影视创作素材，打造影视文艺精品，主要符号应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题材或线索的电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传承、抢救保存、商业开发以及生产销售等每一个环节，无不凝聚着全社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体关切。如2008年6月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片《皮影王》通过音像、光影的渲染手段配合以及唱腔、声乐的艺术支撑，生动刻画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宁皮影戏”的精湛艺术和悠久历史，得到各界的好评。

（三）策划多样化的节目

应该把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节目策划和制作中。影视媒体应当在节目的策划中吸收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人员，继而创办更好的节目形式。

（四）要反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度包装

商业影视不同于纪录片般复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场景，经过编剧导演的通俗化加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趋于商品化、金钱化。因此，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使其具备了凝聚民族认同、维系文化生态的公共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视传播要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也不应受制于消费主义逻辑的单线宰制。

（五）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影视媒介传播人才队伍

文化遗产与影视媒介的联接，既需要新闻媒体的专业化，也要求文化遗产保护的通俗化。一方面培养具有基本的文化遗产相关学问的媒体从业人员，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另一方面应当培育文化遗产保护从业人员针对媒体的交流能力，建立与媒体的合作意识。

（六）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就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故事内容、故事载体的影片，让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传媒语境下焕发新的生机，从而找到新的看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历史、民族精神、蕴涵的民族文化会让影视作品更具有人文气息、更符合当下的社会语境。

四、结语

对麦西来甫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传播，影视媒介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解读，创新表现形式，既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现实生活的新热点和新特点，又符合世界现代文明发展潮流，同时结合传媒新技术手段改造传统节目呈现和传播模式，大力开辟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样式，吸纳公众参与到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中来，为麦西来甫保护工作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第6篇：美食文化研究范文

[关键词]网络协作学习；CSCL；跨文化；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08(2011)02－0056－06

一、引言

英语已经成为国际语言，全球超过13亿人在使用英语。使用英语进行国际交流合作是当今高端人才必备的素质，也是教育培养的一项重要目标。我国开展形式各异的国际交流和联合培养活动，目的就是促进学生的多元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增强学生的国际视野。然而遗憾的是资源有限，能够面对面用英语进行国际交流的机会并不多，事实上很多学生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信息技术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变平了，尤其是因特网的发展，更加拉近了全球之间的距离，人们跨文化间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网络教育和网络学习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Web1.0、Web2.0、web3.0乃至webX.0的发展，为网络协作学习提供了更好的平台，为全球知识共享、共建、分配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利用网络平台，创建网络协作学习环境，为处在东方和西方的学生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使东西方的学生在文化的碰撞中，学习多元文化技能，这将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值得研究的事情。

然而跨文化的网络协作学习，涉及到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合作，要求中方的组织者具有很强的英语语言能力和投入大量的精力，同样西方的组织者需要有极大地研究热情，而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差距将会比较大。所以在国内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研究案例相对较少，主要集中于英语语言学习的研究，没有涉及到网络学习环境创设、跨文化协作学习成功要素以及学生的多元文化技能的培养等。而在国外已经陆续有一些研究，虽然成果并不是多，规模并不大，但是已经为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提供了基本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本文将在介绍国内外的部分项目的基础上提出此项研究的目标，并介绍研究的实施情况和研究结论。

二、国内外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研究现状

目前网络学习和网络协作学习的研究已备受关注，各个国家的学者对于网络学习和网络协作学习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网络学习和网络协作学习成功的要素。如黄荣怀教授提出的网络学习的成功五要素说，给网络协作学习的研究指明了方向。然而对于跨文化条件下的网络协作学习在国内很少有研究，在国外也仅有少数小规模的研究。下面简要介绍国内外的四个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项目。

1　中英在线学习合作项目eChina-UK

项目由北京师范大学黄荣怀教授和兰卡斯特大学(Lancater University)的David McConnell共同负责，有中国和英国的多所高校参与。课题的研究目标有三个：一是协作开发一门跨文化e－Learning从业人员专业发展在线课程，由中英两国高校教师共同参与学习；二是开发在线协作学习的形成性评价和知识抽取工具；三是比较中英双方高校教师对e－Learning理解的异同，挖掘形成差异的文化和教育原因。此项目主要对网络学习平台进行开发，对协作学习的评价方式和教师对e-learning的理解进行研究，而非立足于跨文化的学生交流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

2　欧盟的iCamp项目

该项目由欧盟资助，目的是创建一个跨国、跨文化的高等教育的协作框架和网络，使学习者、教师和同伴等汇聚于一个虚拟的学习环境中。英国莱斯特大学(Leicester)计算机系的Anh Vu Nguyen-Ngoc等人的研究介绍了利用iCamp平台进行跨文化协作学习项目的进展情况，并提出了一种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的评价方法，运用多种数据分析的视角对搜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交流文本，用内容分析法分析调查结果等。这种实证分析的方法，对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的研究很有借鉴意义。

3　Sue-jen Chen教授开展的台湾一美国跨文化合作

Sue－jen Chen教授2006年进行了台湾与美国的跨文化合作，美国的10名学生(3男，7女)和台湾的5名(3男，2女)学生进行在线合作学习，双方的课程都是混合式学习，即一部分使用网络进行合作学习，一部分进行课堂面对面的学习。参与的学生主要是在职教师和研究生。在此基础上，Sue－jenChen教授提出了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的教学设计模型。类似小范围研究还包括：夏威夷大学的Candace Chien-tzuChou对日本和美国(美国学生均是修日语的学生)共20名学生，分成5组，用日语进行交互，验证了关于美日社会存在感(social presence)差异(无差异)，社会存在感与通讯媒介的关系，交互的质量与学习结果的关系等三组假设；印第安纳大学Kyong-Jee Kim等人进行的芬兰和美国的跨文化网络协作等。由于没有涉及亚洲和美国之间文化交流，对本项研究借鉴意义不大。

4　台湾地区以ePal进行跨文化网络合作学习

台湾新竹教育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的何锦玲等，通过对利用ePal网进行国际交流的323名中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对2位教师进行访谈，对使用ePal的满意度、交流目的和交流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探讨。利用ePal网进行的国际交流，一般由教师组织，带领自己的班级参与，参与时间经常为两个学期，甚至两年参与对象以中学生为主。目前某些小学教师也已经带领小学同学参与进来，交流方式主要是e－mail。交流结果提高了教师的成就感，增强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作者指出在台湾跨文化利用网络进行的国际交流在中小学已开始发展，然而因占用课下和午休时间过多，需要教师有极大的热情才能保证活动持续。

以上四个跨文化协作学习的项目，各有侧重点，但都对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从iCamp项目我们借鉴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的评价方法，以及数据分析的方法；从中英eChina－UK项目，我们了解中英文化的差异以及对教育教学模式的影响；从Sue-jen Chen教授的台湾美国合作项目，我们了解跨文化协作学习环境设计时的注意事项以及教学设计的流程；台湾ePal网的实践以及对学生跨文化需求的分析，坚定了我们克服困难，把此项目进行到底的决心。

基于我们与合作者Sue－jen Chen教授对跨文化协作学习方式的理解和上述四个项目提供的经验，我们专门设计并实施了中美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下面将介绍此次协作学习的过程和结果。

三、中美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实施过程

1　研究的理论基础

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涉及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跨文化对学习的影响，也即中美文化对本国学生学习风格的影响以

及跨文化环境下对彼此的影响；其二是网络协作学习，也即网络协作学习的设计及评价理论等。

跨文化对学习的影响，朱祖林等指出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远程学习者的学习风格在生理维度、社会维度以及心理维度(除了“内向型”外)，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黄荣怀教授指出这种差异，中国学习者交互的主要目的是分享浅层信息或维持和谐的学习氛围，英国学习者的交互目的主要在于深层次的意义协商，因此较多提问、质疑和批判，善于提出问题，善于通过分析性思考解决问题，建构意义。中国学生的“顺从附和型”、“答案诉求型”和“关系至上型”，对应英国学生的“质疑批评型”、“协商建构型”和“任务导向型”。这些结论对中美跨文化的开展具有很好地借鉴意义。

加里森(Garrison，D.R.)的网络探究社区模型一直被奉为远程交互理论的经典(见图1)。远程深度有意义学习(deep and meaningful learning)的发生依赖于三个存在，即社会性存在、认知性存在和教学性存在。社会性存在指的是学习环境必须为学习者提供交流的工具，以便促进学习者之间人际交往的顺利进行，即形成一个虚拟社会。这与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于1977年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保持一致，不过从面对面的课堂学习迁移至了网络学习。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提出者，John Shoa、Ederyn Williams和BruceChristie等认为媒介的社会效力，取决于该媒介为使用者提供“社会性存在”的支持程度，因此，在考虑使用某种媒介的时候需要考虑它所带来的“社会性存在”程度。认知性存在指的是学习者通过与教学内容的交互以及与同伴的交互，能建构个人对知识的理解。教学性存在强调教师在远程教与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教师需要设计、促进、指导社会性存在和认知性存在，以便促进深度有意义学习的发生。加里森的网络探究社区模型，是设计教学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环境重要的理论基础，也是设计交互以便促进深度有意义学习发生的重要参考。

2　学习环境设计

我们选择杭州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的28名本科生和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Wilmington)的教育技术学专业34名进修生作为被试，分为五个小组，每个小组有5－6名杭州师范大学的本科生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6－7名学生。分组时重点考虑协作学习小组的组内异质特性和组间的同质特性，杭州师范大学每组的5－6名学生英语表达能力和专业素养各有差异，对应该组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6－7名学生也各有能力差异，每组指定一名小组长，负责小组的讨论。杭州师范大学的学生由笔者负责指导，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学生由Sue－jen Chen指导。

选择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Blackboard网络教学平台进行研究。目前，有多种同步和异步交流工具可供选择，如e－mail、Google Documents、视频会议、Skype、MSN等；有多种学习社交平台可作为交流之用，如Ning、Blackboard等。本来打算使用Ning这个在欧美地区已经流行的社会互应用平台，然而遗憾的是，经过测试该平台不能够接通美国和中国。于是选择北卡罗来纳大学的Blackboard平台，这是一个纯英文的学习环境。下一阶段的合作我们打算利用开源平台(如Moodle、Chamilo等)做二次开发，来构建适合跨文化协作学习的学习环境。

协作开始于互相认识和认同。因此，我们首先把各组的照片放到平台上，接着设计一个交流环节称之为“sociallounge”，要求每位同学都对组内其它同学打招呼，并进行自我介绍，历时一周。考虑到中国和美国的时差为12小时，主要采用异步交流的模式。每个环节开始时，组织中国学生集中一次，指导他们如何发帖，如何回帖，正确使用英语。意外的是上午10点左右，当中国学生发完帖子，都能收到美国学生的即时回复，异步模式基本演变成了同步模式。

第二个环节称为“cultural orientation”，让中国的同学介绍中国的文化，同样美国同学介绍美国的文化，互相对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提问，历时一周。

第三个环节是“technology integration forum”，双方就各自专业方面感兴趣的话题展开讨论，互相学习技术应用于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历时两周。每一个环节都设置要求和说明，使学生明确自己在该阶段的任务。

3　保障措施

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涉及中美两国学生的交流，当然主要是以英语为主，对于中国的学生是个极大地挑战，为了保证整个过程能顺利进行，保证项目达到预期的目标，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规划。

首先我们设计了详细的跨文化协作学习过程。在协作学习开始之前，笔者和Sue－jen Chen教授对学习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了明确的规划和设计，包括学习环境设计、每一步进行时的说明文档、协作学习的可用资源，让学习者在每一步都明确自己的学习活动，并能取得需要的资源。

其次，我们制定了本项目的四个主要目标：培养中国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促进其全球视野的提升；分析双方学生对跨文化协作学习的态度；推动学习者积极主动地参与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协作学习技能。

最后，根据项目要完成的目标，参考网络协作学习评价的五个方面，即社交、参与、互动、认知和元认知，制定了跨文化协作学习评价指标体系，并确定每个指标对应的分析方法。如表1所示，从文化认同、协作过程和学习绩效等三个方面设置相关评价指标，对每个评价指标设计相关的分析方法。

教师在整个跨文化协作学习过程中的作用按照协作学习开展时间顺序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分组，分组时既要考虑组内的异质特性，又要考虑组间的同质特性。所谓组内异质是指将不同层次的学生搭配分组，这样有利于同学之间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共同提高。考虑因素包括：学习成绩优劣、英语能力强弱、性格特征差异、性别及领导力强弱等。所谓异组同质即保持组际之间的均衡性，考虑因素包括：人数、英语能力、性别、成绩等。其二是学习环境设计，在跨文化的学习环境设计中，一般包括三个递进的层级，即社会交往、文化交流和基于任务的协作学习。其三是评价方法设计，主要包括对文化认同、协作过程和学习绩效这三个方面的评价。如图2跨文化协作学习教师任务模型。

四、数据搜集与分析方法

对杭州师范大学28名本科生和北卡罗来纳大学34名进修生进行电子问卷调查，分别发放28份和34份问卷，回收28份和34份问卷，回收率100％。

搜集的数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文本内容，指学生在论坛中的帖子，问卷调查中开放问题的结果，还有教师的观察记录；其二是量化数据，学生对于问卷的封闭性问题的回答，因为问卷按照5级量表设计，5代表完全同意，1代表完

全不同意。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于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其实质是对传播内容所含信息量及其变化的分析，即由表征的有意义的词句推断出准确意义的过程。学生在论坛中的帖子属于文本内容，而内容分析法主要针对文本信息进行，所以我们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分析，目的是确定多元文化环境对小组成员的行为的影响。内容分析按照以下四个阶段进行：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整理文本材料；确定文本内容中的主要行为佐证；确定组内经常发生的有规律行为；建立行为模型并对行为进行分类。两位指导教师对学生在线协作学习的记录，作为学生行为分析的参考。

对于量化数据主要采用SPSS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得出平均值和标准差，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问卷调查中开放问题的结果虽然是文本内容，但是却可以按照关键词出现频率进行统计，因此，主要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

五、结果分析

1　文化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

如前所述，朱祖林、黄荣怀等曾指出文化对学生的学习风格有重要影响，来自不同文化的学生的学习行为存在差异。本次中美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的数据分析也显示了这种差异。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个体与小组关系的认识，其二是内容的组织方式。

首先，小组与个体的关系。在介绍自己时中国的学生比较喜欢关于家庭的介绍性质的信息，通常比较长，比如出生地点、父母工作、家庭关系、个人爱好；而美国学生只是简单介绍自己，比如个人兴趣，工作经验等，尽管也有部分离婚的同学介绍自己的家庭，但是没有人提到父母。

中国人的世界观反映了东方文化的传统，即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西方文化的突出特点是个性化和强烈的个人主义。美国的学生更自我，从自己的视角对小组贡献知识和经验，而中国的学生更喜欢集体的力量。比如统计显示，中国的学生喜欢用“we＼our＼us”等作为主语，而美国学生更喜欢使用“I＼my＼me”；中国学生在协作学习过程中比较被动，而美国学生则更加积极主动。

其次，内容的组织方式。美国学生喜欢先写主题句，然后罗列支撑主题句的材料；而中国的学生则相反，他们先罗列很多背景材料，再总结得出主题句。表现在美国学生的消息通常很短而且以任务为中心，而中国学生的帖子则相对较长。美国学生倾向于“总分”的写作模式，中国学生则是“分总”的写作模式。

2　学生对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的态度

如表3所示，第九个问题到第十二个问题，主要调查学习者对跨文化学习的态度。跨文化学习增长了见识和扩展了国际视野，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中美两国的学生没有显著差异，大部分同学对这两个问题有积极的态度。第十一个问题，对于在其他课程中继续进行跨文化合作的意愿，中国学生表达的态度更加积极(3.79>3.68)。第十二个问题，对于此次跨文化协作学习的总体体验，美国学生的态度则更积极(4.25>4.07)。对比2006年Sue-jen Chen的台湾――美国合作项目，美国学生对于跨文化学习的积极体验数值，从3.5攀升至4.25，表明美国学生跨文化学习的动机意识，尤其是和中国大陆进行交流的意识在逐步增强。在问卷的开放问题“如果再有一次跨文化协作的机会，我会?”美国学生有13人(共34人)表示愿意和中国学生进行更密切和频繁的交流，进行更长时间的合作，如表2所示。

3　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过程分析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平台使用中的技术障碍，中国学生在使用平台时存在一定的技术障碍(3.32)，而美国学生基本不存在技术障碍(4.41)。第二个问题对课程的学习资源是否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学生比中国学生对学习资源的设置认可度更高(4.38>3.61)。这两个问题的原因是平台和资源都以英文出现，由于语言障碍，中国的学生在使用平台、查找资源、利用资源方面存在一定瓶颈。

第三个问题对“social lounge(社交)”环节的功能进行调查，美国学生对这个环节的认同度比中国学生略高(3.7>3.5)。对第四个问题“cultural orientation(文化交流)”环节，美国学生也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4.08>3.82)。在笔者对学生的观察中，可以发现，美国学生对文化交流环节非常感兴趣，向中国同学询问各种中国的文化传统，包括节日、传说、民俗等，然而大部分中国学生对于这些传统文化的了解也并不够深入，转换为英语的语境表达更为困难。第五个问题是调查学生在此次跨文化协作学习之前是否具有丰富的跨文化经验，数据显示中国的学生和美国的学生在跨文化的经历方面都比较缺乏，这也从另外侧面反映了跨文化协作学习对中美两国的学生都会有巨大的吸引力。第六至第八个问题，“technology integration forum(教育技术论坛)”的相关问题表明，协作学习过程中双方的学生对小组的依赖并不强，中美双方在这三个问题上没有显著差异。但从数据中可以发现，这个环节的设计不够合理，如果主题设计合理，学习兴趣得到激发，组员对小组的依赖应该会比较强。

六、讨论

1　重视文化差异，设置相关的双语资源

Dunn和Marinetti(2006)曾指出忽视文化的差异将导致困惑，甚至是协作学习的失败。由于中美文化习俗的不同而导致的中美学生学习习惯的差异，应该作为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的一个重要研究目标，同时也是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在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利用已有的对学习习惯差异的理解，指导协作过程，在协作过程中发现学习习惯的差异，进而继续指导跨文化协作的实践。如此循环，把文化差异总结出来，方便后续开展网络跨文化协作学习。

在调查中发现，中国学生对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认识并不够深入，对很多文化现象(包括通识的民俗、传统节日、传说等)的起源和历史不够了解。比如端午节、筷子、白蛇传、春节等。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髓，是几千年的历史传承，作为中华儿女，我们应该熟知，并能用英语向其国外的朋友介绍。对于目前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我们应该进行反思，并采取积极的措施。而涉及到跨文化沟通，尤其是和英语国家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让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英文术语有基本了解。

在跨文化的协作学习中，除了提供学习内容相关的资源主题之外，应该提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并且是中英对照的版本，以便作为补救措施，使双方在认识之初就能对彼此文化产生认同，从而促进学科内容协作学习的深入。

在跨文化的协作学习中，文化的交流是双方认识和认同的基础，也是学习开始的重要部分。这个环节是教学环境中“社会性存在”的重要体现，也是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与其他网络协作学习最大的不同。在这个环节中，除了考虑文化差异的因素之外，更需要考虑中国学生英语水平，在搭建环境的

时候创建支架，促进“社会性存在”的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中的实现。

2　设置明确的协作主题，加强协作学习过程组织

如前所述，调查结果显示双方学生对小组的依赖并不强，也就是说小组凝聚力并不够强，导致协作学习的结果并不好。分析原因，主要由于协作主题的设置和协作学习过程的组织不够合理。

网络协作学习成功的要素之一便是设置适合协作的主题。这个主题是双方感兴趣的，并且是基于最近发展区原则的。协作主题的设置如图3所示，必须是中国学生已有知识、美国学生已有知识和教学内容三者之间的交集。这种设置有助于激发双方学生的学习动机，积极分享各自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从而利用各自的认知发展区，快速促进集体智慧的发展。

3　鼓励多样的协作形式，注重个性化协作

在调查问卷中，对于“如果再有一次协作机会，我会――”，有10名中国学生表示愿意和个人而不是全班同学进行交流，另外9名同学希望进行更加深入地交流，还有7名学生表示希望用即时的交流工具如Skype等，如表2所示。这反映了一个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的重大特征，即协作学习的个性化。在进行跨文化协作学习初期，进行一对一的协作应该作为班级协作学习的基础。协作学习的形式应该是多样的，可以基于Blackboard学习平台，也可以基于即时通讯工具，如：Skype、MSN、QQ等。

在设计学习环境的时候，需要考虑协作学习的开展顺序以及各个步骤所应该采取的协作形式。在“社会交往”环节、“文化交流”和“协作学习”这三个环节中均宜采用多对多的协作模式，比如小组对小组，但是应该设置一对一协作的通道。对个体而言，协作学习是一个复杂的意义建构过程，涉及小组认知性、社会性对话和个体的自我内对话的过程，学习环境的设计应该为学习者的小组认知、社会对话和个体的自我内对话提供支撑。所以，必须提供灵活多样的协作方式。

4　设计强社会交互平台，保留交互的原始数据

第7篇：美食文化研究范文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2

引言：

从中华阐释美学上探讨“禅宗”的伦理文化，其核心概念是对“空灵”的美学阐释。“空灵”思想所留下的文化标记和美学标记对东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空灵”思想的伦理秩序是和谐的，这也体现出接受美学中的自觉本质是和谐的伦理秩序。西方文化积极接受禅宗“空灵”的美学标记，说明了文化标记和美学标记可以是同一的。

一、禅宗思想的含蓄美

“禅宗”的智慧引起愈来愈多的社会关注，这种智慧与中华伦理美学是相互关联的。

周裕锴说：“禅宗以超越语言的本体诠释取代了依赖语言的文本诠释。”[1] 超越语言的本体诠释也是文化内涵的一种表象。实质上，是一种独特的阐释美学。有关禅宗，蒋述卓曾说：“超越语言而意在言外的特点。”[2] 纵览中华文学典籍，无不映射出禅宗神韵，其精神境界之高足以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内涵。脱离禅宗谈中华阐释美学，就会误读中华文化的内涵。禅宗主体思想是一种隐喻性的伦理文化框架，从而产生文本的对话性，形成了多元阐释的自觉。这种自觉性是中华阐释美学的独到之处。东方隐喻性思维的社会文化语境是内敛的，是通过“韵”、“气”、“神”来超越语言的局限性，实现其言外之意。文本语言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阐释的自觉。所以，其阐释美学多以含蓄为原则。这种“言不尽”就为多元阐释留出了永恒的美学意义。这种永恒的美学意义在中国传统绘画上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其留白的艺术就是要达到“韵”、“气”、“神”的通灵感，从而提升中华传统文本对话中情系自然的神圣之美。这种人与自然的通灵交流完全脱离了文本对人的思维限制，摆脱了思维的社会语境，因而是超越语言的，这与禅宗精神本质相符。蒋维乔曾说：“禅宗不立文字，在行人心中…… 不待外求。”所以禅宗是超越文本意义的追求智慧的实践。“禅宗，即最上乘禅也；故三学（戒、定、慧）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一切万行，尽摄其中。”[3]在“六度”实践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是由伦理文化支撑的。对“六度”中的伦理文化美感进行阐释有助于中华阐释美学的发展。

二、布施的伦理学意义及阐释美学

布施是佛教文化之源。“恶”渊源于人性的贪婪。只有懂得和做到施予，人类才能迈开通向智慧的第一步。这就涉及了社会伦理文化。孔子说：“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这是孔子所倡导的人伦和谐。圣经中说：“给予比接受更快乐。”德国弗洛姆曾说：“爱的本质是给予而非获得。”人们从施予中获得，而这种是一种高尚的美感，同时又是理性的。这就符合美学中所提到的美感范围。正如英国鲍桑葵在其《美学史》中所说：“ 康德认为，自然界的秩序与道德秩序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这个根源在于，能感到美的人就能感觉到自然的必然性与理想目的之间的和谐。”[4]所以，禅宗智慧达到了人与自然交流的和谐。实现这个和谐的基础是“布施”。秩序和谐需要人的洞见能力，克里希那穆提说：“洞见是智慧以及与之相伴的美和爱。”同时他又提出：“文字妨碍了对事物或人的真实觉察。” [5]正如蒋维乔所说的“禅宗不立文字，在行人心中。”禅宗 “三学”、“六度”的思维形式积极影响着其禅悟心法与伦理美学的关联。可以把这种思维形式阐释为：“持戒当心境、忍辱是佛性、精进乃虔诚、禅定明智慧。”从艺术表象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矜持内敛型的含蓄美感。从伦理美学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人性的自觉、乃至自律。其实，这种精神内涵对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起到了启蒙式的美学教化，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东方审美文化符号体系。禅宗的自觉、自律体现了“避杂念、净土悟道”。进而校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例如从中国唐宋绘画留白的虚实淡境中就可以看出禅宗心性空灵之和谐美。王柯平说：“禅宗空灵为美的思想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反映，见诸苏轼、严羽和张岱等人的文论诗说之中。”[6]禅宗“空灵”的审美感知深刻影响了唐宋诗风，这样的诗句颇多，所以就不在此具体介绍了。禅宗“空灵”的思想境界映射出古人所追求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的理想伦理关系，是个人思想的超脱。这也是一种追求精神内涵的去躁价值体系。对禅宗“空灵”思想进行现代性阐释有助现代人走出浮躁的泥潭。

社会浮躁现象是一种大众文化心理对实用主义的过激反应。任何社会和历史阶段都会出现类似现象。探讨中、西方社会文化思潮中的浮躁问题，从哲学层面重新审视西方社会意识形态中的诸多矛盾现象，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宝库――禅宗思想，及其处世哲学之美。这就更加促进禅宗思想的东、西方对话，从而丰富禅宗思想的现代性意义。与此同时，智慧社会一定会推动我们的社会认知体系能够积极抑制社会浮躁现象、庸俗风气。避免出现“浮躁多、布施少”。社会上“布施”少，“浮躁”自然就会多起来。

三、禅宗的文化标记与伦理秩序

第8篇：美食文化研究范文

经营困难、发展无力是我国国有煤炭企业普遍面临的难题。企业如何在原有煤炭产品基础上开发在性能、结构、用途等方面具有先进性或独创性的，具有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新产品，去构筑符合自身优势的产品新组合，并以此带动原有产品生产向良性循环发展，这是煤炭企业在新形势下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

二、煤炭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扩大产品组合的思考

煤炭企业是资源开发型企业，矿产资源的富有（在可开采的期限之内）和多样化是它的突出特点。在我国已探明的114.5Gt煤炭中，其中的75%将作为燃料消耗，这一实际情况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不会有大的改变。

煤基材料的开发是煤炭企业的一个有利条件。1、富勒烯材料。用煤炭为原料制取富勒烯收率高于其他原料，所以以煤及其衍生物为原料制备富勒烯的方法值得重视。2、碳――碳复合材料。以煤为原料通过高温物理处理生产碳――碳复合材料是世界上公认的有效方法，在这一领域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明显，发展的空间很大。3、碳分子筛。4、炭黑。5、碳素材料。6、聚合材料等等。

与煤炭共存的资源还有很多，在煤炭开采的同时，这些伴生资源的取得就非常容易了。我国煤田中非金属矿产资源主要有：耐火黏土岩、高铝黏土岩、高岭岩、膨润土、油页岩、石灰岩、大理岩、砂岩、页岩、珍珠岩、玄武岩、安山岩、辉绿岩、重晶石、滑石、沸石、石盐、石膏、天然碱、石墨、石英、长石、琥珀、泥炭、褐煤蜡等。金属矿产资源有：硫铁矿、菱镁矿及镓、锗、钒、钴、钛、铀、金等。我国的煤系高岭岩（土）矿石品位普遍较好，可与世界著名优质高岭土相妣美的矿石（土）数量非常可观。近年来调查统计结果表明，我国煤系高岭土资源量巨大，已探明的储量在16.73亿吨以上，其产品主要应用在轻工、化工、石油、医药、电子等领域。我国膨润土的储量达到8.88亿吨以上，占世界总储量的57%，其产品可作为粘结剂、吸附剂、增稠剂、剂、悬浮剂等，在百余生产领域广泛应用，有万能土之称。其他煤炭伴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均是煤炭企业得天独厚的优势。

煤炭企业的产品开发先从煤炭本身作文章应该说是最为现实的。水煤浆作为一种新型的煤基液体燃料，可以作为首选。水煤浆以其特有的燃烧稳定、环保节能和接近重油燃烧指标等特点，已经在世界各国的水泥、陶瓷、冶金、采暖等工业生产、居民生活等多个领域被用户所接受。特别是在我国的能源战略储备需求方面，水煤浆可以取代工业锅炉、窑炉的燃用重油，所以煤炭企业应该重点开发。

水煤浆技术及应用在我国已经历了从“六・五”到“九・五”的二十年时间，已经从技术开发设计到工业应用以及设备、添加剂制造的所有方面取得了成功的经验。（1）水煤浆制浆技术已完成商业化示范，自行开发的高浓度磨矿制浆工艺简单，投资少，制浆成本低，具备了推广的条件。浮选精煤制浆工艺更具代表性，制取的水煤浆质量与国外产品相当。（2）添加剂技术与国际水平相近。根据我国煤质特点开发的腐植酸类、木质类、萘系和焦油系类列添加剂，已形成一定生产能力，价格在20――30元/吨，远远低于进口产品，并且品质可以替代进口添加剂，以其配比的水煤浆可存放3个月，能够满足水煤浆工业化生产的要求。（3）具有设计和生产水煤浆生产设备和燃烧设备的能力。（4）已拥有10――60t/h工业燃油锅炉、230t/h电站燃油锅炉、工业燃油炉窑的改造技术和经验。（5）已具备大、中、小型水煤浆工程的设计和工程施工指导一条龙技术服务能力。

水煤浆产品的经济效益十分显著，现阶段的投资利润率可达40%左右，远远高于煤炭产品的利润水平。

三、多角化产品结构的实施

我国煤炭企业如果能在3――5年内实现产品的重新组合，企业的发展提高和各项改革就有了可以继续进行的条件；反之，必然会在来自国内、国外的竞争压力下退出市场。可以断言，在3――5年内实现产品的进步和组合，是完全能够作到的。

第一，制定战略目标和战术方案。企业应该打破原有的煤炭生产计划框架，在充分研究本企业资源、技术、资金条件的前提下，以市场需求为唯一目标，扩大产品组合，加大产品延伸，制定出中期和逐年的产品开发规划，分步加以实施。第二，对决定实施的开发项目深入进行可研论证，确定后投入不小于对原有产品生产经营的力度，对开发负责人委以重任，抽调人员、筹集资金、培训员工，务求落实。第三，充分利用国家对国有煤炭企业的支持政策，取得立项、招商、贷款等倾斜帮助，为产品开发争取有利条件。第四，立足发挥自身优势。煤炭企业除具有资源的优势外，还有矿物加工技术熟练、闲置资产较多、机械加工力量较强等特有的条件，而这些恰恰又是煤炭及其伴生资源深加工所必须的。第五，相关产品的配套生产也是可利用的优势。第六，发现和创造专有技术或独立知识产权。新产品开发涉及前人未曾发现的知识、技术或工艺，对此进行必要的保密或保护，就可以形成技术壁垒，利用垄断去攫取超额利润。第七，以良好的售后服务去保障产品的价值实现，建立新型的用户关系。

第一批的开发产品利用3年的时间就可以形成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利用2年的时间发展规模和新的产品，第一个5年里使新产品创造的销售增加值达到原产品的20――30%，在达到60%以上时，企业的市场风险的分担就可以比较均衡了。

第9篇：美食文化研究范文

0 引言

电视媒体是传统媒体之一，在新闻报道上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由于其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久，在与其他媒体新闻竞争的时候也具有一定的优势，更加善于从深度发掘新闻。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电视新闻的发展还是存在一定的阻碍的，为了在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继续蓬勃发展，其就应该更加符合大众的品位。因此，电视新闻的编辑应该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1 新媒体背景下电视新闻编辑作用

新媒体主要是指将现代技术作为基础的新兴媒体形态，一般包括网络媒体、移动电视及数字报刊等形式，在新媒体蓬勃发展影响下，其信息传播方式也逐渐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且更新换代速度快，更具有灵活性，能够满足人们个性化发展特点，不仅如此，相比较而言，其更具有新闻公信力，无论是新闻深度，还是广度，都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虽然，新媒体背景下，对电视新闻编辑产生了一定冲击，但是，更多的是发展机遇。

2 新媒体背景下电视新闻编辑多样化特点

新媒体背景下，电视新闻编辑逐渐呈现多样化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美学方面来看，电视新闻作为视听结合的结果，涉及文字、声音等内容，在科学技术不断渗透下，使得电视新闻编辑工作得到了优化和升级，并逐渐朝着多样化趋势发展，不仅能够最大程度上还原新闻事实，还能够为受众呈现更多精彩内容，显著提升节目美学价值。

另一方面，服务受众方面，电视新闻编辑的最终目的是满足受众需求，人们生活水平日渐提升，对新闻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单一新闻节目已经无法满足受众需求，然而，通过结合现代先进技术，不仅能够将社会发展情况反映给受众，还能够进行深度报道，在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同时，还能够促进电视新闻编辑事业可持续发展。

3 新媒体背景下电视新闻多样化的重要意义

电视新闻和新媒体之间在对新闻的采集上并没有绝对性的差别，主要是在新闻内容的传递上和内容的编辑上存在差别。新媒体的特点决定了其在传递方式是上更加的灵活多变，同时，新媒体也为新闻的编辑工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编辑范围和发挥空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新闻的要求已经不再停留在真实性上面了，对新闻美学的最求越来越高。电视新闻想要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持续、稳定的发展，就应该在原有的真实性和实时性的基础上加进美学构思，使电视新闻在视觉上更加符合观众的要求。因此，新媒体时代下电视新闻编辑的多样化发展迫在眉睫。

1）电视新闻编辑多样化发展是符合观众美学需求的必然趋势。

电视新闻是视觉和听觉上双重感官共同作用的集合体，综合了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因此，电视新闻在播出的时候既要具有视觉上的美感还要具有声音上的美感。声音上的美感就要求主持人或者记者的声音甜美，语速和语调都适中，让人听起来非常舒服；视觉上的美感就要求电视新闻的编辑人员将新闻的各种信息进行融合，编入流利的演说中，配以合适的画面展现给观众，使之在观看的时候非常享受，编辑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就要求电视新闻的编辑不能够仅仅使用传统的编辑方式对新闻进行编辑，需要结合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多样化编辑，在既符合美学需求的基础上还能够保证新闻的严肃性和真实性，使电视新闻在美学编辑方面进一步的升华。

2）电视新闻编辑多样化发展是服务观众的必然

需求。

电视新闻编辑多样化发展期根本行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服务于群众的基本理念，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为观众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新媒体的普遍使观众不再满足于单一形式的新闻服务，人们希望能够获得更多，更加全面更加真实的新闻信息，并得到更加有信服性的结论。因此，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需求，提供令观众感到更加满意的新闻服务，电视新闻不仅要提高美学编辑，还要发掘更多有实际意义的新闻素材，并将其编辑成更加符合观众喜爱的新闻节目类型。

4 新媒体背景下电视新闻多样化编辑的举措

4.1 丰富消息类新闻的编辑形式

消息类新闻是新闻类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受众提供及时消息，将最新的消息传达给各家各户，要求一定要具有真实性并及时传播。电视新闻是通过新闻主持人的解说将所包含的新闻信息传递给受众，这一单一的节目表达形式使消息类新闻表现出一定的模式化，从而使观众感到枯燥和乏味，失去观看兴趣。在与新媒体的竞争中，电视新闻应该首先对消息类新闻进行改革，使其的编辑具有多样化特点，多样化的编辑有助于对新闻内容予以更加生动形象的诠释，吸引更多受众。

4.2 开展多样化编辑

真对于不同时间段播出的新闻采取不一样的编辑形式，是不同时段的新闻节目播出在内容上和风格上都有一定的不同。可以采取将时事政治性新闻，娱乐新闻、交通新闻以及民生新闻分开，创办不同新闻栏目，有针对性的俘获各种新闻爱好者的“芳心”让他们一次看个够。在新闻编辑的过程中，应该根据新闻的类型创办有特色的编辑形式，根据受众的喜好侧重搜集新闻素材。比如《守望都市》栏目的创办就比较成功，它是一栏针对民生的新闻节目，不仅向广大受众提供喜爱的新闻内容，还帮助市民提供解决问题的渠道，针对一些话题新闻进行跟踪报道，聚集观众的目光，增强新闻的效果。

4.3 编辑思路的多样化

在积极提高新闻美学价值，实施新闻内容、形式多样化编辑的同时，编辑思路也应该向多样化方向发展。比如说，新闻标题是新闻的窗户，标题是否具有吸引力直接影响着观众观看的情况。电视新闻编辑人员可以从新媒体形式的新闻中汲取优点，对其中使用的经典词语重新加工，使电视新闻的新闻标题更加具有吸引力，为电视新闻填活力，增加电视新闻的可观赏性。在对同一类新闻事件的编辑上，要避免重复，应该另辟蹊径，突破传统的编辑理念，给观众带来不同的新闻盛宴。

新媒体形式下，在对电视新闻进行编辑的过程中，不仅仅要注重新闻编辑的多样性，还要注重不同编辑形式之间的有机关联和自然转换，增加电视新闻与新媒体的竞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