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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媒体时代;媒体文化;媒体生态;微博
从2009年的微博控宣告自媒体时代到来至今,我国的媒体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回看2011年,媒体文化①研究依然如火如荼,保持着惯有的“理论热情”。媒体文化研究的话题一贯以来就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大有囊括一切的势头。这一点应该予以理解,毕竟在互联网发展起来以后,媒体这张大网几乎已经覆盖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世间万物似乎都与媒体沾边。伊尼斯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发现,一种新的媒体可能会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他依据媒体的形态、性质为人类文明史下注脚的方式也启发了无数后来者。显然,媒体文化现已成为参与、塑造我们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复杂文化形态。在我国,自上世纪末以来,媒体文化就成为理论界的显学。回到2011年,媒体文化研究有哪些关注点?参看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章以及同年出版的著作就能略知大概。自媒体文化研究、微博研究是本年度媒体文化研究的“大部头”,除此之外,还有些研究者沿袭过去媒体文化的研究思路,对具体媒体现象进行阐释、批评。下面,本文将对此进行梳理。
首先,部分研究者承继媒体文化研究中的批判传统,采取文化研究的策略,揭示媒体文化中呈现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消费特性,对具体媒体现象进行文本分析、意识形态批判。这类文章从媒体文化研究进入公众视野之后,就一直存在,颇有“旧话重提”的意味。具体来看,有些研究者回到西方媒体文化理论中,阐发具有原创性理论家的思想,像法兰克福学派、麦克卢汉、道格拉斯・凯尔纳、约翰・菲斯克、莱文森等在媒体文化研究中的视野、方法是被关注的对象。译著《去西方化媒介研究》通过研究一系列来自亚洲、非洲、南北美洲、欧洲、中东地区和澳洲的案例,在回顾传统媒体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媒体、权力和社会的关系,挑战了盛行的全球化理论;有些研究者关注媒体与青少年亚文化、女性文化的关系,其中,由青年政治学院、北师大文学院、文艺研究杂志社联合举办了以“媒介与青年亚文化”为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了青年亚文化的学术源流,涉及酷儿理论、消费理论、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批评的文化批评等议题,其中,手机、微博、网络游戏等新媒体对青年亚文化的新影响是热议的话题;还有些研究者侧重于文本分析,分析电视剧、电影、广告或者具体的媒体事件,在媒体、受众、社会之间进行互动研究。《读书》杂志开设了专门的媒介批评专栏,即用文本分析的方式,进行媒体文化研究。其中蒋原伦的《今夜星光灿烂》通过分析年轻人上电视,阐述了伴随电视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他们习惯在电视中扮演自己,他们是名副其实“身披电视屏幕”的媒体人。邱林川、陈韬文主编的《新媒体事件研究》分析的就是造成社会影响的重大媒体事件。另外,热播韩剧、网络游戏、电视娱乐节目、网络视频等都是媒体文化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对象,对其研究往往涉及受众心理分析、政治意识形态、消费意识形态、性别对抗、权利关系等传统文化研究的话题。
其次,本年度最具中国特色的媒体文化研究,是探讨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族群文化如何利用媒体有效传播。如徐康的《红岩文化与媒体传播》、徐会乐的《中原武术文化媒体传播的现状与对策研究》、顾苏的《中德媒体2010上海世博会报道中的中国形象――从媒体政治、跨文化视角分析自我与他者形象》等,这些文章提倡利用新媒体的优势,把传统文化打造成适时的文化产品,推动其传播与发展。问题是,当传统文化在新媒体中重现时,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商业集团、传媒机构的介入,它们已改头换面,被“去传统化”了。如何保护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族群文化的原生态性,是这类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本年度媒体文化研究的热点当数自媒体文化。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媒体的生态环境,致使媒体文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基于过去传播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基础上形成的媒体文化研究已经无法对自媒体文化的新特性给出合理解释。基于此,自媒体文化成为中西方媒体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早在2002年美国专栏作家Dan Gillmor就已提出自媒体概念,把以博客为代表的个人媒体看做是“新闻媒体3.0”的象征与代表(其中1.0是指传统媒体或旧媒体,2.0指新媒体),2003年,美国报业协会媒体中心出版了谢因・波曼(shayne Bowman)与克里斯・威里斯(Chris Willis)合著的自媒体的研究报告,拉开了中西方学界关注自媒体研究的大幕。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里斯的报告研究了美国公民利用电子邮件、博客、论坛等,在美国公共事件中(如“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参与制作并报道新闻的重大影响,这种“自己动手做新闻”的热情就是自媒体时代的特征。在过去那种批判性的媒体文化研究中,媒体文化被看做是以种种形式诱使个人认同那种占优势的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表征等。当然它也为个人能够获得反抗社会的力量提供了种种资源。[1]传统媒体文化的掌控权,交织在政客、商业集团、传媒机构的相互牵制之中,它与大众的关系是自上而下的。而今,自媒体拓展了自下而上的新传播模式,大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他们同时参与信息的创造与传播。这样大众部分获得了媒体文化控制权,推动了传播民主化的趋向,促成了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改变了媒体生态环境。
从2005年开始,我国的媒体文化研究开始关注自媒体的影响,当年仅两篇文章谈及这一话题。2009年之前,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很薄弱,零星有研究者分析自媒体时代可能出现的媒体文化特征、动向及其对传统媒体的挑战,那时的研究颇有前瞻性的意味。毕竟“人人都能动手做新闻”,不是件容易的事,它需要科技发展作为坚强的后盾。在我国,当博客开始流行,尤其是智能手机全面上市,网民才成为随时“寓居”网上的、名副其实的网人。另外,各大门户网站,如搜狐、新浪、腾讯等都全面打造自媒体式的平台,电子邮件、论坛、腾讯QQ、MSN、博客、微博等都发挥着自媒体的功能。尤其是2009年微博控的流行,正式宣告了自媒体时代的全面来临。总体来说,从2009年起我国对自媒体的研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11年自媒体研究的论文明显多于前几年,这的确是自媒体时代来临的症候。
而在本年度自媒体文化研究中,微博是最热的话题,中国知网中题目出现微博的文章有上千篇,微博的热度由此可见一斑。2010年蒋原伦、张柠主编的《媒介批评》(第四辑)的核心话题就是微博,涉及的话题有微博与公共领域、微博言说方式、媒体生态等。2011年微博的话题依旧火热,除了直接以微博为题的文章之外,探讨自媒体文化、新媒体文化的多数文章都涉及微博,我想是因为微博的确宣告了自媒体时代的全面到来。在研究微博的文章中,有些把微博作为新的教育途径,倡导通过微博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有些阐释微博的出现对其他媒体(报纸、广播、电视)造成的影响以及其他媒体该采取何种策略来应对,如《中国报业》、《新闻知识》、《新闻记者》、《新闻爱好者》等很多杂志都刊登过类似文章。这类文章特别提到在新闻界,报刊、电视不再是唯一能进行“权威”的中心了,微博中大量涌现的公民新闻已经斩获了部分创造与传播新闻的话语权,甚至传统媒体有时需从微博中采集新闻。如“辫子新闻”就指传统媒体、公民新闻、社会性媒体相融合的趋势。看来,未来传统媒体发展的前景必然是与新媒体的融合;还有些文章着重探讨微博对突发事件的介入及微博问政等情况,像宜黄拆迁、上海火灾、动车事故等公共事件的微博报道、两会的微博问政等。杨琰的《以两会微博为例谈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刘卉的《从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看微博传播的特点》、吉卫华的《微博客的媒介生态研究》即认为微博以其传播的自主性、互动性、扩散性、及时性推动了我国民主化的进程。
无疑,微博对公共领域的构建、媒体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微博研究的焦点,有研究者认为微博开启了信息传播的新纪元,有效改善了人际关系模式,加速了公共领域的构建;也有研究者认为应对微博“热”进行“冷”思考,因为微博中的信息庞杂、碎片化导致信息真假难辨。另外,由于网络使用地区不平衡、社会阶层、年龄、学历结构形成的数字鸿沟,会造成边远地区、农村和其他不接触互联网的弱势群体在公共领域构建中“失语”。总体来看,微博有效改善了人际关系,有了微博,大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他们同时还是信息的创造者与传播者,大众的主体性获得了彰显,他们的社会热情与政治热情就会被调动起来。当大众的信息在碰撞与交流中形成公共舆论时,就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由传统媒体文化诱使个人所认同的那种占优势的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这样公共舆论在民主选举、灾难救助、突发事件中就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当然,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微博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让大众通过这一平台发出的有社会意义的声音不被信息的洪流所淹没,这是理论研究尚需解决的问题。另外,媒体、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环境、经济发展都会制约媒体文化的发展,所以关于微博的进一步研究,还需更多关注如何保持自由、健康的媒体生态环境。
除微博之外,还有些研究者探讨了我国自媒体文化发展的进程、特征及其影响。如周晓虹的《自媒体时代:从传播到互播的转变》、王长潇的《播客平台的商业模式、监管自律与播客自媒体公民意志的再传播》、尹章池等的《刍议“自媒体”的兴起与少数民族文化网络传播策略的创新》等,这类研究侧重通过自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比较,来谈自媒体文化的特征及其意义。如夏德元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用“媒介共鸣效应”和“溢散效应”来形容,认为传统媒体因其沉淀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是新媒体的唯一参照系,具有历史价值,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必然是共生共存的。邓若伊认为自媒体中的公共领域已不同于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互联网中难以再现俱乐部、咖啡馆中的美好、真诚的交流情景。另外,保罗・莱文森的《新新媒介》对美国新新媒介(本文称自媒体)有全面介绍,书中谈到的兴盛于21世纪的自媒体有博客网、优视网、维基网、掘客网、聚友网、脸谱网、推特网、第二人生、播客网,莱文森分析了这些不同媒体的各自特征,并认为这些媒体在过去其他媒体优势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他称赞新新媒介的民主化特征,称每一位消费者都是生产者,个人能选择适合自己才能和兴趣的新新媒介,新新媒介没有自上而下的控制,新新媒介使人人都能成为出版人、制作人、促销人。当然,他也看到了新新媒介潜在的危险,如知识产权受侵犯、信息垃圾、留言、攻击、煽动、盯梢、恐怖、欺凌等在新新媒介中时有发生。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他呼吁网民理性参与、回应新新媒介。尽管莱文森是针对美国自媒体来谈问题的,但同在“地球村”,我们也定能从中受益。
总之,2011年我国的媒体文化研究中,传统媒体文化研究与自媒体文化研究并行不悖。自媒体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尚需以传统媒体文化研究为参照。此外,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媒体生态环境也有相应改变,如何构建积极健康的媒体生态环境,是今后媒体文化研究的关键点。
注 释:
①本文依照学界的流行观念把媒体分为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三类,传统媒体指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媒体,新媒体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上出现的第一代媒体,自媒体特指与新媒体相对的20世纪末出现的人人都能创造和信息的个人媒体。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M].商务印书馆,2004.
一、手机文化的客观性
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知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急速增长和扩展。手机文化也不例外,虽然它是由人类发明的,但是它具有其自身的不受人类或主观文化控制的发展模式。科技的进步及手机产业的发展,手机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功能,它已不是只为通话而设计的简单工具,而是集短信、拍照、音乐及上网等一体的新型工具。这些功能的出现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与传统文化不同的且充满幽默、娱乐性的新型文化,如手机短信、“拇指文化”、“铃音文化”等。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了解这些文化时,它们已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行为及生活方式。例如,手机游戏代替了传统的电视游戏成为了手机使用者们热衷的新型娱乐方式,且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手机依赖行为等。
二、手机文化的可移动性、便携性与实时性
手机文化的便携性、可移动性及实时性是手机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为通讯工具的手机因其自身的小巧而具有可移动性或便携性,便于人们随身携带,再加上与互联网文化的交叉融合,使得手机文化的更具有快速传播、实时响应等特征,如,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上网浏览新闻并发表评论也可以及时看到或回复他人的评论,或者人们可以通过手机中的一些软件借用互联网进行同步视频通话等。手机文化的这种便携性、可移动性和实时性,使得人们在第一时间接受和传递来自各群体或者阶层的不同文化内容,方便了不同群体、阶层间的人际互动与交流;同时,使得手机文化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较大的范围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以网络技术为基础造就的这种便携性、实时性的手机文化空间,也使得传播者与接收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具有高度的实时性与可移动性,同时这也是手机文化蓬勃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三、手机文化的大众性
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具有单向传播的特性,对于作为接收者的普通大众来说,并不能参与到电视中的互动中去,只能被动的接受信息。并且,通常是一个或几个家庭分享一个电视,这使得大众更不能参与到电视文化的创作过程中去,因而广播、电视文化不具有大众性。与前者不同,手机文化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化,它的大众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手机用户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这种用户量还在与日俱增。因此,社会上任何一个拥有手机的人都可以参与到手机文化的创作与传播中,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手机文化形成中的一部分。第二,手机的多种使用方式已经超出简单的话音通信的范围,而成为身份、地位乃至时尚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的文化符号表征。第三,在广大的手机文化空间中,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既包括优雅的艺术内容又包括日常的生活文化。这些文化内容来源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手机文化交流的方便、写作的随意和使用的日常化,是大众文化的典型特征,手机文化是大众最具的传播媒体文化且具有全民参与、全民分享性。
四、手机文化的创造性与个体性
随着现代旅游产业的飞速发展,旅游文化正成为旅游业中备受关注、具有全局意义的要素。实践表明“,举凡旅游业昌盛之国,莫不以旅游文化取胜。”奥地利的旅游,几乎都与斯特劳斯等奥国音乐大师紧密关联。巴黎街道的命名,每每蕴含着法兰西民族的历史掌故。因此,旅游文化是一个国家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必然要求,未来的旅游业的竞争也势必是旅游文化上的竞争。从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来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已成为发展旅游业的一大特色和主要经验之一。大力发展和创新旅游文化也成为了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陕西省是全国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具有得天独厚的人文历史与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优势,发展旅游业有着巨大的潜力。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旅游业也是陕西“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极,面对机遇与挑战,陕西省政府明确提出,“要加速旅游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的转化”,“要以旅游业为重点,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出了“西部大开发,旅游应先行”的铿锵之音。另一方面,作为旅游资源大省的陕西,旅游文化的竞争力又与国内其他旅游业发展较快的省份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发展中存在着思想观念保守、产业结构不合理、旅游资源开发保护力度不够等诸多问题,难以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和市场魅力,不利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旅游发展,文化先行”战略背景下,陕西省政府明确,要“加速旅游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的转化”,应当在建设旅游文化上下功夫,重点突出旅游的文化内涵,深度挖掘特色文化、特色物产、特色景观;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地域史化、流行文化、科学文化和创新文化等文化内容。
2生态美学与旅游业的内在关联
旅游资源区别于其它资源的主要特征就是美学特征,而美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人们旅游,就是为了追求美、追求文化。生态美学是在生态学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新兴学科,是美学与生态学结合的产物,其着眼于生命体之间,乃至生命体与非生命体间的和谐之美,强调自然与人交互感应、“天人合一”的平等和谐相处,是一种具有整体性、互惠性且重视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美学。生态美学与旅游业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首先生态美学的理论内涵与旅游活动的动机、目的和周期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其次生态美学的核心理念是营造审美的生存状态,而旅游者参与旅游活动的过程中,旅游者要对旅游活动中的一切审美对象都必须保持“亲和”的非功利的审美心态,欣赏而不据为己有,享受而不造成伤害,这又与生态美学的核心思想———“亲和”万物是一致;此外旅游业的“求美”、“审美”核心文化特点决定了它必须紧密依靠生态学和美学的支持,因此融合了生态学和美学思想的生态美学可以并且理应成为当代旅游活动开展以及旅游文化研究的新尺度和新方法,生态美学观亦将是适合旅游业发展实际的科学发展观。结合我省旅游业发展现状,无论是搞文化性的旅游项目,还是生态性的旅游项目、度假性的旅游项目等,首先都存在一个文化内涵的问题。因此,要探索兼具生态美学内蕴与地域特色的陕西旅游文化内涵,一方面要树立起“以生命为根本”的生态旅游伦理意识、“天人合一”的生态旅游审美观、自然美为审美最高准则的审美观、“取之有度,用之以时”的生态旅游开发意识以及人与自然万物平等的生态旅游观念等;另一方面开展自然生态对地域特色旅游文化的形成之因考,如,颇具我省地域特色的陕南秦巴山地文化与自然旅游资源组合,关中民俗文化旅游资源、陕北黄土人文旅游资源,延安、照金红色革命历史旅游资源等等诸多实例考察分析,从而提升区域旅游资源的市场价值和景点景区档次,推出并打响品牌,增强旅游竞争力与可持续性发展。
3坚持生态美学观建设陕西旅游文化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媒介融合;地域文化;草原文化;传播力
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媒体形态的边界逐渐消融,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已从单纯形态逐渐走入全方位、深层次的融合,实现了不同媒体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体终端融合①。媒介的发展带来了新时代地域文化传播的新挑战与新机遇。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托草原地域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特色、丰富内涵以及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形态,其传播内聚民族文脉及文化特性,外显地域文化形象和文化发展的方略措施,已经成为内蒙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融合时代的内蒙古草原文化传播,其传播形式、内容、渠道、功能层面均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与融合,因此,通过对当下传播各因素之间作用机制的厘清,能够合理协调多元媒介关系,开阔传播视角,深化传播内容,增强传播效果,进而助力地域文化传播,挖掘地域及民族文化力量,对促进文化整合、促成文化增殖、形成文化积淀具有重要意义②。
1媒介载体的内核驱动
地域文化传播中,媒介成为传播的重要载体,是文化信息传播的渠道,也是文化信息传播的助推器,成为地域文化传播的发动机和主力军。媒介的“态度—行为—理念”构成地域文化传播的内核驱动系统,是地域文化传播的核心动力。首先,媒介传播态度是地域文化传播活动的前置因素,直接关系着传播中对于特定文化信息的选择,也直接影响着文化传播行为。调研中发现,如果媒介传播态度被动,其对于草原文化传播的内容与行为就会受到客体质疑。如果媒介态度包含更多的主动性和客观性,且“态度—行为”是具有强一致性的,此时就能够引导传播行为的有力展开,进行草原文化传播。其次,媒介的传播行为是传播活动的关键因素,可以促进传播内容的丰富化,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传播方式的特色化以及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可以提升传播行为的强度。且长期的传播实践行为,使草原文化与其他文化在碰撞中形成文化融合。再次,传播行为的积累促使新的传播理念产生,媒介在传播活动中责任感强,对传播利益的认知度强可以促使更新媒介的传播态度,促进草原文化的增殖,如此形成草原文化传播活动的循环与纵深发展。因此,媒介作为地域文化传播的内核驱动系统,应充分利用媒介融合的优势,秉持多视角选择传播信息,坚持多渠道更新传播途径,形成多方向创新传播理念,以提升地域文化的传播力。应以地域文化为依托,增强本区域及民族的凝聚力,要让跨区域与民族的受众感受到该地域文化的吸引力,媒介的传播不仅仅是实现“印象”的传播,更需要的是真正客观的阐释地域文化的价值与内涵。从媒介融合角度,不同的传播载体既应保持自身特色,又应加大协同合作。地域文化传播既可以大量借助主流媒体的宣传,例如地方卫视的选秀节目等,也可以借助网络时代的新技术手段,还可以通过各种小众媒介的参与丰富传播渠道,在多元整合的基础之上坚持横纵向交叉传播。同时,任何媒介在地域文化传播中都承担着与自身相符的责任,通过创新传播理念,更加具有责任感及更加多元化的传播行为推广地域文化精神。
2文化情景的环境助推
传播过程中,传播内容的选择受传播主体的支配,而传播主体对于传播信息的选择既受到其态度、立场、层次等主观意识的支配,也受到文化情景的深度影响。文化情景包含着文化环境的认知、文化意义的认知以及文化映像的感知,极大地影响着地域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地域文化传播离不开经济与政策的驱动,故传播主体日益多元化。这些主体对于传播的文化信息内容的选择决定着地域文化传播的导向,成为地域文化传播活动的重要前提。草原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情景是传播主体对于传播内容选择与编码的重要环境助推,文化情景的影响力越强,传播主体对于传播内容的选择与编码的主观性越弱,信息与信息传递越客观真实;反之,文化情景的影响力越弱,传播主体的主观性越强,信息与信息传递越容易形成主观臆断。同时,文化情景还会影响传播主体对传播动机的修正,在强文化情景影响下,主体的传播动机明确,有助于内容的有效择取与准确编码,提升传播效果,在弱文化情景影响下,传播主体动机模糊,内容选择与编码分散,影响地域文化传播。因此,地域文化传播中应注意文化情景的助推作用,在当今的文化格局下,继承和保存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和精神性,要考虑如何包含能为各地区、各民族受众所能接受和理解的普遍价值,也要考虑地域文化的独特性,考虑社会时代背景下地域文化的发展,在传统继承与现代转型的基础上组织传播讯息。同时,地域文化传播要充分利用媒介融合的优势,在传播主体中充分释放不同层级的活力,通过体系层面与个体层面的衔接和融合,集众家之长,以多层互动的形式和均衡的布局形成地域文化传播的多向创新,通过多种新的传播方式深入文化情景,保护文化基因,传承文化精神,在继承与传播中实现文化整合与增殖,打造内聚文脉特征、外显区域形象与发展的地域文化。
3公众认知的群体动力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影视媒介;传播效果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包括电影电视和多媒体产品,来促进不同民族间以及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创新。”影视产业本质上遵从的是消费主义的逻辑,属于文化工业的范畴,其基本路径就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一系列的包装,通过出众的视效和后期处理,让受众产生视听震撼,进而赚取吆喝、兑换利润。麦西来甫作为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集民间歌曲、民间音乐、杂耍、说唱、谜语、滑稽戏等艺术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民间原生态乐舞,这一艺术形式具有多样性、独特性、民众性和古老性等特点,被誉为维吾尔的民间艺术殿堂,本文旨在通过对当下影视媒介的梳理,探讨麦西来甫在影视传媒传播中的优势和不足,并提出对应的解决办法。
一、影视媒介的传播优势
(一)极具表现力的传播媒介
影视媒介是由电影、电视等多媒体视听平台,由音乐、舞蹈、化妆、服饰、音响、影像等元素有机合成起来的综合视听艺术,它所创造的艺术氛围能够深深触动观众心灵,其视觉冲击力也远远超越其它视听媒介,它对形象生动的展示是其它方式难以企及的,因此是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佳选择。
(二)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电视媒体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播效果来看,具有大众宣传、学术争鸣、舆论监督、促进经济发展等作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贡献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立档、保护、研究、传承和振兴,对珍贵资料的保存是其核心。
影视作品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电视新闻到综艺节目,再到纪录片、专题片以及相关电影、剧集等,不同类型的节目都有不同的影响力和受众群体。得天独厚的影视媒介传播手段在视觉文化时代里,逐步启迪了观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使之了解、关心并以行动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来。
(三)文化附加值的产业开发,增加非物质文化产品附加值
依托强大的影视传播力量,通过对麦西来甫丰富多样的艺术样式的扩散传播,影视观众才能对文化多样性深入地理解和认同,在麦西来甫中的其他艺术形式中的道具都可以进行二次开发,增加非物质文化产品附加值。
图为吉林卫视播出的新疆麦西来甫画面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影视媒介中传播的主要问题
(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内容的影视作品数量寥寥
以INTERNET为基础平台的“互联网+”为文化产业的腾飞带来了无限的遐想空间,影视文化产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欧美大片培养起来的国内观众,一味追求视觉刺激,影视作品从融资到发行日益市场化,单纯的民俗风情已经不能吸引观众,考虑到投入产出的利益,制片方不愿将资金投入到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影视剧制作,导致这类影视作品数量越来越少。
(二)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内容的影视作品缺少深层商业开发
欧美发达国家的影视作品除了自身的插播广告、植入式广告、票房等构成的收入因素外,利用各种手段方法最大程度的挖掘影视作品的附加值,对作品进行深层次商业开发,比如制作各种光盘、磁带售卖;拍卖与商业租用服装、道具等;开发拍摄场地的文化旅游等,同时也极其看重对知识产权的包装使用,如美国迪士尼公司通过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商标注册、著作权转让,以及特许经营权许可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润。虽然当前国内在影视作品的市场化运作与产业化开发道路上已阔步前行,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相距甚远。
(三)影视开发的资源面临挑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乏人
在各方期待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影视理当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热成为大众议题。但是视听商业市场并未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影视作品更多的传播与生存空间,大片时代充满了视听的盛宴。有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影视开发的基础,植根于古老农业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现代工业社会难以生存发展。维吾尔年轻人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社会转型,以及受到国内外快餐文化和网络文化的熏染,逐渐到城市寻找工作,加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演绎者自身的生存生活影响,那些懂得传统习俗和丰富经验的传承人数量急剧下降,由于历史的变迁等各种因素,相当一部分民间麦西来甫已经消失。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影视传播的对策建议
(一)麦西来甫的影视产业化需要政府支持和多方参与
影视作品虽然成本投入庞大,但获得的社会效益却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政府要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予以坚决打击,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及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同时加大对代表性传承人、艺人的扶持和培养。政府也要发挥自身的号召力,带动企业、社会机构、民间团体共同参与投资,生产出能展示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秀影视作品。
(二)为剧作家及文学家深入生活、调查体验提供帮助
提高他们创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学剧本的积极性,让他们挖掘丰富的影视创作素材,打造影视文艺精品,主要符号应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题材或线索的电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传承、抢救保存、商业开发以及生产销售等每一个环节,无不凝聚着全社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体关切。如2008年6月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片《皮影王》通过音像、光影的渲染手段配合以及唱腔、声乐的艺术支撑,生动刻画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宁皮影戏”的精湛艺术和悠久历史,得到各界的好评。
(三)策划多样化的节目
应该把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节目策划和制作中。影视媒体应当在节目的策划中吸收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人员,继而创办更好的节目形式。
(四)要反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度包装
商业影视不同于纪录片般复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场景,经过编剧导演的通俗化加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趋于商品化、金钱化。因此,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使其具备了凝聚民族认同、维系文化生态的公共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视传播要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也不应受制于消费主义逻辑的单线宰制。
(五)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影视媒介传播人才队伍
文化遗产与影视媒介的联接,既需要新闻媒体的专业化,也要求文化遗产保护的通俗化。一方面培养具有基本的文化遗产相关学问的媒体从业人员,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另一方面应当培育文化遗产保护从业人员针对媒体的交流能力,建立与媒体的合作意识。
(六)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就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故事内容、故事载体的影片,让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传媒语境下焕发新的生机,从而找到新的看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历史、民族精神、蕴涵的民族文化会让影视作品更具有人文气息、更符合当下的社会语境。
四、结语
对麦西来甫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传播,影视媒介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解读,创新表现形式,既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现实生活的新热点和新特点,又符合世界现代文明发展潮流,同时结合传媒新技术手段改造传统节目呈现和传播模式,大力开辟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样式,吸纳公众参与到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中来,为麦西来甫保护工作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关键词]网络协作学习;CSCL;跨文化;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08(2011)02-0056-06
一、引言
英语已经成为国际语言,全球超过13亿人在使用英语。使用英语进行国际交流合作是当今高端人才必备的素质,也是教育培养的一项重要目标。我国开展形式各异的国际交流和联合培养活动,目的就是促进学生的多元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增强学生的国际视野。然而遗憾的是资源有限,能够面对面用英语进行国际交流的机会并不多,事实上很多学生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信息技术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变平了,尤其是因特网的发展,更加拉近了全球之间的距离,人们跨文化间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网络教育和网络学习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Web1.0、Web2.0、web3.0乃至webX.0的发展,为网络协作学习提供了更好的平台,为全球知识共享、共建、分配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利用网络平台,创建网络协作学习环境,为处在东方和西方的学生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使东西方的学生在文化的碰撞中,学习多元文化技能,这将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值得研究的事情。
然而跨文化的网络协作学习,涉及到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合作,要求中方的组织者具有很强的英语语言能力和投入大量的精力,同样西方的组织者需要有极大地研究热情,而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差距将会比较大。所以在国内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研究案例相对较少,主要集中于英语语言学习的研究,没有涉及到网络学习环境创设、跨文化协作学习成功要素以及学生的多元文化技能的培养等。而在国外已经陆续有一些研究,虽然成果并不是多,规模并不大,但是已经为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提供了基本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本文将在介绍国内外的部分项目的基础上提出此项研究的目标,并介绍研究的实施情况和研究结论。
二、国内外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研究现状
目前网络学习和网络协作学习的研究已备受关注,各个国家的学者对于网络学习和网络协作学习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网络学习和网络协作学习成功的要素。如黄荣怀教授提出的网络学习的成功五要素说,给网络协作学习的研究指明了方向。然而对于跨文化条件下的网络协作学习在国内很少有研究,在国外也仅有少数小规模的研究。下面简要介绍国内外的四个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项目。
1 中英在线学习合作项目eChina-UK
项目由北京师范大学黄荣怀教授和兰卡斯特大学(Lancater University)的David McConnell共同负责,有中国和英国的多所高校参与。课题的研究目标有三个:一是协作开发一门跨文化e-Learning从业人员专业发展在线课程,由中英两国高校教师共同参与学习;二是开发在线协作学习的形成性评价和知识抽取工具;三是比较中英双方高校教师对e-Learning理解的异同,挖掘形成差异的文化和教育原因。此项目主要对网络学习平台进行开发,对协作学习的评价方式和教师对e-learning的理解进行研究,而非立足于跨文化的学生交流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
2 欧盟的iCamp项目
该项目由欧盟资助,目的是创建一个跨国、跨文化的高等教育的协作框架和网络,使学习者、教师和同伴等汇聚于一个虚拟的学习环境中。英国莱斯特大学(Leicester)计算机系的Anh Vu Nguyen-Ngoc等人的研究介绍了利用iCamp平台进行跨文化协作学习项目的进展情况,并提出了一种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的评价方法,运用多种数据分析的视角对搜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交流文本,用内容分析法分析调查结果等。这种实证分析的方法,对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的研究很有借鉴意义。
3 Sue-jen Chen教授开展的台湾一美国跨文化合作
Sue-jen Chen教授2006年进行了台湾与美国的跨文化合作,美国的10名学生(3男,7女)和台湾的5名(3男,2女)学生进行在线合作学习,双方的课程都是混合式学习,即一部分使用网络进行合作学习,一部分进行课堂面对面的学习。参与的学生主要是在职教师和研究生。在此基础上,Sue-jenChen教授提出了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的教学设计模型。类似小范围研究还包括:夏威夷大学的Candace Chien-tzuChou对日本和美国(美国学生均是修日语的学生)共20名学生,分成5组,用日语进行交互,验证了关于美日社会存在感(social presence)差异(无差异),社会存在感与通讯媒介的关系,交互的质量与学习结果的关系等三组假设;印第安纳大学Kyong-Jee Kim等人进行的芬兰和美国的跨文化网络协作等。由于没有涉及亚洲和美国之间文化交流,对本项研究借鉴意义不大。
4 台湾地区以ePal进行跨文化网络合作学习
台湾新竹教育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的何锦玲等,通过对利用ePal网进行国际交流的323名中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对2位教师进行访谈,对使用ePal的满意度、交流目的和交流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探讨。利用ePal网进行的国际交流,一般由教师组织,带领自己的班级参与,参与时间经常为两个学期,甚至两年参与对象以中学生为主。目前某些小学教师也已经带领小学同学参与进来,交流方式主要是e-mail。交流结果提高了教师的成就感,增强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作者指出在台湾跨文化利用网络进行的国际交流在中小学已开始发展,然而因占用课下和午休时间过多,需要教师有极大的热情才能保证活动持续。
以上四个跨文化协作学习的项目,各有侧重点,但都对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从iCamp项目我们借鉴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的评价方法,以及数据分析的方法;从中英eChina-UK项目,我们了解中英文化的差异以及对教育教学模式的影响;从Sue-jen Chen教授的台湾美国合作项目,我们了解跨文化协作学习环境设计时的注意事项以及教学设计的流程;台湾ePal网的实践以及对学生跨文化需求的分析,坚定了我们克服困难,把此项目进行到底的决心。
基于我们与合作者Sue-jen Chen教授对跨文化协作学习方式的理解和上述四个项目提供的经验,我们专门设计并实施了中美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下面将介绍此次协作学习的过程和结果。
三、中美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实施过程
1 研究的理论基础
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涉及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跨文化对学习的影响,也即中美文化对本国学生学习风格的影响以
及跨文化环境下对彼此的影响;其二是网络协作学习,也即网络协作学习的设计及评价理论等。
跨文化对学习的影响,朱祖林等指出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远程学习者的学习风格在生理维度、社会维度以及心理维度(除了“内向型”外),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黄荣怀教授指出这种差异,中国学习者交互的主要目的是分享浅层信息或维持和谐的学习氛围,英国学习者的交互目的主要在于深层次的意义协商,因此较多提问、质疑和批判,善于提出问题,善于通过分析性思考解决问题,建构意义。中国学生的“顺从附和型”、“答案诉求型”和“关系至上型”,对应英国学生的“质疑批评型”、“协商建构型”和“任务导向型”。这些结论对中美跨文化的开展具有很好地借鉴意义。
加里森(Garrison,D.R.)的网络探究社区模型一直被奉为远程交互理论的经典(见图1)。远程深度有意义学习(deep and meaningful learning)的发生依赖于三个存在,即社会性存在、认知性存在和教学性存在。社会性存在指的是学习环境必须为学习者提供交流的工具,以便促进学习者之间人际交往的顺利进行,即形成一个虚拟社会。这与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于1977年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保持一致,不过从面对面的课堂学习迁移至了网络学习。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提出者,John Shoa、Ederyn Williams和BruceChristie等认为媒介的社会效力,取决于该媒介为使用者提供“社会性存在”的支持程度,因此,在考虑使用某种媒介的时候需要考虑它所带来的“社会性存在”程度。认知性存在指的是学习者通过与教学内容的交互以及与同伴的交互,能建构个人对知识的理解。教学性存在强调教师在远程教与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教师需要设计、促进、指导社会性存在和认知性存在,以便促进深度有意义学习的发生。加里森的网络探究社区模型,是设计教学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环境重要的理论基础,也是设计交互以便促进深度有意义学习发生的重要参考。
2 学习环境设计
我们选择杭州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的28名本科生和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Wilmington)的教育技术学专业34名进修生作为被试,分为五个小组,每个小组有5-6名杭州师范大学的本科生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6-7名学生。分组时重点考虑协作学习小组的组内异质特性和组间的同质特性,杭州师范大学每组的5-6名学生英语表达能力和专业素养各有差异,对应该组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6-7名学生也各有能力差异,每组指定一名小组长,负责小组的讨论。杭州师范大学的学生由笔者负责指导,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学生由Sue-jen Chen指导。
选择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Blackboard网络教学平台进行研究。目前,有多种同步和异步交流工具可供选择,如e-mail、Google Documents、视频会议、Skype、MSN等;有多种学习社交平台可作为交流之用,如Ning、Blackboard等。本来打算使用Ning这个在欧美地区已经流行的社会互应用平台,然而遗憾的是,经过测试该平台不能够接通美国和中国。于是选择北卡罗来纳大学的Blackboard平台,这是一个纯英文的学习环境。下一阶段的合作我们打算利用开源平台(如Moodle、Chamilo等)做二次开发,来构建适合跨文化协作学习的学习环境。
协作开始于互相认识和认同。因此,我们首先把各组的照片放到平台上,接着设计一个交流环节称之为“sociallounge”,要求每位同学都对组内其它同学打招呼,并进行自我介绍,历时一周。考虑到中国和美国的时差为12小时,主要采用异步交流的模式。每个环节开始时,组织中国学生集中一次,指导他们如何发帖,如何回帖,正确使用英语。意外的是上午10点左右,当中国学生发完帖子,都能收到美国学生的即时回复,异步模式基本演变成了同步模式。
第二个环节称为“cultural orientation”,让中国的同学介绍中国的文化,同样美国同学介绍美国的文化,互相对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提问,历时一周。
第三个环节是“technology integration forum”,双方就各自专业方面感兴趣的话题展开讨论,互相学习技术应用于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历时两周。每一个环节都设置要求和说明,使学生明确自己在该阶段的任务。
3 保障措施
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涉及中美两国学生的交流,当然主要是以英语为主,对于中国的学生是个极大地挑战,为了保证整个过程能顺利进行,保证项目达到预期的目标,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规划。
首先我们设计了详细的跨文化协作学习过程。在协作学习开始之前,笔者和Sue-jen Chen教授对学习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了明确的规划和设计,包括学习环境设计、每一步进行时的说明文档、协作学习的可用资源,让学习者在每一步都明确自己的学习活动,并能取得需要的资源。
其次,我们制定了本项目的四个主要目标:培养中国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促进其全球视野的提升;分析双方学生对跨文化协作学习的态度;推动学习者积极主动地参与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协作学习技能。
最后,根据项目要完成的目标,参考网络协作学习评价的五个方面,即社交、参与、互动、认知和元认知,制定了跨文化协作学习评价指标体系,并确定每个指标对应的分析方法。如表1所示,从文化认同、协作过程和学习绩效等三个方面设置相关评价指标,对每个评价指标设计相关的分析方法。
教师在整个跨文化协作学习过程中的作用按照协作学习开展时间顺序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分组,分组时既要考虑组内的异质特性,又要考虑组间的同质特性。所谓组内异质是指将不同层次的学生搭配分组,这样有利于同学之间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共同提高。考虑因素包括:学习成绩优劣、英语能力强弱、性格特征差异、性别及领导力强弱等。所谓异组同质即保持组际之间的均衡性,考虑因素包括:人数、英语能力、性别、成绩等。其二是学习环境设计,在跨文化的学习环境设计中,一般包括三个递进的层级,即社会交往、文化交流和基于任务的协作学习。其三是评价方法设计,主要包括对文化认同、协作过程和学习绩效这三个方面的评价。如图2跨文化协作学习教师任务模型。
四、数据搜集与分析方法
对杭州师范大学28名本科生和北卡罗来纳大学34名进修生进行电子问卷调查,分别发放28份和34份问卷,回收28份和34份问卷,回收率100%。
搜集的数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文本内容,指学生在论坛中的帖子,问卷调查中开放问题的结果,还有教师的观察记录;其二是量化数据,学生对于问卷的封闭性问题的回答,因为问卷按照5级量表设计,5代表完全同意,1代表完
全不同意。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于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其实质是对传播内容所含信息量及其变化的分析,即由表征的有意义的词句推断出准确意义的过程。学生在论坛中的帖子属于文本内容,而内容分析法主要针对文本信息进行,所以我们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分析,目的是确定多元文化环境对小组成员的行为的影响。内容分析按照以下四个阶段进行: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整理文本材料;确定文本内容中的主要行为佐证;确定组内经常发生的有规律行为;建立行为模型并对行为进行分类。两位指导教师对学生在线协作学习的记录,作为学生行为分析的参考。
对于量化数据主要采用SPSS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得出平均值和标准差,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问卷调查中开放问题的结果虽然是文本内容,但是却可以按照关键词出现频率进行统计,因此,主要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
五、结果分析
1 文化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
如前所述,朱祖林、黄荣怀等曾指出文化对学生的学习风格有重要影响,来自不同文化的学生的学习行为存在差异。本次中美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的数据分析也显示了这种差异。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个体与小组关系的认识,其二是内容的组织方式。
首先,小组与个体的关系。在介绍自己时中国的学生比较喜欢关于家庭的介绍性质的信息,通常比较长,比如出生地点、父母工作、家庭关系、个人爱好;而美国学生只是简单介绍自己,比如个人兴趣,工作经验等,尽管也有部分离婚的同学介绍自己的家庭,但是没有人提到父母。
中国人的世界观反映了东方文化的传统,即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西方文化的突出特点是个性化和强烈的个人主义。美国的学生更自我,从自己的视角对小组贡献知识和经验,而中国的学生更喜欢集体的力量。比如统计显示,中国的学生喜欢用“we\our\us”等作为主语,而美国学生更喜欢使用“I\my\me”;中国学生在协作学习过程中比较被动,而美国学生则更加积极主动。
其次,内容的组织方式。美国学生喜欢先写主题句,然后罗列支撑主题句的材料;而中国的学生则相反,他们先罗列很多背景材料,再总结得出主题句。表现在美国学生的消息通常很短而且以任务为中心,而中国学生的帖子则相对较长。美国学生倾向于“总分”的写作模式,中国学生则是“分总”的写作模式。
2 学生对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的态度
如表3所示,第九个问题到第十二个问题,主要调查学习者对跨文化学习的态度。跨文化学习增长了见识和扩展了国际视野,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中美两国的学生没有显著差异,大部分同学对这两个问题有积极的态度。第十一个问题,对于在其他课程中继续进行跨文化合作的意愿,中国学生表达的态度更加积极(3.79>3.68)。第十二个问题,对于此次跨文化协作学习的总体体验,美国学生的态度则更积极(4.25>4.07)。对比2006年Sue-jen Chen的台湾――美国合作项目,美国学生对于跨文化学习的积极体验数值,从3.5攀升至4.25,表明美国学生跨文化学习的动机意识,尤其是和中国大陆进行交流的意识在逐步增强。在问卷的开放问题“如果再有一次跨文化协作的机会,我会?”美国学生有13人(共34人)表示愿意和中国学生进行更密切和频繁的交流,进行更长时间的合作,如表2所示。
3 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过程分析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平台使用中的技术障碍,中国学生在使用平台时存在一定的技术障碍(3.32),而美国学生基本不存在技术障碍(4.41)。第二个问题对课程的学习资源是否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学生比中国学生对学习资源的设置认可度更高(4.38>3.61)。这两个问题的原因是平台和资源都以英文出现,由于语言障碍,中国的学生在使用平台、查找资源、利用资源方面存在一定瓶颈。
第三个问题对“social lounge(社交)”环节的功能进行调查,美国学生对这个环节的认同度比中国学生略高(3.7>3.5)。对第四个问题“cultural orientation(文化交流)”环节,美国学生也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4.08>3.82)。在笔者对学生的观察中,可以发现,美国学生对文化交流环节非常感兴趣,向中国同学询问各种中国的文化传统,包括节日、传说、民俗等,然而大部分中国学生对于这些传统文化的了解也并不够深入,转换为英语的语境表达更为困难。第五个问题是调查学生在此次跨文化协作学习之前是否具有丰富的跨文化经验,数据显示中国的学生和美国的学生在跨文化的经历方面都比较缺乏,这也从另外侧面反映了跨文化协作学习对中美两国的学生都会有巨大的吸引力。第六至第八个问题,“technology integration forum(教育技术论坛)”的相关问题表明,协作学习过程中双方的学生对小组的依赖并不强,中美双方在这三个问题上没有显著差异。但从数据中可以发现,这个环节的设计不够合理,如果主题设计合理,学习兴趣得到激发,组员对小组的依赖应该会比较强。
六、讨论
1 重视文化差异,设置相关的双语资源
Dunn和Marinetti(2006)曾指出忽视文化的差异将导致困惑,甚至是协作学习的失败。由于中美文化习俗的不同而导致的中美学生学习习惯的差异,应该作为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的一个重要研究目标,同时也是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在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利用已有的对学习习惯差异的理解,指导协作过程,在协作过程中发现学习习惯的差异,进而继续指导跨文化协作的实践。如此循环,把文化差异总结出来,方便后续开展网络跨文化协作学习。
在调查中发现,中国学生对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认识并不够深入,对很多文化现象(包括通识的民俗、传统节日、传说等)的起源和历史不够了解。比如端午节、筷子、白蛇传、春节等。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髓,是几千年的历史传承,作为中华儿女,我们应该熟知,并能用英语向其国外的朋友介绍。对于目前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我们应该进行反思,并采取积极的措施。而涉及到跨文化沟通,尤其是和英语国家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让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英文术语有基本了解。
在跨文化的协作学习中,除了提供学习内容相关的资源主题之外,应该提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并且是中英对照的版本,以便作为补救措施,使双方在认识之初就能对彼此文化产生认同,从而促进学科内容协作学习的深入。
在跨文化的协作学习中,文化的交流是双方认识和认同的基础,也是学习开始的重要部分。这个环节是教学环境中“社会性存在”的重要体现,也是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与其他网络协作学习最大的不同。在这个环节中,除了考虑文化差异的因素之外,更需要考虑中国学生英语水平,在搭建环境的
时候创建支架,促进“社会性存在”的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中的实现。
2 设置明确的协作主题,加强协作学习过程组织
如前所述,调查结果显示双方学生对小组的依赖并不强,也就是说小组凝聚力并不够强,导致协作学习的结果并不好。分析原因,主要由于协作主题的设置和协作学习过程的组织不够合理。
网络协作学习成功的要素之一便是设置适合协作的主题。这个主题是双方感兴趣的,并且是基于最近发展区原则的。协作主题的设置如图3所示,必须是中国学生已有知识、美国学生已有知识和教学内容三者之间的交集。这种设置有助于激发双方学生的学习动机,积极分享各自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从而利用各自的认知发展区,快速促进集体智慧的发展。
3 鼓励多样的协作形式,注重个性化协作
在调查问卷中,对于“如果再有一次协作机会,我会――”,有10名中国学生表示愿意和个人而不是全班同学进行交流,另外9名同学希望进行更加深入地交流,还有7名学生表示希望用即时的交流工具如Skype等,如表2所示。这反映了一个跨文化网络协作学习的重大特征,即协作学习的个性化。在进行跨文化协作学习初期,进行一对一的协作应该作为班级协作学习的基础。协作学习的形式应该是多样的,可以基于Blackboard学习平台,也可以基于即时通讯工具,如:Skype、MSN、QQ等。
在设计学习环境的时候,需要考虑协作学习的开展顺序以及各个步骤所应该采取的协作形式。在“社会交往”环节、“文化交流”和“协作学习”这三个环节中均宜采用多对多的协作模式,比如小组对小组,但是应该设置一对一协作的通道。对个体而言,协作学习是一个复杂的意义建构过程,涉及小组认知性、社会性对话和个体的自我内对话的过程,学习环境的设计应该为学习者的小组认知、社会对话和个体的自我内对话提供支撑。所以,必须提供灵活多样的协作方式。
4 设计强社会交互平台,保留交互的原始数据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2
引言:
从中华阐释美学上探讨“禅宗”的伦理文化,其核心概念是对“空灵”的美学阐释。“空灵”思想所留下的文化标记和美学标记对东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空灵”思想的伦理秩序是和谐的,这也体现出接受美学中的自觉本质是和谐的伦理秩序。西方文化积极接受禅宗“空灵”的美学标记,说明了文化标记和美学标记可以是同一的。
一、禅宗思想的含蓄美
“禅宗”的智慧引起愈来愈多的社会关注,这种智慧与中华伦理美学是相互关联的。
周裕锴说:“禅宗以超越语言的本体诠释取代了依赖语言的文本诠释。”[1] 超越语言的本体诠释也是文化内涵的一种表象。实质上,是一种独特的阐释美学。有关禅宗,蒋述卓曾说:“超越语言而意在言外的特点。”[2] 纵览中华文学典籍,无不映射出禅宗神韵,其精神境界之高足以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内涵。脱离禅宗谈中华阐释美学,就会误读中华文化的内涵。禅宗主体思想是一种隐喻性的伦理文化框架,从而产生文本的对话性,形成了多元阐释的自觉。这种自觉性是中华阐释美学的独到之处。东方隐喻性思维的社会文化语境是内敛的,是通过“韵”、“气”、“神”来超越语言的局限性,实现其言外之意。文本语言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阐释的自觉。所以,其阐释美学多以含蓄为原则。这种“言不尽”就为多元阐释留出了永恒的美学意义。这种永恒的美学意义在中国传统绘画上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其留白的艺术就是要达到“韵”、“气”、“神”的通灵感,从而提升中华传统文本对话中情系自然的神圣之美。这种人与自然的通灵交流完全脱离了文本对人的思维限制,摆脱了思维的社会语境,因而是超越语言的,这与禅宗精神本质相符。蒋维乔曾说:“禅宗不立文字,在行人心中…… 不待外求。”所以禅宗是超越文本意义的追求智慧的实践。“禅宗,即最上乘禅也;故三学(戒、定、慧)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一切万行,尽摄其中。”[3]在“六度”实践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是由伦理文化支撑的。对“六度”中的伦理文化美感进行阐释有助于中华阐释美学的发展。
二、布施的伦理学意义及阐释美学
布施是佛教文化之源。“恶”渊源于人性的贪婪。只有懂得和做到施予,人类才能迈开通向智慧的第一步。这就涉及了社会伦理文化。孔子说:“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这是孔子所倡导的人伦和谐。圣经中说:“给予比接受更快乐。”德国弗洛姆曾说:“爱的本质是给予而非获得。”人们从施予中获得,而这种是一种高尚的美感,同时又是理性的。这就符合美学中所提到的美感范围。正如英国鲍桑葵在其《美学史》中所说:“ 康德认为,自然界的秩序与道德秩序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这个根源在于,能感到美的人就能感觉到自然的必然性与理想目的之间的和谐。”[4]所以,禅宗智慧达到了人与自然交流的和谐。实现这个和谐的基础是“布施”。秩序和谐需要人的洞见能力,克里希那穆提说:“洞见是智慧以及与之相伴的美和爱。”同时他又提出:“文字妨碍了对事物或人的真实觉察。” [5]正如蒋维乔所说的“禅宗不立文字,在行人心中。”禅宗 “三学”、“六度”的思维形式积极影响着其禅悟心法与伦理美学的关联。可以把这种思维形式阐释为:“持戒当心境、忍辱是佛性、精进乃虔诚、禅定明智慧。”从艺术表象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矜持内敛型的含蓄美感。从伦理美学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人性的自觉、乃至自律。其实,这种精神内涵对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起到了启蒙式的美学教化,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东方审美文化符号体系。禅宗的自觉、自律体现了“避杂念、净土悟道”。进而校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例如从中国唐宋绘画留白的虚实淡境中就可以看出禅宗心性空灵之和谐美。王柯平说:“禅宗空灵为美的思想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反映,见诸苏轼、严羽和张岱等人的文论诗说之中。”[6]禅宗“空灵”的审美感知深刻影响了唐宋诗风,这样的诗句颇多,所以就不在此具体介绍了。禅宗“空灵”的思想境界映射出古人所追求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的理想伦理关系,是个人思想的超脱。这也是一种追求精神内涵的去躁价值体系。对禅宗“空灵”思想进行现代性阐释有助现代人走出浮躁的泥潭。
社会浮躁现象是一种大众文化心理对实用主义的过激反应。任何社会和历史阶段都会出现类似现象。探讨中、西方社会文化思潮中的浮躁问题,从哲学层面重新审视西方社会意识形态中的诸多矛盾现象,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宝库――禅宗思想,及其处世哲学之美。这就更加促进禅宗思想的东、西方对话,从而丰富禅宗思想的现代性意义。与此同时,智慧社会一定会推动我们的社会认知体系能够积极抑制社会浮躁现象、庸俗风气。避免出现“浮躁多、布施少”。社会上“布施”少,“浮躁”自然就会多起来。
三、禅宗的文化标记与伦理秩序
经营困难、发展无力是我国国有煤炭企业普遍面临的难题。企业如何在原有煤炭产品基础上开发在性能、结构、用途等方面具有先进性或独创性的,具有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新产品,去构筑符合自身优势的产品新组合,并以此带动原有产品生产向良性循环发展,这是煤炭企业在新形势下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
二、煤炭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扩大产品组合的思考
煤炭企业是资源开发型企业,矿产资源的富有(在可开采的期限之内)和多样化是它的突出特点。在我国已探明的114.5Gt煤炭中,其中的75%将作为燃料消耗,这一实际情况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不会有大的改变。
煤基材料的开发是煤炭企业的一个有利条件。1、富勒烯材料。用煤炭为原料制取富勒烯收率高于其他原料,所以以煤及其衍生物为原料制备富勒烯的方法值得重视。2、碳――碳复合材料。以煤为原料通过高温物理处理生产碳――碳复合材料是世界上公认的有效方法,在这一领域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明显,发展的空间很大。3、碳分子筛。4、炭黑。5、碳素材料。6、聚合材料等等。
与煤炭共存的资源还有很多,在煤炭开采的同时,这些伴生资源的取得就非常容易了。我国煤田中非金属矿产资源主要有:耐火黏土岩、高铝黏土岩、高岭岩、膨润土、油页岩、石灰岩、大理岩、砂岩、页岩、珍珠岩、玄武岩、安山岩、辉绿岩、重晶石、滑石、沸石、石盐、石膏、天然碱、石墨、石英、长石、琥珀、泥炭、褐煤蜡等。金属矿产资源有:硫铁矿、菱镁矿及镓、锗、钒、钴、钛、铀、金等。我国的煤系高岭岩(土)矿石品位普遍较好,可与世界著名优质高岭土相妣美的矿石(土)数量非常可观。近年来调查统计结果表明,我国煤系高岭土资源量巨大,已探明的储量在16.73亿吨以上,其产品主要应用在轻工、化工、石油、医药、电子等领域。我国膨润土的储量达到8.88亿吨以上,占世界总储量的57%,其产品可作为粘结剂、吸附剂、增稠剂、剂、悬浮剂等,在百余生产领域广泛应用,有万能土之称。其他煤炭伴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均是煤炭企业得天独厚的优势。
煤炭企业的产品开发先从煤炭本身作文章应该说是最为现实的。水煤浆作为一种新型的煤基液体燃料,可以作为首选。水煤浆以其特有的燃烧稳定、环保节能和接近重油燃烧指标等特点,已经在世界各国的水泥、陶瓷、冶金、采暖等工业生产、居民生活等多个领域被用户所接受。特别是在我国的能源战略储备需求方面,水煤浆可以取代工业锅炉、窑炉的燃用重油,所以煤炭企业应该重点开发。
水煤浆技术及应用在我国已经历了从“六・五”到“九・五”的二十年时间,已经从技术开发设计到工业应用以及设备、添加剂制造的所有方面取得了成功的经验。(1)水煤浆制浆技术已完成商业化示范,自行开发的高浓度磨矿制浆工艺简单,投资少,制浆成本低,具备了推广的条件。浮选精煤制浆工艺更具代表性,制取的水煤浆质量与国外产品相当。(2)添加剂技术与国际水平相近。根据我国煤质特点开发的腐植酸类、木质类、萘系和焦油系类列添加剂,已形成一定生产能力,价格在20――30元/吨,远远低于进口产品,并且品质可以替代进口添加剂,以其配比的水煤浆可存放3个月,能够满足水煤浆工业化生产的要求。(3)具有设计和生产水煤浆生产设备和燃烧设备的能力。(4)已拥有10――60t/h工业燃油锅炉、230t/h电站燃油锅炉、工业燃油炉窑的改造技术和经验。(5)已具备大、中、小型水煤浆工程的设计和工程施工指导一条龙技术服务能力。
水煤浆产品的经济效益十分显著,现阶段的投资利润率可达40%左右,远远高于煤炭产品的利润水平。
三、多角化产品结构的实施
我国煤炭企业如果能在3――5年内实现产品的重新组合,企业的发展提高和各项改革就有了可以继续进行的条件;反之,必然会在来自国内、国外的竞争压力下退出市场。可以断言,在3――5年内实现产品的进步和组合,是完全能够作到的。
第一,制定战略目标和战术方案。企业应该打破原有的煤炭生产计划框架,在充分研究本企业资源、技术、资金条件的前提下,以市场需求为唯一目标,扩大产品组合,加大产品延伸,制定出中期和逐年的产品开发规划,分步加以实施。第二,对决定实施的开发项目深入进行可研论证,确定后投入不小于对原有产品生产经营的力度,对开发负责人委以重任,抽调人员、筹集资金、培训员工,务求落实。第三,充分利用国家对国有煤炭企业的支持政策,取得立项、招商、贷款等倾斜帮助,为产品开发争取有利条件。第四,立足发挥自身优势。煤炭企业除具有资源的优势外,还有矿物加工技术熟练、闲置资产较多、机械加工力量较强等特有的条件,而这些恰恰又是煤炭及其伴生资源深加工所必须的。第五,相关产品的配套生产也是可利用的优势。第六,发现和创造专有技术或独立知识产权。新产品开发涉及前人未曾发现的知识、技术或工艺,对此进行必要的保密或保护,就可以形成技术壁垒,利用垄断去攫取超额利润。第七,以良好的售后服务去保障产品的价值实现,建立新型的用户关系。
第一批的开发产品利用3年的时间就可以形成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利用2年的时间发展规模和新的产品,第一个5年里使新产品创造的销售增加值达到原产品的20――30%,在达到60%以上时,企业的市场风险的分担就可以比较均衡了。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事件营销(EventMarketing),起源于“事件管理”科学,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认为事件营销是企业利用或者策划传递企业品牌、产品信息的特定事件。而国内学者邵千华将事件营销界等同为活动营销,指企业整合自身的资源,通过借用社会关注焦点,策划富有创意的活动或事件,使之成为大众关心的话题、议题,因而吸引媒体的报道与消费者的参与,进而达到提升企业形象以及销售产品的目的。
(二)事件营销的概念。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综述,我对事件营销提出了我的定义:事件营销是指企业为了提高曝光率,借助已经发生的焦点事件的影响力或有组织地自行策划与企业品牌、产品相关的热点事件,利用媒体的报道,吸引消费者的眼球的营销活动。而社会化媒体下的事件营销则是改变了信息传播的平台,将事件传播传统的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等渠道进行了补充。社会化媒体与传统通过社会关系形成的链条传播的信息媒体不同,其在传播信息的同时反映的是某些社会关系。社会化媒体时代,企业和组织会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等方式建立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桥梁,从而达到事件营销快速传播的目的,较之传统意义上的事件营销,具备话题性强、传播速度快、运作成本低等特征。
二、进行事件营销的原因
(一)社会化关系的需要。社会化媒体下的营销必须以社会关系为纽带,因此,企业纷纷建立与消费者沟通的桥梁。仅以新浪微博为例,截至2015年10月,开通企业微博的用户已经突破百万,众多企业已经开始将社会化媒体作为企业营销的一个创新性平台。另一方面,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网络由一个个异质化的用户个体节点组成,这些单独的节点可以自发决定是否转发消息,进行后续的传播,用户的转发或评论体量决定了信息传播影响力的大小。事件营销在能唤起用户情感上的触动,通过其主动进行互动达到营销的目的。
(二)企业营销的需要。传统的营销受众面小,营销成本高,在商品同质化的现在,很难达到突出效果,而且传统往往由于商业化成分疏远了和消费者的关系,会引起消费者的反感。而通过事件营销可很快吸引消费者眼球,在海量的信息中脱颖而出,提高曝光度,将注意力自然转移到企业的品牌和产品,营造事件中的环境,激发消费者的内心情感,提高消费者对企业信息的接受度和信任度,使营销活动更具说服力。通过企业对事件的态度,可以传递企业文化、价值观,将企业的品牌人格化。
(三)消费者习惯的改变。第一,社会化媒体平台比如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成为了消费者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第二,消费者慢慢习惯于通过社会化媒体获知品牌新产品和新动态,而热点事件往往在社会化媒体上占有很大的比例,品牌很容易借助事件提高曝光度。第三,社会化媒体已经成为消费者与品牌或者企业互动的平台。与传统不对等单向交流不同,消费者希望能获得品牌的直接回应。第四,消费者更加愿意相信社会化媒体中存在相关关系的用户对品牌的真实评价,也就是口碑效应强大影响力的原因。
三、事件营销的策略
(一)借势策略。(1)集中式。指在事件发生后快速编辑一系列的软广告、硬广告及相关稿件,而互联网提供了搜集整理相关事件的简便渠道。通过搜集整理材料进行堆积,形成较大的声势,可以帮助读者快速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等,促使用户转发。(2)信息图式。在过去的20年里,著名的网络易用性专家
Jakob?Nielsen通过研究用户和网络的互动关系发现人们对在线阅读的接受度并不高。在一个常规页面中,每个人平均只会阅读20%左右的文字。而信息图采用可视化处理,可以快速吸引注意力,用户可以快速地进行信息的获取、即时分享。(3)科普式。通过对网友比较熟悉的事件做一个不同角度的解读,或者对网友们不熟悉的陌生事件做一个科普,看起来像是一个极具分析能力的技术贴。(4)段子式。“爱网络,爱自由,爱晚起,爱夜间大排档……”,凡客体可被称作段子式营销的元祖。比起广告的直白生硬,软文的枯燥冗长,段子以短小精悍、富有趣味的特点,使其具有传播力更强、传播效果更佳的优势。这种段子手式的传播往往会引起目标消费者的参与热情,进行广泛传播,好的点子可以帮助品牌在这一轮的热点追踪赛中拔得头筹。
(二)造势策略。(1)舆论策略。其中舆论策略就是往往是利用正面、积极的舆论,通过媒体扩大能体现口碑效应、公益效应等的事件,引起公众的关注,并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2)活动策略。活动策略则是指企业通过主动发起活动,将企业的的营销附着与活动之中。例如肯德基当时为了破除“速成鸡”、“七手八脚”、“一只鸡只用翅膀和鸡腿”等谣言时开展的开放厨房活动,让消费者可以进入肯德基的后厨,了解透明厨房内的具体设施和日常运营。这个活动很好地消除了消费者心中的疑虑,挽回了大量消费者的心。(3)概念策略。概念策略是指企业通过市场调研和预测,提炼产品或服务的特点,创造出某一与产品或服务相关的概念,利用消费者的猎奇心理,吸引消费者的注意,最终达到营销目的的营销策略。当下最成功的概念营销应该就是淘宝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了。在“双十一”从单纯的吐槽“光棍节”发展到如今万人空巷的“购物节”的过程中,淘宝商家很好地利用了社会化媒体促销、红包等信息,刺激顾客消费。
四、事件营销的问题及建议
(一)事件营销存在的问题。北京申办冬季奥运会成功后,品牌迫不及待地发出了贺电;三里屯优衣库试衣间事件之后,许多品牌趁机想出了让人脸红心跳的文案;范冰冰李晨公开恋情的时候,各个平台又被各种各样的“我们”霸屏……这些社会热点被品牌演变成了一场狂欢,由此延伸出一波又一波的话题。然而,品牌似乎被事件营销束缚了,一遇到热点话题就强行联系,进行事件营销。除了少数品牌在这一场场营销大战中完胜以外,大多数都被淹没在了话题的浪潮中。事件营销存在着很多问题。
(1)品牌契合度不高。小品牌由于自身影响力比较低,处于营销成本的考虑,借助事件营销提高品牌关注度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对于已经有明确品牌形象的大企业而言,在采用事件营销之前要考虑企业价值文化、产品功能、品牌定位等于事件的契合度。特步运动鞋曾作为品牌赞助商欲利用“神州六号”进行事件营销,但是作为运动鞋品牌,宇航员在航天过程中并不会出镜,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关联度比较低,品牌契合度不高,并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但“航天员专用牛奶”通过让人们认为宇航员喝了牛奶强健了体魄,借助这一事件营销成功。(2)创意雷同。从创意手法来看,当下企业事件营销文案一般采用双关、隐喻的手法,即通过文案中的谐音、图片相关、意境相关等将企业的品牌文化、或者产品的功能定位与热点事件形成关联。如果是一个、两个品牌的文案会让消费者耳目一新,但是每次热点出现时,一系列品牌类似风格的文案没有理智地跟风刷屏时,难免被对比、忽视,失去了本来的意义。甚至有些营销文案直接照搬成功文案的内容,加上自己的品牌标签,变成了“借势稿中的借势稿”。这种雷同甚至抄袭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营销,甚至还会影响企业形象。(3)营销无底线。当下借助网络营销的众多企业,从业者自身的道德素质也良莠不齐,部分网络营销企业缺乏伦理道德观念,尚未构成良好的营销伦理文化,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又因为相关的法律的不完善,使得恶意营销事件频发。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旁观者效应,具体来说就是当一件事中旁观者的数量增加,责任感会减弱,会减少单个旁观者主动采取行动的几率。社会化媒体下的我们就是一个个的旁观者,在虚拟的网络中道德责任感被稀释。而作为营销者,往往处于社群中心,万万不能失去底线。
五、对事件营销的建议
(一)提前准备,速度制胜。事件营销要把握速度,一般认为6个小时以后的热点就失去了时效性。利用舆情监测、社会化媒体监控系统、微博热门排行榜等提前预测热点话题,做好准备。对于节日等大型事件,准备的时间会更多。在热点爆发后快速反应,利用提前准备好的创意占得先机。同时,快不一定是没有选择的快,在事前准备的时候也要甄别事件的可利用性,避免盲目跟风,在对热点的选择上要根据营销目的有取舍,把握事件营销的深度。
(二)把握分寸,避免风险。企业在选择事件营销时,应该注意把握分寸,一定要慎重,尤其慎用“社会问题”。社会化媒体由于其特性,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表言论并影响带有社会关系的其他个体,舆论中心分散,很难被集中掌控,因此借助社会化媒体进行事件营销也存在风险。所以企业使用社会化媒体进行事件营销时,要有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应注意以基本的人文关怀作为营销底线。事件营销的执行者不仅要具备很高的营销技巧,同时要坚守作为营销人的职业素养,对事件有充分的了解的前提下找准切入点,把握舆论发展的方向,对舆论有很好的把握。
(三)创意突破,主动造势。现在借助热点事件的事件营销虽然可以利用新闻效应博得关注,省了很多成本、力气,但是往往会雷同度大,好的点子可以帮助品牌在这一轮的热点追踪赛中拔得头筹。在借势以外,品牌可以考虑自己造势。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造势不仅仅是文案上出众,而且要有具体的活动,体现自身品牌的文化价值,从话题上会延长时效性,提高品牌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