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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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传播学概念范文

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中国传播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和提升,以迅疾的姿态影响着不仅仅是学科自身的建设,还正在影响着和建构着我们正身处其中的当代中国社会。传播学的学科建设也不例外。如何在中国社会情境中,构建属于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类别的中国传播学,或者说使得传播学在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环境中能够建构独立的学科理论和学科规范,这种规范和理论既是普遍性的又是中国特色的,近10余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已经成为中国传播学者探讨和研究的主要话题之一。中国传播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在文学、社会学、新闻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边缘,寻找和传播学的结合点,并辅之以中国社会宏观的历史背景和客观的现实情境。因而,这种研究和探索便呈现出一种未规范化的状态。正是由于非规范化的状态,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特色的探寻中,使用的概念多是传播学的本土化。而本土化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未规范化的表现,并将学者的民族使命感和国家认同感进一步弱化了。

一、原因在于:

1、本土化本身是一个消解了地域和人文界限的话语,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和政治系统在这里很隐蔽地被悄悄推后了,空间和时间的绵延度也被降低了,差异性被限制,我们的理解力更为宏观地走向了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是什么?一种没有面目的诱惑和没有神形的探寻。中国特色的精神在这里几乎不再是一个命题;

2、本土化是对应全球化或者国家化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外延和内涵可大可小,可以是一个村落,也可以是一个地区。因此,对于本土化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对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而言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笔者认为,更为恰当的是“中国特色”这个概念。准确而言,我们要构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而不是以本土化为目标的学科的建设和探讨;

3、本土化的概念与信息社会的逐渐到来和信息这一概念的传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优势在于可以给与我们的研究思路提供更为开阔的视野,在更普遍化和更为辽阔的视角下进行一种学术思维上的拓展。

因而,传播学的本土化的命题对于中国现实而言,应该是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命题。在建构中国特色中,本土化的视角和研究思路可以提供补充性的研究思路。

二、针对这本土化的特征,笔者再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对传播方式作出如下归纳:

1、劳作传播劳作传播是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乡村人际传播的一种模式,但由于农村的开发,经济的发展,使一些劳作场所有所减少,如耕田上并没有过去那样群体集中的劳动,而集体产业也并非每个村庄都有。虽然目前传播已经发展到第五个阶段,但是传播手段的产生并不以之前的传播方式消失为前提,人际传播中的语言传播仍是主要的信息沟通方式。在乡村,劳作传播有特地的场合和人群,在某一特定人群中进行信息沟通。新晨

而劳作传播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乡民们为生计奔波劳作,尽管在劳作过程中使自身获得一些信息,但是通过这样的信息获取是有限制的。

2、娱乐传播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在人们交往过程中,可以通过闲聊、赶集、游戏、运动等方式进行传播。对这类非劳作方式,并使人们得到身心愉悦的交流是一种“娱乐传播”。在直接交流的娱乐传播的产生是由于农村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沟通方式,使人们一直维持着乡邻之间的情谊关系。而间接交流则是通过游戏和运动等娱乐方式进行信息沟通。

中国乡村传播学的提出,既是一个崭新的命题,也是一种不很成熟的建构。提出的意图是想由此拓展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视野,建构的目的是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命题进行在“中国特色”含义下的界定和纠正,并力图使得中国传播学者在面对传播学在中国的研究时,不仅仅是从理论的普遍性和验证性出发,更要关切和时代关联的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以传播学的学科在中国的独立建构和充分发展为中国社会科学在未来的持续进阶作出属于自己的一种姿态。

参考文献:

第2篇：传播学概念范文

[摘要]：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应该走理论原创与借鉴、融合并举之路。而这两类传播学研究路径必须建立在对传播理论发展的反思（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之上。理论发展的反思性构成了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学术起点和研究基础。能否建构一个规范化的、首尾一致的、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特质、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传播学概念、学说、方法体系，是衡量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形成并扩大华夏传播学学术流派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影响，是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目标。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主要难点在于“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等核心概念的边界如何界定。华人本土传播研究与传播学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如一币之两面，是辩证统一的。

Abstract: Either original innovation or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is important in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se two research approaches need to be based on reflexivity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from outward and inward dimensions， and reflexivity is the academic starting point and research basis of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mportant criterion used when judging the quality of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hould be successful construction of a normal and log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system based on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social reality.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ims to form and extend influences of Chinese academic school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ircles. The primary difficulty of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how to delimit boundaries of key concepts such as “Chinese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Chinese indigenous culture”. Indige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re dialectically unitary just as two sides of one coin.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Theory；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y；Indigeniz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Reflexivity

在华人传播学界，普遍存在如下思考脉络：我们究竟应该建构什么样的传播学？究竟应该如何借鉴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东方传播思想、理论资源？上述一系列问题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传播学界已有相当关注的一个课题——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与本土化（indigenization）。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是学者们近期讨论的一个热点议题。尽管如此，重思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并非不合时宜，更非多余之举。在全球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日趋一体化的今天，能否创建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华人传播理论体系，是华人传播理论能否在世界传播学理论体系中牢固拥有一席之地的关键。因此，从华人社会的历史传统、文化特性和现实状况出发，加强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在当前是非常必要的。笔者不揣浅陋，将自己对华人本土传播研究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试述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一、理论发展的反思性：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学术起点

哈贝马斯在其《知识与旨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一书中将社会科学知识划分为三种类型：实证主义的技术性知识、理解沟通的对话知识和旨在解放的批判性知识；以这三种知识旨趣为基础，哈贝马斯提出了社会科学的三种研究路径，即经验性与分析性的研究路径、历史性与诠释性的研究路径和批判取向的研究路径。（J. Habermas，1968）笔者认为，这三种研究路径均适于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如果我们对哈贝马斯提出的三种社会科学研究路径予以简化，可将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路径归纳为两种主要路径：其一，将植根于华人社会文化土壤的传播思想、观念、智慧、经验、知识按照一定的范式使之理论化、体系化（这涵盖了哈贝马斯所言之经验性与分析性的研究路径、历史性与诠释性的研究路径）；其二，根据中国的国情，将产生于西方，并得到比其他国家更快发展的西方传播学理论，通过引进、消化、改造、创新，使之与东方历史传统、社会文化、本土实践科学融合，成为适合东方文化环境的传播理论（这在实质上包含了诠释性的研究路径和批判取向的研究路径），通过两个层面的努力，最终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华夏传播学流派，建构基于东方社会文化土壤的、具有东方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简言之，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应该走理论原创与借鉴、融合并举之路。而这两类传播学研究路径必须建立在对传播理论发展的反思之上，这种对理论发展的反思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因此，我们应将理论发展的反思性（reflexivity）作为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学术起点和研究基础。

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本土化代表了传播学研究中的一种反思取向。作为一种本土化研究取向，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其反思性。华人传播理论研究的反思性应该包括如下内涵：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对传播学的发展进行思考，把传播学的发展与本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在“社会—文化框架”下对已有的传播学理论成果在反思的取向中进行分析。这种反思性主要体现在对西方传播学理论普适性的反思和对本土传播学发展的反思。

1. 外向反思维度：西方传播学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

普适性是包括传播学在内的一切学科理论所追求的“理想”。[1]传播现象是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传播活动、传播现象具有一些普遍适用的、共性的理论与规律。多数欧美传播学研究者在主观上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刻意局限在欧美区域，他们也希望得到具有普适性的传播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西方中心论”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得欧美传播学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传播学理论的建构基于西方传播现象之上，具有较为浓厚的西方色彩。[2]其研究成果对于欧美以外的地区或国家，尤其是对于与欧美的文化具有较大异质性的地区或国家而言，未必具有普适性，其研究结论的解释力也因此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有的学者所言，西方学科范畴是对应人类“认知”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而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体系则是服务于人格的成长和人生的终极关怀等实用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前者所遵从的是一种“知”的逻辑，而后者遵从的是一种“行”的逻辑。（赵旭东，1999）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并不存在西方定义的“理论”。（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正是由于这种东西方文化差异，西方传播学理论在面对华人社会及其传播现象时注定会出现一些“解读障碍”和“话语阻断”。当然，以长远观点视之，传播学本土化和传播学普适性“理想”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冲突，经由本土传播研究获得对不同文化特质的传播现象的认识，是最终建构具有普适性的传播学理论的重要基础。

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领域的理论观点在我们探讨传播学“普适性”命题时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中，有关知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此相应，知识社会学得以发展、兴盛，且形成了该领域的一些学术流派，如知识社会学的爱丁堡学派、巴黎学派。许多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家强调，知识是社会建构的。知识社会学爱丁堡学派的代表学者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就这样认为：像其他任何知识一样，科学知识也是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的；即使是纯粹的对事实的描述，由于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往往要借助信念来处理自己的知觉，因而这种描述也是受一定的理论或文化制约的；描述要诉诸语言，而任何术语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会有意义，这种语境只能是由群体共享的语境。（Barry Barnes，1980/2001）巴恩斯指出：“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3]巴恩斯的看法与美国科学哲学家N. R. 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颇为相似。汉森认为观察是一个有理性因素渗入其间的感性反映形式。因为不同理性因素对观察的影响，所以使不同的个体对同一事件的观察很不一样。（N. R. 汉森，1988）换言之，纯客观的观察事实是不存在的，观察中总是渗透着理论，渗透着观察者的理解。观察渗透理论并不意味着观察不能解决任何科学问题，而只是说我们在观察时，必须要选择一个标准条件，只有在这个标准条件下观察到的东西，才是观察对象本质的属性，而在任何非标准条件下所作的观察都是观察对象非本质的属性。

如果对华人本土传播理论所依凭的知识社会学基础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作为一种社会科学，传播学的理论建构不可能超越环境和文化的影响，而社会文化环境又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就建构传播理论的重要基础——传播经验、传播现象、传播思想、传播观念而言，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语境、不同时代的人具有不同的传播思想、传播观念、传播经验，其对传播活动、传播现象体认的方式和产生的信念也会不同。我们很难断言，这其中的某一种传播信念、传播思想就是唯一真理或是唯一合理的。

因此，从人类传播观念、传播思想、传播经验的多样性来看，传播学理论的多元化建构和发展是合理的、必然的。也正因为此，从全球范围内的传播理论研究现状来看，传播学的本土化具有世界性特征。例如，维莫尔迪萨纳亚克、陈国明、三池贤孝等众多具有亚洲文化背景的传播理论研究者，从亚洲视角出发，对本土传播理论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早在1978年，来自哲学、人类学与传播领域的港、台、以及美国华裔学者曾集会，探讨如何发展中国传播理论。（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1987年，D. 劳伦斯金凯德（D. Lawrence Kincaid）出版了《传播理论：东方视角与西方视角》（Communication Theory: Easter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1988年，维莫尔迪萨纳亚克（Wimal Dissanayake）出版了《传播理论：亚洲视角》（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Asian Perspectives），这两部专著是亚洲传播理论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在中国大陆，1982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后称“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立了中国大陆传播研究对待西方传播学的“16字方针”，即“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自此，传播学的本土化成为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也是从此时开始，一批学者为推进中国本土传播理论的发展已经或正在付出努力。

2. 内向反思维度：华人传播研究中的“前反思性接受”[4]取向

西方传播学理论普适性的困境所映射出的是西方以外的本土文化对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抗拒心态。就完整的学科意义而言，传播学是20世纪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若干“新学”之一。既然传播学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异域文化的特质，它在与中国的现实对接时，就必然会有一个适应、融合的过程，这就是本土化的过程。这其间有不少主观上的努力意图，但总的说来，这一过程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具有其必然性。

但是，我们在自觉的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方面的力量投入还是不够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时至今日，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仍然主要在充当西方传播学理论的“注脚”！以中国台湾的传播学研究为例，1993年台湾学者臧国仁与汪琪的“国科会”传播学门检讨报告，1998年台湾学者钟蔚文与赵雅丽对于传播学术期刊的评价报告，以及台湾学者罗文辉在1995年和2000年的两项研究均指出台湾的传播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大多数被视为理论性的研究，其实只是利用本地资料测试既有理论；所得到的结果无论是支持、或不支持这些理论，都少有进一步探讨。”[5]陈韬文教授亦认为中国的传播研究“鲜有创新典范之作，在开放改革三十年后，仍然未能与世界学术平等对话”。[6]

在华人传播学的现实发展中，存在着一些亟需改善的倾向：在传播学研究中不假思索地照搬、不加具体分析地移植西方传播学的理论和概念；一些研究者对植根于东方历史文化土壤中的传播思想、观念、知识、智慧等重要资源缺乏应有的重视，甚至以反对“闭关自守”为由而对本土化研究持否定的态度；沉迷于“创造”新概念、追逐新理论，却对本土传播现象和传播实践缺乏充分的现实关注。就总体情况来说，华人传播研究在世界传播学体系中仍然处于话语权缺失的弱势地位。而这其中的关键症结在于，华人传播学界中存在一种对待西方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前反思性接受”的取向。这种“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具体体现在，一些华人传播研究者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将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和真理性视为理所当然，未经反思就接受下来，所从事的工作多为“知识引进”或“知识移植”，进而导致在传播学知识生产中对西方传播学的“路径依赖”。如果要提升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地位，那么就必须摒弃这种“前反思性接受”取向，自觉地对华人传播学研究中的“路径依赖”进行反思，在更深层次对传播学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进行跨国界的结构性分析。

概而言之，理论发展的反思性构成了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学术起点和基础。正是在一种反思的维度中，华人传播研究者开始摆脱对西方传播理论的盲目崇拜，更为自信地从事创新性研究工作。而华人本土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正是需要建立在这种创新性研究基础之上。

二、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奋斗愿景及其主要难点

对于华人传播学研究而言，吸纳欧美传播学的优秀成果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及时、合理地将其与本土社会、文化的一些特殊性结合起来，那么有些外来的理论和概念可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在本土生存。因此，我们在引进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概念时，应该注意赋予其一定的新涵义，而不能采取如前所述之“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华人传播研究者要想通过传播学的本土化建设体现自身研究特色，取得实质性的创新，首先应该明晰自己基本的奋斗愿景。

1. 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奋斗愿景：创建体现本土文化特质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传播理论，华人本土传播学应当是一整套体现本土文化特质的理论体系，具有一些特定的内容和概念。而且通过华人传播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最终应能形成华夏传播学术流派。

（1）能否建构一个规范化的、首尾一致的、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特质、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传播学概念、学说、方法体系，是衡量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

任何一门科学，皆是遵循一定的逻辑结构建构而成的。这种逻辑结构是概念、框架、推演、判断等要素的组合，这些要素应该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传播学的一些重要研究领域，西方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并不足以准确描述和解释华人传播活动、传播现象所具有的一些特点。例如，在华人社会的传播领域之中，“报”、“礼”、“缘”、“人情”、“面子”、“关系”等是发挥重要影响的特色概念元素。（陈国明，2006）只有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理性借鉴西方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进行创新、融合，从而建构若干能够准确描述、解释华人社会传播现象的概念和理论，才能使中国传播学真正实现本土化。因此，我们应该将传播学理论中是否包含民族文化概念及此类相关概念的多少，作为衡量传播学本土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

（2）形成并扩大华夏传播学学术流派在世界传播学界的影响，是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目标。

世界传播学学术体系是由各个传播学区域流派组合而成的，各个区域流派以其独特的研究内容与学术风格相互之间发生影响、争鸣、交融。如果某一国家、地区的传播学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则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明这个国家、地区的传播学研究还未形成自己的特定内容和风格。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传播学研究只有重视本土化，才能更好地实现国际化。因此，从这一角度讲，华人传播学能否形成自己的学术流派并在世界传播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也是衡量传播学本土化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

2. 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主要难点：“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等核心概念的边界如何界定？

在实现华人传播理论建设的奋斗愿景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需要攻克的难关，其中首要的难题在于“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等核心概念的边界如何界定。台湾学者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点与建构华人传播理论相关的看法：

“首先，由文化属性的难以掌握、以及其与理论本质的矛盾来看，‘华人传播理论’这个概念有根本的矛盾与困难存在。其次，我们不可能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现成的、符合社会科学研究定义的理论；我们所有的，是足以发展成理论的‘胚胎’。”[7]

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努力方向之一，是建构规范化的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特性、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传播学概念、学说、方法体系。而这一奋斗目标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之上，即存在一个“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的清晰边界，在这个既定的边界之内，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近乎相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行为特性。但是在许多情境之下，这一边界并不是十分清晰。

“华人传播理论究竟指的是它的来源、还是文化取向？如果我们指的是代表源自华人、或华人文化、社会的理论，则我们又会遭遇另外一个问题：‘源自’是什么意思？是由华人所建构、植基于华人社会所观察到的现象，抑或是取材自中华文化资产、呈现出分明的华人角度？前面两个问题或许不难回答，然而却不一定具有华人文化的特质；但即使是后者，所谓的华人角度与文化特质又是什么？”[8]

因此，建构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一个主要难点便是如何界定“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等相关概念边界。如果这样的理论前提可能会受到挑战，我们便不得不对如下问题进行思考：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在何种条件下是有意义的？

要让我们的研究、考察、描述经受得起挑战，那么明晰“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等核心概念的边界便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首要任务。而这又必然牵涉到另一个命题：民族的本质是什么？民族的正当性何以获得？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论学说为我们理解民族、民族主义的来源与本质提供了重要的指引。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出发探讨了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力图提出一个解释上述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的理论典范。他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5）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为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提供的启示正在于：建构华人本土传播理论，有必要对华人传播行为、传播观念、传播思想赖以存在的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的变迁轨迹和本质属性进行深刻考察，进而在此基础上科学界定“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边界。这一工作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传播学研究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足以让研究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当然，这也需要华人传播研究者加以更多的重视、更大的投入，使用更为科学、合理的方法和工具。

三、华人本土传播研究与传播学国际化是否对立冲突？

在我们探讨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传播学国际化”这一命题。在一些学者的心目中，本土化和国际化是必然对立、冲突的，如美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曾说：“本土和全球之间始终有一种对立，一种延续不断的对立。”[9]因此，一些传播学研究者也认为，在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宏观背景下，传播学研究应该突破本土的限制，不能仅仅从一个国家的经验中汲取养分，追求只有某一国家特色的民族化传播理论。诚然，这类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这些研究者在潜意识中将传播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置于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格局，这一意识是否合理有待商榷。笔者认为，传播学的本土化和传播学的国际化是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两个命题，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一币之两面，是辩证统一的。

我们有必要对传播学研究国际化趋势的背景和终极目标加以考察。在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学术研究的国际化萌芽于19世纪后期，勃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在已成为各国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之所以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跨国、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趋向，是基于下列主要原因：第一，现代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以及知识信息的国际化共享和科研国际分工协作的程度加深；第二，国际社会的彼此依赖和国家、地区多边利害关系的加深；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科学研究亦走向高技术化，研究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迫切性、实用性与有效性要求越来越高，从而使社会科学研究迅速走向产业化，而社会科学研究的产业化使社会科学界接受的跨国研究项目越来越多；第四，大量的国际性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机构的出现。（郑杭生，王万俊，2000：45）这一切合力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发展潮流。这一整体环境也适于视作传播学研究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宏观背景。

就一般意义而言，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其一，加强传播学研究成果与知识产品的跨国、跨文化传播，使各国取得的传播学理论、知识能够被彼此认可；其二，增进各国传播学研究者在学科理论、方法上的共识，促进传播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规范化、标准化；三是推动各国传播学研究者对一些具有国际性和普遍意义的重大议题（如国际传播政治经济格局与新秩序、非传统安全与危机传播）给予关注和研究，促进学科的整体发展。从发展形式上看，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如开展跨国合作研究，建立国际性的传播研究机构、团队，运作国际性的学术刊物或网络交流平台，实施国际性的学术信息资源共享，举办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研究人员的国际性互派、互访，等等。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步伐正日渐加快，华人传播学研究人员已经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承担着对外传播中华文明、交流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的重任。应该说，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地区）的传播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程度并不高。通常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门学科是否真正达成国际化，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看这个学科的研究者在国际性的重要学术期刊上的数量。而华人传播学研究者在国际性的传播学重要学术期刊上的数量还偏少。（金兼斌，2008；李喜根，2008）

作为传播学研究发展的两个重要趋向，本土化与国际化是存在区别的。一方面，传播学本土化的主要目标在于增加传播学对本土传播现象的认识和对本土传播经验、传播思想的总结，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与方法；而传播学国际化的基本目的在于加强传播学理论、知识的跨国、跨文化传播、交流、共享和彼此之间的认可，最终增进不同地域的传播学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共识。但传播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决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为前提、互为补充的。华人传播学研究既要强调本土化，也要坚持国际化，因为只强调本土化而忽视国际化，势必会影响华人传播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协作，最终导致华人传播研究步入封闭的死胡同；另一方面，片面强调国际化，而轻视本土化，又会使华人传播理论失去生长、发展的最佳土壤，逐渐丧失自己的特色。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传播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呢？笔者认为：

1. 只有充分认识“国际化”，才有可能实现“本土化”

国际化主要意指相互了解、学习、吸收和借鉴，增进交流和协作，而不能等同于“全盘西化”。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的传播学研究起步早，取得了大量优秀的理论成果，当下在世界范围内居于强势地位。因此，华人传播学研究要取得实质性的创新并获得与西方平等的对话权，应该以充分了解西方传播学各流派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前提。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先生曾说，只有先“进入”西方学者已经开拓的园地，才能了解其优点和局限，才能“出来”加以中国化。而一开始就停伫在世界学术之门外拒绝进入的人是没有能力谈学科本土化的。（杜维明，2001）台湾学者杨国枢和文崇一也指出，西方学者所发展的理论、方法，如能顺利地适用于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研究，则不但不应该排斥，反而应该大力采用，因为这样就不必从头自行摸索。创新是不能凭空产生的，“只有对别人的研究成果了如指掌，才能真正的推陈出新，以缔造超越的贡献”。（杨国枢，文崇一，1991）

2. 只有熟悉西方传播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才能与之进行平等的学术对话

学术研究需要秉持科学精神，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否定既有一切的心态，也不应一味盲从。传播学研究中亦应坚持如是态度。怀疑是科学发展之先导，是理论创新之开端。当然，这种科学研究的怀疑态度决不等于虚无主义。在科学史上，正是由于对已有学说产生怀疑，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发动了天文学领域的革命，确立了全新的宇宙图景；伽利略开创了新的物理学，牛顿开创了新的力学，使整个宇宙和人间生活统一了起来，确立了新的科学理念。在华人传播学研究中，如果没有对西方已有传播理论、方法的理性怀疑与科学批判，不了解其理论偏差乃至谬误，对其加以证实或证伪，那么就难以有突破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实质性创新成果产生，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仍将处于一种“注脚”地位。而这种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和平等的争鸣，其必要前提就是深入了解西方传播学的概念、理论、方法体系。

3. 传播学的本土化建设，并非标新立异、刻意创造完全“另类”的民族主义传播理论

来源于不同地域、国度和文化环境的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归根结底是属于世界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正是这些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各具本土特色的传播理论，是构成更高层次、更具普适意义、更加完整的世界传播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华人传播学研究只有真正实现了合理的本土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国际化。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传播学的理论建构受到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同区域的传播学理论之间完全没有共通之处。既然如此，在我们进行传播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就不能不认真学习、吸收异域传播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在这个方面，我们尤其应该注意避免一切皆由自己从头独立打造，追求纯而又纯的民族主义理论的倾向，切忌以不适合国情和文化传统为借口，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拒绝学习、吸收、借鉴外来理论的做法。即便是在欧美传播学研究领域内部，不同的地域、国家的传播研究的关注重点与研究方法也是各有侧重，各具风格，但这并不妨碍各种区域性的传播理论学术流派在研究取向上可以彼此学习、包容。因此，华人传播学的本土化也应跟上时代的步伐，注意吸收、借鉴国外传播学优秀的研究成果。

全球化环境下，资讯交流手段日益发达，既凸显了个体力量的单薄，又为跨国、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契机和便捷的途径。华人传播学的发展，完全依靠独力“重新打造”或者一味套用别人的模式都并非长久之计。华人传播学界应该把握机遇，加强与外界交流，向西方学习仍是必要的。但这必须以对自我现况和需要的清醒认识及对未来走向的明确体认为前提，“亦步亦趋”、“随波逐流”及纯粹的“拿来主义”是无助于华人传播研究发展的。

[注释]

[1]社会科学领域是否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这一命题在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中已有较多探讨。即便是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后”的经济学，其理论和方法也存在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和国际化更是法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尽管如此，受自然科学强调学科范式和研究结论客观性、普适性的影响，普适性仍是现代社会科学发展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2]长期以来，根源于现代世界历史体系逻辑的“西方中心论”和“冲击——回应”模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下半叶，否思这种观点的潮流在西方学者和非西方学者中兴起，其间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新观点。1984年美国卫斯理学院柯文教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严厉批判了“冲击——回应”论和把现代与传统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中也有走向现代化的积极因素。1998年美国迈阿密大学A. G弗兰克教授出版《再现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中文版书名为《白银资本》），认为1500—1800年的世界经济中心是在亚洲，尤其是中国，此后，随着美洲开发和白银流动，世界经济中心转到西方，而到今天，又有再现于东方之势。美国汉学家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则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

[3][英]巴里巴恩斯（1980/2001）.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4页.

[4]本文在此借用了中国大陆学者邓正来教授提出的“前反思性接受”概念，其所指为中国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取向：在未经反思的情形下就将西方19世纪社会科学经由思想运动而形成的学科制度化安排作为一种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关于这一概念的阐述可参见：邓正来（2000）.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47页.

[5]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

[6]陈韬文（2008）.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新闻大学，春季号.

[7]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

[8]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

[9]转引自：欧阳桢.传统未来的来临：全球化的想象.王宁，薛晓源主编（1998）.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7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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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Yoshitaka Miike（2007）. Asian Contributions to Communication Theory：An Introduction. China Media Research，Vol.3，No.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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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英]巴里巴恩斯（1980/2001）.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Barry Barnes（1980）.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London：Routledge（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by Lu Xudong. Beijing：Dongfang Press，2001）.]

[6][美]N. R. 汉森（1958/1988）.发现的模式：对科学的概念基础的研究（邢新力，周沛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Norwood Russell Hanson（1958）.Patterns of Discovery：An Inquiry into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Scie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by Xing Xinli & Zhou Pei. Beijing：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Press of China，1988）.]

[7][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83/2005）.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Benedict Anderson（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Verso（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by Wu Ruiren. Shanghai：Shanghai People Press，2005）.]

[8][美]彭慕兰（2000/2003）.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Kenneth Pomeranz（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ress（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by Shi Jianyun. Nanjing：Jiangsu People’s Press，2003）.]

[9]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主编（2008）.华人本土心理学.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K. S. Yang，K. K. Hwang，& C. F. Yang（Ed.）.（2008）.Chinese Indigenized Psychology. Chongqing：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10]黄光国（2006）.儒家关系主义：文化反思与典范重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Kwang-Kuo Hwang（2006）.Confucian Relationalism：Cultural Reflection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1]郑杭生，王万俊（2000）.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Zheng Hangsheng & Wang Wanjun（2000）. Indigenization of Sociology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ijing：Dangjian Publishing House.]

[12]杜维明（2001）.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Du Weiming（2001）. The East-Asian Values and Pluralistic Modernity. 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3]邓正来（2000）.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Deng Zhenglai（2000）.Reflections 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Shanghai：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4]王宁，薛晓源主编（1998）.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Wang Ning & Xue Xiaoyuan（Ed.）.（1998）.Globalization and Post-colonial Criticism. Beijing：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15]赵晶晶编译（2008）.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Jingjing Z. Edmondson（Ed.）.（2008）. Asiacentric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Hangzhou：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16]邵培仁（1999）.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4），36-41.[Shao Peiren（1999）.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Indigeniz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Hangzhou Normal College，（4），36-41.]

[17]王怡红（2008）.一个传播学本土研究规范的考量——以1982年提出的“16字方针”为例的探讨.中国传媒报告，7（1），42-54.[Wang Yihong（2008）.Reflection on a Lo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aradigms：Discussing on the Example of “The Principle of Sixteen Chinese Characters” Advanced in 1982. China Media Report，7（1），42-54.]

[18]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第70期，1-15.[Georgette Wang，Vincent Shen，& Ven-hwei Lo（2002）. 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y Construction：Mission Impossible?.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70），1-15.]

[19]陈韬文（2008）.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新闻大学，春季号，1-7.[Joseph Chan（2008）. Predica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Why and How to Break. Journalism Quarterly，（1），1-7.]

[20]赵旭东（1999）.本土心理学的启蒙观：开展本土研究的一些教训.社会理论学报，2（1），81-103.[Zhao Xudong（1999）.The Enlightenment of Indigenous Psychology：Some Lessons of Indigenous Research.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2（1），81-103.]

[21]中华传播学会（2002）.中华传播学刊之创刊号专题：传播学的众声喧哗.台北：2002年6月.[Chinese Communication Society（2002）.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No.1，Special Issue: Heteroglossia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Taipei：June，2002.]

第3篇：传播学概念范文

关键词　知识社会学　传播学本土化　经典理论反思　研究新进路

2008年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焦点大都与这个年份的特别之处有关。首先，2008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传播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30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集中的总结反思，并提出多种因应之策；其次，2008年出现了如冰雪灾害、3·14事件、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社会事件，结合这些事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与总结，或针对这些特殊鲜活现象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之路，是本年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实绩、困境与反思

有多位学者撰文提到，经过30年的发展，传播学在教育建制上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如果从相应教研机构、论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有学者用极其概略的方式总结了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实绩：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的引进和译介亦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

不过，和许多学者总结大小媒体30年历程时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现出的明显激动与兴奋相比，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现状并不持“自豪”和“乐观”的态度——更有学者把自己回顾传播学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为“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恐”——这些说法启人深思。下面将他们的反思进路大致地分为两类，分别加以概述。

一是通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着眼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得失。

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10年，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亲身传播、学者们原有的知识局限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知识生态的压力。这种知识生态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传播研究主体被迫采用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时至今日，这种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远未绝迹。有些学者的观察可谓犀利：“有机会的时候，中国学者能够将批判理论运用得相当娴熟，简直可以说是如说家珍。”

“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传播学引入时就开始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有学者以反思传播学研究为契机，转换提问的方式，对“传播学本土化”话语本身进行问题化。作者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研究结论大大挑战了人们的成见：“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没有本土化，而是过于本土化，以至于我们要对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本土化策略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严重的本土化现实被忽视的本土化讨论背后，更严重的是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的不是被整体化的“西方”或“西方传播学理论”，恰恰是成为主导传播研究的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思维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社会需要和传媒业发展”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叙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传播领域的“社会需要论”，即把一些传媒现象的出现和变化都视为“社会需要”，使得传播学研究陷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生产任何新知识产生的循环论证之中。具体到研究中，就是将本该被仔细辨析的对象类型化、对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证明某些类型的存在，而不是从类型中发现新的变异。功能主义思维还导致研究中出现了抽象的性质决定论，把研究变成贴标签和时髦的词汇竞赛。该学者建议，要扭转这种日渐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化；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在传播学研究中时时“面向事实本身”。

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表达了对概念及其阐释在传播学研究中处于“失落”境地的担心，提出传播学概念和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同时，在欧美的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的背景下，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学者理应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问题和假设，积极参与到理论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倡言“厘清”，还是字里行间包蕴的“发明”冲动，都满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大陆处于全球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终端位置的焦虑和不满，以及建立一个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的热切期盼。

有学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1978-2008年间人际传播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陆人际传播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介绍西方人际传播基本概念、理论、普遍原则和原理为主要目标的引进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际传播学术和概念，尝试对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现象、观念与问题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现实需要，逐渐形成和扩大人际传播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有学者从时间、理论和问题三个层面，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认可的观点，做了一个素描式、纲要式的总结。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作为传播学分支之一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学者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同，但对其理论实质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明晰语境、理论落地、理论建设和理论升级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现实紧迫要求。

二是对传播学教育和研究体制进行剖析，注目点在传播学研究基本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和学术自主性建设等相关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其中对政策进行诠释的注脚式研究、实用性行政研究和论文评论化现象尤为严重；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首先改革传播教育，这包括研究生院课程、招生办法和研究体制方面的改革。对此，该学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有11条之多，涉及传播教育与研究体制等诸多方面。

在有的学者看来，对现行学术体制进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那样，将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活动作为分析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个十分触目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其后果是将理论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做教条，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意味着，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来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标”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而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问题，是否系统地考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该学者从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点建议，借此吁请学者们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中国的传播学隶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建制也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传播学“没有被引进到社会学领域或信息科学领域，而是投进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国新闻学的怀抱”，使得传播学“笼染上旧有的痼疾”。以至于让人生出“传播学在中国投错了胎”0的感喟。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隶属于新闻学院学科建制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和传播学在美国的发生发展相比，存在这些先天不足：理论层面缺乏社会理论支持；本属于新闻学科核心的人文关怀及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批判精神严重缺失；传播学术研究在尚未建构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就已经快速地与权力和利益结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论反思严重不足。尽管从今天看传播学在名分上已经获得和新闻学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与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过于密切的关系，加上对经验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理论路径本身的思想源流演变、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价值起点的认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国传播学研究在30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

有学者注意到，在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队伍中，真正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学者数量不多。传播学研究大量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目前我们的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该学者提出，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同时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治的依赖，探索出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传播学虽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种形式予以认可和接纳，但从此以后“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化。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偏向，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目前就业难的现实。

有学者借助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比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结为三个焦点：明确传播学教育“局外人”的视角，倡言传播学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教育目标和教育职能等层面区别和超越于新闻学；改变过去把传播学教育狭义化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局面，增加跨学科课程比例，强化理论基础，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对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有更多的自觉和承担，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提出不应仅仅将传播学者视为对媒介机构、组织、受众和效果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而应首先将自身视为知识分子之一种。只有这样，才能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人格”。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传播学实现真正跨学科对话与合作的可能途径进行了分析。尽管传播学应是以问题为取向，不应存在跨学科对话的障碍，但目前的跨学科合作还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兴趣与同好间的合作。虽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错的学术市场，但缺乏相适应的学术评价体系支持。

二、外国传播学思想研究与再阐释

自从德国哲学家和政治传播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引进汉语学界以来，就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等问题展开过多次较大的争议，其中最为激烈当数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遗憾的是，中国传媒学者不仅整体缺席于这场论争，也未对涉及的传媒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传媒学者这次失语的和他们缺乏一种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视野有关。该学者通过展现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国公共领域研究中的浮现过程，认为对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考察是讨论公共领域和中国传媒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同时，在此视角下展开的传媒分析路径是提升公共领域与传媒问题研究学术品质的有效路径，也是促进国内传媒问题研究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思路。作者指出，这一传媒研究路径的建立应摈弃功能主义的认识定势，把握真实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解国家、社会、市场、传媒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及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生出了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公共空间”这一理想社会模型的热情。这是否将构建出新的公共空间?又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和民主政治?有学者根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原始：述，析出9个带有指标意义的、理想状态下的“公共空间”所应具有的特征。运用这一标准，作者比较衡量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媒介形态(分别为“印刷媒体公共空间”，“广播电视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空间”)，发现支持哈贝马斯提出“公共空间”的欧洲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一个真正“公共空间”的标准，倒是当下得到迅猛发展的“网络公共空间”为民主政治传播前景涂上了一层乐观的亮色：“实际上，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来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与其说是传统的公共空间的一次复生，不如更准确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诞生。”还有学者提出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介的开放性、平等参与性、独立性更强，获取的资讯更完整，意见表达总体更趋理性和批判性，这些都为“网络公共空间的再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学者们也对“网络公共空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谨慎的提醒：“网络公共空间”如何面对政府和利益集团越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网络论坛上的低级非理性化倾向?如何让娱乐强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这些都留待学界进一步观察和研讨。

有学者组织了关于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辨析讨论。传播的传递观强调讯息在空间内的传布，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为基础，目的在于实现对空间距离和人的控制；传播的仪式观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强调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社会。仪式观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从参入者而非传者受者角度进入问题；通过符号学理论分析传播的文化意义；将对传播作用的分析上升为文化层面，注重传播对秩序的建构、对信仰的扩散，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尽管两种传播观有诸如此类的差别，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应根据具体情境发挥它们各自的优长。不过，从传递观曾大行其道的学术史背景和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整合作用日渐强大的现实需要看，仪式观对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上的启发性和开拓性，学界应投以较多的关注。

拉斯韦尔5w模式是影响经验传播学派的重要学说之一，但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加拿大传播学者巴克斯顿曾提出一种最新见解——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约翰·马歇尔。对此，我国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对拉斯韦尔来说，5w模式与他早期的宣传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在他相关著述中找到佐证。明确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实，更大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还原5w模式出现的语境来更准确地认知该模式的历史对应性：这一模式和拉斯韦尔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初衷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曾经包含的意识形态对立观念曾在拉斯韦尔论及冷战时期的传播战时闪现。

通过文献分析对传播学史成见提出商榷的还有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有学者针对批判学派对拉氏的实证效果研究“狭窄”和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等展开辨析。细读拉氏及其哥伦比亚学派的论述会发现，他们不但看到了媒介导致的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即时或短期的改变，而且关注大众媒介可能具有的长期、甚至制度性的影响。遗憾之处在于，由于现实关怀的需要和方法论的影响，拉氏等人在绘制了一幅“宽地图”之后践行的却是“窄操作”。同时，拉扎斯菲尔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媒介体制问题，但因此将其指责成为现存体制服务有些失之简单。事实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大众媒介的产生所带来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并对媒介终究是维护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保守特征与霸权倾向进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学者对杜威传播思想在传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传播思想是他为新时期的进步主义确定基调的集中表现。在“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础上，杜威提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在公共(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们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传播”的社会实践意义在于共同参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径。这些极富人文色彩的论述，为库利、米德等其他早期传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理解现代西方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议程设置理论早在20年前就已经介绍到中国，可真正系统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媒体和受众关系的尚属风毛麟角。有学者基于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媒体议程、媒体接触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证实或部分证实了“接触媒体程度高的公众，对各议题的关注程度也高，两者正相关”等三项假设。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但传播学界很少涉及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和新加坡两地6家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对获取的有关媒介组织传播基本状况及其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经验资料进行初步分析，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参照。

三、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有学者从传播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成果三个方面，分析了传播学研究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对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上的“二元对立”，提出要对“客观性”进行重新界定。该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批判学派，他们用来检验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事实只能是“经验事实”，也只能在认识活动从“经验事实”出发去建构传播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经验社会事实中，还包容着一种构成社会事实并反映到经验社会事实之中的“客体意识”。经验学派反复强调的研究“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经验社会事实中的“客体意识”。至此，传播学两大学派争论的实质点之一——“研究对象是否是客观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观”的问题，已经在“客观事实”与“经验事实”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谓“客观性”原则成了在获得“经验事实”中如何体现“客观意识”的问题。该学者主张，传播学研究与其纠缠于用“说明”的方法还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将问题具体化为“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而着重运用说明方法研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影响必须要加以考虑。因而着重运用理解的方法更恰当”。至于传播学理论，尽管它未必见得就是“真理”。但“对事物做出解释或分类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见解就是一种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启发是，要坚持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应用某种单一不变的方法统驭；同时，在传播研究实践中，以“以问题为中心”来选用具体的方法，而不是“以学科(派)为中心”画地为牢。

在个体对传播信息的微观加工机制和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具有截止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殊适用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经过6个月的精心筹划、素材准备和实验设计，于2008年3月8-30日进行了一项关于传播效果的erp实验。这是中国人首次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运用脑电测量仪对有关传播效果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测定。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间很大，几乎在传统传播学研究所有方面都能应用，包括传播渠道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对象研究、传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结合的初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体与个体形象建构；暴力和性等特定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介体验中的情感；广告与营销效果；不同语境下传播效果的比较研究等。同任一种科学手段一样，神经科学手段本身也有难以回避的局限，尽管如此，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学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经科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的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时，我们有可能将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为‘神经传播学’。”

与传统认识中人们知觉习惯对图像生产的主导作用相逆，有学者通过对媒体再现与空间知觉的关系分析指出，当代视觉传媒正在反向训练(mvered discipline)着人们的场所知觉。通过分析渗透着各类影像媒体的当代城市空间的显形方式，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光学透视所固定的结构性空间如何被公共空间中各类视频窗口解体，从而生成不均匀压缩的、多层叠覆的，无法稳定对焦的影像空间。最终，与几何连续体相对应的总体场所感被与影像碎片相对应的即时场所感更新。

有学者对大众传播心理学领域影响颇大的“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商榷，认为尽管人内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还是能够抽象、简化出一种类似鸡蛋结构的“蛋内传播模式”。人体的相关组织和器官分别担负着类似蛋壳、蛋清、蛋黄等功能，它们分工协同，对信息进行把关、整合、再生产，最终的决策信息指导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的结果作为信息反馈给个体，由个体重新调整内向传播和决策过程。对此，“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释和回应。

四、传播学理论的应用：现实解读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不仅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可以成为推进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综合sars危机、阜阳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否的社会后果，以社会的稳定(stability)为分析框架，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也应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此假设用数学模式表达，则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开放”所达至高度社会动员为正面范本可以发现，这一事件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宣言。是一个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新闻公开”，中国新闻公开性的转向亦成为可能。还有学者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鉴危机传播“西方范式”的基础上，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还有学者从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的经验和启示出发，对危机传播本身特别是信息的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开放”不仅是汶川地震的救灾方针，而且是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从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来看，“开放”应该体现在信息开放、媒体开放和救灾开放等三个层面。不过。“开放”不等于放任，危机的责任主体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对有关信息管理也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这即构成了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它与开放性原则的关系是：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开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传播实践中尤其需要加以强调，控制只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必要而适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开放”和“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内在的统一，作者认为要在危机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和具体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达成二者的有机结合。

汶川地震报道中多位电视台主持人在播报地震新闻时难忍泪水的画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种传播主体的情感介入，与人们长期以来关于传播主体在实施大众传播行为时应该规避个人倾向介入的惯常认识是有冲突的。有学者通过分析提出在特定的报道情境下。传播中的情感因素体现人类本质和人类普世价值，而传播中个人体验和共同体验的结合，则强化了传播效果，起到社会团结、塑造国家形象的功能。事实证明，在一定条件限定下，传播中的情感介入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第4篇：传播学概念范文

1 新闻学、传播学

基于信息发展环境下，高等教育在教育改革过程中逐渐将新闻学、传播学等内容纳入到教育范围内，且利用新闻学与传播学间的共性引导学生在对该学科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可为重大新闻事件及世界趣闻要点展开深入的分析，达到高效率学科知识学习状态。此外，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表明，新闻学的发展早于传播学，即传播学学科是基于新闻学的基础上不断进步，且就此完善自身属性、特质。但由于新闻学、传播学在本质层面上呈现出差异性特征，因而二者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互补的关系，为此，当代信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应着重深化对此特性的认知[1]。

2 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

基于传播学、新闻学定位的研究中可看出，新闻学、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为了稳固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实现了报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的发展趋势，但从新闻学、传播学概念即可看出，二者间存在着相互吸取的关系，因而基于传播学、新闻学定位的基础上不能对其进行相互取代。此外，基于教育的角度可看出，新闻学、传播学间存在着一定的界限。例如英国在相关领域教学过程中即将制作过程作为新闻学教学重点，而传播学教学中更为注重对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因此，实现了对新闻学、传播学的有效定位。但是，美国在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时常将新闻学、传播学规划为同一领域。继而在此基础上，我国相关专家学者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应注重对其展开精准的价值定位，避免科学知识交叉问题的凸显。

3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关联性表现

3.1 研究方法

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异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传播学者在对学科内容进行研究过程中主要崇尚对辩证逻辑方法的应用，即与传播学形成同中求异的研究形式，同时在研究过程中逐步突破了主流传播学思想的限制。2）归纳、演绎逻辑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新闻学研究领域中，即其要求研究学者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自身逻辑思维对新闻学领域知识进行探讨，且通过实验等形式对知识体系进行实证验证，形成透彻的研究效果。3）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方法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二者在学科体系研究过程中均涉及到了文献研究、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的应用，且在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从采、写、编、评等途径入手深化研究成果，并借助新闻媒介达到最佳的研究状态。

3.2 学术立场

基于主流传播学与传播学批判学派产生的背景下引发新闻学、传播学在学术立场层面上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即新闻学在发展过程中其旨在培养富有公共服务意识的媒体人，且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将职业技能培训、专业伦理培训、人文精神灌输等视为主要研究目的，继而由此凸显出学术立场的鲜明性。此外，主流传播学学术立场在设定过程中强调了对政治、军事、企业等综合因素的考虑。例如，美国主流传播学在学科探究过程中即将媒体企业商业广告效果及政治竞选信息的传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继而与新闻学研究立场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特征。另外，传播学在立场表达过程中强调了对商业语言的套用，继而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立场设定，但二者在人文取向等领域研究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某些相同之处。

3.3 研究层面

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层面的异同首先体现在新闻学领域在研究活动开展过程中将业务研究视为自身研究重点，即其倾向于对术的研究，因而要求当代学者在对新闻学内涵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基于新闻、广电、广告不同形态的基础上以新闻传播规律的探究形式来达到深入的研究目的，且将公关活动规律、广告活动规律等内容纳入到研究范围内，形成最佳的学科研究状态。而传播学在知识领域研究过程中旨在探讨新闻、广电、广告等的学理层面，即二者基于探讨内容相同的基础上采取了不同的研究视角，继而就此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特征。同时，传播学与新闻学相比，其凸显出概括性、指导性、抽象性的特点。因此，学者在学科知识研究过程中应注重结合其研究特性[2]。

3.4 研究对象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闻学、传播学在研究对象层面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媒介范围选择的背景下，新闻学在知识领域研究过程中强调了对新闻媒介的运用，即将广播、电视、互联网、报纸等作为自身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且就此为受众搭建良好的信息平台，便于其及时了解到全世界重大新闻事件。而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大众传播媒介作为自身媒介范围，即借助电影、书籍等达到信息传播目的。2）在研究内容层面上新闻学在学科研究过程中将写作、采访、编辑等视为研究重点，而传播学更为注重对言论、文艺等知识的灌输，继而导致二者在研究对象层面呈现出异同的特性[3]。

4 新闻学与传播学互动方法分析

在新闻学、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二者间的良好互动，加快探索步伐是非常必要的。如1994年著述《新闻传播学》、1995年《新闻传播学原理与研究》、1997年《新闻传播导论》等的出版均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间异同的研究，且在研究过程中明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活地进步。同时新闻传播学概念的引进也逐步实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有效互动。此外，在新闻学、传播学研究过程中为了达成二者的互补，在新闻传播学概念界定过程中基于新视角、新审视路径的基础上达到了新闻传播过程发展目的，且通过对英文表述方法JournalismCommunication的运用开拓了学者研究视角，最终就此推动了信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闻学》《传播学》课程也被逐步引入到高等教育中，继而就此实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良好互动[4]。

5 新闻学与传播学未来发展方向

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的背景下，其要求相关专业学者在对二者学科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倡导学科间的交互学习，且利用二者优势达到互补的研究目的。此外，在新闻学、传播学未来发展过程中二者将结合自身重点研究内容建构全面的发展系统，并在系统优化过程中保持自身属性、特点，最终避免同化作用影响到自身发展成效。另外，在信息社会背景下，要求学者应结合新闻学、传播学各自优势对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大事件展开报道及传播行为，继而便于受众在信息获取过程中可及时掌控到第一手社会新闻资讯，并对其展开传播行为。除此之外，基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过程中保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真实性是非常必要的，因而应提高对其的重视程度[5]。

第5篇：传播学概念范文

关键词：传播学　课堂教学　教学模式

我国的传播学是“舶来品”，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美国引入我国并得到极大发展。自1982年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访华并向中国大陆介绍这门学科之后，我国大部分传媒类专业高校几乎都开设了《传播学》课程。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传播学教学也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探索一条既能适应时代需求，又能适应“90后”学生特点的传播学教学模式迫在眉睫且需与时俱进。

1、传播学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首先，传播学教育大众传播化导致培养目标不明确、课程设置不合理。传播学教育的新闻化源于传播学与新闻学一直以来的界限不清晰，两者的胶着导致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刘海龙对目前高校中使用的传播学教材作了如下概括：教材引进侧重大众传播理论；泛泛的概论介绍偏多，而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论考察还比较少；在理论范式的介绍方面也不够开放，仍是客观经验主义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总之，大众传播教育只是传播学教育中的重要部分，大众传播化一方面使教育界和学生对传播学的认知狭隘化；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化指导思想下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体系则不适应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

其次，由于传播学是一门理论性课程，教师在讲解时，往往流于空对空的讲授，而没有将之和现实尤其是中国当下的现实紧密结合。“在传播学的教学中比较偏重于传播理论，而对于应用研究重视不够。在传播学的理论教学中，又比较偏重于西方传播学家特别是美国传播学家创立的各个学术流派，而对于传播学的总体理论和一般理论重视不够。因此，学生在掌握了西方传播学家创立的各个学术流派以后，并没有很好地掌握将这些传播理论应用到实际中去的方法。”长此以往，学生无疑会感到理论空虚、现实缥缈，渐渐就失去对这门课程的兴趣。

再次，“满堂灌”和“填鸭式”教育在传播学教学中的渗透。传统意义的传播学课程是讲授式的理论教学课程，学生在课堂上主要接受的是理论教学，可能在一节课的时间里面学了很多类似“概念、特点、分类、意义、功能”等这样的内容，考试也是理论考察的方式，以记忆为主，造成学生“学完就忘记了”，根本无法和实际建立联系，更不能建立合理的实际联想，学生感觉学习之后在工作中根本“用不上”，造成教学资源巨大的浪费，甚至是“学而无用”。

2、传播学课程教学模式探索

我国传播学教育经历了从“蹒跚学步”到“自我意识”的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教育模式在逐步形成，但鉴于目前传播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结合笔者教学实践，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

2.1建立一套逻辑严密、简洁而又科学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体系

传播学课程内容复杂，头绪繁多，不利于学生掌握。一套好的教学计划体系按照一定的逻辑性将课程内容分成几大模块，无疑有利于学生从宏观上掌握该课程的内容。基于这个思路，一学期教学计划可以进行整体重组、安排，将整个学期的教学工作划分为三个板块，即“课堂讲授+课堂训练+课外实践”，从而力求在教学相长、教学互动中不断提高业务教学的效果，所以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研究性学习、探究性学习、协作学习等现代教育理念在教学中凸显得尤为重要。

2.2解决目前高校课堂教学低效的问题，一方面在于改变目前学生在教学中的被动地位，另一方面在于规避“噪音”及条件环境变化给教学带来的难题

有学者提出，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来增加学生参与教学的机会，如通过案例教学结合课堂讨论的教学方法，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可改善目前教师、学生之间的不平衡，增加学生参与教学的机会和意识，缓解学生一味接受知识的习惯。因此，笔者建议师生共同参与，建立《传播学》课程案例信息库，将纯理论的知识用具体、生动、可感的案例加以阐释，在教学中广泛运用案例教学法。根据教学进程，结合社会现实状况，让学生积极参与收集整理传播案例，并在课堂上进行剖析，以加深学生对传播学理论的理解。这种教学，改变了过去以概念、原理的抽象讲授为主的传统的静态的教学模式，而是以开放的眼光，将传播理论讲授与开放的、动态的、活跃的传播现象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培养其开放的视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3在《传播学》课程教学中的广泛采用多媒体教学方式

多媒体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的特点，通过教学设计，合理选择和运用现代教学媒体，并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组合，共同参与教学全过程，以多种媒体信息作用于学生，形成合理的教学过程结构，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利用多媒体技术提供的教学信息不受时间与空间、宏观与微观限制的特点，根据教学需要，把教学内容涉及的事物、现象、过程全部再现于课堂，特别是结合新闻传播、文化传播和广告传播等方面的影像资料，通过多媒体手段动态地表现出来，将师生置身于同一传播情境之中，由现象到本质逐步地剖析问题，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化深为浅、化难为易、化远为近、化虚为实，更加形象化、简单化，从而使学生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讲课的内容。

第6篇：传播学概念范文

英国图书馆活动家麦克考文认为图书馆员的职责不是改善用户的个性和心灵，而是最大程度地扩大他们的选择。韩继章和吴晞也在论文中指出“读者平等地享用图书馆服务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1］而传播学的融入正是要深入这种职业理性精神的探索，让图书馆在网络化时代，立足发展、开拓创新、继续成为知识、文化和信息的中心。传播学的奠基人施拉姆也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起联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来到一起，试图共享某种信息，他们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由于他们的生活经验不同，携带信息的标志在他们看来很可能不同。经验愈是不同，他们理解的信息也很可能愈是不同。尊重多元和差异，学习宽容和实践宽容是两门学科的共同宗旨。

1知识概念以及相关关键词

知识是管理和传播的共同对象，也是管理和传播赖以成立的基础和材料。根据美国亚特兰大Emory大学Goizuete商学院决策与信息分析系教授AmbitTiwana以达文波特(Davenport)和普鲁萨克(Pruak)对知识的定义为基础，提出以下定义:“知识是结构化的经验、价值、语境信息、专家见解和直觉的非固定混合体，它为评价和利用新经验与信息提供了环境和框架。它源于所知者的头脑，并为之应用。在组织中，知识不仅常常内嵌在文件或存储库中，而且还存在于日常活动、流程和规范中。”［2］从另一个角度看，知识一般被分为显性知识、隐性知识和灰色知识，按照上文麦克考文的提法，图书馆能够提供“内嵌在文件或存储库”中的“完成态”的显性知识;而对于“源于所知者的头脑、并为之应用”的“进行态”知识，图书馆是无法提供这类服务的;灰色知识介于两者之间，虽然有其独特性，但如果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问题能够解决，灰色知识的服务就可以水到渠成了。传播的概念和技巧在这方面与图书馆学的交流说基本一致。

从整体论角度讲，知识虽然是结构化的，但是也要随着经验、价值、语境信息、专家见解和直觉的变化呈现出非固定性，无论是从知识的形态，还是对知识的拓展和创新，都需要传播以及传播活动中的人的参与。如果将知识的结构性比喻成芝诺圆圈的话，圆圈的边界就是创新和发展的起点，圆圈越大，边界就会越长，所以学问越好的人，因为他的知识的结构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和领域更加宽泛，不懂的东西随着圆圈的扩大而增加，人也相应地变得更加谦虚。不同的圆圈的交集，就是传播的作用和产物，人们常常讲的我有一个想法，你有一个想法，交流之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两个新想法的故事，其实就是传播的机制和效果。个人要想扩展其知识总量时，知识的发展是以圆圈的边界为起点的，而传播所产生的交集使交流的双方知识拓展都呈现出跨越式的趋势，这种知识的迁移容易激发创新性的想法和主张。

信息与知识是经常一起提及的概念，有时候人们对信息和知识之间的界线并不是十分清楚，或者就是简单地认为区别不大，可以互换。所以，当图书馆改为信息中心时，图书馆知识海洋的比喻依然被人们提起，一些学者对图书馆提供的是知识服务还是信息服务也一直在纠缠不清之中。虽然有的学者认为知识包含在信息之中，但从以上知识的定义中，知识明显更加倾向于个体的、主观的方面，也就是说如果经验、价值、语境信息、专家见解和直觉没有记忆或存储，以至于能够随时取用的时候，知识并不能被称为知识，它没有力量。而且结构化的知识，能够为分析、理解、应用信息提供机制和模式。其实无论是知识也好、信息也好，在没有被人们掌握和利用之前，都是静止在世界之中。信息更加倾向于社会化状态，尤其是网络化社会的发展，使人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流动带来的机会、挑战与压力，信息的流动过程，也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传播，传播和信息就如同硬币的两面。按照信息论的创立者香农的理论，所谓信息，就是可以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的内容，从信息流动的过程分析，一般来说信息可分为问题信息、途径信息和地址信息，图书馆在这三个方面都提供着相应的服务功能。一些专家认为图书馆提供的不应该是知识服务，而应该是信息服务，针对这一点的讨论集中在知识和信息那个更加准确和个性化的问题，但是无论知识和信息，在主客观的本体论层面上做研究和讨论，明显是纸上谈兵。由于知识和信息正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与物质和能源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以知识或者信息搜索为服务方向的互联网公司正在显示出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所以这些纸上谈兵的引申含义有的是金钱诱惑下的难言之隐罢了。“信息或知识，当它不再是作为工具和实现其他经济目标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资源的概念时，它对传统物理空间体系和经济学体系同时构成了一种系统的架构。”［3］

知识与信息是图书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图书馆一方面通过知识管理将无序状态的知识与信息组织、协调到位，另一方面，以用户为导向的读者服务工作在新媒体的技术的压力下，必须将传统的读者服务精神与传播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在知识传播的领域，得到更大的收获和启示。没有最终的知识传播效果，图书馆的知识管理功能就会有被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技术取代的危险，而且目前这种恐慌性的不自信，已经在图书馆的馆员中有所蔓延，传播学的融入是图书馆自身发展的新的起点和定位。

2图书馆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一般来说，能够构成学科的三方面因素是学科的历史、理论与实践。历史上看，图书馆与传播学的关系十分具有戏剧性的场景:二战期间的1942年，包括施拉姆、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等传播学的前辈，每两三天便聚集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长方形会议桌旁，研究并决定应该向美国公众传播什么样的信息，以鼓舞国内的士气。正如D·M·怀特所说:“大众传播研究1942年‘始于’国会图书馆”。事实上拉斯维尔的“5W”传播模式正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研讨班上提出来的。而如果在1943年，施拉姆接受衣阿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的位置的话，传播学就有可能出自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了［4］。目前，中国大学中的图书馆系有的已经和传播学结合改名为信息传媒学院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周庆山也在给研究生上传播学概论课程。

美国图书馆学家J·H·谢拉将“交流说”写在他的《图书馆学引论》中，并且明确了传播和交流过程的要素和核心，这些都与传播学的理论有相通的意旨，从这些年的图书馆专业期刊论文中，探讨传播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关系，探讨图书馆传播效果等相关论文也大量增加。但要真正在理论上达到融合的目的，还需要中国图书馆学界和业界的实践努力。张欣毅认为“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等学科范式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新的方向和新的开始，当然这个逻辑的起点在于他把传统的图书馆学看作是“充其量只是一个‘机构范式’，或言‘图书馆管理学’，它在研究对象的本体论尤其是人文本体论(社会价值本体论)建构的‘先天缺失’，使其只能解释、回答一些属于‘形而下之器’层面的问题，遇到像‘人文本体论转移’、‘社会价值观重构’、‘发展观重构’之类的‘形而上之道’层面的问题就显得太过苍白无力了。”［5］

第7篇：传播学概念范文

【关键词】传播学 教育思维 差异

传播学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的产物。美国的传播学教科书《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以下简称《传播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传播学教程》都是在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两本传播学教科书，然而对于它们的比较研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选取它们，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首先，笔者从这两本书的目录着手，作一个宏观的比较。

1、两本书的编排思维不同。《传播学教程》在第二章中就介绍了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与发展，编写思路是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再到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与发展。而在《传播学》的目录中，并没有看到明显的以历史发展进程为思路的内容编排。不仅如此，在《传播学教程》的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章节都有“……的起源与背景”、“……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与发展”、“……的现实社会影响”、“……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等字眼，而这些很明显地通过由古至今的历史脉络来研究问题的标题在《传播学》中并没有看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教科书的编排思维以及每一章的写作思维都是很清晰的。这种思维是按照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编撰的，是一种中国式的“史”的思维，而西方的教科书则是以有别于中国式纵向思维的横向编排思维居多。

2、两本书的章节内容标题的用语不同。这里的用语指的是由目录可以看出的一个宏观的用语特点。在《传播学教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的章节都会出现“……的定义”、“……的特点”、“……的概念”、“……的意义与问题”、“……的应用研究及其意义”等用语，这些都是中国教科书在编写内容时的特定用语，而在《传播学》目录中则没有看到太多这样的特定用语出现，可以看出西方的教科书并不像中国的教科书那样把每一章节都编写得一目了然。

3、两本书中关于科学方法这一内容在目录中的编排位置不同。《传播学》一书中将“大众传播的科学方法与模式”编排至书的第二篇也就是书的第二章，而在《传播学教程》这本教材中则是将“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这一内容编排到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十五章。可以看出在对科学方法这一内容的认识和重视的程度上，西方明显更重视教育学生如何进行科学研究。

以上是笔者从目录这一层面的比较，接下来笔者选取议程设置这一具体理论进行比较，这一理论在这两本教科书中都有介绍。

在《传播学》中，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介绍占据了书中245页至269页共25页的篇幅，这一部分的相关小标题如下：“查普尔希尔研究”、“理论假设的先驱”、“思路的转变”、“媒介议程与真实世界”、“夏洛特研究”、“实验证据”、“铺垫作用”、“总统的议程”、“议题的强制接触”、“抽象的具体的议题”、“议程的偏颇”、“时滞问题”、“接触媒介的作用”、“议程建构”、“导向的需求”、“谁来设置媒介议程”、“议程设置研究的新领域”、“议程设置研究的新发展”、“议程设置如何起作用”、“议程设置的应用”。在《传播学教程》这本教材中，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介绍占据了书中213页至237页共24页的篇幅，这一部分主要有三个相关小标题：一、“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概要及特点；二、对“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研究；三、“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意义与问题。

《传播学》在议程设置这一章中，一开篇是这样为读者引入议程设置这个概念的，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从1986年到1989年，公众舆论的调查显示，美国公众越来越关注国内的问题，而在同一期间内，非法使用人数的比例却在稳步下降。那么，公众关于的这一明显错觉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一期间，布什政府宣布发起“禁毒之战”。在这段时间里，尤其是“禁毒之战”临近尾声的时候，报刊上有关禁毒报道的数量激增。之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倾向于把看作眼下国内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解释就是，这是出于媒介的议程设置。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就是指媒介的这样一种能力：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而在《传播学教程》这本教材的议程设置这一章中，一开篇这样写到：“社会公共生活中存在着许多有待于解决的课题，例如环境保护问题、节制人口问题、体制改革问题、物价问题、下岗再就业问题等等。在众多的课题当中，哪些是最重要、最迫切，应该作为当务之急优先解决的？……我们对当前各项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究竟来自何处？对此，“议程设置功能”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解释：就物理视野和活动范围有限的一般人而论，这种关于当前大事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和判断，通常来自于大众传播，大众传播不仅是重要的信息源，而且是重要的影响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教科书是通过公众对事件的判断有错觉这样的例证告诉我们，公众的错觉是因为媒介的议程设置在起作用，而中国的教科书则是直接告诉我们因为有了媒介的议程设置，某一事件才那么重要。

我们还可以对两本书的相关论述做一个比较。两本书都介绍了查普尔希尔研究，但是《传播学》中所介绍的一些研究者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早期表述以及议程设置理论与认知心理学的不谋而合、媒介的报道并不能与事件的真实很好地吻合、学者们所进行的具体实验过程和研究过程等等，这些内容在《传播学教程》里没有被提及。在两本书关于介绍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这一主体内容中，我们可以对比看出，《传播学教程》将议程设置理论概括为三个方面进行介绍，它们分别是：1、“议程设置功能”的作用机制趋于明确化。2、对“议题”不同类型进行较深入的研究。3、分析不同媒体“议程设置”的不同特点。在《传播学》中，作者则是介绍了一系列的研究，以此来证实媒介在影响公众议程方面的确有效果，并且介绍了相关实验和实验结果，证明是媒介在影响公众，而不是公众在影响媒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教科书侧重于把梳理好的内容介绍给学生，而西方的教育则更侧重于逻辑和推理，教育学生如何通过实验得到结果。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传播学教科书和中国的传播学教科书有较大的不同，这不仅体现了中西方思维上的差异，也体现了中西方教育思想上的不同。西方教科书的信息量大，涉及到的知识面也比较广，尤其是注重逻辑思维的培养，侧重于实验过程和实验推理的介绍。而中国的教科书则是注重于理论知识的介绍，无论在教科书的编排还是写作中都按照历史的顺序或是按类别划分对理论知识进行介绍，便于学生快速清晰地掌握理论知识。

参考文献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②[美]赛佛尔、[美]坦卡德 著，郭镇之 主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第8篇：传播学概念范文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文献综述；理论构建；历史发展；学科前景

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首先提出了跨文化传播（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相关概念。20世纪50年代创立了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此后，美国不少大学的传播学院系相继开设了跨文化传播学课程，也涌现出了大量经典著作，如《跨文化传播读本》（Larry A.Samovar and Richard E.Porter，1972）、《跨文化传播学》（L.S.Harms，1973）、《跨文化传播学入门》（John C.Condon and Fathi Yousef，1975）。我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跨文化传播学这一领域，早期研究重点为外语教学与文化的关系，后期扩展至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在我国有关跨文化传播的著作也相继出版，如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与《国际传播学》，还有胡文仲的《跨文化交际学概论》。

本文将对2000年至2011年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进一步梳理，以理清我国跨文化传播这一学科的发展脉络并试图探寻该学科未来的发展路径。

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现状

我国跨文化传播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借鉴和初创期（1990-1995年）。这一阶段开始引入西方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理论成果，多为译著型文献，如高一虹的《文化定型与跨文化交际悖论》、刘燕南的《跨文化传播的差异分析与因应探讨》等。（2）提升和拓展期（1996-1999年），这一阶段开始对西方跨文化传播学进行拓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拓宽本土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视野。学者从偏重语言和文化层面的关系研究转向大众传媒与跨文化传播的融合研究，代表作有胡正荣的《卫星电视的影响与控制——一种跨文化传播研究》、聂小华的《文化差异与传播规范——如何把握引进电视节目跨文化交流的特性》等。（3）深化期（2000年以后），该阶段以横向拓展与学科交叉为主，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学科构建意识，大量的学科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介入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包括新闻类、语言类、文学类、心理学、教育学等。国内研究者逐步认识到跨文化传播中具体存在的误读与障碍性问题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交流中的影响，并着重开展如何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研究。如吴予敏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与现实关切》、张咏华的《试析2005年中国大陆的国际传播研究》、刘阳的《试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建构——以2000-2008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为背景》、姜飞的《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兼与童兵先生商榷》。

本文将以2000年以后的研究成果为分析对象，着重探讨大众传媒与跨文化传播学的交叉与融合研究，大致可以细分为以下四类：

跨文化新闻传播研究。此类研究成果主要对比中西方在新闻报道过程中的差异性特点，着重分析双方在不同语境下的新闻理念、信息解读以及写作风格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如张大卫的《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程曼丽的《将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新华社国际新闻报道的历史沿革探析》、单波的《浅议跨文化新闻传播》、张昆的《国家形象传播》、王祎的《对国家形象研究的反思》等。这些研究一致认为：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观成为东西方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最主要的沟通障碍，这也是导致双方彼此误读甚至产生敌意的最根本要素。程曼丽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出，在境外创建我国新闻部门驻外分社以及提高记者的英文采编能力是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主要途径，这将有助于国际社会倾听来自西方世界以外的声音，构建一种更加客观更加平衡的信息秩序。

跨文化影视传播研究。此类研究成果包括麻争旗的《翻译二度编码论——对媒介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之思考》、尹鸿的《中国电影与国家软形象》、郭镇之的《试论改进中国电视的国际形象》、李京盛的《电视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徐明华的《跨文化传播的传媒区域化分析》等。大量文献均指出，我国影视节目的海外传播一直存在明显的“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现象，即我国文化产品内蕴含的东方审美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等文化信息难以被西方民族所理解和接受，直接导致我国影视节目在海外市场吸引力下降的结果。研究指出，若要促成我国影视节目“编码”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得到良好的“解码”过程，我国影视的海外传播必须尽量减少跨文化传播的各种影响要素，如减少文化产品中过强的本土民族意识，弱化政治意识形态，增加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亲和力，大量植入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等。

第9篇：传播学概念范文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传播学被引入我国，而“传播教育”这个概念大概最早出现在1986年。该年第1期的《国际新闻界》摘译发表了美国卡罗莱纳大学新闻系主任理查德•科尔的《美国新闻、大众传播教育的现状》一文。1983年厦门大学广告专业改为传播系，这可能是国内最早以“传播”命名的系科。此后，新成立的新闻类院系大多冠上“传播”二字。据统计，从2001年教育部批准试办传播学本科专业到2006年4月，5年内全国共有24所院校开设了传播学本科专业。[1]

社会发展为大学提供必要的条件，大学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满足社会的需求。这是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之一。传播教育就是在信息经济初现端倪这一大背景下开办和发展起来的，总体上是符合高等教育规律的。但由于它是个新事物，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而这些问题能否有效解决事关传播教育能否健康、持续发展。关于传播教育的问题，笔者在许多场合发表过看法[2]，也为不少同仁所赞成，但尚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不少问题还有继续恶化的趋势。笔者不揣冒昧，再次申论之，以引起更多的关注和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在逻辑结构上，首先从总体上概述传播教育存在的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纠葛，然后具体分析国内19所院校传播学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情况，比较准确地描述当前传播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造成这些问题的关键因素。这直接关系着如何为传播教育定位。我们认为，要给传播教育定位，首先要探求传播的本质，其次是分析社会需求。为此，本文在第二部分采取溯源的方法，探求传播的本质，进而回答传播教育如何定位的问题，并提出传播教育应分为传播素质教育、专业传播教育和学术传播教育三个层次的设想。在对传播素质做出界定的基础上，本文第三部分重点阐述了进行传播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及如何开展之。传播素质教育固然有巨大需求，但如何把这种社会需求转化为大学里的专业教育更是我们传播教育者要思考、解决的问题。笔者根据自己的思考，在第四部分重点论述专业传播教育的问题。笔者认为，传播学术教育不是本科生阶段的任务，也无法在本科阶段开展，具体原因和传播学术教育本文暂时略去不谈。

一、当前传播教育的迷思

1、传播教育概念模糊不清

什么是传播教育？这是个基本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不妨转到问题的另一面，问一问什么不是传播教育？如传播学教育是不是传播教育？新闻教育是不是传播教育？广告、编辑出版、公关等专业的教育是不是传播教育？以及是不是有了建制化的专业才能称之为传播教育？

传播学实是以一种学术研究为目的引入的，并不涉及传播教育的问题。[3]这个初衷一旦与“引入传播学改造新闻学”[4]的思潮结合起来，就更加强化了传播学的学术色彩。当今新闻传播学院开设的传播学类课程，也几乎都把传播学作为一种理论、方法，侧重其学术面向。这类“传播教育”实为“传播学教育”，是本文所区分的传播教育的学术教育层次，把其作为传播本科教育的重点不可取，也不可能。

新闻与传播的纠缠不清直接导致我国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的胶着状态，再加上新闻教育从目标、课程体系和师资方面都相对成熟，它为传播教育提供了一个参考、甚至模仿的典范，因此，传播教育的新闻教育化在所难免。但从国际视野来看，既有传播教育包容、甚至取代新闻教育的现象，也有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绝然分开的情况。

广告、公关教育有较长的历史，教育目标明确，课程体系完备，如果冠以传播之名，这似乎可以给这类以应用为主的领域抹上不少理论色彩，但如果这类教育也划在传播教育的范畴之内，那传播教育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诚然，不管是侧重培养公众的沟通能力，还是作为一套理论和方法，应该说“有关传播”的教育早已有之，只是零星散布在文学、艺术、新闻教育之中而已。传播作为一个本科专业，在中国是2001年以来的事情。问题就出现了，到底何谓传播教育？是“有关传播”的教育，还是传播学的教育？传播教育从何事算起？只有在大学有了建制化的专业才能称之为传播教育吗？更进一步问，相对封闭的系科体制能实现以综合、交叉见长的传播教育之目的吗？

无需经过太复杂的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传播教育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了传播教育目标的不定和课程设置的不当。

2、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疑点丛生

我们检索了19个传播学专业（本科）[5]的相关资料，以具体分析当前传播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核心课程设置。

（1）培养目标尚不清晰。比较集中的方向是网络传播（占1/3）和媒介经营管理，影像设计制作、科技传播、国际传播、媒体市场调查与分析等方向均有。有近1/3的传播学专业目标定位不清晰，但也不偏向新闻学，课程设置以“××概论”居多。培养目标实际上是要回答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一根本问题，目标的混乱说明我们对究竟要通过传播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还不清楚。

（2）开设传播学专业的院校以专业院校为主（农业院校、师范院校、工程院校），也有综合性大学。其中，有较长新闻教育历史的学校，如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其传播学专业设置在新闻学院。由于它们有新闻学专业，因此在目标定位和课程设置上有意与新闻学“错位”，目标相对清晰，课程也较能紧密围绕着目标而设置。专业院校的传播学专业多在“人文学院”，它们往往无新闻学专业，传播教育新闻教育化的倾向突出。

（3）技术应用是传播专业的主要取向，职业教育色彩浓厚，尤其是在专业院校中，如农业院校。

（4）开设的有关传播学的课程不能反映出传播学的整体面貌，口语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核心课程很少涉及。

3、关于当前传播教育存在问题的归纳

（1）传播教育新闻教育化。导致传播教育新闻化的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传播学引进的初衷外，至少还有两个：一是师资缺乏，现有师资几乎都以传统新闻学为基本教育和学术背景，缺乏严格的传播学系统训练；二是对传播学理解的简单化，或者说“概论化”、“大众传播学化”。考证一下我们引进的传播学，包括不少译作和本土研究，都有“概论化”的倾向。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口语传播都属于“被忽视的角落”。在“新闻学类专业毕业生供大于求”[6]的现实背景下，传播教育的新闻教育化不仅满足不了社会需求，还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就业压力，前景并不看好。

（2）传播教育简单技术化。可能正是看到了新闻传播类本科生供大于求的现实，不少传播学专业把目标瞄准了“操作性强”等实用人才的培养，主要围绕电视节目摄制、网络媒体设计、开发和制作等安排课程。于是，网络传播方向成了目前传播学专业的主要方向之一。网络媒体在整个媒体格局中越来越重要的现实也为这一方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特别是网络编辑被正式认定为一个职业以后，还将继续刺激更多的传播学专业朝此转向。问题是，简单的技术化是否有违大学教育的初衷？它与此类培训公司除了证书不同外还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是否还有在大学这个“培养专业人才、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存在的必要？不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并寻求解决之道，就会不能解决传播学专业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一旦开始削减或合并专业，就可能不复存在。这种现象在美国大学中已经出现。另外，这种取向的教育面临师资和设备的问题。一是就目前传播专业所属的新闻学院或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不能保证大量精懂技术的教师；二是过大的投入目前看来还不能得到保证。最后必然导致技术教育也流于简单化。

（3）传播教育泛化。从培养目标和课程来看，不少（1/4）的传播学专业非常泛化，至少看不出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或缺少明确的方向，课程设计上随意性较大。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传播专业大多归属在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这是大多数专业院校传统意义上的文科专业的大杂烩。受此直接影响，师资力量不整，甚至出现谁能上什么课就安排什么课的情况。由于概论类课程难度不大，所以大量开设概论类课程。

二、传播教育的定位

上述诸多问题反映出我们对传播本质的不解、误解或曲解。因此，必须从源头上厘清传播的本质，进而给传播教育以定位。受篇幅所限，本文只能简要述之。

1、传播本质探求

（1）传播是沟通。“传播”是从英文“communication”一词翻译而来。有学者认为翻译成“传播”是一种误译。“从语言学意义上来说，美国人心目中的‘communication’，也并非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传播’。”[7]因为，我们理解的传播无论如何是双向的沟通，而“传播”一词从词义来解释可能造成单向信息、传而不通的现象。

“传播是沟通”是与“传播是灌输”的观念相对应的。沟通的观念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从沟通到灌输再到沟通。“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活动出现之初，传播是以沟通为目的的，但是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媒介被少数人所掌握，成了他们宣示思想意志、宣传政治观点、传达朝纲政令的工具。”[8]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增强和民主文明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出现，双向沟通再次成为传播的基本理念。

（2）传播是媒介。媒介是传播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没有媒介，传播行为就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人类的传播境界、传播观念、传播效果直接受媒介技术的影响。“传播科技的进步不仅决定了传播媒介的更新，促进了传播方式的变革，而且导致了传播观念的进化。”[9]与人类传播史上的五次革命――语言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新媒体传播相对应，传播观念也经历了四次进化――从“地域”观念到“全球观念”、从“贵族观念”到“全民观念”、从“等级观念”到“平等观念”、从“灌输观念”到“沟通观念”。[10]如今，大众传播媒介全面介入了现代人的生产、生活和生存活动，如何与媒介打交道成了摆在现代人面前的一个鲜活课题。

（3）传播是整合。从最初的原始部落到现在繁杂的社会，社会系统进化的路线是从简单到复杂，是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整合。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系统是如何运行的？信息论的一般常识告诉我们，一个系统正是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实现其有目的的运动的，即信息传播是整合社会这一大系统的基本机制之一。之所以说“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11]，根本原因在于，传播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有着重要的关联。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就把传播比作“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12]社会学家勒纳则把大众传媒比作社会变革的推进器。不仅如此，勒纳通过对中东现代化的考察还得出如下结论：传播体系的变动，既是整个社会体系变动的结果，又是其变动的原因。他从传播体系的角度，把与口头传播体系、大众传播与口头传播混合的传播体系、以大众传播为主的传播体系相对应的社会分别定义为传统型社会、过渡型社会、现代型社会。[13]勒纳并非“传播决定论”者。他这种分析社会的方法首先把传播体系看成社会变动的结果，又发现传播体系也是社会变动的原因。这就说明传播的基本需求来源于社会的变动，人们有意识地改进传播体系，结果又推动社会的变动。勒纳关注传播体系在整个社会变化过程中的作用是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高度相关，实际上指明了传播的社会整合本质。

这里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传播是沟通，并不意味着每个具体的传播行为都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它取决于传播过程结构的优化，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影响沟通效果。传播科技的不断发展使得沟通效果受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小，作为传播主体的人的素质对沟通效果的制约却越来越大。无疑，传播的主体和主题都是人，我们研究传播，就是研究传播的主体――人怎样有效沟通的学问；我们强调传播的本质之一是媒介，并不意味着我们把好奇的目光都会聚在媒介上。事实上，受美国实用主义传播研究范式的影响，媒介的确成了大多数传播研究的焦点，甚至一提到传播，首先想到的是媒介、内容、效果等。这就人为地割裂、缩小了传播的内涵。我们认为，传播研究应在“人―媒介（信息）―人”的框架下开展，要看到传播自由沟通和社会整合的功能；要透过物质层面的媒介，超越实用主义，来研究“人”的精神的自由交往活动；要研究传播对人的意义，回到“人”这一传播的主体和主题上来。

2、传播教育的三个层次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传播是每个人的基本需求，是人的基本活动之一。要有效地进行传播活动，人必须具备一种基本素质――传播素质。基于此，我们认为，传播教育的基础应该是素质教育。从作为人的基本素质的层面来看，人人不仅需要具备，而且需要提高自己的传播素质，传播教育要面向社会大众的进行提高传播素质的教育。这是传播教育的基本点，由此向专业教育发展，再深化为学术教育。

根据以上理解，我们对传播教育有如下三个层次的划分：

前两个层面的教育，在社会转型的今天，都有巨大的需求。为此，我们提出了传播素质和传播素质教育的概念，并力图把这种教育转化为一门本科专业，通过培养专业人才来提高全民的传播素质。

三、关于传播素质教育

1、什么是传播素质？

传播素质可以简单概括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能力，包括表达与接受、容入与共处、组织与协调的能力[14]。传播素质是与生俱来的传播活动中形成与提升，它既具有整体性，又具有个体性，既包括先天成分，也有后天养成。所谓传播素质教育，就是通过教育，开发先天成分，培养后天成分，提升人们参与传播的综合素质。

2、开展传播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传播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人事业发展空间的大小和生活质量的好坏。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传播素质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美国著名教育家卡耐基强调：一个人的成功，他所学的专业知识往往仅占15%，而他的交往能力却占到了85%。如果将他所说的“交往能力”，加以合理阐释，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强调的传播素质。在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开展传播素质教育意义重大。

其一，满足信息社会人们对传播沟通的巨大需求。在信息化、市场化、一体化的今天，信息流带动人流、资金流与物流，而这些生产要素的流动又反过来源源不断地产出信息流，周而复始、螺旋上升。因此，不论是组织或个体，对传播沟通均存在极大的需求。传播科技的发展，带来了传播方式的不断创新，向我们提出了驾驭传播方式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对信息高度依赖的现代社会，对传播素质教育的需求自然显得异常迫切。目前，信息技术教育已经纳入到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体系中，受到了普遍重视。但是，信息技术能力仅是传播沟通素质结构中一个组成部分，传播沟通意识、各种传播方式方法、传播行为最需要的人文素质在一定意义上是传播素质更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民主政治中的传播沟通、市场经济中的沟通合作与整合营销传播、人际生活中的情感沟通等，都无法离开传播实施者自身的传播素质。因此，传播素质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是与信息社会高度统一的，是信息社会里各种人群最普遍的需求。

其二，适应社会结构、生活形态变化的需求。在现代中国，由于经济发展和时代变迁，人们所处的社会结构与生活形态相应地发生了巨大变化。如独生子女由于没有兄弟姐妹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不得不较多地与自己的父辈、祖辈打交道，但他们从心理上则倾向于尽可能多地与同辈人、同龄人交往，他们对传播素质教育提出了需求；我国人口结构中老年人的比例正快速增大，我国已步入老龄社会。他们的子女顺应现代社会流动性增大的特点，普遍打破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外出就业发展。从进入空巢家庭的50岁开始，到八九十岁的晚年，在这漫长的40年左右的时光中，老年人对传播素质产生了巨大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谋生而工作的中年人往往倍显忙碌。由于受市场经济以商品交换为基本特征的制约，这种忙碌工作的本身，便多是借助传播进行的，如合作传播、营销传播、传播管理等；同时，在忙碌工作之余，他们对以传播沟通为方式的情感生活也必然产生新的需求，因此为提高工作效率与生活质量，传播素质教育同样为中年人所需。此外，由于人们居住条件的改善，原来大杂院式的、左邻右舍亲密接触的光景，已被独门独户的单元楼房、单纯家庭的生活形态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家庭之外的传播沟通的渴求。可见，传播素质教育应对了如上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巨大变化而带来的需求，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3、传播素质教育的途径

（1）成人传播素质教育。成人传播素质教育，能最直接地服务社会，也能最直接地体现其效果，并能拉动其他各层面传播素质教育的开展。此一层面的传播素质教育，最有效的方式是编辑出版相应的阅读材料或开设网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概念传播”丛书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2）中小学沟通素质教育。传播素质并不是在大学阶段靠几十个课时可以养成的,也不能等到实践所需时急用现学,而是应该通过一项系统的工程来实施，尤其是“从娃娃抓起”。因此,在中小学教育体系中，就应该着手实施。由于“传播”的学理性比较浓郁，因此将传播的精髓――“沟通”抽取出来，作为中小学素质教育内容之一，既必要又可行。因此，可将课程名称定为《沟通常识》。其“小学版”宜以人际交往礼仪训练为主,“中学版”则宜以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为主。中小学素质教育历来是一个人素质教育的起点，沟通素质的训练，有望改变我国学生及成人传播沟通素质低下的状况。

（3）大学生传播素质教育。由于我国中小学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学生与社会接触不多。大学阶段有偏向于专业教育，有限的素质教育则被缩小为人文知识传输。因此多数大学生对与人交往心存恐慌；更有不少大学生心理障碍严重，自我封闭，经受不住些许打击。因此，对他们进行传播素质如“人际交往”、“公共关系学”教育实有必要。不仅如此，倘若在体现现代传播精髓的基础上，对包括“人际交往”和“公共关系学”在内的其他各种传播意识与能力的内容进行整合，从而形成一门崭新的“传播素质”课，可能更受大学生的欢迎。它应该是中小学“沟通常识”课的一个有机延伸，且又自成体系。

四、关于专业传播教育

1、什么是专业传播？

专业传播教育是培养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较高传播技能人才的教育，即把传播素质作为某一专业领域基本素质的教育。它介于公众传播素质教育与传播专业学术教育之间，是其他专业教育与传播教育相结合的产物，如组织传播、口语传播、营销传播、网络传播、健康传播、对外/国际传播等。与其他两个层次的传播素质教育相比，专业传播教育只适应某些专业。目前我们的广告学专业、公共关系学可以考虑相应地向营销传播、组织传播靠拢，这样不但扩展了原有广告等专业教育的视野，而且可以消除名称上的混乱。

2、专业传播教育的必要性

开展专业传播教育的初衷是将专业教育和传播教育结合起来，提升专业人员的沟通能力。开展专业传播教育也是现代社会的基本需求。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原子化的过程，职业也分越细，结构越来越复杂多样，各个单元之间是高度松散基础上的高度互动，其中必然需要更多的交流和沟通。作为一个自然人，需要提高基本传播素质；作为一个专业人，需要提高专业传播素质。

比如作为一名记者如果缺乏与人交往的能力，就无法接近采访对象，即使接近了采访对象，也不太用意把采访向深度开掘，甚至连一些真实的消息也得不到。

再如口语表达能力，包括各种场合的演讲、说明、报告、致辞、谈判，是贯穿人类生活各个层面的一种活动，我们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清醒时间，是在和他人进行各种形式的面对面沟通。然而，尽管我们都会说话，也经常说话，却不是人人都有能力把话说好；无论在日常生活中或职场上，沟通不良一直是许多人深感困扰的问题。[14]

污染的加剧、传染病的不时出现以及大量食品、卫生安全问题一下子让国人绷紧了健康的心弦，于是关于健康信息的传播、保健知识的普及成了炙手可热的领域。

另外，狱警和罪犯、医护和病患、警察和试图寻短见的人等之间的“非常沟通”也说明需要把传播教育和专业教育结合起来，提高相关人员的整体沟通素质，甚至培养专门人才。卫生部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中指出，超过半数的医院职工认为，医患纠纷的最主要起因是沟通不足。[15]

3、专业传播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

首先，传播专业急需为上述基本传播素质教育培养大量师资。师范院校在中小学传播素质教育领域有较大优势，它们可以把“公共传播”作为传播教育的主要方向，为广大中小学培养从事传播素质教育的老师。针对大学生的传播素质教育最好由该校新闻传播学院承担，这就要求相关教师必须重视传播素质教育，同时提高自身传播素质。

其次，传播专业亟需为一些特殊行业培养专业传播人才，如公共传播人才、整合营销传播、健康传播人才、与犯罪嫌疑人和企图自杀者的“非常沟通”人才等，并以此为根据，设置相关专业方向。专业传播教育必须打破目前学科壁垒的阻隔，进一步将传播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在一起，在投入与师资培养上下功夫。也就是说，专业传播教育是高投入的教育，不是凭着一腔热情、想办就办的。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检讨和反思的。

目前，境内外的一些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值得借鉴。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的“传播学”专业的课程中有诸多关乎传播素质的课程，如劝说、人际传播、传播与冲突、健康传播、小群体传播、虚拟群体传播 、辩论与推理、辩论实验、传播工业的全球策略、美国媒体与娱乐产业、儿童与媒介、非语言传播、组织中的人类与技术系统、竞选传播、娱乐和传播中的伦理问题等等。[17]

我国台湾世新大学开设有口语传播系，其最终目标是培养“具备表达、思辩、人际互动、文化包容、冲突解决、领导、读／写等沟通能力的专业人才”，[18]其课程包括12个部分，培养人际沟通、领导、表达、决策、思辨、管理、文化包容等才能。开设了一批极具特色的课程，如家庭沟通、亲密关系沟通、危机沟通、冲突调解、政治演讲、团体沟通、健康传播、组织传播、政治传播、族群关系与沟通、两性语言沟通、说服理论、沟通规范与言论自由等。[19]

总之，我们对目前传播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一番检讨和思考，并结合社会需求、境内外的经验提出了素质、专业和学术三个层次的传播教育设想。如果我们这样一个设想、探索能够被教育界所认可，那就可以改变目前传播教育的混乱局面；如果我们的传播素质教育设想能够更进一步的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并且对前社会产生一种需要的张力，那么引发的效力将远远突破传播学教育的本身，对我国国民素质教育是一大贡献；如果我们的专业传播设想能够得以实现，那就可以使传播教育很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如果我们的传播学术教育思想能够成立，那就可以大大提高传播学和传播教育在大学中的地位，促进这个学科的顺利发展。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