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发展调查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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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营经济发展调查报告范文

民营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调查报告

一、峨边民营经济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峨边始终把发展民营经济摆在县域经济发展的突出位置，自1996年起，以企业转制为契机，通过整体转让、股份配售、破产重组等多种形式，以大股东控股为特色，加快国有、集体、二轻、乡镇企业转制，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国有、集体资产逐步退出企业，完成了“国退民进”的重要过渡，构建了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私营企业为为主体的县域经济新框架，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特别是近几年来，峨边把加快发展民营经济作为促进县域经济新跨越的突破口，以更新观念为先导，以创新体制为切入点，全力优化环境，努力拓展领域，大力启动民间资本发展民营经济，取得明显成效。引进各种民间资本达7亿元，民营企业迅速壮大，全县民营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民营经济成为了县域经济的支柱力量。

目前，峨边民营经济的发展呈现出3个特点：

1、民营经济总量增加。全县民营经济快速增长，已成为全县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据初步统计，2003年底，全县民营经济已达2647户，比1996年净增637户，其中：民营企业已达78户，比1996年净增39户，个体工商户2569户，比1996年净增608户。企业从业人数13560人，其中民营企业人数13152人，占企业总人数的96.99％。2003年，全县GDP实现71840万元，民营企业GDP实现28724万元，占全县GDP的39.98%。

2、民营经济质量提高。全县民营经济（含个体工商户、建筑业、规模以上工业）2003年共实现销售收入近67220万元，上缴税金2500万元，实现利润1800万元，分别比1996年增长6.6倍、8倍和8.5倍，运营质量明显提高。全县财政收入总额为7888万元，企业上缴税金5205万元，占全县税收的65.98％，其中民营企业完成税收3895万元，占全县税收的49.38％，个体工商户纳税150万元，占全县税收的1.90％。

3、民营工业企业快速发展。2003年，全县纳入统计的17户规模以上重点企业中有13户是民营企业，占全县的75.6％；民营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87.4％；工业增加值占全县的84.6％。近几年来，峨边民营企业产值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

二、影响峨边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经过多年发展，峨边民营经济在规模数量上，经济总量上，产业结构上都具备了一定的优势，成为峨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纵向比，峨边民营经济确实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横向比，特别是与发达地区比，差距还很大。从全面建设峨边小康社会的目标和要求来看，不论是从硬环境还是从软环境等诸多方面来看，仍存在着一些影响和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是：

一是受发展环境制约。思想解放不够，观念落后。有些干部对民企发展仍然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不愿亲商，不敢近商，不会扶商；政府还没有完全树立“服务行政”的观念，民营经济应享有公平竞争的“国民待遇”没有彻底落实，社会公共财政框架体系不健全，合理的利益分配得不到实现，企业负担相对较重，潜在的成本高，审批程序繁琐，以及为投资者的生命财产权和收益权提供有效保障治安环境还不很完善，造成民间资本难以转化。

二是投资领域狭窄，投向单一，投资主体规模偏小，难以形成投资的支撑力量。目前，民间投资主体从数量上看集中于第三产业，市场份额过小，利润很难保证，甚至可能造成某些领域的过热，形成恶性竞争。多数投资主体规模小、能力有限，易造成投资分散、项目小型化，难以形成规模效益。项目难立项，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区位优势不明显，立项审批程序繁琐，市场准入条件高，影响了民间投资增长。

三是投资回报率不高，投资主体缺乏进一步投资意愿。由于民间投资主体主要是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风险意识较强，投资风险意识仍然高于效益意识，而要找到理想、适合、效益好的项目有一定困难，加之目前民营企业管理不规范，诚信度不高，对经营的过程和最后取得的实效没有很好公开，因此使投资者缺乏信心，出于资金安全考虑不敢投资。在对投资回报存在顾虑的情况下，投资主体缺乏进一步投资的意愿。

四是融资渠道少，渠道不畅。民间资金量大、面广、分散，势单力薄，企业规模偏小，缺乏可供抵押的资产，还贷能力不易证明，在信用贷款制度尚未完善的时候获得银行贷款相当困难。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小民营经济的信贷“药引”作用没有很好发挥，而投资稍大项目的业主主要靠金融机构信贷支持，很少从民间直接融资，社会中介组织不健全，企业融资渠道单一，造成民间资金难启动。

五是宏观及微观投资管理不规范。一方面是某些民营企业财会、业务、统计核算等基础性工作不完善，管理者投资的随意性强，缺乏相应的投资管理经验，对投资建设过程中涉及的知识知之较少，在实际建设过程中违反建设程序；另一方面是政府对民间投资缺乏相应的导向和管理，在民营企业的注册登记、市场准入、行业管理，民间投资的审批、监督和税收等环节上还有待加强。

六是人员总体素质低，技术和管理相对落后。企业从业人员总体素质偏低，经营管理水平落后，相当一部分企业习惯传统的、经验的经营管理，任人为亲，裙带现象突出，与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不适应，有些还是家族式管理模式。企业技术落后，先进工艺技术和设备少，落后的技术和设备比例高，传统产品老产品比重大，企业拥有知识产权少，品牌少，新产品开发严重不足，产品标准化程度低，质量差，品种少，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小，几乎无高新技术产品和优势拳头产品，经济无特色。

三、改善民族地区民营经济发展软环境存在的几点建议

（一）扩大市场准入，实行平等待遇，放开经营范围和管理限制。

市场经济就是自主经济、竞争经济、法制经济，也是平等经济。要彻底摒弃计划经济时代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平等对待民间资金和民营及个体私营企业，做到重商亲商。除国家明确限制的投资领域外，所有竞争性领域和对外开放的领域，都要以与国有资本和外资同等的条件和政策对民营资本开放。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投资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环保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参与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保险业；积极支持和推进民营资本进入教育、卫生、体育、文化、旅游、社区服务等领域。放开注册资本限制条件，允许新设立的民营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分步到位，限期补足。创办民营科技型、农产品加工型、扶贫型企业以及下岗失业人员创办民营司制企业，其非关键条件一年内可完善的，可由工商部门核发为期一年的临时营业执照，实行预备期管理。

要一视同仁，公平竞争，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和经营范围。要对民营经济实行国民待遇，消除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除国家和省规定须先办理经营许可证或资格审查以及专项审批外，其他部门和地区规定的一律不准再作为登记发证的前置条件。放宽注册资本限制条件。属于国家、省鼓励和允许的民间投资项目，一般不再审批，一律实行登记备案制度。凡是国家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领域，凡是国有经济退出的领域，凡是外商投资可进入的领域，都允许民营经济进入。

（二）加强产业引导，实施重点支持，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投资高新技术产业。

根据省委省政府新近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规定，民营企业被认定为民营科技企业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产品加工产业，鼓励参与生态环境建设和外向型产业。对重点农产品加工骨干企业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初加工所得，免征3年至5年所得税。开通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对整车鲜活农产品运输，3年内停收过路（包括高速公路）、过桥和过隧道费。停止征收农业特产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对国有荒山、荒地等未利用地依法出让给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进行造林、种草等生态建设的，可以减免土地出让金；对取得土地使用权从事生态环境建设的，土地使用年限可延长到70年。这些优惠政策的出台，无疑为发展民营经济，盘活民间资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要尽快制定相关的配套政策，迅速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定》精神，为峨边民营企业的发展营造又一个春天。

（三）转变政府职能，健全服务体系，简化办事程序，提高服务效率。

县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行政职能，更好地树立服务政府的形象，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民间资金的盘活服好务。一是要组建专门的领导班子，成立办事机构，加强组织领导、规划实施、督促指导和服务引导。二是要制定完善的民间资金投资发展配套政策，创新发展机制，促进民间资金的投资迅速扩大。三是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项目，按照“同步审批、限时反馈、一次办结”的原则，实施审批办照的“互联审批制”，除法定的特殊情况外，办理时限原则上不超过5个工作日。四是对目前已经削减的各项行政收费项目必须落实，决不能再收费，继续清理、减少各种收费项目。停止收取个体工商户管理费。五是建立和完善涵盖民营经济的社会中介服务体系，推进社会信用制度，公开有关政策、法规，确保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知情权。

（四）搞好项目储备，吸引民间资金进入投资领域。

要吸引民间资金的投入，关键是要有好的发展项目。我们要认真做好项目储备，精选一批风险低，投资回报率高的项目，吸引民间资金投入进来。目前，我县新上的水电站建设项目，几乎全部来自民间资金的投资，应该说是掀起了一个民间资金投资的。我们要继续在高耗能工业项目、绿色农业项目、旅游开发项目等方面进行项目储备，继续吸引民间资金投资进来。

要因地制宜，重点突破，务求实效，做强做大特色和规模。既要全面发动，又要从实际出发，选准主导产品，搞好产业聚集，形成产业规模。县域经济要以发展民营经济为主，把重点放在农产品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要结合城镇规划，建设一批特色工业园区。要把发展民营经济与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着力培植壮大一批优势民营企业。要在盘活存量资产和引进增量资产上做文章，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

（五）优化法制环境，保障民营经济的合法权益。

第2篇：民营经济发展调查报告范文

工商联的调查研究、参政议政，要从工商联的职能和任务出发，为地方经济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为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为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建言献策。为此，宿迁市工商联明确了“围绕三个中心开展调研，服务非公经济发展”的工作思路，即围绕党委和政府的培育创业文化中心、工商联基层组织建设中心、民营企业创新发展中心开展调研工作。

（一）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努力为经济建设大局服务。

去年以来，宿迁工商联牢牢把握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围绕如何招引大项目、培育大产业，鼓励和促进全民创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工业突破”战略等进行了调研，形成调查报告20余篇。其中，《2009年宿迁民营经济发展报告》全面、详实地记录了全市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概括了本市民营经济发展的几个特点，总结了我市在发展民营经济中的4条成功经验，并就如何实施市委提出的“强力推动大项目，强势发动大创业”战略部署提出3个方面18条对策和建议，该文受到了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等主要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荣获省联颁发的优秀调研成果二等奖。此外，我会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形成的《树立科学发展观营造民营经济和谐发展环境》、《关于实施“村企挂钩”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思考》、《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努力打造投资创业最优环境》等报告，也受到了广泛关注。

（二）通过业务工作调研，提升商会工作水平。

近年来，我们就如何充分发挥新形势下商会职能和优势，为会员企业发展提供支撑和服务，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在总结和分析的基础上作出有益尝试。

宿豫、泗洪等地紧紧围绕“三来一加”项目，组建行业商会，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且进一步提升行业组织化程度，实现行业内的优势互补，资源互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作为“55210”工程的龙头项目，也是全省规模最大的商贸流通中心，在它建设之初，我们就组建了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商会。商会成立一年来，始终坚持“服务立会、服务兴会”的理念，为推动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规划、建设、开业、发展、繁荣做了大量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在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拓展开来的，这些工作的开展，既促进了相关行业产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工商联工作水平的提升。

（三）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围绕民营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展调研。

去年底，我们利用近一个月的时间，组织专人对我市30余家规模以上企业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进行调研，结果发现90%以上的企业存在专业人才招聘困难，培养人才成本过高，现有人才流动性大等问题，绝大部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人才瓶颈”的约束。为此，我们撰写了题为《关于促进民营企业实施“人才战略”的建议》的文章，提出建议市政府授权，由市总商会和市人才服务中心共同建立全市规模以上企业人才库，根据民营企业需要，面向高校、科研院所及市外等公开组织招聘各类紧缺人才，对于招聘的人才采取事业专项编制人才派遣的形式安排到用人企业。市委书记张新实在该篇专报上批示：“我们必须继续大力扶持、全力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倾心帮办、真情服务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市长缪瑞林对文中提出由市政府授权，市总商会和市人才服务中心共同建立规模以上企业人才库的建议，责成市编委出台了相关方案，并要求尽快实施。目前，我会就该项工作正在与人事部门进行进一步磋商。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以来，全市各级工商联上报各类专报、专题调研信息20余篇，均受到了当地党政主要领导的重视，许多领导同志对专报作了批示，提出的建议大都得到了落实，促使一些难点、热点问题的解决，对推动本地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二、拓宽工作思路，形成大调研工作格局。

（一）借助外力，扩大调研工作成果。

长期以来，我会受到人手少、办公经费紧缺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工作开展难度很大。为此，我们开拓工作思路，通过主动与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地方高校专家密切配合，联合开展调研工作，从而达到了优势互补、扩大调研成果的良好局面。去年以来，我们就关于规模企业培育工作的现状与思考；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推动企业跨越发展；民营企业人才保障机制研究；关于我市工业企业节能降耗情况的调查与思考；加强土地集约利用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等重点课题，先后与市委办、市财政局、市人事局、市环保局、市国土局等部门多次进行联合调研，收到了较好效果。实践中，我们体会到，与有关部门联合开展工作不仅有利于准确把握问题的尺度，而且增强了调研工作的权威性，有利于促进相关问题的解决，同时，延伸了工商联调研工作的触角，扩大工商联的影响。

（二）上下联动，促使调研工作纵深开展。

为进一步深化对新形势下相关行业、产业发展趋势的认识，我们与基层商会和行业商会建立联系，共同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积极探索有效举措，去年，我们围绕本地木材加工、餐饮、中介等行业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并提出了针对性、实效性的对策。如我们与泗阳县工商联确立了《关于发展宿迁木业经济的调研与思考》的课题，提出优化产品结构，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提高产品质量；延伸产业链、发展精、深加工产品；强化品牌战略意识等对策。我们与市餐饮行业商会共同撰写的《关于发展宿迁餐饮业的建议》，提出尽快建立健全行业规则，加紧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结合直营连锁、特许经营、餐饮超市等现代化的经营形式，加强市场趋势研究，合理制定企业发展战略等建议。

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私营企业抽样调查问卷等专项调研工作，已成为全省工商联品牌性工作。我会在贯彻执行省联相关工作部署的过程中，注重发挥工商联组织的网络作用，由县（区）工商联负责调查和数据的初审，市工商联对上报数据再进行汇总和分类，这样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确保了调研质量。

（三）完善制度，建立调研工作长效机制。

我会始终将调研工作作为一项重点业务工作来抓，提出将调研工作贯穿到常规性业务工作中来，要求各处室人员要善于在日常工作中捕捉亮点、发现热点，在考察、交流时借鉴经验，在学习中深入思考问题对策，同时，对各处室下达每月一文的调研任务，每月进行一次交流，在市工商联机关形成了“人人均有指标、全员参与调研”的工作局面，使调研课题更加广泛，保证多中求精。

去年初，我会就制定并下发了《市工商联系统信息工作考核办法》，明确各县（区）工商联分管领导亲自挂帅，要求各县（区）工商联在及时上报会务动态类信息的同时，按月上报调研信息选题。同时，分季度召开全市工商联系统信息选题会，提出阶段性信息工作要点和重点调研选题，市工商联办公室负责督查，实行按季统计通报制度。去年10月，市工商联又出台了《宿迁市工商联先进集体测评细则》，将“能够围绕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和工商联的重点工作开展调查研究”作为先进集体评比的前提条件。

三、发挥工商联界别政协委员作用，充分履行参政议政职能。

第3篇：民营经济发展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民间借贷危机 国有经济 民营经济

我国经济健康发展需要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并驱齐驱，在主导性产业和关系国民经济命脉重要产业领域民营经济尚不具备替代国有企业主体地位的实力；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民营经济应加快推进转型升级更好地发挥主体地位；在基础性行业和国计民生行业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应发挥各自优势，有机互补，良性竞争。

2010年下半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以浙江信泰集团公司和温州立人集团案件为代表，本次危机表现出“层次高”、“情势急”、“涉及广”等特点。据不完全统计，危机涉及未偿民间贷款总量高达近万亿元，金融纠纷案件超过万起，近150名企业主因无法偿还银行信贷或民间借贷而“跑路”、“蒸发”，8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破产倒闭,温州民营经济步履维坚。与此同时，温州国有企业改革如火如荼。自2010年10月67户国有企业整合重组为十大国资集团公司开始，到目前已有16家国有企业集团挂牌成立，重组后的国资集团资产总额大幅上升，企业整体实力和融资能力明显提升。

于是，关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的论题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一些学者认为，在宏观调控政策缺乏灵活性、针对性的前提下，一边是国有经济吃穿不愁，一边是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此次民间借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宏观调控”和“国进民退”。这些观点认为国有经济的改革发展是以牺牲民营经济为前提，从根本上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放在了完成对立的两面，认为两者完全是“对立竞争”关系。笔者认为以上观点于理论、于实践都有失偏颇，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并非是“对立竞争”，更多的应该是“互补合作关系”。

1.民间借贷危机主因是其系统内部法律规则意识缺失，不能盲目归因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对立竞争”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原因错综复杂，笔者认为其关键原因在于民间金融体系本身缺乏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其次是资本盲目逐利和宏观调控银根紧缩等问题。

1.1民间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缺失

民间金融是推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但这并不能掩盖民间金融体系的自身问题。信用和交易安全金融的核心要素，而信用和交易安全必须以相对健全的法律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为基础，纯粹建立在血缘、亲缘和地缘信用之上的金融体系风险不可避免。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抬会”为主要形式的民间融资在温州乐清等地盛行，规模已达数十亿之多，最终由于利率不断抬高导致泡沫产生，爆发于1986年的“倒会”危机与本次借贷危机一样，其根本原因就是这种游离于法律之外的、人格化的信用和交易体系。

1.2民间资本的逐利性使然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国际市场不景气导致企业订单锐减，原材料、企业用工等成本急速上涨的双重压力下，民营传统制造行业企业利润极其微薄。在此背景下，传统的瓯越“义利”文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逐利性”形成“推力-拉力”效应，温州民间资本逐渐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不锈钢、泵阀、鞋革、医药、眼镜、太阳能、医疗器材、五金家电等多个行业出现“空心化”现象，游资象无头苍蝇疯狂沉迷于“快钱游戏”，从“炒棉花”、“炒房产”、“炒煤矿”、“炒有色金属”直到“炒钱”。按投资人风险喜好及产品类别分类，回报率在10-18%之间里就明显具有风险，回报率超过20%时就属于高风险投资。当民间借贷平均年利率从2003年的8-15%上涨到2011年的25-35%，民间资本的盲目逐利性使其脱离经济实体流入借贷领域。2011年央行温州支行调查显示，在第二季度，民间借贷首次超越房地产投资成为储户投资首选，到7月份在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高回报与高风险并存，当金融泡沫最终破灭，不仅直接导致温州民资的直接损失，也导致温州实体经济空心化问题严重。

1.3宏观调控引起资金紧张，担保公司趁火打劫

在艰难维持的前提下，中小企业对宏观货币政策变化的敏感性增强。为了遏制宽松货币政策引发的流动性过剩，2010年上半年以来，央行连续多次上调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钟摆式”式的宏观调控让民营企业措手不及。与此同时，银行金融系统提高贷款门槛，并通过担保公司的介入变相提高贷款利率。据统计，截止2011年11月，温州涉及民间融资的各类融资机构多达1800多家，这些以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融资机构，凌驾于银行与民营企业之间，直接导致民营企业与银行金融无法实现通畅对接，“麦克米伦缺口”凸显①。为了应对资金紧缺，中小企业不得不向担保公司等融资机构进行资金求助，民间借贷利率顺势拉高，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陷入恶性循环。加上“调地产、控通胀”靠宏观政策导致房地产业资金冻结，资金无法及时回收，民间资本链条断裂。宏观调控成为引发民间借贷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危机成因错综复杂，但主因在于其内容系统缺乏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由此而推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是“对立竞争”关系的观点站不住脚。

2.宏观调控与国有经济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点不是“与民争利”

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200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国有经济应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对基础性和技术产业领域保持较强控制力。因此我国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是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需要以及发挥国有经济控制力的需要为依据的。

2.1宏观调整政策目的是用“有形之手”调节经济运行，不是“与民争利”

在国有经济是否“与民争利”的辩论中，“四万亿”救市计划成为讨论焦点。2008年11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规定了救市的十项措施，内容分别涉及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交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税制改革以及金融改革。可以看出，四万亿资金投资有两个最主要的方向：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一个是民生经济投资。

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市场是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基础，政府不能弱化市场，更不能干扰和取代市场的作用，但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它存在着局限与缺限，即市场失灵。放任市场失灵和经济失衡，会引起国民经济的不稳定，影响其健康发展。因此当市场失灵，就需要通过政府“有形之手”来适度调控市场，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这也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性质所决定的。尽管宏观调控也存在失灵的可能，也确实给我国经济后期发展带来一定后遗症，但这并不能否认宏观调控在我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危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被迫采取“非自由”市场经济的国有化手段避免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扩大化，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从本质上讲，四万亿救市计划就是运用政府“有形之手”调控经济，应对危机，目的是保证我们经济可以稳定健康发展软着陆，不存在“与民争利”的问题。

2.2国有经济改革是其自身发展和转型的必然要求，方向是“有进有退，进退有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有经济要发挥其主导和主体地位，必须增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适应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目前，讲我国国有经济发展仍存在许多不足：一是国有经济布局分散、结构不合理，二是国有经济管理不规范，存在权力缺乏约束、垄断企业收入过高等问题，三是国有经济监管体制不够完善等。以上问题的解决，需要不断深化国有经济改革，进一步完善国有经济的产业结构和管理体制，以促进国有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温州国有企业的整合重组改革论证了这一点。2008年，温州全市国有企业617户，资产总额为715.91亿元，户均为1.16亿元，实现利润总额仅为8.03亿元，负债率平均为69.1%，而且管理体制混乱，除市本级的174户划归国资委监管，其余的400多户企业均没有统一的监管单位。为了改变国有企业低、小、散，企业布局不合理、企业资产良莠不齐、管理体制落后的局面，2010年10月温州市市委、市政府《温州市市级国有企业整合重组实施方案》通知，决定全面启动新一轮国企改革，实现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明确提出要通过整合重组，加快国资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步伐，加速向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集中，同时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合理用于改制企业职工安置和困难企业帮扶，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2010年10月第一轮整合重组启动,将61家国有企业整合重组为10户国有集团公司。经过一年运作，改革呈现出三个明显特点：第一，行业结构向国计民生产业和基础性产业高度集中，主要涉及城市建设、交通运输、交通建设、机场、港口和铁路与轨道交通等行业。第二，企业实力明显增强, 截至2011年底企业平均资产达到7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资达118亿元,投资着重偏向惠及民生，包括城市交通、城市环境、保障性住房以及基础设施领域。第三，这10家国资企业所涉及到的竞争性行业，如工业、商贸业、服务业等，由于体制创新尚未理顺，盈利能力尚未显现。

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国有经济自身转型和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色的国有经济改革应该如何改、怎么改，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但是改革的根本方向不会变，那就是坚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3.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近年来，我国国有经济的主导性地位和基础性作用日益突出，而民营经济比重持续上升，据统计2011年民营经济总量超过GDP 的50%以上，在民营经济发祥地温州的民营经济GDP总量已经超过80%。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是我国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推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3.1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行业，民营经济尚不具备替代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实力

在关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的争论中，有部分观点认为应该提高民营经济整体地位，因为其比国有企业更具有活力和适应力。我们不能否认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扩大就业、创造税收等领域发挥的巨大作用，但目前阶段，民营企业担任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条件尚不成熟。据《2009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在大中型工业企业中，国有及控股企业的整体实力与技术实力远远超过民营企业。例如，在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数和拥有发明专利数的构成中，国有及控股企业分别占30.8%、35.6%、32.9%，私营企业占18.4%、9.5%、13.8%；在新产品项目数、开发经费、新产品产值、新产品销售收入及出口销售收入构成中，国有及控股企业分别占44.4%、41.2%、42.8%、43.4%、21.2%，私营企业占10.9%、10.3%、8.6%、8.4%、7.1%。因此说，《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2006）规定，主要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这一领域国有经济要发挥自身优势和整体实力，逐步发展成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是由目前我国经济的总体特点所决定的，也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安全稳定运行。

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中小型企业虽然为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在推动作用，但整体来说尚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往往难以摆脱以下特点：第一，数量大、比重大、规模小、寿命短。2007年“温州民营企业生命周期专项调研课题”研究认为温州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为10.99年，2011年上半年温州共有民营企业7.7万户，占企业总数90%以上，注册资本金2200多亿元，户均不到300万元。第二，技术装备率低、创新动力不足、竞争力不强。民建中央的《2011年千户民营企业跟踪调查报告》指出，民营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经营发最主要的困难是“人工成本上升、能源原材料成本上长”,这反映出民营企业发展长期依赖于低价格的要素成本、追求低成本扩张，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的问题。第三，管理模式带有“家族”色彩，缺乏现代管理制度，人才流失严重。

综合来看，在目前阶段，尽管民营经济总量超过GDP的50%，但企业规模小、产业组织结构分散、国际竞争力低下的问题使其在关键领域还不具备与西方先进企业相抗衡的实力，无法替代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经济成为主导和引领国民经济的力量。

3.2对于基础性行业和国计民生行业，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并驾齐驱

一些学者认为，从2005年的“非公经济36条”到2010年的“新36条”都存在玻璃门现象，把民资不能通畅进入能源、金融、电信、铁路、市政、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原因一味归结于央企垄断，这种观点很片面。某些行业中的某些企业由于在技术创造、资源占有或权力的分配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优势，从而在生产、交换和价格的形成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从而形成某种形式的垄断，这种情况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都可能存在。我国国有经济确实存在垄断或寡头垄断现象，但仅限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盐总公司、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这几家企业，其中电网在世界各国都属自然垄断，石油开采属于国家宏观战略不可能随意放开，而电信基础业务则是由于需要巨额基础投资。其余120多家央企及地方国有企业都不具有“市场禁入”、“主宰定价”等垄断性质。

民资进入基础性行业和国计民生行业有几个影响因素：第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大型国企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民资要打破这种利益格局存在一定困难，可先采取参股的方式进入其产业体系。第二，许多基础性行业，回报率低、周期长。例如2010年温州整合重组的十家国有集团公司有七家开展了基础性和国计民生产业，比例提升为70%，且主要以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建设和城市建设改造为主，属于投资大、周期长、回报率小的项目。温州有6000亿的民间资本，但这些国有项目资金短缺问题严重，融资来源仍主要是银行贷款，其融资项目并不十分受民资青睬，主要原因就是项目前期投入大，加上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对利润空间的再压缩，民资进入意愿不强。

国家发改委明确表示，将于2012年上半年，出台“新36条”实施细则，破解民资“玻璃门”，鼓励民资进入能源、金融、电信、铁路、市政、教育、卫生等领域。温州正在积极申报全国金融改革示范区，着力整合规范民间资本，打造“民间资本集散中心”。对民间资本科学规范管理，将有助于减缓中小企业信贷压力，科学引导民资进入国有企业的重组改革，并进入预期有收益或者通过收费补偿可以获取收益的基础性公共项目领域，实现国资与民资的互利共赢。

3.3加快转型升级，提升民营实体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比重和优势

国有经济要按规定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这里所指的一般竞争性领域是相对于“特殊竞争性领域”而言的，主要指除涉及国家安全、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一些重要骨干企业之外的行业领域。

改革开放30年，以温州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发挥着惊人的生命力和活力，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等竞争性领域取得了飞速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本次民间借贷危机暴露出中小企业发展的问题。2011年8月，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一份报告指出，温州民企 “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外迁。温州经济一直是“走出去”经济，目前温州在外商会达184个，企业5.4万家，工业企业约为2.8万家，涉及民资约为2400多亿。包括正泰、德力西等在内的本地龙头企业也已经扩大在外投资比重，且均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第二，资金未进入实体。温州人行调查表明，近年来银行对工业的信贷规模增长明显，但工业增长却没有显现大幅增长。据对“2010温州市百强企业”的抽样调查中，除2家房地产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其他40多家制造业企业均涉足房地产开发。在借贷危机发生后，2011年第四季度温州民企类计向银行借贷近170亿，本地银行存款净流出约134亿，但企业整体用电量、产值、物流运输量等指标均没有明显增强，资本陷入借贷与偿贷的恶性循环。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金融危机既会带来危险也会产生机遇。温州是改革开放的先沿地带，温州民企的生存现状也反映出目前乃至将来中国中小企业可能面临的困境。温州经验表明，长期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等要素资源价格扭曲，产业结构低下、自主创新能力低下、核心竞争力低下的经营模式已经不适应新时期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需要。民营企业要加快转型升级，发展高新技术，开发和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提升企业市场拓展能力和打造企业品牌；发挥龙头企业带头作用，发展产业集群优势，形成产业规模；发挥企业协作机制，在横向上实现管理、技术、品牌和营销优势互补，在纵向上形成产业纵深链，往产业链两端转移，最终实现由资源驱动转向投入、创新和品牌驱动，提升民企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既有赖于民营经济逐利的驱动机制，也有赖国有经济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没有民营经济，市场就失去了活力和生命力，难以活跃和繁荣；没有国有经济，就可能无法实现资源公平合理配置，陷入过度自由市场经济，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合理分工，并驾齐驱，既可以通过功能分工相互制约，又可以通过良性竞争相互促进，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刘建华，付宇等：我国国有企业性质的重新审视——由“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引发的思考，经济学家，2011年12月

[2]张晖明，曹媛媛：建设国资运营“有进有退”新机制，上海国资研究，2011（5）

[3]邵宁：国企民企共同支撑中国经济，现代国企研究，2010（5）

[4]张宇：当前关于国有经济的若干争议性问题，经济学动态，2010（6）

[5]张宇，张晨：“国有企业垄断论”的谬误，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1）

[6]李荣融：宏大的工程 宝贵的经验——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30年，求是，2008（16）

[7]王元京：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互补关系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4（53）

[8]王汉珏：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产生原因及应对策略，当代社科视野，2011年（12）

[9]张大龙：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成因、影响及对策，法帮网

[10]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百度文库

第4篇：民营经济发展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浙江 民营企业 民营银行 监管

民营银行即民有民营，也就是以民有资本为主且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新型股份制银行。作为我国现行金融体系的一种制度安排，民营银行是对我国现行的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的必要补充和完善，是国有制经济与非国有制经济的运行结果在金融制度上的具体反映。浙江是民营经济发祥地，也是民营资本最为活跃的地方，因此，以浙江为例来研究民营银行的监管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一、民营银行对浙江经济的重要性

浙江经济以独特的民营经济模式和辉煌的经济发展成就闻名全国，其区别于苏南和珠三角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大量土生土长的中小企业为支撑。根据统计，浙江GDP总量从1978年的124亿元增加至2010年的2.7万亿元，2010年人均GDP约为51500元。而这30几年间经济的快速发展，70%以上的经济增量是由民营经济做出的贡献。

然而，近几年浙江的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根据罗纳德・麦金龙和爱德华・肖的“金融中介论”，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非常强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关系，融资渠道是否畅通关系着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

民营企业在发展初期，对资金的需求量不大，依靠企业的利润积累，股东增资以及民间借贷等可以满足经营需要，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浙江的中小民营企业基本上都跨过了企业的初创阶段进入成长阶段，规模不断扩大，内源性融资和民间金融已无法满足其融资需求。

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浙江民营经济外源性融资比例在上升，但是，事实上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程度和融资成本在不断提高。由于资本市场要求比较高，规模小、财务透明度不高的民营企业被拒之门外，因此其外源性融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据统计，浙江省内有国有商业银行4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外资银行3家，城市商业银行8家，城市信用社4家，农村信用社县以上机构82家，可见浙江省内银行数量并不少，但是，对浙江GDP的贡献率超过70%的民营经济占用的银行贷款却不到30%。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银行大都是国有性质，其所有制的不匹配、观念上的束缚以及交易成本的考虑等原因导致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被严重堵塞，得不到充分的资金支持，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后劲。

在浙江经济发展中，民营银行可以很好地实现与民营中小企业的所有制匹配及规模匹配，而且其自身具备的特性能够降低中小民营企业贷款的风险，可以为民营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二、浙江民营银行的特点

目前，浙江省内的民营银行将近10家，成立时间相对较早，影响力较大的主要有浙商银行、台州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

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民营银行由于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实现政企分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采用商业化经营模式，具有机制灵活特点，在经营上具有较大自，可以根据市场状况灵活调整自身的经营活动，具备自身的竞争优势。民营银行由于自身性质决定了它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产权归属民营化，产权结构较明晰

成立于2004年8月的浙商银行共有股东15家，其中13家是浙江的民营企业，民营资本占85.71%。而台州市银行的股本构成为：国有股占5%，法人股占90.77%，自然人股占4.23%。该行由地方民营企业控股而非地方政府控股，20多家民营企业控制了该行90%以上的股份，政府仅以小股东的身份出现，产权结构实现民营化。

产权结构民营化使得股权结构还体现出充分的民主性。由于民营化，股东比较分散，这种股权结构安排能在各股东以及股东和银行间形成有效的制衡关系，使得管理层决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有了保证，加上以利润为中心的激励机制和以资产安全为中心的约束机制，产权结构较为明晰。

（二）银行资产规模相对较小，资金实力不及国有商业银行

民营银行由于其“民营性”，资本全部或大部分来自民间，民间资本的分散性及规模的有限性，使得民营银行的资本金量较小，如全国性的浙商银行2004年成立时注册资本金也仅52亿元，2010年台州市商业银行更名为台州银行，注册资金18亿元，2006年成立的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注册资本金为12亿元；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注册资本10亿元。这与我国原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差距较大，原国有银行股改后注册资本金为：工行2480亿元，中行2538亿元，建行2246亿元，农行为2600亿元。

民营银行资产规模较小的特点决定了其实力有限，从而将影响到其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推广。同时，资金实力上的局限，也使其分支机构的设立和拓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从而使其具有“社区性”、地域性。

（三）市场定位明确

浙江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数量约占全省企业总数的99%以上，成长性好，因此，民营银行都清楚地认识到浙江经济发展的特点，注重发挥自身的本土化优势，立足当地市场，将中小民营企业作为主要的服务对象，专门为民营企业提供优质、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如浙商银行自成立就定位于服务优质民营企业，提出了“研究和试办小企业融资服务，探索小企业融资的有效方式，争取把小企业融资逐步培养成为我行的优势业务”的工作任务。台州市商业银行一直以“做中小企业的贴身伙伴”为经营宗旨，一直坚持“立足地方，服务民众”。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提出的口号是：“民泰银行，与民同行”。可见，民营银行的目标定位于为中小企业和个私经济服务上。

（四）高效率和高风险

中小企业对短期贷款的资金需求量比较大，往往需要在很快的时间内得到资金。针对客户的需求，民营银行创造了独特的信贷管理方式，即通过获取中小企业主的个人信用、经营状况、道德品质及其个人履历等信息来获得风险保障，做到了贷款发放的高效率。如台州银行的小额贷款基本做到了上午申请、下午发放，即使大额贷款需要报批总行或者新客户首次贷款也会在两三天内完成贷款审批。

民营银行作为有经营自的市场主体，实现了政企分开，受政府影响相对较小。虽然短期内国内市场尚难实现利率市场化，但从试点来看，民营银行在利率等方面的自主优势一般较国有商业银行大。加之民营银行很强烈的盈利动机，可能使民营银行在追求高效益时冒较大的经营风险，从而出现“双高”特点。

（四）信用保证有限

虽然民营银行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经营科学合理，可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它没有政府作为其最后的还款保证，在信用上必然要打折扣。普通百姓在选择自己财富的储蓄和投资对象时，往往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由于没有国家信誉作保障，这些银行面临着民众较多的疑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人中，有近八成的人认为中国需要民营银行，但如果民营银行真的出现，人们的态度明显变得谨慎，明确表示会在那里开户的只有2.4%，大多数人持观望态度。

与此相对应，虽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居高不下，但人们仍愿意将资金存入的原因是国有商业银行事实上由政府承担着经营风险，出了问题由政府顶着。从1998年以来已初步实施的改革措施可以说明这些。1998年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注资2700亿元，但很快又不够了，1999年剥离1.4万亿元不良贷款，1996―2002年在对6000多户国有企业实施破产兼并过程中，允许四家银行直接冲销呆坏账3115亿元，1998年以来，还下降营业税率1个百分点，以增加呆账核销等，这些支撑是民营银行所不具备的。

三、民营银行监管对策

（一）理想的四层次监管体系

对民营银行的监督应该是多层次、多元化、多主体的，只有这样，才能尽量避免单一主体监管下的利益重合问题。民营银行如果要真正投入市场竞争，出于和国有银行相比的信用劣势，必须有一个全面、完善的监管体系来树立其在公众中的信誉，同时监督其日常经营以维护公众的权益。

这个体系应包括四个层次：政府监管、行业自律、民间独立审查及内部控制。四个层次相互补充，各有所长，不存在绝对的主导和附属关系。这样一个多层次的监管不仅可以为民营银行的发展，而且为整个银行体系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外部环境。建立多层次监管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

（二）完善法律政策条件

对民营银行实施有效监管，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先把法律、制度环境完善起来。完善的法律、法规政策将有助于明确监管标准，规范监管行为，使整个对民营银行的监管有法可依。

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通过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支持民营银行的发展。对外资银行开放的，对民营银行也要开放，一视同仁，为民营银行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政府主要通过制度安排，创造一种新秩序，给民营银行成长的空间，并实行优胜劣汰。相关的政策、制度一定要建立、健全，检验一段时间以后，时机成熟了，验证制度有效了，才可以稳步推出。

（三）民营银行市场准入监管

银行是一个有丰厚利润的行业，而目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较好，民间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在寻找去处，所以，民间创办银行的积极性比较高。但是，银行由于是高负债经营，又很容易在信用上出问题，必须防止过度高风险的金融活动。银行经营有很强的规模效应，如果银行数量太多，形成恶性竞争，也会使银行陷入困境，这就需要采用严格审批的办法。

民营银行的市场准入原则必须考虑以下几点：经济发展需要、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合理竞争。如浙江成立比较早的民营银行都不是在温州的，而温州作为浙江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个地区，民间资本十分充裕，温州民营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量又非常大，因此考虑以上几点，批准成立了温州银行。

（四）适当的资本充足率要求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一般简单照搬《巴塞尔协定》中的要求。我国的商业银行法中第39条中也规定：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目前，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由于银监会近几年监管力度的加大，已达到这一要求。但是，要看到的是，世界十大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1.55％，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均在12％以上，瑞士信贷银行更是高达19.1％。

如果说国有银行以较低的资本充足率，较高的不良资产率仍能继续经营，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国家的信用支持。民营银行在这方面显然是做不到的。为此，在成立初期，便应该参照国际上其他经营较成功的银行做法，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提高到8％以上。

另外，参照国外的经验，资本充足率的管理也要实行动态管理。要与整个银行的经营过程结合起来进行管理，而不能是静态的。

（五）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如前文所提到的，民营银行不同于国有商业银行，其背后没有政府作为其信用保证，它的信用程度会因此降低，在这一方面竞争力低于国有商业银行。为此应该建立良好的存款保险制度作为保障，从而增强公众的信心，提高民营银行的竞争力，同时也有利于提高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设计存款保险制度时可考虑几个方面：一是成立独立的银行存款保险公司。二是强制加入。三是共同分担或根据存款人不同的流动性给予不同比例的保护。四是与风险相挂钩的差别费率。五是加强信息沟通和披露。

（六）建立产权清晰的民营金融审计公司

为保证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有序，必须实现金融监督多元化。除了接受国家有关监管部门的监管外，还应接受民间独立审查机构的监督。

在目前的金融监管中，民间审计机构虽已介入，但弄虚作假想象仍屡禁不止。国内大部分审计事务所历史短，没什么资产，关门的损失不大。而且，很多时候，换个地方和招牌又可营业了。在这种成本和收益不对成的情况下出现虚假审计并屡禁不止也就不足为奇了。要使审计公司真正起到监管作用，必须切实将审计机构的自身的利益与监管效果相挂钩，建立产权清晰的民营的金融审计公司。

（七）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

如果银行只进不退，就会在银行业累积道德风险。只有及时消除那些不合格的银行才能保证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规律，只有这样，整个行业才能不断发展。当然，银行由于其经营的特殊性，其破产倒闭肯定会对社会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关键是在于银行资不抵债时是否能及时退出，而不是到无法收拾时由国家承担损失。国家在社会稳定和经济规则之间的选择，取决于退出机制是否完善有效。

浙江具备发展民营银行的诸多优势，但是这些优势不会自行转化为民营银行的有序健康发展，还需要监管当局针对其特点和实际存在的问题，构建有效的监管体系，从而促进其健康快速地发展，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做出更多贡献。

参考文献：

①徐滇庆. 金融改革路在何方――民营银行200问[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②徐滇庆．危机意识与金融改革[J].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③施爱平. 加强有效银行监管 推动银行业“十二五”科学发展[J]．金融时报，2011年6月13日

④汪爱群. 浙江民营银行发展研究[J]．西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7（4）

⑤叶陈凤. 浙江发展民营银行的优势和制度设计研究[M]．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5）

第5篇：民营经济发展调查报告范文

其实,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由来已久。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约有99%的企业是中小企业,其对GDP的贡献超过60%,对税收的贡献超过50%,吸纳了75%以上的就业人员。尽管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功不可没,但是,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中小企业,却一直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最新调查报告显示,仍有70%左右的中小企业认为从银行贷款不容易。

中小企业和银行之间信息不对称是导致融资难的核心问题。对银行来说,中小企业具有产品结构单一、资本规模小、财务资质不健全、生产水平落后、业务风险大等不利因素,难以取得银行信任。对中小企业来说,银行贷款门槛高,对抵押物要求严格,审批程序时间长且复杂。推动中小企业发展,需要多措并举支持中小企业融资,而征信体系建设正是中小企业融资的核心基础。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人民银行于2006年开始为那些从未与银行发生信贷往来的中小企业建立信用档案。其目的就是给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展示自身信用状况的平台,让更多的银行,企业了解中小企业,打破中小企业融资和发展过程中的信息瓶颈,给中小企业带来资金、带来商机、带来发展的前景。中小企业档案征集的信息包括企业的概况信息、注册资本及构成、对外投资情况、高级管理人员情况、企业购销情况、主要财务指标、经营财务补充信息七大类,信息征集过程中,严格保护了企业的商业机密.企业的信用报告作为其“经济身份证”和“信用名片”,成为企业宝贵的资源和财富,信用报告广泛应用于融资和经济交往过程中,将有利于企业扩大融资,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

中小企业信用档案系统已经在全国成功运行了三年,实践证明中小企业信用档案的应用将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小企业克服融资障碍,为长久以来饱受融资困难的中小企业燃起了希望之火,也为银行开拓市场创造了条件。本文开头提到那家企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小企业通过进入中小企业信用档案系统,向银行展示了自身信誉,大大增加了获得贷款的机会。同样,金融机构通过中小企业信用档案在降低信息搜集的成本的同时,能更加全面地了解企业的整体经营与信用情况,进一步的增强了其营销观念,改进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主动寻找、选择和培养客户,满足那些产品有市场、有效益,守信用的中小企业对流动资金贷款的需求,一定程度上也分散了“垒大户”的信贷风险。

国外发展中国家实践表明,推广应用征信系统以后,依托对企业信用状况的了解和监控,大约有30―40%过去被银行拒绝的企业被发掘出来,成为银行放贷的对象。当企业提出贷款申请以后,银行进入征信系统进行查询,利用信用评分模型,就很快能判断出申贷企业的信用状况,做出贷与不贷,贷多贷少的决定,大大缩短了审贷周期。国外专家通过对40个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认为若一国存在关于中小企业信贷信息共享的机制安排,信贷发放量就较大,信用风险指数则较低。这些经验都值得我国借鉴。

第6篇：民营经济发展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 民营企业；优劣势；技术创新；战略管理

[中图分类号] F27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3-0021-04

[作者简介] 马雪峰，防化指挥工程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和民营经济。(北京 102205)

一、民营经济的贡献及现状分析

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拓宽就业途径、优化所有制结构及拉动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但民营企业在进一步的发展壮大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这除了政策体制方面的原因以外，民营企业本身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如自主创新能力弱、生产集约化不高、经营管理方式落后等问题。据统计，我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是2.9年，即使是民营高科技企业也难逃此厄运，中关村“电子一条街”5000家民营企业，生存时间超过5年的仅有430家，而超过8年的仅占总数的3%左右。

化解民营经济的发展瓶颈，有很多问题需要关注，但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显然非常重要。目前，我国民营企业整体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差，产品附加值低，缺乏市场竞争力，部分要依赖价格竞争的方式来获得，因此，在出口中不断遇到反倾销诉讼或遭遇技术贸易壁垒。即使在民营经济相对发达的江浙地区，也普遍存在着这种现象。为了增强我国民营经济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的能力，提高技术水平，加快技术创新已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二、对民营企业创新问题观念的更新和澄清

目前社会上对民营企业的创新存在着很多认识误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民营企业的创新热情及效果。本文对一些问题进行澄清，以消除笼罩在技术创新上的“专家化”、“神秘化”的光环，使民营企业敢于并善于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创新战略。

1.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的关系。学术界对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的关系研究主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大企业是推动技术创新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力量；另一派则认为竞争驱使下的中小企业更有利于技术进步。

关于大企业最适合于创新的假设，是由美国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提出来的。总结文献，大企业的创新优势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只有大企业才有能力承担创新所需要的较高的固定成本；②只有占有较大市场优势的大企业才有能力把创新作为利益最大化的手段；③只有大企业才能通过分散化投资减少创新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④大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使新产品的引入更加便利；⑤大企业在过程创新中有优势。

而曼斯菲尔德及其同事于1968年考察了若干产业，并没有发现创新活动的规模经济效应。他们认为并没有事实支持大企业有助于创新。1977年，他们进一步得出结论：企业规模超过一定阀值后，在企业规模和R&D活动及创新产出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总结文献，中小企业在创新上的优势有以下几点：①小企业常在新思想、新发明上有重要作用；②小企业家更富有创业精神；③企业人员少，领导易于了解和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和特长；④小企业实施创新的速度快于大企业；⑤职工和企业容易保持一致；⑥小企业可以和大企业进行配合，形成协作关系；⑦“船小易掉头”的优势使得小企业在遇到困境时较容易收缩、转产。

近年来，随着高科技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技术创新和推广的时间间隔日益缩短，不少经济学家开始日益重视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如，知识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可以只从事产品生命周期第一阶段的产品开发，通过转让来获得收益，然后再从事新产品的开发。

2.技术创新与高科技的关系。对创新的分类有很多种，其中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所，基于多年的经验，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一种基于重要性的创新分类。他们将创新分为渐进的创新、根本性的创新、技术系统的创新及技术――经济范式的变更。渐进的创新是一种渐进的、连续的小创新，这些创新常出自于从事生产的工程师、工人及用户之手。这种创新虽是小创新，但它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学徒们发明的“小玩意儿”拉开甚至决定了工业革命的到来。而且大创新只有在小创新的辅助下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另外，有些小创新虽然从表面上看并不具备什么科技含量，然而却可能带来很大的商业价值。尽管创新需要技术的参与，个别行业也需要高科技，但创新本身与高科技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不少创新只是成功地组合了已有的技术和产品，实际上根本没有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创新既包括重大的发明创造和技术突破，也包括一些小发明、小创造。对中小企业来说，后者更实际可行而且更重要。

3.技术创新、自主创新与原始创新的关系。企业创新主要有自主创新、模仿创新或合作创新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彼此间存在若干差异，但也有某些共性和互动性。企业往往不是选择某种单一的创新模式，而是三种模式的混合体，只不过是以哪种模式为主导而已，但选择的原则都是最大限度地增强企业竞争力，并要根据市场竞争状况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变动及时调整创新主导战略。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要与企业本身的技术实力、市场机会及技术市场发育程度相匹配。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自主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类。原始创新是指创造和应用新的知识，以大学和研究院所为主。集成创新就是指把个别的知识或者技术，整合为新的系统，是新系统的整体创新。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是对引进的科学与技术，通过吸收、消化再研究，突破引进的科学与技术的成果。后两种创新以企业为主，产学研合作。过去我们的原始创新少一点，所以现在讲得比较多。事实上，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和消化再创新都是自主创新，不能偏废哪一类。原始创新的难度最大，把它放在首位也是企业长远发展必须的。但鉴于我国目前的科技和经济实力，原始创新不可能也不应该占很大比重。事实上，即使在发达国家原始创新在创新整体中也没有占到最大比重，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的方式。在我国现阶段，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应该是大量的。由于缺乏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我国企业只能不停地引进升级设备，造成了“反复引进”。因此，企业在确定技术引进项目时，就应该制定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制度及具体步骤，这样才能真正“买到”技术，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4.我国企业的创新力高低及产业分布。对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评价，目前国内外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国外媒体和学者多认为中国的创新能力较高，中国科技发展已取得重要成就；而国内媒体和学术研究的主流观点却认为中国企业缺乏创新，科技能力较弱。据《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分布和竞争策略》分析，创新可以分为系统创新、核心创新和创新。目前我国企业在创新领域表现活跃，这也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但我国企业的核心创新能力提高缓慢，系统创新能力更为欠缺。国外学者一般采用专利数量指标来衡量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但我国企业所获授权专利中，大部分是外观设计专利。而目前国内学者和媒体之所以认为国内企业缺乏创新，则主要关注的是企业核心创新和系统创新的缺乏。

三、民营企业创新的优劣势分析

民营经济在经营体制、资源禀赋、经营特点及组织结构上具有不同于国有或大企业的一些特点，因此也拥有了一些不同于国有或大企业的优势和劣势，综述如下。

(一)民营中小型企业的劣势。中小企业在创新中的劣势主要在于缺乏资源。这些劣势分别包括：人才短缺、技术创新能力弱、自有资金不足、融资困难、经营管理落后及政府政策扶持不足等。

1.人才、技术缺乏。目前很多企业中，除了人才数量严重不足、能力不够外，更严重的是现有的有限人才还在流失。许多企业的管理、技术人才流失率都超过20%。据广东省中小企业局2005年9月在广东省开展的民营企业人才状况问卷调查，民营企业的人才基本情况是：高学历的人才少；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更能吸引和留住人才；大企业对人才更具吸引力。而民营企业在人才需求方面，39.37%的企业回答最需要专业技术人才，29.98%的企业回答最需要高级管理人才，20.81的企业回答最需要销售人才，6.71%的企业回答最需要一线岗位人才，3.13%的企业回答最需要财务人才。这些都表明了人才特别是技术人才的缺乏已成为影响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

2.融资难。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包括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两种，内部融资是将自身利润转化为积累，外部融资是指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和通过金融中介融资。从外部融资渠道来看，我国对公司上市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如要求公司连续3年赢利，总资产在5000万元以上，这对一般规模较小、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民营企业来说是很难达到的。而在债权融资方面，我国民营企业尚无发行企业债券融资的先例。民营企业从金融机构得到的支持也远远不够。中央银行每年新增贷款1.5万亿左右，非国有企业贷款仅占30%。另据调查，我国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没有一家对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下的企业发放贷款，仅广发行在有房产抵押或公司担保前提下对中小企业中个别优秀企业以“个人创业贷款”名义给予少量贷款，数额仅为10-30万元左右。在外部融资困难的情况下，民营企业资金来源中自有资金所占比例便显得较高。据统计，我国目前民营企业注册资本金平均只有68.1万元，依靠利润留成途径增加的资金与民营企业发展所需全部资金相差甚远，许多民营企业只好借助黑市融资，资金成本负担很重，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除人才、资金劣势外，民营企业大多属家族企业，其中的大多数企业的治理结构落后，且其信息化程度低及民营经济在政府政策方面的“次国民待遇”等原因，使得民营企业在资源上相比较国有或大型企业处于劣势。

(二)民营中小型企业具有的优势。从熊彼特开始，经济学界对大、小企业的创新优劣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罗斯维尔认为大企业比小企业有更复杂的管理结构及官僚体制，这使得小企业的创新相对而言更具开放性和对市场变化更敏感灵活。另外，大企业的行政等级制度常会窒息研究人员的创新热情，使得中小企业可以从其科研人才的溢出中得益。大企业对研究人员的最好奖励是将其调至管理层，而小企业则将创新视为战略核心。此外，大企业对小的、不太重要的创新往往不重视，而中小企业则对之充满热情，这也给他们一个机会。小企业在产业成长的早期、创新和熟练劳动力比较重要的行业以及近似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较大企业也具有相对优势。

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经济还有其特有的体制优势。它是一种全新的运行机制：决策独立自主、经营面向市场、经营与利益挂钩及人才优胜劣汰。这使得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具有对市场反应灵敏、科技成果转化快的优点。另外，高新技术及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中小企业面临的市场形势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产品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快、投入结构的改变、信息的普及等，这些使得中小企业可以用比以往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技术和信息，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小企业的资源劣势，更易于其创新和成长。

现实也充分证实了民营中小企业在创新上的优势。我国民营中小企业提供了全国约66%的专利发明、74%以上的技术创新、82%以上的新产品开发。在国家确定的首批103家创新型试点企业中，民营科技企业有77家，占75%。民营企业在“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四、民营企业创新策略

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及企业拥有的资源、管理水平及创新状况差异很大，在传统和高科技行业都分布着很多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及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别采取相应的创新策略。

(一)区域创新竞争力的分布及不同区域内企业的创新策略。1.区域创新竞争力的基本情况。据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几年来关于地区科技竞争力调查来看，我国不同地区的创新能力分布很不均匀。东部沿海地区的创新能力较高，西部地区的创新能力较低，中部的创新能力大体处于两者之间。东部技术创新综合能力远高于中部、西部，这主要表现在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上，企业已基本成为东部地区技术创新的主体。中部也有类似倾向。而在西部，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表现并不突出。

2.启示与政策建议：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分布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和当地的体制特征、企业发展及政府的作用分不开的，这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据此，本文对提高区域及企业创新能力提出若干建议。

首先，观念和制度对区域创新的水平影响巨大。东部地区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创新能力迅速得到提高，由不及中西部到超越它们，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给其经济带来的活力，以及东部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相关的政府政策优惠，再加上东部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东部地区的创新能力及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提高。

其次，一个科技资源配置和科技产出能力强大的地区，其转化科技成果的能力可能不一定很强；相反，一个科技、自然等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如能采取积极的政策手段，也能够为企业营造出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如广东的知识创造力在东部地区仅处于中游，但他在知识流动、企业技术创新和创新环境上却拥有突出优势，这使得他的技术创新综合能力相对较高。因此，各地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时，要认识到政策措施在弥补弱势、发挥优势上具有的重要的作用。

再次，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关键是要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各区域创新能力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区域内企业创新能力的大小。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是东强西弱，这基本上与我国民营企业、小企业、外资企业的布局相吻合。一般而言，如果区域内的外企、民企和小企业的数量多，那么该区域的创新能力就强。例如，浙江、广东的科技投入并不高，大企业也不多，但数目庞大的小企业、民企及合资企业的创新能力却很强，这些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大大增强了他们所处区域的创新能力。因此，一个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高低关键是企业有没有创新动力和能力。各地政府要减少不必要的干预，政策重点应放在积极为企业创新创造有利环境，在促进产学研合作中发挥引导及纽带作用。

最后，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打造适合区情的创新网络。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资源状况、地域文化也各有所长，应结合区情来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以促进中央与地方科技力量的有机结合及区域内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形势的发展，东部地区原有的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将不断弱化，这就需要这些地区加大研究开发的投入力度，注意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努力提高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中西部地区应大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培育和完善市场体制，注重对中间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则要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进行“二次创业”。

(二)不同行业企业的创新。技术创新决不仅仅是高技术企业的事情，不同行业的企业面临着不同的创新任务。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许多民营企业在其赖以生存的产品完成生命周期以后，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一些民营企业开始注重技术创新和治理结构的调整及进行相关改进，也有不少企业无视新经济潮流，不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创新，从此销声匿迹。所以，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企业，为了长久生存及持续壮大，都要根据自己的资源状况、产业特征并将技术和市场结合起来进行有效创新。

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时，应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及该项技术的市场前景进行考虑，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创新目标和创新行为，并适时转换创新模式。大力发展合作创新和集群创新，以克服自身创新能力不足的弱点，缩短创新周期及克服科研与生产脱节等问题，改善民营企业在技术和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另外，民营中小企业资源有限，应集中有效资源向“专、精、特”领域发展，运用市场细分策略，寻求大企业不愿或不能涉足的领域，从某一工序、某个零件生产入手，并利用自己在生产和服务提供方面具有的灵活性及多样性的优势，并善于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武装自己，形成有别于大企业的竞争优势。民营高科技企业，则应集中力量，在政府引导下选择少数关键性的核心技术，与其他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进行合作开发及技术转移，以实现在具有优势的产业技术领域寻求突破。同时，民营高科技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时，也要注意避开拥有核心技术的大企业，选择在其核心技术的下游进行创新，以避免巨大投入和市场的风险。

(三)企业发展不同阶段的创新策略。本文以企业年龄、规模、成长速度等为划分依据，将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应采取不同的创新策略。

中小企业创业初期，资金、人才都比较缺乏，承受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所以一般应选择模仿创新与合作创新策略；而技术力量比较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选择自主创新对企业的快速发展比较有利，当产品进入成熟期后就迅速转让出去，再去从事新产品的开发。中小企业进入成长期后，应选择适当的竞争策略，主要有产品差异化策略、“小而专、小而精”策略、优势互补联合竞争策略、寻找市场空白策略等等。有技术实力的企业则应继续进行科研开发，以降低产品成本。这时可采用自主创新策略，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并形成技术壁垒，阻止技术外流和新企业进入该领域。当中小企业进入成熟期后，则应将创新重点放在渐进式的工艺创新上，努力开拓市场，并根据市场变化着手进行新产品开发。而在衰退期，则应进行撤退战术，并开发新领域。在实际操作时企业要正确判断自己所处的时期，可以在同一时期综合采用两种或更多的适合企业发展的策略，并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及时进行动态调整。

(四)创新战略的重要性。目前，大部分中小民营企业是靠模仿创新模式来开发新产品，在实践中很少运用战略管理的方法，由此在技术创新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忽视技术创新的市场调研，对市场发展趋势缺乏科学判断，导致新产品的更新换代难以跟上市场变化。或重视技术创新，却忽视对新产品的市场开拓，缺乏有效的营销战略，最终导致创新产品不为市场所知，积压严重。因此，民营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时，一定要有系统的创新战略，在对自己面临的技术、市场、产业机会，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总体规划及自己的技术能力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选择适合的创新战略，并对技术、市场进行定位，合理选择技术开发、生产及上市时机及对配套组织与制度作出相应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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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民营经济发展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高校扩招；毕业生就业；教育质量；教育公平；高教体制改革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3 hot issues， i. e. graduates unemployment， declining quality and equity， caused by the dramatic expansion of enrolment in the past 6 years， the author discloses deep-seated conflicts facing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oday and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the source of the above-mentioned deep-seated conflicts is its starting and involvement in a four fold transitions， i. e. ，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in its nature; from under-developed agricultural and commodity economy to a globalized， open market economy in its clients; from social margin to social center in its status and from a rigid control mechanism under planned economy to a new system to be adopted to a totally new environmen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re the major player in the four fold transitions but lack of motivation， dynamics， capacity and potentials due to the seriously lagged behind reform and transition of the government control 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in higher education. Renovation of values and concep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deepening its system and mechanism reform and innovation are the key to way out.

Key words: expansion of college enrolment; employment of graduates; education quality; education equity;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一、扩招——一石激起千重浪

经过1999年以来近6年的扩招，中国高等教育终于改变了它自诞生百年以来的精英教育性质，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它不仅每年为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学子提供了可能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圆梦机会；而且，对我国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公平，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强国，增强总体竞争力，保证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和持续的发展，实现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和创新型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不管当时的驱动因素有哪些，决策程序有何缺憾，发生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老百姓迫切希望通过获得满意的教育改变其经济和社会地位背景下的扩招，将以金色的一页，载人中国教育发展的史册。

然而，一石激起千重浪。连续几年的扩招带来了部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和失业的状况，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深受“学而优则仕”和计划经济体制下考上大学就等于当上国家干部，就是当然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维定势影响的学生和家长，对此缺乏思想准备，难以接受这一现实。有调查显示，34．7％的毕业生因为毕业时找不到工作而后悔上大学。①劳动就业中重关系、人情，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使来自弱势群体家庭的毕业生更加感到失望。政府官员因此担心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影响社会安定，并将每年毕业生就业率作为考核学校的一项重要指标，致使有的学校和毕业生不得不以作假应对。热衷于炒作社会新闻，过度商业化，并常常对一些特定领域里的特定问题缺乏真知灼见的一些媒体(包括某些具有官方色彩的媒体)，对扩招只看负面，不及其余，甚至于质疑是否扩招闯了祸。

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扩招是否有必要，是否错了?高等教育走出精英阶段，向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就是一个明证。它提出，只要学业合格，人人应当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并重申这是当今一项基本人权。它呼吁各国教育体制应当通过改革变得开放、灵活以方便学生进出。不应忘记的是，一年后中国政府作出扩招的历史性决策时，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快速从农业和不发达工业社会向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经济转变。而中国高等教育仍停留在为农业和不发达工业社会服务的精英阶段，在亚洲各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中的排名，仅高于几个不发达国家，如不丹、尼泊尔、孟加拉；同中国立志追赶的已经跨过大众化并向普及化发展的发达国家相比，则整整落后两个时代。[1]中国扩招决策不是早了，而是迟了；不是错了，而是顺应潮流、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英明之举。即使从控制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传统理论角度来看，此次扩招也无可厚非。如果说中国过去25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以1983年全国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在校生数233， 52万人为基数，并以相同口径和年增长率10％计算，2006年中国这一部分的大学生数应为1900．9l万人，现在实际为1997．85万人。[2]这说明，20多年来高等教育发展平均速度与经济增长平均速度基本持平。1999年后的跨越式发展速度多少带有对以前历史性缺失的补偿。

二、扩招激起和催化了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深层次矛盾

扩招决策有无缺憾?古今中外，凡影响未来子孙后代的重大决策，总难免缺憾，在目前中国的决策机制和环境中更是在所难免。回顾过去，扩招决策最大的缺憾在于，对数量的大幅扩张并由此引发中国高等教育的深层次矛盾缺乏深入的研究、预想和相应对策。深入剖析扩招后引起的就业、质量和公平三大热点问题，人们不难发现，不触动和解决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众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就难以找到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出路和办法。

l，就业。毕业生就业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毋庸置疑，毕业生就业难既与经济发展规模、速度、结构、技术含量和劳动制度、市场的发育及公平有关，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问题。从高校的办学理念和管理体制进行反思，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尴尬和不解的现象，一方面相当比例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又有相当多的用人单位招不到合格、合适的毕业生。北京华风科技公司人事干部赵锴认为：“有人说，中国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人太多了，而就我个人的就业经历和曾经招聘过几百人的一点点经验告诉我，人多远远不是问题的核心，因为你发现现在10个公司中有9个公司说找不到好的人才、适合本企业的人才、—看就喜欢上的人才。”麦肯席公司2005年11月对80多位人力主管调查后的结果显示，只有不到10％的求职者符合外资公司的会计、财务、工程等岗位的要求。大多数人缺乏的是语言和文化沟通能力。由此可得出结论：除了水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之外，人才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瓶颈。[3]

中国经济高速运行20多年，经济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民营经济已占半壁以上江山②，外资合资企业举足轻重，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行情与要求与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当代大学生求职必须经受市场的挑选和检验。然而，中国高校为毕业生作好了准备吗?它是否了解并认真考虑了校园之外的快速变化，并在专业、课程、学校管理、学生能力和人格的培养、师资素质提高和培训等方面作出了必要的调整、革新和改革?学校是否有足够的自主权?不触及这些深层次的矛盾，相当比例的毕业生失业的状况就会一直存在。

2．质量。人们普遍认为，扩招导致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下降。其根据是短时期内的数量扩张造成了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和师资等资源紧张，教育部并为此发起了对全国高校五年—轮的类似资质认证的质量评估。但是，当今质量和质量保证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些。虽然质量是一个相对的、常常是极具争议的概念，在中国高等教育服务对象和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人类社会开始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过渡的今天，谈及高等教育质量，首先仍要弄清楚以下问题，即何谓质量?什么社会、什么时代的质量理念、观念和标准?谁来评价和保证质量?质量评估的指挥棒要把学校引向何方?入门资质认证是一回事，日常质量评估和质量保证与之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没有必要的理念和体制创新，能否为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保证提出富有前瞻性的思路、标准和建立相应的公正、公平、透明和权威的评估机制?

3．公平。尽管扩招为不同社会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入学机会，促进了社会公平，但在入学成本和社会可承受能力之间又出现了新的公平问题。据报道，目前维系中国高等教育正常运转的经费大约需要 4000亿元，而国家现有的实际投入只有800亿元，高校现在向银行借贷的总金额已经超过了1000亿元，差额部分靠各高校收学费填充。高校生均每年所需费用，高的超过1．4万元，低的在1万元左右，按25％提取，每个学生每学年的学费定在3500元。[4]如果按照每名贫困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计算(含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个学生本科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5]高等教育成本由国家、学生、家长、社会共同分摊，是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原则。问题在于：(1)成本分摊不等于国家可以抽身或逐步降低自己的份额和责任。(2)经费分摊机制必须考虑社会尤其是不利群体的承受能力。经济合作组织(OECD)衡量成员国在高等教育中的公平状况用了两个指标，一是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程度及机会的公平性；二是各国国民接受这一机会的成本和能力，即一个国家的学费和上学的其他费用扣除所有形式的资助的净成本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瑞典、芬兰、荷兰等国这一比例低于10％，美国、加拿大 17％，英国25％，新西兰33％，日本44％。[6]如果将 4000亿，扣除国家拨款800亿元后的经费由2300万名学生分摊，中国人均分摊的经费可达13913元，相当于200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13％；如果与年收入不超过3000元的农民家庭比，此比例即使不是世界最高，也是最高之一。因此，要解决公平问题，需要回答如下问题：高等教育究竟是什么?它在实现我国所确立的一系列战略目标，如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创新型社会等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国家的责任是什么和是否已经到位?财政拨款是否应当有章可循和有章必循?政府、学生、家长、社会分摊的比例应如何确定和控制，公平如何得到保证?

三、四重过渡——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众多深层次矛盾的源头

扩招突显和激化了中国高等教育众多深层次矛盾，但它并不是矛盾的源头。源头是中国高等教育先后开始了它的四重过渡的进程，即性质上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过渡；服务对象从不发达的农业和产品经济向开放的面向全球的外向型经济过渡；高等学校的地位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过渡；其赖以生存的体制从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缓慢地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每一重过渡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有办学理念、体制、运行机制、教育和教学内容、师资和管理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变革的要求，使中国高等教育面临办学理念、模式、体制等方面众多的矛盾。

大众化首先意味着数量的扩张，而且，这一扩张将是一个不短的进程。毛入学率跨过15％只是这一进程的开始，重要的是我们应认识到，量的积累必然引起质的变化。马丁·特罗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大众化理论时就曾提醒人们，量的增长必将引起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教育模式多样化，学术方向、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的变化。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表明，旧有的适应精英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难以完成而且也不应该由它们来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使命，必然并且实际上创造出了新的办学模式，新的拨款机制和运行机制，新的五花八门的专业、课程，适应服务对象的更加开放、多重、紧密的互动和联系，体制内的沟通、互认和为每个人提供多重流动、深造机会的立交体系，这些创新有些是政策设计的结果，有些则是民权和教育民主化运动逼出来的。[7]其中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没有这些相应的创新和变革，大众化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世界银行瓦格纳博士说，当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问题来自于规模上已实现了大众化，但理念上仍停留在精英阶段的体制。 (高等教育)内在的理念，目标和行动的变化没有及时跟上其近来发生的规模、结构、经费和管理的外在变化。此论实乃点睛之笔。

面向产品经济的精英高等教育的专业、课程设置和评价标准等可以多年不变，铁饭碗制度保证了每个毕业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现在，市场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主导运行机制，毕业生就业都要经过市场检验、筛选和锤炼。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特征是变化快、起伏大、要求越来越高。而且，随着技术含量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就业岗位并未相应增加，导致竞争日益激烈。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和对外依存度的大幅提高③，又对大学毕业生和高校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受聘者除了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对外交流能力，包括语言和沟通能力，对国外文化和社会的了解和理解能力，了解国际上本专业和行业中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等。中国已大幅度融人世界经济，这些变化对大学生素质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强烈要求。但是，我们尚没有作出相应的改革，远远不能适应已经快速变化了的服务对象和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这也正是一方面大学毕业生求职难，同时又有众多中外用人单位招不到合格人选的根本原因。

中国社会发展变化之快，常令世人瞩目。现在，互联网网民已达1．3亿人。[8]随着新一代互联网 (IPV6)的启用，中国将加速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过渡。以知识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为己任的大学和高校，将逐步过渡到社会进程的中心，并为推动这一过渡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高等学校是信息、知识、文化和人才的蓄水池，是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主力和基地，是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智慧库和发动机。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政治的考量，教育领域内的计划管理体制改革步履缓慢，高校应当享有的自主权没有得到落实，使得已经走上四重过渡的高校严重缺乏顺应潮流，对社会环境和服务对象的急遽变化及时、适度作出反应的能力、动力、活力和潜力，从而处于被动地位。因此，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必须重新定位。

四、更新理念，深化体制改革——化解深层次矛盾的根本之道

四重过渡的产生有早有迟，进度有快有慢，每一重过渡引起的深层次矛盾既相互交叉，又互联互动。如果说向新的体制过渡的主体既包括政府，又包括高校，其余三重过渡的主体则都是高校。不同过渡引起的深层次矛盾的背景、内涵、要求和深度不一定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不同方面要求过渡的主体在办学理念、模式、管理、学科、课程、师资、评价、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和互动、科研和科研成果的转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进行革新和变革，要求对高校赖以生存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从而为高校的革新和变革创造条件，培育和激活高校的活力、动力、能力和潜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等教育的体制创新和改革是其他三项过渡能否顺利进行和成功的条件和保证。

中国高校今天面临的种种困境和深层次矛盾说明，它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踏上了四重过渡的征途，走上了四重过渡的立交。由于体制改革和过渡的滞后，高校没有或缺乏足够的自主，以便当机立断，确定和变更自己的方向和速度。犹如坐在各自校车驾驶员位置上的校长，他可以点火、启动、运行，但方向盘却由一个并不在他们车上的人控制。这种游戏的尴尬和危险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深化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政府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环境，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时代对高校的控制模式，学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立法、执法、拨款和监控、信息服务、咨询等硬、软两手对高校发展方向、速度、规模、质量进行宏观调控和引导，培育高校应对快速变化环境的动力、活力、能力和潜力，把决定高校的办学理念和模式的权力和责任交给高校。即国家应当通过体制创新和改革，重新划定高校与政府之间的管理权限和责任，把“方向盘”交还给高校和校长。同时，政府要做好以下工作：建好“立交”，保证质量、互通和安全；建立规则，奖惩严明，保障畅通；标明方向，及时提供“路况”信息，进行引导。

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高校校长容易产生—种学校方向和大事等待上面决策，自己无能为力的被动心态，坐在驾驶员位置上却无权完全掌控方向盘多少成了一种常态。高校校长走上四重立交并掌控“方向盘”，恐怕最重要的事是选准前进的方向，即知晓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大趋势、大方向，并从本国、本地区、本校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本校的办学理念和战略，并制定出本校的“GPS路线图”。

综观世界大势，结合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四重过渡的特殊矛盾，我认为了解和认识全球范围内影响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四大理念，对于中国高校顺利踏上四重过渡，通过立交，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1，高等教育大众化。当前摆在高校和教育行政部门面前的一个需要明晰的问题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是否应当坚定不移地稳步进行下去?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而且，无论从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小康社会、创新型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四大战略目标出发，还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仍然有一定的紧迫感。看看我国周边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基本普及，招生趋于饱和，其人口中学历层次的大幅提升对提升本国、本地区的竞争力和产品技术含量、质量、档次，提升本国和本地区公民的生活水平、总体素质和文明程度、适应和迎接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的挑战，都产生了正面效应。④当前，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愿望和要求。我国扩招引起的一些问题并非其本身特有和必然的，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可把扩招变成一个不仅是数量扩张，也是一个学校明确定位、方向，更新理念，提升质量和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随着我国经济总量酌增长，发展战略的调整，人事、劳动制度改革的深化，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社会文化心理的演变和进步，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

2．高等教育国际化。虽然不同国家、学校和个人对国际化的理解、定义、期盼可以大相径庭，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一方面带动和推动了人才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跨国办学和研发活动，学分、学历、学位的互认，不同管理文化的接触和碰撞；另一方面又对人才和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激化了各国和高校之间教育、教学改革的合作和竞争。不管承认与否，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要求和挑战已经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区别在于是主动迎接挑战，还是被动应付。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后进和劣势的国家普遍担忧，接受这一理念可能意味着教育主权的丧失，意味着国外、境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侵入以及本国文化和传统的衰败等。这种担心当然并非空穴来风。但具体到一个主权国家是否—定会发生，是否一定是消极面大于积极面，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具体立法、政策和高校知己知彼，取其长补己短的水平、知识、眼界、能力和智慧。

对于我国来说，我认为，接受国际化理念的根本目的是从本国实际出发，了解和借鉴国际上被实践证明是先进的办学理念、模式和管理技术，以提高我们的办学水平和质量，把我们的学生培育成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人才。这就要求我们要参照国际上通行的要求和标准，改革和调整学科、专业和课程的设置，加强外语技能的培训和学生对外国文化的理解、交流和沟通能力，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办学、合作研究，吸引和增加外国留学生并在校内营造出不同文化相互接触、相互碰撞的氛围；同时，大幅度提高教师和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水平。若非如此，我们就不可能实现将人口大国变成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

3．高等教育多模化、网络化和终身化。[9]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的临近使终身教育理念成为指导各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共同理念。信息网络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广泛运用为高等教育的多模化、网络化、终身化提供了理想的手段、桥梁和途径。中国是终身教育理念的发源地之一。中国已经提出了建设学习型社会并在不同类型和层次学校之间建立起立交桥目标。但实际状况是，由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适应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已通行多年的开放灵活的双模制办学理念和实践在中国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便于终身学习和成绩累积的学分制尚未普遍推行；国内学校之间的学分、学历互认尚需时日，实现终身学习的诸多环节还受到种种限制。对绝大多数的普通高校来说，接受终身教育和学习社会的理念，意味着办学不能仅面对18—2l岁年龄的青年人，还要灵活开放，走多模化、网络化和终身化道路，满足千家万户、不同个体的学习需求。美、澳、加近乎百分之百，欧洲50％以上的高校已实行双模制办学多年，这些国家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是我国的6一11倍。⑤当然，不同类型、层次的高校实践这一理念的途径和方式应因时、因地、因校而异。

4．高等学校的法人化。我国高等学校法人化的理念已经确立，并作为一个目标写进了1993颁布的《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纲要》。需要认真反思的是， (1)一些国际机构和早已确立法人地位并享有比我国高校多得多的自主权的众多国外高校为何近年来重提法人化。[10]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工业化时期形成的机制和享有的有限自主权已经不能适应今日快速变化的环境。任何束缚高校手脚，不利于高校活力、能力和潜力发挥的体制和政策，都与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过去的几年中，一向对高校办学、人事、财务等控制极严的日本科技文部省，不顾学校和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的反对，把日本国立大学转变为所谓的“独立的行政法人”，把真正的决策权力和责任下放给了大学，就是一例。(2)中国高校的法人地位何以至今没有或者没有完全确立。以追赶世界一流为己任的9所重点高校校长2005年在南京聚会时仍在呼吁高校应享有自主权。其根本原因是长期形成的计划管理体制对高校的控制模式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成为高校接受新的办学理念，奋力革新，争得主动，以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体制性障碍。已经踏上四重过渡征途和走上四重过渡立交的中国高校，如果不能完全操控本校校车的方向盘，“道上”和“桥上”的事故必然丛生，学校被动，“交通管理部门”和“交警”同样或更加被动。实际上，这种状况已经显现。

总之，更新理念，才能明确方向。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才能培育和保证高校迎接四重过渡挑战的动力、活力、能力和潜力，实现中国高等教育不仅在量的方面，而且在质的方面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带来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希望。

注释：

①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的一项由8777人参与的调查．结果显示，34，7％的受访者在谈到自己的大学生活时．都觉得后悔(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2006年8月14日)。

② 2006年民营经济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5—2006)》预测．“十一五”(2006—2010年)时期，中国民营经济将持续高速增长，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全部民营经济将可能达到GDI’的3／4。民营经济 2005年已经占我国GDP总量逾6成(资料来源：新华网?2000年9月21日)。

③ 对外依存度是各国广泛采用的衡量一国经济对国外依赖程度的—个指标，是用—一国进出口总额除以该国的 GDP。中国2004年的对外依存度为70％左右。2005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1．4万亿美元，对外依存度还在上升．规模化的“中国制造”至少为国内新增了6000万个就业岗位(资料来源：《世界财经报道》．2005年12月 8日)。

④ 日本、韩国25—34岁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超过50％以上(资料来源：Education at a glance，OECD， 2005)；台湾高等教育普及率已达60％(资料来源：A Model of University Incorporation in Taiwan：From Trend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Szu-Wei Yang. President of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2006 Conference，成功大学)。

⑤ 据2005年全国人口调查统计，我国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数为6764万人．占我国总人口的 5％。据经济合作组织2005年的教育统计，一些主要发达国家24岁以上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已占 30％一55％不等(资料来源：Education al a Glance， 2005)。

参考文献：

[1][7][9][10] 王一兵，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网络化法人化——国际比较的视角[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2] 中国教育成就(1949—1983)[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教育部．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Z]．2006．

[3]环球时报．2006-08—16．

[4]教育部副部长：高校学费偏高超过百姓承受能力[N]．中国青年报，2005-09-08．

[5]中国优秀特困高考生调查报告[N]．新京报，2005—08—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