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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一
先从家庭收支是否平衡和生活费用的分配结构来考察农民的生活程度。
家庭收支平衡与否,是衡量农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
据1934年初全国土地委员会对华北四省55县60万户的调查,收支有余者占28%,相抵者占34%,不敷者占38%,“农家经济困难,收不敷支,或虽平时收支勉可相抵,设遇以外势必出于借贷。”①二三十年代各地的具体调查也表明,入不敷出者的比例是很高的。如河北遵化、唐县、祁州(今安国)、高阳、邯郸5个县,1922年人均收入50元以下者占62%以上,按每人年收入50元为贫困线,“其入息离开‘应有之供给’的地方太远了”。②清苑县500农家,入不敷出者占62%,总计平均每家亏损20余元。③山西中部一个村庄,“各种农作每亩的平均收入为1元6角5分6厘,每亩平均支出为3元零9分4厘,收支相抵每亩实赔大洋1元4角3分8厘;如果除去已工不计,每亩仅可实赚大洋1分2厘。”④山东莱芜县,一个有地10亩(合官亩40亩)之家,入不敷出,负债积至400元之多。⑤潍县,一占地14亩之家,收入158.3元,支出191.05元,亏欠32.75元。⑥河南舞阳县,无衣无食、衣食不足者占全县总人口的40%,仅足自给者10%,衣食有余者仅10%。⑦辉县樊家寨134农家,入不敷出者占36%,收支平衡者占44%,收支有余者仅占20%。⑧
据当时农村经济的落后状态可以判断,上述所谓收支平衡者实际上大多是以降低生活水平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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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7页。
②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黎明书局1933年版,第31、33页。
③张培刚:《清苑的农家经济》(下),《社会科学杂志》第7卷第1期,1937年1月。
④张稼夫:《山西中部一般的农家生活——替破产中的农家清算的一笔账》(1935年7月),载陈翰笙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
⑤王毓铨:《山东莱芜县农村实况》,天津《益世报》1934年9月15日。
⑥瓦格勒:《中国农书》,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32页。
⑦赵质宸:《复兴河南舞阳农村》,《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第8号,1934年。
⑧《乡村建设》第5卷第14期,1936年。
我们还可用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标准来衡量,以定县为例,农民生活一年至少不能低于250元,①但该县农民的年收人大多低于此数,李景汉说一般农户:“全家的收入在200元左右,除好年成外,不易超过250元。”②据1931年3月至1932年6月对123个农户的调查,年收入在250元以下者占60%以上。③1934年李宗黄调查定县时发现,平均每家农作物、副产品以及副业收入才195元。④1928—1929年34家的周年调查,农民年收入相对较高,250元以下者占32%,但这34家平均有地31亩,比全县人均23亩多8亩,并且“记账的周年内,农作物的收获也比较的稍好,又没有遭遇特别的天灾人祸,大致农家是比较的过太平日子。”⑤
在30年代,贫困农家有增长之势,这可以从农家阶级地位的下降得到证实。如河北临城县,1930—1935年,中农户由65%降至23%,小农由20%增至55%,无产农由6%增至17%。⑥枣强县杜雅科村,1930—1936年,自耕农户数由89.29%降至88.78%,半自耕农由5.95%增至8.16%。⑦唐县1937年初的调查也表明,近十几年来,中农阶层的数量有减少之势,“从事实上观察,似乎也只有走向贫农群里去,”相反,贫农和雇农的数量则逐渐增加。⑧河问县也是雇农、半自耕农日多,中农、富农日少。⑨河南许昌、辉县、镇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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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涛鸣:《定县见闻录》,《独立评论》第4号,1932年6月。
②李景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
③何延铮整理:《三十年代初期河北省定县123户生活水平调查》,《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83年。
④李宗黄:《考察江宁、邹平、青岛、定县纪实》,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236,第191—192页。
⑤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年版,第302页。
⑥薛邨人:《河北临城县农村概况》,天津《益世报》1935年5月25日。
⑦杜连霄:《枣强杜雅科农村概况调查》,天津《益世报》1937年1月23日。
⑧刘菊泉:《河北唐县的农村经济概况》,天津《益世报》1937年1月30日。
⑨刘亚生:《外力侵略下的河北河间县农村经济》.天津《益世报》1937年3月27日。
县,1929—1933年,中农户由20.4%降至18.7%,贫雇农由59.76%增至62.3%。①
生活费用的分配结构,是反映农民生活水平的另一重要指标。
农民生活消费种类大致有:食物类,包括主食、副食;衣服类;房屋类;燃料类;杂类,包括医药、教育、娱乐、婚丧、嗜好、器具、宗教、应酬等。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Ernst.Engel)创立并广为通用的“恩格尔定律”(食物支出与消费支出之间的比例关系,称恩格尔系数)表明,家庭越贫穷,用于食物费用的比例越大,杂项费用的比例越小,生活享受程度越低,反之亦然。因为食物是满足人类生存的第一要素,只有在食物满足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其他生活消费。如果一个家庭的生活费用主要用于食物,说明它没有余力满足其他需要,没有能力提高生活水平,这样的家庭必然是贫穷的。
二三十年代的乡村调查表明,食物费用占农民生活费用的比例最高。20年代,河北平乡、盐山,河南新郑、开封,山西武乡5个县的农家,食物费平均占总生活费用的63.3%。其中,平乡为66.4%,盐山为55.9%,新郑为75.1%,开封为76.7%,武乡为50%。②又据李景汉1928—1929年对河北定县34个农家的调查,平均每家全年支出242.6元,食品费为167.9元,占总支出的69.2%;燃料费19.6元,占8.1%;房租费18.5元,占7.6%;其余各项杂费21.7元,占8.9%。在食品费中,米面杂粮又是最多的,占95.5%,调味品还不到3%,肉类仅2.2%,水果更少,才0.3%。③1937年日本满铁调查班对河北昌黎县前梁各庄、平谷县大北关村农家的调查也表明,生活费用分别占家庭支出的72.2%、62.6%。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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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河南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2—24页。
② 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14页。
③据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5—306页整理计算。
④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冀东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平谷县统计篇、昌黎县统计篇,昭和12、13年(1937、1938年)发行。
1931年版山东胶县志也记载,“乡民终岁辛勤所得十之七八用之于食”。①
以上所举农家中,收入较低的家庭,食品费所占生活费用的比例更大。如河北定县34农家,收入250元以下之家,食品费占生活费用的72%,比所有农家食品费占生活费用的比例高2.8%。②
与发达国家做一下比较,更可以发现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低。30年代初,美国、日本、丹麦农民的生活费用中,食物费分别占41.2%、42.8%、33.0%,③比中国农民的食品费用比例低百分之二三十之多。
联合国粮农组织根据恩格尔定律,将国民生活水平划分为5个档次:恩格尔系数为59%以上者属绝对贫困型消费,50%—59%属勉强度日型消费,40%—50%为小康型消费,20%—40%为富裕型消费,20%以下属最富裕型消费。④依此衡量,近代华北农家的生活大多数属绝对贫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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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胶志》卷52,1931年铅印本。
②据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6页整理计算。
③乔启明:《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社会学刊》第1卷第3期,1930年5月。
④参见张东刚:《近代中国消费需求结构变动的宏观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二
农民的具体生活状况,验证了上一论点。
先看农民的食物:
农民最主要的食品是粮食,兹据1936年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统计数字,整理成下表:
由上表可知,华北四省有不少县份的主要粮食作物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消费需求,粮食短缺县份约占有调查报告总县数的一半。况且,这还是平常年份的统计,如果是歉收年,粮食之不足更可想而知。
各地的具体情况有助于对此问题的认识。以1933年河北定县为例,每人一年需要口粮51.77市斗,全县439729人需粮22763891斗。同年,全县出产粮食22964670斗。如除去种子、田赋等项,用于全县消费的口粮约2200万斗,距离口粮标准尚差69万余斗。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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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李景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1934年版,第145、3—8页;冯华德、李陵:《河北定县之田赋》,《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第3期,1936年整理计算。
绝食的农民随处可见,韩家庄50个农户中就有30余户绝食,赵村也达20余户。①又据1936年平谷县夏各庄、小辛寨、胡庄3个村的调查,谷类收获量分别为280373斤、30742斤、l82400斤,距离食物、饲料和种子需要量尚差116135斤、61398斤、310291斤。②
粮食不足,迫使农民将粮食消费减至最低限度。
譬如,小麦口感好,营养丰富,颇合人们食用,华北是著名的小麦产区,本应在农民的食粮消费中占一定比例,但因小麦价格较高,农民将此视为商品经济作物,所以很少吃甚至不吃。30年代初河北定县的调查表明,小麦产量虽仅次于小米和甘薯,但农民的主食中没有小麦。③又据李景汉20年代中期对北平郊外挂甲屯村100个农家的调查,全年吃白面5次以下者约占一半,除年节外,平日从不吃白面,有的仅在新年吃一次;吃5—9次者占15%;10—49次者占25%;50次以上者仅占10%。④沧县,“邑之产麦为田产十分之四,而食麦者不及百分之一。”⑤其他各县也有类似情形,如山西屯留县,农民只是在春节时才吃一顿麦面面条。⑥河南新安县,也是“全县民众恒食之者廖廖无几。”⑦通许县,“全年食麦面者百不抽一焉。”⑧山东东平县,绝大多数农家也吃不起白面,“能终岁食面粉者不过少数素封之家。”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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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猛:《崩溃过程中之河北农村》,《中国经济》第1卷第4期,1933年4月。
②(日)《冀东地区内25个村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卷,昭和11年(1936年)发行,第147—148页。
③曲直生:《华北民众食料的一个研究》,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1934年版。
④李景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45页。
⑤《沧县志》卷11,1933年铅印本。
⑥高苗:《山西屯留县农村经济实况》,天津《益世报》1934年12月1日。
⑦《新安县志》卷9,1938年石印本。
⑧《通许县新志》卷11,1934年刊本。
⑨《东平县志》卷5,1936年铅印本。
即便是杂粮,许多农民也吃不饱,还要掺杂野菜充饥。如河北阜平县,据1934年初的调查,农民“吃树叶、糠秕、菜根、薯块,总是不可掩讳的事实。他们在秋天把树叶(杏、柳、槐……)打下来,浸在瓮里,预备泡淡了苦味,捞出来拌上糠秕,蒸窝头吃。遇有收枣年头,再把粜不出去的坏枣捣成泥搅和在糠里,为的便于下咽。”“小米粥、玉米窝头,虽算不得好,但贫苦的乡农很少吃到这些东西,家里要没点家私,谁吃得起?能够啜到小米粥,啃到玉米窝头的,他们觉得是在天堂上的人。”①定县农民的主食,也是极其粗劣的,1934年冬红学家俞平伯走访了几个条件较好的村庄,问村里出产的小米够不够吃,村民说除了有客人或有什么事情吃点小米,平常只以红薯、白菜为食。②如果说在农活忙的季节,农民每天还能吃三顿饭,到了农闲的冬季,大多数就只吃两顿,即使吃三顿,也有一顿是稀的。③山西中部农民的食品,最主要的是高粱和小米,但高梁面也仅限于午饭吃一次,早晚是小米稀饭或煮以南瓜汤之类的东西。④又如山东胶县,农民“通年食物以甘薯为主,杂以粟豆、高粱、小麦,冬春食甘薯居多,夏秋食粟居多,是为主食品。”⑤馆陶县农民,“食则以谷类为主,麦不常食,野菜充食品者正多。”⑥东平县农民大多也是“取树叶野菜及胡萝卜地瓜补充食料,而号寒啼饥之侣仍复数见不鲜。”⑦河南太康县,农民“半年多半以高梁菽粟为常食品,而食麦者廖廖。”⑧修武、焦作县,“一般农民生活极苦,吃高梁小米者,在乡间还算是中等人家,而一般极贫苦之农人,竟有吃糠者。”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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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小民:《河北阜平县农村素描》,天津《益世报》1934年11月30日。
②知堂:《保定定县之游》,《国闻周报》第12卷第1期,1935年1月。
③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260页。冬季吃两顿,夏季吃三顿的情形在华北非常普遍,当时许多资料都对此有所记载。
④张稼夫:《山西中部一般的农家生活》,天津《益世报》1935年7月13日。
⑤《胶志》卷52,1936年铅印本。
⑥《馆陶县志》卷6,1936年刊本。
⑦《东平县志》卷5,1936年铅印本。
⑧《太康县志》卷2,1933年铅印本。
⑨龚逸情:《河南焦作的民众》,《向导周报》第165期,1926年。
副食在农民的食物中就更为简单了。
如蔬菜类,据20年代中期李景汉对北平郊外挂甲屯村100户农家的调查,全年蔬菜费不满5元者约占1/3,平均每家蔬菜费为10.8元,仅占总食品费的10%。①到30年代,昌平县,“蔬菜也是自己种,如果种不起,则所吃也不会高贵,只是些咸菜疙瘩,煞白菜或豆腐而已。”②河南林县,农民的常用蔬菜“一蔓菁萝卜叶,二豆叶,三红薯叶。三种皆秋问煮熟淘净掺蔓菁丝入缸,备常年调汤佐食。”③
至于鸡蛋、鱼、肉等较为昂贵的副食品,农民享受的机会就更少了。如上述北平郊外挂甲屯村100农家,大多数只在新年、端阳、中秋购用肉食,有的只在新年吃一次肉。除了年节之外,能吃得起肉者仅有13家,数量与费用也甚少。④河北卢龙县,农家也是“非喜庆年节或延客,不恒用酒肉。”⑤定县农民除了年节之外,大多数也吃不起肉。据1931年120家的调查,仅有两家在冬季每隔三五日吃一次,不到总家数的1.7%。⑥
调味品对农民而言,也是非常稀见的东西。定县农家的调料费还不到食品费的3%,6口之家一年仅用1角5分钱买香油与花生油吃,1933年1斤香油的价格虽然从1930年的0.276元降至0.116元,但1角5分钱仍是不够买1斤香油的。⑦所以,农民“每买几两香油,常常吃了一两个月还不见少,”就不足为奇了。⑧他们用油的法子,是用铁丝穿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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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景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第47页。
②蒋旨昂:《卢家村》,《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
③《林县志》卷10,1932年铅印本。
④李景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第48页。
⑤《卢龙县志》卷10,1932年铅印本。
⑥涛鸣:《定县见闻杂录》,《独立评论》第4号,1932年6月;《研究村食物概况》,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综号236,卷号115。
⑦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260—261页;李景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211页。
⑧鲁绍柳:《定县农村经济概况》,《文化建设》第3卷第4期,1937年。
个制钱的方孔,把它钩住,然后把钱放在油里,用油的时候把钱拿出来,放在菜里头,从不敢把油从油瓶直接倒出来,怕用得太多了。①如果食物里“偶尔放人几滴香油,竞致看为例外的奢侈”。②酱油醋等调料品在他们看来,也是带点特别意味的东西。定县6口之家一年仅用1角5分钱买醋,按比以前降低了的1933年的价格计算,也只能买2.6斤干醋或6.8斤水醋。③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但因价格太高,许多农家根本吃不起盐。定县在1933年冬季,吃不起盐的农家占20%,1934年达到27%,有的村子高达74%。④买不起盐的农民,便到阴沟里或潮湿的地皮上刮硝盐吃,岂不知“盐是属于国家的,私人刮取是犯法的,”他们惟一的办法只有少吃盐或不吃盐了。⑤临城县管等村,300户农家中也有100户吃不起盐,还有150户不够吃,二者占总农户83%以上。⑥河南获嘉县,“贫寒之家,更有时连海盐不用,惟佐以本地硝盐者”⑦
农民的穿着,也是简陋到极点。20年代北平郊外挂甲屯村,不少农民买不起新衣,就在海淀或北京买旧衣旧鞋穿。⑧30年代,河北的南皮县,农民穿的衣服都是“新旧大小辗转改作,至朽烂为度。”⑨望都县农民“寻常衣服,棉改夹,夹改单,敝而后已。虽褴褛之衣,犹作鞋履之用,不肯轻于一掷。”⑩又据定县34农家的调查,平均每家全年衣服被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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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涛鸣:《定县见闻杂录》,《独立评论》第4号,1932年6月。
②李景汉:《深入民间的一些经验和感想》,《独立评论》第179号,1935年12月。
③李景汉:《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第211页。
④李景汉:《定县农村经济现状》,《民间》第1卷第1期,1934年5月。
⑤佛:《农民的伟大修养》,《民间》第1卷第1期,1934年5月。
⑥远:《河北省一个农村经济的调查》,《中国经济》第2卷第8期,1934年8月。
⑦《河南获嘉县志》卷9,1935年铅印本。
⑧李景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第51页。
⑨《南皮县志》卷3,1932年铅印本。
⑩《望都县志》卷10,1934年铅印本。
费14.86元,其中5.99元买本地土布80尺,1.1元买爱国布或洋布十几尺,1.82元买棉花,另外鞋料费2.56元,袜子费1.47元,被褥费1.11元,其他1元。①这点可怜的费用是连蔽体都不够的,结果是小孩、尤其是男孩,从春天起就脱得赤条精光,了。甚至到了霜降节令,当富人已经皮衣在身的时候,赤身露体的儿童仍是随处可见。至于老年人,仅求能蔽体而已。穿得上棉裤的农民大半只有一件,一冬不离身,里面状态不忍目睹。②河南南阳县的状况也是如此,“一般农民底衣一看总是破烂不堪,他们只有在年初一、三月三赶会,或者遇喜事等等时候,才把那仅有的一套总算不破烂的衣服穿上。”③
农民的住房,也非常糟糕。房屋主要有瓦房、砖房、土房、草房等类型,但瓦房、砖房造价较贵,一般农民是盖不起的,只有住土房、草房。如河北定县,“砌以砖覆以瓦者,一村之中实寥寥无也。”④望都县,“土屋占十之八九”。⑤怀安县,土房“约占十分之七,倘遇雨连绵,屋多漏滴。”⑥山东东平县,“建造瓦房者颇鲜。”⑦范县农民,也是“居住多土房。”⑧德平县,“住室普通概为土质,形式简陋,内容朴素,仅足供蔽风御雨之资。”⑨河南通许县,“农家多住草房,瓦房甚少。”⑩南阳县,草房占农民住房的80%。⑾灵宝县,“平原之中,中人以上之家始有房屋;其中人以下之家,多于平地下掘一深坑,坑内剜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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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18页。
②李景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
③冯紫岗:《南阳农村社会调查报告》,黎明书局1934年版,第71页。
④《定县志》卷8,1934年刊本。
⑤《望都县志》卷10,1934年。
⑥《怀安县志》卷10,1934年铅印本。
⑦《东平县志》卷5,1936年铅印本。
⑧《续修范县县志》卷3,1935年铅印本。
⑨《德平县续志》卷10,1935年铅印本。
⑩《通许县新志》卷11,1934年铅印本。
⑾冯紫岗:《南阳农村社会调查报告》,第73页。
谓之地阴院。又有于平地纯用土壁砌起合成窑形,谓之锢窑,每遇阴雨,倾塌堪虞,其穷亦可怜矣。”①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农民没有自己的住房。如河北遵化县卢家寨,32个住草房的农户中,有10户是借典来的。②北平郊外挂甲屯村,100农家中只有24家有自己的住房,其他多是租房或住亲友房屋。③山东沾化县,没有房子的农民占14%。④
农民用于燃料方面的费用也非常低,如20年代河北的定县,据34个农家的调查,平均每家燃料费为19.56元,占生活费总支出的8.06%。燃料主要是柴草,平均每家用费15.16元;次为煤炭,平均每家用费2.26元,其中有14家未用煤炭;再次为煤油,平均每家用费199元,多在冬天短时用,夏季几乎不用;洋火费最少,平均每家仅佣0.25元。⑤30年代山东的沾化县,“燃料即以禾秸野草充之,用煤炭者甚少。”⑥
此外,农民用于其他杂项的费用也少得可怜。仍以定县34家为例,杂项开支共有十余项,平均每家支出仅21.72元,占生活总支出的8.95%。其中,以与亲友、邻居来往的应酬费最多,平均每家支出4.49元;娱乐、家具、医药、卫生、教育五项费用,平均每家才支出1.7元、1.62元、1.22元、0.61元、0.54元。⑦在如此低的费用之下,不难想见农民的娱乐生活是多么的贫乏、家里陈设是多么的简单、身体素质和教育程度是多么的低下。李景汉在调查中就发现,定县“农民除了耕种收获、娶妻生子、新年酬酢、逛庙烧香、墙根底下谈天等等以外,很少有其他复杂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的娱乐,很是缺乏。”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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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灵宝县志》卷2,1935年铅印本。
②《冀东地区25个村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卷,第365页。
③李景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第51页。
④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4页。
⑤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4、317页。
⑥《沾化县志》卷1,1935年石印本。
⑦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5、320—324页。
⑧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25页。
农民死亡率在35—40之间,平均寿命仅30岁,而当时英美等国的人均寿命已将近60岁①,真可谓霄壤之别!
“行”也是人们生活的一个方面,然对于农民而言,它似乎是一个不太重要的概念,正如李景汉对定县的调查所说的,“行的方面就更为简单,拿起腿来走路就行了,大多数人仍然是洋车没坐过,马路没见过的。”②昌平县,农民出外的方法也是步行,或骑驴及其他牲口,土路虽然不少,但多洼湿,一到春夏,就不易走了。③
综上可见,农民生活水平距离最低限度的要求都相去甚远,贫困是农民生活的惟一写照。1936年,著名社会学家对中国最富裕的苏州地区吴江县江村调查后也说:“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了不足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④慈鸿飞所谓中国农产品已经出现大量剩余,农民已脱离糊口水平,不攻自破。试问,在多数农民连最低限度的生活都是难以维持的情况下,农村产品可能会出现真正的剩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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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景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
②李景汉:《华北农村人口之结构与问题》,《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
一、发展小城镇推进农民工向城镇集聚的基本情况
镇政府所在地大盂村,南距县城13公里,北距忻州市30公里,是全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信息中心,也是商业、集市贸易的枢纽和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是以建材业为主、农副产品加工和畜产品养殖加工为辅的新型小城镇。2001年进行小城镇规划建设以来,大盂村硬化了两条主街道,凿了一眼深井,扩建了一栋小学教学楼,新建了镇中学教学楼,镇中心卫生院,信用合作社和居民楼,依托深井水建了45栋节能温室。
经济发展的支撑依赖与项目建设,群众增加收入依赖项目建设。大盂镇一手抓现有项目的发展壮大,一手抓新项目的引进落户。全镇的两个支柱企业喜跃发公司、百城钢铁成为全县的亮点企业,喜跃发公司承揽县首邑西路等多项县级重点工程,承揽太佳线等多项省级重点项目,公司业务迈出国门,群众务工到了非洲。百城钢铁成为全县的税收支柱企业,全年上缴税金2000万元,但目前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影响,面临效益下滑的不利局面。与此同时,经过积极协商联系,投资在千万元以上水泥粉磨站项目即将投产,将成为全镇新的经济增长亮点。
(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近几年随着小城镇建设力度的逐渐加大,交通、通讯、医疗、教育、水利、电力等各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镇容镇貌得到很大改变。
(二)人口不断聚集,就业结构不断完善。小城镇就业人口不断增加,小城镇人口就业结构呈多元化,主要以商业、服务业为主。
(三)集镇建设对产业化发展的作用日益明显。小城镇基础设施的改善,为民营经济发展和集贸市场扩大提供了平台,二、三产业发展速度加快。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加大,一改过去冷清、沉闷的景象。
二、发展小城镇推进农民工向城镇集聚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及效果
(一)理清思路、科学规划。镇党委、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的政策和部署,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揽全局,以加快创新为主题,以项目产业建设为主线,以城效经济为主导,着力构建“一带三产业”,即构建大运经济带,发展林牧、果蔬、生态旅游三个主导产业,显著增强经济实力,富裕农民群众,建设太原北部经济强镇。大盂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是:抓紧抓好太原工业新区规划建设的机遇,用足用好优惠政策,引进建设民营项目,使民营经济成为全镇经济发展的主力;壮大大运经济带,抓紧抓好省市规划建设大运经济带的机遇,依傍大运路的优势,加快项目建设,发展相关产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抓紧抓好国家大力投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机遇,搞好试点,以点带面,建设生态美、实力强、人民富裕的新大盂。
(二)突出重点、壮大龙头。在全县“生态建设年”活动大力促动下,把主要精力放在投产项目即百城钢铁的达产达效上,把税收目标的实现全部寄托在百城钢铁上。通过外部环境的创造和内部企业的努力,对供料系统、除尘设施进行技术改造,在融资、原料、技术、市场等多方面得到改善和开拓,生产效益有效提升,仅百城钢铁一家纳税就达1600多万元,仅次于龙辉、三兴、东铝,连续两年位居全县第四纳税大户,为全县财政税收做出突出贡献。把发展后劲放在研发项目即喜跃发彩色沥青的开发上,新建生产车间,购置稀浆封层和沥青洒布车辆,该公司承建了县城新阳大街改造工程,出资为阳曲公园修建了聚仙阁第一景观,为大盂增光添彩。与此同时,不失时机地争取到并配合好,顺利完成和推进了一批重点基础项目,争取投资800多万元,改造中低产田近20000亩,顺利完成了建于移动新村投资达640万元的富士康敬老院,建于大盂中学投资达400余万元的文物古迹慈仁寺。顺利推进了一期投资700余万元的大盂中学扩建工程,二期投资200多万元的移动新村建设工程,全镇重点工程项目显著推进。
(三)夯实基础、提升功能。从事关群众长远发展的水、路、田入手,下大力气抓好基础建设。积极向市县交通部门争取,年内新修三条乡村路,分别是卷子头――三畛――大盂,大运路――大泉沟――张家沟――李家沟――大盂,大运路――南高庄――大盂——辛庄。至此,大盂镇将形成环形路网结构,群众出行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以此为契机,硬化卷子头、大盂、南高庄、张家沟等村主街道,新建铁猫公园、绿化大盂村主街道,进一步改善村容村貌。稳步推进中低产田改造项目,改造大盂村农田1400亩,新打深井1眼,修整田间路5公里,栽植田间林6000余株,铺设灌溉管道6000米,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四)优化产业,形成特色。巩固优化传统产业,以景庄、北家庄小杂粮专业合作社为带动,在景庄、北家庄、金家岗等村规模发展小杂粮种植,以砂河、棘针沟养猪专业合作社为带动,发展农户规模养猪,以中低产田改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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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放教育工商管理本科的专业课程教学模式构建的基本思路
1.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式必须适应远程开放教育的特点和要求
远程教育的一个本质特征是教的行为和学的行为在时空上的分离。戴维•西沃特的“远距离教学,自相矛盾的措词?”实际上也从另一侧面揭示了这一本质特征。这就要求开放教育的教学一方面要为学习者提供完善的学习支持服务,如学习资源服务、信息服务和学习环境的创设,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要使教与学的行为再度综合,努力重建教与学相互影响的机会,强化教师与学习者、学习者与学习者、学习者与学习资源的互动,这也是构建开放教育教学模式的基本要求。开放学习是开放教育最本质的属性,这就要求既要重视和满足学生的各种学习需求,更要基于网络环节条件,综合运用各种远程教育手段和现代信息技术、采用多种媒体进行教学。开放教育教学模式的构建理应适应这些要求。
2.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式必须适应开放教育工商管理本科学员的特点
在近10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们一直重视对开放教育工商管理本科学员的研究,通过入学时的入学水平测试分析、特别设计的问卷调查,课程教学开始时的交流互动与判断分析,基本上动态把握了学员的特点。一是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其中有30%~38%的学员的学习动机是获得学习文凭,获取知识、提升能力并不是这部分学员的学习目标。二是学习者的年龄、学习基础呈现差异化的特点,其中平均年龄为31~36岁,最大年龄为48岁。与传统高校学员相比,他们的记忆力要差一些,也不愿意死记硬背,但理解能力要强些;他们能主动思考,但不善于思考;他们愿意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大多较肤浅,缺乏深层次的、辩证的、系统的且有理论支撑的观点;年龄大些的基础理论与知识掌握要差一些,而年龄小些的往往对基础理论与基础知识的掌握要好一些。三是地理分布与学习条件呈现出层次性的特点。第一层次的学员分布在市区,距学校较近,经济条件和学习条件(如上网学习条件)也好些,这部分约占3/5;第二层次的学员分布在市郊县,来学校一趟来回要花上1~2小时,学习条件也较第一层次要差些,这部分学员约占1/5;第三层次学员是外地学员(由于工作调动)和乡村学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与教师面对面交互的机会很少,同时外地学员的学习条件往往有保证,而乡村学员往往学习时间有保证,但学习条件和自控力较差,这一层次学员约占1/5;四是学员基本上在职工作,有42%~63%的学员从事中低层管理工作,这部分学员对管理工作有认识与思考,有切身感受与体会。专业课程的教学只有针对学员的这些特点来组织实施才能取得成效,同样,专业课程教学模式也只有针对学员的这些特点来构建才会具有可操作性、针对性和理论与实践的中介性。
3.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式必须适应工商管理专业课程的性质、特点和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
工商管理各门专业课程都是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与市场竞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其基本理论、原理和方法在各种组织(包括企业)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运用,大都有效指导了管理实践。专业课程的特点可概括为:一是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教学中如果脱离工商企业管理的实际,从理论到理论或从理论到方法,不仅枯燥乏味,学员也难以有意义地构建自己的知识;二是课程设置的目的性。工商管理本科的专业培养目标是应用型高等专门人才,各门专业课程(包括集中实践环节)的科学合理设置是基础,但更主要的是要通过各门专业课程的教学实施,在教学过程中强化学员实践能力的培养。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式必须体现这些特点与要求。
4.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式必须适应构建终身学习社会的需要
我国已将远程教育作为国家发展战备的重要组织部分和构建学习型社会的第一选择。对一个人知识水平的衡量也从其学历转到了“学习能力”。很显然,构建终身学习社会必须以个体和群体的学习能力为前提。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摒弃传统的“注入式”教育,在教学模式的构建过程中和教学策略的运用上,要更多地强化学员的自主学习,更着力于“学习能力”的培养。这应该成为教学模式构建的理念层面的内容,更应成为教学模式改革的终极目标。
二、开放教育工商管理本科专业课程教学模式的基本框架
基于以上的思路,在现代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指导下,我们经过近10年的深入实践与探索,形成了如图1所示的开放教育工商管理本科专业课程教学模式的基本框架。这一课程教学模式可描述为:在现代教育思想和教与学的理论指导下,以学习者研究、适用的教学资源提供、学习环境创设为前提,以学员的自主学习为中心,采用各种现代远程教育手段、多种教学媒体和各种教学策略,促进教与学的多维互动,实现学员有意义的知识构建和能力提升。
这一模式的特征与要求可归纳为以下5个方面:
一是采用问题导向,启发学习。以问题导向为起点,运用多种媒体手段设计“成败范例”,引出要学员思考或要解决的问题,以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增强学员的学习动力,启发学员的自主学习和探究学习。为此,设计与展示的“成败范例”非常关键,它应该是学员有所耳闻的、发生在我国现实管理实践中的,且与学员将要进行阶段性学习的知识点密切相关,学员通过自主学习、探究学习阶段性(其一模块)知识能够寻找到答案或结论。同时“,成败范例”最好通过视频小课件展示或以图文并茂形式展示。越形象直观、与现实中的管理实践结合得越紧、越典型,效果会更好。范例展示后教师要精心设计好问题,建议学员自主学习、探究学习中可采用的学习方法,可查阅、搜索的学习参考资料,可采用的学习策略。
二是模块化指导学习,帮助学员知识建构。针对工商管理专业课程实践性强等特点,教学中有必要将专业课程按课程知识结构体系划分或重新整合为“过程模块”“、功能模块”,如企业战略管理课程可按战略管理过程划分为“战略分析”、“战略制订”和“战略实施与控制”三个过程模块,通过模块化教学,可凸现和强化学科的实用性、实践性。每一模块的知识相对完整,有助于学员的知识构建,也有助于教学交互活动的组织和交互效果的提高。相对独立地运用某一模块知识可分析、解决现实中的某一管理现象或问题,便于实践教学活动的组织与开展。
三是采用叠进式实践教学,提升学员实践能力。叠进式实践教学通过三个层次来实施,这三个层次及顺序是:成败范例(问题导向中的“问题”)的分析解释;每一模块知识学习后安排的一次案例教学;课程学习结束或学习过程中集中安排一次去实践基地实现、学习和观摩。这三个层次的实践内容和教学过程具有其内在联系和递进性,故称为叠进式实践教学。采用这一模式开展实践教学,关键在于成败范例、案例的选择、每一模块案例教学的组织。成败范例选择恰当,不仅能激发学员学习相关模块知识的兴趣,更能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每一模块安排一次的案例教学,案例选择最为关键。案例一要精;二要与相应模块的知识点紧密联系;三要适应学员的基础和知识层次。案例教学的组织形式可多样化,可根据学员的具体情况采用网上讨论、小组讨论和课堂讨论三种形式;实践基地的选择要有典型性、针对性(与课程的知识、模块的知识相联系)和目的性(能通过参加、观摩或实习写出社会调查报告,将知识转化为能力)。
四是采用控制、评价性教学,修正、深化、重建学员的知识结构。强调学员的个别化自主学习,不是放任自流,而应全程监控、及时纠偏。控制、评价性教学主要是指对学员学习过程的控制,平时作业的批改、讲评和案例分析报告、社会调查报告的批阅、讲评。平时作业和案例分析报告,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叠进式实践教学的阶段性成果,是检验学员对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掌握程度的重要标尺和形成性考核评价的依据。通过及时催交、批阅、讲评,既可控制学员自主学习的进程,更能帮助学员重构自己的知识结构。
五是通过多维互动教学,全面支助学员的自主学习。由于学员个别化自主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时间有限,易产生学习的挫折感,教与学的时空分离、地理分布广泛等特点,教学过程中必须采用多种形式与途径强化教学交互,对学员学习进程实施全程支助。主要包括组织一定量的教师与学员、学员与学员的实时面对面教学交互(如课堂、学习小组、社会调查等)和网上实时与非实时的教学交互、电话交互,还应包括学员与媒体的交互(如提供交互性课件、自测题库、网上测试等)。交互不应仅仅体现在形式上,更应强调交互的收效。交互中的信息反馈既可促进、帮助学员的个别化自主学习,也能促进教师改进、完善教学设计与教学策略。
三、深化工商管理本科专业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
在教学模式构建的过程中,我们遵循边实践,边研究的原则,同时不断对每一步骤进行效果测评分析,以不断修正、改进模式。现在要对上述教学模式进行全面评价还为时尚早,也难以实施,但随着这一模式的逐步成型,我们的检测评价也会逐步深入。从我们的逐步实践与对比分析中,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学员的学习兴趣越来越浓,学习动力逐步增强。这从学员参与面授交互和网上交互的次数和人数增多可以证实。二是学员对“三基”的理解与掌握更深刻,主要缘于这一模式的“理论实践理论”的教学设计,这从课程的终结性考试成绩的对比分析中找到了证据。三是学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步提升。由于叠进式实践教学与控制、评价性教学的推行,学员逐步学会了对理论的“领悟”与“应用”。课程社会调查的调查报告、案例讨论的分析报告、毕业论文越来越具深度,分析问题的条理性、系统性和逻辑性逐步提高,毕业论文成绩的通过率和优良率也相应上升。四是学员的学习能力包括信息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这主要体现为学员遇到问题一般都会自己主动去搜索网上资料、查阅期刑、杂志与参考书。学员与教师交互时,如果教师缺乏知识积累、更新和充分准备,往往还难以应对。
继续深化与推进开放教育工商管理本科专业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我们认为还必须解决好以下3个问题:
1.牢固树立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
教学模式的构建与推行是由“理念”引领和决定的,如果教育理念不转变,新的教学模式构建与推行必然会遇到重重阻力,或者只是追求形式的变化而缺乏实质活动与效果的支撑。这种理念的本质就是学员在课程学习过程中需要什么,教师就应该去开发和提供什么。如果学员想要学习某一模块更深层次的内容,教师就要想办法去开发相关内容的小课件或整合相关的资源;如果学员期待以某种方式与教师进行交互,我们就要去创设这种交互的环境;如果学员由于学习条件的差异化需要多种学习资源以供选择,我们就要适应学员的要求去开发。总之一切教学活动都要以学生为中心,适应学生多样化、差异化、多层次的学习需要。
2.成败范例、案例教学材料的编制与实践基地的建设必须得到强化
成败范例必须适应模块化教学的需要,应符合目标性、针对性、形象直观,值得探究的要求。从目前各门专业课程资源的实际情况看,成败范例的设计还有不小的差距。案例材料同样也存在“泛”、“滥”的现象,难以适应开放本科学员的专业基础背景和案例教学的需要。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如果只有形式,不追求高标准、针对性和目的性,专业课程的社会实践就难以达到预期目的。这些问题应该集中力量、发挥系统优势攻关,以实现资源共享。实践基地建设则应该建立起学校与“基地”双赢互惠的机制,坚持高标准,发挥两个积极性。
3.远程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有待加强,教师素质有待提升
关键词:金融危机;新农村建设;普者黑;乡村旅游;农村经济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0)09-0076-03
目前,关于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研究已经成熟,但大多数的研究都从发展乡村旅游的意义、发展乡村旅游的思路与模式、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的互动机制及实现途径等层面展开,从金融危机角度谈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的研究成果甚少,在金融危机下新农村建设将遇到什么阻力,依托旅游业又如何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这是危机背景下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就对此问题以普者黑乡村旅游为例,详细分析了普者黑乡村旅游在危机背景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望能为业界关注,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使乡村旅游能够持续发展,以此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一、乡村旅游在国内外的产生与发展
国外的乡村旅游源于法国,然后在欧洲兴起并繁荣起来。德国、意大利、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都开展了不同形式的乡村旅游活动,且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与生态效应。
我国的乡村旅游在20世纪就有了发展。2006年9月5日,由国家旅游局,世界旅游组织,世界银行和贵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贵州省旅游局承办的“2006年乡村旅游国际论坛”在贵州贵阳花溪开幕。许多国内外著名专家都参加了此次论坛,展开了以“乡村旅游: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模式”为主题的论坛,旨在探讨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积极影响,剖析政府为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和战略、政策支持等。研究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和农村经济组织结构创新等前沿理论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就要求推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发展乡村旅游就是途径之一。
二、危机背景下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挑战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等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众所周知,2008年末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华尔街到全世界,从金融界到实体经济,各国政府都在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我国经济和企业都将受到挑战。
旅游业依托性、关联性、综合性强,遭受各种挑战性影响在所难免。普者黑景区就是乡村旅游的一种,位于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境内,发展到现在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然而在危机到来之际,普者黑乡村旅游也将迎来发展困境。
(一)基础设施在危机背景下更加难以完善,融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以旅促农战略受阻
经济危机的到来使经济放缓,经营者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方式聚集相应的资金,改善普者黑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笔者在2009年1月进行了为期5天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食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主要表现在防尘防蝇、消毒保洁设施不健全,农家乐从业人员大都没有办理《健康证》。鉴于普者黑景区淡旺季分明,所以淡季娱乐设施闲置不用,参与程度较高的普者黑村和仙人洞村,没有质量稍好的医疗机构,没有网络等。上述问题的出现,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融资的概率相对比较高,然而,在危机背景下投资者信心大减,融资问题更是举步维艰。原因有三:
1.普者黑景区知名度不高,缺乏品牌优势,淡旺季分明,游客接待量不稳定,旅游业本身所具有的较大弹性消费等问题的存在,使投资者感觉到投资回报在危机背景下显得遥不可及,严重挫伤投资者的投资主动性和积极性。
2.经济危机的到来使中国股市陷入严重熊市,首先打倒的就是中产阶级,这一阶层的投资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3.景区农村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特别是缺乏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农村金融网络不完善,农民融资渠道较少。普者黑乡村旅游发展受到限制,直接影响到当地社区居民的经济收入,生活富裕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二)景区经营资金短缺,运营代价大
在危机背景下,人们对国家经济缺乏足够的信心,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市场也显得疲软不堪。刚刚结束的两会为了刺激旅游经济的发展,关于恢复“五一”长假和《中国公民休闲纲要》都在整理讨论阶段,具体实施方案还没有定性,暂且不考虑其结果如何,既然有这种提法,就说明旅游消费市场前景不容乐观,旅游景区的经营收入主要来自旅游消费。缺乏足够的旅游收入,旅游景区的经营陷入困境,立志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来繁荣农村经济的普者黑景区,由于危机的影响,对员工的培训进度放缓,对仙人洞村生活污水处理规划的实施可能化为泡影。一年一度的环境评估以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苦于缺乏资金而不能开工。
(三)危机的到来加剧了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的不和谐
在普者黑旅游区,只有仙人洞村位于景区内,从中受益匪浅,而普者黑村离景区较远,为了开发景区,占用了普者黑村大量农田,但是村民从中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普者黑村没有从中受益的村民抱怨颇多。据统计,普者黑村现有农户901户,农家乐开办户占总户数的2%,仙人洞村现有农户183户,农家乐开办户占总户数的27%。这说明普者黑旅游景区的开发范围与新农村建设结合不够紧密,对振兴农村经济的贡献有限,生产不能发展,生活不能富裕加剧了不和谐因素的存在。
危机的到来使经营者面临巨大的阻力,为了振兴景区的旅游经济,他们会不择手段迎合旅游者的需求,千方百计设计出让旅游者满足的旅游体验,在已经损害了部分村民利益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侵犯他们的生存空间,加剧了不和谐因素的存在,这与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极不一致,所以,如何在景区开发中合理安排农民利益,结合新农村建设发展农民参与旅游经济的结构,成为旅游开发必须加强研究并推广有益经验的重要领域。
三、危机背景下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发展机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济发展是基础,社会和谐是灵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有要有支柱产业的带动[7]。普者黑旅游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一部分农村居民率先富裕起来,然而在农村经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同时,普者黑乡村旅游的发展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关心和帮助。危机的到来像一把双刃剑,既给乡村旅游的发展带来挑战,又给带来了机遇,挑战与机遇并存。
(一)普者黑乡村旅游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有坚实的基础
从开办者来看,据调查截至2008年1月,普者黑景区农家乐已经发展的奥72户,其中:普者黑村22户,仙人洞村50户;从服务方式来看,以经营无公害蔬菜为主,同时经营清汤鱼、“腊猪脚”“老八碗”等特色饮食,附带提供麻将、扑克等娱乐工具,大部分农户还开办了住宿服务;从经营收益来讲,农家乐开办户年收入在5000~30000元不等;从接待能力来看,各项数据均呈上升趋势。如下图所示:
注:以上数据资料均来自丘北县旅游局,其中总投资、总收入、纯收入和所缴税金单位为万元。
(二)普者黑旅游景区社区居民都对发展旅游充满了信心,为“以旅促农”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思想保证
普者黑旅游景区位于文山州丘北县境内,距离昆明287公里,远离昆明市区,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程度比较小,客源市场主要集中在周边县城区域,所以在危机背景下该景区的客流量相对比较稳定,笔者通过几天的田野调查发现,景区社区居民都很乐意旅游者的到来,也很有信心去接待旅游者。刚刚结束的两会,在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贯穿始终的就是要坚定信心,信心是生产力,信心是思想动力,信心是精神支柱,信心蕴含着奋进的力量。有了战胜挑战的坚定信心,就能够处变不惊、沉着冷静地拿出对策,就能够凝聚力量、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就能够战胜金融危机带来的暂时困难,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所以,纯朴的草根思想在危机背景下显得难能可贵,为普者黑乡村旅游的发展,为旅游带动新农村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危机中的思想法宝。
(三)危机也是转机
魏小安说,即便遭遇经济危机,中国中等收入的家庭依然有足够金钱外出旅游,也正是由于经济放缓,人们通过旅游缓解压力、享受闲暇的愿望将更加强烈。所以旅游经济在危急中仍然有繁荣复兴的可能。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主动、迅速、全面的。加上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基础条件明显好于以往,有利于产生应对金融危机的明显成效。如正在修订的《公民休闲纲要》就说明政策方面因素会促使人们为了缓解压力而外出旅游休闲。中国旅游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魏小安认为,就我国而言,政府已明确投资几十亿资金发展旅游业的策略,加之实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内旅游企业和景区的融资建设成本将进一步降低,因此这一时期可成为产业调整升级的良好契机。
所以,在危机到来的时候,各方面都在群策群力,为应付危机做好了各种准备,在危机中寻找希望,谋求形势的好转。如果普者黑乡村旅游在政策带动下能够蓬勃发展,那么也就意味着该区域新农村建设迈出了建设性的一步。
四、结语
总之,危机的到来给普者黑乡村旅游的发展既带来了挑战,又带来了机遇,为了普者黑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及早实现新农村建设的宏伟目标,在危机中必须树立信心,经营部门做好各项服务工作,环保部门做好环境影响评估,建设部门做好规划,卫生防疫部门做好监管,税务部门和公安部门做好缴税和安全工作,在政府协助下完成融资问题和环保问题,争取在危机中寻找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为新农村建设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孙冬玲,张黎,舒伯阳.乡村旅游与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互动关系研究[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报,200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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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庆雷,马继刚,杨帆.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互动机制及实现途径[J].农村展望,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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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丘北县旅游局.普者黑景区农家乐经营情况调查报告[R].2008-01-18.
关键词: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城乡统筹
劳动力、土地以及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不受约束的流动构成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但是,由于国内存在着户籍与土地等城乡二元体制,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非约束流动受到了限制,于是就构成国内城市化进程所面临最主要的问题。成都市是我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破解城乡二元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有积极意义的探索,本文将在总结成都试验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展开分析,为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城市化道路提供一些参考。
一、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虽然对户籍等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然而目前城乡二元体制还是存在着,依旧是国内城市化进程中的障碍。一方面,城市和乡村不一样的土地制度,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阻碍。第三方面,城市和乡村不一样的户籍与公共服务制度,对城市和农村间劳动力的非约束性流动造成了制约。第三方面,金融机构在农村贷出相对较少,极大限制了农村产业经济的发展。农村银行营业网点数量和功能的限制,使得在农村很难通过金融机构资金发展项目。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极大影响到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以成都试验区为例探索改革
(一)对农村产权制度进行改革
为了促进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动,成都试验区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了改革。成都市近年出台了《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希望通过对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努力形成以“流转顺畅、保护严格、权责明确、归属清晰”为特色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构建和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使得城乡资源在市场分配上机会均等,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提供制度上的基础,并且耕地保护基金制度的建立,发起了形成很好地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的耕地保障补偿制度的试验。
(二)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
为了推进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成都试验区推行了城市和农村一致的户籍制度,于近几年相继出台了《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见》,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上,实行城乡统一的新型户籍制度,按照降低门槛、放宽政策、简化手续的原则,逐步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初步形成了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就业工作责任等体系与就业服务网络。
(三)对农村金融制度进行改革
为了推进资金要素自由流动,财政更应向农村倾斜,财政部门要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对乡村信贷担保机制予以了健全,对社会资金流向乡村予以引导,形成一批有实力的农村金融机构,有针对性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流转活动给予资金支持。例如,乡镇金融机构试点、政策性的农业保险试点以及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等,构建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投融资服务,总之,不进行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破除,只有通过调整改革,才能逐步实行城乡一体化。
三、成都试验区的改革成果
(一)城市化率的不断增加
截止2013年,成都试验区城市化率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年均提高近1.3个百分点,在《2014年成都市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争取城镇化率比2013年提高0.9个百分点,达到70.24%,新增新区建成区面积23.4平方公里,以实现城市化率的快速增长,在2013年,成都市人均GDP已经达到64247.56元,从对应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和实际城市化率来看,已经超过了标准城市化水平。而在以后的几年里,相应GDP所对应的城市化水平也是不断递增。
(二)城市结构的协调发展
和其他城市相似,成都试验区的城市结构特征也表现为典型的环状结构,主城区有着很强的聚集能力,这对城市率的快速提升以及城市化质量的改善的有着积极作用。自2003年实施新的城乡统筹发展总体战略以来,内环聚集的城市现状已经逐渐向比较协调发展模式转变。新的空间拓展模式是在主城区以外,大力发展郊区的小城镇,进而形成一些拥有较强承载力的城镇区域,从而使得主城区与周围小城市的协调发展。在《2014年成都市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意见》已经提出必须集中力量加大外环小城市的建设,以形成示范效应,包括按照《成都市小城市建设标准》重点建设11个小城市的样板,确保2个小城市在2014年底初步达到小城市标准;而且也非常注重特色镇的建设,这些措施为城市结构的协调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三)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
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扩大,成都试验区的社会保障也不断地完善,很好地处理了农民与产业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农民原来普遍以单一的收入结构,形成了多种收入来源所构成的收入结构,农民的收入将得到稳步增长,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以上,不仅如此,而且城乡教育、医疗、文化、公共服务实现基本均衡,比如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积极促进教师区域流动,深入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不断完善农村药品供应,并积极探索统筹城乡的药品流通新模式,完善的城乡社会保障确保了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的顺利进行。
四、结论
成都试验区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进程中,通过城乡间的土地、户籍和资金等生产要素进行优化改革,实现了人口、城市结构及城市化率的协调发展,使城市化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总结该试验区的探索经验,要想大力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质量,就必须破除城市和农村二元体制结构,只有深入地破除不同领域的城乡二元制障碍,如土地、户籍制度及社会保障服务等,才可以更好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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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宗平.西部地区既有城镇化模式的弊端与现实选择偏好[J].当代经济研究,2011(02).
[3]梁小琴.城乡统筹的改革样本――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调查报告[J].决策导刊,2010(04).
[4]梁正科,徐明,万远英.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四川统筹城乡发展――“成都模式”实践启示与价值[J].时代报告(学术版),2012(10).
[5]周天勇,张弥.城乡二元结构下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J].财经问题研究,2011(03).
关键词:城镇化新格局;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空间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8-0115-02
城市化的推进必然带来农业转移人口向城市流动。2013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6 894万人[1],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严重城市病及农民工市民化难题。农民工作为农民身份和工人职业双重属性的群体,其就业空间选择对于农民工市民化及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十报告强调要努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城镇化的发展思路和历史定位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并提出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2013年12月12日中央首次召开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建立“两横三纵”城市化发展战略格局;2014年3月新华社《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将在2020年前优化城镇化格局,城市结构规模更加完善,有序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
一、何谓城镇化新格局
(一)“城镇化”而非“城市化”
1.概念的同一性
以2012年十报告提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为拐点,“城市化”与“城镇化”在学术界使用频率发生显著改变,“城镇化”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二者在概念上具有同一性,表现在“量和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量的积累方面,即人口和其他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镇或城市的转移,城镇(市)数量增加、城镇(市)人口规模扩大等;另一方面为质的变迁方面,即人们的生活、生产、组织方式等全方位变革”[2]。
2.运用的差异性
实际运用中“城市化”侧重大城市或都市的发展,而“城镇化”则重在“镇”字,发展方向向农村倾斜,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改革开放初期,尽管城市化向发展水平较低,但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城市间发展比较均衡,当时的城市化着重大城市发展;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腾飞,城市间产生层级划分,出现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等类别,大城市发展空间严重不足,出现一系列城市病,而中小城市、小城镇发展潜力巨大,因而城市发展的方向和重心应向小城市和中心城镇倾斜,这时的城市发展应称作“城镇化”。
(二)城镇化新格局
城镇化新格局是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高度,对城镇化空间布局及规模的设定做出的新规划。第一,以“两横三纵”交通网络为支撑,两条横轴“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三条纵轴“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以轴线上的中心城市为圆心,形成新的城市群。第二,积极发挥城市群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的辐射作用,促进周边中小城市、小城镇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配合以户籍、教育、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基础设施工程的完善等,就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第三,结合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资源、环境、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逐步形成有特色、高水平的产业发展基地,注重周边城市的专业分工与协作,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互配合,协调发展的战略格局。
二、城镇化新格局的战略意义
(一)描绘城镇化建设蓝图,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
城镇化新格局从总体规划角度对未来城镇化发展提供方向指导,描绘出我国城镇化发展蓝图。东部城市群注重产业优化升级,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及绿色发展方向提升综合实力,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科学定位各城市功能,引导特大城市人口及产业向周边城市及城镇疏散;东部新兴城市群积极“壮大先进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推进海洋经济发展”[3]。
中西部城市群在保护中西部地区生态和人文环境的前提下,积极引导“有市场、有效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向中西部转移”[3],吸引农业转移人口返乡就业,解决就近转移的农业人口,形成产业和人口集聚效应,促进中西部经济发展。
(二)降低城镇化成本,承接大城市人口和产业
特大城市城镇化量的积累已接近极限,人口和产业高度集聚,城市压力极大,亟须向周边疏导。该类城市未来发展重心在技术、资金、高端人才等密集的产业,城镇化成本极高;相比较而言,新兴城市群尤其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具有明显的人力资本及区位优势,这些城市发展空间大,基础设施投入成本较低,人力资源丰富,人力成本较低,是未来城镇化的发展方向,也是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基地。
(三)有利于市民化问题的解决
《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共有农民工26 894万,其中外出农民工16 610万,占总数的61.76%,超过80%流向东部发达地区,不仅带来了严重的城市病,而且绝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无法融入城市生活,造成一系列市民化问题。解决城市病及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方向是引导农民工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缓解大城市压力,发展新城市潜力,降低市民化难度,使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四)推动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差距
城镇化新格局的发展目标是在优化城市布局形态的基础上,达到城乡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承接产业转移:(1)增强城市周边农村发展活力,践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2)有利于周边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乡村与城市生活环境越来越接近;(3)带来大量就业机会,吸引外出农业转移人口返乡就业,为农民增收提供机会,缓解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等社会问题,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三、如何实现对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空间的引导
(一)积极建设新城市群
城镇化新格局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覆盖城市和小城镇按总体要求进行职能和专业化分工,协调合作。根据媒体数据,我国当前中西部城市群有“长江中游、中原、成渝、关中”[4]、哈长等,今后将成为着重培育对象。建设城市群,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发展,逐步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以陆桥通道为依托的城市群及节点城市,借助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契机,提高城市群人口密度,推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
(二)配套制度的改革和确立
1.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做好承接大城市产业和人口转移的准备,首先必须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和人口“落户生存”所需的水、煤、气、电、公共交通、商业服务、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等工程的建立和完善,是城市发展最基本的条件。
2.积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
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公布,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开始瓦解,取消“农户、非农户”之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及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将实现在城市落户,享有与市民同等的各项权利。人口流动将不再受制度羁绊,有助于营造公平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促进社会均衡发展。
但同样应明确,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统筹规划的原则,考虑到教育、住房、就业、社保等制度安排,尤其是考虑到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分情况差别化落户;结合城镇化总体规划进行合理布局,积极提升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集聚能力,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甚至落户创造有利条件。
3.完善教育、社会保障制度
户籍制度改革实施之后,有条件落户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将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受教育权利;短期内无法落户的农民工子女,政府应积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一方面减免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的费用,减轻教育负担,另一方面重视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监管和人力财力扶持,提高教学水平,保证教学质量,帮助农民工子女在父母关爱下健康成长。
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各保险项目统筹层次,争取实现全国统筹,尤其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整合城乡居民保障项目,建立通畅的转移接续渠道,逐步提高保障水平,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基本生活,免去后顾之忧。
4.规范征地制度
规范我国征地制度,合理征用农村土地,保障农民权益。农民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政府应注重其在征地中的应有权益。建立完善多元保障机制,建立合理、规范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合理提高农民收益,健全争议协调裁决制度,保障被征地农民未来生活,为农业转移人口自由流动提供物质保障。
(三)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农业转移人口由于自身职业技能和教育背景的局限性,加之不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只能在次属劳动力市场从事重体力、职业技能要求低、工作环境恶劣、保障条件差的工作。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有助于实现城乡劳动力同工同酬、平等就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督检查,严厉查处损害农民工权益的用人单位;为农民工提供专门的劳动力争议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帮助农民工解决劳动力市场上遇到的问题,保障其在城镇化进程中稳定就业。
在城镇化新格局的指引下,政府应积极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拓展就业定位思路,避免盲目流向发展空间狭小的特大城市;并结合一系列配套政策制度,吸引农业转移人口向发展潜力巨大的未来新城市群,尤其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流动;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应尽量就近选择就业区域,为将来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真正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提供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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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聂伟,风笑天.城镇化:概念、目标、挑战与路径[J].学术界,2014(9).
关键词:农业兼业 女性 生存现状
农业兼业是既从事农业,又从事非农业的一种就业方式。随着兼业的深入,我国学者从各个角度对兼业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从农业现代化角度进行研究,有的学者从经济发展层面进行研究,有的学者从社会发展角度进行研究,但是从众多研究中发现很少有对农村女性关注的视角,了解其在兼业过程中的现状。
农村女性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她们与城市女性相比较,在生活方式、观念形态、家庭地位和个人发展上有着巨大的差距。她们是中国妇女中地位较低、困难较多的群体。同时,与农村的男性相比,她们又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地位。而且在中国这个城乡二元化结构的社会,农民本身就处于劣势。所以农村女性可以说受到双重压力。兼业无疑是增加了女性参与经济发展的机会,使她们的地位比以前有所提高,但是与男性相比,农村妇女有着兼业发展的滞后性,出现了农业女性化趋势。
1.兼业背景下农村女性的现状
我国进入现代化进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逐渐向非农产业转移,中国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开始向乡镇和城市转移。但是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的农民虽然在城市工作,但是身份仍然没有改变,他们处于一种兼业的状态。中国农业开始走向兼业的道路,一批批的农民开始变成在工厂工作的工人,或者自己出资开始从事商业。近几年来,随着农业兼业的不断深入,我们会发现我国农业兼业的一些问题,如兼业出现地区差异,农业兼业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等等,在这其中我们也发现了农业兼业过程中农村女性的生存现状。
1.1农业生产女性化
近年来由于农村男性大多外出打工,农村女性逐渐承担起农业工作,成为农业主要劳动力,经济越发达,此种现象越严重,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的出现农业女性化趋势。
加拿大人类学家劳蕾尔、博森用自己80 年代末在河南、云南等地三个村庄的人类学调查资料,表明妇女在农业劳动力中占54 % —74 %。从每年男性女性花在种植麦子、玉米、水稻上的时间上看,妇女都稍稍大于男性,这表明今天的中国妇女干着大部分的农业劳动。
1.2农村女性转移层次上较男性低
女性的转移速度较男性来说迟缓。80年代初向城市和非农业转移的主要为男性,随着乡镇企业与我国城市化进程,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民在兼业过程中得到了好处,到了80年代中期农村女性才开始大部分的向城市转移。[1]经调查发现,1994 年在上海近郊农村妇女的非农化转移中,曾经出现过一种极为普遍的“男将女兵”现象。另外1995 年对江苏省苏南、苏中三个村进行非农化转移调查时,在乡村社会结构中经济地位较低的雇工中,女性比例几乎是男性的8 倍。所以,在非农化的职业分层中,女性被低层化了,而男性在这一资源重组过程中,则相对提高了他们的职业层次。“乡镇企业的管理层,基本是男人的世界。” 女性则是处于被管理的阶层。这在许多调查中都是很普遍的现象。
1.3农村女性的逆向转移比例较农村男性大
中山大学关于外来女工权益保障与生存状态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外来女工劳动时间长,工资低,工作和生活条件差,相当部分的外来女工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进企业工作时要被企业扣押证件和交纳押金,还有一部分企业甚至对女工的人身权利有所限制,这反映了外来女工的权益缺乏法制性保障。所以女性的逆向转移的人数较多。
1.4家庭工厂中扩大的性别分工模式
进入90 年代,随着乡镇企业效益的下滑,一些人退出乡镇企业,自办家庭工业。在夫妻搭档式的家庭工厂里,两性分工有一定的规律:一是,夫妻俩每人都集多种角色于一身,并且密切合作。这样做不但可以节约经济成本———更省钱,还可以节约心理成本———自己去干更放心;二是,男人掌握生产和营销的决策权和控制权,起主导作用,女人则起辅作用;三是,男人负责外部事务,女人只管内部事务。可见,在家庭工厂中,女性的角色实际是传统家庭角色的延伸。家庭工厂中,男女的劳动分工是扩大了的“男主外,女主内”。男性处于支配地位。
2.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农业走向兼业也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从分析中可以看到,农村女性在兼业的过程中处于特殊地位,还存在着利益受损,安全受到威胁,被逐渐边缘化等问题,但再更多的时候农村女性的问题被中国转型期的众多问题所覆盖,本文从社会学,经济学,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分析农村女性在兼业中存在种种问题的原因,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用教育来逐渐改变当前的社会文化,把性别的视角加入到教育中去;用对农村女性的培训来提高女性的人力资本,加强对农村女性的培训和教育;用产业结构调整来提高农村女性就业,发展适合女性就业的产业;用政府扶植来促进农村女性的进一步发展,在推动农村女性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 王黎芳,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分析[J],甘肃理论学刊 2006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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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调查报告
中小学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不仅影响着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进程,而且严重阻碍着我国素质教育的全面进行。而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拉大了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农村家庭教育资源和学校教育资源的缺乏加重了农村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本文试图从家庭和学校角度解读农村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而提出对策,减轻和改善其学业负担过重问题,以求提高农村中小学生的学业成就水平。
一、农村中小学学业负担的背景陈述及研究目的
1.背景陈述。由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城乡基础教育存在着失衡现象。农村作为我国经济落后地区,其师资力量的薄弱、教育设备的不完善、教学和办学条件的落后、家长教育程度不高等因素加重了农村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早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实践”中的一大病疾,而且其病变愈加严重,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对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而且严重阻碍着素质教育的顺利进行。
2.研究目的。长期以来,繁重的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一直困扰着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对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而且成为制约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自由全面发展的“瓶颈”,本文通过调查了解农村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探讨其产生学业负担的原因,同时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调查方法及内容
1.调查对象:对农村中小学生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学业上存在的负担即具体哪些因素导致学业负担,同时对若干名校长、教师、家长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从他们各自的角度了解学生学业负担,力求比较全面的解读学生学业负担。
2.调查方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
3.调查内容: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学生每周上课的节数、平均每天睡眠时间、业余时间的分配情况、每天完成家庭作业的时间、老师的课堂教学效率、学业负担的来源、应对学业负担的能力等及其校长、老师、家长学生对学习负担的看法、对老师布置作业和作业量的看法、对假期和双休日学生参加各种课外辅导班的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对校长、老师、家长、中小学生也进行了访谈,通过访谈了解造成学业负担过重的原因及其具体表现形式。
三、农村中小学生学业负担原因探析
农村中小学课业负担过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宏观层面的原因,如:招生考试制度、严峻的社会就业形势、社会选拔人才标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等,也有微观层面的原因,如:教科书难、教学方法不当等。这些都导致我国中小学生学得多、学得难、学得苦、学得烦,而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校,也表现出了它自身的特点和特殊情况,本文试着从与学生联系密切的家庭和学校两个方面来探讨农村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问题。
1.家长的高期望与自身低教育文化程度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人们在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满足之后开始追求精神文化层面的满足,不仅注重自身的素质提高和文化修养,更是把他们未能实现的理想转嫁到孩子们的身上。虽然农村地区家长对子女的学习表现出极高的期望和关注度,但由于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其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导致教养方式和教育观念的落后,在子女小小年纪时就开始灌输“考上大学”是走出农村、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等庸俗狭隘思想;只重视书本知识的学习、轻视思想道德教育的学习;只重视分数、轻视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强制他们进入各种兴趣班学习各种特长,扼杀了孩子的天性,剥夺了孩子们玩的权力,非自愿爱好和功利性的学习无疑增加了孩子们的心理负担和学习压力。
2.教师专业发展水平普遍偏低。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作为整个教育活动的主体之一,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教育质量起着重要作用。而我国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学历参差不齐,普遍存在着知识结构老化,教学水平、教育观念和教学方法落后,实际教学能力有限缺乏创新等问题。在课堂教学中习惯于填鸭式教学,只重书本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课堂教学的枯燥和乏味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造成了学业负担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