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定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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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现代文化定义范文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第2篇：现代文化定义范文

关键词：现代文学；研究；困扰问题

一、引言

纵观我国近二十年对于现代文学的研究，对于每一个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时期都归纳总结了一套完整的表现内容，但是对于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问题尚未明确指出过。下文中，笔者就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作为切入点，通过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进程来窥探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困扰问题。希望能为我国现代文学研究提出一些粗浅的建议。

二、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一）“五四”发展时期

“五四”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是相当重要的，是为时期文学研究奠定基础的，也是现代文学标准和观念的形成时期。”五四”时期的研究主要是从鲁迅开始，将鲁迅致力于国民思想的改造作为着眼点。所以，“五四”发展时期的现代学习研究中心集中在了鲁迅身上，与此同时，对于矛盾、、徐志摩等人的研究也在极力进行。在这一发展时期的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派、象征派、新感觉派逐渐被确立出来；对于李健吾的戏剧、周作人等人的散文的研究为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另外一方面，“五四”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也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完整格局，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确立为一项独立的学科，为专家学者的活动领域创造了空间。

（二）发展时期

“”是我国历史上的浩劫，这一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因为大部分的研究人员都参加了“五七干校”或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当中去。尽管这样，还是有相当一大批学者呕心沥血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他们真正地建立了现代学习研究学科，将中国文学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又一次的完善了。

（三）改革开放发展时期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文学的研究又上了一个台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很多都到苏联、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深造交流，受到国外文学的影响也较大，这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将审美、情趣、思想又一次深化了。而且各个国家汉学界的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也不断传入中国，促进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三、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困扰问题

（一）“汉学心态”和“边缘化”问题

一般而言，我们将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定义为一味地将汉学成绩作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标准，导致学术研究根基的失去。这种情况的造成因素是现阶段大部分研究学者将海外汉学当做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而太过于强调研究立场。大部分文学现象的研究都被看错是一种对“知识”的研究，过分强调了“价值中立”，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应有的审美、思想等方面研究弱化。另一方面，由于很多汉学家，尤其是生活在西方社会的汉学家，他们的学术研究风格、研究思路、研究理论和研究动力都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很多问题意识、概念模式等都盲目照搬了西方的学术研究体系。因此，现代文学研究中很多“仿汉学”的文章成熟不穷，尽管新鲜，但是当中缺乏了分寸感和历史感。总之，“汉学心态”严重阻碍了现代文学的研究，使得现代文学研究的标准和动力偏离。

“边缘化”问题是上世纪80年代至今都尚未解决的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对于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度越来越高，人文学科的人才逐渐被弱化。而且社会风气日益呈现出一种实利化的状态。这就导致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边缘化”。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缘化”问题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无法沉下心进行研究工作。

（二）文学研究的“思想史热”问题

随着现代文学逐渐出现融合、跨学科等方式的研究趋势。学科的分工太过于细致便不能够促进研究的发展。而且文学研究本身就应当与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变迁联系起来。因此，文学研究和思想史的关系也应当重视起来，关注思想史确实有助于文学研究的内涵拓展、角度拓展和层面深化。通过思想史的研究能够促进文学研究视野更加丰富，这一情况我们称之为“思想史热”。

但是，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思想史热”也确确实实是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问题。在很多专家学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由于“思想史热”的冲击，大部分研究学者的研究重点发生偏移。政治、社会、思想等本身是文学研究的辅助，但是当下局面文学却成为了一个附加研究内容，侧重点已经放到思想、文化、政治上去了。这种局面的形成严重阻碍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退一步说，思想史与现代文学的研究并不是不能进行融合，二者可以通过相互诠释和相互补足促进发展。思想史如果与现代文学研究进行了适当地结合，那么思想史阐述的各个时期的知识、文化、思想和文化将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审美研究、思想研究提供绝佳的引导。

因此，“思想史热”的问题出现导致了现代文学研究过分关注现实人生和思想成果，文学研究严重失衡。文学研究必须要与其他领域相互结合，但是这种与其他领域的结合并不是要丢弃文学研究的本质。如果在进行现代文学研究的时候没有一种文学研究的立足点，那么文学意识和文学归属就将失去，所做的现代文学研究也就成为了无稽之谈。究其本质而言，“思想史热”不应当成为一种困扰问题，造成现代文学研究的越俎代庖。“思想史热”更应当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最佳辅助和最佳基础。对于“思想史热”困扰问题需要科学、合理地认识。

第3篇：现代文化定义范文

1.1“历史街区”的定义

国际上，从《雅典》、《威尼斯》以及《华盛顿》等的出台来看，都是抽象的概括为“历史地区”、“历史风貌区”等称谓，而日本对历史街区定义为：“与周围环境构成一体，形成历史景观的地区，而且本身也是具有很高价值的传统建筑群”则显得更为贴切、简明、扼要。

1.2“多元文化”的定义

相对于抽象意义上的“多元文化”，本文所讲的“多元文化”是具象化的概念，即：现代城市空间的更新与发展在物质、文化等方面渗透并影响到了历史街区的环境改造与更新设计中，并最终使得历史街区的建筑形式、材质、色彩、街区的空间结构与肌理特征发生了一系列的“基因突变”。

2.街区建筑风格与现状分析

2.1建筑形式与风格概述

小青瓦、坡屋顶、白瓦脊、封火墙、木门窗是太平街区建筑的显著特色。 根据《长沙太平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文本统计，以建筑面积作为基准，太平街区的历史建筑风格主要分为三个时期：民国19.75%――50-80年代（36.04%）――80年代以后（44.21%）。

不同历史时期造就了不同的建筑风格，延续至现代，各种风格的渗透反映在建筑形式上。外来文化（国外）与本土（国内）文化的碰撞、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

以乾益升粮栈为例说明 ，它作为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结合的典范，代表了老长沙盐业和粮行两大主业的其中之一。其入口不到10米，房间布局不对称、左右两堵高约8米的风火墙，三大功能区清晰可分：前部为铺面，中部为货物堆栈区，后部的木构房屋为管理区 。改造之初，不但使街区传统风貌得到恢复，同时“有机更新”了与之对应的传统文化生活方式，并将其更新为“湖南省文艺家会馆”，这又是对传统文化的“再生”，同时在其与现代文化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利用现代传媒手段等进行传播，让街区的文化传播方式不再单一。

2.2街区现状分析

通过对改造后的太平街的印象调查：有45%人认为通过改造很好的恢复了老街的原貌，认为保持外观，有25%的人认为是已不是以前的太平街，属于完全重建，大部分人还是认为局部重建的比较多，大约占了30%。对于现代风格的店面装饰设计中，只有不到15%的人很喜欢，50%的人表示一般，35%的人表示不是很喜欢。

由此可见，太平街历史区规划设计的改造是相对成功的，给人的整体印象还是复古味极浓的明清建筑一条街。改造后的太平街整体上看仍是砖木结构的小青瓦、麻石路、坡屋顶、白瓦脊、封火墙、木门窗白墙，整个街区历史建筑的檐口高度控制在6.5M左右，街区宽度接近7米，因此房高（h）与街区（w）宽度接近1：1的比例，视觉效果相对舒适。

与此同时，后续入驻街区的店铺，店面装修风格显得杂乱无章，色彩规划、空间规划意识欠缺，由此导致了人们对历史街区凌乱化的现代装饰风产生了异议，这其中以酒吧日益增多为代表，新老两种文化的交织碰撞正在悄然上演 ，以及后续的城市规划中大体量的现代建筑对以古街区为基础的的“天际线”（以天空为背景的一幢或一组建筑物及其其他物体所构成的轮廓线或剪影成为“天际线。”）逐步的“吞噬”，街区的景观通廊由此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太平街的建筑风格，街区的空间尺度前景堪忧。

3.原因探析与环境设计构想

3.1究其原因

我们在寻找原因： 太平街周边有如火如荼的“草根文化”下河街，也有现代商业文化高度发达的黄兴步行街，而下河街多是卖“簸箩货”（赝品，次等的商品），中老年人群多半是结伴取道太平街前往下河街购买便宜干货，而年轻人所感兴趣的是服装、饰品、手工布偶、歌碟等。

太平街的文化介于两者之间的夹缝中生存下的历史文化，多数人不买“文化账”，定位“高端文化”特色的街区肌理的完整性正在被其它两种文化吞噬着、同化中，反映在建筑肌理形态与空间环境组织关系上。

历史街区代表的是城市的文化效益，而文化效益要生存必然统一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其中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对其影响最大，最终由这些文化的相互碰撞与摩擦产生了街区混乱的“肌理”。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街区规划与定位，处理好现代城市空间与街区传统空间的衔接关系，并且在这些元素之间要做到主次分明，合理取舍。

3.2环境保护与更新设计构想

3.2.1传统与现代空间 “有机共生”

古街区在合理保护传统空间环境与协调好现代建筑环境的关系同时，不但要满足现代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还要使历史街区的环境“再生”；以太平街为主轴线的“鱼骨状”结构的街区环境更新与设计可以借鉴北京“菊儿胡同”的改造，即由街道、小巷、庭院、住户门贯穿在一起，既是完全开放的又是一定程度的私密空间，同时原有的建筑结构肌理得到有机更新，并增加生活与商业气息。也就是吴良镛教授提出的历史街区的“有机更新”理论，即：主张“按照城市内在的发展规律，顺应城市之肌理，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探求城市的更新和发展。”

设立街区保护与更新的“环境协调区”：北起五一路南侧，南至解放路红线外50米，东到三兴街、三泰街红线外50米，西至湘江之滨，对于整个“环境协调区”建筑高度进行有效的控制，不得破坏太平街区的“景观通廊”，其建筑高度应控制在六层以下。

3.2.2“场所精神”的重建

健全街区建筑保护与更新机制，建筑外形不得随意变更，对其内部结构体系、功能布局、装饰装修、以及破损修复等需要“原汁原味”进行修复和更新设计，即选用的材料、装饰装修风格必须在尊重其原有的“文化特质”的基础上进行。

深入挖掘当地的传统文化脉络，力图保存或再现历史街区原有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围，习俗风情。以体现当地文化特色的传统功能为主，实现功能、文化的延续，通过文化回归整个历史街区空间和文化上的的“场所精神”。例如可以充分利用充分利用古戏台及前方的小广场等文化节点空间，进行花鼓戏、湘剧等表演。

总而言之，我们要让现代城市环境与历史街区环境达到和谐、共生式的发展。

4.结语

城市伴随着城市规划在不管向前发展，在这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历史街区的空间结构和肌理不应该湮没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我们同样也需要多元化的发展模式，让城市不仅仅有现代文明的华丽外表，更要注重以历史街区为代表的文化的、空间环境上的延续与继承式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其荣. 城市规划与历史文化保护[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8

[2].周岚等. 城市空间美学[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1

第4篇：现代文化定义范文

一、脱节的教学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当代生活脱节具体体现在教学关系的脱节，不是说它已完全失去来自学生的回应，只是回应的声音已经相当微弱，与我们所希望的教学效果存在较大的差距。有研究者指出：随着现代性的焦虑为追求感官享乐所取代，文学的娱乐功能被放大，文学的社会承担意识和历史使命意识开始受到压抑。显现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则是一些学生对文学经典不感兴趣，上课基本不做笔记，课外基本不读文学作品。完成作业依靠网上下载与拼接加工，到了期末考试则复印同学的笔记临时突击几天，并美其名曰恶补。他们从未把阅读现代文学经典作为一种精神享受，缺乏感性的艺术体验，不曾产生过感动和愉悦，也谈不上任何审美艺术熏陶。等到毕业之时，知识基础贫乏，理论功底单薄，审美趣味幼稚等问题则逐一显现。考研的学生专业基础应该是相对扎实的，但是他们答题时头头是道，一旦涉及自己高谈阔论的某部作品，却是一脸迷惘，因为没有真正阅读作品，所谓高谈阔论只是来源于指定的参考教材，并不是由阅读经典得来的切身感受［1］。根据笔者任课期间的观察，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内容的反应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对教学内容拥有较为浓厚的兴趣，认真听讲且积极回应老师提出的问题，并能在课后主动借阅老师布置的阅读书目。遗憾的是这类学生只是少数，我们提出问题当然主要不是针对这一部分学生。二是对教学内容基本不感兴趣，只是由于害怕考勤制度才按时来到教室，在课堂上被动地接受教学内容，对老师课堂提出的问题不愿主动回应，课后则缺乏进一步拓展本专业知识足够的动力。三是对教学内容毫无兴趣，上课时注意力集中在与教学内容无关的地方，或者干脆无故缺课而利用上课时间去做其他事情。这一类学生已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内容完全疏离，课堂所讲授的知识已与其不再发生任何关联。名义上学习过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实质上对于这门课程的基本知识点却一无所知，更不要说通过这门课的开设接受情感教育与审美教育。这种浮躁之风固然没有完全占领高校校园，但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对严谨求实的学风已经产生了实际的负面影响。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高校在专业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边远民族地区的高校不仅难以避免，甚至可能表现得更复杂一些。以广西为例，一方面中小学基础教育的落后使教学对象在文学常识储备、汉语理解能力与书面表达技巧等方面与发达地区存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如何与地域民族文化实现良性互动，如何更好地适应当地经济建设的需要，长期以来未曾得到过真正的关注。多种原因的叠加使边远民族地区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现代文学曾经与现实生活保持血肉般的联系，并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发展，如今却与现实生活发生了脱节，甚至由此导致学习主体的缺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究其原因，当代生活中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转变所带来的价值危机、信仰危机以及的冲击［2］固然是一方面，而中国现代文学课堂长期以来教学模式单一，缺乏对学生审美趣味变化的有效回应，对教学实际效果置若罔闻所带来的积弊也是不能忽视的。如果我们致力于追求高质量的教学，那么发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课堂上的就应该是文学认知能力与专业审美品位的整体性提升。真正成功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应是全体而非少数学生的发展，是学生知识习得在广度与深度上的充分开拓，是教学活动中过程有效与结果有效的有机统一。唯其如此才堪称高效的课堂教学，也才算是唤回了那些已经厌弃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习主体。

二、建构性环境的创设

“教学的经典定义是设计环境。”［3］所谓环境是指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的教学活动全程，包括课内教学设计与课外教学延伸。环境创设的意义是就学习主体而言的，正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学生学会学习，并通过学习使自己成为富有效率的人。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知识在教学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被建构于学生的知识结构中，它不拘泥于传统意义上的传授，而集中关注学习行为的社会性。该理论就环境创设进行过极富启发性的阐述：“知识不是对外部客观世界的被动反映，不是有关绝对现实的知识，而是个人对知识的建构，亦即是个人创造有关世界的意义而不是发现源于现实的意义。”［4］学习乃是基于与环境充分互动的意义建构，教学则是为了创设有助于意义建构的学习环境。这一学习环境蕴涵丰富，足以为学生提供合适的认知工具。它强调交流和协作对于知识建构的作用，也相当重视真实的学习活动和情境化内容，使知识和能力具有远迁移和强大的生存力。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无法以现成的、孤立的方式获得，复杂知识的获取需要明了组成系统知识的各个方面，重视知识的多元表征。对于有效的教学活动来说，学习主体的缺席是不可想像的，也是致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习主体之所以缺席，究其原因乃是它蜗居于虚幻的象牙之塔，忽略学生的审美期待，无视地域经济社会发展，而重新激起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是目前最为急迫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现代文学所倡导的价值观已疏离于当代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作为一种历史参照也失去了价值，重新发掘这一段历史并阐释其当代意义是必要的。广西境内生活着壮、汉、瑶、苗、侗等12个民族，每个民族都创造了灿烂的特色文化，具有独特的民俗信仰与生活习惯。我们需要研究学生因民族身份不同而形成的审美期待的“常”与“变”，发掘学生的知识兴奋点及其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契合之处，从而由此有效激活学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阅读兴趣。广西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在向东盟国家的开放国家战略中具有极为明显的地域优势。我们需要调整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知识构架与专业侧重点，真正唤起它参与当代文化建设与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而这也是唤醒中国现代文学学习主体的重要环节。只有以此为前提我们才有资格去谈论尊重学科自身发展规律的问题。环境创设的关键是选择合适的教学模式。为了充分激活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关系，实现教学活动各要素关系顺畅，选择下述教学模式，并结合具体的教学过程进行综合、变通是必要的。

（一）信息归纳模式：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组成是史料，了解史料并为其建立关联进而对一些重要作家作品形成整体认知，是对专业知识的归纳整理，也是个人认知能力与思维水平的提升。

（二）个人探究模式：专业与业余的区别在于是否具备专业洞察力，我们不要求每个学生都成为专业研究者，但是必须成为专业的阅读者。对于某些中国现代文学现象进行深入探究，并在做出判断之时突出个体的独立性，进而训练学生学会对自己的判断负责是十分有益的。

（三）群体互动模式：由于视野的局限，个人对作家作品或某种文学现象的思索可能陷入困境，整合集体的力量就是摆脱困境必须的。有效的课堂管理需要在教室中创造一种合作关系，因此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最好由群体协作来完成。

（四）行为矫正模式：对于某些文学现象的正确判断往往形成于持续的修正中，而有效的修正只有在高度的理性中才能正常进行，它要求学生对自己的研修行为时刻保持清醒，能够进行自我行为调节以实现预期目标。

三、教学过程的开放性

第5篇：现代文化定义范文

现如今，要在千变万化、风云谲异的市场实践中创作出以某种新颖的目的为先导的广告文案创意，通过标新立异的可视艺术形式传达独树一帜的信息到被传达对象，并且使对被传达对象产生共鸣，其视觉传达的作品必须打破常规思维，从创意的角度进行求异思维的创造。

那么，作为一名广告文案创意人，该如何认识思维，从求异的角度进行绝佳广告文案创意？在具体实践中，又该用什么样的“沟通”方式进行创意“沟通”？

一、思维与角度在广告文案创意中的作用

创意的核心是想法。假使你对你的广告文案创意不太满意，不如换个角度来审视思维，重新创意出有特点的东西来。那么，我们又该追寻怎样的思维呢？

1.广告文案创意中的常规思维

思维分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的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概括的和间接的反映，它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事物间规律性的联系，包括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而狭义的通常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思维专指逻辑思维。

而常规思维则是指在动力定型驱使下的按照经常实行的规矩或规定进行思维的活动过程。广告文案创意中的常规思维就是围绕创意按照一定的思维习惯与思维定式去进行的思维活动。它常常根据已有的经验与信息，主观能动惰性地思考问题，创造结果。

2、广告文案创意的求异思维

求异思维是从已知信息中产生大量变化的、独特的新信息的一种创造性思维方式，具有流畅性、变通性和独特性的特点。它的创意思维过程倡导从多方向、多角度、多起点、多层次进行思考，并从多方面探索不同见解、不同结论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中一种极为重要的思维形式，也是测定创造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广告文案创意的求异方式

求异的广告文案创意要紧紧围绕主题进行思维高度的聚合与灵活的扩散，在质与量、广度与深度上要求聚集思维与扩散性思维辩证统一，使形象与意义完成最佳结合，最终以新颖独特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对典型元素的提炼，文字意义的拓展繁衍，形象的定义与沟通完成创意思维拓展。在具体实践中，可以从几个方面培养：

1.思维的发散和联想

发现与联想在创意思维中就如感觉与理性思辩一样，我们要抓住核心价值，寻找相关的共同点，发现其中的亮点。联想由此物到彼物，是一个物形的转换更是一个内在实质意义的更迭，需要我们通过理性思维去铮别。但是，在创意中，我们要排除那些孰能可见的创意，考虑其在文案中被重新认识和再创造的可能。

2. 各种手法的巧妙运用

一件成功的作品，创作者对已储存的表象进行创造性想象，发现新的形象，赋予其新的特征。此时，同质异构法、解析淘汰法、辏合显同法都可以在创意中量体而用。

象形与拟人也是形象思维的一种，把独立于我们的其它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事物看作是我个自身情感的移入，通过设计使这些再造的形象表现出人的情感，来获得人的认同。

象征主义和意象派都强调想象与联想。象征具有几乎固定的意义，意象具有可变的意义，具有鲜明的可感性。 同一种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象征含义也不同，例如龙在东西方的含义就不同。

三、 广告文案创意的传达过程

广告文案创意最终的表达是视觉传达的过程，是一个传达者、被传达的信息与被传达者，三者之间互相影响，互为沟通的过程。广告文案创意的求异思维就是围绕这三者进行思维再创造的过程。

创意传达的过程中，有几个因素：

1. 创意沟通与“符号”

符号（Sign），是指具有某种代表意义的标识。来源于规定或者约定成俗，其形式简单，种类繁多，用途广泛，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人们通过符号系统进行信息交流时，必须对符号有一致的理解。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对同一符号所感受的意义也不尽相同。文字作为广告文案表现形式的重要工具，创作者要根据传播对象，传播媒介进行传播符号的解码，综合提炼出符号的逻辑与广告冲击力。

2.创意沟通与“文化”

文化（culture）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文化是个多元多解概念，其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2012年伦敦奥运会会徽文洛克是个具有金属现代感的独眼卡通吉祥物。它的头部代表着金、银、铜3个奖牌，它的大眼睛是一个记录的摄像头，头上的黄灯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伦敦黑色出租车，而手上戴着的友谊手链代表奥林匹克的5个颜色。文洛克是以1850年现代奥运会的雏形而命名的。这个文案中的创意元素很好的诠释了英国人在传统与现代文化的交流，以及人类在传统上的传承。

第6篇：现代文化定义范文

关键词：文化馆;美术;培训活动

一、文化馆在开展美术培训中遇到的阻碍

（一）美术培训活动形式规划不合理

现代社会为了提升全民的综合文化素养，大多数美术馆会提供免费的美术培训活动供人们进行体验。有些人抱着免费体验不用交费的心态，在文化馆里滥竽充数，并不能真正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反而会浪费免费名额。对于持有这种想法的人我们要提出严厉的批评，这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做法，虽然美术培训活动可以免费参加，但是文化自身是无价的，如果不是诚心诚意想要学习美术，就不应该占有这个机会，应该留给更加需要的人。因为美术培训活动没有具体的规定和要求，面对全体社会人士招生，才让一些贪图便宜的人有机可乘，这是对艺术的亵渎。长期如此，会让人们产生对艺术的误解，无法认识艺术的本质，也会阻碍文化馆的正常发展。

（二）文化馆美术培训活动没有具体的方向

既然文化馆承担着整个社会甚至是国家文化传播和宣扬的使命，那么在其发展过程中势必会遇到许多问题。当前，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主要针对文化馆的建设工作，在文化馆的扩展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文化馆开展免费的美术培训活动，其初衷是为了传播中华的美术魅力，让人们加强对于美术发展史的了解，并能够肩负其发扬中华美术艺术的责任。虽然国家对于文化馆的管理制度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但在文化馆管理方面还是存在许多弊端和漏洞，知识美术培训活动开展效果并不明显。究其根本，还是没有对文化馆美术培训活动进行明确的规划，培训内容不具体，培训步骤也不清晰。

二、开展美术培训活动的意义

众所周知，文化馆面对全体社会人员开放是为了推进现代文化的改革进程。文化馆免费开放可以帮助提升每一个公民的文化素养，进而提升整个国家的文化素养力量。这样可以激发人们的文化创造力和想象力，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现代社会经济发展飞快，人们得到基本的物质满足，在此只上，人们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文化就是最好的选瘢文化素养的提升可以使得人们的心性变得成熟稳重，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美术作为现代文化的一大分支，理所应当受到人们的喜爱，美术在现在文化体系建设工作用发挥着其独特的魅力。开展美术培训活动，可以陶冶情操，还可以提升人们对于艺术的欣赏水平。

三、强化美术培训活动效果的具体措施

（一）普及人们对于免费美术培训活动的认识

对于青少年来说，现在正是培养艺术欣赏能力的最佳时期，免费的美术培训活动为青少年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对于美术的学习可以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可以侧面培养其学习能力。为了使活动能够真正受益于青少年，文化馆必须加强对活动的宣传力度，最重要是的对活动进行明确的定义，活动的目的是提升人们的文化素养，而不是让他们借着免费培训的名义来滥竽充数。只有正确认识美术培训活动的意义，才能真正理解活动开展的必要性，从而端正人们对于文化的态度。

（二）培训政策要有针对性

虽说文化馆开展的美术培训活动是面向全部人群的，但不可否认其针对的人群主要是青少年。青少年处在文化素养成型的关键阶段，为了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文化馆在培训过程过要强化个性保留和鼓励个性发挥的相关政策。世界并不缺少美的事物，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在美术的世界里也如此，培训时如果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自由发挥的平台，鼓励青少年进行个性创作，而不是将他们的才华扼杀，想必可以很大程度上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

（三）培训过程中结合语言表达

文化馆开展的美术培训活动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在培训过程中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可以不受约束的尽情发挥，同样的我们的言论也是自由的。在美术培训活动中，老师要随时对学生作品发表评价，要指导他们的创作过程。不仅可以进行言论交流，还可以进行深层次的思想交流。不仅要培养参与者的创作能力，还要培养他们的欣赏能力，从而具备综合文化素养。长此以往不仅能够提升个人的文化鉴赏力，还可以推动整个国家的文化进程。

四、小结

现代社会，在政治和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逐渐开始追求精神享受。文化素养的提升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文化馆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阵地，争相开展美术培训活动。当前活动存在形式规划不合理和发展方向不具体的问题。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当普及人们对于美术培训活动的认识，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还要在活动过程中尽可能结合语言表达。相信这样一定可以行之有效的提升国民的综合文化素养。

参考文献：

第7篇：现代文化定义范文

【关键词】文化观 设计 公共设施

一、文化观的释义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对于文化的解读复杂而多样，就一般意义而言，文化可以以狭义与广义加以诠释。[1] 《现代汉语词典》关于“文化”的释义，即“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当属狭义文化。一般而言，凡涉及精神创造领域的文化现象，均属狭义文化。

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中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也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正如弗莱在《创造与再创造》一文中，对文化做出了一个宽泛的定义，他说：“人不像动物那样直接与裸地生活在自然之中，而是生活在他从自然中建构出来的封套里，这个封套通常被叫做文化或文明。”[1]弗莱此处所说的文化，就是一个大文化概念，它指自然之外人类所建构的一切生活。基于对文化广义的理会与全面的认知，文化观可界定为以广义文化内涵为指导，建立的面对与解决问题的态度与方式、方法。依据思维取向的差异，文化观可划分为：以理性思维为主要特征的科技观与感性思维为主要方式的人文观；按照文化出现的时间先后顺序又可划分为：传统文化观、现代与未来文化观等。

全面理会、认知与把握文化是建立文化观的前提与基础，而清晰、完整与正确的文化观则是审视、考量文化的依托与保障。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未来文化是三种不同形态的文化。传统文化的积淀与整合形成了现代文化，现代文化的提炼与嬗变构成了未来文化。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与未来文化总是在矛盾中完成和发展。我们要有新而全的文化观概念，摒弃狭隘的文化观。人类昨天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对于今天而言，都是传统文化；今天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对于明天而言，也将是传统文化。所以，我们不能一提传统文化，就联想到落后；现代与未来的文化也未必就是先进的代名词。

二、设计与文化互动关系诉求以“文化观”的视角来审视公共设施设计

设计是人类通过劳动改造世界，创造文明，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最基础、最主要的创造活动是造物。作为人类创造的诸多文化中的一个门类或领域，设计的文化观建构于设计的特质与属性的认知。设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称之为文化活动，它既是“新生文化”的构建、传播与发展，也是对“旧有文化”的传承、梳理与提炼。[2]

设计与文化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相辅相成的。清华大学的柳冠中先生在《事理学论纲》一书中写道：“设计是一种投射文化的活动，是将文化意象物质化的过程；同时，设计对文化具有反作用，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并不仅仅与宗教、政治、伦理或自然因素有关，而且，还与人们创造的、组成生活环境的物（设计）有关。”[3]

作为人类的众多设计造物之一的公共设施设计，是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产生的融工业产品设计与空间环境设计于一体的新型设计门类。它是城市的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是城市文化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城市细部文化设计。公共设施设计的主要目的是完善城市的使用功能，满足公共环境中人们的生活需求，方便人们的行为，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与工作效率。公共设施是人们在公共环境中的一种交流媒介，它不但具有满足人需求的实用功能，同时还具有改善城市环境、美化环境的作用，是城市文化的载体，对于提升城市文化内涵与品位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特定民族、地域的文化是设计构建的原生动力与驱动力，而设计的效应则体现在与特定民族、地域文化的契合与共鸣上。[4]设计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决定了研究设计必然关联文化，而作为设计内容之一的公共设施设计也需着眼与把握文化，并应将其纳入文化的范畴。公共设施设计并非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涉及到城市及交通的规划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公共的信息传播设计、生态环境学、设计心理学、造型学、行为学、美学及人体工程学等一系列的广义文化，是透视一个社会文化内涵、文明程度的载体与标志，是打造城市文化品牌与价值取向的重要构成要素。

三、文化观是架构公共设施设计独特性的有效途径

有些学者不将公共设施划归工业设计的范畴，其主要原因在于工业设计具有机器化、大批量生产的特征。而公共设施设计往往采用专项设计、小批量生产的特点，这与环境设计的特征具有相似之处，因而较多的将公共设施设计视为环境设计的延续。事实上，随着以加工工艺与生产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文化进步，早期工业设计的大批量化生产正在向今天“人性化”、“个性化”的小批量生产方式转移。设计中“人”与“环境”的因素已经摆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予以考虑，这一点与公共设施设计的基本特点是一致的。设计意味着创造，而公共设施的创造有别于其他设计之处便体现在其设计的独特性上[4]。公共设施设计的独特性表现为：设计者应根据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地域环境、城市规模等文化因素的差异，对相同的设施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使其更好地与人相契合，与环境相融合。如2004杭州公共环境设施竞赛中有一个名为“框景”公交站台的设计。该设计的独特性体现在准确、巧妙地把握了杭州的传统文化，采用现代文化语言，符合了杭州未来的文化取向。

“设计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创造新的、有用的事物”（李斯维克：《工程设计中心简介》）。要“创造”就需灵感；有“创造”才具独特性。[2]就设计而言，我们不应只停留在就文化论文化的空谈阔论。设计是实实在在的造物活动，公共设施设计更是人们所必需的物质存在。既然设计是在创造新的文化，由于文化的延续性，公共设施设计独特性的架构就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寻觅创造的灵感，用现代文化来获取创造的依据，以未来文化把握创造的方向。

四、文化观是公共设施建构“合理”的基础与保证

就文化观而言，公共设施设计的“合理”可释义为符合理性思维为主要特征的科技观。正如上文所述，公共设施设计涉猎众多文化门类，其中便包涵了人体工程学、材料学、成型工艺等理性科学技术。

公共设施设计是设计师依靠现实的材料和工具，通过深刻的想象和艺术的直觉而进行的创造。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为代表的理性文化为公共设施的构建提供了可以信赖与依托的物质基础，更从理性的角度为公共设施的创建拓展了空间。科技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既为公共设施的构建注入了“合理”因素，同时也激发了公共设施新语言文化的出现。[5]

公共设施的建构不仅以科技文化为创作手段，而且还以科技文化为实施基础。公共设施的科技文化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设施构建、形成所需的诸如材料、成型、涂饰与人机等科技文化因素；二是通过公共设施语言所蕴涵与传示出的“科技文化感”。

首先，就公共设施的生产成型过程而言，形态的建构包括形成形态所需的材料，材料的加工成型工艺，以及材料成型后的涂饰、组装等工序，可以说每一步工序自身及其实施均体现着科技文化的“存在”。[6]公共设施作为一种物质形式，其基础是构成公共设施的物质材料，材料学自身的发展与材料加工工艺、成型方式的进步为公共设施的建构可行性提供了科学文化依据。就材料而言，它是设计师实现设计的物质条件，技术则是设计师实现设计的有力保障。没有材料，任何设计师也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设计将成为纸上谈兵，设计只能停留在构思阶段；缺乏技术，设计师难以实现公共设施造型的物化，即使再高明的设计师也难以造就功能优良的设计。

其次，公共设施作为一种体现设计理念的视觉语言，在其构建中由于科技文化因素的介入，在语义表述上必然存在科技的“身影”，在一定意义上，公共设施便成为科技文化的视觉“代言人”。

五、文化观是公共设施建构“合情”的核心与依托

公共设施设计的“合情”则是指其设计应合乎文化观中感性思维为主要方式的人文观。这个“情”可以解读为：人情、地情与时情；就设计而言，则可诠释为：人的因素、环境因素与时间因素。

公共设施作为一种面向社会大众开放的公共场所的设施、设备，可以说，人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公共设施的存在及构成，物质层面的需求左右着其功能的实施形式，精神层面的活动诉求其审美与价值取向。所以，公共设施设计应该首先着眼于人，而深厚的人文文化底蕴则成为设计的必须要素。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人是通过“自我实现”，满足多层次的需要系统，达到“高峰体验”，重新找回被技术排斥的人的价值，实现完美人格。[7]城市中的公共设施以其服务人们的工作、生活和供人们欣赏的双重功能，方便着人们和美化着城市。人是城市环境的主体,因而公共设施设计应以人为本，充分考虑使用人群的需要，以达到实现“完美人格”。

其次，公共设施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单纯的，它从属于环境，是环境的有机构成部分。文化观所赋予的社会与历史责任诉求公共设施的设计应考虑到环境因素，包括自然与社会环境因素，注意设施与环境的和谐、统一与共生。顺应环境，又要有节制的利用和改造环境，通过具有“合情”设计的公共设施这一中介，达到“天人合一”（环境与人的生活的和谐统一）。

再次，文化依据时间的界定分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未来文化三种不同形态的文化。作为文化意象物质化过程的设计活动，公共设施设计也具有时间性。这种“时间性”是全面的、动态的，既表现在公共设施设计与周围环境文化上的呼应与契合，也彰显于公共设施设计对整体环境现代与未来文化的反映、引领上。

注释：

[1]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

[2] 赵江洪.设计艺术的含义[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

[3] 柳冠中.事理学论纲[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

[4] 左铁峰．产品设计进阶[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

[5] 彭泽立．设计概论[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

[6] 彭吉象.艺术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7] 唐纳德・A・诺曼.设计心理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8]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9]张夫也，孙建君．传统工艺之旅[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1．

第8篇：现代文化定义范文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困境；文化排斥；启迪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8)－11－0006－05

一、文化排斥的理论视角

一般认为，社会排斥包括经济排斥、政治排斥和文化排斥。而文化排斥不仅是社会排斥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更为深层的一个方面。由于文化有其自主性和滞后性(或称之为“惰性”)，文化排斥往往独立于社会排斥起作用，当社会排斥并不明显的时候，文化排斥仍因其自主性或“惰性”而存在于社会不同群体之间。文化总是根深蒂固的东西，群体间的文化排斥一旦存在往往很难消除。从国外移民适应的研究中，我们可窥见一斑。因此，无论从理论上来讲，或是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需要来讲，对文化排斥的研究都有其独特的必要性。

对于文化排斥的涵义，许多学者进行了各自不同的定义：Littlewood和Herkommer认为，社会中存在着一些主导性的价值和行为模式，那些追随和表现出不同模式的人会受到文化排斥。Figueroa等学者还指出，排斥出文化过程与个人被排斥出对特殊社会网络的参与有关。由于文化价值观念不同，一些人会受到排斥。kronauer认为文化排斥是指失去根据社会认可和占主导地位的行为、生活发展方向及价值观模式而生活的可能性。Sabour认为文化排斥还应指处于少数的个体和团体不能享有他们的文化权利，即保有自身的传统、仪式、和语言等。Kabbeer认为社会排斥的结果是在制度层面产生不利因素的连续统一体，既有物质排斥又有非物质排斥即文化排斥。物质排斥是资源、利益、再分配排斥，产生贫困；文化排斥是指在认可、身份、尊重方面的排斥，形成歧视。

社会排斥理论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范式，为文化排斥的研究提供了导向和借鉴。

研究取向：Rodgers把社会排斥作为一个取向(approach)，认为它至少有以下特点：第一，社会排斥取向具有多面向、多学科的特点。它把社会权和物质剥夺二者联结在一起。所以，它不仅包括缺乏获得物品和服务的机会，而且包括排斥出安全、公正、代表和公民权。其核心理念在于，社会排斥和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等多面向的不平等有密切关系。第二，社会排斥取向把焦点放在过程上。社会排斥可以描述状态，但和许多关于贫穷的理论相比，其特殊的优势在于它把注意力集中在过程之上。它既捕捉到了贫穷和剥夺的情境，同时也捕捉到了导致它们的机制。第三，社会排斥取向亦把焦点放在社会行动者和人之上。它指出，一方面存在着接纳和排斥过程，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接纳和排斥两种社会行动者。处理社会排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确认这些行动者，并理解他们如何和为什么排斥其它人。第四，多层面的影响。社会排斥可以在国家、地区、机构、群体、个人、整个世界等多个层面上来理解。

研究范式：Silver提出了关于社会排斥的三个范式，即团结范式(solidarity)、专门化范式(specialization)和垄断范式(monopoly)。Silver认为团结范式植根于法国的共和传统之中。团结取向特别强调群体之间的文化或道德界限在安排社会生活方面于社会中建构起二元类别的方式。排斥，如同越轨或一样，既会威胁到也会强化社会的粘合。排斥的反面因而是“整合”和实现整合的过程，即“嵌入”。在迪尔凯姆的意义上，整合意味着被同化成主流文化，或者在其“后现代主义”意义上意味着主流文化适应少数人文化。从社会团结的观点来看，作为一个过程的社会排斥是一种不利于社会的生活和福祉的现象，因为它预示着要松开把个人和群体与更大的社会联结起来的纽带，亦即个人和社会之间社会纽带(社会团结)的中断。Silver认为专门化范式存在于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当中。从专门化范式的观点看来，社会排斥来源于不充分的社会领域分割、把不适当的规则运用于一个既定的领域、或者在诸领域间自由运动与交换的障碍。换言之，社会排斥是社会分化、劳动的经济分工和专门化的一个结果。由于存在着分割的社会领域，所以排斥可能会有多重原因和面向。Silver认为垄断范式植根于马克思和韦伯的欧洲左派思想之中。在这种思想看来，社会秩序是强制性的，是透过一套等级性权力关系被施加的。因而，排斥包含着阶级、地位和政治权力的相互作用，并为享有者的利益服务。也就是说，由阶级、地位和政治权力划定界限的社会实体对稀缺资源享有垄断权，这种垄断赋予他们共同的利益并且他们也力求通过社会封闭保持这些利益，而其它人则被违反其本意地挡在外面。

二、农民工文化排斥研究

我国很多学者已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来分析我国的许多贫困或不平等现象，但是单独运用文化排斥理论作分析的却尚未有先例。我国学者从社会排斥视角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状况大致相同，但其中许多研究都涉及到文化排斥理论。其中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农民工城市流动中的文化意义

“农民工进城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也是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移民’，更是指个人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过程，它涉及到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过程。”“流动人口作为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载体，承载了传统与现代在变迁中表现出的矛盾冲突与不和谐。他们集中体现了转型社会、文化变迁的复杂性和激烈性。……如果农民工所承载的文化冲突不断被累积，就会逐渐形成了一种较为强烈的社会相对剥夺感，从而危及社会和谐发展。”朱虹指出打工妹从进城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学习扮演城市人角色，适应城市社会，她们学习城里人的打扮和语言上，并且不断获得与积累城市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徐晖认为传统文化与城市现代文化的对立成为农民工由“准市民”转化为“市民”的文化阻碍因素：传统的小农意识和游民心态，以及受挫后的排斥心态等文化适应上的障碍是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张纬提出应通过城市文化的塑造促进农民市民化与城市文化的良性互动化解这些由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以促进农民的市民化。

2．农民工城市适应具有层次性

田凯、朱力认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他们将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归为三个层次：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和文化层面，三个层面相互影响，依次递进。他们认为目前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呈现边缘性的特点。“农民工群体是一个处于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中介的边缘群体。”“进城农民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冲击和影响，也感受到了城市制度的排斥力量，这使进城农民的适应存在文化边缘性的特征。”田凯认为农民工低下的经济地位导致农民工城市适应仍处于初级

阶段，朱力进一步指出政策性与制度性因素阻碍了农民工适应的进一步深入。需要指出的是田凯的城市适应三部曲过于强调经济的作用，对文化的促进或延滞作用不够重视，这对于处于经济地位低下的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缺乏指导作用。

3．农民工城市适应模式的选择

江立华建构了农民工城市生存的两种不同的适应模式：“改变自我，融入城市社会”和“在城市重建乡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他认为这两种模式都是农民工在城市性文化中的不自主选择。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许多农民工选择了重建原有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模式。江立华强调城市的排斥力不仅源自市民的文化和心理阻隔，而且源自社会结构的隔离。

4．农民工边缘化生存状态及产生原因

许多学者将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及其心理定义为一种“边缘化”的状态，称农民工为“边缘人”。他们的“边缘化”主要表达了三层含义：一是体制意义上的边缘化，指农民工被视为城市管理之外的人群，不享受城市体制内资源，而农民工又不可能也不愿意再参与农村的社会管理；二是城市生活的边缘化，指城市体系中，农民工较低的经济、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二是文化涵化意义上的边缘化，反映的是农民工处于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中介处，农民工在文化从属上充满困惑与矛盾。农民工的边缘生存状态上投射到心理上，形成了“过客心理”。所谓“过客心理”指的是外来者对所生活工作的城市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权利义务观念淡漠，缺乏对城市的热爱和责任感，进而与这个城市以及城市中的市民产生一种疏离感。农民工的过客心理主要体现在抱怨情绪、农村归属感、被排斥感、不安全感和回乡成就感。

有学者称城市农民工为“双重边缘人”，即除了城市“边缘人”外，新生代城市农民工对家乡农村和农业的依恋在减退，不愿或无法回归农村社会，只能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作“候鸟型”的循环流动，呈现一种“钟摆”状态。

学者们对导致农民工边缘化的生存状态的原因做出很多分析，其中制度性因素有：户籍制度、产权制度、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非制度性因素有：在城市里农民工缺乏可靠的能为自己提供帮助的亲属邻里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网络，没有可以利用的稀缺资源或特殊等价物参与到城市更广泛的社会交换中，受教育的程度低，对陌生的城市生活的心理准备不足，城市里人歧视，城管人员态度粗暴等。刘传江、周玲指出农民工的边缘性地位与其社会资本的占有和使用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只有改善农民工社会资本匮乏和质量低下的状况，构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形成机制，才能促使农民工更快完成城市化和市民化的过程，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社会生活之中。

三、农民工与市民的文化冲突研究

1995年李强通过个案分析，认为农民工对市民群体有很大的不满情绪，心理上有歧视感。他认为农民工与市民的冲突是双方文化、背景、地位等方面的差异所引起的误会、误解所致，解决的办法就是加强双方的沟通。朱力则指出市民在与农民工的互动交往中，存在着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制度性歧视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磨擦性互动的主要的原因，但也有因农民工的活动条件与自身素质的限制而引起的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他特别指出城市居民与农民工有着鲜明的内群体与外群体的意识。周春霞将农民工与市民的冲突放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指出社会转型、城乡断裂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身份认同的双向偏离危机是冲突产生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他的对策结论是，农民进城是经济结构开放的结果，而农民工与市民冲突的解决将完全取决于社会结构开放的程度。

1．农民工认同和归属感的考察

在制度性因素与非制度性因素相互作用下，认同和归属感成为考察农民工文化适应情况的重要变量。认同的含义是指对自我特性(包括身份、职业和生活)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简而言之就是对自己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的回答。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趋向不明确和不稳定。城市社会的“经济接纳、社会拒入”，职业身份与社会身份的错位，角色转换和身份转换的分离以及城乡文化上的差异是造成农民工身份认同不明确的主要原因。身份认同模糊将进一步催化和强化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性”，甚至形成“游民化”的社会认同，使农民工市民化陷入困境。周明宝认为除了制度性身份外，农民工阶层还有其他三种身份，即基于交往视角的社会性身份、“他者话语”所定义的身份、自我感知性身份，进一步说明了农民工身份转变的多重社会因素。他特别提到文化的滞后性是导致后三种身份认知的重要障碍。

王春光认为流动人口的群体特性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地建构、解构和重构之中。杰、高燕的研究证实了阶层意识产生的动态模型的有效性，即流动农民的身份意识完全是基于其生活场景的，而不是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这一观点，为在农民工经济地位较低的情况下进行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米庆成对农民工的城市归属进行了尝试性的理论研究。他把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定义为：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村人口对城市(地域角度)和城市居民群体在思想上和心理上的认同、满意和依恋程度。最后他指出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表现出一种矛盾不和谐的态势__地域上的强归属和群体上的弱归属，其结果会导致农民工内心的冲突以及农民工群体的“边缘化”程度加深。

2．农民工现代性的获得

农民工的城市流动经历带给农民工的不仅仅是边缘的心理感受，对现代文明的感受也与之相随。郭正林、周大鸣通过对湖南嘉禾县钟水乡一个外出务工为主的村落的剖析，认为对于不发达的村落社会，外出务工是农民体验工业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从而提高现代性程度的基本途径和动力。周晓虹认为城市农民工的流动经历与他们的城市生活体验，在促成个人现代性方面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无论是流动经历还是城市体验，都是一个普通农民完成其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完整过程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可以获知，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在城市生存是一个不断与城市文化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汇集了传统与现代、主与次文化的矛盾、冲突过程：农民工既受到城市现代文化的强烈撞击和吸引，又深刻体验到城市现代文化的陌生和排斥；既不断习得城市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又固守传统的文化模式。

农民工与城市文化的互动过程将经历一个被动适应到主动融入的阶段性发展。由于群体问巨大的文化和利益差异，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会经历一个较长的被动适应期，主要表现为生存状态边缘化、身份认同模糊、城市归属感不和谐，以及与市民的冲突等。但随着农民工现代性的积累以及制度、文化环境的好转，农民工对城市生存的适应由被动逐渐转向主动。

本文则运用文化排斥理论整合上述文献对农民工

城市生存状况和原因的分析，对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状况进行全景式的描述和分析，这对于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困境以及解除困境思路的认识有一个深刻及明晰的导向作用。

四、文化概念的界定研究

文化排斥研究，是建立在一些基础的概念之上的。这些概念包括市民化、文化排斥、自我排斥、适应以及融入，等等。所有的概念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概念展开，即“文化”。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一百多种，在行文之前对它进行定义的界定是很重要的。本研究沿用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的综合文化定义： “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

1．排斥、文化排斥、自我排斥概念界定

排斥的中文字义是指不相容、使离开或不使进入。排斥发生在群体与个人之间，或者群体与群体之间。如果用一个圆圈来描述，排斥就是因各种原因迫使外面的人无法进入这个圆圈，或者圆圈外面的人因为各种原因放弃进入这个圆圈。

据此，文化排斥的概念可以界定为两个方面：因为文化的原因而无法进入主流群体，或者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外群体无法获得主流的文化(包括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生活技能等等)的状态或过程。

文化排斥的互动双方我们称之为排斥者和被排斥者。被排斥者在文化排斥过程中会产生自我排斥。自我排斥既是文化排斥的表现也是文化排斥的结果。社会排斥并不单纯指由于自身原因而被迫遭到的排斥，也可能指人们自主的从主流社会自我排除。自我排斥包括两方面的含义：(1)主动的自我排斥――某些群体可能被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所贬低，但他们喜欢作为局外人的地位，因为这使他们能够定义自己的价值和权利；(2)被动的自我排斥――被排斥者在被社会排斥的过程中产生对自身价值及地位的否定，并自己选择和认同了边缘化的状况。

2．适应概念界定

什么是适应?美国社会学家高斯席德(Golds-eheider.G)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一书中认为：“移民的适应可以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从农村到城市常常包含了这三方面的变化。”高斯席德强调变化和过程，倾向于把适应理解为行为本身，在变化的环境中移民们所做出的一种不断调整的行为。同样源于进城农民工的特殊身份，对他们来说，城市经历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不断地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社会心理上做出种种调节，从而顺应他们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

《社会学词典》中没有对“适应”的解释，与之相近的是对“适应行为”解释：指个人适应社会环境而产生的行为。个人通过社会化，明了自己的社会权利与义务，形成了与社会要求相适应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性格，就会在社会交往与社会行动中采取符合社会要求的行动。反之，如果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就会陷入困惑之中。人的一生是不断地适应环境的过程。

据此，本研究认为适应强调的是个体或群体对差异文化中不同的行为、观念、价值观和技能等做出反应和调整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适应，也就是农民工对城市文化做出反应和调整的过程。由于多种原因，本研究认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要经历相当长时期的被动的适应。

3．融入概念界定

根据上文定义的“文化”概念，我们依据安东尼・吉登斯对“融入”概念的界定：少数群体或个人放弃原来的习俗和生活方式，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附和主导性的价值和标准。外来者改变他们的语言、衣着、生活方式和文化视角，成为新的社会秩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融入”的概念与“同化”比较相近，但仍有所区别。“同化”是指单维度，且单方向的文化适应。认为文化适应中的个体总是位于从完全的原有文化(culture of origin/heritage culture)到完全的主流文化这样一个连续体的某一点上，并且这些个体最终将到达完全的主流文化这一点，也就是说对于新到一个文化环境的个体来说，其文化适应的最后结果必然是被主流文化所同化。同时，个体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越多，原来民族文化对他的影响就相应地越少。但是，相对于“同化”而言，“融入”并非单纬度的文化适应，“融入”发生在原文化与主流文化整合的基础上。进入主流文化的个体，在经历了两种文化的冲突和交汇以后，开始融入这种新的文化之中。

五、文化排斥研究的研究假设和研究方法

1．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之一：农民工市民化是在文化排斥的背景下进行的。

研究假设之二：农民工所遭遇的文化排斥是农民工、城市社会、市民三者互动的结果。即存在来自城市社会和市民的群体排斥，也存在农民工的自我排斥。

研究假设之三：受外在排斥和自我排斥的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会陷入困境，甚至发生中断。

研究假设之四：在制度化构成发生变化的同时，文化排斥情境的弱化将是不争的事实。但文化排斥的弱化，并不表明农民工市民化将顺利进行。

2．研究方法

一是访谈法。调查对象为农民工。个案访谈抽取典型个案作为访谈对象，应用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的方法，采取“非结构性面谈”的形式。农民工的个案访谈主要了解农民工的工作历史及生命历史(work and life history)，并着重了解在工作转变中的文化、心理因素，以及他／她们选择的考虑。

第9篇：现代文化定义范文

笔者认为，电视方言节目的兴起，自有其市场需求和受众心理基础。本文对其文化成因和文化意义作以下粗浅分析。

方言节目崛起的文化成因

作为媒介生产的意义和符号的集合，方言节目不仅承载着媒介自身的文化，而且也打着社会文化的深深烙印。从社会中心论的角度来看，其崛起与发展某种程度上正是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

民间文化本源。自从大众社会出现以来，文化的洪流逐渐分为三股支流，即精英文化、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英国著名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认为，精英文化是独立于消费者的文化形式，它不会依从、迎合受众的喜好和偏爱，其运作规则是艺术家式审美性的创作。而民间文化则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本真的原始形态：它没有精英文化所谓的“高尚意义”，也没有大众文化逐利的商业色彩，其享有者是普通的具有地域区分度的人民群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劳作中自然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具有多元性和丰富性，代表的是最“草根”的阶层。电视方言节目的本源就是民间文化。

自1956年推行普通话以后，普通话就成为中国大陆的统治语言。按照福柯的观点，语言与权力密切相关，语言里面出权力，现实是语言的现实，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世界。所以，占据统治地位的普通话产生的文本也就成了具有精英意义的文本，普通话节目也在最大程度上成为了精英文化的载体。它们措辞优雅精致，书面语色彩浓重，很多时候负载着政治意识形态。

相反，方言是某一地域民俗、习惯、文化和传统的积淀，是民间文化的“活化石”和优质载体。方言中传神的表达、风趣幽默的词汇，或机智或笨拙的掌故正呈现出民间文化的多样性和无尽的民间智慧。因而方言节目在使用方言的同时也自然吸纳了大量的民间文化元素。当方言运用于影视剧和栏目中时，丰富的文化因子渗透其中，并且为节目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背景。因此，方言在节目中的运用不仅是语音语调词汇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将普通话节目中制作者强加的文化和意义形态变成自然本真的文化内涵。2000年以后的这次近似狂欢的方言节目盛宴一方面为民间文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间文化自身的活力和韧性。

后现代文化基因。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方言影视剧电视节目有所不同，进入21世纪，方言节目带有更多的后现代文化的基因。相对于“现代”而言，学者们对于“后现代”的概念争议较多。但是基本的共识是后现代文化有以下特点：颠覆传统、去中心化、注重享乐、追求“短暂的快乐”等。在传统的文化观念里，经典和精英文化是用来欣赏和崇拜的。也正是这种“崇拜”让普通大众对经典产生了疏离感。而后现代文化却乐于将经典的意义消解，进而形成了所谓的“恶搞文化”。这些特点可以很容易在现代网络文化中找到踪影。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就是一例。而目前的方言栏目和影视剧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网络文化成分。例如《武林外传》中就采用了大量的网络原生笑话，以及颇具网络恶搞精神的讽刺手法。其导演尚敬也说《武林外传》是在向“恶搞之王”周星驰致敬。

后现代文化被许多学者认为是进入信息社会之后的新型社会主导文化，它为方言节目的兴起提供了文化土壤。后现代语境倡导的是一种多元的、开放的文化环境。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普通话节目不再是荧屏的绝对中心，而是与各地方言地位等同的诸多电视语言中的一种。因此，方言节目就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此外，后现代文化的核心是“短暂的快乐”。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人们在高压环境下需要的不再是严肃的充满意识形态和政治说教的“普通”节目，他们更希望能找到像解压阀一样的幽默风趣的节目。而方言节目因其语言的生动性、形象性以及原生态的诙谐幽默而满足了现代人的心理需求，为他们提供了新鲜的元素。这种独特的文化基因让方言节目在新世纪里呈现出一种爆发式的发展态势。

方言节目强烈的地域意识，也符合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戴维・莫利和凯文・罗宾斯说：“如果说现代性创造了抽象的普遍的自我意识的话，那么后现代性将指根植于地方特性的认同观。”试想，通过高科技的现代传播技术，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从电视上观赏本地方言与世界信息相互交织的画面，这就是后现代的地理景观。

大众文化外壳。这里将后现代与大众文化并列，是个并不严谨的做法。因为二者在当下确实具有很高的重合性。大众文化本就是在斯图尔特-霍尔所称的权力集团与民众之间的对立状态中建构的，它往往采用抵制的或规避的形式来创造意义，因此，后现代文化往往是大众文化在当下的外在形式和趣味表现。这里主要以商业文化的视角来分析。

现代商业社会要求一切文化形式要想生存下来且广为传播，必须以产品的形式出现，最终走人市场，经受消费者选择的考验。无论是普通话节目还是方言节目都要接受市场这块试金石的测试。因此，商业化是方言节目无可选择的宿命。批判学派视野中，商业文化是与大众文化相联系的――经典传播学理论认为，大众文化的意义往往是负面的。它是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标准化文化产品。其间渗透着商家和消费者的买卖关系。而以费斯克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学派认为，大众文化可以被看作是pop culture，也就是所谓的通俗文化。这个层面上的大众文化就成了一个中性词汇，代表“大多数人享用的文化类型”。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定义，目前的方言节目无疑都具有大众文化的外壳。方言节目的受众定位为普通大众，而非精英受众群；靠广告支持因此具有明显的商业性质；着力满足受众情感需求，内容大多相对肤浅；节目包装炫目，节目形式相对模式化等。这些特征保证了方言节目的易受性和易得性，最终也保证了其有良好的经济回报。于是方言节目不可避免地在“外形”上与普通话节目走了相同的道路。例如许多方言剧目前都在走联合制作，然后再地方化的商业化模式。也就是说，一个剧本拍摄完成后，各地方台买进原始版本，再进行本地方言的配音。广东台《外来媳妇本地郎》就有长沙方言版本《一家老小向前冲》，后来又有了武汉版的《经视人家》。

方言节目的文化意义

从本国媒介文化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方言节目往往体现的是国家内部的地域分歧和文化趣味上的差异。而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在全球化背景下审视方言节目，它就具有了更特别的意义。

文化多样性的积极因子。“作为文化交流、革新和创新的源泉，文化多样性对人类的必要性就像生态多样性对自然的

意义一样重要”。地方文化是一个国家基本的文化单位，它源源不断地为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供给着营养，提供前进的动力和资源。面对美国等强势文化的扩张、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和完整性，不同的地方文化采取了不同的手段：阿拉伯世界依靠宗教坚守文化阵地，欧盟制定了文化贸易条例限制美国文化产品的低价进口。而我们不仅应该积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应对，更应该强化自身的文化内聚力。在这一点上，媒体发挥着重要作用。

“方言是地方文化体系中重要的文化信息符号。使用方言的群体，往往借助其语言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传统文化，维护群体的亲近情感，增强群体的内聚力。当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时，方言也是一种文化自卫的语言屏障”。它像一个容器一样保存地方文化经过时间涤荡的精华，同时也像一张保护网维持着本地文化的完整性。所以，媒体在市场化浪潮中抓住的这个救生圈一一方言节目，在其使用方言作为传播语言的时候，无意问也扮演了凝聚地方文化和提升地域文化地位的重要角色。在方言节目里，受众的体验不再是虚幻的且充斥着消费主义的全球文化，而是流溢于街头巷尾的地方文化。例如，电视剧《刘老根儿》中就展示了大量的“二人转”的片段，让广大观众欣赏到了这种地方戏种的魅力，也在全国范围内提升了其知名度和地位。同时，该剧还加强了地方群众对“二人转”这种民间文化的信心和保护的自觉性。哈尔滨甚至建设一个“刘老根大舞台”的二人转基地，以进一步弘扬地方曲艺文化。

在方言节目这种文化容器里，人们交换着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信息，将交织着传统与现代意义的地方文化通过现代传播手段层层加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推而广之，越是有地域特色的越是世界的，也必将对世界文化的多元成长大有益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在文化多元性的问题上，人们对媒介作为保护社群内的文化认同和社会联系的重要途径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媒介在提升推广地方文化和地方语言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世界“多极”与“单极”、文化“多元”与“一元”的博弈中，方言节目成为一种弥足珍贵的保持地方文化完整性的工具。

维系地方认同的纽带。方言节目不仅对文化多元性有所贡献，同时它也维持着本地区居民最基础的地域认同。这种认同感反过来又是地方文化持续发展的保障。

在传播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将信息、价值观和规范一代代地在社会成员中传递下去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体某种程度上成为新一代的社会化的“老师”。人们的世界观等个人认识，特别是认同感和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都与媒体“宣传”有关，并受其影响。如安德森所认为的，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就是凭借大众媒介把互不相识的民族成员联结起来而产生的。媒介的全球联结更使地域认同日益衰微，而出现一个由国家认同向国际认同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