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的区别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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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的区别范文

1.工程监理招标的条件

根据《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发改价格〔2007〕670号），建设工程监理服务分以下四个阶段：勘察阶段、设计阶段、施工阶段以及保修阶段。[1]每个阶段有不同的服务范围，因此，不同阶段工程监理招标的启动条件不能采用一刀切的做法。如勘察和设计阶段的监理招标不可能满足具有“初步设计图纸或初步设计批复”的条件。这主要是人们将工程监理简单视为了施工监理。当然也有些地方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对工程监理招标的条件不提设计图纸或设计批复事宜，如《江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监理招标投标管理实施办法（试行）》（赣建字〔2006〕8号）、《云南省建设工程监理招标投标实施办法（试行）》（云建建〔2001〕1105号）等。

2.工程监理招标的启动时间

工程监理招标的启动时间一般指其相对施工招标的顺序，即先于施工招标、与施工招标同步或在施工招标之后进行。一般情况下只要将工程监理招标与施工监理招标加以区别就不会对工程监理招标的启动时间作硬性规定，因为勘察、设计阶段的监理招标一定是先于施工招标。但实际上有些地方规定并没有体现这种区别，如《安徽省建设工程监理招标投标实施办法》（建管〔2003〕279号）第十条：“建设工程的监理招标，是否与施工招标同时进行，由招标人自行确定。”实际上如果是勘察、设计阶段的工程监理招标，就没有与施工招标同步的这种选择。再如《杭州市建设工程监理招标投标实施办法》（杭政函〔2005〕53号）：“建设工程监理招标投标工作一般在建设工程施工招投标之前进行。凡应进行工程监理招标而未进行的，该项目施工招标不得先期进行。”显然上述两个地方规定都是将工程监理视为施工监理。

二、投标资格要求及监理取费标准

1.投标企业的资质要求

一般情况下，工程监理招标对投标人的要求是具有《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第158号令）所述的有关资质及等级。该类监理资质分为综合资质、专业资质和事务所资质。[2]其中，专业资质按照工程性质和技术特点划分为若干工程类别。综合资质、事务所资质不分级别。专业资质分为甲级、乙级；其中，房屋建筑、水利水电、公路和市政公用专业资质也有设立丙级。但某些专业工程则需投标人具有该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有关资质，如公路水运工程应具有满足《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交通部第5号令）的有关资质及等级；水利工程则需满足《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法》（水利部第40号令）的有关资质及等级；诸如此类的专业资质还有文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文物保发〔2007〕14号：《文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管理办法》）、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资质（国土资源部第31号令：《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法》）、人民防空工程监理资质（国人防办字〔2011〕第118号：《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监理暂行规定》）等。有的地方还对造林绿化工程监理资质进行了规定，如《山西省造林绿化工程监理办法（试行）》（晋林植发〔2008〕198号）。不同专业资质的管理部门不同，等级标准也不同，如文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由省级及以上文物行政部门审定，资质等级分为甲级、乙级、丙级和暂定级四级。人防工程建设监理单位资质等级分甲、乙、丙三级。对投标人监理资质的要求需要把握的政策是：根据国务院历次关于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以下监理资质已经取消：工业和信息化部的“通信建设监理企业资质”（国发〔2013〕19号）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单位资质”（国发〔2014〕5号）。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认定和水运机电工程专项监理企业资质认定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设备监理单位甲级资格证书核发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质监部门；人民防空工程监理乙级以下资质认定由国家人防办下放至省级人防办。

2.监理人员的资格要求

市政基础设施及房屋建筑工程一般按照住建部的要求具有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其他专业工程则应结合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设定。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有关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以下与工程监理有关的人员资质或资格已经取消：工信部的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水利部的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员、交通运输部的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人员资格、中国煤炭建设协会的矿山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程师、中国冶金建设协会的冶金监理工程师以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木地板工程监理师。另外，营造林工程监理员职业资格审核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招标文件中关于总监的工作负荷要求需要结合当地的有关文件起草，一般情况下最多允许同时承担三个一般工程。如《杭州市建设工程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管理办法》（杭建市发〔2012〕16号）第七条：“项目总监原则上只能同时在一个一等工程项目或二个二等（含二等以下）工程项目中任职。如确有能力和必要，经在监项目的建设单位同意后，可增加一个二等或二等以下工程项目，并到市建委办理有关衔接手续。”上海《关于建设工程总监理工程师任职兼项、变更、核销的操作意见》（沪建建管〔2012〕50号）中也明确：“总监最多可同时兼管三个一般工程，监理单位委派已担任建设工程项目总监的注册监理工程师，担任第二个建设工程项目总监，应事先书面征求第一个建设工程建设单位意见。”

3.工程监理的取费标准

1992年住建部与国家物价局联合了《关于工程建设监理费有关规定的通知》（〔1992〕价费字479号），2007年国家发改委《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发改价格〔2007〕670号），并明确〔1992〕价费字479号同时废止。因此，目前工程监理招标执行的是2007标准。前92标准的计费额为“工程概（预）算”，即“设计阶段（含设计招标）”的计费额为概算；“施工（含施工招标）及保修阶段”的计费额为预算。2007标准则规定：“铁路、水运、公路、水电、水库工程的施工监理服务收费按建筑安装工程费分档定额计费方式计算收费。其他工程的施工监理服务收费按照建设项目工程概算投资额分档定额计费方式计算收费。”同时明确：“施工监理服务收费以建筑安装工程费分档定额计费方式收费的，其计费额为工程概算中的建筑安装工程费。”也即2007标准的计费额都是以概算为依据，无非一种是以概算中的建安工程费为依据，另一种则以全部概算投资为依据。由此我们根据表1的对比结果，同时综合考虑2007标准中的专业调整系数、工程复杂程度系数、高程调整系数以及上下20%的浮动幅度后仍可以得出如下判断：2007标准总体上较92标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监理单位实际受益程度并非等于上述标准之间的变化幅度，这与监理招标中业主的压价行为以及阴阳合同有关。所以，个别地方对监理费的计费额及浮动幅度作了重新规定，如上海市在“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建筑市场加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沪府发〔2011〕1号）中明确：“工程监理费按国家收费规定，以工程概算中建安工程费等为计费基数，按基准费率上浮20%计费。政府投资项目监理费实行国库直拨。”但应注意的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299号）”，自2015年3月1日起，工程监理费不再作为政府指导价管理，即实行市场调节价。上述“2007标准”从此以后也不再具有刚性约束，因此，工程监理招标时只能将上述标准作为参考。为了规范行业的发展，工程监理的相关协会今后可能会出台一些监理收费的行业参考价。

三、工程监理投标的限制性规定

1.工程监理单位与施工承包单位以及材料供应单位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279号令）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不得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3]因此，在已经明确施工承包单位以及材料供应单位的情况下，与这些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单位不得参加该工程的施工监理投标。

2.工程监理单位与设计单位

除勘察和设计阶段工程监理单位的确定先于设计单位外，施工和保修阶段的监理服务采购一般在设计已启动的情况下进行。由此就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设计单位能不能同时承担该工程的施工监理业务？或者说在采用招标采购监理服务的情况下，该工程的设计单位是否有资格参加投标？《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279号令）第十二条给出的答案是：“实行监理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进行监理，也可以委托具有工程监理相应资质等级并与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该工程的设计单位进行监理。”即设计单位与施工监理单位是可以合二为一的。但也有否定的答案，如《国家电网公司水电工程建设监理招标投标管理规定（试行）》第二十二条规定：“实行监理回避制，不得‘同体监理’，设计单位一般对其所设计的项目不得进行监理。”笔者倾向于否定的答案，因为设计单位监理自己设计的工程，从优点上讲，更有利于设计意图的实现，也缩短了图纸使用信息反馈的环节。但在设计与监理二位一体的情况下，监理的独立角色很难体现，设计单位什么时候是代表设计角色，什么时候是代表监理角色很难分清。因此，也会被“身兼数职导致责任不清”的问题困扰。

3.工程监理单位与代建单位

代建单位与工程监理单位是否可以合二为一？更进一步讲，即与代建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单位是否可承接该工程的监理业务呢？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文件有以下四个：即《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单位管理暂行办法》（建建〔1997〕123号）、《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建市〔2003〕30号）、《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试行办法》（建市〔2004〕200号）以及《关于大型工程监理单位创建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建市〔2008〕226号）。由于住建部894号公告中废止的文件目录中没有上述“建建〔1997〕123号”文，继续有效的文件目录中也没有该文件，因此，我们有必要提及其中的有关规定。按照《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单位管理暂行办法》（建建〔1997〕123号）第十四条规定：“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单位不得承接工程建设监理业务。”即按此文件精神代建单位与工程监理单位不得合二为一，但其没有限制与代建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单位承接该工程的监理业务。后三个文件则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如《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试行办法》（建市〔2004〕200号）第七条规定：“工程勘察、设计、监理等企业同时承担同一工程项目管理和其资质范围内的工程勘察、设计、监理业务时，依法应当招标投标的应当通过招标投标方式确定。”也即只要确定方式依法，则合二为一是允许的。《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建市〔2003〕30号）的规定则更加明确：“对于依法必须实行监理的工程项目，具有相当监理资质的工程项目管理企业受业主委托进行项目管理，业主可不再另行委托工程监理……。”由于后三个文件的颁布时间都晚于“建建〔1997〕123号”，因此，在这几个文件都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应按照后发文件精神，即允许代建单位与工程监理单位合二为一。但从地方规定看，多数主张“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单位不得承接工程建设监理业务。”如《天津市建设工程项目代建管理试行办法》第八条：“代建单位不得在其代建的项目中承担施工、监理和重要设备、材料供应等工作。”类似的还有《深圳市政府投资公路建设项目代建管理办法（试行）》（深交〔2005〕565号）、《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琼府〔2004〕55号）等。还有一些地方对代建单位的关联单位承接监理业务也进行了限制，如《本级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试行）》（内政办发〔2009〕127号）第二十条：“代建单位在代建期间不得同时承担或委托与其有隶属、控股股东相同、法人代表相同、合作经营或其他利害关系的企业承担其所代建项目的招标、设计、施工、监理、设备材料供应等业务，但具有相应等级工程咨询资质的，可以承担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工作。”类似限制还有《福建省省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试行）》（闽政〔2007〕11号）、《广东省政府投资省属非经营性项目代建管理办法（试行）》（粤府〔2006〕12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投资非经营性建设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试行）》（桂政发〔2005〕43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政府令〔2009〕第13号）、《河北省省本级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制办法（试行）》（冀政〔2008〕70号）、《河南省省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试行办法》（豫政〔2006〕90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代建制管理暂行办法》（政府令〔2009〕第160号）等。目前，只有少数地方允许代建单位同时承接相应项目的监理业务，如《湖南省政府投资公益性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试行）》（湘政办发〔2005〕52号）第九条：“代建单位具有相应监理资质的，可依法行使监理权限，并承担监理责任。”《江苏省省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暂行规定》（苏发改投资发〔2006〕1473号）第十一条：“项目代建单位具有与代建项目相应招标、监理资质的，可以承担代建项目的招标、监理工作。”

4.工程监理单位与招标机构

对于“招标机构是否可参加所项目的工程监理投标？”这一问题不存在任何争议，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有些地方也有明文限制，如《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监理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和《湖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监理招标评标办法》的通知（湘建建〔2013〕20号）第十六条：“投标人与招标机构属同一个法人或有隶属关系，或者在经济上有利害关系，该投标人不能参与本招标项目的监理投标。”《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监理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水建管〔2002〕587号）第二十七条：“招标机构项目监理招标时，该机构不得参加或该项目监理的投标。”但在工程监理单位已经先期确定且同时具有相关招标资质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由该监理单位负责后续标段的招标业务呢？按照住建部《关于大型工程监理单位创建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建市〔2008〕226号）有关精神可以给出肯定的答案，因为其中有明确的表述：“鼓励创建单位在同一工程建设项目上为业主提供集工程监理、造价咨询、招标为一体的项目管理服务。”

四、工程监理评标办法

评标办法是各类招标中最敏感也是最集中的游戏规则，工程监理招标也不例外。但工程监理招标一般不采用“经评审的最低价中标”法，而较多采用“综合评估法”。工程监理评标办法中监理费报价所占比重一般在10%～30%，这与施工招标中报价比重不低于50%或60%的有关规定不同。如《云南省建设工程监理招标评标（暂行）办法》（云建建〔2002〕712号）中监理费报价占15%；《浙江省重点建设工程监理招标综合评标示范办法》（浙发改基综〔2009〕319号）以及《安徽省重点建设项目监理招标综合评标示范办法》（皖发改政策函〔2010〕375号）中监理费报价评分都是占30%。也有地方将监理费报价只作为是否否决投标的条件，不再作为评分项，如“关于印发《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监理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通知”（闽建〔2013〕9号）即体现了这样的原则。这也更加突出了服务类招标的竞争重点不是价格，而是“谁来做？如何做？”，对监理招标即表现为派出的总监人选以及监理大纲。这也是组织监理评标时通常安排“总监”向评标专家陈述“监理大纲”（业内俗称为“讲标”）的原因所在。因为，讲标不仅有助于展示总监的口头表达能力、现场应对能力、逻辑思维和专业水平，同时，也有助于评委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握监理大纲的要点、精髓，提高评标工作的效率。

五、投标保证金

目前，各地对工程监理招标投标保证金的把握不尽统一，有的地方招投标监管部门参照《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原国家7部委30号令，后根据9部委23号令修订）规定，即按最高不得超过八十万元人民币来要求和把握；有的则参照《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原国家8部委2号令，后根据9部委23号令修订）明文规定最多不超过十万元人民币。如《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招标投标管理若干规定》（沪建交〔2011〕497号）第七条：“招标人可以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一般不超过监理费的百分之二，最高不超过十万元人民币。”也有地方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如《枣庄市建设工程监理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试行）》（枣住建工字〔2011〕32号）规定，投标保证金最高不得超过20万元人民币。笔者认为参照勘察、设计比较有说服力。第一，从招标的分类看，监理与勘察、设计同属服务类；第二，从标的规模看，工程监理费与勘察、设计费基本处在同一数量级。如以10000万元建安规模的工程为例，按现行标准得出的工程监理收费基价为218.6万元，设计费基价为304.8万元。

六、结束语

第2篇：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清算；特别法；公司法

前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引进外资项目，但随着我国民营企业的逐步崛起，高新技术和创新产业迅速发展，以及企业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关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0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为各国经济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这更坚定了我国进行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心，同时也为企业间的“优胜劣汰”提供了一个契机。由此近年来涌现的外国投资者大规模撤资甚至撤离的现象应不足为奇。

遗憾的是政府部门并未对这次转型带来的撤资效应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特别是外资撤离法律机制的不完备，因而造成许多外国投资者选择了“非正常撤离”的方式。[1]在各地政府“慌忙”应对这些令他们措手不及的突发状况之时，商务部于2008年5月了《外商投资企业解散和清算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各地政府及相关企业做好外商撤资工作予以引导。虽然该《指导意见》只是商务部的部门规章，其法律效力较低，只具有参考价值，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但是在外商撤资相关法未完备之前，其仍旧作为“特别法”起着主要的指导作用。

外资“非正常撤离”的最主要特征即外商未经清算就撤离资本。[2]在外资撤离之时，其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企业的清算环节，从组建清算组到执行并完成清算，往往耗时耗力整个过程复杂而艰巨。本文将围绕《指导意见》中的清算部分进行浅要分析，并提出些微简要的见解。

一、外商投资企业清算的法律适用

（一）立法模式的类型

外商投资企业清算的相关立法主要存在于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中。纵观世界各国的外商投资立法模式，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为“统一制模式”，即对外商投资不作特别规定，外国投资直接适用本国的有关法律。西方各国主要采取这类立法模式。外商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享有国民待遇，东道国采用国内立法来调整外商投资法律关系，适用于内国投资者的法律规范同样也适用于外国投资者。二为“法典制模式”，即设立单独的外商投资法典作为基本法，用以调整外商投资关系。这类法典主要存在于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其之所以创设外商投资单行法，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缓冲外商投资浪潮对内国企业的冲击，也为本国民族工业的崛起建立了良好的法律基础。三为“双轨制模式”，即不设置统一的外国投资法典，取而代之制定有关外商投资专门法律、行政法规，在此基础上形成该国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采用此种立法模式。采用双轨制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不同，国家依据企业所有制的不同制定不同的法律规范对其进行调整。[3]

（二）我国立法模式的转变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清算立法和外商投资企业立法相同，原先实行的是绝对的“双轨制模式”，即对内国投资和外国投资分别立法，在相继颁布的三资法及相关立法解释中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清算部分作出了相关的规定，其后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于96年又了《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对外资清算进行了引导。实行双轨制模式主要是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背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换需要一个过渡期，而这些法律规范自颁布以来，对于保障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工作的顺利进行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备与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双轨制”的立法模式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资一直是我国的长期国策，我国的“双轨制”实际上给予了外商投资企业超国民的待遇，这不利于我国内资企业的发展，妨碍了我国从根本上实现国民待遇、完善国内统一经济法律制度的建设。因而，我国于2006年迈出了向“统一制模式”靠拢的第一步——颁布了《公司法》，在调整内资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关系时皆可适用，包括第十章的企业清算部分。随后于07年颁布的《企业破产法》也是采用了“统一制模式”立法，即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破产清算时皆适用《企业破产法》的第十章“破产清算”规定。

（三）《指导意见》中法律适用的缺漏

但是08年商务部颁布的《指导意见》作出了如下的规定：“今后外商投资企业的解散和清算工作应按照公司法和外商投资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办理。”也就是说该部门规章遗漏了《企业破产法》对外资清算的适用。从企业清算的角度讲，清算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破产清算，另一种是非破产清算。破产清算应按《破产法》的规定进行，而非破产清算则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4]08年经济危机以来大多从中国撤离的外资企业多处于资不抵债的破产状况，应进入《企业破产法》的相关程序。

同样地，《合伙企业法》也被《指导意见》遗漏了。在2007年以前，外商来华投资只有三种选择，即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而在07年《合伙企业法》修订并颁布以后，外商来华投资可以选择合伙企业的投资方式，虽然目前外资合伙企业从中国撤资的情况较前三者罕见，但是不能否认，该法的第四章“合伙企业清算”的相关规定也是外资合伙企业清算时的主要法律依据。《指导意见》于08年，而《企业破产法》与《合伙企业法》都是在07年颁布施行的，皆早于前者，因此未将后两者纳入外商投资企业清算的法律体系应为《指导意见》的一大疏忽。

（四）“统一”中的“区分”

《公司法》、《企业破产法》以及《合伙企业法》的颁布或修订虽然加速了“统一制模式”的立法进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完全过渡到西方国家的“统一制”，在《指导意见》中这一点也得以体现：“外商投资法律和行政法规有特别规定而公司法未做详细规定的，适用特别规定。”这里的“外商投资法律和行政法规”应主要是指三资企业法及其相关立法解释、对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相关管理办法等等。这些法律文件中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清算的特别规定优先于《公司法》、《企业破产法》以及《合伙企业法》的一般规定而适用，也就是说在某些领域外商投资者仍需和内国投资者区分对待。

二、清算组的成立

（一）特殊的解散批准环节

《指导意见》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解散与清算组的组成之间关系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同《公司法》的一般规定相比较后，我们会发现外商投资企业在解散时清算组的组成更为复杂。从《指导意见》中我们得出以下结论：无论是法定解散还是单方提出的解散，都需要经过一个解散批准环节，即外商投资企业只有在收到审批机关批准企业解散的批件，并且在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管理系统中增加批准企业解散的信息之后，才能成立清算组依法开始清算。而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内资企业只要在“出现法定解散事由的15日内”成立清算组，而非“批准解散之日起15日内”，其解散无需有关机构进行审批，因而清算组的成立也就更为便捷。

同时我们还发现《指导意见》对清算组成立的指导仍有遗漏之处。《指导意见》对于三资企业的解散指向了三者各自的立法解释，将这些特别规定同《公司法》的一般规定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公司法》规定的15日内成立清算组的解散事由包括了“合作期限届满”的情形，也就是说在章程规定的企业存续期限届满并且股东（大）会不修改章程使企业得以存续的情况下，企业将依照法律的规定选任清算人，自行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程序。三资企业法在列举企业解散情形时也都包含了“经营期限届满”这个选项，可是在《指导意见》中却没有规定企业“经营期限届满”时该做何处理。从上一轮比较中我们得出：外商投资企业出现法定解散事由时，需要经过审批机关的批准才能成立清算组，而内资企业是不需要审批的，那么如果外商投资企业在法定解散事由之外、“经营期限届满“的情况下是否需要审批机关的批准呢？《指导意见》并未给予我们答案。

（二）清算人的产生

清算人的产生方式大体有三：（1）法定清算人。亦称当然清算人，是法律规定的公司解散事由发生而直接具有清算人身份者。（2）选任清算人。公司自愿解散时由章程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任命其他人员担任的清算人。（3）指定清算人。由法院经申请指定有关人员组成的清算人。[5]关于清算组成员的组成，《公司法》对于法定清算人与指定清算人的产生进行了区分，而《企业破产法》与《公司法》规定则不尽相同。[6]三资企业法对于清算组的产生也大相径庭，还未对破产与非破产、法定清算人与指定清算人进行区分。

依据《公司法》184条中关于出现法定解散事由而成立清算组的规定，清算组的成员应为“股东”（有限责任公司）或“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股份有限公司）组成。该种产生方式应属于法定或者选任清算人的范畴。[7]同时该条还进一步规定“逾期不成立清算组成立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也就是上述第三种情形——指定清算人。并且在08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中，我们还可以找到法院指定清算人的范围：（1）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3）以及前项社会中介机构中的专业人员。

我国《企业破产法》中并未对破产企业清算组的组成作专门性的规定，只是在对管理人的选任中提到“由有关部门、机构的人员组成”。但通过查阅2002年的最高院司法解释，我们可以得出我国对于破产企业清算组的组成选择了由法院指定的方式，《企业破产法》中的“有关部门、机构”即（1）破产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清算中介机构以及会计、律师；（2）政府财政、工商管理、计委、经委、审计、税务、物价、劳动、社会保险、土地管理、国有资产管理、人事等部门。人民银行分（支）行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派人参加清算组织。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清算组的组成，在2008年以前应适用1996年的《清算办法》，其中规定清算组成员由企业权力机关选任，有以下两种产生方式：（1）企业权力机构成员。（2）聘任有关专业人员。但是该《清算办法》废止之后，清算组的组成则未有明确定论。回顾三资企业法，其对清算组的组成也有规定，然而三类企业是需要做区分的。

中外合资企业的清算委员会成员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产生：（1）一般应当在企业的董事中选任；（2）董事不能或者不适合担任清算委员会成员时，可以聘任中国的注册会计师、律师。此处清算人即是通过法定或者选任的方式产生的。《中外合作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未明确划定清算人产生的范围，只是规定“清算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合作企业合同、章程的规定办理”，也就是说该类企业清算组可通过参阅合同、章程的方式选任清算人，但是对于第48条第5款中的“合作企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这样的法定解散事由，此时法定清算人的产生方式则出现了空缺。《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则有别于以上各法，增加了“债权人代表”的参与，即外资企业法的清算委员会“由外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债权人代表以及有关主管机关的代表组成”。而对于逾期不进行清算企业的处理，三资企业法未作法院指定清算人范围的规定。

虽然《清算办法》已经被废除，但是目前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对外商投资企业清算组的组成进行指导，那么企业应该依据《公司法》、《破产法》体系还是三资企业法体系来组织清算组呢？我认为，非破产企业的清算仍应参考三资企业法的特别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需要区别对待，因为我国多年来总是抱着“引资心切”的态度，重量不重质，导致当前国内的外商投资企业良莠不齐，而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外资非正常撤离”事件更是证明了这一事实，因而对于外资企业清算组中“债权人代表以及有关主管机关的代表”的加入，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外商独资企业不同于中外合资或合作企业，没有中方以分摊责任为目的的牵制，因而倘若企业经营严重恶化时，外商在未开始清算或清算到一半时就从中国“逃离”。而加入债权人和有关主管机关的代表，至少可以在清算组成立以后防止外商“任意妄为”，不至于在开始清算以后发现资产所剩无几或资不抵债时携款潜逃回国。至于破产清算组的组成，我认为可以依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由“有关部门、机构的人员组成”，这样可以更好地掌控进入破产程序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情况，将其股东携款潜逃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三、清算的执行

《指导意见》并没有对清算的整个过程进行引导，只是对清算报告的制定与企业登记的注销进行了特别规定。对于这之前的流程以及清算组的职权，三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规定相差无几。只是鉴于外商独资企业投资者的特殊性，要求其不得在清算结束之前将该企业的资金汇出或者携出中国境外，不得自行处理企业的财产。

企业在清算执行完成之后，需要制作清算报告。外商投资企业的清算报告除了和内资企业一样，需要经过企业权力机构确认以外，还需要经过一个特殊环节。《指导意见》要求清算组将清算报告报送审批机关，并缴销批准证书。而审批机关的任务则是在收到清算报告后，在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管理系统中完成企业终止相关信息的录入和操作。企业只有凭借该系统生成的回执才能办理一系列注销手续。

结语

《指导意见》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清算工作进行了粗略的指导，对于《公司法》、《企业破产法》、《合伙企业法》同三资企业法的规定该如何衔接适用、外商投资企业的跨境破产与清算等问题，并没有做出详细的规定。具体的操作流程，仍需要相关人员在清算过程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后得以完善。同时，我们也期待新的司法解释或者部门规章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清算工作进行指导。

参考文献：

[1]沈四宝，欧阳振远.外资非正常撤离的法律特征及其对策[J].河北法学，2009（10）：42.

[2]焦志勇.外资非正常撤离责任主题认定的法律问题[J].法律适用，2009（8）：33.

[3]焦志勇.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新论[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84.

[4]韩长印，楼孝海.建立公司法定清算人制度[J].法学，2005（8）：84.

[5]李建伟.公司清算义务人基本问题研究[J].北方法学，2010（2）：68.

[6]梁咏.外资退出法律保障机制研究——由《外资非正常撤离中国相关利益方跨国追究与诉讼工作指引》引发的思考[J].行政与法，2009（6）：47.

[7]刘文.论我国公司清算人产生方式之完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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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的区别范文

一、企业法律顾问的重新认识

企业法律顾问的工作职责，决定了企业法律顾问必须在法律框架下保障企业的发展，实现企业依法治企。根据2004年国务院国资委下发的《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的明确规定，“企业法律顾问是指取得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由企业聘任，专门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企业内部专业人员”，可见企业法律顾问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企业内部人员，二是专业人员。作为企业内部人员，企业法律顾问与非企业内部人员的外聘律师存在明显差别，而作为专业人员，企业法律顾问与公司律师虽然在执业范围方面大体一致，但在执业权利方面却又是差别明显。

（一）企业法律顾问与外聘律师

企业法律顾问既可由企业内部的专业法务人员担任，也可由外聘律师担任。企业法律顾问与外聘律师相比较公司律师，很明显企业法律顾问在服务企业方面有很大的优势，但应处理好企业法律顾问与外聘律师的关系。笔者以为应特别强调其互补性及互动性。

1. 互补性。在一般的企业内部事情的处理中，首先应突出企业法律顾问的作用，但即便是案件诉讼等对专业性有严格要求的事务处理过程中，也还是要充分重视企业法律顾问的作用，比如在证据的收集方面，外聘律师只能根据现成的证据去判断案件，但对哪些还应提交的证据却无从收集，而这一点却是企业法律顾问所能够很好完成的方面。

2. 互动性中国。外聘律师和企业法律顾问还应该是一个互动的关系。企业设立内部法律顾问的出发点之一从经济成本方面而言往往就是为了不请或少请外聘律师，但实际上这是不全面的。企业内部法律顾问所起到的作用在于能够把整个企业的业务体系系统化，在处理法律纠纷时再与外聘律师联手，这样就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企业法律顾问的优势在于对企业的各方面都，并对企业事务全面主动提供法律指导意见，外聘律师则能够为企业提供更专业化的服务。为了避免正面冲突，有时候内部律师要找外部律师去做领导的说服工作，体现出良好的互动作用。

二、企业法律顾问应走进企业日常管理――企业法律顾问角色的重新定位

企业法律顾问不同于外聘律师，在职责定位方面笔者比较认同这种观点，即“企业法律顾问”不只是法律工作者，不能完全等同于“律师”或者“法律工作者”，应视为职业经理人Professional Executive比较合适，属于职业化的企业经营管理专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需要法律指导的地方很多，企业法律顾问的工作职责并不只有合同审核，在企业战略制定并实施、人力资源管理、项目策划等，都有很大空间，关键是看我们如何定位。

（一）企业法律顾问的职责不应仅仅是诉讼应对与合同审核

由于前面提到的定位问题，我们很多企业法律顾问的工作内容都限于相对狭窄的范畴，大量的工作在充当“合同专家”、“救火队员”的角色。笔者以为，企业法律顾问定位在管理者、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去开展工作，将会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并为企业创造价值。

企业法律顾问在参与企业的日常管理中，工作职责主要是围绕与企业运行有关的法律事务开展工作，包括对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提出法律意见；合同审核，制定章程、规章制度及其他有关企业行为的规范性文件或法律文件；处理商标、专利等有关企业知识产权事务；处理企业诉讼、非诉讼工作；组织法律知识培训及咨询等系列活动，应而并不仅仅是应对诉讼、合同审核等方面的应有职责，具体还应积极开展以下工作：

1.企业权属管理。在企业股权、设立、改制等项工作中，企业法律顾问应及时提供意见及应用文本。

2.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企业法律顾问应指导完成纠纷协调，并开展政策研究，提供指导意见。

3.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企业法律顾问对包括企业名称、商标、专利、商业秘密等进行管理，实施品牌规划，商标、专利有偿许可使用，寻求实现企业无形资产的价值发现。

4.企业对外投资把控。企业法律顾问应进行前期调查、方案策划，并参与谈判、文本制作。

5.企业内部制度管理。企业法律顾问应负责制订企业各项管理制度，并进行执行监督、培训指导。

三、企业法律职业制度的重构――兼合企业法律顾问与公司律师。通常而言，一个法治化的国度里往往都拥有一个成熟的法律职业阶层，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公证员以及法学研究人员等，而要成为法律职业阶层的一员，都要通过统一的法律执业资格考试。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实现这一阶段的突破，即已于2002年废除律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法律职业人员的统一司法考试。但对我国企业法律工作人员而言，却仍存在差别，这其中主要是不同准入门槛。笔者以为，企业法律工作人员是法律职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法律职业阶层队伍中占据重要比例，应符合法律职业阶层的统一准入门槛要求。

企业法律顾问与公司律师的最大区别在于执业权利不同，而造成这一不同的根源在于准入门槛――资格考试的要求不同，作为同样从事法律事务的职业人员，笔者以为就不应作出区分，建立统一的企业法律职业制度是客观现实的必然要求。

第4篇：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的区别范文

北京针对奥运期间的危机管理提出了“3C”( 指挥(Command)、控制(Control)和沟通(Communication))的城市管理理念。本文将主要从信息化的角度出发，研究“3C”理论在城市的危机管理与应急联动平台建设及管理(经营)过程中的具体应用。

1. 应急联动平台需多维完善

2006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快国务院应急平台建设，完善有关专业应急平台功能，推进地方人民政府综合应急平台建设，形成连接各地区和各专业应急指挥机构、统一高效的应急平台体系”。

在我国，城市的危机管理尚未形成严谨的理论建构。而应急平台体系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牵涉到的方面众多，投入的资金巨大。在如此背景下，更需要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以及应急方面的专家学者保持冷静，慎思慎行，先谋后事。

从目前各地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城市应急联动平台大同小异，区别仅仅体现在接处警模式、信息管理制度、通讯方式和应急联动的整合程度等方面，远远不够完善。

2.应急联动平台的建设要点

最近二十多年，我国因为能源紧缺、环境污染等造成的高危流行性疾病、食品安全、信息安全、工程质量安全等社会灾害及技术灾害问题日益突出。现阶段面临的形势总结如下：1，政务公开的制度化以及信息服务能力的加强有利于我们危机管理体系的建立；2，我们还缺乏强有力的危机管理机构；3，缺乏全局的危机管理规划，各方分工有待明确与细化。

1.平台组织结构

2.平台功能需求

以“3C“理论为基础，应急联动平台功能从应用的角度可以划分为三层(见下表)。

3.应急联动平台建设要点

应急联动必须考虑成本和时效。同时，应急组织结构的专业管理必须加强控制层的建设，充实其专业技术力量。

3.多方参与平台效益

应急联动平台，是一个城市的信息枢钮，主要的专业信息都在这里汇集、处理。在国家决定下大力气建设地区的应急管理体系之时，也应该重点考虑相关组织机构的建设，尤其是信息中心的建设。同时还要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

一、信息中心的建设

信息中心的工作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指平台的建设，包括前期的规划、组织实施与评价等；第二个部分是指平台的日常维护与信息资源开发，包括系统的维护、信息采集、整理、挖掘分析以及信息服务产品的开发与流通；第三部是指本专业的信息产业结构、信息服务机构与管理模式、产业政策与信息立法等多方面的研究与实践。

二、法律法规的建设

我国现阶段信息立法方面，尤其是信息资源的共享与开发层面的立法比较落后，《电子签名法》的颁布，是我国信息立法迈出的第一步，现阶段我国的信息立法仍主要以“方案”、“管理办法”、“纲要”、“指导意见”等为主。无论在权威性、系统性、可操性等各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

三、鼓励、吸引和保护民间力量的参与

从先进国家信息化发展历程来看，都少不了民间力量的参与。除经济因素外，私营机构的人才技术也是城市危机管理与信息化建设过程中不可忽缺的力量。

四、效益分析

应急联动平台建设可产生的效益主要可分为管理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科技效益四大部分：

1) 管理效率

使得管理部门从整体上监测、掌控城市运行的态势，为相关主管部门提供科学决策的有力依据，有效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2) 经济效益

有效减少政府和企业部门信息重复采集、节省人力成本、提高信息利用率和时效性，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3) 社会效益

有利于创建良好的社会服务和高效顺畅的社会运行机制；提高社会的整体减灾防灾、灾后恢复能力；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营造和谐社会。

4) 科技效益

第5篇：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城市停车难；应对；策略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小汽车家庭化进程的加快，全国大中城市的交通拥堵和停车难问题已日益显现，尤其在车位配建不足的老城区尤为严重，占用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和小区通道的停车现象逐步扩大，停车难正成为困扰各大城市管理者和群众的社会问题。从典型城市的案例入手对当前国内城市停车难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并提出了改善机动车停车场规划、建设和管理的相关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成都市中心城区停车难现状

1.总量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

成都市中心城区现有机动车停车泊位数50.3万个，其中路外备案停车场的泊位约47.8万个，占道临时停车泊位约2.5万个。路外停车场主要分布在三环路内外约28万个，一、二环路之间约11.1万个，一环路内约8.68万个。而同期中心城区汽车保有量却已突破100万辆，停车位缺口达50%以上，老居民院落配建车位严重不足，大量刚性停车需求不得不通过挤占小区通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解决。另一方面，住宅配建停车场、企业和单位停车场又呈现出“两多”现象，即住宅区车位白天空置多，企业和单位车位晚上闲置多，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

2.技术手段落后，服务水平低

现有停车场中绝大部分除简单的自动计时收费功能之外，安防检测、泊车引导、取车提示、通卡支付、车位查询及预订等现代化管理与服务的功能还不具备， 中心城区仅40余家停车场的运行信息实现了数据联网，所占比例仅1.5%；另有约30多家停车场虽在剩余空位信息，但还是独立运行的信息孤岛。由于信息不对称，一方面是空闲车位利用率低，另一方面则驾车人寻找车位困难。此外，车位难求还带来大量道路无效交通量，加剧交通拥堵。

3.经营主体多，行业自律性差

目前，成都市的机动车停车场总体上呈现主体多、规模小、服务水平低的格局。中心城区现有备案停车场约2624家，泊位数约47.8万个。其中，泊位数超过500个的特大型停车场229家，占总数量的8.7%；泊位数在500至300个之间的大型停车场231家，占总数量的8.8%；泊位数在300至50个之间的中型停车场1306家，占总数量的49.8%；泊位数小于50个的小型停车场约858家，占总数量的32.7%，中小规模停车场数量约2164家，超过总量的80%。停车场的经营者多由物业管理公司、停车管理公司或个体经营者与权属单位签订经营协议代管，构成复杂，从业人员在职业素养、服务意识、专业技能、政策把握等方面参差不齐，特别是部分停车场的权属单位或经营者受利益驱使，随意改变停车场使用性质，转而经营其他效益好、获利快项目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成都市尚未成立停车行业协会，行业自律性差，在停车行业发展“多、小、散、乱”的现阶段，政府部门因受制于财力和人员配置不足，规范管理力不从心。

二、城市停车难症结分析

无独有偶，上述成都市中心城区停车难所呈现的诸多现象在国内大中城市里均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表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机动车停放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广大市民和城市管理者的重大社会问题。事实上，城市停车难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交通管理的范畴，涉及中央及地方经济发展领域和行政事务管理的多个方面，具体为：

1.缺少战略规划指导

当前普遍存在的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足的问题表面上是城市规划对于机动车快速增长的前瞻性不够，应对不足所致。但追根到底，则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缺少城市发展的战略规划指导。比如：国家的汽车产业发展激励政策与倡导公交优先战略之间存在明显矛盾，如何平衡矛盾，积极应对汽车产业发展带来的城市交通拥堵及停车难问题，不管是负责宏观经济调控的国家发改委还是负责城市规划建设的住建部，至今尚未研究出台可延续的战略指导性意见。反观汽车产业大国东邻日本，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颁布《车库法》、《停车场法》、《道路交通法》等十余项法律法规，在汽车保有量高速增长的初期，抓住了时机，为日本1965年以后汽车快速增长时期的交通规范化管理包括停车管理打下了基础。近年来，以汽车产业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因其产能大、需求高、见效快、拉动就业、财政增收等优势，在国家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调整时期，受到不少二、三线城市的青睐。但地方政府对于汽车发展引发的城市交通拥堵、环境破坏、停车困难等问题的解决似乎仅停留在以“以交通论交通”的层面，但全球多个城市的实践均表明交通问题的治理并不能仅靠强化交通建设与管理解决，还涉及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的多个方面。

2.规划工作尚需加强

多数城市确立了“配建停车为主、专业停车为辅、占道停车为补充”的规划建设思路，但在具体操作环节，还未形成与发展思路相适应的工作流程和技术方法。例如，建设项目车位配建标准划分过于简单，住宅类的配建指标仅考虑到自有需求，但忽略了其配套营业房经营时派生的停车需求；商业项目的配建指标不按员工自有和社会外来两大需求分别配建，在机动车快速增长又缺少政策调控时，停车泊位供不应求的问题由此而来。另一方面，针对城市综合体、大型商场、娱乐设施、学校、医院等停车需求旺盛的特殊项目，在其配建停车位难以满足需求的条件下，缺少相应的机制在周边规划公共停车场作为补充，以致占道停车规模难以控制，周边交通出行环境不断恶化的后果难以避免。

3.配套政策缺失，专业停车场发展缓慢

在成都市现有2624家备案停车场当中，专业停车场数量极少，仅11家，共有泊位数2187个，占备案停车场总量的4‰。机动车停车场前期投资大，建设成本回收期长。据调查估算，专业停车场的建设成本约15万元/泊位（含100万/亩土地协议出让金），而中心城区执行市场调节价的专业停车场日均每车位收入仅20元，需20年左右才能收回投资成本。因此，建设和经营机动车停车场的市场积极性一直不高。目前天津、西安等多个城市为应对日趋严重的停车供需矛盾，相继出台了扶持专业停车场的若干项优惠政策，包括减免土地出让金、减免城市配套建设费和经营所得税、给予财政性补贴、简化建设审批程序等等，可在一定程度调动市场的积极性，对于缓解停车难起到积极作用。

4.价格机制有待优化

越来越多的国内城市已开始重视价格对交通管理的作用，纷纷制订了“白天高于夜间、路内高于路外、地上高于地下”等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但对规范管理的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其实质问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国内停车价格标准普遍偏低，这既是车辆拥有者的利益诉求，也有管理者认为商品价格应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者的承受能力相当，停车收费不应偏高的管理思路所致；其二，包括成都市在内的国内不少城市对于停车收费均采取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定价三种管理模式，由此在同一区域存在价差较大的停车场，受价格对供求关系的影响，自然出现一部分停车场供不应求、另一部分停车场利用率低的情况。笔者认为，在政府做不到公共资源和环境容量按需供给的客观条件下，对小汽车行停消费的定位应与水、电等居民基本消费品有所区别，小汽车出行带来的资源占用和空气污染等社会边际成本较高，停车收费理应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这既是香港、新加坡等、日本等发达地区和国家历史经验的证明，也是对绝大多数不开车出行者的政策公平。同时，通过建立经营收益与投资回报相适应的价格机制，有效引导市场供需趋于平衡，才是缓解城市停车难问题的治本之策。

5.管理体制还需完善

在现有的行政管理格局下，城市机动车停车场的管理部门往往涉及国土、规划、建设、城管、公安、交通、物价、工商、地税、房管、公安消防等多个部门的职能工作，牵头管理部门因各地情况差异而各有不同。在此情形下，部门间的默契配合和开放的信息共享度往往是搞好停车场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关键。以前述成都市的停车难问题为例，为改变结构性的停车矛盾，政府可鼓励单位和个人开展错时停车合作，但须负责产权管理的房管局与负责运营管理的交通部门相互之间开放信息，并协同制订有关管理细则，预防可能出现的小区治安隐患或协调错时停车合作双方之间的纠纷；负责路外占道停车的管理部门应与交通部门建立工作联动机制，坚决取消车位利用率低的路外停车场周边的占道停车，确保既有的停车设施得以有效利用；负责用地审批的国土部门应与规划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做好停车场用地的规划控制，严禁随意挪用、占用停车场规划用地的情况等等。

三、结论

1.停车作为交通出行的初始和末端环节，是交通运行全过程的重要组成，静态交通是否高效运转还会对动态交通造成极大影响。有关部委应结合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及相关政策，对机动车发展制定战略性指导意见，用以指导各地包括静态交通在内的交通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地方政府需根据各地实际，按动静交通相结合的原则，制定出台切合本地实际的停车行业发展政策。

2.地方规划部门应创新工作方法，优化规划技术管理工作。宏观层面应按照以道路通行能力决定机动车发展规模的原则来确定停车设施总量需求并提前做好规划布局；中观层面要高度重视大型卖场、城市综合体、学校、医院、交通枢纽、大型公建场所的交通需求综合分析，充分发挥交通影响评价工作的作用，根据建设项目的使用性质和交通生成量，并结合周边公共交通资源条件，进一步细化停车设施配建指标的分类及标准设定；微观层面要开展住宅区临街商铺停车需求的分析研究，按照项目业主必须具备消化全部停车需求能力的原则核发规划设计条件，逐步改善商业、娱乐集中区域大量占用中小街道停车的情况。

3.按照公交优先发展的思路，建立与小汽车出行方式的定位相一致的价格管理机制，推动停车场的投资与收益相平衡的价格体系逐步成熟完善，充分发挥价格对供求关系的影响力和作用，运用市场机制调控停车供需矛盾逐步趋于缓和。在地方财力有限的条件下，政府可通过适度的行政干预，在供地、规划、建设、税收等环节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和吸引社会力量加大停车设施的供给。

4.重视现代科技对静态交通管理与服务的重要作用，积极推广停车行业智能化、信息化技术应用，加快停车场运行信息的联网建设和数据共享，将停车场的运行状况纳入计算机系统，逐步实现车位的户籍化管理。鼓励专业运营商加强停车信息诱导，开展车位的查询和预定业务，拓展公众信息服务范围。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行业自律，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意识，推行行业资质认证和服务质量考评制度，推动停车行业发展向高水平迈进。

5.地方政府应鼓励和提倡单位与个人开展错时停车合作，并制定具体管理办法，保证错时合作停车模式得到具体落实，并实现规范管理。引导社会团体与个人开展网上握手协议等中介服务，充分挖掘现有停车资源，缓解城市停车的结构性矛盾。

6.完善并健全停车行业政府管理的体制机制，在充分发挥部门各自的职能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协作与工作联动，切实做好停车场规划用地的控制，严格不得改变停车场使用性质的规划管理规定。整合有限的行政资源和执法力量对非法经营的停车场、未经审批的占道停车等违规、违法行为加大管理力度，逐步规范停车市场，切实保障停车人和守法经营者的权益，促进停车行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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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北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011.

[9]重庆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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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宁波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管理条例，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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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上海市停车场（库）管理办法，2005.

[14]Donald Shoup，2011，The High Cost of Free Parking.

第6篇：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的区别范文

1.1环境监理的发展历程

世行贷款项目———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申获成为我国引入“现代意义”上的环境监理工作模式的开端。从此，我国的环境监理工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应付检查到真抓实干的发展变化[1]。1995-2001年，开始阶段：实现了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事后管理向过程管理、由单一环保行政监管向行政监管向与建设单位内部监管相结合的重要转换。2002~2011年，探索阶段：国家环保总局、铁道部、交通部、水利部等六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在重点建设项目中开展工程环境监理试点的通知》(环发[2002]141号)，初步形成了“四省、两行业、一经济特区”的发展雏形[2]。2012年至今，试点及全面发展阶段：环境保护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建设项目环境监理试点工作的通知》(环办[2012]5号)，要求进一步提高认识，提升环境监理工作质量。

1.2工程监理的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当时建筑市场混乱，出现了无证设计、无图施工、盲目蛮干的现象。1984年9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明确提出建立有权威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标志着我国的工程建设监督由企业自检自评向第三方认证和企业内部保证相结合转变。1992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颁发了《关于工程建设监理费有关规定的通知》(l992年9月8日）、《工程建设监理单位资质管理试行办法》(1992年1月18日)、《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和册试行办法》(1992年6月4日)等规定，保证了建设监理制的推行和健全。1995年底，《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针全面推进工程建设监理制》的讲话，表明我国的建设监理转入全面推行阶段。1996年以后，监理行业内部对工程监理的基本概念、监理地位和作用形成一种共识。1997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从法律上确定了我国试行建设监理制度。2000年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明确了工程监理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2000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和建设部联合了国家标准《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50319一2000)。2001年1月17日，建设部第86号令《建设工程监理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2001年8月23日，建设部通过《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并于8月29日施行。2002年3月起，由中国监理协会、建设部信息中心、《建设监理》等五家杂志社共同组织开展工程监理事业发展专题讨论活动。2002年7月17日，建设部下发建市[2002]189号文件《房屋建设工程施工旁站管理办法(试行)》标志着我国的建设监理正从推广阶段逐步进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运行阶段。2003年2月13日，建设部[2003]第30号文件《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出台，鼓励参加国际竞争。2004年11月16日建设部颁布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试行办法》，为全面推行建设工程项目管理铺平了道路。

2工作重点不同

第7篇：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监理；企业转型；项目管理；

中图分类号：U4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工程建设监理作为我国近十几年来发展起来的新兴行业，因其在保证工程项目质量、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业主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已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但和先进国家工程监理水平相比较，我国的建设监理体制仍然处在初期阶段，监理行业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有待探索与解决。大多数监理企业由于自身发展的缺陷还不能将工程建设监理高智能技术服务的作用完全发挥出来，在工程建设中的地位也得不到充分肯定。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监理企业将如何发展？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探索。

一、工程监理企业向项目管理企业转型，应了解建设监理与项目管理的区别

1、管理性质不同。建设监理是承建单位之外的独立第三方，是服务型的监督管理，即以公司的名义，按照国家建设标准和规范，为业主提供服务，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而工程项目管理是承建单位组织的内部活动，项目管理公司作为业主的延伸，站在业主一方，代表业主管理项目的各个方面，从施工前的设计、招标再到施工阶段，属组织型的控制管理，国家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

2、工作内容不同。建设监理是接受业主的委托，协助业主实现建设工程的总目标，即对工程施工阶段的质量、进度、投资、安全，通常以工程质量进行监督。监理比较注重项目的微观事项，如检测现场质量是否合格，施工程序是否符合规范，国家相关规范、标准是否执行等。而工程项目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对一个建设项目全过程的组织管理。项目管理公司的核心目标是帮助业主通过管理工期、成本、安全和质量等项目的各个方面而实现交付成功。项目管理相对于监理而言比较宏观，它更注重项目的规划、管理和控制方法等。

3、风险责任不同。建设监理是按国家建设强制性条文和质量标准、验收规范提供服务，监理只对建设业主和国家的政策法规承担连带的风险责任。而工程项目管理不仅要对投资方负责，还要对国家的政策法规承担直接的风险，而且还要对整个过程承担管理责任。

二、工程监理企业向项目管理企业转型，需要良好的市场环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政府执政能力和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不断提升，消费者的理性消费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使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在不断加大，迫使投资人更加关注投资效益，这就意味着工程项目管理在我国工程建设中也将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目前市场形势来看，投资者的需求属隐性需求，加上专业化的工程项目管理在我国刚刚起步，其需求会逐步扩大。准备转型的监理企业应调整心态，结合企业自身特点，注重自身资源、能力、品牌的提升，逐步培育目标客户。在培育、发展客户群的过程中，没有必要一开始就追求全方位全过程的项目管理服务，而应针对客户的真实需求并根据企业目前的能力提供不同组合的服务，通过所提供的服务让客户切实感觉到专业化的工程项目管理的价值所在。而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准备向项目管理转型的监理企业，良好的市场环境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应尽快出台工程项目管理和总承包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建设部《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承包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实行办法》的下发，为监理企业向项目管理发展提供了政策导向，但不能替代开展工程项目管理的法律和法规，因此国家应该加速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2、地方政府应在建设部《指导意见》和《试行办法》的指导下，制定相关的管理措施，积极推动工程项目管理或承包管理模式的发展。

3、应积极推行体制改革，改革财政投资项目的管理办法，严格执行招投标管理办法，严格工程投资审核，制止工程项目管理过程中的腐败行为。采取招投标的方式，将工程项目交给具有能力的工程项目管理企业去做。

4、严格工程项目资质管理，应制订工程项目管理资质管理办法，编制工程项目管理合同书，出台工程项目管理收费标准指导价，为具备工程项目管理能力的企业提供管理依据。

三、工程监理企业向项目管理企业转型，应强调企业自身建设

工程项目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从而要求企业必须建立完善的项目管理体系。在项目管理工作中，项目管理班子要避免随机、随意、无序和盲目的现象，做到有策划、有计划、有规律、有程序、有控制等要求，人才队伍建设将是关键。工程咨询管理行业是高智力的知识密集行业，人才的知识结构和充裕度将决定企业的兴衰。工程建设涉及的学科很多，从事项目管理咨询工作的人员不仅要具备工程技术、工程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还要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够组织、协调工程建设有关各方共同完成工程建设任务。

加强企业自身建设是一渐进的过程，应避免好高骛远、急于求成、不切实际等倾向。项目管理公司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人力资源充足的能力。项目管理的核心是管理人员，监理企业向工程项目管理企业转型，必须有几个管理技术全面的核心人物，如工程的、经济的、财务的等，在项目管理策划时起到核心指导和组织作用，才能把各专业技能串起来，达到专业配合默契，机构运行畅通。二是组织管理能力。建筑工程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既要有核心人物，又要有严谨科学的管理手段，必须科学计划、严密组织、严格管理、相互协调、步调一致，否则工程进度、投资、质量、安全都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企业就会自然退出市场竞争。三是抗风险的能力。工程项目管理具有一定的风险，决策上的失误，管理上的漏洞，施工人员的素质，季节气候的影响等综合因素，都可能给工程投资、质量、安全造成经济损失，因此，作为管理企业应千方百计避免损失，同时也必须具备抗风险的能力。

四、工程监理企业向项目管理企业转型，必须贴近本企业实际情况

监理企业向项目管理企业转型，应针对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成功之路,笔者认为可从以下3个方面考虑:

1、对于规模较大、实力雄厚的监理企业：由于企业本身具备相当的资质和人力、物力、财力条件,可通过收购其他小型企业,吸纳其他相关人才如建筑师、结构工程师、造价工程师、招标专业人员以及法律人才等,在保留原公司的基础上成立新的项目管理公司,进一步扩大企业规模和资质范围,使得监理企业有实力从事工程项目管理全方位工作。

2、对于中等规模、实力一般的监理企业：可以考虑与设计咨询企业、造价咨询企业、招标企业等工程咨询中介机构合并,通过资金参股、控股等方式,建立股份制的工程项目管理公司,使合并的各企业成为紧密的利益结合体,进行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提高综合咨询水平和管理能力,将业务拓展到项目全过程的工程监理咨询市场,提高企业的规模实力。

3、对于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的监理企业:由于企业的竞争力较弱,可通过与其它企业合并或融入到其它企业的方式来维持自身的生存.或者朝专业性监理企业发展,就项目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为业主提供非常专业的项目管理服务。

第8篇：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的区别范文

（一）内部控制鉴证与内部控制审计政策变迁

中国相关政策变迁中国内部控制审计鉴证政策变迁与美国较为相似，由最初的财务报表审计中的内部控制评价发展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核，再发展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具体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财政部等部委制定的内部控制规范主要针对主板上市公司，目前并没有强制要求中小板和创业板遵循，而是择机实施。但是深交所的《中小板指引》和《创业板指引》则对中小板和创业板内部控制审计鉴证作出了强制要求，三个板块《运作指引》的具体要求如表4。

（二）文献回顾

以SOX法案的颁布实施为分界点，美国内部控制相关研究可以分为2002年之前和2002年之后两个阶段。2002年之前，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财务报表审计中内部控制评价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核的研究，只有少数研究关注内部控制审计，主要研究结论认为内部控制审计将提高审计的成本却无助于财务报告可靠性的提高（Hermanson,2000）；2002年以后，随着SOX法案的实施，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内部控制审计，出现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其研究内容主要基于内部控制缺陷，具体包括内部控制缺陷发现和报告（Ashbaugh等,2007;Rice和David,2012）、内部控制缺陷对审计成本的影响（Raghunandan和Rama，2006）及对信息质量的影响等（AshBaugh-Skaifeetal.，2008）。中国内部控制的研究则可以分为2006年之前和2006年之后两个阶段。2006年以前，由于中国监管部门对内部控制审计鉴证尚无强制性规定，大量研究集中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专门研究内部控制审计鉴证报告的文献较少，但是很多文献都提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或审核的必要性（陈关亭和张少华，2003；张立民等，2003）。2006年以后，随着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颁布，尤其是2008年《基本规范》的颁布，大量研究开始关注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且均发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存在较多的问题，如审计意见表述方式不一致、审核依据不统一等（袁敏，2008；何芹，2012）。与国外研究相似，实证研究方面主要关注内部控制缺陷对审计成本及其信息质量的影响等（张宜霞，2011；田高良等，2011）。同时较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内部控制鉴证的理论问题，内容包括鉴证目标、鉴证范围、鉴证标准等诸多方面（刘明辉，2010；李明辉和张艳，2010）。但是这些研究都是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与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同等看待，并没有考虑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未就内部控制审计与内部控制鉴证实施情况进行实证分析。

（三）比较分析

由此可见，美中内部控制审计鉴证政策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相似性，都经历了内部控制评价、审核和审计等不同阶段，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又存在较多的差异，美国仅要求大型公司和中型公司实施内部控制审计，而对小型公司则没有内部控制审计的要求，也没有要求实施内部控制鉴证或评价。然而，中国对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的要求是实施内部控制审计，而对创业板的要求则是内部控制鉴证。那么，内部控制审计与内部控制鉴证的差异是什么？内部控制审计与内部控制鉴证执行情况又是如何呢？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同时，通过国内外文献回顾可以发现，虽然大量研究关注内部控制审计及其鉴证，但是均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与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同等看待，二者之间的差异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且有关内部控制鉴证与内部控制审计实施现状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将在比较内部控制鉴证与内部控制审计政策要求差异的基础上，对内部控制审计与内部控制鉴证的实施现状进行实证分析。

二、内部控制鉴证与内部控制审计政策要求之比较分析

（一）内部控制鉴证与内部控制

审计概念范畴的比较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中的规定，鉴证业务是指注册会计师对鉴证对象信息提出结论，以增强除责任方之外的预期使用者对鉴证对象信息信任程度的业务。鉴证业务包括审计业务、审阅业务和其他鉴证业务。具体到内部控制审计与内部控制鉴证业务，根据中国《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的规定，内部控制审计是指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截至特定日期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并发表审计意见。因此，内部控制审计属于审计业务的范畴。然而，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下文简称《其他鉴证业务准则》），注册会计师执行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属于其它鉴证业务，因此，内部控制鉴证属于其他鉴证业务范畴。具体关系可以通过图1予以说明。

（二）内部控制鉴证与内部控制

审计所适用行为规范的比较从所适用的行为规范来看，内部控制鉴证和内部控制审计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从图1可以看出，内部控制鉴证和内部控制审计都属于鉴证业务，因此二者都应当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同时，注册会计师在执行鉴证业务时，还应当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和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准则，因此，内部控制审计和内部控制鉴证应当共同遵循的准则是《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和《质量控制准则第5101号——会计师事务所对执行财务报表审计和审阅、其他鉴证和相关服务业务实施的质量控制》（下文简称《质量控制准则》）。但是，与内部控制鉴证业务不同的是，内部控制审计业务还必须遵循《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下文简称《审计指引》）的规定，而内部控制鉴证业务则遵循《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的规定，并参照《指导意见》的规定执行，同时根据《基本规范》和《配套指引》的要求，可以选择性遵循《审计指引》的要求执行。内部控制审计与内部控制鉴证所适用的行为规范如表5所示。

（三）内部控制鉴证与内部控制

审计主体及对象的比较首先，从内部控制鉴证与内部控制审计主体上看，二者主体相同。与《配套指引》鼓励上市公司实施财务报表与内部控制整合审计的要求相一致，三个板块《运作指引》中也均要求上市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在进行年度审计的同时，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实施审计或者鉴证，并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可以看出，无论是内部控制审计还是内部控制鉴证，均鼓励上市公司聘请与财务报表审计相同的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内部控制鉴证与审计。然而，从内部控制鉴证与内部控制审计对象上看，二者存在差异。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的规定，鉴证业务分为基于责任方认定的业务和直接报告业务。在基于责任方认定的业务中，责任方对鉴证对象进行评价或计量，鉴证对象信息以责任方认定的形式为预期使用者获取。在直接报告业务中，注册会计师直接对鉴证对象进行评价或计量，或者从责任方获取对鉴证对象评价或计量的认定，而该认定无法为预期使用者获取，预期使用者只能通过阅读鉴证报告获取鉴证对象信息。具体到内部控制鉴证和内部控制审计业务中，从理论上来说，内部控制鉴证和内部控制审计可以是基于责任方认定的鉴证或审计业务，也可以是直接报告业务。在实务中，内部控制鉴证业务按照《其他鉴证业务准则》执行的同时，参照《指导意见》的规定执行。根据《指导意见》的规定，在内部控制鉴证业务中，注册会计师应当就企业管理当局对特定日期与会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认定进行审核，并发表审核意见。因此，从政策要求及注册会计师实务来看，内部控制鉴证是对管理层有关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认定发表意见，而内部控制审计是直接对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并发表意见。但是从最终目的上看，都是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同时，与《配套指引》一致，《主板指引》和《中小板指引》均要求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发表审计意见，并披露注意到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但是《创业板指引》只要求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发表鉴证意见，并没有提及对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关注。内部控制鉴证与内部控制审计主体及对象的比较如表6所示。

（四）内部控制鉴证与内部控制审计保证程度和风险的比较

鉴证业务的保证程度分为合理保证和有限保证。合理保证鉴证业务的目标是注册会计师将鉴证业务风险降至该业务环境下可接受的低水平，以此作为以积极方式提出结论的基础。有限保证鉴证业务的目标是注册会计师将鉴证业务风险降至该业务环境下可接受的水平，以此作为以消极方式提出结论的基础。根据《审计指引》的规定，内部控制审计业务属于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要求注册会计师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对内部控制提供高水平保证，在审计报告中对内部控制采用积极方式提出结论。根据《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的规定，内部控制鉴证业务的保证程度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可能是有限保证也可能是合理保证。在有限保证的内部控制鉴证业务中，要求注册会计师将鉴证风险降至该业务环境下可接受的水平，对鉴证后的内部控制提供低于高水平的保证，在鉴证报告中对内部控制采用消极方式提出结论。而进一步根据《指导意见》第四条的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关注内部控制的固有限制，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将审核风险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从这里看，内部控制鉴证要求提供有限保证，业务风险较低。内部控制审计与内部控制鉴证保证程度及风险的比较如表7所示。

（五）内部控制鉴证与内部控制

审计实施频率和报告的比较首先，从内部控制鉴证与内部控制审计目前政策规定的实施频率上看，《主板指引》对上市公司的要求与配套指引一致，上市公司每年都要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实施审计；《中小板指引》的规定是上市公司至少每两年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一次审计；《创业板指引》的规定是上市公司至少每两年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一次鉴证。其次，从内部控制鉴证与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内容上看，其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报告标题不同。根据《审计指引》的要求，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标题是“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审核报告的标题应当统一规范为“内部控制审核报告”，而再根据《创业板指引》的要求，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标题是“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其次，报告意见存在差异。从意见类型上看，《审计指引》指出内部控制审计意见包括无保留意见、带强调事项段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指导意见》则指出内部控制鉴证意见包括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同时，报告段落不同。在内部控制审计业务中，如果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注意到被审计单位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还需要对其注意到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进行说明；而内部控制鉴证业务则无此要求。内部控制鉴证与内部控制审计实施频率与报告的比较如表8所示。

（六）其他方面的比较

由于内部控制鉴证与内部控制审计概念范畴、适用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差异，尤其是因为内部控制鉴证保证程度与风险低于内部控制审计风险，内部控制鉴证与内部控制审计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差异：（1）证据收集程序要求不同。由于鉴证业务对业务风险降低的要求比审计业务低，因此，与审计业务相比，鉴证业务在证据收集程序的性质、时间、范围等方面是有意识地加以限制的。（2）证据数量要求不同。审计业务所需证据的数量较多，鉴证业务所需证据的数量较少。（3）审计师的责任不同。内部控制审计业务中，审计师所需承担的责任也更高。（4）业务收费不同。根据《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办法》（2010）的规定，会计师事务所主要是根据业务性质、风险大小、繁简程度等确定服务收费高低，因此审计业务收费比鉴证业务收费更高。

三、内部控制鉴证与内部控制审计的实施现状

（一）主板上市公司强制内部控制审计具体分析

1.2012年和2013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披露状况2012年主板上市公司中911家披露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披露比例为64.38%；2013年主板上市公司中1090家披露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披露比例为75.91%。2013年主板公司内部控制审计的比例明显高于2012年。如表9所示。可以看出，大部分公司能够满足一年出具一次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要求，且2013年相比2012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仍然有一定比例的公司难以满足“每年都要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实施审计”的规定。2.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规范性分析2006年以后，有关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规范性的研究大量涌现，并且发现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规范性存在的问题包括审计依据不统一、审计报告名称不一致、业务类型有差别等方面（袁敏，2008）；随着《基本规范》和《配套指引》的实施和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报告也在不断规范（何芹，2012）。我们对2012年至201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进行分析发现，这两年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规范性较好，但是仍然有个别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规范性存在问题，包括报告名称、审核依据及语言表述等，如表10所示。

（二）创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

鉴证具体分析1.2012年至2013年内部控制鉴证概况根据《创业板指引》的要求，创业板上市公司应当至少两年实施一次内部控制鉴证，至2012年12月31日，上市的创业板公司共355家，82家公司2012年和2013年连续两年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占比23.10%；328家公司能满足两年披露1次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要求，占比92.39%；27家公司连续两年均未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占比7.61%。可以看出，创业板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大多数能够为了满足两年实施一次内部控制鉴证的监管需要，但是自愿每年实施内部控制鉴证的公司并不多，而且即使在监管层要求内部控制鉴证的背景下，仍有少数公司不能按照要求披露甚至不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2012年与2013年创业板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概况如表11所示。2.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信息规范性与主板公司相比较，创业板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信息规范性较差，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具体如下：（1）鉴证依据。与内部控制审计归属审计业务不同，内部控制鉴证业务属于其它鉴证业务，其鉴证依据是《其他鉴证业务准则》，在实务中同时参照《指导意见》的规定执行。但是从创业板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看，鉴证依据却存在非常大的差异，除了《其他鉴证业务准则》以外，还主要有：《企业内部控制鉴证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2）鉴证报告名称。根据《其他鉴证业务准则》及《创业板指引》的要求，创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名称应统一为“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但是从2009年至2013年创业板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看，大多数公司都符合规范的要求，但也存在其他的一些报告名称，具体有：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内部控制审核报告、内部控制专项报告、内部控制专项鉴证报告、内部控制制度报告。（3）鉴证业务类型。根据《其他鉴证业务准则》和《指导意见》的规定，内部控制鉴证业务是基于责任方认定的业务，但从实际情况看，创业板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引言段中既有将内部控制鉴证业务作为直接报告业务，又有将其作为基于责任方认定的业务；但是鉴证报告意见段又主要是针对内部控制发表鉴证意见，即将内部控制鉴证业务作为直接报告业务对待，但是具体范围却存在不同的界定，既有针对所有内部控制发表意见，又有仅针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意见。（4）鉴证保证程度。根据《指导意见》的规定，内部控制鉴证业务合理保证的要求并未明确，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创业板内部控制鉴证则主要提供的是合理保证。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信息披露规范性归纳如表12所示。

（三）进一步分析

通过对主板公司内部控制审计和创业板公司内部控制鉴证实施现状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从内部控制审计与内部控制鉴证的实施意愿上看，大部分主板公司能够满足一年出具一次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要求，但是仍然有一定比例的公司难以满足每年审计一次内部控制的规定；虽然大部分创业板公司能够满足两年出具一次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要求，但是总体来说内部控制鉴证的意愿相对较低。同时，从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规范性来看，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较为规范，个别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规范性存在问题；而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存在的问题则明显较多，具体体现在鉴证依据、鉴证报告名称、鉴证业务类型及鉴证保证程度等方面。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第9篇：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的区别范文

一、内控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制度建设缺乏整体性。一是基层央行从上到下都只要求职能部门开展内控制度建设,从内控制度的体系角度看是不完整的。一个单位的内控制度应由全行性、部门性内部控制制度两部分组成。全行性内部控制制度对全行各项管理活动进行规范、结束,部门性内部控制制度对部门各项业务活动进行规范、结束,但其区别仅在于约束范围的不同,即全行性内部控制制度是所有部门、所有员工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部门性内部控制制度是该部门员工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二是人民银行系统尚未正式出台权威性较高的内控标准体系,也没有提出对内控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评价的具体办法。基层央行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业务发展的需要,不断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办法,但对内控制度的整体性建设重视不够,不利于相关部门对内控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监督和制约乏力。一是执行业务操作管理制度流于形式。自人总行对金融机构内控的指导意见和原则后,央行内控制度日趋完善和严密,但实际操作中,却在重要业务处理的关键环节上缺乏必要的监控和牵制。例如:会计业务流程操作过程不够严密,存在一手清现象,相互监督、交叉复核的规定得不到真正落实,印、押、证分管没有严格制约。二是对管理者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任何严密的规章下都隐含着这样一个前提:管理岗位上的人员是可靠的、尽责的。但实践证明: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内部组织结构及分工不合理,管理者也并不总是可靠的,也就是说,权力必须受到一定的监督和制约,否则再好的规章制度也会因为管理者的疏忽大意而无法发挥作用。

二、内控制度落实中存在的问题

制度执行缺乏可操作性。制度刚性规定与基层实际情况相悖,导致客观执行制度不现实。例如:由于基层央行多年没有进人,人员总数在萎缩,而且员工平均年龄大,各部门的人手普遍感到紧张,人员安排难以符合制度的刚性规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岗位风险防范指南》要求,仅国库会计发行综合业务部就需25个岗位,即使考虑合理兼岗的因素,至少需12人才能符合内控管理的要求,但实际上基层央行这一综合业务部一般只有9人,这种实际工作中一人多岗现象的存在,客观上导致了各项业务流程的监控流于形式。实际工作中,一些部门重业务轻管理,不能将“环环相扣、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内控作用贯穿于每一项具体业务中,使岗位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监督制约作用,为业务的正常运行埋下了风险隐患。

三、加强和完善基层央行内控制度建设的建议

健全有效的内控机制是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屏障,对于查遗补漏、加强管理、提高监管水平和服务质量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立和完善以科学性、安全性、合理性、有效性为特征的人民银行内控制度,是高效履行人民银行职能、强化人民银行风险监管的基础和关键。针对基层行内部控制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与差距,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加强内控制度体系有效性建设

1、健全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一是在制度建设和执行的过程中,既要保持制度的相对稳定,又要与时俱进,充分体现制度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及时性。要树立和强化“风险首位”、“内控先行”的思想观念,所有操作人员,在制度的执行和落实过程中,都要从小处着眼,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发现问题及时总结并形成报告制度,逐步建立起“查找漏洞、完善制度、堵塞漏洞、边整边改”的制度保障体系。二是对原有的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进行整理归集。根据业务发展的情况进行补充完善,特别是人民银行新职能部门要根据工作职责要求尽快制定内部控制制度,从根本上保证各项业务做到有章可循。或者,修改和废除一些不适合业务发展的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以确保现行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的有效性。

2、建立岗位内部制约机制。一是在加强对专业岗位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的同时,针对不同岗位的实际情况和可能存在的操作风险,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的实施细则,建立严密的岗位分工和明确的工作职责,实行定岗、定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确保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在岗位职责的编制时,要重点关注工作流程细节的设计和优化,保证每项岗位和各个操作环节的程序化、标准化和责任化,切实做到对技术风险的可发现、可预警、可控制,从而避免制度或岗位的“真空”。二是根据基层央行业务特点和风险控制需要,严格岗位分工,切实根据业务运行的实际要求,因事设岗、因岗定人,明确各岗位在业务操作中的责权划分,进一步理顺A、B角岗位之间的关系。要注重制度的可操作性和时效性。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法,较好地解决内控制度规范性问题。三是针对新业务、新情况及时建章立制,采取有效的内控措施,进一步加强各项业务工作的规范化管理和操作程序化。因为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部分法规已不尽适应或相对滞后。因此各部门应随着业务的变化、中心工作的更替、重点的转移、时间的变迁等紧跟形势,把握政策及时调整、修订、补充和完善相关的内控制度,使内控建设紧跟形势和业务发展的需要。

(二)强化监管,提高制度执行力

1、加强对制度落实情况的检查和监督。一是对于制度落实不到位,形成风险的人员要坚决实行责任追究,从而形成内在约束的良好氛围。只有强化制度约束,严格考核机制,做到有章必循,违章必究,令行禁止,才能把内控制度落实到位。二是实行严格的岗位制约,发挥基层央行制度优势,促使各岗位人员各负其职,使印、押、证分管制度落到实处,杜绝一手清现象的发生。加大对享有人、财、物审批管理权的重要岗位和容易产生风险的重要环节进行管理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