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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战略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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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战略报告

第1篇:健康战略报告范文

关 键 词:体育管理;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7)02-0039-06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value of uplifting national fitness to a national strategy

ZHOU Xue-rong1,WU Ming2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ng 210046,China;

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studie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value of uplifting national fitness to a national strategy, and concluded that uplifting national fitness to a national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decision made based on the need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conditions, on the basis of profoundly seeing though the trend, correctly judging the reality, and scientifically predicting the future. The New Strategies for Global Health put forward that the 21st century is a century for mankind to pursue health; the putting forward of the concepts of “Chinese dream” and powerful country of sport, and national fitness, are policies making nationals strong and China powerful; uplifting national fitness to a national strategy is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ctive response to the coming of the human health era, also the realistic need to realize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National fitness is closely related to policy, society,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national fitness can promote political stability, consolidate the governing party’s status, boost social development,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boost economic development, reduce national burdens and increase national benefits, boost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 national soft power, having important strategic value.

Key words: sports management;national fitness;national strategy

“国家战略是综合一国之力而行之方略,是建设和运用国家各方面的实力和人力,为实现国家总目标而制定的总体性战略”[1]。2014年10月,国务院在正式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文件中,明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2]。这是建国以来在国家文件中首次明确将全民健身定性为国家战略,将全民健身战略从体育系统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这是全民健身战略层次的一次跃升,其蕴含之意一定是重大且值得研究的。为此,刘永国[3]在2014年全民健身报告会上提出:“要重视全民健身基础理论研究,要把全民健身这一国家战略分析清楚、研究透彻。”刘鹏[1]在2015年全国群体育工作会议上也特别强调:“全面理解和具体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是全国体育工作者特别是群众体育战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深入思考和全力推进的重大任务。”显然,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需要重视全民健身基础理论研究,需要把全民健身何以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问题分析清、研究透。

1 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

1.1 21世纪是人类追求健康的世纪

20世纪末,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云集纽约,他们一致认为21世纪人类最需要健康[4]。如今,这一认识已成为人类社会共识。1995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一项《全球健康发展政策――21世纪人人健康全球战略》。该战略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它全面阐述21世纪健康战略的奋斗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政策措施,成为指导国际、区域、国家健康行动的战略性文件,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使健康成为人类发展的核心”这一指导人类健康发展的重要思想[5]。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又提出了一项《全球健康新战略――饮食、身体活动与健康全球战略》[6]。这项《全球健康新战略》提出的背景源于《2002年世界卫生报告》,该报告指出威胁当今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是非传染病以及非传染病引起的死亡、发病和残疾,目前约占所有死亡的60%和全球疾病负担的47%,预计到2020年这些数字将分别上升至73%和60%,可见数字之大令人触目惊心,而缺乏运动则是引起非传染性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对此,《全球健康新战略》强调:“身体活动是改善个人身体和精神健康的一个基本手段,健康饮食和身体活动相结合,将成为遏制非传染病增长威胁的有效战略。”因此,它“鼓励各国制定国家政策、战略和行动计划以改善饮食和鼓励身体活动以保护健康”,并建议“国家战略应包括与全球战略所包含的那些相类似的特定目的、目标和行动。最为重要的是实施行动计划所必需的要素,即国家身体活动准则”[6]。显然,21世纪健康是人类最普遍、最迫切、最重要的需求。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世界人口1/5的发展中国家,将全民健身确立为国家战略,着力发展全民健身事业,提升人民健康水平,这本身也是对世界发展、人类发展的贡献。因此,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时展的需要,是中国政府对世界发展潮流、人类发展趋势准确判断所做出的积极应答,也是为展示国家形象、提升国家望、增强国家影响力而做出的正确决策。

1.2 全民健身是强民之策和强国之基

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既需要国家强有力的领导,做好顶层设计、战略谋划,也需要提高国民素质。体育是强民的重要手段,体育可强健体魄、振奋精神,促进人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体育所产生的效益可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首先,强健体魄可有效开发人的智力与人的潜能,提高人的工作效率与耐久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体力、智力支持;其二,体育培育的爱国主义、遵纪守法、公平公正、科学求实、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志愿服务等精神与品质可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思想基础与精神动力。可见体育与中国梦实现高度相关,中国政府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恰如总书记所阐述:中国政府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重视发展体育事业。”[7]有高度才有远度,中国政府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来审视体育,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需要。

回顾历史,古今中外世界强国崛起,其兴盛都与体育结下不解之缘。古希腊因有古奥林匹克运动会发源地而闻名于世;大英帝国则以获得“现代体育和体育产业出生地”美誉而载入史册;超级大国美国则是后来居上,跃居成为世界体育强国。相反,国力衰败与体育衰败却是孪生兄弟,旧中国“东亚病夫”的耻辱给国人留下痛苦的记忆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历史启示:“没有体育甚至轻视体育,其民族不是衰老,就是丧失生命力。中国欲强,中华民族必须在体质上屹立于世”[8]。体育强是一个国家富强兴盛的标志,也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体育强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助推器。国兴体育兴,国败体育败。因此,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大力发展全民健身事业,更是强民之策、强国之基。

1.3 全民健身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事业获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之后,中国体育发展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家迅即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提出新时期“要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奋斗目标,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体育强国建设的内涵十分丰富,几乎包括体育事业的方方面面,但全民健身无疑是体育强国建设中最核心、最关键部分。2015年《体育总局关于加强和改进群众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强和改进群众体育工作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选择,是推动群众体育工作提档升级的迫切需要。”[9]刘鹏[10]针对新周期体育强国的命题,特别做了阐释,指出“重中之重仍是大力发展群众体育,群众体育是体育大国向强国迈进的重要抓手”,明确提出“走向强国以群体为本”的重要思想。无疑,将全民健身定位为体育强国建设的重点及抓手的意义重大。首先,这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内在需要。任何国家要实现体育强国建设目标都需要以发展全民体育为基石,一个全民体育薄弱国家是没有资格称之为体育强国的,体育强国须全民体育强,这是体育强国建设与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条件。其二,是新时期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方针的最重要体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既定的体育发展方针,为人民健康服务、提高人民身心健康水平是我国发展体育的宗旨和任务,也是体育的本质追求。因此,体育发展坚持以群体为本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是贯彻落实我国体育方针的必然需要。

全民健身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点,也是我国当前“建设体育强国过程中的基础性薄弱环节”[11]。如供需矛盾突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投入总量不足,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均衡,政府能够提供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与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有较大差距;体育部门对群体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均衡,重竞体轻群体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体制机制不新、措施不实、人员不足、经费不够等方面;群众体育工作缺乏有效的跨部门工作机制,使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政府主导缺位或不到位,大群体的格局还没有真正落地。社会力量参与群众体育和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作用的环境尚未在大范围内形成,新机制有待建立[12]。全民健身发展的滞后直接影响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国家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其重要目的就是要着力加强体育强国的薄弱环节,改变全民健身落后的现状,给全民健身提档升级,加快全民健身突破性、跨越式发展,实现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因此,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实现体育强国战略的必然需要。

近10年我国体育产业获得较快的发展,年增速一直保持着两位数以上,远远超过同期国民经济增长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明显落后、差距很大。我国体育产业对GDP贡献率仅为0.56%,国家财政支出远远大于体育税收。2012年我国体育产业的税收贡献为90亿元左右,但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体育支出为272.49亿元,体育税收不足财政支出的1/3。2008年至2013年,国家财政对体育财政支出逐年增长,2013年国家对体育财政的支出较2008年增加了50%,国家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15]。究其原因,主要与全民健身直接相关,全民健身发展滞后导致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基础不牢、动力不足。体育产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凡是全民健身发展得好的国家,体育产业发展水平一定比较高,而全民健身发展落后,体育产业一定是落后的。当今体育产业发展名列世界前茅的国家是美国、法国、日本、英国、德国,体育产业分别占本国GDP的3%、2.85%、2.54%、2.00%、1.99%,与此相对应体育人口比例也大大高于一般国家,分别达到49%、43%、46%、48%[15]。而我国体育产业为GDP的0.56%,经常参与体育的人口比例仅为28%(全国第3次群众体育调查数据)。显然,体育产业发展必须依托全民健身发展,没有全民健身就没有体育产业发展。体育产业发展的根基与动力在于全民健身的发展,全民健身发展水平决定体育产业发展水平,只有人们积极参与体育,愿意花钱买健康、愿意参与体育消费,体育产业发展才能欣欣向荣,充满生机与活力。

全民健身间接、隐性的效益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降低医疗费用,二是提高生产力水平。首先,体育运动增进了健康,就可减少疾病,降低疾病费用,减轻国家负担。目前世界各国都面临医疗费用普遍上涨的状况,医疗费用的增长超出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增长,给各国增加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我国也面临同样问题,每年卫生资源消耗高达6 100亿元,因疾病、伤病造成的损失约7 800亿元,合计14 000亿。而体育是疾病防治与干预的重要方式,在《全球健康新战略》中体育被认为是非传染病(慢性病)的克星,在《加拿大体育》报告中,体育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成本最低的增进健康,降低医疗费用的手段”。报告还指出,经常参与体育活动的人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每年将减少心血管疾病治疗费用10.3亿美元,减少结肠癌治疗M用40.7万美元,体育产生的隐性经济效益是巨大的[16]。其二,运动强健了体魄,就可提高劳动力水平、增强社会生产力。人是生产力发展中最积极、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健康可使人保持最佳的工作状态,使人的智力与体力得以充分发挥,进而提高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证明:“体育参与者明显提高了人们的精力、耐力与决策能力。体育参与者的生产力高于非参与者平均水平的12.5%”[16]。显然,健康就是生产力,健康就是GDP,但健康不是与生俱来,它需要呵护培植,而体育是获取健康最经济、最便捷、最有效手段。

从未来人类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全民健身与经济发展关系也会日趋紧密。有未来学家预测,未来财富的五大趋势是――生命经济、永生经济、娱乐经济、人本经济、宇宙经济[17]。前4种经济都与人的生命健康、与全民健身高度关联。显然,无论是立足当下,还是着眼未来,要发展经济就需要大力发展全民健身事业。这既是发展体育产业根本之策,也是减低医疗费用,提高劳动力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为国减负增利目标的需要,同时全民健身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也值得开发与利用。因此,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2.4 促进文化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

“一个国家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一个国家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败”[18]。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的重要作用日益突显,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正因如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发展摆在国家战略高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要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出要兴起文化建设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习见平也强调其重要性,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19]中国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就必定要繁荣、兴盛中华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不仅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重点,也是我国建设和谐世界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

全民健身是一项惠及全民身体健康的体育活动,也是一项惠及全民精神世界的文化活动。首先,全民健身高扬的是人文精神。“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我幸福”;“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是全民健身的经典口号,也是全民健身以人为本、健康为本,彰显关注生命、热爱生命、生命至上的人文精神,是全民健身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价值终极关怀的重要体现。其二,全民健身倡导的是科学精神。全民健身引导人们崇尚科学,摒弃落后与愚昧,帮助人们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提升人的生命质量与生活品质,延长人的生命。其三,全民健身弘扬体育精神。体育精神内涵丰富,包括公平正义、遵纪守法、诚信友爱、团结协作、志愿奉献、顽强拼搏、乐观进取、人与自然和谐等。因此,体育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增强国民身体素质、锤炼国民精神品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投入少、见效快、综合效益高的重要手段”[20]。体育精神更是获得了我国著名学者的赞赏与高度评价,称其“是人类社会赖以健全与发展的基本精神”[8]。显然,全民健身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过去由于受传统体育观影响,人们对全民健身价值认识肤浅,仅滞留在“健身”工具的层面,而缺乏从文化视角对其价值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认识和把握。但随着社会进步和体育发展,人类社会对体育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体育丰富的精神文化得到了深度挖掘与充分肯定,成为当今世界体育发展的重要价值追求。如2007年欧盟首次发表《体育白皮书》,就全面阐述欧洲政府的体育观点,认定体育具有“培养积极向上的公民”“促进社会包容、整合与平等”“分享欧洲的价值观”和“支持可持续发展”等价值功能。英国认为“体育是突破社会壁垒的一个最佳方式,须充分发挥其潜力”;澳大利亚强调“体育有助于传播重要的澳大利亚价值:志愿服务、合作、领导力、团队合作、迎接挑战、战胜逆境、追求卓越。体育在构建健康社区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日本在2010年提出《体育立国战略》,其总体目标就是“确立新的体育文化”。将体育文化软实力阐释的最为到位的,是已故南非总统曼德拉,他说“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21]我国2011 年实施的《全民健身计划》也给予全民健身价值定位,“全民健身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幸福,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家体育事业十二五规划更是对加强体育文化建设进行专题阐述,“深入挖掘体育的文化内涵,夯实体育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根基,提升中国体育软实力。通过体育促进并建立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塑造积极、健康的社会价值观和大众人生观,充分发挥体育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作用和功能,让体育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成为时代精神的倡导者和先行者”[22]。全民健身文化倡导的人文价值、科学精神、体育精神具有先进性、科学性、普适性、永恒性,是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可充分发挥全民健身文化价值功能,繁荣中华文化,优化国民精神品质,这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

21世纪是人类追求健康的世纪,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及实现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伟大世纪。全民健身事业关乎到人类发展、国家发展、体育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及体育强国目标的必然需要。国家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举全国之力来发展全民健身事业,有力推动全民健身事业的提档升级,促进全民健身事业繁荣发展,使全民健身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功能得以充分释放,在国家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中发挥更积极、更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及体育强国目标的达成做出更大献。全民健身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国家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意义重大而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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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慎海雄. 让我们的文化软实力硬起来[N]. 文汇报,2014-01-01.

[20] 刘鹏. 一项面向民生的体育健身工程[J]. 求实,2011(10):51.

第2篇:健康战略报告范文

关键词 美国环保署:战略计划;述评

中图分类号X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0)06-0147-04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然而在其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也曾付出过沉重的环境代价。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和多诺拉事件曾震惊世界,被列入世界环境公害事件。1970年4月22日,美国2000多万人走上街头,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将反污染活动推向,后来这一天被定为“世界地球日”。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政府通过采取严厉的环境保护措施、建设完善的环境基础设施、加快调整产业结构等途径,有效地控制了环境污染,实现了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

2006年9月,美国国家环保署了“环保署战略计划(2006~2011)”(2006~2011 EPA Strategic Plan),结合美国环境现状和前期工作基础,提出了未来五年发展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用于指导美国环保署未来五年的工作。我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目前很多地区的环境已经受到严重污染,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将面临巨大挑战。虽然我国与美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和挑战有较大差异,但研究分析美国环保署战略计划,吸收其环境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环境管理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本文将对美国环保署职能及其战略计划进行简要介绍和初步分析,希望能对相关研究和管理者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1 美国环保署的基本职能

1970年7月,基于美国公众对清洁的水、空气和土地日益高涨的需求,美国白宫和国会联合成立了美国环保署,赋予其修复环境损害和建立环境保护新标准的任务。其职能简单的说,是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目前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和强化环境法规。对于国会编写的环境相关法律(Law),环保署负责编写法律细则(Regulation)推动其实施。环保署通常负责制定环境的国家标准,各州和部落再据此形成其各自的环境标准,对达不到国家标准的州或部落环保署将提供帮助。环保署还会不断强化已有的法规,并帮助企业理解法规的要求。

(2)提供经费资助。环保署近一半的经费用于资助有关州的环境计划、非盈利机构、教育机构等,推动其实施从支持决策的科学研究到内容广泛的大量环保项目;其余经费也是用来实现其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任务。

(3)研究环境问题。通过全国各地实验室的工作,环保署识别和努力解决环境问题。为了掌握更多内容,环保署还与其他国家、私营团体、科研机构等分享有关信息。

(4)组织合作伙伴。环保署不是单独开展环境保护工作,而是通过建立数十种合作关系,与企业、非营利机构、州和地方政府一起开展工作,包括节水节能、减少温室气体、固体废物资源化、处置农药风险等。环保署利用奖励的方式来回报自愿合作伙伴,例如一些重要的公众表扬项目以及能够获取最新的资料等。

(5)公众环境教育。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而理解环境问题是自觉保护环境行动的开始。美国环保署将公众环境教育作为其重要工作内容,包括在其网站上设置测定环保智商(EnviroQ)试题、推出节能减排计算器等。

(6)出版信息。通过纸质资料和网站,环保署向公众及时公开有关活动。

有些工作与环保虽然有密切的关系,但不是环保署的主要职责,如濒危物种保护主要是美国渔业和野生生物保护部门负责,核废料主要由能源部负责。

2 美国环保署战略计划的由来

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政府绩效和结果法》,对政府拨款项目的预算审核、运行监督和事后评估程序进行了详细规定。根据该法案要求,各行政部门均要编制其至少涵盖未来5年的战略计划,但至多在3年后必须更新。

美国环保署作为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之一,也需要根据该法案编写其战略计划。美国环保署的战略计划提出其未来五年的工作目标,并描述其如何使得美国的环境更清洁和健康。这个计划既是就其职责向公众的说明,也是如何实现既定环境目标的路线图。

美国环保署已制定的战略计划包括1997~2002、2000~2005、2003~2008三份,目前正在实施的是2006年9月的“2006~2011战略计划”。

3 美国环保署战略计划(2006~2011)

美国环保署战略计划(2006~2011)描述了美国环保署在2006~2011年间计划开展的工作和希望达到的指标,分析了可能遇到的新的重要挑战和机遇。这一战略计划继续围绕上一个战略计划提出的5项目标进行部署(见表1),它们是清洁空气和全球气候变化、清洁和安全的水、土地保护和恢复、健康的社会和生态系统、依从和环境管理。

3.1 清洁空气和全球环境变化

其总体目标是,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使呼吸更为健康,降低大气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风险;同时通过与企业和其他方面的合作,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在室外空气方面,重点提出了臭氧与PM2.5、气态有毒物质和酸沉降三项控制目标,要求相关污染物浓度要有较大承担的降低,如到2015年,所有监测地区的人均室外臭氧、PM2.5浓度分别要比2003年降低14%和6%。在臭氧与PM2.5控制目标之下,还提出了与这两项污染物浓度关系密切的移动源NOx排放、移动源VOCs排放和能见度的控制目标。在酸沉降控制目标下,则提出了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硫沉降及氮沉降的控制目标。

在室内空气方面,重点提出了减少氡暴露、减少室内环境哮喘致病源暴露以及学校室内空气质量管理3项目标,如提出到2012年采取必要措施减少室内环境哮喘致病源暴露的人数将由2003年的300万人增加到650万人。

在保护臭氧层方面,提出到2015年,美国消耗的Ⅱ类破坏臭氧层物质由2003年的9900t/年降低到1520t/年。在防辐射方面,提出到2011年,室外空气辐射网监测系统国土覆盖率由2001年的35%提高到77%。

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从建筑、工业和交通三个方面设定了目标,到2012年三方面的碳排放与2002年相比,要分别减少4 600千t、9900千t和15千t碳当量。

3.2 清洁和安全的水

其总体目标是:确保饮用水安全;恢复和维护海洋、流域水体及其水生生态系统,以保护人体健康、支持经济和休闲活动,为鱼类、植物和野生生物提供健康的栖息地。

在通过改善水质保护人类健康方面,提出了安全饮用水、安全水产食品和安全游泳3项具体目标。如在安全饮用水方面,到2011年集中供水系统要为其所服务人口的91%提供满足全部可用的基于健康的水质标准的饮用水(2005年这个比例是89%);在安全水产食品方面,到2011年要将育龄期妇女血铅含量超过关注水平的人口比例减少到4.6%(2002年这个比例是5.7%);在安全游泳方面,提出了到2011年因在水体游泳或其他休闲活动而导致水传播疾病发生率控制指标。实际上,后两项指标是以疾病控制指标间接地表征水质保护目标。

在保护水体质量方面,提出了流域、海滨与海洋水体保护目标。如在流域水体保护方面,通过污染控制和修复措施,到2012年要使2250条未达标河流(2002年确认)实现全部污染物和损失满足水体质量标准;在海滨与海洋水体保护方面,通过污染控制和保护措施,使得沿海水体生态系统健康度提高0.2个点(基于国家沿海状况报告划定的“好/一般/差”的尺度)。

3.3 土地保护和恢复

其总体目标是:通过最有效的废物管理实践和可行的清除方法,来保护和恢复土地,以降低有害物质释放所带来的风险。美国环保署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策略,包括从源头减少废物、循环利用、防止泄漏与释放以及清除污染因子,尤其关注其对儿童、老人、慢性病患者等敏感人群的威胁。由此可见,其土地保护和恢复的核心内容是固体废物的管理,实际上为“土地保护和恢复”这一节写序言的正是环保署固体废物和应急响应办公室的官员。

在保护土地方面,重点关注减少废物产生与增加循环利用,以及正确管理有害废物与石油产品。如,对于建筑和拆迁废物的再利用和循环率,到2011年要在2003年基础上(59%)再增加6%;到2011年对500个《美国资源保护和回收法》(RCRA,The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Act)批准的有害废物管理点,实施原有或更新的控制措施,以防止其泄漏。

在恢复土地方面,重点关注意外和人为排放废物的准备与响应、污染土地的清洁和再利用、超级基金场地各相关方的最大参与等。如,到2011年要再完成975个超级基金所选污染场地的恢复工作;超级基金选定了1 381个地下水污染点,到2011年要对其中74%的点采取工程修复、自然过程或其他措施,防止污染地下水的迁移;2011年前的各年中,超级基金所选污染场地中95%的场地要找到除了联邦政府之外的有活力、有责任心的伙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环保署将继续实施执行优先(Enforcement first)和成本补偿(C0st Recovery)两大策略,以保护超级基金。

3.4 健康的社会和生态

美国环保署认为,甄别、评价和削减社会和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成千上万的化学品带来的风险,是保护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健康的关键所在。因此,需确保进入市场的化学品和农药满足健康和安全标准,并对其使用进行登记,对其商业过程的风险进行评价。从类型上说,关注的化学品既包括大宗化学品(HPV,High Production Volume),也包括新型化学品,还包括铅、农药等有毒化学品。如报告提出,对美国环保署已确认存在不合理风险的大宗化学品,到2011年要100%进行风险削减或有效管理;在2011年之前,要确保进入市场的新型化学品不会对工人、消费者或环境带来不合理的风险;到2011年,要将在普通人群检出的杀虫剂浓度降低50%。

在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恢复方面,美国环保署强调通过有效策略提高水环境、土壤环境等的质量,以推动地区环境和人类健康的不断改善。如报告提出,到2011年,通过采用有效的策略,要在30个地区削减增长和发展对大气、水体和土壤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环境和(或)人类健康显著而可测量的改善。

在恢复和保护濒危生态方面,提出了增加湿地、促进国家重要河口生态系统恢复、改善五大湖区的健康等9项具体目标,全部与水体(包括湿地、河口、湖泊、海岸等)生态系统有关。如报告提出,通过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使纳入湿地状况评价和生物与功能测量特别关注的湿地面积,到2011年每年净增加10万英亩。

3.5 依从和环境管理

确保政府、企业和公众遵守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的法律法规,是美国环保署的重要工作。通过与合作伙伴的配合,美国环保署利用帮助理解环境法规,激励主动承认和规定违法行为,通过审计、评估和调查监控法规执行,追究违法者的民事和刑事责任阻止将来违法等4项工具,来提高环保相关法规的依从度。报告还提出了一些总量控制目标,如到2011年要累计削减有害物质204万t(2000年时的削减基数为2万t),累计减少用水7 190万m3(2000年时的减少用水量基数为83万m3)。

4 分析与结论

4.1 战略计划十分重视科学研究

在战略计划的五项目标中,均将强化科学和研究作为其重要的分目标之一,分别从强化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策略、人力资本、绩效测量、评估反馈、新问题分析等方面进行具体部署。实际上,美国环保署将基于科学、忠于法律和力求透明作为其工作的三项原则,这其中基于科学是排在第一位的。科学研究内容广泛,基准研究、数据库建设、模型开发、预测预警等都是其中的重要工作。在我国,近年来对环境科技也给予高度重视,在973计划、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等国家主体计划中都将环境科技作为重要支持内容,《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更是将环境列为重要领域。

4.2 战略计划十分重视标准研究

颁布环境标准是美国环保署的重要职能和工具。每一项环境标准的出台都有其扎实的科学研究,并经过了系统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分析。因此,美国的很多环境标准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很多国家制定环境标准的重要参考。

4.3 战略计划十分重视系统管理和全方位控制

以水环境管理为例,将最大日负荷总量(TotaIMaximum Daily Loads,TMDLs)计划作为保护流域水质的重要措施,从流域水质和生态系统保护目标出发,基于科学系统的分析,确定排污控制要求,而不是对所有河流都简单的实施同一污染控制标准。自2000年开始,美国各州和环保署已经在美国全国完成了2万多项TMDL项目。再如在大气污染控制方面,不仅对燃煤烟气和机动车进行严格控制,对非路基柴油燃烧机(包括建筑、农用和工业柴油发电等)也进行严格控制。

4.4 战略计划十分重视新型污染物控制

这里所说的新型污染物是相对于传统污染物而言。如,在水环境保护方面,将消毒副产物、医药、纳米材料等均纳入控制或研究范围;在大气环境保护方面,除了二氧化硫等传统污染物外,将O3、PM2.5、NOx、VOCs等污染物也纳入控制范围,努力削减由此带来的环境和健康风险。

第3篇:健康战略报告范文

社会责任报告自诞生以来,经过忠实地记录、透过企业独特视角的聚焦与放大,不仅帮助他人了解到企业存在的价值和社会意义,帮助员工挖掘到本职工作所带来责任价值,更帮助到企业的合作伙伴,让利益相关方了解到企业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为顾客提供了一个多角度、近距离观察企业的真实样本。

《无限极2013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无限极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念是否得到提升以及认知的改变是否会影响责任的实践等诸多关于社会责任的疑问给予解释和见解。

无限极认为,企业要想基业长青,永续经营,就必须跳出企业自身的框架,站在整个生态圈的视角来思考。一家企业,如果能够发挥自身独特的资源和优势来解决社会的热点问题,不仅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也有益于社会进步成本的降低,更有利于企业价值的体现。

如今,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大力发展健康服务产业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在新的责任视角下,无限极从企业文化与健康理念为企业独特优势的视角提出,将以“健康责任”作为与社会关联的突破点,通过健康+五大责任内容(品质、员工、伙伴、环境与社区),将企业社会责任引入到企业的战略层面,构建一个具有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生态圈和价值链。

北京大学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于志宏表示:“7年间,无限极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犹如其所倡导的‘直升机思维’,从发动引擎到不断跃升。透过报告,无限极企业社会责任之路实现了从零散到系统、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今天,无限极企业社会责任已经开始了向责任生态发展的探索,这将进一步促进企业和社会共同可持续发展。”

“面对零售业的重大变革,苏宁更加坚信,和谐的利益相关方关系是苏宁转型发展的源泉。在一次次的沟通中,苏宁的互联网零售战略及其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与支持。”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近东在《阳光使命――苏宁云商2013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致辞中表示,转型互联网零售的苏宁,将进一步把企业资源最大限度地市场化和社会化,打造一个共赢的平台,为消费者提供最丰富的产品和最优质的体验。

“今年是李锦记成立126周年,李锦记将继续运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和百年经验,竭力改善并解决社会、环境和员工等方面的问题,更好地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同时,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思利及人’的核心价值观,将李锦记自身价值理念和所有利益相关方共享的同时,争取为各利益相关方创造更多的价值。”

――李锦记酱料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李惠中在《2013年度李锦记酱料集团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会上如此表示。此次是李锦记连续第四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通过每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李锦记定期审阅自身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责行为。

“随着本行规模的不断扩大,我们深切感受到伴随而至的责任与机遇。我们和客户、股东、商业伙伴、员工、社区与时俱进,协同发展,并将此核心价值融入我们的业务运营中,这是东亚中国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的目标,也是促进本行审慎经营业务的原动力,更是驱动我们向社会做贡献的源泉。”

――东亚中国执行董事兼行长关达昌在《2013东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会上如此表示。本次报告是东亚中国连续第六年的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第4篇:健康战略报告范文

关键词:贫困;国际社会;减贫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3-0113-08

在世界发展进程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贫困都是困扰世界发展的“3 P”问题之一。所谓“3 P”是指Poverty(贫困)、Population(人口)和Pollution(污染)。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现象,贫困仍然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人类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贫困就一直是各种社会形态下的一种特定社会经济现象,而反贫困即减少或消除贫困,也就成为全球共同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战后至今的各个时期,国际社会都围绕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以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首的国际组织始终将贫困理论以及减少贫困的战略作为研究的重点。虽然国际社会以及世界各国为减少贫困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然而联合国的统计数字显示,当今全球的贫困状况不但没有根本改变,反而在一些国家及地区呈现出恶化的趋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仍有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1年的美国“9・11”恐怖事件以来,国际机构指出,“贫困是孕育恐怖事件的温床,减少贫困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之一”。2009年4月以来的索马里海盗事件使贫困问题又再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索马里是全世界人道主义援助危机最严重的国家,而消除贫困是解决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关键所在。在这样复杂而变化多端的国际背景下,伴随着上述一系列新问题及新矛盾的产生,贫困理论以及新形势下的减贫战略就成为了国际社会及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一、国际社会与贫困问题

二战结束后,科学技术革命带来高新技术崛起使人类社会的生产领域得以迅速发展,日新月异的生产方式使全球的社会财富积累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态势。与此同时,世界各国财富分配的不平均导致贫困问题日益严重,并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到里、循序渐进的过程。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相继成立,在这两个国际机构的带动下,全世界开始朝着经济复兴、社会发展的目标迈进。进入到50年代,逐步获得独立和自由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围绕着贫困问题展开了大讨论。1959年,时任英国罗易茨银行行长的弗兰克斯在出席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理事会时,发表了题为《新国际均衡――对西欧世界的挑战》的演讲,首次提出了“南北问题”的概念,并把“南北问题”推到了国际舞台的核心位置。同时期,国际开发协会(也被称为第二世界银行)以及开发援助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下属机构)也相继成立,消除和减少贫困就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进入20世纪70年代,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及消除贫困,重视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贫困理论登上国际社会的舞台。之后,在被称为“失去的10年”的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后,伴随着初级产品价格低迷及国际利率的上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断恶化,贫困状况日益加剧。世界银行为了帮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渡过难关和减少贫困,开始提供名目为“结构调整”的非项目性贷款。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贫困问题又再次作为重大课题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围绕着减少贫困问题,以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首连续召开了多次国际会议,并制订了如《千年发展目标》这样的全面减贫目标。综上所述,追溯国际社会发展史可知,贫困问题是一个全球始终普遍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

二、贫困理论与减贫战略

贫困是一个内容极为广泛的概念,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贫困的特征大相径庭。并且,不同的政治信仰、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对于贫困的理解和评价也是大不相同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贫困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概念;不同的人对贫困一词持有不同的理解”。

对于什么是贫困这一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学术界围绕贫困的概念展开着各种各样的讨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者们也未能对贫困下一个统一的、准确的定义。

(一)有关贫困的基本理论

对“贫困”这一概念的基本理论可追溯到斯密的“交换价值贫乏论”、李嘉图的“使用价值贫乏论”、朗特里的“收入贫困论”以及森的“潜在能力贫困论”等。

斯密对“贫”与“富”的阐述,是从财物或财富多寡的角度来解释的,他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来论述财富的价值或商品交换价值,从而将“贫”与“富”定义为拥有支配或购买劳动的多与寡。他还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说:“一个人是贫还是富,就看他在什么程度上享有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

李嘉图提出了“使用价值贫乏论”。他赞同斯密关于贫与富取决于其所能支配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多寡的观点,但不赞成斯密把财富与价值等同的观点,认为贫与富取决于所能购买的劳动量多寡是不恰当的。李嘉图认为:“价值与财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价值不取决于数量多寡,而取决于生产的困难或便利。制造业中一百万人的劳动永远生产出相同的价值,但却不会永远生产出相同的财富。由于机器的发明,由于技术的熟练,由于更好的分工,由于使我们能够进行更有利的交换的新市场的发现,一百万人在一种社会情况下所能生产的‘必需品、享用品和娱乐品’等财富可以比另一种社会情况下大二至三倍,但他们却不能因此而使价值有任何增加”。简言之,李嘉图认为,财富是指生产出的商品或物品,评价财富的多寡或穷与富的尺度,是商品或物品数量即使用价值的多寡,而不是劳动价值的多寡。

朗特里于1901年对英国约克市工人家庭的收入与生活支出状况进行了调查。在对调查收集的资料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后,他发现约克市10%的人口生活在生存难以为继的贫困境地。据此,他将贫困定义为:“家庭总收入不足以支付仅仅维持家庭成员生理正常功能所需的最低量生活必需品开支”。朗特里所说的最低量生活必需品,包括食品、衣物、住房和取暖等项,但不包括报纸、邮票、烟酒、消遣等“享受品”、“娱乐品”或“奢侈品”。根据最低量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及其价格,从而得出了划分贫困家庭的收入标准,即贫困线。朗特里首次提出了贫困线的概念,而用收入区分贫富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森于1999年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他在书中阐述了一个新的发展观:即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自由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他认为,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等固然可以

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而以人为中心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是自由,自由才是发展的主题,自由才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森所说的“自由”是指,“人类所具备的‘潜在能力’,即沿着自我价值观所采取的生活方式的实质上的自由。”更具体地说,“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的潜在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基于以上观点,森对“贫困”的概念作出了新的定义:“有很好的理由把贫困看作是对基本的潜在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森的潜在能力贫困论比朗特里的收入贫困论具有更宽泛的内涵和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二)国际机构的贫困理论及减贫战略

1.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贫困的定义

1919年成立的国际劳工组织是从全世界角度,以促进充分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劳资双方合作,扩大社会保障措施,保护工人生活与健康的国际机构。国际劳工组织最早提出了人类基本需要这一概念,并成为了20世纪70年代包括减少贫困在内的经济开发战略的主流。人类基本需要主要由以下要素构成:第一,每个家庭所需要的最低消费(例如:适当的粮食、住房、被褥以及一定程度的家庭财产、家具)。第二,由社会提供的不可缺少的公共服务(例如:安全的饮用水、下水道、公共交通、医疗、教育及文化基础设施)。第三,人权、雇佣机会、参与社会决策过程等非物质要素。

20世纪70年代在人类基本需要概念被导入基础上,学者赖因的关于贫困的研究成果中,对贫困作出了如下定义:“广义的贫困应该从如下三方面来定义,即生活、不平等和外部性。生活是指维持健康和劳动的所需的最低供给量,也就是维持生存人的肉体所需的最小能量;不平等的概念是指在整个收入群体中所处的相对位置;外部性的概念是相对于贫困者的需要而论的,指社会的其他部分的贫困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

实际上,赖因是在总结了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人类基本需要概念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贫困的概念作出了定义,同时他还指出,在考察贫困现象时,不仅要从经济上的不充裕、不平等等方面出发,而且还应扩大到威信、权力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等非经济变量的影响。

2.世界银行关于贫困的定义及减贫战略

人类基本需要概念的问世引起了世界银行的关注,在麦克纳马拉担任行长的时代,世界银行更加重视人类基本需要的概念,这一时期在国际社会上被誉为“理想主义”时期。具体是指,在罗伯特行长的倡导下,世界银行的开发援助战略从传统的重视基础设施开始转向重视各国/地区包括农村及城市在内的扶贫,即围绕人类每天所必需的基本生活需要(人类基本需要、教育、健康、安全饮用水、营养、居住等),开始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的扶贫开发援助。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都分别出版发行《世界发展报告》和《人类发展报告》。这两个报告书是研究两大机构的重要文献资料,它囊括了两大机构当年的政策理论、战略重点及主要数据。整理《世界发展报告》发现,世界银行在1990、2000/2001、2004年版的《世界发展报告》中都对贫困理论进行了深刻地阐述。

(1)1990年版《世界发展报告》

世界银行在1990年版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对“贫困”的概念下了定义,即贫困在认识上应该与不平等加以区别,贫困指的是未能达到最低生活保障的状态,为明确这一概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即:测算生活水平、贫困线、贫困人口的数量。首先是生活水平的测算,测算贫困阶层的生活水平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尺度是测算家庭的人均收入及人均支出。但是,这两个指标均有不足之处,即无法判断贫困阶层的卫生保健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获取社会保障的途径。因此,为弥补这些欠缺,在此基础上还应该测算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文盲率等。其次是贫困线的设定。以消费水平为基础计算的贫困线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保障最低营养水平及购买基本生活用品所需要的支出;第二部分是各国/地区居民于本国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基本支出。第一部分判断起来比较容易,例如可通过测算贫困阶层必需摄取的最低热量或购买食品的最小支出来衡量。第二部分的测算就显得比较复杂,例如,在某一国家,室内自来水管设施被认定为日常基本生活的必需品,而在另一国家却被视为奢侈品。最后是以一定的贫困测量指标为基础计算得出贫困人口的数量。

(2)2000/2001年版《世界发展报告》

世界银行在2000/2001年版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广义的贫困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贫困是指福利的被剥夺状态”。那么,福利被剥夺的含义又是什么呢?报告指出:贫困不仅指物质的匮乏,而且还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除此之外,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参与机会。可以看出,世界银行报告所说的福利是一种广义福利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物质福利,而且还包括文化福利和政治福利。贫困实际上是指广义福利被剥夺的状态。这种广义贫困的概念,可以使人们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贫困产生的原因,从而制定更加系统全面的反贫困战略和政策。针对贫困群体福利被剥夺状况,世界银行还提出了新世纪参与性综合减贫战略框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扩大机会。通过市场和非市场行动的结合,使穷人积聚资产并且提高其资产的回报,以扩大穷人的经济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第二,赋予参与权。使国家的制度对穷人更负责、对其需要作出及时反应,加强穷人在政治进程、地方决策和社区管理中的参与,取消来自性别、民族、种族和社会地位差距的社会障碍。第三,加强安全保障。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减少因疾病危害、经济灾难、自然灾害和暴力对穷人造成的伤害,帮助穷人化解风险。

(3)2004年版的《世界发展报告》

世界银行在2004年版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面对不同的贫困阶层,应该提供有针对性地服务,而提高全社会的服务功能又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手段之一。

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贫困的定义及减贫战略

与赖因处于同一时代被誉为“社会政策大师”的汤森也从广义角度定义了贫困。他指出,“贫困是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所导致的相对窘迫状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他还从社会的侧面再次定义了贫困: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活动,发挥其一定的作用时所需要的生活条件(例如,饮食、环境的舒适性、生活水平、其他方面的服务等)不能得到完全保障时的状况即被视为贫困。可以看出,赖因和汤森在考察贫困概念时,不仅从物质生活的不足出发,而且也考虑到了社会资本的欠缺等因素。在这些学者的影响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开始从更广泛的角度考察贫困。

(1)人类发展指数(HDI)

纵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20年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书》发现,在《人类发展报告书》中数次提到贫困问题。其中,围绕贫困理论,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的突破。1990年在巴基斯坦经济学家哈克的领导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了第一个《人类

发展报告》,以可行能力视角为指导评价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此后,沿袭这一重要理论思想的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成为最受重视的全球性报告之一。随后哈克又首先提出来了“人类发展指数”这一概念,从1993年开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书》中公布每年最新计算的世界各国的HDI数据。

HDI是一个衡量各国公民对生活满意度的幸福指数,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类发展三个方面的平均成就。这三个方面指的是健康状况、教育普及程度及经济发展水平。下面对HDI所包含的这三项指标进行分析。第一,HDI的健康状况指标,它指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居民的健康长寿状况,用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指标来衡量。为了达到长寿,除了先天已经具备的一些条件之外,在实际生活当中还必须以摄取适当的营养和有良好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条件作保证。这一指标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健康、营养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总体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第二,HDI的教育普及程度指标,它指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居民获得教育的总体情况,用成人(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2/3权重)及小学、中学、大学的综合入学率(1/3权重)指标来衡量。众所周知,教育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衡量HDI水平的重要参数。第三,HDI的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它指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居民的总体生活水平,用人均GDP指标(PPP美元)来衡量。通过分析HDI的三个方面指标可以看出,HDI是一个综合评价世界各国居民总体生活水平的指标,同时它也客观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世界各国之间的HDI数值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计算HDI时,需要生成上述三个方面指标所对应的指数。首先,需要设定每个指标的度量指数以及其最小值和最大值(见表1所示)。然后,对每项指数运用如下公式进行计算:分项指数=(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HDI则等于这些指数的算术值,其值在0-1之间。HDI越接近1,人类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同一口径收集和整理各国的统计数据,然后利用上述公式计算获得各国的HDI值,并公布于当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每年度《人类发展报告书》公布的HDI数据,是对本年度各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总体度量,也是对各国包括贫困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相对评价。

(2)人类安全保障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又开始从人类安全保障的角度来探讨贫困的概念。UNDP在1994年版的《人类发展报告》中首先提出了“人类安全保障”这一概念。人类的安全保障由“从恐怖到自由”、“从缺乏到自由”两个概念组成。具体包括:经济安全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健康安全保障、环境安全保障,个人安全保障、地区社会安全保障、政治安全保障七个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世界银行还从“脆弱性”的角度来补充说明人类安全保障,“经济上的打击、自然灾害、疾病、暴力”是导致脆弱性产生的根本原因。目前,以世界银行为首的国际机构对以人类安全保障出发减贫的课题开展着深入地研究。从最近的研究成果看,威胁人类的安全的因素可被归纳为:金钱危机、因暴力引发的战争、慢性赤贫状态、恐怖袭击、艾滋病毒感染、对健康的低投入、饮用水缺乏、来自远距离的污染等。

(3)人类贫困指数(HPI)

199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全新概念:“人类贫困指数(HPI:Human Poverty Index)”,对人类贫困的解释是,贫困不仅仅是缺乏收入的问题,它是一种对人类发展的权利、长寿、知识、尊严和体面生活标准等多方面的剥夺。可见,人类贫困比收入贫困具有更宽泛的内涵,它是从人的全面发展、生活质量和基本权利等方面来考察、分析和测量贫困问题。收入贫困偏重金钱和物资,是人们对贫困的传统理解,属狭义贫困概念;而人类贫困则体现了一种以人为中心、重视人的体面生活和基本权利的新的扶贫理念,属广义贫困概念。用HPI来衡量某个国家或某一地区的人类贫困程度,该指数愈大,贫困程度愈深。HPI由以下三组指标综合计算而成:第一是对长寿的剥夺,以不能活到40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来表示。第二是对知识的剥夺,以盲率来表示。第三是对体面生活的剥夺,用以下两个指标的不加权平均数来表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的百分比以及5岁以下儿童中等或严重体重不足的百分比。人类发展指数和人类贫困指数这两个概念,已经得到了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采用。

(4)千年发展目标(MDGs)

2000年,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世界各国就消除贫穷、饥饿、疾病、文盲、环境恶化和对妇女的歧视,商定了一套有时限的目标和指标:千年发展目标(MDGs: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千年发展目标是一幅由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主要开发援助机构共同设计的蓝图,具体分为领域、十八项主要目标(见表2所示)。

2003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为实现千年目标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而200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论证了极端不均衡是向千年发展目标和更宏大的人类发展目标行进的障碍,报告指出了国际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平等:占世界人口40%的最穷的人群(约25亿)靠每天不到2美元为生的人口仅拥有全球总收入5%。

4.开发援助委员会关于贫困的定义

开发援助委员会(DAC)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下属机构,主要担负着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的职能。在世界银行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推动、影响下,DAC也开始从更广泛的领域考察贫困问题,2001年提出了从多方面要素及人类的潜在能力的欠缺来测量贫困的方法,2001年开发援助委员会发表的《DAC减少贫困指针》(见表3所示),以政治、社会、经济、人类、保护五个方面能力的大小来综合地测量贫困。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根据国际社会如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援助委员会等机构关于贫困理论及减贫战略的基本框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贫困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目前,国际社会中最广泛使用的贫困概念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每天的生活水准以1美元为标准,在此之下即为贫困”。我们认为度量贫困时,单一地从经济收入的角度、如上述世界银行的方法来定义贫困已不能满足当今社会的需要,还应从经济收入、获取的各种社会公共服务(如:食品安全(主副食品消费量及营养水平)、医疗保健及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家庭水、电、燃气普及率)等指标多因素、多侧面地综合定义贫困。这对全面认识和理解贫困,特别是对经济政策、减贫战略的制订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贫困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困的概念也要对应性地改变。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及国际形势的剧变导致了如人类安全保障等新问题的产生。因此,考察贫困或定义贫困时,不应仅仅局限于某一时点的某一个固定的理论,而应全面、深刻、动态地剖析和

认识贫困。

第三,衡量一国综合发展水平时,建议用HDI指标代替GDP指标。HDI以及HPI指标是对人类发展的健康状况、教育普及程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平均成就的综合度量,可以用于全面衡量一个国家居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和贫富状况。建议可用HDI指标代替GDP指标来更准确地考察国际社会或一国的包括贫困在内的综合发展水平。

(二)政策建议

国际社会提出了如千年发展目标这样重大的减贫战略方针,千年发展目标对减贫确实卓有成效,但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也不断出现。200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调查报告指出,人类发展状况虽然正在改善,但进展较慢,以至于无法预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另外,全球经济衰退导致陷入极度贫困的人口剧增,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大部分目标也因受到金融危机和粮食危机的冲击进展变得缓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高级官员霍金斯指出:“千年发展目标是可达到的,但如果我们继续墨守成规,千年宣言的允诺将成一纸空文”。因此,为应对新的国际形势,国际社会应该提出新的或修正现有的减贫战略。

第一,制订减贫战略要重视经济全球化给减贫带来的影响。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拉大了穷国和富国的发展差距,而目前的信息网络技术、超导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纳米技术、宇宙空间技术、海洋开发等高新技术及产业的出现,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在正确评价经济全球化及高新技术产业带来的促进作用的同时,对全球化中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研究也不可忽视。发达国家在援助发展中国家减贫方面应该制订切实、明确的时间表和实施方案,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第5篇:健康战略报告范文

根据中科院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小组与世界银行的共同研究,中国要基本达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将要共同获得五大“目标集合”,才能既体现出经济增长的全面提升,又体现出社会发展的全面进步,成为中国整体进入和谐社会的基本标识。

牛文元指出,这五大指标分别是恩格尔系数平均在0.20以下(表征社会财富);基尼系数保持在0.35±0.03(表征社会公平);人文发展指数(HDI)保持在0.90以上(表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二元结构系数保持在1.5左右(表征统筹城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生产集约化弹性系数保持在“零增长”的水平(表征资源和能源的消耗速率实现零增长和负增长)。他指出,从宏观层面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必须有成体系的国家制度的支柱性保障,因此设计和运行这一套国家制度对于实现和谐社会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和价值,将会成为奠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型骨架,也是从根本上维持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

牛文元曾在中科院主持纲领性文件《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这位被许多媒体评价为“绿色GDP先锋”的科学家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战略性、历史性和基础性的意义。中国和世界的发展经验表明,只有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公平得到全面合理的体现,这个国家或地区才会是健康的、有序的和合乎理性的和谐社会,它整体地表征着“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在科学规律指导下的全面协调。

在牛文元看来,单纯地追求“均衡发展战略”或者主张单纯地追求“非均衡发展战略”,都不可能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不等于绝对公平。而应是以通过国家制度的“调制与解调”,获取社会分配事实上的相对均衡。

世界发展的经验表明,区域之间合理梯度的存在,是促进经济依序增长,形成产业互补,达到平稳传递,提升国家整体实力的基本形态。也是达到效率与公平合理匹配的最佳追求。据世界银行在专项研究报告(2002年度)中的计算,独立的地区经济体之间人均GDP的差异保持在1.2~1.4倍,每平方公里土地承载GDP总量(土地产出率)的差异保持在1.4~1.8倍,被认为是一种合理的梯度,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整体经济社会的健康与协调发展。

第6篇:健康战略报告范文

【关键词】 生物与健康产业 概念 内涵

1 产业概念

以现代生物技术生产的产品及所形成的产业是国际上新兴的产业,涉及现代生物技术本身所形成的产品、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培育的新产品,涉及传统生物产业与现代生物产业的内涵差别、产业规模等诸多因素,至今国际上有关生物产业的定义尚无明确界定[1]。国家发改委在《生物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研究编制过程中,将生物产业定义为“将现代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应用于生产以及应用于经济社会各相关领域,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统称,主要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生物环保等新兴产业领域”[2]。

生物与健康产业密切相关且互为交融。健康产业主要包括医疗保健服务业和医疗保健相关产业。医疗保健服务业由向公众和个人提供预防、治疗、护理、康复等医疗保健服务的卫生机构和医疗保障组织组成。医疗保健相关产业包括老年护理、健康管理、医疗旅游、美容养生等延伸性保健服务,以及为医疗保健服务提品和支持的产业。

我国广州、宁波等市根据区域产业特点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将生物与健康确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加以培育,为此,有必要探讨生物与健康产业的概念与内涵,依此调查产业的发展规模、水平、结构等基本情况,及时为各部门制定政策、开展宏观调控提供依据。

2 产业构成

目前,国内外关于生物与健康产业内涵的理论研究成果不多[3],我国相关的产业分类指导和统计管理等制度出台相对滞后,导致国家的生物产业产值通过参考国内外材料估算的方法获得[4],数据准确性差,甚至不能反映其中的核心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的情况,国家亟须建立一套相关的政策体系。

2.1 国家产业政策

在产业构成上,2011年11月,国家科技部《“十二五”生物技术发展规划》,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重点发展的生物技术产业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能源和生物环保五大领域[5]。2012年12月,国务院《生物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大力发展生物医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生物环保、生物服务七个重点领域[6]。然而上述文件对各领域的概念与内涵并无明确阐述。2012年9月,国家发改委《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公开征求意见稿)》,其中生物产业包括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服务、海洋生物六个小类和23个条目,初步勾画了生物产业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本组成。

2.2 产业内涵探索

全面准确的产业统计需要对产业内各领域进行细分与测算。2008年,国家发改委着手建立生物产业运行监测系统。2008年7月,该委召开“建立我国生物产业统计体系研究课题”讨论会,总结生物产业统计试点工作,提出生物产业统计体系主要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生物环保和生物服务六大块内容,讨论完善我国生物产业统计体系。2012年初,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召开联席会议,提交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统计目录》与《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分类统计目录》,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调查方法研究进行论证,提出认真做好生物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形势的监测和分析,加强信息引导,采取多种形式利用数据资源,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然而,由于生物与健康产业涉及的技术领域非常广泛,同时贯穿产业活动中研发、生产、流通和服务等多个环节,随着技术创新、产业分化和产业融合的不断发展,该产业的子产业关联性强、产业边界模糊等特征日益凸显,对产业的分类和统计标准设计要求较高,相关的指导和管理政策一直未能出台。

3 国内部分省市相关政策

在国家尚未出台统一的生物与健康产业相关分类和统计办法的情况下,国内各省市纷纷结合区域情况开展相关尝试性工作,在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的同时,也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2011年12月,黑龙江开展全省生物产业统计工作,将生物产业分为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生物环保五大领域,然而关于各领域的定义与具体范畴未见,由科技管理部门负责推进。2010年,南宁市发改委委托南宁市统计局和广西社科院开展生物产业统计体系与产业指标课题研究并于2011年3月通过了成果评审,界定了生物产业的统计范畴,提出了生物产业指标体系及具体统计方法,但具体内容未见。至2012年初,已有云南、四川等十多个省市初步设立了新兴产业统计指标监测体系,对生物产业等新兴产业进行统计,其中以云南省、江苏省无锡市、浙江省宁波市对生物与健康产业的界定较为详尽。

3.1 云南省跨越一、二、三产业统计生物产业

云南省实施“生物经济强省”战略,2007年4月,省发改委《云南省生物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生物产业(烟草产业除外)指的是从事生物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和生物技术服务的产业,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轻工、化工)、生物能源、生物服务业等。”2010年10月,云南省政府发展生物产业办公室《云南省生物产业统计报表制度(试行)》,将生物产业界定为“指以生命科学理论和生物技术为基础,结合信息学、系统科学、工程控制等理论和技术手段,通过对生物体开展研究并制造产品,或改造动物、植物、微生物并使其具有所期望的品质特性,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行业的统称,包括生物农业、生物林业、生物医药、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生物环保、生物服务等领域。”该制度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为依据设置云南省生物产业统计指标及口径范围,对生物产业的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产品销售和利税等情况进行统计,指标体系涵盖一、二、三产业。该制度将烟草产业纳入生物农业统计范畴,因为云南省是我国最重要、规模最大的烤烟和卷烟生产基地,烟草种植业、卷烟工业是该省农业和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烟草产业是该省最具比较优势、最有特色的产业之一,是省财政的主要支柱,所创税收自1988年起一直位居全省各产业之首,最高年份占全省70%。此外,烟草产业还促进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是该省的重要产业。2011年,云南省生物产业总产值达4100亿元,成为全省重要的支柱产业。但是,关于产值的具体构成未见报道。

3.2 江苏省无锡市分十大领域统计生物产业

2012年1月,无锡市统计局、发改委《无锡市新兴产业统计监测制度(试行)》,对该市物联网、节能环保、生物产业等十大新兴产业开展统计监测,该制度将生物产业界定为“包括生物技术产业和新医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主要是生物能源、生物工业、生物农业、生物环保等新兴产业领域。新医药产业:是指以新技术、新工艺、新剂型、新装备等的开发应用为特征,是蕴含巨大经济社会效益、最具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主要包括生物技术药、中药、小分子药物和医疗器械、生物试剂、医用材料等。”在该制度的统计分类目录中,将生物产业分为生物医药制造、生物药品制造、中药制造、医疗器械和医用材料制造、生物工业产品制造、生物农业产品制造、生物环保产品制造、生物能源产品制造、药用包装材料、其他十大领域,统计生物产业的总产值、新产品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和从业人员数。但是,对于各领域的具体统计范畴及其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关联未见,由市科技局与市农业委员会负责核定相关企业名录并组织统计工作。无锡市发改委公布的新兴产业发展数据显示,2012年1~10月该市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总产值(营业收入)为252.75亿元,同比增长9.1%。

3.3 浙江省宁波市采用汇总系数统计生命健康产业

2013年3月26日,宁波市统计局、市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宁波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分类目录(试行)》,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为依据,根据具体类别与相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联度确定不同的统计汇总系数,对该市节能环保、生命健康、新能源、海洋高技术等八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统计。其中,生命健康产业包括生物制品制造产业、生物工程设备制造产业、生物技术应用产业三个子产业,下分十个领域。

4 生物与健康产业概念与内涵

在我国现行的生物与健康产业统计体系下,本文以国家产业政策为基础,参考国内各省市产业界定方法,将生物与健康产业界定如下:

4.1 产业概念

生物与健康产业是指以生命科学理论和生物技术为基础向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行业的统称,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环保、生物制造、生物医学工程、生物技术服务、健康服务产业领域。

4.2 产业构成

(1)生物医药产业:是指以现代生命科学理论为基础,与医药产业结合,利用生物体及其细胞、亚细胞和分子的组成部分或以其作为作用对象,结合工程学、信息学等手段开展研究及制造产品或改造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并使其具有所期望的品质、特性,进而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手段的综合性技术体系,其内涵包括生物医药产品研制、规模化生产和流通、服务等。该产业主要包括化学药品原料制造、化学药品制剂制造、中药饮片加工、中成药制造、生物及生化制品的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以及制药专用设备制造[2]。

(2)生物农业产业:是指运用基因工程、发酵工程、酶工程以及分子育种等生物技术培育动植物新品种,以及生产农业投入品如生物农药、兽药与疫苗、生物肥料以及生物农用材料所形成的产业。该产业包括农业生物种业、生物饲料、生物农药、生物肥料、生物疫苗等重点领域[7]。

(3)生物能源产业:生物能源是指由生物质转变而成的能源,是从能源作物、林业废弃物和有机废料等生物质中产生的能源,包括来自树木的木材能源和来自非木材的农业作物的农业能源,其中储存着可用于产生电能、热能、液体燃料及气体燃料的化学能源。我国生物能源主要指利用淀粉、糖、动植物油脂以及木质纤维素为原料生产燃料乙醇、生物柴油、沼气以及生物质发电等[2]。

(4)生物环保产业:目前国际上尚无统一的界定,一般认为凡是与生物技术结合,充分利用生物的特殊功能进行生物净化、生物修复、生物转化和生物催化,从污染治理、清洁生产、能源开发到可再生资源利用,多层面、全方位地为解决工业和生活污染、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荒漠化和海水污染等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均属于生物环保产业研究和应用的范畴,也是其发展的趋势和方向[2]。

(5)生物制造产业:包括采用微生物细胞、生物酶,以及基因工程、合成生物学和细胞融合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及以发酵和酶转化为代表的近代生物技术成果形成的生物制造业,是以现代生物技术为基础大规模生产人类所需基础化学品与原料等的一种工业方式,广泛应用于化工、食品、制药、造纸、纺织、采矿、能源以及环境保护等许多重要领域[2]。

(6)生物医学工程产业:是指运用综合工程学、生物学和医学的理论和方法,提供生物医学材料制品、(生物)人工器官、医学影像和诊断设备、医学电子仪器和监护装置、现代医学治疗设备、医学信息技术、康复工程技术和装置、组织工程等产品研制、规模化生产和流通、服务的产业。

(7)生物技术服务业:是指以现代生物技术与其他要素为支撑,通过生物技术的研究、创新、应用、转化、转移、扩散,形成完整的生物技术产业链的服务活动的总和,是一种创造和传播生物技术知识,提供、应用生物技术知识服务的产业体系[2]。

(8)健康服务业:是指以现代或传统医学技术为主要支撑,以医疗服务、健康理疗、康复调理、生殖护理、健康管理为主体的,为人类健康服务的综合性体系。

参考文献:

[1]李学勇.中国生物产业调研报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北京生物产业发展报告编辑委员会.启航2009北京生物产业发展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3]伍业锋,刘建平.生物产业的界定及统计制度方法初探[J].统计与决策,2011,(20):35.

[4]龙九尊.专家呼吁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体系[N].科学时报,2010-9-13(B1).

[5]科学技术部.“十二五”生物技术发展规划(国科发社〔2011〕 588号)[Z].北京:2011.

第7篇:健康战略报告范文

王国强在报告中指出,要充分认识和把握中医药事业发展面临的“大势”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医药改革发展提出的新要求,着力完善中医药事业发展政策和机制。

宏观上,要深化战略研究,着力推动中医药发展列为国家战略,着力改变中医药发展受制于职能分布多部门化等困局,建立健全中医药事业发展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机制,完善中医药工作跨部门协调机制。

中观上,着力建立健全中医药服务的管理政策,完善中医医疗机构分类和评价政策,完善中医药人才评价制度,提高中医药人才队伍素质;着力建立健全中医药服务提供与利用的鼓励政策着力建立健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筹资政策,其中包括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政策,完善社会资本办中医的优惠政策等;着力建立健全中医药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如建立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发展政策,完善中药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政策等,今年上半年的首要任务是抓紧研究制定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和措施。

王国强指出,为使中医药行业深度参与医改并发挥更大作用,今年要着力推进公立中医医院改革,进一步探索建立中医药服务补偿机制、符合中医医院特点的绩效评价机制和人事薪酬制度;推进县乡中医药服务一体化管理和中医医疗联合体试点,促进优质中医医疗资源纵向流动;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研究制定鼓励提供和利用中医药的政策;着力推动社会力量举办中医医疗预防保健机构,落实鼓励和规范社会办中医的政策;改进中医类别医师的执业注册,允许多点执业。

第8篇:健康战略报告范文

冠城大通从事的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发、漆包线生产销售,为实施战略转型初步布局新能源、金融、股权投资、医疗健康业务领域。

公司董事会成员9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以董事会楹诵模下设战略、审计、提名、薪酬四个专业委员会,董事会依托专业委员会更深入地进行战略、审计等各方面的工作。董事会是一个“智力决策型机构”,在这样的团队中,针对复杂性的工作,提高绩效的方法是分工和专业化。基于这种理念,非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董事,结合自身优势,分工合作,几人建立一个专题小组,重点关注一项对公司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业务环节(比如物流管理、生产技术更新、项目投资、市场营销等),并在这一领域内不断积累专业知识,加强与公司职能部门的交流,这样的结果不仅使董事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信息,而且在全体董事会成员讨论时能够作出更好的贡献。

在推进董事会建设工作中,公司不断加强董事职业能力建设。一是通过开展内部培训,提高公司董事会成员和公司高管对企业法人治理和企业发展思路的认知。二是通过积极参加市证监局、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学习培训,提高公司董事会成员和公司高管的理论素养。三是通过不断加强学习与房地产相关的政策和知识,提高公司董事会成员和公司高管工作部署的前瞻性和工作决策的专业性能力。通过努力,目前公司董事会对重大事项决策的科学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对公司发展的方向取得了进一步统一,对公司发展的路径达成了进一步的共识。

公司董事会在明确战略目标和发展计划的前提下,积极制定公司资本市场发展战略,关注资本有效运营筹划。此外,公司管理层积极创建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管理体制,公司管理层经营活动均以长远发展规划和股东权益、企业价值的最大化目标为核心,完善资源配置,提高效率,尽可能确保公司资本的保值增值。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高度重视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充分认识到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对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继续落实深化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完成后续实施、监督运营及审计。报告期内,公司继续通过ERP系统程序对公司内控程序进行固化、延伸,使内控建设具有科学、合理、固化的控制功能。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在实施内部例行审计同时对各下属公司进行内控实施内部审计,并对审计结果进行汇总分析。公司聘用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按照内控规范相关应用指引的规定,对公司母公司及重要子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并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第9篇:健康战略报告范文

ISO45001的最新进展

ISO PC 283的第一次会议于2013年10月在英国伦敦召开,会议作出了一些重要决定,例如该标准应当包含一些要求,并将解释性导则作为附件。随后,成立了工作组(WG),并将其分成多个任务组(TGs),以将工作任务分成易管理的多个部分,因此,每一个任务组可以集中精力关注该标准草案的1项或多项条款。

2015年1月在特立尼达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推进ISO45001进入“委员会草案二(CD2)”阶段,这一版本目前正在等待表决结果,以决定其是否可以进入“国际标准草案(DIS)”阶段。若表决通过,预计2016年春将会进入“国际标准最终草案(FDIS)”阶段,并于2016年10月完成起草工作和公布实施。

ISO45001和OHSAS18001相比,具有:采用“计划、实施、检查、整改(PDCA)”模式,设定了政策和目标,实施内部审计和检查等共同点。

到目前为止,ISO45001和OHSAS18001也存在许多不同之处:ISO45001由10个部分组成,然而,OHSAS18001由4个部分组成;ISO45001更加注重持续改进和组织控制;更加注重风险管理和风险过程评估;更加注重展示和了解任一时候的合规状态;更加关注小单位,如承包商等;更加注重使用绩效指标;更加关注组织背景,如供应链、当地社区与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和治理环境;更加关注领导层需要肩负其积极的职责,如战略规划、管理组织文化等;更加关注文件信息化,包括电子信息和过程信息,如使用智能手机或笔记本电脑等。

该标准的草案内容有:范畴;标准化的参考文献;术语和解释;组织背景;领导;计划;支持;运营;绩效评估;改进。此外,还有关于其如何使用的指导。

新标准的目标与意义

职业安全健康风险管理失败的后果是非常惨重的。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世界每年大约发生3.13亿起工作事故,每年1.6亿人患职业病,与工作相关事故和职业病每年造成230万人死亡。工作场所事故和职业病造成的损失约为全球GDP的4%。

在英国、欧洲乃至全球,需要应对不断变化的劳动状态所带来的挑战,也应抓住改进的机遇。除了处理一些熟知的健康与安全危害,还要求具备一些额外的能力来处理新技术(如“纳米”“生物技术”“绿色能源”等)、不断变化的组织形式(如移民工人、工作强度增加、偏远地区工作等)、不同的就业类型(外包、临时工、非正规经济部门从业)、人口统计资料(人口老龄化、生活方式疾病等)、全球紧急事件(流行病等)等相关的新危害。

ISO45001草案中指出,该标准的目的在于“使组织能够为预防伤害和职业病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并预防性地改善其职业安全健康绩效。”引入这一新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方面的国际标准,将有助于确保安全和健康获得全球性的战略性关注和资源;有助于减少健康与安全所带来的损失,支持职业安全健康在整个组织内及其全球供应链取得良好绩效;有助于改善领导水平,分享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要素所发挥的作用;加快改进审计和绩效报告标准。利益相关者要求提高报告的透明度,这就意味着报告需要更加具有可比性,并将“主要的”和“落后的”指标都包括进去。

国际劳工组织认为,“风险管理的全面性方法只能通过实施国家级、企业级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获得。”目前,国际劳工组织《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导则》和OHSAS18001在世界范围的供应链得到了广泛应用,它们需要对风险进行管理,这就意味着各类组织正在进一步地要求其供应商实施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引入ISO45001,将会增强这种管理体系的推广力度。

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兴趣与关注度越来越高,工作中的安全与健康也涵盖在了这一国际标准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核心目标中。ISO45001和ISO26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将会是实现这一重要目标的补充性要素,并不断获得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投资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