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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困境反思
【中图分类号】H0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3-0053-02
1 非物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文化是一个相当广泛的范畴,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历史概念又是一个社会概念,它由地域的群体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共同心理地域传统而来。文化遗产是指在现代社会中不为大众所接受的远离现代文化主流有可能面临灭亡的文化内容和现象。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减弱甚至丧失往往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经过抢救,文化遗产可能重新获得生机融入现代文明社会,文化遗产并非总是和现代文明相悖,它可以重新融入并丰富、发展现代文明。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文化遗产是渐渐远离现代文明和人们生活,基本丧失生命力的文化内容和文化现象。作为遗产的文化往往面临着死亡的危险,尤其非物质文化,它的载体是具有地域和共同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的群体。现代文明和全球化使的农耕文明形成的地域文化、群体个性、生活方式、传统习俗逐渐消失。而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母体,它给现代文明以丰富的素材、发展的灵感,成长的养料。如果传统的消亡了,现代的也无法获得持续而充分的发展。故而,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正使人类现代文明的明天铺路。
作为人类遗产的非物质文化退缩到现代文明社会的角落,且濒临死亡,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现代文明的冲击、排斥、忽略和拒绝,但同时现代文明又必须对非主流的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吸纳、继承、扬弃和创新,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综观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正是由于在不断的借鉴吸收融合创新中成就自我;而近代以来的落后也是源于闭关锁国拒绝接纳。事实上我们民族的好多传统的特色的最初都是外来的,甚至是舶来品。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联合国继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后提出又一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人类非物质遗产”的传承由于依靠人的口口相传,其保护难度要比以实物形式存在的人类遗产大得多。“非物质遗产”的概念是这样定义的: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活动和口头文化表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宗教礼仪、风俗、手工艺、建筑、计算以及各种艺术表达手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东西比物质文化遗产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群体心态和生活方式。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义
抢救、保存、发展濒危灭绝的传统的文化,保持和发展文化的多元化我们会在精神文明这方面逐渐为我们中华文明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全民族文化认同感、凝聚力得到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其本质来说,它也是我们民族的知识体系当中的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宝贵财富。它凝结着我们的历史记忆,它既是昨天历史的、生活的实录,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生活的现实,对于未来的文化发展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我们正在一锹一锹埋葬自己的文化”;“我们的祖先远比我们更有创造力”;“断层和失根的文化可能使我们游荡的灵魂难以找到精神的家园”。(文化部孙家正语)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态环境面临程度不同的危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优秀民间文化的教育和陶冶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一个民族不能有自己的文化,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弘扬民族精神,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遗产,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对增强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文化遗产传承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同时也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所以坚持《世界遗产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精神,也正是在强调文化尊重、人类共享、和平发展的价值观念。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提出并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尽管千姿百态,但它归根结底展现了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特有的生存方式、生活智慧、思维方式、想像力和文化意识,是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困境与反思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困境:仅仅注重形式、单单依靠政府、苦苦追求“申遗”。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只重形式
所有的形式都是与孕育它的民族、地域生长在一起的,构成文化综合体。并且,这样的文化综合体不可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不应当仅仅以一个物质的符号独立存在,之所以称为“非物质”,即意味着那些无形的环境、抽象的宇宙观、生命观才更具价值。非物质是一种价值取向、宇宙观念、人生态度、生活方式,是哲学的、生活的、语言的、艺术的;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体现为一种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包括语言、艺术、服饰体育音乐美术民俗科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每一个人与它都脱不开关系,因为在每个人身上都包含着他所在社会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扎根、生长、发展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才是其作为遗产的整体价值所在。而有些地区的做法另人啼笑皆非。例如:有的县原本有几十个业余道情皮影班组,为当地农民所喜闻乐见;如今将这些业余的班组升格成中央剧团,还曾计划修建一个大剧场,并以此向文化部要求拨款。民间的演出形式一旦搬上大舞台,哪里还有原汁原味可言?在一些地方,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了一种资源,成了生财之道,同时也严重走形、变形。例如淮河地区的花鼓戏,好多地方为申报花鼓灯,请了许多舞蹈家作指导。实际上,人们只有在祭祀大禹王的时候才跳花鼓灯,是希望不要再发大水了。如果抽掉跳花鼓灯的内蕴,保护的就只能是一个空壳。不尊重科学规律,往往是在打着保护的旗子进行最后一次彻底的文化破坏!
西方现代文化对自身普遍性的认识和表述,肇始于启蒙时代以来欧洲人通过自我认知。其在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性的扩张和发展,不断的扩大自己的文化内涵和外延,并在当前全球化和后现代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或普遍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成为现当代世界的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文化价值秩序,一种判断世界文化、文明与否的普遍性的价值标准。
这种西方世界文化概念,通过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话语中被确定下来的。历经卢梭、康德、黑格尔、尼采、韦伯等思想家逐步确立和建构起来,通过从抽象的个体、私有财产、权利、理性、市民社会、世界历史到目前的普遍性的国家形态、全球帝国的形态等诸概念在意识形态中的确立,使现代西方文化的主体性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精神获得了一种“历史规律”的普遍性,获得了广泛的合法性或合理性。这种普遍性的自我认识和表述就是“包含着一种将价值、利益和意义领域里的西方关于自我的认识和表述作为客观历史领域里的普遍性强加给他人的过程,并将它作为改造整个世界,改造一切他人及其固有的文化、社会制度和习俗的一种理论依据。”尤其是德国学者韦伯提出只有西方的精神生活才能内在的通向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只有西方的社会、文化、价值和心理结构才能孕育和产生资本主义精神,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和普遍性进行论证。这种理论表述实际上就是将现代世界历史看作是西方的内部世界,把变化的世界据为己有,进而把西方的历史、资本主义看作是西方自身内在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的一个产物。而在这个过程中,消解了非西方地区和国家的历史文化及价值体系,使其追随资本主义现代性所规定的方式在现代化和西方化的进程中,与西方对现代世界历史的内在化和普遍性表述相比,其他非西方世界的“他者”文化就从整体上被外在化和“他者化”了。
一般认为,通过康德、黑格尔、尼采及韦伯等西方思想家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自我认识和表述,西方现代文化同时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及在法律和公理基础上将自身作为现代世界的普遍性建立起来。一方面宣称西方现代文化就是文化本身,是世界唯一的、普遍性的文化,因为“它最符合人的本质,是最自然和最发达的。”从而,力图将“他者”“西方化”或“美国化”,这种片面的普遍化的企图成为现代世界文化价值冲突的根源;另一方面又使西方现代文化的核心,即所谓的普世价值、普遍人权、个人自由等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逻辑,这就意味着非西方的国家因为不信上帝,也就没有信仰,因而也就是没有自由的国家。所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他们政府的打击和军事干预,乃是西方自由精神和自由意识在历史世界中的实现。在他们价值认识上,那些国家因为不信上帝,“所以他们不配享有、也更不能产生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以及由基督教所保证的个人自由的信念,那些建立在异教基础上的国家,因此就不能被称为是自由国家乃至国家。”这也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待和解决世界上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矛盾冲突时,主要是通过干预而不是谈判的方式的原因所在,在其背后凸显了这种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和文化自我认识及主张。
关键词:现代文学;研究;困扰问题
一、引言
纵观我国近二十年对于现代文学的研究,对于每一个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时期都归纳总结了一套完整的表现内容,但是对于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问题尚未明确指出过。下文中,笔者就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作为切入点,通过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进程来窥探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困扰问题。希望能为我国现代文学研究提出一些粗浅的建议。
二、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一)“五四”发展时期
“五四”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是相当重要的,是为时期文学研究奠定基础的,也是现代文学标准和观念的形成时期。”五四”时期的研究主要是从鲁迅开始,将鲁迅致力于国民思想的改造作为着眼点。所以,“五四”发展时期的现代学习研究中心集中在了鲁迅身上,与此同时,对于矛盾、、徐志摩等人的研究也在极力进行。在这一发展时期的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派、象征派、新感觉派逐渐被确立出来;对于李健吾的戏剧、周作人等人的散文的研究为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另外一方面,“五四”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也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完整格局,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确立为一项独立的学科,为专家学者的活动领域创造了空间。
(二)发展时期
“”是我国历史上的浩劫,这一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因为大部分的研究人员都参加了“五七干校”或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当中去。尽管这样,还是有相当一大批学者呕心沥血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他们真正地建立了现代学习研究学科,将中国文学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又一次的完善了。
(三)改革开放发展时期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文学的研究又上了一个台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很多都到苏联、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深造交流,受到国外文学的影响也较大,这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将审美、情趣、思想又一次深化了。而且各个国家汉学界的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也不断传入中国,促进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三、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困扰问题
(一)“汉学心态”和“边缘化”问题
一般而言,我们将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定义为一味地将汉学成绩作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标准,导致学术研究根基的失去。这种情况的造成因素是现阶段大部分研究学者将海外汉学当做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而太过于强调研究立场。大部分文学现象的研究都被看错是一种对“知识”的研究,过分强调了“价值中立”,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应有的审美、思想等方面研究弱化。另一方面,由于很多汉学家,尤其是生活在西方社会的汉学家,他们的学术研究风格、研究思路、研究理论和研究动力都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很多问题意识、概念模式等都盲目照搬了西方的学术研究体系。因此,现代文学研究中很多“仿汉学”的文章成熟不穷,尽管新鲜,但是当中缺乏了分寸感和历史感。总之,“汉学心态”严重阻碍了现代文学的研究,使得现代文学研究的标准和动力偏离。
“边缘化”问题是上世纪80年代至今都尚未解决的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对于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度越来越高,人文学科的人才逐渐被弱化。而且社会风气日益呈现出一种实利化的状态。这就导致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边缘化”。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缘化”问题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无法沉下心进行研究工作。
(二)文学研究的“思想史热”问题
随着现代文学逐渐出现融合、跨学科等方式的研究趋势。学科的分工太过于细致便不能够促进研究的发展。而且文学研究本身就应当与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变迁联系起来。因此,文学研究和思想史的关系也应当重视起来,关注思想史确实有助于文学研究的内涵拓展、角度拓展和层面深化。通过思想史的研究能够促进文学研究视野更加丰富,这一情况我们称之为“思想史热”。
但是,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思想史热”也确确实实是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问题。在很多专家学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由于“思想史热”的冲击,大部分研究学者的研究重点发生偏移。政治、社会、思想等本身是文学研究的辅助,但是当下局面文学却成为了一个附加研究内容,侧重点已经放到思想、文化、政治上去了。这种局面的形成严重阻碍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退一步说,思想史与现代文学的研究并不是不能进行融合,二者可以通过相互诠释和相互补足促进发展。思想史如果与现代文学研究进行了适当地结合,那么思想史阐述的各个时期的知识、文化、思想和文化将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审美研究、思想研究提供绝佳的引导。
因此,“思想史热”的问题出现导致了现代文学研究过分关注现实人生和思想成果,文学研究严重失衡。文学研究必须要与其他领域相互结合,但是这种与其他领域的结合并不是要丢弃文学研究的本质。如果在进行现代文学研究的时候没有一种文学研究的立足点,那么文学意识和文学归属就将失去,所做的现代文学研究也就成为了无稽之谈。究其本质而言,“思想史热”不应当成为一种困扰问题,造成现代文学研究的越俎代庖。“思想史热”更应当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最佳辅助和最佳基础。对于“思想史热”困扰问题需要科学、合理地认识。
关键词: 审美艺术批评 诗化批评 审美品格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社会学批评、文化学批评以及注重审美艺术的批评是三种主要的批评模式。其中社会学批评占主导地位且贯穿始终,它强调文学与社会活动的关系,认为文学再现生活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下形成,因而文学作品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社会功用和历史意义;文化学批评则侧重于探询这一时代文学现象定民族文化心理的构成与表现,极力展示文学现象中的地域文化特征及其意象与故事的文化原型,与社会学批评一样,也是一种从外部研究文学的批评;而审美艺术批评则注重文学的内部规律,以人本主义为基础,尊重艺术感受和审美经验,显示出纯正的审美艺术情趣——一方面,它继承了以中国古代诗话、词话为代表的依赖主观直觉的传统印象式批评方式,同时它还吸纳、内化了西方现代文学批评观念,在中西合璧的基础上创造出既具有民族文论底蕴又含纳现代意识的独特批评模式——在文学因审美尺度的缺席而走向非文学化,并导致批评与创作的亲缘关系日渐疏远的现代文学史上,审美艺术批评以其对批评审美纬度的自觉维护,确立起一个内容更为丰富、生命更为蓬勃的批评模式,并将其融入到现代批评范式的建设之中,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因此,对审美艺术批评进行深入的理顺和廓清具有积极的文学史意义,同时可为当代文学批评提供镜鉴。
由于批评界始终未能给予审美艺术批评以清晰的、统一的界定,而审美批评这一概念又过于宏疏,因此笔者试图用“诗化批评”这个概念来命名。如何理解“诗化”呢?它意指一种具有强烈的诗情诗性的批评方式。如果说,一切诗的热情都必然被理性所穿越,必然积淀着诗人对世界的理解的话,那么,审美艺术批评显然开始于诗的热情,也伴随着诗的热情。从诗的运作方式来说,诗本身就是瞬间的直觉和印象,这与审美批评对文本的切入方式相贴近:诗最本质的特征是抒情美。这与审美艺术批评优美的随笔文体相吻合;而诗常用的赋、比、兴等修辞手法在审美艺术批评中随处可见。因此,“诗化”是审美艺术批评所具备的区别与其他批评模式的杨心质素,用诗化批评来命名审美艺术批评模式,是具有切实的理论可行性和创新意义的。那么,诗化批评究竟该如何界定呢?它具有哪些独特的审美品格呢?
所谓诗化批评,是指区别与社会学批评和文化学批评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它站在尊重艺术规律和审美感受的立场上,以个人的瞬间直觉和印象为切入点,注重个人的主观批评,采用语言优美的随笔式文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诗化批评发端于周作人,中经沈从文、梁宗岱等人承续,在李健吾手里成熟,并在唐湜的批评中发扬光大。本文拟从文学批评的立场、在文本中的切入点、批评文体及语言四个方面进行界定,并探讨其审美品格。
一、从批评的立场看,不同于社会历史学批评注重发掘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及政治内涵以满足自己的期待心理,从而达到较为明显的功利目的;亦不同于文化批评注重研究人类文化问题在文学领域的现状,追求文化理论的文学例证化;诗化批评从个人的审美感受出发,倚赖自我的艺术感受、审美经验,反对以先验的理论和凝固的标准来剪裁文学。诗化批评不是对作品进行剖析和肢解,也不是蛀虫式的文字考据和索引,更不是套用空洞的理论或外在政治观念将其作为相互攻讦的工具,而是全身心投入作品,以自我的存在去感悟、拥抱另一个存在尽量去体验作品的艺术世界以及支持这艺术世界的作家心灵世界。
关键词:传统元素;现代文化;艺术特征;发展;进步
传统文化的元素与现代文化设计的文化相接
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内容甚广,由民间文化的积累产生了文化的代表元素,传统文化元素以人民长时间的生活积累经验为原型,在现代生活中的元素起着重要的作用,优秀的元素能够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认知度,在当今社会,优秀的文化元素的运用对一个企业和产品都有起死回生的宣传效果。传统文化元素,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所创造的,那是一种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也是是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传统也是通过传承和情感信仰所产生的,所以民俗传统可以说是融合的元素。
我国传统图形艺术源远流长,发展到今天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在文字诞生之前,先民就开始使用图形来传达思想与沟通感情,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与刻绘在崖壁上的岩石刻等等这一些不仅记载下了先民对自然的理解与期盼,同时也成为了人类最早的图形艺术。中国的图形艺术不仅起源早,而且不断得到发展,虽然时快时慢,但从未中断,如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图形;春秋战国时期的蝌蚪文、梅花篆;汉代漆器上的凤形、唐代的宝相花纹以及后来出现的金文形态等。中国传统图形资源是极为丰富的,它们在自己的发展和演变中,既有一以贯之的脉络,又有多姿多彩的风貌,它们以其多样而又统一的格调,显示出独特、深厚并富有魅力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些图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的沉淀、延伸、衍变,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体系,这一体系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精华,同时也体现出了华夏民族所特有的艺术精神。
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有中国的汉字、中国的京剧、中国的红颜色,等文化符号。还有出土文物,鼎、陶瓷器,棋盘式的格局,中国木构架的体系等,中国的红颜色、中国的园林、中国的斗拱等等都得到了很多的传统文化元素。我们把这些元素加以整合、领会以现代的手法提炼构成东方之美的造型,来表达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转化成现代文化设计元素。
传统图形艺术结合到现代标志的设计中,设计出具有主张性、时代性和国际性的现代标志的关键。但这样的一种结合,并不是指对传统图形进行纯粹的拷贝或者简单的挪用,而是去认识和了解传统图形,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挖掘、变化和改造传统图形,让传统图形成为设计的一个新的创意点和启示点,从而设计出焕有生命力的中国型现代标志。香港凤凰卫视的台标就成功地借鉴了中国传统的凤凰纹样,并采用中国特有的“喜相逢”的结构形式,一凤一凰振翅高飞,铿锵和鸣,将媒体的特点,以及品牌立意高远,领唱同侪的王者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至,用两只飞翔盘旋的凤凰形象代表中美两种不同文化的互补和交融,体现了融汇东西、荟萃南北的文化观念,具有明显的华夏文明的烙印。设计的多种元素进行有机艺术化组合。在设计中基本元素相当于你作品的构件,每一个元素都要有传递和加强传递信息的目的。传统文化元素包罗如此之广,正是设计师们吸取营养的沃土,对招贴设计有着深刻的启迪和借鉴作用。而在我国有着这么深厚的文化背景下,设计师从中获取的设计源泉也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完美地把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糅和到现代设计观念里面。
产品设计中的传统文化元素运用与现代创造性转化
1.文化运用与产品文化内容转化
在这方面有一个统称的词语叫做“文化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98年出台的《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该文件明确提出,“所谓创意产业,就是指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依据David Thirsby 1997年的说法,创意产业具有三大特色:第一,文化创意产业活动会在生产过程中运用某种形式的“创意”;第二,文化创意产业活动被视为与象征意义的产生与沟通有关;第三,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至少有可能是某种形式的“智能财产权”。据此可以知道,所谓文化创意产业,就是要将抽象的文化元素直接转化为具有高度经济价值的“精致产业”。换言之,这就是要将知识的原创性与变化性融入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之中,使它与经济结合起来,发挥出产业的功能。显然,这是一种使知识与智能创造产值的过程。
2.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分别与分析
文化产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反映了文化发展的特殊背景和自身发展阶段的特征。20世纪40年代国外就提出了文化产业范畴,但由于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状况差异大,作为产业分类概念,文化产业没有统一的内涵标准。我国根据实际情况,将文化产业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根据上述界定,《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中将文化产业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文化产业核心层,包括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艺术服务。二是文化产业层,包括网络文化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其他文化服务。三是相关文化产业层,包括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销售。
与文化创意产业相比,文化产业内涵界定的角度不同。文化产业主要从产出的角度、从所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的精神文化性质着眼,只要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产业,都是文化产业。而文化创意产业,除了服务于个人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外,还服务于生产领域提升产品附加值、经济发展中提升产业结构的要求,明显突出“生产业”的性质。从外延来看,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外延比较接近,主要差别有三点:一是创意产业包括整个设计业,而文化产业则在设计业方面只包括“工艺美术设计服务,美术图案设计服务,展台设计服务,其他与文化有关的设计服务”,而不包括“工业产品设计服务,包装装潢设计服务,模型设计服务,其他专业设计服务”;二是创意产业不包括旅游业,而文化产业则在“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中包括“旅游文化服务”;三是文化产业“相关文化服务”中还包括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而创意产业则不包含这些。
3.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元素的发展与运用应当并进
元素的运用效果很醒目,在很多的建筑中都有运用。如奥运森林公园和中心区景观规划设计强调中国传统文化阴阳哲学,由南到北形成代表“历史”“现在”“未来”的3个景观区,借用中国传统“门”的概念,运用现代设计手法在奥林匹克公园的起点区域设置五环门,并以“起源”空间和“萌丘”作为空间序列的起点和终点,城市庆典圣火盆设计采用“天圆地方”的理念,以鼎这个中国青铜器的代表以及祥云图案为设计元素。顶部镂空的56朵祥云象征中国56个民族把祝福带到五大洲;四柱八面象征北京奥运会欢迎四面八方的宾朋。各空间的景观设计力求体现“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精神。景观设计方案视觉效果独特,明显区别于往届奥运会,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的完美结合,并且寓意深刻。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之所以有源远流长,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外形具有美好的欣赏价值,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传统图形里面,往往蕴藏着更多更深的吉祥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是我们祖先在理想主义的浪漫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借喻、比拟、双关、谐音、象征等手法来表现其向往美好生活、趋吉避凶的生活态度的一套完整的艺术形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具象与抽象是并行、共存的,抽象是从具象中生出,具象是抽象的表现,是感性与理性完美巧妙的结合。外在形态是内在意义借以表达的方式,是内在涵义的外化和物化。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造型背后的“意”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企盼与向往,因而传统文化元素造型背后的吉祥意味同样适用于现代设计,适用于传达现代人的设计意念。例如中国联通的标志,采用的就是源于佛教八宝的“八吉祥”之一“盘长”的元素,取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之意。这种吉祥寓意的传统文化元素沿用,使我们的元素现代设计少了一些商业气,更多了一些文化气息和亲和力。将传统文化元素背后的吉祥意味沿用在现代设计之中,从而延展出更新、更深层次的理念精神,使其更具有文化性和社会性,这也是现代设计的一种很好的方法。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借鉴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对于“形”和“意”的沿用,仅仅说是对传统文化元素的一种浅层次的发展和提升,而一种新的民族形式的创造,是需要我们摆脱美学传统的物化表相,进入深层的精神领域去探寻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注重传神,对神的描写高于对形的描写,强调主观对客观物体的感受,注重审美的内心体验和对“气韵”的感悟,它不是靠“再现”的逼真去征服读者,而是通过以“物”传神的方式,使“神”超越感性现象在心灵中升华,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特有的审美情趣。我们只有在深入领悟传统的艺术精神、充分认识来自现代西方的各种设计思潮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寻找传统和现代的契合点,才能打造出符合新时代的民族形式,才能找到真正属于我们本民族的同时又能够为国际社会所认同的传统文化元素现代设计
对于传统元素的发展与文化进步的建议
1.进行文化月与有奖征集优秀元素运用与作品
在这个方面,文化月的举办有助于普及大众文化知识,而有奖征集优秀元素文化作品是一种提高人们想法的手段和方法。比较成功的是08年北京奥运会的会标征集,“中国印·舞动的北京”整个标志造型借用传统艺术印章的表现形式,运用了中国特有的介于似与不似之间写意手法,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等艺术形式与运动特征结合起来,经过艺术夸张变形,巧妙地幻化成一个向前奔跑、舞动着迎接胜利的运动人形,人物造型同时形似现代“京”字的神韵,该标志不仅蕴含浓重的中国韵味,同时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同。因此,我们应当看到,虽然高度科技化、信息化的现代社会对于传统造型艺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给其带来了新的发展的契机。新的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导入为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观念提供了更多样的可能性。只要我们把握住“神”与“意”,最终会寻找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形”象的。总之,我们强调精神的吸收与融合,因为只有建立在哲学精神上的吸收与融合,才能实现审美意识上真正的融合。只有精神的吸收与融合,才能避免照搬传统艺术的固定不变的模式,造成我国现代设计风格多元化和设计形式多样化的局面。在比较中吸收,在比较中继承,将是一条我国的现代设计走向辉煌之路。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传统文化元素的现代设计艺术以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强烈的现代感让全世界注目。在这方面文化月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文化月能提升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和深度了解,使得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元素。有奖征集优秀文化元素是提升人们参与学习和发明新的文化元素的一种动力,在这动力下,文化元素形成了提升文化进步的一种氛围。
2.对于文化元素进行整理提高与再分析
文化元素的艺术性指“运用文化元素的独特的艺术形式、艺术手法来反映现实生活,使文化元素作品有文化元素气派和风格。”具有文化元素特点的艺术作品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及审美意识,采用传统艺术形式创作,主要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愿望和艺术审美情趣。保持艺术的民族性不能夜郎自大,不能无视文化元素艺术精华;吸收文化元素艺术精华也不是将文化元素个性消解。文化元素的进步不仅仅是拥有一种包含一切艺术之优点的艺术,应不断吸收他文化元素艺术的精华,以完善和发展本文化元素艺术.艺术的时代性主张摆脱桎梏、解放思想、抛弃民族文化传统,是一种超阶级的势力扩充。就艺术而言,是一种文化元素被容纳的形式和内容。
总结
传统文化元素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创作动力,在现代其他各种文化艺术领域之中,例子不胜枚举。传统文化元素并不等于过时,传统文化也不会光芒不在,关键是在于我们如何运用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并且发扬光大。我们仅仅将传统文化元素作为历史文物“保护”起来,更不能视之如敝履,犹恐扔之不及,我们需要的是弘扬和发展文化传统元素的进步。进行进一步的发扬与光大。现代设计是不是就等于要将传统摒弃、淘汰甚至与之隔绝,又或是束之高阁,否则就是陈旧过时而体现不出创意感和时代感的。一些深入民心的文化元素标志设计的佳作是将传统图案与现代设计互相结合,互相融为一体的,进行提升和进步。
[参考文献]
[1][美]伯顿,《广告文案写作》[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1月。
[2]滕雪梅,霍康,《图案设计教学与运用》[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
[3]王力强,《平面构成》[M],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5年7月。
[4]王怡颖,《创意市集》[M],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出社,2005年7月。
[5]王序,《欧洲创造产品》[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年11月。
[6]朱和平,《设计现代设计史》[M],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
[7]陈望衡,《艺术设计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
[8][美]纽瓦克,《什么是平面设计?》[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1月。
[9][美]诺曼,《情感化设计》[M],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年5月。
[10][美]利德威尔,《最佳设计100细则》[M],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7月。
[11]安晓波,王晓芬,《设计艺术造型基础》[M],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年3月。
关键词: 现代文阅读 阅读现状 阅读能力培养
随着语文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语文界普遍认识到:阅读不仅是学好语文的基础,而且是学好其他学科的基础。阅读对于积累知识、开阔视野、陶冶情操、提高写作能力有重要的作用。现代文阅读是全面考查理解能力的一种形式,它覆盖面广,综合性强,灵活多变,所以难度较大。正因为此,在整个试卷中往往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我们应该充分重视,认真对待,寻找解答规律,力求快速高效。要提高现代文阅读能力,在考试中立于不败之地,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现代文阅读能力”。依据2016年《考试说明》,可以概括为“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的含义,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那么,理解、筛选、分析、归纳、概括就是语文高考重点考查的“现代文阅读能力”。
由于阅读能力培养被长期忽视,导致在现代文阅读考试中失分严重,众多教师和学生反映,在语文高考复习中,现代文阅读是最难把握的一个项目,师生戏称之为“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即使“食之”,大家也觉得无从下手,在复习过程中很多存在“怕”的心理,没有主动、大胆地训练,这就造成在考场上学生碰到现代文阅读题而不知所措、慌乱无比的现象,从而无法提高现代文阅读的得分率。针对这些情况,本文就学生现代文阅读能力培养问题进行探讨。
一、立足课本,举一反三
长期以来,我国语文教科书都是采用“文选型”的模式,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范文制度”,“语文教材无非是一批例子”的观念影响深广,阅读教学内容似乎就是以范文为例,证实各种语文知识规律。这些“范文”和“例子”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经典文篇和言语经验。经典文篇就是从古今中外文化典籍中选出来的世界和民族优秀的文化和文学作品。以课本为“本”,这不仅是因为“别无选择”,而且是“最佳选择”。因为课本中的文章都是精选的“例子”,有代表性,这些有代表性的经典文篇和言语经验,给阅读训练提供了各种典型的规范的言语材料,让学生在接触、体验和分析比较中找到言语现象的特点与规律,进而获得因反复训练而形成能够迁移的阅读能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举一反三。
叶圣陶先生说:“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如何在文章教学的广博内容中举好“一”?首先,必须明确这里的“一”并不是单一、孤立的文章知识,而是一个个的文章知识板块。有创造力的教师总是引导学生运用辐合求同思维对知识进行不断总结、归纳,把新旧知识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综合、概括出最基本的概念和系统的知识,得出规律,达到获得文章知识板块益于理解的目的。课文是“一”其他文章是“三”,“举一”后还要“反三”,“反三”的过程就是发散思维求异促创新的过程,不“反三”,思维的创造力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在课本既定的情况下,“举”便成了关键。而在具体的“举一”过程(阅读教学)中,又存在不同层次的“举一反三”。因此,立足课本,优化“举一反三”方法便成为应试对策的核心部分。
二、注意选材,有效阅读
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重要条件之一是选好阅读材料。高考是综合性的选拔考试,复习时,考生时间非常紧张,不能像平时一样进行多方面、全方位的阅读,而必须有所选择地进行有效阅读训练,即围绕高考语文的总体要求选择阅读范围。作为高三,除了通过阅读课文提高阅读能力外,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阅读足够量的课外材料提高阅读能力。首先,应该充分挖掘学生现有的阅读材料,加大阅读训练的力度,加强与备考有关的习惯和方法的培养,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阅读题得分率。其次,要学会解读高考试题和应用已经学过、做过的练习题。学生应对过去三年的高考题进行解读,而不是单纯地做,要解读出题人的意图,了解解题的思路、命题的趋势,从而得到当年应试的策略。题目不在多做,重要的是透视、解读它。因为高考题目是不会重复的,但是考点、思路是一样的。
三、敢于尝试,从容应试
老师和学生在现代文阅读上都存在一个“怕”字,即在阅读训练中只注意帮助学生从阅读材料中获取信息,怕因培养学生如何获取信息的能力而浪费时间;只注重落实基础知识,怕阅读能力训练劳而无功。那么,学生一旦做起陌生的阅读综合题,原来上课听到的、记住的答案就不能对号入座,此时,游泳于大海中的学生就像从浪峰被人推下浪谷,茫然而不知所措。究起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平时所学的知识是较单一的听来的或记来的,而不是从活生生的语言环境中、从阅读能力的训练中学来的。能力训练的特点要求注意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能力,教给学生阅读的方法,从而发展他们的智力,学会分析、综合、比较的方法,自主获取知识。这就要求教学改革既要有科学精神,又要有冒险精神。教者要变“怕”为“敢”,还要鼓励并引导学生突破“怕”的封锁线,教育学生懂得:有所失才能有所得。鼓励学生大胆地尝试、不怕训练。现代文阅读是高考语文的重点和难点,从某种程度上决定高考的成败,且训练面广量大,任务繁重,但我们不能因此而退却,必须提高认识、树立信心、讲究方法,师生共同努力,力争打赢这场硬仗。
以上本文对学生现代文阅读能力的提高作了几点阐述,但是要真正地提高现代文阅读水平,还需要训练,在考试的时候才可以挥洒自如。正所谓“实践出真知”,阅读也一样,正确有效的阅读方法需要在反反复复的实践中培养出来。总之,教学有法,但教无定法,提高学生现代文阅读能力的有效之法要思考、探索。
参考文献:
关键词:西南联大;大学文化;“常”;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2-0026-01
一、沈从文在西南联大
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在杨振生的引荐下任西南联大的教授。从1939年9月开始,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文学院中文系和师院国文系授课,直到西南联大结束。沈从文讲授的多为现代课程,如“现代中国文学”,“国文读本”等,而现代文写作是沈从文讲授最多,也是最具特色的课。
沈从文讲课从不从本本出发,也不唯理论是从,而是从自身出发讲自己的感受和见解。而教写作课要做到这一点没有深厚的知识,没有丰富的创作经验是不行的。沈从文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本就是现代文学的创造者之一,他对现代作家、作品及事件都相当熟悉。沈从文没有闻一多讲课时的语气力量,也没有朱自清授课的条理明晰,但他能写文学作品,有更多的创作经验,亦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授课风格。
西南联大作为一所与抗战共始终的大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条件。而沈从文作为联大教授中的一员,他的创作风格与联大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与左翼文坛注目于社会政治之“变”不同,沈从文潜心于表现“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的人性之“常”。他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并称自己创造的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他的小说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长河中,在乡村和城市的题材空间中,通过对人性世界和病态世界的对比,严肃地探讨了人生,讴歌了健全的人性形式,从而构建了一个从人性道德角度去表现人性之‘常’的独立自足的艺术系统。
二、沈从文创作的文化内涵:“常”
在沈从文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人性的立场始终贯穿其中,他以大量的文学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坛营造了一个丰富而深邃的人性世界。在其创作中,不同的时期的“边城”风貌有着不同的文化形态,对此沈从文先生曾用“常”和“变”这一概念,既关注边城在时间流转中由于外来影响而产生的变异,又同时意识到边城在变异过程中始终留存下来的固有的文化形态:“常”。
1941年8月,沈从文的《烛虚》集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收散文和文论各四篇,散文分别是《烛虚》、《浅渊》、《长庚》和《生命》。其中《烛虚》鞭挞浑浑噩噩、苟且偷生的废物,着眼于青年健康的人生观和向上奋进意识的养成,并且剖析自己表现了对社会上恶劣现象的怨愤和自己的一些悲观情绪。
作为既为特殊文化浸染又不得不接受现代思想文化的“乡下人”式的知识分子,沈从文的文化内涵与二十世纪现代中国文化之间分别从属于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存在不同的文化历史渊源。
三、从西南联大看大学文化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
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的一个特殊产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而沈从文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对西南联大来说是标志性的意义,同时西联大学那深厚的大学文化对其创作上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在文学创造上,沈从文曾被冠以“唯美的乡土文学作家”之名,但事实上他从来就不是“纯文学”的提倡者,也并不排斥文学的功能性,在他的眼里,文学之“道”就是着笔于表现人性,他的文学思想即首倡的“美育代替宗教”思想。流亡到昆明后,沈从文同联大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坚信“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基于这样的自我定位和价值选择,沈从文方能在一派“文章下乡,作家入伍”的大潮中沉潜下来,并默默地承受着外界对他的种种非议与误解,埋首于“艰难而痛苦”的精神创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点。
沈从文曾多次说到他的创造是为了表示对于美的类似宗教的“崇拜和倾心”,“供奉的是‘人性’的神庙”,并由此途径探讨“民族品德的消失和重造”。这一时期,沈从文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湘西》、《长河》、《潜渊》、《烛虚》、《看虹录》、《七色魇》、《摘星录》可以看做是这时期的重要作品,在创作手法上,是一种“向着生命深处”走去的产物,是自己“情感发炎”的结果,而非前期的以奇情异俗的描写打动人。
西南联大在存在的短短八年时间里,培养了两千多名毕业生,不论他们走到哪里,也不管他们命运如何,无一不把他们在联大的岁月视为自己一生的精神财富而倍加珍惜。而联大的教授们,在西南联大这个独特的历史环境下,创造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个不可或缺的重点。
关键词:品牌敏感;文化价值观;分组多元回归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11-0097-09
一、文献综述
1 品牌敏感
品牌敏感是决定消费者实际购买行为的前置心理变量之一,指消费者在购买决策过程中是否重视品牌名称。当消费者在购买某一类产品时首先关心品牌是什么,将品牌作为重要决策依据,那么就可以称其对这类产品品牌敏感。Kapferer和Laurent针对法国1 618个家庭用户研究的20大类产品中,平均而言,品牌敏感最高的5种产品为香槟酒、矿泉水、香水、咖啡和香皂;品牌敏感最低的5种产品由低到高依次为短裙、胶水、吸尘器、床垫和电池。但是,作者也特别指出,按照产品来研究品牌敏感是一个“严重错误”,因为对于同一类产品,消费者的品牌敏感程度十分悬殊。比如,对于洗衣粉,以100为基数,有的消费者品牌敏感指数高达154,有的则低至52。因此,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平均”的消费者,品牌敏感更多地属于个体变量,受到多种个体变量的影响。
品牌敏感能够促进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具体地,品牌敏感可以通过对算计性品牌承诺的影响而提高情感性品牌承诺。情感性品牌承诺体现了真正的、持久的品牌忠诚。消费者品牌敏感对于情感性品牌承诺的影响既证明了品牌敏感概念的预测效度,也揭示出品牌敏感在品牌权益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品牌权益以品牌敏感为基础,假若消费者在购买某类产品时对品牌不敏感,不关注品牌,那么该行业内任何企业的品牌权益建设将无异于空中楼阁,难见成效。为此,研究人员着力探讨品牌敏感的前置影响因素,发现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涉入程度和对不同品牌之间质量差异的感知对品牌敏感产生重要影响。
从品牌敏感自身的形成机理来看,品牌敏感形成自品牌功能,即品牌对消费者而言是有用的,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所以才会重视品牌。首先,品牌具有实用,是一种质量符号。承袭传统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和心理学的认知理论,该流派从理性和决策的角度分析品牌如何能够帮助消费者制定最优购买决策,选择质量性能最佳的产品。从认知能力的角度,消费者为了降低购买的复杂性,将品牌作为一种外生变量来推断产品的总体质量;从认知捷径和认知启发的角度,当产品属性过于主观模糊时品牌的代表性、品牌声望和品牌偏好都能帮助消费者作出正确评价;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消费者和销售者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所以销售者会“释放”包括品牌在内的“信号”以方便消费者推测不易观察的质量。Dawer和Parker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与价格、外形和分销商声誉相比,品牌的质量符号作用更强,而且这一结论具有一定的泛文化性。一项跨文化比较研究还发现,中国消费者比西方消费者更倾向于通过品牌名称来推断产品质量。其次,在实用之外,品牌还具有象征。消费者可以通过品牌这一象征符号来实现一种扩展的自我,品牌由此成为在社会中个人实现身份认同的手段,购买某特定品牌产品目的不再是“占有”,而是“成为”。消费者在产品购买和使用中注重品牌个性和品牌形象,希望品牌形象能与自我概念相一致,借助品牌来表达、保护和强化自我形象。
2 文化价值观
以Hofstede为代表的学者们为阐明全球不同的文化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奠定了基础。文化代表着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取的知识、信仰、规范、价值和传统等。在消费者行为研究领域,Kamakura和Novak认为,文化价值观是消费者态度和行为形成的决定因素,有助于对消费者行为形成更加持久而深刻的理解。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南怀瑾认为,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人过去甚至当今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虽然儒教文化是所有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特点,但中国无疑是该地区的核心所在。在Hofstede提出的“儒教推动力”这一反映儒教思想的特定文化维度上,中国大陆得分最高。儒教并非一种宗教,而是以社会为核心的一个思想体系。它超越了个人,个人存在以家庭和社会为基础,个人行为需要考虑到家庭影响和社会作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集中于由儒教文化所确立的一系列社会关系上。在该体系下,所有的消费都具备了一种社会功能。具体而言,在以儒教文化为特征的社会中,影响消费者行为的社会价值有4种:社会中的互相依存、集体需要和个人需求的平衡、层级制度和从属于社会的合理性。
文化总是与传统相连,反映着人们深植于传统和历史之中的共同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使不同文化得以区别,互相之间具有较为明确持久的界限。但是,任何文化都非静止凝固的,而会因内部创新性个体的张力以及外部环境的压力而处于传统与现代的不断撞击中。中国现代文化价值观一方面形成于中国文化的自身演进,另一方面来源于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现代化”就成为中国文化的新核心。着眼于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现代化”思想下出现了中国新的文化价值观,如现代、科技和质量等。这表明,当代中国文化既包含家庭等传统因素,也吸纳了现代、科技等现代因素。
3 产品利益属性
消费者需求是一切消费者行为的本源,未满足的需求就成为直接引发消费的动机。在消费者行为的有关文献中,消费者需求被分为三大类:功能性需求、体验性需求和象征性需求。相应地,产品为消费者带来的利益可以分为三类:功能性利益、体验性利益和象征性利益。从顾客价值的角度,产品的不同利益属性与顾客在购买和消费中所获价值相对应,即功能性价值、体验性价值和象征性价值。研究表明,为消费者带来不同利益的产品或特定产品中的不同利益属性和价值感知经常直接地或作为调节变量影响消费者行为。
二、研究假设
1 文化价值观对品牌敏感的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强调行为的社会性,中国社会在儒家文化价值观影响之下,象征性需求十分旺盛,象征性消费非常普遍,针对具有象征意义的高档优质产品的炫耀性消费成为时尚。品牌具有身份象征功能,在重视行为象征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可以推断,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会更多地关注品牌,重视品牌,倾向于购买优质名牌产品。因此,本文的假设1为:
H1:消费者的传统文化价值导向越强,其品牌敏感度就越高。
至于中国的现代文化,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现代”和“年轻”成为最主要的价值观。为了展示自己符合现代潮流和时尚口味,彰显自己的个性和年轻,中国的年轻消费者正成为品牌消费的主力军。同时,对于“现代”价值观的追求也使人们对于那些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和品牌情有独钟。在追求“现代”和“年轻”的当代文化价值观影响下,品牌在购买选择和消费过
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象征性作用得到加强,消费者表现出对品牌的格外重视,对那些质量优越并能体现创新技术、新型消费理念和时尚感的品牌产生偏好。据此本文的假设2为:
H2:消费者的现代文化价值导向越强,其品牌敏感度就越高。
2 产品利益属性对品牌敏感与文化价值观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基于有形产品,以外在价值为主,认为产品价值/利益包含功能性和象征性两大类,前者用于解决个人的实际问题,后者主要用于满足个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Bhat和Sfinivas明确指出,虽然产品可以按照功能性价值和象征性价值进行分类,两类价值确为不同概念,但是它们完全可以共存于同一个产品中,并不矛盾。因此,本文不将二者对立起来,而是共同研究产品中象征性和功能性利益属性对于中国文化与品牌敏感的关系的调节作用。
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都有助于增强消费者的品牌敏感,但该作用还受到产品利益属性的影响。原因在于,品牌功能主要体现在质量符号和身份象征两方面,如果产品具备高功能性利益,消费者就会倾向于购买名牌以保证获得优质产品,对品牌更为敏感;如果产品具备高象征性利益,消费者也会更加借助品牌来显示身份地位和个性品位,从而增强对品牌的敏感。由此,我们推断产品的高功能性和高象征性利益对于品牌敏感与文化价值观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形成本文的假设3和假设4。
H3:在产品的高象征性利益或功能性利益条件下,消费者传统文化价值导向对于品牌敏感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4:在产品的高象征性利益或高功能性利益条件下,消费者现代文化价值导向对于品牌敏感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三、实证研究
1 产品
本研究选取的产品类别为手机,因为手机兼具象征性和功能性利益,既满足人们实时无线通讯和上网娱乐等功能性的实际需要,也满足人们对于地位、身份和个性等象征性利益的追求。当然,由于在同一产品类别中,不同的品牌定位不同,有的更侧重于功能性利益,有的则以象征性利益为主要诉求。所以,我们要求被访者在回答问题时,以市场上现有的最好手机品牌为参考(在市场上现有的手机品牌中,想象你拥有一部你认为最好的手机)。同时,由于我们的研究重点是品牌敏感的文化动因,是真正购买行为之前的心理变量,所以回答问题时考虑的不是当前自己实际拥有的手机。
2 数据
正式的问卷调查在2008年10-12月展开。在正式调查之前,我们进行了小样本(20人)的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调整了项目顺序,使属于同一维度的文化价值观题项更为分散,以避免背景效应。正式调查的对象是北京、成都、太原三个城市的手机消费者,具体方式为在被访者家中或办公室进行面对面人员访谈。虽然成本较高,但该方法能够保证较高的回复率。共发放问卷240份,回收234份,删除不合格问卷后得到228份有效问卷,样本有效率为97.4%。有效样本的构成为:男性46.7%,女性53.3%,平均年龄为30岁。
3 测量
本研究所探讨的是消费者品牌敏感的文化价值观动因以及产品利益属性的调节作用,涉及的因变量是品牌敏感,自变量是传统文化价值观和现代文化价值观,产品功能性利益和象征性利益的和为调节变量。针对所有自变量和因变量,我们采用7分利克特表,从1分到7分,1=“完全不同意”,4=“不确定”,7=“完全同意”;针对调节变量,我们采用7级语意差别量表。
品牌敏感是一个单维的心理变量,我们采用Kapferer和Laurent所提出并得到广泛应用的量表。传统文化价值观是一个复杂的价值体系,我们采用由张梦霞专门针对中国消费者所开发的量表,包括“行为与地位符合”、“家庭声誉”和“倾听他人”三个维度。现代文化价值观的内涵从文献研究中得出,包括“现代”和“年轻”两个方面:前者表明身处时尚甚至前卫的重要性,后者表示对年轻的崇拜。我们据此开发了4个问题进行测量,一方面衡量这些价值观的重要程度,另一方面衡量愿意为之付出的努力程度。至于产品的象征性和功能性利益属性,我们主要参考Chaudhuri和Holbrook采用的功能性价值量表和Wright开发的象征性价值量表,并根据研究问题进行了微调。以上各变量的测量题项参见表1。
4 测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我们对本研究涉及的品牌敏感、儒家文化价值观、现代文化价值观和产品的功能性/象征性利益属性这4个主要变量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目的是对测量项目进行提炼和优化。我们采取四项标准删除了若干题项:(1)共同度低于0.40;(2)因子载荷低于0.50;(3)在一个以上的因子上存在交叉负荷;(4)不符合内容效度的要求。分析结果显示,Barlett球度检验均具备统计显著性,KMO值也均接近或大于0.7,令人满意。经优化后的各变量测量题项参见表1。
根据表1,儒家文化价值观中的“家庭声誉”因子在本研究中没有显示,现代文化价值观只呈现单一因子结构。品牌敏感为单维变量,产品利益属性包含象征性利益和功能性利益两个因子。所有题项的共同度均大于0.5,除现代文化价值观以外,因子可解释方差大于60%,经方差极大正交旋转后所有因子载荷均大于0.7,取值令人满意。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又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在删除因子载荷低于0.5的两个题项You_1和You_2后,我们通过Lisrel 8.54进行的整体模型估计得到,X2104=199.99,p=0.000,RMSEA=0.058(≈0.05),SRMR=0.056(
在验证了测量量表的信度与效度的基础上,我们计算出各变量所包含题项的平均值,用于在后续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检验我们提出的研究假设。
5 变量间关系分析和结果
为了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来研究自变量文化价值观与因变量品牌敏
感之间的关系,以及产品利益属性对此关系的调节作用。首先,我们以品牌敏感为因变量,以“行为与地位符合”、“倾听他人”和现代文化价值观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F(3,207)=19.033,P=0.000,R2=0.216,R2=0.205。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系数参见表3。据此,反映儒家文化价值观的两个变量――“行为与地位符合”和“倾听他人”均对于消费者的品牌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60,P=0.000和p=0.154,P=0.020),假设1得到支持。反之,现代文化价值观对于消费者的品牌敏感并未呈现出显著影响(B=0.080,P=0.212),假设2未得到支持。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利用分组多元回归来研究产品利益属性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首先,通过求取平均数,将样本按照产品功能性利益和象征性利益划分为高、低两组,构成了2×2的组间实验设计,即高象征性利益/高功能性利益、高象征性利益/低功能性利益、低象征性利益/高功能性利益和低象征性利益/低功能性利益四组。之后,我们进行分组回归,并通过对同一自变量在不同组间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B进行t检验来验证调节作用的存在,方差齐性检验结果表明,四组的方差具有齐性,符合分组回归的前提要求(Levene statistic=0.490,P=0.690>0.05)。分组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4所示。
由表4可知,传统文化中的“行为与地位符合”因子对消费者品牌敏感的影响在前三组中显著,在第四组中不显著;传统文化中的“倾听他人”因子对消费者品牌敏感的影响在四组中均不显著。假设3得到支持,产品利益属性对于传统文化中行为与地位相符对消费者品牌敏感的影响起到了调节作用。反之,现代文化对于品牌敏感的作用在四组回归中均不显著,产品利益属性未呈现出对现代文化对品牌敏感的调节作用,假设4未通过检验。
鉴于传统文化中的“行为与地位符合”因子对消费者品牌敏感的影响在前三组,即产品具备高象征和/或高功能利益的三种情况下均呈显著,但非标准化回归系数B值不同(分别为0.350,0.430和0.536),为了进一步检验产品利益属性的调节作用,我们接下来将考察该影响在三种情况下是否还存在差异。为此,我们根据Hardy提出的t检验公式,对前三组回归方程中“行为与地位符合”因子对于品牌敏感的回归系数B进行了两两对比组的t检验。组间比较结果见表5所示。
由表5可知,虽然回归系数不同,但在前三组中,中国传统文化“行为与地位符合”因子对于品牌敏感的显著影响作用并未呈现出差异性。即在产品具备高象征性利益和/或高功能性利益的情况下,消费者追求“行为与地位符合”的文化价值取向都使其对品牌更为敏感和重视。具体地,如果产品具备高象征性利益,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地位和身份的特征就会促使消费者更加重视品牌,品牌成为传递身份和地位的载体。同样,如果产品具备高功能性价值,说明产品十分有用,属于必需品,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行为和地位一致的特性也会促使消费者购买名牌产品,以保证质量和服务,体现出品味和面子。
四、结论与启示
1 结论
本文探讨了消费者品牌敏感的深层次文化价值观动因。通过回顾品牌敏感和消费者文化价值观的相关文献,我们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代文化均正向地影响消费者的品牌敏感。研究结果表明,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价值观是影响消费者品牌敏感的重要动因,“行为与地位符合”与“倾听他人”维度均对于消费者的品牌敏感有积极的显著性诠释作用。其中,“行为与地位符合”比“倾听他人”对于品牌敏感有更大影响(β=0.360,P=0.000和β=0.154,P=0.020),表明注重个体行为在社会中的适当性是中国消费者品牌消费的最主要文化推动力。相反,中国现代文化对品牌敏感未表现出显著影响。原因可能在于:第一,现代文化中的价值取向体现为不断追赶时尚潮流,消费者有时故意通过不知名的品牌来突出自己的另类个性,甚至通过自己动手来彰显不同;第二,当前手机品牌之间质量差异小,品牌象征性与服装、运动鞋等产品相比也较低,因而品牌的实用性和象征都较为有限,追逐时尚的现代消费者在购买时会更多考虑手机的外观、设计和性能,品牌并非其决定因素。
上述结论说明品牌有助于消费者加强社会归属和身份识别,消费者由此对品牌更为敏感。这不仅验证了品牌的象征意义和文化载体功能,也推动了对消费者品牌态度和象征性消费行为特别是高象征性奢侈品品牌的消费行为的理解。虽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象征性消费有逐步增强的趋势,但本研究显示,在经济发展因素之外,象征性消费存在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动因。在中国,两千多年前形成的儒家思想依然对今天的中国消费者行为产生影响,其重视社会地位和他人意见的特征对于消费者品牌态度有显著影响。本研究还揭示,以传统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人文化价值观作为个体行为规范所呈现出的相对稳定性特征,说明研究传统文化价值观对探索消费者行为的重要性。
我们进一步考察了产品利益属性对于消费者文化价值观与品牌敏感关系的调节作用。从顾客价值的角度,我们提出产品的象征性利益和功能性利益对上述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传统文化“行为与地位相符”对品牌敏感的正向影响因产品的顾客价值而异。虽然品牌作为身份和质量符号,消费者对此敏感有其深层次文化动因,但这一关系只体现在购买和消费那些高象征性价值和/或高功能性价值产品时。对于顾客价值偏低的产品,消费者的品牌态度与文化无关。该研究结果揭示了品牌承担文化载体功能的条件之一是产品具备高的顾客价值,证明了顾客价值在品牌营销活动中的基础和主导地位。
2 管理启示
上述研究结论能够运用于企业的品牌沟通决策和营销策略,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中国市场上,企业需要在品牌沟通战略中激发顾客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以提高顾客的品牌敏感度。当前许多企业都认识到了挖掘品牌文化内涵的重要性,老字号努力重振和发挥品牌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新品牌也尽量在品牌建设中浸润文化元素,甚至在中国的外资品牌也极力强化品牌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联。本研究证实了传统文化对于品牌建设的促进作用,阐明了品牌文化营销的合理性,并且明晰了传统文化比现代文化在刺激消费者的品牌敏感方面更为有效。因此,在广告宣传等品牌沟通活动中企业应该进一步突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特别要强调行为与地位的一致性,使用家庭亲情、师长尊严、社会伦理等传统行为规范主题,从而引发并强化顾客对品牌的敏感和重视。
第二,精确衡量本企业产品对顾客的象征性利益和功能性利益,并且在沟通宣传中加以突出。本研究首次揭示,顾客感知的产品价值水平越高,传统文化价值观对于品牌敏感的正向影响就越强;相反,如果产品的顾客价值低,那么文化对品牌的促进作用就会消失。可以认为,失去顾客对产品高价值认知的支持,消费者的品牌敏感很难持久,更无法形成对某个特定品牌的忠诚。
第三,根据顾客持有的文化价值观进行更有效的市场细分。文化是消费的最本源动力,在精确度量消费者文化价值观取向的基础上,企业可以据此进行有效的市场细分,识别那些传统文化价值观最为强烈的顾客群,视其为目标顾客,从而提高品牌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五、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第一,本研究还需要在更多的产品类别和更大范围的样本中重复进行,以验证并拓展我们当前的发现。虽然手机在本研究中确实体现出象征性和功能性利益,但由于手机品牌的象征在现有研究中仍有分歧,因此可以考虑采用分别以象征性价值和功能性价值为主导的两类产品(比如运动鞋和电池),通过实验手段来控制并开展研究。
引言
从陶瓷发展的历史上看,陶瓷审美包括在人们广泛的文化语意之中。换言之,就是人们利用陶瓷来表达各种文化语意,直至展示精神世界的起伏变化。
青瓷,作为中国陶瓷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基本奠定了中国属于瓷器母国的文化地位。长期以来,无论陶瓷物质材料及其工艺如何发展和进步,青瓷的现实作用一直比较重要。原始陶瓷的时代,青瓷曾经一花独绣;“南青北白”的陶瓷文化时代,青瓷与白瓷曾经分庭抗垒。毫无疑虑,青瓷在陶瓷文化的长河中,所激起的浪花仍然使现代人回味无穷。
一 青瓷文化语意随着社会文化发展而丰富多彩
陶瓷作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本文由收集整理物质媒介,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在社会文化的发展中,不仅没有淹没各种陶瓷在文化中的功用,反而使它的文化语意更加丰富多彩,其中,青瓷就是这样的代表。
从陶瓷发展史看来,青瓷较早出现在秦汉时期,“秦汉原始瓷的釉层较战国时的厚。但釉色普遍较深,呈青绿,或黄褐等色,可能釉料中氧化铁的含量较战国时的高”。尽管如此,对青瓷的界定不能仅仅停留在瓷质、色彩以及肌理等物质的性质之上。倘若以此对青瓷做界定,陶瓷文化中许许多多的问题都不能被阐释清楚。因为釉料中氧化铁含量较高,所以,在还原气氛烧成中呈现青绿色。这是较早的青瓷。青瓷一经发明和使用,便得到广泛流行,也得到不断延续和发展。由于瓷器比陶器坚固,又清洁美观便于清洗,再加之瓷器远比漆器、铜器造价低廉,并且原材料分布极其广泛,藏量丰富。因此,各地根据各自的自然和人文条件烧造了大量的瓷器,以适应文化生活的需要。
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与人们对文化生活需要的渴求,瓷器得到大量生产。越窑瓷器从东汉开始,在很长的时期内一直起着“领头羊”的作用。“越窑青瓷自东汉创烧以来,中经三国、两晋,到南朝获得了迅速发展”。越窑瓷器大量应用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用之于食器、茶具、酒具以及卫生洁具(如,虎子)等。尤其进入唐宋以来,白瓷和青瓷比翼双飞,各显特色,青瓷更加具有审美意义。从宋代开始,青瓷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较为著名的有钧窑、耀州窑、龙泉窑等窑的青瓷,它们分别以不同的特色展示着地区的文化内涵。也就是这种生产格局进一步丰富了青瓷的文化范畴。
由此可见,青瓷是一个发展并逐渐丰富的陶瓷文化概念。进一步讲,青瓷是一个陶瓷文化范畴,它既有时间性,又有空间性;既有物质性,又有意识性;用它既能彰显陶瓷发展历史的一个脉络,又能体现地区陶瓷文化的特色,还能阐释许多陶瓷文化现象。第一,从时间上看,青瓷较早出现在秦汉时期,也可以说,青瓷的出现,是瓷器初具雏形的标志。由于青瓷材料具瓷土的一般特性,并且,青瓷的烧成温度明显高于陶器,因而,青瓷因化学、物理性能之故首先与陶器区别开来。这是青瓷在陶瓷史上的地位之一,“瓷器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给此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瓷业的空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青瓷萌芽期发生在浙江地区,主要窑场在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县市。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浙江省上虞县上浦乡小仙坛东汉晚期的瓷片标本和窑址附近的瓷土矿中的瓷石样品作过许多测试和化验,并认为它具有瓷器的标准;第三,青瓷的发展期是从大江南北铺开的,隋唐时期所谓的“南青北白”,就是这种说法的概括。唐代,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继续发展,它代表着南方青瓷的生产水平。北方白瓷是以邢窑为主要代表的。所谓白瓷是相对于青瓷和黑瓷而言的,由于瓷土中氧化铁的含量较低,瓷色呈现白色而得名。此时,青瓷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在江南地区以成熟期为标志,就是北方地区也有零星生产,而发展到宋代就具有独特的特色和个性了。例如,钧窑的青瓷,就是以青色为基本色的“窑变”品种;第四,青瓷从宋代开始发生了明显的瓷质量的变化。宋代,陶瓷生产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是以各地窑场所生产的地方特色瓷为主,出现了争奇斗艳的繁华景象。此时,青瓷审美更上一层楼,主要青瓷产地有龙泉窑和钧窑等窑场,这些青瓷在发展中仍然以地区性特色为标志;第五,青瓷是一个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的陶瓷品种。一方面,从发色剂上看,青瓷具有十分宽泛的色阶范围,这与其中氧化铁含量有关,决定了青瓷色泽的深浅和浓淡。此外,它还与烧成温度和烧成气氛关系较为密切。另一方面,青瓷因为地区材料及其生产工艺的差别,富有地域性特征,这也是青瓷具有多品种的主客观因素。
正因为青瓷有这样宽泛的文化内涵,所以,它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的延续性是毋庸质疑的。
二 后现代主义思潮为青瓷开辟了发展的新天地
产业革命以来,由于机器生产的广泛应用,不仅将生产拉向机器世界,也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充斥了电视机、计算机等大量机器,这使人们的文化生活单调、乏味起来。为此,后现代主义在继承现代主义成果,主要是在继承“机器美学”的基础上,将历史文脉主义、隐喻主义以及新材料为特征的装饰主义推入生产和人们的生活领域。这样,后现代主义就成为了主导社会生产和人们文化生活的主流意识。这为青瓷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条件,它不仅翻开了青瓷光辉的历史,而且,还将新的文化因素注入了青瓷文化的创造上,从而拓展了青瓷审美的新内涵。
现代大工业生产介入陶瓷制作,彻底改变了陶瓷的手工制作模式,但是,陶瓷文化的功能及其文化语意,仍然与传统文化紧密相关。尤其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陶瓷审美的鲜明特征是多元化的,不同民族都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基础并吸取其他民族文化来丰富自身的文化审美内容。这便是现代审美理念的显著特性。事实上,后工业社会更加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它是在现代大工业生产基础上,结合机器生产与手工制作为一体化的社会生产模式。因为人们在对工业产品感到麻木的时候便产生了一种向往手工艺生产的时代的文化生活内容,但是,社会客观生产力又不可能回归到手工艺时代。因此,一种折衷的社会文化生活模式便应用而生。也就是“一种杂乱的、复杂的、含混的、折衷的、象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文化生活模式进入人们日常的文化生活之中。这样,人们在文化生活需求下,对造物就显示出了这样的具体要求:它在文化的发展足迹中寻找一切可利用的元素,以充实现代文化生活,这就是它所谓的“文脉主义”;它还强调带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内容,以表达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和向往,这就是它所谓的“引喻主义”;尤其突出表现为,它将现代材料和生产技术结合起来,集中表现现代材料的色彩、肌理以及构成要素的新兴模式的装饰,即“装饰主义”。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人们文化生活所显示出的三个主要特征。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将自身的内容转变为现代文化意识,并竭力介入人们的社会生产与文化生活之中。
正因为如此,在现代陶瓷生产和利用中,人们倾尽全力挖掘了有利于陶瓷表现的一切文化元素,将其展示得空前丰富多彩。
青瓷,不论作为陶瓷物质材料,还是作为负载文化的媒介,都是一个典型代表。从陶瓷材料及其工艺发展的进程看,它真正奠定了瓷器之所以为瓷器的物质技术基础。传统上,陶瓷的工艺美,从两个方面说,一是材料的化学组成,二是材料的工艺性能。这是在中国陶瓷文化具体实践和理论阐述中都有所体现的历史事实。历史上,青瓷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氛围中得到不断发展,此时此景,陶瓷生产者竭力保持了青瓷文化发展的人文环境和自然优势。例如,在五代十国时期,面对中原强势文化,主要是政治和军事的攻击,钱氏政权不乏采用“朝贡”的方式,为青瓷发展营造“天有时”的人文环境。这尽管是难以言辞的,可是,它是隐藏在陶瓷文化中以“和为贵”为要旨的引喻主义的文化精髓。当然,在现代文化生活中,青瓷作为“礼品”,与传统文化意义上的“贡品”是完全不同的。介入现代文化语意的青瓷,作为礼品是在社会地位同等条件下的“礼尚往来”,这才是儒家文化范畴的精神实质。作为物质媒介的青瓷,现代文化语意所体现的远远不是礼尚往来的意义,而是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的价值定位。在现代青瓷产品中,不论是文脉主义和引喻主义文化因素,还是装饰主义的新文化内涵,实际上,都不可能逾越它的时代特征,都不可能否认市场竞争中价值目的的对象化问题。
从后工业社会以来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看,是文化意识的多元性为青瓷的发展提供了诸多的环境条件,并使青瓷审美将传统和现代文化结合起来,交互产生了一种适合现代文化需要的,并具有新内涵文化的审美。
首先,市场经济环境与竞争主流为青瓷文化审美注入的新内容是物美价廉。历史上,与青铜器、金银器、漆器等工艺性较强的物品相比,青瓷是物美价廉的物品。因此,青瓷一经产生就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现代社会面对市场需要和竞争,从大众化消费的视角看,青瓷仍然不是历史文化意义,它的物美价廉仍然为生产者和经销者看好,也为消费者所青睐。
其次,陶瓷物质材料的工艺性和审美性统一所凝聚的文化精神仍然是当今青瓷文化审美的物质基础。在青瓷发展的历史中,无论何时何地,青瓷材料合理的化学组成与较强的物理性能以及它的色泽,与所展示的视觉刺激等,都是独树一帜的。现代社会,尽管技术进步和陶瓷产品品种丰富,可是,青瓷独特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魅力依然占据着陶瓷文化审美的一席之地。
再次,合理的造型构成与合适的功能,是展示青瓷审美的具体形式。青瓷,从材料的物理性能上看,便于成型与生产制作。不论是圆形器物,还是方形器物,甚至长形器物,都便于成型和烧成。因此,生产可根据具体需要,将材料塑造成或圆、或方、或长的各种器形。这样,青瓷产品就可以根据器形来确定它们的适应范围。例如,一只碗、盘、碟、勺(或汤匙)等,都可以为餐饮生活提供便利。这种生活实用是人们追求审美的基础。正如古希腊美学家苏格拉底所提出的“实用为美”一样,“衡量美的标准就是效用,有用就美,有害就丑”。青瓷在现代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中仍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是深受人们喜爱的生活器物。
最后,凝聚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生活,为当今人们生活增加物质和非物质满足的青瓷,仍然不失其双重的审美文化价值。历史上,青瓷一直为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服务着,尤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与事实需要中,青瓷担当着多种文化角色。在唐代,许多文人将越窑青瓷当作写诗作赋题材。如顾况所写的“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孟郊所写的“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等。不仅如此,文人雅士还将青瓷与饮茶结合起来,不仅有美妙的诗文,也有绝佳的生活时空享受。前者如“越瓯犀液发茶香”“越碗初盛蜀茗新”等;后者是在饮茶活动中的文化成果,如陆羽的《茶经》。作者在饮茶活动及其对各地所产瓷器的对比中,认为“越州上”,且“类玉”“类冰”,是对越窑青瓷的高度评价,不是赞誉之词。
在现代文化语意中,青瓷远远超出了这种文化审美意义,它存在于人工具体的物质环境之中,并携带了沉甸甸的深厚审美意义。总之,现代社会,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所营造的人文环境条件,使青瓷审美的新内涵随着文化发展的需要不断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