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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提出的背景
当前我国企业信息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与去年相比,出现了两个背景上的新变化:一是人们普遍在反思下一代经济的特征是什么,如何避免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出的上一代经济的问题;二是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条件下,探索如何更好地将信息化融入企业核心价值,避免信息化的边缘化。信息化企业这个新概念则同时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一是企业本质正在发生从上一代到下一代的转变,二是下一代企业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于信息化本质的。这一背景要求CIO比以前站得更高,要考虑老板该想的问题。但许多CIO做不到这一点,这就需要谈谈思考信息化企业的维度的问题。
老板或老板悟道的出发点是什么
老板终日无非围绕企业核心展开所思所想,说低点,就是怎么赚钱。赚钱从“器”的层面看,有成千上万条路,但“道”只有一个。在变革时期,老板经常对赚钱之道中包含的矛盾难以取舍。我们需要从剖析这种“道”的层面上的矛盾人手,深入老板的想法。
信息化企业这个提法本身,就包含着还有一个工业化企业作为对立面的意思。理解信息化首先要理解工业化,理解传统方法赚钱为什么不行了。但有一个重要问题几乎从来无人思考:工业化的基本矛盾到底是什么(对应到微观上,即传统路数赚钱遇到的基本矛盾是什么)?信息化搞了十多年,去解决人家的问题,却不知道人家的矛盾在哪里,这真是中国信息化的大笑话。CIO想不透这个问题,就不能深入了解那些“传统”的老板心里想什么。
我认为企业所面临的工业化的基本矛盾,可以从前人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两大工业化体系的基本矛盾的分析中得到启发,归结为社会化与个人化的矛盾。从微观角度还原为大规模社会化与多样化个人选择的矛盾,进而从钱德勒《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中,高度概括为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两种赚钱路数的矛盾,它涉及钱的根本来源在哪的问题。
规模经济是说经济性的根本来源在于规模经济性,它导向同质化大批量制造(如“中国制造”);范围经济是说经济性的根本来源在于品种经济性,它导向异质性多样化的“长尾”。从成本看,前者规律是品种越少,成本越低;后者是品种越多,成本越低。二者是相反的一对矛盾。按钱德勒的总结,工业化二百年来,老板一直在这两个钱眼之间矛盾。在信息技术出现前,规模经济是绝对规律;在当前变革时代,企业本质的最大转型(质变),就是异质性从不具经济性变为越来越具经济性了。也就是在信息技术支持下,品种越多,成本越低。所谓信息化企业,一定是品种越多成本越低的企业。下一代企业的本质内生于信息化本质,就是指这种生产方式――所谓“工业资本主义原动力”――的转变。
反映到现象上。老板开始困惑:以前市场不变时,出货量很大,业务单一;现在市场多变,情况复杂,产品单一易陷入价格战无利可图,而定制虽可以不打价格战但成本又过高。CIO要判断的首先不是技术,而是企业的路数:老板将采用的生产方式――如规模经济还是范围经济――在哪种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本质(原动力)。对靠规模经济性取胜的企业来说,过于“高级”的信息化反而适得其反;但以当前需求多变、市场多变、环境多变的情形而言,企业几乎都要不同程度地面对在产品批量减少、品种多样化要求增加的条件下,如何开辟新的经济性来源的问题。CIO由此人手,才能从信息化企业,而不是企业信息化角度,与老板的核心想法合拍。
进一步认识品种
可不可以比老板站得更高呢?老板一般是经验型的,但经验的感悟不等于理论的总结。从经济学高度认识信息化企业,可以更接近悟道。经济学与管理学、管理经验不同,它需要高度凝练和概括,不可能把与信息化企业有关的众多特征都总结为基本概念。如果抽象到只有一个最基本维度(单位),品种无疑是首选,因为它代表的是把握经济性来源的异质性维度本身。
这里的品种,已不是窄义的“产品种类”,而是泛指异质性单元的种类。托夫勒将第二次浪潮(工业化)向第三次浪潮(信息化)的转型理解为“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转向小批量多品种”,不是偶然的。这里的“品种”用来概括现象的维度,而非现象本身(当作现象本身的是多元化或多角化经营,只是众多“器”中的一种)。
比如管理的品种多样化,应是指控制要素的多样化,而非管理的产品种类的多样化。举一反三,个性化、差异性、多样化、不确定性、信息,价值网络、流程、融合、集成、平台、模块、组件,以及复杂性、创新、灵活、变的本身不变……都可以在品种这个异质性维度下,统一起来,计量出来。信息化处理这些对象的共通点,都在于对异质性单元的低成本把握,都是在围绕“异质要素越多,成本反而平摊得越低”这个“道”。
经济学原有的数量维度是为大规模生产服务的计量单位。经济学中引人品种,是由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模型实现突破的。品种在斯蒂格里茨、罗默、克鲁格曼等人的前沿理论中,已成为同数量一样重要的经济学维度。信息化企业的异质性维度,由于有了新工具的出现,可以从原有的数量一价格二维数学分析,进人数量一品种一价格的三维数学分析框架加以把握。
工业文化的基本概念
工业文化的定义。工业文化是工业化进程中所创造和提炼的文化价值观念的集合,它往往与特殊的时代、特定的人物和特色的行业活动密切相关,有着比较丰富的内涵,体现着地域性和时代性。
工业文化的概念具有多义性,可从广义和狭义来区分。广义的工业文化是工业化社会的文化或者工业科技与产品支撑的文化,它具有工业时代的典型特征。狭义的工业文化是指工业化过程中,工业与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文化,它的特征是与工业生产和活动紧密联系的。
本文从狭义的角度给出定义:工业文化是伴随工业化进程而形成的,包涵工业发展中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工业文化的分类。工业文化是一个多重复合系统,具有复杂的结构。在分析工业文化结构时,依据不同,建立的体系范畴也不同。工业文化按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划分,主要有“二分法”“三分法”和“多分法”,如:
从文化性质来分:工业物质文化、工业制度文化和工业精神文化;
从历史角度分:有传统工业文化(手工业文化)、现代工业文化;
从社会制度看,有封建社会工业文化、资本主义工业文化、社会主义工业文化;
从来源看,有本土工业文化、外来工业文化;
从产业领域看:石油工业文化、汽车工业文化、航空工业文化、钢铁文化、军工文化、采矿文化、制造文化;
从消费领域来分:工业旅游文化、网络文化、汽车文化、动漫文化、影视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
从宣传角度来分:会展文化、广告文化、出版文化;
从社会发展角度分:原始文化、农耕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文化;
从主体来分:企业文化、商业文化、产业文化、行业文化。
当然,上述分类和涉及的概念有很多是交叉的,但这不影响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工业文化。
工业文化的架构。从文化性质来分,工业文化包括了工业物质文化、工业制度文化和工业精神文化三个方面,并以此建立体系架构,如下图所示。
工业物质文化。工业物质文化包括蕴含文化的工业产品和由工业产品组成的工业系统。蕴含文化的工业产品包括工艺美术产品、工业设计产品、文化创意产品、工业装备产品;工业系统包括工业生产线、工业建筑、工业园区、工业遗产、工业博物馆等。
工业制度文化。工业制度文化包括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制度与组织。宏观层面的制度与组织包括工业体制、法律法规、管理制度、产业组织、产业政策;微观层面的制度与组织包括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产品质量、标准规范、组织形式、生产方式等。
工业精神文化。工业精神文化包括工业科技与技能、宣传展示活动、价值观念和规范、文艺作品和历史典籍等。工业科技与技能包括工业科技、工艺生产技能、知识产权、工业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宣传展示活动包括工业旅游、工业博览会、工业展览会、技能大赛、产品广告宣传、品牌营销活动等;价值观念和规范包括工业精神、企业文化、经营哲学、行为准则;文艺作品和历史典籍包括工业影视剧、工业文学、工业演艺、工业文化艺术衍生品等。
工业文化的地位。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人类经历了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有学者认为还有信息社会),与之相对应,人类文化的进程也可以分为原始文化、农业文化(包括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工业文化。总体看,工业社会的文明、文化并不是人类文明、文化的终结,新的文明、文化形态在工业社会中孕育、生长,以至于形成新的文明、文化形态。
工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工业文化是工业化进程中所创造和提炼的文化价值观念的集合,它往往与特殊的时代、特定的人物和特色的行业活动密切相关,有着比较丰富的内涵,体现着地域性和时代性。
工业文化的起源。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最初和其他野兽一样狩猎,直到农业和畜牧的出现,人类才进入辉煌几千年的农业文明,而正是由于作坊式的手工业发展,才出现了工业文化的萌芽。在农业社会,生产活动主要以家庭为单位、以手工的方式,自给自足,生产的目的是为满足家庭生活需要为主,社会分工不发达,社会结构等级森严,社会变革和进步迟缓,整个社会经济生产的主要形式就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一体化结构。
华夏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曾长期居世界领先地位,如:苏州和杭州的丝织业、广东佛山和陕西南部的冶铁与锻铁业、云南的铜矿业、山东博山和北京的煤矿业、四川的井盐业、山西河东的池盐业、江西景德镇和广东石湾的制瓷业,等等。中国农业社会的手工业主要有三种经营形态,即官营手工业、民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官营手工业由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它凭借国家权力,征调优秀工匠,控制最好的原料,生产不计成本,产品大多精美,主要生产武器等军用品和供官府、贵族使用的生活用品。从西周到明代前期,官营手工业一直占据主要地位。民营手工业由民间私人经营,主要生产供民间消费的产品,它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明代中叶占据主导地位。家庭手工业是农户的一种副业,在漫长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家庭手工业始终占相当比重。
在手工业发展时期,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需求的扩大,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因此,产生了相应的经营管理的制度、方法、理念、价值观以及产品生产的工艺和技术等等工业文化的要素,于是,工业文化的萌芽诞生了。
人类有很多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它的文明,但不是所有文明的发展都是同步的。从13世纪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农民和手工业者经过长期劳动,积累经验,改进了生产工具,农业得到发展,纺织、冶金等开始出现机器。不仅提高了产量,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分化出各种不同的阶层。到15世纪末,欧洲开辟了新航路,并出现了文艺复兴,它标志着人类一种新的文明与文化――即工业文明与文化的萌芽、产生以及深化。文艺复兴开始时本来是学术思想的运动,但是后来它变成了不仅是学术思想的运动,而且还是文化思想的运动,它对科学探索和工业生产的影响意义深远。
工业文化的兴起。18世纪中期,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机器生产逐渐代替手工生产。在工业革命中,一个革新接着一个革新,一个发明接着一个发明,人们不断调整和改进生产方式,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随之而来是人们的生活、物质、文化的极大丰富,重新确立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造就了新的文明。英国的工业革命,带动了欧洲大陆乃至世界各国先后都开始了工业化过程。
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为了保证社会经济正常有序地发展,它要求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进行全方位地调整,不仅要求社会结构和生产组织的变化,同时也要求国家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合理化。这具体表现为政治的透明和对经济自由的维护,这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
工业文化的传播。英国工业革命催生了工业文明,也孕育出工业文化。18世纪中叶,英国人以自由竞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工业文化的价值观并广泛传播。英国在对世界发展中国家倾销商品、掠夺资源的同时,也广泛地传播了工业文化和工业文明的成果。
法国的工业革命比英国晚50年左右。法国工业文化学习了英国自由竞争的主张,但法国人对农耕经济和农业文化的留恋较深,在价值观变革中夹杂着较多的农业文化理念。
德国在学习英国工业革命经验的同时,大力推进与工业生产方式配套的价值观变革,培育竞争意识和严谨作风,并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推行全民义务教育,试图通过教育来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树立创新意识,推动工业技术的进步。
美国提倡自由竞争,但不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其自由竞争也不是以“金钱至上”为唯一目标,而是在道德的约束下开展自由竞争。美国强调教育对改变人们价值观念的重要性。美国对农业的同情似乎是在效仿法国,但以工业技术和工业生产方式改造农业又是美国竭力推行的。美国的工业文化是结合自身国情摸索出来的,其核心的价值观念就是创新。
日本的工业文化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一方面,日本效仿西方,大力学习工业技术和工业生产方式;另一方面,日本既吸纳西方注重技术和追求效率的文化,又保留日本传统文化中视企业为家庭的观念意识。
总之,200多年来,工业文化与时俱进,长盛不衰,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成为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主导文化。
发展工业文化的重要意义
工业文化不仅是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也是工业发展的倍增剂和灵魂,它深深地熔铸于社会生产力之中,成为工业发展的强劲推动力量。
为工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在工业社会,工业文化是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工业精神”是文化中精神动力的重要体现,一个国家的“工业精神”往往表现为整个社会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和制造业所处的经济地位。工业文化作为工业化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包涵丰富的人文内涵、制度规则、合作精神、效率观念、质量意识、可持续发展观,这一切构成了工业文化思想的内核。德国人严谨、美国人创新、英国人规范、日本人敬业,这其实都是工业文化中“工业精神”的体现,其内涵就是对科学规律的尊崇,对规则、制度、标准、流程的坚守。回望欧美曾经走过的工业化之路,不难发现工业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
优化工业经济发展环境,增强工业软实力。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一个国家的力量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硬实力的竞争,也是软实力的竞争。软实力包括文化、价值观和制度三个层面。工业文化规范了工业社会的管理制度、组织形式、生产方式、价值体系、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经营哲学等,其建设的核心是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激发创造性。建设工业强国,科技上要领先,文化上同样要先进,两者缺一不可。只有软硬实力兼备,才能掌握制定规则的权力,才能赢得优良的发展环境,才能传播自己的价值观,主导规则的制定。
传统工业化带来粗放型的城市化。发达国家都走过了产业迂回的工业化道路,这种工业化依赖大量的资源消耗,其工业化中期是以“烟囱工业”为主导的,不管是原料工业,还是能源动力工业,都要有大量排放物,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发达国家在早期的工业化过程中,都曾出现过以空气和水污染、噪音超标等为特征的“城市病”。目前,我国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这将对环境与资源产生很大的压力。近年来,我国在环保方面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依然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形势,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导致生态破坏,环境恶化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经济将进一步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同时,国际上的环境标准越来越多,绿色贸易壁垒越来越严。只有符合环保标准的工业品,才具有国际竞争能力。因此,在工业化过程中重视环境保护,也是促进工业化进程所要求的。
城市是经济社会较发达的地区,是工业生产的集中区,城市生态环境是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制高点和发源地。城市生态环境的优劣,不仅在广泛的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也在深刻的层次上影响着自然生态环境。生态工业的建立,使一定区域内的工业企业形成了互动的产业链,把污染物消解在生产过程中,既实现了区域内生产过程的清洁化,又实现了污染物产生的最小化和资源利用的最大化。由于废物的充分利用带来经济效益,使污染治理变成了企业在经济利益趋动下的自觉行为。因此,生态工业体系的建立,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持续城市化战略就是要协调城市增长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维护城市发展与城市的可持续性。
(二)生态工业促进循环经济模式的建立
按照自然生态学原理而建立的生态工业体系,将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形成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传统工业的生产活动是由“资源—产品—废物”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生产过程,是一种线性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以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率为特征的发展模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生态工业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物质循环流动生产过程,是一种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每个生产过程产生的废物都变成下一生产过程的原料,所有的物质都得到了循环往复利用。
建设生态城市,就是要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后恢复,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外延型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发展循环经济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生产过程中资源与能源的消耗,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的排放,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等循环传递、多级利用,在生产过程的企业之间、园区之间、区域之间,形成共生互动的循环产业,从而推动循环型社会和生态城市的建设。
(三)生态工业有助于区域经济发展
生态工业的发展并不只是立足于单一的工业企业或产业的发展,而是建立在多个企业或产业的相互关联、互动发展基础上。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在生态工业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当地的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以及产业结构构成,进行多个企业或产业间的链接和组合,建立起相互关联、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生态工业体系,有助于该区域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
城市化本身就是从区域着眼观察城市现象的,而且任何城市都离不开区域的支撑。城市是区域的中心,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依据区域规划,从整体考虑,发挥各城市的优势,着眼于大市场,实现区域经济规模化、集团化、建立区域共同市场,将会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
(四)生态工业有利于增强国际竞争力
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沿海地区出现了城市圈或城市连绵区,可是目前一些城市之间不是协调发展,而是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造成区域性基础设施规划和城市发展与布局的不合理,削弱了我国城市总体实力,降低了我国城市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生态工业系统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其中的人流、物流、价值流、信息流和能量流在该系统中合理流动和转换增值并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和自然结构相适应,符合耐受性原理。按照生态工业理论,城市依据自身的资源、区位、市场潜力、历史文化等条件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的城市定位,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生态工业体系。由于城市之间、地区之间普遍存在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各个城市之间既存在差距,又具备各自优势,如沿海城市具有技术、人力及区位优势,而中西部城市和地区又有着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等优势。每一座城市必须以自己的优势为依托,走有特色的发展之路,以避免城市之间的重复建设,减少无序竞争,提高城市的综合实力。通过科学的城市定位,正确发挥每一座城市的优势,对于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工业的实施路径
(一)生态工业园的基本概念
生态工业园是继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园区的第三代工业园区,是指以工业生态学及循环经济理论为指导,使生产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形成良性循环的工业园区建设模式,是一个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高效、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它是高新技术工业园的升级和发展趋势,体现了新型工业化特征及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
生态工业园建设的过程本身就是城市化的过程。首先,工业园区地域上的农村人口失去农业用地,从户籍上转化为城镇人口,而随着生态工业园经济的发展也使这部分人口的生活方式迅速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其次,生态工业园的基础设施建设遵循的是高起点的城市建设标准,划入生态工业园的土地在硬质空间上已不可逆地转变为城市化地区。第三,生态工业园经济结构以二、三产业为主,具有标准的城市经济特征,而由于生态工业园是产业聚集区,它必然会引起外部人口的聚集,使城市化在人口规模上迅速扩大。因此,生态工业园的建设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是不可逆的城市化过程。
(二)生态工业园的基本模式
1.企业主导型。以原有某一或几个企业为核心,吸引生态链上相关企业入园建设的生态工业园区,如丹麦的卡伦堡生态工业园。以企业集团为主,集团内部企业根据生态工业学和循环经济原理建成的生态工业园区,如我国鲁北石化企业集团建设的生态工业园。
2.产业关联型。将产业关联度较高的相关产业以生态的观念联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互补效应的园区。如以加强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产业关联,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为主的农业生态工业园,我国广西贵港的生态工业园就是按这一模式建设的。
3.改造重构型。在原有的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的基础上进行改造,重新构架,创造生态企业集聚的升级生态工业园。
(三)我国生态工业园的建设思路
1.改造重构原有工业园区及高新技术园区。我国以前的园区成长是依靠廉价的土地和优惠的政策起步和发展的,随着入世的成功,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将不复存在,而我国人多地少和城市化的压力也需要有更为严格的土地管理来控制城市蔓延对耕地的占用。因此,我国生态工业园的建设如果重复以前园区建设的老路(重新圈地,重搞基础建设),不但不经济,而且也困难重重,在原有园区的基础上改造重构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国国家级的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有100多个,这些开发区经过多年的建设,基础设施条件己初具规模,一些园区已经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基地。这些都为生态工业园的建设提供了众多的可选择空间。利用原有园区的基础设施和开放的市场环境,调整招商战略,由政策优惠转向废弃物交流、共同获利、共同管理环境等成本节约的利益驱动,重新定位竞争优势,将会赋予现有园区新的活力。
2.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园区内的企业能够构成生态链,达到能源的多级利用,是生态工业园的基本要求。这就要求较高的环境保护和能源利用技术,但技术开发水平不高和国外的技术限制使我国在这两方面的发展都较为落后。如果不加大研发投入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则必将在以后的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在自我研发的过程中,应重视无害环境技术,充分利用我国高校科研资源,研制和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先进实用技术;同时也不应忽视一些地方和企业在长期处理环境问题中形成的特色技术,最终形成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体系。
3.建立完善的市场调控体系。生态工业园是依托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开发模式。一些发达国家在兴起产业生态思想和循环型经济理论的同时就提出了重构市场规则的思想。我国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在生态园的建设上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如减免对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的税收、征收污染税、将资源环境成本纳入产品成本等,以此完善我国的环保市场调控体系。
我国目前正处于变革时期,城市化的建设要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依据城市的产业优势,建立生态工业体系,形成合理的工业布局。在城市二、三产业发展过程中,使农民有序地转移到城镇中来,逐步改变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的相互交融和协调发展,形成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功能齐全、整体效益优化的城市化体系。
参考文献:
1.刘喜凤,罗宏,张征.21世纪的工业理念:生态工业.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2.钟书华.工业生态学与生态工业园区.科技管理研究,2003(1)
关键词:PLC技术;控制应用;工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TP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064(2017)06-0075-01
PLC技术全称为可编程控制器,在现代化的工业发展过程中受到有关技术工作人员的青睐。PLC技术在工业控制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可编程存储器进行一定的逻辑运算,然后利用计数等操作指令将有关的指令和任务通过数字量和模拟量输入,达到对工业机械的自动化控制过程。
1 PLC技术的控制方式
我们初步了解了目前PLC的基本概念、构造以及工作原理等,下面笔者主要来探究PLC技术在工业控制中的主要控制方式。
1.1 开关量的控制
开关量的逻辑控制在目前工业领域中应用较为广泛,并且是PLC技术控制的最为基础性的范围。开关量的逻辑控制作用主要替代了传统的继电器电路,通过开关量的逻辑控制,能够实现控制技术既能够在单台设备上实现有效的逻辑、顺序控制;还能够使得控制技术有效的应用于工业流水线等多台设备的控制操作。
1.2 模拟量控制
PLC在工业模拟量的控制过程中,主要通过A/D转换使得PLC能够对模拟量进行控制和操作,在工业化生产过程中,一些可变的温度、不确定的流量控制等,PLC的模拟量控制能够发挥较好的作用。
1.3 运动控制
在工业化生产过程中,流水线工程常常会有许多自动操作的工业机械,而这些机械之所以能够实现系统有序的操作和运动,主要是借助于PLC技术。可编程控制器能够对机床的直线运动实现较为有效的控制,在流水线的生产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 PLC技术在工业控制中的应用
前面我们对当前PLC技术在控制种类上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和探究,可以看出目前PLC技术在工业生产和流水线生产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笔者来分析和研究PLC技术在工业控制中的应用问题。
2.1 在恶劣环境下及载波信号应用
在进行工业生产过程中,往往都需要相关设备和技术具备较强的抗逆性,大多数的工业生产环境极为恶劣,可能温度非常高,或者产生大量的杂质等,很容易对一些精密设备产生严重的影响,导致机床等工业设备出现问题。而PLC技术之所以能够在工业控制上发挥出如此优秀的效果就是基于它超强的抗逆性,可编程控制器对于一些磁性环境、高温高压环境等都有较好的免疫效果,并且能够长时间在这些极端恶劣环境下运行发挥作用,保证了工业化生产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目前PLC技术在载波信号的传送上有着非常好的应用前景,过去载波信号大多无法通过数字信号来进行处理产生,受限于硬件设施的技术要求,传统载波信号大多采用分立元件以及电路芯片综合作用来产生。
2.2 应用上实现了快捷方便
在工业化生产和发展过程中,相关技术更加人性化、能够简单操作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自动化控制技术需要高端专业人才来进行操作研究,那么很容易造成企业人才不够的现象,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而PLC技术在操作上以及相关工作上都是非常简单方便的。在进行工业程序的修改等过程中,工作人员只需要对继电器编号进行搜寻即可。同时可编程控制器也有着自己的编程语言和功能图表,在进行工业自动化控制过程中,可以通过功能图表实现。
工业生产需要对设备的故障进行定期的检修和维护工作以保证设备的稳定运转情况。PLC在工业设备的故障检修和控制过程中能够对设备的故障进行准确定位,同时将所定位的信息数据转换为故障代码,将故障代码直接传送到工作人员控制中心当中,工作人员通过对故障代码的分析就能够准确的找到故障发生的具体地点以及具体原因。
2.3 PLC控制网络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
目前网络发展非常迅速,PLC控制网络在工业化生产过程中也有着较好的应用前景。尤其是现场总线这一技术,现场总线具备较强的数字通信能力,在工业设备的生产和发展过程中,将具备现场总线控制能力的设备赋予一定的能力,使其成为控制网络的节点所在,通过一个个控制节点之间的相互联系作用,使其形成了全面系统的控制网络,进而将整个工业生产成为一个整体,从生产前期的产品开发、采购到进入市场都能够实现一体化。
2.4 灵活应用
可编程控制器在工业控制中既能够功能模块图对程序进行一定的编程和操作过程,同时也能够通过布尔助记符等实现操作和控制,换句话说PLC可编程控制器自身的多种不同编程语言能够相互之间发挥较好的作用,工作人员只需要了解相应的一种编程语言就能够有效的对工业设备实现控制,实现了对工业控制的灵活操作。
1975年在墨西哥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妇女大会,为国际女性间的广泛接触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跨文化、跨学科的女性研究打造了基础。在女性主义由地方到全球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批研究期刊,于1975年创刊的《符号:文化与社会中的妇女》(Signs:Jouru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以下简称《符号》)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三十几年来,《符号》贯彻了自身定位的两大宗旨:1.作为记载历史的杂志,记录了性别、种族等事件对地缘政治变迁的影响;2.作为国际妇女研究的主要阵地,参与塑造了跨学科女性研究的产生和发展。
从第一项宗旨看,《符号》所反映的内容与世界政治,尤其是与地缘政治的演变息息相关。创刊伊始,正逢冷战中期,《符号》记载了第一届世界妇女大会的盛况,发表了来自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中美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等国家和地区的妇女研究论文,其中拉丁美洲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作为妇女面临的主要问题。进人80年代,新自由主义崛起,国际经济新秩序议程在联合国被排挤,全球与地区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符号》发表了对1980年哥本哈根妇女大会的不同评价,同时,澳大利亚土著妇女的生活变迁、非洲约鲁巴地区的妇女、印度农村妇女,以及苏联、中国、古巴和坦桑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妇女的生活都在《符号》的记载之中。这一时期,《符号》所探讨的论题涉及工业化国家贫困女性化、全球范围的家务劳动女性化,以及随着新女权运动而展开的同性恋、性骚扰、家庭暴力、婚内、种族偏见等问题。80年代中期,世界政治版图继续处于发展变化中,“差异”问题逐渐为女性主义研究者所关注,《符号》于第11卷第2期推出专栏“不同的声音”,对妇女运动中排斥差异所付出的代价进行反思,发表了妇女在伊朗、妇女在伊斯兰、妇女在欧洲、妇女在俄国和波兰等强调特殊性的文章。后现代思潮异军突起后,黑人女性主义思想也倍受关注。1989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虽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不再被列为单独的论题,但经济与政治转变中妇女受到的不平等对待被进一步揭示出来。性别平等的要求伴随着全球化及民主化进程,参与了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的转变过程。把性别平等纳入决策主流化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加入条件,在非洲地区妇女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比例显著上升,南非妇女在国会中的席位达到了29%,促进性别平等的机制被纳入立法和执法机构中。《符号》对上述内容都有所记载。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交往技术的兴起为新组织模式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并重新构造了家庭、学校、城市、商业、国家及国际事务的关系。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妇女NGO论坛有50000人出席,代表3000多妇女组织,而1975年墨西哥大会论坛是6000名妇女代表114个妇女组织。在过去的15年里,妇女NGO组织以指数级增长。众多的女性主义活动家和学者们探讨了政治、经济、技术、教育、健康、贫困、生殖、就业、金融、法律、公民教育、艾滋病教育等领域的众多妇女问题。除了连续报道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及其影响,《符号》还以“全球化与女性”、“发展文化”、“后殖民的浮现与本土的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在世纪未”为主题推出专刊。
从第二项宗旨看,《符号》在跨学科的女性研究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它通过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和分析方法,勾勒出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轮廓。《符号》的两项宗旨不是截然对立,而是融为一体的。(见表1)[11]
重新审视既定的观念,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已有的性别解释框架,女性主义学术群体在改造传统知识论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早在七八十年代,《符号》就翻译介绍了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并把后结构主义理论引入女性研究领域。利用《符号》这一批判阵地,女性主义学者们对权力动力学(power dynamics)进行了谱系式解剖,挑战了普遍决定论,突出了造成种族、阶级、性别、民族、国家等差异的“权力”因素。对女性主义自身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妇女、性别、性、阶级、种族、甚至“女性主义”也进行了深入挖掘。随着生态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的产生以及女性写作、身体写作、主体的社会构成、欲望主体的认同、欲望客体的确认、欲望模式、公共和私人领域权力的不对称、生殖政治等问题的探讨,女性主义知识论景观不断扩大。
《符号》虽然是国际女性主义杂志,但它的立场不可能是不偏不倚的“国际主义”,实际上它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地区妇女研究。《符号》的“全球视角”不能不受“富裕的、工业化和民主化社会”的制约,从《符号》的刊发的文章看,第三世界的女性多被看作是受压迫的对象,而不是女性主义理论的创造者。此外,在输出“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的思想指导下,国际女性主义研究也表现出某些话语霸权主义倾向。
一、现行初中化学教材中绿色化学理念的体现
1.教材中建立了与绿色化学相一致的概念
现行初中化学教材从不同角度建立了与绿色化学内涵相一致的基本概念。从环境保护角度介绍了环境污染、三废、大气污染物、酸雨、温室效应等概念,在介绍概念的同时还分析了有关污染的成因和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及危害。实验操作的要求,药品取用的规则,金属的回收利用,塑料的回收利用、研发可降解塑料,提倡化肥、农药的合理使用等都体现了“省资源、少污染、减成本”的绿色理念。
2. 工业化学渗透了绿色化学观点
例如 :煤、石油以及石油产品如果仅仅作为燃料就太可惜了而且还有严重的污染,在化学教科书上册第147页就介绍了工业上煤和石油的综合利用对人类更有价值。同样在化学教科书上册第143页介绍了车用乙醇汽油,其中的乙醇就是用高粱、玉米、小麦、薯类等为原料经发酵、蒸馏制的,是可再生能源。在化学教科书下册第17页,模拟工业炼铁原理的实验,强调了一氧化碳尾气的处理。在化学教科书下册 第103页“用高分子分离膜淡化海水”提供了低能耗海水淡化的新方向。为了节省资源,工业制氧气以及氮肥都是以廉价环保的空气为原料。初中化学教材中的工业化学内容不多,但都不例外地合理渗透了绿色化学观点。
3. 实验内容充分体现了绿色化学原理
在中学化学课本的编制和修订过程中,有关实验内容安排也充分体现了绿色化学原理:(1) 对常见实验的固液试剂的取用给出了限量要求;如一般按最少量(1―2mL)取用液体,固体只需盖满试管底部即可。(2) 介绍了闻药品气味的方法;(3) 实验剩余药品的处理做了明确规定;(4) 强调了实验中常见的事故避免、应急处理等;(5) 介绍了特殊试剂的保存和使用原则及方法;(6) 在课本中引入了减量、减废的微型化学实验;(7) 在硫燃烧、一氧化碳还原氧化铜等有污染的实验中强调了尾气的处理办法;(8) 在教材修订时删除了有一定危险或危害的实验,等。
二、在化学教学中进行绿色化学教育
1. 在素质教育中传播绿色化学思想,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化学实验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废渣都会对环境造成不容忽视的污染,这就需要在中学化学教育教学过程中进行环境教育,而绿色化学要求与环境教育宗旨是高度一致的。在实施环境教育过程中,一方面要向学生阐明绿色化学的观点、要求,使他们树立起防治污染、保证人类生存质量的责任感;另一方面,结合绿色化学要求,教给学生防治污染的重要方法――减量、减废、回收、再生和拒用等。绿色化学对化工生产,化学实验提出 “省资源、少污染、减成本”的实验要求,可激发学生对传统化学实验进行改革创新精神。
2. 在实验教学中渗透绿色化学观点
实验教学与绿色化学联系最为紧密、最为直接,在实验教学中贯彻绿色化学思想最为重要。我认为:
(1) 要大力推行微型实验,即要对常见实验仪器进行微缩,对常用试剂要给出限量,用点滴板代替多只试管做的对比实验,还可以把烧杯、集气瓶、学生实验等微型化。课堂上在微型化带来实验现象不明显时,可借助现代化辅助教学手段把实验结果放大。
(2) 要努力改革实验方式,有些颜色变化明显的定性实验可放在点滴板中进行,如指示剂与酸或碱作用实验、有些定性实验可放在滤纸上完成。
(3) 要优化有关实验,如《燃烧和灭火》这一节中探究燃烧的条件,热水中的白磷通入氧气后剧烈燃烧,并产生大量的白烟向教室内扩散,引起师生咳嗽等不良反应,可通过在氧气导管的末端接一个倒挂的漏斗罩住水中的白磷来改善。
3. 利用突发新闻事件(与化学有关),适时进行绿色化学教育
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每天都会有大量与化学相关的信息,如瘦肉精、苏丹红、三聚氰胺等添加剂事件,教师应及时搜集与绿色化学相关的题材,结合课堂教学可使学生真正感到化学与环境、生态发展的关系。、
4. 在课外活动中渗透绿色化学教育
办板报、搞环保知识讲座;组织学生测定附近河、湖水的酸碱度;参观附近化工厂;利用节假日到野外收集废电池等等,让学生亲身体验环境污染的程度及其危害性,增强环境观念。环境教育从学生切身问题入手,抓住时机灌输环境意识,能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比如,针对很多人因入住新房患上严重疾病的报道,我组织学生开展了“室内装修会遇到哪些环境污染问题”的专题调查活动。学生自由组合编成小组,自编调查问卷,自己跑市场了解家居装修材料性质,到图书馆查找文献资料撰写调查报告。通过活动的开展,学生了解到许多境知识,如地面装修选用大理石会增加氡污染,墙面漆的使用会挥发出甲醛、三氯甲烷等影响身体健康的有机物。通过调查,学生还提出了许多减少室内空气污染的办法,如尽量少用中国传统的爆炒做菜方式,以减少油烟的排放量;做菜过程始终开动抽油烟机,以减少燃烧过程产生的CO、NO2等有害物在空气中含量;室内放置吊兰吸收甲醛;室内禁止吸烟;等等。总之,活动的开展大提高了学生的环保意识。
5. 在生活中渗透绿色化学教育
然而,在享受信息技术带来变动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更深刻地认识信息技术革命给社会带来的颠覆性影响,分析其对当下生产形态、分配形态和消费形态以及人们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的基本逻辑,由此,我们才能认识到其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定义时代主题的基础性意义。
互联网发展的三个阶段
从信息技术的视野出发,人类的技术,无非就是两类,一类是信息技术,一类是其他技术。广义的信息技术,是人类传播信息的手段、技艺和方法,包括文字、印刷、广播、电视等传统手段,当然也包括当下渗透人们生活之中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在人类的发展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我们将今天称之为“互联网时代”,但实际上依然低估了互联网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在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热刚兴起之时,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整体上仍处于工业社会的框架之下,其主要作用是优化提升工业生产,但并不会对工业时代的模式体系产生根本影响。
当时人们可以预见到的是:互联网会让工厂生产与商场管理更有效率;但是,当人们在想象互联网会让消费者在诸如沃尔玛这样的大型商场购物更方便之时,却怎么也想象不到,在不到20年后,沃尔玛模式会被淘宝模式颠覆掉。
实际上,直到三、五年前,互联网界人士才真正意识到,思考互联网革命可能要从百年大计的视野重新理解,要将它作为一个世纪性命题加以思考。
互联网革命的意义,可能并不亚于两百多年前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的工业化进程,重塑了人类社会,塑造了影响人类社会两百多年的学科划分、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而在今天,在互联网革命的影响下,工业时代以来产生的基本社会结构和政治形态,都可能被重塑。
今天的互联网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工业体系内单一技术的升级,而是推动了技术创新的浪潮,催生了一系列技术群——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无人驾驶、区块链、比特币等等。
这些技术大都是基于互联网而发挥作用的,但它们会对人本身的存在方式产生影响——不论是物质生活还是观念理想层面。在这样强大的力量推动之下,原有的构成工业社会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公司、比如知识产权等等,它们所指向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它们能否继续以传统定义的形式存在下去,在今天已经是必须认真直面的问题。
从互联网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观察,互联网发展大致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基础技术的创新,如基站的建设,门户网站、手机逐渐普及等等,在中国这个阶段大概发生在2000年前后;
第二个阶段,是基于互联网的商业创新,在中国的标志性现象是淘宝、支付宝的出现,随之涌现出一大批崭新的商业模式和崭新的企业。现在中国市值最大的两个公司腾讯和阿里巴巴,就是这种商业模式创新的标杆。
到今天,互联网开始进入基于互联网的社会创新的第三阶段。
这个第三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互联网+”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互联网行业所涌现出来的很多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突破了互联网行业这一范围,全面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展,逐步具有全社会的普遍性意义,并开始深度改变人类的社会形态。
互联网革命重塑生产结构与社会结构
在思想方法层面,互联网革命也给予我们一种重新认识人类社会的视角。如果我们从一个极其简化的模型来看待人类社会,可以发现它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节点,一个是连接。
所谓节点,包括人、组织、村庄、工厂、国家这些实体,而联结这种节点的各种各样的交往方式,包括聊天、访客、旅行、交易,也包括现在的打电话、上网、微信等等,都可以视为是连接。
回顾人类社会的演化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技术的演化过程中,一段时期内的突破重点会集中在节点上:比如电影的出现,印刷术的发明,计算机的出现等等。之后,随着节点本身的进化,会促进连接的升级,比如教育体系的出现、互联网的出现等等,都是建立在新节点的普遍运用之上。
而连接方式的升级,反过来又会促进节点的进化:比如当前在互联网影响下出现的云计算、人工智能、超能电池等新事物。
从这个角度观察,过去六十年,人类先在节点上获得突破,如计算机的产生,而大概在三十年前进入了连接技术的突破阶段,如互联网的扩展;那么未来三十年,我们很有可能会在节点上实现更大的突破。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深度连接方式的互联网技术会反过来推动节点性技术的突破。
因而,今天,我们为了充分认识互联网革命对人类物质生活的深刻影响,必须关注其对生产结构、社会结构的重新塑造:互联网革命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重新定义了基础设施、生产要素和协作(分工)结构。
首先,互联网革命催生了新基础设施。原来的基础设施,是人们所熟知的、产生于工业时代的铁路、公路、机场这样的交通设施、公用设施。
今天的基础设施,其内涵进一步扩展和演变,云网端、云计算、互联网智能终端以及人手一个的智能手机,都成为新的基础设施。
其次,互联网革命催生了新的生产要素。原来我们讲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等。而今天,数据正逐步成长为一个新的、而且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
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之所以能获得巨额估值,主要价值依据就是其掌握的巨量数据。数据有可能超越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等,成为最有价值的生产要素。
最后,互联网革命催生出新的协作结构。我们社会原来的协作(分工)结构,产生于大工业时代的产业链分工体系和市场体系。但是,产业链体系和市场体系都存在着自身的巨大限制,如资源、制造基地和市场在时间、空间层面的隔离与不平衡,会产生高额成本,也会受到规模限制。
而互联网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可以推动大规模协同与共享,或者叫大规模协作与共享。这种协作方式,远远超过传统的分工与合作结构。
比如淘宝上每天的访客人数接近两个亿,每天产生的交易数量超过两千万,商品规模超过十亿件——仅2016年“双十一”一天就产生了一千多亿的交易额。在有淘宝之前,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即使全世界最大,也就只有7万个店铺,它天然受到实体空间的限制。而今天仅在淘宝平台之上,就何止有700万个店铺?
要突破实体空间的天然限制,需要的是线上与线下的对接与协同。而数量超过亿计的超大规模的协作,必然引发生产、交易、消费结构的质变。此种大规模协作、协同的模式,突破了工业化时代以来的传统分工结构、市场结构,影响极其深远。这些影响,在今天也还只是初露端倪,在未来还会逐步显现其摧枯拉朽的威力。
上述三个新要素,是我们理解当下经济和社会形态的关键。以2017年的爆发性成长的共享单车为例,如果没有新的基础设施——即没有基于大数据的数据挖掘、数据分析能力,没有大规模协作的基础,这种新事物是不可能出现的。滴滴打车也是如此。
我们把此种新的经济形态称为共享或者分享经济,说明它的经济形态已经超出了以所有权、使用权为基本概念的经济学内容。
分享经济有三个重要的特质:第一,它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包括滴滴打车、共享单车都依附于互联网平台。第二,它需要大规模参与,参与的主体数量都是数以千万计、数以亿计。第三,它要依靠数据的智能匹配。
为什么五年前不可能出现共享单车?因为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智能终端(智能手机),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移动互联网,没有现在这么便利的移动支付。现在,听说有投资人想要在菲律宾推出共享单车,但是,菲律宾连基础的移动网路都不完善,也没有网上支付这些先决条件,怎么推共享经济?
因而,我们看到新生事物、新生商业模式的出现,也要看到这些新生事物所附着的基本条件,没有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和新协作结构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生商业模式是很难成长壮大的。
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和新协作结构,正在对现在的经济结构产生深刻影响,某种意义上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对一二三产业的传统划分方式。传统意义上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一个横向分工的概念。
人们按照生产环节进行产业划分。种麦子可以称之为第一产业,把麦子磨成面粉则称为第二产业,而把它制作成包子出售则属于第三产业。
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横向划分显然出现了无法归类的问题。比如,按照传统归类方式,理发属于第三产业,移动网络运营商也是属于第三产业——天差地别的两种行业却属于同一产业。
而如果我们继续以归类方式来作为我们经济统计、政策制定的依据,一定会遮蔽我们对现实巨变的认识和理解。传统的一、二、三产业的划分已经开始失效,它已经很难刻画出当下的产业结构特征。
要正确描绘当下的生产结构形态,我们就不能固守横向分工的旧视角,而是必须关注随着互联网革命而来的纵向结构。
什么叫纵向结构?我们现在要观察和定义一个企业,不能像过去那样分析它处于何种生产环节之中,而是应该分析它处于什么样的生产层面之上:
处于最底层,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可以称之为基础设施行业,中国移动就是新时代的基础设施行业代表,其提供的是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处于中间层面的,是平台行业,平台掌握数据,非常关键,淘宝、天猫、滴滴都是此种意义上的平台;最上层,可以称之为自由连接体,它是可以随时连接、随时自主形成的各种商业实体与社会实体。
自由连接体可以直接面对市场,响应市场发展,它可能是小微企业,也可能就是个体。随着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在供给端,还是在需求端,越来越多个体从原有的组织、体制、体系中脱离出来,成为半游离状态,他们彼此之间可以进行自由联结、组合,产生出无数种可能性。
未来也许超过一半以上的年轻人,都不会加入任何一个固定的组织,而是成为这样的自由连接体的终端。最近,在一个高校所做的关于大学生就业意向的调查中显示,95后的大学生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选择毕业以后不就业——不考公务员,不到公司做职员,而是以自由连接体的方式在家工作。
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也可以同时是作家/出版人/学者等等多重身份,他可以以多重身份自由连接——以后这些人的人生就可以说是“斜杠人生”了。现在,此种自由就业状态的人越来越多,这必然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就业问题。
这一切都说明,技术变革引发商业模式变化,商业模式变化引发市场生态变化,市场生态变化引发组织变化,组织变化又会带来对人的能力的需求的变化。互联网革命带动的社会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是全方位的。
互联网革命重塑知识体系与治理体系
为了应对变局,引领变局,我们必须改造自身的知识结构,重塑我们的治理能力。
在农业时代,人类知识积累的速度非常缓慢,慢于人类年龄增长的速度,这意味着年长者的经验对于年幼者是有效的,年长者天然拥有知识上的权威。
而当我们进入工业时代,知识增长加快,年轻人拥有的知识未必比年长者少,家长经验和知识权威的有效性,面临学校体系竞争,也受到教育层次较高者的挑战,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一代反对老一辈人知识权威的现象时有发生。
在今天,互联网时代是个信息大爆炸时代,知识的代谢和更替非常迅猛,年轻人相对于年长者反而更容易接受和掌握新知识。信息时代的新知识掌握程度的不平衡正在影响家庭结构中的父母权威。
比如,面对一个智能设备,现在的一个儿童几乎不用看说明书,稍加摸索就能熟练运用,而家长却还是按部就班地依赖说明书指导,并且未必能掌握——这是他们自身成长过程中的经验带来的限制。
当此类的挫败不断出现时,家长的权威就会出现问题。学校教育也是如此。由于信息传播速率问题,学校教材往往刚出版就已经落伍。老师们的竞争对手,也不是其他老师,而是以整个互联网为背景的海量信息。
更进一步,此种趋势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学校和教育体系,还影响到传统的知识分布方式、知识体系、知识结构和意识形态架构。
近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东方国家就已经面临过类似的冲击,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本土知识体系被以工业化为基础的西方知识体系颠覆和替换。而到了今天,这种知识体系的颠覆和替换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冲击、观念冲击、伦理冲击可能更为剧烈。
面对由此而来的观念混乱和意识形态危机,我们的可能出路不是回到过去,重新拥抱农业文明的知识经验,而是面向未来,直面挑战,在互联网时代重建自身的知识体系。
与此同时,互联网革命给新时代的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面对生产结构的变化、人类和信息流动性的剧增、社会复杂性的几何级数增长,我们无法延续传统等级化、科层制、管制式的治理模式,而是必须探索网络化条件下新的治理形态。
我们在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互联网的条件下,多元主体的平等价值诉求不断高涨,而且日渐难以靠压制和无视的方式加以应对。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互联网时代的治理可以视为是一种网络化的治理形态:不是像过去一般依靠一个中心来进行控制,不是依靠一个政治精英团体、依靠一个霸权国家来维持秩序,甚至也不是一个中心来分层地进行控制,不是所谓的联邦式治理。
当然,在我们看到互联网革命给社会治理带来冲击的时候,也要看到,互联网自身内在的一些技术特性,也为这样的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可能。
消费是经济循环的起点与归宿,充沛和健康的消费也是实现循环经济与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消费力与生产力同等重要。为了克服长期以来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存在的唯生产中心倾向,恢复消费本身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加强消费经济学的研究,对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建立和谐社会,具有重大对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前,在工业经济转向信息经济的背景下,消费者日益兴起,企业越来越认识到贴近消费者,掌握消费者信息,以顾客为上帝的极端重要性。在这个背景下重新审视传统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就会发现在以生产为中心话语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在消费话语上存在某种与信息经济的大前提假设不相符合的缺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鉴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不断表现出“为生产而生产”的“唯生产中心”倾向,对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负有理论责任。人们不得不对“为生产而生产”的理论进行反思。经济学视域对基点和出发点需要从生产转向消费,经济学需要向“以人为本”的方向转型。
“回到消费本身”,就是要尊重和认可消费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认识消费的基本概念和内涵,探讨与时展相适应的相关重大理论命题。例如,与抽象生产价值相对应的抽象消费价值;与生产资本化相对应的消费的资本化;与生产的工具理性目的对应的消费的终极性目的,等等。
主张“回到消费本身”,重建与时展相适应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这是一项大胆的具有创意的设想。它的研发与市场推广,将成为我国消费经济的新生力量,可以有力地改造传统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生态,增强我国经济活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加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贡献。
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西方经济学说虽然早已认识到消费是经济生活的基本领域之一,但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始终将其视为一个既定的前提,不认为消费会对生产构成障碍;20世纪20~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凸现了消费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于是开始了以凯恩斯经济学为代表的强调对消费需求加以管理和调节的经济学新时代,但他们没有提出回到消费本身的口号,也没有提到这种高度。
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在以往计划经济时代,则始终强调生产占先,个人消费居后,以致造成严重社会经济后果。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片面强调生产,忽视消费的局面开始改观。消费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出来。
本质主义是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立场。耿阳、洪晓楠、张学昕发表的《技术之本质问题的探究:比较海德格尔与杜威技术哲学思想》一文,对杜威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加以分析与对比,考察了他们在技术的本质问题,即技术的概念与技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作用上存在的分歧,从追问技术本质的根源、研究方法与技术探究的意义三个维度分析了二者观点之所以不同的深层原因。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追问使得在者整体(包括人在内)向着可能的方向展开,并在保持这种展开状态的技术整体中追问技术的本质渊源。而杜威则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现代科学为改造我们的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准备资料,是哲学兴趣从审美转向实用,从静观调和好的景物转向改变不调和为调和的世界,他破除了技术的认识论立场,使得机械论成为实用和进步主义的理想主义的首要条件,经验的起源与经验的利害成为判断真理的标准。在追问技术的本质问题上,海德格尔强调现代技术乃是完全不同的技术,它促使一切存在者成为持存物,将人类送到了不可抗拒的命运性的解蔽道路上。杜威认为技术经验的主要特征在于可验证的人工物的生产跨越了理论和实践的分离,并使得理论与实践相互沟通,破除了自然理论与现象世界的对立与不连续性。此文最后从突破形而上和人道主义的视角,归纳了两种技术哲学的思想对于当今社会问题所具有的启发作用,为当代技术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多元化的出路。
二、语境论与技术哲学结合的思考
“语境“作为元哲学问题,并非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但朱春艳与陈凡在其《语境论与技术哲学发展的当代特征》一文,以分析“语境“的含义为切入点,从三个方面讨论了语境论对当代技术研究产生的重要影响。指出技术哲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从关注技术“本身“转向关注技术创新,尤其是关注技术创新和文化的相关性问题。具体来说,在技术哲学的经验论转向的引导下,运用语境论的方法论原则对技术做动态的考察,尤其是考察在技术创新的各个具体阶段上,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技术创新的层面。应该说,此文提出的将语境论应用于技术哲学的研究,使得技术哲学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单一性走向系统性,从两极对立走向相互融合,进而能够影响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形成和研究范式的发展,同时,对技术哲学未来的发展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技术哲学实践向度的关注
乔瑞金、师文兵的《从人的解放看技术哲学传统的多重意蕴》,从技术哲学传统的三种基本的存在形式、主题与聚焦点,按照马克思、马尔库塞和威廉斯三个代表人物思想演变的历史顺序,从技术与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关系的不同视角,给予初步的讨论,展示了技术哲学传统为人类解放所做的不懈努力,阐述了其基本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张晓红的《国内马克思技术实践思想研究综述》,对这一议题的国内研究现状做了较为详尽的说明,主要反映在马克思的技术实践概念界定、技术实践主体及其生存状况、技术实践价值、技术实践批判等方面问题的研究上。万长松的《苏联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道路的关系问题研究》认为,苏联的技术哲学与其工业化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两者之间却存在着间接的内在联系。进而强调,在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不能失去哲学应有的批判功能;也不能脱离实际,要适应改革开放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走一种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道路。
四、技术思想史的探微
主要是从技术思想史的角度,解读古人对技术的思考。赵玉强在《庄子生命本位技术哲学的基本面向与内在理路探赜》一文中,对庄子的技术哲学思想进行了讨论,从而解释庄子生命本位的哲学对于当下社会的指导意义。作者提出在生命之道的统摄下,生命成为庄子技术哲学的价值本位。庄子立足于生命本位,在自然之域中对技术的探讨突破了现实层面的矛盾张力,开显出一种超越之维;在社会领域,庄子对技术异化、技术道德以及技术的相关社会政策等问题予以沉思;在人生的领域,庄子强调人当开掘技术内在本己的价值,从而提升生命的境界。项继光和任莉的《古希腊时期技术的哲学思想研究》便挖掘与分析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技术的哲学思考,以及他们对于技术的反思与追问如何成为现代技术哲学的思想源泉的。
五、工程的演化、本体论与人文反思
从发表的文章来看,主要涉及两大主题:一是对工程演化及其本体论的阐释。李伯聪、王晓松的《略论工程“双重双螺旋“及其演化机制》一文,把工程演化过程理解为一种“双重双螺旋“过程,即由“技术链“和“非技术链“(“经济)社会链“)共同构成的“双螺旋“。演化过程则由“技术发明)工程创新)产业扩散“三个环节组成。其中,工程“双重双螺旋“中“技术链“的演化,其基本内容是“技术硬件(机器)和技术软件(知识和制度)双螺旋“的演化。“选择与建构“机制是工程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机制。选择机制使得在技术)经济进化过程中,技术创新成果经过市场的选优汰劣,保证了工程活动和市场经济的健康演进。建构机制则体现为技术链与经济)社会链的“双重双螺旋“变革,形成新类型的“双重双螺旋“等形式。蔡乾和在《什么是工程:一种演化论的观点》的文章中,结合对工程的本质追问,也从演化论的观点考察了工程。张秀华在其文章《工程的生存论阐释》中,在现象学的视野下,主张可以从不同进路来理解和阐释工程,在生存论解释原则下,面向实事——工程现象本身,自觉进入工程的生成与人之生成的解释学循环,并将工程视为以“栖居“为指归的“筑居“,才能洞悉工程的本性与存在论意义。
二是对工程的人文规范与伦理追问。《“罪“与“赎“——关于人类工程之“非“的反省与超越》一文指出,工程既有功也有过,人类因工程之“罪“而遭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以至于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和生存危机。这就警醒我们必须反思征服、宰制自然的工程实践,在肯定工程之“是“的同时,正视、检讨工程之“非“,进而优化工程观,并在现实中以“赎罪“之感合理地规范工程行动,自觉地建构“无为“、“善为“的工程,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解。《略论工程美》则回答了工程美的功能,认为工程美是工程活动及其所创造的人工自然物给作为审美活动主体的人的舒适与愉悦之情,工程美的实质是功能美,这一实质展现为工程美的实用性、科技依赖性、环境协调性、社会历史性和综合性等特征,“美在和谐论“和实践活动论是工程美的立论基础。与以上对工程的人文规约与美的诉求不同,一些学者更重视工程伦理的路径。张应杭认为,面对因工程技术失误带来的灾难,有必要强调工程技术人员敬畏之心的培植。道家“道法自然“命题中敬畏自然的立场可以为这一敬畏心的培植提供思想史的启迪。道家以法自然为核心价值理念所主张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和身心合一之道可以为现代工程技术伦理提供如下三条敬畏原则:自然地对待自然、自然地对待他人、自然地对待自我。任丑则追问了工程伦理学的价值基准,并认为人权既是功利、道义、责任、权利等工程伦理学基本路径的价值基准,又是科学、技术、工程和工程师等工程伦理学诸要素的价值基准。因此,人权是工程伦理学的价值基准,各类工程事业应该成为切实保障和促进人权伟业的现实力量。熊志军还对科学伦理与工程伦理作了比较研究。此外,2011年以来出版了一批工程技术哲学的学术著作。
一方面,进一步深化了工程演化与本体论研究。殷瑞钰、李伯聪、汪应洛等的《工程演化论》坚持“史论结合“的原则,阐述了“工程演化论“的基本概念,揭示工程演化的规律和特点、工程演化的动力系统,讨论工程要素演化与系统演化,分析工程演化机制以及工程演化与文化变迁、人类文明进步等问题,并通过一些典型案例提供理论支持与说明。张秀华的《历史与实践:工程生存论引论》在现象学和实践哲学的范式下,借助生存论的解释原则,先行确立起生存论对于工程追问的优先地位,显示“人以工程方式去存在“及“人#工程#生存“互释共容的生存论意蕴,并据此于时空向度内考察“作为方式“、“人工世界“和“实存工程“的复性展延,进而判明工程实践之“是“与“非“、工程异化及其扬弃的历史担当,自我解蔽与突围,趋赴以“栖居“为旨归的“筑居“,重建时代的工程文化,去实现“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人类理想。
另一方面,丰富并拓展了技术追问的内容与路径。盛国荣的《西方技术思想研究——一种基于西方哲学史的思考路径》,旨在从西方哲学史的线索中梳理出各个历史阶段的哲学家们关于技术的思想,以求呈现出一部相对较完整的西方哲学家们认知技术的路径,即西方技术思想史。陈多闻的《技术使用的哲学研究》主要从共时和历时两种视角对技术使用进行审视。既给出技术使用的横向结构解读:技术使用是由技术使用的主体一技术使用者、技术使用的客体——总是物象化为人工物的技术,以及技术使用者和技术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所组成的图景;也做出技术使用的纵向历史分析:技术使用依次呈现出经验型技术使用、实体型技术使用和知识型技术使用的不同面貌,并分别孕育出相应的社会情境。曾鹰的《技术文化意义的合理性研究》揭示出在当下技术危机的文化境遇中,技术文化意义世界的裂变、扭曲与失落及其重构。王伯鲁的《技术困境及其超越》,在广义技术范式下,系统分析技术困境的结构、表现、演化机理,以及超越技术困境、谋求人类解放的路径与对策等问题。陈凡、傅畅梅、葛勇义的《技术现象学概论》,考察了技术现象学起因,现象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向度及演进趋势,非哲学的技术现象学研究,经验的现象学技术哲学研究范例,“装置范式论“现象学技术哲学研究纲领,以及技术现象学与STS研究、工程实践等问题。而新出版的学术著作,如朱葆伟、赵建军、高亮华主编的《技术的哲学追问》,王大洲的《技术、工程与哲学》,李伯聪的《工程哲学和工程研究之路》和刘孝廷等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等著作,则从更宽泛的视野讨论了工程和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