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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为中点,人们可以发现一个意外的转换关系:后现念,如果加上经济技术背景,就能转化为信息化理念;而信息化理念,如果加上精神和上层建筑背景,就能转化为后现念。
共同的思想前提
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就是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命题:天变,则道亦变。“天”就是指历史的前提假设,“道”就是指事物发展的规律。
后现代与信息化,都必须以历史主义为前提,离开了历史主义都不能成立。农业社会的天,对应前现代之道;工业社会的天,对应现代之道;信息社会的天,对应后现代之道。
举例来说,自给自足这条规律是有历史前提的,仅在自然经济这个“天”之下,才能够成立,拿到工业社会就不适用;再如,在家办公这条规律,只在前现代(农民在家办公)和后现代(网络SOHO)条件下适用,对工业化就不适用。
与历史主义相对的是普遍主义,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普遍主义者并非真的发现了适用于所有条件的普遍规律,而是有一种历史性的错觉,把所在社会条件下得出的特定规律,不适当地延伸、普适到所有条件下,犯下教条主义的错误。
马克思早期的后现代主题和晚期的前现代主题的文献,近几十年来,引起了西方社会极大的研究兴趣。马尔库塞、列斐伏尔等是从马克思早期思想进入后现代;莫斯、巴塔耶、鲍德里亚走的是马克思晚期东方学的路子,由前现代而批判现代,启示后现代。
人们没有意识到,信息化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其实正是马克思早期和晚期文献隐隐约约在思考的问题,即不同于工业化的另一条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今天,许多人不接受后现代思想,与不接受信息化思想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认为工业化中的几个思想家(如斯密、凯恩斯、韦伯等)总结的东西,是万古不变的真理,拒不认为信息化会改变时代的前提条件。
二者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文献中的后现代因素,不像现代因素那么明显,但地位却很重要。而且越临近工业化完成,它在西方发达社会被讨论得越热烈。因为它们解决的正是“工业化之后”的问题。
以实践观点拒斥理性形而上
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与感性对立的理性的形而上。笛卡尔理性主义是这种现代性的思想根据;工业化大生产是这种现代性的物质基础。这样一种表面上永恒之“道”,只不过是工业化大规模同质化生产这样一种“天”所决定的产物。
马克思的根本方法,具有强烈的反“形而上”性质,这与后现代思想的倾向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反形而上立场,突出表现在实践观点上。西方有两种人很难理解这种后现代精神,一种是将理性绝对化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一种是持机械观的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学家。反倒是中国人特别能接受实践的观点。法国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深得“实践”二字的妙味,看出实践的后现代作用,在于弥合心物二元论,从而瓦解现代性的思想基础。
后现代和信息化,出于一个共同的理由,需要实践的观点。这就是现代性或工业化的根本思想特征是心物二元论,它是基础主义与本质主义的理论前提;以后现代扬弃现代性,以信息化扬弃工业化,根本的思想阻力来自心物二元论。这种心物二元论在现实中表现出强烈的理性中心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成为传统工业化的精神支柱,阻碍社会向“新型”方向迈出的脚步。
感性事物的价值优先性
复归日常生活世界,强调感性事物的价值优先性,是后现代的共同主题。所有后现代主义者,都在大大发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这一早期思想主题。马克思对于物质和劳动的看法,隐含着后现代基因,就是强调感性事物的优先性。后现代主义理论可以说千差万别,但都主张复归感性。这里的感性是有特定含义的,是由理性“复归”感性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的感性,具有异质性、个性、分布式的后现代特点。只有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的生产力条件支持下,大规模生产才能变成个性化定制,集中式管理才能演变为分布式的管理。即由同质性向异质性复归。
在信息化中,感性事物的价值优先性,集中表现在信息化特有的价值取向上,信息化运动实质是社会的生命有机化运动。它是工业化的社会机械化运动走到极端后的拨乱反正。信息化推动社会从工业化的机械状态,向后现代的生命状态的转变。这种生命化,表现在价值上,就是以人为本;表现在组织上,就是从无生命的机械分层组织,向智能感知的灵活流程组织转变,做活企业;表现在产业发展上,就是在物质和社会需求满足基础之上,升级到精神文化需求满足的“高感性事业”。
非常非常遗憾的是,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他们两耳不闻生产力和技术革命,一心只谈精神和文化,变成脱离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空头理论家。同样遗憾的是,所有的信息化工作者,忽视了经济感性化、产业精神化的现实,成为游离于社会精神文化和制度变迁的埋头苦干家。
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是后现代与信息化又一个共同的理念。
二十六岁的马克思把不同于现代性的人类发展状态,高度概括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样一个经典命题。按照马斯洛的说法,人的自由发展,最终要体现为人的自我实现和高峰体验这样的精神满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代性理念和工业化实践,过分强调了人的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这样一个片面的方面。
党的十六大对新型工业化的完整表述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要真正理解和把握新型工业化的路子,首先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信息化、工业化、新型工业化等概念及其内涵。
所谓“化”是指由一种特定的力量引起的持续的、内在的改变,在形态上表现为一种趋势,一种进程。在“化”的过程中,这种力量与被作用的事物不是简单的叠加或混合,而是通过渗透达到融合,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使事物发生某种质变。信息化是指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出现的、以信息作为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源的一种持续的社会改造和进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信息和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引起社会结构各个方面发生深刻变化。而工业化是相对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形态而言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以机器大生产和城市化为主要特征,不断增加工业经济比重,普及工业产品的应用,改变生产方式,改变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过程。它是就整个社会形态而言的,不仅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且包括社会、文化、观念、心理等等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
信息化与工业化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是现代化的两个基本标志。信息化是建立在高度的工业化基础之上的,是工业化和科技进步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信息化既不能超越工业化,更不能代替工业化,但是信息化可以带动工业化,加速工业化进程,并使其运行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上,信息化和工业化正在处于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中。“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是站在战略高度提出来的,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情况的一种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信息化模式;是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的跨越式发展战略;是适应时代变化,利用后发优势,加速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决策。
所谓新型工业化是就工业化的实现方式而言,是对工业化的质的描述和要求,它区别于传统工业化的特点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党的十六大明确表述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实现途径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既不是工业经济比重的简单增加或工业内部结构的简单调整,也不是单纯的采用新技术、新方法。而是像党的十七大强调的那样:“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信息化主导着新时期工业化的方向,贯穿于新型工业化的始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关键,加速新型工业化进程的一切方略都必须围绕“信息化”这个核心手段展开。离开信息化,无论怎样的高技术化,怎样的经济结构,都不可能成为新型工业化,只有用信息化武装起来的工业化才是新型工业化。及时而有力地抓住信息化所带来的机遇,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是时代的需要。为此,各级政府要“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把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
我省面临经济和社会转型与发展的双重压力,必须强化各方面对新型工业化的认识和理解,统筹考虑经济与社会、国际与国内的各种因素,把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双重任务统一起来,落实到各项方略和实际工作中去。
二、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
以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信息技术应用为主要特征的信息化过程表现出极为强大的普适性、扩散性、渗透性、融合性和创新性。这些特性决定了信息技术对工业生产的影响无处不在,信息化能够持续地、全方位、全过程地进行,并不断深化对工业化的影响,形成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的新型工业化。因此,信息已经同能源、材料一样成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并且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市场竞争的核心和关键要素。
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实现途径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指明工业化的方向。新型工业化必须在信息化的框架内进行,以信息化为方向,不能脱离信息化的思路。二是促进工业产业的增长。信息技术的引入,带动技术创新,一方面通过增加制造能力、丰富产品、适应个性化需要,扩大工业生产;另一方面直接带动整个信息设备制造业的市场需求。三是促进结构调整。利用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改造原有的工业格局和工业企业的生产、管理和销售,使整个工业领域资源配置有效、结构合理。四是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量。通过信息化提高资源利用率、提升企业运转效率,提升产品的质量和服务能力,提升整个产业的活力。五是节约交易成本。通过电子商务,打破地域限制、缩短交易时间,减少交易成本。六是扩大市场需求。通过信息技术的采用,可以创造需求、创造市场,带动工业化的更大发展。
三、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着力点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信息化的带动作用主要应体现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技术水平低、产品科技含量低、管理落后、市场效率低、竞争力差等突出问题上,并以此作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着力点。
1、以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为突破口,加速制造业信息化
产业升级是个渐进的有序流动过程,传统产业正在从发达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向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转移,我国这种产业的转入国。把握新的历史机遇,把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走用信息技术提升传统产业,加快产业优化升级的新路,是建设新型工业化的需要。只要大力引进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加以优化改造,就能够大大节约传统工业升级换代的时间和成本,后来居上,发展出先进的工业生产力。
信息技术与传统技术相结合,对传统制造业最具有革命性作用是导致了制造系统智能化。现代智能化的企业并不全是高科技的软件企业,大量的智能企业是依靠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消减成本、节约能源、减少浪费,生产传统产品如奶制品、家具、金属制品,甚至水泥等的企业。
要采用各种措施,大力推进企业信息化。一是用信息技术提高企业装备水平。在生产、制造方面,应用信息技术对原有装备进行技术升级,以适应工业生产智能化、柔性化、高速、高效的要求。二是用信息技术改造工业流程,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生产能力。三是用信息技术提高传统产品的电子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优化价值链,延长传统产品生命周期。2、充分利用信息资源和信息手段,推进企业管理信息化
信息技术作为管理的工具加入到了管理领域,导致了管理由科学管理向信息管理转变,实现了管理学的又一次革命,使一些过去无法实现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得以实现。现代的信息管理革命的内容主要可归纳为几方面:一是管理结构的扁平化。信息技术在管理领域的应用,实现了信息传递、处理的电子化,导致了管理结构由金字塔结构向扁平结构转变。二是管理方式柔性化。大量规范化、日常管理被模块化的电子信息系统替代,能够很容易地根据管理的需要进行组织结构和管理流程调整,以适应形势和管理的需要。三是管理过程民主化。信息化打破了信息的少数人垄断,使管理的公开化、民主化、科学化成为可能。
目前我国企业管理尚处在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转变时期,进入到信息管理层次的企业还不是很多,这说明在我省用信息技术改进管理还有很大的空间。
3、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扩大市场渠道,提高交易效率
现代电子商务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商务活动中的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所创造新的商务模式。一是极大地降低了传统交易活动中的产品搜寻和价格谈判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二是信息网络与传统交通网络相结合形成的现代物流系统,通过信息技术的优化和整合,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交易活动中的物流成本和最大限度地节约了物流的时间。中小企业与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的通道难以建立,交易成本巨大,大大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市场空间。电子商务是解决这类企业市场通道的最佳选择,也是成功之路。
4、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人的信息化
【关键词】电力需求;城市化
1.引言
过去20年多中,中国电力需求年均增长近10%,高于世界其它任何国家,而且预期还会继续增长。与此同时,电力供需形势历经数轮起伏,2008年全国煤电油更是出现全面紧张。充足可靠的电力供给不但是目前影响经济稳定的重大宏观问题,还将对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重影响。预计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将在2020年左右告一段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规模庞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并处于经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将对电力需求带来何种冲击以及在这种冲击下电力需求如何增长,是本研究要考察的问题。
2.发展现状
首先,可以从农产品生产和运输来讨论。目前,中国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约为56%,大致推算一下,为全国人口提供足够食物,每个农村人口为不到2个人生产所需的粮食;如果2020年城市化率达到60%及以上,每个农村人口至少需要为2.5个人提供粮食。要使人均粮食产量达到目前的1.25倍,只有通过农业现代化。所以,城市化进程中的农业现代化需要消耗更多能源。其次,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通过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建设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要求资本、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达到一定集中度。国际经验也表明,在城市化进程中,一国经济往往呈现出工业化的特征所以,工业化生产所需的建设及运输过程也将比相对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消耗更多能源。最后,与城市化相关的工业化发展将推动居民能源消费。首先,随着城市化率提高,需要为新增城市人口提供足够的住房;其次,人口大规模地迁入城市后,对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城市绿化等公共设施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行和维护都需要消耗更能源。
3.变量选择及定义
1)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是文献中最早、也最常见的解释电力或能源需求的因素。经济增长及其对生活标准的影响是促进电力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众多经验研究证明了GDP与电力消费之间存在着显著且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2)城市化:人口增长是促进电力消费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相对于人口总量增长,城市化率的提高对电力消费的影响更为显著。
3)工业化:工业耗电在中国的全社会用电量中占70%以上,重工业则占60%左右,是名副其实的“耗电大户”。中国电力消费呈现的“工业化”特征,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4)电力使用效率:虽然中国人均电力消费量相对较低,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单位产值电耗水平很高。本文用工业增加值与工业耗电量之比代表电力使用效率。假设工业耗电量会随着用电效率提高而降低。
5)电价水平:价格是影响商品需求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中国能源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电价仍由行政制定,电价水平多年不变。
4.对电力需求研究和预测
4.1 影响电力需求的主要因素
除了将收入水平作为最重要的解释变量,一些学者也试图纳入其它变量以增强模型的解释能力。城市化对电力消费的影响会随人均收入及产业结构变化而变化。在研究加拿大各城市人均电力消费后发现,经济运行、人口、气温是影响电力消费的重要因素。城市化水平对发展中国家的长、短期居民电力消费都有重要影响。在三要素生产函数框架下,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技术研究并预测了中国电力消费,表明GDP、资本、人力资本及电力消费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4.2 电力消费的收入弹性
经济增长同电力消费之间究竟是否为不变的线性关系,值得商榷。经济中生产和消费活动的结构变化可能会改变收入水平影响能源消费的方式及程度,这在线性方程中很难得以反映。对中国电力消费弹性的中长期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后也发现,电力消费的收入弹性系数随着收入水平发生了非线性变化。因此,在预测中长期电力需求时,将需求收入弹性作为常数的假定确实需要讨论。
5.人均电力需求预测分析
未来20年将是中国进入高速城市化发展的阶段,同时也是刚性的能源高需求阶段。因此,本文关于中国电力需求的预测有其合理性。2006年全国城市化率为43%,与中等收入国家61%、高收入国家78%相距甚远。经济快速增长推动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会提高整体能源(包括电力)消费水平,城市化进程中的工业化特征是高耗能产业的迅速发展。估计到2020年,中国大约有3亿人口将迁移进城市居住和工作。2006年,中国以占世界总量5.5%左右的GDP,消耗了世界钢材总量的30%、水泥总量的54%。2000年到2012年间,中国电力消费总量的年均增速超过11%,主要源于高耗能产业的快速增长。这就印证了本文结论,城市化是引起能源需求增加的主要原因。
根据本文预测结果,可以判定,中国2020年的人均电力消费量将达到5000千瓦时左右。据此推算,2012―2020年的人均电力消费年均增速约6%。未来中国经济仍将持续稳定增长,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中国的能源消费将发生巨大变化,即使技术进步有可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为满足经济增长和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仍将经历一段刚性的高增长阶段。总体来看,城市化将是一个比较长的历程。各国社会条件不同,经历的时间会有所不同,但这一过程是每个发达和中等收入国家都经历过的。如果没有出现大的灾难性问题,中国城市化进程大概还需要12年(到2020年)。需要并且真正理解这一阶段的能源消费增长和能源消费刚性问题,是制定有效的能源战略和政策的必要前提。
6.结论
对比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国目前还处于能源高需求阶段。城市化推进阶段的工业特征是高耗能产业的迅速发展,城市化阶段能源需求的刚性说明中国的重工化过程不可避免。近期中国的能源发展动态也表明能源消费在快速增长。2003年到2007年间,各年能源消费总量以近双位数增长,究其原因是高耗能产业的快速增长,这说明城市化进程在加速。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经济发展;盘县
十以来,“新型城镇化”成了热点词。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能创造约7万亿元的市场需求。可以预见,通过城镇化释放投资和消费需求,将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新动能。县域城镇作为城市之尾、农村之头,无疑是城镇化最重要的着力点。同时,城镇化亦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题之一,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因此,盘县要按照“城乡政策一致、规划建设一体、公共服务均等、收入水平相当”的要求,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步伐,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探索盘县城镇化战略实施的现实路径。
一、盘县县城总体规划
在盘县县城搬迁至红果十余年、西部大开发进入第二个十年的新时期,在国发2号文件及中央扶贫开发赋予贵州一系列政策支持、贵州省制定新战略与新要求的背景下。盘县立足于提升区域职能、构建新老县城一体化。编制《贵州省盘县县城总体规划(2012―2030)》[1]。
(一)盘县的区域职能与定位。滇、黔、桂的交通枢纽、贵州省区域中心城市、贵州省产业高地、贵州省面向云南及东南亚地区的桥头堡。
(二)县域城镇空间结构。十字聚集:以沪昆高速、沪昆高铁,毕水兴高速、南昆铁路支线以及规划中的毕水兴城际快铁形成“十字形”发展轴;一主两副:以新老城区一体化发展为主中心,柏果―鸡场坪、保田为两个副中心。
(三)中心城区城市规模。规划2015年中心城区人口约22万人左右,2020年约30万人左右,2030年约50万人左右。规划中心城区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控制在110平方米/人以内,按50万人计,则2030年城市建设用地应控制在55平方公里以内。中心城区城市规模的扩大对于盘县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建设进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次不能错过的历史机遇。
二、盘县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现状
2013年10月21日,《2013年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在京。盘县入围2013年度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科学发展百强县市)名单,排名第99位,实现了贵州省全国百强县零的突破[2]。
盘县位于贵州省西部,地处贵州通往云南的交通要道,素有“黔滇咽喉”之称。全境南北长107公里,东西宽66公里,总面积4056平公里。辖内37个乡(镇),2012年末常住人口103.73万人[3],住着汉、彝、回、水、布依等28个民族。盘县是我省30个经济强县之一,近年来,坚定不移地落实“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主基调,大力发展提升旅游业,以“三化”兴“三农”、以调整促转型、以开放促开发、以民生带发展,经济运行保持健康快速的发展势头,2012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300.72亿元,工业总值506.1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296.2593亿元,财政总收入65.46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060元,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其主要特征是:
(一)交通更为便捷。盘县县城至云南昆明和贵州贵阳的车程由原来的10个小时缩减为3个小时左右,沪昆高铁通车后将缩减为1个小时左右,“1小时经济圈”使盘县与云南昆明和贵州贵阳省会城市更加融为一体。
(二)城镇化进程加快。在“城市大道”沿途地带,工业和相关的服务项目加快上马,商品房项目的开发闻风而来,沿线20多公里范围内由原先纯农村地区变为城郊结合部。也就是说,不仅县城及其周边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加快,而且“城市大道”沿途的城镇化进程也是触手可及。
(三)工商业的发展吸引来自各方的“外地人”。既有继续从事农业的农民,也有从事人们原先闻所未闻的行业人;既有“单位人”,更有大量的处在极为松散状态的各类新老居民。
这些特征,尽管在过去若干年已经逐步显现,但在今天城市大道建成后,将会更加凸显。
三、存在的问题
把盘县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放在全国、全省范围内来考量,盘县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与全国和全省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总体来讲,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一)城乡二元结构较为突出
2012贵州省人均GDP为3106.21美元,盘县人均GDP为4632.87美元,对照钱纳里标准模式,都在2912-5460之间,表明盘县与全省同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但是,盘县城镇和农村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城乡二元结构较为突出。陈少荣说,按照市委六届二次全会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盘县也提出了突出“三个核心指标”,即:以县为单位人均生产总值达到5000美元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000美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000美元[4]。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还远不到一半。
(二)城镇化进程缓慢,落后于全国、全省水平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52.57%,贵州省城镇化率36.5%,盘县城镇化率34.5%,比全省低2个百分点,比全国低18.07个百分点。从城镇化进程来看,盘县的进程较缓慢。盘县2012年的城镇化率比上年提高了0.3个百分点,而全省、全国分别提高了1.54个和1.27个百分点,盘县与之相比,分别慢了1.24个和0.97个百分点。
第一,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决定了碳排放总量的峰值远未到来。
目前,中国正处于以重化工业快速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机械制造、汽车、钢铁、建材、石油、石化等重化工业行业相继进入快速增长通道。与此同时,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的中期阶段,2012年的城市化水平为52.6%,基础设施建设正大规模进行。所有这些都形成了对资源和能源的巨大需求。
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的演化依次要经历碳排放强度峰值、人均碳排放量峰值和碳排放总量峰值3个阶段。就中国目前来看,仅仅跨越了碳排放强度的高峰,且碳排放强度尚未稳定下降,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总量高峰还未到来。
第二,中国的能源结构具有明显的“高碳”特征,加大了低碳发展的难度。
中国的能源结构特征是“富煤、贫油、少气”。2008年,在中国的能源消费中,煤炭占68.67%,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只占18.78%和3.77%。这决定了中国对煤炭的依赖远大于世界其他国家。这种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也意味着中国将比其他工业化国家付出更大的代价来实现低碳发展。
煤的碳密度比其他化石燃料要高得多,在产生同等热量的条件下,煤、石油和天然气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比例大致是5∶4∶3。据计算,每燃烧1吨煤炭会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由于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的比重较大,因此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也相对较高。中国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30%以上。同时,天然气、风能、太阳能等洁净能源所占比重过低,可再生能源的商品量仅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5%,核能比例较低,小水电资源开发利用率只有23%,风电资源的利用率仅有万分之五。虽然一些新的能源开发利用成果在中国已崭露头角,但其开发利用的比例仍然很低。
第三,中国现有发展模式形成了一定的“锁定效应”,增加了推进低碳发展的障碍。
由于整个社会的生产消费系统对化石能源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中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还将面临着“锁定效应”的制约。中国高出口、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容易被锁定在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路径上。由于经济规模巨大,基于化石燃料的技术和制度基础就具有更大的惯性。
同时,中国政府“越位”、“缺位”问题严重,体制变革难度很大,形成了体制的“路径依赖”。政府“越位”表现为政府权力过于强大、干预和替代市场。政府“缺位”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不够,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发育缓慢,知识产权保护乏力等。政府一旦被锁定在“越位、缺位”的轨道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消费、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就难以转变,低碳发展的障碍也就很大。
第四,中国是第一世界人口大国,必然造成碳排放总量巨大。
人口数量与碳排放量具有相关性。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不可避免地逐年增大。大量的人口及其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导致对资源能源、产品和服务等需求的不断增加,产生了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有研究表明,每增加1%的人口相对应的二氧化碳平均排放的增加量是28%。
[关键词]生产业;制造业;互动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2)08-0049-06
生产业是指那些作为生产的中间环节投入的,直接为生产提供服务的行业,如现代物流业、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科技研发服务业等,它是把社会中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导入到商品生产过程的媒介,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这些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通道,因此它能够提高生产过程的运营效率、经营规模以及其他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增加其产出价值。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重心开始转向服务业,产业结构出现新的变化趋势,即由工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传统的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服务业日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主导,尤其是作为现代服务业核心的现代生产业在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中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部门。例如,在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中,金融保险业、科技研发服务业、经营服务业、房地产业等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已经超过了1/3的比重。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中制造业与生产业的融合发展趋势日渐明显,作为制造业中间环节投入的生产所占比重不断提高。
从价值链的角度看,生产作为一种重要的中间投入,是产品价值的主要构成部分,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中间投入的不同构成了产品差异化的最主要来源。从社会分工角度看,生产业的发展是分工深化、专业化程度提高的重要体现和必然结果。生产业与制造业的协调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走势,工业化和经济服务化都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生产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其对于工业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影响已经引起众多学者以及相关政府研究机构的注意。当前,辽宁省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也是处于服务业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辽宁经济增长中制造业占据了半壁江山。然而辽宁一直在制造业的加工制造方面具有优势,而在产业链的高端即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链条上却发展薄弱。在经济运行中,生产业与制造业相比相对滞后,发展不均衡,生产业对制造业的“推力”不够。如何促进生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生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将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对提高辽宁经济的运行质量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在后金融危机影响下,生产业发展对提升制造业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辽宁省生产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辽宁省的制造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辽宁省加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导力量。表1显示的是2000-2010年辽宁省产值结构变动情况。
表1中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越高,说明工业化程度越高(当该比例小于等于1时,为初级产品阶段,主要特征是农业生产活动为主;当该比例大于1时,为工业化阶段,其中该比例为2-3之间为工业化初期阶段,4-5为工业化中期阶段,6-7为工业化后期阶段,大于8为发达经济阶段。据统计,全世界高收入国家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一产业增加值比值均在8以上,上中等国家为6,中等国家为4-5,下中等国家为3)。从表1中可以看出,辽宁省的该比值从2000年的4.52提高到2010年的6.05,说明辽宁省已经从工业化中期阶段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
装备制造业自2006年成为辽宁第一支柱产业以来,一直保持强劲发展势头。2009年,全省装备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8000多户,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2240.6亿元,约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1/3。随着装备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工业品进入大规模消费时期,同时也产生对生产业的大量需求。近年来,在制造企业服务化、国际生产业转移以及集群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下,辽宁也在全面提升经济服务化基础上,在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中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生产业。尤其2009年以来,辽宁服务业不仅未受到金融危机太大消极影响,反而迎头赶上,2009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2.1%,高于全国3.2个百分点,为近10年来最高增速,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7.3%,拉动全省GDP增长4.9个百分点,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其中,商务服务业、仓储业、软件业等生产业在金融危机中成为力保经济增长的活跃力量,其营业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如图1所示,2000-2009年期间,辽宁省服务业总产值从1821.2亿元增加到5891.3亿元。
关键词:城镇化;产业结构演进;影响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2-0147-04
结构转型理论认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结构转型的两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必经阶段,两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结构转型。工业化作为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阶段,是结构转型最本质的内容,同时也是经济结构转变最直观的反映。而城镇化作为结构转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则从空间地理的角度反映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转型。而发展经济学也认为,城镇化只是劳动力这一生产资源在城乡之间重新配置的结果,引发这一重新配置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工业化的发展,即城镇化只是工业化发展的伴生物。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发展,必然引发城镇化。此外更有大量研究表明,产业结构演进即工业化的发展是城镇化的动力机制。而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则是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互动增长中内生地决定的,即产业结构的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镇化的发展水平。
基于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密切联系,研究和了解产业结构对城镇化的影响机理,深入把握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内在作用方式,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有效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对于促进城镇化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在把握产业结构变动与城镇化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要素流动及产业结构优化两个角度深入分析了产业结构对城镇化的影响机制,为研究产业结构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分析奠定基础。
一、产业结构变动与城镇化的阶段性特征
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发展都呈现一定的阶段性,由于不同产业属性的差异,产业结构演进至不同的阶段对城镇化的影响必然存在着差异。工业化是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方面,同时亦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因此以工业化发展的阶段特征来探讨其不同阶段城镇化发展的差异。根据钱纳里的工业化发展理论,产业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不同时期产业结构也具有各自的特征,而相应其城镇化发展也存在差异:
1.不发达经济时期。又称为前工业化时期,这时期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没有或极少有现代工业,生产力水平很低,这一时期农业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产业,在经济上发展上占主导地位。而农业作为最原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需要的劳动力较多,因此这一时期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农业,相对而言城镇发展处在萌芽时期,这一时期发展集中在农村,城镇化水平较低,且与农村相差不大。
2.工业化初期。这一时期产业结构开始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结构向以现代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结构转变,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其主导产业,轻工业发展较为迅速。为了寻求最大效益,产业出现聚集,城镇成为生产中心,而产业的集聚也带动了城镇的发展。由于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加之工业相对高收入的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量向城镇聚集,城镇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
3.工业化中期。也称重化工业阶段,这一时期产业大部分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制造业内部发展主体开始由轻工业逐步转为重工业,非农劳动力开始成为劳动力市场主体,而第三产业也开始迅速发展。这一时期重工业的发展使得资本向城镇聚集,城镇相对于农村的优势开始体现,由于收入的差异,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量向城镇聚集,使得城镇发展加速,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
4.工业化后期。在第一二产业协调发展的同时,第三产业开始进入持续高速增长阶段,并逐渐发展成为当期主导产业,其中尤以新兴服务业发展迅速。这一时期城镇化已经处在一定水平,人口在城市的聚集使得与生活相适应的服务业需求增加,而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因其对劳动力的需求带来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城镇人口进一步聚集,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此外,二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增长开始关注生活品质,这对城镇生活功能的完善提出了要求。因此,城镇发展不应当继续局限于提高城镇化水平,更应当着重于城镇化质量的提升。
5.后工业化社会。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并逐渐取代资本密集型产业成为当期主导产业。同时生活方式趋于现代化,高档耐用的消费品被大量推广普及。这一时期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产业内部分化更细,产业功能更加明晰,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提高,在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同时也促进了城镇化质量的提升。
6.现代化社会。第三产业开始分化,知识密集型产业开始占主导地位,并逐渐从服务业中分离出来。这一时期,产业发展开始集中在第三产业,随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城镇化发展迅速,几乎将达到理想的状态。
二、产业结构演进对城镇化的内在影响机理
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虽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但这两个过程往往天然地交织在一起。大量的研究文献也指出,产业结构演进或者工业化的发展是城镇化的动力机制。钱纳里在关于工业化的研究中也发现工业化与城镇化是密切关联的,工业化过程(即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是城镇化现象的动因,工业化的发展在推动城镇化的同时也重新塑造了城市的功能。那么,产业结构的演进究竟是如何推动城镇化的发展的,其作用机理是怎样的?可以从要素的流动及产业结构的优化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阐述。
(一)产业结构演进对城镇化的影响机理
产业结构演进对城镇化的作用和影响主要通过要素的流动来实现,其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的演进必然带动经济要素在不同的产业部门间的流动和空间地域上的转移。经济要素在产业间发生转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生产必然发生改变,如技术的革新会使各产业对经济要素的需求也相应发生改变,而生产要素作为一种投入必须要与生产需求相匹配。因此,产业结构的演进必然带动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的流动。
此外,由于产业属性的不同,各个产业在布局上就存在差异,如第一产业主要分布在农村,第二产业主要聚集在城镇边缘,而第三产业则主要集中在城镇中。因而产业的演进在带来生产要素在部门间流动的同时,便会带来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转移。由于集聚经济的存在,第二三产业多以集聚的形式存在,而产业的集聚会带动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更会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产业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形成小型城镇。城镇是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一个集聚经济体,由于其中集聚经济的存在,将会吸引高生产率企业的迁入,其对城镇发展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
因而产业结构的演进在推动要素在部门间流动的同时推动了其在地域上的转移,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其具体过程(如图1所示)。
产业结构演进带来的要素的流动主要表现在劳动力、资本及技术三个方面,由于集聚经济的存在,生产要素流动过程中又伴随着生产要素的集聚,而城镇作为产业发展的主要载体,生产要素的集聚地主要在城镇,从而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其具体影响表现如下:
1.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机理。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技术的进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产生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而由于各产业收益的不同,受第二三产业较高收入的吸引,剩余的劳动力将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加之第二三产业主要集聚在城镇中,劳动力的大量涌入必将带动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2.资本转移的影响机理。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润,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资本必然自发地由低利润的产业向高利润产业转移。而各产业平均利润率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以农业的平均利润率为最低,因此资本必然由农业流向高利润率的第二三产业并发生集聚,从而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为作为其聚集地的城镇带来较高经济效益,从而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3.技术转移的影响机理。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技术是决定其演进方向的关键性因素。技术转移主要表现为技术人员的转移及关联产业间的扩散,技术人员的转移主要是受城镇高收入及良好的生活条件的吸引,而技术在关联产业间的扩散,主要是为了获得关联效应,从而获得更高的收益。而为了获得集聚经济及规模效应,这些关联产业也会选择向相关设施水平较好的城镇集聚,从而造成技术在城镇的集聚,进而促进城镇化发展。
(二)产业结构优化对城镇化的影响机理
产业结构演进的最终结果表现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及合理化,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会促进产业系统总体水平的提高,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则会提高产业系统的整体协调程度,二者从不同的角度影响着城镇化的发展,其主要作用过程(如下页图2所示)。
1.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其一为二三产业比重的提高,其二便是技术与创新水平的提高。两者的影响主要表现如下:
随着产业的发展及社会需求的变更,第一产业不再是发展的重点,产业结构逐渐向二三产业演变,二三产业比重提高。而由于产业间的收入差距,二三产业相对较高的收入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二三产业转移,进而带动就业结构的升级。而各企业为获得更大收益,将会投入资金等对涌入的劳动者进行培训,以更有效利用人力资源,这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同时产业发展重心的转移使得二三产业得到了大力发展,特别是到后期现代服务业将发展为主导产业,为获取集聚效应,现代服务业将在城镇中集群,这将为城镇带来更好的生活服务条件。
创新是产业结构实现高度化的主要动因,创新的一大作用表现为技术水平的提高,这在促进产品质量提高的同时也会降低相对成本。因此,拥有主要技术的产业将会获得更大收益,从而替代当前主导产业,实现主导产业的更替。进而影响产业的布局,使其更利于整个社会及产业系统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创新的另一大表现便是新产品及服务的出现,由于新产品及服务更适应发展需求,因此将会得到迅速推广,并占有市场,实现产品的升级与更替。此外,由于新产品生产过程中新技术的应用,其生产消耗也相对较低,因此其带来的效益也相对更大。
2.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也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产业部门协调程度的提高,二是产业间关联程度的提高。
产业部门协调程度的提高既表现为各产业间技术的协调,又表现为产业层次有序。产业技术的协调是指相关产业间技术水平分布相对集中且具有层次性,不存在产业间技术差异巨大而导致的技术断层现象,相关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而产业间技术层次分明的同时,各产业也呈现有序的排列组合。由于各产业间所处地位不同,产业结构呈现一定的层次性,因此,产业间的层次有序及技术的协调相关,将会促使产业配合程度提高,促使生产合作有序进行,使产业间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而资源的有效配置不仅表现在产业间的有效配置,更表现在空间上的有效配置。产业间的有效配置可以促进产业整体水平的提高,而空间上的有效配置则会促进空间地域的发展,其中作为产业主要集聚地的城镇所受影响最大。
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提高也会促使产业间的关联程度提高。产品的生产不是一步到位的,往往需要多步,多步的生产往往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中进行,所以产业间是关联存在的。每一个产业既是供给部门,又是需求部门,因此某一产业的变更势必会引起其他产业的变化。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会促使产业间关联程度的提高,产业间联系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产业的应变能力,从而更好地调节供需,使得供需协调。而供需的变更又会引起产品或服务价格的变更,从而使得产业的利润与工资收入发生改变。同时随着产业间关联程度的提高,产业间合作关系更加密切,产业间的关系也就更加协调,投入和产出更为合理,从而减少资源的闲置及浪费,提高各资源的利用效率,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促进城镇化发展。
(1.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江苏常州213001;2.贵州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现代化发展研究中心,
贵州贵阳550004;3.湖南商学院经济与贸易发展研究院,湖南长沙410205)
摘要: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模型内生性建模的研究思路及其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假设,并考虑中国“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现实,加入“迁移成本”、“城市成本”和“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三个变量,建立了内生的一般均衡模型,深入解释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选择取决于“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迁移成本”和“城市成本”三个变量的相对大小。由此得出促进劳动力异地转移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异地转移”;新经济地理模型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9-0093-07
收稿日期:2015-06-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内生性一般均衡模型及其政策应用研究”(12BJL04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长效机制研究”(11JZD01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力资本、自我发展能力与大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1BJL066);贵州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贵州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互动研究”(黔科合LH字\[2014\]7272);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浙江省新型城市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协同发展的机理研究”(LQ13G030017);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贵州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JD2013121)
作者简介:范方志(1972-),男,湖南隆回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研究。E-mail:fanfangzhi@163.com
张杰飞(1973-),男,湖南娄底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E-mail:jiefeizhang@126.com
一、引言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空间和产业两个维度,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在产业维度上则表现为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农业劳动力转移在这两个维度上是同时进行的,即农业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同时完成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然而在中国则不同,庞大的农业人口和有限的农地,导致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城市也面临较大的失业压力,因而形成了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并存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两种转移途径。那么,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如何选择转移途径的呢?其影响因素又是什么?由于就地转移只是极少数国家特有的现象,因而未曾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则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探讨。
一些学者认为,两种转移途径都是现实的合理选择。李晓春[1]通过分析Lewis及Harris-Todaro模型建立的基本思路和背景条件,认为“离土不离乡”型劳动力转移与Lewis模型、“民工潮”型与Harris-Todaro模型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明确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双重机制。马轶群和李晓春[2]进一步认为,由于江苏的发展模式起源于乡镇企业,因此,江苏第一阶段劳动力转移途径为“离土不离乡”型就地转移,待大量就地转移劳动力聚集成新兴城市后再进入第二阶段“民工潮”型异地转移;浙江民营大多源于农村手工业,其农村劳动力转移机制为“离土不离乡”型就地转移;上海城市化水平高,基本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为“民工潮”型异地转移。但许经勇[3]认为,强调依靠城市工业扩张来转移过剩农村劳动力的Lewis理论对应于异地转移(流向大中城市),强调依靠人力资本提高、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农村内部分工深化来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的Schultz理论则对应于就地转移(流向农村工商业和小城镇),只有坚持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相结合,才能确保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且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必然会越来越明显地凸显出来。段均和高定伦[4]认为,转移模式的选择问题实际上就是社会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问题,有什么样的产业发展战略和城镇化模式,就会要求有什么样的劳动力转移模式与之相对应。
也有学者认为,就地转移应成为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曹明贵[5]认为,中国不断深化的城市经济改革造成了城市失业,大量农民工进城加剧了城市就业压力,并增加城市交通压力和引发治安问题,因而加快农村工业发展、实现农村工业化,应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途径选择。李平和侯军岐[6]分析了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的内外部原因,认为导致速度下降的因素不会长期发挥作用,并从作为农村工业化主体的乡镇企业在相对经济效益、竞争优势、不平衡性、积聚效应和自身特点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农村工业化进一步吸纳劳动力的潜力,认为应该继续关注农村工业化。李国英[7]认为,不受限制、无序的异地转移会带来许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通过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中小企业的集群发展、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穆建新[8]认为,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外向型经济严重受挫,中国必须由以出口导向、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异地就业为主要特征的劳动力转移模式,转变为以内需驱动、沿海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内陆转移、就地就业为主要特征的产业转移模式。其中,有的学者认为应大力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工业化以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袁铖[9]从动态视角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比学术界的测算还大,虽然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受阻,但现实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决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渠道仍然是就地转移,因而开展以农产品深加工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工业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程怀儒[10]分析中国现实情况后,认为大城市的人口容纳能力有限,实现农村工业化,大力发展“近”农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延长经营链条,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但也有学者认为,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最主要途径还是异地转移。董文柱[11]认为,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小城镇由于缺乏第二、第三产业的支撑,吸纳能力有限。大中城市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投资环境比较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强,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较高,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应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最主要途径。
由上可见,尽管学者们考虑中国实际情况,从多个视角分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选择,但基本都只进行了定性分析,缺乏定量研究,同时也没有进一步深入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途径选择的具体影响因素。
新经济地理学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假设极大地简化了工业部门垄断竞争下的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分析,由此建立的一般均衡模型内生地解释了劳动力的转移,对劳动力转移研究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朱希伟[12]建立了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型,并得出了可以在外围地区发展新兴制造业,从而缩小地区间差距的结论。然而,包括上述模型在内的大多数新经济地理模型都假定农业总产出与农业劳动力投入成正比,且农业中不存在失业,同时,也没有考虑日益高涨的城市成本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二、模型假设与初始均衡
1.模型假设
由于交通运输的发展,地区间可贸易品价格差别很小,而非贸易品价格与住房成本高度相关,因而学者们认为住房成本是地区间生活成本
容易证明,此时非农产品与农产品市场也实现了均衡。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选择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农业转型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不失一般性,假定相对于劳动力总量而言,最先有极少数农民(占总劳动力比例为hd)具备了从事非农产业生产的能力和动力,可能放弃农业,从事非农产业生产。鉴于中国实际情况,我们假定农业劳动力存在两种转移途径:异地转移(进城打工)和就地转移(农村工业化)。
1. 异地转移分析(进城打工)
假定城市工人工资存在刚性,农民进城打工导致城市劳动力供给增加,但城市工人名义工资不变,那么,城市工人的名义可支配收入为: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方面,既有研究大多停留于定性层面,缺乏定量分析;且未考虑日益高涨的城市生活成本等重要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模型内生性建模的研究思路及其关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假设,并考虑中国所存在的“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现实,加入“迁移成本”、“城市成本”和“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三个变量,建立内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一般均衡模型,深入解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其主要结论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选择取决于“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迁移成本”和“城市成本”三个变量的相对大小,当“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大于迁移成本系数与城市成本系数之积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倾向于异地转移;而“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小于迁移成本系数与城市成本系数之积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倾向于就地转移。因此,城乡非农产业技术差距将促进异地转移、抑制就地转移;而劳动力迁移成本和城市成本则会抑制异地转移、促进就地转移。
尽管就地转移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一定的负面性。一是,作为其主要载体的乡镇企业,走的是一条无序的、分散发展的道路,导致了设备落后、资源浪费、集聚程度低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二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自身发展不稳定(如高诞生率和高破产率并存)、管理不规范,导致其提供的就业岗位缺乏保障。同时,为保持竞争力,乡镇企业势必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将进一步削弱其劳动力吸纳能力。三是,就地转移农业劳动力虽然退出了农业生产,但其退出不彻底,仍保留了承包的土地作为退路或生活的基本保障,这显然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现代化,也不利于农民增收[17]。
同时,城市化率低、大城市人口规模偏小导致城市集聚财富能力偏低,已经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从长期来看,本文认为异地转移才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最终选择,由此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增加城市科技、教育与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城市集聚经济,提高城市产业技术水平。城市是国家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的主要载体。增加对城市科技、教育与基础设施的投入,可以直接激发科技能力,提升人力资本,增强企业间技术溢出,降低产品运输成本,强化资金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促进城市集聚经济,提高城市产业技术水平。
第二,加快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综合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成本。户籍制度及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各种福利政策(包括就业、养老、医疗、失业和教育等政策)是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根源。虽然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其约束作用有所下降,但由于制度惯性及部门间利益冲突,其进展相对缓慢。然而就中国经济发展大局来看,加快推进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综合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使其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迁移成本,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仅是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也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促进人才资源合理配置和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三,采取综合配套措施,合理抑制房价上涨,降低城市成本。加强财政、货币和税收调控力度,提高购买多套住房者和炒房者的购房成本,抑制对房地产市场的不合理需求。同时加大公租房、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增加住房市场供给。此外,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进而合理抑制房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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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现在大约有2.6亿农民工,使他们中有愿望的人逐步融入城市,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要有就业支撑,有服务保障。而且城镇化也不能靠摊大饼,还是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地推进。还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
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改造1000万户以上各类棚户区,这既是解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也是降低城镇化的门槛。尤为重要的是,新型城镇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保住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利益。
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会带来经济和社会深刻的变化,需要各项配套改革去推进。在推进过程中,还会遇到并且必须解决各种问题。
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
“新型城镇化核心问题就是城镇化健康发展,从数量型的扩张转到质量型的扩张;另外还有科学合理的布局和规划,使大中小城市更合理吸纳人口,而不至于使得某一类城镇人口暴涨。”
民政部副部长戴均良
“城镇产业发展、农业现代化和作为空间载体的城镇建设,只有这三件事同时抓好了,才能实现三化同步、协调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以赚取土地差价推动的旧型城镇化造成诸多问题,过去几十年来,一些部门在这一造城运动中获取的土地价差保守估计在30万亿元。未来新型城镇化需要改革土地产权制度。如果土地产权问题不解决,各级政府会继续用旧有的办法来支撑城镇化,最后还是铺摊子、摊大饼,演变为大拆大建的造城运动。”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
“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城镇化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主导。这是历史形成的,大概分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是鼓励工业化、抑制城市化;之后政府主导政策转向了推进、鼓励、承认城镇化的发展。这样的结果是,我国城镇化率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不到19%,现在已经达到了51%-52%。但这样的城镇化是高度行政化的城镇化,这和城镇化发展的其他方面存在矛盾,最终无法解决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的转移和资源的合理配置等问题。”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主任慕海平
“城镇化是当前中国最综合、最复杂、最紧迫但却关乎长远的问题。只有坚持产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农村城镇化,五位一体,城镇化才能健康发展,才能避免三大弊端:贫民窟、城市过度集中带来的‘空心化’和产业的空心化造成的所谓‘鬼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李佐军
“推进城镇化的合理路径:1.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2.通过土地制度改革积累农民进城的资本;3.通过福利制度改革使农民成为新市民;4.通过政府制度改革降低房价,降低农民进城门槛;5.通过教育制度改革提升农民人力资本;6.通过协调推进市场化、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夯实城镇化基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
“‘未来谁种中国的地’是一个伪命题——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就是要促进农村人口向非农部门转移,为现代农业发展奠定集约化、规模化、组织化与社会化基础。现在的问题是,已经转移出去的农业人口,没有实现身份的彻底转变;现有农业人口仍然太多,经营规模仍然较小。中国永远不用担心谁来种地的问题。”
新型城镇化,关键是质量
城镇化不是城镇化率数字上的简单增长,需要在稳步推进的基础上转型提质。从规划制订时起就要放眼长远,将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有机结合,朝着智慧城市、绿色城市、幸福城市的方向走,城镇化才能真正成为结构转型的有力抓手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承载起几亿新市民幸福生活的梦想。
均衡和谐建设美丽中国
“新型城镇化”再进发,抓住“均衡”“和谐”的关键词,城市或者农村,都当成为“美丽中国”的一部分。
警惕城镇化变味成“房地产化”
要警惕将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画等号。如果只是一味借城镇化大量圈地,大搞房地产开发,而并不懂得与产业协同推进、与就业统筹考量,将后患无穷。
@耿逍遥2013
民工潮和城镇化使得农村老人儿童化,有人建议土地集约化生产,是忽视了农业领域本质特征,也不符合国情。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比我们经济发展早30年,并没选择美国模式,而把着力点放在大力发展先进的生物科技和小型机械化上,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充分鼓励农民开展家庭经营式的精耕细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