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发展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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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战略发展报告范文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要点

一、城际之间、城乡之间是一个区域系统

在一个地域中，平面上的空间充填是一个有序的体系。人为的分割，虽然有利于行政管理，但却与真实的系统行为运行有很大的背离，既不符合几何原则，也不符合生产原则。因此，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城际关系，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城乡关系，必须如实地看作是一种结构有序、功能互补、具有统一基础的复杂系统。

从地理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应当符合空间充填原理，它们在宏观上是可辨识的，在微观上是随机的，实际上可以把大、中、小城市看作是立足于乡村平面上的、具有等级特点的一组空间充填物，共同构成一个区域综合体，并相应地发挥各自的功能。

从社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社会分布原理，它们在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和创造能力的差异，产生了在获取财富、分配财富、消费财富上的差异，但最终它们必须服从一个临界阈值，即作为区域内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人，都至少应当获得作为体面生活标志的最低门槛，满足基本人权所赋予的“机会平等”。

从产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产业升级原理，它们在产业链形成与产业集群形成上，既有外在的联系与制约，又有内在的联系与制约。农村作为第一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生存支持系统和生态环境的保育功能。城市作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产品、服务及相应供需支持系统，从区域的整体上是互补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不应单以“结果平等”的眼光去对待。

从智力结构看，城际之间和城乡之间符合人口流动原理，乡村提供了人力资源的丰厚土壤，不同等级的城市对于人才的吸纳和创造“生态位”的条件差异，表现出宏观可识别的吸附特征。

由以上的阐述，可以发现只有把城市融入到区域的整个体系之中，并且始终把农村作为区域的基底平面，才能对于城市的发展和城乡统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二、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两大转折

世界城市化进程的经验指出，必须慎重把握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的两大基本转折。

第一个转折，是在财富分布空间相对平衡的区域内，形成大小不等的点状分布(亦可视为区域增长极)，随之发生了急剧的人口集聚能力、经济密度集聚能力、二三产业集聚能力和资本集聚能力的中心。这一个转折，表现在城市开发度急剧增强，工业化利用土地的规模急剧增强，固定资产投资的集中度急剧增强，科技含量和创新步伐等的急剧增强。这类急剧增强的结果，就在地理区域的空间平面上，形成了大、中、小城市等级布局的空间充填，使得广大农村与城市之间在财富创造、生活质量、社会保障等方面差距扩大，二元结构系数加大，形成了以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基本格局，在力度和流向上“以农补工”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个转折，是在财富分布空间已经相当不平衡的区域内，在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很高的态势下，在城市开发度达到中期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状况时，必须及时地将城市化战略转移到以城市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实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主流之中。这一转折的特点是，在不降低城市生产力的前提下，降低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减少贫富差异，推进社会公平，补助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大城市对农村的转移财政支付力度，从政策导向、物质扶持、资金倾向、项目带动等对农村实施全方位的反哺。

我国在2003年，已经达到了人均GDPl000美元的水平，工业化水平也已经达到了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已经平均高达1：3．0以上，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都处于较高的数值，因此我国城市化战略进程进入了第二个转折期，即必须把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援农业，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今后时期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流。

三、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我国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对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城市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了解我国城市化50年的状况，明确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借鉴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城市发展中的经验，探索新时期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的选择、战略形态的转变以及发展动力的提升，由此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中国城市体系，寻求引领国家财富台阶式增长的制高点，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新一轮经济增长战略机遇期的总任务和发展总方向的把握，必须回答七个严肃的问题：

（1）如何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

（2）城市发展方向是否仍然依照传统式的单极扩大?

（3）如何改变城乡分离、城际分离、地方保护、恶性竞争的弊病?

（4）如何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有效克服二元结构的社会矛盾?

（5）如何消除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如何构建生态城市和绿色人居?

（6）如何扩大城市就业，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

（7）怎样实现以“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以上七大问题的统一解决，只有明确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并通过城市化发展形态的革命性变革，即由原先的单极式城市扩张转变为组团式城市群和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培育，一举克服传统城市化进程中的弊病，真正做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取高额“发展红利”、降低发展总成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等，才能达到社会公平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四、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状况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对全球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许多国外学者都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统计数字表明，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发展，城市化程度的明显加速是一个重大标志，其增长过程与财富积累呈非线形的对应关系。

中国从建国开始的发展战略中就有“积极推进工业化，相对抑制城市化”的主导思想，加上长期“恐城症”的制约，中国城市化50年的变迁，一直都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道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两倍，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2002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平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2％，低收入国家为30％，而中国城市化率尚未达到40％。至2000年底，中国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12个百分点，比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低40个百分点。虽然从1949年全国建市67个增长至目前的600多个，但随着人口总量的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过于偏小。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种局面，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综合实力提高与国家竞争力增强的“巨大瓶颈”。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时期，大力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寻求城市化战略的进一步提升，缓解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社会公平的二元结构矛盾，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五、中国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为了支撑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40％提高到75％左右。这就意味着只有每年平均增加约1％左右的城市化率（即每年约1000万—1200万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才能满足现代化进程的总体要求。在急剧推进的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以下的挑战：

（1）城市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总量、劳动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相继来临。

（2）城市对能源和资源的超常规利用。

（3）加速城市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向右侧移动的良性逆转。

（4）促进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的有机融合与协调发展。

（5）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质量。

（6）加速克服“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之间的共同富裕。

（7）城市信息化进程的急速推进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现。

（8）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六、城市化是解决“_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国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从政策到资金，对解决“三农”问题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但是就其整体性解决的目标而言，目前仍有很大的距离。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的到底在哪里?我们认为，中国“三农”问题根本出路的一个要点在于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而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大量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唯有靠实现城市化战略、提高人口的素质和技能、大力创造就业机会才能够最终完成。一旦当农村人口数量下降到总人口的25％以下时，农村土地的价值才能达到市场化要求的成本阈值，此时农业土地的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生产才达到一定水平，农业的科技含量、服务水平和农业成本才有了大幅度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才会有明显的进步，至此，中国“三农”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才能得以彻底解决。

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进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核心，构筑开放、流动、有序、互补的中国城乡体系，是解决中国“大城市能力不大、中城市经济不活、小城市实力不强、小城镇总体不优”的根本战略举措，由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七、中国城市化已经走出四大误区

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健康实施，已经走出认识上的四大“误区”：

误区之一：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发“城市病”。必须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下，形成“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全新观念。

误区之二：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规模结构是一个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的开放系统，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在统一规范下得到合理的发展，组团式城市群的形成与完善是达到这一要求的正确选择。

误区之三：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应当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必须考虑到自然基础的差异、地理区位的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生态条件的差异对于城市格局与结构的影响。应充分认识到城市宏观布局在三维模型中（时间、空间、速度）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对称的和非线性的。必须认识“以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均衡，换取实现社会公平程度的相对均衡”这个基本道理。

误区之四：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必然拉大城乡差距，造成更大程度的贫富差异，加剧社会的不公平程度。事实上，只要严格把握城市发展两大转折的要点并实施城市补偿农村，工业支持农业，大力推进乡村的产业化、市场化进程，上述误区必定可以得到很好的克服。

八、中国应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社会先进生产力体现的平台，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实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世界银行认为：国家的GDP达到1万亿美元是一个标志性台阶，意味着财富积累将步入新的航道。与国际已有的经历相对照：美国的GDP总量在1970年达到1万亿美元，在10年后的1980年，GDP总量达到2．7万亿美元；日本的GDP总量在1978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在其后的10年中GDP总量达到2．4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在2000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依照国家规划在其后的10年（即2010年）预计GDP再增加1万亿美元。为什么美国用了10年的时间使得GDP增长了1．7万亿美元，日本增长了1．4万亿美元，中国分别比它们少增长0．7万亿至0．4万亿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国当时的城市化率达到81．5％，日本的城市化率超过64．5％，而中国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仅为36％时，也许可以更深一层地认识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导致的社会财富集聚能力的差异。因此，在21世纪的头20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的城市化步伐是发挥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经济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中国城市化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成为激发新一轮财富充分涌流的载体。

九、中国城市化的高端平台：三大组团式城市群

组团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空间镶嵌体系，体现出“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为特征的城市发展的高级演替形态。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间相互补充的城市立体网络，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达到最大化，从而分享尽可能高的“发展红利”，完整实现“区域发展动力、区域发展质量和区域发展公平”三者在内涵上的统一。

城市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其空间形态的演进，具有明显的特征：

城市的点状表征：0维模式（传统城市中心，强调集聚性，容易产生城市病）。

城市的线状表征：1维模式（沿江沿路城市带，强调通达性，腹地相对狭小)。

城市的面状表征：2维模式（城市群，强调网络性，功能相对不对称）。

城市的体状表征：3维模式（组团式城市群，强调等级、有序、互补和立体协调性，最大限度获取“发展红利”）。

而大力培育组团式城市群，既是中国城市化战略进程的跃升，也是中国新一轮财富涌流的高端载体，更是统筹城乡发展，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实现城乡区域一体化的必然举措。

今后中国必须首先坚持发展三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组团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国城市化建设中的主力与经济增长能力的“航母”。国家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必然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城市体系，以寻求资源利用的空间最大“整合交集”为根本出发点，让发展红利得到充分体现。

组团式城市群发展模式的战略突破主要表现为：

（1）避免了城市摊大饼式的单极化扩张。

（2）形成了以大、中、小城市相协调为特征的区域镶嵌体系。

（3）建立了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空间布局与城际战略联盟。

（4）构筑了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城市等级系列集合。

（5）实现了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结构在区域中的逻辑充填。

（6）充分协调自然—社会—经济的城乡时空耦合。

（7）体现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良文明典范。

用组团式城市群代替单一城市扩张：经济上可以取得台阶式的提升；社会上可加速消除二元结构；生态上可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文化上便于多样性的充分交融；系统上形成等级有序的效率体系。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三大城市群、日本三大城市群与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全国的经济贡献率有着较大差异，表明了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国家GDP的贡献率在目前仍比较偏低。

如果按国家首位城市比较：美国纽约的GDP，占全美国的GDP总量的24％，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4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7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87倍。日本东京的GDP，占整个日本GDP总量的26％，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2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30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37倍。英国伦敦的GDP，占整个英国GDP总量的22％，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5．5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9．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10．5倍。法国巴黎的GDP，占整个法国GDP总量的18％，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4．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7．2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7．9倍。韩国汉城的GDP，占整个韩国GDP总量的26％，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1．9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3．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3．8倍。

上海的GDP总量是美国纽约GDP总量的1／40。

上海的GDP总量是日本东京GDP总量的1／20。

上海的GDP总量是英国伦敦GDP总量的1／6。

上海的GDP总量是法国巴黎GDP总量的1／4。

上海的GDP总量是中国香港GDP总量的1／3。

上海的GDP总量是韩国汉城GDP总量的1／2。

中国大城市的经济规模偏小，尤其是大城市群集聚财富能力偏低和贡献偏小的现象，已经到了必须认真考虑的时候了。

十、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设计

中国城市化战略设计必须突出“三维分布”制高点：

（1）培育三大组团式城市群（面）。

珠江三角组团式城市群；

长江三角组团式城市群；

京津环渤海组团式城市群。

（2）创建七大城市带（线）。

沿长江城市带；

沿京广铁路城市带；

哈长沈大城市带；

济青烟威城市带；

绵德成渝沿线城市带；

长株潭城市带；

海峡西岸城市带。

（3）发展若干中心城市圈（点）。

未来中国城市化战略制高点一旦成熟与完备后，在国土面积只占全国8％的总面积上，将容纳全国人口的55％（平均人口密度1600人／平方公里，不高于世界大城市带的平均人口密度），将有全国GDP的80％，将有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0％，将有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5％在上述地域中生成。这样中国其他广大地区的“发展压力”才会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十一、三大组团式城市群是获取“发展红利”的最佳载体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整体表现呈现出“点状拉动”的经济增长形态。以4个经济特区为起始，紧接14个沿海开放城市，近50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0余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上海浦东、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陕西杨陵等，努力发挥点状突破的带动作用，起到了窗口、辐射和示范作用，成为2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引领国民经济在20多年的时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5％，经济总量提前翻两番，为21世纪整体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必须注入全新的动力源。十分明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红利”的支撑，从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生产关系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一直到全面的制度创新，给经济的快速成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这种动力在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仍然是根本性的依托。同时，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已经具备了从“发展红利”中索取的成熟条件。所谓发展红利是指“一个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由于空间结构、网络结构、产业结构、人力结构和营销结构的趋优调整，区域发展在等级、有序、互补、高效的整合中所获取的额外收益和潜在收益的总和，即区域整合之后所带来的发展潜力与整合之前的现状能力之差”。事实证明，当经济主体从一个低级平台向一个高级平台整合时，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趋好、资源配置趋优、专业化分工趋强、发展成本趋低，发展红利的“自发”获取将呈非线性增长。例如从地级向省级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倍；但从省级规模向跨省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0倍。以上规律告诉我们：人类长期以来一直追求在全世界筹划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其最高理想就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发展红利，而组团式城市群则是目前得到发展红利的最有效途径。

发展红利的大小反映了以下七类区域优化的综合结果：

（1）区域整合的规模与程度。

（2）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程度。

（3）产业链布局的合理程度。

（4）发展成本的降低程度。

（5）大、中、小城市与乡村的协调程度。

（6）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程度。

（7）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

三大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红利初步估算如下：珠江三角洲约提升GDPI．8个百分点，相当于21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长江三角洲约提升GDP2．2个百分点，相当于29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京津环渤海约提升GDPI．3个百分点，相当于14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发育成熟后，所获，取的发展红利平均约为6400亿元（2001年不变价）。

十二、中国城市化必须支付的社会成本

城市化必须支付社会成本。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变，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户口和身份的转变，更本质的是创造财富的能力与手段的升级。预测到2050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0亿～11亿，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进入城市1个人，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人，总计每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会总成本2．5万元／人（2000年不变价格）。在现有城市人口的基础上，未来50年期间中国约增加6亿—7亿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的社会总成本达到15万亿”16万亿元（相当于1．8万亿—2．0万亿美元，按2000年不变价格）。这个数量是2000年GDP总量的2倍。在未来50年期间，平均每年支付城市化成本约为3000亿～35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00年全年GDP总量的4％左右。

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发展成本的高低，与城市的经济实力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城市经济实力越强，城市规模越大，城市财富集聚能力越强，城市发展成本也就越低。因此，加速中国城市化步伐，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辐射功能，这是提高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效率、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三、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群引发经济社会变革

组团式城市群的构建，既有空间布局上的整体思考，又有产业布局上的合理调配，以达到组团式城市群在结构上与功能上的完善，以此去获取“发展红利”。即从知识互补、人力互补、技术互补、产业互补和设施互补中，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市场壁垒，取得协作效益，分散创新风险，形成良性网络，最终享受发展红利为区域带来的整体效益。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在构建组团式城市群过程中，必须逐步实现三类经济社会的根本转变。

l.促进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的转变：解决城市化成本的基本出路。

在未纳入组团式城市群范围时，土地是作为第一产业（以绿色植物作为初始生产力的存在形态）的载体而存在，其基本属性是作为资源，加上其他自然投入（如水、太阳光）和劳动力投入，形成了农业的初始生产力。当土地纳入到组团式城市群之后，其功能形态和使用价值将会发生根本变化，从原先以生产农作物为主转变为高资本型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生产。

2.促进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培育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城市化进程中一要在数量上将农民转变为市民，二要将农民的素质与积聚财富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将庞大的人口资源迅速转变为更加有效的人力资本，是建设组团式城市群的本质要务。

3.促进民间储蓄向民间银行的转变：逐步走向扩大“内投”的稳健方向

现在我国的民间储蓄已经超过10万亿人民币，与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大致相当，加上固定资产的占有，民间财富已经达到一个十分可观的地步，如何积极稳妥地将这个庞大的资本释放出来，转变为逐渐制衡外部投资额的程度，是推行城市化进程中扩大生产、解决就业、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和全面纳入市场体系的重要步骤。

十四、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七原则

研究报告拟订了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的七原则：

（1）必须将城市视作具有规模、等级、互补、共生及其在国土空间布局中表达出的有序充填(空间谱)；必须将城市视作具有结构、功能、协同、进化及其在时间序列识别上表现出的整体协调系统(时间谱)。

（2）在城市系统的内部结构中，各种自然生态因素、技术物理因素、经济增长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以及各种人文因素等构成了城市综合体的等级性、共轭性、异质性、多样性。

（3）在城市系统的外部结构中，通过城乡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口流、资金流等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特别是通过城乡的物质代谢过程、能量传递过程、信息反馈过程和优化配置过程，去培育区域的自组织、自学习、自适应能力。

（4）在系统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中，既要考虑区域承载力对于城市需求的制约，又要考虑城市发展对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力、扩散力、带动力。只有当一个城市向乡村的索取被该城市对乡村的回馈相平衡时，统筹城乡发展的运行才是健康的与合理的。

（5）宏观监控城市发展的“动力表征”、城市内涵的“质量表征”和城市状态的“公平表征”，是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的基本依据。上述三种表征的定量化，共同构成了城市化进程中质量的统一判别，并以此作为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的评价基础，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6）国家城市化的数量规模与空间布局应当有一个战略性的突破：建立以高密度为特征的三大城市区（群）；建立以产业链为纽带的七大城市带，建立以区域发展中心为特征的几十个城市圈，分别从“面、线、点”的有机组合，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力军，完成中国城市化空间布局的战略目标。上述的城市化战略空间布局，将充分发挥城市集群“发展成本低、土地占用面积小、基础设施配套好、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市场竞争力和生产集约能力高、综合‘成本—收益’指数高、积聚国民财富能力高、能加速实现社会公平等优势。”

（7）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国家城市化战略设计的着力点在于持续培育城市的竞争力，通过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等，积极提升城市的综合实力。经济全球化已成历史潮流，我国加入WTO后，中国城市发展已经纳入世界城市化进程。这就意味着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使用同一游戏规则，即在更广泛的领域里接受全球化国际竞争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更新观念，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迅速提升城市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切实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整体水平。

十五、关于中国城市样本选择的说明

本报告选择全国一些主要城市作为评价对象（暂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有关城市），其中包括：

（1）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36个）：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南昌、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南宁、海口、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在这36个城市中有：直辖市4个，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副省级城市（包括省会城市）15个，分别是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宁波、厦门、济南、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地级省会城市17个，分别是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合肥、福州、南昌、郑州、长沙、南宁、海口、贵阳、昆明、拉萨、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

（2）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9个）：秦皇岛、连云港、烟台、威海、汕头、湛江、珠海、北海、南通。

（3）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2个）：大庆、包头。

（4）特别选择的城市（4个）：唐山、无锡、苏州、温州。

（5）拉萨由于统计数据缺乏暂未列入统计分析范畴。

（6）本报告由于资料口径原因暂未包括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省有关城市。

第2篇：战略发展报告范文

为积极应对我国主要健康问题和挑战，推动卫生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科学总结建国60年来我国卫生改革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卫生部启动了“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卫生部陈竺部长代表“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编委会在近日召开的“2012中国卫生论坛”上了《“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健康中国”战略是一项旨在全面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国家战略，是在准确判断世界和中国卫生改革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一项需求牵引型的国民健康发展战略。据陈竺部长介绍，为实现卫生事业与国民健康的发展目标，“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构建了一个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卫生发展综合目标体系，将总体目标分解为可操作、可测量的10个具体目标。10个具体目标是：①国民主要健康指标进一步改善，到202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到13‰，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到20/10万，减少地区间健康状况的差距；②完善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卫生服务可及性和公平性；③健全医疗保障制度，减少居民疾病经济风险；④控制危险因素，遏止、扭转和减少慢性病的蔓延和健康危害；⑤强化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控，降低感染性疾病危害；⑥加强监测与监管，保障食品药品安全；⑦依靠科技进步，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实现重点前移、转化整合战略；⑧继承创新中医药，发挥中医药等我国传统医学在保障国民健康中的作用；⑨发展健康产业，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卫生服务需求；⑩履行政府职责，加大健康投入，到2020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达到6.5%～7%，保障“健康中国2020”战略目标实现。

除此之外，《报告》还提出了推动卫生事业发展的8项政策措施。一是建立促进国民健康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医疗保障与服务统筹一体化的“大卫生”行政管理体制；二是健全法律支撑体系，依法行政；三是适应国民健康需要，转变卫生事业发展模式，从注重疾病诊疗向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转变，实现关口前移；四是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投入政策与机制，通过增加政府卫生投入和社会统筹，将个人现金卫生支出降低到30%以内；五是统筹保障制度发展，提高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和补偿比例，有序推进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统一、管理统一；六是实施“人才强卫”战略，提高卫生人力素质；七是充分发挥中医药等我国传统医学优势，促进中医药继承和创新；八是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陈竺强调，要充分吸收“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的成果，以《报告》的出版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和推动卫生事业发展中长期战略的研究工作。要树立全局观念，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立足中国国情，更加注重卫生发展的总体效益；要以增进健康为中心，更加重视转变服务模式；要坚持中西医并重，更加注重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要坚持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健全各级各类人才队伍建设规划体系。

陈竺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切实把“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成果纳入到各项具体工作中，以“健康中国”战略为导向，积极投身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发展新局面。

第3篇：战略发展报告范文

丝宝集团的舒蕾品牌经过六年的市场运作和品牌建设，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战绩，无论是市场占有率还是品牌渗透率，舒蕾都已经赢得了与国际洗发水大鹗对话的机会。准确地判断舒蕾品牌发展状况，深入地研究舒蕾的品牌世界，对舒蕾品牌未来发展以及构建品牌高度都十分有益。 舒蕾品牌核心价值与品牌世界

关于舒蕾品牌的核心价值问题，我在文章《舒蕾绽放 美丽人生》中有比较详细的描述。我认为舒蕾品牌核心价值出现的困惑与迷惘主要来自于品牌定位与品牌世界之间的错位。对于舒蕾来说，功能层面的品牌价值已经被消费者广泛认同，在这个基础舒蕾品牌应该走情感承诺之路，让消费者获得更高的品牌归属感。但舒蕾在这个关键时刻却推出了“好头发，好护理”的品牌价值观，继续在功能层面强化消费者的品牌认知。从而将自己置于一个不利的品牌竞争地位。宝洁在推出五大洗发水品牌时有着相当准确与清晰的品牌定位，在品牌塑造上也着力向这个方向努力，品牌的核心价值始终保持新鲜的活力。宝洁在品牌核心价值上的操作方法值得丝宝企业认真思考与推敲。

根据舒蕾的品牌战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舒蕾希望获得的品牌世界：“突破，健康，潮流”，以“卓越品牌和全新概念赢得市场”。在品牌塑造的第一阶段，我们认为舒蕾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品牌目标，舒蕾以“功能卓著”为突破点，将健康，积极的生活形态赋予品牌塑造全过程，获得了预期的品牌效应。配合舒蕾的市场营销战略，丝宝公司在导入期上崭露头脚，成绩显著。但面对新的竞争环境，舒蕾的品牌世界由于品牌定位的滞后而显得模糊，甚至于与公司其它洗发水品牌出现了定位上的重叠。面临这样的境况，舒蕾迫切需要界定自己作为国内洗发水知名品牌性格的一面，不要产生与风影、顺爽之间的内部定位重合的情形，虽然这不是丝宝集团的本意。下面我们采用比附策略分析法对舒蕾的品牌世界进行梳理。

在丝宝集团的品牌战略中，舒蕾锁定的潜在竞争对手是宝洁公司的潘婷洗发水。潘婷的潮流、生活、富足、健康确实给消费者耳目一新的感觉。将潘婷比喻成体贴入微、善解人意、热爱生活的邻家大姐丝毫不过，潘婷在广告调性上表现出的亲和力，让消费者产生了强烈的品牌信任感！娓娓道来、好不做作、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展现了潘婷关心您的生活品质形象。没有浮躁之气，更无虚伪表情。相对于潘婷的品牌世界，我们发现舒蕾给我们的品牌感受首先是比较单薄、肤浅，明星的使用偏重于借名出名以及明星生活情境的描述，而潘婷的明星策略偏重于对头发形态的表达，亲切自然，增加了品牌的厚重感；其次是品牌世界的信息传达显得纷杂与混乱，舒蕾的几条广告片传递的品牌信息相对显得比较庞杂，风格迥异，而潘婷的广告片风格始终如一表达的信息单一、简洁、明快，对品牌积累十分有利；最后，舒蕾与顺爽品牌的区隔并不明显，与风影区隔比较明确，这也是我们在分析品牌广告传递风格时应注意的，反观宝洁公司，飘柔的养护二合一大众化品牌信息、潘婷的潮流化品牌形象，海飞丝的专业去屑与酷的定位、沙宣的超顺职业形象定位、润妍的养护形象通过广告风格很好地得到了区分。而舒蕾与顺爽在广告风格上并不能获得这种比较明快的感觉，因此一个品牌的存在与提升至少在公司内部要形成明确的差异化定位，否则就是品牌资源的严重浪费。

我们假定舒蕾的品牌核心价值为正向定位，以舒蕾的品牌世界为清晰评判标准来观照2002年舒蕾品牌发展状况，分析在2002年度舒蕾品牌获得的品牌积累，供专业人士参考。 舒蕾品牌2002年发展状况

舒蕾品牌在2002年动作并不是很多，品牌的积累主要还是依靠过去的品牌惯性，因此，我们分析的品牌状况使用的是静态的资料。相对于宝洁的一系列品牌，舒蕾在品牌维护上显得比较沉闷与守旧，我们通常说的品牌维护工作上困惑实际上已经在丝宝集团舒蕾品牌产生。第二，舒蕾品牌对战术的成功有着一种本能的迷恋，在丝宝集团中国总部，我曾经走访了四种不同形态的丝宝产品终端，分别是大卖场、专业店、高档商场、连锁方便店，舒蕾的终端战略在这里得到了极致的演绎。我不否认这种人海战术对销售的现实拉动力，至于品牌的塑造力如何便难以肯定。丝宝集团现有员工为2万2000人，以丝宝集团22亿的营业额来看，这样庞大的队伍主要是品牌影响力明显弱于营销影响力。作一个简单的对比，我们就可以见到差距了。2000年宝洁全球的营业额为392.44亿元（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4000亿元人民币左右，宝洁的雇员总数为11万人，两者的比例关系不言而喻。目前，中国人力资源成本的确有优势，但这决不是长久战略性资源。第三，舒蕾今年的品牌资源比较多地集中在华南地区，并且在华南地区舒蕾依然采取了终端制胜的策略，但遗憾的是，我们发现舒蕾的华南之行并不理想，为什么？主要是面对本地品牌的灵活多变，贴合消费者心理的市场策略，舒蕾难以发挥其作为大品牌的品牌影响力，而用近身肉搏斗的方法舒蕾远不如本地虎娴熟。现对舒蕾的品牌发展指数进行细致分析，观察舒蕾品牌2002年度的成长轨迹。

品牌渗透率指某城市居民总体中，洗发水各品牌的使用者人数所占的比例，从上述的分布图可以看出，舒蕾目前的主流消费群集中在武汉附近、此方区域、并且以二、三级城市为主，一级主流消费市场舒蕾品牌渗透率都低于其全国平均值，而全国五大直辖市中只有重庆的品牌渗透率高于平均值。反映出舒蕾的成功不是依靠品牌价值实现拉动式销售，更多地是依靠营销技巧的推动。品牌渗透率低于品牌平均渗透率的多为品牌消费的重度城市，从这张表中我们不难发现，舒蕾的品牌成功极其有限。

品牌购买指数是指某城市某品牌洗发水最经常使用者的人数占该洗发水使用者总数的百分比加上该城市该品牌洗发水购买人数占该城市各品牌洗发水购买人数之和的百分比的平均值。这个指标是对城市重度洗发水消费人群测评的一个重要数据。

判断一个品牌的价值指标方向只能是最终销售业绩。如果一个品牌拥有强大的提升销售和利润的能力，那么这个品牌的价值也就越高。具体地讲，每个品牌刺激销售的能力，这种刺激力预计持续的时间，还有就是把这些品牌未来刺激销售的能力折算回今天的价值。我们看舒蕾品牌对重度消费群的影响指数低于舒蕾全国平均指数的城市明显比品牌渗透率为多，反映出品牌拉动重度消费的能力较低，品牌处于相对比较动荡不安的阶段之中。

品牌最经常使用比例指某城市某品牌洗发水的最经常使用者人数占该城市洗发水的使用者总数的百分比，从上表的指数指标上去看舒蕾的局部市场特征更加明显，品牌消费特征日趋淡化，以武汉（本地），长春，太原，南昌四地为集中度较高的城市：除武汉外，另外三个城市均为品牌消费不明显的城市，品牌意识不强，品牌变化相对较为容易，而作为品牌消费重度城市只有南京，杭州，大连名列其中，因此，对品牌直接拉动销售能力，舒蕾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品牌忠诚度指城市某品牌洗发水的最经常使用者人数占该城市该品牌洗发水使用者人数的百分比。品牌忠诚度是影响一个品牌重复购买行为发生的最重要参数，也是评判一个品牌在市场中价值最重要参数之一，统观舒蕾品牌忠诚度，在全国的平均值并不低（32.8%位于第5位）。但当我们分析构成这种品牌忠诚度数据，我们会发现其高品牌忠诚度是依靠四个中小城市来拉动的，甚至于在武汉本地，舒蕾的品牌忠诚度也并不高（38.2%，略高于平均值），这告诫我们，战术运动对构建品牌价值的成效十分有限。

如果将丝宝集团舒蕾品牌2002年的一系列指数与2001年想比较，我们会惊讶的发现，舒蕾品牌在经过一年的运作后品牌处于基本停滞状态，部分品牌指标有下降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品牌管理人员的警惕。

2002年度是国内洗发水品牌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区域性强势品牌逐鹿全国市场趋势更加明显，广东军团洗发水品牌对全国市场的冲击不可小视，在今后的洗发水品牌系列文章中，我将有比较深入的论述，舒蕾品牌的成功与成就并不是一种高度而是一种虚胖，舒蕾要做的是减肥与增强体质。 舒蕾品牌2002年度品牌动作与市场推广

2002年，舒蕾品牌动作主要是“舒蕾世纪星”的继续举办，传统的广告投放，市场促销推广与局部市场公关活动，现对2002年的舒蕾品牌动作进行例举。

第三届舒蕾世纪星全国评选活动在北京举行，光线媒体策划公司全程参与了项目的策划与执行。

清凉一夏全国性促销活动（清凉好礼大放送）。

启动《流星花园》影视中的钱韦衫（即藤堂静）作为舒蕾新的形象代言人，并在局部区域举办了新闻会。

终端战略强化改革及培训策略推进。

目前，舒蕾见诸于媒体与市场的公开品牌活动大约有以上四个方面，配合密集的媒体投放形成2002年舒蕾品牌的主线，就舒蕾的今年市场动作而言全无新意，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深化，而舒蕾的直接竞争对手潘婷却动作频频。

2002年8月5日，潘婷在湖南举行了“体验十次转变，我为秀发代言”的阶段性总结会议，推出了普通消费互动参与的“秀发代言人”征集活动获得热烈的市场反应。

潘婷锦上添花，演绎醉人秀发的活动延续到今年，继续获得市场追捧。

“名模信潘婷　美发无烦恼”的潘婷名人俱乐部成立则将明星资源进行深度利用，体现了潘婷独具的市场眼光。

不仅如此，宝洁在母品牌层面还推出了一系列的公关活动，姐妹品牌个性鲜明的市场品牌活动对潘婷品牌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潘婷品牌在这种良性互动中收获颇丰。

纵观2002年舒蕾的品牌活动，我们见到的是一个仿佛江郎才尽的品牌背影，对于舒蕾这样一个还比较年轻的品牌而言，过早来临的老成使我们见到了舒蕾不妙的未来。不是机制问题就是人才的问题，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舒蕾如果继续这种品牌个性，她还能走多远？

关于舒蕾世纪星活动。据丝宝洗涤用品总公司胡跃总经理说，舒蕾世纪星每期策划及执行费用大约1000万元人民币，以舒蕾世纪星的影响力以及对品牌的影响我觉得需要重新分析这种大型公关活动举办的必要性。舒蕾世纪星经过三届的运作，已经出现精英意识太明显的缺陷，资源的投入与实际的品牌效应出现不良效果，建议对这种活动进行评判与评估。作为一种快速消费品，在品牌导入期这种大规模的品牌活动对建立品牌知名度很有好处，但随着品牌维护期的来临，快速消费品需要的是短平快的把握消费潮流，品牌要做到与时俱进。模块化的品牌活动是很难得到这样的品牌建设与维护的目标效果。

关于促销活动。清凉好礼大放送，从品牌角度这完全是一个负分的品牌行为，清凉好礼在季节性上抓住了消费者关注的心理，但在品牌属性上几乎是全无品牌世界的痕迹，如果这种促销活动只能取得阶段性成果，并且对品牌建设无特别的建树，我们只能说这种促销活动成效至多只能打40分，因此，市场活动要考虑市场与品牌双重收获就要加强活动策划的水平。

关于起用藤堂静作为舒蕾新的形象代言人。我个人认为是舒蕾本年度比较有亮点的品牌活动，但明显的问题是对腾堂静的资源利用不够充分，显得囫囵吞枣。

关于传统的广告投放，舒蕾的广告投放还是十分有效的，策略上也是比较有特色，至少我认为比广东版块的洗发水品牌更有计谋，因此，舒蕾的媒体投放技巧值得借鉴。

如果我们用一个坐标轴来描述舒蕾2002年度品牌活动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品牌活动的有效性不强，品牌活动的正向效应有限。不多的品牌资源与品牌活动更要讲究效率比，以舒蕾目前的品牌活动来比照，舒蕾的品牌梦想会显得越来越遥远！ 舒蕾品牌综合评价

在对舒蕾洗发水进行行业划类时，我曾经对舒蕾品牌作出两种归类，一类是将舒蕾作为全国性品牌处理，因为确实以舒蕾目前的市场占有率与品牌知名度而言，舒蕾已经具备全国性品牌特征。但同时，另一种划分类我是将舒蕾作为武汉版块的区域性强势品牌，为什么这样去划分，因为舒蕾在洗发水重度品牌消费市场的前景并不乐观，舒蕾目前较好的排名是依靠二三线市场来拉动的，在广州市场，舒蕾品牌无一次（项）指标进入前20名，因此我们有理由说舒蕾只是区域性强势品牌，那么舒蕾品牌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较高的知名度。由于战术运用的成功，从目前的市调资料来看，舒蕾品牌有着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客户的尝试性购买比较踊跃，并且由于重视终端建设，导向性购买现象也比较明显。

一定的品牌忠诚度。从调查资料来看，舒蕾品牌建设风格较易被二、三级市场消费者接受，在这些市场上拥有一定的品牌忠诚度，品牌依赖性消费较弱的城市容易接纳接受舒蕾品牌。

有限的品牌美誉度。在中国主流品牌消费大城市，舒蕾的品牌影响力明显弱于竞争对手，特别是宝洁公司的产品在大城市市场高度的品牌忠诚度与品牌美誉度更是舒蕾难望其项背！甚至于联合利华、日本花王虽然在销量上不一定有舒蕾大，但品牌美誉度上舒蕾仍然难以与之媲美。因此舒蕾需要摆脱乡下姑娘的命运，在大城市着力将自己塑造成为广大市民接受的大家闺秀。

品牌资产的积累。最近我们已经见到舒蕾品牌在品类上的延伸，但舒蕾的品牌资产我认为还不足以用来进行品类延伸，我在见到健康护士、滋润伴侣、清凉天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将其作为洗发产品的功能延伸，直到购置回来才意识到我所购买的是沐浴露，这种错觉对消费者而言绝不是美妙的感受！

因此客观地说，舒蕾品牌维护与建设需要更多的才华与锐气，需要更高的立意与视野，需要更广阔的思维与空间，任何自满与盲目的自信都会葬送一个品牌的美好未来！ 舒蕾品牌未来发展的策略建议

根据舒蕾目前的品牌发展状况，我们建议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舒蕾品牌维护之路应该走一条智慧之路，我们的策略点可以概括十个字：小巧、灵活、密少、零散、整合。

小巧。基于中国消费文化的复杂性，大统一的方案在中国市场很难收到统一的效果，特别是在品牌建设上，虽然人类有同样的心理情感，但人类在接受这种情感时所选择的方式却千差万别，小巧的市场方案能够有效地减少大一统带来的水土不服。

灵活。主要基于迅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市场始终是动态的，我们的计划往往很难赶上变化，灵活的品牌推广计划应运而生，灵活同样地体现了洗发水品牌与消费者的高度互动，这一点在大城市尤为重要，灵活还同时肩负着塑造活跃品牌形象的任务，灵活对策划部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密少。加大活动的密度，减少大型活动，因为中国的市场环境是如此之复杂，大型的活动基本上很难做到全面覆盖。相反，较少大型活动的资源用到小活动但很有创意的市场中，会受到意想不到的成功。

第4篇：战略发展报告范文

中图分类号：F746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知识产权制度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有力保障，高新技术产业更需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文章选取我国高新技术贸易额为被解释变量，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为解释变量，引入IPP指数，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高新技术贸易的关系做出了实证分析，得出了知识产权保护与我国高新技术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的结论。最后，提出了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及促进我国高新技术贸易健康发展的知识产权战略。

关键词：创新驱动 知识产权保护 高新技术贸易 知识产权战略

当前，创新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创新能力已成为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同时，伴随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及实施，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创新能力，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有力保障。因此，创新驱动是建立在体系完善并不断优化的知识产权制度基础之上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促进我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高新技术贸易在我国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需要完善、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传统产业相比，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核心技术具有高度复杂的特点，对其进行司法保护的要求更高。同时，《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的签订标志着知识产权的保护进入了高标准、高水平的阶段，知识产权由传统文化领域向国际贸易领域渗透。我国己经签署了包括TRIPS协议在内的一系列协议，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起步较晚，加入WTO后，我国的国际高新技术贸易必须沿着TRIPS设定的轨道运行，这将对我国的高新技术贸易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高新技术贸易影响的研究，不仅能够促进我国高新技术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还为未来推动知识产权保护更好地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高新技术贸易的影响

（一）有利于推动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并提高高新技术贸易竞争力

知识产权是人们对其创造性的智力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具有专有性、地域性、时间性等特点。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根本出发点在于给予创新者短期的垄断权利，为创新提供激励和保障，促进技术进步，从而在根本上促进高新技术贸易的发展。另外，从经济发展的社会实践来看，激励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促进科技、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的制度选择。由于知识产权制度可以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给予保护，使其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可以激励高新技术企业继续进行创新，增加R&D投资，形成良性循环，推动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提高我国高新技术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二）有利于引进高端技术并提高我国高新技术贸易质量

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的初衷是促进技术的扩散，我国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即发达国家向我国的技术扩散。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技术、高投资、高风险和高回报等特点，其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低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对于这些技术容易被模仿复制的高新技术产业，发达国家在我国的这些产业进行投资时，就会担心其经济利益受到侵害，因此会影响其投资的积极性。为使我国顺利引进外国的高端技术，提高我国高新技术贸易质量，提高我国高新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途径。

（三）有利于减少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高新技术贸易摩擦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缺陷和不足，导致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贸易摩擦频现。TRIPS协议的实施，意味着强制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实施充分保护，否则就会受到发达国家实施的贸易报复。我国企业必须从根本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四）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高新技术贸易的消极影响

由于我国在高新技术贸易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方面处于起步阶段，知识产权保护很大程度上还是处于被动接受阶段，在短期内要先承受其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消极影响：一方面，我国进行高新技术知识产权保护需要支付大量的管理和实施成本；另一方面，在国际高新技术贸易领域，我国目前的自主创新能力还较弱，对国外的高新技术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因此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我国必须支付高额的国际租金，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贸易领域的垄断地位会进一步加强，这必然会对我国高新技术贸易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度量

对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高新技术贸易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必然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度量。Rapp和Rozek最早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行度量，他们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划分为五个不同的等级，分别用0到5来表示，称为RR指数。Ginarte和Park在RR指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入的度量方法，他们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度量指标划分为五类，即覆盖范围、是否为国际条约的成员、权利丧失的保护、执法措施和保护期限。同时，他们还给出了五类指标的详细构成，每个类别中各指标的得分之和除以指标个数即为该类指标的得分，五类指标的得分之和即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被称为GP指数。

西方发达国家的司法制度比较健全，而我国司法体系正处于完善转型期，由于知识产权立法与司法尚没有完全同步，采用静态指标所度量出来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实际水平可能并不一致。我国学者韩玉雄、李怀祖（2005）对GP指数进行了修正，加入了“执法力度”指标，设F（t）表示一个国家在t时刻的执法力度， G（t）表示t时刻Ginarte-Park方法计算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那么修正后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P（t）可表示为：

P（t）=F（t）*G（t） （1）

其中执法力度F（t）值介于0到1之间，其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即：社会法制化程度、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社会的监督与制衡机制。

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了定量分析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高新技术贸易的关系，本文主要运用修正的GP指数来衡量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经实证检验这样更符合中国司法体系转型期的实际，用IPP表示。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水平自2001年之后没有太大变化，执法力度的计算参考了“人均GDP”、“律师比例”、“成人识字率”、“立法时间”和“是否加入WTO”五个指标，取加权平均数。我国高新技术贸易额为被解释变量，用TRADE表示，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为了消除时间序列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而且时间序列数据取对数后不会影响其时序性质，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对时间序列数据TRADE和IPP均作了取对数处理，分别用 LNTRADE和LNIPP 表示。

（二）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 Eviews6.0 的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法，分别对时间序列数据LNTRADE和LNIPP及其一阶差分形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DLNTRADE和DLNIPP分别代表LNTRADE和LNIPP的一阶差分；检验形式（C，T，L）中的C、T和L分别表示ADF检验模型中的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ADF检验采用麦金农临界值，经检验两个原始变量均存在单位根，而经过一阶差分后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具有平稳性，即两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三）协整检验

本文运用Johansen和Juselius（1995）提出的基于VAR的协整系统检验，即Johansen方法进行协整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当零假设为存在0个协整方差时，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都分别大于其对应的0.0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所以拒绝存在0个协整方差的原假设；当零假设为存在至多1个方程时，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都分别小于其对应的0.0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接受原假设。协整方程为：

LNTRADE=4.883 LNIPP+4.745C （2）

（0.38578） （0.35219）

从中可以看出两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说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每增加1单位，会使我国的高新技术贸易额增加4.883单位。因此，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我国高新技术贸易总额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四）误差修正模型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时间序列LNTRADE与LNIPP之间存在着唯一的协整关系，下面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LNTRADE与LNIPP的短期不均衡动态结构。利用Eviews6.0软件的计算结果，得到误差修正模型：

D（LNEXIM）= -0.411616EC（-1）

[-3.72816]

-0.240590 D（LNEXIM（-1））+

[-0.91969]

0.026941D（LNEXIM（-2））-1.130452D

[ 0.08780] [-1.40564]

（LNIPP（-1）） -0.448591D（LNIPP（-2））

[-0.94871]

+ 0.345067 （3）

[ 3.49165]

在（3）式中，括号内为对应的标准差，EC（-1）的系数为短期调整系数，系数越接近1，则表明我国高新技术贸易总额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当年的均衡误差几乎在下一年就可以得到调整。从短期调整系数（-0.411616）来看，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411616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这说明短期内滞后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高新技术贸易总额的变动有较为显著的影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短期内可能阻碍高新技术贸易的增长。

（五）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采用Granger（1969）和Sims（1972）的因果关系检验法，进一步验证我国高新技术贸易总额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IPP之间的均衡关系中是否同时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当原假设为LNIPP不是LNTRADE的格兰杰原因时，概率值P值在滞后期分别为1、2、3的情况下均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拒绝原假设，LNIPP是LNGRADE的格兰杰原因；原假设为LNTRADE不是LNIPP的格兰杰原因时，P值在滞后期分别为1、2、3的情况下均大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接受原假设，LNTRADE不是LNIPP的格兰杰原因。

结论

为促进我国高新技术贸易健康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我国应积极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提升高新技术创新能力和贸易竞争力；加快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加强知识产权执法维权、运用、审查、服务及人才体系建设，使之能够更好地为高新技术贸易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全方位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减少高新技术流失。

参考文献：

1.韩玉雄，李祖怀.关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5（3）

第5篇：战略发展报告范文

论文摘 要：提高教育质量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首要任务，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构建一套整体持久的质量保证体系用以指导，控制和调整教育过程。本文针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将质量管理的各个阶段、环节、学校各部门控制质量的职能和活动有机地组织起来，而形成的一个任务、职责、权限明确，互相促进的体系，以应对我国教育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出现的困境。 

 

一、国外的教育质量保证制度 

开放式培养是西方世界最为常见的教育模式，有无有效的质量保证制度是开放式培养模式能否得以顺利实施的第一关。在美国，教育机构质量保证涉及三种(级)评估，一是机构注册评估，二是机构质量保证制度，三是专业质量评估。机构的注册，如同商业机构一样，只是申请办学许可，不反映办学的质量。能够表明高等教育机构办学质量的主要是质量保证资格及资格等级。何为质量保证，简而言之，就是以相互约定的质量标准为准绳，以自我评估和同行评估为特点，以质量的连续性提高为最终目的(质量保证手段之一)。也有学者认为，保证的目的是使学校取得校外人士的信心和信任，并进而赢得更好的声誉。美国教育的质量保证对象是所有从事教育培养的机构，负责保证的机构为全美教育学院联合会组成的保证理事会。质量保证又可细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专业单纯型，比如由全美教育学院联合会的质量保证；二是政府拨款进行的相关质量保证。后者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政府组织的质量保证(在美国很少见)；二是政府委托质量保证机构进行的质量保证。政府通过对质量保证机构的保证标准、程序及工作规范加以认可从而获得对质量保证的间接干预权。通过保证的结果来最终确定政府对教育的拨款额度。美国联邦教育部对教育的政府补贴多数是通过这一手段而实现的。 

与美国相比，欧洲很多国家教育机构质量保证系统稍有不同，多数是通过中介机构来实施质量保证。机构质量保证分为机构(学校)质量评估和专业质量评估。目前的发展趋势是将两种质量评估合二为一。英国于1997年成立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该署于1999年11月首次公布质量评估新框架。2000年开始对42种学科进行质量评估。评估的主要目的是(1)在质量监控与质量改善上求得平衡；(2)在质量保证的各个侧面维持平衡，直言之，要在依赖外部质量监控手段和依靠自我质量保证之间维持平衡；(3)追求效率；(4)与其它高等教育政策相协调。教育作为一个专业，也必将受到英国质量评估新框架的影响。 

二、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自从1992年开始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以来，体制改革、教学改革和教育观念改革全面展开，质量意识明显增强，高等教育规模和质量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有关质量保证的研究迅速被提，以质量保证为目的的教育评估广泛开展，1995年国家教委开展了全国高校本科教学合格、评优与“211工程”建设等工作。但总体而言，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制度建设尚处于探索和借鉴外国经验的阶段，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主要有： 

1、质量监控主体单一化。建国以来，我国对高等教育进行质量控制是政府，他们既是高等学校的兴办者，又是高等学校的管理者，还是高等学校的评价者。在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的情况下，面对近2000所高校的质量监控全部由政府来完成，其结果必然是周期长，时效性差，质量不能保证。 

2、质量控制外部化。在我国现行的质量保证制度中，质量控制主要来自外部，政府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和保证方面有绝对的权威，其结果是学校本身高度重视外部评价，而忽视自身内部的自我评价，高校普遍缺乏加强质量管理的内部动力。从管理学理论角度看，高校内部全体员工自觉的质量控制才是持久的，仅依靠外部的质量监控是很难保证其教育质量的。 

3、质量观念片面化。在评价高等教育质量过程中，往往只根据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规格这一因素来评价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忽视了高等教育是否满足人们的受教育需求，以及高等教育是否促进现代化这个根本的内容。高等教育是否促进当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是否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受教育需要，是否有利于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这些本来应该是评判高等教育质量高低的因素，却被忽略了。在质量标准方面，用精英阶段高等教育的学术取向和质量标准来规范大众化高等教育，结果又造成了质量标准的同一化。 

三、新时期完善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制度的取向与对策 

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的永恒的主题，高校能否保质保量的满足社会对大学的全面要求，不仅影响到社会的进程，而且也决定了大学自身能否从社会换取资源的能力及其生存发展状态。因此，高等教育的质量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制度是质量的保证，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必须完善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制度。 

1、政府部门的质量监控制度。 

（1）制定质量保证法律、法规，规范高校行为。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通过教育立法，规范高等教育教学质量行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主要以《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为政策依据，由于该《规定》制定较早，其基本框架已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国家应以《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为法律依据，并吸收欧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保证的经验，制定有关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法律、法规，对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目的、组织、程序、周期、结果公布、保证对象及类别、保证结果的使用等做出明确规定。各省教育行政部门也要结合本省的实际对所管辖的高校制定必要的教育质量保证政策，使高等学校有法可依，并加大执法力度，使质量保证活动规范化、制度化。

（2）建立多层次、各种类型的高校质量标准。多层次、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建立是由人才培养目标的多样性和高等学校不同的层次、类型、结构和功能决定的，同时，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投资主体、办学模式、体系结构、培养目标等方面，越来越向多元化、多层次发展，因此，难以用一个统一的质量标准来衡量，也不可能用一个统一的机制来保证。正如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宣言》中指出的，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高等教育质量。如果我们用统一的质量标准来衡量不同的高等学校教育质量，那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能奏效的。必须区分类型，并以此施行不同的管理办法，建立分层次的多元化质量评估标准。如研究型院校、理工科院校、师范类院校、艺术类院校、高职高专等，使各级各类高校找到合理的定位和发展空间，在相应的平台上与其他高校展开竞争。 

 （3）分类保证。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高校结构性的合并调整、招生并轨、大规模地扩招等改革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学习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历程中的经验，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已初见端倪的今天，应尽快建立起高等教育的保证制度，制订公正客观的评价标准，对多样化、多层次、不同区域的高等教育进行保证评估，保证的目的是要保证最低的质量要求，以确保高等学校提供的教育学生是合格的，可以被社会接受，从而证明学校是有效率的。以确保各类高校的教学质量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要求。 

2、高校内部施行全面质量管理制度 

随着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的主体地位将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而变得越来越突出，高校在质量保证中的作用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高校在获得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应当建立严格的自律机制，通过自我控制、自我调节、自我完善，保障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1）强化质量意识，建立校内质量控制体系。全面质量管理是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基本核心就是提高教职员工的素质，增强质量意识，做到“质量第一，人人有责”，人人做好本职工作，人人抓教育质量，通过抓好教学、科研等工作质量来保证和提高教育质量。:建立校、院（系）两级教学质量监控和管理体系；完善教学督导制度和教师教学评估制度；学校内部的教学质量由校、（院）系承担，对专业的规划、设置、监控严格把关，并实行审查。学校设立质量监控中心、学术委员会，（院）系也设立也设立相应的职能结构，目标分解，层层把关，及时纠正出现的问题，确保教育质量。 

（2）建立定期的教学质量自我评估制度。建立定期的教学质量自我评估制度就是在校内形成教学质量管理网，使教学的每一环节都有相对稳定的管理标准和质量要求。学校教学质量自我评估分两个维度进行，一是院系对人才培养的自我评估，主要评估专业培养目标是否符合社会需要；教学质量是否达到培养目标要求。二是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自我评估，主要对教师教学态度、教学技能、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进行评估。学校实施教学质量自我评估就是把质量管理的思想和理念要反映和渗透在各个考评项目中，包括教学管理工作效率、试卷建设、课程建设、教师教学纪律、教师教学质量、教研活动、听课、教材、学生纪律、省级以上统考课程、师资水平、实验设备、学生科研和实习工作等评估项目，以达到以评促改，以评促建的要求。为保证评估目标的实现，学校建立教育质量评价与诊断系统，由分管校长负责，聘请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水平高的教师组成质量监控中心，中心的人员经常参加听课和评课活动，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学生和其他方面对教学的意见和建议，以便对学校教学质量管理进行评价，诊断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改革意见。 

（3）建立毕业生信息反馈制度。毕业生就业状况和对社会的贡献度如何，直接反映高校的教学质量，是高校质量保证的重要环节。学校可以建立毕业生就业状况档案，了解毕业生就业状况。这样做一方面能够完整地了解毕业生走向社会的反馈情况，另一方面又能够为学校提供专业的需求状况，及时修正人才培养工作的偏差，同时也为学校及时调整专业起导向作用，是高校质量保证工作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杨德广.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多样性和质量保证.东南学术，2002（2）：24-28 

第6篇：战略发展报告范文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建强创佳”奔小康和“四化”发展目标，分析研究我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及各重点领域科学技术的发展现状、趋势、战略重点及对科技的需求，提出总体及各领域今后5—15年科技发展的思路、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为制定“十一五”规划和“规划纲要”奠定良好基础。

二、研究目标和主要内容

（一）战略研究的目标

通过战略研究，力争实现“三个突破”。

一是在科技发展的总体战略上有所突破。提出未来5-15年我市科技发展的总体战略、指导方针和切实可行的战略目标。

二是在重大科技发展任务上有所突破。根据市长远发展和近期需求，提出我市科技发展的战略重点、优先领域和关键技术等，力争能凝练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科技发展任务和项目。三是在科技环境、科技政策上有所突破。根据科技发展需要，提出科技发展的保障机制和政策措施等，以确保规划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

战略研究的内容包含12个专题。

1、市中长期科技发展总体战略研究。

研究国内外科技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客观评价我市科技竞争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能力。结合实际，研究如何通过科技体制创新提高我市持续创新与自主创新能力。根据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和“四化”发展理念对科技的总体需求，确定未来5－15年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总体框架、发展目标、指导方针、基本任务、重点布局和战略途径。

2、农业与农业产业化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在客观分析世界农业及农业产业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研究分析我市农业（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深加工、农村第三产业）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技术瓶颈和对科技的需求，明确我市农业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关键技术和重大项目，提出加速农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和思路。

3、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分析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确定我市基础应用研究的重点与方向，提出加强成果转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对策；研究分析世界性产业与技术转移的趋势和我市现有条件与优势，提出应对策略、发展方向、目标任务和重大专项；提出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节能环保、光机电一体化等领域发展的战略目标与重点，确定优先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系统成套技术和重大科技专项。

4、科技人力资源发展战略研究。

分析我市科技人力资源的现状及主要问题，研究科技进步与创新对科技人才和教育的需求，明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科技人才的类型及数量，比较我市与国外和国内其他城市人才政策，研究提出加强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的战略思路、目标任务及政策措施。

5、高新技术提升改造传统产业科技问题研究。

研究分析我市传统产业发展现状，明确我市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战略重点、关键技术和重大项目，确定技术引进、二次开发的重点领域和重点任务；应对世界产业转移趋势，明确加速我市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重大项目，确定发展战略、目标，提出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对策和思路；研究分析几年内有望成为10个年产值过百亿的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科技的需求，提出促进企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项目。

6、军民融合科技发展问题研究。

分析我市军民融合科技发展现状，研究我市军民融合科技创新体系和推进机制，明确军工科技资源与地方经济密切融合的切入点，确定军工技术民品化和民用技术军品化的重点领域和重点产品，提出加快军民融合的发展思路、重点任务及对策建议。

7、旅游、商贸业发展科技问题研究。

分析我市旅游、商贸业发展现状与趋势，研究旅游、商贸业发展对科技的需求，提出依靠科技手段提升和树立我市旅游品牌，加快商贸业发展的重大专项，研究加速旅游、商贸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8、城市公共管理科技问题研究。

为打造“国际化、市场化、生态化、人文化”的新，提升政府管理城市的综合水平，在分析我市城市安全管理、智能交通、公共卫生、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等城市公共管理能力的现状与趋势基础上，提出相关重大科技问题，筛选出重大关键技术和重大工程项目，并提出对策与思路。

9、现代服务业发展科技问题研究。

研究分析基于电子化、网络化的商务、教育、文化娱乐、金融、社区服务等领域的信息化发展和技术创新现状与趋势，提炼出影响现代服务业的重大科技问题，筛选出重大关键技术和重大工程项目，并提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对策与思路。

10、基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的循环经济科技问题研究。

分析我市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的现状及主要问题，根据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研究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对科技的总体需求，明确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的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及重大科技任务，并提出对策建议。针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城市垃圾的科学处置中需要科技解决的关键问题，提出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路及对策建议。

11、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问题研究。

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分析我市科技资源现状，根据我市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总体布局，明确发挥科技资源优势和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的发展目标、重大任务，提出为科技企业提供研发服务平台以及建立科技资源共享机制的措施。

12、科学普及与提高公众科学素养问题研究。

根据我市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分析科普工作现状，研究提出未来我市科普工作的目标、重点任务和对策建议。研究创新文化对科技发展的重要作用，分析我市创新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提出弘扬科学精神，加强创新文化建设的对策。

三、组织设置与工作方式

战略研究工作由规划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多部门共同协作，并充分发挥科技、经济、社会、管理等各方面专家的作用，尤其注重发挥一线优秀专家的作用，确保战略研究全过程的开放。要动员我市有战略思维能力和战略眼光的优秀专家参与，调动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体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保证战略研究工作取得有效成果。

（一）组织设置

市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规划研究总体战略组共同负责战略研究的组织实施。

总体战略组主要负责规划研究的顶层设计，包括制定规划总体架构，确定战略研究专题设置及研究内容，对各战略研究专题组进行指导等，同时负责总体战略研究报告的起草工作。

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联络组、文件组。联络组主要负责具体协调工作，包括规划战略研究各专题组的协调，办公室与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总体战略组及专家顾问组之间的沟通协调，负责战略课题研讨会、论证会的召开及资料准备和整理等。文件组主要负责有关文件的起草，工作方案的起草及文档管理等工作。

（二）工作方式

战略规划研究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承担单位和专题组长，市级相关部门参与协作，其负责同志作为专题组副组长。专题组长根据规划领导小组的工作部署全面负责本专题的研究工作。在组长和规划办公室签订战略研究计划任务书后，专题研究的具体部署，研究人员的组织、资料收集和调研、研究报告的撰写等由专题组负责组织完成。

四、对战略研究工作的要求

规划的战略研究是规划制定的核心和基础，直接服务于“十一五”规划和“规划纲要”的编制。

（一）战略研究的方法

在对我市科技发展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方式充分了解国内外科技发展的趋势，把握科技发展的前沿，做好技术预测，对未来科技发展的全局做出前瞻性安排。

对我市科技发展经验进行总结，注意广泛调研，听取意见，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分析入手，找准科技发展的切入点与突破口，逐渐深入，不断总结和凝练，提出科技发展的优先领域、关键技术、重大项目与课题等。

对典型的案例进行解剖分析，并与其他省市有关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客观评价我市科技发展的地位与差距。

加强研究的开放性，提倡大跨度、多视角考虑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等问题。利用多种多样的渠道，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多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在研究过程中，发扬民主、鼓励争鸣，使各种观点相互交锋，允许不同的观点存在。注意加强专题之间的交流，对于领域比较宽的专题，尤其是要注意系统研究和交叉融合。

注重专题研究的顶层设计和综合，使专题研究工作做到宏观有序，并根据专题研究的整体部署和要求，制定出科学的、合理的、可操作的专题研究方案和专题任务分解方案，精心组织，深入研究。同时，在专题设计与研究过程中，允许专题之间的合理交叉，但要加强专题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协调沟通，以减少专题间不必要的重复，保持整个专题研究的完整性。

专题研究应特别强调要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和创新性的思维，力争为制定出一个有新意的规划奠定坚定基础。

（二）专题研究的基本内容

根据规划制定的总体要求，专题研究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5个方面：

1、发展趋势分析：系统分析国内外的经济、政治、社会等的背景，以及本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2、现状分析：在系统研究我市实情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本研究领域我市发展的现状、优势及问题，并与国内省市相对比提出我市的主要差距、阶段特点，以及未来发展的重大需求。必要的统计数据要求详实，统计分析方法科学合理。

3、发展思路研究：根据形势和现状，研究本领域未来发展的总体思路，包括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发展途径等，提出未来15年本领域科技发展的总体目标以及未来5年的阶段目标。4个战略研究专题要重点提出未来15年发展目标，同时提出未来5年阶段目标；8个问题研究专题以提出未来5年目标为主，同时展望未来15年发展目标。

4、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研究：根据目标和需求，研究本领域发展的战略重点和总体布局与部署，提出优先发展关键技术和重点、以及重大项目等。

5、政策措施研究：研究为实施上述目标和任务而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包括政策、保障、条件、环境等建议。

（三）专题研究报告形式

各专题研究任务完成后，须提交专题研究报告，主要包括：

1、专题主要研究成果与总报告摘要；

2、专题研究总报告；

3、关于重大科技专项或重大任务的建议说明；

4、相关研究成果与资料。

五、时间进度安排

战略研究时间进度安排分为三个阶段。

启动阶段（3月底前）：确定战略研究专题，通过公开招标，确定战略研究专题承担单位和课题组组长，成立专题组，组建研究队伍，落实研究任务。召开各专题开题报告会，下达任务书，启动研究工作。

第7篇：战略发展报告范文

关键词：整合报告理论 价值创造 演进

一、引言

近年来，国际经济形势日益复杂，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已进入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会计学界已经认识到，企业应披露综合信息，以整合报告的观点来看待企业利益如何与相关者利益乃至整个社会的利益相一致的问题。2010年8月2日，全球报告倡议组织与英国威尔士王子可持续会计项目联合成立了一个称为“国际整合报告委员会”（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mmittee，IIRC）的国际机构，试图推动全球建立统一的整合报告框架。IIRC已在2011年9月12日整合报告讨论稿，并将在2011年11月G20巴黎峰会上正式公布这一框架，以求得到G20的支持，这一举动将对统一的报告标准的创立和推行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此项倡议还得到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以及发展和促进金融市场国际监管标准的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的支持。以上迹象表明，编制企业整合报告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并将对传统财务报告制度形成很大的冲击。所以，研究整合报告理论的演进历程及其发展趋势，对在当前新形势下推动我国企业整合报告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作用，不仅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会计变革的热点议题之一，而且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二、整合报告理论的演进

（ 一 ）企业报告理论的整合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企业价值与传统财务报告的严重背离促使人们把专注的焦点投向企业的报告模式，对传统财务报告模式进行改进的呼声甚嚣尘上。无疑，在环保意识逐渐增强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里，单纯依靠基于企业价值创造已有成果的财务报告披露企业财务信息是难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也无法反映企业的长期价值，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一些关于企业价值创造过程的非财务信息。从（图1）中可见，传统财务报告开始包含公司治理等非财务信息，但这些非财务信息主要是一些叙述性信息，使其陷入信息含量有限和有用性不足的双重尴尬境地。1994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下设的财务报告特别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改进企业报告――着眼于用户》的研究报告，进一步将财务报告概念扩展到企业报告的范畴，并提出改进和扩大财务报告内容，非财务信息由此得到极大的丰富，企业报告发展迅速。为此，从主要向资本提供者服务的财务报告出发，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环境保护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等主导下，逐渐衍生出各种需要为政府、社会及利益相关者服务的非财务报告，如雇员报告、环境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压力促使更多的企业开始关注企业行为对社会环境产生的影响。如（图1）所示。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独立的环境报告出现，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下简称CSR）真正兴起的基本标志。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之后，原本更多强调的环境、健康和安全的非财务报告开始涵盖更多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内容，试图全面反映企业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业绩的“可持续发展报告”（Sustainable Reporting，以下简称SR）开始出现，并在实务中得到一定的应用。

（ 二 ）企业报告模式的延伸及与应用 近年来，“非财务信息”正越来越频繁地被使用，但其仍然缺乏一个被达成共识或者被普遍接受的定义，致使承载非财务信息的非财务报告也形式多异。显然，非财务报告的发展，一方面完善了企业报告的理论和实践；另一方面，也由于非财务报告的形式多样，且缺乏编制规范，严重影响了企业报告的有效性。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支配下，逐渐地，非财务信息被整合在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ESG）这三个方面，形成了所谓的企业“三重底线报告”（triple bottom line reporting），也称ESG报告。目前，企业ESG报告也大有取代单独的环境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的趋势。2002年，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的《SR指引》表明，一般情况下，SR可以与财务报告同时，或者作为财务报告整体的一部分，其演化思想在（图1）中也得到充分体现。至此，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的披露包括财务报告体系内的信息披露和独立于财务报告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信息披露。

（ 三 ）企业报告整合的推动与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非财务报告的形式多样化以及内容的多维化就成为向整合报告的发展的趋势。本文认为，ESG报告不仅包含环境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还包含了企业背景信息（如公司战略、企业经营概况及市场环境等）、治理信息和经济业绩、管理信息等，它是环境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的综合和发展，其核心理念是披露一切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有影响的信息。然而，以上报告如果与企业财务报告各自独立，那么便无法使一些关键信息得到有效的整合，并且有些信息可能存在着重叠，从而增加了报告编制成本，也可能会对社会形成一定程度信息超载，反而使信息使用者忽视重要问题。即仅非财务信息的整合还是不够的，非财务信息还需要进一步与经济或财务的信息作进一步整合。为此，企业需要设计并编制一份更为综合及简明的整合报告，即在原有ESG报告的基础上，融入传统财务报告中的经济及财务信息，形成新的FESG报告。应当讲，整合报告考虑的主要因素是战略地整合并披露所有影响企业未来财务业绩以及企业风险评级活动的ESG因素。整合报告体系对于真正把可持续发展理念整合进企业战略至关重要，它使报告信息使用者更加关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价值创造能力，增强报告的可读性，提升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价值的认可。

三、整合报告理论的发展趋势

（一）利益相关者导向的报告模式将成主导 当前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败德”行为，这使得一味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企业遭受公众的批评。从理论上讲，任何有利益关联的团体和个人都有权要求企业提供其所需要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因此，在企业利益多元化的当代，企业应属于众多的利益相关者。显然，应提供一套能基本满足各利益相关者信息需求的报告体系。鉴于此，企业目标应定位于承担社会责任，企业报告应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服务于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从目前发展状况看，利益相关者报告模式尚处于非主流地位。因此，企业需要在分析和整理现有各类财务报告与非财务报告的基础上，设计并编制一份更为综合及精要的基本顾及各利益相关者需求的整合报告。为此，整合报告应更好地体现企业基于社会责任所制定的可持续战略将对全体利益相关者所处的可持续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从而使各利益相关者能够更为关注企业可持续发展、价值创造能力、未来发展战略以及公司治理与社会治理等问题，成为企业与利益相关方沟通的重要桥梁。如前述及，创建利益相关者导向的整合报告体系，有利于相关数据和信息建立关联，使得信息质量得到显著提高，实现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到良性互动，从而提升了企业价值，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决策有用性”的整合报告目标将成主流 整合报告尚属新生事物，目前，理论界对企业整合报告目标的认识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即“决策有用观”和“价值创造观”。GRI主席莫文・金（2010）认为，企业整合报告以可持续性作为决策基础，涵盖了财务报告及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报告。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执行总裁伊恩・鲍尔（2010）指出，整合报告是帮助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做出更合理的资源配置决策。2010年11月，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第十八届世界会计师大会上，A4 项目执委会主席Charkham（2010）指出，应由传统的财务视角转向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的整合视角，报告应着眼于信息价值链，着眼于未来，注重灵活性、战略性及其公正性。为此，编制企业整合报告目标首次被提到有助于企业价值创造的高度。IIRC的成立是企业报告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IIRC要求企业在未来整合报告，这比单纯财务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等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IIRC在2011年9月12日的整合报告讨论稿中表明，企业整合报告的目标主要体现为：一是提供使用者决策有用的信息；二是反映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企业报告应更好地反映为企业创造长期价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执行情况。我国“十二五”规划强调发展循环经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坚定不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无疑，在社会性可持续发展理念支配下，整合报告的，将对企业长期的价值创造产生重要的影响。企业整合报告是企业实施的一种“整合战略”，是体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价值创造最好的报告方式，也是进行对外沟通的有效手段。如前述及，笔者认为，“决策有用性”包含了评价企业“价值创造”的相关内容。具体而言，“决策有用观”要求企业提供一切决策有用的信息，自然包括能最有效反映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企业价值创造等信息，其信息含量显然广于“价值创造观”。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已初具规模，多数投资者及债权人追求资金使用效果，需要评价企业的整体价值，其关注的视角也由经理人市场转向资本市场，企业价值创造只是其中一项影响因素。随着我国资本市场逐渐成熟，整合报告使用者信息需求也将发生变化，促成了我国整合报告构建目标应定位于“决策有用观”，更有效地反映各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从而方便他们合理地估计报告主体的价值，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使更广泛、更易于理解的信息，能够满足可持续的、全球性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需要。

（三）层次化的整合报告信息质量特征将被采纳 企业整合报告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人们纷纷发出降低报告复杂性的呼吁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因此，既要保证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又要对有关的信息作出高度的整合，综合性、明晰性、可读性等都可以成为评价整合报告信息的质量特征。无疑，整合报告信息质量特征是整合报告目标的具体化，回答了什么样的信息才有助于有效的决策。IIRC曾在2010年8月创建时将整合报告的目标定位为清晰性、简明性、综合性和可比性。IASB咨询委员会在一份为IFRS公开会议准备的讨论稿 中曾提出整合报告的三个质量特征：相关性、可靠性和简明性。此外，IIRC在2011年9月12日的整合报告讨论稿描述整合报告的质量特征时也曾提出简明性、可靠性和重要性等方面。论及整合报告的质量特征，结合“目标―信息质量特征”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本文主要参考IASB咨询委员会在2011年6月10日为IFRS公开会议准备的讨论稿、美国的第8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8）以及IIRC的相关观点。与一般的财务或非财务信息所要求的相关性、可靠性、可比性及可理解性相比，本文认为，整合报告信息还应强调并增加综合性这一个特殊的质量特征，同时参照SFAC8的最新研究成果，将整合报告的质量特征层次化，从而更加明确了各个不同质量特征的重要级别，即基本质量特征、强化质量特征及信息约束条件。基本质量特征包含综合性（概括性、简要性及明细性）、相关性（预测价值及证实价值）和可靠性（完整性、中立性及避免重大错误）；强化质量特征包含可比性和可读性；此外，是否将信息约束包括“成本效益原则”和“重要性原则”仍然值得商榷。

（四）整合报告的内容框架及编报标准的确立 IIRC关于整合报告框架的推出是一个里程碑，也是下一步会计发展的方向。我国应积极参与IIRC全球统一整合报告框架的制定，使其充分考虑我国和新兴经济体的特殊情况，为此，本文认为，我国应在框架之前以征求意见的方式，向全球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发出调查问卷，广泛吸取反馈意见，以求推动所制定框架的科学性和适用性，降低企业信息的不对称性，从而为更好地提升整合报告质量和透明度做出积极的贡献。此外，企业应将“可持续价值增量”作为整合报告的出发点，拓展了传统财务报告的视角，所构建的整合报告框架应在一定的程度上揭示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并且清晰、完整地解释了企业的财务与非财务表现间以及FESG信息与企业价值间的因果关系。基于我国的经济环境背景，笔者提倡我国上市公司整合报告内容框架的构建应逐渐增强价值创造过程和风险报告的披露，应将财务、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这四个维度的信息同时整合在一份整合报告中，形成一份新的FESG四维信息报告。然而，该报告的框架体系该如何设计，每一个维度的信息披露该设置哪些关键指标等仍然值得思考。在报告的标准上，笔者建议着手制定出一套高质量的整合报告准则，为整合报告制度形成、体系构建与执行做好准备，做到准则制定过程的公开性，提高透明度。如前述及，整合报告以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相比单一的财务报告应具有更高的综合性、相关性、可靠性、可比性以及可读性的质量特征。此外，本文研究过程中也发现非财务信息披露存在定量信息不足、范围不一致和随意性等问题。相比国际财务报告报告准则（IFRS），整合报告准则也应对非财务信息进行统一规范。非财务信息的量化也是整合报告在技术处理上的最大挑战，我国应推广XBRL（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和Web 2.0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其要求，由此提高了非财务信息的可比性和可信度，减少现有的定量信息不足和随意性等问题。

四、结语

整合报告理论研究为整合报告相关准则的制定和实施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而这些准则的制定和完善能够为整合报告的实务提供行动指南。整合报告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桥梁，本文对整合报告理论的历史演进及发展趋势作了深入地探讨。当前我国经济环境尚属非理想状态，各种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为此，我国企业整合报告体系的构建既需要努力与国际趋同，同时还应该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兼顾准则经济后果和实用性的顾虑。笔者认为，探索一套适合我国企业发展的整合报告体系仍然“长路漫漫”。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课题科研项目“企业整合报告构建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项目编号：Y201119621）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会计变革与中国趋同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0YJA790176）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郭道扬：《郭道扬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郭道扬：《论中国会计改革三十年》，《会计研究》2008年第11期。

第8篇：战略发展报告范文

摘 要 本文在分析情报调研工作流程的基础上，讨论了科技情报调研的过程控制，并根据情报研究成果的特点，提出了科技情报调研成果的质量评价指标，阐述了科技情报调研成果的质量评价方法。

关键词 情报调研 过程控制 质量评价

中国石化扬子石化研究院系中国石化的科研开发机构，研究领域包括聚烯烃新产品开发与塑料加工应用、聚烯烃与高分子材料合成、有机化工工艺、催化剂及产品开发、油品加工应用、分析测试与物性表征、石化信息技术与计算机模拟应用等。建有中文期刊数据库和计算机国际联机信息检索系统。拥有教授级高工、博士及博士后等高学历人才，同时还有中国石化突出贡献专家，中国石化学术技术带头人，中国石化优秀青年知识分子。承担课题涉及国家“七五”“八五”“十五”“十一五”攻关项目、国家“863”“973”项目、江苏省和南京市项目，其研究成果多次荣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科技成果奖，江苏省、南京市科技成果奖。获发明专利授权70余项。

一、以服务企业发展为目标的战略竞争情报体系的构建与实施产生的背景

建立战略竞争情报体系是企业实施战略管理和战略发展的需要。正确的竞争战略，能使组织提高对环境的应变能力，获得发展和壮大;反之，失误的竞争战略，会使组织在竞争中丧失竞争优势，乃至倒闭和破产。战略研究的关键是在对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组织自身调研的基础上，分析并识别未来的机遇与威胁，分析和识别自身的优势与劣势，从而形成自己的战略思想和目标。而研究和制定一个组织的发展战略和竞争策略，赢得和发展竞争优势正是战略竞争情报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工作目标。

建立竞争情报体系是企业快速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是企业创新与发展的需要，创新是企业发展和保持竞争优势的源动力。因此，要以战略的眼光看待企业竞争情报系统的建设，把获取有效情报放在企业战略发展的高度上。建立企业战略竞争情报体系，为企业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持和情报保障，为企业领导集团在发展战略的决策过程中提供有效支撑。

二、以服务企业发展为目标的竞争情报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的内涵和主要特点

一个企业的战略竞争情报体系必须与本企业的发展战略相结合，在企业的总体战略框架内开展工作。体系的构建与实施要符合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需要，同时要注意紧密结合国家战略和国内外宏观经济政策及法律法规。

人才、流程与技术是构成竞争情报体系的三个关键要素，三者的有机结合是竞争情报体系高效运作的决定性因素。战略竞争情报体系强调人、流程与技术的有机结合，培养具有强烈竞争情报意识、具备熟练的竞争情报信息处理技能的专业情报人员队伍;流程，以企业战略发展为导向，对整个竞争情报调研过程实施动态管理;技术，包括高效的支撑竞争情报收集、处理、存储和传递的计算机软硬件平台，情报搜索、分析处理工具和方法，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合理组织等。

三、以服务企业发展为目标的竞争情报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的主要做法

（一）以企业战略发展为导向的竞争情报人才的建设与培养

以服务企业发展为目标的战略竞争情报体系是以企业的战略发展、战略决策和科技创新为主要服务对象，对调研人员实施专业分工，按照各自的研究方向、领域进行情报搜集，对有关国内外信息连续地、系统地、全面地监测;以竞争情报团队建设为切入点，培养具有强烈的竞争情报意识、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面的竞争情报专业人才，培养具备竞争情报基本素养的技术队伍，有效支撑企业的战略发展。

企业战略竞争情报体系需要既懂专业、又关注竞争情报收集、分析并积极应用于工作中的复合型人才，需要敏锐的信息捕捉能力和对所收集的情报准确筛选、分析的能力。因此，体系建设以战略竞争为导向，不断强化调研人员的战略竞争意识，增强对竞争情报的敏感度。

（二）以服务企业发展为目标的战略竞争情报平台的建设

开展竞争对手的情报监测分析，建立竞争情报研究人员专项数据库。

对国内外主要竞争对手，开展竞争情报的监测分析和研究，对国内外同类装置实施技术跟踪，将收集到的以上各类数据资料分类整理，将各种类型的信息文件转换为统一的数据格式，建立竞争情报研究人员专项数据库，并与其它电子信息资源数据库建立数据关联，为战略调研提供数据支撑，为企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三）以企业战略发展为导向的竞争情报调研过程的动态管理

1.紧密围绕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制定竞争情报报告调研计划及提纲。定题是竞争情报调研关键的一步，关系到调研的方向和效果。选题要立足于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定题之后，接着要按照专业分工组织人员制定调研计划，明确完成日期。例如，《公司生产装置技术跟踪调研》就是根据扬子石化公司生产装置的实际需要定下的调研课题，经过组织讨论、专业分工，自2002年以来，陆续对乙烯、聚乙烯、聚丙烯、PTA、芳烃重整、二甲苯、加氢裂化、乙二醇、聚烯烃专用料的开发与应用等进行了跟踪调研。在明确了《公司生产装置技术跟踪调研》课题的计划之后，组织大家对该课题进行了一系列详细的提纲策划，从工艺、三剂、设备、自控仪表、技术经济、生产厂商、市场、安全与环保、公用工程等方面对报告提纲进行了分析制定，确保了技术跟踪内容及调研报告的完整性和质量，该系列跟踪报告为公司领导决策、科技发展规划提供了参考服务，获得了公司各级领导的好评。

2.全面、准确、快速地收集竞争情报，为企业战略发展服务。

（1）广泛收集。量和质是事物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没有一定的量，就不可能拿出高质量的调研成果。在试查的基础上确定课题的核心科技期刊与核心检索期刊的种类及查找范围;同时注意搜集其它各类情报源，包括难得的会议文献、内部资料、专利文献、学位论文等，其中重点是国内外的专利文献【1-2】。

（2）采用直接检索与间接检索相结合的方法。直接查找原始文献可以获得更深、更精确、更新的情报内容，间接查找二次文献可以获得更多、更广的情报线索。

（3）机检和手检相配合。手工检索和联机情报检索相结合，才能获得全面国内外情报，特别是国外的大量的、最新的战略情报。

（4）辅之以必要的实地调研和专家咨询。调研人员参加一些专业会议、展览会、或者主动向参加会议者了解有关信息，或者去实地参观都能获取一些文献中无法查到的最新情报线索。例如通过参加乙烯专业年会，获取了很多有价值的乙烯行业方面的技术信息，对开展乙烯装置调研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3-4】。

3.在竞争情报的加工分析过程中不断强化战略竞争意识。

竞争情报分析研究的深度、广度、准确度和精确度，直接关系到竞争情报研究的质量和水平的高低，影响到企业的战略决策。因此，在竞争情报的加工分析过程中，对情报研究人员要不断强化战略竞争意识、服务企业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按照可靠性、先进性、适用性的原则，对收集到的各种数据资料仔细鉴别与筛选，得出战略竞争情报调研的结论性意见、观点、建议或方案，同时回答该项调研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4.建立量化指标，强化竞争情报调研体系的质量控制。

根据竞争情报研究成果的特点，制定了筛选率、信息量、准确度、新颖性、预见性、加工度、逻辑性、针对性、时间性和效果10项质量评价指标，每项指标满分10分【5-7】。

总分获90分以上的报告为优秀;75分以上的为良好;60分以上的为合格;60分以下的为不合格。实际工作中，在每项情报课题完成以后，都及时进行质量评价，发现问题，在以后的工作中及时改正。

四、以服务企业发展为目标的战略竞争情报体系的实施效果

通过开展战略竞争情报体系的构建与实施，企业情报人员的战略竞争情报分析处理能力得到很大提高，竞争情报服务的工作质量和效率也得到逐步提升，为企业战略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促进了企业可持续发展，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获得了各级领导的肯定。

一方面，通过建立量化指标，开展竞争情报成果的质量控制，报告质量逐年提升，大大提高了情报数据的准确率。另一方面，通过战略竞争情报体系的建设，为企业战略发展的服务力度得到很大加强，近年来，涌现了一批高质量的战略竞争调研报告，很多战略建议、技术方案都得到了采纳。为公司发展煤化工、天然气化工提供了决策支持，2012年开展的《C1-C5产业链调研》为公司十二五发展规划提供了有力支持。

扬子石化可持续发展调研、C1-C9产业链调研、扬子石化精细化工发展调研、公司精细化工产品发展项目调研、乙烯下游产品开发利用、丙烯下游产品开发利用、乙烯装置C5馏份分离和利用调研及产品方案建议、乙烯装置C9馏份油分离和利用调研及产品方案建议、C4综合利用调研、C9、C10重芳烃资源综合利用调研、醋酸及其衍生物的生产技术与市场调研、乙醛及其衍生物的生产技术与市场为公司的战略发展及C2、C3、C4 C5、C9、C10等馏分的衍生加工利用及产品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在新能源方面，天然气化工方面调研为公司发展煤化工、天然气化工等提供了具体建议在新工艺方面，生物法制丁二酸技术调研等报告为公司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提供支持。

在新材料方面，生物高分子材料调研等十来份调研报告为公司开发新材料提供了支持。

参考文献：

[1] 刘昭东，陈久庚，韩莉等.信息工作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

[2] 魏小梅，刘敏榕.竞争情报质量评估模型[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0.22（1）：115-117.

[3] 盖敏慧，康敏.浅谈科技精报的质量管理[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19（18）：101-103.

[4] 冯维扬.竞争情报质量评价方法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8.31（5）：649-653.

[5] 王文哲.论企业竞争情报的质量需求及人才需求[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19（32）：195-196.

第9篇：战略发展报告范文

一、战略管控型模式的理论基础

国有企业集团是指大型国有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经营环境和内部组织的变化，根据国资委的部署，通过产权安排、人事控制、商务协作等纽带，与众多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企事业法人共同组成的多层次经济联合体。集团管控模式是指集团总部对下属企业或部门实施的管理控制和资源协调分配采用的方式，由于组织规模、发展战略、业务特点和领导风格的影响，主要分为战略管控型、财务管控型和操作管控型三种模式。战略管控型模式是指集团根据外部环境和现有资源能力，制定集团整体发展战略，通过控制子公司的核心管理层，核准下属公司经营计划或预算，使子公司的业务活动服从于集团整体战略活动。下属公司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公司的战略规划，掌控公司经营活动的节奏。使用战略管控型模式的企业集团，集团总部规模一般不大，下属企业经营活动相关性比较高。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做强做优的要求促使国有企业集团逐渐从与主业不相关的行业退出，强调经营范围的相关性，集中资源或并购重组做大做强主业。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员工持股机制的引入，民企优势、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需要国有企业集团分权，所以战略管控型模式成为国有企业集团管控的首选模式。

二、战略管控型模式下财务分析框架构建

由于下属企业财务报告是企业集团获取频率最高和最及时的资料，财务分析为企业集团控制下属企业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在战略管控型模式下，集团总部的管控关注点放在对战略、计划、预算、资产等多个方面，对下属企业经营活动的关键环节进行重点控制，所以财务分析框架侧重于战略分析、财务分析和前景分析三个部分，并且对于三个部分分析在报告频率上也有所侧重。

三、战略管控型模式下财务分析报告框架构建

财务分析报告是财务分析体系的核心，出发点和落脚点定位在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股东价值的最大化目标服务。在战略管控型模式下，财务分析报告重点关注战略目标的实现，尤其是经营业绩的实现。因此，笔者以F国有企业集团（简称F集团）为例来讨论如何设计财务分析报告框架（如表2），以满足国资委和集团决策者的根本需求。F集团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独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全资、控股和参股各级企业85家，业务范围涵盖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多个方面，战略定位于做大做强电子信息产业，通过选派董事和产权代表、核准预算、重大投资备案、签订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报送财务报告等方式控制子公司，其中财务分析报告是控制子公司经营活动的决策依据之一。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