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研究综述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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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数字经济研究综述范文

【关键词】人力资本 经济增长 农村

最早的人力资本思想可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他在其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值。随后亚当斯密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人力资本的初步概念，他在其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被誉为“人力资本之父”的舒尔茨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指出对德日战后的经济腾飞，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经济学家们开始注重到该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学术界各种研究成果也日益丰硕。在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之后，笔者将其大概分为五个部分来阐述：第一部分是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第二部分是以人力资本为主线的经济增长理论;第三部分是国内外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归纳评述;第四部分是国内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述评;第五部分对上文进行了归纳总结。

一、人力资本

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揭示了教育对人的重要影响。舒尔茨（1960）首次在美国经济学年会的演讲中阐述了较完善的人力资本理论，他指出用于教育、医疗保健、职业培训和劳动力迁移流动的费用构成了人力资本的投资，同时他也定量研究了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和贡献率，但是却并未对“人力资本”作出明确定义。贝克尔（1964）则明确清晰地给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马歇尔（1890）把人力资本分为“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明赛尔（1958）在其著作《人力资本研究》中认为，人力资本除了才能、知识和技术外，健康、时间、生命也占有重要位置。麦塔（1976）指出，广义来讲，一国的人力资本除去本国内居民的知识、才能和技术外，还应包括创新精神、应变能力、工作毅力、兴趣爱好、生活态度、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其它可能促进产出增长的人的质量因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人力资本也被引入我国。李忠民（1999）认为人力资本应该是“凝结在人体中，能够转化成商品或服务的效用，并以此来分享收益的价值”。周坤（1997）指出人力资本应区分出初级和高级的层次，初级指人的体能、知识、技术和经验等;高级则是指人后天被挖掘开发出的天赋、才能所体现出的能力。丁栋虹、刘志彪（1999）则把人力资本分为了“异质型”和“同质型”两类生产力形态。李建民（1999）在《人力资本通论》中从人体和群体两方面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区分，他指出：对于人体，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中，通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能力、技术以及健康等各种质量因素之和;对于群体，人力资本是指包含于一国或者一个地区中人口群体内每一个个体后天所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以及健康等质量因素的总和。王金营（2002）延续并发展了李忠民的观点，他认为“个体的人力资本由投资后凝结在人身体内的知识、能力和健康构成，且其能转化成商品和服务的效用并最终取得收益”。

二、人力资本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本理论也日趋完善。同时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成果的丰硕又促进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主线的经济增长理论依次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这三个阶段。笔者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研读后，对此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之一亚当斯密（1776）最早明确提出应把人的能力归为资本，“国民财富的增长主要归功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其中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大卫李嘉图（1817）发展了斯密的劳动价值学说，他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到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物质资本只是转移了自身价值却并未创造新价值。萨伊（1803）在《政治经济学概要》中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各个行业提高技能从业增加产出的普遍现象。马歇尔（1908）也指出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所有投资中贡献率最高的，它将成为最强有力的生产发动机。此外，欧文费雪也得出了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将促进产出增加的结论。

虽然早期的这些经济学家们都看到了人在生产活动中的巨大作用，但由于当时劳动者技能素质都还处于初级人力资本的层次、知识技能经验等都十分匮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质的差别，于是古典经济学并没有把人力资本真正当作一种独立的资本。从而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还是比较有限的。

（二）新古典增长理论

索洛（1957）在应用他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检验新古典增长模型时得出产出的12.5%由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得到，而另外的87.5%索洛全部用外省的技术进步来加以解释，然而将劳动和资本以外的其他因素全部归于技术进步未免太过宽泛笼统，无法说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大小。明赛尔（1958）建立了第一个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模型，也提出了最早的人力资本收益函数。他把人力资本投资分为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在其模型中他用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表示人力资本投资量，得出了年收入与人力资本投资量的正向因果关系。乔根森（1987）在《生产率与美国经济增长》中发展了丹尼森的分析方法，他将资本和劳动投入分成质量投入和数量投入两方面。贝克尔在其著作《生育率的经济分析》（1960）、《人力资本》（1964）以及《家庭论》（1981）中从微观视角分析了教育对经济的影响、从家庭生产和个人资源分配方面分析了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关问题等，刚好弥补了舒尔茨微观分析上的不足。

（三）新增长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在重新思考原有的相关理论后，改进了古典模型中的生产函数，并未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增加了人力资本和知识等要素。美国经济学家阿罗（1962）提出了“干中学”模型，他认为人力资本可在学习过程中获得，即一种实践性的活动。而且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人力资本能够不断积累、无限增长从而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动力。罗默（1986）最早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了“收益递增增长模型”，他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人的知识分为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其中一般知识课产生规模经济效益，特殊知识产生生产要素的递增收益。随后他又提出了“内生技术变化模型”（1990），模型通过将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和熟练劳动分析得出内生技术进步提高了投资收益，投资又使知识存量增加从而反作用于技术进步，最后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卢卡斯（1988）以阿罗的“干中学”模型为基础，在《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中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分析得出人力资本在使某种产品产生报酬递增收益的同时也增加了物质资本等要素的边际收益，人力资本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三、国内外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研究概况

国外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无一例外的都证明了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人力资本引入我国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内也出现了很多相关方面的研究文献。

（一）国内相关研究

1.定性的研究主要有：刘迎秋（1997）苏雪韦（1997）沈坤荣（1997）赵曙明（1998）都指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陈文静、何刚（2008）也指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胡永远、刘志勇（2004）把人力资本分为一般型和创新型，其中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郑艳艳（2009）提到人力资本除了对经济发展的快慢起作用外，还可通过促进地区间合理分工来使经济发展更加持续和长久。李建民（1999）从经济持续增长的视角对人力资本的内生性、生产功能以及其与经济发展的作用后发现中国当前人力资本极其匮乏、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支持机制尚不完备。王雪军（2003）在分析了人力资本的特性后提出了发展人力资本一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关对策建议。

2.定量方面包括沈利生、朱运法（1997）在对我国1982～1995年间数据定量分析后发现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远大于物质资本。陈昌兵、徐海燕（2002）在对我国1981～1999年产出增长和各生产要素贡献率进行多角度实证分析后得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262，其贡献率则仅为2.4%，而经济增长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间的相关系数为0.99。谭姝、张文佳（2006）在对我国1978～2000年期间数据运用静态指标体系测算后发现人力资本贡献率为19.8%，低于物质资本的51.9%，从而得出我国仍属于粗放型经济形态的结论。彭芳（2008）使用投入模型对我国1978～2007年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若假定仅存在一种资本投入，那么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7%，而教育仅为36.3%。说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景跃军、刘晓红（2013）在基于卢卡斯模型对我国1990～2010年跨省数据研究分析后发现人力资本对GDP的影响率和贡献率仅为1.35%和10.95%，还不到物质资本的六分之一，从而显示出未来知识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我国应加强加深各类人力资本投资。

（二）国外相关研究

Benhabib和Spiegel（1994）通过分析78个国家的物质资本数据、人力资本指标（1965～1985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GDP数据、劳动力数据后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是因为高新技术和创新科技被受教育人群吸收并实际运用了，而人力资本存量和物质资本存量与经济的增长率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Petrakis（2002）通过比较三个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的国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对教育层次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即发达国家主要靠高等教育来拉动经济发展，而不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Isaac Ehrlich（2007）在对比分析了20世纪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推动因素后发现发达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完成了中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来推动。Birdsall（2009）通过分析韩国和巴西两个国家的实际状况，发现他们原本试图不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来改善人民生活及提高国民收入，但结果却加重了对资源的依赖程度，继而导致经济发展速度迅速下滑、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

四、国内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研究概况

（一）对全国进行分析的相关文献

张藕香（2007）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是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很低、农村人力资本严重流失。乐章（2007）指出农民文化程度偏低是造成农村人力资本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而有效的技能培训将会极大的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周晓（2003）在对1989～1995年间29个省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人力资本对农村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在较发达地区这一效应更为突出。李勋来（2007）通过对我国1983～2003年有关农村人力资本与经济产出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和格兰杰英国关系检验后发现人力资本对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并未陷入“农村人力资本陷阱”。魏文灵（2009）在对全国1985～2006年间的相关数据基于VAR模型动态分析后得出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会使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而这又会促进人均纯收入的增加。但是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虽然在短期内更多依赖于农民收入，但是长期来看，更依赖与教育本身。王志、葛玉辉（2013）在对1980～2009年相关数据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后发现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和保健投资）与家庭收入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杨鹤（2014）在对1992～2012年数据整理分析后以传统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建模后回归分析发现在建立的农业经济增长模型中劳动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250，0.500和1.750，从而人力资本投资增加1%，农业产出额增加1.750%，平均受教育年限越多对农业经济发展越有利。

（二）对个别省或部分地区进行分析的相关文献

官爱兰、蔡燕琦（2013）基于中部地区各省份1990～2011年相关数据，以卢卡斯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结合农村人力资本开发指标和C―D生产函数，运用Stata软件就这几省的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后发现山西江西两省开发效率最高，安徽河南开发效益较高，而湖南湖北均处在中间状态。张风丽（2013）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将人力资本变量引入C―D生产函数模型，对新疆农村1992～2011年数据运用Eviews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后显示新疆农村劳动力投入对经济拉动力最大，但有下降趋势，而农村人力资本对产出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彭傲天（2013）对1997-2012年统计数据构建河南农村人力资本和农民收入的回归模型运用Spss软件实证分析后发现农村劳动力教育年限每增加1%，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加1.07%，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龚立新、杨飞虎（2012）在对江西省农村1995～2010这十六个年度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为64.72%，远大于物质资本投资的贡献率27.41%。李莹华、蔡文春（2011）在对1993～2007年甘肃农村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甘肃农村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远高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产出弹性，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相对较低。

五、小结

人力资本理论的日趋完善推动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成果的进一步丰硕。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主线的经济增长理论依次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这三个阶段。早期的经济学家们都看到了人在生产活动中的巨大作用，国外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无一例外的都证明了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第2篇：数字经济研究综述范文

关键词：竞争力; 资源; 能力



竞争力理论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应用最新经济、管理和社会发展理论的综合的应用科学体系， 主要涉及3 个方面的问题: ① 竞争优势之源是什么， 即什么带来了竞争优势; ② 竞争优势之“源”是通过什么样方式表现出来的， 即“源”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什么; ③ 如何才能保持竞争优势， 即要回答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问题”。

竞争力理论存在于经济学与企业战略管理两大研究领域。经济学侧重于对竞争优势的经济分析， 从理论上探究什么是竞争优势之源; 而战略管理理论，则主要从企业经营实践角度出发， 为经营战略决策提供依据。从历史发展看， 竞争力理论可以归纳成以环境为基点的经典战略管理理论、以产业(市场) 结构分析为基础的竞争理论、基于资源与能力的竞争理论、企业创新理论和基于评价方法的竞争力理论5 个方面。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重点从市场定位， 逐步转移到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和保持上来， 并由此产生了企业的内在成长理论， 进而逐渐演化为两个相互独立又互为补充的学派， 即资源学派和能力学派。本文对此进行理论综述， 以期为竞争力理论研究和企业发展实践提供有益的帮助。

一、企业内在成长理论

资源与能力学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马歇尔(Marshall A ， 1925) 所提倡的企业内部成长观点和他所提出的企业知识基础理论。他认为由于专业化分工导致企业内部出现新的协调问题， 因而技能、知识和协调不断增加产生新的内部专门职能， 企业内部会发生伴随生产进程的公开知识积累， 从而推动企业不断进化。同时每个行业是由一系列异质企业所组成的， 单个企业的成长、衰退是经常性的， 但一个行业则可以经受长期的波动平稳地向前发展。

张伯伦(Chamberlin E， 1933 ) 和罗宾逊(Robinson， 1934 ) 重点研究了企业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 认为， 特有的资产或能力是使企业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 并获取经济租金的重要因素。钱柏林列举了企业的几种关键资源， 如技术能力、品牌知名度、美誉度、管理者独立工作能力、与他人合作能力、商标和专利等， 被广为引用。

后马歇尔主义者佩罗丝(Penrose E， 1959) 提出企业内在成长理论， 极大地发展了马歇尔“内部经济”的思想。她认为被新古典企业理论视作“黑箱”的企业资源和能力是构成企业经济效益的稳固基础。企业是一个生产性资源的集合体， 企业内部存在着通过知识积累以拓展生产领域的机制， 而且这种知识积累是一种内部化的结果， 节约了企业稀缺的决策能力资源， 新的管理者才能释放出解决新问题、促进企业成长的能量。

理查德森(Richardson GB， 1972) 把注意力集中于马歇尔的“外部”问题， 提出企业间协调的知识基础理论， 补充了科斯和威廉姆森关于市场与企业相互替代的交易费用理论， 同时又发展了企业内在成长理论。他认为企业的合作和关系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产业组织方式， 是因为企业的内部组织从根本上说是协调“互补性活动”的结果。合作性协调的基本内涵是协调企业各方的能力。组织间协调是界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第三种协调机制， 协调需要的专门能力是通过逐渐学习积累的。

“企业内在成长理论”在20 世纪80 年代获得了长足发展， 在战略管理领域及企业理论界、产业经济学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并成为企业竞争力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

1984 年， 随着沃纳菲尔特(Wernerfelt B ) 在美国《战略管理杂志》上发表“企业资源学说(Aresou rce2based view of the f irm ) ”一文， 企业能力理论分化为两个相对独立又互为补充的流派， 这两个流派都是建立在企业内在成长理论的基础上， 并为企业内在成长论的深入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一派是资源基础理论， 它以沃纳菲尔特及其发表的企业资源学说为起始标志; 另一派则延续能力理论对于企业能力的关注， 提出了核心能力和动态能力学说， 我们称之为能力学派。

二、企业资源基础理论

资源是指企业所拥有的各种要素， 包括有形资源如设备、厂房、人员、土地和资金等及无形资源如商标、公司形象和文化等。在资源的差异能够产生收益差异的假定下， 企业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之所以赢利， 是因为企业内部有形资源、无形资源以及积累的知识在企业间存在差异， 资源优势会产生企业竞争优势， 企业具有的有价值性、稀缺性、知识性和不可复制性以及以低于价值的价格获取的资源， 可以产生成本低或差异化高的产品， 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以及成功的关键因素， 企业竞争力就是这些特殊的资源。因此， 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的内部， 依赖于企业的异质性的、稀缺的、非常难于模仿的和高效的专有资源; 企业有不断产生这种资源的内在动力， 可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的不断形成和这些专有优势资源的不断使用。

科利斯(Co llis D J ， 1995 ) 和蒙哥马利(Mon tgom ery， 1995) 在“资源竞争: 90 年代的战略”一文中提出， 企业资源观是建立在波特的竞争策略与核心能力竞争两种策略方法基础上的。企业是实体资产、无形资产及能力三大素质的组合， 企业的资产与能力决定企业的效率与成效， 拥有最佳且最适当资源的企业比竞争对手表现得更佳或成本更低，从而成功。企业中长期发展和竞争优势依赖于企业自身构建、培育和拥有的特殊资源和能力， 企业竞争策略的研究重点就是一家企业的资源如何在动态的竞争环境中左右企业的表现。有竞争价值的企业资源(有形、无形、能力) 与基本市场力量的动态相互作用(表现为稀有性、专用性、需求性) ， 决定某一资源或能力的价值。

尽管同属于资源学派， 但他们对于资源所包含内容的不同理解， 又形成了不同的资源观。普拉哈拉德(P rahalad C K， 1990) 等人认为竞争资源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 因而他们认为协调与有机结合的学识是主要资源， 能力与知识似乎没有太大区别， 都被视为一般资源; 巴尼(Barney J B， 1991) 也认为能力与资源是同一回事，企业的资源还包括人力资本以及组织资本的正式与非正式资源。另外， 还有一种资源观是将社会资本纳入其中。他们认为， 社会资本能够为企业提供收益。

三、企业能力理论

企业能力理论的出现源于现代企业理论的局限性， 以科斯(Coase R H， 1937) 理论为基础的现代企业理论将最小分析单元扩展到所有企业， 打开企业这个黑匣子， 提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委托理论等。然而， 现代企业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中的诸多现象， 忽略了作为社会经济组织的企业具有独特的“生产特征”; 无法有效解释企业实践活动中一些重要现象， 如企业运用外部资源从事过度负债经营活动。

企业能力理论的兴起同时源于主流管理理论的缺憾。管理学发展历程中， 18 世纪中后期到19 世纪末期强调经验管理， 20 世纪初至20 世纪40 年代信奉科学管理， 20 世纪60 年代末至20 世纪70 年代崇尚战略管理。到20 世纪80 年代初， 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和企业竞争力理论成为管理学的主流理论。然而， 波特5 种竞争力模型不能突破把企业视为“黑箱”的局限， 他以产业作为研究对象， 没有很好地站在企业成长的角度， 分析企业竞争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在指导企业竞争力的实践中仍显得乏力。

为此， 一批企业理论和战略管理研究学者提出，必须重新认识和分析企业， 寻求一种全新的理论， 以更好地说明: 企业是什么?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是什么? 企业如何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 研究者把归宿点归于企业所拥有的特殊能力(distinctive competence) ， 从企业内在成长的角度分析企业。进入20 世纪90 年代后， 一种全新的企业理论——企业能力理论(competence theory of the firm ) 应运而生。

能力学派认为能力是企业有效使用资源， 并使其相互作用， 从而产生新的能力与资源的能力， 其本质是组织在某一方面的知识， 是确定资源组合的生产力; 企业能力理论主要研究企业的能力分工， 认为企业中蕴涵着一种特殊的智力资本， 确保企业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更有效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企业能力观有3 层含义: ① 企业的核心是企业所拥有的竞争力， 其本质是一个能力体系; ② 积累、保持和运用能力开拓产品市场是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 ③ 企业的能力储备决定着企业的经营范围， 能力的差异是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能力理论包括核心能力理论、基础能力理论、动力能力理论以及基于流程的能力理论等。

1. 核心能力理论

普拉哈拉德(P rahalad C K) 和哈默(Ham el G)于1990 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提出，“就短期而言，企业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力， 但长期而言， 起决定作用的是造就和增强企业的核心能力”。他们认为核心能力(co re competence)“是组织中积累性学识， 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各种流派的学识”。核心能力分为3 种主要类型: ① 市场通路能力， 包括品牌发展管理、市场营销、分销与后勤、技术支持等， 帮助企业尽可能贴近顾客; ② 与诚信有关的能力， 如质量管理、产品时间周期、供货的及时性和存货管理等能力， 使企业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快、更具柔性和可靠性; ③与功能有关的能力， 包括能够使企业提供独特性的产品或服务的技术及能够提供使顾客获得与众不同利益的产品的各项技术。核心能力理论认为并不是企业所有的资源、知识和能力都能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 只有当资源、知识和能力同时符合珍贵(能增加企业外部环境中的机会或减少威胁)、异质(企业独一无二的，没有被当前和潜在的竞争对手所拥有)、不可模仿(其他企业无法获得的)、难以替代(没有战略性等价物) 的标准时， 它们才成为核心竞争力， 并形成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在核心能力的管理方面有4 个关键任务， 即选择核心能力、构造核心能力、配置核心能力和保护核心能力。核心能力理论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 ① 企业本质上是一个能力的集合体; ② 能力是对企业进行分析的基本单元; ③ 企业拥有的核心能力是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源泉; ④ 积累、保持和运用核心能力是企业的长

期根本性战略。

关于核心能力与其他战略观点的联系，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认为核心能力是竞争优势的源泉， 但不是所有竞争优势都是核心能力; 产业竞争的观点着重于终端的产品或服务， 而能力的观点着重于潜在后面的能力; 市场位势竞争策略分析的是终端产品与服务之间的竞争问题， 核心能力分析的是企业之间的竞争问题; 以产品特性为定义单位的战略业务单元， 限制了发掘潜在机会的视野， 而核心能力有助于发现进入新领域的机会和有效资源配置; 传统市场份额主要是指品牌份额与终端产品份额， 核心能力份额虽不好测量， 但可以通过核心产品份额来研究。核心产品介于能力与终端产品之间， 建立核心产品份额是建立核心能力份额的途径之一。

2. 基础能力理论

桑切斯(Sanchez R ) 和黑恩(Heene A ) 等人在核心能力基础上， 提出综合动力性的、系统性的、认知性的和整体性的能力概念， 把基础能力作为研究竞争战略的基本理论框架。能力是为帮助组织实现目标协同各种资源配置的组织能力， 即能力的“知识观” ( knowledge-based view ) 或知识资本( intellectual capital)。能力理论认为作为战略变化动力的管理者认知和组织学习的能力， 决定了个体企业的资源禀赋与决定工业结构的资源积累禀赋;一个产业的企业在关键资源市场与产品市场的竞争与合作的同时存在并相互作用。强化企业的能力有两种途径: 能力的构建(使现存资产与能力获得数量变化的过程) 与能力的杠杆作用(运用现有能力满足现有或新的市场机会)。

基础能力理论认为企业应该把能力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来管理， 重视企业网络和联盟的作用， 快速配置临时资源链以获得短期市场机会的竞争优势。基础能力理论认为产业组织理论、基础资源理论、核心能力理论均提出了获得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 而不是充分条件， 企业不应仅仅被描写为原有经济实体或资源的积累体， 而应被看做是一个有适应能力和变异的有机体， 一个有自我组织能力的系统。组织的一致性就是对作为系统的企业所有要素进行排队组合， 创造出在全企业得到支持的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

基础能力理论提出能力的动力性。能力的动力性是环境与组织的变化与共同进化的动态性， 是形成能力和基础能力理论的主题， 其分析包括企业内人员与团队的相互作用、企业与企业外资源提供者的相互作用、企业与顾客的相互作用、竞争对手与竞争伙伴的相互关系。复杂动态的环境造成了不确定性， 使管理者的认知产生了局限性。管理者的认知差异反应在制定目标与整合、配置资源的差异， 进而使拥有和使用相同资源的企业出现能力的差异。要对复杂且具有差异的实现战略目标的资源从整体上进行管理， 实现对能力构建和发挥能力的杠杆作用。知识与技能资源是关键的变量资源， 企业学习及获得新能力的能力对在动态的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3. 动力能力理论

提斯(Teece D T ， 1997) 提出了动力能力理论。该理论实际上是基础能力理论关于能力动力性思想的进一步的延伸。提斯认为资源和能力并非是一个分析性的问题， 资源是“粘性的”( sticky) ， 企业所拥有的特异资源并非能随意改变或更新， 而是依赖路径演化。企业的资源可以分为4 个层次: 企业购买的生产要素和获得的公共知识， 这是企业的基础， 但由于非企业专有， 因而不能作为企业的战略要素; 企业的专有资产， 如商业秘密、生产秘诀和特殊的生产工艺等， 由于融入了企业的无形知识， 因而非常难以复制和模仿; 将企业的生产要素和专有资产有机地整合起来的组织与管理活动， 这是企业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并固定下来的专有活动， 使企业比市场更有效率， 具有很强的经济性。与竞争对手比有显著优势的能力， 就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对于目前激烈变化的环境来讲， 能力也必须不断地创新， 企业动力能力就成为最关键的能力。动力能力理论强调为适应目前激烈变化的外部环境， 企业必须不断获取、整合， 具有能确认内外部的行政组织技术、资源和功能性的能力。动力能力可以在给定的路径依赖和市场位势条件下， 不断获取新的竞争优势。动力功能理论分析的单元不仅是笼统的资源， 而且是有利于维持动力功能的组织过程专有资产状况和获得资源与能力的路径。

4. 基于流程的能力理论

波士顿顾问咨询公司的斯托克(Stalk G， 1992)和舒尔曼(Schulman L E， 1992) 等人认为成功的企业极为注意行为方式， 即生产能力的组织活动和业务流程， 并把改善这些活动和流程作为首要的战略目标， 企业成功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核心竞争力。每个企业都必须管理一些基本业务流程， 如新产品的实现， 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 从营销、订货， 到实现产品价值。每个流程都在创造价值， 每个流程也都要求部门间的协同配合。因此， 尽管各个部门可能拥有自己的核心能力， 但是关键在于管理这些流程， 使之成为竞争能力。管理者应把自己的管理重点放在支持这些能力的基本设施以及员工的培训上。企业为培养这种能力， 必须考虑以下4 个原则: ① 公司战略的基础不是产品和服务， 而是业务流程; ② 竞争的成功取决于将公司的关键流程转换为能为顾客提供较高价值的战略能力; ③ 公司通过对支持基本设施做战略投资来获得这些能力， 这些设施连接传统的战略经营单位和部门， 并超越了这些单位和部门; ④由企业最高管理者来协调部门。

四、企业资源理论与能力理论的异同

企业资源理论与能力理论产生的理论基础相同， 都假设企业是异质的， 企业是资源和能力的集合体， 都从企业内部和内在发展出发来分析企业和市场。持续竞争优势是两派的共同研究主题。企业间效率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组织能力在本质上有差异， 有些企业可以依靠特殊资源和能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获得稳定的超额收益， 从而建立和维持企业持久的竞争优势。因此， 积累和利用这种具有差异性的资源和组织能力来开拓市场，是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两派都认为企业资源和组织能力的建立是一种动态性机制。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巩固、创新和变革， 同企业资源和组织能力的形成、积累、维持和淘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企业资源和组织能力最终决定企业的边界， 即企业经营的纵深程度和横向多角化程度， 是由企业的能力和资源决定的。

基于资源理论与能力理论研究的重点略有不同。两派都试图打开企业这个“黑箱”， 但在资源和能力对于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上， 二者却有着不同的解释: 资源学派强调有价值、稀缺、不可完全模仿、不可完全替代的战略资源是持续竞争优势之源; 而能力学派则认为企业的核心能力是竞争优势的源泉。资源学派将核心能力作为企业资源的一部分; 而能力学派则强调对资源的配置和整合能力是核心能力的一部分。

总之， 企业资源理论与能力理论尚需进一步接受和综合其他的理论， 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 从企业外部实证和经验模型， 与更多的企业内部研究结果进行综合， 要联系实际对决策、能力的建设、资源的配置、知识的创造及其他企业的关键的过程进行研究。特别要重点研究知识管理与信息技术对企业资源基础理论及能力理论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Marshall A. Principle of Economics [M]. London: Macmillan，1925.

[2] Chanberlin， Edward H.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

[3]　Penrose E. The Theory of the Grow th of the Firm [M]. New York: Wiley， 1959.

[4] 　Richardson G B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 [J]. Economic Journal， 1972 (82) : 21—29.

[5]　Wernerfelt B. A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4， 12 (5) : 89—96.

[6]　Collis， D J ， Cynthis M. Competing on resource strategy in the 1990s[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1995， 7 (8) : 26—36.

[7]　Prahalad C K， Hamel G. The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1990， 5 (6) : 89—98.

[8] 　Barney J B.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 : 65—75.

[9] 　Porter， Michael 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M]. New York: Macmillan Business， 1998.

[10]　Stewart T A. Brainpower: how intellectual copital is becoming america's most valuable asset [J]. Fortune， 1991， 6 (3) : 44—60.

[11]　Edvinsson L ， Sullivan P. Developing a model fo r managing intellectual capital[J]. EuropeanManagement Journal， 1996，14 (4) : 56—68.

[12]　Sanchez R， Heene A. Managing Articu lated Knowledge in Comp etence2B ased Comp etition [M]. Ch ichester: John Wiley and Sons， 1997.

[13]　Teece D J ， P isano G， Shuen A. Dynam ic capabilit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 S trateg ic M anag em ent， 1997， 18 ( 7) : 23—36.

第3篇：数字经济研究综述范文

关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指出自然经济是封建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理论原则一直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所尊奉。人们对什么是自然经济什么是商品经济似乎也没有深究。但中国战国以后商业较发达，各类市场较活跃，是明显的事实。这岂非与上述理论原则相左？新时期经济史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提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依其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试图对原来的理论原则进行修正，认为封建经济不一定都是自然经济。代表人是经君健。他把自然经济解释为使用价值的自给自足，并根据马克思对西欧中世纪庄园的论述，提出“自然经济平衡律”，即一个单位内生产品和消费品品种和数量的一致，是为自然经济的前提。中国地主制经济下无论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都存在使用价值形态收入的单一性和需求的多样性的矛盾，不能满足“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而必须与外单位进行商品交换。他的结论是中国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实际上是把地主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的范畴。[1]

这与上述赵冈关于中国战国以后已有市场经济的观点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前者认为当时的商品经济尚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是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后者否认战国以后社会封建地主制的性质。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有人主张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七十年代末傅筑夫提出“变态封建制”说，认为战国西汉商品货币经济的突出发展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把各地区联结成一个整体，形成“国民经济体系”。这样看来，傅氏实际上把封建地主制经济看作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故有人认为从中可以看到商业资本主义说的影子。但傅氏自己撰文否定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

第二种，是对自然经济作比较宽泛的理解，承认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范畴，但可包容较多的商品经济成分。其中又有各种不同的侧重和表述。吴承明对“自然经济”作了“引申”，把农民家庭的自给性生产、为剥削者直接消费的生产、在地方小市场上的余缺调剂性的交换，广而言之，凡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交换，都包括在自然经济的范畴中。在此思路指导下，他算出前粮食商品率为10%上下，未脱离自然经济范畴。他又指出，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谈到历史上市场体制转变的时期，只有这个转变完成了，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中国十六世纪已有市场转变的端倪，但起伏跌宕，至民国尚未完成转变，或不能把中国历史上的商业繁荣等同于市场经济。[2] 李根蟠指出自然经济有不同的历史类型，并非西欧庄园经济的单一模式。中国地主制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其中包含了商品生产的成分，流通已成为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但仍未控制整个流通过程，价值规律作用有限，商品生产仍以自给生产为基础和依托，仍受制于自然经济的原则和机制。这是自然经济中的一种类型，而不是意味着自然经济的解体[3] 。林甘泉认为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自给自足”。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虽包含一些商品经济成分但对各类经济单位的分析表明，它在总体上仍属自然经济范畴。[4] 方行认为我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从总体看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5] 。信从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乏其人。持这类主张的学者，都认为封建地主制的形成发展以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前提，都重视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李埏把地主阶级和地主制的形成看作商品经济冲毁了古老村社制的结果他认为封建地主制时代商品经济经历了战国汉初和宋这两个高峰而?i?i高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6] 。

第三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属“伪商品经济”，自然经济其实很强固。这以秦晖为代表。在他看来，自然经济与其说是“自给自足”经济，勿宁说是不自由的“自然人”经济，就运行机制而言，则是“命令经济”。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实际上不受或很少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和调节，而只受或主要受人身依附关系中权力意志的支配与调节，这就是“伪商品经济”。总的说，我国封建社会决不是商品经济发达早于或兴盛于西欧，而是相反，自然经济、包括“命令经济”及披着商业外衣的变种比西欧中世纪典型时期顽固得多[7] 。

秦氏的观点未必能为学界所普遍接受，但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政治权力严重地干预以至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有所分析。例如郭正忠通过对唐宋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专卖对茶商资本的遏制的分析指出，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类似“市场经济”的某些因素只是在自由通商政策下出现，但这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而基于专制政体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不充分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全局的、本质的、绝对的。它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色，而使市场经济体系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8] 。

关于传统市场

与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自然经济的不同认识相联系，人们对中国传统市场性质、特点和发展程度也有不同的估计。

吴承明考察了中国封建社会各级市场的基础和内涵，提出了自己的市场史理论。他指出，经典作家以分工为市场的前提，质之历史，却不尽然。如地方小市场，即?村集市，是小生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属自然经济范畴的交换；城市市场是贵族地主以其剥削收入换取消费品，是农村农副产品流入城市的“单向贸易”；区域市场则可视为自然经济的延伸，真正有意义的是跨地区的长途贩运，但宋以前主要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的贸易，仍然不是基于社会分工之上的市场。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市场基础的分工，实际上是指“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分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有多大市场，只要没有专业户，即没有生产交换价值的分工，就不算本来意义上的商品经济。他又指出，总的来说是生产决定经济，但不能低估交换的作用，交换的积累也能引起分工和专业化，市场理论应建立在生产和交换这两极上。根据这一理论，吴承明指出中国明中叶以后长途贩运贸易才转以民生日用品为主，即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地区生产分工基础上。但直到前，我国国内市场仍然是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布和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结构[9] 。关于中国国内统一市场何时形成，学术界有西汉说、唐宋说、明清说等不同认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种市场直到近代尚未形成。论者多着重商品流通自身规模，而吴承明则从生产的社会分工和与此相联系的长途贩运的内容进行考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吴氏这一理论颇有影响，如包伟民即以这一理论分析宋代的粮食贸易和区域市场。方行在这基础上以明清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的基本特征，指出传统市场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市场；封建社会发达的商品市场是一种以民生日用品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模式；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也有某种程度的发育；农业中的土地劳力等资源的配置并不取决于市场，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其作用大小视不同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异[10] 。

有些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如经君健不同意把地方小市场的交换归入自然经济范畴。他认为地方小市场是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经济细胞（地主经济、佃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生存需要（解决小生产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矛盾）所产生的，个体小农在市场上以小商品生产者身份出现，生产关系性质、生产目的性以及购买者目的性均不能改变商品交换的性质。地方小市场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区域市场、区域间经济联系及城镇商业形成不可分割的体系，这是以自然经济为基本经济单位的西欧看不到的现象[11] 。

对中国传统市场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认识也有歧异。如农村集市，许多学者追溯到唐宋或南朝的“草市”，也有学者提出，战国时代已存在农村集市[12] 。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育程度，有的认为它虽有从地方小市场向初级市场转化的趋势，但基本上仍是在狭小范围内彼此独立的一种市场；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已经转化为初级市场，成为整个市场网络的一部分。还有的学者把以市镇贸易和墟集贸易为主体的农村市场划分为保障供给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和多功能全面发展市场等不同层次（类型）[13] 。

对宋以后特别是明清兴起的市镇，学者多强调它在促进城乡、工农业交流、乡村城市化和培育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赵冈则认为是人口快速增加、人地比例变化、人均占有粮食数和余粮率下降所导致的城市人口向农村靠拢的?果是城市化的非正常道路[14] 。

注释

[1]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3] 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封建地主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 林甘泉：《秦汉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 方行：《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 李埏：《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探索1988年第3期。

[7] 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8] 郭正忠：《从飞钱预购到纳榷请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10] 方行：《中国传统市场的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2] 李根蟠：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传统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三世界国家期。

第4篇：数字经济研究综述范文

一、2010年传媒学术界关注了什么：基于高频词的传媒学术热点分析

词频分析可以归纳出某一研究领域文献中词汇的出现频率，通过统计高频词可以分析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我们对2010年度传媒经济的312篇论文的题目、摘要、关键词进行了词频分析，剔除无意义的虚词后共筛选出传媒经济研究的50个实词高频词（见表1）。

统计结果表明：

（一）媒介类型：总体上，四大传统媒介仍然是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但新媒体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巨大，图书出版业位列第三，手机媒体成为研究新宠。

如果我们从媒介类型的角度将词义意义相近的热词进行进一步的归类合并，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网络”、“新媒体”、“互联网”、“手机”）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总词频数为218），但是对4大传统媒介的研究依然是学术界研究的重中之重（总词频数为356），是新媒体研究总数的1．63倍。当然，新媒体之于传统媒体的影响是巨大的，绝大多数对于传统媒体的研究都是在新媒体影响背景下所做的范式转型、规则变化、操作对策等方面的研究。

就单一媒体类别的研究而言，期刊（含科技期刊165）研究占据首位；网络（含互联网）的研究居第二位（114）；而出版研究（含图书、出版社、出版业，共计112）则居第三位。传统意义上媒介研究重点的报纸（含报业，112）、电视（79）忝列其后；此外，手机媒体的研究也开始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宠（49）。

（二）热点议题：出版因改制动作巨大而成为学术界热议的第一议题；其次，传媒产业和传媒市场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一级议题。此外，在去年的学界视野中，营销、改革、品牌、广告、管理、竞争也是人们热议的研究主题。

如果我们将媒介类型之外的热词看作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议题的话，在将其按照词频数做三分法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排列在学界热切研究第一阵列的有：出版、产业和市场；第二阵列的研究议题是：营销、改革、品牌、广告、管理、竞争。与人们一般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某些政策上、实践领域大轰大嗡的议题，在学术界的研究视野中热度并不很高，比如：三网融合、转企改制、文化产业 、版权以及产业链等。此外，中国的媒介经济学研究在研究中国传媒经济问题时参照、借鉴最多的是美国的传媒业，同时也较多地借用了经济学的理论或方法。

二、2010年学术界如何研究传媒经济：基于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

本课题组结合内容分析得到的统计数据，对2010年年度传媒经济的研究方法与学科交叉情况进行了客观的描述，以期从宏观的角度整体把握本年度传媒经济研究的总体状况。

（一）定性研究为主，重视个案分析和调查研究

2010年年度的传媒经济实证研究中，定性研究数量是定量研究的2．7倍。有学者曾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比了中国与美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研究结果是“与美国相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中定性研究方法处于绝对主导地位（80．8％）而定量研究很少（15．6％）”??。相较而言，传媒经济的定量研究量高于国内新闻传播学的总体水平，更偏重于研究的精确性和可量化性。

在定性研究方面，传媒经济以个案研究法（34％）、文献分析法（16．1％）为主，而新闻传播学则更偏重于文献分析法（38．2％ ），这说明传媒经济更加重视对个案和典型的研究。在定量研究方面，传媒经济以调查法（60．4％）、内容分析法（18．9％）为主，此外也有部分研究引入了模型分析（18．8％），而新闻传播学中内容分析法占据显著地位。与新闻传播学相比，传媒经济研究更注重于大量实际数据的收集，研究难度与研究投入较大，但在定量研究的数据处理方面，仍以简单的频数（13．3％）、描述统计（55．6％）为主，数据的深入挖掘和解析有待提高。

（二）产业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视角占主流，技术成为关注焦点

2010年年度涉及学科交叉的传媒经济论文有105篇，学科交叉论文比例为34％，与经济学（69％）、管理学（25％）的交叉最多。由于传媒经济构架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之上，因此经济学理论是研究传媒经济问题的基础理论，较常用的研究视角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2010年传媒经济学的产业经济学视角最多（45％），其次为微观经济学（41％），制度经济学（9％）、宏观经济学（2％）、政治经济学（7％）涉及较少。

经济、技术、制度是影响传媒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涉及宏观环境对传媒业影响的论文有143篇。数字化、三网融合、电子书、微博等新的媒介技术和形式的爆发使技术（33．6％）成为对传媒经济研究涉及最多的宏观领域，整体的经济形势（经济29．4％）和政府规制（政治26．6％）也是研究者在研究中涉及的重要因素，而传媒经济对社会因素（10．5％）关注不多。

三、年度研究热点与研究趋势：基于社会网络分析

图1是对2010年入选的所有传媒经济学科的论文的关键词、题目和摘要做的社会网络分析，使用的软件为NetDraw2．054版本。

（一）核心层、中间层、边缘地带：传媒经济研究分层明显

结点（node）大小表示的是度数（degree），结点每与另外一个结点发生一次联系（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流入还是流出）即为1度，结点越大表示与别的结点之间的联系度越高。从图中可以看出，传媒、出版、融合、广告等为今年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焦点和重点。每两个结点之间线条的粗细程度表示的是两者的关系密切度，两个结点之间的线条越粗表示两者之间的联系越紧密，从上图可以看出，数字―出版、媒介―融合、三网―融合、科技―期刊、植入―广告等关键词之间的紧密度很高，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今年传媒经济学科研究的兴趣和前沿。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还对关涉的关键词进行了K－cores分析，不同结点的颜色代表意义不同，可以看出，整个网络有三层构成：核心层、中间层和边缘地带，红色的结点处在整个网络的核心层，主要有以下关键词：传媒、出版、融合、模式、营销、整合、数字、出版、媒介、改革、体制等；蓝色的结点处在整个网络的中间层，主要有以下关键词：广告、报业、手机、集团、转型、三网、竞争力等；黑色的结点处在整个网络的边缘层，包括制度经济学、风险投资、电子阅读、关系社会等，说明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议题还主要基于传统议题的基础上，对新的研究议题和对象的扩展度不够。

（二）研究热点：微博客、植入广告、媒介融合

由于2010年年度的论文很难以被引用的次数（一般而言，论文被引率高点发生在发表后的3―4年）来判断其重要性与关注度，但从CNKI的下载频次多少这一指标，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说明某篇传媒经济研究论文及其所代表的研究领域的被关注程度。一般而言，下载频次越高说明其影响力越大，关注程度高，有可能成为未来研究的热点。以下为下载频次在300次以上的论文，共18篇。??（见表2）

结合前文词频分析的结果、社会网络分析结果以及18篇高下载频次论文的研究内容可以发现，本年度传媒经济研究的媒体热点是微博客。表2论文中以微博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有3篇，平均下载频次为736次，并且“微博价值：核心功能、延伸功能与附加功能” 下载量超过了千次，此外还有众多论文从微博媒介性质、盈利模式、营销应用等方面对这一新的媒介形式展开了研究。本年度媒介产业的研究热点是媒介融合，3篇有关媒介融合的文章下载频次为352，并且“媒介融合”一词出现的词频也达到了52次，三网融合背景、产业视角和综述性回顾是本年度媒介融合研究的亮点。2010年年度广告方面的研究热点是植入广告，2篇论文的平均下载频次为457次，对新的植入方式的探究和对其广告效果的评价研究使植入广告的研究趋于成熟。此外媒介规制与体制、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及传统媒体的转型研究等传统仍旧是传媒经济研究者持续关注的话题。

注释：

??《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2011）》项目组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喻国明主持，本文由宋美杰完成初稿，喻国明修改并定稿。本文中内容分析部分的数据采集和统计分析由宋美杰、刘佳莹、许子豪、朱尔皓、陈瑾、陈宇完成，李彪对于本文的社会网络分析图的形成也有贡献。

??本文选取了2010年CSSCI收录的新闻传播核心期刊15本，辅助以2008年北大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G0／G21信息与传播、新闻学、新闻事业期刊15本，30份期刊消除重叠后获得了样本选取期刊：编辑学报、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编辑之友、编辑学刊、当代传播、出版科学、中国编辑、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广告大观、现代广告、新闻爱好者、新闻界、青年记者、新闻战线、新闻与写作、新闻记者、中国记者、中国报业、电视研究、传媒观察等。选择以上期刊中已经被CNKI收录的（截止日期为2010年12月23日）2010年度全年的与传媒经济研究相关的论文，此外以传媒经济、传媒业等为关键词在CNKI中进行搜索，获取了未在以上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通过上述途径获得的论文为研究的初步样本，在此基础上剔除了会议消息、研究随笔等性质的文章，共获得有效论文312篇。

??董天策、昌道励：《中美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比较――以2000－2009年＜新闻与传播研究＞和＜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7期。［Dong， Tiance，Chang，Daoli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s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n： Tak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During 2000－2009 as Example”，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10， 7． （in Chinese）］

第5篇：数字经济研究综述范文

关键词：电商供应链；数字化技术；智能化；技术创新；应用场景

近年来，数字化技术推进电商供应链体系进一步实现端对端、点对点的服务目标。数字化技术的融入可以助力电商行业的稳健发展、提高市场响应速度、强化电商供应链整体的集成化，从而推动电商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现阶段，电商供应链的发展仍面临诸多难题，当前的数字化转型并不完善，电商供应链难以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集物流、资金流、商流、信息流为一体。如物流活动在多方面明显无法满足消费者的现实需求，商流和信息流也因数字化技术不够完善而抑制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电商供应链当前仍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通过数字化技术升级电商供应链、提升供应链的管理水平、降低电商供应链整体成本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文献综述

白雪、张兵(2019)研究了电商采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数据挖掘的价值，认为大数据技术实现了从以往采购主要靠定性分析到现在定量分析的转变。基于大数据数字化技术，针对目前生鲜电商供应链模式，王祚宇(2021)利用大数据技术从客户精准分层、溯源体系建设、运力整合及路线优化等角度提出了生鲜电商供应链的优化措施。陈志斐(2022)利用区块链技术的优势将区块链与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相结合，解决了生鲜电商供应链系统中的隐私安全保护、信息可溯性等问题。陶春博、王伟(2021)从区块链技术的概念与特征出发，分析了区块链技术对供应链协同的创新思路，构建了基于区块链的跨境电商供应链，并分析了该模式面临的问题及对策。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跨境电商赋予了全新的智能内涵，赵庭悦(2021)结合区块链概念和关键特征，探讨了目前电商企业如何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供应链物流管理。王孟博等(2021)基于物联网环境下，对我国鲜活农产品电商的发展与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了鲜活农产品电商运营模式。综上所述，数字化技术有助于解决行业内面临的困境。本文从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数字化技术出发，利用其优势并结合电商供应链的发展现状，积极地研究新型电商供应链模式。

2数字化平台赋能电商供应链的技术路径

2.1路径探索

随着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数字化技术、电子商务产业都受到积极的影响。电商的最大优势是具有极大的曝光度，可通过大数据平台推送至各类需求端，即运营流量。电商企业需通过数字化技术对供应链赋能，实现电商平台和电商流量的去中心化，进一步促进电商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电商产业的供应商和销售商通过短视频平台扩大销售辐射范围，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抢占市场份额、占领下沉市场，以谋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例如，针对三线以下城市、县镇及农村地区居民的消费需求情况，可利用数字化技术给消费端提供一个高性价比、全面、方便、快捷的网络市场购物平台。采用数字化技术赋能电商平台的发展，就能充分利用消费者心理实现抢占下沉市场的目标。传统电商供应链以生产为中心，销售商聚焦于如何将制造商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销售或分销，是典型的推动式供应链，而数字化供应链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服务型制造，聚焦的是消费端的需求，是一种拉动式供应链模式。数字化电商打破了传统供应链中间商赚差价的局面，通过数字化技术使生产商可以直接了解顾客的需求并使两者直接的联系更紧密。通过数字化技术对电子商务产业进行重塑，协助电商产业改造业务流程、降低运营成本并提高工作效率。打造一个数字化电商平台，有消费需求的顾客可通过平台进行需求筛选，在此过程中，顾客可以“零成本”完成传统意义上的货比三家，高性价比购入心仪产品。顾客通过数字化技术可以远程观看产品的真实质量，也能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试穿服务。最终，产品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就可以提高顾客黏性、提高品牌效益、打开市场、占据较好的市场份额及促进流量变现，最终实现电商的可持续发展。

2.2技术创新

2.2.1大数据大数据是指在大范围内分析并收集大量的数据，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针对性地提取分析，可以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的优势，以更加高效、快捷的方式解决问题。在电商供应链中，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做到“知你所想，懂你所需”，精准、快捷地抓住每一位客户的迫切需求，降低营销成本，打破数据孤岛的局面。例如：在社交活动平台上观看某电商直播卖货时，当打开其他社交或电商平台发现这些平台会通过大数据追踪，分析个人的消费需求，从而自动匹配同类型或相似类型产品进行产品推送或广告投入，为每一位客户提供包括销各个环节的数据信息，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2.2.2区块链利用区块链信息共享技术，在电商供应链领域中，把供应商、制造商、销售商、物流商、消费者之间的公开信息资源进行重塑，信息从原有的私有信息变成私有+公有的模式，让开放的区块链技术打破原有信息的边界。在电商供应链各环节中，利用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原则，安全放心地在链中进行双方甚至多方交易，简化以往纸质版合约交易流程，从而达成提高效率、保障安全的作用。利用区块链上消费者提供的产品需求信息，将消费者进行分类，便于整个链上的供、产、销商家节约营销成本和时间。对于链上的所有人而言，信息共享，但公布信息者是以匿名的方式，所以成员企业在去中心化的平台上属于一种“利他”理念，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个体或群体上链，区块链就会发挥更大的营销作用及信息资源。2.2.3物联网物联网在互联网的基础上进行延伸和扩展，通过技术手段随时随地进行人、机、物的联系互通，实现万物互联。物联网应用在电商供应链中大幅提高了行业效率。电商供应链可视化的仓库管理，通过物联网手段实时对产品的库存情况进行监控，防止产生缺货成本和库存积压的风险，提高经济效益。利用物联网技术提高电商供应链上的信息传递能力，更加准确地根据物联网技术提供的信息进行合理化安排供应、生产、库存备用等计划，优化不必要的流程，减少成本风险。对于电商供应链上的消费者而言，通过物联网技术，随时追踪商品的物流位置信息及到达时间，有利于电商供应链的发展。2.2.4人工智能在电商供应链中的销售环节，通过人脸识别可以进行支付交易环节，并通过人的微表情判读顾客是否喜欢该产品。在物流仓储和配送环节，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仓库的运行变得更加智能化，不仅提高了仓储利用率，还清楚地了解了仓库状态，掌握了库存数量，减少了人工成本和缺货成本的支出。

3数字化平台赋能电商供应链的应用场景

3.1网络协同

利用数字化技术收集整合顾客的采购需求并同步到信息共享平台，销售商通过数字化信息共享平台上收集的信息向下一环节的生产企业发起精准的产品采购需求量(安全库存量和现有库存量)，生产企业通过大数据的资源整合功能，计算出该环节生产产品需要的原材料数量，再次通过数据同步在数字化信息共享平台上传生产企业原材料需求量，再利用数字化技术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供应商，供应商根据生产企业在平台的需求进行材料准备，待原材料准备好后联系生产企业收货，最后生产企业生产顾客的定制化产品。通过数字化信息共享平台可以了解到销售商产品质量的宣传情况、产品功能的展示及产品的价值说明，这些可以直接反映出销售商的服务水平状况。利用数字化技术也能了解到生产企业的收益情况，便于顾客选择更加适合自己需求的产品。基于数字化技术的信息共享平台，可以计算出项目所需的最小成本，即人力、物力、资金“简而优”原则，并自动匹配最佳路径，即“短而便”，用最少的时间、最短和最便捷的路径实现成本最小化、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的。在信息共享平台中，可根据透明化的数据反映物流的配送质量状况，如配送的时效性、可靠性、透明性及责任的可追溯性等。利用信息共享平台还可间接判断该物流企业能否更好地满足顾客的个性化服务需求及能否及时对顾客的需求做出响应。

3.2风险防控

利用数字化技术确定产品针对的需求人群，可以筛选出关联属性扩大人群范围，结合这类人群平时的购物习惯、购物频率、购物经费等情况，制订定制化的销售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利用大数据、数字化技术反向捕捉客户需求，对原产品进行改进升级，也可利用DIY吸引顾客。利用数字化技术在信息共享平台上产品信息说明，提高曝光度，同时也可通过各种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多媒体等手段扩大销售途径，从而吸引大批适龄用户。基于数字化技术分析产品的受欢迎程度，制订合理的安全库存量，最终吸引大批流量，并将流量变现销售给更多的用户。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实时数据共享，确保电商供应链各环节安全库存量的实时变化情况，提高市场反应速度、保障敏捷响应功能，掌握准确的库存动态，灵活应对市场消费波动，及时补货。数字化技术的升级，在一定范围内可有效控制风险，对仓库和途中的商品进行实时监测，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可及时应对突发状况，提高监测风险与协调应对的能力，促使电商供应链系统稳健发展。

3.3可持续性

碳排放、碳中和始终是一个国家乃至全球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电商交易环境下，数字化技术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促进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绿色健康发展。数字化升级在一定程度上科学有效地规划了电商供应链各节点的资源浪费、资金浪费等情况。为促进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在生产制造环节，利用数字化技术大范围捕捉可靠有效信息的能力，有针对性地挖掘对制造商、生产商有益的数据，利用大数据将有效信息自动整合形成一套最佳方案(即利益最大化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资源浪费，简化流程合理配置，调动电商供应链协同、科学系统地发展，从而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在产品交易环节，充分利用多媒体、大数据技术精准推送目标人群，引导顾客选择更心仪、更实惠、更适合的产品。在一定情况下，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升级，减少了不必要的逆向物流，降低了交易环境的物流成本，转变了传统的营销模式，从而推动了电商交易环节的科学性、可持续性发展。

4面临的挑战

4.1建设投入成本

虽然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对电商供应链的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但始终面临着一个实际性的问题，我国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新技术的创新初期投入成本太高、周期太长。

4.2行业差异显著

不同产业的特征差异显著。例如，对于生鲜产业来讲，生鲜产品对存储条件的要求高、保质期较短、产品更新速度快、商品容易变质和损耗，所以需要利用数字化技术，对相关仓储及配送条件进行提升；对于服装产业而言，虽然衣服不会变质也不会对存储条件有过高的要求，但是仍需利用数字化(大数据)技术及时捕捉顾客的需求变化，紧跟时尚潮流。

4.3尚未大范围推广

现阶段，我国大部分电商供应链各环节企业仍处于初级阶段，数字化技术并没有得到大面积推广，普通的个体或群体只能掌握一些基本的、简单的数据信息，数据质量的提高也并不明显，只有少数行业领先者掌握这项高端技术并从中受益，但随着我国经济、科技的不断进步，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白雪,张兵.大数据技术在中小电商供应链成本控制中的应用[J].中国农业会计,2019(4):6-7.

[2]王祚宇.基于大数据的电商平台生鲜食品供应链优化研究[J].物流工程与管理,2021(1):98-101.

[3]陈志斐.区块链助力生鲜电商供应链协同发展[J].物流科技,2022(1):147-150.

[4]陶春博,王伟.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境电商供应链模式构建[J].商业经济研究,2021(21):158-161.

[5]赵庭悦.基于区块链的电商供应链物流管理模式优化研究[J].物流科技,2021(11):116-118.

[6]王孟博,尹玉婷,莫惠茵.物联网环境下国内鲜活农产品电商运营模式研究[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1(12):43-47.

[7]王剑.我国电商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及绩效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9(20):155-159.

第6篇：数字经济研究综述范文

[关键词] 资产减值 相关性 会计信息质量

我国财政部在2006年2月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以后本文简“称新准则”）。新准则中《CAS第8号－资产减值》规定：除存货及归入金融资产的应收账款、短期投资、委托贷款外，资产减值一经确认，在以后期间不得转回。

作为会计信息质量之一的相关性要求（众多研究发现，投资者更需要这一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需要相关，有助用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对企业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情况做出评价或者预测。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最符合会计报表使用者期望的情况是：数量上，计提的资产减值数字能真实、准确的反映公司资产的毁损状况，以便投资者对整体资产的盈利能力做出正确地判断；质量上，既能满足会计信息相关性的要求，同时也要能满足会计信息可靠性的要求。

笔者认为，资产减值禁止转回，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盈余管理的空间，迎合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要求（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但并不能满足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要求。

一、资产减值准备禁止转回不能满足会计信息相关性的要求

1.企业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时可能会更倾向谨慎

按照新准则的规定，资产减值一旦确认，在以后就不得转回，出于利润最大化需要和纳税的考虑（由于资产减值无税前抵扣功能，使得企业的经济后果出现大幅减值），会计人员在计提资产减值的时候会更加谨慎。“谨慎计提”的倾向，使得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禁止转回的初衷遭遇背离，外部报表使用者渴望提高会计信息相关性的良好愿望被辜负。

2.盈余管理的新方式将进一步降低会计信息相关性

新准则规定长期资产减值不得转回，而应收账款、存货、短期投资、委托贷款等短期资产的减值准备仍允许转回。因此，应收账款、存货、短期投资、长期资产的折旧或摊销可能将成为盈余管理的主要方式。

3.“判断”与“估计”将继续充当盈余管理的手段

新准则运用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来适应会计域秩序的动态性，以最大限度在减少会计信息的规则性失真，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实际上，对于长期资产减值比较复杂的未来现金流量和公允价值的判断，只有寻求专业的资产评估师机构的帮助，才能得出恰当的减值金额。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这些“判断”与“估计”成为了违规性失真的重要载体。此时，禁止转回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又有何意义呢！禁止转回这一规定反而为“拒绝改正错误”提供了合理的借口。

二、长期资产减值在价值恢复时应适当允许转回

1.资产减值禁止转回，使得减值资产在价值实际得到恢复时，其价值被低估，真实的盈利能力得不到充分的认可，在财务报告中也没有得到体现，从投资者决策角度来说，资产减值禁止转回，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辜负了他们对会计信息相关性的期望。

2.从理论的角度看，“完全”禁止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是不完美的。按照资产的定义，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和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和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只要符合资产的定义及其两个确认条件，都应将其确认为企业的资产。当减值资产价值得到恢复时，会计应当重新将其确认为资产。否则,与资产的定义相矛盾。

3.在长期资产中部分资产减值在符合既定条件情况下，应合理的予以确认。以无形资产、固定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为例，由于这几种资产的价值很可能在计提以后得到恢复（在实务中确实存在转回的多种因素，如：固定资产的价值很可能因通货膨胀、周围环境的变化等因素大幅回升），如有确凿证据(如能够提供资产评估报告等)表明资产有明显增值的话(比如可将“明显增值”定义为公允价值超过账面净额20%以上时),可以将减值在计提范围内予以转回。

4.应当尽力采用经济学中全面收益的观点，以使企业中的资产的价值得以充分的表达，以使投资者对企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与认识。以便于投资者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

综上，笔者认为新准则规定长期资产减值禁止转回，理论上，厄杀了资产价值的公允表达；实质上，没能根除企业盈余管理空间。因此，我国会计准则关于长期资产减值的规定应尽快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放弃这一“特殊的规定”，让资产的价值得到真实、充分的表达。

参考文献：

[1]吴联生:会计信息失真的“三分法”:理论框架与证据[J]．会计研究,2003年第1期

[2]敖德萨:新企业会计准则对资产减值的完善与改进[J].集团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

[3]李晓霞:资产减值禁止转回对会计信息的影响及启示[N].福建财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4]蒋基路:资产减值会计实证研究――文献综述与研究空间[J].会计之友,2007年第9期

[5]李郁明:资产减值会计若干问题评析[J].四川会计,2003年第11期

[6]陆正飞、代冰彬:资产减值：稳健性与盈余管理之争[J].财会通讯,2007年第9期

第7篇：数字经济研究综述范文

【关键词】国际投资；国际贸易；R&D投入；专利授权量；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403.6 【文献标识码】A

一、相关理论综述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能力是衡量一国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和保持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一国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不仅仅依赖于本国的自主研发，还依赖于国际资源。国内外研究表明，出口贸易（阳小晓等， 2002； 李平等， 2010）、进口贸易（方希桦等， 2004； 谢建国等， 2009）、外商直接投资（潘文卿， 2003； 傅元海等， 2010） 和对外直接投资（白洁， 2009； 陈岩， 2011） 存在正的溢出效应，对母国的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具有重大影响。此外，李小平等（2006）、倪海青等（2008）同时研究了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者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仇怡等（2012）、吴建军等（2013） 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都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王英等（2008）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四种渠道溢出的国外资本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从已有文献看，目前大多数研究主要是从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某一个或两个因素来探讨其与我国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关系，而很少把这四种因素同时纳入一个分析框架，直接研究它们和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关系。本文在梳理诸多文献的基础上，将四个因素纳入一个研究框架，基于创新投入和产出的视角，利用协整分析和Grange因果关系检验考察它们和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内在联系。

二、研究变量与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每年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ODI）、货物进口总额（IM）、货物出口总额（EX）、R&D支出和专利授权量为研究指标，以亿美元为单位，为了消除价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对其原始数据进行平减，将当年的价格折算成以1985年为基年的不变价格，对所有的变量都取其自然对数，以降低时间序列中的异方差性而又不改变变量间的协整关系。

关于创新能力，经济学界一般用R&D经费和R&D人员数量来衡量创新投入，用专利数量来衡量创新产出水平。由于我国R&D人员的数据从1992年才开始统计，考虑到样本区间为1985―2011年，本文选取R&D经费支出来度量创新投入。专利数量包括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两个指标，但并非所有申请的专利都能达到国家技术标准要求，因此专利授权量更能客观地反映出创新水平。R&D经费和专利授权量P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和外商直接投资分别用IM、EX、FDI表示，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对外直接投资用ODI表示，数据来源于《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三、国际投资、国际贸易与我国创新能力的协整分析

（一）相关性分析

各个变量对数化后的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可见，各变量逐年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且上升趋势大致相同，这说明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创新能力之间可能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下面运用ADF检验，协整分析方法和Grange因果关系等计量方法对其间关系进行分析。

图1 各变量取对数后的趋势图

（二）单位根检验

由于直接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会造成伪回归，因此在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应首先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各变量的原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上都没有通过ADF检验，都是非平稳序列；而经过一阶差分后的数据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即为I（1）单整序列。因此这些序列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

本文运用E-G两步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构建以专利授权量P和R&D经费支出为因变量，以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为自变量的两个对数回归模型：

其中，括号内数字为t统计量的值，*、**、***分别表示在1%和5%显著水平。

从上面的实证结果看来，（3）式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8408，表明模型的整体效果较好，但DW值仅为1.0789，远远低于2，这表明误差项存在正相关，参数的估计值尽管是无偏的，但却不是有效的，显著性检验失效。同样，（4）式的调整系数为0.9821，表明模型的整体效果较好，但DW值仅为0.8408，表明显著性检验失败。为了消除误差项的自相关性，分别建立ARMA（8，4）和MA（1，5），其结果如下：

其中，括号内数字为t统计量的值，*、**分别表示在1%和5%显著水平。

比较（3）式和（5）式的结果以及（4）式和（6）式的结果，可以发现，调整后模型的可决系数分别为0.9780和0.9880，拟合效果很好；DW值分别提高到1.5642和1.6732，表明不存在自相关关系。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的合理性，本文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了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下：

由表2可以知道，E1和E2在1%的检验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两个残差都为平稳序列。这表明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R&D支出和专利授权量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证明了我国专利的授权量P和R&D经费支出与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即是由ODI、FDI、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扩展引起我国创新能力的提高，还是由我国创新能力的提高引起ODI、FDI、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扩展，还有待验证。由表3 的结果可知，ODI、FDI、EX和IM的变化都是引起专利授权量P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专利授权量P的变化都不是ODI、FDI、EX和IM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即ODI、FDI、EX、IM与P之间仅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FDI的变化是引起R&D变化的Grange原因，R&D的变化是引起IM、EX变化的Grange原因，即FDI、IM和EX分别和RD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而ODI和R&D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四、结论与启示

1.协整关系表明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研发经费支出和专利授权量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根据实证结果可知，我国ODI、FDI和IM对专利授权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进口的贡献最大，进口每增加1%，创新产出就增加4.79%；出口对专利授权量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FDI和EX对我国研发支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IM对研发支出的促进作用不明显；ODI对我国的研发支出具有抑制作用，但不显著。

2.对外直接投资和研发支出互为因果关系，而与专利授权量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从协整分析中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抑制了我国研发经费的支出，但并不显著；相反，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促进了我国专利的产出水平。一方面，这反映了我国企业为了更加积极地“走出去”，不断加大对外的资本投入，而忽略了本国研发的投入，即ODI对国内研发支出产生了挤出效应。另一方面，ODI对专利授权量的促进作用表明了我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接近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研发中心，提高了创新产出能力。

3.外商直接投资和研发投入及专利授权量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对创新的投入和产出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协整关系表明FDI每增加1%，R&D支出就增加0.1669%，FDI每增加1%，专利授权量增加1.266%。这说明了大量外资的流入，增加了我国的外汇储蓄，为研发支出提供了支持；同时，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行业的竞争，为了维持市场地位，内资企业不得不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4.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与研发支出和专利授权量均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进口贸易同时促进了我国研发支出和专利产出；而出口贸易促进了我国研发投入，却抑制了专利产出。这说明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刺激了国内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提高了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出口贸易对专利授权量有抑制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出口商品主要属于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较低，未能有效促进我国创新能力提高。根据进出口贸易对我国创新产出的不同作用，政府要注意调整好进出口贸易的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最大限度地利用进出口贸易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

【参考文献】

【1】李平， 田朔. 出口贸易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水平溢出与垂直溢出――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 2010 （2）： 44-48.

【2】范黎波， 宋志红. FDI与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协整分析――基于中国1990-2005年数据[J]. 国际贸易问题， 2008 （12）： 84-89.

【3】陈岩.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吸收能力的分析视角[J]. 中国软科学， 2011 （10） ：61-72.

第8篇：数字经济研究综述范文

【关键词】 高管 权力 内部控制 会计信息质量

一、引言

伴随着大数字时代的到来，信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拿会计信息来说，他可以如实反映企业经营状况，进一步影响企业经营效果。企业会计信息的最主要变现形式就是财务报表和会计报告，因此，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取决于财务报表和会计报告对会计事项反映的客观性和公允性。

同时，公司内部权力结构也会影响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根据“高层梯队理论”，层级越高管理者对于组织内影响越大。而作为我国目前这方面发展还未成熟阶段的现状，那么公司内部控制就越有可能受到高管层影响。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1）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

DoyleJ（2007）在研究基于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与应计质量二者关系时发现，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其应计质量较差，并由此推断内部控制缺陷是导致公司应计质量较差的根源。Kam（2007）研究发现，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相较于未披露内部控缺陷的上市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更高，盈余质量更差。董望，陈汉文（2011）以2009年两市A股公司为样本，研究得到：在“企业内部生产会计信息”方面，内部控制质量正向显著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在“市场投资者外部反应”方面，市场投资者对具有高质量内部控制公司的盈余反应更为敏感。这证实了公司建立内部控制体系能够合理保证财务信息质量的目标。

（2）高管权力的配置结构和内部控制

程晓陵、王怀明（2008）以2006年前在中国上市的公司为样本，从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经营的效果，遵循适用的法律法规三项目标出发，衡量内部控制政策实施效果即内部控制质量水平。研究发现董事会特征的两职合一会显著降低公司会计信息报告质量。张先冶，戴文涛（2010）对国内一些从事内部控制研究的专家、金融保险业的高级分析员及负责内控实施的企业高管做问卷调查研发现，内部环境因素严重影响内部控制的实施效果，从属于内部环境因素的公司治理结构影响着企业内部控制实施的效率和效果；公司治理结构变量中，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与内部控制显著负相关。吴秋生，郝诗萱（2013）通过问卷调查法发现，高管权力对于不同内部控制层面有着不同影响，其中如崇拜权、合法权、奖赏权和专家权都是正向显著影响内部控制，而强制权则是与内部控制呈不显著性的负相关关系。

该部分根据制度背景，从契约需求层面解释内部控制对会计信息品质的影响，“高层梯队理论”，层级越高管理者对于组织内影响越大。尤其是公司的权力结构，不难想到高管势力对内部控制和会计信息质量之间联系的影响，并据此提出本文的三个研究假设：

H1：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越好，其会计信息的质量就越高

H2a：高管集权会降低内部控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作用

H2b：高管集权会提高内部控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作用

三、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鉴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及创业板的上市条件有所差异，本文以2011-2012两年深市主板A股及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为保障样本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本文对初选样本进行了挑选，并最终得到样本公司1536家，包括2011年的872家，2012年的664家。

（2）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会计信息质量

即采用深市主板A股及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年度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作为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替代变量。自2001年以来，深交所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从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合法性四方面分等级对深市全部上市公司的年度信息披露进行考核评级。对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考评结果分为四个等级A、B、C、D。本文研究选取的是2011-2012年两年数据，默认A级为优秀，B级为良好，C级为及格，D级为不及格。用四级度量测度被解释变量Disclose：赋值A为4，B为3，C为2，D为1解释变量

2）内部控制缺陷综合评价指标

本文根据深圳迪博公司计算得到的内部控制指数作为衡量内部控制指标。该公司作为我国研究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的专业公司，一直着重关注上市公司内控建设现状并致力于能够量化评价内部控制的标准体系。

3）高管权力

如果董事长同时兼任总经理，那么，在高管的重压力之下，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会参与公司盈余管理。本文参考刘启亮等的做法，根据董事长与是否两职合一的虚拟变量定义高管权力，如果两职合并，认为高管权力集中，否则权力不集中。控制变量参考和方红星和张志平的做法，选择公司规模、市长比、财务风险、年度和行业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为了检验假设1，构建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实证回归模型1

模型1中的Disclose代表会计信息质量

在验证H2之前，先对高管权力与会计信息质量相关关系进行验证，即将模型1中的解释变量ICindex换成Dual得到模型2，然后进行实证回归。该步骤主要用于考查高管权力是否会直接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影响，为检验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提供铺垫。

根据前面章节的研究假设，以模型1为基础，通过去中心化后，将ICindex与Dual交乘项放进模型中，构建验证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相关关系影响的模型3：

四、实证结果分析

1、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

经过对模型1进行有序logistic回归，得到表1。从表中结果可知，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存在严重正相关，且在1%水平上显著，本文的假设1得到证实。控制变量情况如表，大部分与会计信息质量呈显著或正或负的关系，如公司规模，盈利能力，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与会计信息质量呈正

相关关系，依次在1%，1%，5%，5%水平上显著。资产负债率与会计信息质量呈

负相关关系，在1%水平上显著。公司成长性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系数为正但

不显著。

2、高管权力、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

由上表可以看出，内部控制变量（ICindex）与高管权力（Dual）的交乘项系数为3.663277，系数符号为正，并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正相关性，即高管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科层核心人物，手握权力越大，可以促进内部控制的效实施，进而促使公司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更加真实可靠，即会计信息质量越高。

五、结论

本文基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核心之一的高管权力配置视角，以2011-2012年深市主板A股及中小板153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应用有序LOGISTIC回归，在实证研究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关系之后；纳入高管权力这个变量，考察高管权力与内部控制的交乘项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基本证实本文提出的假设，具体的研究结论如下：（1）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的正相关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克敏，王志超.高管控制权、报酬与盈余管理[J].管理世界，2007（7），111-119.

[2] 吴秋生，郝诗萱.论领导者权力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3（5），32-39.

[3] 卢锐.管理层权力、薪酬差距与绩效[J].南方经济，2007（7），60-69[52]邵剑兵，刘宇.权力循环视角下的公司治理研究综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0（10），54-58.

[4] 权小峰，吴世农，文芳.管理层权力、私有收益与薪酬操纵，经济研究，2010，（11）：73-86.

[5] 汤洪波，李湛.公司价值与高管人员权力结构，软科学，2008，（1）：32-41.

[6] 朱华建，张盛勇，高宏伟.公司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的链接与互动[J].会计研究，2005（2），64-69.

[7] 杨德明，胡婷.内部控制、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J].审计研究，2010（5），90-96.

[8] 柏子敏.公司会计治理：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相关性研究的新视角[J].经济问题，2005（2），36-39.

[9] 陈汉文，林志毅，严晖.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由“琼民源”引发的思考[J].会计研究，1999（5），28-30.

[10] 刘慧凤，盖地.公司会计治理与公司治理：同构、嵌入还是交叉？[J].会计研究，2006（6），15-21.

作者简介：

买阳睿（1991-），女（回族），河南焦作人，云南民族大学会计学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财务会计。

李小萌（1992-），女（汉族），陕西省高陵县人，云南民族大学会计学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会计学。

第9篇：数字经济研究综述范文

[关键词] 多元化决策 业绩 内生性

 

1.引言

 

    作为一种成长战略，很多企业选择多元化经营。最初多元化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对过剩资源的利用。在中国，计划经济后期，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市场竞争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部分企业的多元化经营获得了成功。而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短缺经济变成生产相对过剩，国内外市场由分割转变为接轨和融合，竞争加剧导致绝大多数企业微利，甚至亏损经营，因此出现了“多元化陷阱”的说法。

 

    那么多元化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经营战略？它会损害公司价值，还是增加公司价值？

 

    理论上来看，公司多元化经营通过内部资本市场，能够解决外部融资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拥有了内部的融资工具，对于项目的选择，公司经理可以做出更优的决策。但是，通过内部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容易造成对项目的过度投资，或对净现值为正的项目投资不足，而不是将公司利润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给小股东。国外多元化与企业价值关系大量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多元化企业一般有较低的托宾q值，减少企业的多元化程度则会提高企业价值，一些最新的研究认为折价并不是源于多元化而是由于其他原因。

 

    我国长期以来缺乏类似国外sic码②的行业分类数据，早期国内对于多元化与绩效关系的研究采用主营业务比重作为度量多元化的指标，大多得出多元化折价的结论。1999年4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试行）》③后，对多元化指标的度量可以采用国际通用的方法，国内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大多研究依然得出多元化折价的结论，也有个别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多元化溢价现象。

 

    然而国内对于多元化经营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大多假定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是单向的 

 

① 本研究受北京交通大学十一五重大科研基金项目支持，课题号2005sz007。

② the u.s.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sic) system. sic码是4位数字代码，前两位代码确定行业门类，第三位确定行业大类，第四位确定行业中类。

③ 中国证监会在总结沪深两个交易所分类经验的基础上，以国家统计局制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4754-94)为主要依据，借鉴联合国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美国标准行业分类(sic)及北美行业分类体系(naics)的有关内容，制订了《中国上市公司分类指引(试行)》。《指引》将上市公司的经济活动分为门类、大类两级，中类作为支持性分类参考。总体编码采用了层次编码法；类别编码采取顺序编码法：门类为单字母升序编码；大类为单字母加两位数字编码；中类为单字母加四位数字编码。

因果关系，①一些经验证据表明多元化经营和绩效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刘力，1997；朱江，1999；马洪伟和蓝海林，2001）。而苏冬蔚（2004）通过间接检验内部资本市场理论对多元化溢价现象进行解释时，发现价值高的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多元化程度。campa and kedia（2002）认为如果公司的多元化决策与公司价值相关，则对多元化与绩效的ols估计将是有偏的。因此，准确揭示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价值的关系，首先要控制住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

 

    国外多元化经营的研究基本从三个层面对公司的多元化决策进行解释：①资源角度：拥有在行业间可以互相转换的过剩资源和能力的公司会从事多元化经营。②市场势力角度：企业多元化是因为可以获得市场势力，进而增进和最大限度提高其长远的获利能力。③问题角度：多元化经营是经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结果，多元化经营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多的报酬、势力和声誉，分散他们的雇佣风险。除了以上三种原因，刘力（1997）还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多元化经营有其特有的动因，这些动因不是基于利润或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是基于社会效益或其他方面的考虑。

 

    目前国内对于公司多元化决策的研究还仅限于问题的角度，对过剩资源的利用和获得市场势力的多元化决策还没有相关的研究。秦拯、陈收和邹建军（2004b）发现高度多元化的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现象多于其他两组，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显著低于其他两组。陈信元、吴英蕴和黄俊（2004）发现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分离程度大并且没有第二大股东有效监督的控股股东通过公司的多元化经营转移了公司的资产，降低了公司的业绩。campa and kedia（2002）使用工具变量消除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时指出，联立方程的估计并不容易，因为影响多元化决策的部分公司特征已经包含在以公司价值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里了。因此，全面地分析影响公司多元化决策的因素，将其变成可以被量化的、好的工具变量非常重要。

 

    另外，虽然有研究显示公司的多元化决策具有内生性，但是现实的数据是否支持这一假设还需要进行相关的检验，因为如果解释变量是外生的时，2sls估计量反而不如ols有效。

 

    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资源角度、市场势力角度和问题角度分析影响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决策的因素，建立了多元化程度和公司业绩的联立方程模型。在对联立方程进行2sls估计之前，首先对多元化程度的内生性进行了hausman test。

 

    另外，由于上市公司披露的分行业资料并不标准，国内的数据库公司即使提供了按行业、地区或产品划分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布情况，也没有根据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对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行业编码和分类。因此，本文根据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对上市公司2000-2003年间的业务活动进行了2位数行业编码，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多元化经营的相关数据库。②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多元化决策的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样本选择、变量设计；第四部分是对数据的经验分析；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研究不足。

 

① 余鹏翼、李善民和张晓斌(2005)探讨了多元化程度变动的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多元化程度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杨林和陈传明(2005)分析多元化发展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未来研究方向时也指出，要关注多元化战略与企业绩效因果关系的问题。

② 特别感谢崔悦、盛枫、程健、李月婷、涂圣楷和陈扬扬的工作。

比较可惜，论文中的公式、字符无法粘贴到博客中，最后只把论文结论、研究不足以及参考文献贴在这儿。其实如果大家想看真正的论文，可以查看附件中的英文参考文献。而认真写过论文的人决不认为“不抄袭，就没法写论文”，因为只要你掌握了一定方法，又有持续关注的问题，总会想出办法来研究。

 

4.5.对多元化程度与业绩正向关系的解释

 

    本文的研究表明公司价值较高、主业增长缓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业倾向于多元化经营，而处于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更倾向于集中化。那么，以上四点能否作为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正向变动的原因？

    本文陆续讨论了多元化收益的三个原因：①公司多元化经营可以建立起内部资本市场，避开在外部资本市场融资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②相对于拥有较少信息的外部投资者，拥有了内部的融资工具，对于项目的选择，公司经理可以做出更优的决策；③公司多元化经营降低了未来现金流的变动，增加了公司的负债能力。从负债能力增加价值的角度来看，多元化经营增加了公司价值。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价值高的公司多元化经营可以部分解释多元化溢价，却不是存在多元化溢价的根本原因。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没有提供各经营单元的详细财务数据，因此不能直接分析各经营单元之间转移支付与多元化程度的关系。苏冬蔚（2004）试图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角度对多元化溢价进行解释，作者考察了母公司同外部资本市场的现金流状况对多元化决策的影响，数据显示对外部资本市场依赖小的公司具有较高的多元化程度。

    本文从多元化的三个基本动因探讨影响多元化决策的因素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多元化程度显著正相关。根据jensen and meckling（1976）的利益一致假设，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其剥削公司财富的可能性下降，从而使公司价值增加。所以，虽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业采取多元化经营是经理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结果，但是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多元化程度的显著正相关抵消了部分成本。

    stein（1997）表明存在借贷限制的前提下，拥有较多信息的管理者更善于选择项目（winner-picking），其对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公司价值增加。作者强调控制权是管理者做出更优的决策的有效手段，因为它确保管理者从有盈利的项目中获得激励，并且拥有在项目间调配资源的权限。本文的数据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业更倾向于多元化经营，无疑拥有了公司控制权的经理有动力，也有能力实现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

    综上所述，管理层的winner-picking和其与公司价值利益的一致性是中国上市公司存在多元化溢价的根本原因。

 

5.结论及研究不足

5.1.本文的结论

 

    通过内部成长或外部成长的方式，很多企业选择多元化经营。

    本文的研究表明公司价值较高的企业倾向于采取多元化经营；公司的主业增长缓慢促使企业追求范围经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业也倾向于多元化经营；而处于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更倾向于集中化，做好主业。

    本文在探讨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的关系时拓宽了研究假设，认为公司的多元化决策与公司价值是互相影响的。为了控制住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本文从多元化的三个基本动因分析影响公司多元化决策的因素，建立了多元化程度和公司业绩的联立方程模型。hausman test首先验证了对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的ols估计确实是有偏的，即如果不控制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我们很可能会得出多元化程度和公司业绩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的结论。而使用工具变量控制住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之后，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是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表明从事多元化经营的上市公司业绩普遍较高，这和国内大量多元化折价的实证结果相反。

    本文从多元化的三个基本动因探讨影响多元化决策的因素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多元化程度显著正相关，管理层与公司价值利益的一致性部分抵消了经理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而采取多元化经营是的成本。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经理对公司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加了多元化公司的价值。以上原因是中国上市公司存在多元化溢价的根本原因。

5.2.本文的研究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5.2.1.本文的研究不足

 

    1．数据库的局限。

    由于大部分上市公司没有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分类方法对分行业资料进行披露，导致很多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不能进行四位数行业编码，甚至不能进行两位数行业编码。而业务活动不能编码至四位，无法计算出熵分类法的总体多元化程度（dt）和相关多元化程度（dr）指标。同样因为行业编码的问题，使用lang and stulz（1994）的多元化贴现值和berger和ofek（1995）超额价值ev对多元化经营业绩的度量也会出现偏差。因此，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数据库的不完善影响到了对多元化指标和多元化经营业绩的度量。

    另外，本文删除了44家分行业资料披露不详尽无法进行2位数行业编码的公司，这些由于行业编码不全而被删除的样本，有可能恰恰是业绩不好的公司。由于这部分公司占总样本的4.5%，因此，可以忽略不计。

并且，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库中没有母公司分行业和分部门的详细财务报表，无法分析各经营单元之间转移支付与多元化程度的经验关系，所以目前还无法对多元化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跨行业补贴问题进行研究。

    2．本文从对过剩资源的利用、获得市场势力、问题三个角度研究了公司的多元化决策行为，然而对市场竞争程度指标的度量有一定的困难。一般认为，市场中企业的换位是反映市场竞争大小的一种重要标志。企业所在行业的产业集中度的变化也是度量市场竞争程度的一个指标。但魏后凯（2003）目前也只能根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的资料计算出中国主要制造业行业1980年、1985年和1995年行业集中度的变化。

 

5.2.2.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通过hausman test验证了多元化决策与公司业绩是相关的，但是控制多元化决策内生性的方法很多，工具变量选取的不同也会影响控制效果，因此，对于多元化决策内生性的控制还可以进行深入研究。其次，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数据库完善后，对于公司业绩和多元化指标的度量会改进研究的结果，对于多元化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跨行业补贴问题也可以进行相关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陈信元、吴英蕴、黄俊.2004.股权结构、多元化经营与公司业绩—青鸟系上市公司案例分析.工作论文.

[2] 何浚.1998.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第5期.

[3] 金晓斌、陈代云、路颖、联蒙珂.2002.公司特质、市场激励与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经济研究.第9期.

[4] 李玲、赵瑜纲.1998.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的实证研究.证券市场导报.第5期.

[5] 刘力.1997.多元化经营及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经济科学.第3期.

[6] 马洪伟.2002.企业多元化与绩效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博士论文.

[7] 马洪伟、蓝海林.2001.我国工业企业多元化程度与绩效研究.南方经济.第9期.

[8] 秦拯、陈收、邹建军.2004b.中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经营与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学报.第1卷第2期.

[9] 苏冬蔚.2004.多元化经营与企业价值：我国上市公司多元化溢价的实证分析.工作论文.

[10] 魏锋、冉光和、曾国平.2004.管理股权比例、公司投资行为与公司价值.工作论文.

[11] 魏后凯.2003.市场竞争、经济绩效与产业集中.经济管理出版社.

[12] 吴波、刘峰.2004.托宾q值之有效性研究.工作论文.

[13] 徐晓东、陈小悦.2003.公司治理与第一大股东的最优所有权安排.工作论文.

[14] 尹义省.1999.适度多角化—企业成长与业务重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5] 杨林和陈传明. 2005.多元化发展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综述.外国经济与管理.第7期.

[16] 余明桂、夏新平.2003a.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问题：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工作论文.

[17] 余鹏翼、李善民、张晓斌.2005.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多元化经营与公司绩效问题研究.管理科学.第1期.

[18] 朱江.1999.我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和经营业绩.经济研究.第11期.

[19] anderson, ronald c., thomas w. bates, john m. bizjak, and michael l. lemmon, 1998,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rm diversification.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 berger，philip, and eili ofek, 1995. diversification’s effect on firm valu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7 ,pp39-65.

[21] campa, josé, manuel and simi kedia, 2002. explaining the diversification discount. journal of finance 57, 1731-1762.

[22] chung, kee h. and stephen w. pruitt, 1994, a simple approximation of tobin’s q. financial management 23, 70-74.

[23] gribbin, j.d., 1976. the conglomerate merger, applied economics, march 1976,8,19-35.

[24] hausman, jerry, 1978, specification tests in ecometrics, econometrica 46, 1251-1271.

[25] jensen, michael c. and william h. meckling, 1976,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 305-360.

[26] lang, larry h.p., and rené m. stulz, 1994. tobin’s q,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 1248– 1280.

[27] lewellen, wilbur g., 1971. a pure financial rationale for the conglomerate merger. journal of finance 26, 521–537.

[28] lins, karl, and henri servaes, 2002, is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beneficial in emerging market? journal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31(2):1-23.

[29] montgomery, cynthia a., 1994.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8（3）, 163-178.

[30] rumelt, richard p., 1974. strategy,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division of research,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boston.

[31] shirley, mary m., and patrick walsh, 2000, public vs. private ownership: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debate, working paper, the world 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