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作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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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教育政策作用范文

论文摘要: 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中遇到了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在现代社会里，政治合法性不仅来源于公民与政府的“社会契约”，而且还依靠政府的政绩特别是在经济上的政绩和由此产生的公民对政治权威的态度。为了解决这种危机，欧盟应该有相应的应对措施:第一，提高公民文化意识，帮助公民理解政治活动的目的和政府的基本管理运作;第二，增加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对政治结果的个人影响力。

欧洲人在公投宪法时明显表现出对欧洲公民身份的缺损。“欧洲公民”这一意识概念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提出和实施，但从其成效来判断，它却以失败而告终。在2004年公投时，选民们以各国公民的身份而非欧洲公民的身份参与其中，这也是公投失败的原因之一。众所周之，公民权是集体认同的表现之一，同时又是集体认同的核心之一。在欧盟成员国范围内，集体公民权的高效实施将会是欧盟认同突破“瓶颈”的重要的动力之一。

一

政治文化是政治研究的一个领域并且逐渐成为衡量政治凝聚力的一个标准，并由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加布里奥·阿蒙德最早提出此概念。政治文化是一个政治系统，由系统内所在的人的政治认可度、感情和政治判断力组成。其中政治认可度又由人的行为偏好和政治心理等诸多因素组成。当政治文化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时，它将提高整个政治系统的凝聚力，特别是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反之，它一旦被忽视，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就会出现。

政治合法性危机体现了政府和其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显示了公民对政府纲领政策的不满情绪，对政府办事低效率的抱怨，进而对政府政策初衷表示怀疑，导致其不愿履行他们的公民职责。

根据政治家潘的观点，在现代社会里，政治合法性不仅来源于公民与政府的“社会契约”，而且依靠政府的政绩，特别是在经济上的政绩和由此产生的公民对政治权威的态度。

为了解决这种危机，政府应该有相应的几步应对措施。第一，提高公民文化意识，帮助公民理解政治活动的目的和政府的基本管理运作;第二，增加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对政治结果的个人影响力。

二

对于欧盟来说，其政治合法性危机来源于几个方面:民主赤字，欧盟公民定义的模糊性和欧盟内部的就业政绩不良性。这几个方面都对欧盟一体化的进程起到了滞后作用。解决这些难题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提高欧盟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的提高和公民的个体意识形态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建立一种有利于欧洲共同认同的个人意识形态就在欧盟教育政策中体现出来了。欧盟教育政策的实施可以看作是欧盟在全球化影响下对我者/他者的二元的对立的重新建构。

欧盟民主赤字表现在欧盟各个政府机构运作缺乏透明性，其运作机制犹如迷宫般复杂，而且工作效率明显不如各个成员国政府机构。这些不利因素影响到了民众参与到民主政治的热情，也割断了政治上层同民众的联系。总之，民主赤字充分表明了欧盟政治文化的薄弱。

为了解决这种困境，欧盟进行了改革。首先，欧盟将其政策决定过程透明化，从而增加政府上层和民众的联系。改革包括增强欧盟议会的作用，增加能够拉近与民众距离的补充性原则，使得更多的民众能够理解和参与。归结为一点就是简化其复杂的机构运行措施。欧盟的某项政策出台需要经过三个层次的协商: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而前两者是管理机构上层进行讨论协商的地方，普通公民无法参与。在这种情况下，欧盟进一步增强了欧洲议会的作用，因为这也是欧洲公民能够最近地接触到欧盟政治的地方。这一点在欧阿姆斯特丹协议里有所表现。

其次，提高欧盟合法性更需要提高政绩，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危机的时候，就业问题特别是青年人的就业问题是极为敏感的。为了推动欧洲教育维度，青年教育培训项目鼓励青年工人在共同体范围内跨国流动。“伊拉斯谟”项目鼓励大学生进行跨国校际的交流。还有为没有学历的欧洲青年提供教育机会的“夸美纽斯”计划，这一系列的计划使得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参与，同时也关怀了弱势群体。这是欧盟民主和福利的全面体现。其中达·芬奇计划的出台便是欧盟力挽狂澜的大好时机。此项计划意在为欧洲各国公民提供终身教育的机会，让欧洲公民以更有力的姿态进入到世界劳动市场里。用更为通俗的话说便是让欧洲人争夺其他地区公民的饭碗，以别人的饭碗来解决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问题，同时又进一步增加了我者/他者的二元对立。在全球化形势下，全球经济的压力要求提高竞争力，降低劳动成本和开放市场。而欧盟所扮演的角色是“欧洲利益”的代言人，“欧洲改革”的倡导人和“欧洲经济区”的组织者，其作用是最大限度减少在经济全球化下各成员国之间的“恶性”竞争，①维护欧洲社会传统和价值观念。而在这种形式下，单一国家是很难“单枪匹马”解决问题的。欧盟如能成功地使得欧洲人把竞争的矛头对准了欧洲大陆以外，这样便会促进欧洲人忠诚度由民族国家到欧盟的转移，从而巩固它领导的合法性。

三

从欧盟成立以来，作为欧盟公民的公民权和作为成员国的公民的公民权的区别和联系一直是困扰着欧洲民众的政治难题，这也对欧盟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教育的职能即是使欧洲公民在各种学习中意识到新的社会规范和规则，承认欧盟治理的合法性问题，即民族国家治理的转移，换句话讲就是民族主权的部分让渡。作为欧洲的公民和作为成员国的公民有何差异呢?是否会得益呢?这不仅成为了一个学术上有争议的话题，更是让欧洲人自己头痛的现实问题。欧洲公民身份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后便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但就其普及和应用程度来说，却没有多大的效力。这也直接影响②“培养欧洲公民意识形态”这一主线始终贯穿于欧盟在对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欧盟教育政策的实施主要起着意识建构的作用。欧盟此次的教育政策是对全社会各个阶层的一次总动员，同时是对社会个体意识形态的建构教育政策是政治上层建筑意识的直接的传达。教育的方向和宗旨都源于政治意识，包括欧洲公民社会权利的建构和欧洲公民身份的认同。在公民社会权利的建构中，教育政策起到了对欧洲社会分配制度的重建作用，更关照青年雇员、失业者和受到社会排斥的人群。同时，又起到了对“欧洲制度的重建”的作用，强调了社会伙伴和市民社会参与的重要性。建构主义者认为行为体的认同、偏好和行为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行为体通过学习、认知，逐渐内化有关一体化的规范与规则，从而导致自身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变化。③

理论上，欧洲公民资格包括超越国界的团结意识，归属于这个集体的意愿和实现此目的的行为。这些将引发欧洲朝着增强欧洲人们之间交流、凝聚力、互动和彼此理解的方向前进。人们通常认为，欧洲公民资格源自欧洲各国公民共享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源自他们的历史亲和力和相似性。但是，人们也认为，这种公民资格意识还仅仅是在形成中，特别要通过提高教育合作和人口流动的自觉努力程度来推动这一过程的实现。教育应当唤醒欧洲各国人们的欧洲人意识，而欧洲资格已经被用来指称对欧盟存在意义的认识。这种认识或意识将成为人们对近在眼前的欧洲一体化产生认知上的认可和依赖。④而“优厄迪斯教育信息网”的开通为欧洲范围内的人才的流通和市场的需求建立了互动的联系，以及鼓励欧洲大学生跨校际的伊拉斯谟计划正是从这一维度来促进欧洲公民的意识。

这一系列的教育计划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欧洲公民身份的强化。在对公民意义的重新诠释中有三个核心即自由性、进入性、归宿性。在自由性方面，欧盟教育政策在促进人口流动的原则就是最好的表现。自由移动具有促进统一市场的运作和加强欧盟国际竞争力的能力。如在“夸美纽斯”计划中，目标为在计划实施期内，每20个欧洲儿童中就有1个参与此计划到他国学习。“伊拉斯谟”计划希望到2011年，让300万学生在欧洲大陆内自由流动。在这样大的人口流动中，欧洲各民族国家特有的归宿性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重新定义的欧洲集体归宿性，即“知识社会”的归属性，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归属性。进入性是指一个公民在特点时期能够切实享受被赋予的权利的程度。这样“进入性”的着眼点就在于政治吸纳与排斥的机制上。这些机制又反过来支持着政治和社会经济平等理想的实现，也就是让广大公民通过教育体系来更直接参与到欧盟一体化的进程中来。通过教育计划的实施，即通过实践，欧洲公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建构了偏向统治阶级(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意识形态。于是这些主体就在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按照他们的信仰来行动了。

总之，欧盟在建立其合法性的路程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建立合法性的道路还是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田德文.欧盟社会政策和欧洲一体化.社会文献出版社，2005:325.

②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12.

③田德文.欧盟社会政策和欧洲一体化.社会文献出版社，2005:379.

④段素菊.全球化公民资格·教育改革——欧盟教育政策个案研究.学术论坛，2003，(3).

参考文献

[1]迈克尔.莱斯诺夫.社会契约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认同的力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田德文.欧盟社会政策和欧洲一体化.社会文献出版社，2005.

[4]埃德加·莫兰著.康征，齐小曼译.反思欧洲.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

第2篇：教育政策作用范文

【关键词】幼儿园教师；教学风格；人格特征；预测作用

【中图分类号】G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604（2016）03-0036-04

幼儿园教师的教学风格是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逐渐建构起来的一种行为模式体系，它既包括教学行为模式，如教学目标设计、教学策略运用、教学环境创设、教学评价方式等，也包括日常行为模式，如处理幼儿园日常事务和突发事件时所采用的行为模式等。人格则是个体才智、情绪、愿望、价值观和习惯等行为方式的有机整合，是个体适应环境的独特模式，〔1〕会对个体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陈晓梅研究发现，教师的个性与教学风格相关。〔2〕LifangZhang发现，人格特征会影响高中教师的教学风格。〔3〕教师的教学风格会受诸如情绪情感特征、价值观、态度、自我效能感等因素的影响，〔4〕而这些因素均与人格特征息息相关。同时，教师的思维风格、气质类型等均会对其教学风格产生影响。〔5，6〕也有研究表明，优秀小学教师在胜任力上与普通教师存在人格差异。〔7〕梳理文献发现，目前对幼儿园教师人格特征与教学风格相关性的研究很少，而幼儿园教师在工作环境、工作对象等方面都与中小学教师有明显不同。基于此，本研究着重考查人格特征对幼儿园教师教学风格的预测作用。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考虑到幼儿园教师性别比例的特殊性，本研究以黑龙江省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三市15所幼儿园的女教师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抽样方式，共发放问卷255份，回收249份。剔除作答不全或明显随意作答的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207份，有效率为81.18﹪，受测教师平均年龄为31.1岁。

本研究使用郭苹等人修订自斯滕伯格等人的《教师教学风格评价量表》（TSTI）。修订后的量表共41个项目，采用五级计分法。量表共包括整体型、局部型、激进型、保守型、立法型、执行型和司法型等七种幼儿园教师的教学风格类型，除了立法型教学风格是5个项目外，其他六种教学风格类型均为6个项目。据研制者报告，量表的信度、效度指标良好。教师教学风格中的整体型主要表现为喜欢全局性的教学任务，喜好抽象、概念性的问题；局部型主要表现为喜欢细节性、具体的教学任务，喜好深思熟虑，情感细腻；激进型主要表现为能超越现有规则和程序，喜欢富有变化的教学任务；保守型主要表现为遵从已有的教学模式，喜欢熟悉的教学任务和情境；立法型主要表现为乐于自定规则，讲究威严和话语的权威性；执行型主要表现为喜欢遵章办事，喜欢既定的活动安排；司法型主要表现为喜欢评判事实和规则，乐于分析和评价活动任务。

本研究同时采用由祝蓓里、戴忠恒修订的《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16PF），对幼儿园教师进行人格特征测量。

问卷数据使用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

1.幼儿园教师人格特征的总体倾向

由表1可以看出，与全国女性常模（成人）相比，幼儿园教师在乐群性、聪慧性、兴奋性、敏感性等方面显著高于全国常模（p<0.05），表明幼儿园教师比较热情、乐群，聪明、有才识，思维敏捷、健谈，敏感、富有女性化特征；而在恃强性、幻想性、独立性、紧张性等方面显著低于全国常模（p<0.05），表明幼儿园教师也表现出比较谦虚、顺从，偏理智和现实，依赖性强，心平气和等特征。

2.幼儿园教师教学风格与人格特征的相关性

由表2可以看出，整体型教学风格与世故性、忧虑性呈显著负相关；激进型教学风格与忧虑性呈显著负相关，与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实验性呈显著正相关；保守型教学风格与乐群性呈显著负相关，与敏感性呈显著正相关；立法型教学风格与忧虑性、自律性呈显著负相关，与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等呈显著正相关；司法型教学风格与世故性、忧虑性呈显著负相关，与实验性呈显著正相关；局部型、执行型教学风格与人格特征不存在相关关系，人格特征中的聪慧性、幻想性、怀疑性、独立性、紧张性等特征与教学风格不存在相关关系（故不列表分析）。

3.幼儿园教师人格特征对教学风格的预测性

以表2中显示的五种与人格特征相关的教学风格为因变量，以与其对应的相关人格特征为自变量进行分层的回归分析。第一层为人口学特征变量，为控制这些因素的影响，采用强制进入方式（enter）；第二层是将相关人格特征以逐步回归方式（stepwise）放入回归方程分析，以考察人格特征变量对教学风格的影响，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教龄、职称、学历之后，部分人格特征对三种教学风格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中，世故性对整体型教学风格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解释率为14%，调整后解释率为9%；忧虑性对司法型教学风格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解释率为18%，调整后解释率为13%；敏感性对保守型教学风格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解释率为13%，调整后解释率为8%。忧虑性同时也对立法型教学风格具有一定预测作用（β=-0.22，p<0.01，R2=0.06），虽然Beta值显著，但是回归方程F=1.12，p>0.05，不显著，表明忧虑性与立法型教学风格之间的线性关系不明显或不稳定，模型拟合不好，而人格特征对激进型教学风格也不存在显著预测作用，故不列表分析。

三、讨论

本研究发现，幼儿园教师在乐群性、聪慧性、恃强性、兴奋性、敏感性、幻想性、独立性、紧张性等八种人格特征上与全国女性常模有显著差异。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8，9〕与以往研究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均发现幼儿园教师在乐群性、兴奋性方面高于全国常模，在独立性、紧张性方面低于全国常模。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本研究发现幼儿园教师在聪慧性方面高于全国常模，在幻想性方面低于全国常模。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第一，现有的常模为1989年的常模。这二十几年来，幼儿园教师群体在人格特征方面会有一些新变化。第二，当前从国家到地方都大力发展学前教育，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选择去幼儿园一线工作，这与以往幼儿园教师的来源有了很大的不同，也促使幼儿园教师群体的人格特征有了变化。

世故性、忧虑性人格特征与整体型教学风格呈显著负相关，但只有世故性进入了回归方程，能负向预测整体型教学风格。这可能是因为低世故性的人比较坦白率真，思考问题时一般善于从全局入手，所以在幼儿园教育中能关注到全体幼儿，考虑问题更全面。换言之，低世故性的人思想单纯，在处理教育问题时很少有所顾忌，会将更多的注意力与精力集中在处理那些抽象、概念性的工作任务上。

乐群性人格特征与保守型教学风格呈负相关，而敏感性人格特征与保守型教学风格呈正相关，说明孤独、冷漠、敏感的人格特征与保守型教学风格有关。回归分析表明，敏感性可以正向预测保守型教学风格。原因有二。一是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均为女性，女性的行为表现存在较明显的敏感、怀疑、保守等特征，在工作中一般给人求稳妥的印象。左吉玉的研究指出，幼儿园教师与一般女性相比在敏感性上的得分偏高。〔10〕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中，大多数女教师倾向于采用熟悉与常用的方法，按照传统教学模式组织活动。二是工作压力或工作管理特点等也会影响人格特征和教学风格。幼儿园教师往往工作压力较大，〔11〕这些长期的压力会逐渐提高幼儿园教师的敏感性，并形成固定而保守的应对模式。

世故性、忧虑性人格特征与司法型教学风格呈负相关，实验性人格特征与司法型教学风格呈正相关。回归分析表明，忧虑性对司法型教学风格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即低忧虑性更容易形成司法型教学风格。邢少颖和贾宏燕（2002）的研究发现，幼儿园教师是低忧虑性的，她们一般比较自信，认为自己有能力做好这项工作。低忧虑性的人一般沉着，做事坚定，相信自己能处理各种问题，因而在平时行事过程中喜欢对事实、程序、规则等进行评估与判断，以确保各项事务能顺利开展。低忧虑性的幼儿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尤为重视教学活动程序与规则的合理性，有时还会对一些程序、规则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并能坚持己见，这些都是“有信心”的表现。因此，在教学活动中，她们通常乐于分析和评价当前的活动，就像“司法者”一样。

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人格特征与立法型教学风格呈显著正相关，忧虑性、自律性与立法型教学风格呈显著负相关，但在之后的回归分析中，仅有忧虑性进入回归方程，且模型并不稳定，表明这些人格特征不能显著预测立法型教学风格的形成。有研究认为，生活经验、关键教学事件、自我效能等多方面因素都会影响教师的教学行为，〔12〕而立法型教学风格的形成除了受教师人格特征的影响外，还可能受到关键教学事件等因素的中介效应或调节效应的影响，因此预测效应不明显。至于具体影响路径，有待进一步研究。

人格特征对激进型教学风格不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同时与局部型、执行型教学风格的相关不显著。有研究表明，激进型教学风格在幼儿园教师中最为普遍，在教学风格中排名第一，而执行型教学风格最为少见。〔13〕这说明，许多幼儿园教师乐于超越现有规则和程序，不喜欢一成不变的工作。人格特征与激进型教学风格有相关，但预测作用不显著，说明形成激进型教学风格除了与人格特征有关外，也可能与工作对象和工作性质等其他影响因素有关。例如，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对象是幼儿，幼儿往往对环境的变化很好奇，哪怕是细小的变化，这促使幼儿园教师时刻思考怎样通过变化吸引幼儿的注意力。人格特征与执行型教学风格相关不显著，表明只是一味按照既定活动安排完成工作任务的教学风格是很难适应幼儿园的工作需要的。此外，这一研究结论也许还与本研究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偏低有关，因为年轻人往往喜欢改进与变化，不喜欢一成不变的工作。人格特征与局部型教学风格相关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女性往往情感细腻，喜欢细节性的、具体的工作，这些恰恰是局部型教学风格的特征。

第3篇：教育政策作用范文

丰富学生语言积累是提高语文素养的重要条件，是我国历代语文教学的优良传统，是当代语文教学的重要课题。加强语言积累，实际上是抓住了小学语文教学的根本目标，也是提高语文素养的突破口。语言积累，是学生学习语文的基本途径，也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方法和手段。《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要“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在阅读中积累词语，积累自己喜欢的成语，格言警句，优美词语，精彩句段，背诵优秀诗文”。可见积累的重要性。

知识服务于人，启迪智慧的方式以学科为载体。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语言积累对小学生的发展有着不可言喻的重要性，那么，如何在课堂上促进小学生的语言积累，就不得不引起每一位语文老师的关注了。然而通常的做法不外乎死记硬背或机械训练，虽然也能取得一定的成果，但这样的教学策略，毫无教学艺术可言，是我们所应当摒弃的。笔者根据大量的教学实践所得，认为将“竞争策略”应用于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是一种能促进小学生语言发展，形成有效积累的优化教学策略。

竞争策略的认识――在大自然里，生存的法则是“物竞天泽，适者生存”。竞争使大自然充满了活力。未来的世界，是经济实力竞争的世界，是文化教育竞争的世界，是高科技竞争的世界，是综合国力竞争的世界。而这一切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人口素质的竞争。没有强烈竞争意识的民族，是不可能强大和有希望的。历史告诉我们：人无竞争，必成庸人；国无竞争，必成弱国。中国的近代血泪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竞争从内涵上讲：是指人们为自身利益所进行的争夺、较量，或参加公开竞赛。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正如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所说的那样：“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可见，竞争是一种实力的较量，实力强者得以生存发展，实力弱者被淘汰或灭亡；竞争也是智慧的较量，有才能者得胜利，平庸者遭失败。在现实生活中，竞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如植物间争阳光、争水分、争养料；动物间争地盘、争配偶、争食物；企业间争原料、争市场、争销售等。小平同志说：“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并且还说：“教育要从孩子抓起。”因此，加强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竞争精神，是当今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我们每位老师面临的共同课题。当然，本文所要谈论的是小学生的竞争，是为人的发展而进行的学科学习的一种策略，它不需要如工作或企业那么残酷，也不可能那么残酷。

竞争策略的功效

一、 竞争是学生发展的需要

就小学阶段而言，首要问题是解决学生的语言原始积累。而我们通常积累的方式是死记硬背，这是逼迫性积累。听写、默写、背诵都是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一一过关。学生迫于压力，不得不眉头紧锁、白眼直翻，一遍又一遍啃下一句句、一段段文字。这样的背诵记忆极不牢固，在心理学上称为“暂时记忆”，记得苦，忘得快。

而竞赛作为一种学习的策略被运用到极致，是最好的积累方法。学生在竞赛游戏的氛围中对语言积累训练倍感兴趣。争强好胜之心，人皆有之，孩童尤甚。人的本性中对潜能的激发更是需要竞争。体育赛场上破纪录大多需要有强劲的对手同场竞技，才能创造出不可思议的成绩；演艺界更是把高水平演员之间的表演称为“对手戏”，互相飙演技。而小学生在这方面的本性更为突出――好大喜功，争先恐后，你争我抢，人来疯……学生受爱竞争的本性驱使，变被动为主动进行积累练习。

在我的课堂教学中，有一个环节是“检查读书预习”情况。起先要求同桌互相检查再汇报反馈，结果有不少学生不重视这项口头作业，回家草草读一遍课文或干脆临时抱佛脚，男生尤为严重。后来我采用个体pk赛和小组pk赛来检查读书预习，赢的一方可以刮输的一方五个鼻子（事先教育不能刮得太重）。结果课堂上读书的同学一丝不苟，慎之又慎。听的同学竖起耳朵，全神贯注，还自觉地拿出铅笔边听边做记录。随后，愿赌服输的同学伸着鼻子，胜利者弯起食指，极夸张地顺着鼻梁自上而下地划动着，嘴里还不忘数着：“1――2――”比之孔乙己数茴香豆有过之而无不及。教室里不时传来一阵欢声笑语。败了的因为刮得不疼，没人恼，只是当场立下军令状：“下次我好好预习，一定要赢！”

有了情境，有了事件，有了胜利的喜悦或失败的壮怀，这样的积累印象就会格外深刻，就像牛群相声《巧立名目》中说的那样：“吃着菜、喝着酒、流着哈喇子学习外国科学家，名字感到亲切，事迹记得牢靠，这样的学习形式生动、活泼、新颖、实惠，看得见、闻得着，有嚼头、有回味，下次活动还想参加！”如果在学习中也能让学生有这样的体验，那么积累这项本来枯燥无味的事就成了人人上瘾的学习活动了。

二、 竞争培养了学生健康的心理

现代孩子往往存在输不起的竞赛心理。明明输了，却一个劲地抱怨对手，他们不是寻找自身的不足，不是寻找与对手间的差距，他们责怪的永远是别人，这是一种心胸狭窄的表现，也是很多孩子存在的心理缺陷。这是现代孩子身上的通病，因为他们在备受关注的呵护中长大，心中关注的惟有自己心中的感受。因此，我们应当注意引导学生正确面对竞赛中的失败与挫折，培养孩子健康的竞争心理。

1. 在竞争中培养学会欣赏别人的气度。当对手胜利时，心悦诚服，真诚地祝福对手。同时在失败中反思和奋起，这样才能真正学到本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只看到自身的优点是不够的，还要学会用欣赏的眼光去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并找出自身的不足，努力使差距缩小，并尽可能赶超对手。

2. 在竞争中锻炼耐挫抗压的能力。有竞赛就有胜负，就有强弱之分。弱者必须承受得住失败的打击。你在这次竞争中失败了，并不说明你在将来的竞争中注定也要失败；你在这方面的竞争中失败了，并不说明你事事不如人。一类失败者要克服自卑心理，下决心追赶上去，切不能自暴自弃，一蹶不振，因为失败乃成功之母。另外一类失败者会产生忌恨和报复的心理，充分暴露了狭隘自私的特点，所以必须学会坚强豁达。

3. 在竞争中学会团结互助精神。希腊的船业大亨欧纳西斯说过：“要想成功，你需要朋友；要想非常成功，你需要的是比你更强大的对手！”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潜在的重要因素：竞争与合作。只有在竞赛活动中与活动成员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充分发挥集体成员共同的智慧与力量才能取得成功，并在合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使自己达到新的顶峰。一个真正具有竞争意识的班级，对个体而言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你追我赶，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都不甘落后于他人；对集体而言是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在任何一项赛事或可比项目上，都想超过其他班级，大家都有一种高度的集体荣誉感。

由于经常开展竞赛活动，学生们逐步形成了拼搏进取、不折不挠、积极求胜、团结合作、不骄不躁的良好心理品质。

三、 竞争挖掘了学生的潜能

学生在参与竞争中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他们竞争能力的强弱。竞争能力是学生一种比较稳定的个性心理品质，但这种能力存在着个体差异。作为教师应注意培养和挖掘每一位小学生的竞争潜能。

1. 开展丰富多彩的竞赛活动。除了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课本教学的主要作用，还应引导学生在竞争中展示才能。为此，我们常常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开展适合小学生年龄特点的丰富多彩的竞赛活动，如辩论竞赛、作文竞赛、演讲竞赛、讲故事竞赛、查字典竞赛，以及竞猜、竞唱、竞画、竞书等活动。这些竞赛活动不仅深受学生的欢迎 ，而且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学生各显所能、各尽所长，在活动中，无论是先进生，还是后进生，他们都施展开自己浑身解数，大家你追我赶，积极求胜。通过活动，使学生在竞赛中积极发挥了自己的潜在能力。比如在“寻根识字”、“看图说诗”的教学中，训练的是口语交际的表达能力，提高的却是观察、想象、思维、记忆、表达能力，这即是智力的五项指标。

2. 设计多种多样的竞赛方式。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要想增强某一策略的长效性，就要保持“陌生化效应”。因此，竞赛的方式也应不断变化，可以是多极目标推进式，可以是单一目标达成式，可以是个体对决式，可以是团队pk式，可以是挑战式，还可以是推荐式等等。多种多样的竞赛方式不仅使学生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水平，而且更加明确了自身的个人价值，从而树立自信心。

3. 创造五花八门的竞赛奖惩。有竞赛，就有输赢。赢了和输了，都要有所交待，学生不可能赌钱，但他们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如刮鼻子、挠痒痒、吃水果、洗红领巾、擦桌子、献歌、赠送小制作、喊口号……这些奖惩来源于学生自己的生活和创造，有了输赢后的趣味奖惩，竞争游戏才得以弥久保鲜。

实践证明，积极开展各种竞赛活动，充分发挥了学生的潜能，小组赛时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连“田忌赛马”的方法都用上了。奥林匹克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更快、更高、更强，有一个同学将其改为“更快、更多、更好”，作为我们积累竞赛活动的口号。

第4篇：教育政策作用范文

1．我国继续工程教育政策的特征

作为教育政策的一种类型，继续工程教育政策与其他教育政策一样，具有阶级性、公共服务性和过程性等方面的基本特征。相对于一般的教育政策，继续工程教育政策也有自身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

(1)继续工程教育政策所调节的对象时继续工程教育领域，其制定需要体现全体专业人员的公共利益和诉求。

(2)继续工程教育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政策所面临的社会情境具有复杂性的特征。

(3)继续工程教育事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政策需要在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还有切实考虑到学习者的人格、尊严，尊重个体的价值选择自由，在教育过程中建立起继续工程教育各参与方之间的民主平等的关系。

(4)教育政策中的资源和利益分配实质上是对发展机会的分配，公正、有效的教育资源和利益分配，对于实现人们的继续接受教育的权利、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和谐至关重要，因此，继续工程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应当充分考虑到继续工程教育的特殊性。

2．我国继续工程教育政策执行的要点贯彻执行继续工程教育政策，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贯彻政策时，把握其基本精神。同时，依据实际情况，在不离开政策原则性的前提下，灵活地加以运用，使政策的原则性能够落到实处。

(2)领导与群众结合。群众是贯彻执行政策的主要实践者，要把政策原本地交给群众，交给学习者，让学习认识自己的利益，以提高群众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因此，继续工程教育政策的贯彻落实，要有领导机关的积极性和学习者的自觉行动。

(3)执行与创新相结合。任何政策的制定，既是事物客观规律的反映，也是干部群众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因此，贯彻执行政策不可以照本宣科，要强调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只有在执行中创新，才能使教育政策不断完善。

3．我国继续工程教育政策内容的特点

(1)明确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在继续工程教育领域的权利和义务，对企业和政府职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使接受继续工程教育成为用人单位的一项日常工作。

(2)明确继续教育的主体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有义务、有责任对本部门工程技术人员的成长负责。

(3)明确继续工程教育的政策核心是促进人的发展。鼓励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任职资格、技术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等方面与继续教育相挂钩，以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学习积极性。

二、我国继续工程教育政策的作用

我国继续工程教育政策的出台对推动继续工程教育的发展，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和职业技能起到了引导的作用。其主要表现在:

(1)政策的出台促使各级政府和企业对继续教育的重视。从政策的出台后实施的效果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各级政府对继续工程教育的重视，对继续教育的认识程度普遍有了提高，对继续教育今后的发展会起到推动作用。

(2)政策的实施，使工程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在时间、经费等方面有了保证。政策对继续教育的经费、时间上都有明确的规定，从客观条件上保证了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开展。

(3)各项政策的核心是把接受继续教育和个人的职业发展挂钩。政策在鼓励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上普遍与专业技术人员的任职资格、技术职称的评定、职务的晋升挂钩，以提高专业技术人员学习的积极性。

(4)各项政策的目标是促使工程技术人员在专业技术方面的发展。

三、结束语

第5篇：教育政策作用范文

关键词：教育局；民生教育；民生经济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得非常快，特别是近些年来教育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党的十七大就已强调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项带有全局性的任务。

一、教育局在“经济民生教育”中发挥作用

着眼于民生的视角看，教育局重视解决教育领域中所发生的与社会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难点问题，即深入挖掘引起这些难点问题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制定有效解决措施。研究发现，诸多难点问题大都存在于微观领域，源于多方面，如教育制度不完善或落实不到位、传统文化滞后等。其中这些难点问题主要体现为：（1）学生思想品德素养不高；（2）课程改革中的评价改革力度不够；（3）教育教学体制不健全等。为解决上述问题，要求教育局依托“渐进模式”开展决策活动，同时在制定相关教育政策时应兼顾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需求，适当倾向于弱势群体，以充分发挥“经济民生教育”在保证社会公正，推进社会教育稳定发展的价值效应。

着眼于保障民生的视角看，要求教育局构建完善的民生保障指标体系，并借助该体系研究、编制、执行及评估教育政策，以确保教育政策的责任职能得以充分体现。另外，保障功能也是教育政策的重要职能，依托教育政策既有助于提高广大社会公众对教育政策的依赖感与信任感，又能够起到保障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发展的积极影响。此外，政府机构通常基于社会公众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上制定、执行教育政策，由此可见，教育政策还能够较大程度上起到保障民生的作用。

着眼于改善民生的视角看，改善民生不仅能够彰显出教育政策的实用性，而且还能够体现出教育政策的作为性。要求教育局明确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切实将教育政策运用于教育领域中的实际问题，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西部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免费工程为例，其构建与实施均是围绕维护人民基本利益为中心，从而充分展现出教育政策在改善民生方面的价值效应。

二、教育政策运行的民生分析

若想要准确理解教育政策的民生性必先落实好教育政策过程的分析工作。深入分析发现，教育政策的过程由三部分构成，包括教育政策的制订、教育政策的执行及教育政策的评价，具体体现为：

（一）教育政策的制订

实际上，好的教育政策必须始终以保障民生为主导，所以要求政府机构在制订教育政策时应适当规避走“精英路线”，切勿出现“官员意志”，要重视起政策对象的意志表达。借助多种有效手段为制订完善的教育政策提供有力依据，如网上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等。

（二）教育政策的执行

对于彼得斯政策来说，其始终按照“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路径予以执行，虽获取到一定的效果，但同时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解决。因此教育政策在执行时应尽可能规避“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路径，重视调动广大社会公众的积极性、能动性，同时还可借助媒介等手段落实好教育政策宣传，推动教育政策有效运行，从而为达到预期的教育政策目标注入了新活力。

（三）教育政策的评价

评价是确保教育政策充分发挥高效性价值效应的有效举措，通过评价既能够及时发现教育政策制订、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又能够充分激发教育政策执行人的执行主观能动性。实践表明，不存在完美的教育政策，所以这就要求相关机构构建民生标准，依托于该标准对教育政策予以评价。

三、教育局在“经济民生教育”中的策略

一是加强舆论宣传。充分发挥广播、网络、学校宣传栏、校报校刊等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多角度、多层面地深入宣传实施民生工程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实施情况和工作成果，广泛宣传实施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推广先进经验，调动师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使民生工程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为民生工程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是完善政策措施。坚持“奖贷助补减相结合，大中小学校全覆盖”原则，进一步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体系。完善民办教育的助困政策，保障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农村留守儿童、残疾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做好中职学校全日制在校学生中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逐步免除学杂费工作，确保每一名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为新增教育“民生工程”的实施提供政策和资金保障，保证新（扩）建学校工程项目顺利实施，做好公办幼儿园建设工作，为学校配足安保人员。

三是健全督查机制。健全教育“民生工程”学校经常自查、教育局定期督查的机制。每学期开学后，教育局对全市中小学校教育“民生工程”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督查，在督查工作中，既检查工作进展情况，也听取群众的意见，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学校妥善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刘洁.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的争议与探讨[J].新西部，2010（12）.

[2]两项教育民生工程启动[J].安徽教育，2007（02）.

[3]马寒.社会比较视角下的教育公平探析[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07）.

第6篇：教育政策作用范文

目前，我国有关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方兴未艾，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与外延界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测量和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路径。有关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测量和分析，李晓嘉和刘鹏通过运用绝对指标、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法对我国1997—2007年的基础教育均等化程度进行了测算，结论表明我国的基础教育均等化程度在不断提高。罗伟卿通过构建1985—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基础教育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人均gdp水平与基础教育质量并无显著关系，人均财政支出显著地提高了基础教育质量，财政分权显著降低了基础教育的质量。

一、我国基础教育均等化评价体系的设计

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实践中主要有人均财力的均等化、公共服务标准化和基本公共服务最低公平等三种模式。我国是正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转型期的特点决定了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公共政策在政策主体、政策对象、政策工具和政策目的都存在着失效的高风险。基于此本文在对基础教育进行分析时，选用第三种模式。

基本公共服务最低公平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的是人的最基本权利。人的最基本权利，根据布坎南的解释，应包括生命权利、基本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利。而在阿马蒂亚·森看来，人真正为人的根本在于自由，这些自由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障和防护性保障。根据资料的可得性和权威性，本文从人均硬件(包括人均学校占地面积、人均安全校舍面积、人均教室面积、人均实验室面积、人均图书馆面积、人均微机室面积、人均语音室面积、人均体育运动场面积、人均计算机台数、人均图书藏量、人均电子图书藏量、人均专业实验设备和人均专业实习设备等十三项)和人均软件(包括人均专业教师数、人均大学以上专业教师数和人均一级以上专业教师数等三项)两个方面来分析。本文评价体系的构建步骤如下：

第一，将数据无量纲化处理。具体分析对象在每项指标的得分，等于该分析对象该项指标的生均值／全国该指标的生均值。

第二，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本文在对16项指标赋予权重时，假设硬件与软件在学生培养中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于是，13项硬件指标共同占有50％的权重，3项软件指标共同占有50％的权重。再假设13项硬件指标和3项软件指标分别在硬件和软件中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这样每一项硬件指标的权重为1／26，每一项软件指标的权重为1／6。

第三，得出基础教育水平的最终结果。将具体分析对象在每项指标上的得分按照相应的权重相加，即得出具体分析对象的基础教育水平值。

二、我国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总体水平与地区差异

(一)我国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总体水平

2005—2009年，我国基础教育生均硬件和软件公共服务水平的总体情况如表1所示：

生均基础教育水平的绝对值显示，我国基础教育的公共服务水平依然较低。硬件方面，以计算机为例，平均每25名小学生拥有1台计算机；软件方面，以大学以上学历教师为例，平均每100名小学生拥有1位大学以上学历教师。生均基础教育水平的变化趋势显示，2005年以来，我国生均基础教育的公共服务水平在逐步提高，尤其表现在软件方面，3项指标值都在稳步提高，其中生均拥有大学以上学历教师的增长速度达到年均18.69％。13项硬件指标中的8项有进步，但进步缓慢；5项退步的指标显示，我国小学生生均活动空间和动手操作的机会都在进一步地缩小。

(二)我国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水平的地区差距

1.地区差距。我国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水平的地区差距见图1。图中包括2005—2009年生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的差距，也包括最高三地区与最低三地区的差距。

数据表明，北京的生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水平，除2007年之外其余4年均居于全国最高水平，贵州生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水平2005—2009年连续5年居于全国最低水平。前三位中北京、上海始终榜上有名，2008年天津取代吉林后连续两年成为第三名。生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水平的后三位地区中，云南和贵州连续五年各占一席，其他地区如西藏、广西和四川都曾位列其中。虽然地区差距水平呈现缩小态势，但差距依然很大，最高与最低水平的差距从2005年的6.52倍下降到2009年的3.61倍；前三位与后三位的差距从2005年的4.06倍下降到2009年的2.89倍。

2.地区间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水平的聚类分析。从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地区间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有很大差异，但差异中又有哪些相似性呢?本文使用spss16.0软件，对2005—2009年不同地区的生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水平进行聚类分析，由聚类图得出的五类聚类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中聚类结果表明，31个地区的指标值水平分为五级，北京最高并单独为一级，天津、吉林和上海三地区为第二级，其他地区位列第三到第五级。

三、我国地区间基础教育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主要考虑以下四个变量对生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努力水平、政策决定力和政策影响力。

(一)解释变量的设定与数据来源

转贴于

1.经济发展水平(economy development)。用来反映某地区在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上所具有的财力基础，通常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相应地用于各项公共产品的支出也会水涨船高。本文用各地区的人均gdp指标来衡量该地区当年经济发展水平，此处2005—2009年的gdp数据来自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并以2004年为基期折算成各年的实际gdp值。相应年份的人口数据取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2.政府努力水平(government effort)。用来反映某地区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作为教育基本起点的基础教育承担着祖国和民族未来的重任。虽说一个地方的基础教育投入受财力的影响很大，但政府的努力程度同样不可忽视。本文用地区小学生生均预算内教育支出来衡量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各地小学生生均预算内教育支出数据来自2006-2010年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3.政策决定力(poliey decision)。用来反映某地区在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政策制定和决策上的能力。转型期的中国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体现在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水平问题上，就是不同地区从中央得到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是不同的。某地区的政策决定力越强，该地区的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就越高。在此，用当地211高校数量占全国211高校总数的比例来代表当地的政策决定力。在2008年以前，所分析的31个地区中海南、青海、宁夏和西藏四地区没有211院校，但一个地区的政策决定力不可能为零，因此在此进行分析时，假设2005—2008年上述四地区各有一所211高校。

4.政策影响力(poliey influence)。用来反映某地区由于地域、民族等政治原因，使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该地区而拥有的一种能力。某地区该能力越强，该地区在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方面所获得的政策倾斜应该越大，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应该越高。在此用当地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全部人口的比重来衡量政策影响力。2005年各地民族人口构成数据来自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2006—2009年数据按照2000—2005年各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平均增长速度计算得出，其中2000年各地的少数民族人口数据来自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依据指标体系计算得出的不同地区的生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值，对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3。

(二)模型设定与估计结果

在此设定的最终计量回归方程如下：yit=ai+β1edit+β2geit+β3pdit+β4piit+εit。其中i表示各个地区，t表示时间，ai表示各个地区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εit是随机扰动项。

表4给出了利用2005—2009年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努力水平、政策决定力和政策影响力对生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水平的基本回归结果。

一般而言，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包括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下的f统计值表明应在固定效应模型与混合回归模型之间选择固定效应模型；bp检验的lm值显示，应在随机效应模型与混合回归模型间选择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间应选择接受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上述模型选择的前提，是随机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且同方差，若随机扰动项存在自相关且异方差，则上述在同方差假设下得到的估计量虽然仍然是无偏且一致的，但不具有效性。此时，往往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或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模型进行估计。wooldridge检验值表明，随机扰动项存在自相关；modified wald检验值表明，随机扰动项存在异方差。此外模型估计过程中还发现存在截面相关问题，因此本文最后采用fgls对模型进行估计。

第7篇：教育政策作用范文

一、我国民族教育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在民族教育方面出台和完善了许多政策，并且得到了较好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得到较快发展，人才培养体系基本形成，人才资源开发的环境和基础不断加强，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有了较大增加等。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目前的教育政策中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族教育政策定位及理念存在问题我们所谓的民族教育，是“对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人口居于少数的民族的成员实施的复合民族教育，即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是，一方面帮助少数民族成员适应现代主流社会的能力，以求得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发展；另一方面，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丰富人类文化宝库，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条规定：“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而我国的教育政策缺乏文化多样性的教育理念，目前的民族教育政策比较注重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特别是进入主流社会的受教育权的保护，而忽视对民族教育在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作用，对这一重要作用缺乏明确的定位和政策上有力的支持。缺乏民族教育内容上的多样性，忽略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使得教育所承载的传承文化的功能降低和弱化。其次，对民族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认识不足，许多管理者对民族教育的理解较为狭隘，只是简单看作是接受学校教育和升学率的优待和照顾，而忽视了少数民族群众受教育的公平权和自。没有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正是由于理念上的缺失，导致一些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显得“支离破碎”，而缺乏整体的协调与连续性，不能可持续发展。

2.制定与执行民族教育政策时有忽视民族地区特殊性的情况民族教育的特殊性是由民族的特点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两个方面决定的。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传统教育方式、价值观等都会影响到民族教育的内容与组织形式；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居住特点、人口密度等特点都会影响到民族教育的规模、质量、投资、效益与效率等，由此而产生了民族教育发展的特殊性。在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有53个使用本民族语言，不同程度地使用着39种文字。但在实际的政策过程中，往往没有考虑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的具体差异，使得许多出于良好愿望的政策在执行中偏离了政策目标，不但没有解决一定的政策问题，反而产生了新的问题。被设定的教育受益人群和社区百姓对民族教育目的、方向和内容的制定没有发言权和参与权。许多文字教材也不能反映地区特点和文化传统，与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实际相脱节。其结果是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农民生活和农业日益疏离；农村基础教育进一步“城市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更加“汉族化”；以及乡土文化和少数民族教育政策评估文化进一步“边缘化”。

3.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度低，政策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民主性首先，我国教育政策的层级较低、权威性不够。我国目前还没有较为完善的民族教育法律法规，国务院制定的民族教育政策也较少，教育政策的层级过低，影响了其权威性与效率。其次我们在有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缺乏对各民族和不同地区差异性的考虑，忽视了群众的现实需要，再加上有些基层政府和官员为了所谓的政绩和“面子”，决策程序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政策出台前缺乏广泛的意见征询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相关教育政策的参与度低，许多决策依然是临时“拍脑袋”的结果，缺乏长期、合理的规划和论证，使得一些政策质量偏低，不能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认同与支持，实施难度大。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国民族教育研究明显不足与落后，民族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缺乏专业的研究与理论支持。

4.教育政策的执行和监控不力，有些政策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由于民族地区的政府机构也存在较为严重的职能不清、效率低下、作风严重、注重形式主义和短期效益等，所以也给民族地区教育政策的实施和整体发展目标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甚至将一些本来很具体的小问题引发成严重的政治问题、民族问题与社会问题，造成不必要的动荡与冲突。政策的执行不是一个简单的照章办事的过程，尤其是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不同的民族、地理环境、文化风俗、经济发展状况和教育水平，在执行一些政策时，我们必须在保证政策基本要义的前提下采取灵活变通的方法，不能搞简单的“一刀切”和“齐步走”。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科学、有效的教育督导制度，各种民间政策组织如教育学会、各种研究会和协会等在教育政策中的监督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使得民族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十分薄弱。尤其是在我国的各少数民族省份中，义务教育的管理主体各不相同：有的由市、区级政府管理，有的由县级政府管理，有的甚至由乡镇级政府直接管理。这样就造成管理主体的不明确，管理的职能层级含糊不清，错位、越位等相关的管理问题就接踵而来。义务教育管理监督机制缺乏，结果造成义务教育政策执行不力。没有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师队伍管理机制，师资力量整体上缺乏合理的分配。而且大部分小学和中学的管理体制中还存在比较多的问题，对学校的各项管理措施，相关部门和学生家长的指导与监督不够，因而程度不同的存在管理混乱、损害学生利益等现象。

5.教育政策评估标准单一，不适合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目前,我们在对各项教育政策的评估过程中，宏观上缺乏完整、科学的评估体系和有效指导，观念上也欠缺一些基本的“公平”和“人本”思想，更是没有考虑到各项政策之间有效的衔接，所以，只是用一些简单的判断和局部的政策效应作为评价的依据和标准。比如，我们在民族地区执行一定的优惠政策，像高考降低录取分数线等，造成民族学生基础差、起点低，掌握的知识、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差等，所以对大学毕业以后的就业也带来了影响。特别是那些在本民族聚居区生活和成长，没有汉语环境、始终接受本民族语言授课（如新疆、和青海一些地区的“民考民”）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大学后，仍然主要在本民族的语言环境中学习，汉语能力普遍较差，有些毕业时甚至不能用汉语进行流利的对话，使他们在就业时缺乏竞争力。但是，有人却认为，高考的优惠政策成了他们自身不努力的主要原因，甚至怀疑我们一些优惠政策是否有必要执行。没有考虑到我们目前的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方面存在一定的矛盾，公共政策的回音度太差。对民族教育政策的评估缺乏全面和科学的标准，也没有从民族教育的实际出发。

二、完善民族教育政策的对策

1．树立正确的民族教育理念首先要认识到保护少数民族的传统语言、文字和文化，是在保留中华民族大家庭文化的多样性。清楚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石，要树立教育多元化的教育理念，在学校教育中，从各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修订部分统编教科书的内容，增加适合民族地区农牧业社会生活实际的内容，为学生的认知经验和生活实际达到和谐或接近和谐创造条件；在语文、历史、地理、音乐、舞蹈、美术、体育等课程中增加本民族文化的课程，使学生在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同时激发起学习的积极性，也可以向其他民族的学生开设少数民族文化的课程，发展所有学生的宽容意识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尊重。特别是反映少数民族需要的新课程，鼓励少数民族学生参与。要借鉴和吸收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教育，即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影响民族教育的发展的教育思想。其次要坚持“以人为本”和公平的价值理念。要把受教育者看成是具有个人尊严和独特价值的个体，而不应是被加工、塑造的原料；教育是一种源于精神内部的活动，任何外部的作用只有通过受教育者的内部精神活动才能转化为教育，因此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应该处于主体的地位，而不应处于被动的消极的受体地位。

2.提高教育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完善民族教育政策体系今后要加强宏观的政策引导，通过制定《民族教育法》、《民族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加强对民族教育的依法管理。同时应该看到，公民参与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一种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它逐渐成为现代政府治理和公共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公共管理者的态度如何，公民参与都将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决策的民主化，即追求社会公正、强调公民参与，成为现代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同样，在民族教育政策方面，我们必须了解和倾听少数民族群众自己的需求与声音，使得所有与教育相关的人都投入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来，认同一个基本的目标，参与对自身教育的设计和运行。尤其是在双语教学的发展、教育模式的选择以及民族文化的保护等方面，少数民族群众应该具有更多的发言权。我们在制定一些大的计划和颁布一些政策规定时，首先应该倾听更多少数民族群众的意见和愿望，了解他们的教育需要，而不是自以为是，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强行塞给他们。我们只有倾听少数民族群众的心声，体现他们的意志，通过多种方式使他们参与到民族教育决策和执行过程中来，才能保证教育政策的合理性，也一定能够达到我们想得到的良好的教育效果，实现教育目标。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办学体制、办学形式和课程设置等应有所不同，一定要适合民族地区的情况和实际。既要实现民族教育的民族性和特色化，又要做到教育要素的多样性，如制度多样、内容多样、模式与方法多样、评价标准的多样性等等。在调整与改变一些已经在民族地区取得较好效果的政策和办法时，一定要慎重，尤其要考虑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情感需求和愿望。

3.建立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政策评价标准对于教学效果的评价，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升学率和考试成绩，不能用简单的成绩考核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更不能把一些汉族地区的一些做法和管理经验生搬硬套到民族地区。在建立评价体系时，既要充分考虑民族文化与传统道德的作用，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学生在认知、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的特殊性，提倡常规管理与特殊管理相结合，实行一般评价与专门评价的结合，既要考虑民族教育的实效性，又要考虑民族教育发展的公平性。政府还应该组织相关专家和教育管理人员对已经实施或正在实施中的“内地民族班”、少数民族预科教育、民族地区的寄宿制教育等形式和内容进行有效地评价和分析，以便进一步改革、调整、提高和完善相关政策，从而有效促进少数民族教育的更好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各项政策评估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公平的理念，教育公平指的是每个社会成员在享受公共教育资源时受到公正和平等的待遇。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权利的公平、教育机会的公平、教育过程的公平和教育结果的公平。当然，它是一个原则，又是一个理想，同时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在民族地区教育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必须很好的研究与实践社会公平问题。

4.完善教育政策内容，加强政策监控如今，我国既要坚持“输血”政策，大幅度地提高民族教育基础建设水平；又要进一步强调民族教育“造血”机制的建立，要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切实提高民族教育质量，办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满意的教育。目前民族教育政策的“输血”功能较强，但“造血”功能弱化。采取“输血”政策，就是利用好国家的政策，寻求各方支持和投资，使民族教育状况在短期内得到明显改善。“造血”政策，就是大力促进民族教育自身的发展，寻求体制与机制的改革，从长远的角度提高民族教育质量与效益，增强民族教育自身人才培养和适应民族地区的发展。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切实加大对教育活动的管理与指导，在教育活动的管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的力量，建立完善的教育督导制度，保证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各项教育政策的有效实施。

第8篇：教育政策作用范文

关键词：制度变迁；基础教育；公平

前言

我国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城市社会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失衡。良好基础教育机会的获得越来越与经济能力挂钩，低收入者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获得良好基础教育机会减少。如此的后果是造成弱势群体的代际复制。子代由于缺少好的基础教育机会，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机会，最终失去了获得好的职业和拥有好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机会。基于此，基础教育公平问题越来越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维护基础教育公平也成为进一步推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有效举措。

一

我国现有基础教育政策的出发点就是坚持方便与公平的原则。政策上的就近入学避开了人为地选择学校，使得辖区内的居民，无论贫富，无论是否有正式工作，其家庭子女都有公平的入学机会。不同学区之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同会造成这些地区教育公平的障碍。正是因为教育资源的差别存在，城市居民的理性选择应当是为子女选择好的学校，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这种选择一直受到就近入学政策的限制，如果想突破限制，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是将户口迁移到好的学区之中；二是通过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来择校。户口迁移的前提条件是自己要在好的学区中拥有住房，但是在住房制度改革以前，城市居民的住房大多为单位分配或者时代承袭，很难有机会自主选择居住的区域，因此这种居住模式决定了这种选择的余地非常有限。

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城市社会成员具有了选择商品住宅的自由，基于使子女能够接受优质教育的要求，住房资源与教育资源之间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住房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影响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住房制度改革增加了人们选择居住地的自由度，从而也增加了有选择性获得公共资源的机会。按照一般的假设，富裕者会通过自己购买商品房的行为选择居住地，有效利用基础教育中“就近入学”的政策，使得子女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相关研究提出，在城市住房市场化的过程中，义务教育的就近入学制度会促使父母在住房市场上用脚投票为子女选择更好的学校，从而加剧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均等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阶层分化[1]。这个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居住地与基础教育之间的关系，然而，假设本身也受到两个方面的质疑。第一个方面是现有的基础教育学校都有“择校”的政策。即不在基础教育法定片区的居民通过缴纳一定的费用就可以取得该校的入学资格；第二个方面是所谓的“就近入学”并非指的是实际居住之“近”，而是户口所在地之近。由此我们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法规规定的就近是就户籍所在地之近，而非实际居住地之近。这就说明，城市居民要获得好的基础教育资源并非必须居住在“好学校”片区，居民一方面可以通过“借读”选择进入好的基础教育学校，另一方面可以将户口保留在好学校的片区之内，即便是居住地和户口所在地发生分离，仍然可以运用就近入学政策获得好的基础教育。

二

通过选择住房和户口来获得好的基础教育资源的前提是家庭要拥有这种选择的经济能力，以达到间接择校的目的。显然，围绕教育资源展开的竞争将炒高好学区周边的房产价格，而较高的商品房价使得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难以用购房的方式来实现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选择。其后果是在社区空间上产生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离，因而导致了社区的分化。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对城市社区的影响上，也必然导致"生态隔离"的现象。社会各界层的不同需要促使商业社区的建设出现不同的档次和品位，为人门提供了多种选择余地。根据新开发的商业社区的地理位置的不同，开发商投资力度也不一样。在交通便利、自然景观较好的地段，小区建设的档次往往比较高。除了住宅建设的高档次之外，这类社区往往还拥有先进的基础教育设施。

在城市社区尚没有明显分化的情况下，住房困难群体与富裕群体基本上可以共同拥有基础教育资源。城市的拆迁改造以及地方政府为困难家庭推出的保障性住房有利于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但是，这种居住条件的改善与获得良好基础教育之间发生了矛盾。要改善住房条件，一般就要改变居住地，户口就要迁移，如果原来的户口处在好的学区内，那么在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会失去获得良好基础教育的机会。在这个矛盾中，弱势群体不同于城市的富裕家庭，他们没有过多的选择余地。对于许多低收入家庭来说，他们原来在城市中心并非无房可居，改善住房条件固然是自身愿望，更是形势所迫。因为城市形象要更新，市中心的居住标准要提高，这是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愿望。开发商本质上根本不会关心城市更新过程和更新目标本身，他们关心的是这个过程带来的利润。借助于市场对城市中心居住标准的重新设定，政府让中低收入阶层欲哭无泪地离开城市中心[2]190。因此，在维持不变的"就近入学"的政策框架下，居住区域的变化意味着城市困难群体原来拥有的基础教育机会的变化。

住房保障是地方政府维护居住公平的重要举措，但是一般对于居住公平的理解是基于侠义的住房面积和质量，实际上广义的居住公平应当包括由于居住所影响的一切社会权利，教育公平就是其中的权利之一。保障住房的提供者是政府，而政府又有着自身特定的利益诉求。如果地方政府是注重地方财政收入而非特别重视社会公平、教育公平，那么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实施很有可能会减少低收入家庭的基础教育资源。在对公共资源的争夺中，低收入家庭总是处在弱势地位。在现实中许多事例表明，保障性住房一般处在比较偏僻、教育资源相对落后的地区。这就使得本来诉求平等教育机会的就近入学政策与住房政策产生交互作用，因而导致弱势群体的阶层传递，并进一步引发城市社区之间的隔离。如果没有政府的合理规制，任其自然发展下去，那么很有可能形成城市社会阶层之间居住区和公共资源的双重隔离，进而导致城市社会阶层的代际传递。要避免这样的后果，需要地方政府统筹协调公共政策的各个方面，维护基础教育的公正性。

三

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城镇弱势群体能否拥有公正的基础教育机会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基础教育的质量会影响到儿童未来的发展机会，所以弱势群体家庭的子女能否获得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对于摆脱弱势地位的阶层传递具有基础性的作用。鉴于此，在住房制度改革以后，特别是近期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过程之中，更应当关注住房政策与基础教育政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公共资源的提供者，更应当从宏观的视角兼顾不同制度之间交互作用的效果，以避免政策实施带来的社会其他方面的负面效果，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就近入学是基础教育领域多年来始终坚持的一项政策设置，具有经济性、方便性和特定条件下的公正性。就近入学政策不但适合中国的国情，而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与之类似的政策设置。针对改革过程中区域间基础教育机会的公正性所遇到的挑战，很难通过改变就近入学的政策本身来解决，而应该通过调整其他政策以便与就近入学政策相适应，维护基础教育的机会公正。

首先，政府应当更加注重基础教育设施的均衡配置，并且尽量避免阶层间的居住隔离。目前，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配置教育资源必然加剧不同社区之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要避免基础教育质量的地区差别，必须在住房商品化过程中将基础教育资源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来均衡配置，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中关注城市不同区域的均衡分布。　  其次，在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过程中应当辅之以优良的基础教育资源。弱势家庭收入较低，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就近入学对于他们更为重要。廉租房和公共租赁房建设能够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但是同时要考虑到由户口迁移带来的子女入学方面的影响。应当合理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促成不同阶层的混合居住。在城市低收入家庭聚居的地区，应当着重优化基础教育资源的配置，无论从基础设施方面还是从师资力量方面都予以重点倾斜。

第三，在基础教育领域注重发挥政策和市场两个方面的作用，维护基础教育的公正与效率。如果在资源配置不均衡的情况下任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那么在基础教育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城市弱势群体的家庭获得良好基础教育的机会就会相对减少，这就违背了教育的公正理念。在这个过程中，既要维护基础教育机会公正，又不能剥夺富裕家庭的选择权力，应当通过协调公共政策和市场两个方面的协调作用推进基础教育领域的公平与效率。

参考文献：

[1]丁维莉,章元.局部改革与公共政策效果的交互性和复杂性[j].经济研究,2009,(6).

[2]黄怡.城市社会分层与居住隔离[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

system reform and basic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fairness

wang bing-xin1，wu zhong-zhe2， kenneth m. greenwood1

（rmit university melbourne 3001；shandong economic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第9篇：教育政策作用范文

第一部分（第1章）阐述了与微观政治相关的学科背景，例如心理学从个人的角度，探讨个性类型、个人需求以及个人在群体与组织中的作用含义，管理学和跨文化交际学关注社会和文化影响对语言教育政治学所起的作用。该部分还分析了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的区别，并探讨了在商业和准商业机构中政治的本质与作用，以及在教育背景下微观政治的本质。

第二部分（第2至4章）描述了不同国家地区语言教育项目中的微观政治学。第2章尝试从微观政治的角度介绍在尼泊尔与西非实施的两个语言教育项目，并通过这两个案例来论述在语言教育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专业人士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冲突。同时，作者认为语言教育专家对于语言政策的理解也必须考虑到决策者个人与利益集团的作用。因为语言教育项目往往是在政治背景下实施，如果专家不能学会适当妥协的话，他们的专业建议很有可能会遭到拒绝。因此，作者指出解决这种冲突的办法是语言教育专家应认识到语言政策决策者的重要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平衡好政治约束与专业建议。专家应该学会考虑到非专业的利益相关者的想法，因为虽然政治权威愿意听取专家的建议，但最终会面临艰难的政治抉择。第3章通过对孟加拉的援助发展英语教学项目（PELT）讲述政治与个性如何共同影响语言教育项目的实施。本章首先定义了援助发展项目，描述了在援助发展的背景下，英语语言国外语教学项目化（projectization）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探究了PELT项目实施过程中专家的作用。其次，作者阐述了政治心理学，分析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关人员的个性如何影响其政治行为。此外，本章还描述了专家对于项目的作用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既得利益对项目实施产生的作用。对于政治与个性相互作用的分析是本章的重点，教学实例也充分说明了情感因素既对决策产生影响，又是对任何变化进行抵制的原因。作者认为政治心理学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利益相关者的种种行为。第4章讲述了在处于变革时代的中国，其英语教学项目中的政治学以及宏观政治决策对项目决策者和参与者的影响；本章也描述了经过个人和机构的意愿（agendas）和抱负（ambitions）过滤的英国政府政策如何影响语言教学机构的政策制定。而且，作者通过该项目成员、管理者与主办机构之间的微观政治互动实例来说明语言教学专家必须学会如何应对这种政治现象。

第三部分（第5至7章）阐述在特定的宏观政治背景下，微观政治对语言教育项目的影响。第5章以有大量难民和移民涌入的爱尔兰为例，阐述了语言教育政策如何受移民政策的影响。同时，教育政策和移民政策又对微观政治产生影响，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爱尔兰需要建立专业的难民语言支持中心；二是专业原则与政治考量之间需要调和。作者探讨了当政策被视为应对变化的紧急措施而不具有持续性时可能出现的后果。从爱尔兰实例来看，由于严重的微观政治问题，例如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利之争等，导致当权者不愿改变现状，或对语言教育专家确认的学习需求提供极少量的资助，这使专家倍感困惑和挫折。第6章分析了受到政治及经济因素的影响，英国大学日趋商业化的现象。本章首先描述了英国高等教育中的语言教育现状和英语教学情况。其次，作者报告了来自104个英语教学机构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结果显示随着英国大学外语院系学生数量日益减少，大学把对国际学生的英语教学当成补贴外语院系的“摇钱树”，而“纯语言”教学又因为其学术弱势受到外语院系的轻视。因此，英语教学已沦为学术政治与学术势利的牺牲品。作者提出对现有的英国高等教育的英语教学应予以重视和关注。此外，作者认为成功的英语教学应存在于学术院系中，这样既能为学生提供优质、完整的教学模块，又能使教师把学术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的各个方面。

第7章以波兰为例阐述了在跨国、高风险语言评估系统中微观政治的作用。作者首先描述了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语言政策背景下宏观与微观政治的相互作用，分析了在国际背景下推行连贯的语言教育政策的困难。其次，作者阐述了在宏观政治发展的背景下，北约组织的成员国开发标准化语言水平考试的尝试，以及个人动机与政治动机如何交互影响考试的开发。作者特别关注的是，在国际背景下，微观政治如何影响教育政策的推行。作者认为，宏观与微观政治的相互作用决定教育政策的成败，在不利的宏观政治背景下，微观政治可能成为教育政策实施中的决定因素。

第四部分（第8至10章）探讨了宏观和微观政治对语言测试开发、改革和考试项目实施的影响。第8章探讨了语言测试开发过程中的挑战与约束。语言测试开发者的专业标准与现实约束之间存在矛盾，而对专业标准的关注往往妥协于语言教育组织的需求或组织内各部门与个人的需求。同时，语言教育专家必须认识到语言教育或考试开发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与微观政治层面之间的妥协。因为相比组织需求，语言教育组织内的个人行为更可能基于个体的偏好、态度和意愿。因此，微观政治对考试开发过程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开发新的考试或考试体系就意味着变化，但它是一个政治过程，常常牵扯到语言教育组织内的个人和部门；其次，个人往往具有复杂的不同层次的需求，一旦得不到满足，就会做出一些不利于项目的行为。作者认为，现实中考试开发都是在复杂的背景下进行，而这种背景又会对考试开发者的各方面工作产生巨大的影响。虽然每个项目各有不同，但成功的考试开发者应能够适应各个项目的要求，并在项目的各种约束下开发出高质量的语言考试。

第9章以中欧的斯洛文尼亚与匈牙利为例，讨论了语言考试改革中的政治学。在这两个国家，由宏观政策的改革和语言评估专业化引起的变革遭到了个人与机构的抵制。作者探讨了个人和机构微观政治的作用，指出应充分重视项目决策者的权利。考试开发和实施的成功与否与决策者的意愿密不可分，也与项目执行者的个人观点和偏好紧密相关。可见，微观政治可能影响整个项目的革新与变化。测试是社会以及教育的产物，但最终还是政治的产物。因此，考试设计者在坚持自己专业标准的同时，应尽力说服决策者从专业的角度思考问题并做出决策，以避免决策者因为缺少专业知识而误导考试的开发，并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考试设计者。由此可见，不考虑政治因素与决策者的个性因素，任何重大的考试改革都有可能最终走向失败。

第10章作者通过3个考试项目（DIALANG，CEFTRAIN，Speakeasy）探讨了欧盟与欧洲委员会的语言政策。作者指出，缺少具体规划和透明度的政策使语言教育专家对许多项目的目标和本质产生困惑与不解。因此，为了更好地利用语言教育资源，语言教育专家应使自己成为局内人，并熟悉当权者的行话。此外，决策者的职业、意愿、兴趣等个性特征也对欧洲语言教育政策产生影响，这进一步说明语言教育中微观政治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微观政治虽然可能导致不作为，影响项目进程，使教育政策最终失败；但它并不总是消极的，它也可能成为达到目标的主要推动力。因此，教育决策者应该重视微观政治。无论是整个欧盟还是各成员国，都应该推动积极的微观政治，并尽可能将其负面效应降至最低。第五部分（第11章）阐述了研究微观政治并发表相关论著对语言教育发展的重要性。作者介绍了其尝试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有关微观政治的案例研究但被拒的经历。但是，作者坚信微观政治的研究和发表对语言教育各个方面的影响极其重要，因为它有助于理解影响语言教育发展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也决定了语言教育的政策、项目、活动及其效果。作者指出，在语言教育项目实施过程中，如果权力不均衡被视为理所当然，那么权力就很可能会沦为符合当权者利益的工具。

2简要评论

《语言教育中的政治学——个人与机构》是第一本关注语言教育中微观政治的专业著作。综观全书，该书呈现出以下几大特色。首先，该书从微观政治角度来阐述语言教育项目的开发与实施，这在语言教育领域实属首创。虽然语言教育项目中一直有微观政治的存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著作系统地对微观政治进行理论探讨和实例分析。语言教育相关文献虽有专门论述教育中的宏观政治，如Phillipson（1996）和Pennycook（1994）；在语言测试领域，Shohamy（2000）和McNamara（2001）也曾提到语言测试是统治阶级增强和巩固权力和影响力的工具。但是，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非关注国家、跨国乃至全球的宏观政治，而是侧重对微观政治，即个人或机构的意愿和动机的系统论述。因此，该书的出版填补了语言教育中微观政治这一领域的空白，为该领域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同时，对理解决定语言项目成功与否的各个因素也有所突破。由此可见，该书将有助于广大语言教学和语言测试从业者在实际工作中增强微观政治的意识。

其次，该书结合不同专家、学者对微观政治的定义，论述了在不同语言教育背景下对微观政治的理解。Alderson（第3页）指出政治不但包括机构政治（institutionalpolitics），也应该包括个人政治（personalpolitics），即语言教育项目的参与者的动机和意愿。因此，相比宏观政治，微观政治更注重个人因素，其包括个人的意愿、个性、偏好、抱负、态度等特征。Blasé（第42页）指出微观政治指的是在组织内部个人或群体使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权利来达到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政治行为是由于个人与群体之间的显著差异所引起，同时伴随着希望使用权利来施加影响或进行保护的动机。虽然这些政治行为是有意识的，但任何行为，无论有意识或无意识，都可能在某个特定情况下具有政治“意义”。合作与冲突的行为与过程都属于微观政治领域。Pizorn&Nagy（第185页）把微观政治定义为个人的抱负和意愿，对变化的接受度以及对专业主义的态度。

Figueras（第203页）认为微观政治指由个人或机构采取的行为。可以看出，相比宏观政治，微观政治更强调语言教育项目中个人对整个项目的影响。此外，该书论述了与微观政治相关的学科背景理论，如心理学、管理学、跨文化交际学等，使读者能够从不同角度更好地理解微观政治的内涵。再次，由于该书特邀12位经验丰富的语言教育或语言测试领域的专家及学者撰稿，因此可信度高、具有权威性。同时，针对每一个语言教育与政治的主题，该书的作者提供了不同语言教育背景下的翔实案例，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微观政治如何在不同的教育背景下对语言教育项目产生影响。同时，该书通过微观政治对语言教育项目影响的实例分析，提出了微观政治是一把双刃剑的重要观点。正如NeusFigueras在该书的第10章中所指出，微观政治可能成为项目实施的主要推动因素，也可能阻碍项目的顺利进行（第203页）。因此，如何在语言教学或考试开发过程中将微观政治的消极影响降至最低，并利用其积极的影响来推动项目的进行，这值得引起语言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深入思考。同时，对于出版商来说，出版该书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作者在书中提到曾经尝试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有关个人及机构微观政治的案例研究，但被出版商拒绝合作的经历。相信该书的出版必定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该领域从业者以及利益相关者对微观政治的思考与探讨。最后，全书的编排脉络清晰、逻辑性强。

第1章阐述了与微观政治相关的学科背景理论，如心理学、管理学、跨文化交际学等，为之后对于微观政治的讨论奠定理论基础。第2章至第10章根据三个不同的主题，每章探讨一个与政治和语言教育相关的具体问题。最后一章讨论在微观政治领域的理论、方法、伦理等问题以及与语言教育政策相关的研究与出版问题。这样的结构布局使读者从不同角度逐步加深对微观政治的认识与理解，受益匪浅。该书虽然有诸多特色和优点，但笔者认为还是有以下一些缺憾。首先，从教学实例分布上看，虽然涵盖了不同国家或地区，但大多集中于亚洲和欧洲。相比较而言，非洲只有西非一个实例，但非洲也是英语语言教学的主要地区之一，如能增加这一地区的教学实例，本书的内容将更加丰富。其次，第二部分的各个章节虽然都与语言教育和微观政治的主题相关，并提出了在不同教育背景下由微观政治所引起的各类问题，但一些作者并没有就这些问题提出令人信服的建议或解决方法，如能结合教学实例的成败，深入分析并进一步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独到见解，相信会给读者更多启发。

3结语

综上所述，此书确实是语言教育中的微观政治领域一次重要的创新和尝试，它的出版必然会引起读者对该领域的重视和思考。结合我国的外语教育现状，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指导下，外语教育应该怎样发展是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应认真探讨的新课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语在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中的战略地位日益突显。因此，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的重要性已被充分认识。如何科学规划外语教育，优化外语教学环境，促进外语教育的整体性、全局性、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戴炜栋，2011）。因此，该书将有助于中国外语教育专家提高对微观政治的重要性的认识。岑海兵（2011）指出，在国际语言教育政策对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教育传统、社会语言环境和教学实践三者构成了重要的制约因素。而这三者恰恰都涉及微观政治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