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弊端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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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经济政策弊端范文

1新经济环境下企业财会管理的主要问题

1.1管理理念落后现阶段，我国企业的财会管理重点集中在对固定资产的管理上，对商誉、上报、著作权以及专利权等无形的固定资产缺乏管理意识，没有将其作为管理的重点来抓，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无形的资产和知识产权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如果企业缺乏对这方面的保护意识，就极易造成无形资产的损失。所以，企业必须重视固定资产的同时，不忘合理的评估无形资产带来的巨大价值，加强对企业无形资产的保护，借以避免企业遭受损失。

1.2管理手段陈旧现代企业经济活动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企业财会管理的信息量逐渐增大，业务流程也持续变化，出现更多的集团化企业，以及异地管理企业，对企业的财会管理增加了不少难度，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企业传统的财会管理手段，例如手工记载会计资料，处理会计信息等形式已经难以满足现代企业发展的需求。新时代背景下，使落后的管理手段与时代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因此，必须引入互联网技术等先进手段。

1.3财会人员素质低下新经济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就业的双向选择，财会管理人员活跃不稳定，跳槽现象显著，导致了企业财会管理工作的衔接不良，影响了企业财会管理的有序进行。由于人员素质的限制，专业知识欠缺，知识更新慢，从而导致了对经济形势和政策变动不灵敏，处理问题因循守旧，创新能力欠缺。解决问题的能力差，不善于挖掘问题本质，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2新经济背景对企业财会管理的影响

2.1新的经济形势促进了企业财会管理的创新和提高传统的计划经济由国家统一划分资源和消费品，生产数量和价格都由国家统一控制，企业由于缺乏自，经济模式和经济环境受到限制，财务管理的风险也较小。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日渐深入，企业的生产决定于市场需求，产品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技术与产品也不断更新，价格由市场决定，因此，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随时可能面临破产、资金断链、倒闭等经营风险。企业要在激烈市场竞争中求得一席之地，必须要发挥企业财会管理的优势，借以提高企业竞争力。

2.2电子商务对企业财会管理提出新挑战新经济的大环境下，信息技术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电子贸易活动开始普及。借助电子商务进行采购、付款、运输等业务活动，还可以借助电子商务对产品进行销售、运输和展示。因此，企业的业务通过电子商务实现，从事电子商务经营过程中支付资金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要，这对企业财会管理人员有了新的要求，要求他们必须要熟练掌握支付流程以及商务交易过程，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控制制度，借以保障支付资金安全妥善。因此，财会管理人员必须紧随电子商务的脚步，迎接新的挑战，借以促进企业的平稳健康发展。

2.3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逐渐深入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不同，企业之间的往来自由，进出口业务、引进外资以及对外投资等经济业务使经济呈现出全球一体化的趋势。由于国际贸易促使跨国资金加速流动，国际金融和投资开始活跃的发展。在这种大环境下，各国纷纷采取宽松的资金管制政策，鼓励吸引外资或者对外投资，促进了跨国资金的自由流通，增大了企业的资金风险。经济形势极为复杂，运用合理有效的财会管理手段寻求融资渠道，扩展资金规模并有效的对风险进行规避，是现代企业财会管理的新问题。

3新经济环境下财会管理的创新措施和策略

3.1对管理理念进行创新传统的管理理念注重无形资产的运作和管理，对知识产权以及无形资产很少进行管理，现代经济的发展使知识产权成为资产的重要形态，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是资本保值和增值的最为有效的途径。所以，财会管理理念必须进行创新，通过重视和加强对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的重视和管理，借以确保企业能够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平稳发展。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加快，形势不断的变化，企业财会管理也必须与时俱进，科学有效的管理方式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出现势在必行，促进企业财会管理的发展。

3.2对于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利用网络技术实现信息化管理，依靠财会管理的流程作为理论基础，综合运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构建新的财会管理平台。摒弃传统的老旧管理模式，消除财会管理的弊端，改善运营和反馈的滞后性，做到及时处理，及时监控。另外，网络化的管理可以有效的把远程操作以及动态核算纳入财会管理中，利用新媒体新技术管理财会信息，开展结算业务，对企业的经营和运作实行实时监控，变静态管理模式为动态管理模式，消除滞后性，确保解决问题的及时性，有助于财会管理水平的提高。财会管理网络化信息化是企业财会管理的核心，在企业财会管理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所以，企业必须充分利用新技术，结合新的经济形势，对财会管理制度进行整体规划。

3.3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进行提高，增加培训和考核在企业实际工作过程中，必须加强对财会管理工作人员的学习和培训，定时组织企业内部的培训，借以促进工作人员对新的经济政策和政治动向的领会，促进新的财会思想的学习，另外，要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考评机制，把考评结果与员工工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借以激励企业财会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学习积极性，对于企业财会管理人员要求其在充分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熟练的应用数据分析以及计算机知识等新经济时代的工具，对新的法律法规以及经济发展政策要敏感，要具备判断市场形势的综合性素质，熟练掌握现代化财会管理工作所必须的科学技术和财会知识，并不断学习，吸收借鉴先进的思想和模式，提高自身素质的基础上，努力提高企业整体的财会管理水平。

4结语

第2篇：新经济政策弊端范文

随着社会的发展金钱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发展的速度与进程，所以有一个合理的管理经济的方式。而且，在近代一些银行等机构的成立也为金融证券化创立了条件。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金融风暴成为了袭击整个世界的主要因素，当然中国也没有幸免于难。在我国金融的发展迅速，相比对国际的发展国家也很落后，因此，对我国金融证券化与中国金融创新策略的研究非常必要。

一、 金融证券化

（一） 金融证券化推行的条件

金融证券化在我国以及全世界范围内能够推行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有一定条件的。金融证券化的实质就是各方资金的合理调配。要对资金调配首先是要有足够多的资金。然而，资金并不是可以凭空产生的。因为世界上资金的积累是人类财富的积累。首先，是人类在一定的发展前提下，尤其实在近现代重工业迅速发展的前提下，人类的财富才得以迅速的积累，从而出现资金的积累。然而，在工业等各行各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资金问题的短缺和闲置以及不可分配的现象。在某一行业或者某一企业中，资金被大量闲置，而在另外一个企业中则出现了资金严重不足的现象，金融证券的出现正好可以解决各行各业经济领域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同时，经济问题的出现也同时带动了银行等各种金融机构的出现。但是，这些金融机构的出现也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国家统一管理经济、解决金融问题提供了方便。而且，这也金融机构的出现，解决了生产生活中的资金问题，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各行各业的迅速发展，也成为了人类进步的阶梯之一。

（二）金融证券化的意义

对企业而言，直接发行证券的形式在市场上筹集资金既便利融资，成本又低，还可享受发行证券本身的许多好处。对社会公众而言，有价证券在流动性和收益率方面比银行存款更有吸引力。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了公司融资证券化趋势的形成。在企业中，解决金融危机的主要手段就是“融资”。融资是公司注入流动资金的重要方式。当公司出现危机的情况下，任他方式的资金注入与使用即证券相比较而言都表现出一定劣势。然后，当今世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对生活中的食物的追求越来越趋向完美化。所以，人们在资金的运转过程中也越来越青睐于金融证券的使用。金融证券是资金流动的最佳方式，相对于经济货币化，金融证券化的优势显而易见。

金融证券化的出现带来的好处并不仅仅是对国家以及公司带来利益。金融证券化也给许多个人带来了利益。比如，许多财产比较多的人可以将自己的财产、资金等通过金融证券的媒介投入到经济市场中进行管理，因此而获得财富。这样也给一部分有不动产的群体带来了利益。当然，金融证券化带来的利益并非只有这些，只要能抓住金融证券化大形势下的机遇，每个人、每个集体都可以享受金融证券化带来的利益。

二、 金融证券化的发展情况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重工业开始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随之我国的经济情况也出现了好转。尤其是将我过的经济与全世界接轨，市场经济进入了全球的发展阶段。金融证券化也随之进入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全盛的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虽然我们从改革开放中抓住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机会，但是，依然不得忽略经济发展给我们国家经济管理带来的挑战。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真正的勇士不是不能够发现深渊，而是明知是深渊还要跳下去。我们作为一个经济发展中的用着跳下了深渊，我们的挑战就是将这个深渊转化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个机遇，使我们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生存，并且可以优于其他国家。然而，我们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深水区，我们不知道发展的方向，稍不留神就可能将之前的经济发展带入毁灭中去。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得到良好的管理。但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也处于实验阶段，出台合理的经济管理政策还比较困难。但是，国际金融证券化将我国的经济也带入到金融证券化的行列中来。这样的经济也为我国的经济管理提供了方便。因为在宏观管理经济的情况，资金的调集等是必不可少的程序，金融证券化恰是市场经济自动调节的重要方法，为我国的经济管理确实提供了许多便利之处。金融证券不仅是国家经济管理的良策，也是对各行各业公司的调集资金解决资金周转问题的考验。当公司内出现经济危机时，解决资金问题成为需要解决的首先问题。公司是否能够在短时间内利用金融证券化的局势解决公司的资金问题是每一个公司都会面的挑战。

三、 金融证券化的弊端

金融证券化的出现确实为国际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便利之处，但是金融证券化的出现对经济的发展并不是百利而无一害。首先，金融证券化是社会节奏变快的一种经济发展产物，所以，金融证券化首先在经济发展节奏上比较快。虽然，这迎合了快节奏生活下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需求，但是，快节奏意味着给公司带效益快，让公司破产也比较快。而且，在节奏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公司可以有比较充足的时间考虑、找出对策以及想到方法筹集资金应对经济危机。但是，在转眼即逝的情况下，公司很可能来不及商量对策公司就破产了。对于公司而言，公司破产必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当然，公司破产也必然带来公司员工的大规模失业。公司员工的事业对国家来说，这也意味着有一个大负担降临。因为，下岗员工的生活质量难以保障，而且下岗职工再就业造成的就业负担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并非一件容易解决的事情。

四、 金融证券化带来国家经济管理的挑战

我国经济的发展相对世界平均水平而言并非前端国家，但是进入国际化的轨道之后，我们必须在经济管理中与世界水平同步。这就需要我们国家在经验不足的情况能够悟出更多道理、找到更多适合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制度。

五、 我国经融证券化的新形势和创新

我国金融证券的发展随着国际形式而来，但是，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创新的发展方式和管理方式去应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对我国以及国际的金融形式进行分析。因为，我们国家要有自己的发展方式，但是，我们国家是国际经济形式发展下一个重要成员，我们就要去迎合国际经济发展形势。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要跟着国际发展形式走，否则掉队就会导致我们国家的落后，最终使我们成为遭受蹂躏的对象。曾经的闭门造车已经给我留下了教训，在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古话，“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我们是一个大国就要有大国风范，不能在国际经济的发展下输给任何一个国家。

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过程，在国际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要根据我们国家以及各国的发展形式及时调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当然，我们国家经济政策不能够照搬照抄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政策。因为我们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国家，有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政策，必须要学会创新经济政策，才能促进我们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吴博，刘睿.金融结构、风险结构与我国金融监管改革[J].新金融.2013，（05）：11-15.

[2] 韩大涛.高职金融证券专业人才体系培养教学改革研究――以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市场论坛.2015，（04）：87-89.

[3]岳红池.浅析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过渡[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07）：75-77.

第3篇：新经济政策弊端范文

十年历程，成就斐然

欧元的启动和运行，促进了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增强了欧盟的整体经济实力，也提高了欧盟与美国进行经济竞争的能力。

减少货币交易费用，降低生产成本 欧盟成员国之间经贸联系密切，人员往来频繁，在使用不同货币的情况下，货币交易手续繁琐，交易费用较高。据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材料，在欧元启动之前，欧盟每年用在各种货币兑换和佣金上的支出近450亿美元。实施单一货币之后，不仅简化了手续，节省了时间，加快了商品与资金流通的速度，而且还减少了大量货币交易费用，使欧盟企业无形中降低了生产成本。它们将节省的费用投向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必然会大大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增加社会消费，刺激企业投资在欧盟内部，尽管统一大市场早已建立，但如果使用不同的货币，同样的商品和服务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价格。这种现象如长期存在下去，将会扭曲各国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不利于统一大市场的健康发展。实行单一货币之后，各国的物价、利率、投资收益将逐步缩小差别或趋于一致，形成物价和利率水平的总体下降，居民社会消费扩大，企业投资环境改善，最终有利于欧盟总体经济的良性发展。

减少内部矛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欧盟虽是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集团，然而在浮动汇率机制下，各自为政的各国货币币值“软硬”不一，经常由于利率的差别和汇率的变动而引发欧盟内部金融秩序的混乱。在面对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冲击时，显然缺乏抵御能力。譬如1995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1996年的日元危机，都曾一度导致欧盟经济出现增长滑坡、出口下降、就业减少。欧元作为单一货币正式使用后，由于其依托的是更大规模的经济体，因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强。2007年年底以来，尽管面对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美国经济减速、能源价格上涨及欧元升值等不利因素，然而2008年第一季度欧元区经济同比增长却出乎意料地达到2.2%，超出了市场普遍预期。尽管次贷危机的后续影响现在尚难以预料，但不可否认的是，单一货币的使用对维持欧元区内部的经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一度濒临国家破产的冰岛和长期徘徊在欧元区以外的英国都在考虑使用欧元的可能性。

推动经济改革，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和稳定发展欧元问世有力地推动了欧洲经济改革，这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首先，通过统一的欧洲货币政策和协调合作的财政政策来促使欧洲经济稳定增长，避免经济出现过大的区域性差异和时间性波动；其次，要求欧洲面向新经济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包括促进企业重组与企业文化演进，推进市场自由化以及资本、技术、劳动力市场改革等；再次，要求欧洲重新调整国家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社会与公民、雇主与雇员的关系等。

通过这些领域的改革，进一步激发了欧洲经济的活力。其重要表现之一是欧元区的失业率连续下降。2007年，欧元区共增加就业248万人，失业人数减少了116万人，失业率从2006年第四季度的7.9%下降到2007年第四季度的7.2%。2008年2月，失业率则下降为7.1%。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元区的最低失业率。据欧盟委员会统计，欧元区10年来创造了1600万个就业机会，超过了美国同期数量。这不仅是欧元区经济仍然具有活力的表现，也反映了欧元区的结构改革取得了较大成就，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在为欧元区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经济动力。

增强经济竞争能力，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格局目前，欧元区共有16个成员国，超过3.2亿的人口，另有9个国家和地区采用欧元作为当地的单一货币。根据官方对2007年GDP数据的预测，欧元区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欧元区经济的庞大规模及其不断扩大的影响力，支持了欧元的稳定及其各项货币职能的发挥，使其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支柱，在国际事务、全球投资和国际贸易的竞争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欧元作用、地位的日趋重要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货币体系将真正走向“多元化”格局，美元的垄断地位必定会弱化，当今汇率体系中过分依赖美国的现象将有所改变。一方面，欧元的出现打破了美元的垄断，世界商业交易与金融交易所使用货币的一部分从美元转到欧元，削弱了美元在国际结算货币中的超级地位；另一方面，欧元的成功推广，引发外汇储备置换，为降低储备与资产的汇率风险，各国根据双边贸易和债务量增加了欧元储备，削弱了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支配地位。

挑战严峻，处境艰难

人们在感受欧元取得成功喜悦的同时，也无不为其目前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及艰难处境而忧虑。

财政政策面临的挑战 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要想平稳发展，需要在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进行协调。然而按照《马约》的规定，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而财政政策则仍由各成员国自行制定。这就为欧洲经济的稳定埋下了隐患。如次贷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各成员国对于如何应对危机经常发生意见分歧。由于欧元区对预算赤字有着严格的规定，即预算赤字占GDP的比例不得超过3%，因而各成员国政府在通过财政赤字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方面显得缩手缩脚。相比之下，美国却不惜背负财政赤字，连续推出大手笔的财政救援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有理由怀疑，那些经济不景气、失业率过高的国家还能否遵守《马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共同财政标准？这使得欧洲经贸联盟处于两难境地：如对财政状况继续严格要求，将会使市场预期财政政策在未来收紧并影响财政刺激的效果；如听任成员国政府推行财政赤字政策，不仅会损害《马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公信力，而且部分成员国财政状况的恶化将进一步加剧欧元区内经济失衡的状况。欧盟目前采用了折中的态度，即暂时适当放松公约的要求，但仍强调必须坚持有利于财政可持续的政策框架。

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在货币政策方面，则存在四大问题：一是最后贷款人的问题。在一个国家内，中央银行扮演着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有责任保证国家支付体系的流动性，国家的资源总存量是货币的实物基础和最后担保。名义上，欧元区的最后贷款人是欧洲中央银行，但《马约》并没有赋予欧洲中央银行行使最后贷款人的权利。即使欧洲中央银行被欧元区国家授权来承担这个责任，也由于自有资本（各成员国按比例纳缴500亿欧元）及其储备太少而不可能担此重任。实际上，欧元区没有真正的最后贷款人，一旦出现流动性危机，最后贷款人的缺位就会弱化欧元。二是金融监管问题，欧元区缺乏统一的中央当局对金融体系的监管，《马约》规定了欧洲中央银行有一定的监管职能，但最主要的监管权力由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承担。这意味着一旦发生欧元区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不仅问题很难解决，欧元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难以得到根本保证。三是货币政策权分割，按照《马约》的规定，欧洲中央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但汇率机制由欧盟财政部长理事会决定。四是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决策缺乏透明度。

汇率政策面临的挑战 尽管一些欧盟的银行家认为不能把汇率当作政策工具，应当把汇率交由市场来决定，但实际上欧元区一直在通过统一汇率政策的执行，试图巩固和提高欧元的地位，扩大欧元的影响。然而，就像欧元区的货币政策一样，其汇率政策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众所周知，近几年，欧元区国家间的经济差距扩大了。以单位劳动成本计算，如果假定1999年的欧元汇率是100，对于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德国来说，虽然欧元的汇率上升了，但是由于德国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多，欧元目前实际汇率低估了10％，对德国的出口有利，但又没有什么通胀风险。但是，对于国际竞争力较差的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欧元目前的汇率却高估了20％至30％。近来，就连法国也感到欧元的坚挺难以承受。萨科齐总统已呼吁欧行降低欧元汇率，以刺激欧盟出口，但遭到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反对，欧行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政治背景面临的挑战 欧元本身首先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产物，经济因素是不足以催生欧元的。正是由于战后欧洲的政治联合以及随之而来的欧洲经济一体化，才带来了货币联盟，并保证了货币联盟的成功运行。这意味着，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能否成功主要依赖于其成员国的政治意愿，欧洲政治的前景就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未来。然而使人担忧的是，尽管欧元已经问世10年，它的超国家和泛欧洲特征在欧洲民众中却始终存在疑虑。须知，欧洲的基本政治单元仍然是民族国家，各国政府和议会首先必须对本国选民负责。如果欧元不能带来如期的经济增长，不能为人民群众带来实惠，就有可能引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一旦爆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欧元区的各国政府首先考虑的必然是他们自己的命运。这就可能导致某些国家退出经济货币联盟，甚至退出欧盟。2005年，《欧盟宪法条约》相继在法国和荷兰全民公决中遭受抵制。2008年6月，其修订版《里斯本条约》又在爱尔兰被民众否决，使欧洲走向政治联合的理想接连受挫。于是人们不得不为欧元未来的命运担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政治联合最终失败，货币联盟何以长存？

展望前景，任重道远

回首过去，欧元固然有不足，但成绩更为人们所看重；它给人以忧虑，但更让人对其抱有期望。尤其是在金融危机阴影不断蔓延的当前，人们越来越感受到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迫切希望欧元能够挺身而出，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担负更为重大的责任。但欧元要继续稳定运行并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要提高欧元区经济竞争力一种货币要提高国际地位，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支撑。虽说目前欧元区整体经济实力已超美国，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欧洲经济总体发展缓慢，竞争力呈下滑局面，不仅与美国差距不断拉大，还饱受中、印等新兴国家的冲击。然而，欧洲要刺激经济活力，面临着许多制度上的难题，比如福利制度让政府负担沉重，许多国家财政都难以为继；严格的劳动力市场保护不利于人员的自由流动，也不利于鼓励企业雇用员工。此外，欧洲在科技创新方面也进展缓慢，研发投资落后于美国和日本。这些都是困扰欧洲多年的难题，也是欧元为提升自身实力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要加强欧元区各项经济政策的协调 目前，欧元区国家经济结构、经济周期等方面差异仍然很大，这不利于欧元的稳定。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各项经济政策的协调，以促使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逐步趋同。鉴于欧元区存在着统一货币政策与多个分散的财政政策相搭配的矛盾，因而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的协调显得尤为重要。财政政策的协调主要是强调各国财政政策之间适当的调整，包括以下几个环节：首先，欧元区内各成员国必须有协调的意愿，这才有可能使各国政的策制订者坐在一起进行谈判，否则协调无从谈起。这种协调意愿的产生，一方面在于协调能够给参与国带来利益，另一方面必须基于对未来经济状况有共同的经济预测和分析。其次，合理确定财政政策目标。由于历史、文化及经济结构的差异，使各国政府的目标偏好仍然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也会导致在协调谈判的过程中出现冗长无果的问题。所以，有必要进行各种改革来使本国经济状况与其他国家更加接近，这样国内政策目标就易于一致，财政政策的协调也易于达成。再次，在经济政策协调中，信誉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保证协议始终贯彻执行，达到协调的目标，为各国政府之间的协调奠定基础。

进一步促进欧盟的政治联合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意识到，政治上的联合是经济货币联盟得以发展的前提。在实现单一货币以后，还需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欧盟机构改革，恰如其分地规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以及外交上“三驾马车”的权限，制定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协调各国的社会福利、劳动保障、税收等方面的制度，在国际舞台上争取用一个声音对外说话。因而，一部欧盟宪法的颁布是极为重要的。

从近期看，欧盟的迫切任务是拯救《里斯本条约》。2005年《欧盟宪法条约》被法国否决后，欧盟成员国对条约进行了艰苦谈判和修改才达成《里斯本条约》，且已有2/3的成员国批准了这一条约。在该条约被爱尔兰否决的情况下，要推倒再来恐怕不现实。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其他未批准的成员国还应继续进行批准程序，并为爱尔兰政府寻找解决办法创造条件。

第4篇：新经济政策弊端范文

[关键词]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法律职业能力

[作者简介]谭正航，吉首大学法学院讲师，南京大学经济法博士研究生，湖南吉首416000

[中图分类号]G42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8―0168―03

一、传统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的错位与重新定位

《经济法学》是法学本科14门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它对培养法科学生的职业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当前大多数院校经济法课程教学却越来越脱离职业培养的要求。具体表现为：

1.经济法教学大纲定位不明确，教学内容与法律职业要求不太符合，专业针对性不强。教学大纲是经济法教学活动的基本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学质量的高低。现在，大多数高校法学专业经济法教学大纲主要是关于知识点的讲授，而基本上没有关于职业能力培训的内容。

2.经济法教材缺乏训练学生职业能力的内容安排。传统的经济法教材倚重对形式上经济法理论的阐述，缺乏与经济法实践作经常性的衔接，从而陷入“填鸭式”教育的窠臼，在这种指导方针下，经济法学课程教学可能会出现学生只接受抽象的书本知识，却无法真正理解经济法的制度根基，捕捉不到蕴含在经济法律、法规背后经济法治精髓的结果。

3.课程教学方法单一。传统经济法课程教学方法往往是老师讲、学生听，采取满堂灌、一言堂、填鸭式的形式。知识的传授往往是在讲台上完成的，学生仅略知其中的理论，缺乏司法实践和应用能力。这种完全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的教学方式不仅无法吸引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课程，更为重要的是无法训练学生的职业技能。这种教学形式使学生注重于书本知识的记忆，不可能对学生的职业意识和职业能力有多少帮助。

4.课程教学内容过于注重专业理论知识和经济法律条规，忽视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大多数教师在课堂上所讲述的主要是围绕如何注释现有的法律条文，以及论述这门课程的体系和基本理论，津津乐道于经济法学知识的传授。对经济法学课程的改革研究大多数集中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的探讨，缺乏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理论研究和保障机制的探索。

5.课程教学手段单一，无法激起学生的兴趣与欲望。传统经济法的教学手段是“一张嘴，一支粉笔”走天下，没有更新的教学手段来刺激学生的听觉和视觉，唤起学生的求知求新欲望。

6.课程教学成绩考核方法侧重于经济法知识的记忆与理解，不能全面检测学生的实践能力，无法反映学生运用经济法知识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传统的经济法考试大多采取闭卷考试或开卷考试，闭卷考试大多死记硬背，结果造成学生高分低能；忽视或轻视学生综合技能的训练和掌握的检验与考核，不利于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可见，传统的经济法教学模式，重知识传授而轻能力的培养。它不仅无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更为重要的是，不能有针对性地训练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而提高其职业能力，从而减弱了其职业适应能力，影响人生理想的实现。可见，对传统的经济法教学模式进行改革迫在眉睫。随着大学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法学教育也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向，许多学者提出法学教育应定位于素质教育而不是职业化教育。笔者认为，职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并非根本对立，职业教育过程也就是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过程。把法学教育定位于素质教育，就会相对轻视学生职业能力的重点训练，就不太可能把法律实践教学居于核心地位，从而影响到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就业难问题。法学教育应定位于以素质教育为终极目标、专业教育为主要目标的职业教育。经济法教学也应主要定位于培养法律本科学生的职业能力，实现法学教育职业化。职业化的法学教育要求法科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具备必要的实务知识和实践操作能力，能够适应社会对法律人才的客观需求。实现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必须培养大批法律职业人才，实现司法队伍的职业化。而培养合格的法律职业人才，必须改革现行的教育模式，着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实现法学教育的职业化。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推行，推动和加快了法学教育职业化改革进程。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也应该顺应法学教育改革发展趋势，强化法律职业化培养与训练，把实现职业能力培养与提高作为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根本方向。

二、经济法课程法律职业能力培养教学模式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当前我国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目标，不仅要在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方面深化法科学生的职业素养，而且要使学生法律思维和法律操作能力方面有质的飞跃。这些目标主要有：

1.培养与提高法科学生的经济法治意识与经济法律信仰。法治意识是反映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认识水平以及基于这种认知所形成的对法律的效用和功能的基本态度、信任和依赖程度。法律的功能发挥更来源于对法律的信仰。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公民对法律的信仰程度如何，体现着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文明、民主、进步的程度如何。对法律产生信仰，是法治社会形成的终极标志。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全体社会成员法律信仰的培植。作为法治社会重要主体的法律专业学生，其法治意识和法律信仰的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和实现程度。经济法是调整和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的主要法律形式，是保障国家依法管理与调节市场经济的规范体系。它是培养与提高法科学生经济法治意识和经济法律信仰的基本专业课程。在课程职业能力培养方面，经济法课程教学主要使学生形成国家干预经济权力法定、社会公共利益本位、弱势群体利益倾斜保护、实质公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法律意识；使学生形成通过经济法律来保护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权利、自主营业权利、公平分配权利、社会保障权利等法律信仰和法律意识。

2.培养与形成经济法律思维。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有一个法律职业群体，称为法律共同体或者法律人，包括法官、检察官、仲裁员、律师、法学教师、企业法律顾问等主体。这些法律人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法律思维。法官裁判案件、律师案件和法学教授分析案件，采用的是同一个思维模式，即法律思维。法官、检察官、律师、仲裁员和法学教师在内的法律人在讨论社会问题时，整个思维过程是围绕合法不合法、法律有没有规定以及是怎样规定的来进行的，换言之，这个思维过程是紧扣着法律规范进行的。这就是法律

人的思维模式，法律思维的本质特征就在于规范性。经济法课程对于培养与训练法科学生经济法律思维作用很大。经济法律思维是法律思维在经济法领域中的实现，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处理活动紧密相关。经济法律思维主要包括国家干预市场法治化、市场竞争规范化、宏观调控规范化、社会保障运行规范化等法律思维方式。

3.培养与形成操作经济法律的能力。法律职业化训练的核心和关键主要在于法律学生法律操作能力的实践和养成。法律操作能力是法科学生胜任法律职业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律教育效果的基本检验标准。法律操作能力主要包括案件分析能力、法律文书写作能力、法庭与辩护表达能力、与当事人的沟通能力等，这些能力的养成既需要课堂内的训练，也离不开课堂外实践教学的针对性训练。经济法课程主要训练经济法律的操作能力，比如对于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案件、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产品质量纠纷案件、国有资产保护案件、财政支付案件、税收征纳案件、社会保障案件等的处理能力。这些经济法律案件操作上既有一般法律案件处理方法的运用，也具有经济法案件处理的特殊规律。比如反垄断案件的处理，不仅要依据《反垄断法》规范，同时还要考虑一国在某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策，同样的案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处理结果可能截然有别。比如，美国长期以来对反垄断坚持严厉的政策取向，自19世纪末《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制定到20世纪60年代，严厉的反垄断立法使许多大企业，如贝尔电话电报公司、标准石油公司、美国铝公司等，都受到反垄断法的严厉制裁，甚至被勒令解散或解割；然而进入70年代以来，美国对反垄断的立场发生了从严厉转向宽容的戏剧性变化，这种变化从“格林奈尔公司案”和“通用电力公司案”可见一斑。

4.培养与形成拟定经济法律规范性文件的能力。法律职业者不仅仅在于操作法律，而且要求具备起草与拟定法律规范性文件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形成与发展也是法律职业能力培养的内容之一，其要求通过法律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法律规范性文件的主要结构、拟定的基本程序、规范性文件条款设计的方法等技能。随着经济的纵深发展，国家利用经济法规范文件管理与干预市场的行为越来越多，为使法科学生适应职业发展的新要求，对其进行针对性训练就非常必要。经济法课程职业能力的训练也包括经济法律规范性文件的起草与拟制方面的技能，以适应社会经济规范化发展的需要。

三、经济法课程职业能力培养教学模式改革的实现路径

把经济法教学模式定位于职业能力培养是克服传统教学模式弊端的有效途径。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应该围绕职业能力培养的基本目标，强化学生法律操作能力训练、加强实践教学，以增强学生毕业后的职业适应能力。具体来说，经济法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应从以下方面去进行：

1.修订经济法学课程教学大纲，适当缩减理论讲授的时间，增加实践教学的内容。在课堂教学方面，强化实践教学内容，在经济法大纲中规定理论讲授要以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经济法治意识与法律思维为基本取向，注意联系实际法律问题和强化案例教学。在课程教学外，经济法教学大纲应规定相应的职业训练时间与环节，主要包括经济审判庭审观摩、专业辩论、企业调查、模拟审判等实践环节，并对实践教学环节所要达到的基本要求予以具体规定。

2.对现有教材创造性地加以改进。如在讲授经济法基础理论时，可紧扣经济法的“回应性”特性，密切联系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从经济法的视角进行分析与思考，借此教给与训练学生的经济法思维。比如讲授国家调控经济关系的必要性、功效与方法的时候，就可以结合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所采取的“救市”措施来分析。结合教学内容，编写经济法学案例教学参考资料和经济法历年司法考试试题汇编及模拟考试资料，强化学生的法律职业训练。

3.强化和组织好案例教学。案例教学通过给学生提供一种认识与解决法律问题的模拟临战的机会，使其法律职业的思维能力和技能得到充分的训练，是对传统法学教学的反思和批判的产物，也是目前公认的解决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的最佳方式。在案例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课堂案例讨论、模拟法庭案例教学、观摩审判案例教学、电教化案例教学和探索问题案例教学等方式。在案例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导演”角色，精心组织，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创造自由探讨气氛，发挥学生主体作用，以达到训练学生职业能力的目的。

4.革新经济法课程教学手段。引人多媒体技术，把对教学内容制成多媒体课件教学；利用多媒体设备，演示一些录于焦点访谈、今日说法、新闻调查等电视节目的案例来丰富课程教学内容。经济法的多媒体案例教学改变了填鸭式的传统教学模式，教师现实了从“灌输者”向学习活动导演者的角色转换，教师通过多媒体组织和指导学习获取法学知识，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教学的效率。

5.改革经济法课程考试制度。传统的书面答卷形式的单一考核方式，只是单纯的检查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很难测试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应改革学生经济法学习效果的评价方式，推行理论考试与实践能力操作考试并重的考核方式，科学设计实践操作能力考试的内容和评价标准，使其实现规范化和制度化，以激励学生更加重视自身实践能力的训练。应实行笔试与口试、理论分析与实践操作结合的考试形式。对于笔试可通过期末测试、经济法律规范的起草、学期论文等形式进行；而口试与实践操作能力可以通过课堂提问，案例分析、立题辩论、法律文书制作、模拟审判等形式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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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新经济政策弊端范文

关键词：分权式改革；收益；成本；机制设计

Abstract：ThispaperprovidesacoherentframeworktofullyaccountforChina‘sdevelopmentmodel，boththesuccessesandthefailuresoftheChina’sdecentralizationapproachtoreform.Thecombinationofpoliticalcentralizationandeconomicdecentralizationprovideslocalgovernmentswithenoughincentivestodeveloplocaleconomies，inparticulartheincentivestopromotemarketsprivatizationlocally.Inthemeantime，therelativeevaluation-basedincentiveschemesleadtointer-regionalmarketsegmentation，increasinginter-regionaldevelopmentgapsandunequalprovisionofcertainpublicgoods.Thesuccessofearly-stagereformcanbeattributedtothebenefitsofthedecentralizationapproach.Thenextstagereformshouldminimizethecostsassociatedwiththeapproach.China‘sgradualistreformcanbetakenasaproblemofmechanismdesignunderthecontrolofcentralgovernment.So，afteridentifyingthecostsandbenefitsofthedecentralizationapproach，itisessentialtohaveareasonabledesignofthenext-stagereformpackage.

KeyWords：DecentralizationApproach，Benefits，Costs，MechanismDesign

一、引言

2006年7月1日，在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之后，寄托着几代中国人的梦想的青藏铁路正式通车，从此，山不再高，天不再远。中国经济就像快速驶向高原的列车，它能否持续高速增长直接关系到13亿人口的福祉，同时，它的动向也对全球经济的未来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是一条充满挑战的“天路”，经过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如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公共事业的公平缺失，等等。如果这一系列难题能够被一一克服，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能够同时实现，那么，中国就不仅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而且还将形成具有一般意义的“大国发展道路”。

对于中国可能形成的“大国发展道路”，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逻辑来理解中国获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为此，本文将提出：中国前期改革的卓然成效和近期改革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与分权式改革有关系。借助于对中国分权式改革的得失分析，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的分权理论。在已有的研究中，关于分权式改革的好处，国际经济学界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共识，最为经典的是建立在新软预算约束理论（MaskinandDewatripont，1995）基础上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和建立在M型组织和U型组织理论之上的解释（QianandRoland，1998；Qian，RolandandXu，1988，Qian，RolandandXu，1999；QianandWeingast，1997）。这些文献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经济结构（如分权程度和整个经济体的组织结构）造成了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改革绩效的巨大差异。这些理论固然可以较好地解释分权是如何促进地方政府的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但是，它们却不是一个完全的分权理论。一个完全的分权理论应该不仅能够分析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获得的正面激励（分权的收益），也应该能够分析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损社会目标的负面激励（分权的成本）。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负面激励导致的影响正在日益凸现，并且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1）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2）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3）公共事业的公平缺失。虽然已经有一些国内外的实证文献研究了分权化改革带来的某些扭曲，但是还没有一个理论系统地论述过分权化改革的成本。

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将系统地回答以下问题：中国分权式改革的实质和作用机制究竟是什么？中国的分权式改革带来了哪些代价和扭曲？为什么分权式的改革会导致这些代价和扭曲？如何在下一步的改革中科学地进行机制设计，避免或者尽量减轻这些代价和扭曲？这些理论分析的主旨将直接指向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中国之所以采取分权式的改革方式，直接与中国是一个在疆域和人口双重意义上的“大国”有关，而中国分权式改革的代价又直接与中国是一个地区间差异巨大的“大国”有关。因此，全面地总结分权式改革的收益与代价是极为重要的，这将有利于思考中国是否可能成功地走出一条可借鉴的“大国发展道路”。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中国分权式改革的收益，从这个维度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第三部分提出一个框架来分析分权式改革的代价，从这个视角可以很好地分析中国目前出现的各种问题；第四部分则在第三部分的基础上，提供一些分权式改革的代价的例证；第五部分从机制设计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讨论在下一阶段改革中如何充分发挥分权式改革的收益，并尽可能地降低分权式改革的代价。由于有关分权式改革的收益的理论和实证已有大量的文献，本文将在分权的代价上着墨更多。

二、经济分权与经济发展的激励结构

中国是一个在疆域和人口双重意义上的“大国”，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面临着极高的成本，因此，经济分权是大国治理必须采取的模式。迄今为止，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分权式改革。从这种分权式改革中得到的更一般的经验是：对经济转型而言，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做对价格”（gettingpricesright），因为在市场不完备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正确的价格；更重要的可能是“做对激励”（gettingincentivesright），因为激励机制是经济发展中更为深刻的主题，价格机制不过是激励机制的一种方式而已。

对于分权式改革的收益，国际经济学界形成了很多共识。已有的文献认为，经济结构（如分权程度和整个经济体的组织结构）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改革绩效的巨大差异。分权式的改革不仅硬化了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而且还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竞争（QianandRoland，1998）。中国的M型经济结构（资源按照“块块”来配置）使得经济可以在局部进行制度实验，地区之间的标尺竞争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反映地方政府绩效的有效信息，并且使得经济体更容易抵抗宏观冲击；相反，俄罗斯的U型经济结构（资源按照“条条”来配置），则不具备这样的经济结构收益。

与俄罗斯等转型经济相比，中国的分权是在大的政治架构不变、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地调整它们的财政关系的过程中实现的。从1970年代的放权让利到1980年代的财政包干体制，再到19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如何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仅始终是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也是整个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居民根据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质量来选择居住地可以形成用脚投票机制，促使地方政府来提供优质的公共品（Tiebout，1956）。由中央向地方转移财政收入和支出权力将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全国经济增长（Buchanan，1965；Oates，1972）。具体到中国，以钱颖一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从软预算约束的视角出发，认为分权化制度安排可以向地方政府提供市场化激励，保持和促进市场化进程，即所谓的维持市场化的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federalism）（Weingast，1995；McKinnon，1997；QianandWeingast，1997）。

在实证研究中，Jin，Qian和Weingast（2005）基于1982—1992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国省级政府的财政激励促进了市场发展。对于1992年之前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Lin和Liu（2000）与Zhang和Zou（1998）的检验得到了相反的结论，而张晏和龚六堂（2005）对1986－2002年扩展样本的研究发现分税制改革之后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同时财政分权效应还存在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

经济分权还不足以构成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全部激励。1990年代末以来，文献更多地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分权的特殊经历，尤其是中国特殊的政治激励。从经济学的视角，我们更关心中国政治体制的两个特征，一是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LiandZhou，2005），二是（基于民意调查基础上的）官员任免制度。Blanchard和Shleifer（2001）从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出发，强调了中国的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之间的纽带。俄罗斯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较弱，地方政府不存在主动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中国的经济分权伴随着政治集权，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非常强的（政治）动力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周黎安，2004）。Tsui和Wang（2004）认为中国自治性不强的财政分权和垂直控制的行政管理体制提供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对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影响渠道是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文献通常所说的标尺竞争对应于对下负责的政治体制，也就是说，对于地方政府行为的信息，普通民众和中央政府都处于信息弱势，但选民会参考其他地方政府的行为评价自己所在地区的政府行为，地方官员知道其选民会以其他地方为标尺，从而会效仿其他地方的相关政策来发展本地经济（BesleyandCase，1995；Baicker，2005）。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标尺竞争，同级政府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学习能够提高政府部门的运作效率，节约行政管理成本，防止滥用权力（Martinez-VazquezandMcNab，2003）。而我国政治体制的特点不同，地方政府主要不是对下负责，而是对上负责，在政治集权和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每年不仅要保证GDP的高增长（否则在政绩考核中被一票否决），还要根据GDP等指标排名，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有竞争GDP增长率的激励，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张晏，2005）。这种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成为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它是有助于转型初期的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的。

三、经济分权的代价：一个理论分析

钱颖一等人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分权式改革迄今为止取得的成就，但是这个理论更多地强调了中国分权式改革的好处，却没有分析分权式改革的代价[①].一个完整的分权理论应该既能够分析分权式改革的收益，也能够分析分权式改革的代价。否则，我们就无法回答如下问题：中国分权式改革的渐进转型的潜力还有多大？我们应该如何在发挥分权式改革的好处的同时避免它所产生的负面效果？这一节将从组织理论的角度提出一个分析分权式改革的代价的框架。

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分权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整个经济当作一个大的政治组织来看，中央政府在这个大的组织内部通过“分权”模拟出一个类似企业组织的激励机制。给定地方各级政府尚控制着大量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的事实，在现有的政治架构下对地方官员提供适当的激励，让他们直接分享发展地方经济的收益，将有利于他们追求经济的增长。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和行政体制内部的激励机制是否可以通过模拟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而被有效地复制出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找到政府部门的激励与私有部门的激励之间的实质性区别，说明政府部门在利用财政分权模拟企业的激励的时候会遇到哪些难题。

从契约理论的角度来看，政治组织中的激励与经济组织中的激励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政治组织委托人的偏好往往是异质的，而企业组织中股东的偏好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收益最大化。在政治组织中，每个利益集团都有它自己的偏好和利益，因而，无论对于任务本身，还是对于委托人，都很难界定一个指标对绩效进行衡量。第二，与委托人偏好的异质性有关的是，政治组织一般是多任务的（multi-tasking），这也与主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不同。除了效率和经济增长之外，政治组织还需要追求社会公正、收入平等、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质量等等目标。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由于政治组织的这种多任务性，在政治组织中很难通过基于单一维度（任务）的类似企业中计件工资式的强激励来追求各种目标，而且基于增长目标的考核很容易损害其他的社会目标。所以，我们观察到政治组织中工作人员的工资一般都是弱激励的固定工资制。第三，委托人的异质性再加上外部条件的差异，又引起了第三个政治组织和企业组织的差异。与企业绩效易于找到同类企业作参照不同，政治组织的绩效难以找到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中国政府不可能与美国政府进行比较，因为两国在很多方面都很不相同。中国的地方政府之间虽然可以进行一些比较，但地方之间的巨大差异也使得地方政府间的相互参照非常有限。换言之，政治组织是一个垄断组织，因而很难找出一个具有充分信息量的指标对其进行比较。

以上三个特征无非是说，很难有一个外部的充分统计量指标可以对官员进行客观的评估。这就决定了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的第四个区别，即在激励机制的设计方面，它更多地会采用相对绩效评估，而非绝对绩效评估。在现实世界中，政治组织中常用的一种基于相对绩效评估的激励手段就是职务晋升。中国的分权式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上级政府通过考察下一级政府辖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GDP）的相对绩效来晋升地方官员，而且这个机制在实证研究中已经被证明的确是在被中国政府使用着（LiandZhou，2005）。在缺乏充分统计量的政绩考核体系下，相对的GDP增长可能是一种次优的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具有信息量的指标。但是，这种财政分权加相对绩效评估的体制正在日益显现它的弊端。第一个弊端是，相对绩效的评估会造成人之间相互拆台的恶性竞争。确实，我们也观察到各地政府为了在GDP竞赛中名列前茅而采用了各种各样的以邻为壑的手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形形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地区分割和“诸侯经济”会阻碍中国国内市场整合的过程[②].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深远影响是，这种市场分割会限制产品、服务（甚至还有思想）的市场范围，市场范围的限制又会进一步制约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从而不利于长远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这最终会损害到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

过于依赖GDP作为相对绩效的考评指标，就给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另一个理由。因为城市的第二、三产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于是，地方政府对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大大忽视了，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地方政府用于支持农业生产的财政支出比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急剧地下降（陆铭、陈钊，2004；LuandChen，2006）。同样是为了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在各地的经济增长都依赖于招商引资的情况下，一旦发生资本拥有者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地方政府就会优先考虑资本拥有者的利益，而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则很容易被忽略。

相对绩效评估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人面临的冲击或者风险是共同的，这样仅仅通过人之间业绩的相对排名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出他们的绩效。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各个地区之间在自然、地理、历史、社会等很多方面可以说千差万别，由于这种异质性的存在，相对绩效是一个噪音很多的指标，基于相对绩效评估的激励方案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可以看作是相对绩效激励的第二个弊端。

第三个弊端实际上是第二个弊端的一种形式，鉴于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将其拿出来独立论述。由于各地区之间先天的（自然、地理、历史、社会等）差异性，或者由于改革后享受的政策的差异性，会出现由收益递增效应导致的经济增长差异，即使没有其他外力，穷的地区也可能相对地越来越穷，而富的地方则相对地越来越富（陆铭、陈钊、严冀，2004），这样就加大了相对绩效评估标准中的噪音，中央政府很难区分地方的经济增长绩效是由收益递增机制造成的，还是地方政府努力的结果。

相对绩效评估的第四个弊端来自于如下事实：在基于相对绩效评估的锦标赛下，赢家的数量是有限的，而大部分则是输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比较富裕的地区更多地享受着先天的优势和收益递增机制的好处，这就使得经济较落后地区的地方官员不能在相对绩效评估的机制下获得激励，通俗地来说就是，努力了也未必有用，[③]所以相对绩效评估对落后地区的官员基本上是没有作用的。但是官员也是理性人，在晋升的可能性比较小的前提下，他们会寻求替代的办法进行补偿，如，或者“破罐子破摔”。这样一来，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就会加剧落后的地区越来越落后、发达的地区越来越发达的两极分化现象。

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激励还有一些其他与相对绩效评估无关的难题。一方面，与企业的经理相比，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更加取决于一个团队的努力，而不是自己的努力，一个政府目标（如扩大就业）的实现取决于多个政府部门作为一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因此，在地方政府的“团队生产”中，不同的地方官员之间就可能存在严重的搭便车现象。另一方面，在企业经理的激励计划中，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激励经理追求企业长期目标的手段，比如说给予经理股份或者股票期权，但是，对于地方政府的官员却很难进行类似的长期激励，从而使得地方政府的长期目标被忽视，而这又集中体现为地方政府对于环境、收入差距、教育和医疗服务质量这些问题的忽视。

四、经济分权的代价：一些具体的分析和例证

上一节中，我们提供了一个简明的框架来分析中国分权式改革的代价，下面将结合现有的实证文献，为经济分权的代价提供一些例证。

1.经济分权与城乡、地区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所付出的一个代价就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特别是，构成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的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正在扩大（陆铭、陈钊，2004；LuandChen，2006；万广华、陆铭、陈钊，2005），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城乡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都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分权体制有关。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财政）分权的联系是非常易于理解的。由于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城市部门，因此，地方政府存在着优先发展城市、更多考虑城市利益和实施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激励。不少文献都指出，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出现的城乡间收入差距加剧现象，与中国政府实施的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有关（Yang，1999；Chen，2002；陆铭、陈钊，2004；LuandChen，2006）。李实（2003）指出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几点因素都可以作为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具体表现：政府对农副产品价格的控制；农村居民承受的不合理的税费负担；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封闭；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歧视性。除了以上四点，Yang（1999）、Tian（2001）以及Yang和Zhou（1999）还强调了金融体制中系统性的城市倾向，包括通货膨胀补贴和对城市部门的投资贷款；政府在政治晋升和分权体制双重约束下也存在减少支援农业公共支出比重的倾向。我们的一系列研究（陆铭、陈钊、2004；LuandChen，2006；陆铭、陈钊、万广华，2005）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正式地考察了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中国改革以来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如经济开放）都使得城市部门获益更多，具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其中，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支持农业生产的支出的比重-——这个指标的下降可以代表地方政府政策的城市倾向-——增加可以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从趋势上来看，这一比重却在急剧地下降。Knight和Song（1993）认为城市倾向政策下存在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的限制，这导致了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体现为农村贫困。在城市倾向的政策下，城市居民在住房、医疗、养老及教育等方面拥有更好的福利，加剧了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即使取消了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些倾向性政策也会使流动到城市后的农村居民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所以劳动力的流动依然难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Yang，1999；Yao，2000）。此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还有一系列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间接影响。[④]

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与财政分权体制有一定的联系。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进行着发展经济的竞争。中国的各地区之间在历史、地理和政策等方面的条件差异非常大，在地区间竞争中，东部地区因为有着各方面比较优越的条件而获得了相对更好的经济发展绩效，而且这种优势具有自增强的效应，相对发达的地区一旦领先就很难被落后地区追赶。张晏和龚六堂（2005）对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和发达地区更能获得财政分权的积极效应，而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或为负，这种财政分权效应的地区差异也加剧了地区差距。从县级财政数据来看，Zhang（2006）认为地区初始经济结构特征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发达的地区有较低的工业税和较高的土地收益，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高增长，而不发达地区对非农部门征收较高的税收，阻碍了经济增长。由于中国总体上来说是一个资本相对不足，所以各个地区之间展开了吸引外资的竞争。在这场地区间吸引外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竞争中，东部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三大地带获得了更多的外资和国际贸易份额，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了更好的绩效（Démurgeretal.，2002；ZhangandZhang，2003；KanburandZhang，2005；万广华、陆铭、陈钊，2005）。实证研究表明，各地区经济开放进程的差异所导致的地区间收入差距还与工业集聚有关，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拥有历史、地理和政策等各方面优势，获得了更快的工业发展速度，在全国总的工业产出中所占有的份额也越来越高（金煜、陈钊、陆铭，2006）。

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与不同地区所获得的中央财政转移有关。转移支付通常有两种目标，一是出于公平考虑的均等化目标，二是基于发展考虑的激励目标。按照均等化原则，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本应对经济落后地区给予更多的补贴，而实际的情况是，地区转移支付不仅没有达到地区收入均等化的目标，反而加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Raiser，1998；马拴友和于红霞，2003）。[⑤]最近的研究表明，分税制改革以来的税制安排和转移支付体系加大了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Tsui（2005）利用1994－2000年的数据分析了县级财政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发现非农业税收的差异是财政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其中所得税的影响因素大约为21%，而税收返还和分税制改革后实施的过渡期转移支付不仅没有缩小财政差距，反而占财政不平等的20％。Yao（2005）发现2002年县级转移支付数据对城乡差距存在显著的反均等化效应和挤出效应。

2.地区间的市场分割、重复建设与效率损失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地方经济的发展既直接关系到当地的财政收入和就业，又影响到对于地方官员的绩效评价，还进一步影响当地获得更多经济资源的能力。既然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在实际上并没有带来地区间的平衡发展，那么，地方保护主义和分割市场就成了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来看，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分割市场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地区间资源误配置已经成为事实，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违反地方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是缺乏竞争力和自生能力的（林毅夫，2002），而这些产业和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仍然拥有大量的就业岗位，创造着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通过分割市场来保护本地企业就成了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林毅夫、刘培林，2004）。第二，很多产业（特别是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成长性产业）都存在着由“干中学”机制所导致的收益递增性，因此，在这样的产业，一些没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如果能够较早地发展这些产业，在理论上就可能获得两种效果：一方面，如果当地的学习速度足够快，就可能实现在这些产业上的追赶，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可能逆转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即使追赶不能实现，当地也能够提升本地的经济独立能力，从而提高未来分享地区间分工收益时的谈判地位，获得更多地区间分工的利益。在这样的机制下，各地都会争先恐后地发展一些所谓的战略性产业，从而造成一轮一轮的重复建设（陆铭、陈钊、严冀，2004）。当重复建设的格局形成之后，各地的相关企业是否能够在市场上生存下去最终还是要接受市场本身的检验，当某些企业竞争能力不足时，地方政府则又有了通过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来获得短期利益的动机。

尽管当地区间差距扩大的时候，地方政府有通过分割市场的方式保护本地利益的动机，但改革开放以后，促使地区间市场走向整合的力量也是存在的。因此，中国国内市场的整合程度及变化趋势就成了一个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进行判断的问题。早期的研究发现，中国国内的市场并没有在改革过程中走向整合，相反，却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分割的迹象（Young，2000；Poncet，2002，2003）。这些研究引起了很多的争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说，中国国内市场是在走向整合的（Naughton，1999；Xu，2002；白重恩等，2004；桂琦寒等，2006）。尽管如此，但几乎没有人否认，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为地方政府采取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提供了激励，并造成分工的低效率和社会产出损失（陆铭、陈钊、严冀，2004）。同时，国内市场的分割也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难以发挥中国经济本应具有的规模经济优势。近来的一项研究还认为，由于国内市场分割严重，使得国内企业纷纷转向国际市场，借助于出口来扩大市场规模（朱希伟、金祥荣，2005），这就是中国国内经济的规模经济优势未得到应有的发挥的一个体现。

3.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中的群分效应与动态效率损失

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实施财政分权体制之所以重要，一个非常突出的原因就是利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提高地方公共品提供的效率。由于中央政府难以掌握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效率的有关信息，也不了解当地居民的偏好等信息，有效的地方公共品提供方式就是让地方政府去提供当地的公共品。在这样的分权机制下，看上去地方政府是公共品的垄断者，难以保证公共品提供的效率，但是，在居民可以自由地搬迁的机制下，实际上居民就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机制来形成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从而保证地方公共品的提供效率（Tiebout，1956）。

以教育为例，如果地方政府不把当地的学校办好，大家都会搬离这个地方，于是当地的房地产价格就会下降，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经济增长也相应地受影响。因为居民对于居住地的自由选择，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存在，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和质量通过房地产市场被“资本化”了。在美国，一个地区的居民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财产税的税率，作为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基础，而学生家长则通过居住地的调整选择最适合自己需求的教育服务。由于教育财政的税基是基于地方房产价值的财产税，因此，教育的投入和质量就通过影响房产价值而与当地的经济增长和政府的收系起来了，以财产税为基础的教育财政也就成了一种激励地方政府努力办教育的最优合同的执行机制（Hoxby，1995）。而在中国，虽然政府没有将财产税作为教育财政的收入，但居民通过变换居住地来选择教育并影响房价的机制同样存在，至少在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区之间，甚至在不同省区之间变换居住地都是比较自由的，对于高收入者来说更是如此。而房地产价格仍然影响着土地批租收入和房产交易税，也影响着当地居民的收入和受教育水平，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来自美国的经验研究发现，教育财政集权的确对提高教育的生产效率不利（Hoxby，1995；Peltzman，1993，1996）。

但是，在中国由地方财政提供教育和医疗这样的公共服务的体制下，却导致了社会公众对于这些行业的极大的不满，这又是为什么呢？下面我们来进一步分析在简单的公共服务财政分权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公平和效率损失。

首先，地方政府的目标相对于社会目标来说更加短期化，特别是在地方政府的官员根据经济增长绩效来获得晋升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更加会注重能够很快在经济增长上获得效果的工作，而对其他长期目标则相对忽视，而且也很难找到相应的机制来激励地方政府追求长期目标。教育和医疗的发展就是对于经济增长短期效果不显著，但长期来看非常重要的目标，因此，地方政府对教育和医疗采取了“甩包袱”的做法，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尽管公共品提供的财政分权体制本身并没有错，但由于没有正确有效的激励机制，就使得像教育和医疗这样的公共服务提供反而出现了政府投入相对不足的现象。

其次，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包办一切相比，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退出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政府退出什么领域却是应该仔细考虑的。哈特等（Hart，etal.，1997）的理论研究说明，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取决于产品的性质。私人部门有充分的激励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当产品的质量比较容易监督的时候，通过市场来组织生产就比较有效。但是，当产品的质量非常难以监督的时候，如果通过市场来组织生产，私人部门的生产者就可能会牺牲质量而降低成本，这时，由政府来提供这些产品就更加有效。不难理解，教育和医疗这样的服务之所以比较适合由政府来提供，是因为这类服务的质量非常难以监督。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就不难明白了，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提供当地的公共服务是较为有效的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彻底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来推卸政府责任。而中国的地方官员升迁制度过于强调增长目标则是财政分权体制带来公共服务提供的低效率的原因，因此，地方公共品提供的有效机制是在财政分权的大框架下形成正确的激励机制，并通过中央政府的适当干预来纠正其中可能存在的误区，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地方公共品提供的财政分权体制。

在教育发展中，如果缺乏适当的机制设计和适度的中央政府干预，那么，简单的教育财政分权体制可能会存在一些直接的效率损失。首先，在劳动力存在可以跨地区流动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城市内部可以自由搬迁的情况下，人们会在好学校附近聚居，并且导致周围的房价上涨。另一方面，那些不居住在好学校附近的家庭也往往愿意花费额外的成本让子女上好学校接受教育，这就是择校行为。两种行为的结果都是使得收入较高和社会资源丰富的家庭有更强的实力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最终形成不同家庭的子女按照收入和拥有的社会资源来进行教育群分（sorting）的现象，并且在居住方面表现出不同收入水平、职业和社会地位的社区之间的相互隔离，而按居住地段入学的政策大大加快了聚居和群分的现象。在缺乏适当的机制设计和中央政府的适度干预的情况下，产生了基础教育投入的地区和城乡间不平衡，于是优质教育资源（如优秀的老师）也在收入的吸引下向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聚集。在劳动力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这也加剧了教育的群分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现象（丁维莉、陆铭，2005）。

教育的群分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除了有碍公平以外，在人力资本生产上也是没有边际效率的，同样的资源在边际上如果能够更多地投向低收入家庭中的高能力孩子，显然将提高社会总的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实现。同时，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也将进一步加剧社会的阶层分化，并有可能使某些特殊的人群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成为社会难以医治的痼疾。在美国，一些大城市内部贫民窟的社会问题与教育群分现象联系紧密，一些低收入的家庭（特别是黑人家庭）难以让他们的子女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已经形成了低收入－低教育－低收入的恶性循环。[⑥]类似的问题也应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思考。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改变原来的政府包办教育的模式，实行教育的产业化本身并不是错误的，教育财政的分权、学校之间的竞争和优质教育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的市场定价是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必要条件，同时，政府应该推动奖学金和教育券制度来减少教育群分中出现的动态效率损失。特别需要加以强调的是，在教育市场上，只要居民能够自由地搬迁居住地，那么，简单地通过禁止择校只不过是使得高收入者更多地借助于买房来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并推动房价的上升，更为合理的政策应该是适度地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有利于提供其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制。[⑦]

五、机制设计与下一步改革的政策建议

如果说中国的前期改革正是充分利用了分权式改革的好处的话，那么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则是如何减少目前的分权体制的弊端。与俄罗斯等其他转型经济相比，中国的分权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中央政府主导和控制下的机制设计问题。在认清中国分权式改革的动力机制和局限条件的基础上，正确地设计合理的改革方案，对于中国分权式改革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由于不同的改革阶段的目标和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因此，不同的改革阶段需要不同的改革方略。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下一步的改革方略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1.地方层面的放松管制。通过放松规制和改进公共部门本身的治理来减少公共部门控制的社会经济资源。给定我们前文刻画过的中国分权式改革下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公共部门这两个层面的改革都首先应该在地方的层面上进行，应该减少地方政府所掌握的社会经济资源，削弱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企业家（politicalentrepreneur）地位，从而降低它们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倚重，从而就无需借重相对绩效评估的激励机制，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减少相对绩效评估带来的各种代价。随着地方政府掌握的社会经济资源减少，可以在地方性市场化的基础上促进全国性市场的整合，实现国内统一大市场，这会极大地促进专业化、内生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2.限制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创造功能。仅仅在地方层面放松规制还不够，因为从金融的角度来讲，地方政府还可以内生地创造出很多流动性和金融资源出来出来。这是因为，虽然财政分权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但是由于转型期间制度上的不完备，地方政府仍然有很多方面来创造流动性。地方政府创造流动性的手段主要有：（1）干预设在地方的银行的信贷行为，（2）通过各种形式的乱收费行为而创造了大量的预算外收入，（3）在市场化过程中，通过土地批租等方法创造出大量的“资本化”的收入。按照软预算约束理论的逻辑，流动性创造的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等价于集权下的情形（DewatripontandMaskin，1995）；所以，尽管财政分权可以硬化各级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但是内生的流动性创造功能又弱化了这个效果。所以，中国分权式改革下一步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对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创造功能的约束和限制。

如果对这些流动性创造约束不加限制，就有可能导致以下后果：（1）地方政府的预算没有得到硬化，从而可以继续保护国有企业和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尽管此类现象已经不严重），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没有充分的激励来放松规制；（2）在要素市场不完备的时候，土地批租行为会导致资产市场发生很大的扭曲；（3）由于先天条件、政策优惠和规模经济的原因，不同的地区在流动性创造功能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而导致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和地方公共品提供的不平衡加剧。[⑧]

还是从改革的时机（timing）上来看，由于地方政府目前基本上完成了地方层面的市场化、民营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如果现在限制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创造功能，对经济造成的扭曲就会比较小（早期的流动性创造功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是有好处的）。限制流动性创造功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限制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行为；（2）对政府的土地批租行为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包括对其进行立法；（3）加强各级政府的预算过程管理和监控，对预算外各种收入进行严格打击；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才给予地方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其他财政工具的权利。

3.改进地方政府的治理和绩效评估机制。通过地方层面的放松规制和限制地方政府流动性创造功能减少了地方政府控制的经济社会资源和金融资源后，就应该不失时机地推进地方政府的治理和绩效评估机制。这是因为，虽然地方政府在“软件性”公共品（如教育和医疗）的提供方面却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由于中央政府的信息劣势，分权的公共品提供模式需要保持，但需要加以改进才能解决地方层面“软件性”公共品提供的质量和数量问题。用赫希曼（Hirschman，1970）的话来说，如果说前期的改革主要运用了“退出”（exit）和“用脚投票”机制，使得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和吸引内外资而展开了Tiebout意义上的竞争的话，下一步的改革应该适当引入“呼吁”（voice）的机制来改进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治理。如果不能适时地推进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地方政府的行为很有可能从前期的“援助之手”变成“攫取之手”，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政府会更容易与地方性的有势力的利益集团合谋或者被他们收买。改进政府治理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是，改进对地方政府以GDP为基础的相对绩效评估体系，更多地引入其他目标的权重，如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等，这样就可以降低前期相对绩效评估带来的负面效果。

以上几个方面的改革将会改变前期改革中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和行为，从而会从根本上解决内生于前期改革中的诸种问题（收入差距、重复建设与市场分割、公共品供给的公平缺失等）。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而艰巨的社会工程，中国的分权式改革在第一阶段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其他转型经济的前头。分权和集权的选择其实是“激励与协调”之间的权衡，中国前期的改革的成功之处在于做对了地方政府的激励，但是在协调方面的问题则越来越凸现出来，所以，现在正是中国调整发展方略的转折点。正如前期的改革是积极的制度变革和机制设计的结果那样，在第二阶段的改革中，政府同样也应该考虑到新阶段的目标和变化了的约束条件，不失时机地将改革推向前进，走出一条独特而成功的中国式的分权式改革之路，这种发展道路不仅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可能对其他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具有普适的意义，从而为全人类的发展提供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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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严冀、陆铭（2003）较早地意识到分权体制的代价这一问题，特别是其在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方面的表现。

[②]对此，不妨参见严冀、陆铭（2003）的评论。

[③]Cai和Treisman（2005）指出，由于存在地区间的差异性，地区间为争取资本而展开的竞争对不具有先天优势的地区而言激励效应较弱。

[④]Carter（1997）的研究认为，城市倾向政策对于农业生产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也造成了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扭曲。另外，杨涛认为中国实行的城市倾向政策会由于部门倾斜的收入转移以及在健康、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不仅扭曲了这些部门中的工人的激励，而且也将影响到他们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并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些都将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不利（Yang，1999）。

[⑤]从省级数据的相对指标来看，尽管分税制改革后的转移支付政策没有明显地扭转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格局，但东部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相对于自有收入的份额有所下降，2001年比1995年减少了近12个百分点（张晏和龚六堂，2005）。

[⑥]Fernández和Rogerson（2001）的研究发现，群分现象的加剧将显著地提高收入不平等状况。

第6篇：新经济政策弊端范文

随着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的逐步推进，为了提高社会监督和教育工作质量，国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以及《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等一系列规定，高校信息公开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高等学校会计信息披露是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督促教育资源合理利用的重要保障，因此，研究高校会计信息披露问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简述了高校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性，然后分析了目前我国高校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对相关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给予了相应的建议措施。

关键词：

高等学校；会计信息；信息公开与披露

一、高等学校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性

2014年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要求全国高校建立即时公开制度，在每年10月底前向社会公布上一学年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增强了高校信息公开的改革力度。高等学校是提供高等教育的组织机构，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部门，会计信息披露机制的建立，使得预算会计体系成为高校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会计信息披露体系成了高校发展的首要任务。高校会计信息披露是确保信息真实、及时要求的保证，是完善高校内部治理、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内容，也是迎合及时公开制度、完善年度报告制度的信息保障，更是高校构建统一公开平台、为社会公众提供查询入口的具体要求。因此，高校会计信息披露是教育类事业单位发展的必然道路，也是提高高校管理水平的直接手段。随着我国事业单位革新的完成，高等学校为了提高自身教育管理水平，逐步加强了会计信息披露，高等学校会计信息是全面反映相关经济活动、教学科研规模和效益以及监督学校活动的重要信息依据，还是进行相关决策、预测和管理规划的基本参考。高校在资金运作中，人、财、物、信息等构成了信息流和物流，会计信息是其主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简单的会计数据，而是会计数据所获得的知识、消息。会计信息的未来战略规划是高校管理部门未来长远发展规划的重要基础，能够反映本单位在较长时期内所要实现的目标以及相关措施和部署。因此，高校会计信息披露是建立会计信息系统战略规划的重要前提，也是高校战略管理规划的重要依据。

二、我国高校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据相关信息，针对我国75所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公开情况所做出评价的第三方报告，《2015年度高校信息公开情况评价报告》显示这些高校信息公开综合规范性全部“及格”，虽然及格数量较去年有所增加，但不少高校仍然存在“缺斤少两”、“经不起深入”的问题。在教育部出台的相关信息公开规定，我国高校的信息公开制度建设逐渐开始，但是建设普及面还不充分，会计信息公开的范围及内容还不够清晰，同时相关公开机制也不够完善，因此我国高校会计信息披露还存在不少问题。

1、高校会计信息披露形式和体系不健全

高校作为我国事业单位教育类的一种，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一直都在变化，高校现行的会计报告体系还不健全，不仅不能满足利益相关者不同的信息需求，还存在不少的漏洞和弊端。高校事业单位教育活动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收支状况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收支活动相对简单，现金和银行存款是主要的支付收款形式。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高校经营业务产生了许多新形式，而现行的预算会计制度、会计报告形式无法真实、完整的核算和披露这些新业务，因此我国高等学校会计信息披露形式、会计信息体系不仅不能满足新经济时代新业务活动的需要，也不能满足社会大众的监督检查需要。

2、高等学校会计信息披露存在信息失真问题

高等学校会计信息披露失真主要就是会计信息的失真，会计信息失真表现为多方面：一是内容的失真，有收入、成本费用的失真，还有财务成果、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的失真等等；二是会计信息表现形式的失真，包括原始凭证的不真实、不合理、不完整造成的会计信息失真，还有会计记账单据的不规范，更有会计报表编制时汇集的会计信息失真等。高校会计信息失真造成会计信息披露也会失真，一方面经济政策的变化、会计方法原则的改变都会引起会计信息失真，另一方面会计人员对于相关政策的理解不够彻底，相关业务的会计处理方法一旦不一致也容易导致会计信息失真。总之，高等学校会计信息披露的信息基础容易存在失真问题，会计信息失真是会计信息披露失真的主要原因。

3、高等学校会计信息处理工作还不能满足披露要求

高校会计信息是会计在不同环节，不同时期加工处理数据而生成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处理工作与信息使用者需求相关联。高等学校会计信息处理工作还不够成熟，会计信息处理工作主要是通过处理会计信息数据获得新的结构和形态，转换成有一定用途的信息，实现会计信息处理的目的。会计信息处理的首要环节就是会计信息的加工，高校对会计信息的加工方法较为简单，没有起到信息加工的最终目的。另外，高校会计信息的传递、存储和检索只能满足高校内部会计信息的使用和管理，而会计信息的处理工作不能为后续的信息公开和披露做出充分的信息支撑，也就是说高等学校会计信息处理工作还不能满足信息公开、披露的具体要求。

4、高校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和结构存在严重缺陷

高校会计信息披露结构，也就是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附注构成的会计信息披露结构明显不完备，如果将会计信息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产品”，那它也具备相应的制造者和消费群体，任何一个制造或是消费会计信息的主体，都能或是期望能从这种行为中获得收益，在产生会计信息中人为作假是基于会计信息披露缺乏制度化、法律化的刚性约束。假如在一定时期的制度安排鼓励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并对实施这种行为的主体给予奖励，则市场上普遍提供的信息其质量应当能令人满意；相反，如果市场不奖励，甚至惩罚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主体，那些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主体又能获得不菲收益，则市场上普遍流行的会计信息，虚假成分必定居多。在会计信息披露时，追加具有独立权威的会计审计，可以从结构上控制会计信息失真发生的可能性。总之，会计信息披露无论是制度安排还是结构缺陷，客观上都是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因素。

三、完善高等学校会计信息披露的建议

1、加强高校会计信息披露的载体管理

高等学校的会计信息只有文字、数字、符号、语言以及图形，原始凭证、记账凭证、财务账簿和财务报表等是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载体，会计信息只有通过相关载体才能为管理工作服务。一是高校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收据与发票的管理，使用的收费票据必须由政府统一定制和发售，并对使用情况进行抽检；二是规范高校账簿和会计科目的设置，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和要求，对相同类型的高校统一记账要求；三是进一步规范会计报表的格式和内容，便于会计信息的纵横分析和比较，并制定统一的考核指标。

2、进一步提高高校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高校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是信息公开制度建立的内在要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高等学校的主管部门必须严格规范会计原则、会计制度，尽量填补会计制度建设的不足和漏洞，严格规范会计科目的设置，严肃界定各个会计科目的应用范围，加强《会计法》的认识和落实，强化法律约束，明确必要法律责任，完善会计岗位责任制度，同时强化会计人员的专业性，保证会计人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保证会计人员行为更加规范、合法。

3、统筹建立高校会计信息管理系统

高校会计信息管理系统是利用计算机科学对高等学校会计进行管理，计算机会计管理软件是会计信息的重要载体之一。在确定会计、财务制度和信息披露规范之后，根据相关规定和制度要求进行会计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和完善，将会计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成为高校会计信息的主要载体，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障会计信息披露的完整性。统一高等学校计算机会计管理软件，制定计算机财务管理制度，使高校会计信息管理系统更加科学，会计信息准确率更高。因此，统筹建立高效会计信息管理系统能够提高高校会计信息披露水平。

4、提高高等学校会计信息处理的管理能力

高等学校要进行会计信息披露必须具备对会计信息加工、储存、检索、传递以及传输等的信息处理能力。加强对会计信息处理的管理能力，主要包括对会计人员进行处理工作能力的强化，为高等学校预测资金变动提供依据，也为信息公开提供有效手段，从而实现高校的决策和管理更加有效，形成信息公开的经济效益。一是对大量的会计数据进行重复处理，巩固原始数据的逻辑判断；二是严格管理会计数据，减少会计数据复杂带来的不可靠性和非正确性；三是增强数据资料保护的方式和水平，提高会计信息处理结果的安全系数。

5、建立高等学校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体系

高校建立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体系，不仅需要完善内部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体系，还需要加强政府部门的会计监督检查能力。一是加强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的治理整顿，建立科学有效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管理制度和约束体系；二是将高校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组织管理机制，强化内部管理与控制的科学化和有效性；三是加强财务控制核心作用，建立科学和激励、约束机制，界定以经营者业绩为基础的经营者权利、责任和利益合理的制度体系；四是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强化刚性法律法规的约束力量。为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从社会经济角度考虑高校信息公开，防止高校经济过热，使教育在可控制的情况下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韩志光、范瑞春、范银、霍效兰：高校会计信息系统内控体系引入风险管理框架的可行性研究[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2]曾瑛：高校会计信息失真原因及对策研究[J].职业技术，2015（10）.

第7篇：新经济政策弊端范文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建筑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的不断涌现，并让原本就竞争激烈的建筑市场变得更加严峻。而建筑企业为了实现自身效益的最大化，有效规避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风险，就必须要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积极作用，并将内部审计与财务风险管理有机的结合到一起，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企业经营的潜在风险，从而减少建筑企业因财务风险带来的损失。

关键词：

建筑企业；内部审计；财务风险管理；预测评估

近年来，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都给我国建筑行业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这虽然给国内众多建筑企业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筑企业原有的内部审计办法以及财务风险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当前社会发展形势。因此，为了促进建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在严格的内部审计基础上，做好风险预测、规划以及应对措施的制定工作，从而在高效防控各类财务风险的前提下，提高建筑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一、建筑企业财务风险的概念及形成原因

建筑企业财务风险，泛指那些在企业理财活动中，受各种不可预料、不可控制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各种风险，不仅包括融资风险、投资风险以及资金收回风险，同时收益分配风险也是其中较为关键的一环。建筑企业如不能对此采取有效措施，则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其中，导致建筑企业产生财务风险的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客观原因。市场变化瞬息万变，而一旦建筑企业自身能力不足或者资金相对匮乏，就很难在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市场变化，进而产生财务风险。特别是对于那些中小型建筑企业而言，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比较侧重于大型国有建筑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对于中小型企业的扶持力度较小，再加上中小型企业融资门槛较高，使得它们更容易在市场突变时产生财务风险；第二，主观原因。有些建筑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管理模式以及理念相对落后，且企业员工培训体系也不够健全，财务管理观念陈旧，风险意识淡薄，很容易在财务管理环节出现纰漏，进而产生大量财务风险。与此同时，有些建筑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甚至于仍在沿用传统的粗放式管理模式，使得企业对自身固定资产及其他资本均缺乏有效监控，从而引发财产流失、资源浪费等问题。另外，有些建筑企业的管理水平较差，对于企业的未来发展并没有做出合理规划，使得企业很容易在承接建筑项目后出现资金短缺问题，进而陷入财务困境；等等。上述内容都是目前建筑企业，特别是那些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等中小型企业出现财务风险的主要因素，作为建筑企业的管理者，应该切实做好财务风险管理工作。

二、建筑企业内部审计对财务风险管理的作用

内部审计是一项独立的、且客观的保证和咨询活动，开展内部审计可以达到增加企业价值以及改进组织策略的目的。与此同时，相较于企业其他职能部门，内部审计在企业财务风险防控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独特的、意义深远的。内部审计与建筑企业的生产经营是相对独立的，它并不会参与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制定及其他业务活动的实际操作。正是由于内部审计不承担各项业务管理问题的直接责任，才能使其成为有效防范财务风险的客观条件。其中，在建筑企业财务风险管理中加入内部审计，可以取得以下作用：

(一)监控作用

内部审计最初就是为了方便查错防弊存在的。通过对建筑企业内部各管理层及部门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监测，一方面可以保证建筑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各项规章条款得以有效落实，大大降低发生偷工减料或者现象的发生几率，另一方面还能在第一时间就发现的问题进行纠正，并对纠正效果进行评估，从而为建筑企业未来的良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二)咨询作用

建筑企业可以依靠内部审计具备的监测功能，对自己内部的结够、程序、战略以及风险等有一个全面系统的掌握与评价，综合性强且涉及面广，并为内部审计咨询职能的发挥提供有力支撑。在实际工作中，内部审计有必要并且有能力向被审计单位提供一些包括咨询、建议、协调、过程或流程设计以及培训等工作。内部审计的咨询服务丰富了创造型的内部审计内容，可以与保证服务一起共同促进审计目标的实现。

(三)风险预测

通过内部审计可以对建筑企业的实际情况有一个全面彻底的了解以及把握，这就使得内部审计有能力对企业未来发展中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做出科学合理的分析以及预测。与此同时，通过评估与监测还能及时发现建筑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以及弊端，从而为管理者或者决策者做出决策提供客观详实的理论依据，使企业有效规避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财务风险。

(四)评价作用

内部审计需要对建筑企业的所有财务状态、财务活动以及财务成果等进行鉴定与评价，由此得出的审计结论，也是企业实施财务风险管理的有力依据。与此同时，内部审计还可以对建筑企业内部各部门生产经营报告的真实性、效益性以及正确性等进行确认，从而为奖惩制度的完善提供保障。

三、建筑企业利用内部审计提高采取风险管理效率的策略

内部审计作为建筑企业内部管理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贯穿于建筑企业管理的每一个角落。只要建筑企业进行管理经营，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风险，所以，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各项职能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中，建筑企业在运营管理过程中面临的财务风险主要来自筹资以及投资等方面，而为了加强对财务风险的有效防控，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积极作用，也应该从这几方面入手：

(一)从建筑企业筹资方面来看

现如今，建筑企业的筹资渠道也趋向多元化，向银行借贷、发行债券、债务重组以及股票等，都是现代企业筹资的主要渠道。然而筹资渠道的不同，可能产生的财务风险也会存在一定差异，这就要求建筑企业在筹资时需要充分考虑其优缺点，借助内部审计来对因筹资方式选择不当引起的财务风险进行防控。举例来说，银行借贷根据期限的不同可分为长期借款以及短期借款两种。建筑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筹措到大量资金，以此来满足企业长期或者短期的资金需求。但是银行借款受利率、汇率及其他相关条件波动的影响很大，所以，建筑企业在通过银行借款缓解资金压力时，也可能会因上述条件的变化产生财务风险，进而蒙受损失。基于此，内部审计人员需要在建筑企业向银行借款前，对以下内容进行核实与评估：第一，对借款建筑企业的特点、能力以及条件等进行评估；第二，对借款建筑企业的借款原因及用途的合理性进行评估；第三，对借款建筑企业能否将借款用到实处，并且能为企业带来多大收益等情况进行核实评估。

(二)从建筑企业投资方面来看

建筑企业制定和执行任意投资决策时，必须要利用内部审计来强化自身的风险防范意识。在实际投资决策过程中，为了有效提升投资效益，建筑企业应该在投资方案实施过程中积极运用风险防范控制策略，加强风险预防与控制，从而在确保预期投资目标得以实现的前提下，保证建筑企业的切身利益。具体来说，相关的内部审计人员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的投资风险评价机制，来对建筑企业投资方面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防范：第一，对投资规模进行确定。由于建筑工程项目的特殊性，使得大多数建筑企业并不会将大量的资金用来进行长期债权投资或者长期股权投资，所以，建筑企业需要参考以下公式，来考虑企业对外投资是否与企业资产匹配；第二，内部报酬率。在建筑企业的投资过程中，内部审计的主要职责就是对企业投资项目的盈利率进行分析评价，其中，投资项目的盈利率是真实反映企业投资使用效率的重要标准。一旦内部报酬率低于企业资金成本，则建筑企业就势必会承受较大的财务风险，进而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财务风险是任何一家建筑企业都无法完全避免的，想要获得效益就势必要承担一定风险。所以，为了加强对财务风险的有效防范，建筑企业应该在财务风险管理中充分发挥内部审计职能，在保证其客观性以及独立性的基础上，提高企业财务风险防范意识以及能力，从而减少因筹资、投资引起的损失，使企业得以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维信.营改增背景下建筑企业内部审计与财务风险管理的探讨[J].中外企业家，2016(23).

[2]吴健.浅谈内部审计在施工企业风险管理中的应用[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9(15)：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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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茜.建筑企业内部审计与财务风险管理探析[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4(24)：85-86.

[5]朱全英.新经济环境下内部审计监控财务风险的意义与途径[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6(8)：104-105.

第8篇：新经济政策弊端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第9篇：新经济政策弊端范文

关键词：二元经济　农业剩余　经济发展

一、理论渊源

刘易斯(Lewis)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维持生计部门，二是资本主义部门。维持生计部门比现代部门要庞大得多，吸收大量的就业，同时存在隐蔽失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数；工资不是由农民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是由维持传统部门劳动者生活的最低水平决定的。资本主义部门十分弱小，从业人数少；劳动生产率要比维持生计部门高得多，能够创造利润，形成剩余；由于维持生计部门存在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能够长期保持不变。在此基础上，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城市工业部门，因此，要实现经济发展，就要扩大城市工业部门，而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大依靠于资本积累。由于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隐蔽失业人口，可以为城市工业部门扩张提供所需的劳动力；加之工资受供求关系影响而长期保持低水平，这就使城市现代化工业部门获得高利润。而这些高利润再投资，又能从农村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因此，经济发展的关键就是工业发展的规模与速度。

很显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过分强调工业部门的重要性，忽视了农业部门的作用，把农业部门仅看作为农产品和剩余劳动力的提供者；二是对现代部门的积累――投资――就业扩大之间的联系看得过分简单，忽视了现代部门投资的技术倾向。而实际情况是，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大，现代部门越来越倾向于采用资本密集型的技术，现代工业部门虽然扩大了，但就业机会却增加很少甚至不增加；三是二元经济模型是假设过剩劳动力只存在于农业部门，在城市则不存在失业，而现实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同样存在严重的失业问题。

费景汉(Fei)和拉尼斯(Ranis)认为，刘易斯没有重视农业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性，忽视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是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的先决条件。针对刘易斯理论的缺陷，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中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发展，被称之为费景汉一拉尼斯模型。费一拉模型认为刘易斯只考察了农业存在过剩劳动力的经济发展第一阶段，即农业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农业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一阶段，因而是不全面的。针对这一弊端，费一拉模型认为劳动力转移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边际生产率等于零或接近零，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显性失业人口，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无限大，劳动力从传统部门转入工业部门后，不会出现粮食短缺问题，因而劳动力转移不会受到阻碍。第二阶段，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提高，其值介于零和不变制度工资之间，农业部门存在隐蔽性失业人口。此时，因为农业边际生产率为正值，当农业劳动力转移后，农业总产品就会减少，平均农业剩余低于不变制度工资，提供给工业部门的农业产品就不足以按制度工资来供养工业劳动者，引起农产品价格上涨，导致工业部门工资上升，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利润下降，工业扩张减速甚至停滞，因而劳动力转移将会受到阻碍。第三阶段，农业部门已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边际生产率高于不变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商业化，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再取决于制度工资，而由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市场共同决定。此时，农业与工业两部门平衡发展。

费一拉模型指出提高农业生产率以获取更多的农业剩余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为了避免劳动力转移的停顿，必须使农业生产率与工业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以使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平衡发展。费一拉模型是对刘易斯模型的重大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加接近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理论描述。首先，该理论不仅把农业看作为工业提供所需的廉价劳动力，而且同时看作为工业提供农业剩余。这个观点纠正了刘易斯模型忽视农业部门发展和整个经济中的粮食供给问题，是对刘易斯模型的最重要的改进。其次，费一拉模型不仅指出农业部门技术进步是解决粮食短缺的根本途径，而且指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是实现结构转变的关键因素。最后，费一拉模型系统研究了技术进步类型对工业部门就业增长的影响，提出发展中国家应注重引进和鼓励具有劳动使用密集偏向的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对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该模型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一是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失业问题。二是没有考虑到现代工业部门发展中来自有效需求方面的约束，将创造生产能力(而不是需求)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二、中国的现实情况

中国属于典型的二元经济，自建国以来一直致力于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加快了工业化进程，期冀能够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的路径实现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发展的目的，但是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工业产能过剩与农业剩余不足并存、高资本积累率与城乡失业并存、投资过度与消费需求不足并存等现象，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结构调整的瓶颈。

(一)工业产能过剩与农业剩余不足并存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依托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并以开放国内市场为代价，将国际产业资本引入国内，逐步填补并丰富了国内产业，使工业品供给逐渐走出短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尤其在近几年持续高涨的投资推动下，部分行业已经出现严重过剩的局面。

以生产资料为例，2008年，我国粗钢产能6.6亿吨，需求仅5亿吨左右，约1／4的钢铁及制成品依赖国际市场。水泥产能18.7亿吨，市场需求仅为16亿吨。目前在建水泥生产线418条，产能6.2亿吨，另外还有已核准尚未开工的生产线147条，产能2.1亿吨。这些产能全部建成后，水泥产能将达到27亿吨，产能将严重过剩。平板玻璃产能6.5亿重箱，产量5.74亿重箱，约占全球产量的50％。2009年上半年新投产13条生产线，新增产能4,848万重箱，目前各地还有30余条在建和拟建浮法玻璃生产线，平板玻璃产能将超过8亿重箱，产能明显过剩。煤化工产能过剩30％。多晶硅产能2万吨，产量4,000吨左右，在建产能约8万吨，产能已明显过剩。此外，风电设备、电解铝、造船、

大豆压榨等行业产能过剩矛盾也十分突出。

再以消费品为例，据商务部对全国600种主要消费品的市场供求状况调查数据，2008年上半年在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有491种，占81.8％；供过于求的消费品有101种，占16.8％，主要集中在电器、体育娱乐用品、五金工具、鞋帽等领域；供应偏紧的为：猪肉、牛肉、羊肉、大豆、豆油、菜籽油、花生油和鲜奶等8个品种的农产品。

与此同时，农业发展却因支持力度弱、农业生产收益低等多重原因导致了农产品供给不足的现象。2004年以来，我国农产品进口大幅增长，出现了严重的贸易逆差。2004-2008年间，我国的农产品进口从280.3亿美元增至586.6亿美元，增长了109％。2003年，农产品贸易顺差还有25亿美元，到2004年则出现了严重的逆差，逆差额高达46亿美元。农产品供给不足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从2004年起，连续五年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要求各地抓好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从2005年开始，农业生产虽有所增长，农产品出口增幅明显高于进口增幅，贸易逆差开始减少，2006年逆差仅6.7亿美元，但2007年后，农产品贸易逆差再次迅速扩大，2007年、2008年逆差分别达40.8亿美元和181.6亿美元。

以粮食、食用植物油、棉花、糖料等主要农产品的进出口为例，2004-2008年间，粮食进口量从2,998万吨扩大到4,131万吨，5年进口累计16,838万吨，出口累计3,875万吨，净进口达12,963万吨，进口总量是出口总量的4.3倍。食用植物油进口量从676万吨扩大到817万吨，进口累计3,623万吨，出口累计110.4万吨，净进口达3,512.6万吨，进口总量是出口总量的33倍。棉花进口量从191万吨攀升至211万吨，进口累计1,269万吨，出口累计6.4万吨，净进口累计1,262.6万吨，进口总量是出口总量的198倍。糖料累计进口594万吨，累计出口77万吨，净进口517万吨，进口总量是出口总量的7.7倍。通过分析主要农产品的进出口状况，可以发现我国的农产品供给并不充足，在国际贸易中主要是需求方，需要依靠进口弥补国内的消费缺口，农业剩余还不足以支撑过度工业化。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大出口来缓解国内过剩的产能，另一方面却要高价进口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和农产品，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受到极大的损害。

(二)高资本积累率与城乡失业并存

二元经济模型假定现代部门的就业创造速度与现代部门的资本积累成比例，资本积累速度越快，现代部门的增长率越高，创造新职位的速度也越快。但是，如果资本投资于劳动节约型的项目，则并不会带来相应的就业增加。

在我国的工业化过程中，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投入增长率远远超过就业增长率。资本密集程度的迅速提高，使工业部门吸收新增劳动力的能力随之减弱。2003-2008年间，中国的资本形成率从41％提升至43.5％，对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从5,701.7亿元增长至7,6961.3亿元，5年间增长了1,250％，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仅从16,077万人增长至21,109万人，5年间仅增长31％。很显然，对工业投资的增长难以带动相应的就业增长，而且目前的工业品供给已经过剩，国内市场难以消化过剩产能，这对企业扩张形成了约束。

此外，二元经济模型是假设劳动力过剩只存在于农村地区，在城市则不存在失业。在我国，城市与农村失业并存。2003-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保持在800多万，如果加上未就业的大学生及未登记的失业人员，失业率肯定高于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4％，城市就业压力相当大。在农村，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低，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以剩余形式表现出来，不仅造成农村地区就业岗位的损失，而且形成了城市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以粮食进口为例，2004-2008年，我国粮食净进口分别为2,484、2,145、2,463、2,119、3,752万吨，按2005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为1,598公斤计算，每年损失的就业岗位分别为1,554、1,342、1,541、1,326、2,348万个。对于一个劳动力资源充足、国内就业压力大的国家而言，大量进口粮食实质上是在输出就业机会，加剧国内的就业压力。

(三)投资过度与消费需求不足并存

二元经济理论将创造生产能力视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在工业化尚未完成之前，需求不构成经济发展的约束，这显然与中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投资、消费需求不足的现状相悖。

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对投资有高度的依赖性，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年份往往是由大规模的投资驱动。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已陷入投资过度与消费不足并存的困境。2001-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为23％、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平均增速为14％，投资增速比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速快了9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快于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反映到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上就是资本形成率越来越高，最终消费率则逐渐趋于下降。2001-2008年，我国的资本形成率从36.5％上升至43.5％，最终消费率则从61.4％下降至48.6％。

以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01年，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为50％，到2008年，投资需求贡献率上升为68.4％，而消费需求贡献率则下降为37.7％。以两大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来看，2001-2008年，投资需求平均拉动经济增长5个百分点，同期，消费需求均拉动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大于消费需求。

中国目前这样的投资一消费比例关系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障碍，经济增长的内生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往往需要投资的推动，而投资主导的经济终将导致过剩局面的出现，使得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消费需求约束。

三、农业剩余不足条件下工业化对国民经济的危害

(一)国家利益受损

在当前工业品过剩与农业剩余不足的背景下，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极大损害。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依靠大量的生产要素投入来实现的，为了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就必须以低廉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价格为保障，当国内的资源供给无法满足工业生产的需求时，只能依靠进口，结果就是高价进口国外的自然资源和长期压低国内人

力资源的价格，以确保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

以铁矿石进口为例，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007年，我国共进口铁矿砂3.8亿吨，价值337.8亿美元，分别比2006年增长17.5％和61.5％。2008年我国进口铁矿砂4.4亿吨，价值605.3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5.9％和79.1％。价值的增长远远高于数量的增加，即使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可以抵消一部分价格的上涨，但也远远无法消除进口价格上升带来的成本增加。另据估算力拓通过不正当手段使中国钢铁企业因铁矿石涨价多付出7,000亿元人民币(折合1,020亿美元)的沉重代价，相当于澳洲10％的GDP。

再以石油进口为例，2007年我国进口原油1.63亿吨，价值797.6亿美元，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12.4％和20.1％；进口成品油3,380万吨，比上年下降7.1％，价值164.3亿美元，增长5.7％。2008年中国进口原油1.7888亿吨，比上年增长9.6％，价值1,29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2％；进口成品油3,885万吨，比上年增长15％，价值3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2.7％。据lEA粗略估算，石油价格每上升1美元／桶，在目前的进口水平上中国将多支付6亿美元。

资源产品进口量值的持续上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也越来越大。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已经产生了路径依赖，由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尚未充分发挥，所以只有保持较快的投资和出口增速，才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才能缓解国内严重的就业压力。一旦投资和出口增速下滑，经济增速就会下滑，失业也会增加，无奈之下只能通过补贴和压低劳动力的工资来维持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

为了化解原材料进口价格上涨压力，保持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财政部宣布2008年8月1日起，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部分竹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11月1日起，适当提高劳动密集型、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涉及3,486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从12月1日起，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机电产品和其他受影响较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涉及3,770项产品，约占全部出口产品的27.9％。预计涉及出口退税额438亿元。

与此同时，农民工工资却有所下降，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减少的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数量约540万人，同时，外出就业劳动力下半年的月工资水平仅为1,064元，比上半年减少14.2％。与2008年上半年相比，下半年工业行业就业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工资月平均减少了209元，减幅达17.0％。而下半年中部地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月平均工资减少369元，降低28.7％。

以财政补贴和压低劳动力的工资为代价，中国实现了出口增长，并换回了我们已经不再短缺的外汇，这些外汇根本不具有保值性，而且时刻面临贬值的风险，尤其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动荡不安的形势下，2.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是加大了国内货币供给量，增加了驾驭宏观经济运行的难度，除此之外，既没有增加国家利益，也没有增进全民福利，反而通过国际贸易使国家利益流失到国外。

(二)经济发展缺乏自主性

在农业剩余不足条件下工业化会使本国经济发展缺乏自主性。因为在国内市场不足以消化过剩工业品之时，只能依赖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的动荡使得经济发展缺乏自主性。

2000-2007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由39.6％提高到63％，贸易顺差由241.1亿美元扩大到2,618.3亿美元，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12.5％提高到19.7％，拉动经济增长从1个百分点提高到2.3个百分点。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国际市场波动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2007年美国的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出口导向型企业面临严峻挑战，全球经济衰退引起的外需减少已经造成我国出口导向型企业停产减员、甚至倒闭的现象。据香港贸发局统计，2007年广东地区倒闭的企业超过万家。2008年，全国约有10万余家中小企业倒闭，广东省在2008年1-9月份内有5万多家企业关闭。我国月度出口增长率从2007年2月的51.7％下降至2007年12月的21.7％。2008年，全国工业生产增速明显回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9％，增幅比上年回落5.6个百分点，比2003-2007年平均增速低4.1个百分点。

2008年上半年，当国内还在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上涨转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而执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美国的金融危机在进一步蔓延，下半年我们却不得不执行保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增加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货币政策也从紧缩走向适度宽松。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的影响下，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受到极大挑战。我们知道在固定汇率条件下，资本自由流动，很难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三)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

市场化改革以来经济发展产生的惯性延续至今使得国内的经济发展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摒弃传统的工业化模式，经济增长难以保证，而且短期内势必会造成大量的失业，影响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如果继续秉持传统的发展模式，中国的资源供给将难以为继，最终将因积重难返而陷入深渊。2003-2008年，中国的GDP平均增速为10.5％，而能源消费增速平均为10.6％；电力消费增速平均为13.2％；粗钢表观消费增速平均为14％。很显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基础之上，属于典型的粗放型增长模式。

近几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为6％，但能源消耗占世界的15％左右；钢消费量占世界的30％左右；水泥消耗占世界的54％左右。目前，我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等重要资源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石油和电力的世界第二消费大国。不仅如此，我国的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还很低，万元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万元GDP用水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4倍。而同时，中国却是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8％，耕地为32％，石油、天然气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仅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7.69％、7.05％。

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断提速，大量农业用地被转化为工业用地。1996年，国家历时十多年、耗资十多亿，摸清的全国耕地面积数量为19.51亿亩，但到了2008年，全国耕地面

积已降为18.26亿亩，13年间净减少1.25亿亩。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使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而且将面临严峻的农业剩余不足的考验。

(四)产业升级困难

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的工业化是以国际产业转移与本国廉价劳动力结合的方式推进，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参与国际分工，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延续至今已出现了主导产业低端化的现象，也就是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阱”，主导产业被固化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难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十四”大以后，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对中国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使中国经济发展逐渐呈现外向型特征。1993年，全国出口总计917.4亿美元，外资企业出口252.4亿美元，其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7.5％，到2007年港澳台和外资企业的出口占到全部出货值的70.6％。这一时期，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发展使得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提高，从1993年的15.3％上升至2007年的37.4％，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特征已经相当明显。但是，在我国的外向型经济中，两头在外的加工出口产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2007年的出口产品中，加工贸易所占的比重达到50％以上，加工贸易利用的主要是我国在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过程的技术含量低，单位产品所提供的附加值也比较低。目前，机电产品出口虽占据我国外贸出口的半壁江山，但许多产品的主要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国外厂家手中，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国只是外国公司低成本的制造基地。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企业的大量存在已经使中国深陷国际分工的低端，不利于国内的技术创新，也无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提升。

四、农业剩余不足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思路

在农业剩余不足条件下探寻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之道需要客观正确认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长期性；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的局面，强化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一)客观认识二元结构转换的长期性

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二元经济理论对结构转换持乐观态度，认为通过加快现代部门的，就可以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从而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其实不然，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就已显现，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100年来都没有根本性的改观。19世纪80年代，中国国民总产值中，农业所占的比重为66.79％，非农业所占的比重为33.21％。到1978年，我国的产业结构为28.2：47.9：23.9，虽然农业产值所占比重有很大程度的下降，但从就业结构的角度看，70.5：17.3：12.2的就业结构显示出我国仍属于农业国家。

在改革的进程中，虽然在不断地在优化经济结构，努力使工农业能够协调发展，但近30年的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二元经济特征，到2008年，三次产业产值比例为11.3：48.6：40.1，与1978年28.2：47.9：23.9相比，结构有所改善。但从就业结构来看，2008年，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为39.6：27.2：33.2与1978年的70.5：17.3：12.2相比，就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转换，也就是说，单纯依靠发展城市现代工业很难实现二元结构转化的根本性目标。从改革持续的时间与取得的成效看，30年的改革，工业部门的发展只提高了10个百分点的就业比重。考虑到中国每年不断新增的劳动力需要在非农领域就业，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二元经济结构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延续。

(二)转换经济发展模式

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时代的变革，要求经济发展模式做出相应的调整。建国之初，面对国际封锁与当时的资本约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公有制经济的市场主体地位、通过不合理的工农产品比价体系为重工业发展提供资本积累，形成以国有大型工业企业为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最优的选择。当秉持这一模式至人民生活因之受损之时，模式的调整是大势所趋，同时也是人心所向。处于转轨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摸索中前行，由于缺乏目标模式，只能对原有模式纠偏，着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却难以形成具有时代特点的经济发展模式。当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时，国外过剩的产业资本与中国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结合必然造就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当这一模式发展到中国的资源环境难以承受，经济增长的对外依赖性高度增强，国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驾驭能力减弱之时，就必须选择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沿袭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显然不能实现持久永续的发展。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优化需要经济体制、资源配置方式、市场主体、主导产业、经济增长方式、收入分配方式和调控方式等因素的协调与配合。中国新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形成充分竞争的混合所有制市场主体，经济增长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投资需求为辅，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产业结构合理，市场决定初次分配、国家调控二次分配的收入分配方式和国家采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机抉择调控宏观经济运行。

(三)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

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落后国家的经济崛起，但鲜有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功实现赶超的例证。全球化最大的机遇是创造了相互依存的经济；最大的风险是被固化在国际分工的低端，难以走出困境。当前，中国的产业发展已经出现了农业滞后、工业过度外向；农产品供给不足与工业品供给过剩的局面。

中国的大国地位决定了其产业发展不能失衡，更不能过度外向化。要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首先需要政府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保障国内农产品供给。因为保障农业的基础地位是实现工业化的基础，“没有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或者即使取得了成功，也会产生国内经济的严重不平衡，从而使得广泛的贫困、不平等和失业问题更加尖锐、更加突出”。1993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规定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是，实际执行情况出入很大。1994-2007年的14年间，只有1994、1996、1998、2004和2006年国家财政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国

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其他年份国家财政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均低于其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这显然有悖于《农业法》的规定。如果严格按照《农业法》的规，2000、2001、2002、2003、2005、2007年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还应至少增加38.9、49.4、100.2、61.8、352、796.4亿元。

其次，要降低对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出口退税，减轻对外依赖性。我国目前大量的出口产品都享受了出口退税的优惠政策，在当前贸易顺差不断累积的背景下，降低出口退税率可以使得一批利润率极低而完全依靠低劳动成本从事低附加值加工生产的中小企业退出市场，迫使企业进行高附加值产品加工和生产，加强自主创新，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目标。

同时，积极创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环境，从注册资本、税收、贷款贴息方面给予优惠，使中国逐步摆脱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产业格局，实现主导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

(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非政府收入的不断增加。中国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却呈现出政府所得不断增加，居民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1993-2006年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所得占比从68％下降到56.5％；政府所得占比从19.4％上升到24.2％；企业所得占从13％上升到17.5％。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成的条件下，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大，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企业所得的增长也会进一步增加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居民所得的降低则是减少消费，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低。

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物品的投入不足则进一步抑制了居民消费，扩大政府消费。1993-2008年间，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已从74.9％下降至72.7％，而政府消费占比则从25.1％上升至27.3％。

为了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要建立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通过国民收入分配适度向居民倾斜和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要加大对公共物品的投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每个劳动者都能平等地获得养老和医疗保险，免除其后顾之忧，改善其消费预期。

(五)强化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我们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资本短缺年代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但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决定了我们必须对出口导向型战略做出调整。

当前，为应对经济危机，世界各国都加大了贸易保护力度。中国产品出口正在面对名目繁多的技术壁垒，同时也不断遭到美国和欧盟的反补贴、反倾销调查，出口面临严峻考验。继续坚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摩擦。另外，当前我国2万多亿的外汇储备已经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吸引热钱不断流入，如果继续保持贸易顺差，只会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增加国家驾驭宏观经济运行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