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研究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教育政策研究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教育政策研究范文

【关 键 词】教育政策研究/精英立场/草根情结/文化敏感性

【作者简介】王平，安徽肥西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哲学。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081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0)04-0015-06

一、对两种公共政策研究理论的批判

在公共政策研究中，一直倾向于把政策与政治关联起来，认为政策是政治的产物，政策与政治之间有着高度的关联性和一致性。多元主义和精英主义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政策研究和分析理论。

（一）多元主义政策研究理论及其批判

多元主义政策分析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达尔和尼尔森·波斯比对多元主义理论进行了阐释。他们认为尽管权力资源被广泛地分配给社会中的各个团体、集团和个人，但这并不代表民主制度的完善和确立，因为这种权力资源的分配是不均等的。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团体和个人在利益的分配中都具有同样的权力影响力。事实上，权力在一个多元政治系统里具有分散性，各个团体与集团之间的权利分配本质上是由他们所拥有的权力资源决定的。他们把这种权力资源的分配称为“非积累性分配”。

可见多元主义理论强调的政策分析的多元视角，实际上是基于“国家”立场上的，所强调的只是对权力及其民主实现程度的尊重与捍卫。正如施瓦茨曼特所言，“在多元主义作为其起点的一个具有不同利益的现代社会中，人民的权力是通过团体行为，通过政党和压力集团或利益团体的工作实现的。在发达社会中，由于多元利益的存在，社会处于分裂状态，这些团体则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多元主义对现代社会的利益多元化持褒扬态度，并强调其在社会运作中的作用，与自由主义理论家一样，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利益多元化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积极因素”。①

多元主义理论对“权力”的高度关注和对“非权力”的忽视也招致了后来巴卡拉克和巴拉兹等人的攻击。他们认为，在对关键性的决策和行为进行研究时，权力因素的影响力固然重要，但这并不能完全替代其他因素对政策的影响。为此，他们举出了一个反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当A运用自己的能量，去创造或者加强一个社会的政治价值和制度规范，从而限制了政治程序的范围，使只有那些对A相对无害的问题能够列入决策程序加以解决时，A实际上也行使了权力”②。巴卡拉克和巴拉兹因此将以上利用非权力因素来对权力进行行使的行为称为“偏见的动员”。政治价值和制度规范在这种“动员”之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可见一斑。这就表明，在政策运作过程中，除了利用权力来对政策进行决策影响之外，恐怕还存在着一种非权力方面的“不决策”程序的控制与动员。③而这一点，恰恰是达尔等人的多元主义理论所忽视的部分。此外，巴卡拉克和巴拉兹等还进一步认为，即便是“权力”本身在“决策”中的运作，也不会仅受到来自权力的单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是会产生一种“预期反应的方式”。他们还举例说明了这种方式的存在，“也就是说，当一个利益集团由于预期决策者会做出否定的反应，而不进行整合来采取决策行动，或者当决策者自己由于预期关键的政治团体会反对某项决策，因而不采取行动时，预期反应的方式就已经在发挥作用”④。

尽管政策的研究与权力息息相关，但是政策本身并不等于权力的表达，政策运作过程也不完全是按照权力实现与表达的程序来进行的。政策过程中还会受到许多诸如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非权力性”因素的影响，只不过这些因素的影响是隐蔽的、潜在的罢了。因此，关注权力背后与权力有关或者无关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文化传统等因素对政策过程的作用和影响，对于更好地认识政策规范、厘清政策过程、反馈政策效果等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精英主义政策研究理论及其批判

19世纪末，莫斯卡等人的研究承认了社会中统治阶层和精英人士的存在。认为，政治精英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如革命、军事等来占有和控制社会资源。“在所有的社会有机体中，一个永恒的倾向和事实是，在所有的社会中，从最初级发展的政治和文明的蒙昧时期，直到最发达和最强大的社会，一直都存在着两个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另一个是被统治阶级。第一个阶级总是人数最少，履行着所有的政治职能，垄断着权力，并享受着权力所带来的好处。而第二个阶级，一个人数更多的阶级，却一直受到第一个阶级的领导和控制。在现代社会，领导和控制的方式，或者是合法的，或者是专横和残暴的。”⑤可见，该理论是建立在对多元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之上的，它正视社会中统治阶级和精英的存在，并要求在政策分析过程中看到精英阶层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

此外，就“精英”的定义而言，我们也不应只是把它当成政治精英的代名词。精英实际上是指一种对资源的控制与占有。在一个社会中，谁占有的资源越多，谁对社会资源拥有更大的控制权，那么他（她）就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当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于“资源”的定义也越来越宽泛，不仅指有形的经济、政治权力等，而且包括无形的知识、名望、文化等资源。一个社会中的精英，不仅仅是指那些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人，也包括拥有知识、威望和文化发言权的人；不仅在国家层面上存在着精英，某个地方和领域内也同样有精英的存在。因此，现代社会中的精英是指代多方面、多层面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古典精英主义对多元主义提出了批评，但这种批评并不针对其非权力因素的缺失，而是针对其权力的不均等。因此，古典精英主义持有的观点进一步强化了决策分析中的“权力”意识和精英意识，但并没有涉及到决策分析中的非权力因素。

二、教育政策研究“草根情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长期以来，教育政策研究受到来自以上公共政策研究理论和思维的影响。人们会有意无意地把教育政策等同于公共政策的一种，认为教育政策只不过是公共政策中关于教育部分的政策而已，在本质上与公共政策是一致的。如果从教育政策研究的兴起来看，也的确是这样。最早对教育政策进行研究的不是专门的教育政策学者，而是来自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专家。但随着教育科学自身不断发展以及公共政策研究不断深入，人们对教育政策自身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就教育政策的研究而言，不仅要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更要从文化的视角切入，才能逐渐认清教育政策研究中的文化影响力，确立与塑造教育政策研究的“草根情结”。

（一）教育政策研究“草根情结”的必要性

在克鲁斯克和杰克逊主编的《公共政策词典》中把教育政策定义为“与人们获取知识和职业技能的过程有关的政府法规和程序。它是一个民族未来智力和科学进步的基础”⑥。一方面，教育政策作为一种政府的法规和程序而存在，与“人们获取知识和职业技能的过程”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教育政策的作用不可忽视，是“民族未来智力和科学进步的基础”。在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中，把教育政策界定为“是政府为了解决教育方面的公共问题和实现一定的教育目标，通过决策和计划，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性的分配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⑦。明确指出了教育政策的来源是政府机关，对象是“教育方面的公共问题”，功能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等。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和实际需要，可以界定自己研究中的教育政策。“只要政策的提议者能为他（们）的特殊目的找出一个合理的依据，那么，这样的政策定义就必须被承认”。⑧

在这里，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政策研究方法和思维在教育政策研究中的显著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立足已有研究，重新认识和思考教育政策。第一，教育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是由政府和权力机关进行操作的，带有一般公共政策所具有的普遍特征。第二，教育政策是公共政策中关于教育活动和教育行为的部分，是对教育活动和行为进行指导和规范的。第三，并不是所有的教育活动和行为都需要政策的指导和规范，只是教育活动和行为中所出现的一些公共性的、被政府意识到的、而且认为有必要加以解决的问题。第四，教育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是公共经济生活领域中的利益问题，而是公共教育生活领域中的伦理问题；不仅具有功利性，而且具有价值性。第五，教育政策不仅是对教育活动和教育行为之前的期待、指导与规范，而且是对教育活动和行为过程的参与、适应与调整，更是对教育活动和行为结果的反馈、总结与评价。因此，教育政策是一项伴随教育全过程的动态政策系统。一方面，表达了政府和统治者对教育活动与行为的期许；另一方面又不断受到来自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文化的因素的影响，处于动态的调整、适应、平衡之中。

教育政策的这种特征客观上要求我们开展“政治”和“文化”双重框架下的教育政策研究工作，特别是注意教育政策研究的文化转向，培养与塑造教育政策研究的“草根情结”。进一步说，就是不仅要把教育政策看成是政治的产物，而且要意识到它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

（二）教育政策研究“草根情结”的可能性

开展教育政策的文化研究，树立教育政策研究的文化立场和“草根情结”不仅是教育政策自身特殊性的客观要求，就政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要做到这一点，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政治以及与此相关的政策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截然分开和对立的，而是互相关联的。

1.人的存在和活动决定了整个社会结构的整体性

传统意义上，人们习惯于把整个社会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部分，并且认为文化是相对独立存在的。例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全部生活也可以分为劳作的和闲暇的，或分为战争的与和平的，各种行为则可以分为必需又有用的与高尚的领域”⑨。在他看来，只有文化活动才是闲暇的、和平的和高尚的。文化与政治、经济活动之间有着天然的界限。这一点到文艺复兴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文化自身的自由和独立性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崇尚，独立的文化地位和文化精神是人们追求与向往的思想乐园。丹尼尔·贝尔也认为，现代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决定性关系。作为满足人们自我享受需要的文化领域，它是人们进行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的“私人空间”，是独立于经济、政治领域之外的。⑩

不可否认，以上划分具有一定道理，但也未免言过其实。事实上，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隔离开来的。无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还是文化系统，它们得以存在并一直遵循的游戏规则都要通过社会中的人来完成，人成为一切领域内活动的主体。这样，他（她）就不得不一方面面对来自经济、政治系统的“角色要求”，一方面又要按照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的内在需求去追寻文化上的独立与自由。在外在的“角色要求”与内在的“自我满足”之间必然产生冲突与抗争。所以，为了缓和并解决这种冲突，人不得不在文化系统中渗入经济和政治系统的规则。黑格尔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在塑造社会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都会受到其“内在精神”的制约和影响；马克思也认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它永远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文化本身是不能独立的。

2.文化对经济、政治的观念教化和意识渗透

从现代社会的发展情况来看，文化一直处于不断分化和解构之中。以往统一的、整体性的世界观、价值观逐渐分裂瓦解，在各个领域之中都有各自不同的道德、价值标准存在。正如哈贝马斯所言，“自18世纪以来，从这些古老的世界观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已经被人安排分类以列入有效性的特殊方面：真理、规范的正义、真实性与美。那时它们被人当作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以及趣味问题来处理，科学语言、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和批评都依次被人们专门设立起来”(11)。

首先，社会整体系统与结构中文化系统与经济、政治系统的关系不是绝对隔离的，文化系统以一种信仰和观念的方式对经济、政治系统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文化通过自己的教化功能，不断地加强并丰富着人对经济、政治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地完善人的心理结构和政治意识，从而推动人们的经济、政治行为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其次，文化通过普遍性的意识渗透对经济、政治产生影响。在现代特别是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在不断地被解构、被扩散。文化正在向着多元性的方向发展，文化对经济、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具有弥散性和普遍性。整个社会不再共享一种价值观和认识世界的信念，被统治阶级也不再必须要信奉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人生信仰。不同的部门、社会阶层都可以有自己的价值信仰和生活模式，文化因此不断扩散化并呈现多元的特征。这现象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人们在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方面的需求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仅在文化上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而且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调节人们的“社会角色”。它可以使人们通过不断地被唤醒和被解脱，达到内心的满足与和谐，从而弥补了生活和社会行为上的裂缝与矛盾。这种发自内心的解脱与和谐是超越民族、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因而也是最为牢固的。这是文化的政治实践，也许就是文化的魅力和对经济、社会的作用之所在。

文化一方面具有独立于经济、政治的特征，从而确保了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文化又存在着众多与经济、政治联系的方式、途径，从而具备了伸张正义，建立自身在社会经济、政治领域中权威的可能性。正是这种特征以及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成为文化进入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至关重要的前提与基础。与此相关，作为一种与政治有着密切关联的社会活动，政策的政治和行政特征是不言而喻的。在政策的目标、内容以及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价过程中，尽管带有很浓厚的政治性色彩，然而，连政治本身都难以避开文化的影响，那么可想而知，政策肯定也是难以逃脱的。在政策目标、政策内容以及整个政策过程中，文化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而我们要做的，不是忽略这种影响的存在，也不是故意夸大或缩小这种影响的存在，更不能固执地否认文化在其中的影响，而是要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现实，从而寻求文化与政策恰切的相处、融合之道。

3.政治、政策的“文化性”倾向

首先，政治与政策是密切联系的。我们知道，在现在社会中，政治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工具性功能，一是规范性功能。政治的工具性功能在于其对社会统治秩序和权威的维护，而政治的规范性功能则体现在它对社会现状的改进与变革，这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既要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相对稳定性，以便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又要适当、适时地进行社会的变革和秩序的改进，达到社会新的进步和完善。而且，无论是政治的工具性功能还是规范性功能，都与统治者一定的政治手段分不开，都需要一定的载体和实现的途径，而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政策。英国政治学者甘布尔关于政治的三层含义的划分中(12)，其中的“秩序的政治”实际上就是与政策有密切的相关性。政治秩序的维护和改革需要一定的措施与途径，而政策就是众多途径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是人类社会为了划分不平等的社会资源，调节社会秩序和维护统治的主要措施。政策无论在性质还是目标以及内容上，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而现实当中的政治逐渐地发生着变化，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与此相关的政策方面的变化。

其次，政治的文化性倾向决定了政策的文化特征。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为例，在各种资本主义社会的宏观政治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它们便寻求文化上的突破与控制，把各种社会的、阶级的需求转化为个人的需求，从而实现对人的本能和内在需求的管理和控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正是通过文化来达到对政治的干预，以文化为突破口，借用文化来麻痹公众，从而隐藏政治上难以解决的困难和危机。特别是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努力，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基本成功地实现了政治的文化性转变，达到了政治的文化性倾向。例如，近年来盛行的环境保护主义、女性主义、性解放运动、多元文化教育等，都是政治文化性倾向的具体表现。

与此相关，内容的文化性倾向，也就必然地要求手段和途径的文化化，这就要求作为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一的政策也随之变化，逐渐改变以往宏大叙事的政策模式，着眼于具体内容和问题的解决。更进一步说，就是政策要随着政治的变化逐渐向微观政策、生活政策和文化政策转变，实现政策的文化性转向，逐渐建立并实现政策的文化性倾向。

三、教育政策研究文化敏感性论题的初步探讨

纵观整个20世纪西方国家的教育政策，尽管各国的实际情况不同，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等有所差别，但在教育政策上，都呈现出一条基本的规律，这就是追求更加公平和更高质量的教育。在西方国家关于教育政策的研究中，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对由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而导致的教育不平等的关注，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利问题曾一度成为西方学者教育政策研究关注的核心话题。不可否认，教育权利的平等问题一部分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致，但导致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于其内部的文化歧视和压迫。因此，关注教育政策中的文化因素，从文化角度来解决教育政策中由于文化漠视而导致的不平等问题，应是教育政策研究必须重视的方面。劳伦斯·安格斯在《教育政策、教育管理与文化分析——社会学传统的重要性》一文中指出，应对教育、政策以及管理中的“文化”概念进行持续不断分析，把组织成员之间的利益分享和“积极参与”也视作一种文化现象，并足够重视这种文化对教育、管理和政策的影响，把敢于参与和承担责任作为影响教育政策的一种外部力量加以分析，以提升教育政策领域中的微观动力研究，进一步理解学校教育在复杂社会形式中的文化定位。(13)

当然，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的关系协调自然是政策研究一个主要解决的问题，但从政策的最终目的和过程的影响因素来看，政策的利益相关者即公众往往是政策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因此，也有人提出，政策研究中要“面向政策利益相关者，确立第三种立场”(14)。事实上，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关于学术与政治、研究与决策的关系论述中就已经提出了要重视公众的地位和作用。哈贝马斯划分的“政治决策”概念的三种类型(15)为我们进行政策研究的第三方立场视角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事实上，决策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决策概念可以代表以往政策研究中的决策者立场和研究者立场，而实用主义的决策类型则要求政策必须从公众利益出发。因为毫无疑问，公众是政策过程的最大影响者也是最终的利益相关者，如果政策不能以公众利益为基点，不能从其实际出发，那么政策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一种决策者、研究者、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对话、沟通的政策研究范式。不仅关注政策结果的实际效用，重视政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和公众影响力，并且要把公众的力量运用到政策的实际研究中，通过公众参与，倾听公众声音，关注公众需求，进一步推动教育政策研究的科学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我们认为，应树立与保持教育政策研究的文化敏感性意识。扎斯特罗在《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导论》一书中，从社会工作的族群敏感的角度，认为“族群敏感的社会工作实务建立在对案主所拥有的多元化的民族身份的理解的基础上，努力把对不同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理解与那些指导社会工作实务的原理和理论结合在一起，以案主所属的民族群体身份和社会阶级地位相关的价值和地位为导向”(16)。从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文化敏感性提出的社会背景是一种多种文化并存的多元文化社会。强调在面对多元文化的情况下，应该努力增加对不同文化价值的理解。具体到科学研究和实践中，就是要从客位的角度，把他方的文化价值融入到研究和实践中来，用与利益相关者相适应和融洽的文化理念解释相应的研究，并指导实践工作。再进一步分析，事实上，与文化敏感性相反的一面就是文化不敏感。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文化面前，我们或没有辨别的能力、或视而不见，表现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习惯或倾向于从已有的、自我的文化观点和价值标准出发，开展对其他文化场域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在现代社会中，文化的不敏感往往是指所谓的主流文化群体对所谓的弱势文化群体及其文化的不敏感，因此，这种文化上的不敏感很大程度上又表现为一种精英主义的文化霸权。文化不敏感现象的存在，不仅影响到理论研究，而且不利于社会实际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在多民族国家中，它不仅牵涉到文化的尊重问题，甚至还会影响到政治、民族等敏感性问题。因而，对于教育政策这样一个特殊的政策领域而言，开展带有文化敏感性的教育政策研究工作，显得尤为必要。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文化敏感性。第一，文化敏感性首先表现为一种对待不同文化的观念和态度。就是要在不同的文化面前，保持一种警觉和敏感的态度，始终意识到文化多元的存在。第二，文化敏感性表现为一种对文化主体的尊重。也就是要能够听取文化主体的不同声音，从不同的文化主体的角度来研究问题，指导实践。努力使对问题的解释符合文化的逻辑，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得到来自当地文化价值评判标准的认可。第三，文化敏感性还反映在对待具体文化的态度上。即在研究实践中，不仅注重静态的文化及其具体表现形式在研究实践中量的多少，而且要把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意识、信仰等融入到研究实践中来，实现研究与实践中的文化在质上的体现。第四，教育政策的文化敏感性不仅表现在教育政策的内部，也蕴藏在其外部的各种关系之中。

综上所述，教育政策研究不仅应当注重政治特征，从精英立场来进行，而且应涉入文化，具有“草根情结”。开展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教育政策研究，应是未来教育政策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转向。

注释：

①Schwarzmantel,J. The Stat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4), 50.

②Bachrach, P. and M. S. Baratz."Tow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1962): 1948.

③巴克拉克和巴拉茨认为所谓的“不决策”是指“通过控制共同体占主导地位的价值、理念、政治制度和程序，从而将实际决策的范围限于‘安全’的问题的实践”。Bachrach, P. and M. S. Baratz. "Decision and nondecisi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7(1963):632.

④Bachrach, P. and M. S.Baratz. Power and Pover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46.

⑤Mosca, C. H. D. Kahn. The Ruling Class (London: McGraw- Hill, 1939), 50.

⑥E·R·克鲁斯克，B·M·杰克逊.公共政策词典[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97.

⑦李孔珍，洪成文.教育政策的重要价值追求——教育公平[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6):65.

⑧袁振国.教育政策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263.

⑨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政治学[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60.

⑩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8.

(11)哈贝马斯.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论现代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6.

(12)Andrw Gamble. Politics and Fate(Polity Press,2000).

(13)劳伦斯·安格斯.教育政策、教育管理与文化分析——社会学传统的重要性[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3):31-43.

(14)陈学军.教育政策研究的第三立场：面向政策利益相关者[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3):54.

第2篇：教育政策研究范文

关键词：新加坡；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研究

新加坡地处东南亚，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由于地缘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原因，更直接地感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在这背景之下，新加坡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快新加坡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

一、 新加坡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历史发展

新加坡政府曾高度评价教育国际化是一张政府在国家政治、国民服务和商业上的领导权的通行证［1］。从国家独立开始便意识到想要发展国际贸易，就要培养国际人才。所以，新加坡的教育政策的制定很早就有了国际性。根据新加坡自独立起四次经济发展大转变，其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的发展相应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发展初期（1965-1984）：培养国际人才，鼓励出国留学

这一时期新加坡高校并不多，主要是以本国学生到国外留学为主。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决定参加20世纪50年代由英联邦国家发起的“科伦坡计划（The Colombo Plan）”；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通过其“公共服务委员会”和教育部，向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和教育专业学生提供名额十分有限的奖学金和助学金。新加坡政府的奖学金分两种：一种是“本地奖学金”，用以奖励学业优异、具有领导才能的学生和准备从事中小学教学工作的学生，另一种是“海外奖学金”，供国内的精英学生去海外留学。“海外留学”奖学金、助学金的最高金额是可包学费、生活费和每年一张来回机票。这个时期新加坡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形式主要是鼓励国人出国留学，回来建设新加坡。留学生主要去的国家有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

2、蓬勃发展时期（1985-1997）：从派遣出国到服务贸易

1985年4月新加坡政府建立的以李显龙为首的经济委员会在总结过去二十年经验教训进而制定经济发展长远规划时提出了三个对“教育服务产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自此，新加坡的教育国际化服务贸易开始发展起来，在继续鼓励本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同时，开始逐渐拓展国际学校的外国学生教育、大学中的留学生教育，以及通过“东盟教育部长会议”协议为东南亚培养该区的高级人才。

1991年,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地位，新加坡政府制定了跨世纪战略《新的起点》，确立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化战略，要求将服务业，特别是国际服务业放在优先发展位置，使之成为国家经济发展中心。为此，政府明确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希望通过充分利用国际人才和资源来弥补自身劳动力和资源的限制，积极吸引世界各地尤其是东南亚各国的留学生，力争将新加坡发展成为国际学术文化中心。［2］

3、新发展时期（1998至今）：跨境高等教育的发展

跨境教育是教育国际化较高层次发展的体现。1998年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提出了旨在积极引进世界顶级大学的同时，发展国际化教育服务贸易的“双翼发展”构想（The Idea of Twin Wings），即一方面根据新加坡知识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实施《十所顶级大学计划》——在10年内新加坡至少引进10所世界一流大学，通过这些大学从欧美、亚太和东南亚地区集聚第一流的专家、高校教师和学生，以最高的起点、最快捷的速度提高本国大学的教学科研水平，为新加坡知识经济和高新科技发展服务，增强新加坡高等教育的世界竞争力，确立其在东南亚的教育领导地位；另一方面，积极吸引外国教育机构到新加坡合作办学，为新加坡普通劳动力提供先进的专业技术教育和终身教育，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增强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双翼发展”计划，特别是其 “TOP10”计划，使新加坡在发展跨境教育的过程中无论是经济、还是国家能力建设，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而在2003年发表的《新挑战、新目标——迈向充满活力的国际大都市》报告提出了教育服务贸易的总体目标是把新加坡建设成一个“环球校舍”，以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尤其是亚洲学生为主要服务对象。而要建设“环球校舍”、促使新加坡的所有学校成为“同类学校中的第一流”（the best in the class），光靠新加坡现有的私立学校的师资、设备和管理水平是远远不够的，难以办出高质量的教育，也无法源源不断地吸引世界各国的学生。为此，政府明确规定：目前所有私立的商科学院、技术学院都无权授予学位，只能授予证书和文凭；积极采取措施吸引海外的新加坡学生和学者回国服务；私立学校如果要开设学位课程、向学生授予学位，必须与国外的大学合作,学业完成后授予其他国家大学的学位,而其他国家大学的学位，由其他国家的大学向所在国的认证机构认定其质量［3］。在此，新加坡鼓励本国私立高校与国外大学建立联系，开展跨国合作办学，引进国外的专业和课程。

近几年，为保证留学生能够安全放心地留学，新加坡针对学生及其父母以及留学中介推出一系列配套的安全留学新模式即三大留学计划，以打开更大的市场。首先，为积极推广新加坡教育和强化留学管理，维护新加坡教育在国际上的良好声誉,新加坡旅游局推出“教育荣誉伙伴计划”，在中介机构环节上保障新加坡的留学品质。其次，由新加坡房地产管理委员协会推出的教育寄宿计划，可以让留学生以低廉的价格住进新加坡的私人寓所，同时得到当地家庭的照顾。另外，针对海外学生，新加坡有完整的经济资助计划，包括学费贷款、助学金、奖学金等，为新加坡在学费环节上增加新加坡的留学品质。

第3篇：教育政策研究范文

关键词：中职教师 继续教育 问题 政策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4-0092-02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今后十年我国中职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为了中职职业继续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要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要。因此各中职学校要达到此目标，必需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而中职院校的继续教育培训通过出国培训、国培、省培、校本培训、有的甚至从企业请进高技能的人才授课。通过这些途径来加强“双肩挑”、“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提高职业教育的基础能力。

一、中职教师继续教育面临的问题

1.法律法规问题

我国继续教育的法律体系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继续教育法律体系尚不健全，对于中职继续教育的法律法规更是缺乏。目前的中职教师继续教育活动大都依靠各地政府出台的政策推动或者教师自己的觉悟。与此同时，继续教育后教师的跟踪培养和岗位任命制度不配套，继续教育一旦失去了政府的资助和计划，教师参与继续教育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中职教师的继续教育将走向形式主义，再者，现行的政策法规对于谁应该参加何种形式的培训并没有明文规定，因此有很大一部分教职人员都不愿参加继续教育。中职教师继续教育培训在法律法规发面存在着很大的空白，亟待改进。

2.培训机构问题

建立合理完善的中职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机制将有助于继续教育资源合理利用，提高继续教育的效率。虽然我国目前基本形成了国家、地区、学校三个层次的中职教师培训体系，但从实际运作来看，还存在着组织管理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如各个层次衔接不通畅，继续教育成果评价不合理等。此外，由于中职继续教育注重实际操作的特点，中职机电类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模式有别于普通学校教师的继续教育模式。中职教师机电类教师在参与继续教育的时候，更应注重实际操作。然而，现在大部分的继续教育培训是再取得中职师资继续教育资格的高校中进行，此类高校在职业教育的理论层面占有优势，但相对的实际操作技能还有所欠缺。

3.教师意识问题

在知识经济时代，终身学习，终身教育是社会发展的潮流。但是有的中职院校的教师甚至领导都不以为然，未能对继续教育尤其是终身教育形成正确的认识，没有树立终身教育的理念。未能充分认识到继续教育的目的是在于提高在职教师的综合素质，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以适应时展。有的老师受思想观念的制约，并不重视继续教育，更不用谈终身教育。

4.经费问题

经费问题一直是制约中职教师继续教育发展的瓶颈。近年来，随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战略方针的提出，国家不断加大对中职教育的投入。目前，我国中职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的经费有政府投资、送培学校投资和受训者本人投资三大块。而中职机电类教师继续培训应具有针对性，应注重教师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培养。因此对中职教师的培训要求更高，同时教师继续教育投入就要比普通教师的要更大。然而，目前教育主管部门对于中职教师和普通中小学师资的继续教育上投资基本相当，对同一类型的培训项目上人均拨款大致相同。

二、完善中职教师继续教育途径

1.完善法律法规，将中职教师继续教育制度化

目前，我国与教师继续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都分布在各种教育法中，并没有独立形成继续教育相关的专门法律，更没有中职院校教师继续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因此，建议从以下儿方面入手：第一，加强国家宏观决策立法。建立健全中职教师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培训制度。国家决策部门和立法机关要科学制定和完善有关中职教师继续教育的政策法规，扩大中职教师继续教育的的主体，使广大中职学校教师的继续教育有法可依。第二，建立有地方特色的中职教师继续教育法规。我国各地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渊源及现实差异决定了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建立统一标准的中职教师继续教育体系是不现实的。因此，可率先在职业教育发展相对较好，中职教师培训资源充足的地方尝试建立合适当地中职教师发展的地方性法规，以促进当地中职教师的发展和完善。第三，对已有的中职教师继续教育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建议中职教育立法工作者根据已有的教师继续教育法律法规，结合职业教育的自身特点，制定《职教师资继续教育法》，促进职教师资继续教育规范化和法制化。

2.建立健全培训机制，重视职业学校教师继续教育

中职教师继续教育培训为广大教师提供了一个能够提高自我、更新知识、增强技能适应教学改革的新平台。为建立健全中职教师继续教育机制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2.1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定期开展适合各专业的中职教师短训班。主要提高大学毕业生刚刚进入中职教育教师行列的新人，提高他们的教学能力。

2.2在普通高校建立中职教师培训基地。

高等院校的教授、副教授，也有企业的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成了一支水平较高、相对程度的继续教育师资队伍。

每个高校都拥有自己的强势科目和技术中职教育管理机制可联合中职学校定期输送教师到高校学习前沿的专业理论知识。

2.3依托大中型企业，建立“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地。中职院校与企业合作，建立“双师型”教师培养基地，便于教师与工农结合、与生产实践结合。便于教师实地进行技术训练、便于聘用有实践经验的。技术主家和管理主家充任兼职教师、便于教师与实际工作部门的人员进行双向交流。把企业实践作为中职教师继续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

2.4今社会里，教师不反面临着专业知识的发展问题，也面临着教育知识的不断更新看，现代教育高技术的不断发展问题，教师必须自觉地更新，扩展自己的知识、技能，把继续学习可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需要。法律应明确指出，教师继续学习是每一个教师的义务，是作为应聘教师合同续约的一个基本条件中

3.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帮助中职学校教师自我发展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已然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指导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中职院校应把教师的继续教育工作提高到战略性的地位，建立一套完整的教师继续教育机制。建立起职前教育、在企业锻炼和学习考察、企业锻炼后职业培训相结合的教师继续教育体系。中招放开以后，基础薄弱的生源对中职教师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很大挑战，大部分大学毕业生从校园走向校园，教学技能亟待提高。对于新选聘入职的教师实行“先培训、后上岗”的准入制，严格执行教师入职前综合业务素质培训制度，对于青年教师，可通过研修班、短训班、专题讲座、企业实践等形式开展中职教育，使他们知识结构不断完善，工作经验更加丰富，教学科研能力得到提高。

第4篇：教育政策研究范文

从理论上来讲，财政学将公共产品界定为满足公共需要的物品。从学前教育的主要类型看，学前教育既包含公办园这种由政府承担主要经费的公共教育服务，又包括民办园这种私人产品性质的教育服务。结合财政学的规定，我们将学前教育认定为准公共产品。因此，政府应该在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承担主要责任，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促进学前教育的普及和有效率地发展，同时保证学前教育财政支出及资源配置达到公平和效率。

一、学前教育发展的财政支出规模、结构分析

（一）学前教育财政支出规模分析

从图1中可以看出，财政用于学前教育支出正在逐年增长，其中2007-2009年增长速率较缓，从2010年开始增长迅速，至2014年我国用于学前教育事业的财政支出增长到2048.76亿元，相当于2007年度的学前教育经费的13倍。

2.财政用于学前教育的支出结构

（1）学前教育经费生均支出、占教育财政总支出、总教育经费比重

从表1可以看出，从2007年到2014年，我国学前教育经费的支出值正在逐年增加，且增长较快，尤其是2010年后。2007-2009年，全国幼儿生均教育经费都不足1000元，远远没有达到标准。从2010年开始增长较快，但是生均教育经费还是较低。

2007-2014八年来财政支出和学前教育经费都在逐年按照一定的比例增长。2007-2009年，全国幼儿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保持在3.2%左右，从2010年开始这个比重有了较快增长；2007-2009年，全国幼儿教育经费占总教育经费的比重平均保持在1.38%左右，从2010年开始这个比重成倍增长，至2014年达到了6.2%，这说明2010年《纲要》颁布以后，中央财政对学前教育的关注空前提高，财政经费增长较快，但总体而言，这个比例还是过小。

（2）各教育阶段学前教育经费量比较

通过2007-2011五年教育经费对比图（图2）更能直观的表现各教育阶段的教育经费量比较，其中高等学校的教育经费多于中学教育经费，再多于小学教育经费，而幼儿园教育经费最少，甚至不足高等学校教育经费的八分之一。

（3）省际、区域、城乡之间比较

财政经费在省际、区域、城乡之间等存在较大差距。东、中、西部财政经费的占有量准循着东部占有率大于中部占有率，西部的占有率最低的顺序，东南沿海城市基本上已经解决“无学上”问题，但是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城镇以及乡村地区仍面临“上学难”的问题，这种公共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势必将直接激化社会上收入不均，机会不均的矛盾，成为破坏公平效率的重大问题。此外，不仅省际之间，边、少、穷与其他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财政倾斜。

二、当前学前教育发展的财政支出政策存在问题

1.政府财政资金总体支出不足

2007年至2014年学前教育经费逐年增长，但是绝对总量依然不多，平均到我国入学儿童数量上，我国学前教育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香港的十分之一。学前教育的财政支出不足直接反映在公办幼儿园数量少，基本被机关部门和事业单位垄断，这些公办门槛都比较高，造成市场上对民办园的需求直接成刚性需求；另一方面导致对民办幼儿园的补助不足，民办园的配件设施等教育资源不足。造成学前教育资源匮乏的另一大原因就是财政资金并未在预算内单独列项。政府下拨的教育经费在被划拨使用时随意性较大，再加上对学前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很有可能使教育资金大多投入到其他教育事业，导致学前教育资金缺乏。

2.财政支出分配不均

我国的财政支出在区域之间、省际之间以以及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财政倾斜”。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出现经济分层现象是由地理、历史、政策等综合原因决定的，但教育分层现象更直接的原因却是财政支出的“财政倾斜”。当前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学前教育资源的配备远远没有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的要求。更普遍的是公私?W园的资源配给矛盾，公办园的数量虽少却得到了绝大多数的财政支出，显然，这些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将导致对社会公平的直接破坏。

3.财政支出方式单一，存在管理体制障碍

由于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较缓，学前教育不仅在制度建设方面有所缺失，在财政支出方式上也欠缺创新性。在新西兰等英语国家，政府创新推出了教育学券政策，通过这种方式对适龄入学儿童提供财政资金，不仅解决了幼儿入学的学费负担，也没有破坏市场的活性；另外印度也制定了专门的财政政策保证幼儿教师的工资补助，有效控制了教师人才的流失度。相比之下，我们国家以财政资金拨付的支出方式就显得十分单一。

此外，我国学前教育管理制度上也有诸多缺陷，如政府职责定位不清晰、监督制度不完全等。一方面政府对对政府承担学前教育主要责任的认识有失偏颇，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将“政府主导”等同于“政府办园”，没有充分发挥市场效率；另一方面很多学前教育工作者，不少地方学前教育工作者也学前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履职弱化，甚至很多地方存在责任推诿现象。政府整体职责定位不清晰，随之会影响各级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责配置。

三、促进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财政支出政策建议

（一）加大财政支出，推进学前教育的普惠性公平

加大对学前教育财政资金投入，具体的做法包括：增加公办幼儿园，降低公办园的门槛，打破事业单位、机关单位垄断公办园的的局面；加强财政支出对民办园的补助与支持；将财政直接补贴于学前教育从业教师的工资及福利待遇，充分保证学前教育的师资力量，留住人才；致力于改善学前教育的教学资源，包括强化硬件设施，加强学园的安全保障，保障入学儿童的卫生健康，为幼儿学前教育提供良好的教学和成长环境等。

（二）规范学前教育财政支出机制，提高资源的分配效率

1.加强学前教育财政支出制度，健全管理体制

加强学前教育的立法，是保障学前教育的根本手段。在法律制定的过程中，应当结合本国的国情和目前学前教育的具体发展情况，制定符合本国特色的法律文件。此外，在财政经费的使用过程中，还应实现对学前教育经费的专项管理，促使资金使用透明化，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率。

2.财政支出还应该注重效率，适当向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

与单一的公办、民办园等途径来比较，总体效益最高的学前教育财政支出模式应该是“财政支出为主、家庭支出为辅”的模式。因此，财政支出资金应当“好钢用在刀刃上”，重点保障学前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师资力量，特别是更多地照顾经济欠发达地区学园的基本建设。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财政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等学前教育资源匮乏的地区的补助可以带来更多的公共效益，使财政支出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达到最有效率。

第5篇：教育政策研究范文

OECD教育公平政策的话语分析

本文采取的话语分析为基于语料库方法的主题分析。语料库方法利用计算机技术对语言使用进行概率统计，获得词频列表、主题词列表，为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实证依据。主题分析旨在通过观察语言使用揭示文本的主要内容。本文的研究目标是使用语料库方法考察OECD2012文本的语言使用以揭示OECD教育政策的话语变化及主要关注点。本文所使用的语料库工具为Wmatrix，［13］它可将所研究语料与参照语料进行对比，产生使用频率超常的语义域即主题语义域。语义域是一组语义趋近一致的词语集合，因而以主题语义域为基础的主题分析比先前以主题词为基础的主题分析更能接近所研究语料的主题。本文使用该软件将OECD2012文本与OECD2007文本进行对比（对数似然比设为6．63，即p＜0．01），获得了OECD2012文本中的主题语义域。表1按主题性值从高至低列出了20个与“教育”相关的主题语义域，以及每个主题语义域中频率较高的主题词表1中的主题语义域反映了OECD2012文本的主题，即OECD当前教育公平政策的关注点，包括政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要采取的主要措施、提出这些问题与措施的原因。相比而言，这些主题语义域所表征的问题、措施与原因在OECD2007文本中未获得足够重视。

（一）OECD教育公平面临的问题表1中的主题语义域“评价：消极”、“小的”、“窄的”、“教育”、“评价”、“成功”、“阻碍”及其相关主题词等表明，OECD在实现教育公平的进程中当前面临的挑战是中等教育中弱势学生的教育质量问题。“弱势”（disadvantaged）是OECD2012文本中的关键主题词，OECD2012文本使用了大量“弱势”短语，如表2所示。从这些词组中基本可以确定“弱势学生”或“弱势儿童”来自“弱势家庭”，即他们的“弱势父母”在“社会经济上弱势”，因而“弱势学生”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学生”。　（1）父母教育少的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学生、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家庭的学生和男生更可能为后进生。在某些群体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学生和后进生是等同的。弱势学生比同龄的其它学生更可能为后进生。（2）提高弱势学生的受教育程度能鼓励他们获得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民主机构和其它公民社会组织。（p．25）如句（1）和（2）所示，社会经济地位弱势的学生容易成为受教育上弱势的学生，即在读、写、说、听或数学等方面教育准备或教育结果低于同龄人或同年级学生的平均水平的学生。弱势群体是现代社会经济利益、社会权力分配不公平和社会结构不合理的结果，扶持弱势群体是社会民主进程的一部分。OECD认识到关注教育公平和弱势群体是追求社会、政治与经济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一定的社会控制以避免过度的社会不公平。

（二）OECD教育公平的措施表1中主题语义域如“策略”、“职责”、“评价：积极”、“变化”、“权势”、“天气”、“环境”、“学习”、“艺术”等是OECD2012的措施部分。表3以这些语义域中的关键主题词“领导者”、“领导力”、“氛围”、“环境”为中心列出了搭配的形容词和动词。从表3中的主题词的搭配词来看，OECD为应对上述问题当前要采取的措施为支持和加强学校领导能力，使学校领导者具备管理能力，促进建立良好的学校环境和学习氛围，如句（3）和（4）所示。（3）在示范学校中，优秀的领导力培育了高效的教学水平和学习环境，以克服与弱势环境相关的问题。（p．113）（4）学习需要有秩序的、合作的学校环境，以影响学生在学习中的行为和参与性。政策要保障弱势学校能够创建有利于学习的有效环境。（p．110）“领导力”和“环境”是管理学中的重要概念。领导力指在管辖的范围内充分的利用人力和客观条件，以最小的成本办成所需的事，提高整个团体的办事效率，具体包括指挥能力、激励能力、感召能力和造势能力等。其中领导者的首要任务是设计和维持良好的工作环境，因为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组织成员的热情和效率。由此，目前OECD在实现教育公平的进程中重视学校管理，向管理要质量。

（三）OECD教育公平政策的动因表1中的主题语义域“困难”、“财经”、“经济”、“商务”、“失业”表明，“经济话语”充斥着整个OECD2012文本，如句（5）、（6）、（7）和（8）。表4是这些语义域中关键主题词“经济”类词丛。（5）当前经济衰退导致高失业率，加剧了培养高水平技能人才的紧迫性。（P．3）（6）在这些教育体制中，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个人和社会背景及经济状况，绝大部分学生都有机会获得高水平的技能……教育水平较高的人能对民主社会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并较少依赖公共救济，较少受经济下滑的影响。有高技能人才的社会能更好应对目前和未来潜在的危机。（p．9）（7）我们旨在使教育制度更具融合性，确立机制提供多种方案保障每个人都获得学习成果。这虽然是巨大的挑战，但也是形成具备竞争力的经济的必备手段。（p．14）（8）OECD最近经历了金融危机，这造成了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仅在2009年，OECD的国民生产总值就下降了4个百分点。工业生成和国际贸易受到明显影响，失业率升高。政府已经采取各种财政、金融措施应对这次危机，各种政策包括教育政策都旨在提高生产力水平。

上述句子和词丛表明，OECD当前的政策旨在使弱势学生能够适应经济变化的形势，在就业市场中具备竞争力。换句话说，政策取决于当前的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状况。2008年和2009年相继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这两次危机已发展为制约并影响欧洲乃至全球经济复苏的一场“债务风暴”，导致全球大部分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就业前景更加疲弱。提高教育质量，尤其是弱势学生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培训高技能人才，成为教育公平政策的新核心。此外，OECD的教育政策也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典型表征。

20世纪初，“新自由主义”成为发达国家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自然过程。因而，OECD一直秉承的宗旨之一为促进成员国的持续经济增长、就业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保持财政的稳定，以此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在全球化进程中，经济竞争力与教育密不可分，教育政策文本自然就被“管理话语”和“经济话语”所“殖民化”。此外，全球教育政策也呈现趋同化，建设知识经济和学习型社会逐渐成为共识。教育成为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策略的重要工具。

结语

本文通过使用语料库方法对OECD2012文本进行了主题分析，尤其是主题语义域和主题词分析，揭示了当前OECD教育公平政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要采取的主要措施以及动因，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政策制订者如何定义教育目的。扶持弱势学生的“社会民主话语”体现了“教育为民主”的宗旨，即教育是为了启迪学生使他们适应未来的公民角色。以领导力为特征的“管理话语”和以竞争和技能为基础的“经济话语”则认为教育政策的制订是服务于经济发展。Carpenter［14］指出了广义上的四种教育目的：自我实现、人际关系、公民责任和经济效率，而OECD教育政策主要突出后两者。中国与OECD在教育领域内的对话与合作始于1999年，二者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不断增强。2008年，由教育部发展规划司、OECD、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主办了“中国———OECD教育决策与教育指标”研讨会。对OECD教育公平政策的话语分析必定对中国教育公平政策有所启示。首先，我国国情在确保解决入学难问题的同时还应积极采取措施保证质量，也应考虑逐步将中等职业教育纳入教育公平范畴。

第6篇：教育政策研究范文

关键词：小学；少先队；思想政治教育；低效化；对策

近年来，我国对于教育问题十分重视，因为教育的目的是育人，不断的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因此教育首先要做到从最基础抓起，小学阶段是人们思维拓展、求知欲强、对生活充满喜悦的认知阶段。国家对小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了分析研究，目前已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着的问题是教育方法简单、认识片面，如何提高小学生的自身素质，也成了小学少先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大课题。

一、小学生接受教育的个性特点

1.充满好奇心。由于小学生对生活不了解，所以，他们对外界充满了好奇心和想象力，老师将书本中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们，让他们通过从书本中所学到的东西，联想到生活的实际应用中，这就更加迫使他们萌发各种学习兴趣，勾起他们寻求知识的欲望。

2.注意力不能够完全集中。对于刚刚入学的小学生来说，在他们心理还没有形成对学习的正确认识，他们只是听从自己的父母，听从老师的话，来学校里学习，对于学习的目的不明确。有的小学生在刚上学期间就开始产生了逆反心理，其原因是父母不在身边陪伴，觉得孤单，一时间很难接受这种变化，所以，小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很难将学习的注意力完全集中。

3.没有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的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如何正确提高小学生少先队的自身素质，是老师在各方面培养学生们的兴趣爱好尤为关键的问题。由于小学生还不懂自己在学校中给自己应该怎样定位，大多数学生只是从一方面看自己的好与坏，例如：在一次考试中，自己取得了优异成绩，得到了老师和家长的表扬，在学生心理就单一的知道了这就是所谓的好，他们也知道在课余时间和其他同学打架，这种行为就是所谓的坏。好与坏的概念就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扎根了，但是，至于人生观与价值观，他们并不能真正的认知，因为当老师问道他们学习的目的是什么？长大想做什么？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多数学生虽然想象力丰富，但是想法很天真，这就要求老师把如何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思想灌输到他们的脑海，从而，让他们真正的懂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他们成长，以后看待事物的见解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二、小学少先队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现低效化的原因

1.学校只重视学生学习书本中的理论，而忽视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在我国的一些小学，学校对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比较匮乏。究其原因是，老师在传授学生知识的时候，一味的把课本上生硬的理论强加给学生，小学生的思维能力有限，他们对于纯粹的理论不够理解，这种只重视理论轻视实践的学习方法阻碍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学校的教学工作虽然复杂，工作任务重，但是，对小学生少先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更加重要，这关乎学生的成长，锻炼他们如何独立生活、在实践中发现问题的方式方法，这些都在为他们的以后的人生铺路。所以，每个学校在重视孩子们认真学习理论的同时，还要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调动他们的各方面的兴趣爱好，从而培养他们的各方面能力。

2.没有让学生理解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含义。小学阶段是孩子们增长知识、增长生活阅历的关键时期，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接受的新鲜事物会越来越多，同时，他们的兴趣爱好也随之逐渐广泛起来，他们往往在自己的爱好中找到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在学习的过程中，想象力不断丰富，对知识的认知逐步增强，对学校，对教育也有了深入的认识。因此，小学少先队思想政治教育让学生们喜爱，这样，不仅使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得到了更新，同时，跟随教育改革的步伐，学生在娱乐的过程中，就能够很快地接受小学少先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内容。

3.小学少先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社会生活脱节。人们之所以要紧跟随社会发展的脚步，因为，社会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有丰富多彩的生活，然而，小学少先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在课本中所学到的理论，理论性太强，一些死记硬背的条条框框在学生脑海里只能一略而过。其中的真正意义，他们还是不理解，这样的一知半解，会给他们造成对学习产生厌恶的心理，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生活越来越精彩，人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如何让小学生的生活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教育的内容不能太单一，不能让学生们做一个只会读书，而不会思考的学生，老师应该在传授学生理论的同时，还要帮他们在参与社会中把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起来，以及多组织一些活动，在活动中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

三、小学少先队思想政治教育低效化的政策研究方法

1.小学少先队思想政治教育在小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我们知道教育的目的主要是育人，并不是把知识灌输到学生的脑海里就是学校对学生负责的表现，其实，学校应该从多方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

2.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小学生的学习生活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在学校里，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必不可少，同时，孩子们还要培养兴趣爱好，通过他们的兴趣爱好，知晓他们喜欢什么，爱好什么。学生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中能够发现自己的特长，提高他们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

在当今社会，教育跟随着社会的发展随之改革，教育要从小抓起，同时小学生更应该从小做起，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塑造完美的性格，从而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且实现自己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张耀灿，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

第7篇：教育政策研究范文

【摘 要】 现阶段我国的教育教学主要注重于培养应用型、综合素质人才。在语言教育规划视角下，为迎合知识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社会发展现状，需要合理调整高校外语教育政策。

关键词 高校外语；语言教育；政策探究

结合新课改人才培养目标，现阶段的教育教学主要注重于培养应用型、综合素质人才。在语言教育规划视角下，为迎合知识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社会发展现状，需要合理调整高校外语教育政策。吸收美国、日本、新加坡等高校外语教育政策经验，与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和实施进行对比分析，给我国高校外语教育在政策制定和规划方面带来很多启示。下文阐述了新时期我国高校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设立专门规划机构，发挥规划主体作用

在中国，高校外语教育政策一般由官方主体规划、制定并推行。教育部组织成立的高校外语教育指导委员会对教学大纲、教学对象、教学目标、课程设置等实施了统一的规定，并且对教材编写与审核、统一考试、教学方法等统一负责。这可能造成管理范围过大而导致失误。可以参照美国国家外语中心的做法，由我国国务院委任外交部、教育部、国防部等部门组织相关人员以及外语专业院校院长，共同组织成立专门的外语教育规划机构。也可以建议国家级外语教育统筹委员会，负责专门调查外语教育需求、人力资源以及使用等相关情况，为国家科学制定外语教育政策提供依据。不管成立何种专门规划和管理高校外语教育的机构，都必须真正发挥专业教育规划主体的作用，也就是外语教学专家的作用。

所以，政府应该明确自身职责，宏观上对高校外语教育进行战略指导，技术层面上关于课程评估方式、教学模式、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等内容应该广泛吸收教育专家和一线工作者的意见，给予高校外语教育规划更多自主权，使得外语教育更加贴近实际生活、生产需要，为高校科学合理的制定外语教育政策奠定基础。

二、合理设置语种布局，重视英语兼顾其他

高校外语教育实施语种设置时，应该合理设置外语教育语种布局，重视英语兼顾其他语言。合理布局语种理由出于这些方面：首先，国际竞争力日益激烈，高校语种教育设置方面应该充分考虑国家外交、军事、政治方面的安全问题，设置多样化的语种，全面考虑国家宏观利益。其次，外语教育应该重视英语以及其他语种的价值，如俄语、日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等。这些所谓的“小语种”如阿拉伯语，其全球使用人数突破4亿，现为22个阿拉伯国家及阿拉伯国联盟等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并且近年来中阿博览会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阿拉伯语人才稀缺。所以，高校外语教育应该科学合理规划外语语种配置，不能忽略其他语种的实用价值，应该适时多层次、多元化语种配置。

外语语种配置应该这些层次：第一、英语实用范围和影响力最大，但不必过分强调其教学目标。第二、同属联合国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的阿拉伯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以及与我国经贸往来频繁的日语、德语、韩语和阿拉伯语等。第三、国家安全方面考虑需要重视泰语、马来语等的学习。所以，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对外合作交流与发展以及汉语在国际上影响力的提升都需要科学设置多元化、多层次的外语教育语种。总的来说，我国高校外语语种设置应该由过分强调英语单一语种转化为多样化的外语语种配置。

三、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强化学生学术能力

为提升学生外语的综合应用能力，使得外语学习能成为今后学生工作、学习和社会交流的有效工具，就需要从学生文化素养的培养和交际能力提升方面着手，明确外语教学专业和学术能力培养目标。现阶段的教学目标都是以提升基础语言技能为主，特别是听说能力，而简单流利的外语对话能力却被忽视。学术界的同行学术论文撰写、会议宣讲等能力也与实际需求存在很大差距。

所以，我国高校外语教学应该明确定位教学目标，不能满足于基本听说技能。应该参考国外高校外语教学目标，制定符合实际国情和社会应用需要的外语教学目标。将非英语语种高校外语教育目标定位在基础技能和高级专业外语能力培养层次，并且强调一定的阅读、听说能力。如阿拉伯语教学，应该重视对学生交际能力、贸易合作与分析能力的培养，为国家培养实用型、专业型外语人才。另外学术方面，重视搜索、组织材料和表达观点，撰写阿拉伯语学术论文和在国际上交流和探讨研究成果等技能的培养。

四、赋予高校自主权力，有效培养应用人才

《大学英语课程要求》 现阶段是其他非英语语种学习的参考，出现了如下问题：一是统一的安排忽视了专业、生源差异，二是将英语与其他语种摆在了不同的层次。不符合实际社会需求。所以，我国高校外语教学应该赋予高校更多自主权，将英语与非英语语种课程一视同仁，都作为选修课来供给学生选择，如根据《高等学校阿拉伯语教学大纲》，结合学校专业和人才培养目标的不同，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计划。开设过程中教学目标、教学课程、教学方案与考核评价根据学校、专业的实际情况自行设计。给予高校外语教育管理充分的自主权，促进高校合理利用教育资源，满足不同层次、不同专业、不同目标的学习需求。

总之，从充分发挥专业规划主体的作用、设置多元化外语语种配置、明确学专业和学术能力培养目标、赋予高校自主权力等方面着手，大力提升我国高校学生的外语水平，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张相明.从西方外语教育特色看我国外语教育改革[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02期

第8篇：教育政策研究范文

所谓整合，意思是综合、合并、一体化，以完整地结合成一体为特征，即把各个分散的部分结合成一个更完整、更和谐的整体，各组成部分紧密合作，在动态运行中，通过综合使之完整与和谐。环保教育与幼儿园课程整合，意思是将环保教育有机地融合在幼儿园一日活动中，使环保教育与幼儿园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资源以及课程实施等融合为一体，成为与课程内容和课程实施高度和谐自然的有机部分，在完成课程目标的同时实现环境教育目标。

所谓策略，就是为了实现某个目标，事先根据当前的不同情势而制定若干行动的方案，并根据当前形势发展选择某一更适合的方案。环境保护教育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策略就是为达成幼儿园环保教育目标，以幼儿园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及教学策略等实际为切入点，结合各领域教学的各个环节展开，以调动师生环保素养进行的比较优化的学习方案。

二、环保教育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构建策略

进行环保教育，课程构建的一个重要起点就要考虑取材和主题，一方面要根据活动主题的需要取材，一方面要根据题材的变化适当地调整主题。环保课程的构建决定着课程实施的整体效果，环保教育题材构建好了，能够吸引孩子的兴趣，孩子能够理解，教育就成功了一半。

1．以基础课程为蓝本拓展整合

《武汉市新世纪主题探究课程》是我市幼儿园的主要基础课程，本园教师在实施过程中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钻研，发现每一册都有与环保相关的内容，这也为大家提供了很好的蓝本。教师们充分挖掘了其中的环境教育内容，归纳整理拓展延伸，形成本园所需的知识体系。例如，大班科学活动“垃圾山又回到妈妈身边”，经过老师认真的解读与有效的设计，活动以故事的形式将不同垃圾回收再加工成不同的有用物品的科学知识以拟人化的方式呈现在孩子面前，以幼儿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关系密切的内容作为切入重点，分析其中的环境问题，并作适当的延伸补充，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孩子们兴趣特别浓厚。

2．以生活活动为来源生成整合

与孩子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环保内容很多，最贴近的环境问题莫过于垃圾处理，天天都要接触，人人都要经历，因此本园教师设计了很多版本的课程。如大班的科学活动“垃圾分类”，中班的健康活动“环保小卫士”、科学活动“环保回收站”，小班的故事教学“不乱扔垃圾”，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不同领域的课程进行了有机的整合，活动能充分考虑本年龄段孩子的生活经验和学习兴趣，让各年龄段的幼儿不同程度地懂得了要从小养成不乱扔垃圾、将垃圾分类处理的习惯。

3．以环保纪念日为契机衍生整合

全世界都非常关注环境问题，因此有关环境的节日很多，而且在不断增加。如2008年6月1日，我国正式开始实施“限塑令”，其目的是为了限制和减少塑料袋的使用，遏制“白色污染”。本园老师设计出的课程“塑料制品”“好玩的塑料袋”“环保购物袋”等，让孩子们理解了“少一个塑料袋，多一片绿色”的道理。在世界无烟日期间组织的“大烟斗爷爷”“禁烟标志”等活动也能让孩子自觉想到要让自己的父母少抽烟，减少危害；在爱鸟周开展的“小鸟的故事”“给小鸟安个家”等活动，让孩子在艺术熏陶中培养了爱鸟的情感；世界水日期间的“节水标志”“节约用水”，世界无车日里“保护空气”“设计环保车”，还有中国植树节、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国际动物日等等，这些环保纪念日都衍生出好多环保活动或课程，充实了幼儿园课程内容。

4．以图文资料为素材创编整合

由于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相关的新闻报道、网络宣传、图书资料也丰富起来，对这一点本园的教师反应非常敏锐，能及时地吸纳为教育内容。如大班科学活动“藏在植物体内的水”源自一则新闻报道，老师巧妙地设计此活动让孩子既懂得了科学知识也懂得了水的宝贵和珍惜水的重要性。中班语言活动“看看太阳”源自一本儿童读物上的一则小故事，故事说的是被浓烟笼罩的动物王国里国王和小动物都想看看太阳而发生的一系列耐人寻味的事情，老师巧妙地改编和创造，让孩子懂得保护空气的重要，环保教育更深入。

三、环保教育与幼儿园课程整合的实施策略

1．在游戏情节和游戏材料中自然渗透环保因素

“任何知识都发源于动作”，因此如何引发幼儿的好奇心，让幼儿对环保教育产生兴趣，需要在课程实施上采取有效的方法。将环保因素作为游戏材料，可让原本不是环保教育的课程充满环保色彩，释放教育功能。如小班艺术活动“可爱的小金鱼”中，老师将一盘浑浊的水和一盆洁净的水作为材料，让孩子们通过直观观察、思考讨论、动手操作等了解如何保护小动物，知道净化环境的重要性，在绘画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就贯穿了环保的情感色彩性。中班音乐活动“我爱蔬菜”，目的是要让幼儿尝试听辨五音阶，这对中班的孩子挑战性非常大，老师特意设计了一个“抓虫子”的环保游戏环节，让幼儿知道不同颜色的虫子代表不同音高，这样让孩子对枯燥的音阶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看蔬菜——浇水——捉虫——运蔬菜的整个游戏过程中轻松地学习了新知识，体验了爱护蔬菜的情感。大班艺术活动“秋的画报”，孩子们用自己捡来的落叶和废旧报纸，创造出艺术的美感，既体验了成功的幸福感，又获得了保护环境的愉悦感。

2．在参与实践和角色体验中提高环保意识与能力

纵观当今幼儿教育，“一日生活皆课程”的理念基本深入人心，那么如何将环保教育整合于幼儿一日生活之中呢？本园教师认为有效的策略便是环保实践活动。利用环保教育环境及其他相关资源，让幼儿在一日生活的多个环节中亲身体验各种环保学习和探究过程，使其成为真正的学习主体，内化他们的环保能力，丰富他们的情感，可以有效地拓展孩子的学习空间，达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第9篇：教育政策研究范文

关键词：教育选择权；高等教育政策调控；教育选择；职业资格证书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263-02

一、教育选择权――当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教育活动中包含着三种选择：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和教育影响的选择；社会、政府、家庭对教育者的选择；学生的选择。在现在的教育选择权的范畴中，主要讨论的是第三种学生的选择。

学生的教育选择权的种类、范围、形式以及行使程度会随教育情况变化而变化。当前对于教育选择权内容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学校选择权、专业选择权、课程选择权、教师选择权，还有上课的权力和选择学习年限的权力。教育中的选择包括学校间的选择和学校内的选择，学校间的选择主要是对学校的选择，而学校内的选择则是对专业和课程，教师等学习资源的选择。

（一）学校选择权

学校的选择权主要是指对学校类型进行选择，是校际间的选择。学校选择权指，受教育者从自身意愿出发选择学校经考核后进入该校并获得该校学生身份的权利。目前证书制和高考制两种是国外高校最常用的招生方式。证书制是对中等教育终了的资格认定，而高考制是大学的统一考试。而学生行使择校的权力也会随着高校不同的招生制度和录取方法而有不同变化。

从理论上来讲，学校选择权中包括对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的选择，以及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选择，重点学校和一般学校的选择，本地区学校或其他地区学校的选择。但是选择权不可能是绝对自由的，这是要由大学本身的客观容纳量而决定的，在教学质量这样的更高社会利益条件下，限制入学申请者的择校自由是可以被允许的。

（二）专业选择权

专业的选择权，指学术或是针对职业的专业选择，在入校后选择或对之前的专业选择进行调整。当前专业的选择分两种，一种依靠入学前填报的志愿来决定，一种是入校后再进行选择和调整。目前高校的教学制度改革如主辅修制度、双学位制度、双专业制度等就与其相关。学生在入学前选专业时具有盲目性且易受他人引导，就业制度和市场导向等大环境都会对选择产生影响。学校应允许学生在入校后进行专业的调整和选择。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明确提出“学生可以按学校的规定申请转专业。学生转专业由所在学校批准。”这样就从制度层面上规定了学生对专业的选择权力。

（三）课程选择权

一个专业会形成独有的认知结构，但该认知结构可能会与其他的专业交叉，并形成不同方向。学生有自由选择该专业研究方向的权力，且依照学生个人独有的不同认知结构，学生拥有一定范围内对不同的课程进行选择的权力和条件。目前对课程选择权的研究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它包括对本专业计划所开设课程的选择自由和选修外专业、外学院（系）、外校甚至是国外某些高校课程的权利和条件，以及对某些课程申请免修的权力。

学分制对选课制和课程选择权有密切的关系，学分制源于选课制，其核心就是选课制。“学分制管理模式以选课制为核心，有三层含义：即选择不同的课程，同一课程选择不同的层次，同一层次选择不同的授课教师。”

但课程选择也是有限制的，学生可能会为了学分而选择一些较容易的课程，从而忽视自身专业体系的课程结构。学生不能脱离制度和规范化的课程设置进行自由选择。为保障学生选课的权利和学生掌握专业内容的平衡，就需要对必修课程和限定选修课程以及任意选修课程之间的比例加以限定。

二、高等职业教育政策中教育选择性的缺失

我国目前并没有保证学生的教育选择权，但是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关于“选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频出。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个人教育选择主要是在公立学校内部，教育选择受限。高等教育制度的缺陷使受教育者对学校间的选择受限，而学制体系和资格证书制度的不规范使校内专业和课程选择受限。

（一）高等教育制度的缺陷

1.招生考试政策问题

我国高等学校在招生考试政策上，仍采用统一的入学选拔标准，在录取批次上高职院校仍然是在最后一批录取的。这对高等职业教育选择有两种不利影响：其一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社会、家长、教师甚至学生本人都对职业教育具有偏见。其二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培养出的学生并不一定适合技术技能培养的高等职业教育。而“专升本”政策及本科院校的扩招，使本来属于高职院校的招生份额也被占据。

迄今为止，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招生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普通高中学校的学生参加高考，依高考成绩进行录取；另一种是中专、职业高中和技校或同等学力在职人员通过参加招生学校自主的招生考试，依成绩进行录取。对于高等职业院校招收中的“普职比例”，国家实行“招生向普高生倾斜、限定高职对口招生比例”政策。然而过分向普高生倾斜的问题使比例失衡。

从教育选择的视角来看，高校选择一定会受招生制度及家庭背景的影响。教育选择需建立于同等水平间的学校选择上，而高考政策中高职院校却为最后一批录取院校，两者层次相差。从这一点来说，这种录取政策已经干扰了教育者对高等职业教育院校的选择。

2.学制体系的政策规范

在我国现行政策框架下的学制体系中，高等教育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而高等职业教育目前只有专科层次。在纵向上无法与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体系贯通，在横向上无法与普通高等教育相连接。从教育选择的角度来讲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间的隔阂未打通，受教育者无法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而由于职业教育在纵向上的缺陷，受教育者缺少选择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这影响了受教育者选择高等职业教育的意愿，且影响了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提高。

另外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一直受着普通高等教育的控制。高等职业教育被归在高教部门管理，与传统普通高等教育基于一类地位却在其之下，被限制在专科层次。其中“新高职”者，主要从参加高考以及普通高中毕业生中降分收取，并且采取“三不一高”的歧视性政策。此外普通高校还可通过将职业院校吞并为普通高校的学院，为职业院校中的自考生颁发普通高校文凭，变相鼓励职业院校成为自考的培训基地等方式，令职业院校丧失了独特性。

（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缺陷

目前政策规定的职业资格证书体系覆盖不广，许多职业并未被涵盖进职业资格证书体系中，很多专业无证可考。且职业资格证书只适合一个岗位工作的需要，并未面向一个岗位群。同时，相关政策并未对持证者的工资做出规定，导致待遇与证书无直接关联。因此目前市场上仍是学历文凭决定工资水平，这挫伤了学生进行职业资格考试的积极性。

另外由于国家对于资格证书的管理有教育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也有人事部门，职业资格证书没有统一的规定，干扰了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评价，同时也影响了证书的权威性。

从教育选择的角度来说，由于资格证书的问题，受教育者在选择专业时会考虑资格证书的获得问题，限制了受教育者的专业选择范围。另外受教育者对课程的选择也基于所选专业，职业资格证书的认证体系目前只面向于一个工作岗位而非岗位群，受教育者所学习的课程是规定好的，范围狭窄而且缺乏流动性。而且由于认证体系的指定是政府而非企业，所开设的课程与现实的需要有一定的差距，这使受教育者对课程的选择受限，且缺乏实用性，影响受教育者的教育选择。

三、基于选择性视角下的高等职业教育政策调控

（一）高等教育政策调控

招生考试政策的调控要与学制体系改革相配套。在录取方式以高考招生为主的大前提下，首先，高职院校要提升自己的教育层次，政府放宽对高职院校录取批次的限制，使部分学校、部分专业上升到本科层次录取。其次，完善单独招生和自主招生考试，以更多样化的入学考查方式，变选拔性考试为适应性考试。

建立高职院校的高等教育体系，打通职业院校和普通教育之间的流动渠道，建立起普职沟通、中高衔接、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的职业教育体系。目前解决高职生继续学习问题的措施主要是专升本。但是专升本后，高职生进入的是学术教育体系而非职业教育体系。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应该设立技术本科。以此调控来实现受教育者自觉选择适合自身的教育方式，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可以相互流通相互选择，满足受教育者对于专业和课程的选择需求，尊重受教育者对于教育内容和方向的选择权利。

（二）职业资格证书政策调控

职业资格证书包括三个要素，即标准、模块和证书。从标准来看，职业资格证书的制定应该和职业学校的培训标准相一致。职业资格证书的等级划分应与纵向学科体系相一致，高等职业院校所提供的初级和高级培训标准，应在职业资格证书上体现出来。受教育者在教育选择上有深造或是选择基本教育的权力，这种权利应该在职业资格证书的等级划分上表现出来。

从模块来看，要加强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有效连接。职业院校在教学中渗透职业认证标准。在课程设置上，要建立不同的课程内容选择和编排标准。课程管理权力要下放，允许开发多种版本的教材和校本课程。

从证书部分来看，政府要对职业资格证书进行规范，加强职业资格证书的权威性，严格其认定标准。扩大职业资格证书的覆盖面，职业技能的鉴定标准广泛化，完善就业准入制度，对不严格执行就业准入制度的企业予以惩罚，提高职业资格证书的市场信用度。

参考文献：

[1]唐德海，李枭鹰.复杂性视域中的教育选择[J].高等教育研究，2006，（10）.

[2]周正.个体选择职业教育问题的社会学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1）.

[3]翟静丽.个人教育选择问题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