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的作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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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教育政策的作用范文

论文摘要: 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中遇到了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在现代社会里,政治合法性不仅来源于公民与政府的“社会契约”,而且还依靠政府的政绩特别是在经济上的政绩和由此产生的公民对政治权威的态度。为了解决这种危机,欧盟应该有相应的应对措施:第一,提高公民文化意识,帮助公民理解政治活动的目的和政府的基本管理运作;第二,增加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对政治结果的个人影响力。 

 

欧洲人在公投宪法时明显表现出对欧洲公民身份的缺损。“欧洲公民”这一意识概念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提出和实施,但从其成效来判断,它却以失败而告终。在2004年公投时,选民们以各国公民的身份而非欧洲公民的身份参与其中,这也是公投失败的原因之一。众所周之,公民权是集体认同的表现之一,同时又是集体认同的核心之一。在欧盟成员国范围内,集体公民权的高效实施将会是欧盟认同突破“瓶颈”的重要的动力之一。 

 

一 

 

政治文化是政治研究的一个领域并且逐渐成为衡量政治凝聚力的一个标准,并由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加布里奥·阿蒙德最早提出此概念。政治文化是一个政治系统,由系统内所在的人的政治认可度、感情和政治判断力组成。其中政治认可度又由人的行为偏好和政治心理等诸多因素组成。当政治文化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时,它将提高整个政治系统的凝聚力,特别是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反之,它一旦被忽视,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就会出现。 

政治合法性危机体现了政府和其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显示了公民对政府纲领政策的不满情绪,对政府办事低效率的抱怨,进而对政府政策初衷表示怀疑,导致其不愿履行他们的公民职责。 

根据政治家潘的观点,在现代社会里,政治合法性不仅来源于公民与政府的“社会契约”,而且依靠政府的政绩,特别是在经济上的政绩和由此产生的公民对政治权威的态度。 

为了解决这种危机,政府应该有相应的几步应对措施。第一,提高公民文化意识,帮助公民理解政治活动的目的和政府的基本管理运作;第二,增加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对政治结果的个人影响力。 

 

二 

 

对于欧盟来说,其政治合法性危机来源于几个方面:民主赤字,欧盟公民定义的模糊性和欧盟内部的就业政绩不良性。这几个方面都对欧盟一体化的进程起到了滞后作用。解决这些难题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提高欧盟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的提高和公民的个体意识形态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建立一种有利于欧洲共同认同的个人意识形态就在欧盟教育政策中体现出来了。欧盟教育政策的实施可以看作是欧盟在全球化影响下对我者/他者的二元的对立的重新建构。 

欧盟民主赤字表现在欧盟各个政府机构运作缺乏透明性,其运作机制犹如迷宫般复杂,而且工作效率明显不如各个成员国政府机构。这些不利因素影响到了民众参与到民主政治的热情,也割断了政治上层同民众的联系。总之,民主赤字充分表明了欧盟政治文化的薄弱。 

为了解决这种困境,欧盟进行了改革。首先,欧盟将其政策决定过程透明化,从而增加政府上层和民众的联系。改革包括增强欧盟议会的作用,增加能够拉近与民众距离的补充性原则,使得更多的民众能够理解和参与。归结为一点就是简化其复杂的机构运行措施。欧盟的某项政策出台需要经过三个层次的协商: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而前两者是管理机构上层进行讨论协商的地方,普通公民无法参与。在这种情况下,欧盟进一步增强了欧洲议会的作用,因为这也是欧洲公民能够最近地接触到欧盟政治的地方。这一点在欧阿姆斯特丹协议里有所表现。 

其次,提高欧盟合法性更需要提高政绩,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危机的时候,就业问题特别是青年人的就业问题是极为敏感的。为了推动欧洲教育维度,青年教育培训项目鼓励青年工人在共同体范围内跨国流动。“伊拉斯谟”项目鼓励大学生进行跨国校际的交流。还有为没有学历的欧洲青年提供教育机会的“夸美纽斯”计划,这一系列的计划使得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参与,同时也关怀了弱势群体。这是欧盟民主和福利的全面体现。其中达·芬奇计划的出台便是欧盟力挽狂澜的大好时机。此项计划意在为欧洲各国公民提供终身教育的机会,让欧洲公民以更有力的姿态进入到世界劳动市场里。用更为通俗的话说便是让欧洲人争夺其他地区公民的饭碗,以别人的饭碗来解决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问题,同时又进一步增加了我者/他者的二元对立。在全球化形势下,全球经济的压力要求提高竞争力,降低劳动成本和开放市场。而欧盟所扮演的角色是“欧洲利益”的代言人,“欧洲改革”的倡导人和“欧洲经济区”的组织者,其作用是最大限度减少在经济全球化下各成员国之间的“恶性”竞争,①维护欧洲社会传统和价值观念。而在这种形式下,单一国家是很难“单枪匹马”解决问题的。欧盟如能成功地使得欧洲人把竞争的矛头对准了欧洲大陆以外,这样便会促进欧洲人忠诚度由民族国家到欧盟的转移,从而巩固它领导的合法性。 

三 

 

从欧盟成立以来,作为欧盟公民的公民权和作为成员国的公民的公民权的区别和联系一直是困扰着欧洲民众的政治难题,这也对欧盟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教育的职能即是使欧洲公民在各种学习中意识到新的社会规范和规则,承认欧盟治理的合法性问题,即民族国家治理的转移,换句话讲就是民族主权的部分让渡。作为欧洲的公民和作为成员国的公民有何差异呢?是否会得益呢?这不仅成为了一个学术上有争议的话题,更是让欧洲人自己头痛的现实问题。欧洲公民身份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后便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但就其普及和应用程度来说,却没有多大的效力。这也直接影响②“培养欧洲公民意识形态”这一主线始终贯穿于欧盟在对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欧盟教育政策的实施主要起着意识建构的作用。欧盟此次的教育政策是对全社会各个阶层的一次总动员,同时是对社会个体意识形态的建构教育政策是政治上层建筑意识的直接的传达。教育的方向和宗旨都源于政治意识,包括欧洲公民社会权利的建构和欧洲公民身份的认同。在公民社会权利的建构中,教育政策起到了对欧洲社会分配制度的重建作用,更关照青年雇员、失业者和受到社会排斥的人群。同时,又起到了对“欧洲制度的重建”的作用,强调了社会伙伴和市民社会参与的重要性。建构主义者认为行为体的认同、偏好和行为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行为体通过学习、认知,逐渐内化有关一体化的规范与规则,从而导致自身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变化。③ 

理论上,欧洲公民资格包括超越国界的团结意识,归属于这个集体的意愿和实现此目的的行为。这些将引发欧洲朝着增强欧洲人们之间交流、凝聚力、互动和彼此理解的方向前进。人们通常认为,欧洲公民资格源自欧洲各国公民共享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源自他们的历史亲和力和相似性。但是,人们也认为,这种公民资格意识还仅仅是在形成中,特别要通过提高教育合作和人口流动的自觉努力程度来推动这一过程的实现。教育应当唤醒欧洲各国人们的欧洲人意识,而欧洲资格已经被用来指称对欧盟存在意义的认识。这种认识或意识将成为人们对近在眼前的欧洲一体化产生认知上的认可和依赖。④而“优厄迪斯教育信息网”的开通为欧洲范围内的人才的流通和市场的需求建立了互动的联系,以及鼓励欧洲大学生跨校际的伊拉斯谟计划正是从这一维度来促进欧洲公民的意识。 

这一系列的教育计划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欧洲公民身份的强化。在对公民意义的重新诠释中有三个核心即自由性、进入性、归宿性。在自由性方面,欧盟教育政策在促进人口流动的原则就是最好的表现。自由移动具有促进统一市场的运作和加强欧盟国际竞争力的能力。如在“夸美纽斯”计划中,目标为在计划实施期内,每20个欧洲儿童中就有1个参与此计划到他国学习。“伊拉斯谟”计划希望到2011年,让300万学生在欧洲大陆内自由流动。在这样大的人口流动中,欧洲各民族国家特有的归宿性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重新定义的欧洲集体归宿性,即“知识社会”的归属性,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归属性。进入性是指一个公民在特点时期能够切实享受被赋予的权利的程度。这样“进入性”的着眼点就在于政治吸纳与排斥的机制上。这些机制又反过来支持着政治和社会经济平等理想的实现,也就是让广大公民通过教育体系来更直接参与到欧盟一体化的进程中来。通过教育计划的实施,即通过实践,欧洲公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建构了偏向统治阶级(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意识形态。于是这些主体就在完全意识到的情况下按照他们的信仰来行动了。 

总之,欧盟在建立其合法性的路程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建立合法性的道路还是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田德文.欧盟社会政策和欧洲一体化.社会文献出版社,2005:325. 

②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12. 

③田德文.欧盟社会政策和欧洲一体化.社会文献出版社,2005:379. 

④段素菊.全球化公民资格·教育改革——欧盟教育政策个案研究.学术论坛,2003,(3). 

 

参考文献: 

[1]迈克尔.莱斯诺夫.社会契约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认同的力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田德文.欧盟社会政策和欧洲一体化.社会文献出版社,2005. 

[4]埃德加·莫兰著.康征,齐小曼译.反思欧洲.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 

第2篇：教育政策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大学思政教育 倾听 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6.027

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力量，对大学生们进行良好的行为引导和思想教育要充分发挥辅导员自身丰富的知识、深邃的思想和优秀的素养等优势，潜移默化地对其施加影响。找学生谈话是最常见最普通的教育工作方式，作为一名辅导员，要常常从“倾听”学生开始进入工作，从而进入学生的内心世界的。在对大学生的倾听中，对其进行思想道德的熏陶、学习生活的指导、情感心理的疏导，是一切学生工作的“开门钥匙”。

对于学生的叙说往往有一些辅导员会对其忽略或拒绝倾听，这种“失聪”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第一，不全的倾听。在与学生交谈的过程中，辅导员经常只倾听了自己需要的声音，对那些于己不利的声音却加以排斥和压制。如当学生在言说时无意冒犯了自己，有的辅导员便会粗暴地打断学生的叙说，甚至指责学生。这些情况表明辅导员并未把学生放在主体的地位，漠视了学生作为个体的存在。长此以往，对一部分同学来说，可能就会造成“心灵的窗户”永久性地对老师封闭，学生工作将会极为被动。

第二，虚假的倾听。所谓“虚假”，是指一种虚假的姿态，好像是在倾听学生的声音，但却根本没听。学生对老师的信任是在平时的点点滴滴的交往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如果我们耐不住性子，一耳进一耳出，佯装“倾听”，将会失去学生的信任。

第三，错误的倾听。无法准确把握学生的申诉以及叙述内容的潜在意思，经常出现断章取义的现象，不能客观全面地把握学生的真实想法。如果不注意内容的曲折性和隐晦性，照单全收，势必造成片面和错误。

1 辅导员的倾听内容

1.1 对学生欲望和需求的倾听

学生通过行为表达出学习以及生活中的欲望的同时也可以通过他们的声音表达出来，这些声音有些是对渴望上进的表达，有些是对希望得到尊重的表达。对这些声音所表达的欲望和需求的倾听，就成为辅导员的重要任务。经常关注大学生需求，有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塑造。

1.2 对学生情感的倾听

复杂性与隐蔽性是学生情感发展的主要特点。因此需要细致入微的对学生的情感状态以及动向进行协调和引导。一个善于倾听的老师能迅速准确地从学生发出的各种声音中听出焦虑、愤恨、悲哀、快乐和喜悦。关心学生的情感发展是构建和谐人际交往和和谐校园的重要内容。

1.3 倾听学生的思想

对于具有倾听意识的老师，在倾听学生表面需要和情感的同时，他们还能够听出学生声音背后的思想和观念的萌芽。对这些思想和观念多做正确合理的处理。善于倾听的辅导员更容易走进学生的心灵，更能够对学生的思想动向进行及时的了解。

2 辅导员的倾听态度

2.1 真诚和平等

老师向学生开始倾听，就意味着对学生的一种接纳。这首先要求老师以一种真诚的心态来倾听学生的声音，让学生感受到老师的诚意。实际上，老师和大学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情感上是有共鸣基础的，在思想上是可以互补的，而且教师与学生在教育大方向、大目标上是统一的，我们放低“姿态”可以避免师生间的心理隔阂。

2.2 专注与警觉

在对学生言说进行倾听时，辅导员需要专注、仔细的倾听，让学生感受到辅导员对自己的想法的重视。同时辅导员应敏锐的捕捉学生每一个声音的方向、特点和隐藏的变化趋势。对于学生情感以及心理方面变化的言外之意要多加重视。

2.3 执着和冷静

职业院校的大学生言谈呈现多样性特点的主要原因是每位学生能力与个性的不同。老师们应当在一些无序的混乱的复杂的声音中获得意义。因此需要老师倾听过程中清晰冷静的分析学生的心声，对学生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

2.4 宽容和诚信

教师应当怀抱着一颗宽容的心去倾听学生的心声，对于一些个性强的学生更应细心对待。同时倾听时还要讲究诚信，需要老师为学生保密，否则辅导员在学生心中的信任程度会大大降低，从此缄口不言，更有甚者，还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3 辅导员的倾听方式

3.1 注意中兼听

在倾听学生声音的同时要做出明确的判断，对其中的真伪要做出分析，从而得到正确的结果。

3.2 追问中倾听

老师在倾听学生心声的同时，应当适时的追问，了解其中的原委，同样对学生的言说做出合理的分析与指导。

3.3 观察中倾听

在倾听学生言说的同时，对学生的行为举动也要密切的关注，尤其是学生的眼神变化，是真诚的还是狡黠的，这样的倾听才富有成效。

学生工作纷繁复杂，曲折反复，老师要乐于和学生交朋友，经常性地找学生谈谈心，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敞开心扉，本着真诚平等、执着冷静的态度，在倾听中耐心观察，注意辩证分析倾听的内容，公平公正地处理学生事务，这样就会提高学生工作的效率。

参考文献：

[1]万玮.班主任兵法[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张东娇.教育沟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

第3篇：教育政策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网络听力测试；听力理解焦虑；反拨效应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3-8454（2017）05-0084-04

一、前言

语言测试领域的反拨效应被称为测试的后效作用或反拨作用，通常是指考试对教师和学生以及教和学产生的影响（刘晓华、辜向东，2013：4）。以Messick为代表的语言测量专家（1989）率先提倡将反拨效应视为评估考试效度的重要组成部分，Bachman（1990）继而将此思想引入到语言测试领域，反拨效应逐渐成为语言测评领域的研究重点。Alderson & Wall（1993）随后提出的“反拨效应假设”，Bailey（1996）提出的“反拨效应基本模式”和Bachman & Palmer（1996）主导的“测试有用性原则”都对语言测试反拨效应研究框架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外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语言测试的反拨作用具有正面和负面、显性和[性的双重特性（Hughes，1989； Lam， 1993； Read & Hayes， 2003）。在近20 年来，信息技术逐渐被引入语言测试领域。国内语言测试者除了关注技术的使用对语言测试效度产生的影响（金艳，2012；金艳，吴江，2010；李清华，孔文，2006），也将语言测试的后效作用和反拨作用视为研究语言测试效度重点之一。大多数的研究都表明，考试对教师和学生以及教或学产生正面或负面反拨效应（杨惠中、桂诗春，2007；侯新民、王伟力，2008；曹勤，2009；石小娟，2010；辜向东、彭莹莹，2010；郭遂红、李方秀，2012；徐倩，2012；杨志强、辜向东、刘晓华，2012；亓鲁霞，2012）。

然而，大部分的研究都是针对目前国内高校在传统课堂模式下测试对大学英语教与学产生正面或负面反拨作用，而关于网络听力测试对大学生听力理解焦虑的反拨作用的研究较少。在大学生英语听、说、读、写四种技能学习中，测试给听力理解带来的焦虑最为突出（Krashen 1989；引自Young，1992）。多数研究也指出听力理解焦虑阻碍了听力学习（Gardner，Lalonde，Moorcroft & Evers，1987；Bacon，1989； Lund ， 1991）。假如累加的焦虑感没有及时解决或缓解，听力测试的负面反拨作用将急剧凸显。结合近年来高校网络测试不断推广和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听力题型不断革新的形势，笔者认为开展网络听力测试对大学生英语听力理解焦虑的反拨效应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研究可增强外语教师和大学生对网络听力测试对听力理解焦虑的反拨作用的认识，帮助大学生正确对待听力理解焦虑，提高听力理解能力以及促进大学英语听力教学。

二、研究方法与对象

1.研究方法

本论文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两种方法来开展实证研究，首先分析并总结问卷中所反映出的网络听力测试对学生听力理解焦虑的反拨效应，然后进一步通过深度访谈对调查问卷加以补充和论证。本研究使用的调查问卷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网络听力测试过程中学生的听力焦虑量表。笔者通过参考Saito et al.（1999）的外语阅读焦虑量表，结合本研究的需求设计了听力焦虑量表，共20个问题，并以中文给出，以便增加受试者对所回答问题的理解程度。每个问题都设计了A（非常不同意）、B（不同意）、C（不确定）、D（同意）、E（非常同意）五个选项，量化后的分数分别对应为1至5分。受试者需要对20个问题做出判断。分数越低表示在网络听力测试环境下，受试者听力理解焦虑程度越低，分数越高表示受试者听力理解焦虑程度越高。根据焦虑值的高低，把受试者分成三组，60分以下的受试者为低焦虑者，60至80分的受试者属于中等焦虑者，80分以上的则为高焦虑者。

为了掌握哪种网络测试（阅读，听力及写作）带来的焦虑感最为突出以及网络听力测试如何积极或消极反作用于听力理解焦虑，笔者在调查问卷第二部分设计了4个主观问题。问题1：定时定量的网络测试中，哪种能力的测试（阅读，听力及写作）带来的焦虑感最为突出，为什么？问题2：定时定量的网络听力测试是让听力成绩在多听多做的过程中产生了质的飞跃还是徒增了焦虑感、挫败感和疲倦感？请举例说明你如何在听力过程中回避你的焦虑感，或挫败感，或疲倦感。问题3：网络听力测试改变了你对听力课堂的看法吗？请至少举一例说明。问题4：网络听力测试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请至少举一例说明。受试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4个问题予以详细的书面回答。在调查问卷基础上，笔者还选取了五名受试者进行深度访谈，对调查问卷起到有效补充的作用。面对面的深度访谈能更真实地反映出受试者对网络听力测试的认知、态度及网络听力测试如何对受试者听力理解焦虑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反拨效应。

2.研究对象

论文以北京工业大学理工类大学二年级3个班共110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教师借助网络教学平台来记录、了解、检查学生的大学英语听说和读写课程的学习情况。所有学生都要求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网考测试，测试范围涵盖《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二版）》第三册七个单元的内容，测试形式为听力理解、阅读理解和写作三个部分，测试成绩按学生参加次数及比例计入期末总评成绩。另外每周还安排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7、8、9、10节课，引导学生熟悉和适应网络学习和测试。

三、结果与讨论

1.网络听力测试过程中学生的听力理解焦虑感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见表1），在网络听力测试过程中，学生的听力理解焦虑平均值在57和85之间，中等焦虑平均值为67.57，大部分学生（44.55%）属于中等焦虑。调查结果证实听力理解焦虑感确实大范围存在于学习者的网络听力测试过程中。

图1显示，网络听力测试过程中学生的听力理解焦虑感主要来自于伴随着整个考试过程中无法听清每一个单词时的紧张和困惑（问题7受试者的平均焦虑值3.88 ）、无法确定答案时的沮丧（问题1受试者的平均焦虑值3.53）、看到大量听力材料时的害怕（问题4受试者的平均焦虑值3.49）以及失去学习兴趣，不喜欢听力的学习态度（问题12受试者的平均焦虑值3.42）。笔者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在网络听力测试过程中具有不同的焦虑表现，如有些学生听的时候总是很紧张，难以调节自己的精神状态，导致完全跟不上听力播放的速度。有些学生采用消极回避的态度来对待考试，如直接放弃听力部分的考试或者采取盲选的方式来完成，这极有可能是导致学生测试分数极其不真实、不稳定或明显低于同分值的阅读理解分数的主要原因。笔者这一判断，在深度访谈时得到了证实。此外，受试者对于调查问卷中跟听力策略有关表述的选择说明大部分学生不知道如何运用听力策略去减轻听力理解焦虑，如在听的过程中会时常忘记自己之前所听过的内容（问题3受试者的平均焦虑值3.42）和在听的过程中，总是逐字逐句的听（问题9受试者的平均焦虑值3.33）。这与熊苏春（2012）的研究Y论“学生越少使用学习策略，就会变得越焦虑，越焦虑就越不愿意使用任何策略，就这样形成恶性循环”相吻合。

2.网络听力测试对学生听力理解焦虑的反拨效应

通过分析受试者对调查问卷4个主观问题的回答，了解到听力测试对受试者听力理解焦虑的反拨效应既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图2显示，有高达50.88 %的受试者认为，相对于阅读和写作测试而言，网络听力测试所带来的焦虑感最为突出。假如累加的高焦虑感没有及时解决或缓解，听力测试的负面反拨作用将急剧凸显。正如Hussein Elkhafaifi （2005）研究指出，听力焦虑感与成绩和学习经历均呈显著负相关，即听力焦虑感越高的学生，其听力理解成绩越低。

而受试者对于第二和第三个问题的回答表明，在改变学生对听力课堂的观念和归因方面，网络听力测试对听力理解焦虑产生了正面的反拨作用。比如学生误认为只要多花时间练习，听力成绩就能提高，跟老师或者听力课堂关系不大。然而接近半数的学生（48.6%）却发现定时定量的网络听力测试虽然让他们的听力训练有了更多量的积累，却并没有让他们在多听多做的过程中有效地提高听力理解能力且徒增了挫败感、焦虑感和疲倦感，对听力学习产生了负面的反拨作用。但令人欣慰的是，对听力水平无明显提升的网络听力测试却让部分学生改变了对听力课堂的理解。会积极反思的学生提到，听力课堂的听力练习和课下的网络听力测试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训练听力理解的途径。其中听力课堂的练习能够让他们与老师就听力理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反思，并得到专门的训练，如听力课堂教会他们辨别同化、连读、省略音和不完全爆破等各种语言上的变化，又如老师在听力课堂上训练的记忆策略让他们学会了怎样运用听力策略快速的记下诸如时间，价格等细节信息。另外部分学生也提到，在网络听力的测试过程中，他们会碰到在听清楚对话当中的单词和句子的情况下，还是不解其意，进而照成误解和选错答案。而听力课堂上老师对答案的解读能让他们深入了解英语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听力材料及循序渐进的积累相关词汇，进而提高听力理解水平。

针对调查问卷第四个问题，受试者给出了诸多网络听力测试对听力理解焦虑的负面反拨作用。其中部分受试者提到，定时定量网络听力测试属于无人监控的状态，少数学生会借助各种手段谋求高分，这无疑让诚信考试的大部分学生倍感焦虑，无法以正常的心态面对网络听力测试。另外有部分受试者指出教师不能及时反馈网络听力测试的问题以及自己听力分数徘徊不前的状态都会增加学生的挫败感、焦虑感和疲倦感，久而久之就会让网络听力测试流于形式，对提高听力理解水平没有丝毫的建设性作用。再者，网络听力测试对硬件系统的要求极高，另外测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界面空白，听力录音中断、电脑死机等突发状况，严重影响了学生考试的积极性和测试成绩。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调查问卷中定量、定性数据的分析表明，网络听力测试在改变学生听力课堂观念和归因方面对听力理解焦虑产生了正面的反拨作用。

为了进一步强化网络听力测试对学生听力理解焦虑的正面反拨作用，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改进。第一，通过网络听力测试平台收集到的信息应该最大化的利用，让网络听力测试和课堂教学有效融合。对教师而言，要从收集到的信息里看清学生的进步和认识到学生在哪些方面需要更加努力，及时调整和更新上课内容。第二，提供形式多样的听力材料便于学生选择。笔者注意到，虽然有56.14%的学生明确表达自己不喜欢听听力，但仍有42.11% 的学生还是乐意尝试灵活的单独化的听力训练测试。如教师可以建议听力基础薄弱的学生选择《听力入门》和《英语初级听力》这样的听力材料来强化基本知识点进而提高听力水平，而听力基础稍好的学生可以在线收听最新的CNN新闻听力及TED讲座等听力材料，最终让网络听力训练与测试不流于形式。第三，要在听力课堂上指导学生改善和练习听力策略。如重视网络听力测试后重点听力词汇的整理，部分听力材料的精听以及教会学生如何高效的通过网络听力练习习得生词的方法。综合来讲，教师如能将听力课堂与网络听力测试结果有效融合，定能给出针对性的指导方法，这对于改变学生对听力课堂的观念和归因以及改善学生的听力理解焦虑都将产生积极的反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不同听力水平的学生对网络听力测试保持积极的情绪，更好地发挥网络听力测试对听力理解焦虑的正面反拨作用。

参考文献：

[1]Alderson， J. C.， & Wall， D. Does Washback Exist？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3， 14 （2）： 115-129.

[2]Bachman， L. F. 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s in Language Testing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Bachman， L. F. & Palmer， A.S. Language Testing in Practic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Bacon， S. M. Listening for real in the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J].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1989， 22 （6）： 543-551.

[5]Bailey， K. M. Working for Washback： A Review of the Washback Concept in Language Testing[J]. Language Testing， 1996， 13 （3）： 257-279.

[6]Gardner， R. C. & Lalonde， R. N.， Moorcroft， R. & Evers， F. T. Second language attrition： The role of motivation and use[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7， 6 （1）： 29-47.

[7]Hughes， A. Testing for Language Teacher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8]Hussein Elkhafaifi.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nd Anxiety in the Arabic language Classroom[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05， 89 （2）： 206-220.

[9]Krashen， 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2.

[10]Lam， H. P. Washback-Can It Be Qualified[C]//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English Examinations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M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eeds， 1993.

[11]Lund， R. J. A comparison of second language liste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91， 75 （2）： 196-204.

[12]Messick， S. Validity[A]. In R. L. Linn （Ed.），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3r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89： 13-103.

[13]Read， J. & Hayes， B. The Impact of IELTS on Preparation for Academic Study in New Zealand[J]. ELTS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Research Report， 2003/4： 153-206.

[14]Saito， Y.， Garza， T. & Horwitz， E. Foreign Language Reading Anxiety.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99， 83（2）： 202-218.

[15]Vogely， A.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nxiety： Students’ Reported Sources and Solutions. Foreign Language Annuals， 1998， 31： 67-80.

[16]Young， D. J. language Anxiety from the Foreign Language Specialist’s Perspective： Interviews with Krashen， Omaggio Hadley， Terrell， and Rardin.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1992， 25： 157-172.

[17]曹勤.大W英语四级网考听力测试对大学英语教师教学的反拨效应研究[J].外国语文.2009（5）：164-168.

[18]辜向东.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反拨效应实证研究[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19]辜向东，彭莹莹.大学英语教师对CET及其反拨效应认识的历时研究[J].外语及外语教学， 2010（6）：37-56.

[20]郭遂红，李方秀.大学英语网络考试对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反拨效应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 2012（5）：72-76.

[21]侯新民，王伟力.大学生对新大学英语四级听力考试的态度研究―新大学英语四级听力考试对学生的反拨效应[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8，（3）：91-94.

[22]金艳.计算机化语言测试的效度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 2012（1）：11-15.

[23]金艳，吴江.大学英语四级网考效度初探 [J].外语电化教学， 2010（3）：3-8.

[24]李清华，孔文.基于计算机的语言测试及其效度验证等效研究综述[J].外语界，2009（3）：66-72， 96.

[25]刘晓华，辜向东.国内外反拨效应实证研究二十年回顾[J].外语测试与教学，2013（1）：4-17.

[26]王艳.英语听力教学与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27]熊苏春.基于网络环境的大学生语言学习焦虑与学习策略使用之关系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12（6）：66-71.

[28]徐倩.英语专业八级的反拨作用研究―对外语专家和英语学科负责人的一次调查[J].外语界，2012（3） ：21-31.

[29]杨惠中，桂诗春.语言测试的社会学思考[J].现代外语，2007，30（4）：368-374.

第4篇：教育政策的作用范文

基金项目：天津市教委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社会支持研究”（编号：2014-ZD18），主持人：李忠；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工业化国家企业教育法律研究”（编号：THJX15-001），主持人：李忠；天津市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重点项目“企业鼓励内部员工（裂解式）创新创业的机制与对策研究”（编号：15ZLZLZF00380），主持人：李忠。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16-0038-07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央政府颁布职业教育政策表达出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及重视。但是，考察职业教育的现实与政策的要求可以发现，实际情况与政策目标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职业院校依然面临招生困难、生源质量不高、学生学习力低下、就业质量不容乐观、社会认可度低等问题，存在明显的“文本繁荣与实践领域消沉并存”[1]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颇多，但是，职业教育政策执行失效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从执行效果的视角考察职业教育政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一、职业教育政策执行失效的主要表现

依据政策学原理，政策过程通常被划分为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反馈等四个环节。其中，政策执行是指在政策制定完成之后，将政策所规定的内容由预期变为现实的过程[2]，是“为了实现政策目标，把政策内容转化为现实的动态优化过程”[3]。它是将文本形态的价值观念付诸理性实践的动态过程，达成预期目标是政策执行情况的检验标准。可见，政策执行虽然只是政策过程的一个环节，却是将政策目标转变为现实的唯一途径，处在整个政策的中心。正因如此，政策执行一旦出现了问题，可能直接引发政策偏差乃至整个政策执行的失效。所谓政策执行失效，是政策执行者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了与政策精神、目标和内容等不相符合的思想或行为而引发的背离政策本意的结果。由于政策执行在整个政策中的特殊地位，政策执行失效可能引发整个政策式微、无效或无能。因此，为了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必须给政策执行以足够重视。考诸历史与现实，职业教育政策在执行中至少存在以下五种偏离政策本意的现象，直接影响到职业教育政策的预期目标。

其一，象征式执行。象征式执行是指执行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仅做表面文章或宣传报道，而缺乏具体行动的政策执行现象，其结果使得政策文本变为一纸空文而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典型事例是：早在2002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就明确要求，强化职业教育与劳动就业之间的联系，“大力推行劳动预备制度，严格实施就业准入制度”，并要求“完善学历证书，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显然没有得到执行，而是流于表面形式[4]。这种情况的出现，既不利于职业院校学生就业，也制约了职业教育自身的健康发展。

其二，附加式执行。附加式执行是指执行人员擅自添加政策中调控对象、范围、目标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增加某些文本条目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政策执行现象。据媒体报道，职业院校找企业接受学生实习主要依靠交情和人际关系，学校在学生实习的岗位性质、工作环境、学生权益等方面的发言权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职校学生在实习中普遍存在“同工不同酬”问题，企业对职校学生的劳动强度和质量要求与正式工一样，但在报酬、福利待遇等方面却与正式工相差甚远。大部分企业只是把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不愿意承担培养学生的责任，部分企业还存在增设硬性条件限制职校学生入职等问题[5]。甚至出现学校与企业联手榨取学生利益，将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的现象[6]。

其三，抵制式执行。抵制式执行是指执行主体无视政策的目标指向与具体内容，在政策明令禁止情况下依然冒险执行的政策现象。例如，在2004年、2005年、2011年，教育部的政策文件反复强调中等职业学校不能以升格为高等职业院校或并入高等学校为目的，规定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不并入或不升格为本科高等学校。但是，在实际运行中，一直存在中职学校升格为高职学校或者高职学校升格为本科高等学校的现象[7]。这种违背政策规定的做法，一方面衬托出行为主体对政策的无视，另一方面反映出职业教育政策在执行中面临着利益群体较为强劲的对峙状况。

其四，歪曲式执行。歪曲式执行是指执行人员打着贯彻落实国家政策的旗号，但在实际执行中偷梁换柱，违背政策制订和出台初衷的执行现象。其典型事例是，在执行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政策方案中，有相当数量的高职院校在教师招聘中倾向于硕士、博士等高学历高层次人才，造成学历攀比现象，结果使得“双师型”教师建设成为提升高职院校教师学历水平的政策。另外，职校学生的实习环节本是职业教育不可或缺的教学环节，是连接学校和企业的纽带，然而，在职校学生实习过程中，企业以实习之名滥用学生工，要求他们在生产流水线上进行高强度、超时限的劳动，侵犯了职校生的合法权益及其受教育机会[8]。以上两种现象都说明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不同程度的异化，偏离了政策本意。

其五，机械式执行。机械式执行是指执行者无视地方实际情况，对相关问题未能因时因地进行具体分析，盲目、机械执行政策的现象。例如，被职教界人士广为推崇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是指职业院校和企业通过合作对人才实施联合培养，经过双方培养的人才到合作企业顶岗实习直至就业。然而，据媒体报道，校企联合培养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变成了“劳动力供应中介”，廉价学生工成为弥补企业“用工荒”的一种措施[9]。地方政府要求职校学生到合作企业实习的政策，将数量庞大的职校学生变为廉价劳动力，职校学生成了企业降低劳动力成本、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这种机械式执行使得职业教育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加剧。

上述问题的存在，既影响到职业教育政策的权威性，又影响到职业教育的实践发展，进而影响到民众对职业教育的态度。首先，对政策本身而言，执行失效意味着政策变为一纸空文，削弱了政策本身的权威性和政府的信誉，容易造成民众对政策执行的不信任、怀疑甚至敷衍等态度。其次，职业教育政策执行不到位，对职业院校、合作企业、职校学生、社会团体等利益相关者没有发挥出政策的规范、调整和监督等作用，可能造成职业教育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挫伤其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最后，职业教育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本来就不高，政策执行不力会加剧这种状况。现阶段，中央政府出台了系列旨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将职业教育重新纳入公众视野，希望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支持职业教育发展。但是，失效的政策执行，可能导致民众对职业教育依然持悲观态度，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职业教育政策执行失效的成因分析

职业教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以上失效现象，凸显出职业教育政策的执行难。何以在中央政府大力倡导、地方政府积极配合的情况下，职业教育政策依然难以得到有效执行、职业教育依然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甚至涉及职业教育健康发展所需的生源也成问题？出现这些问题，既有政策本身不完善、政策执行环境复杂以及监督不到位的原因，更有执行主体间存在利益冲突和政策执行者对职业教育政策价值认同度低的原因。

（一）政策文本的缺陷

美国学者安德森将政策问题定义为“引起社会上某一部分人的需要或不满足的某种条件或环境，并为此寻求援助和补偿的活动”[10]。这意味着政策制定是一项十分专业的科学实践活动，其自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有效执行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因为，只有科学的、合理的职业教育政策才可能产生预期结果，如果政策本身存在问题，结果则很难预料。

首先，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要严格遵守相应原则和程序。政策文本内容的编写要符合逻辑一致性原则，政策最终确立要坚持程序正义性原则，包括过程正义和结果正义。法定程序无疑是政策制定要首先遵守的。但是，199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虽然开启了职业教育法制化的道路，对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但是，该法明显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它主要是一部规范学校职业教育的法律，企业并未被赋予教育机构的地位，行业企业只是作为职业教育的参与者而非实际的办学主体[11]。因此，据此制定的政策，也多为职业学校教育政策，忽视了企业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同时，在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环节，缺乏程序正义和相应的制度设计，一些职业教育政策的出台并没有严格遵循法定程序路径，一定程度上导致政策结果的正义性受到质疑。刘新学等人（2015）针对职业教育政策执行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执行失效与政策自身的不完善之间存在因果关联[12]。

其次，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主要考虑经济效益，以是否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作为价值取向，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考量。多数职业院校在办学过程中，主要关注自身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对学生素质的培养缺乏深入思考和长远规划。人文教育与专业技术教育出现严重分离，强调的是“制器”而非“育人”[13]。在政策执行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被压制，政策的价值理性缺失。在办学理念、培养目标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出现严重偏差，诸如过多强调岗位技能的精通与熟练，轻视学生全面素质尤其是职业人文素质的培育，功利性过强，等等，都可从政策文本中觅到踪迹。加之，由于我国职业教育深陷社会地位低、办学成本高、教育对象多是社会弱势群体等现实困境，职业教育政策的工具理性取向强化了这种观念，结果影响到政策执行的效果。

（二）执行者综合素质及其对政策价值认同度较低

政策执行效果不仅取决于政策文本质量，还有赖于执行者自身素质。职业教育政策执行是将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环节，要求执行者不仅要有基本的教育学科和政策学科等理论知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还要具备合理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要与职业教育政策价值相吻合。然而，职业教育政策执行主体还存在诸多问题，部分执行人员在没有充分理解甚至在曲解职业教育政策基本精神和实质内涵的情况下盲目执行，背离了政策初衷。例如，职业教育资助贫困生制度体现了教育公平理念，对于提高职业教育自身吸引力以及消除贫困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演变成某些职业院校的生财之道，部分学校在得到国家资助之后并没有发放给学生，甚至出现虚报学生规模、假冒学生名义骗取国家资助的行为[14]。

执行主体对政策价值是否认同会影响和制约其执行的力度和效果。职业教育政策执行主体在认识上对政策内容是否赞同，情感上对政策目标是否拥护，如何看待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以及如何看待执行中的利益和分配给自身造成的影响，等等，都会对政策执行产生影响。正如有学者所言：“执行者对政策的认同，对政策执行水平和管理水平是政策得以有效执行的重要条件所在”[15]。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如果执行主体缺乏对职业教育政策价值的认同，便会在政策执行中带有主观随意性、片面性、盲目性，甚至出现偏离政策预定目标的现象。例如，职业院校招生指标完成情况成为政绩考核的一个重要依据，地方政府将招生指标层层分解，职校校长和老师成了最后的执行者，一度演变为“招生大战”。这种用行政手段或者经济手段强制教师去完成指标的做法，无疑是对政策的扭曲。

（三）执行环境的复杂性

作为教育政策的重要构成部分，职业教育政策在教育活动领域影响着公众利益。职业教育政策执行作为职业教育政策运行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面临着复杂的执行环境。职业教育政策所处的外在环境的复杂性，影响和制约着职业教育政策的执行效果。

首先，就政策环境而言，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文本①。中央政府的政策文本表达出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政策支持。然而，政府颁布的职业教育政策文件中，对同类问题的反复强调，则显示出政策执行力的不足。例如，199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就提出：“政府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应当举办或者联合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这一法律规定随后多次出现在政府颁布的政策文本中②。政策文本不断出现重复内容，不仅反映出政策执行不力的现实，同时说明政策执行环境的复杂性，影响到政策的有效执行。职业教育利益相关主体的多元与复杂，使得政策执行环境更为复杂。

其次，就市场环境而言，正规的学校学历教育与非正规的企业职业技术培训相互对立的思维定式，割裂了学校与企业、教育与职业的内在联系。在办学过程中，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得到较为充分的关注，而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与地位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职业教育的类型单一和同质化。同时，职业教育培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在我国社会阶层中一般多处于社会中下层，绝大多数职校毕业生成为薪酬和待遇较低的蓝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指出，职业院校毕业生仅处在第九层[16]，他们在工作环境、经济收入、自身权益保障等方面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其结果使得职业教育政策执行中遇到一些障碍。

最后，就观念环境而言，职业教育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执行目标，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长期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有关。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讲礼仪，与职业教育重技术讲应用的实践价值观存在着先天不适与冲突。在“道成而上，艺成而下”观念支配下，职业教育通常被认为是二流教育，社会认可度低。社会大众在观念上轻视职业教育，不愿意选择职业教育。这种传统观念的继承性使得政策在执行中遇到较大阻力，出现大众对职业教育相关政策不愿了解或者有意抵制等现象。

（四）政策监督机制的缺失性

职业教育政策执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包括执行前对政策文本的深入学习和全面解读，执行中相关部门人员的具体操作和第三方监督评估，以及执行结束后对政策结果的考核和整体性评价。针对政策执行监督这一环节，孟德斯鸠曾在《论法的精神》中警示过权力对人的腐蚀性。他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7]。这意味着必须采取实质性措施，来监督执行人员手中的权力。

目前，我国教育政策执行主体之外还不存在具有独立监督权力的第三方机构。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监测主体看，执行监督主体各自的监督权限较为模糊，缺乏沟通协调，政策执行监督合力不足[18]。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任何一个有效运转的组织都需要良好的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沟通”[19]。我国现行的公共政策执行机制主要是按照自上而下的执行模式实施，政策执行权力集中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这种以自上而下为主的政策执行模式使得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社会团体等利益主体参与政策执行的制度化渠道较少且不够畅通，政府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良性互动。政策执行呈现出高度分化的科层结构[20]，该结构特征使得政策与科层组织之间容易产生摩擦，降低政策的执行力，导致政策执行失效。加之，我国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呈条块分割式，不同部门以及同一部门内部各执行主体之间缺乏良好的沟通与协调机制[21]。这容易造成部门之间出现相互推诿、相互指责等混乱局面，给政策的有效执行带来负面影响。与此同时，职业教育政策也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非政府组织机构、媒体、社会大众等在政策执行中发挥的组织协调、舆论监督、反馈评估等作用。

（五）执行主体间的利益冲突

利益在政策执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执行主体的内在驱动力。“政策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各种利益群体把自己的利益要求投入到政策制定系统中，由政策主体依据自身利益的需求，对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的过程”[22]。在政策执行中，不同主体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着互动博弈。他们在现实条件下进行各自的策略选择，同时也会影响到其他利益主体的选择行为与策略。

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将人看作是有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认为个体总是尽可能地利用一切资源来追求自身利益或者效用最大化。与其他类型的教育政策相比，职业教育政策涉及的主体更多且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其主要包括政府（中央和地方）、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相关社会团体、职校学生及其家长等。当出现利益冲突时，不同主体就有可能采取不同手段来维护、补偿或者扩大自身利益。因此，在利益分化的格局面前，如果各利益主体都从满足自身需求、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选择自己的行为策略，则非常容易导致职业教育政策执行失效现象的产生。执行中出现的象征敷衍、附加利用、残损截留、替换歪曲、机械运动等失效现象正是不同执行主体在政策执行中对自身利益最大化追求的极端表现。

与此同时，在职业教育政策执行中，各利益主体的需求不同，政策的价值存在对于各主体的价值意义也会不同。以校企合作政策为例，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就明确提出，要建立“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企业与职业院校的合作是基于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共同需求，但二者对培养不同层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参与积极性和投入力度却存在较大差异。张俊珍等人（2008）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教育动因进行了实证研究，调查结果发现企业参与合作教育的首要动因是获得人力资源和科技资源，其次是短期利益，最后才是企业自身的长远策略[23]。张利痒和杨希（2008）对全国范围内114个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不高。同时，企业的规模、所有权结构、文化特征以及对新员工的入职培训时间等因素对企业是否参与校企合作具有显著影响[24]。因此，校企合作政策因利益相关主体的多样化，致使职业教育政策在执行中面临着多重挑战。

职业教育政策本身的不完善、监督机制的缺失、执行环境的复杂与执行主体间的利益冲突、执行者综合素质缺陷及其对政策价值认同不足等原因，是职业教育政策执行失效的主要原因。改变这种情况，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及其关系，使职业教育政策本身以及职业教育现实得以健康发展。

三、提升职业教育政策执行效力的途径

政策制定的意义在于得到有效执行。虽然追求政策目标的完全实现可能过于理想化，但执行中出现的种种失效现象阻碍了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进程，需要认真反思并加以应对。其中，提升职业教育政策的质量、完善政策执行的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明确利益相关方的权利与责任、强化政策执行主体的培训，是提高职业教育政策执行力的有效途径。

（一）协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提升政策文本的质量

职业教育政策在价值取向上应超越单纯促进经济发展的功利性追求，要将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文价值纳入到职业教育目标建设中来。作为教育的一种，职业教育无论多么特殊，都需要符合教育的基本价值诉求，即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是职业教育首先要予以重视的。在制定政策时，要将“完满的职业人”[25]――真善美统一的完满职业人格的职业人――作为培养目标，以价值理性为主导，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统一。职业教育决不可仅仅局限于狭隘的技术技能训练，还应注重其内在的价值理性，强化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契合。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安排等方面关注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和自我实现，立足于培养和谐发展的人。基于这一原则下的职业教育政策才符合教育的本意，才具有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性。职业教育属跨界教育，横跨教育与职业、学校与企业、学习与工作等多个领域，培养的是复合型人才。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首先必须打破在企业办培训或者在学校办教育的传统思维，实现企业与教育的深度结合，政策导向要有利于使学生养成既有人文情怀又有科学基础、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际技能、既有知识储备又有学习能力的“现代职业人”。在职业教育具体政策制定过程中，引入程序正义的概念，强调政策制定的程序正义性，强化过程正义和结果正义，从而使政策本身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合理性，有利于职业教育实践的展开。

（二）加强执行主体教育培养工作：寻求政策价值认同

执行主体是政策能否有效执行的关键性因素，执行主体的行为方式差异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将政策文本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中，执行人员的素质结构、价值取向、情感态度、对政策的理解认同程度都会直接影响到政策执行效果。在职业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对政策缺少价值认同，执行主体经常受利益驱动而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导致政策失效的现象。当不同主体间产生利益冲突时，需要政策制定者进行适度干预，对政策执行主体进行教育培训，达成对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共识，提升执行主体的政策价值认同感，在保证政策不被扭曲的前提下得以顺利执行，进而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

（三）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机制：构建良性政策支持环境

以职业院校为主体的办学形态，已经无法满足职业教育持续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对于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企业为主体的职业培训更符合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后者强调在工作场所中的工学结合、学以致用。因此，在职业教育政策设计和制定中，要引入市场机制，强化工作场所在培养职业人才中的作用，实现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社会团体等多元主体办学的社会支持体系，并使多个实施主体协同发力，形成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良好环境。信息时代，还需借助网络等大众媒体，对职业教育政策进行宣传、评论、专题采访，实现对社会公众的舆论导向作用，提升民众对职业教育政策的理解和认同程度，为政策的切实执行营造良好的舆论支持环境。

（四）搭建全方位监督体系：完善政策监督机制

目前，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监控环节还比较薄弱，监控主体主要是利益相关者，缺乏独立的第三方监督。加之，在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下，对政策执行的监督与行政权力大小成正相关。因此，亟需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建立内外沟通、上下结合的监测体系。首先，完善政策监督体系，明确各监督机构的具体职责。通过过程参与性监督、效果跟踪性监督等不同形式，对职业教育政策执行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其次，为保证政策执行的民主，可以充分发挥民间团体组织的监督作用，即建立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制。例如，设立专门的民间监督机构，引入民间评估与反馈，让公众意见能够通过合法、有效渠道反馈给政府的决策部门和职业教育政策的实施主体，为职业教育政策的目标群体提供能够申诉和表达意愿的制度化途径，缓解执行中的阻力和摩擦。同时，通过对职业教育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提高职业教育政策的透明度和有效性，并及时、准确反馈执行中的失效现象，保证政策不被扭曲执行。

（五）明确各利益主体的权责：实现互利共赢

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不仅涉及学生、家长和学校的利益，还涉及政府、行业企业、社会团体的利益。因此，需要准确定位各利益主体及其对发展职业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让不同利益主体扮演好各自角色，有利于实现互利共赢，才能取得预期成效。职业教育政策首先体现的是国家意志，需要由政府主导方向；职业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需要行业企业积极参与，企业不仅可以兴办职业教育，还可以通过与职业院校合作，改进职业学校人才培养的途径和质量。当然，职业院校的教育要取得成效，需要主动执行职业教育政策，并积极与企业联系，实现合作办学。因为，职业教育的跨界特性决定了任何单一主体都无法胜任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需求。只有各个利益主体间相互配合，才可能互惠互利，实现多赢局面。

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需要诸多社会条件的支持，职业教育政策无疑是众多支持条件中带有导向与规范作用的支持条件，具有总体规划与宏观指导的作用。从职业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等这些可统计的数据指标来看，通过30年来的不断改革，职业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从价值取向、功能定位、运行机制、质量提升等深层次结构来看，职业教育改革的成效与社会发展之间还有较大差距，难以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中，中央政府提出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期望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企业生产的升级换代，并以“中国制造2025”对接以“智能化”为特征的“德国工业4.0”。这种要求职业教育要有完善、可行的顶层设计方案，更要有将其顺畅贯彻下去的具体措施。职业教育政策因其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尤其要发挥与政策功能相匹配的作用，从而使职业教育政策执行成为不可不关注的内容。

注释：

第5篇：教育政策的作用范文

论文摘 要:艺术教育政策是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非常重视艺术教育的建设并出台了一些政策文件，但在普通高校艺术教育政策以及实施上仍然存在着诸如政策内容欠全面、不系统等问题，各个政策内容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冲突和矛盾。本文对我国普通高校艺术教育政策内容相关理论以及内容标准的构建等问题加以探讨，从而提出适应我国普通高校艺术教育政策内容的改进建议，以此促进艺术教育的整体发展。

艺术教育是美育的主要内容和教育形式，是高等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普通高校进一步提高了艺术教育的功能、目标以及重要性的认识。艺术教育在普通高校教育中的地位开始得到确认，但是依然存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尚未解决。因此，本文从政策内容分析的视角研究我国普通高校的艺术教育政策，推动艺术教育的发展。

一、我国高校艺术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艺术教育政策随着艺术教育的不断发展逐步走向成熟。但是其内容上仍存在诸多问题，这与当时的社会现状、艺术教育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一)在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条例中，“基本政策”缺乏权威性

艺术教育政策应该对于艺术教育起到总纲领的作用，但我国的艺术教育并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政策规定。高等教育法中没有对艺术教育进行政策规定，所以难以尽到其指导性、依据性的责任。

(二)艺术教育制度政策体系缺乏关联性和协调性

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高校艺术教育方面的具体政策，在解决特定问题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政策体系的角度分析，高校艺术教育政策体系还缺乏必要的关联性，并与各项具体的政策之间缺乏协调性。

(三)高校艺术教育政策体系封闭，缺乏创新性

当前，我国艺术教育政策体系趋于封闭，同时我国艺术教育体系的不够成熟、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艺术教育政策体系的开放性，导致艺术教育政策运行过程中创新机制尚未形成。

(四)高校艺术教育政策中缺少具体化的政策

高校艺术教育具体政策的数量不足，纰漏较大，尚未形成有章可循、有章可依的基础。一是艺术教育建设工作开展所需要的规章制度未能以具体政策形式出台实施;二是艺术教育中坚实的工作基本制度尚未建立。

二、我国高校艺术教育政策存在问题的原因

尽管这些年来高校艺术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高校艺术教育在整个教育中仍十分薄弱。其具体问题如下:

(一)未将相关政策纳入国家基本法律范畴

艺术教育在我国的发展较为曲折。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在不同的变化发展阶段，对艺术教育的关注及出台的政策不尽相同，所以国家始终也没有把出台的相关政策纳入国家基本法律的范畴。也正是由于国家没有对艺术教育的“基本政策”做出权威性规定，从而导致了艺术教育政策体系的结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使艺术教育政策体系内部处于无序状态，制约了艺术教育政策体系构建的进程。

(二)关联性和协调性对艺术教育政策影响大

艺术教育政策体系、各项艺术教育政策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性。这种关联性表现为:如果政策之间相互协调、增益，则增加艺术教育政策的整体功能;反之，则会抵消某些艺术教育政策的功能。

(三)高校艺术教育具体政策的数量不足，纰漏较大

虽然近些年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但我国高校艺术教育政策体系中关于高校艺术教育政策的具体规定数量仍然不足。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国家对艺术教育的重视不够，对于很多规章制度没有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约束，没有出台具体的政策，因而，从整体上来看，高校艺术教育具体政策还不够全面，没有形成有章可循的基础。

(四)高校艺术教育政策趋于封闭，政策的制定过程缺少创新

当前，我国艺术教育政策体系趋于封闭，主要表现在艺术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创新受限。我国对于已有的艺术教育政策调整乏力、迟缓，这也是政策体系封闭的一个基本表现。同时在已有政策的执行中以及执行后出现的问题不能及时将信息反馈到相关决策部门，影响了艺术教育政策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三、完善我国高校艺术教育政策的对策

针对当前我国艺术教育政策内容中存在的问题，笔者从两个方面对进一步完善我国高校艺术教育政策的内容做如下探讨。

(一)建立科学合理的艺术教育政策的内容体系

首先，要解决艺术教育建设中的种种问题，就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艺术教育政策内容框架。艺术教育是由组织、知识、活动三大要素构成的统一体，因此当我们探讨艺术教育政策内容时，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一个国家在制定高校艺术教育政策时应涵盖到这三个层面，即艺术教育组织层面、艺术教育知识层面和艺术教育活动层面。其中艺术教育组织方面的政策包括体制政策、师资政策、经费政策;艺术教育知识方面的政策包括专业政策、课程政策、教材政策;艺术教育活动方面的政策包括规划政策、实施政策以及评价政策。它们是一个国家在制定高校艺术教育政策时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与此同时，还应把艺术教育政策这三个层面下的各项子政策纳入到国家的“基本政策”当中去，也就是说应该用宏观法规的权威性对其进行约束，这样，艺术教育政策才能对艺术教育起到总纲领的作用。由于艺术教育政策较为复杂，每一个政策都在一定的范围内相对独立的发挥作用，所以在制定各个子政策的同时就要注意相互的关联性，各政策之间应相互配套，协调增益。对艺术教育政策的各项子政策，还要从整体上不断的加强他们的完整性、科学性和创新性。首先，要加强艺术教育政策的完整性，艺术教育政策的内容要能囊括艺术教育政策范围内的全部问题;其次要加强艺术教育政策的科学性。艺术教育政策是一个比较庞杂的政策体系，要明确艺术教育政策内容各个要素的关系，各个子政策的关系，使其具有清晰的逻辑体系，从而加强其相互的关联性，达成相互配套、体现协调增益之效;第三，要加强艺术教育政策的创新性。在制定艺术教育政策时要不囿于传统的观念，注意艺术教育政策体系的开放性，形成一种创新机制，要根据形势的发展来不断的进行政策理论的创新。

(二)完善各项政策，促进艺术教育整体发展

为了完善高校艺术教育政策，促进艺术教育整体发展，在上述提到的九个子政策中主要应完善以下几项政策。

1.注重体制政策，推进艺术教育组织制度建设

在艺术教育组织层面的政策中，艺术教育体制政策是一个前提性政策因素，因为艺术教育体制是艺术教育建设与发展的载体和组织保障，它是艺术教育机构与艺术教育规范的结合体或统一体。艺术教育体制政策就是要这两个方面做出一些准则性规定，它所要解决的是艺术教育机构要不要设置、怎么设置以及其相应的职责、功能、性质等方面的问题。艺术教育在高校如何建设、如何发展?首先是要明确体制问题。艺术门类繁多，它包括: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等等。在高校建立比较合理的艺术教育体制，设置专门而独立的艺术教育机构并对相应的职责、性质、任务作出规范。因此，在高校艺术政策体系中，国家首先应在体制(机构与制度规范)上对艺术教育作出明确的规定，建立合理的艺术教育体制，并对艺术教育机构给予法律上的规定，在高等教育基本法中确立其权威性，这样才能使高校艺术教育建设在宏观政策的指导下做到有序、合理、有效。

2.构建合理的师资政策，提升艺术教育师资水平

在艺术教育组织层面的政策中，师资政策是一个基础性的政策因素。如果说体制是艺术教育组织和制度方面的保障，那么师资则是艺术教育建设与发展中的人员保障因素。一般来说，师资问题涉及到师资结构、师资素质、师资待遇以及师资建设等方面，艺术教育师资政策就是要在这些方面做出相应规定，它所要解决的是配备和组建什么样的艺术师资，形成怎样的学历、年龄结构的师资梯队，问题等。国家在制定有关艺术教育政策时，首先要重视师资方面的问题，要针对我国普通高校艺术教育师资的现状，有步骤、有计划的制定一套可持续发展的高校艺术教育师资政策框架，才能够从整体上提高我国艺术教育的师资水平，促进艺术教育的不断发展。

3.健全经费政策，保证艺术教育经费的有效管理

在艺术教育组织层面的政策中，艺术教育经费政策是一个关键性的政策因素。因为经费是维持艺术教育整体运作的财政保障。艺术教育经费主要涉及到经费的投入、分配使用和管理等方面，艺术教育经费政策就是要在这些方面做出一些准则性的规定或者约束。它所要解决的是艺术教育的经费从何而来、如何分配、怎样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在国家制定有关艺术教育政策时应该在经费政策上做出具体的政策性规定，明确经费来源、合理分配经费及管理经费用途，要做到有章可依，保证艺术教育经费的有效管理，从而使艺术教育的建设更加规范。

4.重视活动评价政策，提高艺术教育发展质量

艺术教育评价政策指的是检测教育质量、评估教师教学效果、检查学生掌握知识情况等一些规定和要求。包括艺术考试和各种艺术竞赛等。它所要解决和协调的是如何来保障艺术学习质量以及用怎样的方式、从哪些方面来保障、由谁来评价艺术教育质量及其如何评价等问题。国家在指定艺术教育评价政策时，要考虑到下面几个方面:从评价内容来看，艺术教育质量评价政策应该包括艺术基础知识水平、理解艺术作品的审美能力、创造艺术作品的能力和学习态度、以及审美水平的提高与发展状况等规定;从评价方式来看，艺术教育质量评价政策应包括考核政策、考查政策、考试政策等;从考试的具体形式来看，有笔试、综合测试等方面的规定;从评价的主体来看，有学校评价、社会评价、国家政府评价以及个人评价等。

参考文献:

[1]孙绵涛.教育政策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研究[M].武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孙绵涛.关于教育政策分析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2)

[3]孙绵涛.中国1978年的教育体制改革政策的内容分析-兼论教育政策内容评价的探讨[J].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展望》，2007(1)

[4]孙绵涛.关于国家教育政策体系的探讨[J]. 教育研究，2001(3)

[5]孙绵涛.关于教育政策内容分析的探讨-以中国1987年后教育体制改革政策内容分析为例[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7(3)

[6]袁振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新视野[J].中国教育报，2000-10-14(4).

[7]袁振国.教育政策分析与当前教育政策热点问题[J].复旦教育论坛，2003(1)

第6篇：教育政策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 形势与政策 教学目标 内容体系 主要任务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指出，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重要使命，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随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的整合，形势与政策课的地位在高校中进一步凸显，各院校普遍将形势与政策课列入教学计划，以开设常规性课程或者进行专题讲座等形式进行教学，对大学生正确认识世情国情，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总的来看，由于认识不到位、课程定位不明确、运行机制不合理等原因，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实效性欠缺，教学效果与开设课程的初衷还存在较大差距，加强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增强其实效性，有利于发挥形势与政策教育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促进作用。

一、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使学生掌握和认识形势与政策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了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系列政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不断完善的政策体系，形成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

（二）能力目标

让学生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形势，并透过复杂的形势和现象看其内在本质；锻炼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组织能力，提高学生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素质目标

引导学生坚定正确的立场，理清对国际国内大是大非、利害问题认识的思路，自觉抵制错误的思潮和言行。

二、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体系

高校要合理构建“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体系，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信心和责任。笔者认为，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体系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一）基本理论

主要包括：科学认识和分析形势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正确理解和把握政策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基本理论教育主要是促使学生学会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形势，并透过复杂的现象看到其内在本质；全面准确地了解党在制定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时所依据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提高学生理解政策的水平和政治觉悟。

（二）基本形势与基本政策

主要有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及总体发展趋势；国际形势与大国关系；我国的国情国力、政治经济形势；重要会议精神；重大改革举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的政策和法令法规等。基本形势与基本政策教育要着眼于帮助大学生增强对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同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充满信心。

（三）热点问题

该部分内容是“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内容，也是大学生所普遍关心关注的。通过对热点问题的解析，不仅要使大学生对这些问题“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任课教师在讲授国内外热点问题时，一定要讲清问题的背景和来龙去脉，让学生了解这些问题在国内国际形势变化中所处的位置或所产生的影响；要讲透问题的实质，把握党和政府的原则立场，引导学生理性地看待和处理“热点”问题，避免采取偏激行为；要讲明分析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运用的方法论辩证分析热点问题。

三、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主要任务

（一）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形势与政策教育既不是简单地向学生介绍时事新闻，更不是简单地讲评国内外大事，而是要通过教育教学帮助学生夯实思想理论基础，准确了解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理性思考和分析当前形势的背景、现状和发展趋势，提高学生的政策理论水平和分析辨别能力，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政治素质。

（二）培养大学生的应对问题能力

形势与政策课的目标与任务是教育与引导学生自觉地站在正确的立场，学会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学会运用矛盾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观察形势、分析问题，并能透过现象认清本质。因此，在课程教学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向他们介绍基本理论、基本形势、基本政策和热点问题，而是要教育学生全面准确地了解党和政府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所依据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提高理解政策的水平和政治觉悟，学会站在正确的立场、运用正确的方法看问题、想问题，提高应对问题的能力。

（三）增强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经济社会生活正经历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革。形势与政策教育能够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方向，正确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总之，各高校要不断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研究与思考，提高对该课程重要性的认识，在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方法等方面不断改革，使形势与政策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真正发挥应有作用。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Z].教社政[2004]13号.

[2]张若飞.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课程建设探析[D].华中师范大学，2003.

第7篇：教育政策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教育 经济发展 人力资本理论

在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教育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日益紧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更加显著。

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教育的含义。教育就是旨在满足学习需要的各种有意识的、系统的活动，是导致学习的、有组织的和持续的交流。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是指凡是能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思想品质的活动；狭义的教育则主要指学校教育，即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或阶层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阶层所需要的人的活动。

教育经济理论即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被认为是教育经济学的主要基础理论。上个世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对人力资本做了完整的理论阐述，即人力资本就是对人的投资形成的资本，是“在一国居民的教育与技术上的投资”。舒尔茨认为处于现代经济生产活动中的人力资本，其作用远比物质资本重要得多。运用这一思想可以得出结论：贫穷国家的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的短缺，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因此变成经济增长的约束因素。人力资本理论揭示出作为人力资本主要因素的教育对于经济增长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将随着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增强而日趋增强。

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般而言是正相关的，即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促进教育水平的提高。具体来说，经济发展以教育为基础，教育水平提高，又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长期的、潜在的和综合性的，能为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以及各种专门人才。教育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劳动力知识存量的多少、国民素质的高低、人力资本的形成状况，从而决定该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和速度。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教育比较分析

两国的教育概况。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都是位于非洲东部的发展中国家，其殖民经历、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相似。上世纪60年代两国独立后，都试图为自己国家所有孩子提供7年的初等教育，但随着初等学校毕业生数量的增长及对中等学校教育的需求的扩大，同时受经济发展限制，政府提供的教育经费出现不足，公立学校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政策，对入学人数加以限制。两国相应采取不同的教育政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教育情况出现不同的结果，人口相对较少的肯尼亚，其中等毕业生远远超过坦桑尼亚。2002年肯尼亚中学生为30.288万，2003年坦桑尼亚中学在校生才20.072万。2002年肯尼亚有著名高等学府6所，另有30个职业培训学校，3所技校和12所私立大学，而坦桑尼亚只有3所大学。

肯尼亚教育较坦桑尼亚发展快的原因。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教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方面的一种普遍现象，那就是教育需求不断扩大，而教育供给相对不足。对此两个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政策，教育状况也相应有很大差异。坦桑尼亚因国家财政拮据，教育经费严重不足，针对教育需求量超过政府预算能力的情况，采取通过国家入学资格考试配给的政策，对中等学校入学名额实行严格控制。而肯尼亚针对相似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教育政策来满足对教育的过度需求。首先在教育体制政策上，采取比较宽松政策，鼓励私人办学，由于受教育人数的增加，中等学校的学生不得不接受比他们预期收入要低的工作，从而使收入差距缩小。其次在教育公平政策上，采取比较公平的政策，使来自工农阶层家庭的学生有机会接受中等教育，从而促进他们社会地位的改变。

对我国教育发展的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教育政策取向对教育的发展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教育政策的角度出发，针对我国目前的教育问题，可得出以下启示：

第8篇：教育政策的作用范文

总体来看，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建设是个薄弱环节。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对教师缺乏吸引力，社科专业教师从事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积极性不高；现有教师队伍成分复杂，教学质量保障有一定难度；教学组织管理协调功能发挥不够，教师队伍难以形成合力；缺乏科研支撑，教师发展受限制，教学质量提高后劲不足。从长远来看，这种状态不利于形势与政策课作为一门必修课的建设。

二、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建设现状形成的原因分析

1.形势与政策教育课本身缺乏学科归依。形势与政策教育不是一个确定的专业方向，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就高校教师来说教学与科研是并重的两个使命。形势与政策教育着眼国内政策、国际形势，内容稳定性差，涉及学科范围广泛，长久的教学会有经验积累，知识丰富，但是有跟风和追政策走之嫌，如果不善把握，教师会出现“样样通、样样松”的情况，自己没有真正的研究领域，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认识，没有专业归依，而这会从根本上影响教师学术水平的提高及教学质量的提高，难出成果，还会影响教师的切身利益，如职称的评定。

2.各院校有较强的专业培养倾向，对形势与政策课重视程度不够。各院校，特别理工科和文体类专业院校有很重的专业培养任务，往往使得学校偏重于专业课而轻视公共课，特别是形势与政策课更多的作为一般的政策宣讲，开阔学生视野的辅课程，在课时确定、上课时间安排、场地安排、工作考核方面，很难得到足够的重视。

3.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管理相对复杂，教师队伍形成合力一定程度受到制约。形势与政策课在各校往往会涉及到宣传部门、教务部门和教学科室，如何充分发挥宣传部门的主导性作用，教务部门的协调部署和教学科室的主体作用是值得研究的。加之行政领导、辅导员进入教师队伍，协调教学内容，保证“要点”的落实，在教学中构建课程体系也是一个比较难的工作。

三、加强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思考

1.学校应重视形势与政策教育课，并制定相应制度予以保障。《形势与政策教育》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和主要阵地。对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在高校工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些院校并没有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不得不完成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情况下，在学时、授课期班规模、上课时间等方面的安排关注不够，与之相伴，教师不热心形势与政策教育课，教师课程准备的热情不高，学生更是兴趣有余重视不足，形势与政策教育课教育目的实现程度不理想，也就很正常了。因此，学校应改变认识，给形势与政策教育课以应有的重视，这种重视应以制度予以体现。如形势与政策教育课与其他必修课一样排课、考核；形势与政策教育课内容稳定性差，教师工作量大，在课时计算上考虑有所倾斜，如：吉林省教育厅就规定二倍计算；形势与政策教育课涉及方面广，可以在资料保证上、外出考察、教育培训等方面适当考虑。使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真正成为一门课，教师的利益得到关注，形势与政策教育课教师有发展机会，从而调动教师从事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积极性。

2.考虑构建以专业教师为支柱，兼职教师为基础，客座教师为补充的教师队伍。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的课程特点最突出的是没有形成一个学科，教学内容变动性大。但学校教育又要求有效的组织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的教学，形势与政策教育课要有相对合理的内容安排，比如兼顾国内国内、及时跟踪热点。与这种特点相适，需要有人专门来关注和整体协调，必须由专业教师来完成，并起着主导作用。其无学科归依性决定专业教师不宜多也不可能多，并且考虑教师的发展，专业教师可作其他课程的兼职教师。

内容丰富和变动性大，对于吸引兼职教师具有优势，其他从事社科教学研究的教师可选择与本专业联系紧密的内容准备教学，有专业知识作基础对问题的分析易于深入，可避免对事件流于表面性的认识和介绍，而且不会对教师构成较大的教学压力。专业教师应是形势与政策教育课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利于应对多变的教学内容，而且专题式的教学使教师在某一领域长期跟踪研究，也会促进教学研究成果的产生。

形势与政策教育课解读热点、焦点，最有发言权的往往是事件的参与者和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或管理的人员。因此，可考虑建立与这些人员的联系，引进来，使某方面的专家、学者、权威人士、政府工作人员和具有正向宣传解读能力的相关人员成为客座教师，及时的跟踪社会热点，深层了解事件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力量，但要注意选择。

第9篇：教育政策的作用范文

教育政策民意表达充分体现了教育政策过程中的“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理念。教育政策民意表达是政策决策的依据，实现了公众对政策决策的监督制约，但是现实中，由于缺乏表达的规范程序及制度的保障制度，导致政策制定的进程受阻，也影响了表达者的主体地位。从教育政策执行而言，民意表达增加公众对政策执行内容的支持及政策与公民需求之间的相互适应性，缓解政策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矛盾，消解教育政策执行偏差，制度规约的缺乏导致执行受阻，严重影响了政策效果，使得政策未能最大限度满足目标群体的利益诉求；从教育政策反馈而言，民意体现政策中的“问计于民”。通过民意表达便于目标群体与政策制定者的隔阂的化解、避免两者间的冲突。但是现实情况是教育政策民意表达开展阻力重重，加剧了政策表达的非理性化程度，以及积极主动的表达意愿，导致了民意表达中“集体沉默”现象，严重制约民意诉求的收集及真实民意呼声的提出。制度不完善导致表达形式化，未能进入到政策的实质层面，影响政策的全民性和有效性。所以为了确保教育政策的顺利进行，教育政策民意表达必须形成完备的制度规约，建构长效的表达制度保障机制。

二、制度与教育政策民意表达

制度规约与教育政策民意表达之间存在着一种应然的逻辑关系。法律规范或社会规范制约与影响着多元化民意表达主体的各种利益诉求，也受到现阶段的文化环境、社会意识、价值取向和表达技能的影响。一方面，社会规范是客观和现实中存在的一种社会力量，是制约和引导社会公众表达行为的重要依归，社会公众的表达行为也只能在社会规则所预设的表达氛围和表达途径中进行；另一方面，人们的表达意识、价值取向和技能对表达行为也存在着支配、导向的作用，客观社会制度规范对表达主体意识、价值取向有着实质性的塑造作用，是表达制度环境与表达主体者之间的互动。教育政策民意表达过程可以看作是表达目的及政策有效性操作及完成的过程。

就教育政策民意表达的主体而言，公民表达权利和义务的制度规定，使得表达的主体地位得以明确，给予公众充分真正的表达自主权利，保障了社会弱势群体表达的公平性，激发了表达的积极性，避免政策表达过程中“搭便车”情形的发生。从教育政策途径而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是主要的两条制度化表达途径，提升政策的约束力，本质上是对政策表达群体所具有的权利与义务的制度安排，实现教育政策利益诉求的整合和协商。非正式表达制度是社会群体潜在的一种表达观念，融合于公众的意识中，无形中影响公众的现实行动，其实基于人们整体的利益考量，经过利益的权衡利益作出最为合理的选择，促进政策价值取向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