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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最符合人的本质。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教师教
育政策保障教师直接受益和主动发展。在非直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教师教育政策之下,教师处于间接受益和被动发展地位。确定直接受益主体、分析主体受益的相关因素、保障直接受益主体利益度的获得,能够制定有效激励教师的教师教育政策。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而教师的素质和职业表现与教师所受到的教育息息相关。教师的培养和发展在教师教育政策的指导下进行。“教育政策是政府在一定时期为实现一定教育目的而制定的关于教育事物的行动准则。”[I]教师教育在教师教育政策的行动准则指导下,实现政府的教育目的。教师个人的行为有何特点,教师教育政策将对教师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制定能有效激励教师的教师教育政策。也相应成为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本文从人的行为假设出发。对就二战后中日两国教师教育政策情况展开研究,并分析其政策对教师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以求得出教师教育政策制定的应然之路。
一、追求利益最大化
社会科学所有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包含对人们行为的假定。但是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对人的假定是最深刻的,因为经济学关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是人最真实的一面。在给定的条件下人们总是追求更多的效用。追求效用最大化几乎是一切经济理论的共同前提。在政治经济学中。表现为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不惜铤而走险,工人在工资问题上则与资本家进行阶级斗争。在古典经济学中。表现为斯密的“经济人”范畴。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构成了一切理论分析与其结论的基本前提和论证基础。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中。没有投资者的最大化行为,便不能说明投资波动、需求决定和经济循环等关键的问题。用新古典理论的研究方法研究经济制度的新制度经济学,更是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作为其基本假设。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模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因为人们为了追逐在现有制度中无法获得的潜在利润而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可概括为以下三点:1)盈利性;2)自发性;3)渐进性。其中第一点和第二点充分说明,人们总是会被盈利或者说更大的利益激励,自发自觉地去追逐更大的利益。利益极大地激励了个体。
二、二战后中国与日本教师教育政策的特点
表1和表2所列出的分别是中日两国在二战后所制定的、对教师教育的发展具有较为明显影响力的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明两个国家在教师教育政策制定上的政策主线。
通过对这一系列政策的内容比较不难发现。中国的教师教育政策的政策主线是:以体制为重心,关注办学方向、学制建设、教学计划以及领导管理等问题:日本的教师教育政策主线是:以教师为重心.关注教师的社会地位、工资待遇、教师素质培养以及教师专业化等问题。
以政策制定主线为焦点对两个国家的教师教
育政策展开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教师教育政策制定主线背后的理念是:通过体制的不断完善,不断促进教师教育的发展。在这样一种理念背景下,教师教育体制作为一种执行制度,带有控制教师发展的目的性。教师在自身的发展中处于受控制客体地位。在教师教育的发展中处于间接受益地位,这种教师教育政策可以总结出两个特点:1)间接式受益;2)被动性发展。而日本教师教育政策制定主线背后的理念是:教师是发展的主体,也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理当成为教师教育政策制定的核心和出发点。教师在教师教育的发展中处于直接受益的地位。这种教师教育政策的特点可以总结出两个特点:1)直接式受益;2)主动性发展。
三、追求利益最大化与两种教师教育政策类型对教师发展的影响
追求利益最大化与这两种教师教育政策类型对教师发展的影响有什么关系?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最本质的一面。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有一定的目的性。教师教育政策最终的目的无疑是要不断优化教师队伍。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发挥教师最大潜能。按照上一部分所做的分析,以直接相关主体为重心点,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制定政策促进直接相关主体的发展符合人的行为本质。在符合人本质需求的条件背景下。教师个体受到最有效的激励,教师不断自发自觉地逐步提高和发展自己。这种教师教育政策的效果达到最理想的状态。最大可能性地激励了教师个体。而以体制为重心的政策。通过间接相关主体的发展影响和制约直接相关主体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体制的发展成为制约教师发展的外在约束力,通过体制的不断发展来带动教师教育的发展,教师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就被固定在体制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和改善条件。这种政策对激励教师的有效性方面将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如:政策制定者的偏好、意识形态、集团利益冲突等。甚至出现事与愿违的可能,这种政策的强制运作。很可能违背了一些人的利益。这些人可能并不按这些政策规范自己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就很难有效实施。
在以上的两个表格中。日本的这一系列教师教育政策自始至终围绕教师最直接的利益和教师自身发展的最重要相关因素展开。最直接的利益的体现,不仅有物质上的.还有非物质层面上的。教师在社会中良好的形象和地位毫无疑问可以增加教师的职业自豪感和个人价值自豪感。教师教育政策保障了教师利益的获得,也赋予了教师这个职业持久的吸引力。日本在20世纪6O年代末70年代初,因为经济的飞速发展。其他行业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教师职业的吸引力渐渐降低。但是,1974年,日本政府《人才特保法》的制定,给予义务教育各学校教师特别优厚的待遇。以确保优秀人才从事教职。“其结果,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了志愿报考师资培养教育学部的比例达到最高的盛况.参加由都道府县举行教师任用考试的报考者剧增,其竞争率也达到战后的最高峰。”这项政策的颁布有效地激励了个体对于教师职业的选择。中国的教师教育政策也成了一个体系,并且颁布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政策。不否认这些政策也会对教师的发展产生影响,但是,教师在这样的政策体系下。始终不是居于这些政策的主体地位。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也不能直接实现教师个体对利益最大化的追逐和实现。不能直接体现教师的物质受益和非物质因素的受益。既然不能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说明对人的行为假设不贴近人的最真本质。而不符合人最真本质的政策,很难最大效力地实现激励的作用。日本教师和中国教师在社会形象、地位、待遇、敬业精神及专业化程度上的所体现出来的差别。是不是和这两个国家的教师教育政策的制定有密切的联系,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四、实现教师利益最大化。制定有效教师教育激励政策
有效的激励政策更能促进教师教育的良性发展。如何实现教师利益最大化,制定有效激励教师的教师教育政策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而从对于人的行为假设中,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质无疑为我们的教育政策提供了思考的路径。本文从三个角度提出对有效激励教师的教师教育政策的制定可参考的思维视角。
(一)确定直接受益主体
政策在制定过程中,有很多问题要探讨,如影响教师教育政策制定的因素、制定的步骤,每一步骤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采用何种政策制定模式等。但是,在制定过程中,首先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谁是这个政策的直接受益主体?明确了直接受益主体.对影响因素的分析、步骤的制定.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政策的制定模式才有明确的思想指向。制定出来的政策才不会偏离政策本身的目的。
(二)分析主体受益的相关因素
确定了直接受益主体,接下来要更深入思考明确到底是哪些相关因素对主体的受益起作用。对于教师,什么是他们最关心的?什么是最能有效激励他们的因素?对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他们最需要什么?厘清了这些问题.所制定出来的政策才能紧密围绕直接受益主体的利益.也就自然能有效激励主体。在教师教育政策的制定中。应充分考虑到教师主体受益的相关因素.有效的激励因素自然能保障优秀教师人才的来源.稳定教师队伍.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这一系列环节的发展将引导教师教育的发展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三)直接受益主体利益度的获得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忧患意识教育;教学层次;内容和导向;教学方式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1-0211-02
一、《形势与政策》课程是大学生忧患意识教育的有效平台
大学生忧患意识教育是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有机成分。忧患意识是人们基于各种危机的存在而形成的特殊意识形式,其基本内涵包括人们诚惶诚恐的危机感、悲天悯人的忧虑感、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以及由此生发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大学生忧患意识教育以在读大学生作为教育对象、以危机事例为教育素材,以培养大学生正确的危机感、忧虑感、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为教育目的。当前,大学生忧患意识教育并非显性的、硬性规定的教育课程,其具体内容、教学时间完全依靠教师灵活把握,但它融贯于高校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实实在在地成为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的有机成分。自然,大学生忧患意识教育也是《形势与政策》课程不可或缺的成分。
《形势与政策》课程是大学生忧患意识教育的有效平台。《形势与政策》课程通过分析当前社会热点问题的方式来阐明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以及对学生进行形势观和政策观教育,具有时事性、理论性、前沿性、时效性等特点,是高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直接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在《形势与政策》课程中大学生进行忧患意识教育,具有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所不具有的优势:其一,课程的时事性特点能极大地吸引学生的关注,借此可以扩大忧患意识教育的影响度。其二,课程的理论性特点能让学生确立观察时事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借此可以强化忧患意识教育的深刻度。其三,课程的前沿性特点能开阔大学生的视野,借此可以拓宽忧患意识教育的广度。其四,课程的时效性特点能让学生在时事的快速变化中加深对忧患的敏感性,借此可以加快忧患意识教育的速度。如此,《形势与政策》课程可以成为大学生忧患意识教育的有效平台。
尽管《形势与政策》课程在大学生忧患意识教育上体现出了较好的平台优势,但是由于该课程的教学时间少、内容不固定,这一优势的发挥有赖于《形势与政策》课程中忧患意识教育的教学层次、内容和导向的精心设置,同时还得特别注重教学方式方法的安排。
二、《形势与政策》课程中忧患意识教育的教学层次、内容和导向
(一)《形势与政策》课程中忧患意识教育的教学层次
从忧患意识的层次来看,有较低层次的忧患意识,也有较高层次的忧患意识,前者大多仅仅停留在危机感、忧虑感阶段,后者则由忧虑感发展到紧迫感,再升华到了责任感和使命感。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大学生对待“忧患”的科学态度,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危机感、忧虑感、紧迫感,并帮助他们逐步树立起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因此,《形势与政策》中忧患意识教育的教学目的的设置也应具有层次性。一般来说,需要设置完整的教学目的序列,亦即在教育中要依次让学生形成危机感、忧虑感、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如在教师为主导的授课环节中,可以通过引入忧患意识教育的具体的、典型的事例,把“危机”、“风险”摆放在学生面前,通过讲解引发学生去“忧虑”,然后分析形势以凸显“紧迫”性,在此基础上再阐述大学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势利导,层层深入,最后达到水到渠成的效果。在特殊情况下,如学生已充分了解危机的存在,或者学生的意识已经出现了紧迫感,或者教学时间不允许,可以省略、删减其中某些环节。另外,在关注层次性的同时,还要凸显教学的重点。不能停留在仅仅让学生停留在危机感、忧虑感、紧迫感的低层次层面,更要让学生升华到责任感和使命感层面,而且后二者往往是不可忽视、不能省略的重点教学目的。
(二)《形势与政策》课程中忧患意识教育的教学内容
《形势与政策》课程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体系,其教学内容变化快,覆盖面大。一般而言,关于忧患意识教育的课程内容很少以单一专题的形式出现,它们主要散见在其他专题之中。这些内容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如从忧患的社会表现领域来看,大致可分为政治、经济、科技、道德、生态等方面的忧患意识教育;从大学生切身关注的热点来看,有网络、就业、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忧患意识教育;等等。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指出“要奋斗就会有困难有风险”,突出强调“四个一定要”,其中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当今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一些腐败问题、经济危机问题、科技差距问题、道德滑坡问题、生态危机问题,它们都会在《形势与政策》课程中频频出现,教师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这些问题。而大学生切身关注的热点如网络沉迷问题、就业困难问题、人际关系困境问题,虽然在课程中涉及较少,但教师在教学中可以由社会领域中的忧患问题引申、生发出来,使之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从而引起学生更深切的关注和思考。大学生关切的许多忧患问题都可以放置在更广阔的社会“形势与政策”中,因此教学中应做好“结合”工作:如网络沉迷问题可以和科技忧患意识教育相结合,就业问题可以和经济忧患意识教育相结合,人际关系困境问题可以与道德忧患意识教育相结合。
(三)《形势与政策》课程中忧患意识教育的教学导向
忧患意识教育具有鲜明的导向性。忧患意识,从性质来看,有正确的忧患意识,也有不健康的,甚至错误的忧患意识。事实证明,忧患意识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会导致非常严重的消极后果。从效果来看,可以分为积极的忧患意识和消极的忧患意识。所谓消极忧患意识,指的是忧患意识的内涵出现了偏差和变异,由此会导致一些负面后果的出现;而积极忧患意识,指的是内涵正确且能产生正向效果的忧患意识。当前大学生忧患意识存在的问题有两种情况: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健康的,甚至错误的忧患意识;二是在还缺乏积极忧患意识同时,仍在滋生消极忧患意识。
在《形势与政策》课程中进行大学生忧患意识教育,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正确的导向性。一方面,要积极宣讲不同领域的忧患意识的正确的、积极的内涵。如近来的事件激起了广大大学生忧国忧民的民族忧患意识,但是对如何真正做到理国却缺乏一定的认识。《形势与政策》课程在讲述国内国际形势的时候,不妨专门剖析“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何看待抵制日货”之类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把大学生培养成积极上进、开拓创新,能吃苦耐劳、能居安思危、能经得起各种风险考验、能真正担当重任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另一方面,要注意引导大学生消除消极忧患意识,形成积极忧患意识。当前,一些大学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淡漠等问题,更有甚者,其忧虑感转变为自卑感,紧迫感演变为焦虑感,责任感、使命感退化为虚无感。产生这种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形势与政策》课程在涉及这些令人忧患的消极面时切不可故作惊人之词、火上添油,而应该理性把握、辩证分析,教育学生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危机、用切实的行动去解决问题。
三、《形势与政策》课程中忧患意识教育的教学方式方法
从教学内容看,《形势与政策》课程中忧患意识教育应该提倡片段式教学与专题式教学相结合。根据忧患意识教育教学内容在整个课程中分量的多少,可以分为片段式教学与专题式教学。片段式教学中,教师在授课时适量适时引入相关的忧患意识教育的内容,其特点是内容较少,灵活性强,更适合即兴发挥。专题式教学则以忧患意识教育为教学主体内容和教学主要目的,特点是目的性强,信息量大。因为课程课时少,当前《形势与政策》课程中忧患意识教育,一般以片段式教学居多,因此忧患意识教育的效果会受到限制。但完全可以根据形势与政策的需要,精心打造专题讲座,诸如“周边安全形势与民族忧患”、“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忧患意识的培育”等。总体上看,《形势与政策》课程中忧患意识教育可以采取片段式教学与专题式教学相结合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做到忧患意识教育非但不缺失,而且经常有。
【关键词】 学前教育;成本;收费;研究现状;研究内容
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接受正规教育的开始,也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奠基阶段,无论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还是每一位幼儿家长等角度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学前教育的收费问题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如何判断幼儿园收费高还是低,对学前教育成本进行研究,成为现实发展的必然需要。近年来,针对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学前教育成本及收费研究的论文较多,相关的论文内容主要集中在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的调查研究、学前教育高收费现象分析及思考等方面,如针对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方面,认为政府对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总量不足,财政性经费分配不均,财政经费使用效率和效益不高(桂磊,2004年;蔡迎旗,2005年)。针对学期教育成本与收费方面,针对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方面,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从政府责任和学前教育政策两方面入手入,建议改善学前教育的收费政策,加强学前教育收费管理,实行按成本分担的收费原则,出台学前教育收费管理办法,规范幼儿教育的收费行为等(张凯,2008年;李镭等,2008年;刘桂心等,1994年;王化敏,2002年;王红等,2003年)。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通过调查近二十多年以来发表在中国期刊网(CNKI)上的有关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的相关文献,借助定量统计手段对包括研究目的、内容、方法等在内的多项指标进行内容分析,旨在综合考察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的研究现状和进展情况,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近年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研究过程中,有关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的文献在数量、质量方面的现状和进展如何?对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的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主要聚焦点是什么?以及上述要素的变化特点,从而较为客观的认识已有研究,为今后进一步深入有效的研究提供客观依据。
二、研究方法与步骤
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现阶段教育领域的研究方法多基于理论思辨和研究者个体的经验总结、反思,缺乏相对较为精确的定量描述,认识、积累的科学性有待提高。作为一种对文献内容进行客观、系统、量化分析的科学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的主要过程始于建立研究目标和确定总体与分析单位,依据测量和量化的原则,设计能将分析单元的资料内容分解为一系列项目的分析维度或类别系统,再按照分析维度严格地抽取有代表性的资料样本,将其转化成分析类目数据形式,最后对其做检验、统计推论等数据分析(互动百科,2009)。即将非定量的文献材料转化为定量的数据并依据这些数据对文献内容做出定量分析和关于事实的判断和推论,并且对组成文献的因素与结构的分析更为细致和程序化。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内容分析法既是一种主要的文献资料分析方法,又是一种独立、完整的科学研究方法(互动百科,2009)。
1、指标选取
立足于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的基本特点,根据研究目的指向编制。(1)研究目的的类别,依据传统认识划分成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前者主要用于扩展知识,后者则是为了解决当下实际的问题。(2)研究内容的类别,根据研究的内容不同划分为现状研究、理论基础研究、当前政策制度的实施通告,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关注的问题。(3)对于研究方法的分类一直存在多种说法,以量度为标志的定量研究和文字描述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之分类最为常见。综合近年来国际国内有关研究,为避免概念相互混淆,在此量的研究主要指问卷调查、数据统计等计量方法,这与传统定量研究的定义基本一致;质的方法则以访谈、观察等在自然环境下收集信息的方法为代表;混合研究系此二者的结合;而将国内传统意义上冠名的定性研究以文献评价、理论思辨为条目单独列出,以做区分[2]。本文主要分:量的研究、质的研究、混合研究、文献评价、理论思辨和其他。
2、样本确立
本研究以“学前教育成本、学前教育收费、幼儿园成本、幼儿园收费等”为题名关键字,选择模糊搜索的方式在中国期刊网,共搜集到相关文献226篇。经内容审核,去除不符合的样本,最终筛选确定200篇文献为研究对象。以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几项指标为基本观测点,依照分类表所定的类别,笔者对样本文献按照年份加以归类。对归类后的数据表格做规范化整理后置于SPSS 13中,对赋值做相应的统计。
三、过程分析
1、文献数量、质量及变化趋势
1988-2013年,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方面的发表文献数量统计结果详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方面发表的文献,从1988-2002年,文献数量一直较少,2003-2009年文献数量开始攀升,从2010年之后开始迅速升高。由于2013年的文献统计数量不全,故不能反映现状。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幼儿园的生存是由行政当局统包的,幼几园的收费也是由当局严格规定的,基本上不成为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渐兴起,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幼儿园的收费也开始浮动起来。因此,有关幼儿园收费的文献从1988年开始出现。1988-2002年期间,各地幼儿园的收费都在改革,有政府出台的收费改革措施,也有非官方的收费改革措施,各行其是。文献数量不多,主要是探讨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一些问题,幼儿教育收费是我国今后一段时间发展的趋势。2003 年教育部、中央编办等 10 个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 2003 年至 2007 年幼儿教育的发展目标、政府各部门应履行的管理职责、素质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指导意见。2003-2009年,针对幼儿园收费混乱,出现“入园难、入园贵”和办学体制等问题,使教育成本研究成为迫切需要,教育成本的研究是制定教育收费的前提条件,文献数量开始增加。2010年之后,国家高度重视学前教育,加大了对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管理,出台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规范幼儿园收费管理,2011年国家又出台了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确保学前教育收费的公平公正,文献数量开始迅速增长。
2、研究目的特征及变化趋势
观察频数统计结果,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所占比重差异较大,应用研究数量较基础研究的数量多得多,见图2。虽然近几年,二者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应用研究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基础研究。由于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需要加大基础研究,为国家制定幼儿园收费标准,提供理论依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有待进一步引起重视。
3、研究内容的特征及变化趋势
频数统计显示,理论基础、政策法规这两项研究内容相对少一些,主要集中在现状研究,详见图3。目前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研究内容还主要集中对现状研究和反思,缺乏深入的理论基础研究,对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标准及相关政策的制定缺乏理论指导,因此,在研究内容上应更趋向于理论基础和政策法规等方面的研究。
4、研究方法的特征及变化趋势
频数统计显示,量的研究、质的研究、混合研究等三种研究方法使用的数量相对少一些,主要集中在文献评价、理论思辨方法的使用,详见图4,而对三种方法归并后统计频数并检验效果则较为明显,且能够较清楚地反映出方法使用的整体状况。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研究应注重实践的应用,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更应趋向于量的研究、质的研究、混合研究。
四、讨论及思考
从各项指标的结果分析看,有关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研究文献的数量相对多了起来,质量也在进一步提升。研究目的由从应用研究逐步转向基础研究,表明研究开始探讨合理的学前教育办学体制与收费体制的建立,这也是学前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符合客观发展的趋势。总的来看,在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的研究上,在数量、质量、研究目的、研究内容、方法等方面均不同程度的提高。在研究方法方面,国内一贯以来的重思辨、轻实证的传统仍占主流,包括量的研究、质的研究、混合研究在内的近年来国际上较为前沿的研究方法虽然有所涉及但尚未成为主导,这也表明研究的科学性还有待提升对于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研究而言则更显迫切。具体思考阐述如下:
1、加强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问题的基础研究
研究表明,研究目的由应用研究逐步转向基础研究,但是这些基础研究数量较少,这在另一个侧面与研究方法上轻实证的实际倾向有所印证。由于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基础准研究较少,相应的理论总结、政府政策和收费标准建立也就比较少,研究较多停留在整体层面的思辨,难以深入其中、探寻本质。因此,加强基础研究非常必要,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问题的研究亟待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关基础研究成果。[3]
2、加强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问题的政策研究
研究的理论基础较少,其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这一点恰未合乎重理论思辨的传统,值得反思。从研究方法看,现有对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研究大多是从入幼儿园收费高、入园难等社会现象出发,探讨该社会现象的原因及对策,而缺少基于理论前提的实证演绎。而论及一定理论的文献很多缺乏论证的内在实质。学前教育不仅关系幼儿自身发展,还直接影响到国民整体素质提高,以及促进教育公平、缩小社会差距,正外部效应显著。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问题的理论与政策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学前教育积极健康的发展。因而,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学前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做好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的基础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需要引起广泛的重视。[4]
3、研究方法运用的理念需要转变
目前,国内研究的整体取向是重思辨,轻实证。而学前教育的构建和发展上,区域性的特征明显,直接影响到教育资源的配置利用,而后者恰是学前教育得以产生发展的基础。然而教育经费问题比较敏感,数据的获取难度大,因此,重视学前教育成本核算,全面、准确地调查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问题,是建立合理收费标准和学前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所以,充分重视实证研究、加强科学调研是学前教育成本与收费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首要前提。
【注 释】
[1]刘占兰.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报告[M].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25-28.
[2]高洁.校长培训模式研究的内容分析[J].继续教育研究,2010(4)84-86.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 实践教学 模式
[作者简介]唐雯(1980- ),女,江西抚州人,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公共事务与高教行政管理。(江西 南昌 330029)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方式的创新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JXJG-13-28-2)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36-0154-02
随着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教学工作者和学生越来越感觉到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影响到“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效果。展开和推进“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探索实践教学的模式已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被认为是高校当前教学改革和创新的重要课题之一。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新形式,它创设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公办院校民营运作为主要形式。近年来,高校的发展逐渐开始注重本校的特色教学,办学呈现多元化趋势。独立学院应把“应用型本科”“教学型学院”作为办学定位,因此独立学院要同时注重学生理论基础和职业技能的培养。独立学院的“形势与政策”课程必须要促进学生世界观、价值观的发展,提高其政治理论水平、道德修养和思想觉悟。
一、“形势与政策”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含义及其重要性
(一)“形势与政策”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含义
“形势与政策”理论课实践教学是指依据“形势与政策”理论课的教学目标和任务,以其教学的内容为中心,根据学生的思想状况,结合时代特征,把课堂教学作为基础,在教师主导下,学生作为主体参与的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学生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它是“形势与政策”理论教学的重要形式,对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以及观察、分析社会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实施实践教学可以充分实现理论教学的目的,让学生了解社会,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反思问题、解决问题,达到理论联系实际,让教学获得预期的效果。
(二)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形势与政策”的实践教学是开展课程理论教学的重要环节,对学生分析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了解、认识社会的平台。“形势与政策”是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践的学科,因此需要充分尊重教育规律和实践规律,强调以正确的理论指导社会实践。因此,我们必须全面坚持来正确地组织实施教育。“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实践教学目的即创造条件,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及参观考察等活动,了解国际形势,把握和理解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科学、理性地观察,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
当前,“形势与政策”的教育大量存在着理论灌输式、填鸭式的机械教学,实践能力培养较为薄弱。当代高校学生处于社会的转型期,人生观、价值观处于人生的重要形成时期,欠缺社会实践,因此情绪化和非理智因素较多,处事较为偏激,是非观念与信息的鉴别能力较差,对形势与政策缺乏正确的看待。他们所处的人生阶段,令其在价值观多元化的今天容易受到社会上其他思潮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强化高校学生的价值观导向,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要求教育过程把形势政策教育同社会及学生生活相联系,向学生传授切实的理论。因此,在“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实施理论教育,还要逐步探索并充实和完善实践教学,以提高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提高其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和技能。
二、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的现状和面临问题
(一)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的现状
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之下,独立学院的地位和性质导致其教学处境的尴尬。由于其办学的独立性,经费以自筹为主,相对于国家扶持下的其他院校,经费极其有限。另外,独立学院以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为办学理念,偏重于应用型、专业性的高等教育,对“形势与政策”的教学不够重视,在教学资源相对匮乏的背景下,其投入十分有限。再加上对形势与政策教学投入的逐渐削减,教学活动形式化严重。
同其他高校一样,独立学院的“形势与政策”教学形式较为单一,以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为主,导致了教学效果不理想。随着教育部对高校实践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为了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各高校“形势与政策”的教学转向了实践教学。
(二)独立学院“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面临的问题
首先,活动经费有限。思想政治教学的经费本来就比较少,在现有条件下,由于实践教学而需要支付的实践教师经费、交通费和宣传费等就更无以为继。这导致独立学院开展的实践教学活动越来越少,每学期至多一次,可想而知在教育上的作用十分有限。其次,师生安全问题。实践外出离校,学生的安全管理问题比较突出,教师人员数量少,而学生较多,多数教师也无力和不愿意承担安全的责任。再次,学生时间问题。学生在校的时间是有限的,外出参加实践教学势必影响到其他课程的学习,在时间上很难统筹。
三、独立学院开展“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的可行模式
针对“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创新实践教学的模式,来改善“形势与政策”的教学效果。主要的可行模式有以下四种:
(一)由任课教师借助社会实践组织实践教学
在这种模式下,教师通过关注国内外的焦点新闻,搜集资料,设计一些调查研究的选题,让学生依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地选择这些题目。教师以选题为依据将每个班级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依其选题形成研究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实行实践研究,撰写实践方案,经过教师审定后自由实施。小组的实践研究进行之前,教师可对实践的方案及其实施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明确实践资料搜集方法、实践方式及报告撰写要求等。这样,教师在学生实施之前就能做到胸有成竹,避免学生在实践中出现失误和盲目的行为。
(二)将校内第二课堂、专业实训和志愿活动结合
所谓校内第二课堂是指,以学校作为“形势与政策”的第二课堂,由学校宣传部门及独立学院学工部等组织实施,要分工明确。宣传部门负责每学期第二课堂的主题制定,并设计实践教学的选题;独立学院的学工部要依据宣传部门的选题来实施实践教学活动。要设计出能够吸引学生的选题,同时要能反映社会热点,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比如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话题“创办应用型人才培养,实现人生理想”等,有关和谐社会话题“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具体组织实施上,学工部要组织教职工就确定的课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以树立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各个专业都需要一定比例的实践教学,而这些实践教学大多由教务处或学工部组织实施。其他实践教学为“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可以将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同“形势与政策”的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实施。例如在化学专业的专业课实践教学实施中,可以适当地渗入一些环境保护问题、生态文明建设等,让学生充分认识所学专业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志愿活动是“形势与政策”的重要的实践教学形式。独立学院的志愿活动大多由团委、学工部等部门实施。志愿活动以社会服务为主,要能够体现课程的特点与要求,同时与学生的专业相结合,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如此,既扩展了该课程的教学空间,也锻炼了学生的专业素质。经过这样的活动,更能让学生体会到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自身对社会的作用,帮助学生尽快融入社会。比如通过残疾人帮扶日的组织,唤起学生对社会的感恩,能够更深入地认识社会。总之,通过校内第二课堂、专业实训和志愿活动结合的方式,能够促进学生在实践中培养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科学地认识国家形势和政策。
(三)通过引入新媒介,构建实践教学的平台
当前,社会的发展是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可以引入新媒介,创新实践教学的新学习平台。独立学院的“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为了要节约教育经费,离校外出进行实践教学的机会很少。所以,我们可以在课外引入新的媒介,来开展“形势与政策”的实践教学。由于网络具有开放性和及时性等特点,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对各种媒介进行教学互补,建设媒介学习平台。独立院校可充分利用校内论坛、微博、校内广播、电视台、报告会等多种媒介,扩大实践教学的覆盖广度和深度。例如,独立学院可以建立“形势与政策”的教育专题微博,做到普及课程的基本理论,迅速向学生宣传党和国家的时事新闻,引导学生展开自由评论,以达到学以致用,进一步拓宽学生学生思维。也可以通过网站,开辟专题,对学生关心的问题进行呈现,如“大学生就业”“宏观调控下的房价”“八荣八耻”和“时事快递”等,开展“形势与政策”的实践教学活动。
(四)与学生团体合作开展“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
学生团体是学生的自治性组织,是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学习的重要载体。他们来自于学生,和学生群体有着天然的联系,对学生的兴趣更是一清二楚。同学生社团合作开展实践教学活动,是实施“形势与政策”实践教学的捷径。独立学院具备各级学生会、团委、党支部等官方性的学生组织,还有学术类、文艺类、公益类及体育类等各种学生社团。可以通过这些组织,共同在校内进行讲座、主题晚会、环保等多种形式的校园活动,如“红歌拉力赛”、建团周年活动、爱心捐赠等。
开展“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实践教学任重道远,我们要在实践中探索该课程的教学模式。独立学院应怀有敢为人先、积极创新的态度,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形势与政策”教育长效机制,不断探索“形势与政策”的实践教学模式,将“形势与政策”建设成为学生真正喜爱并终身受益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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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民意表达充分体现了教育政策过程中的“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理念。教育政策民意表达是政策决策的依据,实现了公众对政策决策的监督制约,但是现实中,由于缺乏表达的规范程序及制度的保障制度,导致政策制定的进程受阻,也影响了表达者的主体地位。从教育政策执行而言,民意表达增加公众对政策执行内容的支持及政策与公民需求之间的相互适应性,缓解政策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矛盾,消解教育政策执行偏差,制度规约的缺乏导致执行受阻,严重影响了政策效果,使得政策未能最大限度满足目标群体的利益诉求;从教育政策反馈而言,民意体现政策中的“问计于民”。通过民意表达便于目标群体与政策制定者的隔阂的化解、避免两者间的冲突。但是现实情况是教育政策民意表达开展阻力重重,加剧了政策表达的非理性化程度,以及积极主动的表达意愿,导致了民意表达中“集体沉默”现象,严重制约民意诉求的收集及真实民意呼声的提出。制度不完善导致表达形式化,未能进入到政策的实质层面,影响政策的全民性和有效性。所以为了确保教育政策的顺利进行,教育政策民意表达必须形成完备的制度规约,建构长效的表达制度保障机制。
二、制度与教育政策民意表达
制度规约与教育政策民意表达之间存在着一种应然的逻辑关系。法律规范或社会规范制约与影响着多元化民意表达主体的各种利益诉求,也受到现阶段的文化环境、社会意识、价值取向和表达技能的影响。一方面,社会规范是客观和现实中存在的一种社会力量,是制约和引导社会公众表达行为的重要依归,社会公众的表达行为也只能在社会规则所预设的表达氛围和表达途径中进行;另一方面,人们的表达意识、价值取向和技能对表达行为也存在着支配、导向的作用,客观社会制度规范对表达主体意识、价值取向有着实质性的塑造作用,是表达制度环境与表达主体者之间的互动。教育政策民意表达过程可以看作是表达目的及政策有效性操作及完成的过程。
就教育政策民意表达的主体而言,公民表达权利和义务的制度规定,使得表达的主体地位得以明确,给予公众充分真正的表达自主权利,保障了社会弱势群体表达的公平性,激发了表达的积极性,避免政策表达过程中“搭便车”情形的发生。从教育政策途径而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是主要的两条制度化表达途径,提升政策的约束力,本质上是对政策表达群体所具有的权利与义务的制度安排,实现教育政策利益诉求的整合和协商。非正式表达制度是社会群体潜在的一种表达观念,融合于公众的意识中,无形中影响公众的现实行动,其实基于人们整体的利益考量,经过利益的权衡利益作出最为合理的选择,促进政策价值取向的合理性。
1911年,克拉克・科尔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1928年,进入斯沃斯莫尔学院学习,在1932年获得学士学位后,于1939年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他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和华盛顿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和副教授。1952年,科尔顺利当选加利福尼亚大学总校校长。1967年,科尔接到卡耐基高等教育委员会的邀请,先后担任卡耐基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卡耐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委员会主席等职。
今天看来,克拉克・科尔所提出的“多元化巨型大学”“高等教育目的观”“高等教育国际化”等教育思想,有力地指导了美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改革和转型,是美国大学发展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前瞻开创的高等教育思想
英国著名教育家阿什比曾给予科尔高度评价,称他“在高等教育界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他的声望响彻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的确,科尔对美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界的贡献都是不可估量的,他的教育思想几乎从理论上回答了战后美国甚至世界高等教育领域内发生的一切变化。
在对大学定义的问题上,科尔提出了具有开放性和多样性的“多元化巨型大学”概念。他将多元化巨型大学定义为一个由各种各样学术和文化背景的人组成的庞大的社会组织,认为现代大学不会再坚守单一的大学理想,它和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必须走出象牙塔,将自己全方位地开放给社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站”。
由此来看,科尔的观点实际上彻底颠覆了从中世纪就形成的大学传统,使精英教育的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为更多的普通大众提供了进入大学的机会。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开放性和多样性适应了战后美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在美国各个大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尔所提出的“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建设,使美国工业化的核心力量增强,进而帮助美国在全球确立科学的领先地位。
在高等教育目的问题上,科尔提出高等教育应该具有不断演化的多元化目的。第一,高等教育的目的应是多元化的,因为从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的目的从最初的一元逐渐向多元化演变。早期的中世纪教育目的单一,主要培养工商业需要的会计、律师和办事员。科尔认为,“没有大学只有一个使命这样的事情,过去从来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决不会有。”第二,高等教育的目的应是不断审视和调整的。他认为随着技术的更新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期望值不断升高,应该不断审视高等教育的目的,进行有益的探索调整。
科尔对高等教育目的的阐述,结束了美国自1870年以来高等教育一直没有目的的历史。20年后,当人们再次审视这些目的时,仍旧认为这是对近代美国高等教育目的的最好陈述。
在高等教育的潮流上,科尔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股不可逆转的国际潮流。”在他看来,一个新的学习化世界已经到来,而高等教育国家化正在并将继续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这一观点对美国高等院校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美国教育理事会1988年的调查显示,在科尔高等教育国际化思想的影响下,有1/3的美国高校增加了国际问题研究的课程,1/5的院校则增加了外语课程。
事实证明,科尔所构建的教育思想不仅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并对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影响政策的卡耐基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高等教育迎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相应的,国家层面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和约束力度越来越大,这一度让美国高等教育界大为不满。
当时,科尔所领导的卡耐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理事会,其宗旨是通过理事会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研究,为政府的教育政策制定提供有价值和影响力的建议。他凭借杰出的行政领导能力及自身深厚的研究功底,使理事会的研究成果在美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科尔要求,研究首先必须保持不偏不倚的独立立场,将国家福祉而非国家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其次要考虑高等教育的利益,并且对所有高等教育机构一视同仁。在研究主题上,科尔要求主题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即有意识地对当时缺乏解决方法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主题要适度超前于历史,但是要求不能超越到和当时主要关注的问题毫不相干的程度”。
对于研究报告,科尔要求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他提出,每一份报告都要有特定针对的群体,而且群体听了报告后有能力也愿意去有所行动;报告要集中于某个主题或者一系列相关主题,并且要精确详细地提出建议,而不是得出一些笼统毫无实用价值的原则和一般性结论。
在科尔的领导下,卡耐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理事会最终产生了37份政策报告和137份自助的研究和技术报告,涵盖了高等教育的几大主要领域。比如,涉及管理和财政资源的各有13份报告,涉及人才资源的有20份研究报告和技术报告,涉及高等教育目的的有12份报告,还有18份报告展现了国际视野等。
教育家斯图亚特曾评价说,科尔所领导的卡耐基高等教育理事会的研究,其意义绝不止于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行动指南,它们本身就是“历史道路上的检查站,记录着时代的问题以及当时的思想气候”。
推动大学现代化改革
在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期间,科尔促进了大学的现代化和巨型化(群体化)。用哥伦比亚教育学院主席阿瑟・列文的话说,“在建立现代化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的过程中,科尔为美国高等教育所做的工作就像亨利・福特为美国汽车工业所作的贡献那样,他以大批量、低成本和高质量发掘了美国教育和研究的潜力,从而适应了国家对这两方面的急切需要。”
在学校行政管理方面,科尔整合了加州大学原有的各个分校,并给予分校更多的自。他改革了当时原有的6所分校,并新设了欧文分校、圣迭戈分校和圣克鲁兹分校。同时,为了使学校的管理更加简约有效,科尔赋予了各个分校校长很大的行政自。
由于各个校长取得了主持分校日常工作的权力,因此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各显其能,使各个分校的发展呈现出不一样的风采。比如,新设立的三所分校中,欧文分校吸收了各种传统学术教育的长处,给一些交叉学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教学资源方面,科尔提出了资源统计规划使用的改革措施。例如,实现全校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的有效利用,科尔所领导的加州大学评议会出台了一项统一使用图书馆等教学设备的措施。该措施将洛杉矶分校和伯克利分校的图书馆作为加州大学的主体图书馆,然后统一编订图书馆目录,以便各个分校使用。这一改革措施不仅提升了加州大学教学资源的利用率,而且加强了各个分校的科研实力。
关键词: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训项目;参与行为;农户
中图分类号:F32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4-0094-05
一、引言
长期过量施用化肥,导致土壤无法吸收的剩余氮、磷元素通过渗漏至地下水源或随雨水排进河流湖泊,形成农业面源污染。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先后出台了《水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水土保持法》以及《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等涉及农业生产污染的防治法律法规,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成效并不理想,农业面源污染加剧趋势未能根本扭转,污染治理政策控制失灵以及环保政策在农村缺失是造成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1~3],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治理过程中,忽略了教育引导机制的作用,农户无法从现有法律条款中获取具有操作性强的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指导。
农户作为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其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行为直接受农户认知和生产规模等方面的影响,已有研究证实农户参加培训的次数越多,就越倾向于使用环境友好的耕作方式[4~6]。目前,我国以减少农户化肥施用量达到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为目的的教育培训项目逐渐增加,例如全国性的测土配方施肥项目,陕西省中英合作“改进养分管理,减少非点源氮污染,改善农户生计”项目(以下简称中英项目)等。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训项目需要广大农户的积极参与,但本文调研数据显示,仅约29%的农户听说过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参与率低于10%;约50%的当地农户听说过中英项目,参与率约为20%,然而参与农户对测土配方施肥和中英项目的满意率分别为97%和100%。从以上统计性分析可以看出,农户的项目参与率与满意率存在巨大反差,那么,什么因素导致二者之间的背离?如何提高农户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项目的参与率?本文运用实地调查资料,对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训项目的行为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影响农户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为构建我国农业面源污染微观治理机制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农户参与教育培训项目及其影响因素做了较深入的研究,Baidu-Forson[7]利用Tobit模型分析尼日尔农户的耕地退化程度、风险偏好、参与农业技术培训项目对农户采用土地增产技术有显著影响,而农户年龄和农业依赖程度对技术的采用则不存在任何影响。Quizon等[8]基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经济补贴期望持续影响农户对农民田间培训学校的参与意愿。Simpson和Owens[9]统计分析了加纳和毛里共和国两地的调研数据,认为要成功实施农民田间培训学校应注意与当地农户关注点的关联和反应、培训内容的更新、信息流动及农户间沟通、当地组织的发展、项目参与者之间的角色变换、以及该项目与当地已实施项目的结合。Miller等[10]统计分析了在哥斯达黎加潮湿热带地区的185位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农场技术方式,结果显示农户采用水平较低,只有农场规模是唯一显著影响变量,而且农户对参加大学举办的会议或培训的意愿最强烈。Jackson-Smith和McEvoy[11]在研究教育项目的长期影响中发现美国犹他州北部的农户参与项目不是因为关注环境,而是因为实际可行的操作和可分摊成本;农户与项目人员的关系、上门访问也对农户参与项目有重要影响;同时,结果还表明农户虽然具有良好的参与目的但并没有意识到水质量问题与自身相关。
国内学者偏重于农户参与意愿或对某项环保技术采纳的研究,主要采用多元Logit模型和一般计量分析方法研究农户参与意愿及其技术采用行为等。已有研究证明,农户的个人、家庭及种植特征对农户参与意愿及采用行为有重要影响,如年龄、受教育程度、耕地面积、家庭收入等[12~17]。另外,方松海、孔祥智[12]研究发现在农户赶集频率或赴县频率相同的情况下,家庭与市场中心的距离正向影响采纳新技术的可能性。喻永红、张巨勇[13]对水稻IPM(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技术采用情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水稻生产主要目的、家中是否有人发生过农药中毒事件等因素对农户采用水稻IPM 技术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葛继红等[6]基于江苏省调研数据的研究表明,科学施肥能力越强、示范户、拿到配方卡、参加培训次数越多及所在乡镇培训总人数越多的农户越倾向选择配方施肥技术,而本村化肥店对农户选择该技术有显著负向影响。陈珂等[14]对江西省农户参与德援项目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农户对项目的认知、林地离家距离、项目参与要求、农户的从众心理及林业政策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德援项目的意愿。张成玉[16]利用吉林省调查的农户数据对农民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原因、采用效果的评价、影响农民采用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显示,影响农户对技术采用与否的关键因素是施肥建议卡的发放情况、配方肥的价格。高升[17]对湖南农户参加农业技术培训决策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对培训实用性的评价、农户获取培训信息渠道数与参与培训决策呈正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农户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行为的研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但现有研究也存在不足:第一,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和参与意愿方面,而针对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训项目行为的实证研究相对不足。第二,现有研究存在对影响农户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行为的一些重要变量的忽略(如社会环境、社会资本等)。基于此,本文以测土配方施肥及中英项目为例,运用实际调查资料,对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训项目的行为进行实证分析,识别影响农户参与行为的因素,并提出激励农户参与教育培训项目的政策建议。
三、模型选择及变量说明
(一)模型选择
(二)自变量说明
本文模型引入的自变量主要有:农户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农户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以及务农时间; 种植经营特征变量,包括农业收入比率、劳动力比率、耕地面积以及是否使用机械务农;农户认知变量,包括农户对农业面源污染、环境保护政策以及可持续性农业生产政策的认知;社会资本变量包括亲戚朋友之间的交往、是否受周围人群耕作习惯影响;3个维度的治理机制反应变量主要包括乡镇是否有化肥技术培训班、农户技术培训班、参与经验等教育引导机制反应变量,农户是否支持法律限制化肥使用量、是否支持污染税收以及对绿色农业生产补贴的期望等监督约束和市场治理机制反应变量。变量赋值及对农户参与行为的影响预期如表1所示。
四、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教育培训的行为分析
本文的分析数据来源于2011年5~7月在杨凌示范区、武功县及泾阳县共9个行政村的调研数据,共发放380份问卷,最终有效问卷331份。统计性分析表明,听说过测土配方施肥的农户95人,占比287%;参与人数为27人,占比82%;听说过中英项目的农户有166人,占比50%;参与农户68人,占比20%。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训项目满意度的统计分析显示,仅有115%和23%的农户认为测土配方施肥对自己帮助不大或者完全没有帮助, 85%以上农户认为此项目对自己有一定的帮助。80%以上的农户认为多数中英项目培训手段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帮助,特别是农户对农户培训这一培训手段,877%的农户认为这一培训手段为农业生产活动提供了帮助前文提到的农户对中英项目满意度为100%,是指没有任何一位农户认为所有的中英项目培训手段是完全没有帮助的。
本文将个体特征、种植经营特征、农户认知、农户社会资本、治理机制反应等变量代入模型,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训项目行为的解释变量有农户性别、文化教育水平、农业收入比率、对可持续性农业政策的认知、信息来源主要是亲戚朋友间交流、乡镇设有培训班、培训班经验、支持法律限制化肥使用。具体结果见表2。
在农户个体特征变量中,农户性别、文化教育水平对农户参与行为在5%、10%的水平上具有显著影响,与预期一致。结果显示女性、文化教育水平高的农户,更有参与教育培训项目的可能。女性比男性参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训项目的发生比高036倍;农户的文化教育水平每提高一个层次,参与教育培训项目的发生比增加114倍。农户文化教育水平越高,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能力和意愿越强,能够清晰地判断教育培训项目有利于增加粮食产量,因此参与教育培训项目的意愿越强。
种植特征变量中,农户的农业收入比率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农业收入比每增加1%,农户参与教育培训的发生比增加708倍。这是因为农户及家庭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越高,农业生产利润重视程度就越高,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训项目以减少及合理使用化肥为手段达到缓解农业面源污染的目标,在这种项目的引导下农户可使用更少化肥,以节约生产支出,所以此类农户更愿意接触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培训项目。
农户认知变量中,对可持续性农业政策的认知在10%的水平上显著,相对于不具认知的农户比具有认知的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训的发生比高309倍。绿色农业生产不仅是农户的责任,也是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所在,因此,农户对可持续性农业政策的认知程度越高,其责任感越强,越有可能选择参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教育培训项目。
社会资本变量中,亲戚朋友为主要信息来源变量与预期相反,对农户参与教育培训项目行为产生负面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若亲戚朋友间交流是农户信息的主要来源(显著性水平5%),农户参与教育培训项目发生比将降低033倍。这可能是由于农户认为能从亲戚朋友中获得信息就没有参与项目的必要性,对于亲戚朋友的信任降低了其参与教育培训项目的积极性。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测土配方施肥及中英项目为例,采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训项目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农户性别、受教育年限、农业收入比率、对可持续性农业政策的认知、信息主要来源于亲戚朋友间交流、乡镇设有培训班、农户拥有培训经验、支持法律限制化肥使用量等对农户的参与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1)实证结果显示,农户的文化教育水平每提高一个层次,参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训项目的发生比就增加114倍。因此,在实施项目时应考虑项目培训手段的多样性以及农户的接受和理解能力,使文化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户也能理解和接受教育培训内容,扩大农户的受益面。此外,统计分析显示农户对宣传手册和海报的满意度最低,项目推广人员应深入农村向农民宣讲和介绍相关知识,帮助农户理解书面文字信息,使广大农户将书面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农业生产能力。
(2)具有可持续性农业生产政策认知的农户更倾向于参与教育培训项目,政府应做好宣传工作,进一步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宣传和推广,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力度,提高信息在农村和农民之间的传递效率,增加农户对农业面源污染及其治理的认知,进而提升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教育培训项目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3)我国缺乏农村环保机构与专业队伍,使得农户接触良好教育培训项目的机会较少,由于乡镇设有培训班、农户培训班经验对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教育培训项目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因此,应设立与农户距离更近的污染治理监管机构,例如县级或乡级环保部门,增加乡镇污染治理人员,完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环境。另一方面,若农户支持立法限制化肥使用量,相对于不支持的农户,其参与教育培训项目的发生比高出436倍。因此,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措施中,应重视教育引导与监督约束措施的结合,逐步建立以农户为中心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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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远程教育;政策;原则
近年来我国远程教育进行着“跨越式”的发展,远程教育的国家与地方法规、政策的制定,以及远程教育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形成与运转,都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这些也正是现阶段我国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程中的突出问题,我们需要开展对远程教育政策、法规和体制的研究。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对美国远程教育的有关政策、原则和管理体制等进行了分析,希望从中寻找一些对我们制定远程教育政策和法规有借鉴意义的启示。
在研究工作中,我们研究的资料主要有两大类,其中一类是美国的国家远程教育政策及原则,即宏观层次的政策和原则;另一类是美国各教育机构在组织远程教育时的具体政策、原则和规定,即具体办学单位微观层次的原则和策略。本文着重对前者做出分析,并对后者做出简要的概括。
美国远程教育政策及原则的分析
通过对美国远程教育政策文件(1997年)、《知识产权及数字化远程教育的报告》(ReportonCopyrightandDigitalDistanceEducation)、《美国高等教育协会成员远程及传统教育情况调查》(ASurveyofTraditionalAndDistanceLearningHigherEducationMembers)等资料的分析,可以了解到美国进行远程教育的主要政策和原则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1.注重远程教育的质量——注重对远程教育机构进行持续性的资格鉴定
在美国,提供远程教育的机构可能是各级各类大学、教育机构和商业机构,他们开展远程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不同的,有的是赢利性的,有的是公益性的,所以无论从学习者的利益,还是从社会的利益来考虑,保证教学质量至关重要。因此,在美国的国家远程教育办学原则中,特别强调和注重持续性地对远程教育的资格做出鉴定和质量评估。除在开办远程教育时对开办机构进行资格评定以外,还定时对这些机构的办学质量进行评估,以防止远程教育进行过程中那些经过了资格鉴定的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发生变化。
通常情况下,无论是非赢利性的远程教育还是赢利性的远程教育,认证的工作都由对传统教育进行评估的学术团体来进行。这些学术团体有两类:地区性的评估团体和小规模的全国性、专业性评估团体。
地区性的评估通常会授权一些协会进行,但同时这些机构也可能是待评估的对象。无论被评对象提供的远程教育是课程学习、学位课程还是资格认证,进行评估的标准都与普通课程质量评估的标准相同。评估所涉及的内容有:是否具有充足的图书和媒体资源、师资的情况、参与的方法、适当的测试标准、学生的学习成果等。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会请地区评估团来进行评估,因为这也是让学生获取州和国家财政资助的必经过程。
小规模的专业评估则是由专业团体对个别课程进行的,如由美国法律协会、美国物理医疗协会等进行的评估。
2.强调广泛性——远程教育应用层次的广泛性
美国政府和各种教育协会不但支持远程教育应用在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中,而且鼓励幼儿园、基础教育和其它各级各类教育中都运用远程教育的技术及资源,“现在的远程教育课程是多种多样的,他们适合于从幼儿园到退休人员等的不同层次的学习者。这些学习者在技术的支持下,丰富和扩充了他们参与远程教育的经验。”[1]
同时,美国远程教育的政策又强调在不同层次的教育中,远程教育的应用方法和目的要有所不同。以下是一段对K12阶段远程教育课程进行说明的文字,它清楚地表述了对这一时期远程教育课程设计的要求:“为K12学习准备的学习课程必须与围绕着CommonCoreofLearning所设立的地区和国家课程体系相一致,这将能更好地为学习的核心精神服务,同时要包含对在职和职前教育者的职业培训。”[2]
3.提倡技术多样化——发挥各种技术和媒体的优势
由于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再加上长期以来已经在远程教育中使用的各种技术手段,当前可用于进行远程教育的技术方法和手段可谓多种多样,而且各有所长。因此,美国国家及州的远程教育策略中,都强调合理运用各种不同的媒体和技术为远程教育服务,提高远程教育的质量,同时也鼓励学习者善于利用不同类型的技术和资源,如互联网、CD-ROM、教育电视节目等,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技术和媒体的优势。
“我们可以利用的技术不但有卫星广播技术,还有其它很多的通讯技术,如互联网、CD-ROM和闭路电视等,这些技术让教育者、学习者和其它职业人员在全国及全世界的范围内联系起来。”[3]
通过政策的推动,许多教师和学生已经能自觉地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各种技术手段。例如,在远程教育中解决师生交互问题的方法除面谈和电话外,许多人已经用电子邮件和网上聊天室来进行了。对全美高等教育协会成员远程教育情况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无论是用网络进行远程教学的教师还是用传统方法进行教学的教师,很多人都已接受了新技术,并应用于自己的教学活动中。[4]
4.促进整合——强调资金和资源的整合
在美国,由于许多教育团体、公司、高等院校都有资金、技术、人力开展远程教育,为了避免资金、资源和技术的无谓重复和浪费,在美国国家及地方的远程教育政策中都强调各级政府、各类办学机构、社会团体以及商业机构要统一协调,将各自的经费和资源统一规划,有计划、有目的地相互配合来进行远程教育,从而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远程教育质量的提高要求将教师、学生家长、行政管理人员、商业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时间、精力、资源进行总体上的调配和投入。只有为了共同的目标,通过一致的努力,在将来的时间里我们的远程教育才会逐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5]
远程教育政策提倡资金和资源的整合以多种形式进行,其中最普遍的是教育机构间的合作。例如加利福尼亚的虚拟大学,其2000多门在线课程分别来自加利福尼亚虚拟社区的学院、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各校区和加州内的其他独立大学和学院。学生通过网络注册成为虚拟大学的学员后,就可以选择这些课程进行学习。这样既避免了同一课程由不同教育机构反复设计、制作、进行教学的情况,又可以发挥每个教育机构教育资源的优势。
随着对远程教育在教育市场中的价值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商业机构投入到远程教育中来,因此也有一些合作是在教育机构和商业机构之间进行的。为此,许多远程教育课程是根据商业计划和商业培训的需要来开设的。在这种合作中,教育机构常常以课程的设计者、开发者和教学活动进行者的角色参与,而商业机构常常是以技术提供商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合作中,教育机构可以获得的好处是合作者给他们提供了用于支付远程教育技术支持的昂贵费用,同时他们的合作伙伴则获得了“无价的实验室”,让自己的技术得以在教育中进行实际运用,并在课程进行中不断发展,最后完成研究的目标。例如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设计了一个学习网络虚拟学院(LearningNetworkVirtualAcademy),他们就是通过上述的方法与多所大学和学院进行合作,其中包括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等。在这种合作中,由教育机构提供教学内容,由商业机构提供技术,可以说是一种强强合作。
5.重视知识产权——注重对远程教育教学资源及所用技术进行管理和保护
对于教学资源及各项技术的保护实际上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美国,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意识已较深入人心,相关的政策、法规和法律条款较齐全。在有关远程教育的宏观政策中,也不断地对此加以强调,并制定出一系列的方法和措施来保护远程教育的教学资源和技术。
由美国版权办公室1999年5月制定的《知识产权及数字化远程教育的报告》中,对在数字化远程教育中可能出现的版权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法。其中这段文字就表述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教育机构正在努力采用和执行适当的方法维护远程教育中的知识产权。这些努力包括有关规定、就相关事宜培训教职员工、对学生进行知识产权法的教育等。”
6.重视教学内容的开发——提供更多、更好的课程
为了保证参加远程教育的学习者有更多的选择权,提高远程教育的质量,增加远程教育的多样性,美国的国家政策支持远程教育课程的开发,特别是网络课程的开发,并不再控制网络信息的与展示。
7.推广普及性——远程教育意识的普及
在美国CommissiononColleges、WashingtonStateHigherEducationCoordinatingBoard、UnitedStatesDistanceLearningAssociation、NationalEducationAssociation等机构的政策性文件介绍和分析中都强调,美国很重视公民对于终身教育思想的接受,并在此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美国人不抗拒进行继续教育,相反对此有一定的自觉性,因此他们能积极参与远程教育,能充分利用远程教育的技术和资源进行自我提高和学习。“由于数据获取的便利性,人们可以获取必要的知识,提高工作效率并成为社会的杰出领导者。能够获取世界范围的信息,将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6]
以上所述及的是美国各级政府的远程教育政策,而在具体的办学过程中,不同的远程教育组办机构,都会针对自己的办学特点、学校规章等提出进行远程教育的具体原则和规定。这些原则通常都会对办学方针、入学申请、课程安排、考核及认证方法、资源利用方法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进行详细说明。
不同的教育团体,其原则和规定的具体内容会有所不同,但他们制定这些原则总体上都是从以下三点出发的:
第一、体现国家的远程教育政策和原则。每一条规定都是国家相应远程教育政策、原则内容的具体化,都是对国家及州等各级政府远程教育的政策和原则的体现,它们是一脉贯通的。
第二、为学习者服务。让学习者了解办学的方法和参与远程教育的方法等,从而选择和决定自己是否参加远程教育、怎样参与远程教育、参与什么类型的远程教育和学习后能获得什么成果。
第三、为保证校方自身的教育质量服务。通过对学生的入学方法、作业提交方式、考试方法、评估原则等进行详细的规定,确保参与学习者通过学习能取得一定的学习成果,从而确保校方的教学质量。
对我国远程教育的启示
通过对美国远程教育政策和原则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对我国开展远程教育的有益启示。
1.应当强调政府宏观调整、科学制定政策的重要性
美国的远程教育国家政策经过多方讨论和不断更新,系统地对远程教育发展的诸多方面进行了详细说明和规范,给具体办学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使得远程教育政策能在宏观上对远程教育的开展进行调控。这对我们的启发是,我们首先要科学地制定我国国家远程教育政策,对我国远程教育的实施、管理和发展进行科学、全面和详细的规划和说明,确保国家能在宏观上对远程教育进行调整。
2.制定远程教育资格认证和质量监控的系列办法,并使之法制化
除了要对办学单位在办学之初进行资格认证外,还应在办学过程中不断地对他们的办学质量加以监控,确保办学机构在办学过程中保持应有水平。
质量的监控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课程质量(传统课程及网络课程)、教师教学活动、教学管理水平、学生学术水平及学习资源建设的数量及质量等。质量的监控标准应由国家统一制定,并应与普通课程评价采用的标准和要求相当。
3.合理建立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的各级远程教育政策,保证政策的一体化和灵活性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较大,因此,在国家统一政策的指导下,各级政府及办学机构都制定自己的远程教育政策和原则,这既可以保证国家远程教育发展的统一性,同时也能满足不同地区的实际需要。中国的教育资源分布很不平均,东部地区多一些,西部地区少一些,经济发达程度也同样不平衡。各地根据自己的特点和经济实力制定相应的远程教育政策,将能更合理地利用各种技术和资源来发展远程教育。如西部地区根据自身经济情况要通过卫星来提供教育资源,就可出台一些政策促进这一方法的实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各省要发挥网络和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优势,那么就可配合出台一些政策促进和保护有关项目的实施。
当然,具体办学单位以国家远程教育的政策、原则为基础,认真制定自己的办学原则,一定要体现国家远程教育的基本政策,注意保证总体原则和局部原则的一致性和整体性。
4.有效地制定和利用政策,促进社会有关资金和资源在远程教育开展过程中的整合
近年来,我国的远程教育发展非常快,据有关资料报道:近年以EDU域名注册的网站以每半年100家左右的速度增加,而许多看好我国教育市场的外资以COM域名的方式介入我国网络远程教育中;同时,也有诸多综合性门户网站开设了专门的教育频道开展网上远程教育。据统计,在网络界从事教育或培训工作的互联网单位大概在3000家左右。同时,国家和各级政府也加大了远程教育资金的投入。
要合理地利用这些资金和资源,使投入者、办学者和受教育者都从中获益,促使远程教育良性发展,迫切需要制定有关的政策,促进各种资源和资金能有效地整合、合理地利用。
5.利用政策促进多种技术的综合运用
随着远程教育的发展,我国现在也存在着传统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并存的情况,我们需要制定政策,确保各种技术都得到合理运用,这有利于发挥各种技术的优势,也提供多种可能的学习方式,让用不同方式进行学习的人群都有机会进行远程学习。
除此之外,美国远程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中对于教学资源开发和设计的重视,对于远程教育中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对于参与远程教育、进行终身学习观念的培养等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1][3]ReportonCopyrightandDigitalDistanceEducation.U.S.copyrightoffice.1999
[关键词]教育券教育公平 公共政策
主席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曾时指出,教育是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本途径,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工程。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以更大的决心、更多的财力支持教育事业。要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统筹城乡、区域教育,统筹各级各类教育,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
一、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公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无论是教育的机会公平,还是教育资源的配置公平,对每一个家庭、个人来说,往往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当前我国教育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不公平,主要体现为地区差异和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均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公、教育政策和规则不公等政府公共政策偏差,加剧了现实中的教育不公。”教育券制度的实质是对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为学生及家长提供自由选择教育资源的权利凭证。
二、我国的“教育券”政策
1.我国“教育券”政策的设计理念凸显公平
长兴县的教育券制度是我国地方政府政策设计改革的重大创新,改变了过去由政府拨款给公立学校,由公立学校办教育的模式。分析其起源、动力、运作机制以及理念创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教育券制度设计中主要考虑两大基本理念:
一是教育公平。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生之间的公平;另一方面,是学校之间的公平。
二是教育选择。教育券制度加强了学生选择学校的权利。不同学校之间的办学目标差异,使学生有权利选择符合自己个性特点的学校就读成为可能。这种学校教学质量的改善和办学效益的提高,是政府资金使用效率得到提高的外在表现。
2.我国“教育券”政策制定的原则强调公平
“教育券”政策的制定既要依靠市场机制激活教育,强化竞争,提高效率,又要注意体现教育的价值,保证教育质量。事实上,政策是竞争环境中的理性选择。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者彼此存在利害关系时,其中每个人的选择都会对他人的决定产生影响,最终的结果依赖于所有参与者的选择,孤立的选择是不存在的。“教育券”政策需要综合处理市场、教育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正是制定它的基础。
3.我国“教育券”政策的施行现状
在目前我国的教育券实践中,浙江省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不但是因为最早开展“教育券”实验的长兴县就在浙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更重要的是,浙江省是目前唯一一个在全省推广“教育券”的省份,同时也是“教育券”实验时间最长、类型最丰富、制度最规范、受惠学生最多的省份。浙江省实施的“教育券”按设立动机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救助型教育券”,目的在于减轻或消除贫困家庭学生入学时的经济压力;第二种是“诱导型教育券”,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入读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扶持民办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第三种是“效率型教育券”,如杭州市上城区用于社区终身教育的“教育券”和衢州用于农民工培训的“教育券”等,目的在于提高公共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以上这些不同类型的“教育券”政策设计的出发点表面上看起来各不相同,但共同的特征都是为了实现某个具体的短期政策目标,这说明在我们目前的教育管理体制中,基层教育行政部门更多地是把“教育券”作为一种实用的政策工具,对于“教育券”制度所依据的价值基础并没有做过多的考虑。2003年到2004年的两年间,湖北省监利县、山东省临淄区、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等地区也先后推行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的设计和实验。但是都因各种原因没有实施下去。
三、扫清“教育券”制度难点推进教育公平
1.我国“教育券”政策推行受阻原因分析
首先,政府尚未完全转化教育投资角色。长期来来,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经费都是由政府直接拨给学校,政府在教育经费运作中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掌握着教育经费的分配权。政府是否愿意让出这个权力,是否愿意接受监督,能否与时俱进,调整心态,正确进行角色定位,做改革的促进派是关键所在。”试想,如果政府不能尽快转变角色,对教育券制度阴奉阳违,那么,在我国大规模实施教育券制度,必然事倍功半,得不偿失。
其次,经费无法到位制约着教育券的推广。要实行教育券制度,政府必须拥有足够的经费,才能为教育券的实施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同时,教育券制度的操作与实施尚存许多不明之处。目前,在我国推行实施教育券制度,尚有许多疑惑之处。如教育券到底该发放多大面值,既没有权威的机构认证,也没有科学的测定方法;教育券以何种方式发放,是全同统一还是地区统一,也没有相应的政策出台;怎样在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如何才能引导学校良性竞争已兼顾效率和公平等,尚未得到科学地解决,所有的这一切,已成为在我国推行教育制度不可回避的前沿问题。
2.扫清障碍实现公平
教育券制度的实质是对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为学生及家长提供自由选择教育资源的权利凭证。笔者不才,只是希望作为推进教育公平方式之一的教育券制度能够更好地推行。因为有选择才有竞争,薄弱学校才有机会发展起来,也才能最终实现教育资源的基本公平。
我国的“教育券”探索已经历经了六年的风风雨雨,前期的兴奋、期待和理想主义色彩已经让位于冷静的、现实主义利益权衡和稳妥的政策设计。学校只有在产权明晰、有利可盈的情况下,才能去融资、去吸引投资、吸纳基金,才可以自由发展。只有成熟的市场竞争,才可以使教育事业迸发出更大的活力。我们必须认识到,“教育券”政策的普遍推行需要建立在学生权力平等的观念基础上,它的实施也需要政府的职能转变。然而,这样的制度和文化环境的实现还有相当一段路程要走。
可喜的是,“教育券”政策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不可以逾越的障碍,随着社会、经济和公共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我们相信,这项体现公平的政策终将成为公共教育财政体制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严强,王强.公共政策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刘斌,王春福等.政策科学研究:政策科学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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