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理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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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农村发展理论范文

关键词：农村公共文化；公共服务；公共行政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公共文化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范畴，它以具有公共性的设施活动为基础，既具有表层文化所体现出来的物质形态，又具有隐含其中的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和人文意蕴。[1]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就是面向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从新公共服务的视角来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主体和服务对象、基础设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及文化发展政策将是理论探讨的重点。从新农村建设的视角来看，有关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议题应当被置于社会文明进程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背景之中。

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维度

首先，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新公共服务试图将管理的视角逐渐转变到对管理乃至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的关注上来，呼唤公共行政的转向，并倡导服务的价值和实质的正义。[2]在公共文化服务中，政府应当将公平、民主和服务的最大的满意度作为公共文化管理的目标追求。政府应当通过各种渠道和信息来了解公民的需求，以提高管理公共文化事务的效率，并通过互动的模式来鼓励市民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此对话与协商的基础上，建立与公众的长期的沟通，形成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结构，以设计和提供理想的文化产品或服务。

其次，新农村建设理论将成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全新理论框架。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以确保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及国家经济安全，是当今中国所面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题。在此背景下，认识和理解新农村建设的意义，才能更好地理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战略现实。一方面，基于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实践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新农村建设是一种理论创新，是在实践层面反映了客观需求。这是因为和谐社会取决于农村社会层面的良性协调。从过去到现在，尤其是目前存在的有关农民群体的深刻问题已成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所要面对的关键议题。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中，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以及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农村居民应当在更为广泛的公众参与中影响决策的制定，以便能最大限度的消除由失衡引起的社会问题，这也是现代的文明社会建构的基本追求。

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维度

首先，公益性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特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益性取决于农民的文化权利，同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益性也取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巨大的“外部性”收益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失灵。此外，从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社会，农村人口占多数，而且城乡发展不均衡。相对而言，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较为落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较低。农村居民无法通过市场环境来满足其文化需求，他们更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的公益性的文化服务。

其次，从公民权利来看，作为农民的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的公共文化权利必须被同等对待。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当均衡的为整个社会所享有，这意味着每个农村社区的居民都应同其他社区的成员一样，对于公共文化资源有同样的享用机会，并获得优质的服务。因此，考虑到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群众的需求，政府在制定公共文化发展战略规划、配置公共文化资源、建设公共文化设施、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时，应当着力思考农村社会的根本现实和问题，这样才能不断的打破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行政中存在的差别和不均衡的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平性，而这也正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突破口与难点所在。

三、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构想

（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战略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农业国际化和市场化的竞争日益激烈，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的公共服务对于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缩小城乡差距具有战略的价值和意义在此战略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良性、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农村地区的整体发展，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也会不断上升，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政府及农民的主体责任和角色的转变。

然而，就农村公共文化发展来说，考虑到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历史性，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将可能面对更多的困难，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持，其建设应当从战略的视角进行统筹和规划。

（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政府职能

在新公共服务理论下，政府必须把公民置于首要和中心的位置，及时了解并响应公民需求。与此同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结构，以及公共服务的方式、评价和判断标准等，不是由政府自己来决定，而是应当由公民来决定。正如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倡导者登哈特夫妇所强调的：“公务员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非试图在新的方向上控制和驾驭社会。”[3]在此语境下，公共利益就应当是政府职能发挥作用的出发点和归属点，政府行政的最高行动准则就应当是服务于公众。因而，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以公民为中心、为公民服务也就成了政府职能的主要取向，政府应当树立前瞻性的服务理念，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确保高效有序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参考文献：

[1]陈亮.论公共文化的基本特性[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06）：120.

[2][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第2篇：农村发展理论范文

劳动力素质是指具有经济价值的教育、文化、知识、体力、技能、健康以及思想等,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国民素质的高低。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发展原因时，已经注意到人的思想素质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认为思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往往把思想原因与物质的、文化的原因夹在一起，缺乏专门研究，在客观上就冲淡了思想原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使人们更多注意的是资本、教育、技术等物质和文化的原因，这也是他们的思想后来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的重要原因。国内学者就农民身体、教育文化素质与农户脱贫致富相关性进行研究，认为农民综合素质低下，造成了中国农民总体的贫困。

二、农民思想素质与农户家庭贫富、农村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分析

（一）“读书无用论”等错误思想与家庭贫困、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理论分析

家长或其他家庭成员以功利主义思想看待教育，那么，就会生产各种对教育和知识的错误思想，这些错误思想严重影响了农民对知识的追求，其必然采取减少或取消对子女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投资，让孩子失学辍学在家或外出打工的错误行为。这一行为有逐渐递进的五个方面的危害：（1）直接危害：子女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低。长此以往，农村大量的文盲半文盲存在。“一个国家国民所掌握的技能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受教育少、文化程度低必然造成子女未来劳动生产技能素质低下，从而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教育程度的高低、文化知识的多少与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的强弱不成立竿见影之相关，但教育、文化、知识的确可以沉淀、渗透和内化为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因此，李斯特主张一国的大部分消耗，应当用在对下一代的教育方面，用来培植国家未来的生产力。（2）间接危害：子女劳动技能低下，必然就业受限，甚至根本无法就业。（3）对家庭总危害：就业受限或困难必然造成家庭收入低下，甚至无收入来源，家庭贫困。（4）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危害：在知识经济时代，国民受教育程度、文化、技能素质低下，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利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舒尔茨指出：“人的能力和素质是决定贫富的关键。迅速的持续的增长是主要依靠向农民进行特殊投资，以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知识和新技能，从而成功地实现农业的经济增长。”

（二）落后的卫生、健康思想与家庭贫困、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理论分析

如果农民生命、健康、营养、保护、保健、卫生、优生优育等思想意识淡薄，对来自日常生活和劳动中危害身体健康的因素认识不足，不懂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的道理、“近亲结婚”的危害以及生活习惯与疾病、健康、贫富的相关性。那么，错误的卫生与健康思想就会引导农民不良生活劳动习惯和行为方式，如，吸烟、酗酒、近亲结婚、过度劳累、饮食生活无规律、等以损害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行为。这一行为有逐渐递进的三个方面的危害：（1）对身体健康的危害：农村居民不少的疾病主要是因为村民平时不良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所致，如，农村大量的胃病胃癌与过度酗酒有关；农村居民的肺病及其他不治之症与吸烟直接相关；大量的肠胃消化系统疾病与农村居民不讲卫生、生活饮食无规律有关；相当一部分痴呆傻、低能儿等先天性疾病人口与近亲结婚、劣生劣育有关；多数性病与行为有关；其他大量的疾病与劳动者体力脑力劳动过度和任何以损害自身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行为有关。（2）对家庭的危害：第一，家庭医疗负担过重，生活陷入困境，也影响了用于生产的资本积累。而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节省用于医疗保健的开支，从而使资源派上更多的用场。第二，由于劳动生产率受到劳动人口的健康和营养状况的影响，因此，农村低健康状况使得农业生产经营困难，生产效率低下，而且，不良健康状况与农业生产低效率恶性循环。第三，患病、残疾、低能人口成为社会的劣势弱势群体，家庭收入偏低，脱贫机会减少，致富希望渺茫，家庭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舒尔茨谈及健康投资的意义时，提出了这样的对策建议：人力资本理论把每个人的健康状况都看作是一种资本的储备，即健康资本。孩子质量投资的一项内容是健康投资。（3）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危害：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直接建立在其人民健康及其创造性劳动的基础上。各种疾病蔓延，患病、残疾、低能人口导致人口素质下降，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下，农业的产出必然减少；高昂的医疗费用给集体、社会和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又使得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投入减少，导致经济发展步伐的缓慢。

（三）“好逸恶劳”等旧思想与家庭贫困、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理论分析

在广大农村，由于受剥削阶级旧思想的影响，民众的好逸恶劳、游手好闲、贪图享受等思想根深蒂固，这些思想的实质是人们对“劳动”的错误认识，其核心就是“懒和赌”的思想。错误的思想引导了人们错误的行为，赌由懒引起，懒与赌相伴。（1）对家庭危害：劳动创造财富，而“懒”的本质就是厌恶劳动，故“懒”不能创造财富，只能导致家庭贫困。而赌乃社会“毒瘤”，万恶之源，百害无益，危害极大。对家庭的危害是：第一，赌严重摧残人的身心健康；第二，赌不仅不创造财富，而是消耗财富，使财富急剧减少，贫穷愈益加深；第三，赌消磨人的意志和进取心，耽误农业生产；第四，赌使家庭不和睦，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2）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危害：第一，勤劳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懒惰不能创造经济增长。对此，刘易斯指出：“如果说勤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么，就应该在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更大能力或愿望中去寻找这种联系。那么工作辛勤的人也许比那些工作少的人有更多的收入和更少的消费这些收入的时间；因此，他们就有更大的可能去投资。”第二，“懒”容易使人产生投机取巧、不法经营的机会主义行为，扰乱或破坏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第三，赌是人的道德品质败坏的表现，是引发社会不安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不能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罗雪尔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衰落，其国民的道德素质低下，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说，努力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农民的素质，是构建现代农业和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和基础。

（四）“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等封建思想与家庭贫困、农村经济发展不快的理论分析

在现在农村，农民“养儿防老”、“养老送终”、“男尊女卑”、“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旧思想根深蒂固；而“计划生育”、“少生优生优育快富”、“生男生女一样好”等新思想缺乏。错误的思想引导了人们错误的生育养育行为，第一，生男、多生、超生行为非常严重。佩雷菲特指出不发达国家“是一种超生的社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愚昧，多子多孙的传统观念非常顽固”。第二，在“传宗接代”思想的支配下，人们只能继承父辈祖传事业。“在某些社会里，传宗接代的传统意识非常强烈地坚持认为，儿子应该步其父亲的后尘。”（1）对家庭的危害：第一，在家庭资源和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家庭人口增多，家庭人均收入就会相对减少，子女在衣食住行学等方面的拥有量减少，赡养、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负担相对加重。“人口增长必然导致对衣食的更大需求；而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对社会而言，由此所引起的麻烦已经屡见不鲜。”第二，子女受教育程度降低，人口素质下降，就会造成子女技能低下。随着社会进步和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提高，子女未来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又会制约家庭收入的增长，从而导致家庭贫困。“不同家庭成员在财富和收入方面有较大的差别。物质上越是先进的社会，赚取收入的人所承认的家庭成员也就越少。在那些仅能维持生存的社会里，大家庭制度不适合于经济增长”。第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男子未来婚姻成本高昂，也会加剧家庭贫困。（2）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第一，家庭人口增加过快直接导致社会总人口数急剧增加，必然加重社会经济在土地、粮食、住房、交通、教育、就业、福利等各方面的负担，尤其是“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下降了”，因为“经济增长率根本无力承担这样一种人口扩张”。而“在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中，人口增长的放慢将有助于人均收入的迅速提高”，第二，人口性别比例失调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在现代社会生产中，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女性占有重要的角色地位并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在生产劳动方面，就相对限制了女性的职业与工种，不利于社会分工协作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阻碍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对此，刘易斯指出：“对妇女工作的限制也是每个地方经济增长的障碍。”第三，传宗接代、继承祖传事业的保守思想，限制了职业自由流动和选择，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劳动者劳动能力和特长最大程度的发挥，最终是不利于社会分工和生产发展。“在某些社会里，传宗接代的意识非常强烈，对经济增长来说有某些不利之处。如果传统坚持认为，儿子应该步其父亲的后尘，那么，职业流动性也减少了。这是一种阻碍变革从而阻碍经济增长的最有效的方法。”

（五）“重农轻商”的农本主义传统思想与家庭贫困、社会经济发展不快的理论分析

农民“重农轻商”的农本主义思想意识和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而商品经济意识和市场经济观念淡薄。农民落后错误的思想支配着错误的行为：第一，农民仍固守在十分有限的效率低下的耕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进行着单一的狭小的农业生产。第二，农产品自给自足，几乎不为市场生产。（1）对家庭的危害：第一，农本主义经济的实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是非交换的经济形态，它使得农户家庭生产成本太高，根本不可能取得经济效益；而市场交换是一种节约机制。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每个人都通过市场交换参与社会分工，各自专门生产自己最具优势的产品；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生产者之间应遵循“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分工原则，实行专业化生产，各自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即成本相对低的产品）。然后彼此通过市场进行交换，则对交易双方都有利，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交易双方的生产成本，增加收入；而且，交易双方通过分工所创造的利益，通过市场交换，可使所有的市场交易者受益。第二，在自然半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户家庭小规模低效率的农业生产使劳动者的成果附加值极低且仅够满足家庭生活消费需要，可用于市场出售的产品数量非常有限，根本不可能为农户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第三，自然半自然经济使农户家庭处于封闭的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与外界交往少，在遇到灾害时，农户家庭小规模低效率的生产很容易造成农户家庭的自给不足或贫困。（2）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农业工业化是农村经济的根本出路，而农本主义传统思想观念是一种无形的习惯力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精神桎梏，对传统乡村工业发展构成阻碍。张培刚认为，我国农村在近代初期经历了一场原始工业化的变革，但传统乡村工业并未获得根本的转变，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农本主义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农本主义思想观念巩固着落后的自然经济，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小农经济思想观念阻止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农业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的转变。

第3篇：农村发展理论范文

论文摘要:按照广义梯度发展理论，农村社会的发展与其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具有紧密关系。对关中3个县域的实地调研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梯度推移阻力减弱的情况下，城市辐射带动仅仅是农村发展的外部条件，农村的资源察赋、农民和地方政府的努力，才是推动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

经济学中用来研究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广义梯度理论认为，只有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的地区，才可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高梯级地区，高梯级地区对低梯级地区有辐射作用。中国是一个地区发展差异明显的社会，即使在同一地区，城乡差异以及距城市远近不同的农村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也是明显存在的。本研究以广义梯度理论为基础，试图通过对陕西咸阳3个县域的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实证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了解农村社会发展程度与城市辐射梯度之间的关系。

1、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基于梯度理论关于“中心城市作为发展的高梯度地区对其周围农村社会的发展具有梯度辐射作用”的观点，通过实证分析来应用和验证这一理论，本研究以陕西咸阳市为中心城市，按照与城市距离渐远的原则，选择隶属于咸阳市的礼泉、永寿、彬县3个县作为研究对象。从地理位置上看，3个县都位于咸阳的西北部，是312国道贯通的3个县，其中礼泉县距咸阳市28 km，永寿县距咸阳市64 km，彬县距咸阳市98 km。样本村的选择是在选定3个县域的基础上，按照“样本村与所在县县城距离大致相同”的原则进行的，所选的3个样本村即礼泉县皇甫村、永寿县永寿村、彬县迎建村在地理位置上都属于城郊村，与其所属县城相距约1 km，并且都受预先设定的中心城市咸阳或西安的辐射，不属于边缘区域。所以，这3个样本村可代表3个县域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

2、理论假设与研究方法

2.1理论假设

按照梯度理论，本研究基本的理论假设是:一定行政区区划范围内的中心城市对于其周围地区(包括农村)应当有辐射作用，在中心城市的等级扩散的辐射作用下，一定区域地带上的社会或社区呈现出发展程度递减分布的状态，即距离中心城市越近的社区，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其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反之，距离城市越远的社区，其社会发展水平越低。

2.2研究方法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丰富梯度理论的社会学应用，本研究先按照距离西安(或咸阳)由近及远的原则选择分布相对均衡的礼泉、永寿、彬县3个县域做代表，由于这3个县的县城同处于312国道上，本着就近、方便的原则，从中分别选择距离县城距离相近的礼泉县皇甫村、永寿县永寿村和彬县迎建村作为调查对象。按照研究主题设计结构式调查问卷，通过入户访谈的方法获取各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数据资料，然后利用SPSS 16.0统计分析软件对所收集的3个样本村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和整理，得出中心城市对其周围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辐射带动影响及其强度。

本研究在礼泉县皇甫村、永寿县永寿、彬县迎建村各发放调查问卷100份，并全部回收。经统计，问卷在3个样本村的有效回收率分别为94% ，95%和%%，符合样本代表性的要求。

3、农村社会发展梯度分布的实证分析

利用sPSS16.o分析软件对3个样本村的大致状况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的分析结果:

3.1收入水平梯度分布

经济基础是社会发展必要条件，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上来分析3个县域农村的发展情况，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如果以农民的收人户平均水平来划分梯度的话，相对而言，礼泉县皇甫村应该是高级梯度区，彬县迎建村是中级梯度区，永寿永寿村属于低级梯度区，这一结果与赵光华的结论基本一致。这说明在本研究中，“一定区域内，距离中心城市越近的农村户均收人水平越高，距离城市越远的农村户均收人水平越低;主要包括户均总收人和户均纯收人”的假设不完全成立。

3.2恩格尔系数

家庭收入只能作为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而恩格尔系数是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来说明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结构的主要指标。即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通过对礼泉、永寿、彬县3个县域中的3个村子的总支出与食物消费的户均值的分析比较(表2)可知:礼泉县皇甫村的恩格尔系数为25.23%，永寿县永寿村的恩格尔系数为31.64%，彬县迎建村的恩格尔系数为40.79%。恩格尔系数在各村的分布证实了“距离城市越近的农村其恩格尔系数越低”的假设，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市的辐射对农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3生活条件

生活条件包括与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客观条件，主要包括住房面积、家用电器的拥有数量、交通工具的拥有数量等，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表3)是:无论是从住房人均面积、家用电器户均拥有数量、交通工具的户均拥有数量还是公共设施上的方便程度上，永寿县永寿村的各项户均指标都低于其他两个村，而礼泉县皇甫村和彬县迎建村则在家用电器户均拥有数量、交通工具的户均拥有数量这两个方面都差不多，但是住房面积上彬县迎建村要好于礼泉县皇甫村。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彬县迎建村村民的生活条件是最好的，略优于礼泉县皇甫村，生活条件最差的是永寿县的永寿村的村民。这虽是与假设不符的结论，但却与收人水平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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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主观满意度

经济收人、恩格尔系数、生活条件这三方面只是农村社会发展中衡量农民生活现状的客观指标，而农村社会全面的发展是与农民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主观满意度是作为发展主体的人对社会各个方面的主观印象和评价，是衡量某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3个样本村村民在各方面的满意度见表4。

社会满意度是农民生活现状在主观上的体现，距离中心城市最远的彬县迎建村农民的社会满意度是最高的，其次是永寿县永寿村，最后是距离城市最近的礼泉县皇甫村。这种完全反梯度的分布状况表面上与其经济发展程度不相适应，但是按照恩格尔定律，恩格尔系数越小，人民的生活越富裕，也就是说农民用于食物消费的比例减小，农民开始注重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因此，综合经济收人和恩格尔系数的分析，礼泉县皇甫村是3个样本村中最富裕的，农民已经不仅限于基本生活保证上，而是对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生活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才会出现对社会的不满意度高于其他两村的情况。这也恰恰说明该村村民需要层次和发展意识的提高。结合上面生活条件基本相同的结论，社会满意度的反梯度分布也反映了3个样本村社会服务体系与其经济发展的不相适应程度是呈现递减趋势的，距离城市近的农村或社区在中心城市较强的辐射作用下其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而与经济相并行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发展还不完善，才会出现发展主体对社会服务的不满意程度在中心城辐射圈范围内呈现距离上的逐级递减的分布状态。

3.5环境因素

当经济水平、社会服务、个人素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才开始认识到环境对于自己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开始注重保护环境，那么，根据对礼泉县皇埔村、永寿县永寿村、彬县迎建村的调查，得出以下结论(表5):从环境意识上分析，礼泉县皇埔村的村民的环境意识是最高的，彬县迎建村次之，永寿县永寿村最低。这一点也与假设不符，却与对人均收人的分析结果相一致，说明村民环境意识的高低除了与城市的辐射有一定的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第4篇：农村发展理论范文

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简称“联合体”)，按照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培育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指导意见》(皖政办〔2015〕侧号)中的定义，是指以龙头企业为核心、以家庭农场为基础、以专业合作社为纽带的新型农业经营组织紧密联盟。从2012年9月安徽省SG市选择16个联合体开展试点以来①，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在全省推开，目前已培育各类联合体近9()()家，产值占安徽省农产品加工产值的20%左右。河北、宁夏、内蒙古等地已经出现了相类似的探索实践。本研究所选择的案例，是较为典型的实践样板一H粮食产业化联合体，不少地方都慕名而来学习其经验。

H粮食产业化联合体由H种业公司牵头组建，2012年7月成立，9月纳人首批试点之一。发展到今天，已吸纳13家专业合作社，27家家庭农场、6家种植大户，拥有各类农机装备230台(套)，流转土地面积1. 6万亩，托管土地面积生万亩，小麦良种繁育面积生万亩。2015年，联合体经营的1. 6万亩小麦亩产达到575公斤、玉米亩产达到600. 5公斤，亩均年总利润1701元、净利润621元，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此外，还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面积3万亩，辐射带动农户650。户，亩均增收230元。

联合体龙头—H种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年12月，注册资本518万元，现有员工50人，主要经营农作物种子(选育、生产、销售)、农药、饲料、微肥、皮棉、化肥、农副产品购销等，其前身是由本地种苗公司改制而来。

联合体纽带—农民合作社主要有H种业公司牵头成立的H农机、H种植植保合作社，吸纳加人的n农机、K农机、R水利等11家专业合作社，为联合体成员提供技术指导和全程生产服务，也为周边农户提供农业生产服务。

联合体基础—27家家庭农场、6家种植大户，通过土地流转面积大的达到230。亩，面积小的200亩左右。家庭农场普遍采用了统一的绿色增产模式，经营效益显著好于普通农户。如Y家庭农场，规模经营760亩，主要从事小麦良种繁育和高产玉米种植，拥有职工36人(固定生人、季节32人)，年产值180万元，年收人20多万元。目前，Y家庭农场拥有固定资产90万元，仓储库房60。立方米，机械设备库房20。平米，晒场20。平米，联合收割机2台、大型拖拉机生台、小型农机具12套。

H联合体主动应用先进技术，加强物质装备，改善基础设施。现有办公和库棚面积2212平方米，水泥晒场10。()()多平米，库容1万吨的种子成品库，占地125。平方米的农机维修车间，日烘干能力100万斤的烘干设备，200。平方米鲜食玉米低温库，小麦田间“四情”监测系统和水肥一体化系统。在科技创新和应用方面，与科研单位合作建立鲜食玉米育种基地、大豆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应用示范基地，合作建立玉米教学试验基地、建设2000亩农业灌溉示范田，还计划引进玉米秸秆青储饲料项目、高效鲜食玉米种植加工项目等。

二、案例剖析

根据前述理论阐释，联合体经营模式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在于，构建了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契约安排，降低了交易成本，达成了理性集体行动，诱致了新型农村经营体系的形成。

(一)通过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完善的契约网，降低交易成本

在联合体内部，通过交易联结、要素联结和互助联结等正式或非正式的契约网，将不同经营主体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了战略联盟或伙伴关系。首先是交易联结。联合体各方签订了生产服务合同、协议，确立了农产品、生产资料和相关服务的买卖关系，形成了三方共赢的交易联结。其次是要素联结。通过资产、资金、技术、品牌等生产要素的相互融合，形成利益联结机制。如H种业公司为家庭农场提供生产资料时，先行垫付资金，收购农产品时再行扣除，解决了家庭农场的资金难题;为家庭农场提供贷款担保，用流转土地经营权及待收获粮食提供反担保，破解农户贷款难、风险高的问题。第三，互助联结。除垫付资金、提供担保外，龙头企业还通过加价收购、免费晾晒和技术服务等，与家庭农场建立互信关系。这三种联结方式，通过合同、协议建立了清晰的市场交易关系，通过要素融合建立了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互助互信减少了交易中的不确定性。

(二)通过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互惠共赢

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独立经营时都不能有效应对农业的自然、市场和技术风险。农业企业面临原材料供应渠道不稳、质量控制难题;农民合作社面对分散经营的农户时，缺乏稳定、规模化的服务对象;家庭农场存在技术、资金、市场、服务等的制约。但三类经营主体也有各自的优势，如龙头企业的产业链要素组织能力和市场整合能力较强，适合发挥引领作用;农民合作社组织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具有优势，可以发挥“纽带”作用;家庭农场在种养环节具有优势，可以通过精细管理实现农业生产节本增效。因而，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多元利益联结方式进行整合，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就可以挖掘产业链的潜在增值空间，实现合作共赢。如在H联合体内，龙头企业承担农产品经营销售、制定生产规划和标准，以优惠价格采购农资，以高于市场价格回收农产品;农民合作社向家庭农场提供技术和作业服务，有了稳定的服务面积和集中连片作业环境，提升了作业效率，同时也在组织农资配送、产品回收中获得相应收人;家庭农场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和优惠价格，可以专注于新品种、新技术应用，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农业收人。这样通过各方主体取长补短、分工合作，解决了单独经营时存在的难题，形成了相互依赖又各自独立的盈利模式。

(三)通过风险防范和内部约束，增强彼此信任和依赖感，达成集体理性行动

通过利益联结和分工协作，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达成合作互惠关系。但还必须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问题。联合体通过建立风险防范和内部约束机制，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如以家庭农场为核心，实行“成本+微利”的兜底价收购机制和二次利润分成机制，保证按要求生产的家庭农场既不因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而损失过重，也不因市场行情变化而丧失获利机会。联合体实行“统一品种、统一供应农资、统一技术标准、统一产品认证、统一技术服务、统一销售”，能对家庭农场生产过程有全面了解，便于指导和监督，也有利于成本核算，确定产品标准和收购价格。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内部约束机制，即对不按标准生产的不合格农产品，龙头企业有权拒绝按约定价收购，由家庭农场自行处理。不符合标准的生产行为包括使用劣质化肥、农药，节省田间管理、不服从统一操作等。联合体内的家庭农场也享有经营自主权，可以自主决定将农产品卖给谁，自主选择化肥、农药，自主决定田间管理，但销售给联合体的产品必须符合质量标准。风险防范和内部约束机制起到了双向选择作用，对参与主体的信用素质进行筛选，减少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重复博弈中建立了互信关系，形成了融合发展的向心力、凝聚力。联合体可以看成是一种相容性集团，合作共赢、集体理性是内生选择。

(四)及时将实践经验固化成规则，形塑制度演化路径，使联合体成为可资借鉴的农村产业融合路径

第5篇：农村发展理论范文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主要包括小型沟、渠、圩、坝、桥、涵、水库、机井、排灌站等。农村现有小型水利工程设施一部分是由乡、村(组)集体投资投劳建成的，一部分是贷款、国债资金或其他农业扶贫开发项目资金兴建的。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出台，农民个人及联户兴办的小型水利工程数量也日趋增多。但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农村小型水利工程普遍现状值得担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1工程管理滞后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特别是近几年以，农民的个体经济意识较强，集体观念淡薄，从而在水利工程管理上存在只知用水，不愿管水，在圩堤乱垦乱种、在行洪河道设置鱼网鱼簖现象屡禁不止，而且圩堤沿线近年又增添不少鱼塘，出现了新的“两水夹一岸”地段。农村水利工程管理粗放，有的灌区支渠以下用水混乱，“跑、冒、渗、漏”较为严重，致使水利工程老化失修，毁损严重。同时由于各领域的生产进度很难一致也很难统一，彼此间为了各自的牛产需要随意截流、堵坝、开沟、放水，把水线和明渠搞得支离破碎，干疮百孔，逐渐失去供水功能，农民们没办法只好在原灌内打井种稻。大量开采地下水，也是对水资源的极大浪费，这样下去，不光是农业生产受到影响，生存环境也会受到破坏。另外，由于近年来的过度垦荒，水体植被越来越少，水土流失严重，水库库底淤积层越来越厚，而承包者既没有清淤的意愿也没有清淤的能力，这样下去就不单是一个蓄水问题，还潜住着洪灾的危险。

1.2财政投入不足

由于农村地方各级财力紧，严重制约着农村重点水利工程配套和小型水利工程补助。新农村建设以来，虽然国家大力扶持农村水利建设与管理，在规划布局、项目安排和资金补助上给予很大倾斜。但我国很多农村地处欠发达地区，难有较多资金用于农村水利重点工程的建设配套，致使部分工程无法按期启动，开工建设的也很难按计划竣工验收，加大了继续向上争取工程项目的难度。同时所有财政支持的资金与农村水利工程建设所需补助资金差距较大，主要还是靠受益群众自行解决，政府只能“以奖代补”形式，普洒细雨。

1.3农村基层水利技术人员综合素质参差不齐

近年来，由于水利项目逐年增多，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很多水管单位内设机构不科学，非工程管理岗位多，人力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导致效率低下，人浮于事。据调查，2006年某省水管单位职工总数为32118人，其中离退休职工5079人，在职职工21002人，超编严重。在人员总量过剩的同时，各地水管单位真正急需的高、中、初级工程技术人员又严重短缺，工程技术人员4925人，仅占职工总数的19%，且大多集中在省、市属水管单位。技术力量薄弱，不利于水管单位的发展。

2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的发展

2.1进行科学管理

要把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注重向管理要效益，扭转重建轻管的局面。建后形成的小型水利资产要及时移交给有关单位和个人，向他们颁发产权或使用权证书，采取专业管护、拍卖经营、个人承包等形式，以便形成切实有效、适合当地社会情况和不同工程类型的运行管护模式，使新老水利工程都进入良性运行轨道。其次，要搞好中小型水利工程的配套工作，以充分发挥其最大效能。因为农村水利既有农田灌溉、水产养殖和生活供水等兴利功能，也有防洪、除涝、降渍、防治地方病等除害减灾功能。所以以水利为主的工程兼有经营性和公益性，而防洪除涝等工程完全是公益性，不具备经营条件。根据各种不同农村水利的特点，需要对不同功能的水利工程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尊重农民意愿，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使水利工程在完善的工程管理条件之下，取得较好的工程效益。以水利为主的工程，既要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有偿服务，核算成本，降低费用，促使工程良性运行，又要坚持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宗旨。

2.2加强资金投入

在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中，需大量的工程投资，应由中央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在水利工程建设中的财政投入责任，以此来增加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投入．对现有工程进行维修改造，同时增加新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适应当今水利发展要求．在努力增加地方财政投入的同时，地方政府应加强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的行政领导，积极组织群众参与水利工程建设中来，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为了杜绝挤占挪用农业专项资金的现象发生，项目实施单位要及时向主管领导和相关部门汇报项目情况，与财政部门积极协调衔接，争取地方配套资金。

2.3开发人力资源

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基层水利行业整体人力资源的开发。要有计划、按步骤地选拔人才去深造，以适应岗位需要和市场需求；鼓励职工在职学习，不断提高整体素质，使基层水利人力资源切实得到保值和增值。对农村现有水利技术人员进行适当分工，明确每个人的业务主攻方向，尽早造就农田水利、水土保持、水资源管理、地质及地下水、水行政执法、财务管理等方面的行家里手，并能统揽全局，承担起相应的工作。同时加强对技术人员的培训，并向其做好技术交底工作，使他们也能独当一面。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村小型水利工程须从项目的论证、设计、建设、监理、管理等环节抓起，做好质量全程监控工作。应注重开发人力资源，加强资金投入，推行专项资金项目预算审签制度，加强政府引导、服务、监督，进行科学管理等。

参考文献：

[1]王学勇.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理的对策和建议[J].甘肃水利水电技术，2005，4：25.

[2]刘伟忠.加快天津市农村水利建设的对策建议[J].水利发展研究，2005.11：33.

[3]邢昱强.东阳市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J].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20O6，2：88-90.

第6篇：农村发展理论范文

摘要：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文章利用抽样调查、全面统计、专题调查等多方面掌握的数据资料，在对南通市近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及相关情况进行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上，就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较突出的社会性问题、成因及其缓解对策进行探讨。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保障；服务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举措。目前全国各地、从上到下都加大了工作力度，千方百计扩大劳务输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农民增收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矛盾，如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向既快又好的方向发展，是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为了准确了解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推进情况，找准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症结所在，研究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措施，我们开展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如下：

一、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实情分析

2005年上半年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199.28万人，转移比重为56.3%，比2004年底提高了1个百分点，新增转移3.53万人。其中外出务工98.65万人，外出比重27.87%，比2004年底提高了0.64个百分点，新增外出2.27万人。

从年龄结构上看：转移劳动力中青壮年占绝大多数，并且比重仍呈扩大之势。据抽样调查显示，在转移的劳动力中，45岁以下的占70.8%，其中25—45岁的占60.1%，对7570名劳动力调查后的数据汇总显示，转移的劳动力中在25—45岁的共有2797人，占这一年龄段农村劳动力的77.4%；从文化上层次上看：以初中为主。抽样调查显示，在转移的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68.0%，高中及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占17.3%，2/3以上的是初中文化程度；从技术技能看：转移劳动力中接受专业技能培训的比重提高。调查显示转移劳动力中实际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人员占33.6%，较上一年增加5.4个百分点。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安民之道，富民之基。近年来，南通市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题，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促进农民致富奔小康，对农村经济作用凸显。一方面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劳动力价值，近5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直接给农民带来的收入年均递增9.0%，高于同期农民收入1.6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依靠；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缓解了地少人多的矛盾，有效地促进了土地合理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农民收入。总的来看，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推进比较顺利，成效也明显，但从了解的情况看，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二、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剖析

从南通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劳动力在移动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较多矛盾和制约，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要求进一步提高，加上内外部一些条件的变化，制约因素仍然较多且程度逐步加深。当前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技术素质不适应

劳动力素质偏低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因素，部分农村劳动力就业期望过高，只愿从事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的岗位，而高技术活又没能力干，这些均导致“许多事没人干，许多人没事干”的就业结构性矛盾；文化素质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因素。目前，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产业发展，都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增长的劳动需求大多是需要一定文化和职业技能的工种，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越高，就业岗位就越稳定。随着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市劳动力素质较过去有所提高。但从整体素质上来看，农村劳动力素质仍然较低，在转移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68%，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17.3%，大专文化程度占0.9%，在知识水平，基本技能和文化素质等方面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非农产业的岗位要求，劳动者素质低下已构成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瓶颈”。

（二）社会保障不到位

总体来看，近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关怀下，农民工的处境有所改善，但由于各种原因，农民工的权益保障现状仍不容乐观，不少企业用工欠规范，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据抽样调查显示，在转移劳动力中，农民工月平均工资830元左右，基本从事苦、脏、累工种，劳动强度大，而且工作时间长，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9.3时，其中52%的人没有休息天，42%的人日工作10小时以上，超过了《劳动法》规定的时间，且得不到相应的劳动报酬。有63.2%未签订劳动合同，不少企业随意加班加点，延长劳动时间，增强劳动强度，工资报酬低，部分企业克扣，拖欠职工工资，故意漏缴或少缴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金，进城务工劳动者的个人发展，岗位提升得不到平等对待，他们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没有得到基本解决，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就业的积极性。

（三）服务体系待完善

管理工作跟不上、服务不到位。这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负效应产生和放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是个系统工程。从掌握劳动力资源、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完善的管理和服务，但是目前政府的这种职能尚待完善。政府还不能比较完全掌握农村劳动力资源及转移的基本情况。在公共培训和技能培训上，政府部门还没有特别有效的措施，劳动力培训未形成一盘棋的局面，培训机构缺乏，专业设置雷同，缺乏办学特色，培训资源不够集约，这些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如果不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化解，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就难以加快推进。

在就业制度中，政府还没有完全把农民纳入劳动就业体系，导致农民工有组织外出的比例较低。尽管农村劳务输出人数的比例较高，但真正有组织转移的比例并不高，调查显示，有87.3%是零散型外出务工，正式经亲友介绍外出务工的、有组织的（包括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仅占12.7%，这就带来了工作人员跟踪管理服务缺位，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也不便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相对部分的农村劳动力由于缺乏相关信息，或信息不准以及盲目流动，徒劳往返，蒙受损失。

三、积极推进劳动力转移的对策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和运行机制，其进展的快慢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是个较长的过程。在全社会总劳动力中，如果以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的比重由75%降到10%左右，作为初步完成劳动力转移的标志，那么完成这个过程英国大致用了300年，法国用了120年，加拿大、美国、日本用了100年左右。我国是个人口众多、农村人口比重大的发展中国家，真正完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在南通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凸显的一些问题再次表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同样要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就是要在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增强转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负面影响降到较低程度，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进程。为此，当前要进一步端正思想认识，在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各项制度建设、加强综合管理和服务的同时，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创新农村劳动力转移及相关工作的思路，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工作的水平。

（一）强化技能培训，提高综合素质

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是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条件，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长久稳定转移的重要保证。

首先，要健全培训体系。以现有的教育资源为依托，以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党校为主要阵地，以各种社会办学力量为补充，尽快构筑起适应南通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的培训体系，各类培训机构和办学力量，要依拖现有办学资源和条件，尽快办出特色，提高知名度。其次，推进就业培训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注重实效为原则，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符合本地实际，符合农民愿望，符合用工单位要求，重点要突出就业指导培训，农民致富技术培训，以及与当地行业特点相适应的岗位技能培训，农村职业教育要与劳务输出相衔接，要瞄准市场需求，主动与劳动力市场挂钩，发展“订单”培训。农村职业教育要走专培与代培相结合的道路，要走实用培训与系统教育相结合的道路，以适应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

再次，要确保培训质量，努力提高我市劳动力的层次，使农村劳动力结构由体力型向智力型、专业型、技能型转变。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鼓励和帮助农民掌握新技能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力资本力量。要在发挥现有教育培训资源作用的基础上，改造和完善一批教育培训机构，建设一批农村劳动力培训示范基地，形成一批优势专业和特色工种，创立一批劳务培训和输出品牌。

（二）规范用工管理，促进维权保障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当前存在农民就业同工同酬，合法权益没保障的现象，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针对目前劳务输出中存在的盲目性，分散性和农民工权益保护不利等问题，尽力搞好各项服务，积极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环境。

改善进城农民就业环境。要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全面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管理服务工作。重点是加强劳动合同管理，提高签订率；规范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保障劳动者按时足额领取报酬的权利，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消除转移劳动力的后顾之忧，逐步扩大社保覆盖面，将进城的民工和异地转移劳动力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建立健全养老，医疗，教育等配套保障制度。加强行政执法检察力度，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保障农民享受相应的待遇；加大宣传力度，着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各种方式宣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意义、方针政策和典型事例，进一步加深社会对这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使更多的人关注农村劳动力转移，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三）活跃就业形式，拓展转移渠道

第7篇：农村发展理论范文

关键字：发展农村文化 五大意义 三条措施

文化馆大力发展农村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中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它适应了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共同愿望。

我们所要构建的新农村是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是具有“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宏伟目标的新农村。构建新农村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从社会各个领域整体着眼，全面推进。发展农村文化是构建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更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发展农村文化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建，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农村文化的功能和作用显而易见。

一、大力发展农村文化的意义

1.对核心价值取向的认同作用。

新农村建设的宏大目标是否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全体社会成员有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理想信念既是联系农村各种社会群体和谐相处的精神纽带，又是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就不可能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国农村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已经出现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趋势还将进一步发展。它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理想的关注，不同利益群体差距的扩大已经对坚持共同理想信念提出挑战。

农村文化具有认同功能。它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表达建设新农村的理想，宣传构建新农村的主张，使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引导广大农民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认同中国广大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建成“两个社会”而共同奋斗。

2. 对社会道德的规范作用。

新农村建设目标是否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农村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道德建设是维护农村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道德建设。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新农村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是农村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

文化具有规范功能。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农村文化是农村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因其群众性、教育性、娱乐性特征及寓德于文、寓教于乐的传统成为深受广大农民喜爱的道德教育的好形式。通过广泛开展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可以在农村倡导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并自觉不自觉地以此规范自已的行为，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风尚。

3. 对社会成员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作用。

文化需求是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之一，科学文化素质是人的全面素质的重要基础。文化落后、愚昧无知，是根本不可能构建新农村的。新农村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构建新农村应该满足广大农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提高农村社会成员的科学文化素质。

文化具有传授知识功能。群众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知识承载体。由于农村群众文化在内容上具有综合性的特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种知识包容其间，又由于在活动对象上具有广泛性，不同层次的人们都可以从中发挥才智，取得教益，因此它具有普及知识作用。发展农村群众文化可以充分发挥它的传授交流效能、社会教育效能、乐中求智效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文化基础和智力支持。促进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

4.对社会心理危机的缓和作用。

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和谐的人际关系、安定的社会秩序。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从整体看，还落后于城市。城乡差距且有扩大的趋势。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研究报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的计算，如果将城乡贫困人口、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等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加起来，再扣除彼此重叠的部分，中国的弱势群体大约有1.4-1.8亿人。其中大部分居住在农村。再加上“看病难、上学难、打官司难”等现象在农村尤为突出及失去土地等原因，造成农村社会矛盾激化、社会情绪和一些地方心理危机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严重影响了和谐农村的构建。

文化具有沟通人际关系、宣泄人们情绪、调剂精神的效能。农村文化的发展可以提供宣泄情绪的渠道，可以架起沟通心灵的桥梁，可以粘合各种心理裂痕，可以给农村弱势群体带去党和政府的人文关怀和文化抚慰，从而舒缓压力、娱乐心身、化解矛盾、增进融会，缓解两极分化后部分农民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和边缘化，促使大多数社会成员保持社会生活的安定和睦。

5.对社会风气的净化作用。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构建新农村的强大精神动力。通过农村文化建设，可以弘扬正气、凝聚人心，净化社会风气，倡导良好的社会心态，营造融洽和谐、团结互助的人际关系，形成自觉遵守社会秩序的舆论氛围和民主、平等、法制、科学、诚信的社会环境，促进农村的“乡风文明”。

农村文化具有强大的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功能。但其功能充分发挥的前提是本身必须是强势文化。纵观农村文化的现状，虽然由于近年来农村文化建设力度的加大，不少地方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它仍然远远落后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也落后于城市文化的发展，落后于农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目前的农村文化属于弱势文化，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

农村文化经费投入明显偏小。首先，国家以及省、市、县政府对公共文化资源的分配上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有失公平现象。无论是投入总量还是人均投入数量，农村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如2003年全国文化事业费中城市占71.9%,农村文化只占28.1%;加上作为农村文化建设主要责任承担者的乡、镇党委、政府又大多存在重经济、轻文化的倾向，对农村文化投入甚少。农村文化经费的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农村文化的发展。

农村文化的现状如果不改变，就不能承担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使命。况且新农村是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农村，发展农村文化是构建和谐农村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农村中必须发展农村文化。

二、如何大力发展农村文化

如何发展农村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建是当前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落实发展农村文化的政府公共责任，加大对农村文化的投入，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围绕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目标，广泛开展农村群众文化活动，以此推动新农村的建设。

1. 落实政府公共责任，加大对农村文化的投入。

发展农村文化，各级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要提高认识，明确责任。要充分认识发展农村文化在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构建新农村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使命，克服重城市、轻文化，重经济、轻文化的错误观念；要明确并牢固树立发展农村文化，保障广大农民的文化权益是政府天职的执政理念；要切实做到“五个纳入”即把发展农村文化纳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纳入新农村建设规划，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领导干部目标责任考核；要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农村文化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特别要解决长期困扰农村文化发展的设施和经费问题，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不断提高用于乡镇和村的比例，确保农村文化经费有较快的增长；并建立发展农村文化的长效机制。

2.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要发展农村文化，必须在农村着力构建“结构合理、发展平衡、资源共享、网络健全、运营高效、服务优良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统筹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服务机制、设施、机构和队伍建设。要特别重视乡镇文化站的“四基建设”，充分发挥国办文化事业单位的主体主导作用。要实现服务对象的扩展和服务层面的延伸，建立和逐步完善村级文化俱乐部（文化室），让农民在家门口享受文化。还要通过民办公助，政策扶持，鼓励农民自办文化和充分调动社会办文化的积极性，整合农村文化资源，积极探索各方共建、共享农村文化的新路。

3.广泛开展农村文化活动， 助推新农村建设。

农村文化活动是体现文化对构建新农村助推价值的主要途径。农村文化活动的活跃与否也是农村文化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要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依托，围绕构建“两个社会”的战略目标，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农村群众文化活动。通过活动充分发挥农村文化的宣传教化、普及知识、调剂精神作用，促进农民群众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提高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凝聚人心、化解矛盾、增进融合，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特别要组织好春节、端午、中秋等富有凝聚力、亲和力的中国传统节日的民族民间文化活动和地域文化活动。要扩大农村文化活动的覆盖面，增强农村文化活动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扭转目前农村文化供求脱节、活动单调、缺乏吸引力的局面。让人人享有农村文化，让农村文化促进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第8篇：农村发展理论范文

关键词：农村金融；理论研究；方法论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7－0011－04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theory from the view of methodology in order to draw a clear picture of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study, and give some command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for further study.

Keywords: Rural Finance； Theoretical Study； Methodology

一、引言

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与经验表明，只有取得科学理论的支持，农村金融改革才能有实质性突破，农村金融才能获得真正意义的发展。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理论的政策是抽象的，理论研究对于政策供给的意义特别重要。几十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农村金融已有了巨大变化。然而农村地区自然禀赋差异，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层次不一以及农村金融改革的滞后，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日趋突出，农村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面临诸多难题，这使得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目前，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本文将从方法论角度对相关文献加以梳理，旨在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发展状况作一个透彻的了解，以期对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方法论作出恰当的评价，为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更深入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准备。

二、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传统方法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根本上解决了原有体制下激励约束机制不足的缺陷，使得濒临崩溃边缘的农村经济摆脱了困境，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随着中国农业银行的恢复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得以重新建立，农村金融有了极大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理论研究也逐渐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围绕着农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业务管理等问题进行研究，为农村信贷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这一时期传统的金融理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既定的理论约束下，政策报告式的研究方法即存在问题――政策建议的逻辑思维成为主流模式，众多的研究是为政府实现特定的目标而直接投放信贷的方式干预农村金融提供政策建议。这种方法通常只追求旨在农产品增加的短期目标而忽视农村收入的可持续性增长，并且仅仅强调信贷投放而忽视储蓄动员和有效的农村金融机构建设[1]。总结这一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传统方法的效果总体上都不好，最多是效果一般，其结论是基于如下三个标准作出的：（1）传统战略如瞄准问题和补贴在解决问题上是否成功；（2）传统方法的成本效率分析；（3）在增加收入和减少贫困方面是否成功[2]。

三、农村金融问题研究的方法转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开始逐步与世界主流经济学接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逐步主导着中国经济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在接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开始尝试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基础上建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流行，对中国当时进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在客观上起到相当大的启示和引导作用，同时也为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农村金融提供了理论框架支持。自此研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文献不囿于农村金融内部，开始在更大的视野范围来研究农村金融，大量文献集中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关系、农村金融发展、农村金融结构与功能、农村金融制度以及农村金融体系的变革方式等方面展开探讨。

（一）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开始认识到农村金融研究目标不仅仅在于农村金融自身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以金融发展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而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弄清中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必然联系以及内在机理。一些文献基于中国农村地区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格兰杰回果检验等经济计量模型，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和因果方向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研究指出，中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的各项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东部地区也仅仅只有农村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与其相反的是，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则是非常明显的。根据帕特里克的两种金融发展模式“供给引导式”和“需求追随式”，一些研究也认为，原有向农村金融机构大量注资的“供给主导”农村金融发展模式并没有发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很好作用，因此在中国今后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应该转换思路，按照“需求追随’模式，有的放矢地促进农村金融增长[3]。

也有学者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金融结构两个视角，对中国农村金融状况作出全面的分析。一是依照金融发展理论所提供的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金融相关率FIR和M2/GDP），从宏观层面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出这两个指标绝对值在中国农村并不大，但都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不过由于这两个指标在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所具有的缺陷，对由这两个指标所获得的结论应持谨慎态度。如果以L/GDP来衡量，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并没有表现出如FIR和M2/GDP所表现出的那种极其明显的趋势。二是设计一些指标（如金融资产与纯收入之比及其行社贷款与纯收入之比）从农户层面来考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其分析的结果是，一方面农户经济生活中货币化程度增加；另一方面农户存在较强的流动性约束，不过农户可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融得资金从而使流动性约束得到部分缓解。也有文献依据戈德斯密斯 (Godsmith 1969)金融结构的概念来分析中国农村的金融结构状况[4]。

上述研究文献基本都遵循着戈德斯密斯的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的研究思路，通过一系列数量指标从金融结构上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给予衡量，利用经济计量模型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数量化分析。较之于以前的研究方法，此方法具有逻辑更为严密，路径更为深入，结论更为精确的优势。然而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该研究方法只是指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具有计量上的因果关系，但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相互影响的渠道或环节在理论上依然是不清楚的，而且农村金融结构的变化未必能够准确度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二）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

1973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一反传统主流经济理论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偏重实物要素而忽视金融要素的研究方法，转而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样本，集中研究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出了全新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其理论政策含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沿着相同的思路对中国农村金融抑制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现象。一些文献从农业的自然属性、农户的生存与发展特点出发来阐述需求型的金融抑制，解释了现象背后农户和农村企业信贷需求总量变化以及层次分布。也有文献是建立在对农村金融需求分析的基础上，从农户和农村企业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有限，融通资金渠道单一等方面来阐述供给型金融抑制。在阐述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资金为何供给不足的原因解释方面，指出金融制度、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是主要因素。供给型金融抑制的研究角度往往倾向于存量的修正，而需求型金融抑制视角则侧重于长远，注重增量的发展动态。上述研究文献禀赋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将视角投向农村金融市场，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均衡的分析，得出中国农村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及其原因，其结论要深刻得多。这些文献的论证逻辑基本遵从现象原因这一思路，采用对大量农村地区抽样调查和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当然这些研究还存在着研究层面和视角上的局限，如基于需求视角是否存在其他复杂的需求制约因素？以及连带出农村金融主体的金融需求结构与其他各项经济活动的相关性分析等方面还存在研究上的空白。就其方法论来说，有些文献缺乏研究的规范性。

从金融功能论的研究视角对中国农村金融与经济关系作出客观的描述，被一些中国学者所运用，其中较为普遍的研究采用一种叫做机构分析法，简称为机构观。具体表现为结构功能行为绩效的研究思路。以此思路，农村金融要发挥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功能必须在现有的农村金融结构框架下进行，根据现有的农村金融结构赋予其相应的功能，并通过其行为绩效判断其功能实现的效应。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走上了一条“机构路径”。长期以来注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形态，而忽视农村经济对金融资源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和农村金融制度整体功能的发挥。为此，另有一些学者提出，应以功能观来重新认识农村金融经济的关系，以此指导中国农村的金融体制改革，更好促进农村金融经济的协调发展。功能观是从系统的功能出发，然后探究需要何种结构来实现这些功能，它遵循的是功能、结构思维方法。其实质是从金融所处的系统环境和经济目标出发，考察金融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功能耦合关系，演绎出外部环境对金融功能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根据成本――收益原则，选择能满足系统环境对金融功能需求的金融形态和功能实现机制，由此对系统进行结构优化，其遵循的是外部环境功能结构的思路[5]。功能观的研究范式为研究农村金融体系的变化提供了全新的解释思路，扭转了一直以来农村金融理论研究与实践忽视农村金融体系功能问题的倾向，也为重构农村金融体系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三）农村金融制度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无疑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方面对传统发展经济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另一方面也为传统发展经济理论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国内一些学者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采用历史演绎从制度层面上分析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演进逻辑，以及从实际经验数据来分析这种演进背后的悖论和缺陷。认为农村金融制度历史变迁的特点是，农村金融制度的每次变迁均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而非自下而上的诱发性政府行为，更不是农村经济主体自主，这种以扼杀农村经济组织自发行为为代价的外生性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发展相悖，导致了农村金融主体的缺位，农村金融容量的增长赶不上经济总量的增长[6]。这些研究文献突破了将农村金融制度视为既定不变的外生变量传统研究方式的束缚，弥补了排除制度作用和制度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分析的传统农村金融理论研究上的不足。然而这种研究方式阐明的只是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历史演变的逻辑，却无法说明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应有的逻辑。

（四）农村金融体系的变革方式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取向一直是中国农村金融研究所关注的，究竟是以合作制为主导还是以商业化为取向众多文献争论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应以合作制为主导；另一种观点是商业化取向，甚至放弃合作制；还有一种折中观点，认为商业化和合作金融应共同发展。各种文献的观点之所以出现差异，从理论本源来说，关键在于其研究者对中国现实农村经济判断的差异。按照“理性小农”命题(Schultz,1964;Popkin,1979)，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富于理性的小农，那么就没有必要单独为其设计一套农贷制度安排，而只需将服务于现代经济的金融体系直接延伸到农村经济，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即可，换句话说，商业化的金融体系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按照“道义小农”命题(Chayanov,1925;Scott,1976)，中国的农户如能被确认为是生存取向的，不会冒险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农村地区商业化的金融安排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合作制的金融安排是恰当的。但无论从“理性经济小农”视角还是从“道义小农”视角来考察中国农村经济，得出的结论都难免简单化，中国小农经济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值得进一步讨论[7]。从研究方法论来说，持商业化取向或合作制主导观点的研究文献基本上采用理论演绎的三段论形式来得出各自的结论。理论前提承认合作制金融存在的基础是小农经济，而商业金融活动所具备的条件是农村市场经济，商业化金融不能提供高度分散小农经济化条件下的金融服务，进而从中国现实农村经济特性的描述中获得理论推理的依据。这些研究文献论证形式缜密严谨，其观点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问题在于，缺乏对中国现实农村经济特性严格的实证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分析，没有哪一种关于中国农村金融的命题具有普适性。

（五）农村非正规金融

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成因；其二是农村非正规金融中的利率问题。一些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分析了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成因：(1) 从中国小农家庭的生存经济与其资金的非生产性需求两者之间内在逻辑联系出发，通过案例研究表明非生产性资金缺口和农贷需求不能指望由正规的或商业性的金融来满足。(2)从农村非正规金融与中国城乡的特殊结构与联系相关性入手，认为是由于城镇和农村之间缺乏一个较好的金融组织。特别是在转轨经济中，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农村非正规金融是由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缺陷造成的。(3)从农村金融供给的角度，认为农村贫富差距的加大使农村非正规金融形成旺盛的供给。(4)从金融政策的根源来看，由于贷款管理的落后和贷款配给的错误，扭曲了农村正规金融资源的配置，收入较低农户的信贷需求仍然要通过非正规金融得以满足。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中的利率问题，不少学者以农村民间金融为例，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把民间信贷利率部分地视为具有调节借贷风险组合或过滤借贷风险的功能。有文献认为，民间信用利率决定于资金供求状况、借贷者亲疏关系、期限长短、淡旺季节等因素，因而利率档期分明。 也有文献依据修正的Stiglitz-Weiss信贷配给模型来揭示出民间金融各种利率形式的机理和长期并存的原因。

从已有文献来看，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研究方法从案例分析到规范论证呈现多样性。其不足之处在于缺乏非正规金融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框架，视角的多元化固然可以使问题的认识较为全面，但多种结论的差异将使得理论研究失去了实践意义，另外案例研究中样本选取的不同将会影响到结论的可信度。

四、结语

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理论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各种理论研究在思想和方法上存在的局限。不仅如此，无论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联系识别，金融抑制理论对供给型金融抑制和需求型金融抑制的区分，合作制为主导还是以商业化为取向的争论，还是农村非正规金融成因分析只是农村金融的一个方面，各种研究思想和方法忽视了农村金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以及系统内外存在的复杂联系，这也是导致各种理论研究与实际脱节的重要缘由。可见，农村金融问题研究不能简单地依赖某个理论。综合各种理论研究的优势，将系统论的思想引入农村金融问题研究之中，通过对农村金融系统内外复杂联系的研究寻找改革途径将是未来农村金融研究的趋势。

参考文献：

[1]周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创新论――基于“三农”视角的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229.

[2]雅荣,本杰明,皮普雷克.农村金融问题、设计和最佳做法[M].北京:中国农村金融研讨会阅读材料,2002,(9):23.

[3]焦兵.东、西部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研究[J].统计与决策(理论版),2007,(1):70-72.

[4]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及其金融结构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4,(11):36-41.

[5]李喜梅,彭建刚.经济变迁中的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一个从隐功能角度的解释框架[J].农业经济问题,2005,(10):51-54.

第9篇：农村发展理论范文

[关键词] 二元经济 劳动力流动 理论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国外学者从理论上解释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出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人口迁移现象已取得不少成就。其中,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最为系统、最富有应用价值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即无限剩余劳动力发展模型)。在刘易斯两部门结构发展模型基础上，费景汉和拉尼斯提出了以分析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核心、重视技术变化的“费一拉尼斯模型”。托达罗则在补充刘易斯一费一拉尼斯模型的基础进一步发展了二元经济配置的理论,为解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刘易斯的劳动力流动与两部门结构发展理论

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了第一个人口流动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现代部门能够在维持低工资水平下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使现代部门具有了不断增大资本积累和实现规模扩张的内在机制，进而生产的扩张会进一步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刘易斯的劳动力流动与两部门结构发展理论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该理论第一次清晰地定义了二元经济结构，指出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显著差异，从而开辟了一个分析经济发展的新思路。该理论论证了劳动力流动、资本积累、现代部门扩张和经济发展的有机联系，这种对复杂经济发展现象的简单概括不仅与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大致吻合，而且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比较接近。但刘易斯模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传统部门边际生产率为零)、现代部门就业创造率与传统部门劳动力流动率相适应以及现代部门不存在失业、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工资在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之前保持不变等假定，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并且，劳动力流动与两部门结构发展理论将现代部门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确立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不断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资本积累是现代部门扩张的前提，在一定程度上过分强调了现代部门的扩张作用，忽视了农业部门发展的重要性。

二、费景汉和拉尼斯的农业劳动力流动理论

在刘易斯两部门结构发展模型基础上，费景汉和拉尼斯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了劳动力流动理论。他们认为刘易斯的二元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对农业生产在推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重视不够；二是忽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重要前提条件。为此，他们提出了以分析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核心、重视技术变化的“费一拉尼斯模型”。该理论阐述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隐蔽性失业人口全部转移到工业中去。即当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的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过程中，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总产量下降、粮食短缺、工资上涨、工业贸易条件恶化、工业劳动供给曲线逐渐陡峭,从而使得劳动力的流动受到阻碍，工业部门的扩张有可能在全部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之前就停止。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在工业部门扩张的同时，努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同步进行，这样才能在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不减少农业剩余产品，从而使工资水平保持不变，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由此,拉尼斯和费景汉提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城市工业部门扩张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的根本保证。如果农业发展是停滞的,那么在农业劳动力流出以后,农业总产量将会下降,农产品价格将会上升,提供给工业部门的生活资料也会减少,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会上升,这就限制了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拉尼斯―费景汉理论的意义在于它发展了刘易斯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第一，该理论不仅把农业看作为工业提供所需的廉价劳动力，而且同时看作为工业提供农业剩余。因此，工农业两个部门必须平衡发展。第二，该理论不仅把资本积累看作是扩大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更强调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重大作用。

尽管拉尼斯一一费景汉理论对刘易斯理论进行了完善和发展，但由于它们以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不存在失业、假定人口不变为前提，所以除了存在与刘易斯理论共有的缺陷外，还有一个重要缺陷，即它假定农业劳动者的工资不会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三、哈里斯一托达罗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移的理论

刘易斯与费景汉―拉尼斯的劳动力流动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不断淘干农业过剩劳动力“蓄水池”的过程，农业剩余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非农产业。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建立的城乡劳动力迁移模型，就回答了为什么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过程会不顾城市失业的存在而继续进行，从而补充了刘易斯一费一拉尼斯模型。托达罗模型的出发点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的依据包括两方面：第一是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这是农村向城市非农产业流动的重要动力；第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引进这一概率变量，是托达罗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从而可以解释农民为什么在城市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还会做出迁移的选择。只要在城市就业的预期收入现值比在农村就业的预期收入现值高，做出迁移的决定就是合理的。

托达罗理论具有重要的改革意义:第一；依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严重失业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本积累必然伴随劳动生产率的高，对劳动需求的增长就会低于工业产出的增长。另一方面，现代工业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越多，就业概率就越大，从而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村口流入城市。第二；一切人为地扩大城乡实际收入差异的行为必须消除。在发展中国家，由某些政治因素决定的工资水平远于农民的平均收入，一般高2倍～3倍，有的甚至达4倍以上。收入的差距无疑将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第三；提出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才是解决城市失和农剩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

托达罗模型局限性：一是托达罗只关注城市失业，没有认清城市化意义，更没有看清正是城市人口的聚合效应创造了若干就业机会。二是托达罗认为不通过流动农村劳动剩余劳动力便可以发展农村，消除城乡收入差距纯粹是空想。在我国农民面临的土地资源向来十分严峻，我国有限的耕地在众多的农户之间细碎分割，大量的劳动力集中在狭小的耕地上，使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表现得十分明显，只有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联动，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大量地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经济才可能发展。

在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中，主要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暗中假设了产业转移与城乡转移(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是同步的，所以没有涉及到产业转移与城乡转移的关系，实际上这是典型的劳动力同步转移模式。这些人口流动理论都是建立在城市对劳动力具有无限吸纳力的基础之上，而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不具有无限性，因此也造成了这些理论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条件下应用的局限性。尽管如此，这些理论对于研究我国农业劳动力迁移与经济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发展中国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

第一，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刘易斯、费一拉尼斯理论提出应通过依靠工业的发展和扩张来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托达罗模型则提出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小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第二，探讨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条件。认为农业劳动力生产率提高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强调了技术进步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提出了在二元经济结构突出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变具有阶段性。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必须重视农业和工业、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综合发展，循序转移。

但是，由于这些经济学家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分别根据不同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研究总结出来的，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研究的着眼点不同，而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可能和这些理论特定的前提并不一致，因而这些理论及其模型在我国的应用是有限的，还需进一步修正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美)威廉・阿瑟・刘易斯 施炜等译: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2]郭庸保: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理论比较分析[J].世界经济，1989(12):38～45

[3](美)拉尼斯 费景汉:经济发展理论[J].美国经济评论，1961(9):536～566

[4](美)费景汉 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