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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成人教育定义不明确
对于成人教育,研究者们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由于对于“成人”的理解存在差异,如今成人教育有以下几种定义:(1)基于对象,定义为“对年龄到达可以工作、投票、战斗结婚并完成了儿童时期的连续教育学习的人说设置的一切教育”[2]。(2)基于功能,定义为“不再进入正规和全日制学校的人,自觉有目的地促使自己提高信息、知识、工作技能、欣赏能力的学习教育”。另一方面,成人教育定义的方法比较单一,成人教育的变迁难以把握,也造成了成人教育在业内一直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从理论层面上阻碍了成人教育的健康发展[3]。
1.2终身教育政策
“终身教育”是20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教育思潮之一。党的十报告中提到“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这体现了国家对于继续教育的重视,并在政策层面进一步加强继续教育的作用。终身学习其内涵在于,倡导受教育者终身学习,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和自身综合素质[4]。实现终身教育,这有利于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升转型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国家人才强国战略。终身教育政策的提出,是成人教育发展的一个契机,从国家政策层面,加快了成人教育的发展速度。
1.3传统成人教育没落
传统成人教育由:教师、课堂、学习者组成,教学模式为以教师为中心的集中式教学为主,教学内容以“知识继承型”教学为主,方法以“单向注入教学”为核心,总的来说传统成人教育是比较单一化扁平化的一种教育形式。教师讲台授课,学生下面聆听,课后完成作业并统一上交的传统成人教育授课方式,无法完全适应信息化教育的步伐。传统教学中,课堂的概念正在不断的消亡。学习的模式从老师决定教授什么知识向学生主导学习哪些知识的方向不断转变,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模式正在被淘汰[5]。
2成人教育新业态
成人教育的主体是成人,成人普遍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可以用于单纯学习的时间并不充裕。而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学习的渴求度再不断的提高。如何更好安排学习、生活、工作,是新时代成年人在一直思考的问题。成人教育需求也由此发生了变革,总结来说,有几个特点。
2.1突出个性化的教育需求
成人教育的目的是促使成人能力、素质、个性的发展[6]。传统成人教育基本是有政府和学校主导,在课程设置、学习时间以及学习方式等方面都遵循一定的规定性和强制性,学生的自主选择权较小。而如今成人教育强调学院的自主选择权利,尽最大的努力促进成人个性的发展。
2.2突破时空限制的教育模式
成人往往受到家庭、工作事务等的束缚,很难安排出集中的学习时间。另一方面,传统的固定的授课地点和面对面的授课方式,对于成人碎片化学习时间有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充分利用成人碎片化的学习时间,提升成人教育的培养水平,扩大成人教育的培养范围。
2.3低成本、全民式的教育体验
相对于素质教育,传统成人教育的费用要高出很多。很多有学习意愿的成人学院由于较高的学习费用而放弃接受成人教育的再提高。如何提供相对费用较低或者免费的成人教育学习资源,利用在线网络实现互动式学习方式,是成人教育的全新的一种发展方向[7]。
3成人教育发展策略
3.1转换学习者观念,强调自主能动性
时代在变化,学习者都应该转变观念,成人教育目的是实现自我的再教育,提升自我的综合素质,传统教育“满堂灌”的教育方式显然已经“落伍”了。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学员要化被动为主动,主动选择所需的学习内容,减少老师的依赖和影响,不断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学习者要充分利用新时期自主选择学习课程的机会,结合自己的工作、生活、家庭情况、知识基础以及个人兴趣,主动建构知识,能动的选择课程和专业。
3.2提升服务,转化教师角色定位
“教育者不仅需要传统课堂教学和在线交流与管理的专门经验,还需要高水平的技巧和意识”[8]。新时代下,老师不但是教学的承担者和促使者,还是教育新技术的推广者和卫道夫。在互联网的环境下,教师要营造出一个友好的学习环境、交互式的讨论氛围,推动学员自主能动的进行学习。另一方面,教师要创新教育模式,翻转传统的课堂。通过改变课堂的教学模式,兼顾班级制教学和个性化教学,促进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充分调动成人学院的社会角色和身心特点,激发学员学习能力。
3.3办学者加强合作,创新办学理念
新环境下,作为办学者,不再是简单的整合教学场所、教师以及学员,应着眼于构建完善的互联网教育学习平台。如何实现学员和老师、学员与学员以及老师和老师之间线上的顺畅交流,是互联网成人教育办学者必须关心的问题。另一方面,提供优质全面的在线课程是新时期成人教育的命脉,办学者之间加强合作联合办学,不但可以为学员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还能节约办学成本,实现优化办学的目的。
4结语
信息技术的进步,加快了技术进步的步伐,成人教育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慕课(MOOC)等形式的新型成人教育模式进入公众的视野。该文通过对新环境的分析,总结信息时代成人教育发展的全新业态,结合新业态提出成人教育未来发展的新思想新策略。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为学员、教师以及办学者了解适应成人教育的新环境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作者:罗英 单位: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成人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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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考风险 风险因素 教育风险 浙江省高考改革方案
一、教育风险的定义与一般分类
“风险”一般是指事物发展的不确定性,即某一事物的预期发展目标与实际的结果存在的差异。“风险”的概念也一般出现于管理领域和经济领域,对其定义、分析、预测和控制等具有较为成熟的判断和运用。关于教育领域的“风险”定义,既要符合风险管理的一般定义,又不能囿于风险管理的一般性而忽视教育领域的特殊性。
根据教育的根本目的即“培养人才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造成教育达不到根本目的的可能性就是“教育风险”,造成这种可能性的各种主客观因素也被称为“教育风险因素”。教育风险因素,既存在于教育的领域,如学校教育中的教师与学生、课程与教学、教材与设备、德育与智育、教育改革、教育理论、教育实践等;也存在于非教育领域,如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科技、人口、不包含教育的文化领域等;更存在于教育与其他领域的交织部分,如学校与社区、教育与人口、教育与政治改革、教育与经济全球化等。
根据各种因素对教育目标的影响情况,笔者试对教育风险作一归类:一是教育制度风险。如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虽然在学前、基础、高等、职业教育等层次结构上比较完善,但在办学模式与类型上却远未达到多样化要求,教育发展理念、人才培养模式、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等方面相对滞后,导致教育产品的趋同性和教育资源的浪费,地区差异等教育不公平显现等。二是教育管理风险。教育管理领域的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诸多环节也存在风险,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我国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给教育造成的风险,如政府对于教育的“大包大揽”、强制执行的教育指标、不符合实际的教育要求、由于管理因素造成的教育差异等,都是教育管理风险的表现。三是教育理论风险。如“对教育目的、教育方法、教育政策、教育实践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足”,“不能将中国传统、现实与国外先进经验有机结合,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只是浮于表面地追求学术论文的数量、研究方法偏质轻量、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以及“高深理论无法被大众理解和优秀教育理论无法与教育政策相结合”等,都是教育理论风险的表现类型。四是教育实践风险。这种风险是指除教育制度、管理、理论等风险外,还有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由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制度与实践的偏离、管理与实践的偏差”而出现的教育实践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有教育政策执行者对于制度的不理解、教育相关利益者因为其他利益出现教育腐败和教育不公现象等。当然以上这些是风险对于一般教育而言,具体于特殊的教育领域,这些风险也具有层次性和特殊性,如学前教育、基础教育等,也存在各自领域下的制度、管理、理论和实践风险。
二、高考改革风险的定义与分析
高考改革风险就是高考改革预期目标与其实际结果的不一致,一般而言是对这个预期目标造成的不良影响。不同的高考地区高考改革目标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特殊性。就共性而言,目前我国高考改革的共同目标是: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简言之,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的高考招生制度”,具体要求是“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就个性而言,因为每个省区的考情、省情各有不同,我国各个省区的高考制度具有特殊性,各省区改革的目标也各有侧重,如教育资源相对贫乏的省份改革目标有提高高考录取率的要求,而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省区的改革目标有改善考试录取的结构要求等,对于2014年的高考改革试点省份浙江、上海两省区则被赋予更高的改革期待,他们作为新一轮高考改革的试点地区,具有“投石问路”的引导和借鉴作用。其他高考改革的省区总结并完善浙沪试点经验,从而及时调整充实自己的高考改革。
1.高考改革的目标分析
首先,作为教育活动的重要一环,高考和高考改革具有一般教育活动都具有的根本目标或基本目标,那就是前文所提的“培养人才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即可概括为“培养目标”;其次,作为“考试招生制度”的重要部分,高考具有为国家和社会选拔足够多优秀人才进入普通高等院校和高等职业院校的功能,其可概括为“选拔目标”;最后,作为高考的改革活动,其本身必然具有一定的“改革目标”,即革除原有高考制度的“弊端”的目标,这些“弊端”主要有“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区域、城乡人学机会存在差距,中小学择校现象较为突出,加分造假、违规招生现象时有发生”。各省份的高考改革有各自的特殊要求,因而高考改革还具有各省的特殊目标,但这些可以融合于以上三类目标之中。
2.高考改革的风险定义
根据以上分析,按照高考改革主要目标分类,可以将高考改革风险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培养风险”。主要是在高考改革方案执行过程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造成的不能达到培养高考需要的人才的风险。如考试科目改革造成的适应性问题、考试时间调整造成的成本突出问题等。二是“选拔风险”。主要是由于高考改革执行方案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高等院校不能招到足够质量多的考生的风险。如文凭歧视造成的高职专科录取分数低、考生质量不高、中西部高校等远地区考生“录而不去”、高校录取专业结构不合理等。三是“改革风险”。主要是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执行和评价动态过程中,对高考改革方案本身存在的风险。如改革方案制定的不科学、效率低下、缺乏民主、评价不合理等。简言之,高考改革的风险定义为“在制定中国特色高考制度过程中出现的造成高考改革目标与预期结果不一致的因素和可能性,主要分为培养风险、选拔风险和改革风险”,其属于教育风险,并由于不同省份的具体特殊性而不同。
3.高考改革各利益主体的改革风险
高考改革主要涉及政府、中学、考生、家长、专家、社会公众。其中前三者为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利益主体,对高考改革的成败起关键作用,后三者对高考改革成败起次要作用,但亦不可忽视。笔者仅找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风险并试讨论。首先是政府,其又可分为中央政府(主要为教育部)和地方政府(主要为省级教育厅),他们是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者和保障者,主要负责高校招生名额的分配等,对高考改革具有全局性作用。其主要造成的高考改革的风险有:培养环节中不能做到适度放权,不能突破包办的集中录取制等,以及高考改革制度的制定、执行和评价可能存在的不科学、不民主、不公平、权力腐败等问题。其次是中学,他们是高考改革方案的主要执行者和培养者,对高考改革成败起主导作用。其主要造成的高考改革风险有:培养环节中对高考改革方案的不理解不配合,选拔环节中易造成对考生学校和专业的错误引导,改革环节中的主体参与意识不足、消极应对等。其三是考生,他们是高考改革方案的主要参与者和直接利益主体,是高考改革的被培养对象和招录对象。其高考改革风险有:培养环节中高考改革的主体意识不强,对学校、父母的依赖性较大,不能科学合理选择选考科目等,选拔环节中对专科高职和偏远地区高校的认同度低和错误倾向,改革环节中自身利益不被政府、学校、家长重视和理解等。此外,家长、专家和社会公众也都在高考改革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如:家长在培养和选拔环节中与学校、政府沟通不足,专家在改革环节中对政府的咨询和改革方案研究不足,社会公众对改革方案的错误舆论导向或“道德绑架”等。
三、浙江省高考改革风险的具体分析
根据2014年9月4日国务院向社会公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同月19日浙江省教育厅公布了《浙江省深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作为国家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其改革主要为:不分文理,采用必考+选考模式;结合统一高考、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除语数外,其他科目都有2次考试机会,成绩2年有效;高校提前2年公布选考科目范围,1门符合就可报考等。相较于上海高考改革方案,其更具复杂性,具体表现为:一是考试时间上更为复杂。即每年4月进行选考科目考试,6月进行语文、数学、外语的考报,10月进行外语和选考科目的考试,还有高职院校的“单独考试”和高校自主招生考试,而上海则相对“简单”,参与计入高考成绩的考试有1月的春季高考和6月高考以及5月的选考。二是考试录取更加复杂。浙江省自创的“三位一体”招生,虽然增加了考生被高校录取的机会,但既增加了教育部门的管理成本和考生复习的时间成本,更增加了公众对其是否公平的担忧。三是高考改革面临的招录困难较大。浙江省的考生数目数倍于上海市,而优质高校资源却与上海有明显位差(浙江仅一所“985”兼“211”高校,上海的“211”“985”高校则更多)。根据前文对高考改革风险的定义,浙江省高考改革具有具体的培养风险、选拔风险和改革风险,并根据高考改革的主要利益主体对其进行具体讨论。
1.高考改革的培养风险
培养环节的目标可以概括为:“在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同的利益主体在这个阶段所造成的风险有所不同和侧重。如在培养准备环节,考生面临选择风险:因为浙江省高考采取“必考+选考”模式,从“政、史、地、理、化、生、技术”中选择3门成绩算入总分,将面临35种组合方式,考生能否根据自身条件进行合理选择构成了培养风险;学校也面临成本风险:如选课也给普通中学的教育教学增加了负担,保障学校合理分配师资、组织学生一年数次重大考试等,也同时给学校管理增加了成本;政府面临决策风险:如浙江省教育厅规定“技术”算作高考选课项目,其课程设计是否合理?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高考项目?能否被其他省级教育部门承认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商榷的。
2.高考改革的选拔风险
选拔环节的风险是高校能否招到足够、优质的考生,其主要涉及到政府和高校两个利益主体。对于政府而言,主要是浙江省教育厅能否得到教育部的招生名额支持,尤其是优质高校(“985”“21l”及个地方重点高校)的名额及专业支持,还有各级各类政府部门、经济部门、文化部门对浙江省高考的支持,以及浙江省地县级政府对高考改革方案的贯彻程度等。对于高校而言,普通高校的选拔风险有:能否招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和适宜其专业发展的优质考生;高职院校则不仅需要侧重于选拔考生的数量,还要更突出质量,改变以往招到的往往是高考成绩较低和满意度较低的考生。此外,边远、贫困地区的高校则面临能否招到足量的考生、避免教育资源浪费等问题。
3.高考改革的改革风险
改革环节涉及高考改革的全局,包括其改革方案的制定、执行和评价,其涉及的利益主体最多,也最复杂。从政府来看,主要的风险是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是否科学合理与民主,如从2014年9月4日国务院向社会公布《实施意见》,到浙江省教育厅公布其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几乎没有向社会公布《试点方案》的制定过程和制定依据,就在短短的15天时间便向社会公布了其高考改革试点方案,有点像迫于《实施意见》的而“赶鸭子上架”,对本省至关重要的高考改革来说未免有点“操之过急”;从中学来说,由于其在改革方案制定过程中参与度较低,并且经常处于改革的“洗礼”中,往往存在“上行下效”“各行其是”的改革观,对改革存在不关注、不理解、甚至是不支持的现象。如虽然省教育厅要求尊重考生的选择科目的权力,但中学往往由于升学压力和自身资源优劣可能存在“帮考生选择”的现象等;对于高校而言,其风险有:高考改革对于扩大其自主招生能力是否会造成新的教育不公和教育腐败问题等;对于考生而言,由于高考改革取消奖励性加分,而保留照性加分,是否造成其失去对优势学科的学习和竞争兴趣,以及变相通过“手段”获得“照顾性加分”,如变相加剧“高考移民”等现象,这些也构成高考改革风险;此外,构成浙江省高考改革的风险因素还有:家长对考生的专业学校选择进行干涉,强化课外补课造成考生压力过大等;专家对高考改革的研究是否充足、是否在改革过程具有“发言权”等;社会公众对高考改革过程存在不理解,造成错误的舆论导向问题,如削减浙江本省的招生名额而引发的“请愿”风波等。
四、浙江省高考改革风险的应对与启示
高考改革既牵动千家万户,更关系子孙后代,既为高校选拔人才,又为中学培养人才提供指导,更具有一定的社会稳定和促进人才流动的功能。回顾以来14次大的改革,每次都出台不少新的政策,包括考试科目设置及计分方法、录取方式、考试标准化、考试时间及次数与试卷命题等主要内容。高考改革既不能忽略过去的问题,更要解决在其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因此,对于高考改革风险的定义、分析与研究更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高考改革不仅要着眼于全国宏观规划,还要细化于各省区具体细节,更要发挥试点省市的引导和关键作用,使其为其他省市乃至全国的高考改革提供经验和教训。
1.做好高考改革的顶层设计
切实做好高考改革的研究工作、政策制定、改革评价,为各个利益主体的风险和相关责任作出宏观指导。如浙江省高考改革的政府主体主要为省教育厅,要发挥其“总揽全局、协调并进”的作用,既要为高考改革积极寻求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支持,又要发挥其政策制定者的作用,充分调动各方积极因素,对高考改革做到科学制定、动态调整和政策支持;规定中学的培养目标、高校的选拔目标;尊重社会主体的社会民主意愿,公平公开高考改革方案等;特别要重视专家学者的政策咨询作用,为高考改革的科学性、合理性寻习之支持,要总结历年高考改革经验,学习国内外教育发展理念,建立中国特色和地方特色的高考改革方案。
2.做好高考改革方案的风险管理
首先是做好浙江省高考改革方案的风险研究,对高考改革方案制定前要有规避风险的意识,研究并确定高考改革的培养风险、选拔风险和改革风险,细化并量化具体的风险因素,努力找到解决方案。其次是做好浙江省高考改革方案的风险控制。如虽然高考改革众口难调,不可能做到各利益主体都满意,但一定要侧重高考改革中的“考生”和“高校”的利益,在此过程中也要充分发辉“政府”的统筹功能,努力实现高考社会化、标准化。
3.做好高考改革的配套工作
高考改革涉及各个利益主体的利益,需要各利益主体的积极配合,共同减小和规避高考改革风险。如政府需要简政放权,扩大高校自,加快高考改革的立法进程;中学需要改变传统错误的改革观和培养观,积极配合政府、高校,尊重考生身心发展规律,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高校需要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提供科学合理的选考和人才选拔方案,杜绝自主招生中的不公和腐败现象等;家长需要尊重和关注高考改革方案,积极参与其制定执行的过程始终,引导考生合理选择课程、专业和高校;专家主体要深入高考改革理论研究,发挥改革方案的政策咨询主体作用;社会公众在参与高考改革方案的执行过程中,积极监督,对其中存在的教育不公和腐败及时检举等。
4.做好高考改革的风险指标
2、以普惠、普及来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普及、普惠的水平,增加教育服务的供给,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大高中教育经费的投入,加大农村、偏远地区的师资和教育经费的投入。
3、以精准、全纳来促进教育公平,精准识别需要帮助的对象,如留守儿童、弱势群体。
4、以制度、规则来促进教育公平,建立城乡统一、重视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统一城乡的“两免一补”政策,落实城乡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政策。
【关键词】政府权力 大学 治理 转变
一、政府与大学,治理与管理
纵观高校的发展史,大学和政府的关系伴随大学产生之日起就不断被讨论,但幸运的是各方都在积极努力面对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如何发挥大学的功能和效用;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大学参与社会的程度;以及校长在学校的职责,这些讨论的核心都是围绕着大学和政府权力的平衡。
不同时期,政府和大学之间所面临的关系和问题不同,回顾在执政期间,在教育领域普遍采取中央集权化政策,中央政府在教育的资助、提供和管理上有着比较从紧的控制权,在这种政策背景下生活,人们习惯接受政府部门提供的免费教育,教育的提供由政府垄断,那时没有所谓的权力分配问题,政府属于全权掌管。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教育结构改革,包含了私有和公共的组合,教育服务多样化并鼓励人民团体、知识分子等积极并自愿地通过各种形式和方法发展教育,在这种前提下,兴起了各种非政府学校即民办学校或学院,但有个标准依旧是组织或个人服从全党和政府政策,有所放权,但大势没有变。这种条件下,治理这一问题是无法谈及,因为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步入正常的轨道。如今,需要决定存在,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新环境和承担的新使命,需要我们解决这一个常谈常新的问题。
二、究竟什么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从宏观上,上述总结了有哪些因素让我们关注政府和大学、治理和管理这一对关系,我认为首先明确了探讨这个话题的原因才能进一步研究到底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能力是什么。
治理,定义有很多,受到普遍认可的是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作出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安排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从各种研究成果里不难发现,治理总是会与管理、行政、统治等词汇进行区分,我认为区分这几个词的核心意思是有必要的,但是深究进去,每个细节都进行对比就无意义了,我们研究的是治理,是怎样抓住核心,怎样付诸实践,而不是玩一些文字上的游戏。治理,不同学者给出不同定义,不同角度会有不同看法,我们真正需要比较的是对治理这一词下定义时,不论下定义者是谁,不论他是从什么角度来看治理,他们之间相通的部分有哪些。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在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报告中指出了治理的四个特征:治理不是规则和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有学者则认为治理的主要特征不再是监督,而是合同包工;不再是中央集权,而是权力分散;不再是行政部门的管理,而是根据市场原则的管理;不再是由国家指导,而是由国家和私营部门合作。我所理解的治理核心就是动态的民主化。
三、如何完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以及提高治理能力
第一,大学有必要从事业单位转向公共事业。单位是计划体制时代的产物,大学单位制度只会使大学丧失自主发展空间,因此大学负担加重,越来越趋于封闭、保守。同时,有了单位,政府理所应当的垄断大学办学所需要的一切资源,迫使大学不得不按照政府的指令行事,渐渐丧失创造性和活力。当大学由过去的事业单位转变为公共事业时,大学的发展就成为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所有部门共同关心的事业,政府必然会团结社会各界力量以及大学自身来共同治理大学事务,这样一来政府、社会组织和大学就会相互依赖,通过互动构成一种合作伙伴关系。
第二,大学法人化。我认为进入21世纪,大学法人化这一问题,需要引起重视,法人化意味大学可以获得与其他社会机构不同的法律地位,因而在学术上受到法律的保护,例如在未来大学可以设立学术委员会来自主管理大学学术事务,这无疑是重要且正确的一步。
第三,政府权力的重构。政府权力的分配牵动整个治理过程,因此,政府的权力需要五化即权力的弱化、分化、转化、强化以及法制化。政府权力的弱化是指弱化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微观管理和直接管理职能。政府权力分化是指在高等教育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市场、大学之间重新进行权力合理配置的过程。政府权力的转化是指由政府权力转化为权利的过程,是将部分政府权力转化为大学权利、社会权利等等。政府权力的强化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推行高等教育的治理过程中,通过强化部分政府权力以适应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确保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政府权力的法制化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了治理理论就要进行权力重构,那么就会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重新调整,需要法制来加强、促进、保障和规范政府的权力重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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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作办学模式。
合作办学作为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的主要模式。这类学校的主办人一般以外国机构,企业或个人为主,直接在我国投资或寻找适当的伙伴共同办学,合作双方在办学上进行深入合作,在管理体制、人才培养的理念、教学手段、教材、师资等方面国际化程度较高。教育模式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目前,我国类似的学校已有数十家,参与合作办学的外方主要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的一些教育构,国内的合作学校既有公办学校也有民办学校,广州祈福英语实验学校也属于这一类学校。
2. 国内学校拓展国际业务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指国内的部分中小学为满足在我国的外籍人士子女接受教育的需要,通过设立相关的国际班或国际部的形式,来招收外籍学生。其办学主体是国内中小学,而且学校在教师聘用、教材设计、办学特色定位、学校管理等方面具有完全的自。由于拥有一定数量的外籍工作人员子女是这类学校生存的基础,所以目前这类学校一般处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
二、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内涵
1. 从理论视角,广为认可的“教育国际化”定义是指“把国际的、跨文化的或者全球的维度融入教育的目的、功能及实施过程”,这一定义强调教育国际化的目的、结果和影响,把着眼点放在分享优质学习资源,培养新一代国际化人才核心素质,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之上。
2. 从政策视角,有人将“教育国际化”定义为一个国家、一个教育系统、一所大学“对全球的政策的回应”,即指随着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互相依存的程度不断增加,需要通过学生流动、知识创造、人才培养等来应对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3. 从实践视角,教育国际化更多地意味着在课程内容、教师发展、校本管理、教育技术、学生核心素质养成等方面有效融合其他国家或文化的国际元素,培养具有宽阔国际视野的人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教育国际化是指国际间的人员交流、财力支援、信息交换(包括教育观念和教育内容)、教育机构的国际合作以及跨国的教育活动等方面内容”。它的主要任务是“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国际化应该是一个“引进”和“输出”的双向过程。“引进”就是一国认识、理解、尊重进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过程。“输出”就是一国把本国优秀文化成果推广到世界,让世界各国认识、理解、尊重进而吸收本国优秀文化成果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教育国际化应该是一个“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跨国合作的动态过程。”基础教育国际化作为教育国际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高等教育国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基础教育国际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适应国际社会发展趋势与要求的人,而不是将重点放在出国交流、出国留学等方面。
三、基础教育国际化的现实意义
1. 基础教育国际化有利于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经济全球化发展给世界带来了深刻社会变革,一方面促进了不同文化国家的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带来了激烈的国际竞争,而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教育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而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主要靠输出资源和劳动力,同时还必须依赖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创新,创造属于自己的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要做到不依附于发达国家,就必须在技术和人才上有所突破。因此,我们必须扩大教育开放,引进先进技术,培养创新人才。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造能力更为重要。
论文摘 要: 本文对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进行了政策研究,在认真研究政策文本,仔细分析文本的政策目标、手段、特点之后,认为四、六级考试政策在政策制定初期对提高高校大学生英语水平,对当时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以及提高对英语教学工作的认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符合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四、六级考试政策面临巨大的改革压力。
一、前言
多年来,围绕大学英语考试的争论一直不断。教师、学校管理者、学生、社会人士看法不一。在报纸、杂志、互
联网上,各界人士讨论热烈,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极不统一。有的意见则完全相反,如加强论和取消论。
二、研究的理论依据
政策分析,关于什么是政策分析,国内国外的学者还没有形成定论,国外的学者的定义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以戴伊(Thomas R.Dye)和那格尔(Stuart S.Nagel)为代表,认为政策分析为宏观的理论研究,试图建立超越于哲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和行为科学之上的综合性的政策科学。第二类以夸德(Edwards S.Qusde)和邓(Williamn N.Dunn)为代表,认为政策分析是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使用科学研究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第三类以小麦克雷(Ducan Macrae,Jr.)和巴顿(Carl V.Patton)为代表,认为政策分析主要是研究被选政策方案的评估和选择。国内有学者严格区分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认为政策研究是对一项政策怎样制定出来的研究,重在理论探讨,政策分析是对因素、策略方法等的研究,侧重于应用研究。本研究在这里不作严格区分。本研究认为政策分析涉及整个政策过程,既研究政策怎样制定出来又研究策略方法,二者是一个统一的过
程。
三、对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政策主体分析
所以,在教育政策活动中,不同的价值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活动特征和需要。
1.政府。主要角色是代表国家进行政策决策,制定教育政策。政府的活动特征是进行社会选择或集体选择。政府的活动就是政治活动,而“政治活动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一群在观点或利益方面本来很不一致的人们作出集体决策的过程,这些决策一般被认为对这个群体具有约束力,并作为公共政策加以实施”。政府的活动就是通过教育政策追求教育领域的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政府通过教育政策活动实现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必须依靠权利运作和强制性,因为政治是指参与公共活动的个人、团体和组织为实现既定的目标,通过支配影响、获得和运用公共权利而作出公共决策以及分配社会价值和利益的过程。在社会系统中,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往往存在冲突、分歧和矛盾,政府活动恰恰是在这种背景中制定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的一致性的政策,一方面对教育资源进行社会分配,另一方面制定相应的制度和规范约束人们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最大限度地降低教育活动的成本。政府对教育资源进行控制的基础就是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的教育权力与政府的强制性,没有权力和强制性作基础,政府就无法作出一致性的集体选择。
2.教育组织。主要角色是执行或遵守政府的教育政策,领导、管理、组织开展教育活动。教育组织的活动特征是进行集体选择或群体选择,实现教育领域的公共利益,同时追求教育组织所代表的人权或团体自身的群体利益。教育组织实现教育领域的公共利益需要借助国家委托的或法律赋予的教育权力,以在组织内部控制和分配教育资源,管理和规范组织中人们的教育活动。教育组织追求自身群体利益需要获得组织自身的权利,以在组织外部、内部控制教育资源实现自身的群体利益。
3.个人。主要角色是利益主体。个人活动的特征是进行个人选择,个人选择的目的是最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实现。由于种种原因,个人和家庭在受教育过程中往往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作为利益主体,个人在教育活动中所追求的直接利益是个人尽可能地完善的发展。个人实现自身的完善发展,获得直接的教育利益需要四个基本条件,一是说教育的权力与机会,使个人有权力和资格进入教育系统接受教育。二是教育资源条件,使个人在教育系统中获得自身完善发展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的保障。三是个人发展水平和资格的认定,使个人的发展水平获得具有合法性的权威性的评价和认定。四是个人积极能动的教育、训练和学习活动。在这个基础上,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利用自身发展的水平和所获得的资格认定进一步获得物质和精神利益的满足。
四、结语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政策规定了学生在四级阶段和六级阶段应达到的水平,对师生对大学英语的学与教的重视与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对高校以至于整个教育界对外语教学改革的重视,以及改善外语教学条件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Stakeholder理论;教育信息化;政策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6.144
[中图分类号]G642.0;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6-0-02
1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在美国、英国等长期奉行外部控制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国家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其影响日渐扩大。其与传统股东至上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比如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和供应商等。当前,一个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的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是: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企业中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含资金投资、人力投资、智力投资等),并承担了一定风险的个体和群体,其活动能够影响该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该企业实现其目标过程的影。
米切尔和伍德曾经详细研究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总结了自1963年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前后共30多年时间里西方学者所给出的27种有代表性的利益相关者定义。总的来看,西方学者关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可谓形式多样,“没有一个定义得到普遍的赞同”(多纳德逊、邓非,2001)。但是如果人们仔细剖析近30年来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西方学者对利益相关者认识的主流趋势,倾向于将利益相关者界定为那些与企业有一定的关系,并在企业中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的人(Clarkson,1994;Carroll,1994;Starik,1994)。
2 教育信息化政策
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政策(Policy)泛指政府、机构、组织或个人为实现目标而订立的计划,其包含一连串经过规划和有组织的行动或活动。国家教育信息化政策是指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一定的目标,为管理和发展教育信息化活动而制定的方针、措施和行为准则,其可以调整国家教育信息化活动,并借以指导、推动整个教育信息化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据此,可对区域(省区)教育信息化政策界定为:省区级行政机关、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各级各类教学机构为了持续推进教育信息化,以权威形式标准化的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
3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教育信息化研究现状
利益相关者理论与教育信息化的交融,严格地说是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教育领域的扩展。由于高等教育在世界各国的教育体系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占据着知识文化传承、科学理论研究、理念技术创新的地位,因此,作为教育领域最为活跃的一个组成部分,高等教育应不断与当下的前沿理论观念相互碰撞,进而有效融合。在西方理论界,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对高校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过大量论述,研究认为,高校与其外部社区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经济进步也在不断修葺和完善,地区、宗教、国家和国际等新因素也被逐渐融合进来。Shavit and Blossfeld(1993)、Tight(2003)等人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所呈现出的流动性结构以及与这种结构密切相关的社会阶层、种族群体以及地理区域等因素都在不断影响大学中心结构的变化。Ben Jongbloed 等人(2008)进一步分析了大学与社区在词源方面的关联后指出,大学与社区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在内部关系上包括学生、教工、学校领导层和管理层,而在外部层面包括研究者、校友、企业、社会组织、政府以及专业协会等。在地域上,大学周边社区往往接近学校校园,但在信息技术时代,社区的概念则可能发散到各个地区,甚至是全球范围。据此,Ben Jongbloed 等人将大学社区的概念进一步拓展到利益相关者角度,指出大学应当为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不管是组织还是个人,其中最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应该是学生,政府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教育信息化作为世界范围内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标志,各国政府以及相关研究者都对其给予了应有的高度重视。在各国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的进程中,为了科学规划发展战略,利益相关者理论也不断被决策者和研究者纳入关注视野。实践领域中,早在2000年,美国教育部资助位于加州硅谷的未来研究所(IFTF)联合其他专业机构,共同绘制了一幅展现美国教育技术领域未来发展趋势的信息图――Education Technology Horizon Map,并以此作为未来十年美国各级各类学校在推进教育信息化时面对多种领域和问题讨论的行动指南,其中将利益相关者与技术发展、新兴机会和学习空间并列为四大领域之一,体现出了美国教育管理者和研究者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重视。由于制作时期较早且受图表面积限制,该图表未能详细列出各个具体利益相关者及其相互关系。后来,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教育技术发展战略计划工作组在其2012-2015规划中,详细描述了利益相关者的种类及重要程度,并根据与教育技术的关联密切程度,将利益相关者分为松散关联和紧密关联两个维度,其中松散关联分为两类,即直接相关者如使用教育技术产品服务学校组织,间接相关者如何对待教育技术感兴趣的其他终端用户;紧密关联包括学校师生、供应商以及周边相关者,如其他决策部门或组织。
相关研究领域内,世界各国的研究者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教育信息化范畴内的诸多领域开展了广泛研究,美国学者Martin Oliver在学习技术的评估模型设计中引入了利益相关者,共分为六个模块:界定利益相关者、基于利益相关者分析选择和提炼评价问题、选择评价方法、数据采集技术、数据分析技术以及选择结果呈现模式。英国学者John Cook、Debbie Holley、David Andrew 等立足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如何推进大学的E-learning进行了探讨,对众多利益相关者包括教师、学生、多媒体资源设计开发者等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要特别关注学生这一关键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促进大学E-learning的发展。加拿大学者Nicole Wagner,Khaled Hassanein and Milena Head则进一步从动机和关注度两个维度,系统分析了E-learning中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包括学生、教师、教育机构、内容提供商、技术支持者、认证机构以及用人企业等,并描绘出了E-learning中的利益相关者责任矩阵。荷兰学者Iwan G. J. H. Wopereis(2005)用群组概念图的方式,从220多个独立的因素中提炼出了10个影响教育信息化项目成败的关键因素,其中参与信息通讯、项目增值和利益相关者三个因素高于其他诸因素的平均值,这样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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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费的含义免费在新华字典解释是:“免去费用,不收费”。在这项免费师范教育制度中,免费主要是指,师范生免缴学费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所需经费由国家财政承担。《教育大辞典》认为,学费(tuition)是指受教育者向学校或教育举办者(单位或个人)交纳的培养费。《国际教育百科全书》中,学费是人们为接受教育所支付的费用,以支付学校、学院、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全部或部分教育耗费。由于各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差异及人们认识习惯的不同,对学费的理解和定义也不一致。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大学学费指的是高等教育的办学主体——高校向学生收取的部分或全部培养成本。公立高校收取的是部分培养成本,民办高校一般收取的是全部培养成本。
(二)师范及师范教育的概念界定“师范”一词具有师范教育的涵义,成为师范学校或师范教育的代名词,最早始见于清朝未年的一些着作中,如梁启起的《论师范》中有“故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故砍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如今的师范教育具有三种含义:(1)师范教育是指,培养师资的专业教育,包括培养新师资的职前教育和培训在职师资。(2)师范教育“指的是为人们在初、中等学校任职做准备的体制、机构和过程”。(3)师范教育是指为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培养和培训师资的机构、体制和过程,是一种专业教育。“师范教育”虽然在定义上也包括对教师培训,但是长期以来,培养和培训相对分离,大多被误认为“师范教育”仅是指对教师的职前培训。教师教育包含为培养未来教师的职前培训、新教师的入职培训和在岗教师的在职培训三个层次,是一个包括职前、入职和职后教育的综合概念,是终身教育理念在师资培养领域的一种体现。
(三)制度的含义自人类产生,就有各种各样的制度产生。制度到底是什么?张旭昆老师在《制度的定义与分类》一文中阐释的定义,把制度理解为行为的规则,关于人们的权利、义务和禁忌的规定。制度的核心就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权利规定人们可以采取的行为,义务是必须采取的行为,禁忌是不准采取的行为。当前的免费师范教育制度详细的规定了哪些是权利,如可以转专业、可以在不同学校之间流动;义务就是免费师范生必须从教十年,到城镇工作的师范生必须到农村支教两年;禁忌就是免费师范生不可以违反相关的义务规定,必须履行义务。
(四)当前免费师范教育制度介绍2007年5月,《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出台,规定从2007年秋季起,在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原西南师范大学)等6所部属师范大学试行免费师范教育。
二、免费师范教育制度出台的背景
当前我国教育不均衡发展日益加剧,在利益的驱使下,优秀教师从普通学校流向重点学校,从农村流向城市。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城市中的学校尤其是重点学校就更具备吸引优秀教师的条件,长此以往地区差异、校际差异日益扩大。而中小学教师的素质又是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培养一大批优秀青年从事教育,尤其是能够服务于农村教育的优秀教师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三、《关于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的内涵
(一)免费师范生享受的优惠政策有
第一,免费师范生在校期间免缴学费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第二,师范生毕业以后,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落实,确保每一位到中小学工作的师范生有岗有编。第三,免费师范毕业生可在学校间流动。第四,免费师范生有接受在职研究生教育的权利。第五,非师范专业的学生,在入学二年内,可在教育部和学校核定的计划内转入师范专业,并由学校按标准返还学费住宿费,补发生活费。
(二)免费师范生必须履行的义务有
第一,免费教育师范生须签订协议,按照规定毕业后回生源地所在省份从事中小学教育10年以上。第二,到城镇学校工作的免费师范生,应先到农村任教服务两年。第三,免费师范毕业生未按规定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的,应归还已享受的免费教育经费并交纳违约金。
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由于教师职业的特点,一个优秀教师的成长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要求免费师范生会生源所在省份并教育系统工作十年以上,是国家的一种鼓励和引导政策。而免费师范生到农村任教,目的是接受锻炼,了解基层社会,为农村带去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这是有利于教师专业成长的。
四、当前免费师范教育制度与以往的区别
关键词:高校;学生工作系统;复杂性;特征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2-0034-02
高校学生工作是指高等学校通过非学术性事务和课外活动对学生施加教育影响,以规范、指导和服务学生,丰富学生校园生活,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的组织活动[1]。故高校学生工作是一个由众多系统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的运作和要素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系统与外界之间的联系将直接影响着学工系统的运转和效率,了解高校学生工作系统的复杂性特征,将有利于提高高校学生工作系统的适切性,促进系统的良性运作。
一、复杂性及复杂性特征
目前,对复杂性的定义很复杂,其涉及的内容千差万别,定义的方式、标准也各不相同。有从有序与无序之间的转化来定义,如混沌理论、自组织理论;有从计算机与形式语言或符号来定义,如计算复杂性和算法复杂性;有从系统的角度来定义,如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复杂性是系统的属性,明确指出:“所谓‘复杂性’实际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动力学,或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学。”也有从哲学角度来定义,如清华大学的吴彤教授提出了客观复杂性的概念,但各种定义均没有给出关于复杂性的统一和明确的尺度。[2]
因复杂性难以被赋予某个简单的定义,部分学者就尝试对复杂系统的特征进行分析,以建立某种一般性描述,而不试图限制于某个特定的先验定义。其中,保罗·西利亚斯(Paul Ciliers)归纳出复杂系统的10个特征。(一)复杂系统是由大量要素构成的;(二)大量要素是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各要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的,而且这种相互作用必定是动力学的,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三)复杂系统中的任何要素都在影响若干其他要素,并受到其他要素的影响;(四)复杂系统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非线性保证了小原因可能导致大结果,反之亦然,这是复杂性的一个先决条件;(五)复杂系统相互作用于某个相对小的短程范围,即主要是从直接相邻接受信息;(六)复杂系统相互作用之间形成了回路,任何活动的效应都可以反馈到其自身,有时是直接的,有时要经过一些干预阶段,可以是正反馈,也可以是负反馈;(七)复杂系统通常是开放系统,即它们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八)复杂系统在远离平衡态的条件下运行;(九)复杂系统具有历史,不仅随着时间而演化,而且过去的行为会对现在产生影响;(十)复杂系统中的每一个要素对于作为整体系统的行为是无知的,它仅仅对于其可以获得的局域信息作出响应。[3] 颜泽贤等人将复杂性特征归纳为四点:1、有相当数量和多样的元素以及元素之间有相当紧密的相互联系,即元素与其相互联系的多样性;2、这些联系是非线性的;3、这些联系是非对称性的;4、这些联系处于有序与混沌之间。[4]复杂性是作为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式的结果而涌现出来。
二、高校学生工作系统的复杂性特征
(一)高校学生工作系统的要素多样性、关系复杂性
构成高校学生工作系统的要素众多,涉及到学校的方方面面,其构成要素主要有主体要素,即学生、教师、其他教职员工;内容要素,即学生工作的性质、内容、目标与方法等;机制要素,即激励与约束机制、沟通与反馈机制、联接与调节机制等;环境要素,即学风、校风、传统以及社会风尚等。[5]
为了简化和深入分析学生工作系统,我以如下方式构建学生工作系统,即考虑个体的人——学生、教师——作为高校学生工作复杂系统的要素,并将此系统的边界限定在一所高校之内,则该系统包含了成千上万个要素,各要素以一定的方式构成各种各样的关系,如同事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老乡关系、社团成员关系等。一定的关系构成一定的子系统,各子系统之间发生横向或纵向关系;由各子系统构成的高校学生工作系统又会与社会系统如公安系统,及校内其它系统如教务系统、后勤系统等之间发生横向关系。要素的多样性和关系的复杂性是高校学生工作系统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高校学生工作系统的多层次性
复杂系统具有层次性与层次结构。高校学生工作系统的层次性就是对该系统进行纵向系统分析。我认为学生工作系统主要有三个层次的子系统:校级、院级和学生子系统。
校级层面主要是指在学校层面负责制定相关政策并组织实施的教育管理和服务主体。它主要由学生工作处(部)、团委、研究生工作部等部门组成,其中学生工作部包含学生工作办公室、招生办公室、就业办公室、少数民族工作办公室等。
院(系)级层面主要指在院(系)从事学生教育管理和服务的主体部门,它既要接受校级层面的指导,也要根据院(系)的特点开展各类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它包含主管学生工作的学院党委副书记、院团委、学生工作办公室和班主任们。
学生层面主要指由所有学生,以及由学生组成的各类、各层次的团体构成。
各层次子系统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构成整个高校学生工作系统的主体部分。
(三)高校学生工作系统的反馈性特征
反馈性是指系统或要素把信息输送出去,然后将其作用的结果返送回来,并对信息的再输出发生影响。高校学生工作系统的各子系统、要素之间的联系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反馈调节是各子系统或各要素作出正确决策和保障整个学生工作系统协调运转的重要前提。如院(系)级层面的子系统要想运作良好,既要了解学校层面的相关政策和要求,还要了解学生层面的具体信息、对政策的反映和要求,这样院(系)层面子系统的运作才能既有政策性又有针对性和及时性。
(四)高校学生工作系统的非线性特征
复杂系统各种要素之间的联系是非线性的。非线性不满足叠加原理,即使非线性系统内的许多微小要素的相互作用,也可能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具有不确定性。高校学生工作系统内各要素、各子系统之间、整个学生工作系统作为整体与外界所发生的各种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是很难用线性关系的特征去描述。同一时间、地点,同样的授课人、授课内容,对不同的授课对象却产生不同的效果,我们很难精确地预测某一次活动或活动对某一人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对许多相同的现象如学生沉迷于网络也很难给出精确的、一致性解释。在学生工作系统中,一因多果、多因多果、一果多因或同因不同果、同果不同因等现象是相当普遍的。系统的非线性特征提醒我们,要充分重视学生工作系统中的“小事”,在事件处于初始状态时,就要密切关注其动向及变量因素的变化,重视“蝴蝶效应”在学生工作管理系统中的作用。
(五)高校学生工作系统的动态性特征
高校学生工作系统的稳定是相对的,其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联系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都不是静态的,都与时空密切相关,并会随时空不断地变化。一是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结构及其分布位置是随时间不断变化的。如随着少数民族学生数的增加,为了更好地贯彻国家少数民族政策,许多高校相继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办公室。二是系统具有开放的性质,总是与系统外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以确保系统能够正常运作并有所发展。如学生工作系统中学生和从事学生工作的教师基本处于变化之中;学生的思想受到来自社会各方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学生工作系统内的平衡等;三是某一子系统的变化会影响其它子系统或系统整体的变化。如学生数的增减将直接影响到教师数的变化;学校层级的政策变化将直接导致学生层级的正或负反馈。
(六)高校学生工作系统的整体性特征
整体性是指学生工作系统在整体上的性质并不等于它的多个组成部分在孤立状态下的机械相加,系统整体的新质是其要素、部分所没有的。刘新跃等人认为,当前高校学生工作系统中存在着整体概念模糊、责任不具体,分工定位不明确、任务分解不清楚,工作目标的整体统一性不够、联系度不高、协作力不强,学生工作主导部门权威性的导向功能不足等问题[6]。高校学生工作系统整体性运作的效果取决于各子系统、各要素的相互沟通、相互协作。任何层次的要素或子系统在出台相关政策或从事某种活动时,应从整体上思考政策或活动的效果,应考虑有时局部的优化可能造成整体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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