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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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理性预期；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8-0009－03
源自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正使得人们对经济政策理论进行重新思考。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无效论似乎不再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青睐，从美国到西欧、日本、中国，政府对金融领域的全方位干预和救市似乎不约而同。凯恩斯主义者似乎看到了新的曙光，政府干预经济似乎理所应当，而主张自由市场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似乎陷入了困境。基于此，重新审视、研究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影响是有必要的。
宏观经济实际上是由所有单个的市场主体的行为组成的，宏观的经济政策要产生效果最终必须落脚于各个独立的市场主体。消费者和厂商是市场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消费者在决定是否购买一种产品或服务时会考虑这种产品或服务所能带来的效用，在没有使用这种产品或服务之前，这种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的预期；厂商在决定是否投资时会对未来的回报率做一个预期，厂商在决定是否提供某种商品或服务时会对市场容量也就是需求以及同行供给能力做预期。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体中，消费和投资决定了总供给，而消费和投资总是离不开预期，因此，要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必须考察预期，要研究最终作用于所有单个的、独立的市场主体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必须考察预期。
无论是凯恩斯本人，还是后来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尽管分析的角度、研究的方法、得出的结论不同，但是，他们都非常重视预期的作用。凯恩斯在《通论》序言中说：“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实际上，凯恩斯的整个经济周期理论也是建立在长期预期不稳定基础之上的，这在《通论》中是非常明显的。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进一步考察预期，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模型――适应性预期模型，认为对当前价格的预期取决于上期的预期价格以及上期价格预期的误差，并且随着人们经验的积累这个误差对预测效果影响力将不断缩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卢卡斯发展了穆特的理性预期理论并将之应用于宏观经济领域，他提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模型――理性预期模型。理性预期模型成功的将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总供给、价格、就业以及公众对于以上各种因素的预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尽管该模型未能穷尽一切因素，但是在目前，它可以说是一个囊括预期的最先进的综合性宏观经济模型，是分析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非常简单而又有效的模型。因此，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理性预期模型。
令y、g、m、p、u、v、y、g、m、p、y分别表示实际产出、政府支出、货币供给量、价格、误差项、实际产出的预期值、政府支出预期值、货币供给量预期值、价格预期值、潜在产出，a、b、c皆为参数。假定奥肯定率确实存在，假设向右下方弯曲的菲利普斯曲线存在或失业率与价格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如下，我们将得到：
y=a*g+b*m+u（1）
ye=a*g+b*m（2）
y-y=c（p-p）+v（3）
y-y=a（g-g）+b（m-m）+u（4）
y-y=c（p-p）+v（5）
y-y=a（g-g）+b（m-m）+u（6）
式子（4）是有（1）（2）得到，式子（3）是该推导过程的关键，它的成立依赖于奥肯定率和菲利普斯曲线，又称为意外供给函数，综合（3）（4）（5）就得到了所需要的模型（6）。理性预期学派根据式子（6）认为，只要公众能够预测到政府的政策，那么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偏离就仅仅取决于误差项，也就是说，政策将是无效的。同时，理性预期学派又认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会利用并处理自己所能得到的一切信息，无论是自己研究分析还是借助于人和专业机构的力量，公众总能够对政府的政策做出合乎理性的预期，而且由于公众都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因此这种预测误差将会不断缩小。总之，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
理性预期学派的模型推导近乎是完美的，然而，根据该模型得出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观点却是值得推敲的。我们首先来看（3）式，尽管奥肯定率的确存在，但在不同的时期产出与失业率之间的函数关系并不是稳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等因素的存在使得这种函数关系具有阶段性变化的特征；至于包含了预期的失业率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费尔普斯和弗里德曼早已证明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移动的。我们再来看（5）式，产出与价格之间真的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吗？答案是否定的。产出与价格可能是正向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产出大量增加物价也随之上涨；也可能是负相关系，如滞涨。综上所述，式（6）的左端必定是不稳定的，甚至具有随机游走的特点；而式（6）右端政府的政策在较长时间内将是稳定的，因为制定政策的政府部门为了使得政策能够有效必须树立政策的权威性，而且制定政策需要一个过程，由于菜单成本的存在政策也不会朝令夕改。那么，在公众能够准确预测到政策的情况下，误差项必定具有较大方差。由于大多数人都是风险厌恶者，那么，这个较大的误差项必然会影响公众的预期，为了避免风险而采取的理将会使得这种行为本身变的反而不理性，本来理性的预期由于一个较大风险的存在可能变的反而非理性。同时，又存在一部分风险偏好者，为了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他们也会改变自己的预期，最初的理性预期也变的不再理性。这样公众对于政府政策就不再存在一致的预期，分歧的存在使得公众对于政府政策的预期更加混乱，无法再得到一个准确的结论。因此，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必将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并非无效。
上文已经证明了宏观经济政策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然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收到理想效果，以调节总需求为主要手段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有利还是有害却需要更加深入的分析。
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实际上是政府与公众的一种博弈，政府会考虑公众对于某种政策的反应，公众则会考虑政府更倾向于哪种政策。此博弈可以简单的表示如表（一）。
假设经济目前正处于过热状态，为了避免出现通货膨胀，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往往偏向于实施紧缩性政策，公众可以接受或抵制。如果公众接受该项经济政策博弈结果将是（C，D），如果公众抵制该项经济政策博弈结果将是（E，F）。政府为了使得经济政策产生理想的效果必将对公众的态度进行预测，假设政府认为公众接受该项紧缩性政策的可能性为a,则为了使得公众接受该政策必须满足C>G。然而，公众也会预期到政府会对其接受该政策的概率做预测，为了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公众会刻意展示一个似乎是较低的a。反之，公众也会对政府实行紧缩性政策的概率进行预测，政府亦会预期到公众对它实行紧缩性政策的概率进行预测，因而会尽量展示一个较低的不紧缩概率值b。然而，这种博弈进行下去往往会得到一种类似于“囚徒困境”的结果，每一方都希望获得最大收益可最终收益往往并不是最大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使得政府制定的政策无法实现最优。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政府与公众博弈的结果将是满足（7）（8）两式的概率值a和b。
a*B+（1-a）*F=a*D+（1-a）*H（7） b*A+（1-b）*C=b*E+（1-b）*G （8）
在决定这个紧缩性政策是否实行的博弈过程中，要保证政府能够顺利实行紧缩性政策，公众接受该政策必须满足C>G、D>B。然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使得公众和政府对a、b进行预测，加之所有的博弈结果也只是出于预测，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预测和感觉，这一切使得博弈的结果最终很难达到整体最优。
正是理性预期的存在使得最终的政策结果不再理想，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要么没有达到理想效果要么加剧了经济的波动。更为重要的是在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往往是滞后的，之所以制定该政策是因为已经出现了该政策能够起作用的情况，然而当该政策付诸实施的时候情况已经改变了，不断的博弈更是放大了政策的负面效应。
当政府实施一项宏观经济政策时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本文仅以政府实施扩张性政策为例加以分析，至于紧缩性政策的分析过程也是类似的，文中不再赘述。如图（一）。
假设经济的初始状态位于A点，初试的总需求曲线为AD1，总供给曲线为AS1，产出为Y*,价格为P*。当政府实行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总需求曲线移动到AD2，此时总供给曲线将如何调整呢？由于公众能够预期到总需求的变动带来的价格上涨，他们必将调整总供给，但由于菜单成本和长期劳动合同的存在，即使公众（消费者和厂商）预期到了总需求的变动使得价格上涨也不能立即调整到AS3，可能会调整到AS2，此时实现了产出的增长并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公众最终会将总供给曲线调整到AS3，此时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无法再实现产出的增长，反而带来了较高的通胀率。总供给曲线的调整是否会到AS3就停止呢？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为了避免风险、减少损失，公众的理性预期会变的非理性，总供给曲线的调整完全可能超过AS3到达AS4，此时产出减少的同时物价上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滞涨”。当然，如果公众预期经济将继续稳定增长，经济发展仍然具有较大的潜力，消费者就敢于借贷消费，厂商就敢于增加投资，从而提高劳动者增加供给的积极性、产品供给也会增加，总供给曲线由AS1向AS5方向移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的稳定以及几次顺利的经济“软着陆”使得公众对经济前景充满了信心，这些成为近年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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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iveness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Based on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
XUE Wen-tao
(Graduate Student Collge,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第2篇：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范文
一、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取向需从短期转向长期
2009年我国高强度的经济刺激计划和高度宽松的信贷高增长，是中国经济领先于其他经济体复苏的主要动力。目前看来，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中国经济已扭转了此前的下滑趋势，实际产出正逐渐回到潜在产出值附近，2009年全年高达9.1%的GDP增速，已经从数字上证实了这一点。毫无疑问，2008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之所以在世界各国率先复苏，主要得益于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2009年广义货币量接近30%的增长，2010年接近20%的增长率，迅速将经济拉回到正常轨道上。按照政府的政策逻辑，面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巨大不确定性，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可以适当矫枉过正。但中国经济度过难关之后，目前的当务之急，或许也是最大的困难，将在于如何顺利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转向，即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中长期发展目标的问题。
在探讨中国的事情之前，可以回顾一下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应该说，起初美国的次贷危机从性质上来看，既不是政府财政收支危机，也不是国际收支的危机，而是发源于私营部门的金融交易和金融创新的危机。可以发现，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由于资产负债表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在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大量的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中，由于资产方迅速缩水而负债方不由市场定价而固定不变，这导致了众多金融机构与企业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实际经营中账面上的巨额亏损和家庭财富的巨额缩水，引致金融机构贷款的大萎缩、企业投资的崩溃，以及家庭消费的下降，并进一步导致市场流动性枯竭和金融交易崩溃。可以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主要传导机制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冲击，这或许就是这场危机发生以来最本质的因素。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乃至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低迷的机理完全一致。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理解欧美发达国家救市的基本脉络。
鉴于美国次贷危机的规模是私营部门所无法承受的，因此必须由政府力量大举介入来克服危机。事实上，在明确了这场危机的本质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财政部增发国债购买有毒资产，政府直接注资于即将破产的金融机构，美联储印发钞票，财政部出台的公私合作计划等等，这些措施的基本逻辑就是用美国的国家信用为担保，用发行债券和印钞所获金注资于金融机构，注资于金融市场，以此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其最终目的就是把有毒资产从金融体系中剔除，帮助金融体系恢复正常交易，并借此推动经济的复苏。中国基本上遵循了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相同的路子，在稳定的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下，全球金融危机后政府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短期来看确实促进了GDP的V型回升。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考虑到经济刺激政策总是有一定限度，经济的增长不能总是寄希望于政府的宏观刺激政策等，政策的逐步退出将是最终的必然选择。在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连续实行了几个经济刺激计划，希望通过公共建设项目和贷款计划来迅速振兴经济。但从1996年到2002年，日本经济依然停滞不前，人均GDP只实现了0.2%的微小增长，持续的经济刺激政策最终并没有提高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是日本政府着眼于单纯依靠经济刺激计划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因素重视不足，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转换成通过服务业和消费来拉动，导致刺激经济的政策实际效果意义不大。一般来说，经济复苏初始阶段最大的推动力通常是政府，但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私人资本必须取代政府投资成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恢复和增长。探讨中国什么时候撤出经济刺激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将下一步的政策取向转移到保证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的实现上来。
根据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践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如果货币流通量年增长率超过20％，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反映到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上面。如在2009年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M1和M2分别增长了32.35％与27.68％，2010年即便在货币政策已经明显转向的情况下，M2仍增长近20%，远超历史平均水平。另外，在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初期，M1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M2的增长速度，但随后两者在2009年9月出现了M1速度大于M2速度的剪刀差。2009年12月底二者的差距已经扩大到4.6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开始形成，国民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预期加强和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化的双重危险。实际上随后价格指数的持续上升也初步证实了上面的推断。2010年后我国通货膨胀现象日趋明显，如三季度后CPI指数分别达到4.5%和5.1%的高位，居民生活消费品和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全社会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更加强化。另一方面，从资产价格角度来看，2009年二季度后我国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出现暴涨局面，尽管国务院分别于2010年4月份和9月份出台措施加以抑制，但目前效果仍不明显，包括大中城市和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仍在继续上涨，资产价格泡沫的蔓延似乎已经难以轻易抑制。
应该看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操作中之所以出现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严重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失当的问题。2009和2010两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推动力量是极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可能持续太久，这是以往的经济危机给各国提供的经验教训。只专注于短期目标并通过注入流动性救市而忽视长期问题的解决，单纯依靠向国民经济注入流动性的短期政策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采用增加海量投资和贷款的办法来增加总需求，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使用的，最终将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必须看到，鉴于中国一直采取依靠资源投入和净出口（出超）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短期经济刺激政策无法解决经济长期增长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内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内部的各种深层次的不平衡，等等，这些长期问题是“十二五”期间经济实现持续发展饶不过去的坎。鉴于此，中国在“十二五”规划时期必须尽快转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取向。具体而言，应重视经济长期增长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如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逐步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大力发展内需，通过发展服务业和民营经济缓解收入差距的扩大，重新认识市场，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等等，以便保证中国经济未来长期持续稳定的增长。
二、将人民币汇率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重要工具
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各种组合而言，选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紧或者双松组合是力度最大的，也是经济金融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实施的。例如当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时往往选择双松政策组合，包括增加财政支出、减税、降低利率，以及增加货币供应量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实行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成为必然选择，相对而言，中国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最大力度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尤其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突出问题是，宏观刺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市场的扭曲，尤其是目前我国面临资产价格膨胀与通胀预期加强之后，如何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寻找合适的方式退出，就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
刺激政策只有短期的效果，中国经济必须要回到可靠的增长基础。从货币政策的运行来看，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现行框架具有很强的关联性。鉴于人民币汇率事实上盯住美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给中国货币政策退出的方式和节奏形成约束，这导致中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大打折扣。人民币钉住住美元，导致中国在早年立法消除主动超发货币的制度漏洞后，人民币又将面临被动超发的新挑战。如从美国方面来看，虽然金融危机后在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和救助计划下经济触底反弹，但目前仍未有改观的10％左右的失业率和充满变数的房市表现，仍然使美国未来的经济复苏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历史经验表明，失业率对美国选择何时加息更为关键。鉴于“无就业复苏”的现实，美联储在启动第二轮6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货币政策上维持0%-0.25%的联邦基金基准利率水平，且短期内至2011年下半年可能不会调整利率水平，已经成为市场共识。甚至可以判断，这一政策基调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目前美联储采取“数量型放松”工具微调货币政策，例如通过诸如“定期存款工具”（term deposit facility）和逆回购协议的方式，回收市场上庞大的存量流动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美联储推出的“定期存款工具”只是个技术性工具，更大的问题在于它对银行资产的担保实际上难以退出。总之，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使美联储目前面临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如过早启动退出政策，可能会延缓经济复苏进程，甚至导致经济二次探底；而如果刺激政策退出太晚，通胀又可能失控。综合起来分析，目前美联储更倾向于使用某些非常规工具和手段，而非更具效果的利率工具。对中国而言，在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环境下，需要做的是考虑与美国货币政策适度脱钩，增加宏观经济政策的回旋余地。
目前，中国已经开始启动了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政策，如2010年1月份后中国人民银行陆续提高了存款机构准备金率；目前已经二次加息共50个基点；对部分放贷银行征收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连续提高3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据发行利率引导市场预期；银监会对商业银行实现新的监管工具箱，实行针对银行的差异化监管；等等。这些举措均预示中国正在逐步退出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对于引导市场预期，合理约束商业银行的过度信贷投放是较为有效的方法。但同时还应注意，目前中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退出还只是局限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一些价格型政策工具如利率工具等使用的空间仍有限，汇率工具尚未大规模使用，这导致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一定阻碍。尤其是如果不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在货币汇率政策上进行适时调整，当下的各种宏观政策将难以真正实现紧缩效果。
目前，世界范围内面临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各国的贸易战和汇率战也处显端倪，中国需要立即引入汇率因素作为重要的政策变量使用。考虑自身因素，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长期借助于出口拉动，这个模式的可持续性正在成为问题。同时资源逐步枯竭，劳动力成本也逐渐增加，随着中国经济走过刘易斯拐点，以及未来青壮年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逐步减弱。考虑外部因素，各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这些因素将难以保证中国出口继续增长。中国在退出宏观经济刺激计划，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向内的对策给以支持，而汇率则是个重要的工具变量。中国需要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工具，汇率可成为紧缩政策的一部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东亚货币在此前十多年一直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这一历史教训应该被充分吸取。
目前，我国需要改变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需要改变人民币以美元为锚的取向，加大市场力量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过程中的作用，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对汇率完全不干预。我国可以学习加拿大等国的做法，允许汇率在长期内大幅度变化，允许长期内升值，但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对每日的超常浮动进行干预。如果短期内变化太大，可以通过调整利率以影响汇率，稳定市场。当前需要作的就是选准适当时机，开始启动人民币有序、渐进的升值进程，推动人民币恢复缓慢升值。人民币升值的启动也就意味着短期性反危机政策的全面退出，并向长期结构性调整政策的成功转型。
三、“十二五”开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过去几十年全球金融的实践表明，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时间太长，便容易引发资产泡沫，这已在许多国家得到验证。以往的经验还表明，即便通胀相对稳定，产出实现增长，也不能防范资产泡沫破灭给经济带来的重大冲击。目前，我国价格指数也在节节走高，资产价格泡沫问题日趋严重，这对于下一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选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目前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央已经确定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即实行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这意味着此前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中，拉动总需求的短期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实行了一年多后，在GDP增速已逐步改善前提下，将逐渐有序退出。在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步骤上，鉴于目前我国人民币钉住美元，中美利差的变化将影响中国的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的调整必须关注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以及美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溢出效应。目前来看，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具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临时性经济刺激措施正在逐步停止使用，但政策的退出时间仍不确定。目前，美国在危机时的临时性刺激经济政策不再扩大规模，但量化宽松政策呈扩大态势。继第二轮6000亿美元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实施的基础上，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仍有可能启动。其次，货币政策仍然主要依赖于数量型工具，价格型工具尚未完全启动。第三，美国正在削减财政赤字的规模，并逐步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恢复正常，以便减轻此前的膨胀局面，还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一个正常的局面。鉴于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和关联性，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必须考虑到这些特点和变化，有的放矢，循序推进。
具体来说，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需要考虑四个因素，即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情况、国内私人投资的启动情况、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的情况，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政策退出的情况。从目前观察到的世界经济复苏迹象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应当对2008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进行评估后考虑退出，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选择。
首先，采取措施使宏观经济政策向正常化阶段转变。在这个阶段，财政政策暂且可以按兵不动，但应考虑调整政府支出结构，进行适度的结构性减税等。而对于货币政策，这个阶段应将“管理通胀预期，控制资产泡沫”作为核心内容。强调管理通胀预期和控制资产泡沫，有助于确定清晰的政策目标，形成市场稳定的政策预期，避免导致预期紊乱及对市场的冲击。我国在政策实施中需要避免一个问题，即由于政策目标不清晰，导致金融机构为了防止可能的信贷紧缩而大规模提前发放贷款，引起信贷在不同季度和月份之间的分布更为不均衡。具体而言，在操作层面，当前货币政策应当设定一个清晰的信贷增长目标和货币供应量目标，并切实遵守，以便推动货币政策真正向稳健回归。目前看来，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重点在于货币政策的选择，而其中关键的指标在于信贷规模增长。鉴于2010年M2增长超过年初设定的计划，综合各方考虑，2011年我国必须严格要求，将M2增长控制在15％左右，以便促使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回归，减轻宏观经济层面的压力。
目前房地产资产价格泡沫的控制已经成为宏观经济中的最大问题。这要求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上不仅要紧盯住CPI指标，还应将资产价格变化情况考虑在内。即货币政策不仅仅应该关注通货膨胀，还需要对股市和房市的资产泡沫作出足够反应。尤其在抵押贷款市场较为发达，“金融加速机制”效应较为明显的经济体中，货币决策应更为重视房价变量。因为资产价格对经济运行和公众预期变化更为敏感，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可以作为一种判断流动性过剩的早期和直观预警。需要提及的是，目前货币当局对于资产价格是否纳入货币政策目标有不同看法，似乎倾向于暂时不予考虑的态度。这种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思维，意味着资产价格上涨时中央银行对其放任自流，泡沫破裂后再进行救援。对于资产价格泡沫，可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美国、英国、冰岛、迪拜等国得到一些启示。那就是：资产价格泡沫引起的冲击巨大，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策略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鉴于此，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框架内，应该重新定位中国人民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对象，考虑将资产价格因素纳入政策范围之内，使货币政策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
第3篇：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范文
主席在全球金融峰会期间表示，要通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充分利用货币财政手段，促进经济增长，防止全球性经济衰退。为应对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防止出现经济危机，各国都竭尽全力，采取多方面的措施稳定金融市场和投资者的信心，中国自不例外，当全球经济越来越难以承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之时，中国及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这将有力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稳定起到积极作用。这表明，中国将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表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其他许多国家的欢迎。在财政政策方面，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出台了总额达4万亿元的公共投资，主要用于兴建铁路、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灾区重建、提高金融机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等。在货币政策方面，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在全球协调一致地应对金融危机中，中国还将会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实体经济的走向等因素适时、适度地调整利率，向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支持，同时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还会配合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鼓励商业银行积极地放贷，缓解信用紧缩的局面。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的确提振了市场的信心，在全球经济一片衰退的黑影之中，市场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希望。
实际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并不突然。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从紧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随后，中国人民银行继续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通过人民币加速升值替代利率政策抑制国内流动性过剩，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严格控制信贷的增长。但是，在2007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就出现了增长率下降的趋势，中小企业的经营逐步捉襟见肘，出口面临较大的压力。为此，早在年初，面对出口企业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财政部就开始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税率。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扩大中小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就采取了财政贴息、奖励和放松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信贷额度的限制等措施。到2008年第三季度初，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减缓，国务院又明确提出了宏观调控要“一保一控”（保经济增长和防通货膨胀）。这表明，宏观经济政策就开始出现了转向。
2008年7月后，随着“两房”危机的加剧，金融危机迅速恶化。到9月中旬，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之后，让全球金融市场为之结舌，投资者恐慌情绪迅速蔓延，乃至最初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情急之下，在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保护的当天，中国人民银行就下调了金融机构的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下调了除工农中建交、邮政储蓄银行之外的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1个百分点。10月8日，又与其他主要央行一道，协调一致地降低了中国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全面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0.5个百分点。10月29日，中国再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这是两个月之内的第三次调整利率。11月26日，人民银行创纪录地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1.08个百分点，下调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及邮储银行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其余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个百分点。除此之外，为了增加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央行票据的发行频率也大幅度地减少了。在信贷增长率趋缓、通胀压力在短期内基本消除的有利环境下，中国人民银行还取消了对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窗口指导，不仅如此，监管当局鼓励商业银行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增加放贷。
总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早已在酝酿和实施之中了。
形势变化使然
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是国际环境与国内形势的变化使然。
在国际环境方面，国际金融局势动荡加剧，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给实体经济的沉重打击逐渐显露出来。2008年7月后，爆发于2007年初的次贷危机急转直下，美国金融机构频频告急，逼迫美国政府注资的注资、国有化的国有化、破产的破产。到了9月底，次贷危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次贷危机，而是演变成了横扫全球的金融危机，包括欧元、英镑等在内的许多货币汇率大幅贬值，股票市场大幅下挫（冰岛的股票价格指数曾在10月中旬的一天下跌近77%），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同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日渐吃紧，信贷条件更趋紧缩，更有甚者，存款者的信心动摇，乃至一些银行门口排起了挤兑的长龙。如此局面的金融危机数十年所少见，迫使美国、英国、欧盟各国等过去信奉自由市场竞争的国家的政府，大规模地施以援手。
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渐突出，美国在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0.3%，失业率继续攀升，有预测，到年底，美国的失业率可能升至8%以上，企业设备利用率和居民消费不断下滑，这进一步打击了美国的增长。欧洲也已陷入了技术性的衰退，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在第三季度的增长率为-0.5%，欧洲的消费增长率也在不断下降，尽管受劳动力市场结构的约束，欧洲的失业率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大幅上升，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欧洲经济的灵活性相对较低，应对危机冲击的自我调节功能相对较弱，这意味着，欧洲的衰退可能比美国持续的时间要长一些。
金融全球化的结果，使得金融危机也具有了全球化的性质。为了应对危机，也需要国际的通力合作。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理应担当起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责任。在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通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向陷入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提供相应的援助，帮助它们尽早地摆脱了金融危机，重新步入了快速发展与增长的轨道。在当今中国经济和金融更广泛、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体系之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不仅有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而且对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是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中央银行协调行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必要组成部分。2008年9月份至10月29日的三次货币政策调整，更多的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行动；数额庞大的公共支出计划也无不如此。正因为如此，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才受到了全球市场的高度关注，也才会受到那些深陷危机之中而难以自拨的国家和地区政府的欢迎。
更何况，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金融体系，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都在增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衰退、金融体系出现了大问题都会很快地传染到其它相关国家，真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国内的情况来看，自2007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9%之后，已经连续五个季度下滑，并有继续下降的趋势。虽然中国仍会保持全球最高增长率的纪录，但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给中国的就业带来了较大的压力。过去一直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现在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凋零景象，关门歇业的中小企业不在少数，乃至过去从农村析出的剩余劳动力不得不重返内地，火车站人流如织，这一状况是改革开放以来见所未见的。各类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企业现金流和利润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应收账款和非意愿存货的大幅上升，使得企业家的悲观情绪不断滋生、蔓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也相应大幅下泻。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只有8.2%，较2007年同期下降了9.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随着企业部门状况的恶化，信用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这迫使银行金融机构开始变得更加谨慎起来，在过去几年里一直有信贷扩张冲动的银行机构，现在也具有较强的惜贷趋向了，结果，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银行信贷增长率都呈明显下降之势。总之，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中国经济周期性的调整，也加剧了中国经济调整的幅度，国内企业家和投资者的信心逐步丧失，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形势变得日渐严峻。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不仅是国内经济增长的要求，也是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使然。
调整总体有益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于稳定国内经济无疑是有益的。当私人部门的信心减弱、出现了强烈的流动性偏好和对中长期投资的恐惧之时，政府增加公共工程的投入会直接拉动国内投资需求，扩大就业，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据估计，4万亿元的公共支出可以增加600万左右的就业机会，另据中信证券的研究，这一规模的支出可以拉动1.9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在有助于相关企业应对汇率变动和国外市场需求不振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持适度的劳动力需求，减缓失业的蔓延。货币政策的调整不仅扩大了企业融资的可得性，还降低了企业的财务费用和居民的借贷成本，这将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居民的信心。例如，下调存款准备金比率就为金融机构释放了数千亿元的流动性，增强了金融机构运用资金的自由度。宏观经济政策的积极调整给金融市场注入了强心剂，在市场依然动荡的环境下，国内的投资者重拾信心，实属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之功。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面对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政府扩大公共工程的投资，不断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等政策组合，让中国经济较快地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在经历了三年左右的调整后，迎来了持续七年左右的高增长。面对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在过去应对外部冲击的经验之上，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对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增长，都将是有益的贡献。虽然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加快了中国经济自身周期性调整的速度，也加剧了中国经济调整的幅度，使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面临了较大的考验，但是，在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下，中国仍将保持全球经济最高增长率的纪录。这正是当全球经济不振之时，许多国际大金融机构依然看好未来一段时间投资的中国机会的重要原因。
第4篇：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范文
关键词：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结构性减税；价格通道；企业出口；营改增
中图分类号：F124
一、多重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分析
当前，我国处在多重目标宏观经济的定位与选择中，这也正是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困境所在。尽管经济萧条的态势逐渐显现，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但仍然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提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时，还是感觉到困难重重。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相对于2008年、2009年，在边际效应递减归类的作用下，宏观经济政策扩张的效果已经逐步减弱。即使推出类似2008年、2009年的经济扩张措施，也难以获得那两年的宏观经济调控时效。
其二，相对于2008年、2009年，经济扩张的诸方面的副作用已经在逐步显现。比如相对于2008年、2009年，当前的经济结构不是优化了，而是恶化了。相对于2008年、2009年，当前面对的控物价或控通胀的压力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目前宏观经济调控就不可能像2008年、2009年那样只瞄准保增长、稳增长的目标即可，而是在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三个目标当中左右逢源、前后逢源。在周旋三个宏观经济政策的抉择当中，怎么走出一条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值得思考。笔者认为，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就好像一场拔河比赛。哪个方面的力量强就向哪个方面倾斜。如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宏观经济政策就不由自主地地向“稳增长”倾斜，于是产生了“稳增长”是压倒一切的任务的政策表述。而当物价上升与调结构压力加大时，宏观经济的导向又发生了变化，“稳物价”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调结构”成为“非常重要”的任务。当前宏观经济的布局就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徘徊。
二、结构性减税与全面性减税的区别
政府针对经济形势的发展采取每一项宏观调控政策时，往往都会产生关于所推行政策的不同声音。如当政府动用大规模的投资扩张、稳增长时，有人质疑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结构调整的倒退；当启用天量的货币扩张启动经济时，有人质疑是否会引至更严峻的通胀和物价上涨。而在此次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时，笔者搜索了各方面的信息，几乎听不到反对之声。可见在结构性减税问题上颇有共识，该项改革在广泛程度上获得大家的认同，甚至有人主张不仅要提结构性减税，而且要提全面减税、大规模减税。
减税或结构性减税，我们历来是促进的。但是相对而言，笔者不大认同全面性的减税的论点。因为全面性减税容易给人以误解，见什么减什么，不管什么税种一律砍上一刀，这显然不是采取措施的目标所在。中国的税制结构改革应该讲究策略，把该减的地方减下去，使中国税制结构有一个均衡的格局，适应当前宏观调控的需要。无论是全面性减税，还是结构性减税，最重要的不在于其所使用的名称，而在于把减税的措施落到实处，不在操作上留有回旋余地。
三、结构性减税的具体措施
这样一种落到实处的措施需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解决规模问题，即要减多少税。第二是解决结构问题，即要减什么税，要减谁的税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在今后，特别是在定位2013年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要牢牢抓住的。
（一）结构性减税的规模
减税的规模就涉及到减税的效应。该减多少税，是改革首先要回答的问题。2011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2年的“两会”上都对减税的规模做出了建议，只是目前需要界定得更加明显。
其一是财政赤字的规模，2012年财政赤字的规模（将发行国债的赤字和动用中央预算调节基金合二为一）高达1.07万亿。这里包含有三层意思，一是收入减少了1.07万亿，二是支出增加了1.07万亿，必须去借；或者是第三种意思，即两者融合，多花了0.5万亿，少赚了0.5万亿。2012年的赤字计划是少挣多花费的资金数目。“少挣”体现在减税上，“多花费”体现在增支上。
其二，减税和增支之间的分割。既然1.07万亿不是减税就是增支，2012年1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收工作会议召开时，作为主管财税工作的副总理致信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一是2012年基于财政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结构性减税；二是2012年增加支出的重点在于改善民生。这两点的实际含义是：在1.07万亿元的配置上是要向结构性减税倾斜。把1.07万亿元二一添作五稍加倾斜，笔者认为至少有0.6万亿作为结构性减税的规模。
（二）结构性减税的结构
论及结构性减税的结构，笔者认为该减的地方应该减下来，不该减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动。就目前中国整个税收的结构而言，有两个特征是应当关注的。
1.中国税收结构的两大特征
第一，价格通道。把2011年的全部税收作税种分割，分为18个税种，其中5个税种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他的13税种占到了8%多一点。就此而论再进一步看，如果在间接税和直接税作一个分割，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者相加大概是26%，其余的74%都属于间接税，这就意味着今天的中国政府和居民之间的税收关系主要是通过价格通道来连接的。所以由此可见，如果想让我国的税制比较均衡、匀称，达到“健美”的目的，应该将减税的重点放在间接税上，而不是直接税。
第二，企业出口。把2011年的税收按照缴纳者做分割，会发现92%以上的税收都是来源于企业的缴纳，只有7.92%的税收来自于个人的缴纳，其中7.92%中还有6.95%实际属于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个人直接缴纳的，而是代扣、代缴的。所以要想让一个国家的税收来源结构比较匀称、比较均衡，也应该把减税的重点放在企业缴纳的税收上，而不是个人缴纳的税收。
由此看来，在结构上的减税要锁定两个税种。第一减间接税，第二减企业缴纳的税，如何去贯彻？目前能够被各方认可的，特别是在高层达成共识的减税主要措施就是“营改增”，以“营改增”作为本次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全力去推进，有可能达到减税数千亿元的目标，原因基于以下三个问题。
2.减税的结构调整
第一，既然要减间接税、减企业缴纳的税，减增值税是成效明显的。首先是因为增值税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目前占全国税收的41%。在增值税上的税率削减1个百分点就有可能达到减税2000亿元的目标。所以对这个税种进行调整，就等于改变了整个税收的规模。其次，营业税是否需要减的问题。当然也需要减营业税，但是营业税的前途已经锁定，从长远看要并入增值税中。因此，我们在营业税上再做文章无异于事倍而功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营业税不如按兵不动，等待增值税的改革。把增值税的问题解决了就等于营业税的问题也解决了。 第三，消费税是否需减的问题。有人提出要减消费税，但是笔者认为，支出中国人想象的消费税和现实的消费税不是同一概念。很多人认为，凡是服务的消费税都是消费税，是一般消费税。而中国实行的消费税是特种的，不是所有的服务项目都征收，而是在征收营业税和增值税之后加征，哪些商品加征？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奢侈品，另一类是与能源消耗有关的。对于这两个产品减税很难达成共识，对于奢侈品减税无异于对富人减税，对于能源类消耗产品减税，无疑对于他们减少了监督。消费税不宜大张旗鼓地去减，而应该有所保留。目前能够锁定的就是增值税了，所以增值税是减税的重点，目前增值税减税主要通过“营改增”来实现。经测算，按照上海、北京进行的“营改增”试点方案，一旦在全国推行，减税的规模可能会达到1000-2000亿元人民币。应该继续扩大“营改增”的试点范围。目前，已经有沿海的10个省市进入“营改增”的试点范围中，当然要逐步推开。其余的省市可能还在观望，还在犹豫。从地方作为主体税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地方将丧失一部分税收的管理权限。但改革是大势所趋。
第二，在“营改增”的同时实施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改革措施。目前增值税在全国税收收入占比是41%，营业税占全国税收收储占比是15%。如果仅仅“营改增”，不降低营业税税率。合并之后增值税占比将达到56%。老百姓买股票都懂得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当中，国家财政收入的50%以上的希望寄托于一个税种，风险不言而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瞄准一个目标—— 扩围不增额，这不仅仅是基于财政收入结构平衡的考虑，更是基于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考虑。具体措施是扩围到位之后立即着手降额。经笔者所在的课题组测算，按标准税率算，每减少一个百分点大概节省税率是2000亿元人民币，连通交易税附加、城建税，加上连带的可以到2000亿元。如果在这个基础上降2个点，那么整个通过降低增值税类可能实现的减税规模有可能达到5000亿元，连同增值扩围达到1000～2000亿元，将达到6000亿元左右的规模。对于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布局来说，如果普遍能够认同结构性减税是一个重点之所在，应当全力推进的话，建议通过“营改增”同时实施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措施来促进改革。
第三，在此过程中涉及到减税的需求和财政收入形势的现实应该如何对接的问题。2012年以来，财政收入的增幅一直在回落。2012年1-7月财政收入的增幅是11.09%，如果将8月份的数据计入，财政收入的增幅回落到10.9%。对于1-8月财政收入10.9%的增幅有这样一种判断，是来自媒体的声音，相对以往财政收入的增幅的回落将近1/4，因此很多人忧心忡忡觉得如果回落较大国家能否承受得了。再联想到欧美目前遇到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有很多人觉得应该放慢结构性减税的步伐，甚至就此放弃结构性减税。但正确看待这个回落比例，必须操用另外一个指标，即预算收入的增幅。讨论回落问题往往是就以往的增幅而言，如相对于2011年增幅回落的幅度等。但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即依据2012年的预算数据来论及财政收入问题。2012年预算收入的增幅是多少？—— 9%，所以，以前文所提及的1-8月国家财政收入增幅比率10.9%和2012年的预算增幅做比较，我们会发现财政收入的增幅不是“回落”，而是“超出”了将近两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12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基础并没有被打破，而是按照9%的预算收入的增幅来安排2012年的财政收支的。财政收支的平衡并没有被打破，可能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呢？是“超收的规模”。2012年的超收规模达到了1.4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将2012年的超收做悲观的预测，10.9%的增幅如果延续到年末，按超出2个百分点计算，财政收入可能超出预算2万亿元人民币左右（2012年的基数是10.38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经济形势并非像有些人估计的那么悲观，笔者认为，不过是以往增速的一种回落，甚至这种回落是回归正常发展轨道的一种表现。因而实施既定目标的结构性减税，从而在多重目标的周旋当中走出一条适合当今中国经济形势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路，我们还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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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范文
关键词：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5-0269-02
自从宏观经济学产生以来，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领域。西方经济学各个学派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各自假设条件不一样，分析的视角也不一样，导致对此问题的研究存在诸多争议。下面笔者先对几种典型的观点进行一下概述。
一、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的不同理论
1 凯恩斯的观点：失业与通货膨胀不会并存
凯恩斯认为，在未实现充分就业，即资源存在闲置的情况下，总需求的增加只会使国民收入增加，而不会引起价格水平上升。也就是说，在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不会发生通货膨胀。在实现充分就业，即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之后，总需求的增加无法使国民收入增加，而只会引起价格水平上升。也就是说，在发生了通货膨胀时，一定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这种通货膨胀是由于总需求过度而引起的，即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2 菲利普斯曲线：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交替关系
菲利普斯曲线是用来表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由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提出。1958年，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57年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提出了一条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这条曲线表明：当失业率较低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高；反之，当失业率较高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低，甚至是负数。根据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货币工资增长率可以表示通货膨胀率。因此，这条曲线就可以表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即失业率高，则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低，则通货膨胀率高。也就是说，失业率高表明经济处于萧条阶段，这时工资与物价水平都较低，从而通货膨胀率也就低；反之，失业率低表明经济处于繁荣阶段，这时工资与物价水平都较高，从而通货膨胀率也就高。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这是因为通货膨胀使实际工资下降，从而刺激生产，增加劳动的需求，减少失业。
3 货币主义学派的观点：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与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货币主义学派在解释菲利普斯曲线时引入了适应性预期的因素。所谓适应性预期，即人们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形成并调整对未来的预期。他们根据适应性预期，把菲利普斯曲线分为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在短期中，工人来不及调整通货膨胀预期，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低于以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这样，工人所得到的实际工资可能小于先前预期的实际工资，从而使实际利润增加，刺激了投资，就业增加，失业率下降。在此前提之下，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交替关系。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正是表明在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低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的短期中，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交替关系的曲线。所以，向右下方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内是可以成立的。这也说明，在短期中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可以起到减少失业的作用的，这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有效性。
在长期中，工人将根据实际发生的情况不断调整自己的预期。工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与实际上发生的通货膨胀率迟早会一致。这时，工人会要求增加名义工资，使实际工资不变，从而通货膨胀就不会起到减少失业的作用。这时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垂线，表明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不存在交替关系。而且，在长期中，经济能实现充分就业，失业率是自然失业率。因此，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表明，无论通货膨胀率如何变动，失业率总是固定在自然失业率的水平上。以引起通货膨胀为代价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不能减少失业，这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无效性。
4 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
理性预期学派所采用的预期概念不是适应性预期，而是理性预期。理性预期是合乎理性的预期，其特征是预期值与以后发生的实际值是一致的。在这种预期的假设之下，短期中也不可能有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低于以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的情况，即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中，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总是一致的，从而也就无法以通货膨胀为代价来降低失业率。所以，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中，菲利普斯曲线都是一条从自然失业率出发的垂线，即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不存在交替关系。由此得出的推论就是，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中，宏观经济政策都是无效的。
二、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不同理论视角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态度
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不同理论的发展，是对西方国家经济历史现实的反映。凯恩斯主义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围绕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表明了他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态度。
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无论在短期中还是长期中，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都存在交替关系，从而认为宏观经济政策无论在短期中还是长期中都是有用的。
货币主义学派认为，在短期中，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存在交替关系，而在长期中不存在这种关系，从而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只在短期中有用，而在长期中无用。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无论在短期中或长期中，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都不存在交替关系，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就是无用的。
三、失业与通货膨胀关系不同理论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启示
很多学者都对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作了实证研究，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宏观调控建议。
1 现实经济是非均衡经济，在非均衡条件下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失业率和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率。现在中国经济仍处在非均衡状态，根据国内的经验，宏观经济调控的警戒线应该是4%的失业率和4%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警戒线，如果失业率超过了4%，可以出台一定宽松的适应经济的政策；如果通货膨胀率超过了4%，则可以根据情况采取一定的紧缩政策。
第6篇：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范文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一年多来的大规模刺激放松政策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产生上述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货币信贷环境以及项目审批过于宽松,这样的政策导向不利于资源向有竞争力的领域配置,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运行,也是不必要的。经济运行的正常化,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正常化。这意味着一年多来可以用过于宽松来定义的宏观政策需要进入退出周期。鉴于中国经济周期领先西方各主要经济体,政策退出也就应该走在前面。实际上,不少国家早已陆续在试着政策退出了。
综合来看,现在政策面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应对后危机。这具体体现在,如何限制大规模刺激计划负面效应的继续扩大,这需要有某些政策的陆续退出,还至少需要对传统的经济模式作出局部改善。
可以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还会出台一些趋于收紧的政策,预计政策退出策略将具有提前的或渐进式的特征。其实,政策面在去年8月就提出了货币政策要动态优化的主张,当然直到最近一个月才开始真正体现到政策步骤上。目前中国政府正从四个方面逐步退出宽松政策:一是通过多种手段控制信贷增速尤其是今年第一季度的信贷增速; 二是抑制地产领域的过热和过度投机;三是加大股市扩容,控制股市膨胀;四是加强与公众沟通,管理好通胀预期。显然,这些政策的微调和动态优化,需要在欧、美、日等主要经济体尚未启动退出进程的背景下完成。前些天,美联储和欧央行均决定保持零利率水平,所谓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规模也未见缩小。而国际宏观经济周期以及由此而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周期的不协调,会大大增加中国处置后危机时期事务的政策难度。
当前,我们主要依赖行政性和数量型政策工具来完成率先退出的任务。这些政策工具一方面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也是政策面驾轻就熟的措施;另一方面,行政性和数量型政策工具也能将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失调效应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很久以来,众多学者对率先启动加息总是持排斥态度,认为这会加剧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加剧国内资本市场泡沫化的压力。尽管这一论点缺乏严格的数据支持,但从之者甚众。此外,在敏感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次的达沃斯论坛上,我们势必还将听到欧美方面更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然而,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参差不齐,使得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主要依赖着投资,而在出口未能确定取得平稳较快增长之前,人民币重新启动新一轮升值的意愿就不会强烈。2007年“汇改”的重要背景,是中国出口规模空前膨胀,以至于甚至都感觉不到20%左右的汇率升值所带来的影响。而当前这个背景已不复存在。
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些价格工具一旦被锁定,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将有所增大。当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获得贷款就等于获得一笔补贴,这反而会增加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难度。我们看到,在浙江等地形成的具有市场利率特征的民间借贷利率,总是处在相对较高水平上,借贷对象主要就是民营企业。从维持外向型增长模式而言,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必要的,但这又有可能使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还会在危机前的程度上进一步加剧。
第7篇：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范文
本刊选登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元春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闫衍博士联袂主笔的主报告《大改革与大转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的部分内容。
“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2014 年将是中国全面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行结构性改革的第一年。
因此，2014 年将是近20 年来政治、社会、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同时也是中国政策再定位与政策转型之间冲突最为强烈的一年。中国经济的大改革与大转型，世界经济的政策大转型与大改革，以及全球经济周期性力量的轮转这三大力量决定了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这也决定了2014 年宏观经济具有“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基于上述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判断，设定主要外生参数，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 模型，分年度预测2013 年与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预测结果如表一所示。其中，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假设包括：（1）2014 年中央财政预算赤字分别为9750 亿元；（2）2014 年人民币与美元平均兑换率分别为6.03 ：1。
1、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在外部环境轻度改善、内部大改革全面展开、宏观经济政策相机定位等多重力量作用下，GDP 增速呈现“底部波动”、“轻度回缓”的态势，全年增速预计为7.7%，比2013年同比增速下降约1 个百分点。
2、2014 年在大改革的冲击下， 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将对政府类投资产生强烈的下行压力，民间投资空间的释放以及土地市场的改革虽然有利于相应投资板块的提升，但改革的复杂性和渐进性决定了民间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在2014 年难以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并难以弥补政府类投资下降以及资金收紧带来的缺口，2014 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达到20.1%，比2013 年下降0.2 个百分点。
3、2014 年，“八项政策”、“群众路线”、“整顿”等政治活动将常态化，居民收入增速将持续低迷，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的红利难以在短期显化，这些因素决定了2014 年消费增速将持续小幅回落，全年增速预计为13.2%。
4、2014 年是世界贸易的恢复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较大幅度改善带来的进口需求将有明显提升，将很大程度抵消新兴经济体进口需求的下滑。中国进出口需求都将同步提升，预计出口增速达到10.4%，进口增速达到10%，全年贸易顺差达到2929 亿美元，外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难以转正。
按照IMF 的预测，世界经济增速将从2013 年的2.9% 回升到3.6%， 超过2012 年的3.2%，贸易增速将从2013年的2.9% 上升到2014 年的4.9%。按照OECD 的预测，OECD 国家的经济增长将从2013 年的1.2% 提升到2014 年的2.3%。按照联合国贸发会的预测是世界GDP 增速将从2013 年的2.3%，提升到2014 年3.1%，而世界贸易增速将从2013 年的3.6% 提升到2014 年5.3%。
5、2014 年金融改革的深化以及金融监管的强化，政府将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但这种政策定位很可能被上半年经济增速的回落、改革阻力的显化以及价格形势的变化等因素扰乱，货币供应的实际增速将高于目标值，M1 增速预计将达到10.2%，M2 增速预计将达到14.1%。
6、2014 年在翘尾因素、食品价格上扬、改革带来的价格释放等因素的作用下，CPI 将有所上扬， 预计2014 年CPI 将达到3.2%，GDP 平减指数达到3.0%。全年通货膨胀压力上升，但不严重，核心CPI 相对稳定。
短期宏观经济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
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成功实施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蓝图将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效果。第一，有效改变中国资源配置的效率，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增长中TFP 的贡献度。释放改革红利，改变目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二，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政府主导发展的模式，纠正“政府失灵”的问题，改变目前“信用——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各种问题。第三，从根本上改变宏观经济运行的模式，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框架。
但是，对于2014 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而言，上述收益具有长期性和原则性，难以在短期获得。更为重要的是，大改革往往会带来短期的阵痛，会产生“创造性毁灭效应”，会因为打破旧体系给经济、社会和政治带来各种震荡。从这种意义上讲，大改革的短期宏观经济效应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
第一、大改革对于2014 年宏观经济影响最为正面的影响将是它给全社会和全世界发出了“全面改革”、“强力改革”和“真改革”的信号，全面清除了社会各界对于本届政府改革决心的猜疑，从根本上重树了市场信心。这种信心的重构在目前周期转换的关键时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大改革将在短期内对于2014年的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
下表对于三中全会改革对于宏观变量的冲击进行了汇总和归类（如表二所示）。
第三、大改革也将进一步强化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对于宏观稳定的高度关注，从而对于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产生新的约束。
1）新增就业目标应维持在1300 万
经济稳定、社会安定的核心在于就业的稳定。2014 年新增长就业如果确定在1200 万，所需要的经济增长速度在7.1% 即可。本期分报告研究的结论是在服务业增加值增速维持在8.3% 的基础上，GDP 只需要7% 增速即可保证1200 万的城镇新增就业。但考虑2014年大学生与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之和能够超过1200 万（2012 年已经达到1179万），如果要维持目前的失业率水平不急增，2014 年的新增就业目标应当维持在1300 万。在目前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3%，第一产业增长4.0% 的假设条件下，第二产业必须增长8.1% 左右，而GDP 需要增长7.9%。因此，如果我们要将明年就业设定目标区间为1200 万～1300万，那么GDP 增速的区间就应当设定在7.1%～7.9%。如果取平均数的话，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不应当设定在7%，而应当是7.5%。
2）收入增长速度要有一个明显的反弹
2014 年，要赢得大改革开局之年的顺利进行，必须遏制居民收入增速回落的趋势，使收入增长速度有一个明显的反弹。如何才能使收入增速有明显反弹？
第一、GDP 增速不能有明显回落，如果GDP 增速回落在7% 以下，那么居民从初次分配中获得的收入实际增速应当会低于7%。第二、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应当有所强化，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1993年大改革之后，1994 年居民收入中来自转移支付的收入增长了41.4%。第三、工资形成机制改革应当是重点。在农民工工资持续市场型上升的环境中，应当适度提高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十分重要。这关系到政府职能转变、反腐倡廉以及各项政治改革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在这些改革中，权力的重构可能导致很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受损，要弱化他们对于改革的反对，建立适度的补偿机制是十分重要的。
3）中央财政支出的速度和财政赤字应当适度提高
每次大改革都需要宽财政的配合，其核心原因在于几个方面：一是大改革需要建立补偿机制来缓解改革的阻力；二是需要宽松的财政政策定位来对冲改革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过去两次大改革的经验也证明了这种理论判断，1978年财政决算支出增长了33%，1993 年增长了24.8%。2014 年中国财政不仅在政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收入增长下工夫，同时还必须考虑地方投融平台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税制调整等因素带来的地方非预算内政府隐性支出的减少。
2013 年1～10 月财政支出增速仅为10%，比2012 年同期下滑了9.6 个百分点，财政政策在本质上偏紧。2014 年必须全面改变这种格局，中央财政支出速度和财政赤字应当适度提高。
4）CPI 调控的目标值应当定在3.5%
如何界定2014 年货币政策，以及如何配合在价格改革和金融改革的推出？
都是货币政策当局重点考虑的问题。从价格形势来看，价格改革必然要推高2014 年CPI 和GDP 平减指数， 因此，CPI 的区间可能比正常模型预测的3.2左右水平要高。因此，为了给价格改革留有空间，CPI 调控的目标值应当定在3.5%。在通常情况下，该目标值与7.5%的GDP 增速目标一起决定的M2 增长率目标应当在12%～14%。但考虑到金融改革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要强化监管，存款利率的上扬和存贷利差的缩小可能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减缓，所以M2 增速的目标可以在正常目标值区间的上限部分，即2014 年M2 可确定在13.5～14.5%。
献策2014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宏观经济从短期变化、中期定位、全球景气等角度来看，处于一个筑底反弹、周期转换的拐点阶段。
但从结构与改革视角来看，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结构大调整、制度大改革和政策大回转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景气难以在短期快速逆转，对于中国经济的展望不能采取简单的悲观主义，也不能采取简单的乐观主义。
第二、中国经济的大改革与大转型，世界经济的政策大转型与大改革，以及全球经济周期性力量的轮转这三大力量决定了2014 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这也决定了2014 年宏观经济具有“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第三、中国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型在本质上是世界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调整的一部分，中国结构大调整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阶段、制度特性以及其他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种因素，但同时也决定于世界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调整，中国结构调整的方向、路径、速度以及最终的目标不应当是基于封闭体系臆想的产物，还必须根据世界技术创新模式、分工模式、交换模式的变换状况来进行科学规划和演化调整，必须增加全球结构性调整以及全球改革大竞争的视角。
第四、全球经济结构的大调整使中国传统的“出口——投资驱动模式”陷入危机，诱发了中国深层次的结构问题，迫使中国必须做出被动调整。但在过激的短期政策定位的作用下，“出口——投资驱动模式”转向了“信贷——投资驱动模式”，这种模式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看得见的手”在干预“看不见的手”之时出现了重大偏误，“政府失灵”替代了“市场失灵”，使中国结构调整的困境增加了新的中国因素。通过大改革来治理中国特色的“双失灵”问题，改变“信贷——投资驱动模式”是破解目前流动性泛滥、债务增长过快、房地产泡沫严重、金融扭曲加剧以及产能过剩的关键。
第五、三中全会启动的大改革具有必要性和及时性，但对于宏观经济在短期与中长期的影响不同，必须高度重视在短期中产生的“创造性破局效应”。
第六、大改革一方面改变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另一方面也对宏观经济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的稳定、宏观的平衡和缓解大改革的阻力要求2014 年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与通常年份有一定的差别。在这种逻辑下，建议2014年政府应当将就业目标定在1250 万，GDP 增长目标定在7.5%，物价目标定在3.5%，M2 定在13.5%～14.5%，财政赤字率确定在2.5%。
第七、2014 年宏观经济政策定位应当专注于“稳增长”和“促改革”，目标不宜多元化。但稳增长的底线管理应当具有新内涵，底线标准必须充分考虑大改革在短期带来的各种社会政治冲击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外溢效应。
第八、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必须在强化存量管理的同时，流量操作不宜太紧，“大改革”+“强监管”+“中性货币定位”+“结构性短缺的流动性管理”
可能是未来恰当的组合。
1、建议货币供应、贷款规模以及社会融资总额等目标的确定不宜进行简单的数量管理，区域目标管理和弹性管理依然具有较强的合理性，特别是在目前大改革和大调整的环境中，常规的货币政策规则性调控存在的问题比相机决策模式更坏。
2、鉴于银行表外业务余额的持续回升、地方政府债务进一步快速提升、社会融资总额增速高居不下，中国金融层面的局部风险和整体扭曲问题依然在累积，中国监管的力度要持续加强，没有好的金融秩序和行为规范，短期货币政策的调控会失效，贸然进行全面改革也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规范化”、“阳光化”依然强监管定位的方向。
3、流动性管理依然是货币当局管理的另一个核心，目前流动性紧张的局面虽然得到有效缓解，依然存在总量紧张、结构错配以及市场恐慌的可能，其原因在于：
（1） 流动性总量紧张的问题仍有重现可能。8 月Shibor 和隔夜利率都在回落中趋于平稳，但9 月以来却居高不下。这种流动性紧张局面在年底与年初有可能加剧。其理由是：银行年底冲高的压力比季末更大；年底资金结算和收益分配加大。
（2） 流动性的结构问题在进一步扩大，很可能局部时间引发整体市场的恐慌。其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三季度末商业银行各期限累计流动性缺口均有所放大，其中90 天以内累计流动性缺口为1.9 万亿元，较上季度末放大1.57 万亿元。17 家主要商业银行中有8家流动性缺口率不达标；二是三季度末，商业银行平均流动性覆盖率为118.07%，比上季度下降4.12 个百分点60 家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低于100%，商业银行优质流动性资产的缺口达到8575 亿元。
上述结构性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4、高度重视金融大改革的实施路径和改革次序。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依然应当强调以下原则：一是利率市场化应当优于金融主体的多元化；二是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应当先于资本项目的开放；三是发达地区的金融改革试点应当优于其他区域的金融改革试点；四是金融监管的强化以及宏观稳定都是金融大改革的基础；五是基准利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应当先于其他利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在存款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应当高度关注存贷业务的变异以及企业财务成本的变化。
5、进一步实施前期出台的“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支持经济结构和转型升级”的各项政策。大改革目标在于存量，但需要增量顶峰支持。同时，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必须强化中期治理的定位。
第8篇：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范文
关键词：价值投资者;宏观经济;投资
一、价值投资者眼中的宏观经济效应
巴菲特曾说过，“如果你几个小时不能皈依价值投资，那么也许你一生也无法再理解。”价值投资从公司基本面出发，强调价值低估，然后发展到护城河之下的成长性，包括投资者行为自我限定如能力圈等。
价值投资者对宏观经济研究持不太支持的态度。一些经常被引用的大师说的话，巴菲特说：“我不会有一毛钱的投资是基于宏观经济预期的，我也不认为投资者应该基于宏观预期而买卖股票。”巴菲特说：“不要指望投资者从今天所看到的东西影响其投资策略。我们的投资者应当基于以下因素：第一，即使知道经济总体的发展趋势，这并不意味着你就知道股市会如何发展演变;第二，投资者不可能在选股上比别人优秀很多。股票只有在持有相当长时间之后才会称得上是个好东西。”巴菲特说：“我们将继续忽略政治和经济预测，它对许多投资者和商人来说是十分伤神的事情。30年前，没人能够预见到越南战争的升级、两大石油危机、古巴导弹危机、苏联的解体以及国库券的收益率在2.8%和17.4%之间波动。”“所有这些重磅炸弹级的事件都没有在格雷厄姆的投资原则中留下任何痕迹。”
作为一个基本面型的研究者、投资者，经历了国内投资市场2004-05年大熊、2006-07年大牛、2008年大熊、2009-12年大幅震荡，时间越长，对价值投资的也越信奉，对有护城河的成长型公司在长期的表现也深表赞同，但对价值投资与宏观经济研究的关系也产生了怀疑。
二、以美国市场为例
巴菲特生长在美国，百多年来的美国经济增长验证了巴菲特的判断。市场经济、辅之以美国的社会政治体系，宏观经济对美国的长期的价值型投资者来说，或许不那么重要。当然，巴菲特或许是对美国资本市场和宏观经济体系的深刻理解，所以认为宏观经济研究不重要。在中国资本市场，只关注公司基本面、不在意宏观经济变化这个假设，却不那么显然。
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但全球200多个国家，能进化到成熟的市场体系的并不是太多。中国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走市场化道路的时间不过20多年，宏观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包括行业政策、法律制度，不仅仅影响短期的经济总体，还影响长期的经济表现。从行为研究的角度看，美国的市场经济、包括资本市场，是一个成功者，而看到美国资本市场成功的投资者就效仿，认为在其他国家也能达到同样的目标，则存在bias，survivor bias。宏观经济政策，尽管在巴菲特或者传统的经济理论来说，是短期行为，但在发展的市场体系中，或许是长期路径的新起点，比如阿根廷市场、日本市场等。
三、以中国市场为例
研究国内的宏观经济、宏观经济政策，不能取代在国内做投资分析的公司基本面研究，但若能理顺国内的这些宏观因素，包括市场经济参照系的美国的类似因素，可以少一些想当然，多一些对其背后假设差异的理解，或许更有利于我们避免落入一些理论简化的陷阱。当然，做一个应用题都很难，更何况投资上的理论联系实际。
研究过程中，看到诸多的宏观数据，市场天天关注货币宽松程度、信贷规模、降息与否、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CPI等，同行、同事都在讨论这些，也就不可避免的参与其中，也时时被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困扰。与其被困扰，不如花点时间搞清楚其逻辑体系，避免假设和逻辑上的陷阱。比如：即使是同样的宽松货币政策，国内的政策实施和美国的不一样。那么，研究美联储、研究国内央行的货币政策，从中可以看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差异，以及差异导致更大的不同的宏观经济效果、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及对投资的借鉴意义。最近看的两本书可以部分参考到，周其仁《货币的教训：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国内少有的对央行行为做分析的书和报告;及《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尼古拉斯・拉迪）。财政政策的差异更甚，财政预算、收入和支出的透明程度、支出的程序差异就可以看出，财政政策的对比会更加艰难。
四、结论
仅仅用教科书的理论、用传统的市场经济的理论、用大师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经常误入歧途，需要不断积累不同投资市场在前提假设上存在差异的经验，加强逻辑分析，最后提高自己的判断力。
长期来看，投资盈利或许来自在能力圈之内、对公司基本面的深刻理解、和对公司的估值判断，但理解宏观经济的假设和逻辑，或许能帮你避开很多投资陷阱，远离似是而非的投资机会。
参考文献：
[1]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J].
[2]周其仁.货币的教训：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J].
[3]余秋玲，朱宏泉.宏观经济信息与股价联动――基于中国市场的实证分析[J].管理科学学报，2014（3）.
第9篇：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范文
【关键词】当前经济形势 经济政策 分析探讨
引言：在以往宏观调控过程中所面临的经济目标较为单一，所以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也相对单一。但是，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式下，经济政策的问题也相对较为突出。随着经济发展目标的逐渐增多，将市场调控手段看作是经济政策的发展目标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的经济政策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经济形式的发展需求，同时也无法达到当前经济形式的预期发展目标，有时甚至会使得经济形式问题变得尤为复杂。因此，在当前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经济政策应该紧紧围绕经济形势的发展情况，科学合理的进行宏观经济调控。
一、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发展特点
（一）我国的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从改革开放时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的显著的提升，科学技术发展也越来越快，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不断增加，使得我国的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政策逐渐加深，经济收益也不断的增长。但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人口的结构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我国的经济收入水平逐渐下降，使得当前的经济形势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因为全球的红利和制度红利逐渐减少，使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长潜力不断下降。
（二）通货膨胀现象的存在，使得短期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在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货膨胀现象、商品限购、消费的跨期替代效应等对消费总需求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使得短时期内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不容乐观。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及时有效的采取相关措施，那么以房产为例，会使得经济形式发展逐渐减弱，商品投资的增长速度也相对较缓慢。同时，商品物价水平的涨幅逐渐回落，使得通货膨胀现象更加严重；进出口额和数量的压力也在明显增加；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也在不断减弱，在一定程度上严重的限制了我国消费水平的增长。
（三）运用传统经济政策的调控手段效果不明显。就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式来看，运用传统经济政策的调控手段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形式的发展情况，甚至会使得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调节和推动作用逐渐下降，不能达到经济增长的效果。同时，如果继续以加大投资为主要的经济政策会使得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变得更加恶化，严重影响着消费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稳定增长；经济增长中的就业弹性也会不断的下降，影响着原来就业政策的实现，使其不能很好的发挥政策调控的效果。
二、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发展
（一）进一步完善经济政策，实现经济稳步增长。目前发展中，原来的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形式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国政府为了迎合当前经济形式发展环境，积极的完善财政政策来过大国内市场需求，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水平。我国经济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和实施有效的抑制了我国长期存在的通货膨胀现象，缩短了我国对经济形势的稳定时间，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由于我国的财政收入相对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要科学合理的实施相关财政政策，避免出现债务风险问题。面对这样的现象，我国要实施加大供给和扩大需求并存的经济政策，在扩大市场需求的同时，改善我国出现的供给问题，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财政支出。同时，进一步完善和规划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采取相关的贴息政策，引导民间进行投资，促进我国投资水平的提高；增加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提高经济政策的调控效果。
（二）稳健的实施货币政策，支持经济的增长。实施相应的货币政策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它不仅可以支持经济的稳步增长，同时还可以防止出现通货膨胀以及金融风险的问题，促进我国货币信贷发展水平的不断增长。因此，要加快调整我国的信贷结构，增加相关短期流动资金的贷款，合理的控制长期资金的信贷，有效的解决我国中小企业和农业等方面的信贷难的问题，提高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资金支持力度，科学合理的调整我国的信贷结构。
（三）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我国市场化进程。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下，要积极的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市场化进程。首先，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和振兴我国的装备制造业。由于我国的技术相对比较落后，核心技术也较少，在政策的扶持方面也不合理，同时减免设备进出口的税收，使得我国设备的竞争力较为低下。所以，要合理的运用调控手段，完善相关的各种经济政策，提高企业的发展水平，促进经济形式的稳步增长。其次，加快发展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改造传统企业的发展技术，提高我国产业技术的发展水平。因此，我国应该加大对高新产业的扶持力度，带动我国经济水平的稳步增长。最后，加快我国的市场化进程。根据市场经济形式的发展需求，改革融资体制，有效解决当前经济形式下的发展问题。
结论：总而言之，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式的发展情况仍是不容乐观，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等问题突出，依然需要相关经济政策的调控手段来稳定经济形式的发展。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经济政策，实现经济稳步增长；稳健的实施货币政策，支持经济的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我国市场化进程；根据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完善经济政策，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稳步提高。
参考文献：
[1]何克亮.如何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J].理论学习 ，2012，10：10-17.
[2]秦成令.当前经济形势与宏观经济政策走向[J].民营科技 ，2011，02：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