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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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中观；经济；审计；内容
中图分类号：F23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6-0166-03
一、中观审计的界定
（一）建立中观审计的必要性
目前在经济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宏观经济研究的是国家经济，微观经济研究企业或厂商以及独立生产地居民和农民等个量经济，中观经济则介于两者之间。科学方法论使得经济学重新划分为宏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与此同时必然要求宏观审计、中观审计和微观审计得以形成和发展，这不仅是经济学和审计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时展的需要。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推动着审计学向三维立体结构发展，“哪里有经济活动，哪里就有审计监督”，中观经济的发展必将使得中观审计得以产生和发展。中观审计产生的根本前提是中观经济，中观审计的雏形是行业审计，中观审计是为服务于宏观控制和强化微观控制而存在的。当中观审计建立以后，宏观、中观、微观经济组成了国民经济纵向上的梯形结构，而宏观、中观、微观审计则构成了横向上的平行线结构，他们所组成的整个立体结构覆盖了国家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中观审计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更显而易见了。
以中观经济运行为对象的审计活动就是中观审计。我们也可以把中观审计界定为审计机关依据法律规范，运用系统的程序和方法，监控中观经济行为、运行机制和其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决策，监督其执行结果的行为。
中观审计的建立可以有效地监控中观经济行为及其运行机制，防止中观经济的运行出现偏差与失控，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起到协调作用，从而达到提高中观经济效益，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系统良性循环的作用。中观审计的实施可以有效地保证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和相关信息的传递，防止和减少宏观经济在其传递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同时还能有效地促进微观经济活动的开展，协调宏观经济目标和微观经济目标之间地矛盾；最后中观审计的实施还能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政策或决策失误、中观经济活动的失控以及中观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
（二）中观审计中的三方关系
1.中观审计的主体
当前理论界对中观经济的研究对象及内容已有了基本的轮廓界定，把中观经济大体分为三个部分：行业经济、地区经济和集团经济。行业经济是同类经济的集合体，如渔业、牧业、煤炭行业等。地区经济是同一地区的集合体，我们通常是按行政区进行划分的，如北京地区、上海地区等。集团经济是企业集团，其经常表现为行业经济和地区经济在同一组织内的集合体，如石化集团等。根据中观经济的界定，我们认为中观审计的审计主体在中观审计刚建立阶段应该是政府审计机关及其成员政府审计师，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考虑让民间审计机构的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加入。
中观经济的发展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传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观审计结果使用最多的应该是政府部门，政府审计机关来开展中观审计能够体现中观审计的权威性。目前中观审计的实施以及其程序方法的确定还都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还是一个全新的内容，没有相应的准则依据，中观审计的范围还很有限，更重要的是中观审计的重要作用还没有被广泛认识。在这样一个初级阶段开展中观审计，如果由政府审计机关及其成员政府审计师首先来开展这项活动，一个方面能体现出国家对中观审计工作的重视，另一个方面能使得中观审计迅速广泛地被社会各界所认识，被审计单位才能够采纳中观审计的审计结果，使公共资源的使用者树立起效率、效益的观念。当中观审计被各方面充分认识、中观审计的准则依据也相应地建立起来、中观审计的实施程序方法也相应地制定起来，这时中观审计的范围增大，业务量增多，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也有能力开展中观审计，可以考虑将中观审计的一些内容让渡给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去做，如集团经济的审计完全可以让渡给注册会计师来做。
2.中观审计的客体及授权人
中观经济大体可以划分为：行业经济、集团经济和地区经济，相应的中观审计的客体可以概括为行业、集团和地区的经济活动，其主要包括非收益性投资部分、收益性投资部分、行业集团及地区财政预算、财政支出等。如对地区经济进行审计时，检查其社会公众资金是否存在浪费；对行业经济进行审计时，检查其地区经济发展是否很好地传达了宏观管理目的，是否能够为微观经济发展指明方向。
在中观审计发展的初级阶段，中观审计的开展主要是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服务的，如行业审计和地区审计的开展，那么中观审计的授权人应该是国家财政部门。这样可以保证中观审计的权威性，并且能促使中观审计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及目标
（一）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
中观审计是对中观经济计划、政策、决策以及中观经济管理活动所实施的审计，中观审计的审计对象范围可以概括为：行业、地区（经济区）、集团的发展战略目标、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决策以及相应的中观经济管理活动。
1.中观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是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和审计对象
基于中观经济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中观审计，其对象范围实际上就是中观经济所研究的内容。当前国内外大部分专家认为，中观经济学研究对象内容是中观经济战略目标和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中观经济管理、中观经济模型理论、区域（或地区）经济结构、行业经济政策、集团或协会经济发展以及中观经济的横向纵向模式。现代经济学尤其注重经济政策和决策的研究，中观经济政策内容繁多主要有：能源交通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特区经济政策、开发区经济政策、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等，同时还涉及到能源在各部门之间的配置，自身经济优势增长问题等。中观审计是对中观经济活动的审计，中观经济学要求中观审计应以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为研究对象。
2.服务于宏观控制、强化微观控制是中观审计对象范围应涵盖的内容
微观、中观、宏观自上而下对经济活动进行三个层次的调控，中观控制是整个经济控制系统的一个分系统，中观审计的研究有利于加强中观控制，处于中间层次的中观控制一方面可以服务于宏观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强化微观控制。促使整个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三个分系统：宏观审计系统监督宏观经济政策、中观审计系统监督经济政策传递过程和微观审计系统监督经济政策的执行结果，三者相互牵制、相互协调，才使得审计监督体系严密完整。
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范围可以简要的概括为：以中观经济活动（大体可以分为行业、地区及集团经济）为对象的中观经济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以及相应的中观经济管理活动。
（二）中观审计的目标
中观审计应注重中观主体的效益、效率和效果考察。通过中观审计促使中观经济政策达到自身机制科学性，传递机制真实有效性；衡量标准客观性，制定依据法律性；贯彻原则协调性，经济运行多元性；政策制定可行性，政策执行结果效益性。中观审计以中观经济为基础，中观审计的对象范围具有中观经济的特征：中间性、过渡性、集散性、相对性、区域性和灵便性的特点。
1.保证中观经济自身科学性、传递真实性
宏观经济政策的分解和具体化体现为中观经济政策，起着上传下递的作用。如果宏观经济政策不能通过中观经济政策有效传递到各个地区、部门以及公司、企业领导者手中，或者向具体各部门各地区传递后，不能正确、及时地执行有关政策，或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无疑给微观经济活动带来困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真实、及时地反馈政策的传递机制，防止宏观政策在向部门、地区传递时走样，而中观审计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防止“政策对头，执行走样”情况的发生。中观审计通过对中观经济活动、政策、决策的审计来保证中观经济在对宏观经济政策向微观传递时达到自身机制科学性，传递机制真实性。
2.保证中观经济的依据法律性、标准客观性
中观审计审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观经济战略、政策与决策的制定及其执行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规范要求。中观经济的发展计划编制、战略目标的制定以及政策与决策的制定都应依据相关法律来制定并且程序也应该法律化，中观审计可以审查中观经济制定依据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同时可以衡量中观经济计划、战略目标、政策与决策是否客观、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这就要求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来适应中观经济发展的要求，比如可以制定特区经济法或者区域经济法、中观信贷法等。国家制定这些法律规范一方面可以促使已经发展起来的中观经济走上科学化、民主化、正常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可以为中观审计的开展提供依据。
3.保证中观经济的原则相协调性、运行多元性
从宏观层面来看，整个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平衡、稳定、协调的系统，而中观经济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相对来说就处于一个非平衡状态。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平衡，中观经济的战略目标、政策与决策的制定及执行必须贯彻协调性原则，使得中观经济的战略目标与国民经济的总目标相协调，中观经济的政策、决策与宏观经济的政策、决策相协调，中观经济管理与宏观经济管理相协调，从而最终实现中观经济的目标与宏观、微观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保证需求和资源（物质资源或劳动资源）合理分配、有效使用，达到国民经济高速多元发发展。
4.保证中观经济政策的可行性、执行的效益性
经济政策与决策的制定都要以谋求最佳经济效益为目标，同时防止无效益甚至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计划、政策和决策的制定，这就要求不论是宏观经济政策与决策的制定还是中观经济政策与决策制定都要以充分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为基础。这样中观审计就要审查中观经济政策与决策是否经过技术可行性论证，同时也要审查评估其制定后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否达到了最佳程度，是否存在浪费，是否能带来预期的效益，帮助分析无效益的原因等。
三、中观审计的发展瞻望
中观审计的发展和中观经济管理的发展息息相关，从而同宏观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可以预见中观审计将会有更深一步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一）中观审计理念和应用的发展
中观审计作为审计理论体系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该重视起中观审计理论以及实务的研究。中观审计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观审计研究的理论意义是：（1）进一步完善审计理论体系，经济科学的宏观、中观、微观的划分，必然要求审计也相应地建立起宏观、中观、微观审计，这是系统论以及经济学和审计学发展的必然趋势；（2）对中观审计做基本的理论阐释，为以后的审计发展完善奠定基础。实践意义是：（1）监控中观经济行为及其运行机制，有效传递宏观政策、决策和有关信息，防止“政策对头，执行走样”情况的发生；（2）为保证宏观经济总目标的实现，促进微观经济活动的进行，协调与微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3）可以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政策或决策偏差和失误的出现；（4）可以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中观审计深刻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决定了中观审计的理念和应用会迅速的发展，有关其的研究也将会进一步的扩展，中观审计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了中观审计的理论发展及其应用会越来越广泛，例如已经开展的部分地区审计工作和部门审计工作（属于行业审计的范畴），这些审计工作的开展将会进一步推动中观审计理论研究及实际应用的发展。
（二）中观审计思维进一步深化，理论体系日益完善
联邦德国埃登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汉斯—鲁道夫·彼得斯博士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中观经济学”概念至今，有关中观经济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人们已经认识到了中观经济的重要性，如今中观审计概念的提出，以及中观审计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使得人们逐渐意识到中观审计的重要性，中观审计的思维理应进一步深化。随着审计事业的发展，人们对中观审计的研究会越来越深入，不再局限于当前只对一些基本的概念性内容作研究，将对会中观审计的目标、方法、程序、分析工具等做更深入的研究。
（三）中观审计将注重实务中的应用，并以绩效审计为其发展的方向和核心
中观审计的重要地位使得其相关理论和应用理应被重视，并随着中观审计理论体系的日益完善，中观审计在实务中的应用会日益扩大。比如，通过地区审计和行业审计，对地区之间或者行业内部各单位之间的综合经济指标或单项经济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地区之间或者行业内部各单位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从而帮助落后的地区或者单位提高经济效益，同时也更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采取有力的措施促进地区或者行业的整体发展。当前开展中观审计应以政府审计机关为主，在中观审计中以绩效审计为核心，正是体现了当前中观审计发展阶段的要求，同时绩效审计的开展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可以促进廉洁高效管理机构的建立，可以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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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不动产经济 波动规律 波动特征
一、前言
不动产经济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目前我国不动产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考虑到经济周期发展规律，不动产经济波动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何把握不动产经济的波动规律，全面分析不动产经济波动的特征，对提高我国不动产经济发展质量，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应认识到不动产经济的重要作用，重点做好不动产经济波动的特征研究工作，正确分析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确保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二、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受到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较大
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情况与房地产的发展往往呈现出正相关性，即当宏观经济运行良好，社会总财富持续增加，人均收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往往伴随着房地产的蓬勃发展。
我国不动产经济受到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最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经济的高效运行，促进了不动产经济的发展
宏观经济的高效运行，带给了各行各业以发展机遇，对于不动产经济的促进更是具有较大作用，具体表现在为不动产经济提供了充足的购买力。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影响了不动产经济的发展轨迹
不动产经济的发展轨迹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大，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制定，决定了不动产经济的整体发展轨迹及发展质量，所以，不动产经济与宏观经济政策关系密切。
（三）宏观经济的发展质量，决定了不动产经济的发展方向
宏观经济发展质量较高，不动产经济就会朝着良性方向发展。宏观经济发展质量较低，不动产经济就会表现的相对低迷。所以，宏观经济的发展质量，直接决定了不动产经济的发展方向。
三、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不可避免的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房地产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满足人们居住的需求，而城市化进程又可以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从而造成了对房屋的需求。我国正处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每年大量进程农民工、大学毕业生进入城市，从而带动了房地产的繁荣。
我国的不动产经济主要是建立在城市化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城市化政策的支持，城市不动产经济不可能获得充足的购买力，城市不动产经济也不可能有如此的多的消费群体参与到不动产经济中来。从这一点来看，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在当前形势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无疑给不动产经济带来了繁荣和促进，直接提升了不动产经济的发展质量。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减缓，不动产经济也将从过热朝着趋缓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不可避免的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只有认识到城市化进程对不动产经济波动的影响，才能保证不动产经济保持平稳发展。
四、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受到了来自政策支持力度的影响
从历史看，政策包括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等对房地产的影响非常大，当国家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的时候，往往能迎来房地产发展的高峰，而当国家收紧银根，房地产受到的冲击又是最大的，考察房地产的经济周期要很好的看清楚政策的调控力度。
对于当前我国的不动产经济来说，不动产经济的繁荣程度，已经成为了银行金融业的晴雨表。每当银行和金融政策出现调整的时候，不动产经济都会出现小幅的波动和调整。所以，政策支持力度对不动产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不能正确理解政策支持力度对不动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就不能达到正确分析不动产经济波动的目的。
五、我国不动产经济波动与供需矛盾有着密切关系
房地产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们的住房需求，即所谓的刚性需求；一是人们的投资需求。而供给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发商开发的商品房，一是政府投资兴建的政策性保障住房。
从供需方面来看，不动产经济的波动与供需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不动产数量供大于求，则不动产经济的发展质量将会较低，其整体发展速度也会受到影响，不动产经济的整体效益将会受到较大影响。如果供不应求，则不动产经济的升值空间较大，不动产经济将会出现较为理想的繁荣状态。
六、结束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在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中，不动产经济在实际发展中是呈现上下波动的状态的，只有掌握了不动产经济的波动特征，正确理解不动产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才能保证不动产经济波动在合理范围之内，进而达到提高不动产经济发展质量，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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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
2003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以来，我国金融机构贷款增长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生产资料价格持续高位运行，能源、原材料供应和交通运输进一步紧张，消费物价水平较大幅度回升。进入2004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快速增长。据有关机构初步测算，2004年第一季度gdp为2.71万亿元，同比增长9.8%。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长速度为20.7%，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为19.1%，狭义货币m1增长率为20.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799亿元，增长43.0%。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47.8%、53.2%和52.3%。生产资料销售在连续两年两位数增长的基础上，2004年第一季度上涨23.8%。300种监测的生产资料中，热销的增加到112个，而滞销的减少为1个。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上升14.8%，其中，钢材固定资产投资在2003年增长速度接近100%的基础上，2004年第一季度增长107%，钢材价格上涨了42.3%。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8%，涨幅比去年同期上升2.3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1.4%。工业品出厂价同比上涨3.7%。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5%。从短期来看，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过热。
为了全面认识和把握当前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和未来趋势，需要从长期趋势比较的角度来观察。目前来看，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几个主要指标基本处于1990年—2002年以来的平均水平的一定区间内。2004年第一季度，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低于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广义货币供应量m：增长率也低于平均水平。贷款增长虽然略高于平均水平，但需要考虑近年来股市低迷、债券市场有限、直接融资比例下降的背景。消费物价指数cpi虽然同比上升比较快，但与1990年—2002年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是比较温和，属中位的。gdp增长率虽然略高于1990年—2002年的平均水平，但如果考虑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机制方面发生的变化，有潜在经济增长的基本背景，增长了一些也是合情合理的。观察1990年—2002年gdp增长率的变化规律，大致上可划分为低中高三种情形，分别对应的gdp增长率区间为6—8%、9—11%和12—14%。1992年—1994年受经济过热的驱动，基本上是在高位增长区间运行。1995年—1997年实施经济软着陆以来，基本上在中位增长区间运行。1998年—2002年受前期紧缩惯性和东亚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基本上是在低位增长区间运行。事实上，我国经济长期处于低位增长运行是不太正常的，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机制方面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形成了改制中的国有及国有控持股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等三个具有体制、技术和市场优势的有力支撑，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也已有所提高，我国是有条件、有基础出现比较高的经济增长态势的，或者说经济增长略高于一个时期以来的平均水平是完全可能并正常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出现的局部“过热”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总体经济过热，而只是经济增长从低位增长格局向中位增长格局转换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暂时失衡现象。
在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指标中，明显偏离平均水平的是投资增长。1990年—2002年，我国投资增长率平均为20.18%，而2004年第一季度投资增长了43%，为平均水平的2倍。这似乎成为一些专家认定我国经济已过热的主要依据。客观认识当前的投资增长状况，同样需要看到长期趋势。我国“六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19.4%，“七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16.5%，“八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36.9%，而“九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只有11.2%，仅为1990年—2002年平均水平的50%。由于整个“九五”时期投资偏低，所以国家曾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启动民间投资的政策，也正是因为“九五”时期投资偏低，在同期比较的统计方法中，从技术上放大了目前投资增长的真实程度。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投资增长带有一定的恢复性质，2004年第一季度的投资增长速度虽接近于1992年的水平，但由于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基础和机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且已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宏观调控，从中长期来看，不可能持续下去并导致总量意义上的过热。因此，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研究有没有或会不会过热，而是看制约当前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可否在短期内得以解决。
从当前经济出现的一些变化来看，一些领先性的指标，如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趋势已经放缓，钢材价格已开始回落，建筑材料价格开始走低，板材价格趋于稳定，供给与需求已在新的价格水平上基本趋于均衡。建设中的电厂将相继在6个月左右投入生产，电力紧张的格局有望得到明显缓解。由于电厂的投产必然带动煤炭的需求增加，因此，煤炭似乎是瓶颈所在。不难看出，煤炭问题不在生产而在于运输。有专家估计，由于限载因素致使煤炭价格上升大约3—4倍。估计在安全有所保障的情况下，限载问题可能将有所松动，加之运输方面的合理调配，煤炭供应问题将有所缓解，不大可能出现新的紧张因素。因此，只要政策操作松紧得当，经济形成全面过热的可能性不大。
第4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
经过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的宏观调控，中国宏观经济朝着预定的方向进行了调整，从2007年全面过热的状态回落到合意的区间，与中国宏观经济常规性经济增长状态靠拢。但是必须看到进入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量，正在和即将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一，目前所出现的合意的宏观经济形势并不稳定，宏观经济存在进一步深度下滑的风险，保持目前合意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一定的结构调整速度应当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
在以美国“次贷危机”为标志的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和国内贸易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外需在短期存在调整过度的嫌疑，在中期存在持续下滑的压力。中国出口增长速度从2007年10月开始出现明显下滑，虽然2008年3月有所恢复，但6月又回落到17%，1～7月出口名义增长22.6%，如果剔出价格指数和美元贬值因素，实际增长速度不到12%，为本周期的最低点。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出口的回落并不会就此结束，中国宏观经济将在中期面临外部环境恶化的挑战：①由“新技术扩散效应衰退”、“全球化红利递减”、“全球流动性过剩”以及“全球不平衡逆转”等内在因素决定的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决定了中国出口需求将在中期持续下滑；②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中国贸易政策调整的滞后效应将持续提升中国出口供给的成本，压缩中国出口的利润空间；③中国新竞争力构建的滞后性决定了中国在中期可能出现“国际竞争力真空”的危机，使出口在进口持续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出现持续回落。
在外需回落、利润下滑、房地产市场反向调整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固定投资在短期大幅度下滑已成定局，在中期存在加速下滑的可能。1～6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达到26.4%，处于近8年来的平均水平，但是，如果考虑到10%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6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速度不到17%，是近8年的历史最低水平。最为重要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滑还将持续，其核心原因在于：①利润率的下滑决定了固定投资的进一步下滑。剔出新会计准则、投资性收益、短期灾害以及假利润等多种因素，2008年工业利润增率较2007年出现接近20个百分点的下滑，同时，企业亏损额增长了50个百分点。这种利润的下滑和亏损的上升会随着“新技术扩散效应衰退”和“全球化红利递减”等中期因素的作用而持续。②在“出口投资联动机制”的作用下，出口增速的当期大幅度回落和未来的下滑将导致投资的进一步回落。③固定投资价格、原材料价格以及动力价格的进一步提升，将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成本，从而制约了实际投资的增长。④“煤、电、油、运”等瓶颈产业的重新出现将给固定资产增长设置供给约束。⑤信贷收缩在结构上的同步性将对优质企业和劣质企业的投资产生同样的约束。⑥房地产投资的反向调整可能是影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核心因素和中国宏观经济下滑的焦点。⑦雪灾和震灾通过“需求创造效应”相当程度上抵消了中国固定投资下滑的趋势，但这种效应所具有的短期性和加速衰减性等特点决定了200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可能面临加速下滑的危险。
持续的结构性CPI高涨、实际收入水平增长的乏力以及消费变动内在的规律，决定了我国难以在短期再次出现消费结构升级与总量加速，在中期存在回落的风险。1～5月中国消费名义增长速度达到21.1%，实际增速达到13%，较2007年出现加速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是难以持续的，虽然国家出台了很多消费启动的政策。这是因为：①通货膨胀及其预期对消费者行为的冲击决定了2008年上半年消费上升只是一个短期现象，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冲击将使消费者行为发生逆转。例如，石油价格的上涨将打击汽车消费的增长，房地产的疲软和居住类价格的上涨将压低居住类消费支出。② 2008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幅度的下滑以及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进一步恶化都不足以支撑中国消费的加速和升级。③在1998-2002年中国消费加速和消费升级刚完成的前提下，中国消费难以期待在短期内发生下一个消费革命；④经济下行区间将进一步引领消费回落。经济史还没有出现过经济下滑时期实际消费出现加速的先例。
从上述3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国民经济系统中已经生成了向下的冲力，即便不采取更多的紧缩的调控政策，这些冲力本身就会使今年的经济增长回落2个百分点左右，如果依然延续“双防”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实体经济必然在外需和投资实际增长速度下滑的引领下出现过度调整的危险，很有可能使明年的经济增长低于9%。必须看到，由于中国所处经济增长的历史方位，GDP年增长率低于9%，就会使整个社会整合处于紧张状态，城镇化速度就会有所降低，就业问题就会更加突出。经验数字表明，如果GDP年增长率低于8%,我国就会进入类似发达国家不景气的状态。假如我们不能见事早，预防有力，不排除在今后两年中国宏观经济出现较大的起落。因此，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当前的增长势头应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
第二，正确处理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控制通货膨胀的关系，将物价上涨保持在合理的、社会可承受的区间。中国价格上涨的结构性、补偿性、成本推动性以及国际性等特点决定了中国价格上涨不仅具有必然性，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央提出的控制物价过快上涨，是正确的。但有些人简单地把消除价格上涨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这是片面的。这样不仅无法完成宏观调控的任务，而且会损坏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妨碍改革的深化。将价格上涨幅度保持在目前可承受的范围应当成为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另一个可行的落脚点。
本次物价上涨在本质上是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相对价格的调整，这不仅是要素价格改革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核心前提。因此，结构性价格上涨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必要性，我国将在相当一段时期要面对这种结构性价格上升。因此，将完全消除价格上涨做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目标，一方面不具有可行性，另一方面还会妨碍中国结构调整以及要素价格改革的战略进程。
中国结构性价格上涨所具有的国际输入型特征超越传统的“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分析框架，我们需要从世界经济循环和周期变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结构性物价上涨的本质。中国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特征不仅决定于中国的全球化、工业化以及结构调整等因素，也决定于全球分工体系的调整、世界不平衡、美元贬值以及金融全球等因素。简单通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来控制价格的上涨不仅难以起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反而会使中国过多承受国际通货膨胀的治理成本，导致中国实体经济出现过度的波动和下滑。中国价格治理必须要有国际视野，在加大国际协调、进行必要的国家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干预的基础上，展开国内结构性价格上涨的治理。
目前价格上涨的范围和幅度依然处于中国宏观经济和居民可承受的区间，国家可以通过各种价格补贴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在控制价格涨幅、维持宏观经济增长的稳定之间、深化改革与结构调整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当前形势下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选择 如何才能保持目前的国民经济增长势头、保持价格上涨幅度在合理的可承受的区间呢？
第一，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和力度，以防止中国宏观经济出现深度下滑。
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宏观经济出现进一步下滑的核心原因在于外贸与投资实际增长速度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大调整，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简单地放松这些政策不仅难以“有的放矢”的治理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反而会加剧目前宏观经济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例如，放松货币政策可能有利于部分企业改善流动性问题，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企业利润空间大幅度下滑以及外需总量收缩的问题，反而会推进中国流动性的进一步过剩和通货膨胀治理的环境进一步恶化。又例如，政府通过投融资政策的调整对房地产以及资本市场进行干预，使这些市场大幅度反弹，可能使这些行业出现短暂的繁荣，进而拉动相关投资的增长，但这些政策在热钱已经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前提下，反而可能引发投机资本在抄底获利后快速解套，资本反而出现大幅度外逃，对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再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大幅度提升工资改变初次分配的结构，进而为消费提升提供收入支持，但这种政策调整在通货膨胀预期存在的环境中往往成为启动“物价――工资螺旋上涨”通胀形成机制的导火索，并最终导致实际工资增长速度下降，消费疲软的局面。
因此，中国在面对目前宏观经济下滑的局面，不仅要面对“结构”与“总量”的冲突，还必须面对“短期”与“中期”的冲突，同时还必须重视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针对性以及中国宏观经济动态调整的平衡规律。正是出于这些方面的权衡，本文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目前调整的主要对象应当是阻止外需和投资的过度下滑；遵循的原则应当是“政策小幅调整反向启动各种联动机制，治理中期加速回落”；短期目标应当是“实体经济层面实现反向微调，金融资本层面保持高度稳定”；中期目标依然是“在坚持总量平稳的前提下，推进结构性调整”。因此，具体措施包括：
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外贸的增长速度。要防止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急于求成的冒进心态，充分认识到模式转变的战略性目标与宏观经济稳定的战术目标之间的权衡的重要性，把握外需引导的阶段性意义，避免外需大幅度回落过程中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在保证外需一定增长速度的前提下，适度调整出口和进口的结构。因此，需要重新审视自2007年以来的各种贸易调整政策的力度，适当回调部分产业出口退税率或进口关税，同时应当控制人民币升值的幅度，防止加速升值对贸易带来的“阈值效应”冲击。外需增长速度下落的停止可以通过各种联动机制阻止内需的下滑。
注意把握从紧货币政策的力度。中国货币增长以及信贷增长在总量上依然处于一个较为适度、可控的范围，治理结构性价格上涨问题依然需要总量从紧的货币政策配合，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不是总量，而是信贷投放的结构。应当适度调整信贷投放的区域结构、行业结构以及企业结构，保证优质企业正常的生产投资以及发达区域的资金运转。可以考虑重新启动中期债券等融资工具。目前结构性价格上涨依然具有合理性、必要性、国际性和多元性，同时也处于国民经济可承受的区间。因此，不要希望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能够对这种价格上涨带来直接性的效果，也不要一国单独承担全球结构性价格调整带来的成本，货币政策的紧缩只能定位在预期引导的作用上，不宜进一步采取深度紧缩政策。
在国际游资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工具应继续坚持以数量型格局调整为主的策略，价格型工具的启用应当根据国际利率的变动以及世界汇率结构性调整的状况进行相机决策。货币政策应当为一个稳定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而创造条件，避免因为货币政策的调整而导致资本和金融市场价格的波动。与此同时，政府也不宜出台引起股市和房市波动的政策，在防止房市大幅度下跌的前提下，应当以稳定房地产价格和资本价格为首要目标，以避免助长投机资本的投机行为，使之“低点进入，高点出逃”，引发资本市场的大动荡，进而导致宏观经济进一步的大动荡。
坚持汇率改革方向前提下，适度放缓人民币升值的速率。汇率政策必须权衡“战略性目标”与“战术性目标”、“总量性目标”与“结构性目标”、“金融目标”与“实体目标”之间的利弊。中国外需的下滑是由于外部需求、贸易政策调整、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工资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调整的结果，因此，不能因为中国外需的下滑而停止中国汇改的步伐，不能因为游资的问题而采取激进放开的方案。人民币升值应当在坚持以往“渐进、自主、可控”的原则的基础上，适度下调升值的幅度。短期大幅度调整人民币汇率不仅不能改变人民币升值预期，在大量游资存在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反而正中投机资本的下怀。
财政政策应当采取中性定位，积极操作的定位，适度改变年初政策取向，适度扩大支出的规模。主要体现在：①全力抓好灾后重建工作，积极支持灾后重建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各种救济工作，对特殊行业进行相关的财政补贴，防止灾害对宏观经济的短期冲击；②积极进行经济下行区间财政支出的中期规划，加强对人力资本的公益性投资，加强对战略性产业的产业支持，通过这些财政投入，在短期可以弥补由于外需下滑带来的总量收缩，在中期可以为下一轮经济增长培育新的支撑点。财政不能因为上行区间超收而过度进行总量扩张；③应当加强各种生产和消费价格补贴，以缓和结构性价格上涨带来的民生问题，但民生财政应当注意福利支出带来的刚性问题，防止由于上行区间过度支出引发的下行区间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
第二、为维持价格上涨幅度在合理的可承受的区间，调整部分价格治理的措施。
正确认识食品价格冲击在中国历次通胀时期的作用，高度重视食品价格在“紧平衡”条件下的“超调”特性，在加强国际粮食价格协调的基础上，采取粮食出口的短期管制，强化粮食生产的投入，进一步加强粮食自给战略的地位。
中国资源和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具有十分深厚的内在结构变动基础，不能简单采取价格管制模式进行治理，而宜采取价格释放和价格疏导相结合的方法。价格管制虽然在短期内可以防止国际通货膨胀的传递，但在中期，国内外价格的高额差异必然通过提高本国通货膨胀的预期而传递通货膨胀。因此，能源价格体制改革不仅是中国结构转型在中期的必然选择，也是稳定通货膨胀预期的中期选择。有步骤地部分放开能源价格不仅不会对中国结构性价格上涨带来全局性的影响，反而会有效解除瓶颈产业的约束，消除瓶颈产业存在所带来的价格形成机制扭曲的问题。
本币升值虽然与本国的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但是，由于汇率传递效率的低下，采取人民币加速升值难以起到控制中国通货膨胀的作用，反而会引起外需的加速下滑以及国际游资的进一步进入。因此，近期不宜进行人民币加速升值。中国名义汇率的调整取决于国际利率和汇率结构调整，通货膨胀因素不宜成为汇率政策的目标函数。
第5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理性预期;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1 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改变停滞膨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罗伯特•小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论是货币周期论;巴罗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们发展了小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建立了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2 理性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基本假设
小卢卡斯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始于他为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基础。他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他在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工资,价格部分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冲突时,小卢卡斯转向了新古典主义。他试图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
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
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3 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主张
一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4 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不得不承认,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杨玉生.理性预期学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杨丽彬.理性预期观点的评价[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16).
[3]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第6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
中国房地产上一阶段的发展基本与美国同步，同样是住房价格的持续上涨与住房抵押贷款的迅速扩张，高增长的表象下，中国房地产市场同样孕育着不小的风险，次贷危机的爆发，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重视房地产及其抵押贷款市场中存在的风险。
(1)我国房地产企业对银行资金依赖度过高中国房地产企业的自有资金非常薄弱，房地产开发主要依赖银行贷款。以全国银行发放房贷总额为例，1998年全国银行房贷总额仅为426亿元，到了2005年房贷总额为近5万亿元。房贷总额在7年间飙升115倍。根据央行公布的《2006年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银行资金占其资产的比率在70%以上。另外，房地产还牵涉着数十种上游产业，这些相关行业为满足房地产膨胀所带来的硬性需求，扩大产能而进行了数目庞大的基础投资。而这些基础投资很大程度也是来自银行的信贷。这意味着，除了目前银行已知的5万亿元房贷外，银行还向更多和房地产相关的行业投入资金。因此，可以说，房地产业的周期将直接影响到金融资产的质量，在当前房地产价格回调的情况下，尤其构成中国银行系统安全的隐患。
(2)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资产风险可能比预期的要高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住房抵押贷款被公认为安全性较高的信贷业务，但次贷危机的爆发显然打破了这个神话。2000年我国住房抵押贷款期末余额仅为3316亿元，而2007年底则高达2.7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2.42%，高于同期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增长率。尤其是在中国当前并未实现完善的个人信用管理制度情况下，申请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门槛较低，国内居民及住房投资者在办理住房按揭贷款时，很多人不能满足个人每月按揭贷款还款额不得超过个人家庭月可支配收人的50%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假收入证明、假工资证明现象屡见不鲜。业绩压力也使得国内部分银行在房贷时放松了贷前审查。因此，在中国住房抵押贷款质量良莠不齐这种情况下，中国实际信用风险很可能要比预期的要高很多，中国同样需要对信用风险保持足够的警惕。因此，对于未来中国房地产发展来说，有几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首先，必须要重视高度房地产周期波动导致的风险在银行系统的高度集中问题，不仅加强对银行的房地产贷款质量的监管，更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单一问题，同时通过审慎推进优质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化解当前房地产金融风险。其次，必须加强住房抵押贷款申请审查，制定更加严格的住房贷款审批程序，优化房地产抵押贷款质量。再次，必须尽快完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实现对个人信用的科学评估，从源头上降低信用风险。
二、合理运用反经济周期调节政策
次贷危机的爆发，与美国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密不可分。上世纪网络经济泡沫破裂以后，美国经济陷入低迷，为对抗经济周期，美联储采用不断降低利率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9•11以后，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低迷，降息更加受到推崇，美联储连续13次降低利率，货币政策的放松带来了货币供应量的急剧上升，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开始发生。这带给我们一个思考:反经济周期政策应该如何使用?现代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强调宏观经济调控应该反经济周期，熨平经济波动，以保证经济体稳定增长。但这一理论特别是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在理论上遭到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反对。弗里德曼坚决反对以利率作为实施货币政策的媒介。他认为，当国家运用利率作为中介指标时，会给市场参与者发出一种不利于货币政策实施的信号，有悖于政策制定的初衷。例如，当经济过热，出现通货膨胀时，货币当局想采取提高利率的方法来减少市场上的流动性，这时可能会给市场参与者发出经济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信号。在此情况下，市场参与者认为通货膨胀即将发生，考虑到把货币持在手中或存入银行只会使货币相对于物价的上涨而贬值，而不如尽快将持有的货币甚至包括活期存款都花费出去。这样，流通中的货币就会变得更多，物价会继续上涨，利率的提高本来是为了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抑制通货膨胀，但却使得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通货膨胀更甚了，使得调控的结果与初衷相悖。同时，宏观调控成功的前提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必须能够分清宏观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且能够采取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事实上，由于宏观经济的复杂性，这两个前提都很难满足。前者依赖于政策制定者的经验和判断，而后者历来是各种经济理论争论的焦点难以形成定论。而更重要的是无论哪种宏观经济政策都有弊端，都将对市场主体利益产生影响，而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很有可能扭曲整个市场，进而导致宏观经济更大的波动。因此，反经济周期的调控政策必须要慎用，政策调控不仅要考虑到当下的经济状况以及政策之间的搭配，还必须考虑到调控政策的累积效应，考虑调控政策出台的时机，才有可能熨平经济周期，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可能只是将经济危机延后，带来未来经济更大的动荡。尽管是由金融创新工具引发，但金融创新却并非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有其弊的一面，但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只有创新不当和监管不力才会引起市场风险，合理运用不但能够规避分散市场风险，而且能够增强一国的金融市场竞争力。事实上，金融创新也并非现代独有，翻开金融发展史，无论是从金币或过渡到纸币还是从单一的商业银行过渡到商业银行、保险业、证券业并重，每一次进步都可以看作是金融创新，而每一次金融创新，都极大的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与历史上的金融创新相比，现代金融创新只是更加人为化，技术上更加先进，但在其本质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美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根源就在于其强大金融创新能力。因此，不能因为次贷危机就对金融创新退避三舍。金融创新应以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协调为最基本的标准。与美国市场不同，中国金融创新不是创新过度，而是创新不足的问题。2007年末中国的居民储蓄率高达69.14%，而由于金融市场的纵深度和多样性不足，中国储蓄转化投资的比率并不高，导致中国这样一个储蓄大国，实体经济巨大的资金需求却难以得到满足，国内投资仍然相当程度的依靠政府投资与国际资本。因此，为了解决投资需求与储蓄资本的转化问题，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转化能力，提高金融企业的竞争能力，必须加快推进金融创新。次贷危机带给我们的教训之一是金融监管机构对于金融创新的监管不足，使得系统风险不断累积，最后导致危机一发而不可收拾。因此，在推进中国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对其加强监管。首先，必须吸取次贷危机教训，对金融创新的基础资产质量进行严格监管，防止金融创新产品先天不良，将风险转嫁到整个金融市场。其次，提高金融创新的透明度，合理利用金融创新技术，使金融创新在阳光下运行，降低信息的不对称风险，使投资者能够充分认识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再次，加快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中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目前还不完善，如多部门管理可能导致市场分割，不利于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各部门监管标准存在差异，各部门间的监管权力之争可能诱致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套利，产生道德风险，不利于金融稳定等。尽管美国监管体系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不少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监管体系依然比中国先进，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借鉴其合理之处，吸取其教训，防止出现监管重叠、监管遗漏或空缺的现象，次贷危机为中国提供了绝佳的案例学习机会。最后，监管手段要紧跟金融产品创新的步伐，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同时还要保护创新主体的热情，鼓励与支持进一步创新。
三、结语
第7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
一、国内财政赤字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
科学的财政赤字理论体系，建立在一系列基础理论之上。要构建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赤字理论体系，首先要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充分的研究。从学术界对理论问题研究的目的看，主要是为国家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财政赤字作为一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手段也好，结果也好，归根到底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方面。所以，对财政赤字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是建立科学、完善的赤字理论体系的关键。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主要就是围绕着财政赤字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财政赤字的内涵、产生的原因；财政赤字与一些宏观经济指标的关系，如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外财政赤字研究的成果及启示等方面来进行研究的。
1.关于财政赤字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包括财政赤字内涵、构成及赤字产生原因等方面。
目前关于财政赤字的内涵国内学术界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即财政赤字是一国经常性支出大于经常性收入的差额。
从中国财政赤字的构成来看，有学者认为：在当代经济学中，按照赤字产生的基本原因和经济背景，可将财政赤字划分为结构性赤字和周期性赤字。中国是处于改革和发展中的国家，因此中国的财政赤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政策的机会成本，或者说是发展的代价。这种赤字有很强的过渡性特征，据此，把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赤字划分为发展政策性赤字、结构性赤字和周期性赤字。这里的发展政策性赤字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执行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过程中，为根除不发达和贫困，按国民经济总体和长远战略目标进行改革和建设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预算收支逆差。如果说发展政策性赤字是改革和发展政策调整引起的赤字，结构性赤字则是指那些非政策性或常规的税收调整和支出变动引起的赤字，周期性赤字是发生在结构性赤字之上的赤字，即在给定的经济活动水平之外发生的赤字。①
此外，国内也有学者将财政赤字分为主动性赤字和被动性赤字、人为赤字和不可抗赤字、少收性赤字和多支性赤字、软赤字和硬赤字。②
笔者认为，为研究问题方便，也为了更好地结合中国的现实研究财政赤字问题，将财政赤字划分为结构性赤字和周期性赤字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对财政赤字进行研究，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和考察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而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与一国的经济周期密切相关，而且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调整经济结构。所以，周期性财政赤字是指由于经济周期引起的财政赤字；而其他非周期性因素引起的赤字统称为结构性赤字。
要建立适合国情的财政赤字理论体系，还有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不能忽视，即财政赤字的产生原因。国内有学者概括出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发展指导思想方面的因素，二是财政技术方面的因素，三是体制方面的因素。③
笔者认为，这种概括是为了研究特定的问题而进行的。针对中国建立财政赤字理论体系，赤字产生的原因不外乎是两个力量对比的结果：一是财政支出，二是财政收入。作为财政收支的差额，财政赤字是财政收入不足以抵补财政支出的结果。所以，财政赤字产生的原因是政府的收入相对于支出的不足，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政府主动地扩大支出而使政府收入不足以抵补过多的支出引起的赤字；另一种是政府并没有主动扩大支出，而由于政府收入本身不足以抵补支出引起的赤字。概括地说，赤字产生的原因，一是由于政府的预算造成的，二是因为政府的财力收入不足形成的。
此外，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问题是赤字理论体系的又一重要的内容。无论从中国1994年开始实施的《预算法》，还是从其他发达国家的实践，以及中国近几年的政策操作，都是以发行公债作为财政赤字的主要弥补方式，在这一点上国内存在的争议并不大。
2.关于财政赤字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问题。这是财政赤字理论体系的主体内容，也是近几年国内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这一点上，国际上也存在较大争议。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首先，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国内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点是统一的，即通过货币融资方式进行弥补的财政赤字会造成通货膨胀，而通过债务融资方式弥补的财政赤字能否造成通货膨胀要具体分析。中国在传统体制下，财政赤字的弥补主要是通过向银行透支的方式来完成的。这种赤字弥补方式，会直接增加流通领域的货币供给量，造成通货膨胀。近年来，中国的财政赤字大都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确定。用举借外债来弥补赤字，虽然对国际收支会产生有利的补偿性影响，但对总需求一般具有扩张性影响。如果弥补赤字的资金来源于非银行部门（如居民个人）借款，则对总需求具有抑制性作用，此时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当弥补赤字的资金来源于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以增加信用的方式参与对中央银行的承购时，对通货膨胀会产生扩张性影响。由中央银行直接以发行货币方式来弥补赤字，会对总需求产生扩张性影响并加剧通货膨胀。④
笔者认为，财政赤字能否造成通货膨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一国的赤字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来弥补，而国债又主要来源于非银行机构即居民的储蓄存款，这时的赤字就未必一定造成通货膨胀。归根到底，赤字造成通货膨胀的前提是赤字使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加，并进而带来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所以，各国在运用赤字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时，要充分考虑通货膨胀风险，但不必担心赤字一定会带来通货膨胀，而是必须结合当时的国情、当时的经济形势来具体分析和做出政策决定。
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它对总供求关系的作用来实现的。国内有学者从财政赤字对总供给的静态和动态影响角度分析了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在封闭条件下，从静态要素看，财政赤字是政府的投资行为，因而可以由于政府的投资形成有形的资本、政府还可以直接对劳动力和对科学技术进行投资。通过这些投资，会增加全社会" 的总供给，促进经济增长。从动态的角度，财政赤字主要是通过对社会总储蓄率和社会平均资本产出率的影响来促进经济增长。一般而言，财政赤字会降低社会的总储蓄率和社会平均资本产出率，因而财政赤字会抑制经济增长。⑥
但国内的主流观点还是认为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如果赤字和国债用于公共投资，则净效应是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⑦有学者从理论上论证了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财政支出如果是生产性支出，财政赤字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拉动效应；由于中国民间投资对利率缺乏弹性，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则赤字支出通过国民收入增加而产生拉动效应；公债发行融资的赤字支出会产生拉动效应；赤字支出在经济衰退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拉动效应。⑧
笔者认为，财政赤字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社会上是否存在闲置资源。当一国经济处于衰退阶段，社会上存在大量闲置资源，而私人投资又相对不足的情形下，政府的赤字支出会激活社会上的闲置资源，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进而带动经济增长。反之，则可能带来通货膨胀。
此外，有学者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提出通过扩大政策支出以增加就业，“扩大政府支出，实行‘以工代赈’，增加社会总需求。”A013
笔者认为，从当前世界经济的总体形势看，经济处于衰退这样一种判断是准确的。那么，各国政府都在寻求积极、有效地措施来促进经济的增长。从目前形势看，以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已显力度不足。同时，各国又都存在着一定的闲置资源，私人投资不旺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运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赤字政策是会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这也是各国政府在积极采取的政策措施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美联储已经宣布第11次降息。“9.11”事件后，美联储向金融系统注入了118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已经承诺投入5500亿美元用于纽约市的重建和重振航空业。这都是赤字政策的重要表现。
财政赤字与国债之间的关系、以及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国际比较等问题都是构建中国赤字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内容。在这些方面，自1996年以来，国内学术界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涉及。
二、国内财政赤字研究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近年来中国的财政赤字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分析这些特征对我们制定正确的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由过去的货币融资法改革为现在的债务融资法。在传统体制下，中国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主要是通过利用往年财政结余，或向银行透支来解决的。自1994年以来，中国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主要是通过政府发行公债来完成，这也是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赤字弥补方式。
再次，财政赤字由决算赤字变为预算赤字。改革开放前，我国财政赤字是在政府年终决算时，由于收不抵支而出现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已经开始在制定预算时就留出赤字缺口。赤字已经由被动出现变为现在的主动用来干预经济。这一点在1998年以后表现得尤其明显。
最后，原来政府的政策目的是消除财政赤字，现在已经把财政赤字作为手段来干预经济生活，财政赤字已经变成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从消除财政赤字为目的到以赤字财政作为政策手段的变化，既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种普遍趋势。
财政赤字发生以上变化，是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分不开的，也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当前形势下，充分运用财政赤字政策，来刺激国内外的有效需求，拉动经济走出衰退是最关键的。
与财政赤字特征相适应，国内学术界对财政赤字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因为，要建立完善的财政赤字理论体系，在以下几个方面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理论上的研究比较薄弱。这几年国内学术界在研究财政赤字问题时，很多情况下，是把它与财政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对财政赤字政策研究得比较充分。这是对的，因为财政赤字既是政府政策的手段，也是政府政策的结果。但如果只注重对策研究，忽视了理论的深入探讨，政策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从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对赤字问题的研究看，虽有个别学者对赤字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比如，研究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从总体看，在这方面还是远远难以适应经济形势发展对理论的需要。
其次，缺乏完善的系统性。对财政赤字的研究与国家的政策有关，而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政策有时间性，这种时间性也表现在财政赤字的研究方面。从国内对财政赤字问题的研究看，表现很明显的一点是当政策制定出来以后，学术界就会出现一些学者，对国家的政策进行解析和寻找理论依据。这固然重要，但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应该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形成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以便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如果只是对政策进行注脚，理论的发展就必然滞后，未来政府政策的制定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
再次，缺乏可操作性。国内理论界在对财政赤字问题进行研究时，往往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那就是由于介绍西方的理论和政策比较多，相对而言，结合中国的实际就略显不足，使这种研究成果缺乏可操作性。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充分借鉴西方成熟理论的同时，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赤字理论体系。
最后，定量研究不足。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比，国内学术界对财政赤字的定量研究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弱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正处于体制转型期，有一些政策和数据与成熟的发达国家比缺乏连续性和可比较性，限制了定量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则由于对财政赤字的作用，人们一直存在争议，所以对赤字的定量研究也就显得有所不足。而从比较发达、完善的理论体系来看，既要注重定性研究，同时又要重视定量研究。适度、合理的定量研究，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确切、良好的理论依据。
此外，从近几年的研究成果看，对财政赤字问题的研究虽然也结" 合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尤其是宏观经济政策，比如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但既然财政赤字是国家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现象，同时又是各国政府经常运用的一种手段，那么就不能单纯地就赤字研究赤字，而必须与其他经济范畴、甚至是社会范畴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所以，对中国而言，在财政赤字问题的研究上，必须从理论的角度，构建一个完整的宏观体系，这个体系既应该包括与财政赤字有关的基本理论问题（比如赤字的规模）、影响财政赤字的变量、财政赤字对其他变量的影响，还应该包括国外在赤字方面的研究对中国有借鉴意义的成果，同时最重要的是提出一个完整的政策操作系统：即在什么条件下要运用赤字财政来干预经济，什么条件下要缩减赤字；在运用赤字财政政策时，应该运用什么样的货币政策与之配合等。
三、中国财政赤字理论体系的初步设想
要解决中国财政赤字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就要建立一个科学的、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赤字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不仅要包括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而且要包括一些在特定情形下的可供选择的政策体系。笔者认为，这一理论体系至少应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1.财政赤字的基本理论问题。财政赤字的内涵、分类、产生原因及其总体影响，这些都应该包括在这一部分中。这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这也是基础理论部分。这一部分的内容既应包括学术界已经取得共识的一些基本内容，也要深化对其中某些内容的研究和探讨。比如，关于财政赤字的概念，可以结合实际提出一些新的提法：弹性赤字，界定赤字的变化率与GDP变化率的比率关系；膨胀-紧缩赤字，根据经济的周期变化来采取不同的赤字政策；局部定向赤字，特定时期、特定领域实行特定的赤字支持特定行业、特定产业的发展；等等。
2.财政赤字与资源配置的关系。资源配置的手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二是市场。而市场是当今世界各国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各国都运用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影响和调整资源配置。财政赤字对资源配置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宏观手段来完成的，其目的是为了调整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进而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3.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这既是各国政府关注的重点，也是各国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存在很大的争议，争议的核心在于财政赤字是否会造成通货膨胀。目前理论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要根据赤字的不同弥补方式和不同的经济形势来判断。
4.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是各国在运用财政赤字干预经济时的出发点和目的。任何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实现经济增长，而实践已经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财政赤字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里研究的关键问题是究竟在怎样的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赤字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
5.财政赤字与就业的关系。实现充分就业也是各国政府在宏观经济中关注的一个重要目标。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核心也是运用财政赤字解决失业问题。实践证明，赤字与就业具有相关性，当财政赤字投资于生产领域，这种相关性表现得愈加明显。我们要研究在社会经济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下，财政赤字会促进就业扩大；在什么条件下，赤字对就业不会产生促进作用。
6.财政赤字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国际收支与财政收支一样，也存在三种不同状况：收大于支，即顺差；收小于支，即逆差；收支平衡。追求收支平衡是各国的目标，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我们说，这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出现了赤字。财政赤字对一国的国际收支有重要的影响。比如，斯蒂格里茨（Joseph E. Stiglitz）的双赤字理论认为，进出口贸易赤字恒等于资本净流入，高额的财政赤字将导致一国政府借款增加，利率随之上升，本国货币汇率升值，由此使得进口增加，出口减少，贸易赤字进一步增加，即财政赤字增强了贸易赤字的增加趋势。我们要借鉴这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来建立适合中国的财政赤字与国际收支关系的理论。
以上几个方面应该是中国财政赤字理论体系的主体内容。此外，一国赤字的规模、赤字规模的衡量指标等内容，国内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应该包括在中国的赤字理论体系内。
总之，只要国家存在，财政赤字就是国家发挥职能作用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所以，虽然财政赤字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实质上还有许多领域是空白的。我们必须深化对财政赤字理论的研究，构建适合中国的财政赤字理论体系，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制订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这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注释：
①参见陈来：《财政赤字的形成机理及治理》，《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
⑤丛明：《关于积极财政政策若干问题讨论述评》，《经济纵横》，2001年第4期。
⑥彭睿：《赤字对总供给及经济增长影响的简要分析》，《经济问题》（太原），1997年第3期。
⑧郭庆旺、赵志耘：《论我国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财贸经济》，1999年第6期。
⑨陈宝森：《克林顿经济政策六年回眸──1999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解析》，《世界经济》，1999年第7期。
A012陈景耀：《论中国通货紧缩形势下的财政赤字政策》，《世界经济》，1999年第11期。
A013顾晓慧：《财政政策与就业问题研究》，《北京商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参考文献：
第8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
一、传统宏观经济学教学范式及其缺陷
传统宏观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与政策实践的核心表现为IS-LM模型及其基础上的总供求模型。例如,多恩布什和费希尔称IS-LM模型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帕廷金认为它是凯恩斯的“主要信息”,托宾和索洛称为经济学专业的“受过训练的直觉”。因此,IS-LM模型曾经长期居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并成为经济学家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普遍框架。传统IS-LM模型的基本内容在于两个关键要素和一张图。两个关键要素是:产出(收入)是由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利率是影响产品需求(C+I)及货币需求的内生变量[1]。经过希克斯表述的《通论》所发展起来的传统IS-LM模型的一个简单形式如下:L = L(r,y),i = i(r),i(r) = s(y)
其中L为货币需求,均衡时L=M,M为货币供给。i为投资,s为总储蓄,y为收入,r为名义利率。由于固定价格假设,变量的名义值与实际值是一致的。因此,一方面IS-LM模型可以视作收入决定模型(包含了供给面),另一方面,IS-LM模型也为分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决定AD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简单框架,模型集中关注的是利率在联系两个市场中的作用。IS-LM模型的一张图如图1:其中IS代表IS曲线,LM代表LM曲线。通过两条曲线的交点就可以决定经济的均衡状态E,所对应的就是均衡收入y*与均衡利率r*,它是经济在实现产品市场供求一致与货币市场供求一致下得到的均衡利率。IS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财政政策,LM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货币政策,因此,总需求管理就可以通过IS-LM图形中曲线的移动来分析经济状态的变化和预测内生变量的变动方向。传统IS-LM模型具有如下作用[2]:
(1)教学作用。它是分析经济的实际与货币部门相互作用的最简单模型,并且可以使用上述的一张图使经济分析与政策分析的含义直观化,宏观经济学家与广大公众(记者、官员等)更易交流。可见,IS-LM模型具有比较高的收益/成本比。
(2)对经济理论的诠释作用。IS-LM模型在同其他理论比较中能够澄清某一宏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因而成为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等各流派辩论的共同基础。
(3)描述性作用。IS-LM模型可以代表、解释或预测某种经济的绩效,进而发展出了政府和企业进行政策评价与经济预测所使用的非加总宏观经济学计量模型,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4)规约性作用。利用IS-LM模型来选择一定时期绩效最佳的政策方案。正是在这些影响下,IS-LM模型成为绝大多数入门和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核心。国内出版的教材也沿袭了这一思路。老师们在课堂上讲授IS曲线、LM曲线的含义及代数形式,并使用IS-LM图形分析经济政策的效果。
然而,这种传统教学范式已经受到经济学界的猛烈抨击。激烈的争论和研究表明,传统IS-LM模型存在着根本的致命的缺陷:
第一,模型的短期静态性质。它使用充分信息下静态的同时均衡框架来处理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调整问题[3],这使得再次反馈过程与初次发生过程变得同等重要。这会造成对实际的动态时序经济行为的错误认识[4-5]。事实上,经历了历史时间、遭受了一系列冲击和结构变迁之后的经济体系,其反馈过程只能部分为经济个体所认知。IS-LM模型没有引入时间和经济变量的滞后效应,因此有必要以动态时序分析取代IS-LM模型。
第二,模型的确定性。传统IS-LM没有考虑宏观经济世界中不确定性(尤其投资方面)和预期的重要影响,因此就不能体现宏观经济的结构不稳定性。许多原凯恩斯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都认为这是凯恩斯贡献的真正本质,而不确定性和预期同均衡概念完全不兼容且相冲突。
第三,模型的逻辑不一致性。一个表现是IS曲线作为流量均衡同LM作为存量均衡的不一致[6],另一个表现是传统IS-LM模型缺乏微观基础。它是总量的特设关系,而不是从明确的理性主体的最优化行为推导而来。而按照卢卡斯批评,IS和LM曲线代表的函数在经济政策规则变化时并非保持不变。因此模型的政策评断往往不可靠。
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传统IS-LM模型逐渐衰落,大多数宏观经济理论和经验研究已经不再使用IS-LM模型。IS-LM模型有时出现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但只是作为建构总供求模型中总需求曲线的一个阶梯。IS-LM模型“死了”还是继续“活着”?笔者对国外流行的中初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作了一个初步调查(见表1):可见,尽管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糅合在一起的萨缪尔森式的新古典综合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居于支配地位,但IS-LM教学范式已经不再流行。因此,国内的宏观经济学教学者应该注意到这种转变。这是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的一种体现。由于国内教材普遍更新较慢,老师就有义务不再传授陈旧的IS-LM模型。更进一步来说,在权威期刊上的理论研究与研究生宏观课程教学都很少同IS-LM模型相关了。据笔者所了解,察觉到这种转变的教师还比较缺乏。许多教师仍然在用IS-LM图形来讨论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政策含义。这种教学现状的原因可能在于IS-LM模型的相对简洁性及教学惯性。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新范式:动态一般均衡或新IS-LM模型
既然这样,课堂教学是否应该完全抛弃IS-LM模型呢?如果抛弃传统的IS-LM模型,宏观经济学教学还剩下什么?笔者的教材调查表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供求模型和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中心环节。问题在于这种教学方式,一方面同微观经济学严重脱节,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是两张皮,缺乏比较严密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初中级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同高级宏观经济理论及专业性的宏观经济研究也是脱节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前沿研究给出了两个紧密联系的新动向: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主张宏观经济学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微观基础;主流的意见则主张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理性最大化的微观基础。这种动向在近年来达到高峰。目前已经形成一个动态一般均衡的宏观经济研究框架,具体表现为从拉姆齐模型到新新古典综合的发展。事实上,新新古典综合以另一种面目使得传统IS-LM模型借其扩展形式得到复活。因此,IS-LM模型还没有死。
大体上,动态一般均衡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私人所有权经济所有时刻的整体动态系统的简称。它是一般均衡、理性预期与代表性主体的结合。动态一般均衡以市场作为协调机制、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偏好、预算/资源约束、禀赋、可得技术与信息、制度)最大化理性代表性主体的当前和未来期望福利的现值总和(因而是一种涉及现在和未来变量的跨期决策行为),结合所有市场上的市场出清(一般均衡)条件,经济行为可以被简化为几个定义了经济运动定律(laws of motion)的微分或差分方程。这样就可以从微观层面的个体动态最优化来解释总量现象,如经济增长、经济周期、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影响。
DGE的基本原理在于持有下述信念:宏观经济建模应从微观经济主体作出的选择出发来加总成经济整体,所以必须重视个体对其经济环境实际或预期变化的反应行为。DGE体系中,经济主体在约束条件下连续不断地最优化以致经济总是处于某种短期均衡形式之中,只要给定可获取的信息,人们应能作出对自己有利的最优决策,并且不会犯持续的错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行为是理性的。如果出现错误,被归因于信息差距,如对经济未预料到的冲击。经济的最终运行趋势是一种长期均衡。它是当所有的过去冲击通过经济体系已经完全发生作用下的最优经济运行路径。它可以是各变量均为常数的稳态,也可以是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具有相同增长率的平衡增长路径。
然而,动态一般均衡框架涉及微观方程或差分方程、动力系统与最大值原理及动态规划等复杂的数学工具,因此并不适合宏观经济学的初中级学者。笔者所主张的是,在传统IS-LM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对其加以扩展,这就是由新新古典综合发展起来的新IS-LM模型或最优化IS-LM模型。新IS-LM模型的一个代表来自McCallum(1989: 102-107)[7],为McCallum and Nelson (1999)重述[8],形式如下:lnyt= a0+a1(lnPt-Et-1lnPt)+a2lnyt-1+ut
(菲利普斯曲线)lnyt= b0+b1[Rt-Et(lnP t+1-lnPt)]+vt
(lS曲线)lnMt-lnPt= c0+c1lnyt+c2Rt+ηt
(LM曲线)其中y为实际产出,P为一般价格水平,R为名义利率,M为名义货币供给。a0,a1,a2,b0,b1,c0,c1,c2为参数,ut,vt,ηt分别代表总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和通货膨胀冲击的零均值随机变量。
显然,新菲利普斯曲线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供给行为的说明,新IS曲线和新LM曲线则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需求行为的说明。新的总供求模型同理性经济人的跨期最优化行为协调一致。这一点同来自传统IS-LM模型的总供求方法明显区分开来。新IS-LM模型具有了早期凯恩斯主义所缺乏的微观基础因素:价格调整成本,价格调整的不同步性,前向预期价格设定,垄断竞争。价格水平已经内生化了,它是受外生冲击和货币政策规则影响的内生变量,结合货币供给规则,即使个别价格有短期粘性,价格水平在短期和长期都会对货币存量的外生持久变化作出反应。
新IS-LM模型的参数来自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及价格调整过程的结构性参数,已经充分考虑了政策变动对理性主体的预期的影响,因此模型大体上可以经受住卢卡斯批评。这就使得使用它讨论宏观经济活动的决定和货币政策设计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加。
把新IS方程结合泰勒规则,可以得到一条宏观经济政策(MP)曲线或总需求(AD)曲线[9-10]。它表明产出缺口与超过目标的通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当通胀率上升超过目标通胀率时,中央银行会提高名义利率。提高幅度大于通胀率上升幅度,以使当通胀率上升时,实际利率也上升,这就会减少投资和净出口,降低实际产出。MP曲线的移动来自通胀率以外其他因素的冲击,如政府采购、货币政策、国外出口需求、税收、消费者信心的变化。
模型中的新菲利普斯(NPC)曲线则代表经济的总供给行为,或称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对于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通胀率是前定的,因为它取决于滞后的GDP缺口而非当前的GDP缺口。因此它是一条用来表示在任意时点上经济中通胀情况的水平直线。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时,IA上移,反之则相反。因通胀预期和原材料价格变化而移动,因此可以反映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的现实经济状况。
我们把向下倾斜的MP曲线和水平的IA曲线结合起来,就得到了一个解释经济波动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模型,如图2所示。这个模型可以较为精确地描述货币政策的实施原理。例如,初始经济处于长期均衡E0,如果没有外部冲击,这个经济就是通胀比较稳定的经济。当一个外生的需求冲击使得MP0右移到MP1,则实际产出会超过潜在产出,从而通胀率会上升,因此IA上移,中央银行就会提高名义利率以使实际利率上升来应对通胀率的上升,直到经济达到新的长期均衡E1。这时产出回到了潜在产出水平,但稳定通胀率更高了。如果中央银行认为新的稳定通胀率过高,则它可以通过泰勒规则来使MP左移以实现目标通胀率。
上述见解常常被称为宏观经济学新共识(NCM)。它是对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与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综合。这种综合表明,在短期,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产生的名义刚性和真实刚性有效地增加了产出水平波动对总需求冲击的持续性。总需求对产出和就业能够产生实际影响。在长期,总需求没有实际影响。均衡的自然失业率由劳动市场的结构性特征、工资谈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决定。
新共识认为,货币政策使用利率工具能够在短期稳定产出与就业,但长期只能影响通货膨胀。货币是中性甚至超中性的。
因此,新共识提升了货币政策作用而降低了财政政策作用。在货币政策工具中突显了通货膨胀的决定作用。通货膨胀可以影响短期产出并决定名义利率,但不能影响潜在产出水平。由于货币存量内生决定,因此新的货币政策无法控制货币供给,但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利率来有效地实现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均衡。当然,货币当局对实体经济活动的长期影响是有限的。它只能影响长期通货膨胀率,但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把通货膨胀作为新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成了自然的选择。这种政策称为“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 Targeting)”。它要求由独立的中央银行来执行(从而保证政策的可信性),预先公布一个能实现经济长期均衡的通胀目标值,然后通过泰勒规则来调整实际通货膨胀与目标之间的偏差。这种政策目前已经在各国得到相当程度的实践。
第9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波动;微观行为;政策协调
中图分类号:F812.0;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7-0004-06
一､引言
传统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强调短期和总量宏观分析,IS―LM模型和AD―AS模型是其核心思想的经典概括｡然而,这种分析方法忽视了宏观经济现象内部的微观基础以及微观经济行为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潜在持续性和累积性影响,从而导致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分离｡因此,理论上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共同努力方向,就是力求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理论融合;实践中,这种理论发展为我们判断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基本标准:财政和货币政策应致力于协调宏观经济与微观行为之间的冲突,这既要求宏观政策在减少宏观经济波动与风险的同时,至少不能扭曲微观决策主体的市场行为和预期,也要求宏观政策在纠正市场失灵的同时,至少不能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
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首先表现为一种世界宏观经济的巨幅动荡,这种波动经由企业､家庭和个人的财富水平､消费倾向､投资敏感度等微观决策变量实现自我循环和强化｡因此,在一定范围内,危机的冲击力呈现振荡式扩大｡这是一种典型的宏观困境:经济繁荣时,宏观经济基本面运转良好,微观主体依照市场价格的指引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经济向均衡状态靠拢;经济衰退时,宏观经济基本面恶化,微观主体对前景的悲观预期将导致消费､投资进一少减少,衰退自我加强,经济离均衡越来越远｡所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社会背景下,研究宏观波动与微观行为之间的关联性,通过政策调整扭转金融危机对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反向冲击,已经成为全球性共识｡
二､金融危机与开放经济下全球宏观经济波动
(一)分析框架:Mundell-Fleming模型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Mundell-Fleming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这类问题的基本框架｡据此,一个四部门经济的宏观均衡条件为:
Y=C+I+G+NX(Y*,Y,R)(1)
其中,Y*为国外GDP,R=ep*/p,R为实际汇率,e为市场汇率,p*为国外价格水平,p为本国的价格水平｡如果综合所有重要的宏观与微观经济变量,我们也可以把(1)式直接写成下式:
Y=f(P;C,I,X;G,T,Ms,r;c,σ,k,h) (2)
同时,我们又可以把此式简称为经济均衡状态的“一､二､三､四”｡其中,“一”为一般物价水平(P);“二”为两大宏观政策(G, T, Ms);“三”为三大需求(C, I, X);“四”为微观决策主体的四个参数(c,σ,k,h)｡它们分别是边际消费货币､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系数､交易性货币需求对收入的敏感系数和投机性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系数｡该式的最大优点是将宏观经济政策变量､总需求部门和微观决策主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为分析两者之间的联动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以此为基础,我们认为此次金融危机下的宏观波动与微观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可概括如下:
(二)全球经济波动的根源:全球不平衡
表面上看,此次金融危机是由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银行业危机,而从更深层次把握,这次危机的真正根源应当是长期以来全球宏观经济不平衡不断发展的自然结果,这种不平衡通过微观层次的传导而不断放大｡因此,正确把握全球不平衡的现状是认识和解决宏观与微观不一致的起点｡
全球不平衡根本上表现为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的不平衡:第一,不受约束的美元本位｡根据蒙代尔的观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世界货币体系已经“荡然无存”,也没有任何规则而言,麦金农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1]｡这里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元与黄金的脱钩使之成为不受约束的国际货币,而各国货币当局又不得不把美元当作黄金一样的资产作为储备｡第二,不受约束的美国货币政策｡也只有在美元本位下,美国的货币政策才可以不受约束地进行货币发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放松的金融监管联合在一起,使得美元流向全世界｡第三,不受约束的美国贸易赤字｡作为全球不平衡的一个重要特征,美国不断走高的贸易赤字一直被广泛争议｡本质上,贸易赤字是美元本位下的一个核心内容,正是美元的主宰地位为美国的贸易赤字源源不断地提供融资来源｡图1描述了美元本位对美国低储蓄率､高政府债务以及经常项目逆差的支撑｡在当前这种不平衡的货币体系中,也只有美元本位才能维持这种较为恐怖的平衡｡
与“中心国”美国相比,其它国家则通过维持对美国顺差和持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为美国的高消费､高赤字､高债务融资｡然而,在美元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外汇储备又通过购买美元债券流回美国,形成了美国市场的流动性｡这种不平衡的“中心―”模式需要国的微观经济主体通过技术进步和廉价劳动力资源推进出口增加以获得顺差,也需要国家源源不断地通过购买美元资产为美国赤字融资｡图2和图3反映了这一事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国国库券持有者｡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之间这种所谓的“金融恐怖平衡”:从美国单方面看,如此高额的债务规模和贸易赤字似乎是不可持续的;从中国单方面看,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以及大量过剩的产能在封闭经济都是不可能持续的;但是在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之下,这些表面看似恐怖的现象却取得了一个持续的平衡｡
(三)全球宏观经济动荡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微观主体的双重冲击及调整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不平衡,而中国是这不平衡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中国在这次危机中的双重作用:既是全球不平衡的维持者,又是金融危机的受害者｡
中国通过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战略保持了长期顺差,也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增加,同时也间接地稳定了美元本位的“不平衡”特征｡因此,从本质上看,中国已经被全球经济格局内生化,任何声称危机是外生冲击的观点都是不现实的｡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对中国而言首先是一种巨大的宏观波动,它直接导致了出口定单的大幅减少;其次,这种宏观波动将通过各种微观机制逼迫中国企业和家庭的生产与消费行为发生改变,从而适应出口下降的现状,并重新向“再平衡”过渡｡那么,这种宏观经济的大幅动荡将通过什么样的微观机制对企业和家庭施加影响呢?[2]
1.资源价格信号引发的库存调整
这里的调整机制是:通货膨胀预期企业加大库存(2007年底)金融危机冲击全球信贷紧缩资源价格大幅下降企业“去库存化”宏观经济动荡加剧｡这个调整机制清楚地说明了危机前后宏观经济波动与微观经济行为之间极大的关联度,同时这也是危机自我强化的一种形式｡
具体而言,2007年底的通货膨胀预期使得企业界加大原材料库存,而2008年2月份的冰雪灾害则把PPI推上了十年来的新高,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高位库存现象,这反过来又刺激煤碳､有色金属等资源价格快速上涨｡根据监测,2008年8月份,国家统计局监测的37个行业中的30多个行业库存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然而,随着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特别是雷曼破产风波之后,金融产品的危机开始演变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危机,全球性的金融恐慌开始蔓延,出现了所谓的信贷崩溃(credit crunch),在此背景下,包括石油在内的国际大宗资产价格应声而跌｡由图4可以看出,2008年底,国际主要原油价格出现急剧下滑,下降幅度超过50%｡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的本能反映就是“去库存化”,不下定单,先用库存,当所有的企业都进行类似调整的时候,就会导致工业增加值的突然下滑,企业家戏称为“突然消失的需求”｡于是,企业家的恐慌情绪表现在一系列数据上就是许多个“前所未有的第一次”:2008年10月份,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同时首次负增长,也第一次出现了用电量的负增长,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5个月｡
当然,这种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伴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整｡200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确定的宏观经济基调是“两防”:防止经济由偏热转向过快,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为全面的通货膨胀;冰雪灾害之后,“两防”变“三防”,即新加了防止经济短期内出现大起大落;2008年5月份,宏观经济政策开始逆转,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到11月份,由于经济出现大幅回落,经济政策开始转向全面刺激经济增长｡这一系列充满戏剧性的政策变化一方面反映了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们对宏观经济走势的误判和无所适从,从总体上也反映出中国的企业家需要增强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和经验｡
2.投资收益率下降和资产负债表恶化情形下出口企业的自我调整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中,现代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更加倾向于市场化,对宏观经济的波动会更加敏感｡它们根据投资收益率的变动和资产负债表的情况对外部冲击作出反应,并相应调整自己的投资行为,从而反过来对宏观经济的总量生产､投资和消费施加影响｡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出口企业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部门,面临这种宏观需求的波动,企业的自我调节机制主要是:外部需求下降､汇率波动出口减少､预期利润率下降资产负债表恶化企业通过工资和价格进行调整市场竞争机制的筛选和优胜劣汰“剩者为王”｡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方面,金融危机本身为企业提供了一种竞争挑选机制,经历了一次宏观经济大幅波动的洗礼之后,市场会自动检验和筛选优秀的企业,而那些无法准确把握市场节奏和适应市场波动的企业会被自动淘汰,而经历市场动荡,经验丰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会存活下来,“剩者为王”的机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也为不同的业务和产业提供了一个重新布局的机会,一些产能过剩的产业和部门将会被淘汰,而一些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将获得新的成长｡我们应该认识到有些行业和产业的产能过剩和调整是必然的,把资源停留在产能过剩的产业,或者不促进这些产业的整合和过剩产能的消化,反而可能延缓经济的复苏｡
3.金融创新和“再杠杆化”使银行业成为宏观与微观互动的金融中介
此次全球性银行业危机对中国的银行业来讲也是一次难得的改革与发展的机会｡银行作为一种金融中介应该发挥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把有限的资源分配到最有效率的企业和产业,从而不仅仅在资金盈余者和资金短缺者之间,也要在宏观风险与微观经决策的联动之间,架起一道桥梁｡
无论依据什么样的标准,中国的银行业都还存在巨大金融创新和“再杠杆化”空间｡从整体上,与美国相比我国仍然具有较强的负债能力,这意味着当美国经历痛苦的“杠杆化”时,我们其实正在面临一个“再杠杆化”的机会｡根据测算,2007年美国华尔街主要银行的杠杆比例是88倍,而我国几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在10%左右,这意味着资本放大倍数的最多只有10,远低于美国银行的杠杆率｡此外,美国的政府､企业和居民过度负债,比如居民部门的负债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高峰时期达到97%,而中国的情况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从政府角度来说,表面上看2009年我国的赤字预算是9500亿元,创历史上新高,但实际上,赤字占GDP的比重仍在安全线之内,国债占GDP的比重2008和2009分别占年18%､22%,而美国2008年的这一比重为60%左右,2009年大量发行美元之后大约上升到90%左右｡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政策空间非常大｡从居民角度来讲,2008年中国居民的储蓄规模为21.5万亿元,而所有的住房抵押贷款､汽车按揭等共计3万多亿元;企业也是一样,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企业的负债率为70%左右,经过10年的发展,2008年底只有59%｡因此,从整体上,与美国相比,我国有比较强的负债扩张能力｡
以上我们主要从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方面探讨了银行与企业如何通过各种方式来应付宏观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冲击,同时也说明了这种调节本身会进一步产生宏观经济的总量效应｡下面,我们将集中讨论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如何协调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冲突,依据理论所指引的判断标准来评估我国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并对未来的政策走向作出展望｡
三､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协调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
(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应权衡经济增长与通胀压力
现在,全世界的中央银行都在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注入大量流动性,短期内,这种政策有助于恢复金融系统的信心,阻止所谓“credit crunch”｡然而,危机过后,甚至在危机结束之前,如此汹涌的“货币开闸”是否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货币政策应当如何把握通胀与通缩之间的转换､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联动关系?
弗里德曼对美国货币史的开创性考察表明,每一次货币量以更大幅度增长后,都是经济先得到扩充,随后便出现通货膨胀;货币增长率下降后,紧接着就是一次通货膨胀性的衰退;再往后,通货膨胀率下降而经济情况好转｡他认为货币当局被一种虚假的两分法引入歧途:要么是通货膨胀,要么是失业｡这种选择法是虚幻的,真正的选择是:较高的失业率要么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的结果,要么是医治通货膨胀的一种副作用｡那么,在目前这种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货币主义的这种经典智慧是否仍然有效?[3]
1.量化宽松型货币政策是克服金融危机冲击和经济衰退的应急措施
从理论上讲,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降低名义利率,根据费雪方程式,实际利率会随之下降(条件是物价上涨率不发生变化)｡由于实际利率是企业和家庭的融资成本,所以这样可以有助于生产和消费增加,刺激经济走出衰退;此外,信贷的宽松增长通过向市场注入流动,有助于通货紧缩的预期,稳定市场的恐慌,从而维持金融稳定｡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2009年第一季度的银行信贷已经超过4.6万亿,按照目前信贷增长速度推算,2009年全年银行信贷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全年的信贷投放可能超过8万亿元｡对此,我们的基本判断是,2008年11月份以来的高速信贷投放,具有典型的危机应对特征,是决策者在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面前所采取的应急政策,这是有其现实合理性的｡目前,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释放积极效果,中国经济呈现企稳迹象,并可能逐步步入复苏之途｡迅速增长的信贷,以及2009年2､3月份迅速上升的企业存款,预示着接下来的总需求可能会出现较为强劲的复苏｡由于2008年第二､三季度的基数较高,同比的数据则不一定会出现显著的上升,但是实际上季度环比数据更能够看到宏观政策所产生的效果｡虽然一季度的同比增长并不高,但是环比已经超过7%,目前看二季度的环比增长可能达到10%,同比大概也在7%左右｡
2.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长期内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根据“金融加速器”原理,信贷扩张会导致企业借贷资金成本降低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改善,这会进一步促使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并推动资产价格不断上升｡所以,可以判断信贷扩张正在启动这种金融加速器效应｡然而,从整个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的趋势来看,还没有哪一次连续6个月以后的信贷高速投放以后没有产生通胀压力的｡因此,如何在促进增长和抑制通胀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技术难题,也是一种管理艺术｡
据此,在宏观金融形势逐步稳定之后,这种典型的危机应对型货币政策导向有必要转向一个可持续的信贷增长｡一定意义上讲,2009年1-3月份的信贷投放并不能归结为是适度宽松,而可以归结为过于宽松;目前,当各项经济指标趋于稳定之后,货币政策可能需要真正转向适度宽松,转向追求货币政策的可持续性,避免信贷投放的大起大落以及预期的通货膨胀压力｡
因此,目前货币政策可能面临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真正回到此前所确定的“适度宽松”,强调信贷增长的平稳和可持续性,防止未来出现大起大落｡
(二)财政政策应防止出现宏观与微观的不一致,避免经济出现“二次探底”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改善GDP等宏观指标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在GDP数据改善的同时,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明显改善和社会投资的跟进､以及经济的平稳复苏,微观层面的工业增加值和企业利润等指标可能就难以得到明显改善｡从目前的状况看,在宏观数据逐步改善的同时,企业目前的盈利状况还没有走出低谷｡因此,需要防止宏观数据和微观状况出现明显的不一致｡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由于没能处理好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互动而导致经济“二次探底”的现象曾多次出现｡例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1998年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带动了经济的反弹,但是1999年由于工业投资没有跟上,造成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目前这一轮的投资,主要是靠财政的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的,政策效果2009年会陆续在信贷投放和财政推动下逐渐显现出来｡但是,在及时的宏观政策抑制了经济的大幅回落之后,目前应当重点关注宏观经济会否出现二次探底的问题｡
目前,可能导致二次探底的因素包括:当前政府投资一马当先,如果社会投资不能及时跟上,则有可能出现二次探底;过剩产能消化进度迟缓,导致此前的经济刺激计划带来过剩产能的跟进,进而导致经济的再次探底;2009年如果持续保持过快的信贷增速,有可能会在未来随着银行信贷增速的显著回落而导致经济的相应大幅回落｡
(三)人民币国际化克服“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平衡
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甚至包括日本,在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中,都面临一个长期难以克服的“两难困境”:出口导向型发展带来大量贸易面顺差;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导致“货币错配”和巨额外汇积累[4]｡这种“冲突的困境”的必然结果表现在央行层面上就是被迫积累外汇储备,并不得不面临美元贬值所导致的美元资产价值缩水和购买力下降;表现在出口企业层面上就是要被迫承受本币升值所带来的汇率波动风险｡
一定程度上,美元作为“美国人的货币”已经成了“全世界的问题”,特别是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问题｡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以中国为代表的高储蓄国短期内并没有更好的选择,不得不承受美元贬值的风险,因为全面重构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如果大量抛售美元则可能导致美元债券的大幅波动,而同时国际上也并没有一个除美元之外的如此庞大的金融市场可以吸收全球的外汇储备｡目前,中国只能开始尝试做出一些积极的应对,包括对中国购买的美元债券提出特别的安全和收益要求,鼓励美国等发行熊猫债券,促进SDR等非货币计价的金融市场的发展等,同时,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应当是更为积极的举措｡
1.人民币国际化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其进程也正在加快｡一方面,中国央行与全世界六个国家已经签定了6500亿的货币互换;另一方面,央行已经开始在全国沿海主要城市实行人民币跨境计价的试点｡从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来看,企业需要关注的汇率风险减小了;而从更长远的效果来看,则是中国开始尝试在国际贸易中逐渐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并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开始｡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的事件本身,又会带动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这将对人民币资产价格的上升形成支持｡从经济史角度看,美国､英国等在其本国货币的国际化推进进程中,本国资产价格都有一段时期的十分活跃的表现｡当然,从日元等货币的国际化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以及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对于货币的国际化都具有显著的影响｡
2.发展本国金融市场
从短期来看,全面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难度很大｡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有很大的空间来推进本土金融市场的发展,促使大量储蓄不必流出而在本土金融市场得到有效的配置｡
外汇储备的实质是一种流出去的储蓄｡根据宏观经济学常识,国内储蓄与投资的缺口等于经常项目顺差｡长期顺差的一个自然结果必然是大量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而在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下,外汇储备最终只能流向美国国债,为其贸易赤字融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已经变成一个净储蓄提供者,而不是外资净流入国｡这一现象从本质上反应了中国落后的本土金融市场无法吸收国内的净储蓄｡在当前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中长期内美元将不可避免地走弱,再加上人民币的升值,巨额外汇储备将面临购买力的缩水｡目前,中国大量的信贷投放可以看作是储蓄海外运用到本土运用的一个重要改变｡一定程度上,本土金融市场发展的大幕已经缓缓拉开｡
四､结语
金融危机所产生的经济动荡无论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还是对微观经济主体决策者都是一次难得的历练机会｡中国经济经过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和洗礼之后,会获得一个重上新台阶的机遇｡基于政府､企业和个人比较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如果宏观经济政策能够准确把握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在不加剧宏观波动条件下实现微观决策者的自我调整,以及在不扭曲微观决策变量条件下减少宏观经济的震荡,那么确信中国将在国内､国际舞台上再上一个新台阶,走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参考文献:
[1] McKinnon, Ronald (2005), “The World Dollar Standard and Globalization, New Rules for the Game”, stanford.edu/ ~mchinnon/papers.htm.
[2]巴曙松,李胜利.国际金融危机的全球化视角:从“金融恐怖平衡”到“再平衡”[J].金融发展研究.2009,(4).
[3]弗里德曼著;巴曙松,王劲松等译.美国货币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McKinnon, Ronald(2009),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and the dollar standard’s sustainbility: a monetary approach”, stanford.edu/ ~mchinnon/papers.htm.
The policy Adjustment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How to BalanceMacro-fluctuations and Micro-behavior
BA Shu-song, YANG Xian-ling
(1.Counci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Financil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36,China;
2.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onomical Institute,Wuhan 430074,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