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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内涵
会计政策分为宏观(政府)会计政策和微观(企业)会计政策两个层次。宏观会计政策主要指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会计实务规范的可选择空间,通常体现为有关会计法规、会计准则和会计原则的制定。微观会计政策指在既定的可选择的领域内,根据企业的目标、会计人员的偏好,对可供选择的会计原则、方法、程序进行定性、定量的比较分析进而选择的过程。我国具体会计准则财会字[1998]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中将会计政策解释为“企业进行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不难看出,该定义的会计政策主要指微观层次上的会计政策选择。可见,宏观和微观会计政策是指会计政策的制定和选择两个不同的方面。本文所说的会计政策包括宏观会计政策,也包括微观会计政策。
经济政策是为实现既定的目标,政府制定的在一定时期内组织、调节、控制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一般地,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主要通过分析国民经济中有关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如何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充分利用资源;而微观经济学通过分析与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有关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合理配置资源。相应地,经济政策也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民收入分配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科学技术政策、国际收支政策、会计准则等。微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赊购政策、赊销政策、价格政策、股利政策、会计政策等。
由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宏观会计政策(会计准则),微观经济政策包括微观会计政策。可见,会计政策是经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其他经济政策手段相互配合,促进经济健康、有序、稳定地发展。
二、会计政策选择应服务于经济政策
这是会计理论传统研究方法中经济学家的观点。该方法认为,会计政策选择要能反映对宏观经济指标变动的控制能力的影响,应关注“一般的经济福利”。比如,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企业为了谨慎起见,对存货的发出就应该选择后进先出法(LIFO),而不是先进先出法(FIFO)进行核算,对固定资产就应该采用加速折旧法。同时,会计政策选择应考虑行为性影响和“宏观经济后果”,体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预期目标。正如郝金斯所指出的:“公司报告准则应当能引导个体经济行为与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相一致……会计准则要符合政府宏观经济目标和经济计划。”
1、会计政策和会计程序应充分反映经济现实。经济政策是孕育会计政策的土壤之一,是影响会计政策制定和选择的重要因素。经济政策是政府对经济现实进行管理的意图,反映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及对产业机构调整的方向。从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可以看出,哪些行业和行为是被限制的,哪些行业和行为是受支持和鼓励的。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离不开会计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辅助。政府会计政策的制定,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都应该充分体现经济政策,反映经济现实,只有这样,经济政策才可能得到贯彻,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才得以实现。比如,1962年美国国会提出了《收入法》法案,其中规定:技术改造投入的固定资产可以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扣减后再缴纳所得税。其中的扣减办法有两种:流进发(固定资产购买当年全部扣完)和递延法(固定资产分年抵扣)。当时美国的经济政策是大力鼓励固定资产投资,以促进经济发展。根据这一经济情况,最终选择了流金法扣除。此后,又出现了自我保险和大灾难公积金,债务重组、通货膨胀、外币变动等会计政策。在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从来就是依赖于政府部门。会计准则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志,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就成了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别规定,企业核算应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就是说企业应当按照经济业务的实际内容而不是各种形式来确定会计处理方法。如果仅仅依靠经济业务事项的某种形式来确定会计处理方法,难免会造成会计信息失真。这一会计政策的出台,不可否认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也有它的经济政策背景。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失真严重,诚信遇到危机。在这种大环境下,国家倡导2002年为“诚信年”,所以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是顺应了加强企业诚信建设的这一经济政策。
2、会计方法和技能的选择要充分考虑经济后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计信息会导致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因此,会使一部分集团和个人得利,另一部分集团和个人失利。所以会计政策的制定、会计方法和技能的选择就成为各个利益集团斗争的焦点所在。如何权衡各个利益集团的得失,是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会计政策的选择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在这里,引用厦门大学会计系陈华在《经济后果观与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一文中提到的一个例子。1975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颁布了财务会计准则第八号公告(SFAS8),要求跨国企业的外汇折算采用时态法,且折算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该准则一经颁布,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其中反映最强烈的要数企业的管理人员,有些企业甚至在报表附注中对SFAS8的理论基础表示怀疑。事实上,单纯从理论角度看,SFAS8完全符合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但使企业管理层最为恼火的是其易变和不可控的外汇折算差额必须进入损益表,这势必影响企业管理层的薪酬计划。同时,波动的会计利润向市场传递的是企业发展不稳定的讯息,从而影响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对资金的筹集。迫于各方的压力,六年后FASB颁布了SFAS52,规定改用现行汇率法,并将外汇折算差额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列入所有者权益,平息了企业管理层的强烈反对。可见,因经济后果的存在,使理论上更为完善的SFAS8无法实施,而理论基础欠缺的SFAS52却因兼顾了管理层的利益而得到广泛认可。所以,在会计政策制定和选择时,应充分考虑行为性影响和由此带来的经济后果。另一方面,有些人为了达到自己希望的经济效果而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若CEO的报酬计划以收益为基础,管理人员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倾向,则管理人员更有可能使用能增加收益的会计程序,以求个人效用(福利)最大化:(1)将报告收益由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2)若企业发生亏损,将未来可能亏损提前至本期注销,以提高未来收益;(3)若分红计划包括认股权,则选择“拉平”收益的会计方法,以保持股票价值的稳定增长。
【关键词】行政合同;民商合同;经济行政合同
一、对行政合同的界定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为了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与行政相对人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行政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主体,当事人之间法律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平等的;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当事人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民事合同是实现私权利主体的个体利益,通过民事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市场经济主体的自发行为。行政合同目的对于行政主体而言是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实现行政管理的特定目标;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一方面是配合行政主体履行职责,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实现个体利益。行政合同出现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结果,是从“夜警”国家到行政国家的产物。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征求行政相对人意见体现管理的人性化和管理即服务的现代公共管理理念。行政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行政执法行政行为,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确认、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政补偿的不同之处在于与行政相对人协商一致方可成立,是双方合意的结果,不具有单方意志性;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在合法合理前提下行政主体可以直接实施,不必征求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具有单方意志性。行政合同从内容上分类,主要包括经济行政合同、人事聘用合同、计划生育合同、国家科研合同等。下面将运用行政法和经济法理论分析经济行政合同内涵。
二、经济行政合同的内涵
(一)经济行政合同产生基础
经济行政合同是现代市场经济产物。现代市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政府调节为必要条件的市场经济。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不可能出现经济行政合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经济不是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市场的自发调节,缺少政府的干预和调控。1776年斯密的传世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他的经济自由理念对各国影响深远:市场自发调节,政府不干预经济只充当“守夜人”角色。这种理念和思潮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主流价值观,不可动摇。在纯粹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也不可能出现经济行政合同。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市场调节之手被大大削弱甚至被砍掉,政府干预之手无休止地延伸,无论是微观经济领域还是宏观经济领域只有指令性计划和服从,没有双方的合意,是纯粹的行政管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私有制和自由资本主义引起社会矛盾激化,发达国家走向了垄断和社会化发展阶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被政府有限干预的市场经济取代。政府干预、国家管理等理念占据主流。经济行政合同只有在现代市场经济即混合经济中才可能出现,“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协同并用时才能出现。
(二)经济行政合同内涵
经济行政合同属于行政合同,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不同点,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同点同样适用于经济行政合同。只是具有“经济”内容的行政合同。经济法是政府对经济参与、干预(规制)和调节之法,既包括政府对宏观经济的介入,又包括政府对微观经济的介入。在微观经济领域,对应的是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通过市场规制法,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规范企业行为,控制市场结构和状态,创造充分、公平、适度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在这个领域里是纯粹的经济行政管理,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社会控制手段对市场活动主体检查监督,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不可能出现双方的合意。所以在市场规制法中不可能出现经济行政合同。现代市场经济是政府宏观调控为必要条件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管理方式由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参与将由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指挥转向公开市场操作和间接干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化趋势。宏观调控法的主要调整方法是引导,即经济利益诱导和计划指导。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变化经济参数如税率、利率等,诱导微观主体,履行宏观调控职责,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这种方法是导向性的,不是强制性的,是以政府意志为主导的,但要求微观市场主体配合,要求微观市场主体的同意。经济行政合同只存在宏观调控法中。通过以上分析,对经济行政合同界定如下:政府为了履行宏观调控职能,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与行政相对人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该合同体现了政府意志主导性和宏观经济效益性。
三、经济行政合同的种类
经济行政合同具体包括哪些,现在还没有定论,现将比较典型的经济行政合同加以分析,进一步证明经济行政合同的内涵。
(一)政府采购合同
依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行为。政府采购当事人包括采购人、机构和供应商。政府采购合同是采购人与供应商签订的或者采购人委托机构与供应商签订的就政府采购事项达成的协议。政府采购合同不同于一般买卖合同。采购资金是财政资金,是预算收入,是纳税人的钱,一般买卖合同资金是私部门资金,是买受人支配的资金,政府采购要符合《预算法》的规定。政府采购目的一方面是满足政府需求,另一方面目的是通过政府采购规模和结构调控宏观经济。一般买卖合同是实现私人物品所有权的转移,满足生产生活需求。政府采购合同不同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征收、行政征用,从财政学角度考察,政府采购支出属于购买性支出,要求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则,要求双方合意。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通过变化政府采购规模和结构调控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是通过各级采购部门与一个个供应商的采购行为完成的。各级采购部门与一个个供应商的采购行为似乎是微观活动,但实质是为了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政府采购合同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履行调控职能运用的合同,属于经济行政合同。
(二)再贴现合同
再贴现是指商业银行将通过贴现业务持有的尚未到期的商业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转让,借此获得中央银行的资金融通。实质上是中央银行通过再贴现业务向商业银行提供资金融通。对中央银行而言,再贴现是买进商业银行持有票据,是一种信用业务;对商业银行而言,再贴现是出让贴现票据,解决一时资金短缺困难。整个再贴现过程,实际上就是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的票据买卖和资金融通过程。再贴现合同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就再贴现事项达成的协议,包括再贴现对象、再贴现率、再贴现金额等内容。再贴现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贴现合同。贴现合同的主体是商业银行和工商企业、自然人,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再贴现合同的主体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中央银行是行政机关,和商业银行不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贴现合
同目的,对于商业银行是提供金融服务,实现利润最大化;对于工商企业,是筹集资金,实际上是民间的资源配置。再贴现合同目的,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是筹集放款资金;对于中央银行而言,是通过再贴现业务控制货币供应量和资金流向,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再贴现合同不是中央银行的单方意愿,中央银行是被动的,要有商业银行的申请才可以,是双方的合意,不具备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单方意志性。再贴现率是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政府通过再贴现率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实现通过一系列再贴现合同完成,再贴现合同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形式,属于经济行政合同。
(三)公开市场业务合同
公开市场业务指中央银行通过在金融市场买进或者卖出有价证券,借以改变商业银行准备金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一种措施。中国人民银行从1998年开始建立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制度,选择了一批能够承担大额债券交易、有效传导货币政策商业银行作为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债券交易主要包括回购交易、现货交易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公开市场业务合同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就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进或卖出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和中央银行票据达成的协议。公开市场业务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证券买卖合同。公开市场业务合同一方必须是中央银行,一国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行政机关,与相对方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一般的证券买卖合同是资本市场上普通的投资者和筹资者,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公开市场业务合同目的,对于中央银行而言,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对于相对方是实现投资收益或者投机利益;一般的证券买卖合同是投资者实现投资收益,筹资者筹集所需资金。既然是市场业务,就要遵循市场规律,不可能向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单方意志性。公开市场业务是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通过一系列公开市场业务合同实现,公开市场业务合同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形式,属于经济行政合同。
【参考文献】
[1]柯梅森.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资深律师。学术旨趣主要在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收购和公共政策,特别关注中国的转型和法治变迁。作为中国律师,执业领域主要在上市公司收购、反垄断、公司治理和证券诉讼等方面
为了维护前半年政策的效果,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大方向不会轻易改变,但政策的目标函数已经悄然发生变化
在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下,中国经济快速下滑的态势基本得到遏制。这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第一阶段救急式的“维稳”、“保增长”的目标基本完成。
但是另一方面,为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完成“保增长”的首要目标,宏观政策不仅代价不菲(4万亿之巨的公共投资,7.3万亿的天量信贷,力度前所未有),而且,由于政策本身的着力点依然寄希望于通过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政策的负面效果也开始显现。第一,由于单纯追求投资效率,很多地方在资金配套不到位的情况下,“跟风”上马,部分投资存在严重的质量隐患,部分投资投向了“两高”行业;第二,在实体经济回暖不明显的情况下,“抢跑”的天量信贷部分流向了股市、楼市,重新形成了资产价格泡沫,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背离的情况明显;第三,民间投资依然“冰冷”一片,中小企业严峻的生存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观;第四,过于强调“保增长”而忽视了“调结构”的大局,产能过剩、内需不振的基本状况没有根本性的改观;第五,大量信贷的投放助长了通胀的预期,在实体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通胀的提前来临可能导致经济进入可怕的“滞涨”状态。
这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下半年不仅要继续巩固第一阶段的政策成果,防止实体经济二次探底,更要消化前一阶段政策的负面效应,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对政策目标进行果断的调整。从下半年开始,也就是本次金融危机的“下半场”,宏观政策的目标显然主要不是“保增长”,而是通过加大民生等领域的投入,将主要精力放到“调结构”的攸关中国经济百年大计上来。笔者预计,在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方向不会采取急刹车方式转轨的情况下,政策的目标“拐点”必将提前到来。
首先,在2009年上半年,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以政府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引擎,在没有启动民间投资和政府财政增收困难的情况下,面临政策持续性的空前压力。因此,笔者认为,下半年即使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但政策本身的“内涵”必将有显著的调整,期待出现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其次,通胀压力提前显现。如果说上半年宏观政策一举扭转了经济下滑颓势的话,则下半年才是真正考验经济是否企稳的关键时期。
再次,经济结构调整被延迟。由于过于强调“保增长”,结构调整和解决产能过剩的任务一再迟延,甚至由于一部分投资投向了产能过剩的领域,使得产能过剩更加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更重。从增长的持续性而言,结构调整是下半年绕不过去的艰巨任务。
最后,危机延缓了关键领域的改革。经济危机非但没有成为改革的契机,反而使得诸多关键领域的改革停滞不前。而中国经济领域的深层矛盾和问题,不可能绕开关键领域的改革得到解决。
[关键词]通货膨胀 通胀预期 分析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不断加深,国内通胀预期甚为强烈。探讨通胀与通胀预期的关系,对于避免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通胀预期真正转变为通货膨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通胀与通胀预期的金融学概念
(一)通胀
通货膨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自从纸币在世界范围内发行流通以后,通货膨胀现象便愈加频繁地出现,关于通货膨胀的内涵,中外各国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定义,其中:萨缪尔森把通货膨胀定义为“价格和成本的一般水平上升――面包、汽油、汽车的价格上升,工资、土地价格、资本物品的租金上升。”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就是物价的普遍上涨”。琼罗宾逊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同样经济活动的经济回报率的收益增长而引起的物价变动”。目前我国学者对通货膨胀的定义为:“通货膨胀就是货币发行过多,货币发行量超过了货币需求量;通货膨胀就是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同量的货币现在的购买力小于过去通货膨胀就是物价总水平上涨或持续一段时间的上涨,物价的上升部分超过了物价的下降部分,或物价只有上升部分而没有下降部分”。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尽管至今还没有统一的通货膨胀定义,但中外学者已不约而同地把物价水平持续异常的变动作为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内涵来考察,即从现象的角度来定义通货膨胀。
(二)通胀预期
通胀预期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生的概念,伴随着理性预期学派而出现,该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如果人们普遍预期一年后的价格将高于现在的价格,就会在出售和购买商品时将预期价格上涨的因素考虑进去,从而引起现行价格水平提高,直至其达到预期价格以上。这种在市场预期心理作用下发生的通货膨胀被称之为“预期的通货膨胀”。西方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预期如何形成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们在形成预期时是“向后看”的,即主要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形成对未来的预期,这种观点被称之为“适应性预期假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们在形成预期时是“向前看”的,即主要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分析有关变量发展变化的可能,从中形成对未来的预期,这种观点被称之为“合理预期假说”。
(三)通胀与通胀预期的关系
近年来对于通胀与通胀预期,宏观经济学家最新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资产价格和物价之间可能并没有一个很强的因果关系,两者可能都是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外部经济环境和财政货币政策的“果”。笔者非常赞同上述观点。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不一定等于有明确因果关系,而以往的相关性规律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可能会分崩瓦解,这次的金融危机带来的所有资产价格的共同下跌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更倾向于对每个特定环境下经济变量的关系进行符合逻辑和市场共识的推导。通胀预期就是我们认为现在值得重视的一个变量。可能导致通胀预期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物价本身的上涨以外,宽松政策没有及时回收,或者是汇率、黄金价格,甚至是资产价格上涨的正反馈都是重要原因。但是由于缺乏衡量的工具,对通胀预期的判断更多是依赖于日常生活的直观体验(比如媒体开始鼓吹通胀到来)。必须指出的是通胀和通胀预期是两回事,有了预期不等于一定会真的有通胀。通胀未必和资产价格互相影响,但是至少在短期内,通胀预期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会是正面的。
二 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国内通胀预期的诱因及表现
(一)国内通胀预期的诱因
近年来我国出现通货膨胀现象之后,特别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国内学者对其成因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是综合性的,西方传统的通货膨胀成因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我国发生的通货膨胀现象。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有人认为,“我国出现的通货膨胀不能简单归为传统通货膨胀成因理论中的任意一种类型,我国发生的通货膨胀既有需求扩大导致供不应求的原因,也有成本价格上升引起的产品价格的上涨(如:能源价格上涨导致我国制造业产品价格上涨,饲料价格上涨导致肉类产品价格上涨等),还包括经济结构变动的因素(如房地产、公共建设形象工程、基础建设等行业投资过热导致价格水平上涨)。”也有观点在分析我国近年的通货膨胀成因时得出三点结论:①货币供给量过剩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②资源稀缺导致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③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增加、国际贸易顺差,这些都导致了中国式通货膨胀的发生。
(二)国内通胀预期的表现
总理在今年的多次讲话中提出信心比货币和白银更加重要,在经济学中信心所对应的便是“预期”。对于预期较早的研究是从凯恩斯开始的,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曾专门论述了预期对就业和资本的影响,此后预期成为经济学中常用的重要术语。经济学中的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的未来值的预测。我们知道,在经济理论中,资产价格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期。预期影响着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从而直接影响着产品和资本的价格,所以无论对产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预期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价格本身就容易产生泡沫的投机品,预期的作用更不容忽视。控制通货膨胀,稳定币值是稳定个人预期的关键环节,随着全球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显著增加,如何有效控制资产价格剧烈波动,是未来经济学家和各国中央银行所需要面临的更严峻的问题。
变幻莫测的预期转变和投资者的“牛群跟风行为”,是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之一。许多经济学家喜欢用“非理性”来解释预期转变和“牛群跟风行为”,有关的论文和著作不胜枚举。无论理性还是非理性,金融市场的“牛群跟风行为”,都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个人预期的形成是难以判断的,理性预期学派的大师卢片斯把主观预期和现实的关联,描述为最复杂的哲学问题。1945~1970年,基于固定汇率体系的全球经济体系,热钱流动规模非常有限,个人预期相对稳定,保证了真实经济稳定增长,预期稳定让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保持稳定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紧接着两次石油危机触发全球流动性暴涨以及个人预期的剧烈变化使新古典综合模型失效,随后兴起的新凯恩斯经济学、行为宏观经济学、行为金融学、动态凯恩斯模型等,本质上都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个人预期的转变怎样导致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而他们的一个共同基本结论是:只有当个人预期稳定的时候,经济政策才有可能实现所希望的目标。
在我国,人们更加关注将来价格水平的走势。央行表示,从长期看,通货膨胀压力正在逐步积累。货币政策的目标也由保增长,逐步转变为保增长、控制通货膨胀预期上升的轨道上来。去年以来,
我国经济实现V型增长,经济增长的势头逐步增强。同时,居民消费价格和生产价格环比由降转升,同比降幅收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作用的效果逐步显现,随着经济步入上升区问,通货膨胀预期也在上升。目前保增长的经济目标基本达到,防范通货膨胀预期转化为现实的通货膨胀,将是下一阶段又一任务。实际上,从2008年9月开始,央行开始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当调减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增加基础货币供应,不断下调法定准备金率,货币和信贷持续上升。随着经济转好和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物价水平将会进一步上升,通货膨胀预期和通货膨胀潜在的风险也在上升。
三 通胀预期的预测分析――理性看待国内通胀预期
(一)通胀是否会发生
通胀预期如此强烈,是否就意味着真实通胀已经离我们不远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当前美元汇率持续贬值,货币供应量激增,大宗商品价格迅速上涨,人们的通胀预期来自于对这些因素的正常担心,但这些因素所发生的变化只是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正常化过程的一部分。我们不否认这些因素会对通货膨胀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在现阶段,经济复苏尚不明朗的背景下,这些因素还不太可能形成全球范围内的严重通货膨胀局面。
(二)理性应对国内通胀预期
尽管一些学者和市场人士对明年的通货膨胀持乐观态度,认为明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不会很高,但是笔者认为必须尽早对通货膨胀保持警惕,为将来经济稳定增长打好基础。从实证数据的研究来看,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都有一定的时滞,货币供应量对总产出的影响通常是一个月到两个月,而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却需要较长的时间,根据弗里德曼的测算,大约需要两年时问。尽管通货膨胀不会马上出现,但是笔者认为等到通货膨胀起来,再采取措施控制,可能更加困难。因此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及早管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必须控制引发通货膨胀发生的源头。货币主义的大师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它是由于货币数量的增加速度高于产出的增加速度而产生”。目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国都采取刺激经济的政策,恢复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总需求上升和货币扩张总是相辅相成的。笔者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调控角度来看,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的预期,必须调控好货币和信贷的变动。
一是控制货币和信贷增加的节奏。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消费和投资信心下降,信贷市场冻结,需要政府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大量注入流动性。一旦经济恢复,信贷市场活跃,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货币和信贷的扩张必将推动物价水平上扬,因此央行就要适时控制货币和信贷投放的节奏,防止物价水平的过快上升。
二是调整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力度。我国央行主要是用数量型工具控制基础货币的投放,进一步来控制货币和信贷的扩张。目前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各国都在考虑刺激经济的政策何时退出,充裕的资金如果不能够及时回收,终将会形成购买力。为了防止通货膨胀预期会转变为现实的通货膨胀,我国央行也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公开市场业务调控的力度,回笼流动性,控制通货膨胀预期的上升。
关键词:区域货币合作最优货币区(OCA)理论区域货币一体化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R.I.McKinnon)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P.B.Kenen)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这一传统的国家要素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第3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复杂局势下“稳中求进”
努力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良好态势
利用环境变化带来的倒逼机制推动结构调整、深化改革
当前,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和美国经济陷入高失业、高负债困境,世界经济前景低迷。国内中小企业经营出现困难,经济增速逐季回落。
“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要努力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良好态势,所以要‘稳’。同时,也要利用环境变化带来的倒逼机制推动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最终让百姓享受到更多发展实惠,这是‘进’。”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认为。
会议明确指出,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外需变化我们难以左右,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更加立足国内需求,更加突出结构调整,更加依靠改革创新,更加重视改善民生,这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指出。
“稳增长”应对下行压力
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
在内外因素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速已从2011年一季度的9.7%回落到三季度的9.1%,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速“失速”的担忧再起。
这次会议在提出2012年经济工作主要任务时,第一条就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会议指出,稳增长,就是坚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努力克服国内外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及时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增速适度回落是我们期望的,但要防止经济增速回落过快,引发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要稳住经济增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指出。
会议提出,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要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
“积极财政政策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更加注重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货币政策虽方向不变,但将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中小企业、在建项目等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王一鸣认为。
“控物价”防价格反弹
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落实好“米袋子”“菜篮子”负责制
稳物价是2011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11月份4.2%的CPI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1.3个百分点,比年中峰值回落2.3个百分点。价格调控取得明显成效,但从百姓感受来看,物价仍居高位。
这次会议分析认为,当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会议在部署2012年工作时明确提出要“控物价”,就是继续采取综合措施,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价格走势出现反弹。
虽然近期价格涨幅回落,但物价总水平仍处高位,低收入群体生活压力较大。加上国内劳动力、资源等价格上涨形成的成本推动因素,以及欧美国家新一轮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的不确定性,未来价格走势不容乐观。王一鸣指出,当前通胀压力主要集中在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以及输入性通胀的不确定性上。
稳定物价的基础是发展生产、保证供应。会议强调,2012年要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落实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调结构”推发展方式转变
合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着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有目共睹,危机背后蕴含的机遇如何抓住?
会议提出,充分认识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风险,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会议强调,必须继续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
“是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决定着中国经济能否在阴霾的国际环境中突围,也决定着中国能否在新一轮国际产业格局调整中占据先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说。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认为,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不能把经济发展的希望长期寄托在外需上。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远未完成,蕴含的内需潜力惊人。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有序的市场是放心消费的前提。会议提出,要合理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坚决打击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行为。
会议提出,2012年要着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创新驱动,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加快壮大文化产业等。
“惠民生”突出提高发展的包容性
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
重视农民工在城镇的工作生活问题
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经济形势越复杂,保障和改善民生越重要。
会议提出,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会议强调,惠民生就是把保障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集中解决紧迫性问题,切实办成一些让人民群众看得见、得实惠的好事实事。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中国必须对未来的经济增模式进行抉择,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可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在这个背景下,“重化工业化”成为近年来政府和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吴先生的这本书是对“重化工业化”理论的一个回应和批判。他回顾了早期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工业化道路的理论以及前苏联和我国在工业化道路上的利弊得失,认为重化工业化道路对中国而言是“扬短避长”,造成整体经济效益的下降。他进一步总结了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认为中国必经放弃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并转变到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上来,而完成这个转变的核心“最终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各级政府偏离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成为经济结构的主要调节者,是过度投资、产业结构恶化的最主要原因。对经济资源的行政支配不但会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还会造成政治上的破坏。各级官员掌握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所造成的“寻租”和“设租”环境,造成现在层出不穷的贪污受贿和盗窃公共财产的腐败案件。
针对这种情况,吴先生认为,当前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过程中,关键中的关键,乃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稳定性;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2.6;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6-0014-02
1 外商直接投资概述
1.1 外商直接投资的概念
所谓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也叫国际直接投资(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它以控制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目的,是与国际间接投资相对应的一种国际投资基本形式。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同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
1.2 直接投资的方式
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一般分为直接投资方式和其他投资方式。采用最多的直接投资方式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和合作开发。其他投资方式包括补偿贸易、加工装配等。
1.2.1 中外合资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亦称股权式合营企业。它是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共同投资举办的企业。其特点是合营各方共同投资、共同经营、按各自的出资比例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各方出资折算成一定的出资比例,外国合营者的出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各种方式最早兴办和数量最多的一种。在吸收外资中占有相当比重。
1.2.2 中外合作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亦称契约式合营企业。它是由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共同投资或提供合作条件举办的企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各方签订的合同中确定。举办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一般由外国合作者提供全部或大部分资金,中方提供土地、厂房、可利用的设备、设施,有的也提供一定量的资金。
1.2.3 外商独资
外商独资企业指外国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根据外资企业法的规定,设立外资企业必须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并应至少符合下列一项条件,即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产品全部或者大部分出口的。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一般为有限责任公司。
1.2.4 合作开发
合作开发是海上和陆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的简称。它是国际上在自然资源领域广泛使用的一种经济合作方式,其最大的特点是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合作开发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勘探、开发和生产阶段。合作开发比较以上三种方式,所占比重很小。
我们目前还有一些新的利用外资的方式。如①BOT。在基础设施领域的BOT项目已开始尝试。②投资性公司。1995年4月,外经贸部了《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以鼓励境外大公司开展其系列投资计划。③外商投资股份公司。股份公司可以发起方式或募集方式设立,现有的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也可申请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④购并。跨国购并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系指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的股东的股权或认购境内公司增资,使该境内公司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外国投资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并通过该企业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且运营该资产,或,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并以该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运营该资产。
直接投资项目,最大的困难就是缺资金,充分利用外资既可以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又是解决资金困难的有效途径。我国利用外资分为两种形式,即: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借用国外贷款。
2 经济稳定性的内涵
经济稳定的含义通常是指要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经济稳定还包括有经济增长的内容,就是指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世界银行于1990年定义一个稳定的经济框架时,从通货膨胀、实际利率、财政政策、实际汇率和国际收支等几个方面进行。但在这五个标准中,只有通货膨胀是可以定量分析的,财政政策仅仅通过财政赤字这一个变量并不能完全衡量。这是由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根据货币调控政策和经济发展程度等所制定的。理论上讲,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通常意味着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有效且稳定,但实际上很难有一项宏观政策可以控制一个单一的变量。所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都会存在着联动性。因此,上述变量的定量测度在实际操作当中很难完成,即使采用某种单一变量近似代替,所得出的结论也很难具有说服力。在此基础上,一种简单化的分析方法应运而生,即采用衡量宏观经济政策的特定指标。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指标是通货膨胀率、预算赤字(或盈余)以及外汇黑市的溢价。
3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稳定性的影响
面对外商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如此迅猛的增长速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对中国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
(1)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东道国投资增加。在带动就业量增加的同时,也引起了各产业间劳动力分布的不平衡,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并最终会引起经济发展在各产业及各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经济不稳定状况的出现。
(2)增加货币升值的压力,导致出口受阻。在固定汇率制下,由国内通货膨胀引起货币升值;在浮动汇率制下,则会由名义汇率的波动引起货币升值的压力。同时由于货币升值压力过大,进口会增长很快,出口则会出现受阻的局面。从而很容易导致经常项目赤字的情况,并最终引起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失衡。
(3)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来间接影响潜在产出的增长。技术、资本和劳动力是传统经济学中决定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而其中产业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均为对其投资的结果。因此,社会可支配资金的规模及其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是潜在产出增长的基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其发展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压力,弥补了资本要素的稀缺,但也引起了一些不良的后果。主要表现为:首先,过快的投资刺激了国内的总需求大量增加,导致经济过热发展;其次,发展中国家在还不具备完善金融机制和健全金融体制的情况下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势必会造成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加剧。
(4)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会引起经济过热。外商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过快增长,势必会引起东道国国内外汇储备的增加,外汇占款也会随之增加。外汇占款的增加随之会引起基础货币增加,从而M2增加,国内需求增加。并最终引起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现象。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之后一直处于稳定的态势。直到90年代中期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出现低迷,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流入额也受其影响,出现下滑。比如印尼、智利、巴西和阿根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外汇储备增加引起基础货币增加理论界一致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东道国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供给存在影响。具体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会带来外汇收入和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相应地,中央银行不得不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来补充相应的外汇占款。一旦货币的大量供给超过实际需求,必然会给通货膨胀带来直接的压力。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讲是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矛盾产生的。进口商品和服务是国内总供给的构成部分,出口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在短期内,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是一定的,外资的大量流入势必会引起国内总供给的上升,从而改变东道国的供需平衡状态,导致东道国通货膨胀水平发生变化。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拉动一国投资水平的上升,从而构成对配套设施及物资的超预期需求,影响一国的物价水平状况。外商直接投资造成金融体系脆弱性上升。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从金融层面来讲,可能会引起信贷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上升,对宏观稳定产生负面冲击。
(5)外商直接投资降低国际收支平衡能力。外商直接投资的过度引入会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平衡能力造成影响。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能力通常用其拥有的外汇储备额来衡量。外汇储备越多,理论上其偿还国际债务及干预本币汇率的能力越强;反之,则平衡国际收支的能力会越弱。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对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以及外汇储备的影响是突出存在的,特别是国际收支平衡的调控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有利作用。但是,经常项目赤字不应过高,一般认为不应超过全国GDP的5%。如果超过这个警戒线,则很容易造成市场运行的失灵。
(6)外商直接投资加大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挤出效应。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生产要素中的资本要素普遍短缺,而劳动力生产要素较为充裕。这种状况的弊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当中也不断地暴露出来,成为抑制其发展的一种“瓶颈”。外商直接投资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资本的同时,也可以解决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并且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东道国的整体劳动力生产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方面的负面效应也是存在的。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导致国外企业的资本劳动比总体上要高于国内投资企业,更多的是一些资本要素密集型企业,因此高资本投入必然会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另外,挤出效应也是影响东道国就业下降的一个主要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挤占国内投资,从而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给就业带来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褚敏,张建辉,靳涛.外商直接投资溢出、市场化转型与经济增长[J].投资研究,2013(1).
【关键词】离岸金融市场;SWOT分析
一、概述
(一)内涵
离岸金融市场是指主要为非居民提供境外货币借贷或投资、贸易结算,外汇黄金买卖、保险服务及证券交易等金融业务和服务的一种国际金融市场。离岸金融市场的出现,使信贷交易实现了国际化,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扩散创造了重要条件。有关离岸金融市场的理论研究是伴随着离岸金融市场的产生而产生的。
(二)特点
1.业务活动很少受法规的管制,手续简便,低税或免税,效率较高。2.离岸金融市场由经营境外货币业务的全球性国际银行网络构成,被称为“境外银行”。3.离岸金融市场借贷货币是境外货币,借款人可以自由挑选货币种类。该市场上的借贷关系是外国放款人与外国借款人的关系,这种借贷关系几乎涉及世界上所有国家。4.离岸金融市场利率以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为标准。一般来说,其存款利率略高于国内金融市场,而放款利率又略低于国内金融市场,利差很小,更富有吸引力和竞争性。
二、起源与发展
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为防止美国冻结其资产而将其巨额美元资产由美国转移至欧洲国家的银行账户,遂形成最初的欧洲美元。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元危机的频频爆发驱动各国利用离岸金融市场来稳定其储备价值的稳定,这时的离岸金融市场出现了市场币种多样化的特点。经过80年代美国国际银行设施和日本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重大突破,到90年代离岸金融市场开始步入成熟期。
三、离岸金融市场的主要形式
根据离岸金融市场的市场运行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形式,特点各有不同:
1.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
代表着国际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方向,和国内金融市场享有同等国民待遇,证券、外汇等金融市场几乎完全开放,资金出入境不受限制,所以这类离岸金融市场须具备较高金融发展基础和管理水平。
2.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
主要由政府推动,与国内金融市场基本分离,国际金融机构进入内外分离型离岸市场必须开设离岸业务专门账户,所有离岸交易都凭借该账户开展,金融机构在税收、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等方面没有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伦敦促使了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的形成。
3.分离渗透型离岸金融市场
完全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向混合型离岸金融市场过渡的中间形式,国内部分学者也因分离渗透型离岸金融市场是过渡形式,将其归类于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之中。分离渗透型离岸金融市场同样设立离岸账户,将本国居民和非居民业务分开,但分离渗透型离岸金融市场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引资需求,允许金融机构账户资金在一定限度内渗透。
四、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必要性和可能性分析
(一)必要性
首先,是我国金融国际化的客观需要,顺应全球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在现有资本项目控制和人民币外汇管制条件下,建设离岸金融市场有助于维持金融体制现状,有助于弥补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不足,有助于加快我国金融发展和国际接轨。
其次,可以推动国内金融业的发展。我国金融业与国际金融业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在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为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做准备。
再者,可以为我国当前巨额的外汇储备减压,增强我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但目前缺少消化外汇储备资产的有效渠道,这不仅给人民币造成很大的升值压力,建立我国离岸金融市场让中资银行开展离岸业务可以释放离岸业务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的潜力,为外汇储备消肿,进而增加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最后,提高吸引外资的效率,减少外资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冲击。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在吸引外资方面不仅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满足外国投资者的投资环境需求,实现国内资本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完全对接,为国内企业提供高质量的资金来源保障。
(二)可能性
对比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条件,我国具有建立离岸金融市场的内外有利条件。从外部条件看,优越的国际环境为我国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经济重心逐渐向亚洲转移为我国构建离岸金融市场提供了新机遇。具体地,我国构建离岸金融市场是swot分析如下。
五、模式选择
结合国情,选择合适的离岸金融监管模式。实践中,国家应根据本国的金融业发展水平和金融监管水平来选择具体的运行模式。在这三种模式中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应该采取的是内外分离型的市场运行模式。因为,内外分离型模式要求离岸金融市场与国内金融业务相分离,进入离岸市场的金融机构必须开设离岸业务专门账户,而所有的离岸金融交易必须在此账户内进行,而且必须是境外与境外的交易。可以看出,这种运行模式与与其相配套的监管模式既方便管理当局对国内业务、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分别加以监控,又可以有效地阻挡国际金融市场投机活动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从而也对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离岸金融市场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