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的发展与变迁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商业的发展与变迁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商业的发展与变迁范文

关键词：辽河；水运； 营口；炉银

营口是东北地区最早的通商口岸，它依靠辽河水运，发展港口贸易，商品经济日益繁荣，为适应营口商业的发展便产生了便于流通和结算的营口炉银。

一、辽河水运与营口商业的繁荣

辽河是东北南部最大的河流，辽河水运在东北地区的交通运输中占据重要地位，促进了辽河两岸港口城市的繁荣，为东北地区的商业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辽河水运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三国时期，据《三国志》记载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司马懿征讨公孙渊时“会霖雨三十余日,辽水暴涨,运船自辽口径至城下。”这里所说的“辽水”就是辽河。在清代辽河水运日渐兴旺，据《奉天通志》记载，当时辽河水运主要在“营口至郑家屯间之一千四百二十八里”，辽河堪称“东北巨大之水利也”。

在清代随着海岸线不断南移，营口最终成为了辽河的入海口，是海河的交汇点“舳舻云集，日以千计”的大码头。在近代，营口商业繁荣的新起点是1861年营口代替牛庄开埠以后。第二次后，依照《》规定，增开牛庄为商埠，但实际开放的却是营口。营口代替牛庄开埠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辽河河道变迁，牛庄已经不靠辽河，运输不便，而营口则距离海口较近，水深河阔，是适宜开埠之地。当时英国领事考察牛庄之后，提议将商埠开在牛庄下属的没沟营（营口）。于是，营口在1861年4月3日正式开港。

营口开埠以后商业更加繁荣，英商经营的太古码头“每月进出港的货船平均在13艘以上，运货量约1.2万吨左右”。 营口开埠以后，其主要的输出货物是大豆及其制品。另外营口还是著名的中药材集散地，当时东三省出产的中药材都经营口运销各地，其中人参鹿茸等药材“平均年输出量1746万斤，仅人参一项为41.45万斤，价值关平银85万两。” 营口的进出口货物吞吐量如此巨大，这都和辽河水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营口的水运畅通促进了其商业的繁荣，营口一度成为东北的贸易中心。

二、营口商业的繁荣与炉银的发展

营口本地凭借水运优势吸引了包括关内、关外的大量资本，这就使营口的商业愈加繁荣。营口商业的繁荣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营口的货币并不统一，在实际交易中折算困难，于是成色为九九二（纯度99.2%）的“营平现宝”应运而生。

营口炉银的发展依托于营口商业的繁荣，而营口的商业发达也正是由于它是东三省“水陆交通之冲”“奉天沿海之门户”。在1861年营口开埠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营口是东三省唯一的通商口岸，当时辽河的航运状况较好，“行业盛时舢舻往来上下游帆橹衔接数百里”，辽河水运贯穿奉省腹部，辽河所经之地更是独占交通优势，营口就是凭借着这样的水陆优势吸引了大量外地商号，当时东南沿海闽、粤、浙、鲁都有携带资本来营口贸易的，山西的票号也纷纷前来营口投资，“营口有十余家银炉业均是晋资”。辽河水运对于营口炉银乃至营口商业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三、辽河水运与营口炉银的衰落

“过炉银”代替“炉银”成为主要的支付手段以后，取得了“有独立价值之货币”的地位，“过炉银”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

从1851年第一家熔铸“炉银”的永成德银号开业，到1933年营口“炉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几十年的时间里，营口的“炉银”在东北的商贸往来和货币流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营口炉银的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辽河淤浅航行不畅，使营口商业日渐衰落，炉银缺少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营口是一个港口城市，它的商业发展全赖其交通优势，而从19世纪末开始，辽河“上流之土砂顺流而下淤塞河底成为浅滩” 航行逐渐困难，使营口的港口优势逐渐衰退，营口商业随之萎缩，也直接影响了营口炉银业的发展。辽河淤塞，运载能力大为下降，在日俄战争以前辽河“有船四万艘”，而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辽河仅“有船两万艘”，船只减少近一半之多，另外辽河的航期也大为缩短，辽河的淤塞影响了营口的商业，营口商会认为“辽河淤浅实为商务衰耗之主因” “欲保营口华洋商务与旺固赖辽河运道通畅” 并建议修浚辽河，但辽河河道几经疏浚也未见明显起色，营口商业也是一蹶不振。

营口炉银的产生和发展依赖于营口商业的繁荣，而营口的商业依托于其地处辽河入海口的地理位置优势，辽河水运的发达是营口炉银产生的基础，辽河水运的衰落也导致了营口炉银的衰落。营口炉银从产生到衰亡的几十年里在东北金融史里占据着重要地位，辽河水运在营口炉银的发展中也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二者紧密相联，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1]《三国志》卷八《公孙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254.

[2]于阜民.营口通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46.

第2篇：商业的发展与变迁范文

我国的商业企业集团通常为，以知名的大型零售商业企业为龙头、以百货零售为主业的单元核心型企业集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商业经营技术的进步以及商业经营环境的变迁，我国商业企业集团在从事百货零售经营的过程中，组建配送中心及大型物流中心，开拓小批发业和配送业；商业企业集团的经营组织结构由原有的单店经营形式向连锁经营形式逐步地转化和演变，其经营业态从单一向多元不断地进行着创新的尝试。在商业企业集团追求保持竞争优势、挖掘发展潜力的努力中，其成本控制战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商业企业集团战略态势分析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的零售商业呈现出空前繁荣与活跃的局面，社会投资大量涌入，外商外资也相继进入，商业设施四处兴建、改建，社会商品零售额连年大幅度增长。但是经过几年强劲的超常规高速发展之后，我国的商业转入了竞争激烈、效益滑坡、经营惨淡的状态。1997年下半年我国的买方市场形成，物价持续走低，消费者需求变化迅速，商业竞争日趋激烈，商家打折、降价，用尽营销策略，使尽浑身解数，终于无法从根本上摆脱“难卖”、“卖难”的困境。销售难于实现，利润自然下降。据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全国200家大型商场的调查显示，1998年1月—10月份，29.3％的商场亏损，66％的商场利润比上一年同期下降。国外一些大的商业机构对国内零售商业的冲击也是商业企业集团经营环境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由于国外的大型商业零售企业掌握着最先进的商业经营管理技术，充分利用着最新的通讯信息技术，同时又经历了长期的竞争经济洗礼，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因此象沃尔玛、家乐福这样的外国大零售商的进入，确实对我国的商业企业构成严重的威胁。宏观商业经济环境的变迁固然对零售商业提出了挑战，一些城市大型零售商业过于集中、过于趋同、商店过剩、竞争过度，也是商业企业集团外部经营环境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不利因素。北京曾经有个在全市建一百家大商场的规划，然而一百家店还未建齐，已经建成的一些店就开始纷纷倒闭，其他的一些城市大型零售商店过于密集、数量过多的情况也很普遍，以致于我国某些城市的人均百货商场面积竟然高达发达国家的十倍。商业企业集团经营环境中的外部威胁（Threats）是明显而严峻的。

商业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上的劣势（Weaknesses）也不容忽视。一些商业企业集团经营战略不确定，盲目地涉足于与商业经营无关、自己并不熟悉的其它领域；一些商业企业集团不进行深入的市场调查、不做长远的发展规划、不认真地进行新的营销策略的探索和新的经营方式的尝试，似乎“老字号”的商誉可以永享不尽；一些商业企业集团没有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特色，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地邯郸学步，只有模仿没有创新；而商业集团普遍存在的问题则是管理效率低、成本费用高、经济效益差。

采用战略态势的SWOT分析方法，我们分析了影响商业企业集团竞争地位的外部经营环境的不利因素，即外部的威胁（Threats），但是从辩证的角度看同样也存在着外部环境的机会（Opportunities）。零售业的开放，国外商业机构的介入，对我国的本土商业确实产生了一些冲击，但也为我国商业与国际接轨，参与国际竞争，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商业经营管理思想和技术，进一步促进我国零售商业向正规化、连锁化、顾客导向化以及商业自动化的方向发展提供了舞台和背景，创造了环境和机会。按照现代商业的竞争规律，分析我国商业企业内部存在的优势（Strengths）和劣势（Weaknesses）及其二者之间的相对测度，可以认为在开放的零售商业的市场中，商家经营的好与差、商场的开张与关张是极其自然、极其正常的事情。1998年初商场“开业大挤”，“1998年是大型商场的倒闭年”不幸被言中，而1999年初一批大型商场又卷土重来。虽然商业竞争加剧，但有的商家却并不怕与别人挤市场；虽然都在搞连锁、搞超市，但却是几家欢乐几家愁；虽然零售商业对外开放，“狼来了”，但有的商家却能够与狼共舞；虽然大型商场过量而又集中，但“错位经营”却使商业的良性竞争初露端倪。对于商业企业集团来说，关键的问题是确立科学的企业战略观，在战略态势分析的基础之上，准确地掌握企业经营环境中的S、W、O、T，合理地设计和构建企业战略管理模式，有效地进行企业的战略管理，适当地确定经营定域、优化资源配置、突出竞争优势、发挥协同作用，才能在新的经营环境中，在激烈的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战略管理框架可简略地图示如下：

战略态势分析是商业企业集团进行战略构思与设计、战略的选择与评价、战略的实施与控制的基础和手段。前述的战略态势分析中所识别的因素：买方市场的形成，国外大零售商的进入，行业的成熟与集中，消费需求的变化，价格竞争的加剧等不利因素；以及国际竞争舞台的初步形成，国外先进的商业经营管理技术的引入，商业经营的连锁化、信息化、自动化趋势与前景，商家良性竞争策略的选择、自发、自觉的良性竞争行为的出现等有利因素，共同构成了商业企业集团的外部战略态势。由上图可知，认识和把握这种态势将有助企业的主要战略问题的识别，有助于企业战略的制定、评价与选择，有助于企业战略的实施与控制，有助于企业的战略资源的利用与配置。

二、商业企业集团成本控制战略重点的确定

商业企业集团的总体战略应力求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较高的附加值，使企业的价值活动产生尽可能多的溢价，从而保持和提高企业集团的经济效益，实现企业集团价值的最大化。根据企业的战略态势分析，商业的行业结构的特征，包括现有企业间的竞争状态、新加入的外商企业的竞争威胁、供应商和消费者的议价能力等决定了商业的盈利潜力，以及商业企业集团的低成本战略或差别战略的必然选择。商业企业集团的经营战略可采用差别战略，而其财务战略则必须采用低成本战略。零售商业的差别战略要求企业以与众不同的方式提供顾客满意的商品和高质量的服务；而低成本战略则要求以较低的成本提供与其竞争对手相同的商品和服务。较典型的例子，国外Nordstrom公司采用差异战略，强调为顾客提供超高质量的服务，而Filene公司地下商店作为打折零售店则纯粹凭低成本竞争，国内的燕莎搞高档精品商店实行差别战略，而1998年12月开张的国内第一家主题折扣店则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吸引消费者，以有保证的质量取信于消费者。传统的企业战略观认为低成本战略与差异化战略二者是相互排斥的，但近年来企业战略倾向于二者的有机结合，并特别强调成本领先战略对于差别战略的支持作用。商业经营技术的进步和经营业务的革新，使得低成本追求与差异化追求的目标有可能趋于一致，使低成本领先战略与差别化经营战略有可能形成最佳的战略组合。国外的大零售商沃尔玛就是依靠先进的信息技术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技术，成功地取得了高质量的商品、优良的服务与低价格的有机结合。基于前述的商业企业集团的外部战略态势，差别经营战略的实施，差别商品和服务的提供，其成本也应当低于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其价格也应当表现出足够的竞争优势，即以追求经营差异为目标的商业企业战略也必须密切地关注和严格地控制成本，只有在企业可承受的成本的基础之上，在低成本的企业的价值活动中才能充分发挥差异战略的优势。

第3篇：商业的发展与变迁范文

论文摘要:关于商业劳动性质及价值功能的界定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本文回顾建国以来我国理论界对商业劳动性质的认识过程，对商业劳动的核心内容和价值功能进行阐述，分析现代商业劳动的特点及正确认识商业劳动性质的意义。

一、对商业劳动性质认识的阶段划分

建国以来，我国理论界对商业劳动的认识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国后至改革开放时期。在这一阶段，人们对商业劳动的认识秉承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认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环节。其中，生产是技术层面的环节，生产的过程是价值创造的过程，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业则属于流通领域的问题，交换的过程是价值实现的过程。而社会财富的增加依赖于两个因素:首先是生产能力，它取决于社会技术水平;其次是商业周期，即将资金投人生产到资金回笼所经过的时间，取决于商品流通的速度。根据这个观点，商业仅仅是价值的实现者，其发展关系到社会财富价值实现的速度，但不能成为创造价值的主体。在这种认识指导下，我国商业基本局限在已生产的工业品的被动销售层面，销售的种类、数量都取决于工业生产，商业没有经营选择的权利和可能，商业战线的职工从社会地位到人均收人水平都受到政策的制约。

第二阶段，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商品生产被逐步认同和鼓励，人们对商业的社会功能有了重新认识和定位，理论上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商业劳动性质的讨论。基本结论是商业劳动划分为两部分，其中仓储、运输、包装等具有生产性质的劳动创造价值，纯粹的商业服务劳动不创造价值。在这一阶段，我国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上升，商品生产逐步为人们所认同，商业有了自主选择经营商品的权利和客观条件，人们对商业劳动开始有所尊重。

第三阶段，上世纪90年代至现在，随着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商业劳动不再仅局限在单纯的工业产品的销售环节上，还出现了具有独立特性的服务产品，国外的相关理论也开始将有形产品和无形服务等同来看。我国理论界出现了一些对商业劳动的生产性质的探讨，认为商业劳动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范畴。在这个阶段，我国商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商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并为整个社会所认同。

二、商业的社会功能分析

不同阶段商业的社会功能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所获得的回报不同、理论上所认同的价值功能也不同。正是商业本身的发展，促发了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特别是对工业生产作用的延伸，使商业的社会功能和作用不断发生变化。

1.商业本身的社会功能。商业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从诞生之日起，就专门从事商

品交换，是媒介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和纽带。社会分工越细，商业的社会功能越强，社会地位越高，在社会财富价值实现中的重要性越大。由于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和领域的拓展，作为独立的商业部门获得了长足发展。这给商业独立的商品供给模式提供了条件，也促发了其自有产品的产生。商业劳动性质能被人类社会逐步认同就在于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逐步加强。

2.商业与国民经济其它部门之间的关系。商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部门，既创造着自身的价值，同时也实现着其他部门所创造的价值，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商业对自身劳动的认识、其他部门对商业劳动的认识及整个社会范围内对商业劳动性质的认识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商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国民经济其它部门对商业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表现为商业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依赖程度，两者之间密切的关系决定了商业劳动的基本性质。

3.商业本身的产出形式。商业作为独立的经济部门，在实现其它生产部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创造着自身的价值，其产出的形式、与生产领域产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商业自身的社会地位。商业是单纯为其生产部门的价值实现服务，还是自身存在独立的产出，这是商业劳动性质的决定因素。近年来由于商业本身的自有品牌和自有产品形式的增加突现了商业劳动的重要作用，才使理论界逐渐认识到商业劳动的生产性和价值创造性。

三、商业劳动是价值的创造者、传递者和实现者

回顾经济学史对商业劳动价值的观点，考察现代商业劳动的基本特征，本文认为，商业劳动是价值的创造者，也是价值的传递者和实现者。

1.商业内部存在着一定量的生产性劳动，运输、存储和包装等是商品进人流通领域之后由商业工人完成、为商品交易所必须的生产性价值创造工作。这部分劳动价值是最早被理论界承认的。

2.通过商业内部的服务性劳动创造服务价值。商业属于服务领域范畴，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服务的需求数量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宽泛，促进了单纯的服务产品的产生和服务价值的逐渐被认同。这部分劳动价值在商业服务业所创造的产值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之后，逐步为人们特别是理论界认同。

3.通过商业内部的观念性劳动创造人文观念价值。商业企业作为沟通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和纽带，最了解消费者的需要，最了解生产者的情况，对社会经济发展态势的准确把握，对人们生活基本状况的了解，使商业从业人员最能理解社会，通过对社会、社会生产及社会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总体把握，产生最有代表性的人文观念。这种商业内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观念一旦生成，就会通过商业劳动转移到其所服务的消费者那里，并通过他们的行为在全社会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

4.商业劳动实现了生产领域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价值。生产领域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人们所消费的衣食住行都需要生产领域提供，但物质财富不能自己走到消费者手上，生产领域所投人的资本不会自行完成回收，需要社会商业资本的介人，通过社会商业活动完成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所有权的转移，使厂商回收投人的资本，赚取利润，为社会再生产做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商业起到了协助生产领域创造的物质财富的价值实现的作用，且只有生产领域创造的物质财富获得了报偿，赚取了利润，商业本身才能够维持发展。

5.传递生产领域所创造的人文观念价值。生产领域的生产过程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很多物质财富的出现和繁荣就是源于相应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往往存在着丰富的对世界新的认知，其中有价值的知识和观念随着科学技术的传播而得到发扬光大。先进的科学技术当中所蕴含的先进的文化观念最先为生产领域所接触，并通过生产领域的劳动转化为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财富。生产领域的从业人员在与人类先进的文化观念、科学技术接触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新的思想和意识，并通过他们所生产的物质产品体现出来。商业在完成这些物质产品的价值实现过程中必然将其所蕴含的人文观念传递给消费者和社会大众。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商业劳动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当中起着价值创造、价值传递和价值实现的功能。商业既为生产领域的价值实现和传递服务，同时也创造着自己的价值，通过自身的劳动，将人类最先进的思想观念传播给消费者并繁荣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四、现代商业劳动特点及正确认识商业劳动性质的意义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商业劳动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商业劳动性质也因之而发生了转变。

1.现代商业作业模式发生了巨大变革，促发商业劳动由简单劳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简单复合转换为复杂劳动。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人类通讯方式、交通方式、沟通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商业提供的服务不再局限在面对面的一对一服务，服务商业由传统的坐商为主逐步向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型商业模式转变。网络化的物流运作、不再受商圈束缚的自由式选择商品的消费者都给商业的运营提出了挑战，需要在商品供应、服务方式等方面给出适合新情况新问题的解决方案。

2.现代商业与消费者沟通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电子产品、音响设备、文化传媒给社会商业与消费者的沟通提供了巨大便利，不再需要面对面的讲解和宣传。从形式上看，沟通方式变了，从内容上看，同一种沟通方式下商家之间的竞争、所宣传的内涵、对消费者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激烈的竞争中，商业从业人员不得不在服务内涵、品牌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创新，从而使商业活动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和人文意义。这时，商业劳动中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增加了。

3.现代商业与生产者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交通工具的发展，为企业间较为紧密的联盟创立创造了条件。现代商业中，从厂商到零售供应链的建立已十分普遍，其间从物流管理到信息支持，从资金往来到人员配给都能相互配合，成为一条链子上利益共同体。通过合作取得共赢已成为许多商家的共识。

第4篇：商业的发展与变迁范文

摘 要： 杭州商会通过捐资行善、办校办报、组建商团以及投资市政等方式，积极从事公益事业。它与在杭徽商会馆相比，杭州商会的公益善举形成与慈善机构日渐剥离、慈善活动不分畛域等特点，这些特点反映了时代的变化，折射出国家商业政策、商人自我认识的变迁。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

一、杭州商会的慈善公益活动

1906年，杭州商务总会成立。民国建立后，易名为杭州总商会。1930年，更名为杭州市商会。杭州商会成立以后虽以“保商振商”为宗旨，但并没有放弃商人组织济世利民的传统，组织各同业公会，开展了一系列的慈善公益活动。

1.捐资行善，惠泽众生

自清代至1928年，杭州的民间善举联合体主要是普济堂、同善堂、育婴堂，在光绪年间就已统一经费收支，经费主要来源于官府拨款、商业组织捐助、田租屋租、存款利息等。杭州商会秉承慈善传统，依靠同业公会，向杭州城内的善举联合体进行常规性的捐助。遍阅杭州善堂收支总录，频见盐业捐、米捐、木捐、杭箔捐、绍箔捐、绸捐、当捐的记载。1928年后，杭城的三善堂被政府改造成为浙江省救济院，商会的常规性捐款告一段落。

除组织同业公会进行常规性捐款外，遇到重大灾情或重大事件，商会负责人常以自己的号召力来主持救济事业，争取更多的民间捐助，杭州商会会长王竹斋在商会任职期间就担任过浙江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45年，杭州市政府成立冬令救济委员会，其中就邀请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参与其中。 2.办校办报，广开民智

商会兴办的教育事业，主要分为两类：一为同业子弟的教育，一类是有关的职业教育。1917杭城内有盐务、木业、丝绸、机业等商会下属的同业组织附属学堂10所；1937年有11所；1948年增至35所。同业公会兴办同业学校，便利了同业子弟就学。

262据史料记载，商会的负责人往往也成为此类学校的校长或董事长，如金润泉和程心锦就分别担任育慈小学和绸业观成小学的董事长。

为提高会员的经营管理水平以及雇员的素质，商会也重视兴办职业学校，以培养人才，服务商业的发展。杭州市总商会在1912年曾创办簿记学校。1935年创办商业补习学校，学期一年，招收商店店员，开设普通课和专修课，结业学员达500多人。[4]171946年5月至7月开办补习夜校，金润泉等11人为校董，开设英文、簿记两个班。[4]20

为了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和提供经济发展的各种信息，1921年，在金润泉和王竹斋的倡导下，商会专拨经费，创办了发展商业、联络商情的《浙江商报》。[4]12抗战胜利后，该报兼为商会的机关报，代表商会发表公告、通知等，杭城商户和各业组织都订阅此报。[4]20商业报纸传播了商业知识，增强了广大商民的学识和能力，开启了民智，有利于商业的进步和发展。

3.组建商团，保商利民

在时局动荡的年代，商界组建商团自卫。杭州商会在1908年就组建了商团，应对前夕飘摇的政局。商团经费由商人负担，武器向军械局领取，护卫上城、中城、下城、江干、湖墅五区。后，商团解散。

1947年，因政局动荡，商会推定金润泉、周仰松向当局汇报，请求再次组织商团以保护商人财产，省、市当局鉴于市内警力薄弱，批准组建杭州市义勇警察总队，协助军警维持地方治安。同年九月，杭州市义勇警察总队成立，总队长由市警察局长兼任，副总队长由市商会推选担任，工厂、商店的老板或经理是义勇队的主要成员，义勇警察队所需开办费及经常费，从商会会员会费中抽取三成筹措。

义勇警察队成立以后，搞过冬防，1948年开始通宵值班巡逻。期间，义勇警察队和溃军发生过几次冲突，维护了地方秩序。[4]21

4.投资市政，便利生活

1927年杭州正式建市，市政建设百废待举，商会积极参与杭州自来水厂的筹备和消防队的建立。1928年杭州市政府成立了自来水筹备委员会，为设计和建设自来水厂筹募自来水建设公债，政府聘请商会负责人王竹斋、金润泉为筹备委员，1930年王竹斋继任筹备委员会主席。他上任后解决了自来水厂建设经费的困难。此前，政府批准发行的自来水公债250万元几无人认购者，他将自来水厂建设由一次性投资改为分期建设，把首期建设经费压缩在150万元以内，同时，运用商会的影响，在公债募集61万元的基础上，向各业再募集12万元，并以公债票面60万元及自来水筹委会的全部财产向杭州市的各银行、钱庄抵押贷款46.7万元，终于使建设资金有了着落。

397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杭州自来水厂在1931年正式供水。

杭州民居多为木结构，火灾易发多发。运动期间，杭州就成立了民间的消防组织——义龙会。后，省警察厅建立了消防队。然而，当时官民救火人员为了事后向火主、灾户募收捐款，相互争功，在火场殴斗时起，影响极坏。

1927年由市商会出面调停，接管民间的救火公所，成立省会救火联合会，统一管理民办救火机构。1928年官巷口大火，焚毁房屋300多间，殃及商店100多家，商会会长王竹斋有鉴于统一组织、清理队伍的必要，进行改组，成立杭州市各界救火联合会，由市商会统一领导。至1934年，下设43个消防集，拥有洋龙23辆，抬龙31辆，消防汽车1辆。杭州的消防事业，至此初具规模。[5]519

二、杭州商会善举与公益的特点

商会与会馆同为商人组织，多从事公益事业，善举可称，但若将两者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不少区别。与在杭徽商会馆的慈善公益事业相比，杭州商会的慈善公益事业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1.杭州商会与慈善机构日渐剥离

杭州商会是杭州地区的商人不分行业和籍贯建立的商人组织，在杭徽商会馆则是基于地缘关系结成的商人组织。从两者与慈善机构的关系来看，区别非常明显。从名称和组织结构上分析，杭州商会与慈善机构的关系日渐疏远，直至剥离，而在杭徽商会馆与慈善机构的关系非常紧密。

从名称上看，杭州塘栖镇的新安会馆曾以慈善机构的堂号命名，也称新安怀仁堂，并称“凡诸城镇无不有会馆设焉，实乃恭桑与梓之义”。[6]同治六年分募簿启从组织机构的组成来看，杭州惟善堂是杭州市新安会馆的一部分，会馆附属的慈善机构独立运作，只提供慈善服务，不提供商业服务，惟善堂堂规，明确规定不准各行商人为图水路近便在惟善堂内借堆物件、客货暂住。[7]会馆附属的慈善机构常常借助商人组织筹措资金，通过行业固定性捐助争取充足活动经费。徽商木业公所规定：“山客捐助旅榇厝所，向章树价每百洋一钱五分，由各木行抽除交进惟善堂”。[8]塘栖怀仁堂在同治年间重建后，其经费来自茶捐，出洋茶箱每箱总抽十二文；[6]缘起惟善堂在同治四年重建后，经费主要来源为行业固定性捐助和个人愿捐。行业固定性捐助主要是强制性的堆金，绍所盐业堆金每引2文，屯溪、婺源茶业堆金每箱6文，江干木业堆金等。[9]

在与慈善机构的关系上，杭州商会与在杭徽商会馆大不一样，它抛开了与慈善机构的紧密关系， 不以类似“善堂”的名号来掩盖自己的商业目的。从组织构架上看杭州商会也不再附设任何直属的慈善机构，其组织构架主要分为两种体系，一是与下辖县镇商务会所和商务分所之间金字塔式的联系；二是与商会从属团体之间的联系，这些从属团体是由市商会发起创办，或由商会成员兼任领导，或由商会资助经费的团体。

杭州商会与慈善机构的关系较为疏远，日渐剥离。在1927年以前杭州商会通过组织同业公会对民间善堂进行常规性捐助以济世利民，然而，1927年以后随着政局的稳定，国家社会控制力的增强，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条例，使慈善事业发展进入制度化、专业化时代。此后，杭州商会停止了与杭城慈善机构的常规联系，其慈善活动仅表现为参与非常规的赈灾捐款。

2.杭州商会慈善活动不分畛域

从慈善的受益对象来看，杭州商会与在杭徽商会馆的慈善活动也有明显差别。杭州商会从事的慈善活动渐渐突破地缘的局限，泽惠更广大的人群。而在杭徽商会馆的慈善活动畛域分明，本着“以众帮众”的精神，徽商会馆从事的慈善事业经费主要来源于徽邑仕商的捐助，服务的对象自然也是流寓在外的徽邑同乡。杭州惟善堂设外厝就近海月桥水口，专停旅榇，屋仅数楹；内厝停放在杭病故同乡。因慈善设施规模有限，为更好地服务于徽邑人，杭州惟善堂明确规定不允许外籍人士厝棺，占用义冢。在其规程中明确规定杭州当地居民不能在善堂内存放棺木，本地及他郡棺木概不准入新安厝所，倘蒙混进堂，即责成原经手领出。[7]堂规塘栖怀仁堂堂规也明确规定，在塘栖去世的徽州人，棺木须有保人担保且持票入堂，如有“外籍冒寄者，惟保人自问议罚，其柩即须押出，以免溷乱”。那些不幸路故的徽州人，会馆司事要查明来历，“果实同乡病故，准其入栈间成殓……若非本籍以及横故者，不准入堂”。[6]公议堂规为了禁止当地土著以厝所名目强将本地棺木停放，杭州惟善堂不得不藉助行政力量，吁请政府禁止当地人暂厝棺木于善堂。[7]前刊征信录序同时，惟善堂为了保证慈善设施使用的特定性，制定完备的规章制度，惩罚徇情容隐的管堂司事。

在杭徽商会馆通过下属的慈善设施为同乡服务，其受益对象面窄；杭州商会已无下属慈善机构，主要通过间接捐助慈善组织服务当地百姓。民国时期，杭州商会捐助的杭城三善堂，功能涉及钱江救生、保甲、城防、教育等，其服务对象没有明确的地域之分，以普济院为例，规定收养对象是鳏寡孤独贫病者，收养的范围广泛，无论本籍外籍，只要孤贫，均一并收容。

3.杭州商会渐由慈善转向公益

徽商会馆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慈善事业，因为新安地狭人众，商贾于外者什之七八，很多人童年外出谋生，或白首而不得返，或中岁萎折，殓无资，殡无所，或无以葬，为了解决“死有所寄”、“安妥幽魂”的问题，“徽商会馆向设义渡、义棺、义冢”。[10]卷35杭州惟善堂的主要功能就是“存权厝，助还柩，设义冢”；塘栖的新安怀仁堂也下设厝所、义冢等，据新安会馆司事监生等禀称：“伊等均籍隶安徽，在塘栖店铺生理，因新安客商在外故殁不及回里，难免风霜雨雪之患。是以邀集同人在本县十六东五庄公置地二亩正，建立怀仁堂会馆为旅榇公所，客故寄柩，以候舁回故土。设有无力归葬，埋于义冢，立石标记，以图久远”。[6]特用总捕分府署德清县正堂加六级纪录十二次汪为给示严禁事

与徽商会馆相比，杭州商会更热衷于公益事业，因其与慈善机构日渐疏远并剥离，其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地方公益事业。如杭州商会领导的消防救火会在日常工作中维护商民的财物安全，516在抗战时期，救火会除注意市区火警外，还在市商会领导下，组织消防队员成立空袭消防防护团，佩戴臂章，按时巡逻，应对敌机投弹后可能发生的火灾和抢劫案件，救护受伤的居民。杭州沦陷后，各级救火组织，插上消防队旗，队员穿上消防号衣，保护人民到各区救火会避难。[11]519杭州商会负责人也因为其在地方建设和保全商界权益方面的贡献而被人们铭记，如杭州商会会长王竹斋兼任过杭州电话局经理、浙江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杭州自来水筹备委员会主席、武林育婴堂堂董、树范中学校董等职。1934年，王竹斋病逝，为志纪念，经政府批准，自上华光巷口迤展至清波门一带新筑马路，命名为“竹斋街”。

三、杭州商会公益善举的时代变化

以在杭徽商会馆、杭州商会为代表的商人组织，其从事的公益善举有助于商人形象的改善和社会的稳定，通过对这两种商人组织慈善公益活动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杭州商会的慈善公益活动呈现了新的时代特点，折射出社会的变迁。

1.国家商业政策由抑商转向重商

杭州商会不同于在杭徽商会馆，其与慈善机构的关系较为疏远，甚至日渐剥离。为什么杭州商会抛弃“联乡谊、办善举、祀神灵”的旗号，不再兴办慈善设施呢？这正反映了时代变化。此前在抑商政策下，商人组织是受到政府严格限制的。商人要成立会馆，必须符合政府维持治安，推行教化的目的。所以商人会馆必须打出“联乡谊、办善举、祀神灵”的旗号，并且确有“办善举”的行动，才能获得政府的认可，否则就要被取缔。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1904年《简明商会章程》颁布，明确商会的功能是“保商振商”，杭州商会依法而生，功能和地位依法而定。商会不需要藉助“办善举”来争取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不仅如此，清政府还给予商会较高的地位，在农工商部颁布的《商务总、分会与地方官衙门行文章程》中明确规定地方官对商会“无直接管理之权”，只有“提倡保护之责”，并且规定商务总会与司、道及以下各级衙门的公文往来均用平级衙门之间的“移”，仅对督抚大吏的公文用下级对上级的“呈”。

37商会不再需要地方政府的核准和保护，旗帜鲜明地以“保商振商”为目的，担负着对外角逐商战，挽回利权，对内保商振商，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历史使命。这正说明杭州商会的宗旨与功能日渐回归本真，这正折射出国家商业政策由抑商转向重商的变化。

那么，清政府何以能抛弃传统的抑商、困商政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数十年来有识之士的呼吁，形成了“商战”救亡的舆论氛围，推动了政府商业政策的调整。后，西方的商品和大炮猛烈地轰击着中国，以郑观应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抵御外侮须借通商致富强，“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13]83甲午战败后，清政府的许多官员都认为，战争失败是因为国家工商业不发达，积贫积弱无力与列强抗争。各级官员在奏陈自强之计时，也纷纷呼吁发展工商业。后，帝国主义调整了侵略策略，由政治侵略转为经济侵略，时人将列强商品倾销、资本输出以及侵占路权和矿权的“灭国新法”称之为“经济的帝国主义”。因此，只有通过发展民族经济才能达到民族救亡的目的。以“商战”致富强、抗外侮，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重要的指导思想。有识之士“商战”救亡的舆论获得了清政府的认同，从中“官督商办”企业的出现到甲午战后私人兴厂的勃兴推动了政府商业政策的调整。

与此同时，促使清政府商业政策调整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中的大量军费开支及战后的巨额赔款，使清政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方今国用匮绌，既异寻常……罗掘已空，供应何恃？”[14]3728为摆脱财政危机，清政府寄希望于发展工商实业，开辟新财源，“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14]3631庚子之役后，清廷财政濒临总崩溃的边缘，国库一空如洗，盐税和常关税已成为赔款的担保，要解决财政问题只能唯商是赖，将商业视为立国之本已成为统治集团的共识。

2.商人的自我认识由自卑转向自重

杭州商会的公益善举服务于全社会，这种变化反映了商人社会责任感的增强。近代商人认为：“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至今世强在商业……国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兴商为强国之本说》，载《商务报》光绪三十年第8期。，“今日之商家，实支那民族存亡起废之权者也”。[15]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折射出商人自我认知从过去的自卑走向当时的自重。

在封建时代商人地位低下，他们十分自卑，很多商人在致富后力劝儿孙业儒，甚至说出“毋效贾竖子为也”的话来。[16]卷67汪公暨安人郑氏合葬墓碑尽管腰缠万贯，仍然底气不足。然而到了近代，社会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奇局”的剧烈变迁中，亲历“农本”与“商末”的急剧变动，特别是政府对商会的依重，商人们彻底颠覆了原来的自我认识，一扫既有的自惭形秽，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及作用进行了全新的评估，“我们经商的人，生在这西历一千九百余年，叫什么二十世纪实业竞争的时代，也真尊贵的很了……天下最活泼的精神，最有发达的能力，能够做人类的总机关，除了商，别的再也没有这种价值了”。他们自豪地称当今之世，“论人数以商界是为至众，论势力以商界为最优”。[17]经商要言

商人由自卑走向自重，其心理转变的直接动力是什么？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初清政府的“重商”政策，大大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由此改变了商人的自我认知。从组织机构上看，1903年8月清政府设立了商部——联络官商，制定政策，领导发展国家工商业，指导商人和商会活动。商部的设立保障了商人的利益，发展了地方的实业，改变了人们对商人阶层的传统认识，正如1912年出版的《东方杂志》所云：“吾国人之贱视农工商也久矣，阶级之制深入人心。自商部开办以来，力惩旧习，积极进行……由是国人耳目，崭然一新，凡朝野上下之所以视农工商与农工商之所以自视位置较重。”从法律上看，制定了保护商人和商业的商律。用法律规定了商人的身份和权利，保障了公司的合法地位，为商人的经营活动提供了法律的保障。从具体政策上看，实施奖商恤商的政策，颁布了旨在鼓励商人和其他社会人士投资工商业的各类章程，并将投资金额与爵赏挂勾，使商人从四民之末的卑贱荣升为“加头品顶戴”、“赐双龙金杯”的新宠，奖励工商业的措施，直接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今乃以子男等爵，奖创办实业之商，一扫数千年贱商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18]

清政府推行的系列重商政策和措施，赋予了商人前所未有的各种权利，改变了人们对商人职业的认识，经商成为富强救国之道，地不分南北，官不分级别，纷纷投资于商业，加上科举制的废除，广大知识分子顺应时代潮流也跻身于商业，官绅商合流，绅商阶层形成，至此商业成为社会热门的行业。绅商阶层整体素质和文化水平较高，名利皆有，经济实力又强大，他们完全抛弃了商人曾有的自卑感，积极参与各项社会事务，一跃成为地方社会的中坚力量。政府政策的转变，社会地位的提高，自身实力的增强，商人终于扬眉吐气了。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大大强化，表现在商会上就是慈善活动突破了会馆那种狭隘的地缘界限，并且更加注重公益事业，将服务对象扩大到全社会的人群。

“窥一斑而见全豹”，杭州商会的慈善公益活动特点，折射出国家商业政策和商人自我认知的变迁。这是时代的变化，也是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善堂历年收支总目录[Z].全宗号旧50，杭州市档案馆藏.

[2] 杭州民政局.杭州民政志[M].杭州：内部发行，1993.

[3] 杭州教育志（1028—1949）[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79.

[4] 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志编纂组. 杭州商会志[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5] 杭州市自来水筹备委员会.杭州自来水创始纪念刊[Z].杭州：内部发行，1931.

[6] 新安怀仁堂征信录[Z].杭州：光绪间（1875-1908）刻本.

[7] 新安惟善堂征信全录[Z].杭州：光绪七年刻本.

[8] 徽商木业公所征信录[Z].杭州：宣统元年刻本.

[9] 新安惟善堂征信全录[Z].杭州：光绪二十九年刻本.

[10] 光绪婺源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1] 杭州市政协文史委.杭州文史丛编：经济卷[M].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1.

[12]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等.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13]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4]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5] 太孟.商业发达论[J].江苏，1903，（3）.

[16] 汪道昆. 太函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

第5篇：商业的发展与变迁范文

14世纪末封建制度在英国衰落后，人身依附关系和封建义务发生货币折算，农民的土地权利逐渐在货币赎买下在事实上从“他主”走向“自主”。14世纪末的英国土地产权制度确认了这一事实，及时通过法律制度改革保障了这种“自主”权利，建立起以公簿持有保有权、租佃持有保有权和自由保有权三类法律关系为内容的近代土地保有权制度，以此代替了曾经权能极为有限的“占有权”。保有权式的土地产权不但可以获得法律的保障，而且其权能也在制度变革中得到了扩展。近代保有权制度表面上在不突破领主所代表的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名义下，实际地将土地所有权的权能分配给了保有权人。这种保有权制度下，权利主体尽管仍然要承担对所有权人的定额义务(有些仍是封建性的，如入地费、继承金等)，但就其土地权利本身来说，已经具备了占有、使用、收益和有条件的处分权能，通过相对完整的土地权能事实上割断了土地权利人对领主的依附。这种权能的扩展，使得农民和领主之间建立起了更加纯粹的经济关系而非身份关系。这种权能的扩展不但促进了农民自身对土地的充分利用，释放了农民的生产力，而且使得土地资源在相对的经济自由下获得了有效的优化配置。事实证明，近代土地保有权制度下，土地市场已经形成，一方面是由于保有权人有权在特定条件下流转土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被流转的每块土地上拥有了并不阻碍其利用价值的权能，其价值才能够被市场化。即使这一时期仍然处于传统的农本经济下，但是近代保有权的制度设计使得商业和市场的力量得以顺利地渗透到农业生产当中，而这对于英国农业面貌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

(一)近代保有权的权能首先排除了封建依附关系

英国近代土地保有权制度建立起了一个弹性很大的土地法律关系模式，用性质不一但权能类似的“保有权”涵盖了各类土地法律关系，容纳了不同的社会阶层。正如克拉潘所说，这种土地产权“已经失去了奴役制度的污点”。［4］由于有效而相对完备的权能，使得经济自由的曙光不断驱散着封建特权的阴霾。这种保有权式的产权制度，虽然仍处于封建身份之下(比如公簿保有制)，但是却已经与封建依附再无关联，人们所能运用的权能是自由并且受到保障的，产品贸易和资源流转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正是近代保有权所扩展的权能让封建地产向产权地产的转变成为可能，也正是这样才使得土地的价值得以有效的释放，使得后来的新生阶级能够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土地，带来土地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革新。而相比之下，欧洲的其他国家则在这方面落在了英国的后头，没有一个国家在15世纪就确立起这样一种产权制度，即在保留了封建领主的身份甚至仍然通过额外义务供养着这个阶级的基础上，却同时让产权的实际内容过渡到劳动群体的手中。

(二)近代保有权的权能在农业经济中引入了商业力量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认为，两种系统可以增进人民的财富，一是农业系统，另一则是商业系统，并且认为商业系统取代自然经济的过程确立于16世纪，而此时是商业系统的操作方式进入农业系统的时期。［5］商业的发展不再是与农业系统平行无关的事，而是刺激农业经济显著增长的力量。但是，商业力量要进入农业经济，必须依赖相对自由和充分的权能。土地权利人有权通过商业的方式利用自己的土地收益，甚至直接有权将土地权利作为商品纳入市场。在近代保有权制度确立之前，作为生产者群体的农民基本是不参与市场的，农民的土地权利受限、权能不足，基本无法有生产剩余参与市场交换，农民的产出大部分都作为消费品而非商品。领主庄园的产品即使可以参与市场，这种活动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大多领主并不关心如何利用市场来创造财富，没有一个广泛的市场，农产品的利润水平也不会有多高，基本上农业经济就是自给自足经济。但是近代土地保有权制度确立后，农民获得了占有和经营的充分权能，农民生产力的巨大释放必然会增加土地的产出，当其生产剩余被普遍地投入市场以换取货币财富时，普遍的市场交易行为刺激了商业力量对农业经济的渗透，农民作为土地权利主体对“改进”和“利润”都不再陌生，土地保有权的“自主性”使得他们完全有自由按照市场要求来经营土地，甚至可以将土地权利纳入市场当中，完成土地资源在市场上的优化配置。而这一切都为商业力量与农业经济越来越紧密的结合提供了前提。商业的主动精神是自私自利的，但又是富有生产力的，这种精神在17世纪时已经体现在英国的农业发展中。近代保有权制度的扩展性权能在产权结构这一层面上为英国农业经济注入了一种以市场需求主导，以商业力量带动的灵活运行机制。

二、现代私有产权制度对土地权能的绝对化和完备化

第6篇：商业的发展与变迁范文

【关键词】徽商 商业 文化 良性互动

自20世纪末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商业化的飞速发展，几乎所有的事物都被打上了“市场化”、“商品化”、“世俗化”的烙印，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也未能幸免，开始走向大众化：文学的高雅与凡俗之间的距离消失；艺术与生活的边界被打破，并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消费品；所谓的精英者也从艺术的圣殿步入到平民大众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纷纷把矛头指向当今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被看成是低俗的、跟文化相抵触的、不友好的行为。然而，商业与文化这两者并非水火不容的，它们也可以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形成于宋代，在明清之际达到鼎盛的徽商为我们理性看待这两者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同时也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启示或者说是徽商精神现代价值之呈现。

徽商历史悠久，自唐宋以后，人才辈出，明清之际，由徽州人组成的商帮以雄厚的财力和强劲的竞争力与晋商及其他商帮相抗衡，并且独占鳌头，赢得时人称赞。徽商经营范围以盐业、茶叶、木材、粮食为主，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有“遍地徽商”之说，甚至在海外诸国也留下他们的足迹。从明初到清末，徽商不仅积累起惊人的财富，出现了拥有资产百万乃至千万以上的大富商，而且他们也以其雄厚的财力物力致力于精神文化事业的发展，孕育了璀璨的徽州文化。

先生说过：“在经济因素之外，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辛，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①在中国封建历史上，“重农抑商”不仅是官方的传统政策，也一直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徽州地区由于其贫瘠的山地地形，耕地甚少，当地人在严酷的生存压力之下，只能走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外出经商。“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首民谣道出了徽商的艰辛。他们行走在大漠荒凉之地，崇山峻岭之间，饥餐露宿，从小本起家，由学徒到老板，在商海中拼搏进取，不仅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躬耕田亩”的道路，而且打破了“重本抑末”的传统价值观念，不少人弃农就贾，逐利成风。据史料记载，乾隆年间，在扬州设立“务本堂”作为徽商办公、聚会之场所。耕田是务本，经商也是务本，反映了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这也直接导致了明后期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想和实学思潮，强调私欲即个人的物质欲望，天理不能抹杀私欲。这一思潮引起了文学观念的变化，如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的“独抒性灵”，李开先的“真诗只在民间”都是这股思潮的产物，同时也开启了全新的文学主题，如对人欲的肯定（《牡丹亭》），对个性的张扬（《西游记》），对传统观念的否定（“三言”、“二拍”）。徽商不仅自己从事文学创作，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兼具商人与文人的双重身份，如马曰、江春、汪道昆等，同时他们也将本身的商贾生活作为表现对象写进文学，出现了大量的徽商个人传记。

除文学外，在其他文化领域，徽商也同样开辟了新的天地。在戏曲方面，徽州盐商利用其经济实力引导着戏剧潮流，使当时徽商云集的扬州成为全国的戏曲中心，尤其是四大徽班进京，标志着京剧的诞生，谱写了堪称中国戏曲史上最华丽的篇章，这也是徽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徽商富有起来之后的另一个投资意向是修建园林，苏州、扬州现存的园林建筑很多都是徽商兴盛时建造的，如扬州的“个园”，马氏兄弟的“小玲珑山馆”，江春的“康山草堂”等等。园林为当时的文人雅士们提供了诗酒聚会的最佳场所，徽商不仅是聚会的组织者，更是聚会的参与者。园林聚会不但有一定的文化水准，而且也为广大的文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聚会使一些怀才不遇、生活窘迫的文人能长期留下来，潜心专研学问，如清代的厉鹗，姚世钰等人就曾得到过徽商马曰的资助。岁月变迁，如今遗留下来的园林本身也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见证着徽商曾经的绚丽与辉煌。

“贾而好儒”是徽商区别于其他地域商人的显著标志，人们甚至称徽商为“儒商”，好儒不仅仅是提高了他们的文化修养和翰墨知识，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价值取向。他们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准则，加强了自己的道德准则，从而在具体的商业活动中躬行儒道，坚持商业道德。徽商以诚信立业，恪守承诺，注重产品质量，讲究货真价实，而不是唯利是图。徽商吴鹏一次性进了3800斛胡椒，在付款时发现了这批胡椒有毒，但他仍然按原价买了下来，这是因为他考虑到如果退回卖主，这批胡椒还可能会转售他人，这样就会坑害更多的人。徽商的这种舍利取义的行为和诚信的品格为他们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口碑。“亦儒亦商”的文化性格使他们更具有经商的智慧和把握商业机遇的能力，更容易结交官僚士大夫，扩大他们的社会交际圈，这也间接的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回报。

尽管徽商注重功利，追求钱财，但在实践中也深感文化的重要，加之传统文化对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当他们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培养子孙读书做官就成了他们的追求。因此，重视教育，提倡读书在徽商中蔚然成风。为了让更多的子弟读书业儒，徽商大量投资兴办家塾、义学、书院，还为家庭贫困的宗族子弟提供经济援助。正是徽商们的努力，才使得徽州地区成为“东南部署”、“文献之邦”，浓厚的读书氛围绵延数百年而不衰，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这些人是徽州文化培育的精英，同时他们自身也成为徽州文化的创造者和生力军。从这个意义上讲，徽商的重教兴学为徽州文化精英的成长提供了物质保证，也为徽州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徽商的文化投资显示了他们独特的眼光，他们的雄厚财力足以支撑文化的繁荣，满足自身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需要。反过来，这些文化上的投资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戏班和园林有效地发挥了社会交际的作用，文人雅集，诗酒文会对徽商来说，其中就很有可能蕴藏着商机，蕴藏着他们所追求的财富。对子孙后代教育的重视，培养了更多的人才，形成商儒互济的局面。他们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文化史的走向，促进了商业与文化之间的良性循环。

没有文化的商业是短命的，没有商业的文化是无力的，文化和商业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该是共生共荣，相互促进的。徽商是经济与文化良性互动的一个标本，“我们研究徽商的历史，不是醉心于颂扬往夕的辉煌，而是希望从中寻求一种精神力量，以应对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②■

参考文献

① 著，唐德刚 译注：《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②潘小平，《徽商精神中的现代价值》，《江淮》，2004（1）

第7篇：商业的发展与变迁范文

在上海，仅就商业街来看，今年一季度四个主要商业购物街区商铺出租率已从2001年底的90%上升到2002年3月的95%。办公楼出租率上升了21.7%，空置率下降1%，商铺和办公楼市场出现同步增长的态势。权威人士认为，此种态势若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有望打破持续两年半住宅市场一支独秀的局面，使市场结构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北京，仅上半年就有17家500平方米的商业企业走进社区。老番街的疯狂认购足以使业界人士瞠目结舌，很多人认为，在房地产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这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利润无疑是社区商业发展最直接的助推，一个普遍的规律是：当社区商业改变沿街零散布局，而集购物、休闲、服务等众多功能于一身时，社区商业就显露出可观的赢利前景。生活环境是评价生活舒适度的重要指标，如果社区居民的一切消费需求都能在其居住的社区中高质量地得到满足，并且环境质量依然保持高标准，社区商业无疑会获得最大利益。想象置身于社区中和谐明亮的店堂、一间间耳熟能详的品牌专卖店、优雅的咖啡屋、方便的昼夜银行，接送孩子上下学近在咫尺、医院、书店、老年中心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花园、绿地、球场也随时恭候，生活在这样的社区环境里，真可以说“人生得意，享受之时”了。正如北京市商委副主任卢彦所说，“社区商业有三大法宝：就近方便、价廉物美、服务多样，其市场蕴藏着无限商机。”　社区商业——市场催生的新商机

社区商业的开发正在经历从无到有、从混乱无序到整体规划的变迁，也许它还有千种面貌等着有心的设计者去发现，但万变不离其宗，它永远追随着市场的脚步，不离不弃。一般来说，商业用房的销售价格比纯住宅要高出2—3倍，合理的配套使社区商业具有可观的升值潜力。在这方面，深圳万科四季花城可以说是最好的例子，其底商的销售价格在每平方米8000—9000元，而同样的底层住宅销售价格仅为每平方米2000多元。这样的价格，对于发展商和投资者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同时，商业用房的集中配套不仅仅带来价格上的收益。一方面，社区商业的集中配置有效地降低了居民区的噪音污染，使各个街坊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纯住宅，更有利于形成社区商业中部辐射周边的商业形态。另一方面，集中的商业配套使得资源配置更合理，避免了各开发商重复投资和建设、相互争夺客源的尴尬。此外，集中配套使得社区商业更具有规模效应，使社区在商业引资、聚集人气等诸多方面在规划阶段就占得了市场先机。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琪延认为，社区商业应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满足人们基本生活消费服务方面将逐步完善6项功能：具备购物功能，能提供主、副食，生活用品；具有修理服务功能，满足社区居民日常用品修理的需要；具备餐饮服务功能，为居民提供早点、正餐和满足学生、老年人用餐；具备综合服务功能，社区居民理发、洗衣熨衣、服装加工、彩扩等全在社区完成；具备可再生资源回收服务的功能，采取建立固定收购站和定期流动收购两种方法，保证居民废旧物品下楼就可交售；具备家政服务的功能，社区能帮助居民雇用小时工、请保姆、家教等。完备的社区配套无疑是社区规划下功夫的重点。

王教授还指出，大型社区商业的发展要以购物中心为主打业态，而居住小区应以“沿街式”、“组团式”、“多点式”为重点建设类型，在业态上以“超市”为主，重点发展“连锁”经营的业制。被誉为“第五次零售业革命”的购物中心应包容各种新型商业形态，生鲜食品为主的超市、品牌荟萃的特色专卖店、各种便利的餐饮、综合服务设施触手可及，购物、休闲、娱乐多重功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按照社区的人口和消费水平，购物中心的规模和样式也将多种多样，但功能齐全、集约化经营将成为他们共同的优势。

需要注意的是，社区的“邻里型”商业应和大型购物中心有所不同。按照国外邻里型购物中心的运作模式，邻里型购物中心会引进不少品牌百货品种，但邻里型购物中心如果着眼于百货服装业，那么在规模和品牌度上很难跟市中心大型百货公司抗衡，针对目前的情况，邻里型购物中心应以生活服务为主，作为一个社区配套而存在，就像一个社区的大会所。正如以设计大型Shopping－mall而著名的建筑师Jerde所言，邻里购物中心不只是一栋建筑物体，而是一种综合建筑、景观、空间、声音的体验式场所，一种为社区居民创造的拥挤热闹的场所。

一般来说，“沿街式”上也应以工薪阶层为主要消费群，约设1家中型超市，1家便利店，1家修配店，以及中小餐馆等，而“组团式”和“多点式”居住小区的商业应瞄准中高档消费群，以大型商场为主体，重点发展小型中西餐馆、便利店、美容美发、洗染、花卉、洗衣房等便民利民的商业网点，形成功能齐全的商业群落。 社区商业存在的问题

建筑规划——扰民与便民的矛盾

传统的居住区业态常常令居民们喜忧参半，那些便民的业态时儿也会变为人们的“眼中钉”，很多媒体的社会新闻栏目经常会“曝光”影响居民生活的商家，如居民楼下的小饭馆油烟冲天、深夜的卡拉ok使人难以入睡等等。这些业态的初衷是利人利己，然而当爱生恨的时候，也就一点也爱不起来了。近期，市工商局规定从事餐饮、歌舞娱乐、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和洗浴等四类经营活动的公司，不能以居民住宅楼、商住两用房屋作为企业住所。其他公司在居民楼内经营需经过业主委员会等居民自治组织同意。去年的北京楼市“商住”盛行，然而这也带来了一些置业者的担心 ：你根本无法判断，入住后邻居会不会是公司。兼顾方便与宁静的目标给发展商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业态规划——投资者、经营者、居民的矛盾

社区商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参与者众多且利益相互交织。这在最初就为其规划设置了高难度。居民既需要方便的物业又要享受赏心悦目的环境；投资者要考虑商业形态的设置是否有利于商家的入住和经营，又绝不能忘记当初向置业者们承诺的安静祥和。

引导性规划在此显示出关键性的作用。投资者若想将实际的投资转化为现实的收益，对底商“软”“硬”环境的考察是必不可少的。所谓“软”环境是指开发商对于未来底商的商业类型如何规划设置，这直接关系到底商的商业形态及投资者的切身利益；所谓“硬”环境主要是指底商的设计，底商设计的合理与否，也会影响到底商的经营运作。

北京工商大学商研所的所长陈及教授认为，在设计底商面积的时候，要注意经营上一些特殊要求，即应该有一定的弹性，要方便投资者进行改造。假如底商分户墙设计的都是承重墙，如果承租人要扩大面积就面临很大困难。另外在底商建造的过程中，要注意保留充足的车位；底商的层高要区别于普通住宅，4米以上比较理想 ；两层或两层以上的底商，要预留室内楼梯 ；层与层之间的贯通要灵活；最重要的是底商的开设不能影响到小区业主的正常生活，充分保证业主私密性。

新老交替的烦恼——旧城改造

我们背负着悠长的历史，建设新的家园时，对于旧的东西是保留还是改造，或者彻底推翻是世代相传的思考。北京和上海，文化旧址遍布，如何对它们进行改造、利用成为政府和开发商的心病，经历过平安大道的北京人已不愿再提及旧城改造，而上海的石窟门建筑也着实使改造者们大费苦心。上海的新天地时尚街是少数比较成功的实例之一。它以酒吧为主，定位为高档商业街，除陈逸飞一家以外，全部是国外著名品牌店。新天地的成功改造，使它的功能以及承载的历史意义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当然也使它具有了非常独特的魅力。开发商在其边上开发的两幢公寓一套三居室租金高达9000美金/月，相信这样的旧城改造不论对政府、开发商还是置业者都是最好的安排。 定位——成功的基础

至少从现在的市场形势来看，市场定位和研究应该是绝大部分房地产企业的生存之道。虽然商铺的价格远远高于住宅，而相对的，开发商做商铺的风险在某种程度上也远高于住宅。因为对于住宅而言，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而对商铺而言，一旦卖不出去，价格再降也必将成为开发商和投资人的心头之患。

成功的社区商业配置、商业街和底商模式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通向一个目标，就是要赢得市场。社区商业是个涉及多方利益和要求的部分，市场定位就显得更加必要。商业企业在进入社区之前要做市场调查，把握好市场空白，并且科学的对项目进行规划和定位。掌握社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层次，了解居民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以此做出合理的定位，决定布点的的规模、位置、运作方式、经营档次。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居民生活的各种切实问题，以便赢得市场。

上海“联洋新社区”的邻里中心为社区商业的统一管理作出了表率。上海联洋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卫平说，在前期社区总体规划中引入集中整合社区商业的概念，将社区商业统一纳入邻里中心，并打破传统“只建不管”的旧社区商业开发模式，由专业物业公司对整个社区统一管理。联洋邻里中心位于社区的中央地带，是社区开发与建设过程中采用集中公建配套理念的一种崭新尝试，是社区的地域中心、活动中心、消费中心、集散中心和管理中心。这样的社区商业规划让社区的商业独立于居住区域之外，使小区动静分离，实现了居住环境的人性化，从而提升了小区的品质。

一些较小的项目如北京怡景园的老番街、珠江骏景、深圳万科四季花城的商业街也取得了令人艳羡的成功。谈到“怡景园”老番街定位时，北京“信达行” 推广部董利说，由于“怡景园” 所在区域商业环境（南临北京市的第一、第二使馆区，有172个国家大使馆坐落周围，是外籍人士最大的聚居区域）、物业本身商业条件（项目本身是国际化社区、有100多户外籍人士居住）、本区域的消费需求空白点(地处繁华的朝外商圈，弥补无异国商品特色街的空白)等条件，使其具备了实现这一“国际商业街”定位成功的可能性。

“珠江骏景”南国风情街租务部吕蕊介绍，经营新商铺，一般要经过两至三年的过渡期。为打消投资者的顾虑，租务部特为投资者制定了“无忧投资计划”，当中承诺：租务部免费为投资者租赁业务，对按规定签约并开业的商铺免前5个月的租金，一年内保证总投资不低于9%的回报。

在商业业态定位上，事前的引导性规划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项目的命运。深圳万科四季花城对商业街做的引导性规划非常成功。他们对社区的人口规模、客户特征以及周边的商业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评估，充分考虑了拟购买者的置业特征。据调查和预计，很多人购买商铺是给自己的父母，于是将100多米的商业街68间店铺除2-3间面积较大的预留为超市、售楼处外，每间建筑面积设为60-80平方米，开始时以租带售，对租户实行优惠。并且提前规划小区的环境，对业主事先约定不能做餐饮、娱乐等，业态以安静为主。结果99%的业主是自己经营或出租且生意兴隆，至今入住率达90% ，达到了预期效果。

定位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是一个大的话题，简而言之就是顾客和企业之间要建立纽带，在这方面，那些总是翘首观察新趋势的竞争者将会是最终的成功者。

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居住的概念更加宽泛，置业者们不再仅仅关心房子里面的“小家”而更多的将目光投在社区环境的“大家”中。从屋里走向屋外给了社区商业更大的发展空间，作为回报，置业者们享受的是舒适与便利。

背景资料

社区底商和社区商业的概念

社区底商是物业范畴，是相对于建筑类型而言的，一般指住宅、公寓等物业作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的底层建筑，是社区配套组成部分；社区商业是一种有别于城市的区域中心商业、SHOPMALL(大型购物中心)、特色步行街的商业业态，它是一种有很强的地域性、为本地区居民服务的商业模式 。

社区底商与社区商业完全重合的三种类型

1.动力型，入住率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自然产生商机，换句话说就是“因住而商”。例如北京“欧陆经典”社区商业的形成；

2.强化型，强调的是本社区的特色。例如“嘉铭园”，卖点是环境好，尤其是北区的梧桐大道。

3.补充型，这是同质化地区最容易形成的商业类型。例如万柳地区，该地区是北京目前居住人口同质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基本都是中产阶级，这个地区将是小资情调商业的沃土。

社区商业模式——特色型、辅助型、连锁型

很多精明的商家与商业理论界人士都在针对社区消费这一新情况，探讨和摸索一些新的模式，也进行了一些成功的尝试和实践。从这些社区商业街的经营情况来看，大致有以下一些经营模式：

一、营造特色休闲、风情购物区，在购物中休闲，在休闲中购物。主要是在社区街铺旁营造主题休闲区，以优美的环境，闲适的购物氛围聚集人群。如万科四季花城的社区商业街便是一条别具特色的欧式商业街。据万科地产的有关人士介绍，四季花城的商铺定位于欧式的小镇商铺，将商业街建成具有既为小区内居民提供生活方便又吸引周边消费人群、面向社会的消费娱乐双重功能的商业配套。除了这些与小区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商业配套外，随着四季花城入住人口越来越多，人气越来越旺，还将启动四季花城食街商铺、四季花城假日艺术市场，以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需求。另外一种就是将社区街道前建成休闲广场，一方面与社区内的环境形成一种延展，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新的休闲场所；另一方面为购物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氛围。

第8篇：商业的发展与变迁范文

文章指出，中国不仅需要进行生产力和技术的改进，还要继续改革其商业运行模式。有两件大事必须提上议程，它们是：加强法制，解散国有企业以刺激私营企业。否则，作者写道，“继续保留国有企业将使外资企业、国内私营企业怀疑中国市场的效率。”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引起了研究者们对以下因素的讨论：国有企业的作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规模以及这个国家前些年聚集的利润的再投资。作者的结论是，中国经济进步的本质是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带来的一次性红利，即大量国有企业解体，数以万计的农民从乡村涌入城市和沿海的工厂。这些结构性变化，构成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85%（在1979至2009年间）以上。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体把资本和劳动力转化为产出的效率。

本研究认为，中国改革期间的GDP增长有一半要归功于资本积累——利润的再投资，但全要素生产率在1990年代中期有所下降。农村人口向工业劳动力的转移贡献了四分之一的中国经济增长，但是，作者指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会导致人口增长放缓，最终会影响劳动力的增长。另外四分之一的经济增长是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的，不过在2000年到2010年，是从国企向私企转移的工人带来了9.2%的生产率提高。

第9篇：商业的发展与变迁范文

“谁是校园女神”“5000元女神励志奖学金”的宣传横幅在校园内大肆张贴，可谓赚足了眼球，让人感觉这不是校园，而是商业选秀场。随后进行的比赛更是让人大跌眼镜，主办方竟直接通过“长相+化妆”这一简单的以貌取人的方式评选出“女神”，并向最终获奖的女生颁发了奖学金。

面对“长相为何成为颁发奖学金的标准”“活动商业气息太浓”等质疑，北师大珠海分校化妆协会回应：“‘女神奖学金’为商家所安排，协会也并不完全赞同该做法。”北师大珠海分校相关负责人则表示，该校社团多逾200个，化妆协会是其中之一，校方鼓励学生社团独立组织活动。为了扩大影响力，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化妆协会拉了赞助，并在校园打了横幅搞活动，其实该“奖学金”与校方并没有什么关系。然而这些回应并没有打消人们对这次活动以及校方立场的指责。

多维解读

“女神奖学金”有炒作之嫌

颁发奖学金的理由是长得好看而不是品学兼优，这样的做法是否有违“奖学”一词的精神内涵呢？

爱美是人之常情，但美与不美只是娘胎带来的东西，不能代表一切。学生的职责是勤奋学习、全面发展，将来为社会、为国家贡献力量。社会上大部分岗位对人才的需求，也更看重能力和品德。大学校园里搞“女神励志奖学金”活动，看似很热闹，背后却有诸多负面影响：美貌者，以貌为美；貌不美者，则可能心怀自卑。发展下去，短期内会影响学生的学业，长此以往则会影响他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对社会评判标准产生误解。

当然，长得好看不是女生的错，相信没有哪个女生不愿意成为“校花”或“女神”。也没有哪个男生不喜欢外貌出众的女生。但内在和外在不是彼此孤立、相互对立的，它们是可以和谐统一的，如果片面强调长相并颁发奖学金就非常不妥当，甚至有明显的炒作之嫌。

商家若要给漂亮女生展示魅力的机会，大可不必打出

“奖学金”的噱头来混淆视听、吸引眼球，直接叫做“化妆大赛”或许更加合适；若要进行品牌宣传，也大可采取更妥当的活动方式和游戏规则。给予学生要往“品学兼优”的方向去塑造自己的正确、积极的引导。中国移动、蒙牛集团等知名企业都曾在校园里发起过很多具有“正能量”的校园活动，如校园篮球赛、演讲比赛、亲子阅读等，这样的活动不仅能达到企业宣传的目的。也能给予学生正确的引导。那些只为吸引眼球和商业炒作而对学生进行误导的活动。应该被相关部门明令禁止。

别让铜臭味坏了书香

高校是一个社会道德与理性的凝聚之所。具有高雅的文化品位和卓尔不凡的气质，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并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尤其在时代的变迁中，甘于寂寞，心无旁骛，悉心育人，更能体现出教育精神和责任。而“貌而优则奖”，一次只要求长相、不看重学业的比赛，并冠以“奖学金”之名，某种程度上会滋长学生的攀比甚至妒忌之心，让学生沉迷于外在的虚荣中无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