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安全的定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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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态安全的定义范文

知识管理尚无统一的定义，不同学者对知识管理的定义不完全相同。通常认为，知识管理指个人、组织或国家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对知识和知识流动的过程、知识组织机构、知识资产、知识人员进行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管理，以期实现知识的共享、创新和增值，从而促进知识的价值增值。因此，笔者认为，高校知识管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实现高等教育目的，高校管理者遵循教育规律，运用知识管理相关理论和方法，合理利用高校内、外部知识资源，充分发挥师生员工的潜能，建立知识库，实现知识的共享和创新，从而达到最佳的知识产出、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的功效管理过程。对于生态安全来说，狭义的生态安全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即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的整体水映。结合狭义生态安全的定义，笔者认为，生态安全是一种宏观层面的安全，生态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权、生存权、健康享乐权、必要资源权、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或人文）生态安全，组成一个复合系统工程，它是环境、经济、社会三大系统的协调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结合以上生态安全的定义，笔者认为，高校的生态安全包括高校的自然生态安全、人文生态安全、社会生态系统安全三个方面，即能为师生员工生活、学习、工作和科研提供良好的保障，同时高校自身运行良好，具有良好社会影响力，能为地方经济的振兴和科研服务的一种良好的状态。

二、高校生态安全的知识性分析

1.系统性。

高校是以知识作为基本的操作材料和加工材料，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跟知识有关。高校自然生态安全包括高校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树木花草的种植，自然环境的绿化，校园整体的美化亮化都需要有生态学相关的知识作为积累。而高校人文生态安全更需要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精彩纷呈的学术讲座和探访神奇的科学研究，这一切都是在知识的应用和创新中体现知识系统性的魅力。高校的社会生态安全是社会对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高校社会声誉的综合反映和系统的写照，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体现了其知识的传递、升值过程，也正体现了知识的系统性和综合性。

2.动态性。

高校的生态安全正如知识的学习和提高一样，不是一个固定不变、一劳永逸的事情，它会受到经济、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一所高校受其综合实力、科研水平、师生的生态环保意识、文明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其生态安全状况呈现动态性，这跟知识的学习一样，常用常新。

3.艰巨性。

高校生态安全一旦出现问题后进行整治和治理，就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超出了前期的投入，所以高校生态安全又具有艰巨性。知识也如是，一旦用在了错误的地方，就会产生惊人的后果。例如，携带核弹头的原子弹用在战争上，会对人类产生毁灭性后果。当然，对于知识的学习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要达到较高的专业水准更需要经过专业的熏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此具有一定的艰巨性。

三、影响高校生态安全的要素分析

高校生态安全包括自然、文化、社会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其中自然因素是直接影响因素，因为自然因素出现问题，生态安全问题就会直接表现出来。文化因素、社会因素是间接影响因素，它们主要是通过自然因素这一中介变量对生态安全产生间接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把自然因素作为文化、社会这两个变量的中介变量来研究生态安全。要想解决高校生态安全问题，可以从自然、文化和社会这三个因素入手进行研究。把这三个方面作为影响生态安全的3个一级指标，而自然因素又分为高校环境绿化、高校空气状况、高校植被情况、高校物种多样性、高校土地资源、师生居住情况6个二级指标来进行分析；文化经济因素可分为高校教育教学、高校的科学研究、高校的人才培养、高校的文化传承4个二级指标来判断；社会因素分为高校的生态安全意识、高校的生态宣传力度、高校师生数量、国家对高校的政策、高校规模扩张程度、高校拥有生态技术、高校科技教育经费、高校汽车数量8个二级指标来分析。这样我们可以从18个二级指标来判断生态安全的破坏程度，每一个指标有一个合格或良好的经验值（标准值），用管理学上的专家打分法对高校的生态安全进行评估，邀请专家对这3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进行打分，打分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这个指标最终得分，再根据指标的相应权重，得出总的得分与相应的经验值比较，判断高校生态系统的安全程度。

四、高校生态安全教育的现状分析

1.生态安全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在一些没有设立生态、环境资源等专业的高校，其生态安全教育体系尚未形成，如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材编写、师资配备都不完善，要真正开展非生态专业大学生的生态安全教育就是不可能的事了。即使开设了相关专业的一些大学，主要是进行专业课教学，非本专业的大学生也是不可能得到相关的教育熏陶。从全国高校来看，每年招收的环境类专业学生不到普通学校招生总人数的0.5%，非生态专业学生占绝大多数，而在非生态专业开设与生态相关选修课的院校仅占全国高校总数的10%左右。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学生没有选修或必修过生态安全教育相关课程，没有接受过生态安全教育，这势必导致大学生对生态安全和生态环境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尊重之情，更不能主动参与环保公益活动。

2.生态安全教学设置不够合理。

在教学体系方面，许多高校只重视生态专业或是环境专业学生的课程设置，但是在非生态专业或环境专业的学生中，把生态安全教育作为必修课或选修课的非常少。在人才培养规格方面，高校大学毕业生应该是具有生态意识、懂得生态文明、有专业技术的现代人，因此在大学教育教学的培养方案中，就应该含有生态世界观和生态伦理道德观的内容；在专业设置方面，对非生态专业的学生来说，虽然不是其专业课，但是高校的课程设置应该包括生态意识、生态的重要性、生态安全危害性及生态安全的基本技能技术等内容，并且有相应的学分。

3.缺乏长远通识生态安全意识。

生态意识是开展生态安全教育深入开展的前提条件，没有生态学的相关知识，就不可能对生态安全的危害性有深刻的认识。以下三种情况都是因为生态安全意识的缺乏导致的生态安全：一是过度开采带来的生态安全；二是盲目引进外资带来的生态安全；三是忽视森林资源保护带来的生态安全。我国的高校生态环境教育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目前虽有几百所大学开设了环境专业，但在专业学生中的生态环境专业教育不能代替在非专业学生中的生态普识教育，更不能替代生态文明教育。生态安全意识，事关21世纪我国能否顺利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远景目标。

五、实施高校生态教育的对策

1.加强高校生态环境建设。

要推进高校生态安全教育，就必须把高校生态安全教育与生态环境建设结合起来。而加强高校的生态环境建设，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加强高校自然生态环境建设。高校要加强绿化，植树种花，注重校园美化，保护物种的多样性，维护高校生态平衡，让人在一个芳香宜人、绿树成荫的环境里学习和从事科学研究。二是加强高校人文生态环境构建。如先贤感悟、节能降耗、低碳出行等的生态文明行为，这些均能激发师生践行生态文明的意识，也能自觉地内化自身素质，提升师生员工内在人文素养，表现为自觉的生态文明行动。三是强化师生的生态环境意识的构建。即让师生员工树立良好生态观，积极主动地投身到高校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的建设中。反过来，参与又提升了其主体意识，强化了责任。因此，要提升师生的生态环境意识，让其主动关心生态安全建设，从而慢慢地固化为其行为，养成生态文明习惯。

2.深化高校生态教育改革。

生态学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理念。课堂教育是高等生态安全教育的主阵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对高校生态课堂教育模式的改革：一是改革高校的生态课程设置。高校可以在非生态专业、非环境专业的学生中开设生态安全教育选修课，课题内容涉及生态观、生态建设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论述、生态建设的不可逆性等生态安全的特性介绍，以及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严重后果，让大学生深刻体会到生态安全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注重生态环境师资的培育。一方面，可以在重点大学或研究生院培养生态教育师资力量，为生态环境教育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师资基础；另一方面，加强师资对生态安全教育定期培训，提高高校现有师资对生态安全的教学能力和生态意识。三是寓教于乐，把生态理论教育融于社会实践中。例如，可以将生态理论融于大学生毕业实践的调查和学习中，让他们有针对性地对高校所在的地区的山川河流、厂矿企业、生态环境、物种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既让学生了解社会自然环境和生态状况，又得到相应的科学锻炼，也为地方政府正确有效地规划环境治理与城市发展提供科学的方案和依据。

3.加强高校生态实践教育。

高校应视生态文明素养与人格素质、学术品质和职业素养一样重要。高校学生处、团委、学生社团等组织是推进生态实践教育的重要力量，在高校团组织生活会、院校活动中将引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议题，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能给广大学生带来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作用。高校还可以利用校园网、电视台、广播站、校报等，开设生态教育专栏，倡导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并且邀请专家作环保讲座，交流生态环保的经验和体会。

4.建立高校生态安全知识库。

高校的活动是以知识作为基本的操作材料和加工材料，高校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均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因此，高校应该建立一个核心的生态安全知识库，集中高校的生态安全的理论知识、教学讲义、科学研究、生态历史资料、环境保护、毕业生生态论文、学术交流等知识组成的知识库。其核心知识库由校学术委员会作为最高的领导层，任命由校长和学术带头人为主的知识主管（CKO）决定其知识共享机制和范围，下设知识管理办公室，办公室由学校的科研处、教务处、校长办公室、信息中心组成，统一知识库的日常管理，保证生态安全知识的共享、创新和增值。同时，可以建立校园生态安全知识库的知识共享机制和知识激励机制。

5.建立高校生态安全知识链。

高等教育是联系社会的纽带，具有较高的自由度与开放性。生态意识的形成，生态习惯的培养既可以在高校也可以在社会组织中获得。因此，高校生态安全教育应该具有一定的延展性，不能拘泥于某一组织或者范围内，应该与其他社会组织机构开展合作，把生态安全知识的节点（高校、政府、居民社区、社会民间组织）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开放的生态安全知识链，让生态安全知识在整个知识链中流动起来，从而在知识流动的过程中，实现知识的共享、传播与创新。在实践上，高校可以加强与地方政府、居民社区以及敬老院、中小学等机构的合作。开放的高校生态安全知识链，可以有效地运用知识管理的相关理论，让高校生态安全知识高效运行。

六、结语

第2篇：生态安全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生态安全；生态安全问题；公共安全；政府生态安全责任

中图分类号：D035；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5194(2009)06－0064-06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存在着普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代政府也必须履行相应的生态环境责任。然而，众多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正在或已经演变为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即它们对自然安全和人类安全都构成了越来越明显的挑战，由生态环境问题所引发的生态安全事故或突发生态公共事件也开始屡屡显现，而当代政府自然需要履行在公共安全层面上的生态安全责任。将生态环境问题与安全联系起来，将政府生态责任上升到公共安全的高度，目的既是在于明确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对于公共安全的危害性和挑战性，也是在于强调生态安全意识和当代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生态安全问题：广义安全视阔下的生态环境问题

理解生态安全问题应当首先弄清“安全”以及“生态安全”概念。从抽象的意义上说，所谓安全即是特定主体(个体或系统)的生存与发展处于一种相对安稳和保全并使其免于各种威胁或侵害的状态。作为安全的主体多种多样，但最终可大致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类，而广义的安全就是包括自然安全或自然界自身的安全以及人类安全或人类社会的安全，狭义的安全通常专指人类安全或人类社会安全。作为安全的具体内容也非常丰富，也可以大致区分为生存与发展两个方面，广义的安全既包括生存安全也包括发展安全，而狭义的安全往往专指生存安全。本文拟在上述广义的安全视阔下讨论与解读生态安全及生态安全问题。

生态安全也可称为环境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绿色安全等，1977年莱斯特・布朗在《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报告中最早将环境问题纳入国家安全考虑。2000年我国国务院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也首次提出了“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目标。但时至今日，关于生态安全概念涵义仍是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在广义的安全视阔下，生态安全应当包括自然生态安全和人类生态安全两个方面，前者特指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安全，即自然生态系统保持完整、稳定与健康的状态，是在时间上能够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组织结构和自治功能以及保持对胁迫进行恢复的状态；后者特指自然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的安全，即“人类在一定的生物圈空间生存时的相对可靠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状态”，是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定义)，是自然生态系统能够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而稳定和持续地提供各种必要和基本的资源和服务的状态。当然，这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自然生态系统保持本身的健康与活力是其为人类社会提供持续、稳定资源与服务的前提，而人类所需要的资源和服务本身也体现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状态。

当然，生态安全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不同层面或不同领域的内容。如按照生态安全的空间尺度，从范围大小可分为全球生态系统、区域生态系统和微观生态系统等空间若干层次的生态安全。按照生态安全的生物尺度，包括生物细胞、组织、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生态景观、陆(地)海(洋)生态及人类生态的不同生态层次，其中任一生态层次出现损害、退化、胁迫，都可以说是该层次的生态安全处于不安全状态”按照自然体系的不同领域，生态安全也可区分为水安全、土地安全、大气安全、动植物安全等。按照社会体系的不同领域，生态安全也可区分为经济生态安全、政治生态安全、军事生态安全、人文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等。

生态安全具有整体性、公共性、根本性等许多重要属性或一般特征，其中，本文需要强调的是：(1)相对性。它既表现在生态安全是由不同因素所构成，它们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满足程度各不相同，从而生态安全的水平也不相同；也表现在人类及其群体对生态安全的需求重点和程度有所不同，从而判断生态安全及其程度的标准也就不同；还表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生态安全及其阈值的认识存在着太多的滞后性和未知性。，(2)动态性。任何层次或区域的生态安全及其程度都会随着自然生态环境本身的变化而变化，也会随着人类适应自然生态环境能力的改变而改变。(3)人本性。这首先表现在自然生态安全标准归根到底是适应于或服务于是否有利于人类自身安全；也表现在如果任何一个或几个自然生态因子不能满足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就能说明生态安全是不合格的。

所谓生态安全问题就是指对于生态安全足以构成威胁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属于一种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乌尔曼曾经认为，对国家安全的造成威胁的应是一项行动或一系列事件：形成极大的威胁并且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使一个国家的居民生活质量受到恶化；或者是，造成的威胁使得一个国家的政府或国内私人的或非政府的实体(个人、团体、公司)可利用的政策选择范围显著地减小。据此，我们也认为，只有当生态环境问题极大或明显地威胁到特定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时，“只有当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范围、程度足以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国家生存时，才能成为环境安全问题”，而“并非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安全问题。将一般性质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全部上升为安全问题，是对实际情况的随意夸大。这样做只能使维护国家环境安全的目标失去其本来的意义，也容易给反对派以借口。”从一定意义上说，生态安全问题也应该属于一种最为根本的安全问题。因为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生态安全问题不仅意味着威胁到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完整与稳定，而且意味着威胁到人类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等其他安全存在的自然基石或自然载体。进而，我们还可以认为，生态安全问题是人类社会所面对的最为根本的问题。因为安全问题本身就是人类社会所面对的基本问题，而生态安全问题则是人类社会所面对的更为基本的基本问题，即最为根本的问题。

与生态安全相对应，生态安全问题也具有外部性、综合性、复杂性、不确定性等许多属性或特征。但若与其他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其他安全问题相比，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1)根本威胁性。生态安全问题或者威胁到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存在与进化的基础，或者威胁到人类社会持续性生存与发展的基 石。(2)难以扭转性。相当一些生态安全问题都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都是超过了特定的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而一旦超过其自身修复的“阈值”，往往造成难以逆转甚至一些不可扭转的后果；即使能够恢复，也往往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和相对于当初预防和及时治理所需的更加高昂的代价。

巴内特(JonBamett)曾经将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环境退化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表现为：国民健康水平的下降、经济活动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基础的减少、环境移民的出现、由于经济增长的下降和环境资源逐渐稀缺而导致国内动乱的爆发，国家间爆发资源争夺战等。第二类是人类活动对于生物圈的循环能力和自我平衡能力的破坏，也称之为“生态安全”问题。第三类是环境恶化对人类安全构成的威胁，这一类问题关心现在以及将来人类能否居住在一个稳定和健康的环境中。这事实上是从生态安全主体的角度来区分的，而在前述广义的安全视阔下，它们最终也可以大致归纳为两大类：第二类的“生态安全”问题就是自然生态安全问题，第一类和第三类可以统称为人类生态安全问题。此外，我们也可以从其他视角来对生态安全问题进行划分。如从它们产生原因的角度来看，影响人类安全的环境问题的类型有：自然灾害、累积性变化或缓慢发作的变化、突发事故或工业事故、发展项目和冲突与战争(《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中的“全球环境变化和人类安全”研究项目中的观点)等，这其中既有自然灾害引起的也有人类不良行为引起的生态安全问题，既有渐进性累积形成的也有突变性事故形成的生态安全问题。从生态安全事件的角度来说，20世纪申叶轰动一时的“世界环境公害事件”、1998年长江和嫩江流域洪水灾害、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等都是比较典型的生态安全问题。

二、政府生态安全责任：公共安全层面上的政府生态责任

生态安全的意蕴不是传统的政治学中的国家安全、安全科学中的生产技术安全以及法学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公共安全”等范畴所能完全涵盖的，它应属于一种具有全新意义并且包容性很强的“公共安全”内容。目前，这种“公共安全”还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术语，相应的公共安全管理在国际上也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公共安全事件在我国也被称为“公共事件”、“突发性公共事件”或“公共危机事件”等。公共安全管理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也称为“紧急事态管理”(Emergency Management)，在新西兰称为“民防”(Civil Defense)或“民防紧急事态管理”(Civil Defense Management)。而且，从过去只注重生命和财产安全，到同时关注生态环境安全，也是西方国家紧急事态管理的一大特色”。

所谓公共安全至今也无相对成熟和统一的定义。有人认为：“国际上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以及社会生产、工作生活安全。它包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和每个公民一切生活方面的安全(从国防安全、环境安全到社会福利保障等)，自然也包括免受犯罪侵害的安全。狭义的公共安全主要包括来自自然灾害、治安事故(如交通事故、技术性事故等)和犯罪的侵害三个部分。”基于前述广义的安全视阔，笔者认为，广义的公共安全的基本涵义应当指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公众(包括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包括工作和生活环境、良好的公共秩序、生命财产、身心健康、民利、自我发展等)处于一种相对安稳和保全并使其免于各种威胁或侵害的状态，它包括除完全属于私人领域范围之外的所有公共领域或方面的安全的内容。

生态安全属于公共安全的领域或方面，而且应该是最为根本的领域或方面。因为，“没有生态环境安全，就没有社会公共安全”，“一个民族得以长久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其主要推动力和重要标志应当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倘若以土地和水资源为核心的国土资源极其短缺，生态系统不能持续提供资源能源，清洁的空气和水等环境要素时，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失去了载体和基础。”所以，生态环境安全是一种基础安全或底线安全，它也被诺曼・迈尔斯称为“始终的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生态安全责任也就是最为根本的公共安全责任。当然，也可更进一步地说，因为公共安全是政府的最基本的责任，而政府生态安全责任又是最为根本的公共安全责任，所以它也是最为根本或最为基本的政府责任。此外，如果说政府生态责任就是政府以追求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或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价值目标，与特定机构与职位相一致的义务与职责，那么，政府生态安全责任内容关涉的就是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与稳定或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而生态安全问题就是威胁这一最低限度的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生态安全责任又是最低限度或最为根本的生态责任。

公共安全属于比较典型的公共产品，所以，它一直被视为作为典型公共部门的政府的主要职能。威廉・葛德文就曾认为“政权是为了维护个人安全而设立的机器。”近代早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一般都普遍认为，政府应当承担非常有限的职责，而保护私人生命和财产安全就是不可缺少的政府主要职能。然而，相对于当代政府的生态安全责任来说，相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而言，当代政府担当生态安全责任又有着更为丰富和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时代动因。

首先，当代政府担当生态安全责任是应对当代生态安全问题挑战的必然要求。应该承认，当代生态安全问题并不都是完全无法预测和确定的问题，而是大量或已经或正在或即将发生的越来越突出的现实问题。联合国在2005年的《千年生态环境评估报告》中，通过披露诸多生态环境问题事实之后得出结论：如果生态环境继续恶化下去，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将会面临巨大威胁，尤其危及人类健康与长远发展。我国学者曲格平在2002年就提出我国的生态安全已经在国土、水、人民健康和生物四个方面突现出来。目前，我国的生态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水土流失和水资源枯竭导致部分地区沙化严重、发展受阻，甚至出现生态移民；环境污染致使部分公众健康与生命遭受损失；一些外来物种入侵对生态平衡的破坏；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等等。面对这些生态安全问题的现实挑战，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当代政府自然责无旁贷。

其次，当代政府担当生态安全责任是适应当代社会发展先进理念的内在要求。其主要表现为：一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不仅直接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安全基本目标，而且也深刻揭示了生态安全的以人为本重要属性。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发展就是安全发展和发展安全，当然也包括生态安全的发展和发展的生态安全，因为前者就是指发展必须以自然生态与人类 社会稳定性生存为前提，后者就是指发展必须以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持续性提供各种基本条件为保障。，’对于我国政府来说，如果说当前第一要务是发展，那么第一责任就应当是公共安全，而生态安全则为政府根本的第一责任。二是追求生态文明目标的要求。，生态安全既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也体现了安全文明建设的要求。其中，生态文明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文明，而生态安全文明就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文明的最低限度和最为基本要求的文明。与此相应，目前我国政府主要职责也需要不断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到生态文明与安全文明建设型政府上来。三是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和平和安全问题的某些方面与持续发展的概念是直接有关的，实际上，它们是持续发展的核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就是发展的可持续性，即发展的安全性，其中当然也应包括作为发展安全核心的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是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能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而作为人的最为根本需要的生态安全也理应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一。因此，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当代政府必须担当起生态安全责任来。

再次，当代政府担当生态安全责任是适应当代政府创新先进目标的直接要求。其主要表现有：一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服务型政府是以公民本位或社会本位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政府，它不仅在服务内容上需要把维护社会公正放在显著位置上，而且在服务方式上也需要具有主要为服务导向而非控制导向的特征。显然，生态安全不仅代表一部分人或当代人的利益，而且代表全人类和后代人的利益。而服务型政府担当生态安全责任既是体现公民本位或社会本位的核心价值之要求，也是体现最具广泛意义的社会公正之要求，还是体现适应生态安全问题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特点的服务导向或非控制导向之要求。二是建设生态型政府的要求。如果说，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或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首先要建设好生态型政府，那么，建设生态型政府就必须首先要建设好生态安全型政府。因为维护生态安全是生态型政府建设的最为基本的任务，而政府生态安全责任也是生态型政府的最为根本的责任。三是建设责任型政府的要求。责任政府是具有对公民或社会负责理念的政府，而政府责任的具体内容也可表现为包括生态责任、安全责任等在内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政府担当生态安全责任既是对公民或社会负责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责任内容的直接具体体现，是建立在“生态安全公共利益至上”的信念基础之上的当代政府责任的直接具体内容。

三、强化当代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主要原则和总体思路

根据当代社会治理以及政府治理的新理论，结合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新特点，笔者认为，应当在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内容、形式以及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强化如下一些原则：

一是生态安全责任内容的多样统一和相对优先原则。如前所述，生态安全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作不同的区分。所以，相应的生态安全责任内容也是多种多样，如可分为自然生态安全责任与人类生态安全责任、人类生存的生态安全责任与人类发展的生态安全责任、区域生态安全责任、国家生态安全责任与全球生态安全责任等。一方面，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以及生态安全利益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坚持这些不同生态安全责任内容的最终统一性原则；另一方面，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这些不同内容的责任之间也可能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因而也需要政府坚持一定的相对优先原则，如人类生存的生态安全责任相对优先于自然生态安全责任，自然生态安全责任相对优先于人类发展的生态安全责任，人类生存的生态安全责任相对优先于人类发展的生态安全责任，国家的生态安全责任相对优先于国家内部区域的生态安全责任，全球生态安全责任相对优先于国家生态安全责任等原则。

二是生态安全责任形式的多样并举和道德根本原则。政府责任形式通常表现为道德责任、法律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或积极责任、消极责任等方面，这些同样也可表现为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具体形式。为了最大限度地强化生态安全责任，政府必须根据现实需要坚持综合运用这些多样的责任形式原则。但是，相对于其他政府责任形式，政府也应当坚持道德根本的原则，即确立生态安全的道德责任应当成为当代政府落实生态安全责任的根本之道。这既是因为生态安全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任何有关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内容都无法准确完整地加以涵盖与包容；也是因为道德责任在本质上更加赋有自觉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即“道德责任不仅是法律责任的补充，而且是法律责任的提升。如果行政人员能够具有充分的道德责任意识，他就能够超越法律制度对他的岗位责任的一切规定，使他的岗位责任得到最充分的履行，并在这种履行岗位责任的过程中，使法律制度的不充分性得到补充，使法律制度的一切不适时的和不正确的规定得到纠正。”

三是生态安全责任主体的多元合作和政府主导原则。根据当代社会治理理论的要求，生态安全责任主体不能仅仅限于政府，而且应当包括各种能够承担这一责任的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政府生态安全的善治也必须坚持政府与其他多元社会主体的合作治理原则，而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合作治理理论又进一步强调这是一种超越工业社会的工具理性和体现高级价值理性的多元合作原则。而生态安全的高度复杂性、广泛公共利益性以及众多生态自治力量的成长都在呼唤这种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生态安全多元合作治理，这是一种政府与其他多元社会主体建立在真正平等基础之上自愿自主的合作治理。虽然，这种合作治理强调的不是以政府为中心而其他社会主体只是作为参与主体而存在的治理，但是，在走向这一合作治理的历史进程中，当代政府仍具有主导地位和发挥主导作用。而所谓政府主导原则就是指政府不仅要在自身不同层面、领域或区域的政府及其部门之间率先进行充分平等协商基础之上的生态安全合作，也要积极培育和引导社会生态安全自治力量的成长和成熟，还要善于担当促进和组织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以及社会主体之间的生态安全合作之职责。

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前提下，强化当代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总体思路主要表现为：

一是不断确立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理念基础。这一理念显然是生态意识、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的有机集合体。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当代政府需要从关注一般生态环境问题意识上升到同时关注生态安全问题意识，从关注传统的国家安全意识上升到同时关注作为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国家生态安全意识，从关注生态安全的法律责任意识上升到同时乃至主要关注生态安全的道德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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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生态安全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旅游资源；资源安全；旅游目的地；评价指标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开展各项旅游活动的载体．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旅游资源在开发利用的过程中，由于各项管理制度的不健全、措施不到位、经验缺乏、加上旅游者自身安全意识淡漠以及对旅游安拿问题研究相对滞后等诸多原因，旅游资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如稀之宝的敦煌壁画和雕，面临风化剥落的威胁；北京故宫、天坛、颐和园的汉白玉浮雕、铜制品，遭受酸雨的侵蚀；一些曾扬名灭下的苏州园林和庭院，正从地图上消失；举世闻名的云南石林，也越来越受到人为的破坏……与此同时，旅游地传统的民风民情文化逐渐被异化、冲淡或消失等等．自然旅游资源遭到破坏，即使在一定程度上能更新但也不能恢复原生态，人文旅游资源一旦被毁将就水远失去，旅游资源安全问题应该引起足够关注．因此，深入旅游资源安令研究，加强旅游资源安全管理，对旅游资源进行安全评价，查找、分析和预测旅游资源安全系统存在的危险、隐患，提出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以实现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1旅游资源安全的概念

1．1旅游资源的定义国外把旅游资源称作旅游吸引物(touristat—tractions)，它不仅包括旅游地的旅游资源，而且还包括接待设施和优良的服务因素，甚至还包括舒适快捷的交通条件．而在我国，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对“旅游资源”概念的具体界定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认识，提出了许多关于“旅游资源”概念的表述．但对“旅游资源”的定义比较确切和规范的是：“所谓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根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旅游资源主要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等8主类，31亚类，155基本类型．涵盖高山、峡谷、森林、火山、江河、湖泊、海滩、温泉、野生动植物、气候、历史文化古迹、古建筑、民族风情、现代建设新成就、饮食、购物、文化艺术和体育娱乐等类型．

1．2旅游资源安全的概念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物质生产资料，是旅游活动最基本的载体．换句话说，旅游资源安全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稳定，旅游资源安全的内涵和意义深远．谷树忠，等人(2006)在综合各种解释和理解的基础上，提出“资源安全”的基本定义，所谓资源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持续、稳定、及时、足量和经济地获取所需自然资源的状态或能力．这个概念揭示了资源安全的本质，在我国使用较为广泛．鉴于此，我们可以得出，旅游资源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可以获得稳定的旅游资源供给，同时旅游资源基础难以依存的生态系统处于良好或免遭不可恢复破坏的状态．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旅游资源需在数量、质量、结构和功能上保证持续、稳定的供给．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也需考虑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各地区在旅游开发利用时，做到有一定的旅游资源赋存量或储备量，以备及时、持续的利用．二是人们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要保证旅游资源基础的生态系统不被破坏．旅游资源也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对外进行着物质、能量的交换，以维持旅游资源的生态系统平衡．此外，我国也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去分析和探究旅游资源安全的本质内涵．如：从经济学观点来看，是指其对一个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起到支撑和保障作用．具体来说是指旅游资源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良性循环状态．在旅游生产中的资源安全，是指旅游资源的占有和使用过程，以及原始提取、加工改造中，旅游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的改变、可利用范畴的延展或局限；在旅游资源分配中的资源安全，是指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中所获利益的再分配问题；在旅游产品交换中的资源安全，是指旅游产品在市场流通渠道中的畅顺；在旅游资源消费中的资源安全，是旅游者对作为旅游产品载体的旅游资源的占用与消耗．消费结构越合理，旅游资源利用效率越高，对资源的破坏越低．从可持续发展观点看，旅游资源安全是指是在生态与自然资源的承载力基础之上，旅游业的发展要以不破坏其难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及其他资源为前提，坚持“以人为本”观念，运用科技创新方法，维持生态系统与人文环境的动态协调，实现可持续利用资源并且有助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利用．由此可见，旅游资源安全的内容丰富，需要深入探讨．2目的地旅游资源安全的“天一人一机\"系统旅游资源安全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通过对旅游资源安全的概念和内涵的研究，我们将影响旅游资源安全的因素分为三个子系统，即旅游资源安全状态应由生态子系统(天)、行为子系统(人)和保障机制子系统(机)三大子系统组成(如图1所示)，

2．1生态(天)子系统生态子系统是天然禀赋状况，是旅游资源安全的基础，为旅游资源安全提供基本保证．旅游资源的生态系统主要由旅游资源的种类、数量、结构、质量和资源的承载能力等组成．一地区旅游资源禀赋种类、结构的多样性增加了旅游资源供应的安全性，也满足多样性的旅游需求，促进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资源的质量越高，开发利用的成本越低，利用效率越高，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过度开发，所以旅游资源的安全程度也就越高；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需要数量做保证，某种程度上说，数量越多越安全；另外资源的承载能力和抵御自然等灾害能力越高，则安全的保证程度越大，反之资源短缺、脆弱，安全的可靠程度就低．保证旅游资源的生态子系统的安全，就是要维持生态系统在数量、种类、结构等方面平衡，实现旅游资源的自我更新和恢复．

2．2行为(人)子系统行为子系统是人类的行为对旅游资源安全影响的直接作用力，主要包括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行为、旅游企业经营行为、以及旅游者行为等构成．旅游资源安全问题的很大方面由人为因素造成的，例如：开发商在景区的大量建设、过度开发；旅游企业过分商业化、舞台化，扭曲民俗旅游资源的原始性；旅游者的不文明行为，旅游者外来文化对旅游地的传统文化的冲击等．旅游资源的行为子系统的安全，就是树立科学合理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观念，防止n-目开发、重复建设、模仿跟风；规范旅游企业的经营，防范经营过程中造成生态破坏；严厉禁止旅游者的不文明行为，减少旅游者的“碳足迹”．

2．3保障机制(机)于系统旅游资源安全的保障机制子系统主要为生态、行为子系统的安全提供组织制度和物质技术保障，它由安全管理组织、安全政策制度、安全资金技术、周边礼区保障、事故保险等方面内容组成．安全管理组织是整个旅游资源管理的组织保证；安全政策制度关系到旅游景区安全管理的有力执行；旅游资源安全状况离不开资金、技术的支撑；旅游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离不开剧边礼区的支持；旅游资源安全保险是规避、化解旅游资源利用过程中遇到风险的有力手段．保障子系统的内容共同为旅游资源安全的提供安伞保障．在旅游资源安全系统中，生态子(天)系统安全为旅游资源安全提供皋本保证；行为(人)子系统安全决定于行为作用力的正负，正向作用力可以减少旅游资源发利用中的损失，是旅游资源安全系统的重要推动．保障机制(机)子系统是为旅游资源安全的生态、行为子系统提供管理支持、资金和技术等保障，是生态子系统和行为子系统安全的重要调控．3目的地旅游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3．1旅游资源安全的研究现状关于资源安全的评价研究成果较多，如王礼茂(2002)分析了影响资源安全5个主要因素(资源本身的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运输因素、军事因素)，并在此基础上，选择了14项指标，初步组成了资源安全的评估指标体系；姚予龙、谷树忠(2002)研究了资源安全的机理，阐释了资源安全的经济学含义；梁亚红(2008)。在明确影响自然资源安全的主要因素(资源因素、政治因素、运输因素、经济因素、军事因素、技术进步和资源替代因素)基础上，构建了含有资源禀赋状况、资源开发状况、资源进口安全、政治安全因素、经济安全因素、运输安全因素、军事安全因素7个一级指标，23个二级指标的自然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指标内容较为全面．然而，国内外关于旅游资源安全层面的研究不多，学者大多是探讨旅游资源的评价。和旅游资源安全『口j题产生的原凶12-14~，认为主要南自然破坏和人为破坏造成；另外，我国还有些学者针对旅游地生态安全进行_r评价，如曹新向(2006)¨根据生态足迹模型，并以人均旅游生态足迹和人均旅游用地承载力的比值米确定旅游地生态安全的状况，构建旅游地生态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周国海(2009)¨以生态安全理论为基础，应用压力一状态-响应(p．s．r)模型建立了旅游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压力指标反映人类活动给环境造成的负荷，状态指标表征环境质量、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的状态，响应指标表征人类面临环境问题所采取的对策与措施．它较好地反映了自然，经济，环境，资源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些研究都是旅游资源安全的重要内容，对于构建旅游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不乏有启示意义．3．2旅游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旅游资源安全的概念和系统分析，以及参考已有的相关文献，同时按照层次分析法的结构，提出旅游资源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共分三层次(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因素层)，共23个指标，其中生态(天)子系统包含8个指标，行为(人)子系统包含9个指标，保障机制(机)子系统包含6个指标，具体见表1．

3．2．1生态(天)子系统指标构成生态子系统的评价指标是用于判断其对日的地旅游资源安全状况的影响程度，包括：①旅游资源的总量，反映了目的地旅游资源的禀赋状况．总量越多，可利用的空间越大；②旅游资源品质，反映了资源的价值和抵御灾害的能力．资源价值高，往往旅游资源的品质、等级也高；同时品质好的旅游资源，保护的压力越大，对整个资源的生态系统安全影响较大；③旅游资源结构，反映了旅游资源的多样性，结构多样，利用空间越大，越利于生态的平衡；④自然灾害发生概率，概率高，对整个旅游资源的生态系统和资源安全的破坏程度越大；⑤植被覆盖率，影响了生态的自我恢复和生态系统的平衡性；⑥旅游资源承载力，反映资源容量的大小，容量越大，破坏程度越小；⑦旅游资源的退化速度，资源生态系统有进化过程，但是退化速度过快，直接影响生态的自我更新和生态平衡；⑧工业“三废”排放量，目的地工业企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酸雨等物质对自然资源破坏严重．

3．2．2行为(人)子系统指标构成行为子系统的评价指标是用来衡量旅游者、开发商、旅游经营者的行为和资源保护意识对旅游资源安全的影响程度，包括：①旅游资源的储备率，合理的预留储备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②旅游资源综合利用率，利用率越高，使用价值和程度越高，有利于保护旅游资源；③景区新增建设面积，影响了植被覆盖率和生态系统平衡；④本地居民人口增长率，人口增加，资源需求量增加；开发利用和破坏的机会加大；⑤旅游接待人次增长率，接待人次增加，对旅游资源的需求量越大，影响到旅游资源的承载力；⑥本地文化异化现象，文化异化对本地文化是一种破坏，不利于文脉的传承；⑦游客行为，文明的出游行为，对资源安全有利；反之，给景区景点造成破坏和环境污染；⑧旅游企业经营行为，反映了旅游资源保护意识，也影响到旅游资源安全；⑨本地居民资源保护意识，直接关系到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状况，影响到旅游资源安全．

3．2．3保障机制(机)子系统指标构成保障机制子系统的评价指标是用于衡量保障措施和手段对目的地旅游资源安全状况的作用大小，包括：①资源保护的法律规范制度，制度健全，管理规范，旅游资源开发使用和保护越合理，旅游资源越安全；②管理人员的结构，管理组织结构合理，职责落实到位，责任到人，资源越安全；③资源安全教育和宣传情况，宣传教育以提高旅游资源保护意识，规范人们的行为，较少对旅游资源的破坏；④资源保护的资金技术投入，资金技术的投入并不是越大越好，不投入也不利于保护，关键是科学的支配资金和利用技术；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条件，开发利用的限制条件越多，门槛越高，开发的难度加大，直接减少了对旅游资源的破坏；⑥旅游资源保险状况，保险是化解和规避自然灾害对旅游资源造成的破坏，对旅游资源的保护和灾害防范有利．

3．3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旅游景区安全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采用层次分析法与德尔菲法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权重的赋值．通过旅游景区管理者、旅游者、院校专家们组成德尔菲小组，对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两两互判，构造判断矩阵，然后按照层次分析法的步骤，使用yaahp0．5．2软件进行计算，分别计算出准则层、因素层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并使用软件通过了一致性检验，评价因子权重的计算结果见表2．由表2可以看出，目的地旅游资源安全系统中，行为子系统和保障子系统的权重值分别为：0．3528和0．3771，对旅游资源安全的影响程度较大，生态子系统的权重值为0．2702，说明先天的旅游资源的生态系统是自然禀赋，是旅游资源的一种生态进化和演化过程，而后天的人为因素对旅游资源安全的影响和破坏显著．三个子系统的各自指标权重情况：生态子系统各指标中，自然灾害发生的概率影响相对较大，权重值为0．1592；工业污染物排放对旅游资源直接造成破坏，权重值为0．1179；退化速度是衡量资源安全的破坏速度，权重为0．1179；旅游自然的禀赋状况，如总量、品质、结构等影响也不小；植被覆盖率和资源的承载率也不容忽视，其权重值分别为0．1015，0．1122．在行为子系统中，根据权重值可以分成三层面，其一是本地居民的资源保护意识和行为，分别为0．1433，0．1199和0．1226，对旅游资源安全的影响较大；其二是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旅游资源的储备率和综合利用率权重值分别为：0．】199和0．1147；其三是新增因素的影响，有新增建设面积、新增加的本地人口和旅游人次以及本地文化异化，这些方面也是旅游资源安全的重要制约因素．在保障子系统中，资金技术的投入和教育是重要的保障措施，其权重值为0．1948和0．1884；制度规范、管理队伍和利用的条件相对也比较重要，分别为0．1649，0．1704和0．1595；从目前看来旅游资源安全保险的作用还不是很明显，权重值为0．1221，但是未来旅游资源安全保障的一项有力措施．4目的地旅游资源安全管理的策略通过目的地旅游资源安全系统的内容分析和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值确定，可以了解影响旅游资源安全的因素及其程度．为更加全面加强旅游资源的安全管理，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性，本文提出如下相应的策略：4．1加强生态(天)子系统的安全管理对于目的地旅游资源的生态系统安全，要求在旅游资源数量、质量、结构、承载率、抵御自然灾害和文化旅游资源“文脉”的传承等方面加强安全管理，保证旅游资源的多样性，旅游资源结构的合理性和“文脉”的永续传承，维护旅游资源生态系统的平衡，实现可持续性的旅游资源需求．具体措施有：①在旅游资源数量上，根据《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对目的地旅游资源总量进行摸底，统计出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各自的数量，建立旅游资源档案，并调查分析旅游资源的状况，正在开发利用的旅游资源需加强管理；对于尚未利用且濒临灭绝的旅游资源，加强保护、做好档案记录，使其自然进化；对于新发现的旅游资源，既要保护也要科学转化利用，维护旅游资源数量的多样性．②在旅游资源质量上，按照《中国旅游资源等级评价办法》，对目的地旅游资源等级进行评定，并依据等级采取保护措施．③在旅游资源结构上，既要保护自然旅游资源，人文旅游资源更需重视，以维持旅游资源的协调．自然旅游资源遭到破坏具有一定的自我更新能力，能够稍微复原；而人文旅游资源破坏，将永远消失．通过建立生态博物馆、合理的“舞台化”等方式，让人文旅游资源得以永续传承．④对于旅游资源的承载率，在对旅游资源规划开发时，需要依据国家标准计算出旅游环境容量，为防止旅游高峰期因旅游容量超载导致事故发生和资源受损．⑤自然灾害是造成旅游资源危害的最重要的因素，为此，需针对在自然灾害中经常受损的旅游资源，通过安全技术构筑安全防护拦，强化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⑥文化旅游资源是易损资源，虽然文化资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旦不注意保护，亦易失传．根据文化资源的等级申报相应级别的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确定好相关传承人，使人文旅游资源的“文脉”得以传承．

4。2加强行为(人)子系统的安全管理加强行为子系统的安全管理，形成科学合理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程序，促进游客养成文明的出游行为，促使目的地旅游企业规范经营，增强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的文化认同．行为子系统管理的具体措施：①要贯彻执行土地、城建、林业、园林、水利等部门对资源开发利用行政许可，提高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准人门槛，健全科学的旅游资源使用审批．对旅游资源规划开发方案需连同有关部门认证，建立科学合理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程序．②规范目的地旅游企业的经营行为．旅游管理部门树立科学的经营观，注重长远利益，引导旅游企业守法经营，严格禁止盲目跟风、模仿，重复建设给旅游资源造成的破坏．同时在限制旅游景区内企业的数量，在经营期间强化环保观念．③旅游者的不文明行为也一再影响了资源的安全，景景点垃圾成堆、废气物难以处理，给生态环境带来压力，致使物种灭绝，毕态失去平衡．为此，倡导文明出游，“低碳”出行，减少“碳足迹”，景区适当给文明出游的旅游者予奖励．④旅游者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风俗习惯、不同的生活方式、着装礼仪等，目的地居民日常生活受到影响，有的产生了“异化”和“崇拜”现象，甚至“文化冲突”等行为．为此，目的地需设立文化体验区，让游客参与当地的文化活动，使其了解文化渊源，不断增强主客双方的文化认同．

第4篇：生态安全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土地资源；生态安全；桂西

中图分类号：F299.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9-0154-04

目前，不少国内外学者已从生态安全(the Ecological Security，ES)的角度研究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生态安全(ES)[1]是当前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的前沿课题，是整个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的核心基础，没有生态安全，生态系统就不可能持续发展。资源安全是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资源安全是资源安全的重要方面之一。

一、土地生态安全的定义

生态安全问题是近年来提出的新概念，生态安全一般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前者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2~4]，后者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即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的整体水映。

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相关的论述几乎属于空白，众所周知，土地生态系统是地表、地上、地下特定土地空间内由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构成的生命系统与由气候、土壤、地貌、岩石、水文等构成的环境系统复合而成的整体[5]。因此，土地生态安全（the Land Reg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LRES）是指特定研究区域内土地资源所处的生态环境，处在一种没有或少有污染威胁的健康、平衡可持续状态，同样也包括土地自然生态安全、土地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且土地自然生态安全是土地生态安全的核心基础。

二、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基准体系

根据区域土地生态环境安全判别原则，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基准体系如下：

生态安全值

三、桂西地区土地安全评价

1.研究区域概况

桂西地处广西西部，百色地区中部，云贵高原与南岭丘陵的过渡地带，珠江流域西江水系的右江上游，位于东经106°07＇-106°56＇，北纬23°33＇-24°18＇之间。现辖百色市和河池市，由于贫困、紧张的人地关系和典型生态环境，已成为影响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迫切需要寻找生态上合理、技术上可行的土地可持续利用途径。

2.桂西地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的选择不仅要考虑生态环境状态，更要反映出对生态安全有潜在影响的重要因素的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另外也要考虑生态安全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根据区域性、科学性、整体性、代表性、敏感性、可比性、非兼容性、动态发展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同时考虑到区域土地资源生态安全各评价因子的复杂关系和研究区域的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状况水平参考国内外相关成果[6~8]，从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的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三方面建立桂西地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A：桂西地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A；系统层B：土地自然生态安全系统B1、土地经济生态安全系统B2、土地社会生态安全系统B3；状态层C：土地资源数量C2、土地资源质量C2、土地经济投入压力C3、土地经济产出能力C4、土地人口承载指数C5、土地整治能力指数C6；变量层D：人均耕地面积D1、耕地有效灌溉面积D2、耕地动量动态平衡率D3、森林覆盖率D4、水土流失面积比率D5、土地抗灾能力指数D6、土地多样性指数D7、耕地生产力指数D8、农田旱涝保收率D9、土地石漠化率D10、人均GDPD11、单位耕地面积农机总动力数D12、单位耕地化肥农药负荷D13、单位耕地粮食产量D14、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D15、农民人均纯收入D16、人口密度D17、公路密度D18、城镇化水平D19、区域开发指数D20、就业率D21、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D22、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D23。

四、桂西地区土地生态安全综合评价与分析

1.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权重（W）的确定是一项探索性很强且难度大的工作，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权重。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征询有关专家的意见，在获得有关专家学者打分评价结果的基础上，构造判断矩阵，然后计算各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在一致性检验的基础上进行总排序得到各层次指标的权重。

变量层D1～D23对目标层A的总排序结果（即各指标相对于总目标的权重）为：0.0873、0.0246、0.0207、0.1326、0.2396、0.1053、0.0416、0.0342、0.0330、0.0612、0.0058、0.0620、0.0147、0.0196、0.0039、0.0039、0.0289、0.0067、0.0289、0.0136、0.0136、0.0092、0.0092。通过计算：CI=0.0615，RI=1.0980，CR=0.0561≤0.10。所以变量层D对目标层A的层次总排序通过了一致性检验，具有较为满意的一致性。

2.评价指标安全指数

根据相关文献，笔者采用以下方法计算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各指标的安全指数[7~0]：

其一，安全趋向性为正向。如以“安全”为标准值，且实际值（x）≥(s)，（s）为标准值，则安全指数为1；否则，安全指数就为x/s。如以“不安全”为标准值，且x≤s，安全指数就为0；否则，安全指数就为1－x/s。其二，安全趋向性为逆向。如以“安全”为标准值，且x≤s，则安全指数为1；否则，安全指数为x/s。如以“不安全”为标准值，且x≥，则安全指数为0；否则安全指数为1－x/s。通过计算，桂西地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安全指数如表所示：

3.评价指标单项安全值

土地生态安全单项指标的安全值计算的数学模型:S＝P＇×W，其中，S为土地生态安全的单项指标安全值，P′为单项指标的安全指数，W为单项指标的权重。计算得出单项指标安全值如表2所示：

4. 综合评价及分析

确定综合安全值，常用的数学方法是很多的，如指数和法、指数积法以及指数加乘混合法等。本文采用指数和法进行计算。通过计算得到2004年桂西地区土地生态安全综合值：

百色市综合安全值：其中百色市0.6564，右江区0.8264，田阳县0.6591，田东县0.6914，平果县0.5458，德保县0.6071，靖西县0.5505，那坡县0.6311，凌云县0.5662，乐业县0.6807，田林县0.8136，西林县0.7905，隆林县0.6089。

河池市综合安全值：其中河池市0.6899，金城江区0.8063，南丹县0.7444，天鹅县0.6922，凤山县0.6085，东兰县0.6185，罗城县0.6695，环江县0.8540，巴马县0.7114，都安县0.5255，大化县0.6375，宜州市0.7643。

从计算结果和示意图可以看出：河池市、百色市各县、区、市土地生态安全值存在着明显差异。

5.桂西地区土地生态安全差异分析

（1）右江区、田林、西林、金城江区、南丹、环江、巴马、宜州市等处于“良好”状态，土地自然资源数量都比较丰富，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高，土地资源质量方面也较好，森林覆盖率都相对较高，自然生态安全系统的安全值都在0.5481以上，而经济和社会生态安全系统的安全值优势不太明显，但总的来说都与本文所用的国际、全国、全区标准尚有差距。因此，在该区域要充分发挥其土地自然资源的优势，加强土地资源的保护，提高其土地自然生态安全性。

(2)百色市、田阳、田东、德保、那坡、乐业、隆林、河池市、天鹅、凤山、东兰、罗城、大化等处于“一般”状态，其主要原因是土地自然生态安全系统的安全值相对较小，社会和经济生态安全系统的安全值相对较高，该区域必须加强土地自然生态安全的保护，在开发中给予保护，同时保证经济和社会生态安全系统的健康发展。

(3)平果、靖西、凌云、都安等生态安全都处于“较差”状态，其主要原因是自然资源相对缺乏，自然生态安全子系统的安全值相对较低，一般都在0.3587~0.4257之间。经济生态安全子系统的安全值在0.0570~0.0884，社会生态安全子系统的安全值在0.0677~0.0789之间，综合安全值在0.5255~0.0.5662之间，所以该区域必须加强土地自然生态安全建设，同时不能忽略经济和社会生态安全建设。

五、对策建议

1.尊重自然，重视土地生态自然修复的能力

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依靠大自然的力量，加快植被恢复，实现土地生态的自然修复，必须千方百计创造出能充分发挥土地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的条件。

2.制定保护耕地政策，确保耕地质量，提高耕地生产力和抗灾能力

耕地保护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是维护生态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大力推行复垦、整理，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强化耕地质量保护，控制农田污染，保护农业的生态环境，提高农业土地生态环境质量。同时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土地自身和社会的抗灾能力。

3.控制“三废”，加大对土地生态建设的投入，改善土地生态环境

土地生态环境建设与土地污染防治要贯彻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严格控制工业“三废”污染。同时应当重视和使用生态农业技术，从思想上扭转重施化肥的倾向；在耕作方式上，在实行不同农作物轮作的同时，要适当增加养地作物；在作物病虫草害防治方面，建立并推广病虫草害的综合防治技术体系，减少农药对土壤及生态环境的破坏。

4.调整产业结构，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制定区域产业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区域生态安全的因素。要大力开展土地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整治，停止一切对土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可循环产业，限制有污染产业的发展。由于土地资源承载力的限制，我们实际上已不具备继续粗放外延扩张的条件，必须走出一条以提高效益和质量为中心的土地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

5.树立生态安全观

土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区域生态安全受到威胁，直接的原因都是由于民众或其他社会主体不当行为引起的。因此，要维护区域的生态安全，改善土地生态环境，最主要、最基本的就是唤醒人们的生态安全意识，树立生态安全观念，将维护和改善土地生态环境作为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基本准则。

6.控制人口增长，加速城市化进程，缓解人地矛盾

在土地资源不可能增加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始终是土地资源供求的主要矛盾。控制人口增长是缓解人地矛盾，促进人地平衡的根本措施。从非农用地管制来看，重点在于非农业建设用地的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土地利用方向的置换，实现非农用地的高效、有序利用，减轻非农业发展对农地用途转换需求的压力，从而更好地实现耕地资源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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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生态安全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现代都市农业 农业经营形式 多效能特征

随着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世界的许多城市面临着生态、食品安全以及持续发展的危机。为了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给市民提供安全食品和优良的生活空间、保护农耕文化，现代社会开发了都市农业。都市农业就是在城市经营农业，这种经营模式是在近代都市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古代都市农业有很大不同。古代都市农业的经营项目多为城郊猎场和城市园林景观，故它只有休闲娱乐功能。在古代人类尚未形成在城市发展农业和利用农业发展都市的观念，也没有意识到城郊种养、猎场经营、园林景观建植本身就是农业经营行为。真正的现代都市农业源于1898年美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概念和“把积极的城市生活的一切优点同乡村的美丽和福利结合在一起”的农业经营观念，真正的都市农业生产始于1919年的德国。1919年德国政府开始建立 “市民农园”，在城里开发供市民自给自足的小菜园，并制定了“市民农园法”。[1]为了推动现代都市农业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我们将现代都市农业的定义、普适性经营形式以及多效能特征介绍如下。

一、现代都市农业的定义

（一）都市农业的定义回顾

现代的都市农业概念最早出现在1930年出版的《大坂府农业报》上，但作为学术名词则最早出现在日本学者青鹿四郎1935年发表的《农业经济地理》一书中。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都市农业理论，最早把都市农业表述为“城市农业区域”或“城市农业生产方式”。1977年，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艾伦·尼斯在《日本农业模式》中，明确提出“城市农业”(Urban Agriculture)概念[2]。都市农业术语出现后，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学者纷纷探索都市农业的本义。（1）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欧文·霍尼（1950）认为都市农业是在都市周边地区的都市楔形农田上进行的绿地建设和发展园艺业、果林业[3]。（2）德国学者史密特（1996）将都市农业定义为一种位于城内或环城区的产业，它生产或养殖、加工或运输各种食用和非食用的产品，然后使用城市或城市周边地区大量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产品和服务，反过来为该城市地区提供大量人力物力资源以及产品和服务[3]。（3）德国学者穆斯蒂尔（1998）将都市农业定义为在城市或城市周边地区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4]。（4）中国学者俞菊生（1999）认为都市农业包括城市内镶嵌插花状的小块农田、庭院和阳台绿化、城乡结合部的近郊农业、远郊甚至环大都市经济圈在内的适宜大都市市场需要的农业[5]。（5）中国学者张强（1999）认为都市农业是地处城市郊区的农业以及市区扩展而划入市区的农业[6]。（6）中国学者宋金平（2005）认为都市农业是处在大城市边缘及间隙地带，依托大城市的科技、人才、资金、市场优势，进行集约化农业生产，为国内外市场提供名、特、优、新农副产品和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并具有休闲娱乐、旅游观光、教育和创新功能的现代农业[7]。（7）中国学者张林成（2005）认为都市农业是分布在城市内及其周围地区或者大都市经济圈内，紧密依托城市、服务城市的特殊形态的农业，是以生态绿色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市场创汇农业、高科技农业为标志，以园艺化、设施化、工厂化生产为手段，以大都市市场需要为导向。融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于一体，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现代农业[8]。

如上定义有个共性，就是强调都市农业的地域性和经济活动类型。从这个角度讲，可以把德国学者穆斯蒂尔的定义看成是这类定义的高度概括。但是，如果从概念体系的内部结构完整性和外部功能配合性的要求来衡量，这这些定义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从内部结构完整性来看，这些定义都丢失了都市农业的主体、生产目的、生产种类、产品等核心内涵；从外部功能配合性来看，都没有与城市生态环境、食物供应系统、乡村农业等相关概念建立配合关系。为此，需要对都市农业概念进行重新界定。

（二）都市农业的新定义

受如上定义的启发和满足概念界定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要求以及转变传统农业发展方式的需要，我们将都市农业界定为：一种发生在市内或市外周边地区的，由城乡居民经营的，能提高市民生活质量、能为市民提供劳动就业和农业教育机会、能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促进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的多效能农业生产模式。这样界定现代都市农业，能引导都市农业朝着多效能方向发展，使都市农业走上科学发展轨道。其合理性如下。

（1）这种定义强调了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现代人只有转变常规农业经营方式，才能消除农业的负外部性效应。现代社会在都市区域开展农业生产，就是要转变农村地区破坏生态环境、缺乏人文关怀的常规农业经营方式，挖掘农业的经济功能、生态功能、人文功能和社会功能，使农业成为改善城市生态、为市民提供安全食品和优质生活空间的产业系统。

（2）涵括了目前出现的都市农业的所有经营类型。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都市农业出现了种植农业、养殖农业、楼宇农业、园林农业、观光农业、农家乐、休闲农业、体验农业、教育农业等经营类型。都市农业概念应该涵括这些经营类型。

（3）概括了都市农业经营主体。现在从事都市农业的人不仅是城郊农民，还有市内的园林园艺工人、居家赋闲的退休市民、城市家庭主妇等。我们在定义中用“城乡居民”一词概括了这些都市农业经营者，强调了都市农业的经营主体。

（4）规范了都市农业的生产区域。都市农业应该特指在城市区域进行的各种农业生产。界定都市农业概念必须确定其区位范围和地理空间。如果都市农业定义不限定在城市区域，在实践上会产生许多误解，在操作上难以与乡村农业划定边界，也不便于都市农业的行政管理。所以，在定义中突出都市农业的生产区域是必要的。

（5）突出了都市农业的多重功能和产品特性。都市农业能为城市提供生态环境、安全食物、劳动就业、休闲娱乐场所、环境与农业知识教育场所；提供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缓解精神压力、陶冶情趣的生活方式。这些产品与服务以及生产功能是都市农业区别乡村农业的一个根本特点。

二、现代都市农业的经营形式和经营现状

作为城市区域的农业发展方式，都市农业应该成为一种产生经济、生态、人文、社会效益的农业发展方式和发挥经济、生态、人文、社会功能的农业发展方式。自现代都市农业兴起以来，世界各地出现了新奇各异的多效能的都市农业经营形式。

（一）都市农业主要经营形式

（1）郊外生态防护林业。这是人类为了调节城市气温、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治理洪涝灾害、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在城郊地区开发的一种都市农业。这类经营领域在食物短缺的时空环境里不受重视。在过去，许多城市郊区本应成为生态防护地带，但被一座座工厂、养殖场和一块块蔬菜基地所占领。结果造成城市周边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地表和地下水枯竭、空气质量下降。有了这些教训以后，人类才重视郊外生态防护林业。如近年，法国用财政在一些城郊山区和岛屿建立了7个无住户的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9]。近些年我国一些特大城市也开始重视这种都市农业。如北京，在2005年制定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提出，将重点支持京津风沙源治理、建立第二道绿化隔离带、营造水源保护林；又如上海，在“十一五”规划中也提出，要把上海城郊结合部建设成为城市的绿色屏障、安全空间、城市生态补充基地。

（2）郊外食物农业。这是建在生态防护林业带和城市之间的，给市民提供安全粮食、蔬菜、水果、肉食蛋禽、奶制品等食物的一种都市农业。其经营领域包括蔬菜种植、粮食生产、家禽家畜养殖、水果种植、食品加工等。由于市民需要足量的、安全的食物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因而郊外食物农业将向生态化、优质化、集约化、工厂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另外，发展郊外食物农业，要以都市市场为轴心、要注重资金、智力、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要注意引进工业生产管理技术和生物技术以及信息技术，尤其要以生产优质安全的高档农产品为经营目标。只有这样郊外食物农业才能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

（3）城市园林园艺农业。这是都市农业服务城市的主要表现，也是人类通过农业手段为城市提供绿色空间、园林景观、绿色公共活动场所、优质空气的重要领域。这种农业活动有悠久历史，自古以来，人类就重视城市园林园艺建设。现代市民把城市园林园艺美化视为都市农业的重要领域，并利用园林园艺工程美化城市空间。如法国，用绿篱带将住区与工厂、高速公路及污染区隔开，以营造宁静、清洁的人居环境；一些新城刻意保留部分农业用地，在城内种植蔬菜和花卉，制造农业景观。巴黎大区在城市规划中划定了自然保护区和农业保护区，提出要将农田、河谷、森林、公园等绿色空间联结起来，形成贯穿整个大区的绿色脉络[10]。城市园林园艺农业包括郊外景观林木、草业、花卉生产和市内绿化、美化工程两大领域。前者是城市园林园艺农业的初级产品生产过程或原材料供应过程，生产地主要集中在城郊农村。后者是城市园林单位或郊区园林园艺公司将郊区的林木、草皮等其他植被移栽到城市住宅区、街道和道路两旁、街心花园、市内公园以及其他绿化地带的过程。两者是园林园艺市场的供求关系，是相辅相成的。郊外景观林木、草业、花卉生产是市内绿化美化工程的基础，为城市绿化和美化生产源源不断地供应原材料；市内绿化美化工程是郊外景观林木、草业、花卉生产的价值体现，为郊区景观林木、草业、花卉生产提供了强大需求。城市园林园艺农业发展过程就是这两种生产的协同过程。

（4）城郊旅游农业。城郊旅游农业属旅游农业，源于西方市民乡村旅游，在国外有70多年历史、在中国有30年历史。但世界各国对其称呼不同，德国叫“度假农庄”；日本叫“度假农业园”；澳大利亚叫“休闲牧场”；奥地利叫“农家旅游”；韩国叫“观光休闲农园”。它有农业公园、观光农园、体验农园、教育农业等四种经营形式。农业公园就是经营者在农业生产中融入城市公园经营元素，将农业生产场所转变为城乡居民观赏、游览的城郊公园；观光农园就是城郊农户将农业生产和农作物生长以及农产品观赏或采摘活动成片开发为供市民旅游的场所；体验农园就是城郊农户用租种方式将耕地转化为供市民体验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业劳动乐趣的场所；教育农业是郊区农业经营者或市政府为了给城市孩子提供一个了解农业知识和农业生产过程的机会而开发出来的都市农业经营模式。城郊教育农业是在城市传播农业文化的主要形式，但经营方法各不相同。如日本是把城市子女送到郊区农户家寄宿并参加农业劳动；法国将其作为农业职业培训方式。法国政府规定凡从事农业者都要在教育农场接受农业职业教育培训，为此建有1000多家教育农场，并受制国家农业部门职业培训中心。法国的城郊教育农业效果比较好。

（5）市内楼宇农业。这是城市内的居民在城市楼宇间可用空间里从事种植和养殖的多功能农业经营方式。楼宇农业的产生源自市民对田园生活方式的向往和对住区生态环境的高要求。世界上解决了食物保障问题的市民一般把从事楼宇农业作为调节和美化生活的手段，而处于食物供应短缺状态的市民一般把发展楼宇农业作为家庭食物供给的一条途径。但是在农业生产受到工业化污染的情况下，一些市民也重视楼宇农业生产，将它作为解决食物安全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市内的楼宇农业成为城市食物农业的一部分。市内楼宇农业根据生产地点不同，有多种经营方式：第一，自家庭院、阳台、楼顶甚至外墙等狭小空间的绿化与美化种植，包括室内、阳台、庭院种植观赏性植物和水果植物、盘载蔬菜、小动物饲养，室外墙壁植草和藤蔓植物种植；第二，楼盘间空的绿化和美化种植，包括种草、植树；第三，旅馆饭店接待大厅的美化种植，包括移动的盆载植物和固定的植物装饰；第四，社区公共活动空间的绿色种植，包括街道绿化美化种植和钢架吊盆蔬菜种植。

（6）都市文化农业。这是农业经管者借用文化产业经营技术，通过开展文化活动促进当地农业发展和利用农村文化资源，给市民提供优质农产品、文化旅游服务、农业手工艺品、农村文化产品，从而获得较高经济收入的农业经营形式。主要有四种经营方式：第一，民俗旅游。这是经营者以民俗事象为经营内容、以文化旅游社区为经营空间，为市民提供旅游服务的文化农业经营形式。都市发展民俗旅游具有优势，因为都市人多，旅游服务需求量大，而且交通区位好，所以都市民俗旅游发展比较快。第二，农耕文化展览。这是经管者按照农业发展历史线索通过实物和文字资料将农业文化在展览馆展示出来的文化农业经营形式。这种经营项目具有较强的农耕文化传承价值，我国已出现这种都市农业经营方式。第三，农产品展览。这是经管者借助会展文化，在城市空间和特定时段，举行的农产品交易活动。世界各地许多大城市年年举办农产品展览会。第四，节庆农业。这是经营者利用节庆活动促进农产品销售和发展农业经济的经营形式。举办农产品文化节的目的不在于做博物馆式的陈列展示，而在于将一种有别于乡村的、农业社会的日常生活模式与情境氛围分享给市民和外地来客。

（二）都市农业经营现状

国外比较重视都市农业，发展比较快，形成了一定规模，在解决粮食安全方面发挥出特殊功效。有专家估计，目前全世界有8亿人口从事都市农业经营，其中的2亿人口从事销售，他们中有1.5亿人是全职的（Smit et al，1998）[11]。由于世界各国的食物供应水平不一样，各国经营都市农业的重点领域不同。

在农业欠发达国家，不仅从事都市农业的家庭很多，而且主要从事食物生产。如生活在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等国城市中的6.5亿市民中，就有2.5亿人通过都市农业获得部分食物。都市农业不仅是粮食短缺国家的市民解决食物自给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他们提高农业食物品质的办法。如有专家称，在哈瓦那，城市菜园明显提高了农户家庭及其所在社区的食物数量和质量(尼科·巴克，2005)；在低收入家庭消费的食品中，城市家庭食物自产比例不断提高。有专家统计，在东雅加达市，市民家庭食物自产达到18%；在坎帕拉市，市民家庭食物自产达到60%；在内罗毕市，市民家庭食物自产已达到50%（Mougeot，1994）[11]。

在发达国家，都市农业的重点是生态恢复和生态保护。如英国想通过发展都市生态防护和园林园艺农业措施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目前英国在20多个城市的原用于工业生产的土地上实施所谓的“城市农庄计划”。如德国采用生态保护农业措施恢复城郊矿山废地生态，如埃森市将城市内原来用于煤矿开采的土地转变成为都市农业规划用地，在废地上发展都市农业，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又如城市国家新加坡就是通过发展都市农业，不仅改善了国家生态环境，把新加坡变成了世界著名的花园国家，而且已经改变了国家农业食物生产短缺的现象，实现了肉类供应完全自给和25%的蔬菜的自给（Smit et al，1995）[12]。

在我国都市农业发展比较全面。郊外生态防护林业、郊外食物农业、城市园林园艺农业、城郊旅游农业、市内楼宇农业、都市文化农业等具体经营领域，在我国都不同程度的得到了发展。我国的省会城市都建有郊外蔬菜生产基地，为市民提供了丰富的新鲜蔬菜，甚至为城市超市提供一定数量的有机农产食品。我国一些特大城市还建设了郊外生态防护林体系。基本上所有大城市都兴办了旅游农业，尤其是农家乐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一些特大城市还发展了文化农业，如北京有316个郊区行政村开展了民俗旅游，民俗旅游接待户达13819户。北京房山区的韩村河村于2003年就修建了500多平方米的农耕文化展览馆；大兴区的庞各庄镇于2004年建起了占地面积2.3万余平方米的国内首家西瓜博物馆。大兴区于1988年首创性举办了西瓜节，到此已举办18届；大孙各庄镇举办葡萄采摘节；北务镇举办蔬菜采摘节；李桥镇举办西甜瓜采摘节；北石槽镇举办鲜杏采摘节；龙湾屯镇举办果品采摘节，他们以节庆方式招揽人气，以城区市民的广泛参来实现农产品的促销。现在北京农产品文化节已成为全国各市仿效的范式。

三、都市农业的多效能特征

都市农业是现代多功能农业的一种，能产生经济、人文、生态、社会效益，能发挥经济、人文、生态、社会功能，具有多效能特征。

（一）都市农业的生态效益与生态功能

都市农业的郊外生态防护林业、园林园艺业、农作物种植，向城市提供绿色生态环境、绿色的生态屏障、绿化隔离带，营造绿色景观，保持清新宁静的生活环境。都市农业还可以防止和减轻都市外来不利因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与危害。都市农业与市内园林绿化美化农业一起还扮演着城市清道夫的角色，不仅大量地、持续地接受、储存、消纳、降解、净化都市排出的气、水、固体废气物，而且将城市中大量排出的食物残渣及其他生活垃圾通过农业的有效利用变为资源，从而减轻对环境的损害，保持城市的正常运转。同时都市农业减弱了城市的热岛效应，防止市区无限制地扩张，维护了农村地面自然景观。市内楼宇农业还扩大了城市种植空间，促使室内氧气与二氧化碳得到平衡、能增加空气湿度、降低室内温度、吸收空气中被污染的灰尘和废气，帮助市民建立了一个宜居的小气候。就北京城郊食物农业产生的生态效能来说，2002年仅京郊农田生态系统在调节大气成分方面就产生了49.3亿元生态价值；在净化环境方面产生了109.63亿元生态价值；在蓄水方面产生了6.03亿元生态价值；在生态服务方面产生了293.4亿元生态价值[13]。

（二）都市农业的经济效益与经济功能

由于都市农业具有经济上的区位优势、接近城市市场、拥有庞大的购买力旺盛的消费群体、具备走集约经营和发展设施农业所需的资金、技术、土地、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而且产业分工比较发达，所以，都市农业的经济效能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1）极大地提高了农户的增收能力。根据文化等人的研究，北京从事都市农业生产的农户人均纯收入，2002年为5880.1元，2003年为6496.3元，其增幅为约91%。这种水平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根据近些年的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统计，我国农民的年均人平纯收入不过3000元，只有北京郊区农民年均人平纯收入的50%；全国农民年均人平纯收入增幅约为20%，其增幅能力不到北京郊区农民的一半[14]。（2）促进了城郊第三产业发展。都市农业直接促进了郊区农村旅游业、物流业、畜牧业、种植业的发展，间接促进了郊区农村交通运输、通讯、服务业的发展。同时推动了郊区农村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发展，对周遍农村地区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辐射作用。更主要的是都市农业提高了农村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在农业走上设施化生产、精确化生产、优质化生产轨道方面起了促进作用，改变了农业经营落后面貌。以北京都市农业为例，到2003年为止，农机化程度达到70.4%；设施农业面积达到9.06%；节水设施控制面积达到81.2%；农户计算机拥有率达到16%。这是乡村农业无法达到的[15]。

（三）都市农业的人文效益与人文功能

都市农业的环保生产相对常规农业的化学化生产，使农业具有了人文关怀特点和人文效能，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提高了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都市农业为市民提供了享受田园生活和从事养生劳动的机会，丰富了市民精神生活、锻炼了市民身体，加强了市民生活保健，提高了市民的幸福指数。（2）改善了市民生活环境。都市农业通过农业生产改善了城市空间结构、降低了城市污染，促进了室内外的碳氧平衡，为市民创造了宜居环境。（3）满足了市民的食物安全需求。都市农业为市民提供蔬菜、粮食、肉奶、水果等食物，丰富了城市食物供应。同时通过生产无公害的、绿色的甚至有机产品，为市民提供了安全的、优质的、有营养的农业食物，减少了“病从口入”的概率，为市民身体健康建立起了食物保护屏障，满足了市民对高品质食物的需求。（4）传播了农耕文化、改变了市民文化结构。都市农业通过发展会展农业、体验农业、教育农业，较好地向市民尤其是年轻人传输了农业知识、农艺、农耕精神，直接促进了农耕文化的传播。同时也提高市民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水平。另外都市农业通过发展楼宇农业、乡村旅游、休闲观光、采摘活动，使市民的审美文化和认知文化发生结构性变化。

（四）都市农业的社会效益与社会功能

都市农业是沟通城乡的产业形式，具有较强的社会效能：（1）都市农业利用工业社会提供的物质设备和生产技术进行农业生产，和在工厂内从事园林园艺生产，使得社会的第一、第二产业得到有机结合。（2）都市农业使农民进城，在城市内部进行农业生产；同时为市民下乡旅游提供休闲娱乐场所，为市民体验农业提供耕地，促进了城乡居民的直接互动，有利于市民与农民的结合。（3）都市农业加速了工业文化和农业文化、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交流，这有利于消除城乡居民的文化隔阂，为城乡一体化奠定了文化基础。（4）都市农业为城市家庭妇女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使她们通过都市农业更好地控制家庭资源，提高了低收入城市家庭妇女的地位。（5）都市的设施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吸收了城市剩余劳力，如达累斯萨拉姆的都市农业在1999年为城乡35000个家庭提供了工作机会；内罗毕的都市农业在1999年为15万个家庭提供了工作机会；哈瓦拉都市农业在1999年为城乡居民提供了3万个带薪工作机会，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16]。（6）都市农业加速了逆城市化进程。逆城市化是城市居民把自己的居住地向城市郊区转移的现象，这有利于对缓解城中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生态恶化问题。都市农业为市郊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加速了市郊交通、教育、供排水系统、电力、公共休闲场所的建设速度，有利地吸引着市民向郊区转移。所以，都市农业是我们解决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生态恶化等社会问题的有效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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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禄祥、郑业鲁、万忠.我国都市农业研究概述[J].广东农业科学.2005(3): 85-87

[3]张成林.都市型农业讲座[Z].北京市顺义区三农研究会网.2005，10，17

[4][德]尼科·巴克等.增长的城市增长的食物都市农业之政策议题[M].蔡建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3

[5][德]尼科·巴克等.增长的城市增长的食物都市农业之政策议题[M].蔡建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9

[6]俞菊生.都市农业的理论与创新体系构筑[J].农业现代化研究.1999(4):20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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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成林.都市型农业讲座[Z].北京市顺义区三农研究会网.2005，10，17

[10]黄卫东等.中国都市农业探索与发展[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32

[11]文化、王爱玲、陈俊红.聚焦都市农业农业在首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28

[12][德]尼科·巴克等.增长的城市，增长的食物都市农业之政策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3

[13][德]尼科·巴克等.增长的城市，增长的食物都市农业之政策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5

[14][德]尼科·巴克等.增长的城市，增长的食物都市农业之政策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7

[15]文化、王爱玲、陈俊红.聚焦都市农业农业在首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77

[16]文化、王爱玲、陈俊红.聚焦都市农业农业在首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20

第6篇：生态安全的定义范文

（1.广东海洋大学海洋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2.广东海洋大学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广东 湛江 524025）

摘要：海洋生态安全对于海洋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使海洋生态系统不断遭到破坏，制约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海洋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国海洋生态安全总体形势严峻，本文在分析影响海洋生态安全因素的基础上，从加强海洋生态道德建设、加强海洋环境监测、建立防灾减灾体系、国际协作等七个方面提出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保障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稳定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 ：海洋生态安全；影响因素；对策

1海洋生态安全的内涵及特征

海洋生态安全对于一国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环保局就在报告中指出，“不管从每年的开支情况来看，还是从海上力量，至少在70年代，美国的海洋规划基本上一直与本国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国家安全利益在制定国家海洋政策和规划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1]。

1.1海洋生态安全的定义

关于海洋生态安全的研究，我国学者对海洋生态安全的概念给予了不同的表达与理解，但是多集中在狭义概念上。

丁德文从安全角度认为海洋生态安全是与人类的生活及生产活动相关的海洋生态环境及海洋资源处于良好的状况或不遭受不可恢复的破坏[2]。

张素君认为，海洋生态安全是指海洋环境及其海洋生物所组成的海洋生命系统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一种状态，海洋生态系统内部及人类与海洋整个生态系统之间保持正常的功能与结构。海洋生态安全包括海洋生物安全、海洋环境安全及海洋生态系统的安全[3]。

张珞平认为，海洋生态安全即“海洋环境安全”，它要求人类更多地关注海洋生态系统将来的健康和风险，在对海洋环境产生负效应之前就制定政策、采取行动，而不是海洋污染或被动的海洋环境保护，它是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观[4]。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海洋生态安全是由海洋生物及海洋环境组成的海洋生态系统结构稳定、功能正常的一种健康状态。

1.2海洋生态安全的特征

一个地区海域的整体安全要由海洋经济安全、海洋社会安全、海洋文化安全、海洋政治安全、海洋军事安全、海洋科技安全、海洋生态安全等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海洋政治安全、海洋军事安全、海洋科技安全和海洋经济安全、海洋社会安全等是致力于海洋生态安全的良好环境，海洋生态安全是其他方面安全的载体。海洋生态安全与其他方面的安全具有明显的不同特点。第一，全球性。全球海洋总面积为3.6亿平方km2，约占地球总面积的71％。地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水球。因此，海洋生态安全是全球性的问题。第二，长期性。海洋生态安全的维护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政府及相关部门、社会公众必须给予长期的关注和重视。第三，代际性。海洋生态安全的“效益”和海洋生态危机或治理海洋生态危机成本会在“代际”间转移[5]。第四，滞后性。海洋灾害不可预测，带来损失巨大，影响了海洋生态安全的及时维护。第五，不可逆性。在生态方面，一个生态系统最大供应能力等于其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超过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可能导致不利的结果，打破生态平衡[6]。一旦海洋生态系统的有序性和稳定性被打破，往往造成不可预料且不可逆的后果。

2海洋生态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影响因素分析

2.1我国海洋生态安全总体形势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代海洋科学开发技术及海洋资源利用技术不断进步，海洋活动迅速壮大，但海洋经济在展现蓬勃发展势头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就海区而言，渤海沿岸污染较严重，东海和黄海次之，南海污染较轻[7]。总之，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海洋生态安全存在的问题有：

2.1.1近海生态系统退化海洋生态系统多种多样，典型的海洋生态系统有红树林、滨海湿地、珊瑚礁等，其生态作用巨大，维系着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所需的多项资源。我国的滨海湿地和河口面积大约为500万hm2，是极其重要的两大海洋生态系统。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滨海湿地每年正在以2万多hm2的速度锐减，潮间带湿地累计丧失57%。目前，黄海南部、东海沿岸湿地生态服务功能已下降30%～90%，主要的河口生态系统大多处于亚健康甚至不健康的状态。

2.1.2海洋沙漠化目前，世界石油消费量的60%是通过海上运输到达消费地的。由于运输不当或油船失事及海上开采石油泄漏等原因，每年流入海洋的石油重达100万吨。此外，还有大量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油排入海洋。一些科学家估计，每年倾注到海洋的废油达200万～1 000万吨，这些石油和废油在海面上形成一种油膜，产生“海洋沙漠化效应”。

2.1.3海洋生物多样性锐减在海洋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我国海洋生物群落的结构趋于简单，海洋生物多样性指数及海洋生物均一性指数均处于较低水平。近20多年来，渤海潮间带生物、鱼类种类多样性、底栖贝类等明显降低。海洋鱼类种类减少、鱼类产量下降，渔民捕获物正在朝小型化、低值化、低龄化方向发展。中华白海豚、文昌鱼等珍稀濒危生物的数量也急剧下降。

2.1.4海平面上升科学家研究发现，1993年以来，全球海平面平均每年上升3 mm，而且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加剧[8]。据《2013年中国海平面公报》显示，近30多年来，我国沿海海平面呈波动上升趋势，年均上升速率为2.9 mm，高于全球平均水平[9]。伴随着海平面的持续上升，海水入侵、风暴潮等海洋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10]。

2.2影响海洋生态安全体系的主要因素分析

2.2.1自然因素

2.2.1.1海洋灾害频繁自然灾害具有突发性、不可抗拒性、关联性的特点，目前人类还无法阻止自然灾害的发生。海洋生态环境复杂，给自然灾害的治理更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我国沿海地区风暴潮、海啸、地震、台风等的发生频繁，因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占各类自然灾害总经济损失约10%，可以说海洋灾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海洋生态安全。据国家海洋局的《2013年中国海洋灾害公报》报导，2013年，各类海洋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63.48亿元，死亡（含失踪）121人。从历年的海洋灾害公报和海洋统计年鉴等资料来看，我国主要海洋灾害的主要特征，如下表1所示[11]。

2.2.1.2气候变化全球性海平面升降，主要与气候变化有关。气候变冷，冰盖扩展，液态水较多变为固态水，海水也因受冷而体积缩小，导致海平面下降；气候变暖，冰盖消融，固态水较多变为液态水，海水也因热而体积膨胀，引起海平面上升[12]。

2.2.2人为因素

2.2.2.1海洋环境污染严重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调查：海洋环境污染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环境祸患之一。海洋环境污染包括固体垃圾污染、有机物污染、石油污染、放射性污染、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等。海洋环境污染造成海洋环境恶化，威胁海洋生物生存，造成海洋生态系统极不稳定。其中，大面积的石油泄漏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多样性[13]。

2.2.2.2过度捕捞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人类对海洋科学技术的大量使用，使得渔民捕鱼的速度大大超过海洋的天然补给能力，造成鱼类种群、鱼类数量大量减少，甚至面临灭绝的威胁。目前，我国每年鱼类总量减少1%。

2.2.2.3外来水生生物入侵外来水生生物入侵与土著生物争夺有限的生存繁育空间，不仅影响土著生物的生存，还威胁着海洋环境安全。外来入侵的水生生物往往孤立于新驻地生物链之外，没有竞争天敌，可以迅速发展成为新驻地的优势种群，造成新驻地生态系统不同程度的破坏，如福寿螺、凤眼莲等。同时，外来水生生物入侵还可能造成转基因生物风险，严重影响海洋生物多样性[14]。20世纪90年代年起，我国不慎从台湾等虾病流行海域引进了带病毒的苗种，导致对虾病害大规模流行，造成土著物种遗传污染[15]。

2.2.2.4人口趋海移动人口趋海移动造成海洋环境压力，威胁海洋生态安全。沿海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更适合人类居住生存及发展经济。调查表明：离海岸100公里的沿海区域挤着全球60%的人口。在人口过千万的16个大城市中，有13个是沿海城市，每天大约有3 600人在向沿海地区移动。由此可见，人口趋海移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大量人口趋海移动必然造成沿海地区生存空间不足、沿海地区海洋环境污染加重及其他海洋生态环境问题[16]。

2.2.3制度因素

2.2.3.1法律制度保障我国海洋生态安全最主要的是《海洋环境保护法》，但是严峻的海洋生态状况表明：《海洋环境保护法》这一基本法在保护海洋环境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如在防治海洋渔业污染方面迟迟未出台具体规定；在法律主体规定方面欠缺科研机构的设置规定，对行政管理协调规定不力；在法律制度方面未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循环利用制度、生态恢复制度、许可证制度等共有制度；在法律责任方面未健全责任体系[17]。

2.2.3.2组织管理制度目前我国实行分散型海洋生态管理体制。各部门间职责分散，相互之间难以协调，这给我国海洋生态保护政策执行及实施带来了很大的障碍[18]。

2.2.3.3财政支持当前，我国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生态治理财政支持不足，缺乏相关资金投入，造成相关海洋生态科技治理技术滞后，严重影响我国海洋环境质量[19]。

2.2.4技术因素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对海洋环境保护投入基础性研究，取得了初步的科技进步，这对我国保护海洋环境、发展海洋经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海洋水域生态环境是我国发展海洋经济的命脉，但是由于对海洋环境保护的基础性科学研究长期投入不足，使得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环境保护压力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许多问题已严重制约我国海洋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技术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海洋环境保护基础性研究薄弱；第二，许多严重制约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关键性环境保护技术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3加强海洋生态保护的对策建议

针对近年来不合理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导致的种种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海洋资源进行管理，对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生态系统退化加以维护及治理，以实现海洋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3.1加强海洋生态道德建设

海洋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赖于协调人与海洋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人们只重视海洋渔业、海洋油气、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等的发展，不顾海洋天然补给力，将人类与海洋对立起来，严重阻碍了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人类必须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淡化人类主体意识，变征服海洋为人与海洋协调共存发展，自觉按照海洋生态规律调整人类开发行为，加强海洋生态道德建设，让人们在尊重海洋、保护海洋的前提下发展海洋经济。

3.2加大海洋环保资金投入

防止海洋环境污染和海洋生态系统破坏是一项公益事业，而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持，因此，各个沿海地区政府应该因地制宜，将海洋环境保护经费纳入政府预算，以政府拨款为主，建立海洋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同时建立灵活筹集机制，开辟其他筹资渠道。此外，沿海地区政府还可以积极争取海洋油污染防备基金、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的援助。

3.3完善海洋资源与海洋环境功能区划

3.3.1加强海洋生态区划为进一步增强沿海地区海洋生态的宏观管理，国家海洋局及各级地方性海洋管理部门应该在主体功能区划及海洋功能区划的基础上划定海洋功能区，在海洋生态保护方面实施分区和分类的调控措施，确定不同海洋生态区域主导作用、海洋环境质量目标及海洋生态保护措施，实现以生态功能和环境容量为基础构建的海洋生态安全新格局。

3.3.2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区建设根据海洋调查及海洋生态监测结果，各级海洋管理部门应该有目标、有计划、有重点的选择海洋自然保护区，保护红树林、滨海湿地、珊瑚礁、河口等海洋生态系统，加快构筑管理完善、类型齐全、规模适度的海洋保护区新布局。同时建立总体规划，完善规章制度，做好海洋保护区巡护及执法，规范海洋开发项目，推进海洋保护区的升级。

3.4加强海洋环境监测

各级沿海地区政府应该在提高海洋开发整体效益的前提下，加强海洋管理基础建设及海洋保护区基础建设，特别是建设海洋环境监测系统，建立海洋生态监控区，开展高时空、高频率的海洋生态监测，及时掌控海洋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调整、控制海洋资源开发强度，保证海洋生态系统天然补给力及自然修复功能。严格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布设站位，适当加密，对入海排污口监测要增加频次，扩大覆盖面；对入海排污口开展普查，对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的入海排污口要有重点监测站，定时定点监测，及早发现海洋灾害，有效做好海洋防灾减灾，积极开展海洋灾害预测、预报工作；对主要河流入海口实施实时在线自动监测。

3.5建立海洋防灾减灾体系

我国海洋灾害具有发生频繁、破坏性大、不可预测等特点，因此加强海洋防灾减灾工作对保护海洋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国家要加强海洋防灾减灾工作必须加大防灾减灾工程的建设，在整个海洋防灾减灾工作体系中，观测是基础，预报是手段，减灾是目的，是整个工作的落脚点，健全海洋防灾减灾救灾业务体系尤其重要。构建海洋防灾减灾救灾业务体系，具体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实施灾前工程防御；第二，强化应灾预警响应；第三，推动灾中调查统计；第四，参与救灾体系建设；第五，开展灾后损失评估[20]。

3.6加强法治建设

3.6.1修订有关法律

3.6.1.1修订宪法将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开发等内容加入《宪法》修订中，充实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及海洋环境保护相关内容。

3.6.1.2修订《刑法》加强海洋生态安全犯罪的处罚力度，补充海洋生态安全犯罪的具体内容、量刑标准。

3.6.1.3修订《环境保护基本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海洋生态保护的具体概念、目的、方法、原则、制度等相关内容，对海洋生态保护的方针政策、体制、机制、制度提出统一化、规范性的要求[21]。

3.6.2完善各种单项资源与环境保护法第一，通过法律实施细则、法规等形式进一步明确和细分《渔业法》、《海洋法》、《矿产资源法》、《税法》中与海洋生态保护相关的规定；第二，加快海岸带管理立法。明确海岸带的定义、范围、海岸带开发利用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海岸带综合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尽快出台海岸带管理相关的法律；第三，加快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立法。生物多样性安全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元素的生态安全[22]。我国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应该对建立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制定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评价标准和保护规范、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建立海洋自然保留区等方面加以规范。

3.7加强国际协作

开发和保护海洋需要协调各沿海国家关系、加强国际合作，维护海洋生态安全应当从全人类共同安全的高度出发，建立国际间有关海洋生态安全与冲突的预防机制；互相交换有益国家海洋生态安全的情报与信息。加强国际间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争取国际资金，防治、监控影响全球海洋生态安全的污染源。在不侵犯国家主权的原则下，协调好各个国家对重要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促进海洋资源利用合理化、有序性及适度性，防止过度开发海洋资源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新的重大破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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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生态安全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外来物种；定义；入侵；特点；防治

1 外来物种的定义

外来物种指的是出现在其过去或现在的自然分布范围以及扩散潜力以外的物种、亚种或者以下的分类单元。包括其所有可能存活、继而繁殖的部分、配子或者繁殖体。外来入侵物种具有繁殖能力强，生态适应能力强，传播能力强等特点。

据有关文献记载，中国已知的外来归化植物达600余种，其中外来杂草就有108种。目前，严重危害我国的外来动物约有40余种，其中昆虫类的有美国白蛾、湿地松粉蚧、松突圆蚧、稻水象甲、松材线虫、美洲斑潜蝇、苹果绵蚜、蔗扁蛾、葡萄根瘤蚜、马铃薯甲虫、二斑叶螨、红脂大小蠹、小楹白蚁等。其它的外来动物，如东非的褐云玛瑙螺；南美洲的大瓶螺；北美洲的麝鼠；南美洲的海狸鼠；前苏联的松鼠等。引进的外来鱼类也对生态系统和湖泊的本地鱼种构成巨大的威胁，如草鱼、鳙、鲢、麦穗鱼、太湖新银鱼、子陵吻鰕虎鱼、波氏吻鰕虎鱼等。目前，对农业危害较大的外来微生物或者病害，如马铃薯癌肿病（Synchytrium endobi-oticum）、水稻细菌性条斑病（Xanthomonas oryzicola）、棉花黄萎病（Verticillium alboatrum）、大豆疫病（Phytophthora megasperma）、柑橘黄龙病、木薯细菌性枯萎病（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manihotis）、柑橘溃疡病 （Xanthomonas citri）、烟草环斑病毒病、鳞球茎茎线虫（Ditylenchus spp.）等。

2 外来物种入侵的特点

2.1 涉及面广、物种类型多

据统计，全国34个省、直辖市以及自治区均发现入侵物种。目前，我国共建立了1500多个自然保护区，覆盖约全国总面积的9%，除少数偏僻的保护区外，其余保护区都能找到外来物种。涉及的物种从脊椎动物（哺乳类、两栖爬行类、鸟类、鱼类等）、无脊椎动物（昆虫、软体动物、甲壳类等）、植物，到病毒、细菌都有。

2.2 涉及的生态系统多

几乎所有的生态系统，从森林、水域、农业区、草原、湿地到城市居民区等都可见到。其中，以热带岛屿以及低海拔地区的生态系统受损程度最为严重。

2.3 带来严重的危害

目前，我国已明文停止原始森林的乱砍乱伐，严禁人为进一步破坏生态系统。在此情况下，外来物种已经成为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当前生态退化等问题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对于南方热带、亚热带地区和水域生态系统，外来物种已经上升为首要的影响因素。

3 外来物种的防治

3.1 加强已入侵生物的治理，防止其进一步扩散

对已经严重入侵的有害生物，要迅速建立外来入侵生物信息库，包括其分布、控制方法与技术、生物生态学特性、国外防治经验等，并及时更新信息，跟踪其发展蔓延与危害程度变化的情况，为治理提供安全可靠的科学依据。同时，应对已入侵的有害生物彻底根除，应由环保部门组织农业、卫生、林业、科技等其它相关部门制订专门的工作计划，采用物理、化学、机械、人力以及生物等多种防治手段相结合的方法，对入侵的有害生物进行灭活，同时，也要防止残体的后续影响，控制入侵生物继续蔓延和扩散。

3.2 加强对外来生物入侵的预防

建立典型生物群落数据库、生物物种数据库、外来物种数据库、乡土物种数据库等，并对每年新入侵的物种以及新发现的物种都进行动态跟踪。同时，加强法规建设，尽快出台外来物种入侵条例；加强湿地保护的相关法规，加强野生植物、动物、农业、林业等方面的立法，使得防治工作有法可依，切实有效的使管理规范化、法制化。除了检疫部门和海关要对入境的旅行者携带的行李，各种交通工具和各种货物加强检查外，还需要进行生物引种的个人、企业和部门对引种生物的生态影响进行及时准确的评价，并且提交影响评价报告书，提出科学合理的防范措施，经由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才可以实施引进。同时，引进的单位和个人要对外来物种采取隔离或者缓冲区等相应的防范措施，建立监测档案并进行环境监测。对于擅自引进外来生物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给予一定的处罚。

总之，外来生物入侵的问题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应加强公共教育，提高全民的防控意识，让全民都参与到防治外来生物入侵的行动中来。通过媒体介绍国内外管理控制方面的经验教训，让公众认识到外来物种问题是全民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把对外来物种的防控变成全民自觉行动。

参考文献

第8篇：生态安全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土地生态安全；DPSIR修正模型；物元分析法；耦合协调分析；舟山市

中图分类号：X24；X826；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16-4158-07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16.021

土地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不可再生的主要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根本性制约因素。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迅猛推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早期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土地生态安全问题逐渐显露并持续恶化。学界关于土地生态安全问题的研究也日益增加。土地生态安全是生态安全领域下属的一个概念，目前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界定，但一般意义上包括以下3点：一是土地生态系统自身的健康和可持续，二是土地资源（或土地生态系统）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稳定的生态服务或保障，三是在确保土地生态系统自身健康和可持续的前提下，土地生态系统能够提供给人类生态服务[1]。本研究基于第三点对土地生态安全展开研究。在当前中国大力推进城镇化并以此拉动内需的大背景下，城镇化对土地资源的需求急剧增长。准确评价一个城市的土地生态安全并以此做出对策分析，对科学推进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生态安全指标评价体系构建和各指标权重科学确定是评价工作的基础，科学的评价方法是研究结果是否全面、科学、准确的决定性因素。在指标体系构建方面学界目前主要采用EES模型、PSR模型、DPSIR模型，其中DPSIR模型是由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基于原有PSR模型存在不能把握系统结构和决策过程、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只能通过环境状态指标间接地表述等缺点，对PSR模型进行进一步修正所提出[2]。基于EES模型，部分学者采用熵权法与物元分析法相结合、熵权法与集对分析法相结合或层次分析法与物元分析法相结合的模型对土地生态安全进行评价[3-5]。在PSR模型方面，有学者基于熵权法、层次分析法或熵权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权重计算方法，分别与综合指数法或物元分析法相结合得到评价模型[6-9]。另有学者基于DPSIR模型提出DPSIR模型与TM影像或TOPSIS模型相结合的修正模型[10-11]。在综合考量各个模型的优劣后，本研究提出基于物元可拓理论与耦合协调分析的DPSIR修正模型对土地生态安全进行评价。DPSIR模型构建的指标体系充分、全面地反映了土地生态安全现状及各指标间的联系，使指标具有准确的评价能力。采用熵权法对权重进行计算能够保证其客观性和科学性[12，13]。物元分析法与耦合协调分析相结合的评价模型兼具物元分析法能够无丢失地准确反映实际情况的特点和耦合协调分析能够对各系统间联系做出动态评价的特点。模型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土地生态安全现状，并能够基于各系统间的动态联系提出科学的应对建议。本研究尝试采用该修正模型对舟山市土地生态安全做出评价。

1 基于DPSIR模型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研究基于DPSIR模型的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并按照模型对各系统间应具有内在联系的要求，分别从生态敏感地减少、土地污染压力增大与生物多样性栖息地减少3个方面选取指标。在具体指标的选取思路上，以土地污染压力增大方向为例，以单位土地废水负荷作为土地污染压力增大的替代指标，并以此为核心选取链式的5个指标：工业总产值、废水排放总量、单位土地废水负荷、粮食作物总产量、企事业单位污染治理资金。工业的发展会引起废水的增加。因此，工业总产值为驱动力，废水排放总量增加为驱动力造成的压力。在土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废水排放总量增加会导致单位土地废水负荷的加大，即压力改变状态。土地状态的变化会影响粮食作物的产量，并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即状态产生影响。人类在感知到影响后采取措施，加大污染的治理力度，增加治理资金以作为响应，即影响带来响应。此外，在生态敏感地减少方面，研究选用水土流失面积作为生态敏感地减少的替代指标，以此为核心指标选取5个链式指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除绿地外建设用地面积、水土流失面积、治理水土流失面积、当年围垦已利用面积。在生物多样性栖息地减少方面，选取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作为生物多样性栖息地减少的替代指标，以此为核心选取5个链式指标：总人口增长率、城市征用土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造林面积。在指标性质上，正向安全性指标定义为指标值越大土地生态越安全，负向安全性指标定义为指标值越大土地生态越不安全。在指标权重的确定上，研究选用熵权法进行计算。具体权重的计算不再做过多的介绍。基于上述说明，得到土地评价体系（表1）。

3 舟山市土地生态安全实证研究

3.1 研究区域概况及研究数据来源

舟山市位于浙江省东北部，地处北纬29°32′-31°04′，东经121°30′-123°25′。行政区划为全部舟山群岛，有大小岛屿1 391个，其中有人居住的岛屿103个，礁3 306座。全市东西长182 km，南北宽169 km，区域总面积2.22万km2，其中海域面积2.08万km2，土地面积1 440.12 km2，海岸线总长2 444 km。历年平均降水量1 356.3 mm。2010年舟山市地区生产总值为644.3亿，其中第一产业占9.6%，第二产业占44.5%，第三产业占44.9%，工业与服务业发达。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市常住人口为112.13万人。

4 小结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舟山市案例，将DPSIR模型、熵权法、物元分析法与耦合协调分析有机结合。在指标的选取方面采用DPSIR模型对指标体系进行构建。选取的指标科学、合理，对舟山市土地生态安全具有准确的评价能力。采用熵权法对指标的权重进行计算。熵权法基于信息论的基本原理，在指标权重的计算上有着客观准确的优势。在评价方法上，本研究提出了结合物元分析法与耦合协调分析的综合评价模型对对象进行评价，得到如下结论。

1）研究利用该模型全面地分析了舟山市土地生态安全现状及各系统间的动态联系，研究结果与舟山市土地生态安全现状基本吻合。对于舟山市现存的发展困境，建议制订系统的、全面的宏观性战略，尤其要重视土地的污染问题和生物多样性栖息地的保护重建工作。此外，在产业结构上舟山市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并减少工业的比例。

2）该模型既保留了物元分析能够无丢失地全面评价对象现状的特点又有耦合协调分析能够对对象做出动态评价的特点。在处理生态安全问题上，将抽象的、难以界定的土地生态安全系统化、简单化，将定性的生态安全量化、数据化。同时，将一个个单独的问题纳入一个整体，从整体上考虑处理方案，这对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起到很大的助力。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国在一些指标上缺少完善和准确的评定标准。因此，该模型在构建经典域与节域方面存在缺陷和遗憾，部分指标在经典域和节域的划分上只能参考以往学者在相关方面的研究以及其他地区在这些指标上的实际值。经典域与节域的不完善会对土地生态安全的评价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相信随着学界对土地生态安全研究的深入，对指标的评价标准将会愈加明确，而该修正模型也将更具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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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生态安全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矿区；矿区资源环境安全；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8-0061-02

矿区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的矿区不仅是矿产赋存、生产和供应基地，而且还具有社区的功能。我国国情决定了对于矿区这类特殊的区域，资源环境是其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基础，没有良好的资源环境条件，矿区的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所以开展矿区资源环境安全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研究对象的界定

1.1矿区

目前对矿区的不同界定的主要区别在于是从矿山企业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矿区行政区划来考虑。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都可以发现矿区是一具有空间有限性和连续性的特定地理范围，是具有一定空间功能、聚集功能、连接功能等的社会群体所在区域，并有其自身特有的自然环境特征。本研究认为，作为分析研究论及的矿区理论上可以有三种划分方式：第一种是以行政管辖范围划分，这种方法划分的矿区具有明确的边界；第二种是以矿山企业范围（井田）的边界线划分，即由几个矿井所组成的井田范围，这种划分也有明确的边界；第三种是以生态功能区划的划分方式，这种方法划分的矿区并没有明确的边界线，而是根据区域生态结构和功能来确定范围。

1.2矿区资源环境

在资源环境科学中，资源环境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自然资源，即人类财产的来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二是环境，即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及其质量。

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人类所能开发和利用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或对象；自然环境，一般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表层的自然因素。

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是针对同一自然界而言的从不同角度看待同一事物而产生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就所指的具体客观事物而言，两个概念实质上并不存在截然区别的界限。由于一个自然体兼有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特性。因此，资源和环境是不可分割的，是一个自然体表现的两方面功能。实质上，资源问题与环境问题是紧密相关的，环境问题可以说就是资源问题，或资源问题包括环境问题。因此，矿区资源环境安全涉及很多方面。本着突出重点的原则，笔者认为矿区资源环境安全研究应侧重于矿产开发引起的其他自然资源与环境安全的影响。故矿区资源环境安全的研究对象即为矿区除矿产资源外的其他自然资源与环境，包括土地资源及其相关环境、水资源及其相关环境、大气资源及其相关环境等。它是矿区人类活动的基础，是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

2矿区资源环境安全的定义与内涵

资源环境安全是指一定区域无论是当代还是后几代人都可以持续、稳定和经济地获取自然资源，同时，又使人类生存发展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处于良好状态或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资源环境安全是一个具有空间层次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对于矿区资源环境安全，笔者认为人类在矿产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应对矿区其他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破坏和恢复控制在良好的状态范围内，即资源环境破坏及其整治后不应威胁矿区人类生存和发展，应能为矿区持续发展、矿区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提供良好的资源环境基础。它具有以下含义：

（1）矿产资源的充分、合理开发。这是保障国家层次上的矿产资源安全所要求的。

（2）矿产开发对矿区其他自然资源及环境的影响或破坏应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使其在矿区资源环境承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而不使其遭受毁灭性的破坏。

（3）对不可避免的资源环境影响或破坏要尽可能对其治理，并恢复到良好的状态，以维持资源环境的功能。

（4）保障矿区资源环境安全即是保障当代及后代矿区居民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因此，矿区资源环境安全是一个多目标的决策问题，它要求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要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兼顾，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兼顾。从矿区资源环境安全的含义可以看出，矿区资源环境安全是与矿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对应的，当资源环境承载力超载时，资源环境系统不安全，反之则安全。

3矿区资源环境安全系统的特点

矿区由于矿业生产的特点，与一般区域有着很大的特殊性，所以威胁矿区资源环境安全的因素也相应具有特殊性。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3.1累积性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对其他资源环境的破坏具有很强的累积性。目前矿区出现的任何资源危机或资源环境问题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较长时期沉淀的结果。累积性要求所进行的矿区资源环境安全研究能涵盖一定的时间、空间范围。

3.2突发性

矿区资源环境安全的灾变通常呈现突发性，这是由矿区资源环境系统自身性质决定的。矿区资源环境系统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当人们开发利用煤炭资源获取所需要“负熵”的同时，将不同程度地影响或打破这种平衡，包括自然资源环境系统内的平衡和自然资源环境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间的平衡，使煤炭资源环境系统熵增大。而且这种演替过程往往呈逆向的，在时间上包括渐变与突变、连续与间断、波动与周期等各种演变形式；在空间上，则是系统内部各要素的消长、进退和更换、环境结构和功能变动、演化和重构、环境质量的退化等。

3.3滞后性

由于累积性的特征，矿产开发对其他资源环境产生的后果显露要相对滞后一段时间，一些现象在开采初期是没有表征或是不易观察到的。但当表现出来以后，安全状况就已经很严重了。因此，在矿区资源环境安全研究中，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提前做出调控决策，防患于未然。

3.4时空动态性

矿区资源环境安全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中的，它与矿区的发展阶段和生命周期是相对应的。因此必须要有一套有效的评价、监测预警的技术系统，当前“3S”技术（GIS、GPS及RS）能很好解决这些问题。

4矿区资源环境安全与矿区可持续发展

矿区可持续发展研究，着眼于因矿产资源开发而形成并且受资源开发直接影响的区域进行的分析研究。矿区可持续发展具体包括资源利用的可持续、环境可持续、经济可持续以及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将矿区资源环境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内涵作比较，不难看出，对矿区可持续发展而言，保障资源安全意味着应有资源利用的可持续，生态环境安全意味着应有环境可持续；而只有资源环境安全才有社会、经济的可持续。由此可见，矿区可持续发展强调或包括了资源环境安全。资源环境安全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离开这个前提条件，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都不可能实现。矿区资源环境安全强调的是一种基础性作用，而可持续发展是指一种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目标或战略，这种发展模式有助于保障矿区资源环境安全。

实施体现资源生态化利用、符合循环经济架构的绿色开发战略是实现矿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资源环境安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前提和基础，也是衡量区域发展可持续性的重要判据。资源环境安全的概念来自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即人类需求满足、公平以及自然资源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

（1）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的最终诉求，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满足人类需求应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可持续发展所强调的需求满足是指基本需求及社会发展需求。

（2）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同时，应考虑到代际公平。代际公平，实际上是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在时间上的转换。无论是可耗竭自然资源还是可更新自然资源，都要求当代人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应以不破坏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为前提。

（3）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应是在维持资源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由于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可避免要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和破坏，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制约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因此，矿区资源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从自然资源持续利用及人类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都应协调矿产资源开发与资源环境培育的关系。

5结论

对于矿区这类特殊的区域，资源环境是其持续发展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没有良好的资源环境条件，矿区的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本文主要对有关矿区资源环境安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研究对象即矿区及其资源环境的界定、矿区资源环境安全的内涵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等问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