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理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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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发展理论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化发展；自助互动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052-02

教师专业化发展成为国际教师教育改革的趋势和研究的热点，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成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方向。为了深入了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情况，对广东省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罗定职业技术学院、阳江职业技术学院、清远职业技术学院、江门职业技术学院5所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进行问卷调查。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基本内涵

教师专业化是针对教师队伍而言，是一个理性化的价值目标，教师专业化发展针对教师个体而言，是一个不断适应人类社会发展要求变化实践过程，更具有操作性。实践观认为人的主体性和发展必须在社会人的主体与主体之间交往的出实践中才能实现。教师个体与教师队伍不是决然分开，是息息相关的，个体是队伍组成部分，教师个体的发展依靠队伍，个体发展促进队伍发展。高职想政治理论教师专业化发展是指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整个教育生涯中，通过终身专业训练，习得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遵守专业道德，提高专业素质，实现专业自主，成为一名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专业成长过程。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是由专业学术、专业道德、专业教学为主要内容所构成的立体。专业学术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基础内容，由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传授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传播者，所以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专业学术定位在研究理论、掌握教育知识和拓展人文素养。专业道德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核心内容，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人师表，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塑造优秀的教师形象，热爱本岗位工作，吃苦耐劳，为高职学生提供一个好的员工道德示范教育榜样。教学技能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专业教学主要内容包括：信息科技运用、教学组织、教学流程、教材整合等方面。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高的学术水平基础上能有效进行促进教学，专业道德能在专业教学和专业学术中起导向作用，专业教学对发挥专业学术和专业道德起辅助作用。

二、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情况

（一）信心不足,外因为主

在“职院校能否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调查中，数据显示信心明显不足。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完全不感兴趣，实际情况没有办法实现为3%；实现的可能性比较低为47%；有可能实现，信心较足为44%；肯定能实现为6%。虽然实现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信心不足，但完全失去信心只是极少数，仍有提高的空间，仍有希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上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前景并不十分明朗，认为有信心，但需要多方努力占56%；认为和现在情况没有区别为34%；完全不看好前景为10%。开展思想政治课程的最大困难选项依次，学生缺乏学习兴趣为47%，缺乏相应的推动和鼓励政策为26%，教师理论和技能不够为21%，领导重视不够，设备不配套为6%。可见制约教师专业化发展以外因为主，内因比例不高。

（二）道德水平高，得到认可

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同行专业道德水平认可度高，关爱学生。评价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道德水平，认为道德水平较好为77%，认为道德水平一般为23%，认为道德水平较差为0%。绝大部分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注重与学生的情感沟通和交流，关爱学生的思想状况。52%教师经常主动联系学生，39%教师有时注重与学生的情感沟通和交流，9%教师偶尔与学生的情感沟通和交流，没有教师不重视与学生交流。教师既重视知识传授，又注重价值引导。

（三）教育科研情况不理想，团队没实效

在“您认为教研活动对您是否有帮助”的调查中，认为教研活动对教师自身专业化发展帮助较大，乐意参加教研活动。参加教研活动很有帮助，可了解国内外教育教学的最新动态，在交流碰撞中激发思维占51%；认为教研活动较有帮助，能解决自己备课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占29%；认为教研活动基本上没有帮助，有些走过场的意思占20%。可见没有教师抗拒参与教研活动，肯定活动的作用。绝大部分教师不清楚现有科研项目申报途径，只有22%教师很了解科研项目申报途径。制约教师进行科研的因素依次，教学任务繁重为31%，缺少学术带头人和课题组织者为28%，科研氛围不浓为28%，缺乏有效的奖励机制为13%。教学工作量大仍是制约科研的首要问题，团队组建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高职院校组建科研教学团队发挥其最大作用情况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已经组建起来，形成结构合理的队伍，能互补长短只占8%，形式上组建起来，但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52%，没有特意组建团队，没有整合资源40%。总体而言，肯定教育科研活动的对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并没有充分发挥团队作用。

（四）渴望培训，提高自身素质

教师希望通过培训学习，组建师资团队发挥各自优势促进教师自身发展。在给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建议的问题中，超过一半的教师建议学校提供更多的途径和渠道给教师接受学习，增强自身的学术和科研水平。

三、构建团队自助互动——建队、学习、竞赛、反思模式

第2篇：政治发展理论范文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新常态

随着经济社会进入新常态，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进入了以提升实效为核心、队伍建设为支撑、深化改革为动力的新常态阶段。2014年12月，教育部思政司司长冯刚在四川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年会讲话中强调，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重中之重，要进一步加快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建设步伐。2015年7月，、教育部印发《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提出要坚持管理与激励并重，建设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的思政课教学人才体系。由此可见，专业化无疑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以下简称“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新常态”，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高的必然要求。以往对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的研究较为宏观，本文将以思政课教师专业化的内涵及价值的剖析为切入点，从微观、激励的视角对思政课教师专业化进行新的探讨。

一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的科学内涵

教师专业化理念起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劳工组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6年在巴黎召开“教师地位之政府间特别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教师地位的意见》，明确提出教师发展的方向———专业化。［1］随后，教师专业化理念在世界众多国家得以确立，研究进一步深入，内涵日渐丰富。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的基核是教师专业化，是教师专业化的类别化与具体化。笔者认为，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有两层含义:一是，高校思政课教师自身综合素质的专业化。即高校思政课教师通过教育培训、自我习得等方式树立专业理想、恪守专业道德、获取专业知识及掌握专业技能，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能全面把握教学对象的身心发展规律，有效地进行教育教学，不断地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向“高”“精”“专”方向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学科专业性又是教育专业性的发展，既是个体专业性又是群体专业性的发展。二是，高校思政课教师发展相关保障制度的专业化。即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的相关规章制度、管理培训体系进一步成熟，能够为思政课教师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精神、专业伦理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二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的价值剖析

高校思政课教师是学科建设的主力军，是大学生思想领域的重要工作者，承担着传授知识、创新文化、塑造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任，其专业化建设是新常态背景下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必然要求，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及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简而言之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其根本保障是思政课教师的专业化。当前我国的社会氛围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但也出现了一些道德失范现象，对大学生的思想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部分大学生身上出现了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行为特征，大大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关系到小康社会的建成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愿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其进行科学引导，使之朝向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很大程度上落到了思政课教师身上。换句话说，高校思政课教师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与主阵地的大小。只有提高思政课教师的综合素质及综合能力，建成一支“学有专长、术有专攻、精炼能干”的教师队伍，实现由“经验型”教师向“专家型”教师的转变，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2．有利于加快学科建设步伐。

2005年，我国正式设立理论一级学科，下设基本原理、中国化研究、国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及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6个二级学科。［2］虽然学科在不断完善与发展，但与其他学科相比，思想政治教育还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地存在着“杂、散、疑、平、虚”等问题。［3］思政学科建设不仅是推动中国化的重要手段，更是思想政治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思政课教师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主力军，专业化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更是推进学科建设的源动力。只有建立一支“数量庞大，科研强劲”的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以教育教学促进学科建设，以学科建设支撑教育教学，这样才能理顺高校思政课教师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使高校思政课教师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学科建设中，实现教学与科研的协调发展。

3．有利于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步入了大众化阶段，但是由于配套设施的不完善等原因，出现了教育质量下滑现象。面对新问题、新挑战，我国提出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思路，即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指出，高校教师队伍是决定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高校最重要的基础工程来抓。［4］高校思政课教师作为高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学科建设的重任，其专业化既是学科建设的动力，又是提高教育质量的保障。我们必须加快思政课教师专业化的进程，以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促进高校教师群体专业化，共同致力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三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建设策略

对人的管理就是激励，激励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管理的效度。［5］从激励的视角切入，将激励理论与教师专业化紧密结合，可以完善高校思政课教师激励体系，调动高校思政课教师投身专业化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进一步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水平。

1．满足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合理需要。

马斯洛将人的需要由低到高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前二者为物质需要，后三者为精神需要。在促进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思政课教师合理物质与精神需要的满足，调动其投身专业化大潮的积极主动性。第一，满足高校思政课教师合理的物质需要。我们可以从国家和学校两个层面努力，满足思政课教师合理的物质需要。首先，国家层面。要继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并在资金的调配上考虑到思政课教师的特殊性，给予一定的倾斜，从资金总量上保证投入到位。同时，我们应该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制定高校思政课教师指导学生社会实践、开展课后心理咨询等活动的补助标准，切实提高高校思政课教师的经济待遇。其次，高校层面。要合理运用国家拨给的经费，如设置思政课教师科研专项经费、培训专项经费及提高课时费等，尽可能缩小思政课教师与其他专业课教师的收入差距。同时，高校要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和研究进行科学规划和管理，提升专业地位。［6］第二，满足高校思政课教师积极的精神需要。首先，归属需要的满足。管理者要充分认识到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职称等级教师的需要，尽最大可能解决好他们面临的困难(职称评定、子女入学、住房条件、养老等)，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学校的温暖，使之产生归属感。其次，尊重需要的满足。尊重的需要包括自我尊重及社会尊重两大方面。自我尊重水平的提高可以从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及增强思政教师自我心理调适能力入手。社会尊重水平的提高涉及面较广，我们可以通过制度政策加以保护，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氛围来进行改善。再次，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管理者要在满足特定阶段高校思政课教师物质需求的基础上，通过营造和谐的教学、科研氛围，加强对高校思政课教师群体的引导，改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等措施来减轻思政课教师的压力，使之有自由成长的空间。

2．健全高校思政课教师培训体系。

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来完善思政课教师培训体系，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依然有进一步完善之处。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完善思政课教师专业化培训体系。第一，完善培训内容。完整的高校思政课教师培训内容应包括四个方面:专业知识培训、专业技能培训、专业伦理培训及专业精神培训。专业知识培训，即学科专业知识、普通文化科学知识培训等。专业技能培训，即备课技能培训、教学设计技能培训等。专业伦理培训，即为人师表、客观公正、责任使命等方面的培训。专业精神培训，即专业自我、专业理想、专业情操等方面的培训。当前，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师培训主要集中于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上，对专业伦理及专业精神的培训较为缺乏。今后的培训中，我们要继续强化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尤其要重点开展科研能力的训练。同时，我们也要在专业伦理及专业精神培训上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帮助其强化专业伦理和专业精神。第二，丰富培训方法。科学合理的培训方法，是决定培训效果的关键性因素。思政课教师的培训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专题讲座法。专题讲座法，即学校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状况，以及思政课教师群体某些方面的迫切需要，邀请在该方面有显著成绩的专家来开展讲座。专题讲座法的优势在于，能共享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前沿研究成果，能开拓思政课教师的视野等。其局限在于，思政课教师与专家互动机会较少，培训效果受培训者主观因素影响较大。二是，课题驱动法。课题驱动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培训方法，对思政课教师科研能力的提高有明显作用。课题驱动法的主要优点在于，学习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理论性较强。其局限主要是，覆盖面较窄、操作较为复杂。此外，我们还要将集中授课法、案例研究法、自我反思法等综合运用于培训中，提高培训实效性。同时，还要将长期与短期培训、国内与国际培训、思想与业务培训、理论与实践培训相结合，持续提高思政教师的专业化水平。［7］

3．优化高校思政课教师奖惩体系。

奖惩是激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激励的效度。我们要通过坚持奖励的主导地位和惩罚实施的艺术化，来进一步优化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奖惩体系，为专业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第一，坚持奖励主导地位。奖励往往比惩罚更加有效，［8］因此我们要坚持奖励在高校思政课教师奖惩制度中的主导地位。在对高校思政课教师进行奖励时，要做到以下三点:首先，注重实际贡献。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实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班级学生的整体思想状况上。学生思想状况的好坏可以通过出勤率、迟到率、遵纪守法情况及课堂表现情况等来衡量，我们要将其作为奖励思政课教师的重要依据。其次，立足大多数思政课教师。目前大部分的思政课教师水平处于中间状态，我们要充分运用奖励激励，使这部分教师力争上游。再次，定期奖励与不定期奖励相结合。定期奖励会使高校思政课教师产生对奖励的期待，但是定期奖励通常在学年末或学期末进行，时间跨度较大。思政课教师在朝着组织奖励目标努力的同时，倦怠心理、消极情绪也会逐渐滋生，这就需要不定期奖励及时参与激励，使高校思政课教师保持干劲、努力工作。此外，在奖励实施中，还要注意将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个体奖励与团体奖励有机结合，这样方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奖励的作用。第二，坚持惩罚实施艺术化。在实施惩罚的过程中，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以提高惩罚的效度:首先，体现积极引导性理念。管理者在对高校思政课教师进行惩罚时，要将奖励与惩罚充分融合，体现引导性思想。具体做法可以是，当思政课教师犯错而被学校处分或接受经济处罚时，明确告知其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达到组织目标，来撤销处分、重新得到惩罚造成的损失，促使教师行为的转变。其次，坚持说理性原则。部分高校管理者认为直接运用经济手段或行政手段来对思政课教师进行处罚，这样方便又高效，采用说理、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耗时，而且见效慢。从长期看，这是不正确的观念。对高校思政课教师进行说服教育的作用在于，可以使思政课教师更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从根本上减少此类行为的发生。当然，实施说服教育并不等于放弃惩罚，对于屡教不改者，我们要坚决实施物质、行政处罚，以改进其工作行为及态度。此外，高校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到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把思政课教师专业化建设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制定出促进思政课教师专业化的短期、中期、长期规划，并实施严格的准入制度，对思政课教师学历、学科、教学、科研、工作经历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同时，还要完善相关配套体制机制，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制定、完善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实施细则，关心、爱护每一个思政课教师，切实提高高校思政课教师专业化水平，主动适应“新常态”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吴非．致青年教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2．

［2］陈占安．关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2008(17):40－44．

［3］李合亮．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基础与关键［J］．研究，2013(2):148－152．

［4］刘延东．深化高等教育改革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J］．中国高等教育，2012(11):4－9．

［5］游永恒:现代管理中的人［M］．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45．

［6］蔡中宏，麻艳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的内涵与对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研究［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12(2):130－133．

［7］陈萌，姚小玲．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14(12):84－87．

第3篇：政治发展理论范文

【关键词】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学生全面发展

党的十提出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新要求。因此，有必要在总结以往教学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提高思政课的教学水平和实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一、高职思政课教学改革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紧迫性

新形势下，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的内容、目标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内容上注入了鲜活的思想、知识和事实材料，在进行思政课教学的同时，还要加强民主法制理论课、形势政策理论课、人文素质理论课、集体主结合作精神理论课、诚信理论课以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道德理论课的教育。与此同时，还充实了指导高职院校生个性健康发展、人格健全完善、崇尚科学精神、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及择业就业等方面的内容；理论课目标也不再仅仅注重社会价值的实现（即主要从党、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来谈思政课教学），而是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思政课教学目标，注重开发高职院校生的潜能，进行素质理论课，促进高职院校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引导高职院校生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成为全面发展的新人。在思政课教学目标、内容发展变化的情况下，如果教学模式仍然固守传统的讲授、学习、规劝、说服、强迫执行、训诫、奖惩等形式，那么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将大打折扣。因此，只有进行教学模式改革创新，才能适应当前思政课教学目标、内容变化发展的要求，才能使思政课教学具有时代性，才能使思政课教学的内容为高职院校生所接受，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二、高职思政课教学改革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中的作用调查

为了解当前高职思政课教学改革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中的作用，笔者于2012年12月对本校思政课的教学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60份，收回问卷256份，有效问卷205份，调查内容围绕对思政课教学意义的认识和对影响思政课教学效果因素的看法两大部分。（1）对思政课教学意义的认识。被调查的同学在回答“在高职院校开设思政课并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有无必要”的问题中，认为“非常必要”的占28%，认为“必要”的占40%，两者合计达到68%；认为“没有必要”的学生仅占11%。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有高达21%的学生认为，高职院校开不开设思政课“无所谓”和“不清楚”。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同学对思政课有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态度。在“你认为开设思政课对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有多大作用”的问题中，认为“作用非常大”的占26%，“作用比较大”的占38%，两项合计达64%；认为“作用不太大”的占28%，还有8%选择了“对自己根本没有作用”。可见大部分学生认为，思政课对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还是有帮助的。（2）对影响思政课教学效果因素的看法。对于影响思政课教学效果的因素调查方面，在问题“你不喜欢上思政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中，18%的学生认为是“教材内容不好”，24%的学生认为是“老师教得不好”，还有36%的学生选择“教材内容不好，老师教得也不好”；另有22%选择了“与教材和老师无关，主要是自己不感兴趣”。在问题“你对现在使用的多媒教学手段所取得的教学效果满意吗”中，学生认为“非常满意”的占11.5%，“比较满意”的占18.5%，“一般”的占

37.2%，“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32.8%。在回答“你所在班级的思政课教学主要以什么模式进行”中，选择“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的占60.5%，选择“课外活动教学”的占9.8%，选择“实践教学”的占18.8%，选择“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实践教学相结合”的仅占10.9%。在问题“你在思政课课堂上经常如何表现”中，选择“一直认真听讲”和“从不认真听讲”的各占9%和7%；选择“教学内容新颖，有吸引力就听，没有吸引力就不听”的有

25%，选择“老师讲得好、方法灵活就听，否则就不听”的有

26.6%，这两个选项都选的有32.4%。在回答“你认为直接影响思政课教学效果的问题有哪些”的问题中，选择“教学方法问题”的有51.7%，选择“教学内容问题”的有49.2%，选择“教学手段问题”的有“33.6%”，选择“教学模式问题”的有28.1%，还有

11.4%选择了“社会环境问题”。以上数据显示，在绝大多数学生看来，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等是影响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同时也从另外一方面反映出，当前思政课的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模式等教学策略诸环节存在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因此，为了促进高职生的全面发展，思政课教学亟待进行改革。

三、学生全面发展中高职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对策

（1）高职思政课改革模式的基本教学目标和内容。高职思政课在改革模式基础上要求教学目标和内容必须转变教学理念，坚持教学内容“一线化”。“一线化”要求思政课教学把学生锁定为即将走向第一线职业岗位的社会人，把教学内容定向在第一线，即结合第一线的特点、发展趋势及对人才素质的要求，选择并突出那些具有针对性的教学内容，在进行理论和思想品德教育中，着力培养学生符合第一线职业岗位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2）思政课课堂教学的改革模式。首先是研究性教学（学习）模式。研究性教学模式本质在于使学生“学会学习”，不断提高能力和精神境界，成为适合社会需求的、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应变力的人才。其次是案例教学模式。通过向学生提供纪录实际发生的情况或事例，即案例，组织学生围绕一个或几个问题展开讨论和剖析，并提出各自的见解，以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再次是问题式导学模式。问题式导学模式其目的在于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激活课堂研究氛围，培养学习兴趣，最大限度地压缩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时间，以促进每位学生都有足够的时间去主动学习，主动思考。（3）构建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模式。第一，学习参观考察。到企业、农村参观考察，让学生了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没有对本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第二，社会实践。结合团委开展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围绕党的十精神、构建和谐社会等问题，开展主题社会实践。第三，开设专题讲座。根据实际情况开设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问题专题讲座和学术讲座，以开阔学生的视野、拓宽知识面，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第四，实践基地。基地建设要有一定的稳定性，从人财物等各个方面予以支持，双方建立顺畅的工作机制，及时沟通情况，开展活动。（4）完善思政课教学评价体系改革模式。第一，明确评价目的。我们需要对评价的目的有明确的认识和自觉的把握，只有明确了评价的具体目的，思政课教学评价的实施才有了方向，我们也才有可能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第二，确立评价标准。教学评价标准的确立过程就是教学活动相关方面的理想化状态的现实化、具体化的过程。评价标准不合理、不全面，教学评价就不可能做到准确、全面和深入。第三，充实评价内容。思政课的评价内容应是学生熟悉并有所感受的问题，这样才能引起学生进行探求的兴趣和欲望，并调动和运用所学知识及所掌握的观点和方法去探求问题的答案。最后，总结评价结果。评价成果是对评价对象给以信息反馈的基本形式，是进一步推动思政课教学改革和发展的基本依据。在总结评价成果的过程中，要坚持做到客观、公正。

参 考 文 献

第4篇：政治发展理论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 创新与发展 管理方法

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与发展的必要性

1、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而言：在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工作在各领域均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不但有效的推动了经济的大力建设，而且也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发展与进步。但是，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更新的快变，思想政治工作面对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和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全新问题、全新矛盾，在观念、方法、内容等领域还处于被接受状态。所以，面对全新的发展态势，要想使思想政治工作继续发挥其巨大能量，现如今，必须做好创新发展的改革，为思想政治工作开创新途径。

2、对于我国的发展形势而言：随着社会的变革，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间交流日渐紧密，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的传播，这样势必会带来众多的负面影响，难免一些人会被这些消极的思想而腐蚀，这样很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这些思想上的波动和改变，严重的影响了思想政治建设和发展，所以，面对这样的社会发展形势，如何改善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已是解决各种矛盾的当务之急。所以，面对当前的问题，势必要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和发展。

3、对于国际发展格局而言：随着国际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各国间的交流日渐紧密，导致西方文化对我国思想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加之“和平演变”的思想文化渗透，使资本主义的腐化思想严重的侵袭到我党的马列意识，使得一些干部和党员在思想上对马列主义的信念开始动摇。所以，面对西方文化的毒害，国际格局的变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是解决当前面临严峻挑战的必要手段，是巩固我国人民团结奋斗精神的思想支柱。

二、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与发展

1、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只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不做到与实际接轨，这样就会出现认知的肤浅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化，使教育与群众脱节，难以达到时效性。所以，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时，务必要将解决实际问题联系到思想政治工作中，尤其务必要联系当今社会发展趋势，对网络技术及全球化的思潮影响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渗透。这样才能在实际问题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引导，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2、思想政治工作要将群众紧密结合：群众是历史的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人，我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群众路线不仅是我党工作领导的根本，也是群众观点的方法论。所以，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创新和发展，要以群众为基础，把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符合群众的思想，这样，才能让群众参与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中来，在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中，增强对群众思想的积极引导，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从而将思想政治工作植根于群众的思想意识中。这样，我党才能依靠群众，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思想政治工作有效的落实，并仅以创新寻求更好的发展。

3、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好内外教育的相结合：教育分为外因教育和自我教育，外因教育通过学校、社会及家庭教育，这是所谓的外因，而自身教育是内因，在唯物辩证法中，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自身教育在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入基层、渗透到群众，以正面的教育来激励群众、引导群众。这样不但起到外因的作用，而且由于长时间的熏陶和耳濡目染，使得群众自身对思想政治素质也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4、思想政治工作与群众的内部矛盾紧密结合：现如今，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创新，这一系列的变革，使得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等，都处在嬗变之中。这样，不断的引发了人民的内部矛盾，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出现各种不同的阶级矛盾，有利益之争、思想不协调等等，这些问题与矛盾都需要及时的处理和协调。所以，针对这样的重点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将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社会主义体制不断完善的今天，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在内容、机制等全面的创新与发展，是解决新时期各种新问题及新矛盾的有效方法。但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与发展，是一项严峻而长远的工程，不是一蹴而就就能完成的，需要结合人高尚的道德素质，健康的人格魅力，从而来促进全面发展。所以，我党要做好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准备，与时俱进的开拓创新精神在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发展，从而有效的推进我党在新时期的伟大建设。

参考文献：

[1] 蔡雨君,任祥华,麻冀南.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难点与对策[J]. 理论前沿, 2008,(07) .

[2] 杨钒. 注重人文关怀：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和实践的创新[J]. 党政干部论坛, 2008,(02) .

[3] 姚爱萍. 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J]. 现代商贸工业, 2009,(24) .

第5篇：政治发展理论范文

关键词 儿童；空间再定向；几何模块论；适应性结合理论；视觉图像匹配理论

分类号 B844

1 引言

空间认知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人类认知事物的重要方面之一。空间认知的研究重点是人的空间方位识别能力。在自然界中，空间方位的识别对于一切动物（包括人类）都有着重要的生存适应作用。空间再定向（spatialreorientation）是指动物（包括人类）在某一陌生环境中迷失方向后，他们可能会依据空间中的几何信息或特定的路标线索等非几何信息重新确定自己的方位，进而找到正确的返回路线（Cheng，1986；Huttenlocher & Vasilyeva，2003）。再定向找物（the reorientation task）是探讨动物及人类的空间再定向能力的一个研究范式，即通过创设一定形状的空间环境，让迷失方向的（disoriented）动物或人类在这个空间中根据所提供的几何或非几何线索重新确定自己的方向，从而找出在其迷失方向前所隐藏的目标物（Hermer & Spelke，1994，1996）。自从Cheng（1986）对大鼠在一个矩形封闭空间中再定向行为进行研究之后，在过去的20多年中，研究者采用再定向找物对动物及人类的空间再定向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引导再定向行为的环境线索，包括几何线索和非几何线索（纹理、颜色、气味等）。在众多的研究中，关于动物和人类是如何利用环境线索的观点却没有达成一致的解释。主要观点有几何模块理论、适应性结合理论和基于视觉图像匹配的快照理论，每一种理论得到相应的实验研究的证明。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对这三种理论解释提出了质疑和反驳，每种理论似乎都逐渐呈现出其局限性。

2 几何模块理论（modular theory）

2.1 理论内容

该理论来源于Cheng（1986），认为再定向以封闭的几何模块为基础，大脑中某个特定区域是用来编码几何信息的，即通过对环境形状进行编码，可以把目标物与其在环境中的位置联系起来，形成固定的位置标记。只要记住这种标记，就可以准确地进行再定向。以几何模块加工为基础的再定向与对三维空间布局的敏感性有关，在三维空间布局中对几何信息的加工计算是自动化的、具体的，与其他认知加工过程是分开的。在三维空间布局中的再定向需要对表面距离和左右关系这些几何信息具有高度敏感性，与其他环境线索相比，这些几何线索是具有优先利用性。

2.2 理论证明

封闭空间即连续表面围成的环境。为了研究空间再定向中对几何信息的加工过程，很多实验都是在墙壁围成某种形状的封闭空间中观察分析被试的再定向行为。这种对封闭空间的再定向研究起源于Cheng对大鼠的空间再定向能力的经典研究。为排除外在条件的影响，Cheng让大鼠在封闭矩形笼子里寻找食物，并设置了两种条件，分别为无路标线索条件和有路标线索条件。在前一种条件下，笼子四周没有任何参照物，笼子的四个侧面除了形状不同，其他特征都相同；相反，在后一种条件下，给予大鼠不同的路标线索，如将笼子的一面做成白色，其他三面为黑色，并且笼子的每个角落所放置的板子在触觉、味觉和嗅觉上都有区别。结果发现，两种条件下，大鼠均产生了旋转错误，即在正确角落和对角之间的搜索次数没有显著性差异，说明大鼠主要依据笼子的几何形状确定自身位置，而不采用其它非几何路标线索。因此，Cheng提出空间认知是以几何模块为基础的理论，认为在空间再定向任务中大鼠主要依赖了几何信息，而对非几何信息（如颜色、质地，气味等）不敏感。

在对人类的再定向研究中，Hermer和Spelke（1994，1996）最先对儿童的空间再定向能力进行研究。研究沿用了Cheng用于大鼠空间再定向的范式，在一个1.9 m×1.2 m的矩形房间中考察儿童的空间再定向能力，同样设置了两种条件，分别为房间四面墙均为白色和房间一面墙为蓝色、三面墙为白色。先把一串钥匙藏在房间的一个角落，并用档板挡住，然后让儿童站在房间的中心位置上闭眼转四圈，之后睁眼寻找隐藏的钥匙。结果发现，和大鼠类似，3-5岁儿童也只能利用矩形房间的几何信息，而不能利用矩形房间的非几何信息来再定向。如图1所示，如果把靶物体藏在B处，儿童可以根据房间的几何形状来再定向，在正确位置B和与B具有相同几何意义的对角位置C寻找靶物体。从位于矩形房间中心的儿童来看，B和C的左边都是长边，B和C的右边都是短边。但是，如果把该矩形房间的一面墙（如BD边）改为蓝色，其他三面保持白色。蓝色边BD就可作为一种非几何信息来确立靶物体的位置，此位置有独特的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即靶物体在蓝色边的左端。然而，儿童却不会利用这面颜色不同的墙来确定靶物体的位置，仍然会选择与靶物体所在位置相同的对角。

据此，Hermer和Spelke认为，年幼儿童在空间再定向任务中只利用几何信息而忽略非几何信息，因为年幼儿童与一些非人类动物一样，主要依赖于较原始的几何模块。尽管迷失方向的儿童或动物可能利用了环境中有区分性的物体、有颜色的墙壁或其他非几何线索来引导自己的行为，但是这些非几何线索只是作为寻找靶物体的直接线索，而不用于再定向。

Gouteux，Vauclair和Thinus-Blanc（2001）采用小模型环境对3-5岁儿童的再定向进行了研究。在没有呈现非几何信息的矩形模型中，4岁儿童在正确角落和对角上产生了混淆，出现了180°的选择性模糊，说明儿童能够利用矩形模型中的几何信息。虽然这个年龄比大矩形空间测得的年龄要大，但却说明不仅当儿童置于矩形环境中时能利用几何信息，而且当儿童面对小模型的环境空间时，也同样能够利用小模型所提供的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

Lourenco和Huttenlocher（2006）对18-24个月儿童的再定向进行研究。让其中一组儿童在一个等腰三角形小房间中（没有非几何特征）进行再定向任务，另一组儿童在相同形状的桌面盒子外进行再定向任务，最后比较两组儿童的成绩。结果显示，在这两种条件下，儿童都能够确定隐藏物体的位置。说明了基于形状的再定向不仅适于置身其中的环境，也适合于封闭环境外看到的情形。可见，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采用类似材料与过程的实验得到了比较稳定的结果，儿童都表现出对几何信息的优先利用。

2.3 几何模块理论的局限性

虽然几何模块理论已经得到大量实验证据的支持，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几何模块理论似乎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2.3.1 几何模块编码只对明显的几何信息敏感

如果大脑特定区域对任何几何信息都敏感的话，那么，儿童应该能够很容易地观察到由若干个分离物体所围成的不明显的几何形状，能够利用这些非连续的、不明显的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然而，研究者们的研究却否定了这一假设，对几何信息的利用似乎只适于封闭空间内部。当环境空间由分离的路标或其他排列构成时，儿童不能利用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Gouteux和Spelke（2001）在圆形空间中用三个彼此不相连的、不同盒子构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虽然这个三角形的边长并不相等，但是迷失方向的儿童仍然不能利用三角形的差异信息进行再定向。当把盒子改为四个时，3—4岁的儿童也不能根据盒子构成的矩形排列所提供的几何结构来确定靶物体的位置。

使用其它形状及不同物体作隐藏地点的大量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结果。Lee，Shusterman和Spelke（2006）在一个圆形房间中对4岁儿童进行测试，房间里有三个盒子，其中两个相同。当靶物体藏于独特盒子时，儿童在迷失方向后准确地走向独特盒子找回靶物体；但当靶物体藏于两个相同盒子之一时，儿童却经常在这两个相同盒子之间产生混淆。说明独特盒子已成为确定靶物置的直接线索，而不是方向信号。Gibson，Leichtman，Costa和Bemis（2009）让儿童在由电脑屏幕呈现的三个物体中进行再定向。结果发现，与三个物体是分离的条件相比，在有线条将三个物体连接起来的条件下，儿童利用几何信息进行寻找的正确率明显提高。Lee和Spelke（2011）的研究呈现四个深蓝色圆柱体，这四个圆柱体构成了一个矩形。结果38-51个月的儿童不能在这个矩形中进行再定向。由此可见，在由分离的物体构成的矩形几何形状中，儿童不能像在封闭矩形中那样利用矩形所提供的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显然，分离物体所呈现的几何信息不如封闭空间所呈现的几何信息明显，而这些实验都证明了儿童对这些不太明显的几何信息是不敏感的，因此尽管存在几何信息，但是儿童却不能利用这些信息进行再定向。另外，Lew，Gibbons，Murphy和Bremner（2010）设置对称矩形封闭空间、不对称四边形封闭空间、对称矩形排列、不对称四边形排列、对称三角形排列、不对称三角形排列，考察18个月至3岁儿童利用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的情况。结果发现，存在对称信息时，儿童能够利用几何信息，而空间中没有对称信息时，儿童不能利用几何信息，即儿童利用几何信息进行空间再定向只适用于对称空间中。

2.3.2 几何模块编码只适用于三维结构

证明几何模块编码合理性的实验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在三维空间中进行的。而当在二维结构中进行再定向任务时，儿童对几何信息的利用就存在一定局限性。在以二维图像形式呈现的空间中，儿童的再定向表现远远不如在相同形状的三维空间中。Gibson，Leichtman，Kung和Simpson（2007）在电脑屏幕上给儿童呈现二维图片，图片上由三个相同的独立物体形成一个三角形，让儿童在这个三角形中进行再定向，结果发现，3-6岁儿童在二维结构中不会利用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Lee和Spelke（2008）发现，即使是用5厘米宽的磁带线将空间中的物体围成一个几何形状，儿童也不会依据由磁带线构成的几何形状来进行再定向，只有当把磁带线改为高达3/4英尺的墙壁时，儿童才能利用这个墙壁所形成的较明显的几何形状来再定向。Lee和Spelke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三维结构的作用。他们在地板上给儿童呈现一个黑色的二维特征矩形结构，同样发现38-51个月的儿童在矩形四个角落上随机进行搜索，而不能利用所呈现的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Lee & Spelke，2011）。

2.3.3 几何模块理论没有揭示出儿童利用哪些几何属性进行再定向

虽然已有大量研究证明了几何模块理论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研究并未解决这样的问题：儿童是怎样对几何信息进行编码和利用的？他们是通过哪些基本的几何属性来确定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以及靶物体的位置？

许多研究都是在矩形空间中进行的，这样，儿童可以通过构成矩形空间的围墙长度、距离和方向产生一个旋转的不确定性（180°的选择模糊性），自然会在正确角落和相差180°的对角上产生混淆。因此，在矩形中，儿童可能利用了长度、距离和方向信息。由此可以推论，当呈现的几何形状不同时，给儿童提供的几何信息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几何模块编码对任何几何信息都敏感，那么，无论提供了哪一种几何信息，儿童都应该能够察觉到这种可辨别信息并且利用它进行再定向。然而，相关研究却表明儿童在这一方面的局限性。

Huttenlocher和Vasilyeva（2003）让迷失方向的2岁儿童在一个等腰三角形空间中寻找玩具。结果发现，儿童寻找的正确率为70%。说明儿童能利用既有长度差异也有角度差异的三角形空间的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但是儿童所利用的几何信息却不涉及角度差异。因为等腰三角形的顶角与两个底角存在角度差异。如果儿童能利用这些角度信息，则他们在顶角的正确率应该最高，并且在两个相等的底角之间也应该产生更多混淆，而实验结果却非如此。Hupbach和Nadel（2005）在一个菱形（内角为60°、120°、60°、120°）房间内对2-6岁儿童进行测试。每次实验将靶物体隐藏在菱形的不同角落，让儿童在迷失方向后寻找。年龄较大的儿童在正确角落和几何对等角落中寻找物体，显示出对几何学形状的成功利用。反之，3岁儿童和更小儿童在迷失方向后却随意地在四个角落进行搜索，显然无法将角度信息作为再定向的线索或者作为隐藏物的位置标记。李富洪、孙弘进、李红、曹碧华和邬德利（2008）采用几何信息更丰富的等腰梯形空间考察了2-3.6岁儿童的再定向能力，结果发现，儿童并不会利用新增的几何信息来确定靶物体，与在矩形空间中一样，并没有整合梯形的角度差异和边长差异做出准确判断。Lee，Sovrano和Spelke（2012）给2岁儿童提供封闭或破裂的菱形空间和矩形空间，探索了再定向任务中迷失方向的儿童对长度、角度、距离和方向信息的敏感性。结果表明，儿童根据一些但非所有的几何属性进行再定向：利用了菱形或矩形空间中的距离和方向信息进行再定向，而对长度和角度信息不敏感。因此，儿童在再定向任务中对几何信息的利用是有限的，他们只能利用某些几何信息而对其他几何信息不敏感，也不会整合多重几何属性来做出更好的定向。

2.3.4 几何模块理论解释不了儿童利用非几何信

息进行再定向的现象

根据几何模块论的观点，空间再定向是由一个对空间几何信息进行加工的“封装”系统完成的，其他任何信息无法进入此系统。尽管某些条件下儿童能够利用路标信息，但该路标信息并不是用于再定向，而只是用于找回靶物体的一个直接线索（Wang & Spelke，2002；Lee et a1.，2006）。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Newcombe，Ratliff，Shallcross和Twyman（2009）用两种方法考察了儿童再定向中对特征信息的利用。他们用一个几何结构更复杂的径向对称八边形空间作为实验材料。当八边形的边都是白色时，2—3岁儿童能够在几何正确的位置上进行选择，证明了儿童能够在径向对称的空间中利用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而不仅仅局限于单一对称轴的空间。当八边形的一条边为红色其他边为白色，即有两个角为白色边和红色边的夹角时，如果儿童仅仅把非几何信息作为直接线索而不作为再定向依据的话，儿童就会在这两个角落上产生混淆。但实验结果却非如此，3岁和5岁儿童都能够结合几何信息和颜色信息进行再定向。李富洪、曹碧华、谢超香、孙弘进和李红（2011）在矩形房间的四角设置颜色不同的档板作为路标线索，以平均年龄为3.5岁的儿童作为被试。研究发现，在几何信息与路标信息同时存在时，幼儿可以对二者进行整合；而只有路标信息时，儿童也能依据路标信息并结合左右方位准确地再定向。

3 适应性结合理论（adaptive cornbinationtheory）

3.1 理论内容

尽管已有一些实验证明再定向依赖于环境的几何形状，但是其他一些实验也提供了不少反驳。适应性结合理论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观点，它强调再定向是以环境中所有可感知的信息资源为基础，并且每种资源都是按照它的显著性和有效性而被不同年龄儿童赋予了不同的权重（Newcombe & Ratliff，2007）。适应性结合理论认为，空间再定向能力与对相关信息进行编码的能力是有关的。这两种能力对环境中的相关信息赋予权重，然后根据已有经验中每种信息的效用来构成一个最佳组合，利用这种组合完成再定向任务。因此，儿童能否利用非几何信息与这些信息的显著性和有效性有关。无论是几何信息还是非几何信息，显著的物体能被当作可靠线索来引导再定向行为。适应性结合理论和几何模块理论之间的争论焦点在于儿童能否整合利用几何和非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按照几何模块理论的观点，个体对环境的空间形状是敏感的，儿童像动物一样只利用环境中的几何信息而忽略了非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然而，按照适应性结合理论的观点，儿童是将环境线索的显著性和有效性作为再定向的基础，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同样能够被用于再定向。支持适应性结合理论的证据主要是来自于儿童能整合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的相关研究。

3.2 理论证明——儿童不能利用非几何信息的原因

3.2.1 路标的固定可靠性

Hermer和Spelke采用被试内设计，让所有被试都参与两种条件的实验（四面墙壁颜色相同和有一面墙壁颜色与众不同），结果发现，儿童不能利用颜色与众不同的墙壁作为再定向的依据。研究者认为，儿童先后交替参加这两种条件的实验时，虽然意识到颜色信息的存在，但是可能认为墙壁的颜色是随时更换的，是不稳定的，所以没有将颜色作为再定向的依据。Hermer和Spelke（1996）在实验中用玩具汽车、玩具熊与盒子作为路标，结果儿童没有利用这些路标来寻找物体。Wang，Hermer和Spelke（1999）采用正方形空间研究了路标的固定性与熟悉性对儿童空间再定向的影响。在实验中，近2岁的儿童不能利用颜色不同的墙壁来准确找到靶物体。但是，当其中一面墙上呈现一个凸起物时，儿童会将这个凸起物作为线索，与红色墙壁联系在一起，因为凸起物增加了非几何线索的固定性（引自邬德利，李富洪，孙弘进，李红，2007）。

由上可见，儿童会根据路标信息的可靠性程度对其赋予权重。当路标信息是可靠的，儿童会对其赋予较高权重，从而加以利用；而当路标信息不固定、不可靠时，儿童就会忽略这些信息。在儿童的经验中，非几何信息都是小的、可移动的物体，是不可靠的线索。而墙壁或大物体中的几何信息都是稳定、显著的。儿童认识那些提供可靠线索的潜在路标并且对其赋予高权重。因此，当环境布局的几何信息是微弱或不可靠时，这些几何信息对儿童再定向的影响应该变小或消失。

3.2.2 信息的显著性

目前有关儿童再定向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对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的利用。在这些研究中，几何信息是以一种非常强烈的形式呈现的，而非几何的特征信息却远远没有几何信息那么强烈。突出的、显著的信息容易被儿童捕获并且加以利用。而当信息不突出时，即便是几何信息儿童也照样不能利用（Gouteux & Spelke，2001；Lee et a1.，2006；Lee & Spelke，2011）。Nardini，Atkinson和Burgess（2008）指出，以往的研究设计（Hermer & Spelke，1994，1996；Cheng & Newcombe，2005）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儿童利用颜色信息的能力，因为那些实验条件本身就倾向于给儿童提供更多的几何信息。因此，Nardini等人用一个小方形封闭空间（两面墙壁为白色，另两面墙壁为蓝色）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8-24个月的儿童能够利用墙壁颜色进行再定向，即以颜色信息为基础，进行左右方向判断。在他们的实验中，正方形没能提供可利用的几何信息，但有可利用的颜色信息，所以颜色信息是显著的，结果儿童成功地利用了该信息。

周婵和胡清芬（2011）考察了几何线索的直接性和显著性如何影响5岁儿童利用几何和非几何线索。研究采用在一个边或角有颜色标记的菱形平面作为研究材料，在这个菱形平面的四个角或边位置中藏物，让儿童找物。结果发现，几何线索优先性并不稳定。几何线索的直接性直接影响了几何线索的使用。而在几何线索直接的条件下，几何线索的显著性又影响了几何线索的使用。另外，几何线索直接性及显著性均不影响儿童对颜色线索的使用。

3.3 适应性结合理论的局限性

尽管适应性结合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几何模块论所不能解释的一些现象，也得到了大量的实验支持，但是该理论仍然受到一些质疑。Lee和Spelke（2008）创设了四个实验情境对4岁儿童的再定向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在30cm高围墙的矩形中，儿童的再定向成绩与在1m高围墙的矩形中的成绩没有差异；在由4根独立的1.8m高的圆柱体所构成的矩形中和一个二维形式的矩形中均不能进行再定向任务。这个结果对适应性结合理论提出了三个质疑：第一，高墙壁（1m）围成的空间阻挡了儿童的视线和行动，而在低墙壁（30cm）围成的空间中儿童的视线不受阻挡，同时还能越过低墙壁进行位移，因此，与高围墙空间相比，儿童在低围墙空间中接收到的信息更多（包括空间外的），这就使得高围墙空间中几何信息比低围墙空间更明显突出。因此，按照适应性结合理论，与低围墙相比，高围墙会对儿童再定向产生更大影响。但实验结果却非如此；第二，稳固的大圆柱体是突出的、可靠的，但是单靠四根竖立的圆柱体围成的矩形空间所提供的信息却不能引导儿童进行再定向；第三，在用粘在地板上的2cm宽黑色带子构成的二维矩形空间中，儿童仍然不能利用二维矩形进行再定向，尽管该二维矩形构造是明显和突出的。这三点都是适应性结合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因此，该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4 图像匹配理论（image-matching theory）

4.1 理论内容

图像匹配理论强调再定向加工是以图像匹配为基础的（Sturzl，Cheung，Cheng，& Zeil，2008；Wystrach & Beugnon，2009）。人们会在视网膜上对环境形成一个全景的二维图像，再依据当前成像来记住该环境。根据此观点，再定向过程中并没有对几何形状和路标进行表征。表面布局之所以影响迷失方向动物的行为，是因为在视网膜上形成了与环境中那些独特的、显著边缘有关的图像（Cheng，2008）。如果三维和二维路标在视网膜上形成了相等的边缘，那么它们在再定向中就具有同等的影响，即二维和三维表面局部是没有差异的。视网膜上出现的显著性特征决定了环境中的哪些物体会影响动物行动的方向。

4.2 理论证明

动物迷失方向之后，他们会在环境中移动，直至他们视网膜上形成的环境图像与之前储存在其头脑中的二维图像之间的匹配达到最高程度，这使他们返回到目标位置。这一观点最先由动物研究证实。蜜蜂在对单一物体的距离和方向进行编码时，会根据路标大小在视网膜上的成像进行搜索（Collett，T.S.，& Collett，M.，2002），即蜜蜂已经在记忆中储存了从目标位置上所看到的路标形状，之后通过移动来找到与之相匹配的视网膜成像，以致找出目标位置。

这种现象与空间表征依赖于特定朝向的观点是一致的。Rieser（1989）在研究中发现，当想象朝向与学习朝向一致时，被试提取空间信息比二者不一致时更为准确和迅速。另外，图像匹配理论与儿童在空间表征中采取自我参照系表征（egocentric representation）的现象是一致的。在自我参照系表征中，物体的位置是相对于观察者来表征的，并且随着观察者的移动，空间表征也在不断地更新。在Wang和Spelke（2002）的系列研究中，被试首先学习房间中六个物体的位置，然后分别在迷失方向（disorientation）、导向转动（oriented-turning）和再定向（reorientation）条件下完成物置指向任务。迷失方向条件下，被试在蒙眼自转的过程中房间的灯光没有变化：导向转动条件下，在固定的方向上提供了灯光，被试能够在蒙眼自转时依据灯光确定自己的方向；而再定向条件下，被试蒙眼自转时灯光是熄灭的，但自转结束时灯光又亮起来。结果发现，与导向转动和再定向条件相比，被试在迷失方向情况下提取物体空间结构关系的准确性明显变差。因为迷失方向使被试的自我朝向感丧失，从而导致其对空间表征的动态更新过程中断，这时视网膜上的成像与贮存在头脑中的图像之间具有很大差异，被试需要通过移动来寻找与头脑中储存的图像最相似的场景才能做出准确判断。在没有找到匹配度较高的情况下，被试容易指向错误的位置和物体。而在导向转动过程中，被试能够保持自我朝向感，因此可以较为准确地更新物体相对于自身的位置表征。Nardini，Thomas，Knowland，Braddick和Atkinson（2009）在研究中，要求儿童在迷失方向后从最利于图像匹配的位置（以观点依赖的方法进行编码）上或者从一个新的位置（以观点独立的方法进行编码）上找出隐藏的靶物体。结果表明，4岁儿童只有在观点依赖条件中才能进行再定向，5岁儿童的再定向从观点依赖转变到观点独立，6岁儿童能够采用观点独立方法进行再定向。说明，小于6岁的儿童是通过图像匹配进行再定向的。

4.3 图像匹配理论的局限性

尽管图像匹配理论已经得到相关研究的证明，但是这个理论却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Lee和Spelke（2008）的实验除了反驳适应性结合理论之外，同样也反驳了图像匹配理论。因为如果二维图像跟三维环境没有差异，那么，当实验材料以二维形式呈现时，儿童的再定向成绩应该与在相应的三维空间中的成绩没有差异。但是Lee和Spelke（2008）的实验结果并非如此。随后，Lee和Spelke（2011）在一个同质的矩形中测试了3-4岁儿童的再定向。当矩形是由短挡板或隆起物作边长时，儿童成功地进行了再定向。而当矩形是由房间地板上的一张黑色塑料纸（即二维的矩形）呈现或当矩形是由四个独立的圆柱体排列、一条连续的细绳构成时，儿童均不能进行再定向。这说明儿童是依据三维表面布局进行再定向的，引导儿童进行再定向加工过程的是几何信息而不是对环境图像的匹配。另外，Nardini等人（2009）的研究中，6岁以上儿童能够从新颖的视角下进行再定向，这是图像匹配理论无法解释的。

5 超出三种理论解释力的现象

引导儿童再定向的机制是什么？正如前文所述，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条件下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三种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这些实验进行解释。然而，仍然存在超出以上三种理论解释力之外的现象，这些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5.1 语言对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整合的影响

为了探讨儿童能否整合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Hermer-Vazquez，Spelke和Katsnelson（1999）以测试年幼儿童的任务来测试成人，结果发现，成人能同时利用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然而，让成人在完成再定向任务的过程中同时口头重复一段刚刚听到的文章时，成人的再定向能力与儿童一样，均只能利用几何信息而不能利用非几何信息。相反，如果让成人在完成再定向任务的过程中口头重复听到的一段音乐旋律时，其再定向能力不受干扰，能够整合利用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也就是说，非语言的旋律不会对空间再定向产生干扰，而语言信息会起明显的干扰作用。因此，Hermer-Vazquez等认为，在语言干扰情景下，成人不能整合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是由于语言的缺失。同样。3-5岁儿童不能利用非几何信息只能利用几何信息，很可能是因为3-5岁儿童还处于语言发展初期，空间语言发展不成熟，因此不能借助于语言将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整合起来进行再定向。Hermer-Vazquez，Moffet和Munkholm（2001）进一步研究发现，儿童要到5-7岁时才能将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整合起来进行再定向。

根据这些实验结果，Hermer-Vazquez等认为，语言系统在儿童空间再定向中对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的整合具有重要作用。年幼儿童的再定向能力之所以类似于一些低等动物，只能利用几何信息，是因为他们的语言发展不够成熟。随着年龄的增长，语言会不断发展，因此在5岁以后，儿童能使用语言将几何和非几何信息整合起来，表现出与成人相同的空间再定向能力（引自邬德利，李富洪，孙弘进，李红，2007）。

然而，有研究者对语言在整合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中的重要性也提出了异议。Ratliff和Newcombe（2005）重复了Hermer-Vazquez等（1999）使用语词干扰的实验，不同的是，在他们的实验中明确告诉了被试要做什么，而Hermer-Vazquez等仅要求被试注意所要发生的事。结果发现，在明确告诉被试要做什么情况下，成人的再定向能力与没有任何干扰情况下的再定向能力相同，从而否定了Hermer-Vazquez等所提出的语词干扰任务对成人再定向能力的破坏作用。因此，Ratliff和Newcombe认为可能语言并非整合几何和非几何信息必不可少的因素。然后，他们设计了另一种任务来代替语词干扰任务，要求被试在完成空间再定向任务的同时完成一个空间想象任务，结果发现，成人再定向能力只利用几何信息，不能利用非几何信息来再定向。因此，研究者认为可能存在一些非语言的空间认知系统破坏了成人整合利用几何和非几何信息的能力。这一实验结果否认了语言在空间再定向中整合几何和非几何信息的作用（Hermer-Vazquez et a1.，2001）。

由此可见，语言在人类个体再定向中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对整合几何和非几何信息是否必要，研究结论并非一致。而无论是几何模块论、适应性结合理论还是图像匹配理论都没能对语言的作用进行解释。

5.2 环境空间的大小对再定向的影响

Learmonth，Newcombe和Huttenlocher（2001）对17-24个月的儿童进行研究。研究的空间形状和墙布颜色与Herman和Spelke实验相同，但是将矩形空间扩大为Herman和Spelke所用空间的4倍，结果这个年龄的儿童能够利用非几何信息来再定向。换言之，当环境中呈现颜色信息时，小于5岁的儿童并不是一味地依靠几何信息而忽略颜色这一非几何信息，空间的大小会影响儿童对非几何信息的利用程度。在大房间里，几何信息在再定向加工中并没有被优先利用。而Hermer和Spelke的实验却认为3-5岁儿童不能利用非几何信息。

之后，Learmonth，Nadel和Newcombe（2002）等人又用一个小的和一个大的实验房间，对3-4岁和5-6岁的儿童进行了重复的实验。结果显示，小于6岁的儿童在大房间的再定向中没有产生旋转错误，但是在小房间产生旋转错误，而6岁儿童在大和小的房间都能正确定位。小房间的实验结果可以与Hermer和Spelke的实验进行比较。由此可见，环境大小是整合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并且这种能力在5岁左右发展。Gouteux等人在一种小模型空间对3-5岁儿童进行的实验也得到了一个类似结果。这个任务不是在一个房间里迷失方向后的再定向，而是在桌面的一个小矩形盒子里进行定位。矩形盒子呈现在儿童前面并且让儿童闭眼自转。结果同样证明了儿童4岁之后才能利用矩形模型的几何线索，这比Hermer和Spelke（1994）证明的2岁儿童在矩形房间中能利用几何线索的年龄要大两岁。

由此可见，进行再定向任务的空间大小对儿童能否利用几何信息、能否整合利用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以及最早能够利用的年龄有影响，然而无论是几何模块论、适应性结合理论还是图像匹配理论都没有对空间大小这一因素进行解释。

5.3 参照系选择对再定向的影响

个体在认识周围事物时主要有两种参照体系，一种是以自身为参照系；另一种是以客体为参照系。无论是证明或反驳几何模块论、适应性结合理论还是图像匹配理论的研究都未能区分这两种参照系对儿童空间再定向的影响。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让儿童在矩形房间中进行再定向。根据皮亚杰对儿童空间表征的研究，儿童空间定位发展是一个由自我中心编码向客体中心编码发展的过程，儿童建构自身和物体之间的空间关系先于建构物体之间的关系，并且只有9-10岁的儿童才没有表现出自我中心编码现象（引自刘剑，2008）。换言之，在矩形空间中，小于该年龄段的儿童能够以自我为参照系依据左右方位在正确位置（或对角）寻找隐藏物。然而，当儿童的这一自我参照体系被破坏后，他们就不能顺利地利用几何信息完成再定向任务。Gouteux等人在一种小模型空间对3-5岁儿童进行的实验表明，3岁及其以下儿童在矩形模型外完成空间再定向任务时无法依据自我参照系进行定位，只是在矩形房间的四个角落上随机寻找靶物体。由此可见，参照系的确定与选用可能会影响儿童的空间再定向成绩。

5.4 空间再定向中的性别差异

以往再定向研究（Hermer & Spelke，1994，1996；Hupbach & Nadel，2005；Huttenlocher &Vasilyeva，2003；Learmonth，Newcombe，Sheridan& Jones，2008）并没有呈现出再定向的性别差异情况，近期有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Lourenco，Addy，Huttenlocher和Fabian（2011）对18-24个月儿童如何表征矩形空间中的几何信息进行考察。该矩形空间既存在可确定隐藏物位置的几何信息，也存在直接的非几何信息。研究发现，无论是在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同时可用的条件下、只有几何信息可利用的条件下还是在几何信息和非几何信息相冲突的条件下，男孩都能比女孩更多地利用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研究认为，虽然女孩和男孩一样能够对几何信息进行编码，但是不同性别儿童对几何信息赋予的权重不同，导致了男孩和女孩在整合多种信息时出现了不同的变化。

按照几何模块论，个体优先对几何信息进行编码，因此对几何信息的利用情况不应该存在性别差异；同样，按照图像匹配理论的解释，空间再定向中同样不存在性别差异；尽管适应性结合理论能够从赋予几何信息或非几何信息不同权重的角度来解释再定向中儿童能够利用几何或非几何信息，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不同性别儿童对几何信息赋予的权重不同。

6 未来研究方向

近20年来，虽然关于儿童空间再定向问题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且也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6.1 生态效应

关于儿童再定向能力的研究都是采用再定向找物的研究范式，通过创设一个环境空间，让迷失方向的个体在这个空间之中或之外，根据所提供的几何信息或非几何信息重新确定自己的方向从而找出迷失方向前被隐藏的靶物体。这种实验范式下的研究已经得出了很多结论，但是，这些结论都是来自于严格控制的实验室，那么，实验室中得到的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自然环境？

前面已经提到，空间环境的大小、路标的显著性、路标的可靠性均对儿童的再定向产生影响。在自然环境中，儿童置身的空间可能远远大于实验室环境，并且自然环境中存在更多可利用的可靠或显著的路标信息，而在实验室环境中，儿童所处的空间是封闭的，这种差异有可能给儿童整合利用几何信息或非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带来了不同影响。有研究者在具有生态效应的环境中对3-7岁儿童进行考察（smith et a1.，2008），，让儿童在一个开放的公园里进行再定向，结果，3岁儿童能够利用自然环境中的路标信息进行再定向，这与Hermer和Spelke的研究结论不同，即3-5岁儿童不能利用非几何信息进行再定向。这种不一致的结果可能是由不同的实验环境造成的。与自然环境中的实验相比，实验室的封闭空间可能限制了儿童利用非几何信息能力的发挥，从而低估了儿童利用非几何信息的能力。所以，实验室中得出的结论能否推广值得怀疑。因此，以后的研究需要考虑生态效应，可以在自然环境对以往实验室的研究结论进行验证，丰富研究。

6.2 空间的规则性

以往证明几何模块论、适应性结合理论和图像匹配理论的研究多数使用矩形空间，也有研究使用菱形或三角形，其共同特点是空间都是比较简单的规则形状，这些规则形状往往具有对称性，并且是儿童熟悉的，儿童对空间的几何信息较敏感，换言之，这些实验条件本身提供的线索就偏向于有较多的几何信息和较少的非几何信息，从而使得儿童更倾向于利用几何信息而忽略非几何信息，这就难于考察出儿童是否具有整合几何、非几何信息的能力。如果规则性确实突出了空间中的几何线索，那么有理由对前人的研究结论进行质疑，儿童在再定向找物任务中对几何线索和非几何线索的使用并不意味着其有或没有利用某种线索的能力，而只是反映了他们在这些规则形状下对几何线索的利用倾向。如果采用多边形或不规则的空间，儿童是否还能首先利用几何信息来再定向？

为了探讨形状规则性在儿童再定向中的作用，以后的研究可以设置多种形状的空间进行实验，而不仅仅使用矩形、菱形或三角形。此外，在自然环境下，人们所处的空间很少是规则的几何形状，比如，室外环境中，人们面临的空间更多是非规则形状，而即便室内空间具有一定规则性，但是由于室内空间往往存在其他家具设施的干扰，使得原本规则的空间形状也变得不规则了。因此，使用不规则的空间形状进行研究更符合人们的生活经验。也可以避免由于人们对规则形状的过于熟悉导致研究结论难以推广。

6.3 几何信息的直接性与间接性

从前文所述中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用不同的实验材料会得到不同的实验结果，而在这些实验中，很多研究都忽略了几何信息的直接性和间接性这一变量。无论是在矩形、菱形还是三角形空间中进行的再定向任务，很多研究者都是将这些形状的角落位置作为考察的位置，忽略了不同形状中角位置所提供的几何线索的直接性与间接性是不同的。比如，矩形空间中四个角都是直角，角度没有差异而边长有差异，当隐藏物放在角位置时，儿童不能直接根据角度进行判断，而需要先对角落的左右边长进行判断，从而找出角落，因此角位置需要间接从边长关系得到的，利用难度较大；而在菱形中，边长相等而角度有差异，当隐藏物放在角位置时，儿童不需要对边长进行判断，而可以直接根据角度大小进行判断，因此在菱形中，角位置提供了直接的几何线索，利用难度较小。可见，不同形状中角位置所体现的几何信息意义是不同的，而单纯地将在矩形角位置中得到的结果与在菱形角位置中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是不恰当的。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考虑和区分所考察位置几何线索的直接性和间接性，从而更准确、全面地了解儿童的再定向能力。

第6篇：政治发展理论范文

论文关键词：非营利组织；发展；政府管理创新；互动关系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迫切需要加快推进政府管理创新。要推进政府管理创新，除了政府自身的改革外，还需要社会方面的改革，这就是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的途径有许多种，但一直以来大多都是从政府自身来考虑的，跳出政府这一圈子而寻找外力来作用于政府以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的较少，而这正是本文的切人点。本文发展非营利组织这一社会力量作为思考的切人点，从作用于政府的外力着眼，对发展非营利组织和推进政府管理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二者是互动的：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离不开发展非营利组织；同时，发展非营利组织也离不开政府管理创新的实现。

一、发展非营利组织是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

政府要实现管理创新，必须变原有的“万能政府”、“全能政府“有限政府”，必须把社会的权力返还给社会，政府从原来的以微观管理为转变为以宏观管理为主，只管好自己该管的事，该由社会管的事坚决交由社会管理；而这不仅需要从政府方面寻求推动力，很重要的一点是还需要从社会方面寻求推动力：因为如果社会没有相应的组织和力量来承接由于政府改革而返还给社会的职能，这些社会职能的最后承担者又落到了政府身上，政府依然是“万能政府”和“全能政府”，也就无法实现政府管理创新。而非营利组织就是这么一种社会组织和力量。

1．非营利组织的再认识

非营利组织(NonprofitOrganization，NPO)是指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为社会公益或共益服务的独立机构。非营利组织同时也被称为“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这几个称呼并无太大差别，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互通的。

非营利组织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的力量，能对政府管理创新产生巨大作用力和积极影响，这与非营利组织自身所具有的一些优势是分不开的。非营利组织的这些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非营利性。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能够克服市场机制的一些功能缺陷；同时因为它往往是以具有很强公益色彩的某种“宗旨”为导向的，从而使非营利组织成为使命感很强的一种组织，能够把公平和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点使非营利组织能够承接由政府转让出来的社会职能，能够成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之一。

(2)独立性。独立性是非营利组织的一大特点，是非营利组织区别于政府的根本特点。非营利组织是相互独立的自治组织，它们既不隶属于政府也不隶属于企业，是一个个独立的社会组织，每一个非营利组织都有独立自主的判断、决策和行为的机制与能力。也正是因为这点，非营利组织能够对政府起到一种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能够作为一种外力来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3)灵活性。非营利组织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它是公民自愿参与的社会自治组织，其成员是自愿为组织服务的，而且非营利组织里聚集着不少专业人才。依赖组织结构的灵活多样和组织内部的专业人才，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服务灵活多样并有着较高质量，能满足不同公民、不同层次的需求，从而能够把自己将要承接的社会职能做好。

(4)贴近基层。非营利组织具有贴近基层的优势，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众多的非营利组织能够及时发现人们的各种心声和需求，从而想方设法去满足公众的这种需求、去提供相应的服务；同时贴近基层的优势有利于非营利组织降低服务成本，这比由政府来管理社会事务所要花费的成本要少得多。

(5)非官僚性。非营利组织不同于政府的官僚组织结构，使得非营利组织的运行成本低于政府的官僚组织，并且因为没有等级森严的科层的不利影响，非营利组织能够提供更高效的服务；另外，非营利组织能够找到一些社会捐赠，从而降低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成本，并且社会捐赠的主体会督促非营利组织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

2．发展非营利组织是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

因为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特点和优势，非营利组织能对政府管理创新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之所以说发展非营利组织是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是基于以下这些原因：

(1)发展非营利组织才能真正实现“有限政府”。政府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自我扩张性，仅仅依靠政府自身的改革不可能做到从根本上控制政府规模的增长、实现“有限政府”。同时，政府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实现职能创新，这样就有不少职能要从政府机构转移出来，若社会没有足够的自治能力和相应的组织来承接从政府转移出来的这些职能，最终政府只好又承接起这些职能，否则就会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不稳定。这样，政府机构改革就只能是又陷入“精简一膨胀”的怪圈，政府依然是以前的那种“全能政府”“万能政府”，而没有从具体社会事务的微观管理中抽身出来、转到以宏观管理为主，实现政府管理创新。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使社会具有较强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协调的能力，走向成熟与完善，使社会通过自身的力量来满足社会需求，降低对政府的依赖，从而有利于抑制政府规模的过度膨胀，实现“有限政府”，推动政府管理创新。

(2)发展非营利组织有利于克服政府失灵。政府失灵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伯顿．韦斯布罗德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市场由于自身存在的缺陷而不能成为公共物品的提供主体，而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克服市场失灵的过程中却难以避免自身的失败，即也存在政府失灵。公共物品的供给实际上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然而由于政府“理性经济人”的缘故，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公共物品领域的双边垄断、信息不对称和预算最大化问题。

而非营利组织不像私人营利部门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它是非营利的，从而使得非营利组织能够成为公共物品的提供主体；同时，非营利组织有服务成本低、效率高、方式灵活多样等优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机制的欠缺或失灵。事实上，政府失灵正是非营利组织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3)发展非营利组织有利于构织社会安全网。首先它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渠道，从而有利于缓解政府机构改革分流人员的压力和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压力。1980—1990年间美、德、法等国家的新增就业机会中有13％是来自于非营利组织；1995年，法国的非营利组织吸收了97．5万名全职工作人员，接近法国全国就业人口总数的5％，日本的非营利组织雇用了大约210万名全薪职员，相当于日本全国非农业就业总数的3．5％，服务业就业总数的14％；其次，非营利组织能够提高社会的整合程度，从而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增强整体社会对政府改革的承受能力，减缓由于改革而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这对推进政府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作用。

(4)发展非营利组织有利于形成对政府的制约力。任何公共权力都需要制约，政府也一样。没有制约的权力是恐怖的，阿克顿勋爵曾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对政府的制约力量除了来自政府本身之外，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政府以外的社会的力量，但社会中分散的单独的个人是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制约政府的，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影响力，才能制约政府。非营利组织是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强大的非营利组织能够扩大公民自我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从而形成对政府的制约力，能够监督政府行为、推进政府改革、推动政府的法制化、民主化等。同时，非营利组织自身的运作方式、管理模式等等对政府管理创新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发展非营利组织有赖于政府管理创新的实现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发展非营利组织对推进政府管理创新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是其必然选择。但与此同时，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是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不能仅仅依靠自身而获得，也有赖于政府管理创新的实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的健全有赖于政府管理创新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健全的法制轨道。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存在着的许多问题，有不少是非营利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健全造成的。发展非营利组织在法律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管理法规规格不高，组织管理法规体系不健全。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完整的非营利组织的基本法；同时，涉及非营利组织的法规各项专项也不多，对于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主要依据的是行政条例和行政规定；非营利组织内部管理的法规、不同组织形态的专业化管理法规都不健全，比如，国家在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社会保障、财务管理、税收优惠等方面还未出台统一的政策法规。

(2)部门法规的配套不够，相关政策的衔接不协调。非营利组织是一个新生事物，要随着对它的认识程度的加深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随着它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相关法律法规；另外，新出台的法律条文如何与既有的法律实施体系衔接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如《公益捐赠法》的内容非常好，但海关、税务等部门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对申请范围、申请程序、监督措施等均没有规定，使其难以得到真正落实。而这些问题要得到较好的解决，都离不开政府管理创新。只有实现了政府管理创新，政府才能从大量繁琐的社会事务中脱身，从而才能集中力量搞好宏观规制、法律法规的制订及各方面的协调工作。

2．资金的充足有赖于政府管理创新

我国目前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渠道有政府拨款、成员的会费、社会各界的捐助以及非营利目的的服务所得等四个方面。

(1)从政府拨款方面来看，目前由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和补贴占50％，政府以项目为引导的经费支持占3．6％。然而，随着政府职能的调整以及社会对非营利组织需求的增加，单靠政府的财政拨款来维持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已经不太现实。

(2)除政府拨款外，会费收入和企业赞助占相当一部分比重，约为26．8％，但这一部分资金的来源毕竟有限。

(3)此外，非营利性决定了非营利组织运营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组织的已有资源，努力为组织成员或社会公益提供最佳服务，因此非营利目的的服务所得所占的比重很小，仅为6％。

(4)其他社会各界的捐款和资助合计不到5％，这与社会各界的自愿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有关，但也与人们对非营利组织在资金管理和使用问题上的信任度一般较低有较大关系，信任度低严重影响筹资的进行。

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决定了目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处于严重的资金不足的境地，几乎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有的甚至等米下锅，难以为继。根据清华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在2000年对全国社团组织的抽样调查显示，有41．4％的非营利组织认为资金短缺是他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那么其他国家的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是什么呢?根据美国学者莱斯特．M．萨拉蒙的一项研究，非营利组织的多数收入来自会费和公共部门，而不是来自慈善事业，会费和其他商业收入占非营利组织收入的近一半(49％)，而公共部门的支付占40％。这也是我国非营利组织解决资金困难的出路所在。

但这依赖于政府管理创新。只有实现了政府管理创新，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才能形成良好互补关系，从而有利于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政府实现管理创新，真正实现了“小政府、大社会”，就会有大量的社会职能从政府手中转移出来，这给了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空间，非营利组织就能有所作为，因为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各种服务时可以收取一定的费用，虽然是低价，但因为事务的繁多而大大增加非营利组织资金；另外，政府不再提供具体的公共服务，非营利组织也可以成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而政府则从非营利组织那里购买服务，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政府搞好管理，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也有了较充足的资金来源，同时公众又可享受到高质、低价的多样化服务，可谓是方方得利。

3．有利社会条件有赖于政府管理创新

我国现在社会方面的情况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大发展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志愿精神缺乏等，这些都有赖于政府管理创新的实现，从而改变现有的状况，创造有利于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社会条件。现在的问题主要有：

(1)志愿精神缺乏。从国外的情况来看，非营利组织多是专家集团，其从业人员特别是主要的执业人员都是具有高学历、高智力，并且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我国目前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尚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国外非营利组织普遍采用吸呐志愿人员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参与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大约占非农业就业总数的4％，估计有49％的美国公民(相当于500万名的全职工作人员)报告曾为非营利活动投入时间，日本也有大量的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估计有21．4％的日本公民报告愿意把空余时间投在非营利活动上，这相当于70万名的全职工作人员，而德国有20％以上的人口(相当于100万名的全职工作人员)报告说为非营利活动贡献过时间。但我国的非营利组织中的志愿人员少而又少。

(2)慈善精神不足。民间捐赠，包括来自个人、基金会和企业的捐款，这是非营利组织独特的收入来源，也是它们与公共部门及私人营利部门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国外的情况来看，美国民间捐赠比例是19％，英国是12％，法国是7％，虽然民间捐赠在非营利组织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较少，但它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没有雄厚的财力来资助非营利组织。民间捐赠还具有自身的一些优点，如有利于维护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性和民间性和有利于聚集民间资源等。

但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中，社会各界的捐款和资助合计不到5％，这严重制约着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3)社会监督欠缺。来自政府的监督外，非营利组织还需要有来自社会的监督。把非营利组织置于社会的监督下，也是对非营利组织管理的一个有效措施；同时，非营利组织接受公众监督以得到公众的信任，也是这类组织维持生存的基本要求。

目前中国还没有一个独立的第三方专门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媒体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作用还非常有限，对一些非营利组织违背非营利准则等问题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职能。另外，公众也缺乏反映问题的制度化的渠道，而且即使反映了，也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

4．良好管理机制有赖于政府管理创新

目前我国对非营利组织实行的是双重管理体制，实行双重管理体制有利于使其运行经营规范化、标准化，从实际情况来看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同时也造成了不少负面效应，不利于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只有实现了政府管理创新，才能较好地解决好以下这些问题：

(1)登记注册方面。登记注册的手续复杂，程序严格，构成很强的门槛约束，使得大批非营利组织被拒于合法登记的门槛之外。在现行双重管理体制下，很多非营利组织只好转而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甚至有些非营利组织干脆就不进行任何注册，这样既不利于规范管理，也不利于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而登记注册方面的一些制度性规定，如非竞争性原则、限制分支原则等也制约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2)审批标准方面。目前我国将非营利组织分为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种，分别依据相关的行政法规对其进行管理。在实际实行中，这种做法带来了不少弊端。审批机关自由裁量权太大，缺乏明确的审批标准，审批机关是否审批也往往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没有明确标准；有时即使规定了一些审批标准，这些标准也往往倾斜于自办的非营利组织。对非营利组织从业人员的资格审查标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第7篇：政治发展理论范文

关键词：儿童认知语言发展； 母语正负迁移； 儿童二语习得

一、 引言

儿童语言发展过程是“魔术的”（布鲁姆，1983）而且是“神秘的”（戈雷特曼、温乃尔，1982）。任何一个正常的儿童只要成长于正常的母语环境中，他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语言这一丰富复杂的符号系统。目前，对于儿童语言发展过程的研究主要有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Skinner行为主义理论和Piaget的儿童认知理论。儿童的认知语言发展在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语言教育目标时要充分考虑儿童语言发展的规律，在儿童不同年龄阶段制定不同的教育目标。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儿童认知语言发展的过程，讨论母语对于儿童二语习得的正负迁移，这对于培养儿童二语习得的方法有着具体而实际的意义。

二、儿童语言发展过程的理论基础分析

普遍语法理论是以Chomsky 为代表的生成语法学派的观点，认为儿童有天赋的语言能力，人类在出生的时候大脑已具备内在的语言知识和处理语言的机制，这些知识和机制是人类的“普遍语法原则”。但是先天语言习得机制也需要从环境获得刺激来起作用，儿童语言习得的整个过程离不开特定的语言环境，因此片面强调语言天赋的普遍语法理论对于儿童的第二语言习得没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行为主义理论以Skinner 为代表，认为儿童主要靠模仿、刺激和强化来习得语言。强调外部(环境)因素对语言习得的作用,但是他们片面强调从环境中习得语言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语言是一系列环境刺激的反应，儿童语言习得就是简单地对环境和成人语言的适当反应。同样片面强调环境刺激的行为主义理论对于儿童的第二语言习得也是没有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

认知理论以Piaget 为代表，认为儿童语言的发展是认知发展的组成部分，认知发展是儿童语言习得的先决条件，儿童的认知发展决定着儿童早期的语言发展，儿童的认知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能发展相应的语言能力。皮亚杰的理论研究揭示了儿童认识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对于研究儿童的第一语言的习得过程，从而指导儿童第二语言的习得，乃至于儿童双语教育有实际的指导作用。

三、 儿童认知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二语习得的黄金期

皮亚杰把个体从出生至青少年时期划分为感知运动阶段(出生一2 岁左右)、前运算阶段(2 一7 岁)、具体运算阶段(7 一1岁)、形式运算阶段(12 一巧岁)等四个相互衔接出现而又各具特点的认知发展阶段。四阶段相互联系, 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基础, 不可逾越, 只有完成某一阶段的发展方可步入下一阶段, 每一阶段在整个认知发展中均不可或缺。

由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可以推导出, 在儿童语言发展过程中,儿童从出生到“ 具有熟练口语能力” 大致经历以下发声练习期(出生至6 个月左右) 、言语准备期(7 至1 或12 月) 、言语发展期(1 岁至两岁半左右) 和言语成熟期(两岁半至4.5 岁或5 岁) 。因此，“言语成熟期”这不仅是母语习得的最佳时期, 也是儿童二语习得的有利时期，家长和语言工作者应该抓住这一黄金时期，培养儿童的母语和二语习得能力。

四、儿童认知语言发展过程中母语对于儿童第二语言习得的正迁移

    目前，很多家长热衷于培养孩子的第二语言习得能力。但是如果不掌握儿童语言的发展规律，往往会事与愿违。如上文所述，儿童在4 岁半或5 岁左右是习得母语和第二语言的黄金时期。此时儿童的母语交际能力迅速发展，能够使用各种基本类型的句子，在他们的言语中几乎可以听到所有的词类，而且能够理解并直接感知事物的词语内容。儿童母语的习得大多是属于生活依赖。他们的认知特点决定了他们对任何新经验都具有极度的开放性。他们更愿意接受新游戏的规则, 很容易将新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思想。这种开放性主要来自于神经系统的灵活性以及他们思维和行为的灵活性。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变得越来越受到所获得的习惯和先前学习经验的影响, 变得更加依赖于具体的动机和系统化的学习。可见儿童是具有更多的第二语言习得的兴趣和可能的。母语和第二语言同时学习可相互促进, 因为任何两种语言之间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这一语言黄金期，孩子的模仿能力也特别强。特别是加强语音，日常生活依赖方面词汇的刺激，听觉，语韵，语感的刺激。汉语语音意识与英语语音意识间的关系以及发展的一致性趋势, 使得语音意识在跨语言间的迁移成为可能。如英语单元音与双元音的区别就相当于汉语中的单韵母与复韵母的区别等。儿童从小就学习外语并掌握一口好的发音, 有利于他们以后系统的第二语言学习。

五、 母语对于儿童双语教育的负迁移

母语思维方式对于二语习得有正迁移，也会产生负迁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双语语码转换( code switching) 与儿童认知能力存在矛盾。儿童习得母语时, 各种认知能力还处在不成熟阶段,认知能力的发展对第二语言的学习既有促进作用, 母语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所发生的迁移是客观存在的。母语习得与二语习得在习得进程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同时，母语和第二语言还是从系统上说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 儿童双语教育应遵循儿童成长以及身心发展的特点, 以游戏的形式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 让儿童能够体验语言交流的乐趣，坚决反对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逼迫孩子去提前学习不适合他自身语言发展规律的外语。

六、结语

认知语言学从专业的角度诠释了复杂的儿童语言发展的过程，根据儿童的生理发展特点归纳出儿童的最佳的语言习得期。儿童在习得母语的同时，其特定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有助于第二语言的习得，了解母语迁移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 积极引导正迁移的作用, 克服负迁移所造成的不利因素，让儿童在浸入式的环境中自然习得第二语言，为将来的系统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Scovel,T.A Time to Speak: A Psycholinguistic Inquiry into the Critical Period for Human［M］.Speech. Cambridge, Mass.:Newbury House,1988.

第8篇：政治发展理论范文

对刑法规范含义的理解，关涉刑法的适用，直接决定了行为的入罪与否以及刑事责任的承担及刑罚的科处。然而，立法产生的刑法条文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稳定性，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却是形形和具体的，且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出新。这样，必然产生刑法规范的条文，与现实生活中的危害行为，不能一一对应。此时，该种行为能否入罪，在缺失堵截性法律规范为刑法解释提供指引而存在真正的法律漏洞情形下，需通过立法弥补法律漏洞来解决问题，否则可通过对刑法的解释来解决。进行刑法解释时，基于不同的立场，又产生了不同的理论之间的争议。 

【案例】美籍华人甲，以其出资在美国设立的公司A为股东，在大陆出资设立了B公司，聘请职业经理人乙担任总经理经营管理公司。若干年合作后，乙取得了甲的充分信任。甲由于经常不在大陆，出于公司经营上的方便，将个人私章、A公司授权文件等交给了乙。此时，乙获悉B公司名下一块土地，将因城市拆迁而巨额升值。巧合的是，因市场剧变，B公司主业经营利润微薄，乙了解甲已经有意并准备结束B公司主业之经营。于是乙在英属维京群岛，以其关联人名义注册离岸公司C，利用自己掌管甲个人私章、A公司授权文件的便利，先斩后奏，将A公司持有的B公司股权，不考虑土地升值因素，低价转让并过户给C公司，C公司迅速将土地转让给第三方获取巨额利润。同时乙隐瞒B公司名下土地巨额升值之事实，向甲汇报并企图诱导甲接受股权转让价款，在此过程中甲有所察觉，之后案发。后检察机关以乙涉嫌职务侵占罪提起公诉。 

对此指控，乙的辩护人就侵占对象，提出以下辩护意见：根据《刑法》第271条之规定，职务侵占罪对象是“本单位财物”。首先，从“财物”的字面理解看，通常不包括股权等财产性利益。在可能入罪时，对法条解释宜采限制解释而非扩张解释，因此，严格按照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将股权作为职务侵占罪对象。其次，如果将股权视为广义上的“财物”，乙侵占的是“本单位”（B公司）股东（A公司）的财物，而非本单位财物。也就是说，股东的股权是股东的私有财产，而非单位财物。综上，即使存在乙侵占其他股东股权的行为，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但并不能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应通过民事诉讼解决。 

这一案例中的控辩之争，表面上是对如何解释《刑法》第271条中“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产生的争议，从深层次讲，它也可以说反映了刑法解释中的以下几种论争： 

一、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罪刑法定之争 

从古希腊“无法无罪，无法无刑”的法律格言开始，到1215年《英国大》、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的“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近代刑法学鼻祖费尔巴哈《刑法学教科书》中的“无法无罪，无法不罚”等，再到1810年《法国刑法典》明确以现代意义的罪刑法定原则来概括表示罪刑法定主义等，最终“罪刑法定”成为现代刑法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期间，刑法学界对罪刑法定原则产生过两种理解：一种是强调法律的确定性，强调从技术上追求法律的尽善尽美，并以此限制司法擅断；另外一种理解则反对将法律条文视为教条，主张通过发挥法律适用者的主观能动性，弥补和缓解法律条文的漏洞与不足。二者，就是所谓的形式主义罪刑法定和实质主义罪刑法定。 

二、是否存在“文本原意”之争 

有学者认为，从法解释论立场观察，文本原意，又可称为“立法本义”，“立法本意”，是指立法者原意在立法文本中的真实反映，它已经获得了刑法解释论的充分确认，并应作为入罪解释时不可逾越的底线，应禁止入罪时过度的客观解释与扩张解释，以杜绝司法擅断。 

反对者则否认“文本原意”的存在，强调“解释者应当懂得，生活事实在不断变化，刑法用语的含义也在不断变化”，“解释者应当正视法律文本的开放性，不断接受经由生活事实所发现的法律含义，从而实现刑法理念”。据此反对探求文本原意，反对动辄研究修改刑法。 

三、主客观解释论之争 

主观解释论认为，法律解释的对象是主观的，即法律条文所体现出来的立法者旨意，法律解释就是探寻这一旨意。而客观解释论认为，法律解释的对象是客观的，即法律文本所表现出来的法律意蕴，它是立法者想表达的，但不以立法者意志为转移。 

具体到本案，首先关于“财物”的解释，考虑到职务侵占与贪污的渊源和类似性，笔者想援引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的规定，说明司法机关进行刑法解释时的倾向性及立场。该意见第1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出资企业改制过程中故意通过低估资产、隐瞒债权、虚设债务、虚构产权交易等方式隐匿公司、企业财产，转为本人持有股份的改制后公司、企业所有，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以贪污罪定罪处罚”，即将“股权”明确解释为“贪污罪”的对象，即股权属于“财物”。其次，关于侵占单位“股东”私有的股权，是否属于侵占“本单位财物”，公安部经侦局在《关于对非法占有他人股权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问题的工作意见》明确：“近年来，许多地方公安机关就公司股东之间或者被委托人采用非法手段侵占股权，是否涉嫌职务侵占罪问题请示我局。我局多次召开座谈会并分别征求了高检、高法及人大法工委刑法室等有关部门的意见。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书面答复我局：对于公司股东之间或者被委托人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司股东股权的行为，如果能够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则可对其利用职务便利，非占有公司管理中的股东股权的行为以职务侵占罪论处”。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司法机关在进行刑法解释时，存在下列立场和倾向：首先，采用实质主义罪行法定原则，即通过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弥补刑法条文文字表述的不足，在入罪场合，强调刑法的惩罚犯罪及保护法益功能；其次，不会教条式的强调“文本原意”的不可逾越性，承认语言的辐射功能，将文义区分为“通常文义”和“可能文义”，承认“可能文义”对刑法规范用语予以扩张解释的合法性；第三，在主观解释论和客观解释论之间寻求平衡，承认法律文本中蕴含的意图，同时强调刑法解释应当适应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赵秉志.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21. 

[2]魏东.从首例“男男案”司法裁判看刑法解释的保守性[J].当代法学，2014（2）. 

第9篇：政治发展理论范文

内容摘要：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制度是地方产业集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支持对象主要包括产业集群产业链延伸项目、产业集群产学研合作项目、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产业集群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集群龙头企业技术创新项目。

关键词：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政策 专项资金 支持对象 监管

产业集群（简称“集群”）作为一种新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热点。2007年，国家发改委颁发的《关于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现有各项财政专项资金要向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和龙头企业倾斜，有条件的地区可创设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重点用于产业集群发展环境建设。部分省市在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制度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如： 2007年，江苏省出台《江苏省产业集聚区创新服务专项资金资助暂行办法》，北京市出台《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2008年，江西省出台《江西省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办法》，湖北省出台《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激励性转移支付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09年，宁夏出台《关于促进“五优一新”产业集群发展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此外，山东、湖南、陕西、四川、重庆等省市将产业集群发展纳入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县域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的支持范围。尽管自2001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产业集群政策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多，但多侧重于国外产业集群政策理论文献和实践经验的评述、中国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的政府作用和政策建议探讨，而关于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的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尚属空白。本文就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对象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地方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的界定

一般而言，产业集群是企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选址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虽然产业集群是高度市场化的产物，但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仍离不开政府的适当干预，因此，政府制定、实施产业集群政策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从欧美发达国家产业集群政策的实践来看，科学合理的产业集群政策不仅能弥补市场以及集群自身的缺陷，还能产生巨大的效益，促进产业集群的有序发展。制定和实施包含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制度在内的地方产业集群政策的理论依据主要有市场失灵理论、系统失灵理论、政府产业政策失灵理论。

运用“属+种差”的定义方法，可将“地方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界定为：地方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是从地方政府按照地方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目标，由地方财政预算安排的、用于支持和引导当地产业集群发展项目的专项资金。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的来源一般是一种财政专项资金，其扶持方式主要有信贷担保、投资补助、贷款贴息、以奖代补、无偿资助等，其中，以贷款贴息和无偿资助两种方式最为常见。

地方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对象的理论分析

（一）产业集群产业链延伸项目

产业链是现实经济活动中的若干相关产业部门基于经济活动内在的技术经济联系，客观形成的环环相扣、首尾相接的链条式产业关联关系。产业链的本质和基础是价值链。产业链延伸指通过对产业部门追加劳动力、资金、技术等投入，使产业链的后续产业环节得以增加，或是得以增生扩张以获取追加收益的过程。它通常受一定经济目标驱动，如追求劳动力吸纳量最大化、产业资金追加量极大化、产业技术含量极大化和产业附加价值最大化等经济偏好（龚勤林，2004）。

产业链反映了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关系，而这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空间关系。生产从上一链环进行到下一链环体现的是产业链的时间次序；产业链上各个产业部门在特定地域空间内的分布则体现了产业链的空间关系。在宏观经济视野里，链条基本是环环相扣而完整的，而从区域经济视角看，链条未必就是完整的，特定经济区域可能具有一条完整链条，也可能只具有一条完整链条中的部分产业部门。正是由于产业链这种时空顺序，尤其是产业链的优区位指向客观要求产业链环节被配置到合理的经济区域，表现为产业链的区域间延伸。

产业集群具有产业特性和地域特性。产业特性是指产业集群通常围绕区域内主导产业的生产及服务展开，基于专业化分工与协作，通过产业链或其他竞合关系联结，共享产业要素，塑造产业整体竞争优势，构成产业生态系统。地域特性是指产业集群成员在地域上相互邻近，共同“锁定”特定区域，具有显著的地域空间集聚特性。产业集群是基于价值链和供应链的企业集聚，产业链是产业集群中的主导关系（冉庆国，2009）。产业集群作为一个特定产业区域，当集群内的产业链不完整时，需要采取措施延伸产业链，使得围绕主导产业的相关企业和机构实现地理上的集中。产业链中大量企业集聚在特定区域所形成的技术替代与配套、市场竞争与结盟关系，能有效增强产业集群的抗风险能力，降低集群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充分发挥集群的竞争优势。同时，产业链的延伸也有利于原有价值链移向新的价值更高的价值链，从而有利于产业集群升级。

（二）产业集群产学研合作项目

产学研联合的本质是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风险投资基金等参与创新的各种组织机构形成的紧密联系、互相合作和协调的网络，包括产学研合作网络、企业之间形成的战略技术联盟、供方与用户之间的网络等（方松，2007）。目前，产学研合作的形式主要有：企业通过招标等方式，委托高校和科研机构帮助其攻克技术难题；企业资助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研发中心；企业在大城市设立研发中心，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提供科研场所和资源，吸引科技人才参与或加盟企业科研攻关活动。

目前，国内大部分产业集群自身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产品结构处于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低端，集群发展“大而不强”，这种趋势长此以往将导致集群的衰退。集群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而这一转变的关键是技术创新。对集群中的中小企业而言，势单力薄，无力独自完成高新技术的研发，需要借助外力，整合各领域的人才、技术和成果，开发新产品。企业只有掌握了核心技术，才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对于高校和科研院所而言，虽然科研硕果累累，但因为与企业需求脱节，许多技术成果未能转化为生产力，无法产生经济效益。因此，产学研合作是以企业为主体，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智力资源与企业需求相结合，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最佳途径。

对于整个产业集群而言，产业共性技术是产业集群实现技术升级和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产业共性技术具有准公共品性质，研发产业共性技术存在很高的成本以及风险，单个企业没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独自承担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因此，产业共性技术的创新需要集群内部相关主体之间的合作或者集群内外有关组织和机构的合作。

由于产业共性技术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和产业集群的区域性，地方政府在产业共性技术供给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产业共性技术的外部性和研发的高投入、高风险及高层次科技人才的需求，集群内企业没有动力或没有能力去进行共性技术的研发。高校和科研院所具备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优势，但其研发活动容易导致共性技术的市场化导向不强、共性技术的开发转化率不高。因此，仅仅依靠地方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任何一种组织的力量单独进行产业共性技术的开发，实力均显薄弱。联合地方政府、集群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集群主体的力量，优势互补、高效整合各方技术资源，构建基于集群网络结构的官产学研联盟则是产业共性技术创新的有效载体（张聪群，2008）。

（三）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是指以面向产业集群提供营销网络、市场开拓、技术服务以及集群企业协调管理等集群共性需求的企业组织与机构团体为载体，而形成的专业系统化的服务体系。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涉及的平台类型和范围比较宽泛。但作为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体系的基本构成单元，主要有市场交易平台、行业自组织平台和共性技术服务平台三大支撑体系。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三大支撑体系的关系如图1所示。

市场交易平台。产业集群市场交易平台是指为产业集群企业提供整体的产品展示与销售、市场开拓和营销渠道的服务载体，产业集群市场交易平台的具体实现形式就是与产业集群紧密结合的专业市场。产业集群专业市场聚集了大量经营相同类别商品的集群厂商，为产业集群提供公共的营销网络，减少了集群个体企业的营销成本，实现了产业集群的生产环节和流动环节的有机结合。

行业自组织平台。产业集群行业自组织平台是指以行业为基本特征，基于共同的利益目标，由集群企业形成的具有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能力以及提供集群共同需求服务产品的组织机构，代表性机构是行业协会或同业商会。行业协会作为产业集群的代表，以集群中的会员企业需求为导向，为会员企业提供所需的各种服务，帮助会员企业提高自身能力，以此来促进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行业协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企业服务，包括信息服务、市场开拓、企业指导、组织培训以及企业协调等内容；行业自律，包括制定行业规章制度和行业标准；行业代表，包括破除市场壁垒、反倾销维权、与政府沟通、中介桥梁等；资源整合，包括打造区域品牌，引导合作创新。

共性技术服务平台。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是指依托产业集群或优势产业，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信息、咨询、开发、试验、推广以及产品研制、设计、加工、检测等公共技术支持服务的机构或实体（周继仓等，2007）。共性技术是属于公共物品的一种，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因此在完全市场条件下个体组织（特别是企业），自愿投资开发的可能性很小，从而导致供给不足。而集群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可以产业集群提供共性技术层面的服务，促进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的研发和扩散，加大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能力。三大公共服务平台在市场、行业和技术三个层面为产业集群提供服务，可以极大地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

（四）产业集群园区基础设施项目

工业园区是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行政手段划定一块规划区域，通过实施优惠政策，聚集各种生产要素集聚，在一定空间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配置，提高工业化的集约强度，突出产业特色，优化功能布局，使之成为适应市场竞争和产业发展的现代化产业分工协作生产区。工业园区建设既要借助行政力量进行规划和整合，又要体现产业经济集群发展的内生特性（陈文华等，2010）。

虽然工业园区中的企业邻近与产业集群不能混为一谈，但两者存在着密切关系。工业园区可以向集群方向转化，工业园区是基于企业集聚而形成的，建设工业园区是促进产业集聚、培育特色产业集群的重要发展战略。产业集群具有显著的地域空间集聚特性，要求集群成员在地域上相互邻近，共同“锁定”特定区域。从这一角度而言，以集群为导向的工业园区是产业集群存在的最佳空间载体。

集群企业在工业园区内的聚集，将产生外部经济效应。集群企业可以通过共用园区内的基础设施、共享知识和区域产业集群品牌等无形资产、联合大批量购买原材料、建立集中物流中心等方式减少分散布局所需的额外投资，降低运输、库存等生产成本。

集群园区是产业聚集的公共经济区域，包含着很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市政基础设施、商业配套设施和生活配套设施等。集群园区的公共品性质决定了其不能由私人部门提供。应当由政府财政承担。政府应该对园区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为园区提供基础设施（包括道路交通、通讯、电力、供水、互联网、城建等设施）并高效运作，使园区能够真正服务于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

（五）产业集群龙头企业技术创新项目

龙头企业是指那些在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企业集群中，规模比较大的少数企业，其在产品设计、工艺开发、市场营销等方面和其他中小企业比起来有着很大的优势。这些龙头企业一般自身只从事少量的生产或根本不从事生产，它们把生产任务外包给集群内的其他企业，而自身只负责原材料的供应、产品样式和工艺的提供及市场营销，从而在龙头企业周围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经营网络（许庆瑞等，2003）。龙头企业位于供应商和客户大网络的中心，在市场上占有牢固位置并起着领导者作用（贾生华等，2007）。

在产业关联度高的集群中，龙头企业通常被看作是集群发展的发动机和促进企业分工的直接推动力，对产业集群整体竞争优势和集群的不断演进起到提升与促进的作用。与集群中的中小企业相比，龙头企业资金雄厚，实力较强，从技术创新活动中获得的收益更大，因此更有能力和意愿来主导集群中的重大技术创新活动。它们一方面作为创新的发动机，通过更好的技术资源和能力创造内生的新知识，另一方面通过治理和社会资本的杠杆作用提高集群对新信息的吸收能力，并推动这些信息在集群内部的扩散（杨菊萍，2008）。龙头企业通过与其它企业的交流合作，实现知识在不同企业间的转移和扩散，并带动其他企业的创新活动。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两大方面：

第一，龙头企业技术创新的带动效应。产业集群中聚集着很多相似和关联度很高的企业，一旦有新产品或新的生产工艺出现，将刺激其他企业参与创新。特别是在技术创新中起关键作用的龙头企业，在与其他企业的合作或交易过程中，由于地理邻近、信任和外包安排的驱动，促使集群内其他相似企业进行创新以应对市场竞争，促使龙头企业的配套企业进行创新以适应新产品新工艺的需要。可以说，龙头企业的创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和激励着整个集群企业的创新活动。

第二，龙头企业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知识溢出指的是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信息、技术、管理方法和企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创新和成果会被迅速地共享和仿效。由于地理邻近，在平时的合作和交易过程中，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会产生溢出效应。特别对于参与龙头企业创新活动或者与龙头企业合作密切的企业，这种溢出效应更为明显。知识溢出主要通过人员流动、企业衍生、产品模仿、信息共享等方式。

因此，支持龙头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并发挥在集群中的领导作用，有利于在整个集群内营造创新氛围，提升产业集群整体竞争优势。

地方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对象的案例实证

目前，各地方政府出台的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都明确规定了专项资金的支持范围或对象。部分地方政府产业集群发展专项资金援助对象如表1所示。

参考文献：

1.俞培果.集群策动•集群政府与政府行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2.郑健壮，叶峥.基于资源观的产业集群政策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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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龚勤林.论产业链的延伸与统筹区域经济发展[J].理论探讨，2004（3）

5.冉庆国.产业集群与产业链的关系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9（3）

6.方松.产学研结合促进区域产业集群发展[J].决策管理，2007（15）

7.张聪群.基于集群的产业共性技术创新载体：管产学研联盟[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3）

8.周继仓，刘方华.加快主导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J].浙江经济，2007（1）

9.陈文华，关小燕，胡大立.工业园区建设中的集群战略探讨[J].江西社会科学，2010（2）

10.许庆瑞，毛凯军.论企业集群中的龙头企业网络和创新[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