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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资源;生态安全;河南省;对策
土地资源是一定区域空间内的气候、基础地质、地形地貌、土壤和动植物等自然要素与人类劳动成果相结合的一个自然——经济综合体。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和对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我国出现了一系列土地资源生态问题。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土壤污染等生态问题直接威胁着我国土地资源生态安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土地资源生态安全成为当前土地资源利用研究的热点,也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前沿课题。
随着中原经济区国家政策的出台,河南省进入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对土地的利用和保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河南省又是农业大省,国家的粮仓,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此,对于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的现状分析、存在问题与解决对策的相关内容的研究至关重要,关系到国家的战略安全以及中原 地区的兴衰,怎样协调好土地资源生态安全和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河南省宏观战略设计的重要问题。
1 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研究的现状
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是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土地利用安全格局的基础。目前,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张建新基于P-S-R框架模型,从土地资源生态压力、土地资源生态状态和土地资源生态环境响应3方面进行指标筛选,构建了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1];刘勇等从土地自然生态安全、土地经济生态安全、土地社会生态安全等方面选择了24个评价因子,对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构建,结合该指标体系对浙江嘉兴市的土地生态安全进行了综合的评估[2]。汤洁等人依据区域生态安全评价一般性指标体系,并从吉林省镇赉县土地利用结构及特点的实际情况出发,构建了由目标层、准则层A、准则层B、指标层构成的土地生态环境安全评价指标体系[3]。高志强等采用数字环境模型,对中国土地资源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东南沿海和四川盆地是中国土地资源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区域[4]。张虹波以黄土丘陵区的彭阳县为例,采用将状态评价模型和趋势分析模型相结合的动态评价方法,对区域土地生态安全进行了实证研究[5]。这些研究为中原经济区核心区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些思路和尝试。
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和重要的农业与产粮大省,河南的土地资源生态安全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傅建春等把河南省土地资源生态安全问题归结为土壤资源人均占有量低、耕地质量差、自然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等几个方面;张泊平和吴国玺则从可持续利用的角度讨论了河南省土地资源利用模式和途径[6]。田克明和王国强采用多因素综合评定和系统聚类相结合的方法,对河南省18个单元农用地生态安全进行了评价[7]。
2 河南省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的现状
根据2010年河南省国土资源厅的信息,河南省土地总面积16.56万km2,其中耕地面积808.13万hm2,占土地总面积的48.8%;林地283.15万hm2,园地31.03万hm2,牧草地1.47万hm2。居民点工矿用地185.57万hm2,交通用地38.96万hm2,水域用地122.23万hm2,未利用土地184.84万hm2。耕地总面积所占比例为全国最高的省份之一;人均耕地0.0867hm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地关系紧张,土地的承载力较大,对经济的高速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竣的挑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工业的三废、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给河南省的土地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直接影响了河南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河南省部分偏远地区经济和环境的恶性循环,更加影响了土地资源的生态安全。部分地区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土壤肥力流失致使土壤朝着贫瘠化荒漠化的趋势演变,对当地的农业、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土地生态环境恶化对局部小气候和植被多样性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局部降水不均匀,小范围内气候异常,河流水系断流,水库的防洪抗旱的调剂作用得不到充分利用。矿产资源、林业资源不合理开发,动物栖息地遭到破坏,给生态环境以及生物生态多样性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生态环境问题成为经济发展建设的绊脚石,也对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1 耕地面积逐渐缩减,人地矛盾突出
从2002年的7262.8千hm2缩减到2004年7177.5千hm2,随着省政府政策的正确引导,从2005开始回升,到2008年逐渐趋于稳定趋势。但是耕地形式不容乐观,由于河南省人口众多,人均耕地更是逐渐减少,由1954年的0.205hm2,下降到2003年的0.086hm2,再到目前的0.07hm2,这种人均耕地逐渐减少的趋势发展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很大阻碍,人地关系矛盾严重,特别是这几年中更为突出。
2.2 化肥农药使用量逐渐增加,农业活动造成的污染严重
从2002年开始~2011年,化肥使用量年递增为20.702万t/年,农药施用量年递增为0.254万t/年。耕地总面积减少的情况下,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保证了土壤的肥力供应和减少了农作物的病虫害的危害,但是实际情况中,过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土地资源和河流水库的富营养化以生态污染,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土壤板结和农副产品的品质下降,对于农副产品的附加值的增加和有机产品的开发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不利用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2.3 三废排放量增加,工业活动造成的污染严重
废水的排放量从2005年的26.3亿t增加到2010年的35.9亿t,年增加量为1.92亿t;废渣的排放量从2005年的6178.2亿t增加到2010年的10714亿t,年增加量为907.2亿t;废气的排放量随着国家政策中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对整个土地生态环境仍然产生巨大的影响。三废排放量的逐年增加对土地的生态环境以及整个农业的生态环境都产生较大的危害,有些污染物通过食物链的循环富集危害人体健康;有些污染物甚至直接危害土地资源,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废置;三废对土壤的污染还会引起大气、水资源以及人类居住环境的次生环境问题,威胁着土地生态安全和居民的生命健康。
2.4 自然灾害影响人次和经济损失日益严重
从2006年到2010年期间,自然灾害受灾人次最低在1613.06万人次,最高达到3531.8万人次,受灾人次较多并且范围广,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为明显。自然灾害引起的直接经济损失从2006年的43.3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202.2亿元,经济损失逐年增加,根据曲线显示还有加速增加的趋势。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通道的过程中,由于原有基础设施和防灾技术措施的陈旧落伍,导致社会经济在自然灾害面前非常脆弱,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生态环境受到影响,农业活动受到影响,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土地生态恢复带来较大的困难。
3 维护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对策
针对河南省的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现状,本文主要从以下4个方面对相应对策进行探讨。
3.1 控制土地利用类型转变的方式和思路,提高耕地资源的保护措施
从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方式和思路上寻找对策,加强对基本耕地的保护,特别是对基本农田的保护和管理。坚持节约用地制度,提高非农业经济建设用地的集约型、高效型,防止用地浪费,控制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间接转换和开发使用,增强土地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以保障城乡和区域发展的要求出发,优化土地利用类型的结构和空间布局,实现各项经济建设用地、城乡基础设施用地、基本农田和生态用地的相互协调、合理布局,加强耕地资源的政策保护和措施保护。
3.2 控制工业三废的排放和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加强土地的生态环境修复措施
工业三废的排放造成了土地、水质、生态环境等质量退化和污染,应该严格控制工业三废的排放,加大污染治理的投资和技术研发,提高污染治理的效率和技术水平,有效消减有害物质的产生和排放。控制农药和化肥在农业中的过量使用,提高农业的技术含量,大力发展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当前土地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加大土地生态环境修复经费的投入和相关技术的研究,提高相应的修复措施的实施,控制土地的生态环境不再进一步恶化,在此基础上改善土地的生态环境,提高土地的生态效益,在国家生态保护区的基础上扩展其影响范围和效益,努力使土地的生态环境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3.3 提高基础设施对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建立土地生态安全监测评价体系
提高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土地生态安全的有效保障,能够提高土地资源的综合生产力,提高对抗自然灾害的能力。特别是黄土沟壑地区和高山丘陵地区更应该从土地保护和农林业的基础保障设施的规划建设入手,做到科学合理,建设有效,维护有力,功效合一,切实发挥出基础设施的作用,保障土地的生态安全和农牧业的健康发展。并在全省范围内建立土地生态安全监测评价系统,全面掌握土地生态安全的现状、发展规律和潜在威胁,能够及时有效的对于非正常变化和达到预警状态的土地生态安全进行监测和预报,保障土地生态安全在可查和可控的范围内,使得土地生态朝着安全的趋势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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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利用变化;生态安全;粮食主产区;新郑市;河南省
中图分类号:X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3)14-3451-05
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资源作为其重要的支撑载体,其生态安全事关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以来,人类经济活动的加剧和对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导致自然土地覆被格局剧烈改变,对区域及全球生态环境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6]。中国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普遍地面临着生态问题。土地生态安全已逐渐成为当前生态学、地理学以及资源与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前沿任务和重要课题,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并投入力量研究,已取得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2-4,7-10]。国内张军以等[3]探讨了PSR框架评价体系及权重的确定方法;李明月等[7]借鉴历史数据运用BP神经网络方法评价城市土地生态安全;陈彩虹等[8]基于PSR模型利用层次分析和模糊数学方法对湖南省长沙市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分析;蒙吉军等[9]以GIS和计量手段研究典型区域生态安全状况;杨志等[10]探讨基于PSR模型土地生态状况评价的问题及思路;许联芳[11]将3S和计量技术匹配,测算县域生态资产并分析了区域生态状况及其驱动因素。
上述研究者近年来的关注焦点主要在土地生态安全的指标体系构建和对生态安全阈值的确定上,这对于揭示土地生态环境演变及其内在影响机制作出了贡献。但结合LUCC来评价的研究还相对较少[12],且仅有的研究对象多集中在指定区域。由于中国国土面积广袤,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环境迥异。在某一类型区域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其他区域则不尽适合。如山东省栖霞市山区的生态安全整体变化幅度较小,生态环境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土壤养分与水土流失等[13]。而在北京市近郊区生态安全变化加剧且与中心城区距离呈逆向变化,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等人文社会因素则为生态安全构成的主要来源[14]。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地理环境因素、土地利用类型与结构在土地生态安全中发挥着较大作用[15,16]。因此,从土地利用变化的视角研究特殊类型区域的土地生态环境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河南省作为中国的农业大省,粮食优势突出(2011年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9.7%,仅次于黑龙江省的9.75%),生态保障功能全面,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15]。而新郑市是郑州市的远郊型县级市,位于河南省中部,属粮食主产区,境内地貌类型多样,为豫西山区的向东过渡地带,山地、丘陵、岗地和平原兼有,土地的利用形式多种多样,有“河南缩影”之称。近年来,新郑市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土地生态安全格局面临着较大挑战。发展中的经济增长阶段、快速城镇化背景、特殊的政策区域和有代表性的土地利用结构,使其在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安全的影响中具有典型意义。
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采用的原始数据为2005年和2011年两个时段的遥感影像、土地利用现状图、实地调查与采样数据以及研究时段内各年度的统计年鉴报表等。遥感影像的行政界线、地貌资料和几何纠正参照2005年的新郑市1∶10万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利用数据按照中国通用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运用ERDAS IMAGE 9.2,进行人机交互影像解译,结合实地调查数据,在Arcmap中进行属性数据与空间数据的关联,形成基础数据库。由于新郑市部分统计数据经数量检验后发现异常,经与相关部门协调并结合实地调查进行了核实修正。
2 研究方法
3 结果分析
3.1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3.1.1 土地利用数量变化分析 2005~2011年,河南省新郑市土地利用变化规模整体较大、类型差异明显,基础设施用地扩张显著,功能性景观用地增减不均,其他类型用地略有增加。具体看,草地面积变化最大,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值,减少量均居第一,分别达4 091.98 hm2、87.46%,而同具景观功能的园地亦趋减,达2 268.77 hm2。随着退耕还林及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等政策的实施,林地及耕地面积稳增,同样连续性的政策支持使得水域及水利设施的用地量攀升。随着县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加快,建设用地渐增,其中城镇村及工矿用地微增237.15 hm2,远小于交通运输用地增加的1 146.81 hm2,这也体现了新郑市作为河南航空港区的特殊地位和区位优势,见表1。
3.1.3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空间分析 2005~2011年新郑市土地利用结构温和变化,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综合动态度年均为6.10%。从空间变化看,无论是总体或是局部差异均不明显,由快速城镇化区域引领结构演变,高通道、高增长区域相对剧烈,平均幅度超过5.56%,整体呈现点状引导、“Y”型支撑、交错散布土地利用变化空间格局。与全市的平均值相比,15个(乡镇街)道土地利用结构变化高低参半。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最大的为龙湖镇,达8.08%,主因为近年大学城在龙湖镇集聚发展,新村镇则因经济快速增长以7.54%的动态度紧随其后,二者以中心—特征点状散布。孟庄镇、薛店镇、和庄镇、新烟街道办事处属高通道、高增长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居第二梯队,以新郑市中心城区为支点呈现“Y”字型空间分布。动态度最小的是新建街道办事处为3.18%,主要因其是老城区,建设用地比重较大,逆转困难。
3.2 土地生态安全评价
3.2.1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查阅文献、咨询专家,并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新郑市土地生态现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数据的可获取性,从生态环境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环境污染因素三个方面构建新郑市的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详见表2。为了消除评价指标量纲不同带来不可评价性[9],采用极差标准化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10]。
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将新郑市的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标准分为5个等级[3,14,18](表3),土地生态综合指数值的取值范围为[0,1],越接近于1,生态安全度越高。
3.2.2 新郑市生态安全演变 利用ArcGIS软件将新郑市经处理过的两期土地利用矢量图各自与当年的土地生态安全等级图进行叠置分析,得出新郑市各地类在不同土地生态安全等级分布情况。从整体上来看,新郑市土地生态状况较好,但2011年较2005年稍有减弱,不过没有处于不安全状态的区域,主要是安全状态和较安全状态区域。变化的区域是郭店镇、城关乡、观音寺镇、梨河镇和八千乡,由安全状态退化为较安全状态。
从土地安全等级类别演变看,2005年Ⅳ较安全状态的区域略大于安全状态的区域,2011年Ⅳ较安全状态明显高于其他各种状态。Ⅲ临界安全状态和Ⅱ较不安全状态的面积在这两年中大体不变,变化主要集中在Ⅴ安全状态向Ⅳ较安全状态的转变上,在这两种状态中,正向维持生态功能的地类中草地和园地均有所减少,耕地和林地均有所增加;负向维持生态功能的地类中,交通运输用地的增加较为明显。
3.3 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安全的叠加分析
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空间分布与土地生态安全的拟合看出,新郑市位于交通要道沿线、毗邻郑州市区、经济高增长等特点使类型区土地利用调整显著影响着土地生态安全状况。相关分析表明,在α=0.05显著水平,土地利用结构综合变化动态度与生态安全变化率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37,表明土地利用幅度与生态安全呈反向关系,土地利用变化实质影响生态安全。
作为驱动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因素,城镇化、工业化对新郑市而言,其对土地生态环境的作用有所不同。利用上述数据,对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与城镇化水平、工业化率分别作相关分析检验得知,在α=0.01显著水平,Spearman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1、-0.196,说明城镇化水平与土地生态安全呈强负相关关系,而工业化的负面影响远低于城镇化。进一步研究发现,新郑市整体处于城镇化快速增长阶段(2006年以来年均城镇化速度高达1.72%),工业化率高达65.57%,为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也就是说对于地区发展而言,在快速城镇化、工业化成熟的阶段,城镇化是驱动土地生态安全减弱的主因,工业化的负面作用则相对弱化。
4 结论和讨论
基于河南省新郑市土地利用及生态变化的数据分析表明,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水平密切相关,区域类型、经济发展阶段影响区域生态安全。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①2005~2011年,新郑市土地利用变化规模整体较大、类型差异明显,各地类均出现增、减双向转移,基础设施用地扩张显著,高景观生态用地内部转移加剧,达82.89%,热点地类占流动主导地位;②远郊型县域与市辖区相比[14],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较为温和,仅为6.1%。快速城镇化区域引领着结构演变,高通道、高增长区域的变化相对剧烈,平均幅度超过5.56%,整体呈现点状引导、“Y”型支撑、交错散布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③土地生态安全水平处于微弱退化中。临界安全状态和较不安全状态面积大体平衡,变化主要集中在安全状态向较安全状态的转变上。沿交通要道、“涓滴效应”显著、高增长等类型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安全影响更显著;④土地利用变化实质影响着生态安全,土地利用的变化幅度与生态安全呈反向关系,相关系数达-0.37。且表现出各区域同向退化、整体均衡趋势;⑤发展中区域,城镇化、工业化主导土地利用变化,进而影响生态环境,城镇化水平与土地生态安全呈强负相关的关系,而工业化的负面影响远低于城镇化,二者与生态安全水平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1、-0.196。
与现有的土地生态评价的相关讨论相联系,本研究结果有以下启迪:①保护性政策或制度因素,尽管短期会引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微弱;②区位条件中经济社会因素如经济增长阶段、城镇化背景、特殊区域政策,正缓步替代地理环境因素影响力,城镇化与工业化对中部粮食主产区土地生态状况差异正是例证之一;③在快速城镇化、工业化成熟阶段,城镇化是驱动土地生态安全减弱的主因,工业化对土地生态安全的负面作用已大大弱化;④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安全的影响力度与研究尺度、研究对象相关联,如对大尺度区域的年际影响更为平稳,县域比市辖区更易保持生态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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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区概况
绥化市位于松嫩高平原中部,东经124°13′—128°30′,北纬45°03′—48°02′,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是松嫩高平原黑土区内具有很强代表性的区域,也是黑龙江省13个地级市(区)之一,下辖1个区、3个县级市和6个县。2009年末,绥化市土地总面积34854km2,其中耕地面积165.74万hm2,占土地总面积的47.55%,年末总人口580.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比重达到73.2%;地区生产总值由2001年的339.6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605.9亿元,其中,第一产业总产值由98.7亿元增加到208.7亿元。绥化市地势平坦,土质优良肥力较高,日照时间长且雨量充沛,适于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生长,是国家储备粮大区之一。2000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正式批准绥化市为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其绿色产业的发展进入了正规化,2001—2009年,粮食商品率由60%提高到80%以上,粮食总产量由467.1万t增加到1119.43万t,占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的1/4。
2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目前,国内外关于构建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还没有共识。本文在选取评价指标时,从研究区人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出发,考虑了耕地资源承受的压力及其对耕地质量的影响,以及社会对这些变化的影响,在综合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基础上[15-17],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从压力、状态、响应三个准则层选取了20个评价指标构建研究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1。
3研究区耕地生态安全评价
3.1数据来源
本文基础数据来源于2001—2009年绥化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黑龙江统计年鉴》(2002—2010),部分指标数据由原始数据整理计算得到,限于篇幅原因不一一列出。
3.2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生态安全评价是多指标综合评价,指标间缺乏统一的度量标准[18]。为了消除不同量纲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极差变换法对所选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便于进行指标值对比和综合测评分析。
3.3权重的确定
本文采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将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相结合,综合考虑主观意向和客观数学理论,突破单一方法确定权重的局限,客观地反映各指标层对目标层的影响度(表2)。(1)层次分析法确定的指标权重向量为W1=(W1W2…W20);熵值法确定的指标权重向量值为W2=(W*1W*2…W*20)T;(2)确定组合权重向量WC=(WC1WC2…WC20)T,令:WC=θ1W1+θ2W2,其中θ1、θ2为组合权系数向量的线性表出系数,θ1,θ2≥0,且满足单位化约束条件:θ21+θ22=1。对原始数据作无量纲化处理以及对θ1、θ2进行归一化处理,按照上述确定组合权重方法计算得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的组合权重值。
3.4综合评价值的确定
根据标准化后数据和指标层的权重,计算指标层中各因素的综合评价值,通过指标层中各因素的评价值和对目标层的权重,计算得出2001—2009年绥化市耕地生态安全的最终评价值。Di(ω)=∑nj=1Xij×Wji=1,2,…,m;j=1,2,…,n式中:Di(ω)———综合评价值;Wj———第j个指标的权重;Xij———第i个指标的标准值;n———指标个数。综合评价值的大小反映了各年份耕地生态安全的高低程度。评价值越大,安全性越高;评价值越小,安全性越低(表3)。
3.5评价标准的确定
目前,对于耕地生态安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本文根据研究区耕地生态环境现状,参考有关文献[19-23],将耕地生态安全评价值划分为5个等级:恶劣级、风险级、敏感级、良好级和安全级(表4)。
3.6评价结果分析
评价结果表明(表3—4),2001年绥化市耕地生态安全评价值为0.3859,生态安全等级为Ⅴ级,安全程度处于恶劣级,生态环境受到很大破坏,生态功能低下,生态灾害严重;2002—2004年生态安全评价值由0.4703增长到0.5807,生态安全等级为Ⅳ级,安全程度处于风险级,随着政府对环境治理力度的加强,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是生态问题仍然突出,环境破坏较为严重,灾害较多;2005—2009年生态安全评价值均处于0.6~0.8,生态安全等级有所提高,处于评价等级中Ⅲ级,安全程度为敏感级,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破坏,但可以维持基本功能。由评价结果可以看出,虽然2001—2009年以来,绥化市耕地生态安全评价值呈总体上升趋势,但绥化市耕地生态安全问题仍然突出,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有所退化,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破坏,但尚可维持基本功能,容易受到外界干扰而恶化,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有:
(1)自然灾害严重,2001—2009年间,绥化市耕地受灾面积累积达到1005万hm2,洪涝灾害、龙卷风侵袭都给绥化市耕地生态安全带来很大威胁;(2)工业废水过量排放,2003年绥化市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为71.24%,达9a间最低点,工业废水的过量排放,使得绥化市本来就少的水资源受到严重污染,地表水质不断恶化,耕地生态环境恶化;(3)2001—2009年间,绥化市固体废物排放量增长1.45倍,空气质量恶化,但2003年后,由于洪涝灾害成灾率及其直接经济损失大幅度下降,生态环境质量又有所改善;(4)人口不断增长和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虽然绥化市的人口控制工作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人口增长的趋势仍未得到控制,绥化市现仍然是黑龙江省的人口大市,2001—2009年间,绥化市人口平均增长7.11‰,人口对耕地的压力呈上升态势;(5)农药化肥大量施用,根据统计资料可知,2001—2009年绥化市的化肥、农药使用强度逐年都在增加,农业生产中滥施化肥和农药,在很大程度上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
4耕地生态安全驱动力分析
因耕地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主要取决于耕地利用的压力因素、状态因素和响应因素的综合变化情况,而各因素又最终受到指标层各因子的影响。要对耕地生态安全情况进行把握,对耕地生态安全影响因子(驱动力)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而影响耕地生态安全的因子错综复杂,相互之间耦合关联,给研究带来困难。因此,本文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区域性和可操作性原则,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若干个自变量压缩成几个独立成分,以此来减弱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干扰,并以上文指标体系中2001—2009年各指标序列资料作为基础数据,利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样本进行计算,分析对绥化市耕地生态安全产生影响的驱动力。
4.1结果总体分析
通过对相关系数矩阵进行分析,发现耕地生态安全与农作物播种面积、耕地垦殖率、人均耕地面积、人口密度、农村人均纯收入、人均粮食产量、第一产业比重、耕地用电量以及废水排放达标率有较大的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926,0.920,0.920,0.871,0.813,0.800,0.748,0.754,0.708;耕地生态安全压力与人口密度、人均耕地面积和单位耕地用电量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932,0.904,0.843;与耕地生态安全状态相关性较高的指标有废水排放达标率、单位耕地面积建设机械动力以及耕地垦殖率,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800,0.720,0.644;另外,农作物播种面积、人均粮食产量、人均GDP以及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与耕地生态安全响应相关性较高,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954,0.919,0.846,0.794。
关键词 出口榨菜;现状;技术壁垒;综合措施;重庆丰都
中图分类号 F326.1;F75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7)05-0287-02
茎瘤芥(Brassica juncea var.tumida Tsen et Lee)是我国重要的鲜食和加工蔬菜,以其瘤茎为原料经腌制加工而成的榨菜,也是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因榨菜具有色、香、味俱佳的特点,其不仅在国内畅销,在国外也一样受欢迎。随着丰都县出口榨菜在国外的销售量日益增长,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开始制造贸易技术壁垒。为此,笔者基于丰都县出口榨菜现状,从应对贸易技术壁垒出发,针对榨菜原料茎瘤芥种植过程中影响质量安全的关键环节提出控制措施。
1 丰都县出口榨菜现状
丰都地处三峡库区腹地,位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域,其所包含的沿江河谷丘陵区域具有海拔偏低、冬无严寒的气候特点,不仅可以满足茎瘤芥的生长,而且是茎瘤芥生长的最适生态区。该县20世纪30年代即普遍种植茎瘤芥并加工成全形榨菜,用土陶坛包装出口东南亚。作为传统农业的优势产业,迄今,全县茎瘤芥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3万hm2,每年产瘤茎45万t,加工榨菜8.6万t,其中年出口2.5万t,出口量己连续3年居重庆市第一。2016年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丰都县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2 面临的贸易技术壁垒
丰都县的榨菜主要出口日本,但日本《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简称《肯定列表制度》)规定,将定期抽样检查的对象设定为目前出现的全部农药品种,并对这些农药均设定了残留限量标准,而这些农药涵盖几乎世界上现有的1 000多种农药,堪称“世界上最苛刻的农残比”,其实质是构筑贸易技术壁垒[1]。在此大背景下,丰都县榨菜出口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农产品如何与人们快速增长的优质安全消费需求相适应;二是农产品如何突破贸易技术壁垒。笔者认为,要应对以上挑战,从源头上为榨菜输送清洁、无污染的原料是基础和关键。
3 应对措施
3.1 生产环境控制
环境危害性是指在植物生产过程中大气、土壤、灌溉水质等生态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随着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空气污染情况日益严重,其中二氧化硫、氟化物、氮氧化物以及尘土、烟雾等指标出现严重超标的现象,威胁着茎瘤芥的质量安全。同时,由于环境污染的治理难度比较大,而且费时费力,为有效控制茎瘤芥种植的生态环境,目前丰都县主要采取回避的措施,即选择符合无公害要求的生产环境进行生产。为确保生产环境达到《农产品安全质量无公害蔬菜产地环境要求》(GB/T 18407.1―2001)国家标准,在选择茎瘤芥的种植基地时,要求远离污染源,并对拟建基地区域的环境条件进行全面检测和监控,包括大气、土壤、地下水、灌溉水源等环境条件的指标都要满足要求[1]。
3.2 优化生产布局
根据茎瘤芥的生物学特性和对生态环境的要求,结合丰都县的气候特征,对生产基地进行合理布局,促进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同时,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多种新型经营主体,突破传统“小而全”的生产模式。利用区域气候优势建立高标准、规模化的茎瘤芥生产基地,将丰(都)垫(江)公路、丰(都)忠(县)公路沿线的分散种植转变为连续成片种植,形成优势产区种植带,促进生产规模化并提高种植效率。
3.3 规范生产过程
一是选用良种。根据丰都县的气候条件,因地制宜选择优质、加工性能优良的茎瘤芥品种,如涪杂2号、涪杂5号、永安小叶等。二是适时播种。茎瘤芥是秋冬作物,早播易抽薹和空心,晚播则不能形成瘤茎,考虑其适宜生长发育的气温为7~27 ℃,确定9月上中旬为其最佳播种期。三是m度密植。要想将瘤茎单重控制在300~500 g,合理密植是关键。综合考虑丰都县气候条件、土壤肥力状况和种植水平、品种特性等因素,株行距宜控制在30~36 cm,最佳种植密度为9.0万~10.5万株/hm2。同时,还要考虑播种时间,尽量做到:早播,土肥宜稀;晚播,土瘦宜密。
3.4 加强质量安全控制
一是灌溉水源安全的控制。目前,危害茎瘤芥生产安全的污染水源较多,其中危害最严重的水体是受重金属汞、砷、镉、铅、铬等污染的水体和氧化物、氯化物含量超标污染的水体。同时,医院排出的废水和垃圾场的浸出液也是危害比较严重的污染水体。此外,危害茎瘤芥生产安全的污染水源还包括农村居民生活污水和养殖场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的污水[2]。因此,在茎瘤芥生产中,严禁使用上述污水灌溉。为了确保灌溉水质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2005)的要求,建议在茎瘤芥生产中使用蓄集雨水、清洁水源进行灌溉。二是施肥量和施肥种类的安全控制。由于茎瘤芥生物产量高,所以在其生产过程中需要供给较多的营养元素,一般要及时补充必需的营养元素,包括氮、磷、钾等大量元素,还要合理配搭镁、锌、钙等中微量元素。在茎瘤芥生产过程中,施肥造成的质量安全危害主要是硝酸盐含量超标,这是偏施氮肥造成的;其次是重金属含量超标,这是因为施用无“三证”企业生产的劣质化肥造成的;再者是土壤化学污染,这是单一施用化肥造成的;最后还有有害微生物、有害微生物次生代谢产物产生的污染,这是农家肥没有充分腐熟造成的。因此,在茎瘤芥肥料管理上,提倡测土配方平衡施肥,结合在全县普遍推广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根据各产区土壤肥力水平、茎瘤芥叶片的营养分析及茎瘤芥生长发育规律与需肥特性进行配方施肥和平衡施肥,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3]。同时,还要正确把握施肥时间,按照“前期轻施,中期重施,后期看苗补施”的原则,分别在苗期、旺盛生长期、瘤茎膨大期施入,对应具体时间为10月、11月、12月。三是病虫害防治安全的控制。农药可以对茎瘤芥产生直接和潜在的危害,直接的危害主要表现为农药残留超标,这是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造成的,不仅危害消费者的健康,还会影响榨菜出口的经济效益。而潜在的危害主要是破坏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这些是因为含有机氯、有机磷的农药造成的。因此,在病虫害预防和控制上,要坚持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和安全、有效的原则,尽可能选用生物、物理、农业措施及其他有效生态手段进行防控。如果病虫害情况严重而必须使用农药时,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和《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的规定,同时参考日本《肯定列表制度》,采用最小有效剂量和必须达到的间隔期、安全期,把病虫的危害控制在经济阈值以下[4]。四是采收质量安全的控制。保证茎瘤芥采收质量安全的主要途径是防止污染。在采收时间上,除了要求在茎瘤芥最佳收获期内采收外,还要注意天气条件,以睛天采收为佳。采收后,为防止瘤茎被污染,应将其堆放于清洁、通风处,并配有防鼠、防禽畜践踏设施,由专人看管。同时,为了防止被雨淋而霉烂,要准备好避雨设施。最后,剔除破损、病虫瘤茎以及杂物,经技术员检验合格后,包装并及时销售。要求包装材料清洁、无污染、无破损,一般及时销售给榨菜加工企业。
3.5 推广全程化服
一是建立健全多元化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按照“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原则,以县农技站、农环站、农广校等部门为依托,以种植基地各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为基础,涉农企业和农村合作组织等为骨干参与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对茎瘤芥从种到收全过程提供技术指导、培训等系统服务。同时,针对丰都县大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现状,采取政府补贴的方式,积极扶持农机、植保、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服务组织,开展代耕代种、代防代治等全程化服务。二是大力推行“五统一”的标准化生产模式,以提高茎瘤芥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所谓“五统一”,就是统一技术标准、统一整地播种、统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防治、统一收获运输。
3.6 强化检测与监管
质量检测和监管是确保质量安全的有效措施[5]。但是,目前丰都县的茎瘤芥种植以农户小规模生产为主,约占85%的比例,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较大规模种植约占15%的比例,种植者没有配置相应的仪器设备,并且基本上不具备环境检测、农药残留检测的技能。因此,要充分利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现有的检测仪器设备及技术力量,通过固定检测与流动检测、定样检测与抽样检测等多种方式的有机结合,加大检测力度,提高检测能力,为榨菜原料质量安全服务。同时,加快出口榨菜所必需的检测设施建设,确保检测项目种类与精度达到出口目标国的标准和要求。县农业职能部门和基地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应指导生产者建立生产记录档案、农业投入品使用档案,从而形成源头能控制、过程可追溯、质量有保证的质量安全与监管体系[6]。
4 参考文献
[1] 马凌.绿色贸易壁垒表现及对中国的影响[J].科技信息,2012(34):62-63.
[2] 杨文友,陶玉翔,吴跃进,等.基于GB/T26407的出口涪陵榨菜质量安全示范区管理体系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6(8):282-284.
[3] 杨文友,陶玉翔,秦智勇,等.出口榨菜及类似产品风险预警特征研究[J].植物检疫,2015(5):44-49.
[4] 龚久平,杨晓霞,李必全,等.重庆市出口蔬菜基地安全生产投入品调查[J].南方农业,2016(13):69-73.
【关键词】 技术生态化 武汉城市圈 农产品安全 社会管理
一、引言
武汉城市圈是湖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同时也是该省重要的农产品生产与加工基地。因此,该地区农产品的安全状况直接关系着全省农产品的整体安全状况乃至食品安全的状况,也关系着圈内千家万户的健康。同时,武汉城市圈的发展重点是加快“两型社会”建设,重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的同时大力搞好生态文明建设,着力推进技术生态化,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农产品安全和技术生态化对于武汉城市圈发展和两型社会建设成败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二者在一定层面上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技术生态化”是使技术发展朝着遵循生态学规律方向转变或转化。它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技术应用要遵循生态学规律,即不能超过自然生态系统的承受力,不能破坏生态平衡。这是自然生态系统给人类变革自然的活动设定的最低限度。二是技术系统本身应按生态学原理组织起来,即模仿自然生态系统,优化技术系统的内部结构,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拓展和深化人工自然。王子彦、陈昌曙(1997)详细探讨了技术生态化的层次,刘怫翔、张欣(2001)分析了工业技术生态化的实现方式,罗天强等(2006)认为技术生态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多层次的技术生态化系统地实现,其系统构成包括宏观层次的国家技术体系生态化、中观层次的区域技术系统生态化和微观层次的企业技术生态化三个层次。
从社会管理创新的角度,技术生态化的社会系统控制需要通过如下四种途径实现:一是政府管理。包括完善促进技术生态化的政策法规体系;制定和实施生态科技和生态产业发展规划;强化政府监管、示范和引导工作。二是生态消费。社会的生态消费一旦形成将对企业技术创新生态化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三是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技术生态化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将会推动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更好地履行生态责任。四是社会生态伦理价值观内化。通过大力宣传和内化,全社会形成倡导绿色、崇尚生态、主张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伦理价值观,并使之成为政府决策者、企业决策者、公众及消费者的自觉行动,推动技术的生态化发展。
技术生态在“绿色产品”的生产计划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武汉城市圈农产品安全与技术生态化密切相关。我国在农药用量上居世界第一,化学肥料的运用每5年翻番增长,因淋湿挥发损失有50%以上进入周围环境,造成水体富营养化、赤潮、地下水污染,使蔬菜、饲料及生物受到危害,同时也会降低水产,造成稀有水生动物的灭绝,而且诱发人类消化系统癌症。一些地方为了片面追求商业利润,将色素、甜味剂、发酵剂、漂白剂、防腐剂,甚至连激素都加入所谓人工种植或养殖的农产品中,因此,倡导和实施技术生态化,生产“绿色农产品”成为当下农产品安全最迫切的任务。
二、武汉城市圈农产品安全的现状分析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安以质为本,质以诚为根。食品安全是武汉城市圈最大的基本民生问题,而农产品质量安全又是食品安全的源头和基础。2013年武汉城市圈农产品安全管理的亮点不少,成效显著。湖北省自2010年起实施产地准出制度,自2012年1月起,对凡在本省内农产品市场销售的所有农产品全部实行市场准入。自2012年10月1日起,实行以有标准化生产记录、有产品自检或委托检验检疫合格证、有包装(鲜活畜禽、水产品除外)、有标识为门槛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产地准出制度;对从事农产品购销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的农业“三品”实行以有包装、其他食用农产品以有标识为门槛的经营场所准出制度。自2013年5月1日起,全省所有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全面实行“四有”要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产地准出制度。
武汉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从2013年7月1日起率先实行全新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将原先属于质监、工商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统一划归食品药品监督局。食品药品监督局各区分局下放区政府直管,设立街(乡、镇)食品药品监督所,实行新的全链条食品监管模式。这种新体制打破食品安全监管“分段治水”格局,完整锁定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主体。农业部门负责种植养殖环节监管,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负责食品生产、流通和餐饮等环节监管,共同承担全链条食品安全监管职责。此举在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中尚属首例,杜绝了以往多顶“大盖帽”,管不了一棵“毒豆芽”多头管理、相互推诱,导致监管失效的现象。
知识管理尚无统一的定义,不同学者对知识管理的定义不完全相同。通常认为,知识管理指个人、组织或国家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对知识和知识流动的过程、知识组织机构、知识资产、知识人员进行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管理,以期实现知识的共享、创新和增值,从而促进知识的价值增值。因此,笔者认为,高校知识管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实现高等教育目的,高校管理者遵循教育规律,运用知识管理相关理论和方法,合理利用高校内、外部知识资源,充分发挥师生员工的潜能,建立知识库,实现知识的共享和创新,从而达到最佳的知识产出、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的功效管理过程。对于生态安全来说,狭义的生态安全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即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的整体水映。结合狭义生态安全的定义,笔者认为,生态安全是一种宏观层面的安全,生态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权、生存权、健康享乐权、必要资源权、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或人文)生态安全,组成一个复合系统工程,它是环境、经济、社会三大系统的协调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结合以上生态安全的定义,笔者认为,高校的生态安全包括高校的自然生态安全、人文生态安全、社会生态系统安全三个方面,即能为师生员工生活、学习、工作和科研提供良好的保障,同时高校自身运行良好,具有良好社会影响力,能为地方经济的振兴和科研服务的一种良好的状态。
二、高校生态安全的知识性分析
1.系统性。
高校是以知识作为基本的操作材料和加工材料,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跟知识有关。高校自然生态安全包括高校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树木花草的种植,自然环境的绿化,校园整体的美化亮化都需要有生态学相关的知识作为积累。而高校人文生态安全更需要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精彩纷呈的学术讲座和探访神奇的科学研究,这一切都是在知识的应用和创新中体现知识系统性的魅力。高校的社会生态安全是社会对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高校社会声誉的综合反映和系统的写照,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体现了其知识的传递、升值过程,也正体现了知识的系统性和综合性。
2.动态性。
高校的生态安全正如知识的学习和提高一样,不是一个固定不变、一劳永逸的事情,它会受到经济、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一所高校受其综合实力、科研水平、师生的生态环保意识、文明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其生态安全状况呈现动态性,这跟知识的学习一样,常用常新。
3.艰巨性。
高校生态安全一旦出现问题后进行整治和治理,就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超出了前期的投入,所以高校生态安全又具有艰巨性。知识也如是,一旦用在了错误的地方,就会产生惊人的后果。例如,携带核弹头的原子弹用在战争上,会对人类产生毁灭性后果。当然,对于知识的学习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要达到较高的专业水准更需要经过专业的熏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此具有一定的艰巨性。
三、影响高校生态安全的要素分析
高校生态安全包括自然、文化、社会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其中自然因素是直接影响因素,因为自然因素出现问题,生态安全问题就会直接表现出来。文化因素、社会因素是间接影响因素,它们主要是通过自然因素这一中介变量对生态安全产生间接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把自然因素作为文化、社会这两个变量的中介变量来研究生态安全。从该模型可知:要想解决高校生态安全问题,可以从自然、文化和社会这三个因素入手进行研究。把这三个方面作为影响生态安全的3个一级指标,而自然因素又分为高校环境绿化、高校空气状况、高校植被情况、高校物种多样性、高校土地资源、师生居住情况6个二级指标来进行分析;文化经济因素可分为高校教育教学、高校的科学研究、高校的人才培养、高校的文化传承4个二级指标来判断;社会因素分为高校的生态安全意识、高校的生态宣传力度、高校师生数量、国家对高校的政策、高校规模扩张程度、高校拥有生态技术、高校科技教育经费、高校汽车数量8个二级指标来分析。这样我们可以从18个二级指标来判断生态安全的破坏程度,每一个指标有一个合格或良好的经验值(标准值),用管理学上的专家打分法对高校的生态安全进行评估,邀请专家对这3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进行打分,打分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这个指标最终得分,再根据指标的相应权重,得出总的得分与相应的经验值比较,判断高校生态系统的安全程度。
四、高校生态安全教育的现状分析
1.生态安全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在一些没有设立生态、环境资源等专业的高校,其生态安全教育体系尚未形成,如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材编写、师资配备都不完善,要真正开展非生态专业大学生的生态安全教育就是不可能的事了。即使开设了相关专业的一些大学,主要是进行专业课教学,非本专业的大学生也是不可能得到相关的教育熏陶。从全国高校来看,每年招收的环境类专业学生不到普通学校招生总人数的0.5%,非生态专业学生占绝大多数,而在非生态专业开设与生态相关选修课的院校仅占全国高校总数的10%左右。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学生没有选修或必修过生态安全教育相关课程,没有接受过生态安全教育,这势必导致大学生对生态安全和生态环境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尊重之情,更不能主动参与环保公益活动。
2.生态安全教学设置不够合理。
在教学体系方面,许多高校只重视生态专业或是环境专业学生的课程设置,但是在非生态专业或环境专业的学生中,把生态安全教育作为必修课或选修课的非常少。在人才培养规格方面,高校大学毕业生应该是具有生态意识、懂得生态文明、有专业技术的现代人,因此在大学教育教学的培养方案中,就应该含有生态世界观和生态伦理道德观的内容;在专业设置方面,对非生态专业的学生来说,虽然不是其专业课,但是高校的课程设置应该包括生态意识、生态的重要性、生态安全危害性及生态安全的基本技能技术等内容,并且有相应的学分。
3.缺乏长远通识生态安全意识。
生态意识是开展生态安全教育深入开展的前提条件,没有生态学的相关知识,就不可能对生态安全的危害性有深刻的认识。以下三种情况都是因为生态安全意识的缺乏导致的生态安全:一是过度开采带来的生态安全;二是盲目引进外资带来的生态安全;三是忽视森林资源保护带来的生态安全。我国的高校生态环境教育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目前虽有几百所大学开设了环境专业,但在专业学生中的生态环境专业教育不能代替在非专业学生中的生态普识教育,更不能替代生态文明教育。生态安全意识,事关21世纪我国能否顺利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远景目标。
五、实施高校生态教育的对策
1.加强高校生态环境建设。
要推进高校生态安全教育,就必须把高校生态安全教育与生态环境建设结合起来。而加强高校的生态环境建设,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加强高校自然生态环境建设。高校要加强绿化,植树种花,注重校园美化,保护物种的多样性,维护高校生态平衡,让人在一个芳香宜人、绿树成荫的环境里学习和从事科学研究。二是加强高校人文生态环境构建。如先贤感悟、节能降耗、低碳出行等的生态文明行为,这些均能激发师生践行生态文明的意识,也能自觉地内化自身素质,提升师生员工内在人文素养,表现为自觉的生态文明行动。三是强化师生的生态环境意识的构建。即让师生员工树立良好生态观,积极主动地投身到高校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的建设中。反过来,参与又提升了其主体意识,强化了责任。因此,要提升师生的生态环境意识,让其主动关心生态安全建设,从而慢慢地固化为其行为,养成生态文明习惯。
2.深化高校生态教育改革。
生态学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理念。课堂教育是高等生态安全教育的主阵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对高校生态课堂教育模式的改革:一是改革高校的生态课程设置。高校可以在非生态专业、非环境专业的学生中开设生态安全教育选修课,课题内容涉及生态观、生态建设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论述、生态建设的不可逆性等生态安全的特性介绍,以及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严重后果,让大学生深刻体会到生态安全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注重生态环境师资的培育。一方面,可以在重点大学或研究生院培养生态教育师资力量,为生态环境教育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师资基础;另一方面,加强师资对生态安全教育定期培训,提高高校现有师资对生态安全的教学能力和生态意识。三是寓教于乐,把生态理论教育融于社会实践中。例如,可以将生态理论融于大学生毕业实践的调查和学习中,让他们有针对性地对高校所在的地区的山川河流、厂矿企业、生态环境、物种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既让学生了解社会自然环境和生态状况,又得到相应的科学锻炼,也为地方政府正确有效地规划环境治理与城市发展提供科学的方案和依据。
3.加强高校生态实践教育。
高校应视生态文明素养与人格素质、学术品质和职业素养一样重要。高校学生处、团委、学生社团等组织是推进生态实践教育的重要力量,在高校团组织生活会、院校活动中将引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议题,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能给广大学生带来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作用。高校还可以利用校园网、电视台、广播站、校报等,开设生态教育专栏,倡导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并且邀请专家作环保讲座,交流生态环保的经验和体会。
4.建立高校生态安全知识库。
高校的活动是以知识作为基本的操作材料和加工材料,高校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均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因此,高校应该建立一个核心的生态安全知识库,集中高校的生态安全的理论知识、教学讲义、科学研究、生态历史资料、环境保护、毕业生生态论文、学术交流等知识组成的知识库。其核心知识库由校学术委员会作为最高的领导层,任命由校长和学术带头人为主的知识主管(CKO)决定其知识共享机制和范围,下设知识管理办公室,办公室由学校的科研处、教务处、校长办公室、信息中心组成,统一知识库的日常管理,保证生态安全知识的共享、创新和增值。同时,可以建立校园生态安全知识库的知识共享机制和知识激励机制。
5.建立高校生态安全知识链。
高等教育是联系社会的纽带,具有较高的自由度与开放性。生态意识的形成,生态习惯的培养既可以在高校也可以在社会组织中获得。因此,高校生态安全教育应该具有一定的延展性,不能拘泥于某一组织或者范围内,应该与其他社会组织机构开展合作,把生态安全知识的节点(高校、政府、居民社区、社会民间组织)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开放的生态安全知识链,让生态安全知识在整个知识链中流动起来,从而在知识流动的过程中,实现知识的共享、传播与创新。在实践上,高校可以加强与地方政府、居民社区以及敬老院、中小学等机构的合作。开放的高校生态安全知识链,可以有效地运用知识管理的相关理论,让高校生态安全知识高效运行。
六、结语
关键词:化工园区;区域安全规划;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6-0214-03
一、概述
指标体系是描述和评价某种事物的可量度参数的集合,化工园区安全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是描述和确定某一区域涉及化学品企业发展规划的内容、规模、范围,并体现安全防护的方向和重点的可度量参数的集合。化工园区安全水平的安全目标要以指标体系为依据,按规划期确定各单项指标的控制水平以及可控制的程度。
二、化工园区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区域的化工园区安全规划和评价指标的内容比较复杂,首先要考虑的是区域企业安全生产状况与影响(A),以及区域规划状况(B)、环境、生态质量状况(C)、应急资源利用能力(D)和社会经济状况(E)等方面。
(一)区域企业安全生产状况与影响指标的选取
企业设计、投产之前的安全规划首先要考虑的当然是企业自身所固有的危险、有害因素对外界环境的影响。区域的安全生产状况首先要根据该区域的涉及安全的企业的生产状况来表征。企业的安全则主要与企业自身的危险有害因素相关。
固有危险是指物质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客观的要求)所衍生出来的危险性。它一般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使用、加工、生产出危险的物料,二是可能采用具有危险性的工艺过程,三是可能采用危险的装置、单元操作。
1.物料危险性。根据《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GB6944-
2012),危险物质分析时要考虑:是否剧毒物质;是否易燃物质;是否可燃物质;是否不稳定、震敏性、或自燃性物质;是否形成蒸汽云;是否监控物质。以及危险物料可能导致的危险性:急性中毒;火灾;爆炸;化学性灼伤及腐蚀等。
2.生产过程危害性。企业的生产从厂址选择,总平面布置,厂房生产火灾危险性、耐火等级。厂址对周边最近环境敏感点(集中居住区、学校、医院、机关或事业单位、文化古迹、风景名胜区、二类饮用水保护区等)的危害程度都与安全十分相关。
3.企业安全防护、管理。企业所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和安全管理制度的完善对企业的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环节。依据《安全生产法》要求:“生产经营单位对重大危险源应当登记建档,进行定期检测、评估、监控”。以及“生产经营单位应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因此需要确定其相关的指标为:A10安全监控防护措施的完善程度;A11安全制度、管理的完善程度。
(二)区域规划状况指标的选取
工业区安全规划是公众安全和区域安全的独立规划,也是工业区规划的组成部分,它与工业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建设规划是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
参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标准》(GB50137-2011),城市功能分区为将城市中各种物质要素,如住宅、工厂、公共设施、道路、绿地等按不同功能进行分区布置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以《中国城市灾害管理的现状分析》所提出的采用定量化的可接受风险基准作为安全功能区划分的依据。在结合国外个人风险可接受基准研究的基础上,并结合中国城市规划的实际情况,确定城市不同类型功能区的最大可接受风险基准范围及其确定的依据(如下页表1所示)。
根据下页表1中的结果,按照城市不同类型功能区对风险要求的相似性,将城市安全功能区划分为四类:一类风险控制区、二类风险控制区、三类风险控制区、四类风险控制区,具体划分标准(如表2 所示)。
可接受风险水平是根据历史的统计数据推断出来的,作衡量系统风险的准则。而中国目前在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匮乏,所以可以借鉴国外的规定阈值,并以此为基础来衡量国内的公共安全水平。
因此可以用风险控制区的划分来确定区域规划的相关指标即:B1规划区功能定位符合性。
规划区的人口密度可以表征人文社会对生态环境状态的对策响应即人文社会压力,因此确定指标:B2人口密度。
其次是规划区的交通状况可以影响规划区的发展以及公共安全的服务便捷程度,可以确定指标:B3区域交通。
(三)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指标的选取
区域的环境质量状况,也是反应当前区域的规划情况。也即与区域的生态安全相关。生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威胁与破坏的状态,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备条件。
根据区域生态安全评价的一些相关资料,生态安全与化工园区的公共安全关系密切的指标可以选择为:C1区域环境质量现状等级;C2生态安全等级(森林覆盖率);C3水土流失等级(水土流失率)。
(四)区域应急资源利用能力指标的选取
应急资源反应了公共安全及救援、救护可利用资源的完备情况。城市公共安全主要指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以及城市公共生产、生活的安全。也就是城市公民从事和进行正常的生活、学习、工作、娱乐、交往所必需的稳定的外部环境和秩序。它包括经济安全、环境安全、卫生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和信息安全等。
化工园区的公共安全首先就是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场所的生命、财产安全。对生命起救援作用的公共机构有医疗卫生、消防公共设施;保护财产安全的公共机构有公安,此外还涉及到自然灾害对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如洪水、地震等。
因此对于应急资源方面需要确定的指标为:D1消防应急资源;D2公安应急资源;D3医疗应急资源;D4应急组织机构的配套完善状况。
(五)区域社会经济状况指标的选取
影响城市化学灾害的社会环境因素有人口分布和人口密集程度、城市规划与工业布局、居民防护意识和自救互救水平等。灾害源周围存在居民区和密集人口是使事故危害扩大的重要因素。对于老的工业城镇,可以将危险性较大的化学品生产与储存单位迁出城镇,或者动员居住在周围的居民搬迁。
不同城市遭受化学灾害打击的破坏程度各不相同;同一城市中不同的区域和部位,灾害易损度也各不相同,它是衡量承载体的重要指标。因而城市或区域的不同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与完善。其中社会经济与安全较相关的指标可以确定为:E1区域经济承载力(可以采用单位土地面积的万元产值,万元/hm2);E2区域人均GDP;E3公共服务设施投资比重;E4环保投资比重;E5科技投入比重。
(六)化工企业安全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根据以上的综合分析,对化工园区进行安全水平评价可以选择的指标体系(见表3)。
三、小结
化工园区安全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本文选取区域企业安全生产状况与影响、区域规划状况、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区域应急资源利用能力、区域社会经济状况指标五个方面共26个安全评价指标。
化工园区安全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主要以城市、城镇区域范围内的与化工相关企业的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方法作为一种探讨。其次对于该区域范围内为危险化学品企业的选址建设提供外部综合评价的一个指标体系,可以实际为区域重大安全决策、安全规划和现状安全水平状况改善提供参考依据和决策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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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流域生态系统;评价指标;安全评价;管理;补偿
中图分类号 X8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7)02-0164-01
Research Progress on Watershed Ecosystem
ZHOU Hao YU Xiao-ying LI Jing
(Heilongjiang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Harbin Heilongjiang 150056)
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watershed ecosystem,and restore its proper function,scholars tried to evaluate and analyze the watershed ecosystem assessment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so as to find a suitable way of recovery,compensation and management.Research on watershed ecosystem assessment such a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health assessment and safety assessment,ecosystem management and related researches 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were carried on,which played a positive role on positive recover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shed ecosystem.
Key words watershed ecosystem;evaluation index;safety evaluation;management;compensation
流域生B系统是其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结合,是一个集社会、经济、自然的特殊复合生态系统[1]。长期以来,人们对流域的开发、利用给流域生态带来了影响和破坏,造成了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体污染等,诸多因素已严重影响了流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为使流域生态系统正向发展,恢复其应有的功能。流域生态系统作为一种特殊的复合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使流域生态系统正向发展,恢复其应有的功能,学者们尝试对流域生态系统从多方面进行评估分析、管理,寻找适合的恢复、补偿及管理方式,对流域生态系统的评估指标体系、健康评价、安全评价、生态系统管理及生态系统补偿等开展了相关研究,为促进流域生态系统的正向恢复及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 流域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进展
为了解流域生态系统的现状水平,众多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实例对流域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杨树华[2]对高原湖泊流域生态系统进行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建立了高原湖泊流域生态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分析指标、综合评价两大类共24个指标,形成了高原湖泊流域的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测定方法。徐义军等[3]对中国南方小流域生态现状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构建,提出了3个层次(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的中国南方小流域生态现状评价指标体系,其以南方的小流域现状状态作为评价目标即为目标层,设立3个准则层包括自然条件影响指标、经济社会影响指标和人文影响指标,对南方小流域的生态现状评价体系进行了探讨性的研究。郭 潇等[4]提出了跨流域调水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水源、输水和受水3个区,从跨流域调水产生的生态环境影响出发,构建了包含物理化学、生物、社会经济3个系统跨流域调水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在跨流域调水生态评价体系研究方面初步构建了一套普遍适用的指标体系。
在流域生态系统方面,学者除了进行基本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外,还进行了流域生态健康评价、安全评价等方面的研究,为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后对流域生态系统的现状评估提供了参考依据。
2 流域生态系统健康及安全评价进展
李浩宇等[5]在分析河流及流域生态健康基础上,回顾了国内外河流与流域健康评价的研究、实践,指出目前河流与流域健康研究存在的问题和研究趋势。根据李浩宇等对河流―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研究,我国自2004年,学者开始对国内河流生态系统进行健康评价,首先对长江、珠江、黄河等较大及知名江河流域建立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相对于单纯河流而在流域的健康评价方面,刘国彬在1999年提出了流域生态健康诊断研究,之后国内学者从各角度选取不同指标,对小流域生态系统健康亦进行了评价,如戴全厚等针对侵蚀环境的小流域生态经济系统进行了健康定量的评价研究。龙 笛等[6]以流域为单元进行了生态系统的健康评价,总结了国内外关于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研究进展及评价方法,对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基本框架、指标选择等进行了研究,构建了包含20余项自然及人类影响因子等评价指标的评价函数,对滦河山区及北四河平原进行了实例评价。在研究美国流域生态健康评价现状及方法的基础上,张 华等[7]提出了我国流域生态健康评价研究及实践中应解决的一些问题。针对黄土丘陵沟壑区小流域的生态特征,王 乐等[8]参照PSR模型,从环境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状况3个方面、4个层次提出了黄土丘陵沟壑区小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李春晖等[9]对流域生态健康评价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回顾,总结了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主要方法及包含生物、水质、水文、栖息地、社会经济和人类健康等六方面的指标体系,为流域规划、管理、保护等提供了决策和依据。
(下转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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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瑶等[10]对流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探讨了流域生态安全的评价对象、评价模型,建立了流域生态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流域的生态保护可起到一定的参考。
诸多学者对流域生态系统健康及安全评价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对我国流域生态的正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确定河流及其流域的评价指标、管理方法和模式起到一定的参考价值,为流域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3 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研究进展
陈能汪[11]对国内外有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和特点等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阐述,在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基础上进行了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的研究,为流域的生态补偿、综合管理等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赵庆建等[12]对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现状、存在的问题、研究进展等进行了研究分析,针对相关过程管理、综合管理等多方面提出了流域生态系统的管理途径,构建了流域生态系统模型。陈晓景[13]对流域生态系统管理相关立法进行了研究,流域的整体性特征要求考虑各要素对流域生态系统的影响,且应以维护整个流域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安全来进行综合管理,并提出了中国流域管理的法律制度架构,其中的制度结构之一就是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另外陈晓景[14]对生态保护基本法中相关生态系统管理范式进行了研究,鉴于我国国情应以流域樽匀坏ピ来实施流域生态系统管理。
4 流域生态系统补偿研究进展
陈利顶等[15]在2002年研究了流域生态系统管理和生态补偿的意义,分析了流域生态补偿的基础、方法及步骤,提出确定一种合理、适宜的生态补偿的机制。朱丹[16]对我国的生态补偿模式、思路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推进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三个相结合”的路径探索。张志强等[17]总结了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的研究进展及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探讨了流域生态补偿确定方法和补偿途径等关键性问题,展望了流域生态补偿未来的研究趋势。当前我国已经实施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补偿制度的构建、各地出台了补偿办法,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机制建设。
5 结语
流域生态系统作为一种特殊复合生态系统,其功能决定了其地位的重要性,长期以来人类的开发和利用影响了流域生态系统,为使流域生态系统正向发展,恢复其应有的功能,学者们对流域生态系统从评估指标体系、健康评价、安全评价、生态系统管理及生态系统补偿等开展了研究,为流域生态系统的正向恢复及稳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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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申报单位概括
包括姓名申报单位的主营业务、经营年限、资产负债、股东构成、主要投资项目、现有生产能力等内容。
二、项目概括
包括拟建项目的建设背景、建设地点、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产品和工程技术方案、主要设备选型和配套工程、投资规模和资金筹措方案等内容。
第二章 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分析
一、发展规划分析
拟建项目是否符合有关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等要求,项目目标与规划内容是否衔接和协调。
二、产业政策分析
拟建项目是否符合有关产业政策的要求。
三、行业准入分析
项目建设单位和拟建项目是否符合相关行业准入标准的规定。
第三章 资源开发及综合利用分析
一、资源开发方案
资源开发类项目,包括对金属矿、煤矿、石油天然气矿、建材矿以及水(力)、森林等资源的开发,应分析拟开发资源的开发量、自然品质、赋存条件、开发价值等,评价是否符合资源综合利用的要求。
二、资源利用方案
包括项目需要占用的重要资源品种、数量及来源情况;多金属、多用途化学元素共生圹、伴生矿以及油气混合矿等的资源综合利用方案;通过对单位生产能力主要资源消耗量指标的对比分析,评价资源利用效率的先进程度;分析评价项目建设是否会对地表(下)水等其它资源造成不利影响。
三、资源节约措施
阐述项目方案中作为原材料的各类金属矿、非金属矿及水资源节约的主要措施方案。对拟建项目的资源消耗指标进行分析,阐述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资源消耗等方面的主要措施,论证是否符合资源节约和有效利用的相关要求。
第四章 节能方案分析
一、用能标准和节能规范
阐述拟建项目所遵循的国家和地方的合理用能标准及节能设计规范。
二、能耗状况和能耗指标分析
阐述项目所在地的能源供应状况,分析拟建项目的能源消耗种类和数量。根据项目特点选择计算各类能耗指标,与国际国内先进水平进行对比分析,阐述是否符合能源准入标准的要求。
三、节能措施和节能效果分析
阐述拟建项目为了优化用能结构、满足相关技术政策和设计标准而采用的主要节能降耗措施,对节能效果进行分析论证。
第五章 建设用地、征地拆迁及移民安置分析
一、项目选址及用地方案
包括项目建设地点、占地面积、土地利用状况、占用耕地情况等内容。分析项目选址是否会造成相关不利影响,如是否压覆矿床和文物,是否有利于防洪和防涝,是否影响通航及军事设施等。
二、土地利用合理性分析
分析拟建项目是否符合土地利用规划要求,占地规模是否合理,是否符合集约和有效使用土地的要求,耕地占用补充方案是否可行等。
三、征地拆迁和移民安置规划方案
对拟建项目的征地拆迁影响进行调查分析,依法提出拆迁补偿的原则、范围和方式,制定移民安置规划方案,并对是否符合保障移民合法权益、满足移民生存及发展需要等要求进行分析论证。
第六章 环境和生态影响分析
一、环境和生态现状
包括项目场址的自然环境条件、现有污染物情况、生态环境条件和环境容量状况等。
二、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包括排放污染物类型、排放量情况分析,水土流失预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对流域和区域环境及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
三、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按照有关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的政策法规要求,对可能造成的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对治理方案的可行性、治理效果进行分析论证。
四、地址灾害影响分析
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建设的项目和易诱发地质灾害的项目,要阐述项目建设所在地的地质灾害情况,分析拟建项目诱发地质灾害的风险,提出防御的对策和措施。
五、特殊环境影响
分析拟建项目对历史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和自然景观等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并提出保护措施。
第七章 经济影响分析
一、经济费用效益或费用效果分析
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通过经济费用效益或费用效果分析,评价拟建项目的经济合理性。
二、行业影响分析
阐述行业现状的基本情况以及企业在行业中所处地位,分析拟建项目对所在行业及关联产业发展的影响,并对是否可能导致垄断等进行论证。
三、区域经济影响分析
对于区域经济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应从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空间布局、当地财政收入、社会收入分配、市场竞争结构等角度进行分析论证。
四、宏观经济影响分析
投资规模巨大、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应进行宏观经济影响分析。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项目,应分析拟建项目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提出维护经济安全的措施。
第八章 社会影响分析
一、社会影响效果分析
阐述拟建项目的建设及运营活动对项目所在地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益。
二、社会适应性分析
分析拟建项目能否为当地的社会环境、人文条件所接纳,评价该项目与当地社会环境的相互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