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理论总结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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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医理论总结范文
【摘要】对于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许多人认为它不仅是一场听觉的享受更是一场视觉的盛宴。以前的音乐类节目可能花更多的资金在舞美设计、选手包装等方面，而这个节目注重的是“视觉效果”，掺入了更多视觉元素来吸引观众的注意。这是视觉时代来临的象征，在这个视觉时代，不论是报纸杂志，还是室外屏幕，“看”都要比“读”更加吸引人，视觉冲击给娱乐节目也带来了许多影响。
关键词 视觉元素 娱乐节目 应用
笔者最近做了一项调查，在观看综艺节目的观众中，认为视觉元素会对综艺节目有影响的观众占到68%，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观众会认为一档综艺节目的好坏，其中的视觉元素很重要。自从《中国好声音》播出以后，除了那么多的好声音让我们回味外，让大家记忆更深刻的应该是耀眼的舞台灯光效果，强烈的视觉震撼，它在让我们大饱耳福的同时也享受了一场豪华的视觉盛宴。
一、《中国好声音》——视觉的盛宴我们现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好声音》中的视觉元素。
1、舞台及灯光设计
舞台的整体设计以对称为主，中心背景是该节目的标志性logo。整体舞台灯光的设计排列都很美，选手在舞台正中间，舞台上的灯光打在演员身上，突出了他们的身影。采用小体积摄像机，可以把它放置在舞台上，观众中，或是选手和评委中间，在很狭窄的地方都可进行运动拍摄。避免画面构图死板，增加舞台调动的活泼性。灯光的布置要烘托整个现场的气氛，才能形成视觉冲击。屏幕上视觉元素作为舞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屏幕中背景画面作为静态符号，舞台中间选手作为动态符号，动静结合，有限的屏幕空间被拓展。舞台后面的大屏幕应用较好地营造了节目的现场氛围。
2、logo及三维包装
《中国好声音》整体片头主要以演绎“手握麦克风”的形象和“中国好声音”的标识为主，意在展示该节目主要目的是寻找中国的“好声音”。
第一个镜头：一个三维制作的“拳头紧握麦克风”冲破舞台，冲镜而出，此镜头中涉及了三维动画中的技术要点，包括“拳头，麦克风”三维模型的搭建，“拳头，麦克风”冲镜的动画制作，“拳头”和“舞台”的碰撞破碎的特效动力学制作等，整体场景中所有物体的材质、贴图的制作等，这些都需要通过三维软件去实现，通过营造视觉冲击力突出这个节目的核心是打破常规的舞台，是为了寻找中国的“好声音”。
第二个镜头：通过中景镜头展现“中国好声音”的三维形象和文字标识，重在体现两个手指的张开动画，需要在三维软件中对搭建的模型进行“骨骼”的设置，通过“骨骼”控制三维模型制作动画。
第三个镜头：特写“中国好声音”的“拳头”展开动画，再次突出节目的主题，像这种特写镜头，对三维模型、材质贴图、灯光、动画等制作者来说都是较大的考验。最后落版使用此节目的三维形象和“中国好声音”的标识作为定版。
3、整体色彩
《中国好声音》整体色彩以白红蓝三色为主，是为了避免喧宾夺主突出歌手的演唱氛围，舞台一直以淡淡的白色作为主光，在选手演唱节奏快或者慢的时候加入一些其他颜色的光用于烘托气氛，但不突出。选手演唱时整个舞台以大红色为主，给人以激情奔放的感觉，等到演唱完毕评委点评时，又以深蓝色的舞台灯光为衬托，显示了冷静以及悬疑的神秘感。从发型变换到服饰色彩，再到各样造型均专为舞台设计，给人视觉以强烈的冲击。选手的衣服根据视觉效果来确定，在让观众觉得视觉上舒服的同时也会为选手的演唱增色不少。
在喜爱观看《中国好声音》的人群中，接受调查的人表示，他们喜欢观看这档节目的原因，43%认为是节目的舞美（色彩、灯光、包装），25%的人认为是内容，20%认为是整体原创性风格，12%认为其他。
二、视觉元素在综艺娱乐节目中的应用
我们知道，追求声音和画面的相辅相成，动静结合，是电视综艺节目所追求的。因为电视集合了声音与画面，以其有声有色的直观性，把组成的画面直接展现给观众，观众不需要联想，因此这一现代技术支撑下的艺术形成了多种表达方式，从而又形成多样的电视节目类型。
大众性和商业性作为电视艺术的一种特性，它的审美趣味并非简单的追求节目的普及性，还要考虑提高受众的审美情趣，为电视综艺节目营造一种由视觉可感知的，而不仅仅是单纯的表演环境。环境和场景要被处理成既满足表演和摄像造型的要求，同时也要展现出具有美感的整体氛围。这样，视觉要素越来越多被应用到综艺娱乐节目中。
1、歌曲、戏曲、舞蹈、杂技等节目是文化的象征，千锤百炼人体的动作也构成各种各样的语汇，表达了人们复杂的情感。从另一方面来说，电视节目就要做到使人们可以近距离、多角度观察和欣赏，感受其形体及象征之美。
2、电视机画面从黑白变为彩色，就要求电视节目必须与时俱进，必须拥有大量色彩丰富的视觉画面来支撑。
3、如果视觉的乏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观众的审美心情，从收视率这一层面来看，单调的视觉元素不会吸引观众的眼球，那么观众在挑选电视节目时必然会有所选择。现在电视综艺节目如此之多，电视节目的受众也将视觉元素作为一种电视符号来判断对这个节目的喜爱与否。
4、蒙太奇组接是电视的神奇之处，不仅在于其原始状态下的纪录性，而且还在于其独特的画面再创造性。不管在前期拍摄还是后期制作中，通过蒙太奇组接技术对画面进行特殊处理，受众可以得到自然状态下所不能观察到的画面和色彩。
5、电视画面虽然按帧播放，但是每一静止帧都是一幅画面，画面最基本都需要构图和色彩，视觉元素也就是鉴赏一幅画好坏最重要的部分，从这一角度来说，视觉元素不可避免的被应用到电视节目中。
进入读图时代，视觉元素不可避免的成为了一种艺术传播的工具。不论是综艺节目片头、片花、宣传包装，视觉元素大量应用其中，图形、线条、空间、影调、色彩、方向、节奏等元素以各种形式应用到娱乐节目中，其目的是增加节目的可阅读性、观赏性、趣味性。在电视综艺节目中，各种活动都要被摄像机所摄取，包括环境和背景以及人物。观众通过屏幕来观看他们，而电视综艺节目也以其震撼的视觉效果来传递审美价值和人文内涵，不仅能够深化内容，还能感染观众。视觉元素运用得好，就能够起到以景托人，触景生情以及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在电视画面中占有较大的空间来作用于受众，不管是色彩、光线、形体或是空间、人物等，都能很好的渲染气氛，在增强节目的感染力的同时给人以美的享受。
三、从现在“看”未来
“看”的时代已经来临，视觉文化使我们处于一个视像膨胀的“非常时期”，“眼见更为重要”，人类的经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视觉化和具象化。大众对视觉信息的“读、解、用”的修养和能力，需要经过长期的培养训练和文化熏陶才能提高，而提高的效果如何则取决于进行相关创作和应用的工作者的视觉素养。将视觉元素应用到电视屏幕中，带来的不仅是受众欣赏美的享受，更能帮助电视艺术产生飞跃。尤其是电视综艺娱乐节目，从产生的开始伴随着受众的关注，自从有了电视，音乐异化了，由听觉艺术变成了视听艺术，甚至以视觉为主。自从有了“超女”，这种异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由视听艺术变成了电视娱乐，艺术消解在低俗化的娱乐中。在眼球经济时代，真人秀节目往往忽视了媒体的社会责任和节目的文化品格，产生了无序竞争与过度娱乐等问题。视觉冲击不仅是眼球的问题，还可以上升为整个社会文化问题。
《中国好声音》成功的意义不仅是进一步拓宽了中国娱乐节目的机制道路，更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当今电视艺术中的视觉要求已经有了更高层次的水准，受众对于此种模式的节目也不仅仅停留在听，随着科技的发展与技术的应用，受众的审美水平也在提高，同时是对视觉时代已经来临的最好说明。
参考文献
①张浩达：《视觉元素的动态组合》[M].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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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白传之，《电视综艺节目视觉美的嬗变》[J]《. 今传媒》，2008（4）
第2篇：中医理论总结范文
[中图分类号] R2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0515（2011）-04-049-01
遵循中医理论，中医临床工作者在医疗实践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当前中医人才济济，学术繁荣，中医事业的发展进步遇到良好的机遇与挑战。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理论与学说日新月异。如果中医故步自封，不图创新，则被边缘化的处境难以改变，中医将难以胜任维护人民健康之重任。同其它学科一样，中医理论的创新，是推动中医学科建设、提高中医临床疗效、促进中医事业发展的关健环节，是摆在中医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1 中医理论创新是时代的必然
所有的学科理论是实践的升华与结晶，均源于实践，反过来再去指导实践。不同时代的医学形态，是由不同时代的人的实践决定的，这种实践不可能离开发展着的科学理论所提供的认识系统和思维方式而独自存在。当代人用以把握世界的认识系统，是一个由众多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认识成分，按一定的层次组成的不断丰富的有机整体。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医学理论的创新也与时俱进，一些过去认为正确的东西可能被发现是错误的，过去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今天变得大有希望。只有中医理论的创新才能为中医发展注入旺盛的活力。中医理论的创新也必然牢牢烙上时代的印迹，不可能脱离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孤立的所谓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必然服从于医学科学发展的总规律，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不考虑医学的社会性、时代性、国际性，不考虑现代科学理论对中医医学的必然影响，盲目反对中西结合，反对中医现代化，只追求“固有理论的绝缘性” ，只注重继承而忽视创新，中医的发展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背离了维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基本宗旨，中医的根脉将难以延续，中医绝对无发展可言。中医理论创新是中医发展必由之路，代表着中医前进的方向，关呼中医存亡之命运。
2理论创新源于实践
中西医学理论是在不同社会环境、不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今天在维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一个有造诣、有成就、有功德的中医，如果同时学习和娴熟地掌握了西医的理论知识，那他就会如虎添翼，更加具有创新思维，造应社会进步与科技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必然依托，是中医西医不分彼些共同分享的财富。现代技术对现代科技知识的兼收并蓄对于自身素质的提高，业务能力的垂炼，满足社会需要求等等至关重要，是中医“强腰壮骨”、理论创新的必需条件。
中医对疾病的诊疗与西医有明显差异。中医临床讲究的是整体观念，四诊合参、辨证论治。比较轴象深奥，而西医治病是系统检查，以病人的临床症状，生物化学指标检验，细胞学影像资料等为依据、直观具体，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但由于二者所针对的是同一对象（患者），具有共同目的（消除疾病），所以一定有共同语言或互补优势。例如肾功能衰竭病人到了晚期临床上表现出一系列症状，中医可以通过辨证调节病人状况，但不容易让病人肾功能衰竭恢复正常；西医可以通过血液透析纠正病人的各项生理生化指标，但是乏力、纳差的临床症状得不到有效改善。中医中药与西医西药都显示出各自的局限与优势。如果能有机巧妙的结合使用，采用综合措施。相信会有奇迹在病人身上发生。所以，中医理论的创新在此也有借鉴意义。
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临床实例：无论是内科疾病重症还是外科术后重症，患者脏腑功能均可能出现失调，或浊气不降，脾胃虚弱；或腑实热盛，阻遏中焦，严重影响疾病的康复。我们在临床实践中采用中药煎剂保留灌肠或中药煎剂持续直肠内滴注的方法，将经中医辨证后拟定的方药煎剂通过送入直肠或结肠内，协同其他综合治疗措施，收到了满意的临床疗效。
这种中医临床用药思路的创新同时也可能带来理论上的进步。传统的中医理论有“肺与大肠相表里”、“大肠主传导化物”、“小肠泌别清浊”。 西医有“肠肝循环”理论。通过中药在肠道内的作用，中药在肠粘膜内吸收迅速，直达病所，不仅能有效促进从肠道排除代谢产生的有害物质，缓解对肝肾功能的损害，同时保护肾功能，促进患者将体内多余的水分及有毒物质从大便中排出，减少了胃肠对有害物质的吸收，另一方面也可避免药物本身对脾胃的损害，促进正气的恢复，为抢救病人赢得时间。
3创新依靠信念和奋斗
创新的核心和灵魂是思维创新，创作的思维源于创新精神。中医理论的创新是每一个中医临床工作者的责任，这种责任要靠信心、耐力和奋斗来完成。有一个“荷叶现象”值得我们思考：有一池塘，从种子下种到整个池塘铺满荷叶，依叶子每天增加一倍计算，大概要30天时间。在前28天，池塘里总是只有稀稀拉拉的一些零散荷叶，在第28天荷叶大概会占据池塘的四分之一。这时有人会说算了吧，已经28天过去了，长满荷叶要等到什么时候呀！有些人也可能28天前就不干了。到29天荷叶布满一半池面，30天池面布满荷叶。我们很多人只对29天的“一半”和“30天的全满”感兴趣，而对前面漫长的等待和努力的过程不感兴趣，于是失败。中医理论创新并非朝夕之权宜，要有“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字空”的耐力，耐住性子、扑下身子，在实践中思考，在理论上探索，汲取现代科技精华，创新中医理论。
第3篇：中医理论总结范文
思维模式与思维过程本身是一个哲学领域的话题，但思维本身也是各学科的学术理论得以建立的源头性基础，所以思维模式又是一个各学科都离不开的话题。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思维模式，带有显著的民族印痕，这就是超越于逻辑规则的象化思维，象化思维的过程是一种心意化过程，即将原始积累的信息资料转化为心理上的形象模型后进行意象化的思考。中医学作为一门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医学理论体系，与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互交叉渗透，其产生与发展更是与中国文化特色的思维方式紧密相连，中医的理论体系建立在个人体验基础之上而不是实验，科研中观察认识的对象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观察者通过对自身体验的研究而认识世界。从心意化的角度探讨中医学理论不仅是一次深入领会中医学玄奥理论的机会，更是一次直面中国文化本源性思维形式过程。
1中医学理论的形成过程
中医理论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及思维方式而形成的东方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理论的形成有着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首先，作为一种医疗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以大量的原始医疗经验与预防保健知识作为积累的，《内经》就有不少解剖方面的记载：“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灵枢·肠胃》记载胃长二尺六寸，……径五寸；……小肠长三丈二尺。“其次，在拥有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与保健知识积累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医疗理论并没有像西方那样遵循严密的逻辑思维推理形成一套严谨的医学体系，而是跳过了逻辑的思维规则，以意象化的方式，构建了一整套立体的具象的中医理论体系，这种意象化的过程称之为”心意化过程“，实质上是一种非逻辑性的推理过程，主要由个体的体验过程、经验过程、想象过程、类比过程、暗示过程等心理过程所构成，对于心意化过程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更深层地了解中医理论的渊源及本质，也将有益于临床过程中对于中医理论的灵活运用。
2“象思维”方式对中医学理论的影响
中医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古代自然哲学的影响，古代的哲学家不擅于抽象的思辨，而是常常将抽象的哲理寓于具体的物象之中。中医的理论有许多直接导源于古代的自然哲学，而古代自然哲学在认识客观世界时，主要是采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周易》的不少内容就是形象思维的产物。
《周易·系辞传上》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则反映了象在解决复杂问题时的特殊作用和意义，也就是说利用象进行思维的目的就是要”尽意“，即达到一定的认识意境。《周易·系辞传上》又有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两仪即阴阳；四象即少阴、太阴、少阳、太阳。这一系列概念的提出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象思维的总纲。
阴阳象模型：有两种，一是阴阳二象模型，二是阴阳四象模型。阴阳二象模型，宇宙是一个整体，由阴阳两个部分所组成。将宇宙事物类归为阴、阳两大属性。按此模型，可以把握事物的属性。阴阳四象模型，说明阴阳的消长、转化的运动变化。少阳象，说明阳始长，阴渐消；太阳象，说明阳盛极，阳始转为阴；少阴象，说明阳渐消，阴始长；太阴象，说明阴盛极，阴始转为阳。五行象模型：取木、火、土、金、水五种自然物的特性之象，来归类宇宙一切事物，分为五大类。阴阳与五行学说所建立的具象模型构成了中医基础理论哲学基础，所有生活过程中积累的医疗经验与保健知识通过阴阳与五行学说形成了系统的中医学理论体系。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思想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本质意义的一大观念，这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世界观。整体观思想认为，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大宇宙包含着小宇宙，小宇宙融于大宇宙之中。也就是说个体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整体并不是个体的简单拼装或叠加。要了解个体必须将其放在整体大背景中去认识，必须注意个体存在的外环境及各种关系，而要认识整体则不能靠切割个体来实现。并且借助太极图、阴阳五行、八卦、六十四卦、河图洛书、天干地支等象数符号、图式构建万事万物的宇宙模型，具有鲜明的整体性、全息性。
3中医学理论“象化思维”后的“心意化过程”
中医的辨证过程可归纳为象化的“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中医理论的象化思维是指将内在的认知与理念以形象化的形式表达出来，而心意化的过程是指通过自我意识的想象力与意念力，将具象化的思维内容立体呈现在个人的感知阈之中的过程，强调的是整个具象思维的形成过程。
心意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非逻辑性推理过程。严格的逻辑推理，一般表现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三段论模式：即从两个反映客观世界对象的联系和关系的判断中得出新的判断的推理形式。基本要求是：一是大、小前提的判断必须是真实的；二是推理过程必须符合正确的逻辑形式和规则。
非逻辑性推理过程是东方文化的特色性心理过程，包含了体验过程、经验过程、想象过程、类比过程等意象化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推理是存在的，只是推理的规则不是严密的形式逻辑，而是立体生动的意象化情境，这种非逻辑性的推理过程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始终，并且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模式对中医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深远影响。象思维具有整体性和直观形象性，它赋予《黄帝内经》整体观，进而奠定并丰富了中医学理论体系。
3.1体验过程
通过个人的切身体验，对于某一事物、现象或者规律形成最为直接的认识。个人的体验以感知觉为基础，在视嗅触听味等本体感觉能力所采集到的外界信息基础之上，综合形成象化思维。藏象理论的建构过程是来源于对直接经验的描述，受制于人类的行为环境，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倾向。其结构是知觉主体的创造，表现出明显的现象学特征和质化分析方法。如神农尝百草，通过个人对于药草的感觉体验，构建起了对于药草的形象化思维，并归纳出药草性味及功效，最终而成书于《神农本草经》；另一方面，对于学习本草的后人，最为深刻的学习并不仅仅局限于本草中对于各种药味的文字记忆，更要借助文字的记载，在自己的意识中重新建立形象化的思维，对每一味药再次形成生动立体的直观感受，甚至需要通过采药、炮制等实践过程，以辅助这种具象化思维在意识中的形成。
3.2经验过程
经验是个体对于既往经历的总结与归纳后所获得的对未来行为具有参考指导意义的认知。心意化的经验过程是重建曾经经历的整个过程，不仅是记忆中的回忆，更要通过想象力，在意识中以形象思维的形式再现整个经验过程，使得经验可以立体饱满地呈现出来。中医的系列理论形成的原始材料包含着许多临床中的经验积累与总结，如在临床遣方用药过程中，以某种偶然的药物组合对某种特殊病种发挥了明显疗效，而这样的一种经历本身就会形成一种经验；再次遇到类似的病情时，可迅速在象化经验的指导下，选择疗效显著的方药。
3.3想象过程
想象过程是心意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几乎每种心意化的心理过程都要或多或少地借助想象的力量完成心理意象化。单独作为一个心理过程所形成的心意化过程就是这里的想象过程，这种过程是形成象思维的基础过程，“想象”进入理性的层面就开始形成更高级的象思维。比如在中医的人静内观过程之中，要求的返观内视五脏五色，就是一种比较纯粹的想象过程，通过专注的想象，最终可以构成具象思维，甚至在躯体感受上产生变化；阴阳理论中，对于感受到的温热感的事物可以想象为阳，对于感受到的寒凉的事物可以想象为阴。
3.4类比过程
缘类比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维方式，也是构建中医理论过程中的核心心理过程，整个中医理论系统都是通过人与自然界类比方式逐步建立起来的。类比过程是通过不同属性事物之间相似的规律性，进行对照关联，并借由一种事物的规律与联系推论得出另一种事物的规律与联系。例如阴阳学说，以自然界中接受太阳光照的多少来区分阴阳，山南水北类比为阳，山北水南为阴，通过自然界中热量分布的类比，将整个自然界做了阴阳两端的划分，再根据机体与自然界的对比，又将人体分出了阴阳两端；五行学说中，对自然界中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自然属性的归类，并推演出其中的生克制化关系，将整个自然界进行了对比，并通过类比方式，以五行的形式将人体结构与自然界建立起了新的联系。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其建立过程融汇了类比、想象、体验、推理等心理过程，但以类比过程为核心过程，在应用中医理论的过程中也要求灵活运用类比的方法应对临床中的复杂情况。
3.5暗示过程
暗示过程是一种使人接受外界或他人的愿望、观念、情绪、判断、态度影响的心理特点，暗示过程是中医心意化过程中将心意化的中医理论发挥影响作用的过程，中医理论形成后本身具有一定的暗示作用，通过中医的理论观点以暗示的方式向社会人群发挥影响。例如，许多人了解脏腑亏虚的理论与观念后会开始感觉自己也有些亏虚，就医后根据舌脉等身体情况却毫无虚象，但是予以安慰剂治疗后却有效。
3.6信仰过程
信仰是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某些长期的和必须加以捍卫的根本信念，在一个信仰的状态中，个人十分容易发生各种认知的心意化，信仰的状态下可以很容易的在意识中构建形象化的思维模式，例如，佛教的信徒可以在想象中很真实地见到阿弥陀佛，基督徒也经常会在特定的情况下遇到耶稣，在内经中也有”不信医者，病必不治“的观点，说明患者对于医生的信念本身也是中医治病过程的一项基本环节。
4中医学理论”心意化过程“的结果
4.1“医者，意也”
在心意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中医系统中的基本理论观点并不依赖于严密的逻辑推理，而是需要以意象化的方式进行思考，故有“医者，意也”之说。例如，在临床组方配伍之中，常以君臣佐使喻用药草，配伍的思路是一种形象化的意象结构，而不是有严格药理基础的逻辑推论。
4.2医疗过程中的医者之意与患者之意
在医疗过程之中，医者与患者共同构建了医患关系的主体与客体，整个医疗过程是在医者与患者之间的互动中进行的。在传统的医学诊疗过程中，医者在行医的过程之中要持有医者自身的意象化思维，如《大医精诚》中所要求的“安神定志，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等，在具体的诊断过程里又要充分地根据舌脉等信息在意识中重建患者的生理病理的意象化模型，而治疗过程中在没有相关既往经验的情况下，在很多时候还需要医者的一种感应能力，运用开创性的治疗方法，医者的这种敏锐的感应力并不是以逻辑严谨的科学理论为依据，而是以意象化的灵感为基础。所以对于医者的首要要求就是自身必须有一个健康的精神与身体品质，因为医者自身的健康是思维形式有效意象化的基础。
在患者层面，也经常有其固定的意象化形式。患者通常会带有对于疾病的一定焦虑恐惧的心情，就医过程是一种向医生求助的过程，这种求助在一方面承载着患者个人的期望，另一方面也蕴含着对于所选择医生的信任。所以焦虑一期望一信任，是一个正常患者的意象化思维，具备这种内心意想的患者在医疗过程中是比较易于与医者沟通并服从治疗安排的。但也总会有许多患者的意想结构中并不完全地含有焦虑一期望一信任三个层次，当患者并不在意自己的疾病，没有明确的治疗医院，甚至没有对于医生的信任时，患者的心意化的意识结构并非一种对医疗过程的接纳状态，不仅难以在诊疗过程中收获良好的疗效，更容易发生医患纠纷。
4.3医患之意所构建的社会之意
医生与患者的意识情况仅仅是个体情况，当双方被放大到整个社会之中，显示出医生与患者两个社会群体上的意识情况，就形成了一种社会意识。这个心意化过程所形成中医的理论思维，也就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意识的升格过程中，融入到社会意识之中。在整个社会意识的运行过程中，方方面面会体现出中医的意象化思维的影响与渗透，例如，传统上就将治理国家比喻成治理身体，“上医治国”的认知传统。这种中医意象化思维的社会渗透一方面对于没有形成理论指导的社会领域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但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的延缓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逻辑推理思维的发展，使得许多领域没有能够充分的发展出完整的理论体系。
4.4文化形成过程
心意化过程所形成的中医理论经过了时间的沉淀，在中国社会不断发挥着影响，也不断地渗透到了每个社会个体的意识层面。这样的一种趋势就逐渐形成了特殊的中医文化，不仅仅是当今社会中喜闻乐道的各种中医理论知识、方药技巧及养生理念，更是一种跳过严密的逻辑思维而以想象、类比等方式构建的意象化理论的特殊的思维方式，这种心意化的过程本身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精神文化，也是一种深刻的民族烙印，心意化过程所形成的具象化思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思维模式。心意化的思维形式不断地再造各种文化成果，也不断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与氛围之中，东方人对人体生命的体验与意识过程之中也会不断地完善、修正自己的医学体系。
5结论
第4篇：中医理论总结范文
【关键词】 临床医师； 基础理论； 诊疗技能
Abstract：According to current issues clinicians have to face with， this article presents several measures on how to enhance the diagnostical capability of clinicians. Further study on classical literatures of Chinese Medicine enables clinicians to improve their mind and provides them a condition of relearning. The ability on treatments of all kinds of difficulties and various illnesses will be enhanced through reacquiring knowledge and the enthusiasm of clinicians will be stimulated by the beneficial from scientific research policies. This article emphasis o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researchers and clinicians which is reciprocal and will leads to a double wins finally.
Key words：Clinicians； Basic theory; Diagnostical capability
中医之所以历经两千多年现仍被有效地运用于临床，主要是由疗效决定的，而疗效取决于中医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就不会发展也不会长久。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价值取向的改变，临床医生能潜心学习理论，并将自己治疗的医案用理论进行认真分析的人越来越少。目前中医面临很多问题，除有些人的错误认识外，我们不能不从自身找原因，其中临床医师中医理论素养不高导致诊疗技术下降，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如何提高临床医师中医理论素养，进而提高诊疗能力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笔者根据临床医师目前所面临的有关问题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略抒管见：
1 注重经典著作的学习，深挖中医精华
中医理论博大精深，经典著作对学中医的人来讲非常重要，它是古代医家临床经验的总结，它是我们祖先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一般而言精通理论又注重实践的医师，临床效果良好，反之，只有理论没有临床，或只有临床不注重理论学习的，在医疗方面都不会有很高的造诣。我国历代名医如张仲景、刘完素、朱丹溪以及明清时期的温病学派等无不在学习《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建树。就现代名老中医而言，他们之所以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究其根源，无不精通《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对其中许多有指导性的内容能熟练背诵，理解深刻，在临床对病因病机的分析时往往用经文一语中的，治疗用方，灵活自如，让人心服口服。
作为中医临床医生，必须熟读经典著作，否则对疾病只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经典著作有一些偏见，认为经典著作历时久远，文字晦涩难懂，对临床作用不大等等，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近年来，名老中医呼吁：中医精华的部分在经典著作中，中医临床、科研均应在经典著作中找闪光点。事实也正是如此，比如近年来对传染病的研究，中医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而温病学为其无论从理论还是临床，提供了很好的依据和素材；近年来心理疾病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已经称为 21 世纪的第二杀手，而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有关郁证的论述，还有专论心身疾病的篇章，为这些疾病的诊治预防指明了方向；再比如亚健康状态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早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就提出“治未病”的思想，并创立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深入学习经典著作一定能寻找出应对各种疾病的手段和方法。中医现已延续了几千年，但它的理论并没有过时，只要深入挖掘，就一定能找出治疗疑难杂证的突破点。因此，作为中医的临床医师应该在百忙中抽一定时间阅读经典著作，对其中有指导意义的内容做好读书笔记，将平时收集的病例，用经典著作中的理论进行剖析，不但可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而且可以提高实践技能，更能为临床论文的撰写奠定良好的基础，能够使医生的论文有理有据，让人心悦诚服。现有的医师临床疗效很好，积累的典型病例不少，但其分析讨论比较浮浅，不能从理论上将自己的经验进行升华，究其根源，经典著作读得太少，记得太少。因此，医院领导应为中医临床医师加强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创造条件，如业务学习内容每月最少有一次是聘请水平较高的、对经典著作理解深刻、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专家教授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讲座；或者是各科室学术论文的交流，找出欠缺的理论根据，提高中医临床医师对经典著作学习的兴趣和自觉学习积极性，提高中医理论水平，而理论水平的提高是诊疗技术提高的基础和前提。
2 为医师提供再学习的机会，提高业务水平
业务学习不是一句空话，要落实在行动上，医院应制定相应的学习制度，临床医师可分期分批到中医院校进修学习。从事临床工作后很多医师因为工作太忙忽视了业务的学习，导致医疗水平下降。有的甚至只知治病，不懂为什么要这样治病，从机理上很难分析清楚。住院病历、门诊病历书写不规范；有的所记录的临床表现，治疗大法，与用药情况不符；有的对病人提出的问题不能自圆其说等等，理论知识的匮乏导致了这些弊端。实践证明，在进行1～2年临床工作后再到中医院校有选择性的学习一些理论知识，不但可以加深理解中医理论，更能够活学活用，提高分析、解决临床病证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各地中医院校经常举办短期中医临床大夫培训班，请理论水平较高的教师讲述中医理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种“回炉”现象值得借鉴。实践－理论－再实践，会使临床医生的医疗技术和水平不断提高，应对临床各种病证的能力大大增强。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很快就会将原来学到的理论知识忘记，而没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医师，医疗技术平平，见到疑难杂证，束手无策，往往草率行事，将病人打发了事，这样做的结果是降低中医威信，失去患者信任，对中医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现在有一种现象，基层医院派人外出学习，基本都是去医院学习，而不主张，也没有人愿意去学校进修学习，因为人们更注重的是实用，即快速见成效，什么药治什么病，只要记住这些，就算有收获，回去就能当好医生。这就导致有些人去医院学习，学会了用某方治某病，但为什么能治这种病？不能用理论进行深入剖析，不了解中医个体化的诊疗特点，所以回去后不能把别人的经验针对不同的人灵活运用，仍然于事无补。所以将有1～2年临床经验的医生派到中医院校再有选择地学习非常必要。
中医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在整个科技文化转型的时代中，中医理论必然在历史变革中创造新的价值体系，发挥其学术生命的原动力。在这些问题有效解决的同时将获得新的理论产出，对中医学术的整体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对中医临床实践产生指导作用，体现实用性。现各学院都在进行教学改革，从学校毕业几年后再回到学校就会发现，教科书又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与临床更加密切，尤其经典著作，几乎每一个知识点都会讲明它对临床的指导作用。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有了改观，多媒体的运用，实验课的增加，讨论课的设立，师生零距离的接触，将临床医生从繁忙的医疗工作中又带入一个较以前学习不一样的全新环境，实践证明许多临床大夫非常珍惜再学习的机会，往往都会满载而归。
转贴于 3 正确对待临床科研，不能顾此失彼
时代在进步，科学在发展，中医要站稳脚跟，走向世界必须进行科学研究，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矫枉过正。当然有些问题并不在临床医生而是政策的制定者，现无论教学、医疗单位，科研是首务，课题成为聘岗的首要条件，而且必须是课题主持人。在晋升职称中，医生的医疗水平，患者就诊率等理论上说作为考评的条件，但实质还是拿科研说事。众所周知，职称是患者衡量一个医生水平高低的标准，职称问题在任何单位均是让人头痛的问题，医疗单位更是如此。科研上不去，单位就不能上档次，领导着急，群众更着急，很多临床医生为解决职称，不得不去想尽千方百计去搞课题，不管是不是自己感兴趣或擅长的，只要上级能批就好，上上下下大家都在搞课题。申报课题的大夫上班忧心忡忡担心课题不能被批准，批准了课题的大夫上班还在想着动物实验效果如何？不理想应该如何去弥补？回家大量的时间花在写标书，写论文上，谁还有时间去看书去学习。医生们被课题搞的筋疲力尽，被论文搞得晕头转向。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今天这个病人疗效不好，为什么？医生很少从自己找原因，下班后针对白天看病的结果去看书，去查找问题的症结所在的人寥寥无几。
那么，如何解决呢？中医的实验难做，因为跟现代医学的模式不同， 而“因人制宜”是中医一大治疗原则，医师应该把科研的重点放在自己如何运用辨证论治规律，通过实施个体化治疗后取得的临床疗效上，运用各种现代化手段回访病人，及时了解治疗效果，及时完善治疗措施，及时总结经验，临床医师应该在自己专长和喜欢的工作中找课题，而不能为课题而工作。作为医院应该为临床医师做这些工作提供一定的时间，上级组织在审批课题时也应该给予考虑。此外，中医评定职称也应有相应的倾斜政策，医疗水平高，技术全面，深受患者欢迎的临床医生在评定职称时在同等水平中应该作为优先考虑的条件，或者发挥集体智慧，让理论水平髙者协助他们总结经验，申报课题，批准立项，从根本上调动临床经验丰富医生的积极性，这对弘扬中医有一定促进作用。
4 治疗任何疾病必须突出中医学的基本特点
中医和西医都以人为研究对象，但二者形成的时代不同，采取的思维方法研究手段各异，形成两种差异很大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之所以历经两千多年仍被有效地运用于临床，与它的理论的科学性不无关系。中医学在漫长的历史过程通过古代解剖，通过长期对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通过反复的医疗实践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正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中医临床才能产生卓著的疗效。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是临床医生治疗疾病的有力武器，中医治病如果失去这两大法宝，将一事无成。比如现临床出现的“三高”症等，患者最大的心愿是降压、降糖、降脂。作为中医大夫，降糖、降压等中药可以运用，但不能刻舟求剑。目前中医杂志上有很多用辨证论治的方法治疗“三高”症收效良好的报道，值得临床医生的重视和借鉴，有机会应该多看中医报刊、杂志，了解中医药的进展和研究动态，不断用中医知识武装自己充实自己，这样才有利于提高自己，在临床上实现自我的价值。
5 注重理论研究者和临床医师之间的沟通
团队精神值得提倡，中医理论工作者与临床工作者之间应该建立合作关系，现全国各中医院校均有相应的教学医院，这对双方的互相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应该很好的利用这种条件，开展对疑难杂证进行会诊的方式。教学医院与教学单位挂钩，每周进行一次病案讨论，理论研究工作者提供理论依据，对病证进行分析，提供思路，临床大夫谈他们的经验，理论与实践的优势互补，可以取得双赢的效果。
6 小结
第5篇：中医理论总结范文
科技手段
张庆文教授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保健有了更高的要求，还是认为看中医、用中药更安全。 一般患者都认为，中医讲究的就是‘望、闻、问、切’，不一定需要借助什么化验、检验、CT、B超等高科技手段。通过‘望、闻、问、切’就能判断病人的症状，然后对症下药。医疗成本低，的确是中医的优势，但因为医疗环境等原因，仅仅依靠这种传统诊断手段已经不能满足患者的要求。”
张庆文进一步解释说，比如某些暂行办法，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医生的限制，但实际上对病人很不利，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医生不得不谨慎地对病人进行多方面的检查。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中草药含有多种营养成分和天然化学成分，如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等，其作用是多靶点的，在防病治病的同时，还能促生长、增强动物的免疫机能、提高机体整体抗病能力，是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的统一。其天然性、毒副作用小，不易产生耐药性等优势是抗生素和化学合成药物无法比拟的。
因此，张庆文得出了她自己的结论：“说到自主创新，医药方面最有前景的，就是中医。”
理论支撑
张庆文认为，鉴于中药复方是中医治病的主要临床应用形式，甚至一味中药就是一个小小的复方，中医用药又有它独特的整体性、复杂性，所以，针对目前国内国际市场的中药产业化趋势，必须找到科学的、有效的理论支撑。
张庆文说：“中医理论从生理、病理到诊断治疗，从思想到方法，构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体系统理论。中医的人体系统观可分为两大部分内容：一是人体本身的系统理论，二是人体与自然关系的系统理论。这些规律历经几千年中医临床实践的检验，至今仍然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显示了其顽强的生命力。总之以中国古代系统理论为指导的中医学，始终围绕着整体生命活动过程中机体内外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主线，探索和揭示着生命起源、生命本质和生老病死的规律。经过数千年临床实践的分析总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张庆文强调，从当前中医理论研究现状看，中医不能再重复西医走过的老路，而是必须强调在发展中医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采取科学的态度学习与借鉴现代系统科学和西医学中科学的成分，并将其整合到中医的理论体系中，从而实现中医学跨越式发展。一方面，根据中医的优势，突出中医的特色，加强中医理论的哲学研究，以促进理论创新；另一方面，结合中医的特色和优势，加强与现代科学包括西医学的汇通融合，坚持中医的基本原理，进行理论创新，以充实发展中医学，创立新的中医理论，指导提高临床疗效，加速中医药现代化的进程。
审批制度
张庆文说，在目前中药新药的审批方面，还有一些让我们困惑的东西。如果老是用西药的标准来对待中药的审批，不是科学的态度，对中药的发展很不利。
第6篇：中医理论总结范文
[中图分类号]R2[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3-7210（2007）07（b）-117-02
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就去年有人在网上发起让中医退出医疗体系的网络签名活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医学的本质是人文医学，以提高生命质量为关键，不是冷冰冰的纯技术。”现在医学在征服疾病和增进健康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人文精神失落了，如医学高科技表现出对人的异化；医学中病与人的分离，技术实体和病人客体的分离；脱离人性全面要求而形成的医患关系简单化、医学非人格化等等。当谈到中医时他讲：“中医是在农耕文化时期产生和发展的医学，其特点是接近生活、个性化、天人合一，人是天地之一物。中医学具有深厚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医乃仁术’便是这种精神的高度概括……在中医看来，真正的大医应当是‘仁’与‘术’的结合，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他肯定了“中医主体地位应坚定不移”，张教授从哲学层面上分析对比了中、西医，给人启迪。本人是一名中医临床工作者，想用临床实践中所感悟到的点滴告诉大家,中西医的治病思想分别是什么，通过两种思想的对比可以发现，取消中医之说，一是这些人自身思想存在问题，二是对中医科学思想了解不深。中医没有很好发展是因为没有与快速发展的现代技术结合，所以思想与创新技术的高度统一是中医生存与发展的关键。
首先来看现代西医学是如何研究、治疗疾病的，它是把新出现的一种疾病，在实验室中分析到它是什么细菌，什么病毒，或是什么理化指标偏移而得病的，将这些细菌与病毒或其他偏移的理化指标分离出来，在实验室的试管里进行培养，进行对抗性实验，再人为地将小白鼠或小白兔造成同一疾病模型，将其实验室里的试管结果移植到这些动物身上进行实验，或反复在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实验，以观测其变化的全过程，进行科学总结，用所得数据来编制药品的说明书，以应用到临床。
再看中医药学是如何研究、治疗疾病的，中医药理论博大精深，它是将人表现某一不适症状放到天地四时里，然后对应阴阳、五行、表里、寒热、虚实的不同进行演绎辨证论治，将求得的上述内容因人而异应用中药调理，而达到综合平衡以愈病的目的，比如说治疗胃溃疡，现代医学就是找到疾病的原凶幽门螺杆菌，杀灭它疾病就慢慢痊愈，这一发现获得生物医学诺贝尔奖。但中医几千年来治疗胃溃疡，要根据整个人所表现症状，将所获得的舌象、脉象、综合辨其疾病的性质属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再选择疾病性质的方剂与药物论治。这就要充分表达人与病的所需与所恶，简而言之，它不是杀灭幽门螺杆菌，而是不给幽门螺杆菌生存土壤，造就人的健康环境，给予胃所需的有利条件，这样胃病就痊愈，副作用也没有了。谈到这里我们来读《黄帝内经素问》，其中有大论篇的论述：“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至此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它，心上的病，有通过疮的外候来排毒以表达呢，这不难说明古老中医理论中的经络，系人体重大信息通道，是客观存在的，也说明中医药理论是客观反映人身、疾病根源的医学理论。近百年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西医学按照还原论的思想设计，利用很多现代先进设备作支持，将每种疾病的表达方式都从表面上能说清楚。而中医的阴阳不能象看温度计一样零上几度，零下几度；五行平衡关系，也无仪器支持说明；经络不能象看解剖血管、神经那样清楚明白，只能靠有经验的医生来确诊中医病证的性质，尽管说中医药理论是客观反映人身、疾病根源的医学理论，能治病治根，但在现实中难以用现代技术说明。我们呼吁，不能用画西洋画的标准来评价国画水平，用巴蕾舞的标准评价京剧。现代科学水平目前看不见中医的内核，我深信科学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是可以验证中医的方法是科学的。况且中医必竟简便廉验，在很多疑难杂病上屡建奇功，2003年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中医药疗效举世瞩目，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为什么中医很难像西医那样与现代科学技术融合呢？我总结这样一句话，外行您想了解中医进不去，内行想提升中医出不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医不像西医那么直白，什么病用什么药物治疗一目了然，中医很难一目了然，即便是学中医的，接受现代医学理论的直白后，不按中医理论指导用中药，在没有实践中医的理论方法时对中医都缺乏信心，更何况是一个外行的呢。一个资深中医通过多年临床实践证明中医魅力所在的时候，再想用现代技术创新提升中医水平时，却因对物理、信息等现代科技的有限了解，无法将中医理论与现代技术结合而来直观地应用中医药治疗疾病的全过程，使中医药被世人所了解与认可，百余年，中医药就是处于这样一种进不去、出不来的尴尬境地，难以得到提升。
面对这种境况，我院于1999年引进了日本产J-I型量子共振检测仪，该机测定的对象是生物体及物质的电子和基子群运动所发生的微弱磁场的能量(信息)动态变化。恩格斯曾有这样一句话概括生命“生命是蛋白质存在的一种方式”，蛋白质是由维生素、氨基酸、微量元素、巨量元素等物质构成，这些物质在正常情况下总是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稳定状态，也就是中医常描述的阴阳平衡。如果在生产与生活中，一些物质遭到破坏，当自身的调节系统无法将其调节正常平衡，这些物质就无法维持原来的平衡关系，长此下去就会得病，不同物质的失衡组合，就会得不同的病。在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体及物质均带有极其微弱的磁场信息，人体、疾病、药物、经络、阴阳也都如此，我们利用该设备，将它们的群信息进行检测收集，进行信息特征交换的总结，首先检测出疾病的受阻经络、阴阳属性及其属性的阴或体物质信息，再检测出药物的归经趋向，将这些因素综合分析后，再筛选药物，调整这些物质的平衡关系，因为它能按中医理论为疾病直接筛选出药物而直达病所，即所谓西医学的现代词汇“靶向用药”，失衡物质平衡后疾病自然就会痊愈，我们称其为体内环境物质平衡疗法。8年来，我们将中医理论与该设备相结合，进行中医治疗技术现代化研究，达到了提升中医这一目的，为疑难病带来了福音，尤其在临床中观察到对免疫代谢性疾病、精神领域疾病，以及由病毒所引起的疾病、血液疾病、过敏性疾病包括恶性病都有独到的疗效。下面，就以肾病为例阐述我们是如何检测操作的，便于大家了解我们所作的研究是否科学，设计是否合乎逻辑。首先，我们检测出肾病的炎症是那些体内物质失衡，又是哪几个经络受阻所致的，这个病的阴阳属性是什么，又是些什么物质失衡，将这些物质检测分析后，我们又应用该设备，筛选出哪些能调节阴阳失衡物质、能疏通受阻经络、能纠正导致肾炎物质的中药，筛选后再剔除对人体经络、各脏器有副作用的药物，再将那些对疾病有效性药物进行组方，应用于临床。如我们对一位等待肾源而换肾的肾病病人，应用上法治疗7个月，原肾功能高出正常人近10倍，尿糖（++++）、尿蛋白（++++）、隐血（++++）、酮体++，现各项指标均为阴性。我们对很多疑难杂病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因人而异筛选中药进行治疗，大都能获得较好的疗效。
第7篇：中医理论总结范文
【关键词】 戾气； 六； 六气； 审因论治
自吴又可提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之后，备受推崇，被誉为“温病病因的伟大创见”［1］ “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2］“诚瘟疫门中字字金针，无可訾议”(《温疫论类编·自序》)。于是在中医疫病学说中就形成了一种理论与临床相悖的情况，即在理论上认为戾气是六之外的一种特殊邪气，在临床上却按照“六学说”进行审因论治。即使在现代微生物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医在临床上治疗疫病仍离不开“六学说”，如张立山等［3］认为SARS的病机特点为热毒犯肺，酿生湿毒。笔者认为这种理论与临床脱节的现象不利于中医疫病学说的发展，因此提出戾气为六之极的观点，以就正于同道。
1 《内经》的五疫属六气变化范畴
《素问·刺法论》提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这里的五疫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疫病，这些疫病的病因到底是非风、非寒、非暑、非湿的戾气，还是由六气变化所致？从《内经》的本意来看，应该是由六气变化所致，在《素问·刺法论》中将疫病的产生原因归结为五运六气之司天在泉的异动所致，“假令甲子刚柔失守，刚未正，柔孤而有亏，时序不令，即音律非从，如此三年，变大疫也。”也就是说甲子司天之年刚柔失守，司天未能迁正，在泉便孤立而空虚，四时次序不按节令的寒温，气候像音律一样不能相应，三年左右就可能发生大疫。《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也认为疫病的产生与运气变化相关，“太阳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阳明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二之气，阳乃布，民乃舒，物乃生荣，厉大至，民善暴死”。以上说明《内经》认为导致五疫发生的病因是五运六气运气变化，而运气变化的核心内容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的变化，因此，可以说《内经》对五疫病因认识属六气变化范畴。
2 古今治疫，均按“六学说”进行审因论治
张仲景在《伤寒论》序言中说其宗族死于伤寒的有十分之七，可见当时伤寒是指疫病。《伤寒论》一书是对东汉末年频发流行的寒性疫病的病程规律及其常见证候的临床记录和理论升华，其论治不离风、寒、暑、湿，其用药不离寒、热、温、凉；吴又可的《温疫论》虽提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也曾设想不需辨证求因的特效治疗，“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但其未能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治疗疠气的特效药物，“至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因此其对疫病治疗初期用化湿清热的达原饮，中期用辛寒清热的白虎汤等，仍然离不开六病因治疗的体系。清代余师愚著《疫疹一得》，详论疫疹，对疫病的辨证论治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医疫病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余氏论治疫病仍未离开六病因治疗的体系，认为疫证的发生应责之于火毒。如《疫疹一得》中说：“瘟既日毒，其为火也明矣，且五行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日君日相，内阴外阳，主乎动者也，火之为病，其害甚大。土遇之而赤。金遇之而熔，木遇之而燃，水不胜火则涸，故《易》曰：‘燥万物者，莫蠼乎火’，古人所谓元气之贼也。以是知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也”。其对疫病治疗主要用清热解毒的清瘟败毒饮和清心凉膈散为主方；清代疫病大师杨栗山在理论上继承了吴又可的学说，“杂气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燥、非火，天地间另为一种，偶荒早涝、疵疠烟瘴之毒气也”，在临床上将戾气改头换面，复归于六病因之中，认为疫病“得于天地之杂气，怫热在里，由内而达于外，故不恶寒而作渴，此内之郁热为重，外感为轻，兼有无外感而内之郁热自发者，又多发在春夏，若用辛温解表，是为抱薪投火，轻者必重，重者必死，惟用辛凉苦寒，如升降、双解之剂，以开导其里热，里热除而表证自解矣”；近代中医治疗疫病莫不以“六学说”进行审因论治，如商让成等［4］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梅琰等［5］治疗流行性出血热，张立山等［3］治疗 SARS等。可见，在临床上，辨别疫病病因的六性质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历代医家对疫病病因性质的认识，主要是根据疫病发病后的临床表现，再根据六性质进行分析而得来的。
3 吴又可戾气学说的缺陷
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可以说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共同建构了中医学庞大的理论体系，促进了中医理论体系的迅速发展，今天的中医学仍然离不开这两个学说。精气、阴阳五行等概念不是从实体上来认识事物，而是从功能的角度来把握对象。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六病因学说也不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物质，而是根据人体患病后的反应，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总结出的的六类证候。中医对病因的认识主要是通过“辨证求因”，是以“证”为中心推理出来的，钱天来将中医病因学说立论基础和认识方法精辟归纳为“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可以说六病因学说的意义不仅在于探知致病原因，重要的是说明其病理演变的规律，对辨证论治有着无可取代的指导价值。而吴氏的戾气学说试图寻找导致疾病的各种不同物质实体，吴氏通过对众多温疫的发病规律和临床特点观察分析，提出了一整套关于疫病的论述，客观地预测到了致病物质的存在，较为准确地揭示了急性传染病的发病原因及传染流行的本质，虽未明确疠气就是病原微生物，却与现代的病原微生物思想惊人的相似。由于疠气学说是通过对温疫传染流行的实践调查而推测出来的，而不是根据证候表现探求的，因此也就无法用中医理论体系内的知识明确其病因性质，与以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辨证求因的病因体系存在着认识论的差异，不符合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中医学观点，加之疠气属性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使之无法与中医理论体系内的药性、病机、证候、治法、方药等贯通，缺少与临床沟通的中间环节，疫病治疗无法以戾气为依据，不能指导临床治疗，所以未能融入中医理论体系。
4 戾气与六的区别与联系
中医对疫病的治疗未脱离“六学说”，在临床上戾气所致的疫病也表现出寒、暑、燥、湿等六特性，那么，是否能把戾气和六从理论上合二为一呢？答案是否定的。其一，戾气有着不同于一般六邪气的流行性和强烈的传染性，诚如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中所言：“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其二，起病急剧，病情险恶，传变快，致死率高，与一般六邪气致病大不相同，吴又可所描述的“此一日之间，而有三变，数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传变亦速，用药不得不紧。设此证不服药，或投缓剂，羁迟二三日，必死。设不死，服药亦无及矣。尝见温疫二三日即毙者，乃其类也”，就是对致病的这一特点的真实写照。除此两点，戾气致病还有一些与六致病不同的特点，吴又可《温疫论》论述较为详细，兹不赘述。吴氏的戾气学说虽不能用其直接指导临床治疗，但其深刻的揭示了戾气致病的总的规律和特点，区分了戾气致病与六致病的不同特点，对临床上全面认识疫病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确是难得的科学预见，为中医的病因学说注入了新鲜活力，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唯其“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之说，完全割裂了戾气与六的联系，有矫枉过正之弊，古今治疗疫病的临床实践证明，疫病虽与六所致的一般疾病不同，但其在临床上常表现出风、寒、暑、湿等六气变化的特性，这些六气特性说明戾气与六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从六气推究，因六属六气变化所致，可以说六为六气之太过与不及，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事物的变化有量变和质变，变化到了极端就会产生新的物质，这种新物质不会完全割裂与旧物质的联系，必然带有一些旧物质的特性，六与戾气的关系正是如此，六为六气之太过与不及，当属量变的范畴，当这种变化到了极端就产生了新的物质—戾气，戾气虽与六气、六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仍具有一些六气、六的临床特性，概括起来就是六为六气之太过，戾气为六气变化之极。
5 明确戾气为六气变化之极的意义
明确戾气为六气变化之极在理论和临床上均有较为重要的意义，从理论上看，在中医理论未能突破精气学说及阴阳五行学说形成新的医学体系之前，明确戾气与六气的关系，理论上可根据其寒热等属性确定其病因属性，能使戾气学说与现有中医理论体系中的药性、病机、证候、治法、方药等理论贯通，使其融入中医理论体系。从临床上来说，明确戾气与六气的关系，一方面可根据戾气与六的联系，结合疫病的临床表现，确定疫病病因的寒热等属性，为疫病审因论治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可根据戾气与六的区别，进一步探讨疫病与普通六所致疾病的不同特点，为从临床上更加准确的把握疫病的特性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甄志亚．中国医学史［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113.
［2］李 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853.
［3］张立山，武维屏，侯一军，等.中西医结合治疗传染性非典型肺炎30例临床观察［J］.中医杂志，2004，45（9）：675.
第8篇：中医理论总结范文
关键词：民国；范式；中医；西医；发展
中图分类号：R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12)01-0209-04
TCM Development under Different Paradigm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WANG Hui，WU Hongzhou，YE Xinghua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hanghai 201203，China)
Abstract:Chinese Medicine was influenced by modern Western Medicine in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Medicine developed within the paradigms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The paradigm theory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within the paradigms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Republic of China. The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within the paradigms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Republic of China can be seen in the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within the paradigm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within the paradigm of Western Medicine have obtained its own characters and fun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Key words:Republic of China；paradigm；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Western Medicine；development
民国时期西医传入中国并占据了主要地位，陈邦贤在它的《中国医学史》对当时的西医在中国的情况描述到：“欧风东渐，中国数千年来哲学的医学，一变而为科学的医学；在最近三十年中（当时本书出版日期为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新医学的蓬勃，有一日千里之势；推原其故，中国自从西洋及日本医学输入以后，国人之思想为之一变。”[1]民国时期的中医受到西医的影响，吸收了部分西方科学及西医的内容，在这段时期中西医范式并存，民国时期的中医有的仍然在中医范式下继续发展，有的其实是在西医范式下发展。
1 “范式”理论简介
范式(paradigm)的概念由现代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库恩以一名理论物理学家开始其学术生涯，后来成为著名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有没有一个单一范式的存在是衡量某一学科的科学性与非科学性的一个重要指征，他说：“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2]范式是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文化条件下，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框架，范式中包含陈述明确的理论假说，还包含有一些哲学的形而上学的部分，如自然观、思维方法等，范式涵盖了该学科的本质特性。正是这个范式为它所支配的科学中的合理工作确立了一些标准，并且协调和指导当时的科学家群体进行“解难题”的活动。库恩还提出，不同范式之下的常规科学具有不可通约性，而且在逻辑上也不能证明一种范式就比另一种范式优越。这是因为相互竞争的范式的支持者们所赞成的一系列标准和其所支持的范式所包含的一些形而上学的内容是不相同的，所以“不同范式的倡导者之间总有误解存在。没有一方会认可另一方在论证中所需要的所有非经验的假设――范式之间的竞争不是那种可以用证明来解决的战斗。”[2]而且，“只要范式未受损害，那么即使对合理性没有一致意见或对合理性根本无任何考虑，范式仍能发挥其指导功能。”[3]“范式理论”一经提出便在科学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代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查尔莫斯在他那本著名的科学哲学教科书《科学究竟是什么》中这样评价库恩的范式理论：“从描述上讲肯定是对的，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什么疑问的。”[3]的确，“范式”理论在欧美科学界受到广泛的认同，能够体现现代西方理论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对“科学”的理解。库恩关于科学工作是在某一个文化框架内解决问题的思想在西方学术界得到公认。
2 中西医是不同范式下的医学科学体系
从库恩的“范式理论”出发，显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命题，即中西医学是属于不同范式下的医学科学体系。中西医学所具有的不同的自然观及中西医学所应用的不同的研究方法体现了中西医学具有不同的范式特征。
2.1 中西医学自然观的不同
自然观是构成范式的一个重要部分，“中西医学术范式的主要差异，都可以在东西方自然观的比较中找到某些原型”，［4］中西医学有着不同的自然观，即中西医学家看待世界或自然界的方式不一样。中国古代医学家认为自然界就是由元气组成的，由此认为人体也是有元气生成，“人以天地之气生” （《内经•素问•阴阳应像大论》），中医认为“惟气以形成，气聚则形存，气散则形亡”，“气聚则生，气散则死”(《医门法律•明胸中大气之法》)。气一元论的自然观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体包含部分，各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受到元气论的影响，作为存在于自然界的人在中医上也被看作是有机的统一体，人体包含四肢百骸、五脏六腑、皮肉筋骨、五官七窍各个不同的密切联系的部分。中医不仅把人体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同时也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如人与自然事物的统一、人与自然规律的统一等。
原子论是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本原说。原子论自然观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可以分解为原子，在考察事物的时候把复杂因素分解为简单因子。而西方医学家深受原子论自然观的影响，他们像自然哲学家或物理学家一样在不停的追寻构成自然物组成的最小粒子。18世纪时，意大利医生莫干尼将疾病定位于器官，创立“器官病理学”，法国医生比沙将疾病定位于组织之上，提出“组织病理学”，19世纪时，法国的魏尔啸将疾病定位于细胞层面，创立“细胞病理学”，20世纪50年代以来，“分子病理学”主导了西医病理学的发展。西方医学家几千年来一直在寻找病因，显然是受到原子论自然观的影响。原子论自然观引导着西方医学探究人体的方向，从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甚至到量子，在各个层次上研究人体的生理及病理解剖机制。
中医与西医有着截然不同的自然观，我国著名哲学史家张岱年对比了中国的元气论与西方的原子论，他说：“西洋哲学中之原子论，谓一切气皆由微小固体而成；中国哲学中元气论，则谓一切固体皆是气之凝结”［5］。
2.2中西医学研究方法的不同
和中西医学不同的自然观相呼应的是中西医学不同的研究方法，中医的研究方法以整体研究、功能研究为主，西医以局部研究、形体研究为主。中医以人体为一整体来研究，人体的各个部分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一旦互相分离，便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如唐宗海所说：“西医剖割视验，止知其形，不知其气，以所剖割，只能见死尸之形，安能见生人之气化哉！”（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人身阴阳）中医不是用解剖的方法来阐明人体功能活动的机制，而是运用取象比类等方法，从人体的外在功能现象揭示内脏的功能活动规律。和中医不同的是，西医从解剖形态研究入手来认识人的健康与疾病，从生物、物理、化学等方面寻找致病因子。西医认识疾病的焦点体现在解剖形态的器质性病变上，注重局部定位及病变的病理解剖根据，西医常常从解剖形态的异常来解释疾病。西医的生物医学模式认为:“人体是可被分成部件的机器，疾病是生物装置在机能上出了毛病，这可以从细胞或分子水平上加以研究，医生的职责是通过物理或化学手段纠正这种装置的机能故障”［8］。
中西医学在各自历史的发展中，的的确确形成了各自的独特范式，在各自的范式支配和指导下，中西医学家各忙各的，他们在各自的群体中进行医学研究。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中西医学显然都达到了成熟科学的标准。民国时期，中西医两种范式共存，由于范式的不同，医学家都试图证明两种医学孰优孰劣，但是从理论上讲，这种战斗并不能通过证明来结束。虽然，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中医及其范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但是这并不阻碍中医范式仍旧发挥其功能。
3 民国时期中西医不同范式下的中医发展
3.1 中医范式下的中医发展
3.1.1 恽铁樵的“四时为主”
民国时期有关中医范式下的中医发展，内容有很多，著名中医家恽铁樵(1575-1935)所提出的“四时为主”一说，即是属于中医范式下对中医理论的发展。在《群经见智录》一书中，恽氏所提到的“四时为主”涉及到“气血运行以四时为法则”、“四时的五脏”等。关于人身气血运行以四时为法则，他说：“――人为四时之产物，而又赖四时以生活者。大地苟无四时寒暑之变化，则动植不生。有四时寒暑，然后有生物。是人为四时之产物――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气与味，皆四时为之。是人资四时以生――惟其如此，则人与四时自然息息相通。”对于中医五脏的概念，恽氏认为中医的五脏是“四时的五脏”，非解剖意义上的五脏，对此，他说：“是故春生物授之夏，夏长物授之秋，秋成物授之冬，冬藏物以待春之再生。故四时之序，成功者退。母气既衰，子气代王。《内经》以肝属之春，以心属之夏，肺属之秋，肾属之冬。则肝当授气于心，心当授气于脾，脾当授气于肺，肺当授气于肾，肾当授气于肝。”他进一步列举了中西医关于水肿的病理的不同认识，藉此说明对于“四时的五脏”的理解是理解整个中医理论的关键。关于西医对水肿病理的认识，恽氏说：“原因静脉血归流障碍，小血管内血压增加，或因管壁之渗漏机过盛。凡有以上原因，液体集于皮之蜂窝织内部，故肿，其原因，凡患心脏瓣膜病者，最易罹此证。”关于中医对水肿病理的认识，他说：“肾病也。肾者，胃之关，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于皮肤，故肤肿。肤肿者，聚水而生病也。水之始起也，目窝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阴股间寒，腹乃大，其水已成矣。其原因在湿土太过，阳光不治，而大寒在下，肾气伤也。”通过中西两说相比较，恽氏认为“西说从血肉之躯研究而得，而中说非解剖所能明了，亦非由解剖而得，乃由四时运行推考而得”［7］。
恽氏的“四时为主”的观点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以人为有机的整体，以人与自然为统一的整体，并从运动变化的角度认识人的生理病理活动。在中医理论框架下发展中医也是现代中医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科学负面作用的浮现、西医自身问题的暴露以及西医伦理困境的出现，在中医范式下发展中医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复杂科学的兴起，以人体为一有机整体，通过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方法研究中医成为中医现展的一个新兴途径，我国科学家钱学森同志曾对中医学的发展十分关注，多次从科学技术全局的战略高度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8］。
3.1.2 张锡纯的西药中用
著名中医学家张锡纯(1860-1933年)是近代中西汇通学派的代表之一，是近代实行中西汇通医学实践的大家,在汇通中西药物方面，曾做过大胆尝试和创新，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曾试图把西药纳入到中医理论体系，在中医的范式下应用西药，即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使西药中药化。对于西药的性能，他以中说析理，如对阿斯匹林，他指出“其味甚酸，其性最能发汗散风，除热及风热着于关节疼痛;其发表之力又善表痧疹;其退热之力若少用之又可治虚劳灼热、肺病结核”。张锡纯对阿司匹林的使用，也运用中医理论,按照中医的“三因制宜”的原则,根据临床的具体情况分别制定相应的用法，他说：“西人用治肺结核之热,日服三瓦……愚用阿斯必林治肺结核,视西人所用之数,则减之又减……阿斯必林……特其发汗之力甚猛,若结晶坚而大者,以治外感,半瓦即可出汗;若当天气寒凉,或近寒带之地,须服至一瓦,或至半瓦……是在临证者,相其药力之优劣,而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也”［9］。
我国从古代起就有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使用外来药物的历史。盛唐五代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后，中国与西域之交流日益频繁，输入中国的物品中有不少药物，据范行准先生统计：矿物药如石硫黄、密陀僧等凡18种，植物药如木香、豆蔻等凡58种，动物药羚羊角及龙涎等凡16种，共计92种。这些外来药物被中医吸收和应用，在长期的实践中融入了中医体系。李曾著有《海药本草》，其所收录的药物多来自海外，该书为总结唐末时南方药物与海外药物临床应用的本草学著作。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西药的思想也受到了部分现代中医人士的认可，如中医界有人按照中医理论对西药分其寒、热、温、凉、平,认为抗生素多数是寒性的，对此，邓铁涛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互补性很大,但是不能拿西医的理论去改造中医,可以拿中医的理论来指导西医”［10］。但到现在为止，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西药的设想还停留在理论阶段。
3.2 西医范式下的中医发展
3.2.1 陆渊雷的“中医科学化”
民国时期西医范式下的中医发展较具代表性的是陆渊雷等人所推行的“中医科学化”。陆渊雷（1894-1955）认为应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中医理论，对中医传统理论进行全面评比，摒弃那些“太玄”的内容，对于不合生理解剖、病理等的内容应废弃。陆氏自编了许多教材，如《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生理学补证》、《病理学补证》、《症候学补证》、《治疗学补证》等，这些教材大量引用西医学理论，包括生理解剖学、药理学及临床科学等内容，试图论证《伤寒论》及《金匮要略》等医籍的正确性、合理性。陆氏试图用西医知识对中医理论进行阐述，如陆氏在其著作《伤寒论今释》中对“水饮“的阐述：“水饮在膈下者，停于骨盆之上，西医谓之腹水。《金匮》所谓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者也。在膈上者，因膈膜穹起之故。停于膈上四周者，西医谓之胸水,《金匮》所谓水流在胁下咳唾引痛者也。此条云心下满微痛，则是停于膈上也，若水饮之滤出不多也，则渐由组织吸收，仍入于淋巴管及毛细血管，其人安然如无病。今无汗而小便不利，则血中水分必充溢，又曾服桂枝汤，则血运畅盛，毛细血管之血压高，其滤出必加多，或经下之，则肠蠕动亢进，淋巴管被挤压，管中压力亦增高，设有破裂之处，淋巴即漏出不已，而水饮不能自愈矣”［11］。
陆渊雷以西医知识阐述中医理论，以使中医理论符合西医的生理解剖等内容，他的分析方式具有西医的局部分析、形态分析的特点，他在西医还原论的思维指导下对中医理论进行阐释，以更易于为当时的中医从业者所接受，但这已经不属于中医范式下的发展内容了。民国时期西医范式下的中医研究延续到现在，如沈自尹的对中医肾本质的研究，即有关“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与肾阳虚的关系”的研究，也是从形态学角度论证中医基础理论，同样属于西医范式下的中医研究。
3.2.2 常山的提取分析
西医范式下的中医研究还包括对中医单味药的提取分析，药物提取分析的结果皆来自于实验室和临床，这也是西医的常用分析方法。民国期间，中医单味药的提取分析有很多，如常山的提取分析。当时的主要科学期刊“科学”发表了许多中国科学发展的成果，在“中医的过去三十年的科学研究”一文中，作者把常山作为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主要的中药科学研究的成果［12］。在1944年刊行了“常山治疟初步研究报告”，常山的研究报告分为四个部分：即常山的生药学分析、化学分析、药理学分析以及临床研究报告。通过这四个部分对中药常山的分析，结果表明常山的临床抗虐疗效确定，对良性、恶性疟均有效，且不逊于奎宁。常山的科学分析符合当时的西医对药物的分析过程。常山的提取分析还修正了部分中医理论：通过提取常山的有效成分，“恶心呕吐之不良反应亦大见减少几至于无”［13］，根据当时陈存仁编中国药学大辞典，“谓呕吐为治疗之必要条件”，推其原因，是因为我国古代的医药学家认为服用常山呕吐后疾病可愈，于是想到疟疾是食积痰迷之故。
中药的科学分析仍是现代的中药研究的重点之一，如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发现和提取、治疗急性早幼粒性白血病的有效药物三氧化二砷的研究和开发等。中医单味药的科学研究模式是从天然产物中寻找先导化合物,提取其有效成分，进行优化,从而开发新药。这种研究模式为开发中医药宝库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但是，“改革传统中药剂型，或在单味中药里提取有效成份，再人工合成，研制成新药，使中药西用，其实这些药物事实上已经不具备中药的特性，都不姓‘中’了”［14］，中药的科学分析实际上已属于西医范式下的发展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西医范式下的中医发展也可以为临床提供某些新的治疗方法，或者提供治疗的一些思路，如半夏泻心汤中对于黄芩的西医式的阐述:“黄芩为清凉性消炎健胃药,内含一种植物基为‘司克胎拉米’,用其煎剂有苦味质,对于急性胃炎、肠炎,有制酵防腐镇呕止利等作用” (司克胎拉米,即黄芩苷)［15］。
中西医现在的发展都是冰山一角，“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尽管它们各具特色，但它们各自又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16］，“西方医学有很大的进步，可以说日新月异，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病它都有办法。中医药学恰恰很多方面可以补充，有独特优势，但也不是‘包治百病’”［17］，医学是实用的科学，中西医学还需不断互相补充，不断完善充实自身，人类医学探索之路艰辛而又漫长。民国时期延续至今的中西医两种范式下的中医发展各具特点，现阶段仍然在人类医学摸索发展的前进道路上发挥各自相应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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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中医理论总结范文
关键词：慢性乙型肝炎；病位；辨证论治；外治法
中图分类号：R51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717(2012)03-0602-03
TCM Understanding And Treatment of Chronic Hepatitis B
YANG Guangdong1，LU Wenliang1，CHEN Lanyu1,CUI Qingrong2
(1. Guang'an Men Hospital of China Academy of TCM，Beijing 100053，China；
2. Clinical Institute of China Academy of TCM，Beijing 100700，China)
Abstract:The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causes, pathogenesis, loca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chronic hepatitis B were explained based on basic TCM theory. The TCM treatment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were analyzed. It is to discuss how to treat chronic hepatitis B more effectively with TCM, indicating that treatment experience of famous physician should be strongly summarized; TCM advantages on improving symptoms, protecting liver cells, regulating immune functions and anti-fibrosis should be taken full use of and exploration of anti-virus should be enhanced.
Key words:chronic hepatitis B；location；treatment an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external therapy
收稿日期：2011-10-13
基金项目：首都医学发展基金资助项目(SF-2007- Ⅲ-31) ；广安门医院治未病专项资助项目(2008w008)
作者简介：杨广栋（1986-），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肝病疗效评价研究。
通讯作者：吕文良, 男, 主任医师, 博士，研究方向：慢性肝病、肝纤维化、肝硬化及肝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Email：lvwenliang@sohu. com。慢性乙型肝炎（CHB）可以引起肝脏炎症和肝纤维化，患病日久可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现代医学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效果，一直不太理想；虽然，近十几年来，在抗病毒方面有了一些进展，但是尚有很大的局限性；中医药治疗疾病以人为本，虽然在抗病毒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有其独特的治疗优势，在保肝降酶、抗肝纤维化、调节免疫等方面，可以弥补现代医学的不足。本文结合近年来文献，对中医关于CHB的认识和治疗综述如下。
1中医对慢性乙型肝炎的认识
中医学本没有“慢性乙型肝炎”这一病名，根据临床表现和发病特点，可以归属于中医的黄疸、胁痛、郁证、积聚、虚劳等范畴。近年来，结合现代医学，中医对CHB的病因、病位以及其演变规律有了更深刻的的认识。
1.1病因病机现代医学认为CHB根本原因是HBV感染，由于HBV的持续复制和机体免疫功能失调导致慢性化，致成CHB。中医学根据其理论基础，结合CHB患者的临床症状，有不同的认识，如夏红梅[1]等认为湿热蕴结是CHB的始动病理因素，且贯穿本病的全过程，涉及各种类型及多种证候，其病机关键在于一个“湿”字；张秋云[2]认为CHB的始发病因是“湿热疫毒”伤于肝，还有继发的瘀毒、痰湿作用于肝，导致肝脏之形体实质受损，基本病机是“毒损肝体，祸及肝用”；金实[3]认为，CHB为疫毒之邪入侵，蕴伏日久，损伤肝、脾、肾，导致正虚邪实，并提出邪气亢盛，正气起而相争，病情多处于活动期；若正气亏虚，无力逐邪，邪亦不盛，多表现为病情相对平稳，久而难复，症状不明显或仅感疲乏等。蒋幼林[4]根据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认识到慢性乙肝的病因病机不外湿、热、毒、瘀、虚5个方面，其发病是一个邪正相争的过程，其病机关系到正虚和邪恋两个方面，正虚是病程久延的内在因素，邪恋是导致肝炎转为慢性的主要条件；包剑锋[5]等参阅中医古籍中相关论述，并结合现代医学对CHB的认识、研究成果进行探讨分析，认为外感“疫毒”是CHB发病的根本条件，正气不足是发病基础，湿热、虚实、瘀相互夹杂共同为病。
笔者认为慢性乙型肝炎的发病因素主要有以下7点：①湿热，②肝郁，③脾虚，④气滞，⑤血瘀，⑥阴损，⑦阳虚，在这7点因素中，湿热是构成本病的主要病因，并贯穿于整个病程的始终。湿热蕴结日久，虽多有虚证，但大多数同时伴有湿热之证存在，即虚实夹杂，而其它几点实属病理变化。因为本病的发生过程，是湿热内侵，与人体正气相搏，阻碍气机、耗伤正气，导致肝郁、脾虚、气滞，进而产生一系列的病变，如肝气郁结，不得疏泄，进而横逆犯脾，可导致肝脾失调，脾失健运；肝气郁结，肝血运行障碍，会加重或导致气滞、血瘀；又如余邪久羁，或气郁化火，则可出现阴损之候；久病及肾，阴损及阳，又可出现阳虚之证，再则湿乃阴邪易于困厄、耗伤阳气，也会导致阳虚。上述几点因素在本病的发展过程中可互为因果，往往有两点以上因素共同存在，在疾病的不同阶段，根据邪正盛衰、体质差异等因素可有所偏胜。
1.2病位现代医学认为CHB是由于HBV感染所致，病毒藏匿在肝细胞内复制组装后，再释放如血。但是依照中医理论来看，CHB病位不只在肝，有文献报道，CHB有超过半数的患者属于脾虚，部分患者后期会影响到肾（现代医学中乙肝相关肾病可以为此提供证据）。笔者认为CHB临床表现属于中医学脾脏的病变，属于肝脾同病，理由有以下5条：①《内经》曰“湿热相搏，民病黄瘅”，仲景有“黄家所得，从湿得之”之论，吴瑭言“湿热不解，久酿成疸”，而中医学认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此说明黄疸和脾有密不可分的关系；②中医五行理论认为，脾属土，其色为黄，CHB出现黄疸，属于脾色外现；③现代医学认为免疫失调在CHB感染与发病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医理论认为卫气主要功能为防御外邪侵袭，而卫气源于中焦脾胃，由脾胃运化水谷精气所化生；④从临床症状来看，患者多以乏力纳差、脘痞腹胀、厌油、恶心呕吐，或有嗳气、肠鸣、大便溏泄或黏滞不爽、苔黄腻、脉濡滑等消化系统症状就医，中医认为脾主运化，此也可以说明CHB与脾有关；⑤现代医学证实，CHB缠绵不愈，会导致肝硬化、肝癌，此阶段多伴有脾脏变大、脾功能亢进，此可以在解剖学上说明CHB和脾有关。综上，笔者认为CHB病因是由于HBV侵袭肝脏，湿热疫毒之邪伏于肝而影响脾脏的功能，临床以脾的功能失调为主要表现。虽然现代医学病理上证实，该病属于肝的病变，但是在中医治疗本病多以从脾论治为主，兼以治肝脏之毒，但此“肝病治脾”不能用中医学“治肝当先实脾”来解释，因为该病按照中医理论来认识，是“脾病”而不是肝病。
1.3演变规律CHB本身并不能给患者带来致命危险，其主要危害是由其所导致肝硬化、肝癌，因此治疗该病的重点应当是防治CHB的继续发展。对于该病的演变规律中医学有自己的认识，如陈华东[6]等认为病毒性肝炎急性期以湿热疫毒为主，尤其热重于湿；慢性期则因失治、误治、久治不愈而致毒邪滞留，以湿为主；刘绍能[7]等通过对临床资料的调研发现，CHB随着病情进展，单纯虚证与单纯实证减少，而虚实夹杂证增多；损伤的脏腑主要有肝、胆、脾、胃、肾、三焦等，其中肝、脾是其主要的受损脏腑，随着病情进展，肾、三焦、胆、胃受损频率均增加；单纯CHB以气虚、气郁、湿、湿热为多，早期肝硬化以气虚、气郁、湿热、血瘀为多，肝硬化腹水以气虚、湿热、血瘀、阴虚、水为多。谌宁生[8]认为CHB多因急性乙肝失治或久治不愈，湿热之邪稽留不去，蕴结日久，损伤肝脾肾三脏，导致气血虚弱，而形成“湿热邪恋难除尽，肝郁脾肾气血虚”的邪恋正虚、虚实夹杂的复杂结局。
2中医对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
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治病的主要方法，它充分体现了科学的个体化治疗思想及理法方药的完整性，使临床遣方用药更具针对性，也是中医治疗CHB的优势所在和中药取得临床疗效基础。近年来，中医学者在辨证论治的指导下，从多方面对CHB的中医治疗做了研究，以下从辨证分期论治、专方加减、中西结合、外治四方面总结CHB的中医治疗。
2.1辨证分期论治辨证分期论治结合了中医辨证论治和现代医学对疾病发展过程的认识，可以弥补单纯辨证论治和单纯辨病论治的不足，如黄贤樟[9]对此专门提出“辨病结合辨证治疗”的方法，可兼顾无证可辨与有证可辨两种情况，既不违背辨证论治的原则，又符合现代倡导的循证医学精神；在分期用药方面，金洪元[10]提出，早期：湿热壅盛，治疗大法为清热解毒，疏肝行气，中期：肝郁脾虚为主，治以疏肝运脾，解毒化瘀；后期及晚期：肝肾阴亏，瘀热互结，部分患者进入早期肝硬化阶段，治疗当滋补肝肾，化瘀软坚，缓缓图治；在临床研究方面，吕文良[11]用中药辨证治疗CHB患者84例，结果显示中药在远期疗效方面有显著优势，在促使HBsAg阴转方面有一定优势，值得进一步研究。
2.2专方加减论治由于CHB临床表现错综复杂，部分学者认为应当针对慢性乙型肝炎的病因病机，采用传统的成方作为基础方，再根据病情的变化灵活加减运用，方可取得较好的效果，如郭晓华[12]在基本方的基础上，分为湿热蕴结、脾肾亏损、肝郁血瘀3个不同证型，早期偏重于清化湿热，中期偏重于健脾补气，后期偏重于补肝肾，取得了较好疗效，夏红梅[1]等认为本病病机关键在于一个“湿”字，治疗宜选用甘露消毒丹合二陈汤为基本方来治疗；在临床研究方面，汤乃康[13]根据中医理论的湿热疫毒，侵袭于肝，日久致使肝失疏泄，气机紊乱，脉络阻滞，气滞而致血瘀这一原理，辨证重在于毒、瘀，治疗重在于解毒、化瘀，立解毒化瘀汤，用该方随症加减治疗125例患者，总有效率为90.4%。刘旭强[14]认为湿热内蕴的症候贯穿CHB的始终，根据多年的临床实践和中医理论制成三仁化湿合剂治疗CHB 120例，总有效率86.7％，对照组总有效率73.3％，在症状缓解方面，治疗四周后治疗组即明显优于对照组。
2.3中西结合治疗目前，针对单纯中医或单纯西医治疗慢性乙型肝炎都存在其局限性，部分学者倡导中西结合，发挥两种医学体系的长处，最大限度地抑制疾病的发展，以延长患者生存寿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如谷灿立[15]针对干扰素治疗HBeAg阴性乙肝患者疗效不佳，联合使用疏肝扶正合剂，结果治疗组和对照组的近期(治疗6个月后)有效率分别为62.75%和41.18%；随访6个月时，治疗组HBV-DNA阴转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05)；而葛香芹[16]采用中医扶正补虚与西医抗病毒治疗相结合的方案治疗CHB患者50例，中医辨证论治，以扶正补虚为主，重在调节患者的免疫力，结果治疗组症状改善、肝功能指标与HBV血清学标志物和综合疗效均显著高于对照组，随访表明治疗组的复发率亦明显低于对照组；谌宁生[17]总结了近年来拉米夫定联合中药治疗CHB的有关文献，认为联合使用中药能起到协同与互补作用，对恢复肝功能、调节机体内环境(包括免疫功能)、抑制肝损害及抗病毒均有较好疗效，可明显提高拉米夫定抗病毒的治疗效果，降低其停药后复阳率，缩短其疗程，从而控制疾病的发展。
2.4中医外治中医外治法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起源于秦汉，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清，历代医家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发现肚脐是外治法施加部位之一，并且随着经验积累，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医特色的敷脐疗法；如亓勇[18]用脐火疗法治疗70例脾虚型慢性乙肝肝纤维化，对照组口服普通保肝药，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脐火疗法，结果显示治疗组在症状、体征、以及肝功能指标与肝纤维化指标的改善都明显高于对照组，在治疗肝病方面，找到了一种新的给药途径。
针灸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部分，艾绒燃烧产生的温热之气，借助针体，循肝经人肝体，有助于肝气的疏泄条畅，用于治疗本病，可以提高患者的免疫力、改善阴阳失衡、气血不足的状态，从而抑制病毒复制，减轻肝细胞损害，改善患者生存质量，进而推迟或逆转疾病的进展；秦小珑[19]针药并用治疗CHB患者100例，对照组口服乙肝宁颗粒冲剂，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86%，对照组总有效率62%；肖卫敏[20]采用温针灸结合清热解毒中药治疗CHB患者50例，针刺取穴足三里、中脘、肝俞，中药治疗采用自拟复方蛇草丸，结果总有效率86%。戴步英[21]研究了中医针、灸、药联合治疗对CHB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研究发现，凡是CD+4、CD+8、CD+4／CD+8及NK细胞活性恢复正常的病例，大多有HBeAg及HBV-DNA转阴或HBV-DNA复制水平下降，肝功能恢复正常，而变化不大的病例，则HBeAg、HBV-DNA无变化。
3小结与展望
中医理论对慢性乙型肝炎有深刻的认识，可以有效的指导中医的临床实践，提高临床疗效，临床应坚持以中医理论指导中医临床，不能被现代医学的认识所困惑，但是也不能忽视现代医学的正确认识，笔者认为应该坚持中医理论指导中医临床实践，可以适当地以现代医学指标来指导用药、评价疗效，但不能以其为金标准，中医应该有其自己的疗效评价标准。
对于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中医方法多样，价格低廉，疗效可靠，但是，临床报道以治疗经验总结多，临床病例观察多，大多数缺乏临床流行病学证据，说服力不强。中药复方制剂在降酶保肝、抗肝纤维化、调节免疫方面有一定优势，但抗病毒作用尚需进一步研究；中医外治法在乙肝治疗中的优势已经开始有部分学者在探索，中药汤剂治疗CHB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这需要有经验的中医大夫，辨证进行个体化治疗，而这往往与大夫的经验有关，临床重复率不高，这也就是中医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因此，今后应当在循证医学的指导下，继续加大对名中医治疗经验的总结，以提高中医药的疗效。
总的来说，中医药治疗CHB的优势在于辨证施治、整体调控，中药可在多系统、多层次上发挥治疗作用，在改善症状、保护肝细胞、调节免疫、促进肝细胞修复及抗肝纤维化方面有优势，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以此为出发点，守住中医在治疗的优势，在抗病毒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探索，相信古老的中药在现代人不断地研究与开发中，其治疗作用会有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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