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的动力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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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发展的动力范文

关键词：金融企业集群；动力机制；政府作用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1-0056-04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金融企业集群是指具有地理接近性、行业接近性和社会接近性的金融机构及其相关企业通过金融资源与地域条件的协调、配置和组合的时空动态变化，达到一定规模和密集程度介于金融市场组织和金融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网络组织。金融企业集群发展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步骤。大量金融企业的空间集聚和功能发挥并不是一种偶然的自发现象，是在一定的力量作用下完成的，这就是金融企业集群的动力。正是这种动力驱动了金融企业集群的发展，这种动力的来源可以从内在的和外部的两个方面来分析。本文将在分析金融企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机制的基础上，以上海为例深入探讨金融企业集群发展中政府的作用。

一、金融企业集群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

(一)根植性是金融企业集群产生的客观基础

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Granovetter(1985)把经济行为对特定区域环境关系(如制度安排、社会历史文化、价值观念、风俗、隐含经验类知识、关系网络等)的依赖性称为“根植性”。根植性是金融企业集群长期积累的历史属性，是资源、文化、知识、制度、地理区位等要素的本地化，它是支持金融企业生产体系在地理集中基础上形成产业链条的关键因素，根植性一经形成，就很难以复制。

这种根植性，一是来源于社会资本的形成。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信任、规范和网络，社会资本推动了协调的行动和合作的网络，成为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收益创新发展的关键因子。区域内金融企业与机构的空间接触使金融企业具有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而形成共同的路径、概念和标准以及共同的区域文化为基础的行为规则、一致的语言和集群内的隐性知识，提升了区域内金融企业的信任关系。另一方面，金融企业由于其创造虚拟产品在交易和空间上的特殊性，企业之间表现出一种更为密切的网络交互特征。共同文化背景下的网络关系使区内的金融企业在现代网络式创新发展中具有指导和协调功能，这种社会关系的存在为合作和集体做大蛋糕，实现空间上的集合和双赢提供了基础，提高了合作的效率和利益，进而构成金融企业集群的一种结构化行为方式。

二是来源于制度。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由法律规定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则由社会习俗、默认的交易“游戏”规则和集体行动惯例等构成。正式制度的优势在于具有强制性，有时比非正式制度更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是互补的，它的存在可以降低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形成集群的制度根植于本地化中不同层次相互联结在一起的社会结构、金融、政治和经济特征的组合。处于同一区域内的金融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似的行为偏好和“路径依赖”，彼此之间达成了一种相互的默契和潜在的规则，使金融企业通过集群式发展更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

(二)金融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其具有集群发展的内在要求

金融产品具有高度流动性和信息敏感性的特征。Porteous(1995)运用信息流理论分析认为，塑造和发展金融企业集群的背后力量，大致可以从“信息外在性”、“信息腹地”、“路径依赖”和“不对称信息”来解释，这背后的力量是金融集聚区地位兴衰的决定因素。Bossone等(2003)认为金融集聚主要源于信息的溢出，金融中介(信息提供商)的参与使得投资者与通过银行借贷而经营的企业家之间信息交流充分，从而提高了整个投资价值链的利润，金融中介在提供投资活动信息的同时可以通过对信息的定价分享一部分利润。对于那些支付手段复杂而且信息灵敏度高的股票和金融衍生工具来说，投资者和券商在地理位置的接近有利于掌握更加丰富的金融信息。

Gehrig(1998)从金融产品流动性和信息敏感程度角度分析认为，对信息较为敏感的金融交易更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中心，而对信息不敏感却对监管成本差异更为敏感的金融交易，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与交易限制的放宽使得金融资产交易成本下降，偏好于城市的郊区。他进而指出存在着影响金融企业集群产生的向心因素和离心因素。其中，向心因素包括规模经济、信息溢出效应、市场的流动性。由于规模效应，金融业者相互间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增加资金的流动性，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因此这些因素对于金融行业聚集至关重要；离心因素则是指市场进入成本、政治上的干涉以及地方保护等。这些因素往往造成金融业进入的壁垒，不利于金融企业集群的形成。瑞斯托・劳拉詹南(2001)从金融产品的流动性方面的分析认为，一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或一个重要国家的政府债券在实际上是一项商品，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同等交易，而逻辑上这种交易更倾向于在流动性好的大金融中心进行。

(三)“客户追随”是导致金融企业集群的市场基础

金融企业集群的产生和制造业中心的转移密不可分。各国学者对金融机构跨国经营的动机做了大量研究，其结论相当一致：一国金融机构的海外扩张主要是为本国企业服务，其次是为东道国企业服务。对于跨国金融企业而言，当这些企业在地理上集中于一个特定地区，将有助于与其有前向和后向关联的产业在同一特定地区的建立，以满足其投入自然资源或中间产品和产出需要。这样金融类跨国公司和它们的客户彼此都能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彼此有密切经济联系的企业集聚的形成，有利于专业信息的传递、接收，可以建立信任感和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活化资源、扩大信息交流、减少不确定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各自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国际直接投资、资本流动的扩大和跨国公司的发展直接刺激了金融企业集群的产生。

(四)金融企业自身的异质性为金融企业集群发展提供了可能

根据企业能力理论，企业是一个特殊的能力知识集合体。企业内生的知识和能力的积累构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其中对企业竞争优势起关键作用的知识和能力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难以被模仿和替代的，因此企业是异质的。金融企业的异质性表现在：不同的金融机构根据特有的生产要素嬗合要求和经营流程路径以及资源管理禀赋进行生产，形成了各自特有的知识能力集聚通道和不相似的核心能力。即使是提供同一产品的金融企业也由于各自的知识生产和配置路径不同积累了各自的能力、经验和技能。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一体化进行的多元化生产的成本特别是不同能力之

间的磨合成本是昂贵的。在金融企业能力不相似但存在互补的情况下，通过企业集群的形式来进行金融交易，有利于企业吸收更多的知识进行创新，有利于协调不同金融企业之间的知识，进而形成鲁特布的“认知范围的外部经济”。也即是说，在需要形成高效率的复合型产品创新时，即金融企业能力不同但需要互补时，采用企业集群的形式将更有利于形成范围经济。

二、金融企业集群发展的外在激励机制

(一)经济全球化加快了金融企业集聚的步伐

全球化趋势对于金融企业的影响，突出表现在金融企业进一步向大都市集中，国际大都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向工业、商贸、金融、信息中心综合型转变；都市用地逐步由工业和居住用地为主向第三产业用地转变；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和传统零售业向城市边缘和远郊转移；规划改造和重构中心商务区，成为国际大都市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和增强经济实力的潮流。而中心城市一旦形成，以跨国公司总部为微观行为主体，以金融中心(或CBD)为空间载体，以全球城市为网络节点，通过资金融通和资本运作来实现资源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并持续带来集聚地及周边地区交易的增长、投资的繁荣和产业的扩张，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政府财政收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断强化该城市的地位和功能。于是在这些城市内部逐渐形成了以商务功能为主导的中央商务区，银行、公司总部、星级宾馆等高层次的现代服务产业比重日益攀升，金融产业及其相关配套产业大量集聚，最终使这些商务区成为全球(或地区)控制中心，促成金融企业集群的形成。

(二)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了金融企业集群的形成

全球化促进了以生产者服务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国际大都市由于具有丰富熟练的人力资源，前、后向联系的机会等优势成为服务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首选地，生产者服务业在大都市形成了强大的集聚效应，并最终导致金融企业集群的产生。莫伦考夫认为，纽约金融企业集群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强大的生产者服务业，它的发展水平主导着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而金融企业的集群式发展又是推动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核心要素。

(三)政府政策行为为金融企业集群的形成提供了支持

虽然金融企业集群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和金融业发展的自然过程决定的，但是由于沉淀成本、不可分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使监管制度和政府政策对金融企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政府政策行为主要用来解决集群的“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具体到金融企业，就是避免区内金融机构恶性竞争带来自相残杀的创伤。因而，政府特别是区域内的地方政府基于本地利益的考虑有动力刺激金融企业实现产品的经营和联合，支持区域内金融企业集群式创新，减少区域内金融机构的摩擦，进而提高本地金融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

(四)城市功能扩张促进了金融企业集群的演化转移

金融企业集群最初总是选择那种在资源拥有、交通区位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的区域；如果在某一个区域或城市的金融企业集群潜力初露端倪的时候，政府可以有清醒合理的定位、积极扶持，那么金融企业集群的规模将得到迅速扩大，其金融集群等级地位很快也会得到提升；当金融集群地位巩固、辐射效应逐渐放大的时候，进驻该区域的金融企业以及与其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将对金融集聚的深度、广度发挥出核心作用；最后，如果要想金融企业集聚效应能够保持并不断升级，吸引优秀的管理人才与专家的参与，将成为关键。可以说这些因素环环相扣，互相影响和促进，共同形成城市功能扩张的基础，进而推动金融企业集群的良性循环。

三、金融企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作用：以上海为例的分析

通过上面对金融企业集群发展动力机制的分析，不难看到，金融企业集群发展有赖于市场的引力和政府的推力。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现代经济背景条件下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更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力作用，通过政府作用的发挥，提升市场的引力；通过政府制度创新，发挥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推动作用，不断缩短集群创新的时滞。

(一)实施金融企业集群良性互动发展战略

以上海为例，由于我国的大型金融机构总部大都不在上海，这直接影响了其金融的竞争力，使上海无法承接大型的国际性金融业务。所以，上海应当发挥现有优势，通过收购、兼并、增资、重组等方式建立本土的大型金融集团，努力培育上海新的跨国界多品种货币金融交易市场体系，从而开拓新业务和新市场，提高上海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首先，树立大金融业的概念，创造金融产业链。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方式，使现有的金融企业形成“合理分工、两极分化”的趋势。对于一些规模大、实力强的金融企业，鼓励其通过整合核心业务、外包非核心业务的方式着重培育核心竞争能力；对于规模小、实力弱的中小金融企业，鼓励其积极进行边缘业务和产品创新，加强与大型金融机构的合作，在互补中增强整体竞争能力。通过大小金融企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国际金融企业集群和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其次，完善金融市场功能，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服务，促使金融企业集群内各金融企业融合发展。建立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之间的协作和沟通机制，形成多种类型金融企业互动发展局面。再次，努力构建大型金融集团并集聚国际金融机构。

(二)加快金融市场的对内、对外开放步伐

金融市场的开放能够吸引多种形式的参与者，增强市场的影响力。目前，上海的金融市场对内对外开放正在稳步推进，但其辐射范围仍比较狭窄，影响力不大。因此，必须通过政府的有效指导，积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金融企业集聚。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利用WTO过渡期结束大量外资金融机构涌入的机会，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具有规划性地引进目前金融产业链欠缺环节的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各地方金融企业之间要加强协商，通过市场化、有偿的利益调节机制和安排达成双赢的格局。特别是在国际金融企业集群的发展初期，上海作为金融集群的核心城市，集聚作用大于扩散作用，省区之间金融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将扩大，更需要加强省区之间政府协商，进一步为长江三角洲金融业的集聚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三)加强金融生态建设

金融企业集群所在地一定是市场秩序良好、经济运行效率很高的城市。建设金融企业集聚和发展的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是加快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企业集群的基础。因此，必须切实加强政府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协调服务，完善集群内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中外资金融机构以平等的竞争条件，形成有利于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发展的市场环境、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E-CBD是新经济条件下金融企业集群的创新

模式，它具有实体金融贸易和虚拟金融贸易的双重结构。它以EDI(电子数据交换)、EB(电子商务)、EF(电子金融)等信息技术为基础支撑，以EM(电子货币)为主要媒介，以国别、人文为地缘标志，通过面向世界的现代化电子金融贸易中央商务区，实现电子化空间转移跨国界的金融服务。构建E-CBD服务平台，一方面可以构筑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加快中外金融机构集聚，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有助于金融企业迅速吸收创新知识，提高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上海金融业的科技含量；另一方面通过推进金融信息化，加快社会征信系统建设，不断优化发展环境，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为上海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创造有利条件。

(四)鼓励金融创新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最重要源泉。金融企业集群区别于单一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根本优势就是网络创新优势。创新包括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在把握国家宏观改革方向的基础上，上海要进一步试点、创新开放金融业的制度安排，大胆探索和试用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新品种、新手段，为金融业的发展开创道路。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推进金融产品创新，根据上海现有的优势和条件，积极推进金融离岸业务、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等金融新产品来拓展金融渠道，提高金融流量，这有利于吸纳大量境内外资金，吸引大批国内外金融机构入驻上海，也有助于为金融企业集聚打下基础。

(五)加快金融企业集群发展所需要的配套产业发展

社会资本是人们在长期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共同遵守信任机制和社会规范，以及默认的知识交流和学习机制，社会资本的培育对于金融企业集群根植性的培育具有积极意义。社会资本既包括金融企业集群发展所需的硬件条件，又包括集群竞争力提升所必需的软件条件。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在金融市场结构、监管体系建设、基础设施硬件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但在金融支撑的软件发展上仍然存在较大的欠缺，特别是在金融人才吸引、金融法律、信用体系建设、信息咨询、评估机构建设上还较为落后。因此，政府应该着眼于金融企业集群的长远发展，合理规划金融业的配套支持产业。一方面通过建立专门的人才基地，加大对人才的培养，不断为金融企业集群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逐步推进金融产业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通过适当优惠的政策措施，积极鼓励国内外知名中介咨询服务机构入驻，对核心金融产业发展形成有效的支撑。

(六)完善监管体系，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

第2篇：政治发展的动力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保险发展；协整；预测

中图分类号：F240；F2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3.1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3-26-03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第三产业异军突起，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金融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支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保险业作为金融业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考察理应成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Ward、Zurbruegg(2000)研究了OECD 9个成员国保险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不同国家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不一样。谢利人（2009）同样从C-D模型出发，指出财产险保险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相反，人身险保险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饶晓辉、钟正生（2005）基于VAR模型提出经济增长才是促进保险发展的原因。孙健、张春海（2010）也提出经济增长是保费增长的主要促进因素，但是保险发展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不显著。以上观点皆是来自于对全国保险市场的观察，对地方保险业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仅有张连刚、李兴（2008）的《保险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成都市的实证分析》，高树棠、周雪梅（2009）的《甘肃省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和任善英（2011）的《青海保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等为数不多的几篇。

广东省作为中国保险第一大省，目前以香港的保险业作为赶超目标，以发挥保险业为经济良好运行保驾护航的作用，提升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本文以广东省作为研究案例，分析经济大省广东的保险业与经济增长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二、实证分析

1.指标及数据选取

为了研究广东省保险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本文采用保险密度作为保险业发展指标，以人均GDP衡量经济增长水平，选取《广东统计年鉴》1985年至2010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为了消除数据波动和异方差性，对保险密度和人均GDP数值取对数后再进行实证分析，分别记为ln ID和ln GDP。ln ID和ln GDP关系如下：

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推移，ln ID和ln GDP序列具有相同的趋势特征，说明两者在长期具有强烈的相关性。

2.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虚假回归对时间序列分析结果的影响，采用ADF检验方法对序列做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注：（C，T，K）表示ADF检验方式是否含有常数项、时间趋势项以及滞后期数，I(1)表示在5%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该序列为一阶单整。

结果表明，ln ID和ln GDP序列的原序列是不平稳的，只有经过一阶差分后才拒绝非平稳的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过程，故ln ID和ln GDP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序列。

3.协整检验

对以上一阶单整序列，选取ln ID做为自变量，ln GDP作为因变量，做回归方程：

作为对比，选取ln GDP作为自变量，ln ID作为因变量，拟合回归方程：

从回归结果来看，两个方程的R2=0.975876，意味着回归方程具有十分良好的拟合精度和显著性。上述两个方程的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下：

方程（1）的ADF值为-2.510小于5%的临界值-1.955，即残差序列具有良好的平稳性。同样，方程（2）的残差也没有单位根，二者都是零阶单整。根据上述检验可以判定，所选取的变量数据具有长期协整关系，所拟合的回归方程具有现实的经济意义。

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上文得到广东省保险密度与GDP的长期均衡关系，为了判定二者间内在的相互推动关系，需要进一步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最优滞后期为6，表明自1985年以来，保险业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而GDP增长对保险业并无明显的推动作用。

5.误差修正模型

在上文中，协整结果和方程证明了广东省GDP与保险密度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但是这种长期稳定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中不断调整的基础上维持的。根据Grange（1987）的表述定理推广，对于协整的人均GDP与保险密度，其短期非均衡关系总能由一个误差修正模型表述。另一方面，方程（1）的DW值较低，存在正的自相关。为此，笔者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剔除协整方程中存在的自相关问题。采用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经过多次筛选建立如下误差修正模型：

其中，Δ表示一阶差分，ecmi-1为误差修正项。结果如表4：

各变量的T统计量对应概率值均小于5%的显著水平，说明方程系数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质。DW值为2.1988接近于2，可知残差不存在自相关，模型的统计检验效果良好。由模型参数可得：在短期内当保险密度上升1个百分点时，人均GDP将上涨0.14个百分点，误差项的修正系数为-0.254395，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6.基于VAR的动态预测模型

上文整理得到的协整方程揭示了ID与人均GDP之间的因果关系，笔者在求得方程的基础上采用VAR动态预测模型模拟2011年到2020年lnID与ln GDP的数值， VAR动态预测模型如下，根据AIC及SC最小化原则选择滞后期为3的模型，则可得：

利用建立的VAR进行动态预测：

（1）对1985-2010的动态模拟结果为：

（2）利用上述VAR模型对lnID及lnGDP未来9年数据进行动态预测，可得未来9年lnGDP与lnID趋势图为：

将lnGDP和lnID转化为人均GDP和ID的绝对数，即二者未来9年的预测值如下：

由图所示，lnGDP动态预测值与lnGDP回归预测值基本吻合，因此，VAR动态预测模型模拟的数值具有可取性。

预测模型下2012-2020年lnGDP和lnID的发展趋势趋于一致。但是二者的距离几乎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动。在预测模型中，GDP在未来9年的增长速度约为8%，这符合中国在未来9年内放缓经济发展的预期，因此动态预测模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根据动态预测模型，未来9年中广东省保费收入仍能以每年平均11%的速度发展。这说明若广东省保险业按照当前的模式继续发展，只能保证保险业的平稳发展但无法缩小差距，相应的经济地位无法得到提升。如果保险行业能够不断创新品种，改变发展模型，那么保险行业一定能够增强保险渗透力，以超过11%的速度发展，从而增大对GDP发展的贡献。

三、结论

本文对广东省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进行了实证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广东保险业的发展长期内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大于短期内的推动作用，即在长期内广东省保险密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GDP平均增长0.63个百分点。在短期内保险密度上升1个百分点时人均GDP将跟随上涨0.14个百分点。这反映保险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在保障社会经济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广东省的保险行业对经济发展贡献的系数有待加强。

第二，广东保险业基础薄弱。保险业起步低，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较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广东省的保险业ID增长的速度一部分源于其起点低，理应具有更快的速度才能缩小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距离。

第三，根据模型的预测值，广东省在未来9年保险密度和人均GDP的关系趋于良性的发展，无论是目前或未来，保险业的发展都将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广东省保险业要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就必须在已有政策和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增加品种，增强对GDP的渗透力，这样才能更加有力地促进GDP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饶晓辉、钟正生.保险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5,(08).

[2] 曹乾、何建敏.保险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 理论假说与实证研究[J].上海金融,2006,(03).

[3] 谢利人.保险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07, (10).

[4] 张连刚、李兴蓉.保险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成都市的实证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8,(02) .

[5] 高树棠、周雪梅.甘肃省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04).

第3篇：政治发展的动力范文

    时间: 2003-4-18  作者:李景鹏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就逐渐地被提上日程,并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人们都希望政治体制改革能够进展得快一些,最好能走在经济改革的前面,至少也能和经济改革同步进行。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呢?一般地说,促使人们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大约有如下的一些因素:第一,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怀。生活本身的经验告诉人们,好的政治体制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保障,而不好的政治体制则会成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要想使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就要通过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而要想使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顺利地进行,就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好的政治体制。第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不满。人们通过横向的比较(主要是知识分子)会感觉到我们的政治体制在结构、制度、程序、运行机制方面不完善、不理想。为了追求更理想的政治体制而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第三,对社会生活失序状态的不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社会生活秩序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转变,原有的秩序逐渐地瓦解,而新的秩序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从而产生了社会生活的失序状况。而在这种失序中最为严重的就是政治腐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们便寄希望于政治体制改革。第四,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状况不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眼界的开阔,人们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应该享有的政治权利便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人们就会深感现有的政治体制的不理想、不完善,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五,对某种具体的不良政治遭遇的感受。在平时的政治生活中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以及政治腐败等原因,往往使人们遭遇到一些不公正的甚至是伤害性、灾难性的对待。当人们在反思这些遭遇时便会产生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等等。正是这样的一些因素才会把人们引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和期望。但是,当人们开始关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人们便会陷入矛盾之中:这就是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愿望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严重滞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就说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单单有愿望是不够的。要想使政治体制改革真正能够向前发展,不能靠愿望,而要靠动力。因此,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问题乃是弄清楚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寻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契机的根本性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从道理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首先应该来自广大的人民群众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其次是来自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从现实生活来看,则情况要复杂得多。为此,我们就需要了解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的特点。由于我们的起点是全能主义的政治体制,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不论来自何方,最后都必须经过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地采取一系列放松政治控制或改变政治控制的重大的措施,才能真正实现。而放松和改变政治控制,则具有很大的风险性。我们知道,一种政治体制就是一种政治控制体系,政治控制体系要想正常地运转,必须在控制主体和被控制对象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而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要在某种程度上放松控制,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放松控制所形成的局部的不平衡来建立适应新体制需要的新的动态平衡。如果由放松控制所引起的局部不平衡没有建立起新的动态平衡而是造成整体性的动态平衡的破坏,那么就会产生政治动乱甚至会使原有的政治结构发生解体。这对于当权者来说是灾难性的。因此,即使是具有改革理想和抱负的领导者也不会愿意去冒这种风险。其次,政治体制改革也会与各级领导层的既得利益发生矛盾。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大调整,或者叫做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掌握权力的各个机构的利益的再分配。作为各级当权者来说,原有的政治体制是同他们所掌握的一定的权力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权力本身就是利益而且是更大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向着放松控制因而是减少权力的方向转变,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使当权者丧失权力和利益。而上述的风险性本身也是一种重大的利益风险。因此,对于那些具有改革抱负的领导者来说,改革的实现最好是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它们一方面会使领导层感到风险很小,另一方面又不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但是实际上这种理想的状况几乎是不存在的。在现实中政治改革从来就是有风险的,而且是会损害领导层的既得利益的。因此,政治改革对于各级领导层来说,从来都具有被迫性。面对政治体制改革,各级当权者往往既不敢于也不愿轻易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各级当权者自觉自愿地、积极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现实的。正因为上面这两种原因,便造成各级当权者对政治体制改革缺乏动力的状况。但是另一方面各种政治体制改革又必须通过各级当权者才能实现。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便只能来自外部的压力了。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的:即如果不改革,则会冒更大? 姆缦蘸蜕ナЦ蟮睦妫庋凇傲胶ο嗳ㄈ∑淝帷钡男问浦拢母锉阌锌赡鼙黄鹊厥迪帧R虼宋颐蔷托枰芯空庵帧傲胶ο嗳ㄈ∑淝帷钡那榭鋈绾尾呕岱⑸渴鞘裁囱男问坪土α坎呕嵬贫庵智榭龇⑸?/P>

    在了解了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特点之后,我们就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两种可能的动力会如何造成改革的形势。如上所述,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动力应该来自人民群众对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即人民群众对政治存在的不满。政治体制对每个个人来说,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环境,从而也就关系到人们的政治存在的问题。所谓政治存在是指人们的政治要求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政治环境不能满足人们的政治要求,人们就会对自己的政治存在产生不满,这样就会生长出改变政治环境的要求。这就是来自人民群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由于习惯势力等等的影响,人民群众在和平发展的时期对于政治存在很少提出异议,即使产生不满,也很难表现为明确的改变政治体制的要求。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人们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才会逐渐转移到政治存在上来。那时人们就会对政治存在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转化成为改革政治体制的动力。所以,在和平发展时期,人们的政治改革的要求是要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才能提到日程上来的。这就决定了来自人民群众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的动力是很不容易成长起来的。完全指望这方面的动力的成长,政治体制改革恐怕就要被推到遥远的将来去了。因此,要想使这种要求变成真正的动力而造成改革的形势,则是一个非常曲折、艰难而且需要长期酝酿的过程。

第4篇：政治发展的动力范文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考试方式改革 动力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方式改革的外部推动力

1.社会环境不断变化促进课程考试方式不断改进

国家、社会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需求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改革的外部动力。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时代环境,不仅对传统社会生活得改变巨大,而且对传统观念的冲击也是深刻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迎接全球化、网络化浪潮下,既吸收外国优秀文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又防止和消除西方精神文化垃圾腐蚀,抵御“西化”“分化”的图谋,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历史性课题。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来说,随着时代背景的不断变化,这就需要我们适应在新形势下不断进行改革以适应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教学改革,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2.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持续发展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方式改革奠定科学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些关于指导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文件,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经过3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较快发展,如学科由分散到整合、由弱小到盛大,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相对明确的研究方法、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比较合理的学科结构;完成了覆盖面广的学科点布局,建构起了完整的从学士、硕士到博士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老中青相结合的、具有较高素质的专兼职的学术队伍;同时,学科建设成果又有力地支持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注意不断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经验,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面临的新问题,提出相应的教育对策与理论,公开发表或出版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专著,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教材体系。思想政理论课的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方式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学科基础并促使课程考试不变改革,以适应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方式改革发生的内在动力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方式改革的动力源不仅来自于外在动力,更是内在动力作用的结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内部矛盾运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是在解决各种矛盾中不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从而推动考试其自身的发展与进步。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过程中各要素的内在矛盾主要有:

1.学习主体与管理主体对考试不同需求之间的矛盾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中,如何满足管理主体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的特殊要求的同时,又与满足大学生思想政治发展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就是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方式改革的基本动力。

在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方式暂时还无法充分满足大学生多样化思想政治发展需求,还需要不断进行完善。一般而言,大学生都有思想政治理论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需求,但由于个体差异性的存在,其要求也具有多样性。正事由于这种多样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统一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性质与大学生思想政治发展需求的关系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管理主体希望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考试过程中更为关注大学生的政治倾向性,而就大学生从个体而言,则更多关心自己的能力发展,他们虽然也关心政治,但更多是具体的政治现象和事件。由此可见,管理主体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的要求在满足大学生多样化的政治发展需求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积极地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方式改革,以不断满足大学生思想政治发展需求,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2.管理主体与教育主体之间对考试不同需求的矛盾

虽然教育者在考试这一实践活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教育者要通过课程考试这一手段去考察大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具体学习情况,但是其自身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需求的领悟,也有一个不断学习、理解的过程。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中,教育主体自身的思想理论水平、专业知识是否能以承担整个考试活动会使考试效果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教育者是否充分把握管理主体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的要求,并在考试过程中严格执行。现阶段“在考核的具体组织和设计过程中偏重于对知识点的强记和对理论体系的掌握,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政治思想实际状况和品行的考察。”只有当教育者以一种积极地态度不断对考试具体效果进行反思改良与管理主体对课程考试要求达到一致时,才能进一步推动考试方式改革的发展。

3.教育主体与学习主体之间对考试不同需求的矛盾

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学习主体对教学主体在满足管理主体的要求,所实行的具体考试方式的是否接受。思政课教育教学的实效性是通过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高低和行为选择来评价的,但根本的检验离不开学生的行为表现。学习主体接受考试的愿望和要求的程度直接影响着考试产的效果,如果对考试产生反感情绪,则使考试本身相应的激励作用在他们那里难以生效。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中,教育主体和学习主体的矛盾性质和发展程度,决定和制约着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的基本效果。一般来说,两者同一程度愈高,效果就愈好,考试目标的实现就愈顺利;当两者处于尖锐对立状态时,就必然影响考试效果。但是差异和对立只能在过程中才能逐步淡化或消除。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考试改革的过程,正是要在教育者与大学生之间通过双向矛盾运动来逐步消除矛盾,以达到统一。

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矛盾推动着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不断地向前发展,没有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内部的矛盾斗争,外在的推动力就不可能发生作用,当内在矛盾促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方式不断改革的时候,外部推动力又可以加快或者延缓这个过程。而这些最终促使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考试方式的不断改革,以适应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杨立英,曾盛聪.全球化、网络化境遇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6.

[2]吴琼.文本到人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换研究[D].复旦大学,2007.

第5篇：政治发展的动力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　企业文化　和谐

一、引言

思想政治工作历来是党的事业中的一条重要战线，被誉为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作用。而企业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全体员工在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并共有的一套观念、信念、价值观、行为规范及制度安排等，主要是指企业内部成员的共同价值观体系。企业文化建设是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根本指导思想的，只有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给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带来广泛深入的发展契机企业文化建设也只有在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指导下，才能在我国企业中真正开花结果。

二、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和谐文化建设的向导

要保证我国企业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必须发挥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思想政治工作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大局出发，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保障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只有坚持企业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才能解决好价值观这一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保证企业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企业的一项系统工程，它的培植、塑造和强化，需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和改进来予以保证。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把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和中心任务，贯穿到企业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同时，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制度的进一步确立，企业不断改革、发展的每一步，都会出现很多具体的、实效性强的、涉及稳定与和谐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单纯的企业文化的作用是不能实现的，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认识客观环境、解决思想问题的有力工具。

此外，一些企业为了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盲目追求眼前利益，损害了企业的长远利益，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引导、教育广大企业主和员工明确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明确在生产经营中对社会负责、为人民服务、向社会奉献的职责。在企业和谐文化建设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可以保证企业生产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但是要讲究正确的经营之道，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起来，反对只顾本企业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歪门邪道。

总之，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能保证企业和谐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一贯的优良传统，历来是我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思想武器和重要法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重了。

三、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和谐文化建设的动力源泉

思想政治工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提供强大的动力和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巨大功能，就是激励人的干劲、发掘人的潜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始终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这是对我党历史经验的一个重要结论，也是对思想政治工作战略地位和功能的科学概括。

企业和谐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企业文化，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企业中的每一个员工。员工是企业生产和生活的主体，是企业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有潜能的主导性因素。广大员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正确与否，思想觉悟、道德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他们作为劳动者的基本素质的优劣，关系到他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员工的热情高低，参与能力强弱，积极性的高低都会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和谐企业文化的建设起着决定性影响。而员工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通过引导员工的思想和充分发挥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企业的一切积极因素，提高企业员工的思想政治素质，保证企业高效率运转，促进市场竞争力的提高，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企业的生产和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源泉。

四、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和谐文化建设的支持和保证

企业文化是一种“舶来品”，传入我国的时间还不长，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特别是对企业文化的研究还很少，因而，更需要由一支强大的骨干组织来维系、协调、推动和建设。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我国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发展中，形成了一支政治觉悟高，业务能力强的政工队伍，这支队伍在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等方面工作中有着优良的传统，在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熟知企业员工的心态，占有的信息量大等。同时，经过长期的工作实践，这支队伍素质较高，工作方法也较多各方面都比较完善，是一支远比企业文化建设网络要严密有力得多的队伍。因此，依靠这支队伍，充分重视和发挥政工队伍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骨干作用，能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建设有一支强大的生力军，从而促进企业文化建设取得更好的发展，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结束语

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党的以来，思想政治工作在为经济建设服务，保证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推动企业深化改革，促进企业全面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企业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要坚持做到以发展促进和谐，以稳定保证和谐，以企业文化孕育和谐。

参考文献

第6篇：政治发展的动力范文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理念 制度  

    一、理念的渊源与复兴  

    说到“理念”的历史渊源,不得不提到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中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柏拉图。在他看来,“理念”是离开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是永恒不变的,是普遍、绝对和必然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了批判与继承,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理念理解为推动知性产生到超越经验的纯粹理性;黑格尔在《小逻辑》里将理念称为“自在而自为的真理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1];……等等。在上述历史线索中不难看出,“理念”一词在唯心主义学派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其内涵也随着唯心主义的发展不断地丰富起来。  

    随着近代辩证唯物主义的兴起并逐渐成为哲学主流话语,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物质世界”,强调其对“意识”的决定性作用,拒绝那种超越物质世界而存在的“理念”,从而“理念”一词在学界研究中也走向了落寞。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闯入了人们的视野,其中影响较大的建构主义站在相对主义的哲学立场上重新强调了主体认知的重要性,力图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进行解释与分析,这为“理念”的回归带来了新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首先在政治学科中的国际政治关系研究方面占据了主流地位,之后,很快蔓延到其它的政治分析领域,形成了政治学科的建构主义模式;其核心思想认为决定政治结果的既不是观念也不是物质因素,而是观念与物质因素间的互动对政治后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理念路径的基本模式  

    在理念路径中,其核心问题就是理念如何影响政治行为。它认为,政治行为既是行动者的动机、利益和偏好相结合的产物,也是环境提供机会及限制约束的复杂后果。这种观点被认为有着很大的进步性,其把动机、利益和偏好都当成了变量,这与政治现实更为切合。进而,它阐述了理念路径的核心分析点对政治现象中的“利益”概念进行了重新认识。它强调利益分为两个层面的,一是客观的利益,二是主观对客观利益的认识,并且这两者在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那影响政治行为的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对此,科林·海在唯物主义“背景物质利益行为”[2]的解释模式基础之上,发展了一种“背景‘现实’或物质利益对物质利益的认知行为”[3]的建构主义模式。虽然这种模式更符合实际政治生活状态,但其最为明显的不足之处是必须借助其他变量才可能阐明理念对行为的影响机制。在这种背景之下,处于政治学科研究前沿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力图把理念与制度结合起来。 

    三、理念与制度的结合  

    就目前来说,理念与制度的结合主要沿着三条线路展开。第一,理念在制度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线路分析了理念是如何转变成为有形制度的,对此旧制度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转变成了制度设计就是最好的释例。第二,理念在公共协商、对话、主体际的沟通以及集体认同中的作用。这一线路阐述了理念对政治行动者的偏好、利益观、价值观等发挥着决定性的形塑作用。第三,理念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这一线路有效地解释了制度变迁中的动力问题。通常情况下,理念与政治制度绩效之间会存在一定的“摩擦”现象,这是政治制度变革的直接动力。亨廷顿在1981年的《美国政治:不和谐的许诺》中指出:推动美国政治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是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绩效之间存在着摩擦,当两者之间的距离非常大的时候,它就能推动制度变革,向政治理念倡导的方向发展[4]。具体来说,首先,理念通常描绘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未来状态,它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差距激励政治精英进行政治变革,并为政治变革提供了行动“蓝图”。然后,在制度变革的“前夜”,既有政治制度出现“去功能化”倾向,它们无法再为政治行动者提供稳定的预期,在这一时间序列里,理念具有替代制度以减少不确定性的功能。最后,在理念的进一步细化下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对原有的政治制度提出全面挑战。在上述的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随着旧的政治制度合法性的丧失,理念为新的制度设计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理念对政治精英行为的约束和对政治生活的有序性的维护,诠释了理念引导下的制度变迁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第7篇：政治发展的动力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机制;挑战;创新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一论述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引导当代大学生、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已成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当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面临的挑战

1.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给大学生带来巨大的冲击

随着我国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日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日益多样化,就业岗位、就业形式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这些变化给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带来了多样化的挑战,加上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甚至会引发自由主义和分散主义,从而不可避免地对处在思想定型期的大学生以巨大冲击。

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人的个性自由发展,但也造成一部分大学生集体主义观念淡薄、纪律性差、社会公德缺失,产生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市场经济以追求利益为核心,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市场主体的价值判断趋向实用化、功利化。这种现象反映到大学生身上就是实用主义,造成大学生不注意自身全面素质的提高,缺乏长远利益考虑,缺乏远大理想和信念,当前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存在迷茫、困惑、郁闷的思想状况就根源于此。

2.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影响

计算机与通信的结合、信息高速公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使人类从工业社会跃进到信息社会,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也势必对现行的大学生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对象、范围、环境都将因高科技手段的运用而发生重大变化。

互联网犹如一把无形的双刃剑,在给人类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带来根本性变革的同时,也带来了传统社会所无法预知的深层负面影响。大学生可塑性较强,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面对信息爆炸、知识激增、科学飞速发展的挑战,大学生所承受的影响和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在动态的、高速流动的信息社会,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3.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拓展、学生话语的变化,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面临新的问题

从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的功能来看,可以分为保证功能、导向功能、激励功能、调节功能、育人功能、凝聚功能、转化功能、协调功能、开发功能。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般突出政治整合功能和道德规范功能,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除了传统的教育功能以外,思想政治教育还要强化能力塑造、思想解放、创造力发展等新的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也要发挥新功能,注重大学生的生涯发展、创新能力和创新理念的形成。

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能进入大学生的话语体系中,就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过程中,要实现话语的转换,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更符合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机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过程中,要做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就必须加强教育机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弄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机制与教育的内容、方法和原则的关系。

1.从教育的内容来看

有效的思想教育首先依赖于教育内容对大学生的吸引力,缺乏这种吸引力就无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向往和接受,无法使其真正在心中树立起来。就理论本身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内容是对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道德、心理诸方面的要求,是其教育目标的具体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内容是全面的、广泛的、具体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实际越契合,教育效果越好。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过程中,不仅要加强理论建设,追求理论形态的完美,同时还要紧密结合实际,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现实生活的具体指导意义,在认识和处理现实生活问题时为大学生提供科学的思路和方法;直面社会矛盾,针对大学生思想上的困惑和疑问,深刻分析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和问题,用现实生活中的事实来检验它、充实它,才能使大学生深切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与现实生活密切关联,又与现实生活中的事实相符合,从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亲和力和吸引力。

2.从教育的方法来看

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为完成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在对教育对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切方式、办法或手段的总和。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联系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和方法的中间环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实施通过机制体现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思想政治教育规律通过机制制约着方法的实施。

如果方法得当,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中的各个环节、各个要素之间才能更好地相互配合,更好地发挥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正面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社会中的负面影响仍然很大,只有通过方法创新,建立起主体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加强间接教育和德育实践活动,才能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引导和统领作用。

3.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来看

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诸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它是一个由基本规律和具体规律组成的多侧面、多层次的体系。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受其规律的制约,同时也通过实践活动生动、活泼地展示其规律性。探索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性,协调各要素的关系,才能使思想政治机制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4.从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来看

思想政治教育原则,就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和关系必须遵循的法则或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必须遵守的准绳,可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性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益,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重要内容,认识和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明确工作的目标和依据,从而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机制的创新

1.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机制

(1)加强学校和社会、家庭的联系,拓展主体范围,扩大正面影响。学生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深受社会、学校和家庭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所以在教育过程中要加强学校和社会、家庭的联系,扩大正面影响,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

(2)建立全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面育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全员教育机制的主体不单单是高校教师,社会全体成员和各职能部门都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而存在。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发挥包括学校党政领导、专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教师、教辅人员、后勤人员及党团组织、学生会的作用,纳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中。

2.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形成机制

要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满足学生成长需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教育的内容必须贴近学生生活,符合学生成长的实际。教育对话能够进行,教育的效果才可能实现。当代大学生个性突出,时代性明显,要实现与学生的对话与交流,就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尤其是实现“中央文件―学术话语―教学语言―日常话语”的转换,这样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深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走出校园,用现实的、生动的人物和事迹来熏陶、教育学生,让学生在社会现实中学会分析判断,辩证地看问题,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能力。

3.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力机制

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力,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弄清学生的思想实际,倾听学生的呼声。根据学生的需要来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实际上是把发动动力给了学生, 即学生需要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根据。

在把握学生需要的情况下,根据社会需要来确定教育内容。在确立内容的过程中,把学生需要纳入其中,既是使教育具有针对性,也会增加它的实效性。其实,这样的动力机制,实际上就是把学生思想中的问题要求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当中。动力机制和内容体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动力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形式,而内容则反映着事物的本质。从外在的形式开始即从动力机制开始,自然走向内容机制的改变,这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力机制建构所要达到的目的。

4.思想政治教育的介体机制

新技术的出现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挑战,也给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造性提供了可能。加强介体机制的研究,用新颖的方式、方法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创新介体机制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创造性,发挥大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如参考开心网、人人网的特点设计出学生更喜欢的方式、方法。

参考文献:

[1] 张耀灿,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 张耀灿等.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第8篇：政治发展的动力范文

【摘要】教育在国家在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教育是实现政治革新，制度运行的动力和准备，是实现经济转型，科学发展的基础支撑，是实现文化变革，军事奋起的基础，本文综观古今，从多个方面阐释和论证了教育的重要性。

教育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体现的前瞻性和基础性作用，教育是实现政治革新，制度运行的动力和准备，一国政治之革新，制度之运行必先始于人心，而终于制度，人心之于制度犹灵魂之于肉体，马达之于机械，而人心之塑造决定于教育，徒有制度的革新而无人心之教化，则制度亦如行尸走肉，不足以自行，一种政治制度的合理运行，无非是依靠两种力量：一是外在的监督，外在的监督则依赖社会上下形成某种政治观念的制度的共识，有了这样的制度的共识，社会上自然会形成相互监督的氛围，保证政治制度的运行。二是内在的自觉，制度参与者的内在的自觉是各种制度得以运行的动力和基础，而这种内在自觉的形成首先依赖于对制度的信念，有了这种信念则制度得以充分的运转。

以法国为例，18世纪后期，法国爆发了大革命，了君主专制，虽然其中有所反复，但最终在三年内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法国大革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成功并建立了运行良好的共和政体主要得益于之前法国启蒙运动对于人民大众的教育和启蒙，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思想巨匠将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民主自由等理念传播到了全社会，教育了大众，使民主自由等资产阶级理念成为社会的共识，群众的信仰，由此成为封建专制，建立资本主义共和政体提供了支点;从我国的近代历史来看，教育也是政治革新的先导，中国近代近百年的奋斗史，是由于思想传入中国而变得面貌一新，我党早期的先驱，办刊物，办报纸，组织工农夜校，这些都是思想教育的先导，这为后来我国实现，建立人民民主国家的思想前提。故教育应当为政治革新，制度运行提供动力和准备发挥先导性的作用，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思想多元化，但是要保障我国的政治体制正常运转，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宣传，在全社会形成对我国现行国体和政体的信念和共识，凝聚人心，形成制度合力，推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完善。

教育是实现经济转型，科学发展的基础支撑，同样的道理，一国经济之转型，科学之进步必先调整教育的结构和内容，国家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必须依赖于各行各业大量的人才，一切经济生产的部门都要依赖于各个环节的高素质人才，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透过教育改革，培养大批与实务经济部门接轨，同时符合国家顶层经济战略的人才是经济发展转型的当务之急，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历程中，从轻工业生产转向重化工工业的生产是往往需要培养，引进大量的科研人员，工程师，技术工人，这些人才是其实现工业化的基本动力，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讲，无非有两大战略，一是传统产业赶超战略，在传统的工业生产部门，如钢铁，石化，造船，汽车等，我们应当在教育中加强科研和技术人才的培养，提高整个国民的动手能力，加大的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投入，从生产的源头确保生产出高质量，多功能的产品。二是新兴产业领先计战略，在新世纪，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等新兴产业成了经济的新增长点，经济发展转型离不开创新，唯独创新才能超越，这就要求我们教育上一定要培养创新型人才，保证我国在各个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以德国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原因何在，两国教育不同使然，根据史书的记载，在17世纪前后，德国人的生活格调很粗放，喜欢酗酒，无论什么事情都欢天喜地缺乏节制，但100多年后，勤奋、秩序、节俭，崇尚劳动却成了德意志民族的代名词，在这100年终，德国社会各个机构，努力发挥教育宣传的作用，大力弘扬勤奋，节俭的美德，各个社会阶层以努力工作为荣，由此换来了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迅速的发展，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国;同样的例子是当今的美国，美国一向在教育中鼓励创新，强调奋斗，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能够在多个全球前沿行业保持领先的原因。当下我国经济处于转折点，蓄势期，初步工业化的人口红利基本上结束了，面对环境保护压力增大，通货膨胀加大的压力，如何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支点在教育，为重工业化部门培养输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是目前工业化道路的当务之急。

教育是目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维发展的必要先导，培养大批既与实践接轨，又具备前瞻性目光的爱国主义人才是解决当下一切改革发展问题的源头。

第9篇：政治发展的动力范文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地位

    把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地位才能深化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理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处于教育基本要素的地位。任何事物都是由一定要素组成的,事物是各种要素的集合体,且要素之间的地位是不同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要素构成的,是各种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集合体。如前所述,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构成要素,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由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对象、队伍等要素组成。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不是一般的要素,它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素。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首先要有教育者、对象、国家和社会的要求,然后围绕这三个基本要素才能衍生出教育目标、内容、方法和途径等要素,目标、内容、方法和途径等都是教育者在一定国家和社会的要求下,并结合对象的身心发展特点、面临与存在的问题以及成长发展的需求等编制或选择出来的,因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素,构成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骨骼。没有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就没有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没法规制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要素。确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基本要素地位,才能给予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以重视和关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处于教育的指向中心地位。对象不仅是教育的基本要素,而且也是教育的指向中心。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指向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教育活动中采取的方式方法,对教育者的道德品行、业务素质和技能技巧的要求,以及教育目标和内容的设定与调整等,都是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为中心展开的,都是为了让对象认同、接受和实践由国家和社会提出的教育内容要求,都是为了使被教育者养成自身成长发展所需要的并与教育内容要求相一致的思想品德。可以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教育的中心指向,一切教育活动都是为了或能够促进对象自身的思想观念、行为实践以及道德品质的转变、提高或养成。实际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对象为指向中心,还在于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对象养成国家和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这就要对其进行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教育引导,因而对象应成为教育指向的中心。目前,人们关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指向中心的意识相对较弱,并没有集中应有精力去服从服务对象的教育引导。

    人们往往热衷于教育的表面形式,而忽视了对象的中心指向,为了追求教育活动的形式,而失落了教育活动本应该指向对象心灵深处的职责和使命,因而厘定对象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指向中心的地位具有现实意义。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处于教育内在动力的地位。从动力系统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变化是由内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说国家和社会要求的变化和调整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变化的外在动力,那么,对象的发展变化则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动力。对象可以且能够成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动力主要表现在:第一,对象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可以推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发展。例如,在教育过程中,对象认识到教育内容对自身成长发展的意义,就会主动地接受并把教育内容转化为自觉追求,从而推动教育活动的深入发展。第二,对象身心的成长发展推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变化和调整。例如,处于中学阶段的对象身心发展特点和面临的问题不同于小学阶段,这就决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对象身心的特点、发展需求以及面临的问题等不断地作出调整和变化。第三,不同时期的对象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不同的要求和任务。社会在发展,个体也在发展,不同时期不同年代的对象具有不同的思想观念、行为特点和发展任务,因而不同时期的对象可以推动教育目标、内容和方式方法的革新和变化。例如,处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对象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就会不同以往,甚至同处于新时期的对象因年代不同也会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对象变化推动着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做出调整和革新。目前人们虽然意识到应根据不同时期的对象特征进行调整和变化,但却很少能根据对象的不同身心特点、发展需求与面临问题不断地去调整以及整体构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因而必须客观全面地确认对象的动力地位。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处于影响教育整体面貌的地位。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不同于其他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同时,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素、指向中心和内在动力,这就决定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必然会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面貌产生影响。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身心基础、发展需求、行为特点和面临的问题及其学段呈现,也必然决定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以及方法方式的特色。同时,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本质、规律和特点也必然决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阶段性、发展性、系统性和奠基性等特征。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对象的身心阶段进行施教,必须满足对象的发展需要,必须整体构建教育体系,必须为对象未来的成长发展负责。这些都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独有特征,也是区别于其他领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标志。其他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将因对象不同而不具备这些特征。可以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面貌就在于它的对象不同于其他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对象,在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独特本质和发展规律。在现实中,人们很少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维度来理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面貌,也就不易找到把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纽结”,因而必须开显与确证对象处于影响教育整体面貌的地位。以上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客观地位。还可从主体性上涉及对象的地位。第一,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人,就会有人的主体性。只要是人,就会有计划性、目的性和主动性等主观能动性,对象在教育中就会因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具有主体性地位。第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人,就应有人的尊严和待遇。人要有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安全等权利,教育过程应遵循基本的伦理价值规范,因而对象因应享受到尊重、平等和爱护的权利而具有主体性地位。第三,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地位还体现在自我教育的特殊现象上,对象在教育过程中或以后,能够根据国家和社会的相关要求与期待,自主地进行思想品德的自我修养和提高。因此,把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地位要把主体性原则贯穿和体现于其地位的理解和实践中。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价值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价值是指对象本身之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及其要素存在与发展的满足关系或效用关系。(一)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具有教育活动的咨询和参与价值教育活动的咨询价值是指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能为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所需的有关信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具有的相关信息能满足教育活动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当然这里的所谓咨询只是一种比拟,咨询价值是通过开展教育活动读懂对象实现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也期待着人们开展教育活动时能通过各种方式去理解和把握其身心特点和发展要求。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无论是自身还是外在的要求都需要去搜集和获取对象的信息,把握对象的需要和存在的问题,理解对象的身心特点和年龄特征以及学段任务。教育活动去读懂对象的过程就是对象获得咨询的过程,而对象被读懂就是自身咨询价值的现实化。这种咨询的过程及结果反过来也可增强对象参与教育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环节就是让对象在教育者的引导下去积极地参与教育活动,认同和实践相应教育内容要求。没有对象对教育活动的参与,就没有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对象参与教育活动的积极性,就没有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进行。对象对教育活动的参与是全方位的,既包括认知、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的参与,也包括理想、信念、价值观等个性心理的参与。正是对象之于教育活动参与价值的充分实现,才使教育活动深入对象的心灵深处,构筑起对象的精神世界和人生取向。因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既有教育活动的咨询价值,也有参与价值。(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具有教育者的情感寄托和回应价值常言道:“孩子是家庭的希望”。因为孩子寄托着家庭的情感期待,孩子具有希望的价值。同理,教育者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也会产生情感期待,且就总体性质而言,教育者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情感反应是积极而充满关爱和满怀希望的。能否做到这一点也体现着教育者的职业道德精神。实际上,教育者在进行教育活动时一般会仔细观察和了解对象,把握住对象的优点和不足,然后职业本能地对对象的品德发展和行为表现给予感情关照和内心期待。这里教育者情感关照和内心期待的指向就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承载和寄托着教育者的情感与愿望。教育者充满希望地施教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对象就表现出教育者情感寄托的价值。当然,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作为有意识有情感正在成长发展的人,也会通过自身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实践对教育者的情感寄托予以回应。一般说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能在教育者情感投入的影响下,积极地理解教育者传授的内容要求、实现观念认同和行为外化,而教育者看到对象积极的表现,内心也会产生满足和欣慰之感。对象在教育者情感期待下,往往会对教育者产生人格的尊重、爱戴和敬畏之情,并以教育者的行为风范作为自己的榜样。对象的情感回应之于教育者的情感期待还会建立深厚的师生情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不仅具有教育者的情感寄托的价值,还具有对教育者的情感寄托予以回应的价值。教育者越是充满希望地施教,对象承载教育者的情感寄托的价值就越大;对象越是充满感激地受教,对象对教育者的情感回应价值就越大。(三)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具有教育内容的建构和认同价值首先对象具有教育内容的建构价值,即教育内容的设定和编制必须考虑对象的身心发展特点,同时还要把对象的问题和需要纳入到教育内容体系中。虽然从根本上看教育内容是国家和社会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提出的要求,但是在这个前提下,对象对教育内容也具有反作用。这个反作用主要是指教育内容的建构不能单纯地去宣传国家和社会的要求,还必须对教育内容进行科学的编制,而在编制过程中,就必须考虑到对象的年龄特征、身心特点和学段任务。为了把对象培养成国家和社会要求的人,还必须在内容编制过程中把对象的需要和问题纳入教育内容体系,予以有针对性地规训引导。因而,对象具有教育内容的建构价值。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本质规定是引导对象去接受认同教育者传导的教育内容,因而对象能否接受并认同教育内容就直接关系到教育的成败。对象还具有接受认同教育内容的价值。这是由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和教育过程创设的教育情景决定的。对象无法认同教育内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具有教育实效的体现和追求价值实效是指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取得的实际效果。这种实际效果就是国家和社会的要求被人们接受认同和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