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的变迁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计划生育的变迁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计划生育的变迁范文

[关键词]生计；土地利用变化；耦合协调；金石滩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3-0107-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3.016

引言

社区居民生计和土地利用的交互影响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1]。随着近年来城镇化过程的不断推进，如何在确保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上，实现社区居民生计的长远发展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表明，社区居民生计方式的改变会影响当地的土地利用变化[2-5]，反过来，土地利用变化也会引起生计方式的变化[6-8]。近年来，部分学者提出生计和土地利用“共生”（co-production）的理论，认为生计调整和土地利用变化均是农户面对经济机会的动态响应过程[9]。土地是社会经济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也是依赖土地的社区居民生存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来源。随着区域发展过程对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社区居民生计方式随之发生变化。

旅游开发作为区域发展战略之一，也以对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为基础，同样会对当地社区居民生计产生直接影响。Ooi等研究了洛杉矶西部山地度假旅游发展对当地农场主的影响，指出当地农场主为保护自身生计，会通过非正式的集体努力拓宽社会关系，增加彼此之间的联系[10]；Hoang研究了越南北部高原地区开展旅游之后，当地的人地系统的变化，指出随着非农活动收入的增加使得人们对当地森林的依赖程度降低[11]；Allen等以美国东南部大西洋海岸南卡罗来纳州为例，对旅游城市化引起的海滨型旅游目的地土地变动进行了研究，指出土地利用变动引起了新居民迁入、现有社会结构改变等问题[12]；Mullins以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和阳光海岸为例，分析了旅游城市化对当地人口、产业结构、阶级结构、收入等的一系列影响[13]。在我国，席建超等从微尺度研究了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土地利用变动，并对社会重构进行了研究[14-15]。

近年来，随着多频次、高消费的度假旅游需求不断增长，旅游产品从观光类向度假类转型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旅游度假区作为开展度假旅游的专业化区域，成为我国旅游产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16]。我国自1992年建立首批国家旅游度假区以来，旅游度假区发展迅猛。据2009年调查分析显示，全国各地省级以上旅游度假区已达到149个[17]；2015年，国家旅游局批准吉林省长白山旅游度假区等17家度假区创建为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旅游度假区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度假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与传统资源导向型观光旅游地不同，旅游度假区发展对土地的需求更大，对土地开发的程度更高，不仅要对景区吸引物进行开发，还要进行休闲度假相配套的吃、住、行、购等配套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这种开发引起的社区居民的生计变化更彻底，甚至会出现从农业型生计直接跨越到非农型生计的状况[18]。针对这一现象，目前学界从土地利用演变和生计转型两个方面已经开展了较多研究，但仍缺少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尤其是淖菹蚴毙蚪嵌瓤悸鞘保无法准确把握两者关系的阶段性特征。土地利用变化与当地居民生计的耦合是近年来出现的认识人类社会-陆地自然系统相互作用的一种新视角。基于此，本文引进借鉴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为例，结合遥感影像数据，以及社会调查数据，定量研究旅游度假区土地利用和当地居民生计之间耦合协调变化。重在回答两个问题：（1）什么因素主导土地利用和生计方式的发展方向？（2）土地利用和生计方式两者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从而为促进当地社区居民生计模式与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推动旅游度假区的优化升级提供理论支撑。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121°55′42″-122°04′15″E，39°01′43″-39°07′23″N）成立于1992年，位于大连市金州区南部，黄海辽东半岛大连东部（图1），总面积120 km2，是我国最大的高纬度旅游度假区。距大连市区58千米，轻轨车程51分钟。年平均气温10.5 ℃，年降水量550～950毫米。自成立以来，度假区发展建设迅速，已经从一个基础设施落后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吃、住、行、游、购，生活功能齐全的度假胜地。相应地，金石滩的人口构成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游客、外来投资者、打工者以及其他外地人口不断涌入本地，其总体数量已经超过当地居民。就常住人口而言，目前，金石滩总人口5万多人，其中，当地居民共14 006人5372户。除此之外，游客也以每年10%左右的速率不断增长。2013年，金石滩接待国内外游客达5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0亿元。在行政区划上，2002年之前，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隶属满家滩镇，由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代管旅游度假区的规划建设工作；2002年，撤销满家滩镇，设立满家滩街道，并于2005年正式更名为金石滩街道，辖金石、金山、金满、常江湾、龙滩湾5个社区，以及满家滩、庙上、陈家、什字街、龙山、葡萄沟、河嘴子村7个行政村。旅游度假区的建设极大地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使得金石滩经济飞速发展。2013年，旅游度假区财政收入达到7.23亿，位于全国旅游度假区前列。

本研究选择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作为案例区，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该区是国内最早批准的12家国家旅游旅游度假区之一，经过20多年发展，发展相对成熟，业态较为丰富，脉络十分清晰，便于总结对比；（2）旅游区属于典型的“飞地型”旅游区，距离大连主城区约50千米，相对独立，以旅游以及附属设施用地为主，演化过程受外界干扰较小；（3）旅游区土地扩张较明显，引起的社会问题比较突出。该度假区自开发以来前后3次大规模的扩展，原有的7个村级乡村聚落已全部消失，形成了如今的金石滩社区。

1.2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包含两个部分：土地利用数据和生计模式数据。其中，土地利用数据主要来自基于遥感影像的GIS空间分析，而生计模式的数据主要来自实地调查，期间所用到的调查方法、调研内容、调研时间如表2所述。具体情况如下：

土地利用变化数据：2003年到2012年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来自对3个年份的遥感影像目视解译，包括2003（Landsat-5，30 m分辨率），2007 （Landsat-7，15 m分辨率）和2012（ZY-1 02C，2.5 m分辨率）。这部分工作在2012年实地调研之前完成。2003年以前的土地利用数据，由于无法获得遥感影像，主要通过实地调研在2003年土地利用类型的基础上进行反演，于2014年7月完成。所采用的方法包括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分组访谈等。

生计模式数据：该部分所用数据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大连市金州区旅游局、城市建设管理局和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收集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2013年）；第二，2013年、2014年课题组在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金石、金山、金满、常江湾、龙滩湾5个社区实地调研的数据。实地调研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包括社^会议、直接观察、随机访谈、入户调查、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等方法。其中，2013年7月26日―29日为预调研，抽取当地居民样本15户；2014年8月4―13日为深入调研，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56份，有效率为92.67%。为保证样本选择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样本选择采用分层抽样法，根据金石滩原7个村落居民现已分散居住在5个社区的特征，先将总户数按5个社区（每个社区120份）进行分层，然后，再从各社区中随机独立抽取样本，抽到本地人则选为有效样本，进行问卷调查。每户调查针对当地居民的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展开，调查时间约为1～1.5个小时，调查对象优先选择户主。调查内容包括：（1）自然资本（包括人均耕地面积、地块质量、林地面积、海上养殖场面积）；（2）物质资本（包括住房资本、生产资本、生活资本）；（3）人力资本（包括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职业技能）；（4）社会资本（亲戚中是否有干部、参加社区组织状况、有困难时的求助对象、邻里关系）；（5）资金资本（经营性收入、补贴性收入、信贷机会）等；（6）主要的生计活动；（7）家庭收支状况等。

2 研究方法

2.1 旅游度假区社区居民生计模式变迁与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模型构建

协调度概念的理论基础源于Hermann Haken教授在1971年提出的协同性理论（synergetics）。该理论认为系统是否发生相变由其控制参量决定，过程由其内部系统自组织实现，而走向有序或是无序则是临界区内部变量的协同作用。而协调度则被定义为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的程度，它是协同作用的度量。协调度研究的是两个或者若干子系统之间的发展，因此选取对发展有关键性影响的子系统非常重要。

生计，是指谋生的方式，这种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capabilities）、资产（assets）和活动（activities）基础之上[19]。根据英国发展学院（IDS）的早期成果研究制定出来的DIF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是其主要内容。土地利用转型是指区域土地利用形态在时序上的变化，既包括结构和数量等显性变化，也包括质量、产权、经营方式、固有投入和产出能力等隐性变化。已有研究表明，生计方式变迁与土地利用转型之间存在着互动耦合的关系。两者中其中一个发生变化，会引起另外一个发生变化。这在生态脆弱区、偏远农村地区、城乡结合部表现得最明显。一方面，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使得生计资产（耕地）、生计策略（由农业向非农业转变）、生计结果（收入增加或降低，生计是否可持续）等方面发生变化。如Soini研究了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山坡地地区Chagga农业系统中土地利用变化和生计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指出，随着耕地、居住用地、灌木林地等用地结构的改变，使得当地农业消退，居民生计呈现出非农化特征[20]；Kusiluka从土地兼并视角，指出其对生计的负面影响，包括失地、失去生计手段、经济活动中断、持久的土地相关的冲突等[21]。另一方面，生计多样化、农业集约化、生计非农化使土地的利用规模、土地结构的合理性、土地的利用效率发生改变。Pender在洪都拉斯、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的研究中发现，由于不断增长的非农就业与作物生产的竞争，导致在作物生产上的劳动力和肥料等投入不断降低[22]；我国张镱锂研究团队针对青藏高原东部做了有关生计与耕地利用模式研究[23]；阎建忠针对三峡库区做了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研究[24]。总之，生计变迁与土地利用转型之间的耦合关系就是构成生计的3个方面与土地利用形态的3个子形态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形成的。

旅游度假区作为开展度假旅游的专业化区域，其开发建设所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和当地居民的生计之间的耦合关系表现得更加剧烈。Albrecht指出，无论哪一种经济主导产业的引进，都会对传统的经济根基进行冲击[25]。旅游经济更是如此。旅游经济通过“游客搬运”实现“消费搬运”的本质，使得满足游客需求是旅游度假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不断增长的旅游度假需求持续催生旅游住宿、旅游餐饮、旅游购物等的建设，使得旅游地的土地由资源转变为资本，土地利用规模、利用结构、利用效益在短时间内发生剧烈变化。而相应地，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基础受到冲击，耕地逐渐转变为其他类型的用地，使得当地居民的生计向非农化方向发展。最终，受土地总量瓶颈的限制以及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约束，旅游度假区土地利用与当地居民的生计方式实现动态平衡（图2）。

2.2 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indication system，IS）的建立是进行预测或评价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关于土地利用和生计的指标研究已经很成熟，尤其是在两者的单独研究方面，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成果[26，27]。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前文所建立的旅游度假区当地居民土地利用-生计耦合的框架，本着指标选取的主导性、层次性、动态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对现有的土地利用和生计模式指标予以筛选，建立适合于旅游度假区土地利用和生计模式耦合的评价指标体系[28]。然后，通过相关性分析，将重复指标剔除，最终得到以下16个指标。并通过专家反馈对某一具体指标的权重及对系统有序所起作用的正负性进行了初步判断。其中“+”代表该指标对系统有序起正向作用，“-”代表该指标对系统有序起负向所用，如表2所示。

2.3 数据处理

（1）系统序变量的功效度

在协同论中，对决定系统向有序方向演变与否起决定性作用的变量称为系统序变量。系统序变量对系统的贡献程度用功效度来衡量。公式为：

其中，E是功效度；Xi是指标i的实际值；αi和βi是稳定临界点上序参量i的上、下限值。显然，E反映的取值范围为[0，1]，E=1指标表明指标对系统由无序向有序起绝对决定性作用，E=0表明指标不起作用。

本文设变量ui是土地利用-生计系统中的序参量，uij为第i个序参量的第j个指标，其值为Xij。则土地利用-生计系统的序变量功效系数可表示为：

（2）系统值

假设Lij是土地利用系统的子系统，Vij是生计系统的子系统，那么：

式中，f（L）和f（I）是土地利用和生计系统的综合值。lij'和vij'是Lij和Vij的标准值，可以用上文中提到的E表示；wij是第i个序参量的第j个指标的权重。本文用信息熵法（IEW）得到[29]。

（3）系统耦合度

（4）系统协调耦合度

其中，T=αf（L）+βf（v），耦合f调程度判断标准如表3所示。

3 结果分析

3.1 旅游度假区土地利用系统指标功效度

金石滩地区经历了从传统乡村聚落到现代滨海旅游度假区的转变。农业用地和乡村聚落用地基本消亡，旅游设施用地和第二居所用地等商业设施用地呈现由海滩到内陆波浪式推进和立体集约性扩展[30]。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确定了对土地利用从传统乡村聚落演变到现代滨海旅游度假区起决定性作用的变量，结果如表4所示。在第一指标层面上，土地利用结构（0.35）对旅游度假区土地利用变化所起的作用最大，紧随其后的是土地利用效益，最后是土地利用强度。具体到第二指标层面，城镇居住用地占总面积的比重（0.1657），单位面积旅游业的GDP比重（0.1534），耕地占总面积的比重（0.1351）以及农村住宅用地占总面积的比重（0.1207）是4个对土地利用转型起关键作用的因素。这4个因素的影响作用加起来占所有因素影响作用的57.49%，超过其他所有因素之和。这表明，在过去20年旅游度假区的演化中，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是旅游度假区土地利用转型的关键因素，也是影响旅游度假区土地利用转型与生计模式耦合关系的重要方面；城镇用地的增加、旅游产业的发展、旅游度假区耕地的减少、农村住宅用地的减少，具体决定着土地利用系统的演化。

3.2 旅游度假区当地居民生计系统指标功效度

与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类似，过去20年中旅游度假区当地居民的生计也呈现出非农化特点，实现了由传统“农民”到现代“市民”的生计转变。通过与当地居民的访谈，发现：1992年，居民从事的生计活动，主要有种植业（玉米、大豆、马铃薯等农作物）、养殖业（牛、马、羊等家禽）、经济林（核桃、花椒）、打工（修路、修房子、打水井、开拖拉机拉沙、石等）、固定工作（村干部、县乡干部、医生、教师等）等；而在 2012年，农业类生计活动基本消失，仅有0.1%的居民从事渔业养殖（个人承包，一般面积都很大），非农业生计活动类型增多，主要有外出做生意、打工、企事业单位上班、房屋出租、失地补偿。

同样地，本文进一步确定了对生计从“农民”转变到“市民”起决定性作用的变量，结果如表5所示。在旅游度假区当地居民的生计系统中，生计资产对当地居民生计模式与土地利用耦合所起的作用最大，功效度为0.4591，之后是生计策略（0.2016）和生计结果（0.2488）。这也进一步表明，“生计家庭或个人的资产状况是理解家庭或个人拥有选择机会、采用生计策略和所处风险环境的基础”。从具体的指标来看，生计资产总值（0.1764），自然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0.1645），家庭总收入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比重（0.1306）以及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当地家庭比重（0.1182）是四个最有影响力的因素，这4个指标的影响作用加起来占所有因素影响作用的58.97%。

3.3 当地居民生计模式与土地利用转型的耦合协调度

土地是旅游度假区发展的基础，但同时，土地也是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土地利用的变化，直接影响当地社区居民的生计。通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本文研究了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如图3所示。从整体上来看，1992―2012年，旅游度假区当地居民生计变迁与土地利用转型的耦合协调度（D）整体上呈增长状态。以耦合协调度为基础，本文分析了4个阶段的耦合发展状况：

（1）1992―1998年，可接受的非均衡状态到均衡状态：此阶段，旅游度假区的土地利用和当地居民之间的生计之间的耦合度处在可接受区间内，均衡程度下降。表现在具体指标上，1992年，国家批准金石滩成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金石滩的开发建设起步，常住人口密度有所增加，但主要是外来投资者、打工者，定居者较少，整体上发展较为缓慢。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较少，此时的开发主要集中在海滩滨海浴场。土地利用结构除宅基地有所减少以外，基本上变动较小。土地整体效益以低水平为主，基本不变。相应地，当地居民的生计维持农业生计，生计资产总值较低，以自然资产（主要是耕地、海上养殖场）为主，主要的生计活动有种地、打渔，整体收入偏低。

（2）1998―2003年，可接受的均衡状态到弱均衡状态：此阶段，旅游度假区土地利用和当地居民生计之间的耦合度从均衡状态到弱均衡状态。表现在具体指标上，随着旅游用地的急速增长，土地城镇化过程加快。常住人口密度的增长为4个阶段之最，建设用地面积增长也较大。土地利用结构的转变在各时期也达到最迅速。农业用地（耕地、林地、园地及农村宅基地）迅速减少，旅游用地和城镇用地大量增加。相应地，当地居民的生计也发生较大变化。耕地、林地、园地、海上养殖场等自然资产的地位下降，住房（楼房）等物质资产增加，主要的生计活动呈现多样化，大部分未搬迁上楼的居民仍种地、打渔，或者打工，搬迁上楼的小部分居民一方面领取政府地保、低保等补贴性收入，也开展一些非农的生计活动增加，如当地建筑工人、清洁工人、开小卖店等，少部分人参与到旅游业当中。居民整体收入提高。

（3）2003―2007年，可接受的弱均衡状态：此阶段，旅游度假区土地利用和当地居民生计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一直处在弱均衡状态，耦合度有所提升。表现在具体指标上，土地开发进入调整提升阶段，常住人口密度达到稳态，土地利用结构进一步转变。农业用地（该阶段主要是远离滨海的农村宅基地以及部分林地）继续萎缩阶段，城镇用地全面扩展。相应地，当地居民的生计也进一步调整。该阶段物质资产（楼房）整体水平提高，主要的生计活动由农业生计活动转变为非农业生计活动，外出打工居多，当地以建筑工人、个体经营（小卖部、菜店、饭店、理发店等）为主，参与旅游业的仍然较少。但整体上当地居民的收入继续增加。

（4）2007―2012年，可接受的弱均衡状态：此阶段，旅游度假区土地利用和当地居民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处在弱均衡状态。表现在具体指标上，常住人口密度达到稳态，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也较小，主要是旅游项目建设用地的增加。农业用地在此阶段已经消失，城镇用地基本定型。相地，当地居民的生计也进入非农化主导阶段。当地居民的生计资产总值达到最高，主要是物质资产（楼房）和资金资本，主要的生计活动全部为非农业生计活动，外出打工进一步增加，当地以房屋出租、出租车、建筑工人、个体经营（小卖部、菜店、饭店、理发店等）为主。整体上当地居民的收入仍继续增加。

4 结论和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为例，采用遥感影像目视解译、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调查问卷等方法，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阐述了旅游度假区社区居民生计与土地利用耦合协调的机理，选取相应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出社区居民生计与土地利用耦合协调度数学模型，并对其耦合协调度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旅游度假区当地社区土地利用的规模、结构和效益与当地社区生计模式中在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过去20年，旅游度假区土地利用上经历了传统乡村聚落到现代滨海旅游度假区的转变，相应地，当地社区居民生计经历了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在土地利用转变过程中，土地利用结构的转换起主导作用；在生计非农化过程中，生计资产转换是重要方面。这表明，土地仍然是决定当地社区生计的决定因素。所不同的是，这种变化从生产性要素（农业生产）向非生产性要素转变（房屋出租或价值提升），在过去20年，金石滩土地利用-生计模式的耦合协调程度尚处于可接受状态，维持均衡。但仍存在以下问题值得关注：第一，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目前只达到了一般平衡状态，距离非常均衡还有一段差距；第二，生计模式的发展一直滞后于土地利用的变化，当地居民一直在被动地适应土地利用的变化。

4.2 讨论

土地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同时也是依赖土地的当地社区居民生存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来源。本文的研究中，随着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的开发强度的增大，土地逐渐脱离当地社区的控制，在当地政府主导下，通过“征地-卖地-收税收费-抵押-再征地”实现土地“资本化”，而当地社区居民，虽然逐渐失去原本可种植粮食的耕地、可居住的农村宅基地，但重新拥有了可用于出租的楼房、政府提供的失地补贴以及新的非农就业机会，生计逐步“非农化”。这两者过程始终交织在一起，推动旅游度假区从传统滨海乡村聚落到现代旅游度假区的改变，亦即城镇化过程。但在此过程中，社区居民话语权较弱。

本文的研究是对我国快速转型期城镇化过程研究的有益补充，也可为新常态背景下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思路和借鉴。本文印证了与中国其他城镇化过程相似，旅游城镇化也存在以往城镇化过程中典型的以“征地-卖地-收税收费-抵押-再征地”的模式推动城镇化的现象。在此过程中，当地社区居民的利益往往被忽略。在国家提倡“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背景下，这种发展模式应该进行反思和转型。尤其对于以空间消费为基础的旅游城镇化来说，更是如此。具体地，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前提，以当地社区居民利益为核心，从人地关系协调的角度，本文认为以后的旅游度假区建设或其他旅游目的地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尽量减少对土地尤其是耕地、宅基地的征用；（2）尊重当地社区原状，依托社区特色进行旅游地开发；（3）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加大对当地社区居民心理上、技能上的综合培训，提高选择的主动权。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Hu Rong， Xie Deti， Qiu Daochi， et al. Review of land use and rural livelihood at home and abroad[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6， 35（1）：162-165.[胡蓉， 谢德体， 邱道持，等. 国内外土地利用与农户生计研究评述[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6， 35（1）：162-165.]

[2] Li Cuizhen， Xu Jianchun， Kong Xiangbin. Farm household livelihood diversity and land use in suburban areas of the metropolis： The case study of Daxing District， Beijing[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 31（6）：1039-1049. [李翠珍，徐建春，孔祥斌. 大都市郊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J].地理研究， 2012， 31（6）：1039-1049.]

[3] Yan Jianzhong， Zhuo Rengui， Xie Deti， et al. Land use characters of farmers of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Cases i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65（11）： 1401-1410. [建忠， 卓仁贵， 谢德体， 等.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 ――三峡库区典型村的实证研究[J]. 地理学报， 2010， 65（11）： 1401-1410.]

[4] Wang Chenchao， Yang Yusheng. An overview of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y change and its effect on land use/cover chan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2， 31（6）：792-798. [王成超，杨玉盛. 基于农户生计策略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效应综述[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6）：792-798.]

[5] Zhu Likai， Meng Jijun， Liu Yang， et al. Livelihoods of farming and grazing households and land use in farming-pastoral transitional zone： A case study of Uxin Banner in Ordos，Inner-Mongolia[J].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2011， 47 （1）：133-140. [朱利凯， 蒙吉军， 刘洋， 等. 农牧交错区农牧户生计与土地利用――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为例[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 47 （1）：133-140.]

[6] Li Shuzhuo， Liang Yicheng， Feldman M W， et al. The impact of Grain for Green Program on rural livelihoods in China：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nalysis in a perspective of household composition[J].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010， 7（2）：1-10；122. [李树茁， 梁义成， Marcus W. Feldman， 等. 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结构视角的可持续生计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10， 7（2）：1-10；122.]

[7] Zhou Mi. Effects of land expropriation on farmers’ livelihood[J]. Social Sciences in Hunan， 2011，（6）：106-110. [周觅. 土地征收对农民生计影响的研究[J]. 湖南社会科学，2011， （6）：106-110.]

[8] Su Fang， Shang Haiyang. The impac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atters on livelihood strategy of farmers in Zhangye[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3，27（2）：58-63.[苏芳，尚海洋. 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3，27（2）：58-63.]

[9] McCusker B M， Carr E R. The co-production of livelihoods and land use change： Case studies from South Africa and Ghana[J]. Geoforum， 2006， 37（5）：790-804.

[10] Ooi N， Laing J， Mair J. Sociocultural change facing ranchers in the Rocky Mountain West as a result of mountain resort tourism and amenity migratio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5，41：59-71.

[11] Hoang H T T， Vanacker V， Rompaey A V， et al. Changing human-landscape interactions after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the northern Vietnamese Highlands[J]. Anthropocene， 2014， （5）：42-51

[12] Allen J S， Kang S L， Thomas D P. A GIS-based analysis of land-use change in a coastal tourism destination area[A] // Proceeding of the 1999 World Congress on Costal and Marine Tourism， [C].Vancouver， Canada， 1999.

[13] Mullins P. Tourism urban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1， 15（3）： 326-342.

[14] Xi J C， Zhao M F， Ge Q S， et al. Changes in land use of a village driven by over 25 years of tourism： The case of Gougezhuang Village， China[J]. Land Use Policy， 2014， 40： 119-130.

[15] Xi Jianchao， Wang Xinge， Kong Qinqin， et al. Micro-scale soci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tourist village in the past 25 years： A case study of Gouge village in Yesanpo， Hebei Provi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10）： 1928-1941.[席建超， 王新歌， 孔钦钦， 等. 过去25年旅游村落社会空间的微尺度重构――河北野三坡苟各庄村案例实证[J]. 地理研究， 2014. 33（10）： 1928-1941.]

[16] Chen Ganghua， Bao Jigang. Path dependence in developmental model changes of tourist resorts： A case study of Yalong Bay National Tourist Resort in Sanya， China[J]. Tourism Tribune， 2013，28（8）：58-68.[陈钢华，保继刚.旅游度假区开发模式变迁的路径依赖及其生成机制――三亚亚龙湾案例[J]. 旅游学刊， 2013， 28（8）： 58-68.]

[17] Zhang Shumin， Wu Dongfan.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endency of Chinese Tourism Resorts[J]. 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3， 23（1）：170-176.[张树民， 邬东[. 中国旅游度假区发展现状与趋势探讨[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1）： 170-176.]

[18] Wang Xinge， Xijianchao. Study on livelihood transition of local residents in the tourist resort area of Jinshitan， Dalian[J]. Resources Science， 2015， 37（12）： 2404-2413. [王新歌， 席建超. 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当地居民生计转型研究[J]. 资源科学， 2015， 37（12）： 2404-2413.]

[19] Chambers R， Conway G R.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A] // IDS Discussion Paper[C]. Brighton： IDS. 1992：296.

[20] Soini E. Land use change patterns and livelihood dynamics on the slopes of Mt. Kilimanjaro， Tanzania[J]. Agricultural Systems， 2005， 85（3）： 306-323.

[21] Kusiluka M M， Kongelaa S， Kusilukab M A， et al. The negative impact of land acquisition o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livelihood and environment in Tanzania[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1， 35（1）： 66-73.

[22] Pender J， Jagger P， Nkonya E， et al. Development pathways and land management in Uganda[J]. World Development， 2004. 32（5）： 767-792.

[23] Zhang Yili， Nie Yong， Lv Xiaofang. Chinese literature analysis on land use research in Chin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08， 27（6）： 1-11.[张镱锂， 聂勇，吕晓芳. 中国土地利用文献分析及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08， 27（6）： 1-11.]

[24] Yan Jianzhong， Wu Yingying， Zhang Yili， et al.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of peasants and nomads of eastern transect in Tibetan Plateau[J]. Acta Geographica Sincia， 2009，64（2）： 221-233.[建忠， 吴莹莹， 张镱锂， 等. 青藏高原东部样带农牧民生计的多样化[J]. 地理学报， 2009，64（2）： 221-233.]

[25] Albrecht T， Blomley M， Bolondi L， et al.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contrast agents in ultrasound[J]. Ultraschall Med ， 2004， 25（4）： 249-256.

[26] Kytzia S， Walz A， Wegmann M. How can tourism use land more efficiently？ A model-based approach to land-use efficiency for tourist destination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3）： 629-640.

[27] Reenberg A， Maman I， Oksen P. Twenty years of land use and livelihood changes in SE-Niger： Obsolete and short-sighted adaptation to climatic and demographic pressures？ [J]. 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 2013. 94（7）： 47-58.

[28] Hui E C M， Wu Y Z， Deng L J， et al. Analysis on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urban scale and intensive use of land in China[J]. Cities， 2015. 42： 63-69.

[29] Li Y F， Li Y， Zhou Y， et al. Investigation of a coupling model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2，98（1）： 127-133.

[30] Xi Jianchao， Wang Xinge， Kong Qinqin， et al. From a traditional rural village to the modern coastal resort： Land use change in the past 20 years in Jinshitan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J]. Human geography， 2016， 31（1）：130-139. [席建超， 王新歌， 孔J钦， 等. 从传统乡村聚落到现代滨海旅游度假区――过去20年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土地利用动态演变[J]. 人文地理， 2016， 31（1）： 130-139.]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Livelihoods and Land Use Change in Local Community：

Case Study of Jinshitan Resort， China

WANG Xinge1，2，3， XI Jianchao1，2， CHEN Tian1，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Beijing 100101， China；2.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

第2篇：计划生育的变迁范文

[关键词] 制度变迁;生育决策;经济增长;综述

[中图分类号] F0 [文献标识码] B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维持了高速稳定的增长态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而这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众多的劳动人口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极大贡献。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人口红利”效应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人口老龄化”作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突出现象，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了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内容。不论是“人口红利”还是“人口老龄化”都与我国的人口控制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近些年来出现的一系列人口现象都与我国的人口政策，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有着密切的关联。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着不同的经济绩效，从而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可以说，制度是至关重要的。

在我国，计划生育制度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其对于人口变化和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很多经济学家也探讨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这一影响途径是用人口作为中间变量的。近些年来，新家庭经济学的兴起，特别是用微观经济原理解释家庭生育决策的方法和成果的广泛传播，为研究家庭行为提供了很好的工具。

另外，近一段时间一个被广泛讨论的名词――“失独家庭”，也是本文写作的背景之一，所谓“失独家庭”是指独生子女由于出现了各种意外伤亡，而其父母不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家庭。可想而知，这种状况对于家庭是多么沉重而残酷的打击。而且根据有关机构的估计，目前我国至少有100万个“失独家庭”，且每年以7.6万个的数量增加，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脆弱性和复杂性。不仅如此，计划生育制度实施以来，虽然促进了我国向低生育率的转变，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也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因此，面对这一问题，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分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应该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另一种认为应该逐步放松，甚至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二、生育决策理论相关研究综述

家庭生育决策理论是人口理论中的一个重大主题，而经济学对于人口问题的关注则由来已久。众所周知，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一个典型的双向关系，人口变动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经济发展又推动着人口结构和数量的转变。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科学，而家庭作为经济的微观主体之一，更是经济学家所重点关注的领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家庭活动则推动了一门新的学科，即“新家庭经济学”。新家庭经济学主要研究家庭生育决策;家庭成员的就业决策与劳务分工;以及家庭组织经济问题等。因而，生育决策理论作为新家庭经济学的一个核心主题，得到了经济学家们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并建立了若干种家庭生育决策理论模型，用以解释经济发展中的生育率变化以及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家庭生育决策。

在家庭生育决策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理论主要包括：莱宾斯坦的“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贝克尔的“数量质量替代”理论，卡德威尔的“财富流”理论，以及伊斯特林提出的“生育供给与需求模型”和“生育率临界假说”。

这些年来，面对国外学者对于生育决策问题不断涌现的学术成果，国内学者依据本国国情，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解释和学说。李小平（1992）提出的“期望孩子效用”概念，他认为父母的生育意愿取决于孩子带来的期望效用，而非实际效用，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孩子的期望效用来降低父母的生育意愿，从而达到降低生育率的目的。彭希哲和戴星翼（1993）提出了“风险最小化原则”，他们认为风险最小化原则表明我国农村地区夫妇决定是否再生育子女时，其内在的动机是为了分散风险，即通过选择生育数量来规避风险，使风险得以减弱。应当说明的是，风险最小化原则和效用最大化原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风险最小化原则可以用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函数式表示，但其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政策含义，风险最小化原则要求通过降低风险来降低家庭的生育意愿，国家对少生的家庭进行补偿，然而效用最大化原则要求通过提高孩子的成本或降低孩子的效用来降低生育意愿。对于我国落后的农村地区而言，风险最小化无疑更为适用。

周双超（1996）则认为传统的成本―效用理论忽视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孩子对于家庭的效用是不同的这一事实，他认为孩子对父母的效用主要包括享受效用和必需效用，而父母对孩子的需求主要分为奢侈需求和基本需求，因而，当孩子是奢侈品时，父母对孩子需求的弹性较大，当孩子是必需品时，父母对孩子需求的弹性较小，因此，对于我国落后的农村地区而言，父母对孩子的需求是基本需求，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父母对孩子的需求趋向于向奢侈需求转变。

经典的西方生育决策理论提供了一整套用于研究家庭决策行为的工具和视角，但是它的运用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基础上，一般的基本假设包括：家庭生育决策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家庭中的个体均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每个家庭中的个体是完全自由的，其对于出生人数和出生间隔完全可以自主决策和控制;孩子既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又是一种生产物品，他具有消费性和生产性;市场环境是完全竞争市场，即商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经济形态为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关系高度发达且无处不在。

只有满足以上的假设条件，其通过模型得到的结论才能够成立，显然，对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来说，其假设条件并不完全满足。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庞大的13亿人口，市场经济制度远未建立完善，且在广大农村地区，商品经济远未成熟，收入水平还较为低下，存在着自然经济的残留思想和观念。因此，简单的套用西方经典理论是切不可行的。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注重本国国情，从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和吸收西方生育决策理论，注重不同的假设前提，借鉴分析方法，从而得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我国的家庭决策和家庭活动具有一些特殊且重要的特点，例如：①父母一般会抚养子女到成家立业为止，即当子女完婚后才会真正脱离父母抚养，因此，家庭抚养子女的时间要长于西方国家。②家庭养育子女成本的内容比西方国家要多，除了一般的费用，通常还包括买房，结婚等费用。③具有浓厚的“养儿防老”的传统，子女的保障效用极为重要，这源于深厚的传统思想观念，较为落后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家庭养老”的传统。④我国的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中具有浓厚的“宗族文化传统”，“传宗接代”，“人丁兴旺”等观念深入人心，其宗族的生育压力较为明显。⑤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生育政策，政策控制力度较强，家庭的生育决策空间较小，绝大部分家庭的生育子女数量为0-2个。⑥经济处速发展中，经济变革、社会变革、文化变革都深刻而明显，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较之西方国家更为复杂和多变，因此，需要更为多样且细致的分析。

总而言之，对于西方理论的应用应当重视假设前提，借鉴分析框架，绝不能生搬硬套，更何况，西方生育决策理论中的很多结果尚需实证检验，很多理论还存在空白和有待发展之处。与西方经典生育决策理论相对应，我国学者的研究更注重本国的实际和国情，更加关注特殊的文化体制因素对于生育决策行为的影响。但是，我国学者的分析也具有一些局限性，例如，对于理论的重视不够，多倾向于利用西方现有理论进行实证分析，而缺少对于模型的构建与理论的创新。另外，对于西方生育决策模型的运用缺少前提，片面的运用从而导致错误的结论。而且研究多局限于微观范畴，缺乏对宏观变量影响的研究。

三、制度变迁与生育决策的相关性研究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定义，制度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它决定了社会主体在社会生活中可以选择的行动方式。二是制度是人们结成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等组织或体制，它决定着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展开。按照制度的层次，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实施机制。制度包含着激励和约束的双重功能，制度的变迁推动着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着不同的经济绩效，也对人产生不同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促使人的行为的改变，同时也改变着人的决策方式和权衡关系。

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经济环境导致家庭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发生变化，家庭中的个体面对着成本和效用的变化会做出不同的生育决策，体现着制度变迁对于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下面将简要介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对于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

曾毅和舒尔茨（1998）主要研究农村对于生育率的影响。他们运用罗吉斯特多变量回归方法和生命表分析方法进行相关数理统计分析，他们认为在集体所有制的“大锅饭”体制下，实际上会对农村生育多孩的夫妇给予了一种经济补偿，而的推行则打破了“大锅饭”体制，客观上取消了对生育多孩夫妇的补偿，从而导致了生育率的降低。通过数值分析，他们得出结论：在改革前期，削弱了生育控制，而在后期使家庭倾向于少生孩子，同时加强了生育控制。王水雄（2002）则通过将博弈论内容引入生育决策模型中，建立了生育的博弈模型，从而证明了在没有制度控制下，当公共领域中存在大量资源，且实行平均分配制度，人们此时倾向于多生孩子，从而导致了“公地的悲剧”，这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制度将会导致家庭倾向于多育孩子，而市场经济体制且产权明晰的条件下，家庭倾向于少育孩子。

与此类似，郑龙真，史清华（2006）通过调查样本数据，运用博弈分析方法，比较了无制度控制下的农民生育决策行为和有制度控制下的农民生育决策行为。得出在无制度控制下家庭将会选择多育孩子以争夺公共资源，在存在制度控制的条件下，人们将会减少孩子的生育数量。张华宁、陈纪平（2009）的研究利用产权经济分析的方法，通过在人口增长率的统计分析中加入政府产权制度效率参数和计划生育政策强度参数，通过将实证分析和逻辑推演相结合，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由于产权制度的变迁，不同的产权制度导致不同的绩效，由于产权界定具有规模经济性质，随着产权制度体系效率的提高，导致家庭生育行为的变化，进而导致过剩人口数量逐步减少，人口增长率下降。二是由于产权界定不完全，导致人们拥有多个孩子以获取更多的公共资源，从而导致“非生产性”过剩人口的增加，进而导致人口生育率的上升。

对于计划生育制度变革是否会引起家庭生育决策的变化，即是否会引起生育率的反弹，学界基本上呈现两种态度。顾宝昌（2010）提出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即放开二胎不会引起家庭生育行为的改变，也不会导致人口失控。而朱中仕和陈华（2012）的研究表明调整现行人口制度的时机还不成熟，在短时期内将会引起家庭生育行为的改变，导致人口生育率的反弹。

通过不同学者对正式制度变迁与生育决策的相关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正式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农业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计划生育制度等社会经济中的一系列制度都会对家庭生育决策产生影响，进而对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的变化产生影响。

四、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我国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少生的人口达到3.38亿。同时也大大加速了我国人口转变的进程，人口转变是指从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的状态转变到两者都很低的状态的过程。根据国际经验，人口转变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二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阶段;三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21]在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对生育的有力控制，经过30年时间，我国便进入了第三阶段，即通常发达国家处于的阶段。与我国相同收入水平和发展程度的国家均处于第二阶段，因此，我国人口的迅速转变无疑是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

与我国人口转变过程迅速推进相伴随的是人口老龄化加剧和“人口红利”效应，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在全部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7%，即被称为老龄化社会。据此推论，由于2000年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老龄化水平将超过20%，成为名符其实的“银发国家”，这对于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将会产生复杂的影响。

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也长期受到“人口红利”的积极影响。“人口红利”是由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于1998年正式提出的。根据标准的定义，“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较低，这种总人口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使社会负担较轻，劳动力供给充足，储蓄率和投资率处于高位，且绝对量不断增长，另外，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也不断增长，从而有利于经济的高速发展。

很多经济学家都对“人口红利”的增长效应进行了研究和检验。其中，蔡P（2004）通过运用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法得出，东亚奇迹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应归结于人口结构因素。同时，他认为大约23.71%应归功于人口红利的作用。汪小勤（2007）认为高的劳动参与率会促进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进而加速经济发展。王德文，蔡P（1999）的研究表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回归系数为0.109，-0.113，且均显著。一般而言，年轻化的人口年龄结构可以推高储蓄率，主要因为工作人口的比重增加导致收入增加，从而导致储蓄增加，而且，年轻人的储蓄意愿和能力也较高。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家庭生育行为的变化，进一步引发了人口转变，产生了“人口红利”效应，根据预测，在2000-2030年间，劳动负担系数在50%以下，在2030-2050年期间，劳动负担系数将逐步上升，到2050年将上升至64.36%，届时，我国将由“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

由此可知，21世纪的前30年，将是我国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遇期。因此，对于人口红利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在当前学者对于人口红利的研究中，既出现了许多成果，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主要包括：一是对于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将人口因素、人均收入、人均GDP等指标相联系。而人口红利对于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分配结构以及就业结构的影响的分析较薄弱。二是对于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传导作用与传导途径的分析较模糊。三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出现人口老龄化与人口红利并存的阶段，这一特殊的人口现象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如何，也值得深入研究。

[参 考 文 献]

[1]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62-214

[2]李小平.期望孩子的交易价格及其在生育控制中的应用[J].中国人口科学，1992（5）：49-56

[3]彭希哲，戴星翼.试析风险最小化原则在生育决策中的作用[J].人口研究，1993（6）：2-7

[4]周双超.生育需求的经济分析[J].人口与计划生育，1996（2）：41-44

[5]卢现祥，朱巧玲.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20-432

[6]曾毅，舒尔茨.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对生育率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1998（1）：129-143

[7]王水雄.生育的博弈模型：中国的例子[J].社会学研究，2002（6）：82-94

[8]李建民.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J].人口研究，2004，28（6）：2-18

[9]郑龙真，史清华.农村家庭生育行为的博弈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6（3）：29-33

[10]王跃生.制度变革、社会转型与中国家庭变动――以农村经验为基础的分析[J].开放时代，2009（3）：97-115

[11]张华宁，陈纪平.理性人口过剩：人口的产权经济分析[J].经济管理，2009（7）：166-171

[12]顾宝昌.中国人口：从现在走向未来[J].国际经济评论，2010（6）：95-111

[13]朱中仕，陈华.由赴港生子到生育公地悲剧的认识[J].人口研究，2012，36（4）：103-112

[14]蔡P.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的理论思考[J].中国人口科学，2001（6）：1-8

[15]黄步云.家庭生育选择行为的经济学分析[J].西北人口，2005（1）：61-64

[16]郑真真，李玉柱，廖少宏.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成本收益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9（2）：93-102

[17]王金营，顾瑶.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条件、问题即对策[J].人口研究，2011（1）：74-81

[18]蔡P，都阳，高文书等.劳动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实[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0-40

[19]蔡P.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8（2）：2-9

第3篇：计划生育的变迁范文

论文摘要：建立农村计划生育户的养老保障制度是协调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本文对我国农村建立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从经济学视角，提出了建立养老保障的对策方案。

    一、引言

    我国进行了20多年的计划生育，到目前为此，很多计划生育家庭的夫妻进人老年，如何让这些计划生育先进群体得到良好的养老保障，已经成为社会刻不容缓的大事，很多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较深人的论述。陶鹰(2003)研究了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制度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周福林(2006)认为应该使用经济利益手段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进行引导，使其与国家的生育政策相符合。贺巧知(2003)通过建立简单模型进行计算和讨论，发现少子女家庭与多子女家庭的养老经济供养能力的差别，受限于当时当地的经济条件。魏瑞亮等(2005)研究认为我国第一、二代独生子女父母开始步入中老年，计划生育家庭面临养老难题，建立计划生育养老保障机制也呈现的日益重要。刘玲琪、田遇(2005)结合西安市计划生育优惠政策落实状况，分析和探讨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运作环境及影响因素。郑韩雪、胡继亮(2007)认为只有建立多元化的计划生育家庭老年经济供养体系，才能保证这一群体分享到执行人口政策的成果同时保障其晚年生活。这些研究对推动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起了积极作用，但对于制度的实施路径缺乏明确的路径依赖，本文的研究正是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二、我国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

    家庭养老、集体供养和社会救济是我国农村养老的三种主要形式。目前，全国农村家庭养老约占养老保障的92%，实际上是以个人终身劳动积累为基础，在家庭内部进行代际交换的“反哺式”养老;集体供养主要是鲜寡孤独老人，实行具有救济性质的“五保”，它包括分散和集中供养。从总体看，农村养老基本沿袭了以家庭养老为基础和主体，辅之以集体供养、群众帮助和国家救济的传统模式。进人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我国发生的一系列与农民养老密切相关的重大社会变迁，使这种传统模式面临严峻挑战:首先实行，使原来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基层组织经济实力弱化，很难再承担集体养老的重任。其次，农村经济改革削弱了原有养老保障制度，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和集体财产减少，将进一步影响农村的社会保障能力。再者，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减少了生育孩子的数量，使农村家庭规模缩小，家庭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抚养系数急剧上升。未来的独生子女家庭会出现夫妇2人，抚养4个老人，生育1个子女，形成“四二一”结构(除少数民族地区)，负担压力大。靠家庭养老，实质上是靠子女的劳力养老。就这种传统养老方式而言，少生孩子的家庭相对于多子女家庭，实际上是降低了它的养老保障能力。

    三、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的原因分析

    目前，农村的独子户和双女户正在增多，政府有责任帮助这些家庭解决现实的或未来的养老问题。这是因为:一是他们是一个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为国家长远利益而牺牲家庭和眼前利益，并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新观念的先进群体，在养老问题上，帮助和引导他们逐步适应现代社会的思维和运行方式，有利于推动农村养老由传统模式向现代方式的转变;二是因为他们在劳动致富、家庭养老问题上和多子女家庭相比有更多困难，更应给予帮助和扶持;三是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独生子女和两女家庭)占总人口的比例较低，在这些家庭中进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障试点，不会给当地政府财政造成过大压力，可行性强;四是多年来我国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围绕鼓励农民实行计划生育，初步建立了一系列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为建立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制度奠定了基础;五是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制度，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长，维护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六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们行为意愿的产生根源于某种行为花费的成本与预期收益的比较，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就产生了生于行为的意愿，当成本大于收益时，就产生相反的行为意愿。要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关键是在于改变人民对生育行为的成本与收益的评价。

  鉴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在农村建立计划生育养老保障，是提升计划生育管理层次、进一步实施人口数量控制的需要，是计划生育户的对党和国家自我牺牲精神的回报，是农村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良胜运行的需要，意义极其重大。

    四、生育行为选择与方案实施

    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家庭劳动力需求大，子女偏好是多生，男性偏好强，和政府实施“一胎化”的要求相差很远，两者的差距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用“一孩一多孩”生育习俗的博弈模型可清楚地解释此过程。假设社会只有甲和乙两个家庭，考虑到减少生育的外部性，其中一个家庭自觉生育一孩也会给另一个家庭带来福利的增加。如果政府的补偿力度不够大，甲和乙都预期对方生育多孩，那么社会只能陷人(1,1)这一“囚徒”困境，引人计划生育养老保障，实际上是通过社会契约的形式改变了每个家庭对其它家庭生育的预期，从而使(2,2)的帕累托效率得以较快的实现(如图1所示):

第4篇：计划生育的变迁范文

关键词：生育观；生育偏好；变迁 影响

对于生育观念，早就有很全面和明确的界定，生育观可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人们对于生育的目的和意义的观念，即“为什么要生”的问题，第二，人们的性别偏好，即生什么的问题，第三，人们在生育子女数量上的观念，即生多少的问题，第四，人们对子女质量的期望，即成为什么人的问题。本文则侧重与生育性别偏好的变化，即第二点，进行着重探究。

一、传统观念变迁因素：

（一）劳动力需求的转变

中国古代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极大的限制了女性的劳动能力，男耕女织的经济模式使得妇女在劳动中处于次要地位，在生产上更多的是依附于男性。区别于社会生产因素，由于女性与男性本身存在的身体差异，使得女性无法承担繁重的劳动，因而，男性成了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主力军，而女性则成了附庸品。然而时至今日，随着社会和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劳动力不再被限制在土地和工厂之中。

（二）妇女地位的转变

沿袭至今的性别分工和家庭制度是制约妇女发展的主要障碍。“母权制的被，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母权制被后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沿袭了几千年，妇女成了男性的和工具。极长的一段时间，妇女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是男性蹂躏和压迫的对象，这也就造就了长期以来重男轻女的思想。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的转变，妇女地位的日益提高，婚姻制度的逐渐完善，男女平等的思想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三）社会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程度使得人们开始逐渐改变传统的育儿思想。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接受男女平等的思想，并付诸于自己的生育中，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据调查，人们觉得育儿与育女的成本不同，特比是在广大的农村，普遍存在着要为儿子盖房，娶妻的思想，房子车子票子似乎成了婚姻的必需品，离开了这些似乎婚姻就不再是婚姻，试问，在如此强烈的经济压力之下，又有几人还愿意生儿，买房，娶媳呢？当然，经济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生什么的问题上，在生多少的问题上的影响表现的更为明显，区别于传统的“养儿放羊”的思想，现在人们更为注重后代的质量，教育环境等。

二、新兴因素的影响：

（一）教育的发展和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

随着教育的普及，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国民素质的普遍提升，人们的生育观念也日益趋于合理。人们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也受到了平等，人权等思想的影响，并在个体的生育中体现出来，就单个个体言，所受的教育越好，文化水平越高，生育观念就越为合理，当然由小见大，整个社会的生育观念也是日趋合理的，相较于愚昧，落后，腐朽，畸形的生育观，相较于“三纲五常”对女性的压迫，相较于溺女之风，不举女之实，现代人们生男生女一个样的想法，不仅仅是一个弱势群体的胜利，更是一个时代的胜利，而教育在这场战争中，展现出了引导社会，引领思想的独特作用。

（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于当前社会生育观的形成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70年代总和生育率从5.8下降到2.75的半减变化基本上是由于计划生育发挥政策的结果，即使是在80年代以来总和生育率由2.75降至1.5左右的半减变化，仍是计划生育发挥了重大作用。（王桂新，2012）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四二一”的倒金字塔型家庭日益增多。而从性别比例方面来考虑，计划生育的实施是生育自然选择的政策保证，这一政策硬性的改变了中国当前的生育结构和人口发展趋势，包括人口数量和性别比例，使得我国的性别比例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三）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养儿防老”的思想是造成传统生育观念的主要原因。然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医疗合作的发展，却日益冲击着这一传统思想，广大的城市，甚至在农村已经出现了老人自养的新型养老模式，而且，从法律角度而言，女儿在财产上是继承者，在义务上也是赡养者，在此中“女儿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的观念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更多的人认为，女儿要比儿子更贴心，更孝顺，在儿子和女儿都是继承者，都是赡养者的情况下，大众则倾向于生女儿，广大的农民重男轻女的思想也随着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完善，正在渐渐弱化。

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偏向于生儿子，思想上则表现为重男轻女，觉得儿子才是家族的继承人，要延续香火，这一观念也直接导致了当前社会男女比例的不协调，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育观正逐渐发生转变，越来越多的家庭觉得生男生女一个样，或者偏向于一儿一女的相对平衡的生育结构，这无疑是女性长期斗争的结果和女性地位逐渐提高的表现，但在这一转变之中，经济的发展，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也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们的思想才逐渐有所改变。（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参考文献：

[1] 郭克敏 张义泉 影响生育观形成于转变的社会心理因素[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1996

[2] 韩永江 生育观影响因素的经济分析[J] 北京：人口学刊 2005

第5篇：计划生育的变迁范文

一、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如上所述，计划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是，与此同时，它的负面效应在这几十年中也在不断累积，并呈日益扩大化趋势。“一孩”以及“一孩半”政策对生育数量的控制，使我国生育率长期保持较低水平，形成了我国少儿人口比例逐渐减少，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问题。这也给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特别是农村家庭养老)提出了挑战———“两个孩子”至少要养活“四个老人”甚至更多，这将给孩子未来的生活造成很大负担。并且，在社会“男孩偏好”的影响下，生育率的控制，使社会出生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波动范围。因而，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问题在于，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加重;而性别结构的问题在于，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无论是社会老龄化还是性别比上升，均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直接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汪伟指出暂时没有发现老龄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现在处于老龄化初期，老龄化对于储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的方向和大小还有待观察。一旦未来老龄化的负担效应超过寿命效应，并占据主导地位，老龄化很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6］。周俊山和尹银通过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计划生育政策是居民储蓄率变化的重要原因。农村性别比失调，导致婚姻挤压，进而使家庭为儿子婚姻问题，储存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财富，最终导致竞争性储蓄。并且，这一结论与WEI等的研究结论一致。这种储蓄动机本身，并不利于经济增长。比如竞争性储蓄下的消费行为，很可能表现为结婚时期的“井喷”消费［9－10］。

间接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一类文献主要探讨了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储蓄、消费、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余额等的影响。考察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和储蓄率关系的文献认为，老龄化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其中，胡鞍钢等通过199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老龄化将降低中国储蓄率，并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冲击［5］。马骁骁的研究表明，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升高，劳动人口比例连续下降，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11］。范叙春和朱保华认为，个体年龄阶段不同，其收入、消费与储蓄行为不同。该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著影响国民储蓄率。在考虑时间效应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将提高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赡养比上升，将减少国民储蓄率。在不考虑时间效率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赡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恰好相反［12］。还有部分讨论年龄结构对消费影响的文献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很有可能是消费下降的重要因素。李通屏和郭熙保考察了人口增长率与消费的关系，研究表明，人口增长率对消费率提高具有拉动作用［13］。张乐和雷良海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14］。李春琦和张杰平通过对1978—2007年中国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影响［15］。还有其他研究显示，老龄化有利于提高消费。如王宇鹏对2001—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显著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控制其他因素条件下，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16］。此外，也有部分文献研究了年龄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的关系。如魏下海等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个体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生产的资本集约程度;在资本与劳动替代的情况下，资本集约程度降低劳动收入份额［17］。汪伟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变化是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变动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释近45%的账户余额变动［18］。

另一类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探讨性别结构失衡对经济的影响。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促使性别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但是它间接与性别比上升相关。性别比上升，不仅造成了大量男性终生未婚人口和逐年攀升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而且其影响已经涉及经济领域。相关研究显示，性别比影响储蓄率［9－10］。WEI等的竞争性储蓄假说指出，性别比上升，促使男孩家庭为儿子在婚姻市场处于有利地位，通过提高家庭储蓄而相互竞争，进而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现象。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在性别比更高的地方，地区房价也更高［10］。李树茁和胡莹表明，男女在储蓄、消费、投资等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在女性储蓄倾向高于男性的情况下，女性相对收入增长，使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力上升，从而有利于提高储蓄率。在性别结构失衡的地方，女性在婚姻市场有更高的谈判能力，而且在家庭消费和孩子投资方面，也享有较大的发言权［19］。因此，性别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储蓄率。而这并不利于我国消费的提高。据以上大多数文献的分析，无论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还是该政策引致的人口结构变化，均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储蓄和消费等存在不利影响。从总体上看，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在短时期内迅速实现了从“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型。这有效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数量，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被更多的人口“稀释”。然而，“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而且这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日益增多的不利影响。

二、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既有文献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般认为，“一孩”政策或“一孩半”政策无法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难以解决未来更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和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因而，既有文献关于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基本集中在放宽生育数量方面［1、6、9］。他们认为适当放宽生育限制，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未来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长期内，人们生育孩子的意愿数量将进一步下降。生育政策可以限制人们生育数量，但无法在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促使生育率上升。政府放宽生育数量限制，在短期内有效，但在长期中效果不确定(这是因为人们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届时，通过放宽生育数量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为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应对人口结构引致的经济问题，政府除了适当放宽生育数量限制以外，还要有长期政策应对未来人口问题。这需要政府提高人们的教育程度和个体生产力，应对未来生育率的“自愿”下降。不少文献基本上主张运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来平衡性别比。比如严格限制鉴定胎儿性别技术的应用范围，从而降低性别比［20］。总体上讲，这是通过提高性别选择成本，引导性别比恢复正常状态。当然，随着生育数量的放宽，人们性别选择的原动力将下降，性别比可能逐渐恢复正常状态。还有如王金营和赵贝宁主张通过其他公共政策(社区养老、公共福利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与计划生育政策配合，应对目前社会老龄化和生育性别偏好问题［1］。显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人口问题以及相应的经济问题。因而，调整其他公共政策，使其与计划生育政策相互配合，对于缓解人口结构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以上建议难以应对生育率自愿下降和“男孩偏好”同时并存的情况，也难以处理这种情况导致的人口结构问题及其造成的经济影响。

(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

第6篇：计划生育的变迁范文

[关键词]城市;独生子女家庭;赡养功能;对策

一、现代家庭结构变迁,家庭规模小型化

社会现代化进程推进使得城市现代家庭的个体化趋势日见加强,使得家庭和宗族的联系大大减弱,使得现代家庭结构趋向核心化,家庭规模趋向小型化。据统计,1990年―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之间,我国家庭户规模从3.97人/户降到3.44人/户。而2005年我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平均家庭户规模已经降到3.33人/户。

传统多子女家庭可以以“主干家庭”、“联合家庭”等扩大化的家庭模式存在,并从“核心小家庭”扩大到多支脉的联合大家族,这样“核心小家庭”可以在家族其他成员那里获得帮助和支持,可以被视为在家族网络中获得的“社会支持”,而独生子女家庭几乎无法组成支脉庞多的多支脉家族网络,得不到这种由家族网络提供的“社会支持”。在面对养老问题时也是如此,多子女家庭中的子女在赡养老人时可以获得旁系血亲的社会支持,而独生子女家庭中的唯一子女却只能靠自己来赡养老人,因此,小型化的家庭结构是使得家庭赡养功能趋向弱化原因之一。

二、国家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

在中国城市社会里,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使大量城市家庭形成了只有一个子女的生育事实。据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近期的统计数字表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全国已经累计有近1.4亿独生子女。1.4亿独生子女的数量也就意味着我国有将近1.4亿的独生子女家庭。

如果一个家庭中子女数量越多,可以负担养老责任的子女数量就越多,分配给每个子女的平均责任就越少;而子女数量唯一的时候老年人的赡养需求就要由这一个子女负担,如果唯一子女在成长中途夭折或者发生伤残事故,独生子女家庭就可能丧失基本的赡养义务承担者,这个独生子女家庭的赡养功能就会面临弱化或者缺失。

多子女家庭与独生子女家庭赡养结构的对比图形:

由上图可以看出,传统多子女家庭中的养老是“多对一”的形式,也就是多个孩子共同赡养一对老人(或因丧偶离异等原因赡养一位老人),或者是由多对子女夫妇来共同赡养一对(或一个老人),而在现代小型化独生子女家庭中,面临的却是“一对多”的形式,也就是由一个孩子赡养一对父母,或者当独生子女婚配后将会面临着一对夫妇赡养四到十二位老人的情况。 这种持续的低生育率会动摇家庭养老的客观基础――子女数量,使中国传统家庭的赡养功能弱化成为普遍现象,而这种普遍化现象的背后就是独生子女家庭需要承受沉重的养老负担。

三、家庭养老资源供需不平衡

假设在儿女同等孝顺的情况下,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示:

老年人所获得的养老资源=每个儿女提供的养老资源×子女的数量

独生子女家庭中子女数量唯一会造成一些家庭养老的负担。一表现在如果唯一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夭折或者发生伤残事故,独生子女家庭就会面临着丧失最基本的养老资源。二表现在独生子女养老的能力上,不同于多子女家庭的是,当父母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相互支持和帮助,而独生子女只能靠自己照顾和赡养老人。

四、独生子女家庭赡养功能弱化的对策

独生子女家庭规模变小,子女数量唯一,家庭供给的养老资源少,则需要补充有其他的养老资源或者随实际情况变革传统的养老方式。但我国目前的国情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若采用西方化完全的社会养老方式会增加国家、社会的财力物力上的负担,且我国的社会养老各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及社会保障体系都还是在探索中发展的,很多地方都不完善。完全的社会养老方式还不适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为了克服客观条件不足的困难,还要做好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工作,则需要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的共同努力。家庭提供颐养天年的场所,家庭中独生子女成员为老人提供物质、精神照顾。社区应该成为为各个家庭提供养老服务的载体,国家则提供养老经济基础和政策法规的保障。继续完善城镇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障体系,真正的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减轻家庭个人的负担。媒体、教育机构应该加强中华尊老教育,提高养老意识,和对老年人的社会重视程度。

总之,国家、社会、家庭及个人应该形成一个动态循环的赡养体系,各自发挥作用又不完全孤立,才能整合各种养老资源,有效的发挥养老效用,对独生子女家庭弱化的养老功能提供完善的方式和措施,以解决独生子女家庭的后顾之忧,更好地维护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保障家庭、社会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张敏杰. 中国的婚姻家庭问题研究:一

个世纪的回顾[J].社会科学研究,2001,

(3).

[2]最近十年国内家庭社会学研究的理论

与经验-养老问题[EB/OL].中华职工网,

2007.5.

[3]吴翠萍.家庭功能变迁中的养老选择[J].

社会工作,2007,(9).

[4]风笑天. 中国独生子女: 规模、 差异与

评价[J].理论月刊,2006,(4).

[5]风笑天. 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回顾与前

瞻[J].江海学刊,2002,(5).

[6]姚远. 中国家庭养老研究综述[J]. 人口

与经济,2001,(2).

[7] 风笑天. 走进“围城”的独生子女: 概

念、规模与质疑[J].江苏社会科学,2005,

(3).

[8]于红梅. 对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

第7篇：计划生育的变迁范文

关键词：农村；生育；性别偏好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1-0049-03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每出生100个女孩对应的男孩出生数字，在人口自然更替的情况下，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值应该在103～107的范围）出现了迅速、持续增高的现象，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中广西较严重的地区有：博白103～156.50，兴业103～142.62，横县103～142.61，钦州103～

134.76，灵山103～134.06，玉林103～133.84。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重要内在原因是“性别偏好”。如今性别偏好在农村家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呢、它是强化了还是弱化了？我们课题研究小组利用假期到玉林市博白地区进行问卷调查，根据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本次调查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对广西博白农村地区的村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共抽取200个样本，样本特征包括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及不同经济收入等方面的村民。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70份，回收率90%，该问卷在分析中运用了计算机技术。

性别偏好系数侧重于研究其群体中男孩偏好、女孩偏好和无所谓偏好性别人群的比例。

男孩偏好系数用公式表达=（男孩偏好样本数÷总体样本数）*100%

女孩偏好系数用公式表达=（女孩偏好样本数÷总体样本数）*100%

无所谓偏好系数用公式表达=（无所谓偏好样本数÷总体样本数）*100%

二、研究设计

“性别偏好”（Gender Preference）是人口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特指夫妇生育意愿和行为中对孩子性别的一种明显的倾向性和喜好[1]。它不仅可以特指对某一性别孩子的偏好，如“男孩偏好”和“女孩偏好”，而且也可以反映对不同性别孩子数量平衡的偏好。

生育意愿是一个三维的概念，包括生育数量、生育时间和生育性别。当前中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的变迁呈现内部失调性，即理想子女数变迁速度相对较快，而性别偏好变迁速度相对较慢，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2]。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婚育理念的转变，人们逐渐摒弃“多子多福”的观念，但是对于男孩的追求并没有相应改变。在缺乏严格的限制性生育政策环境下，人们可以通过多生来实现对男孩的需求。然而，在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的环境下，生育数量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绝大部分人也不愿意多生。于是，人们千方百计地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在意愿生育子女数量的范围内，实现自己的对孩子性别的追求。

很多调查和研究都已表明，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生育政策的限制下，中国农村地区的生育意愿表现为男孩偏好和子女双全偏好，一儿一女是大部分人的理想。广西博白的农村地区也是西部地区的典型代表，这里农民的生育水平和子女性别偏好代表着广大农民的一般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为此我们设计了此次问卷调查，下面我们将通过对调查资料的定性分析，从不同人群、生育目的、生育性别三个角度进一步了解、阐释人们的性别偏好。

三、数据分析

（一）不同人群的性别偏好

在当地，我们对不同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的人群分别进行了性别偏好的考察。

1.关于性别与性别偏好的关系。在调查过程中，被调查的对象——男女性别比例各占样本总数的50%，研究结果（见表1）。

表1

由表1我们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存在一定的性别偏好，女性的男孩偏好系数比男性的男孩偏好系数要高出2.41%，而无性别偏好系数中，男性占40.62%，女性为25.81%，说明在计划生育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传统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在人们心中仍然存在，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性别偏好也有所弱化，这体现在无所谓性别偏好的选择上，这也体现了人们婚育观念、婚姻行为和生育行为的的改变，对促进男女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2.关于年龄与性别偏好的关系。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把年龄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20～30岁；30～40岁；40～50岁；50岁以上，我们假设，由于每个年龄段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不同，受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当时的生育观念，自身形成的理念也不同，那么性别偏好系数在最低年龄阶段20～30岁中应该是偏低的，而在40～50岁及50岁以上这一年龄层的性别偏好系数应该是较高的，经研究结果表明，我们的假设是基本与实际相符合的（见表2）。

表2

从表2我们可以发现，年龄越高，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越深，性别偏好系数越高，男孩偏好程度越大，反之，性别偏好系数越低，男孩偏好程度越低，还出现了女孩偏好，这说明当地农村居民的生育观念与传统生育观念相比变化很大，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越小的人群，性别偏好系数越低。

3.关于教育水平与性别偏好的关系。我们假设，教育水平越高，性别偏好程度越低，教育水平越低，性别偏好程度越高，研究结果发现，我们的假设是符合当地实际的，受教育的水平越低，性别偏好系数越高，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的村民，男孩偏好系数偏高达65.2%，而高中以上教育水平的村民，男孩偏好系数仅占12.5%，这证明了，人们受教育水平越高，受传统生育文化影响越低，性别偏好程度就越低（见表3）。

表3

（二）生育目的的性别偏好

1.由于农村居民的生育目的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为此在设计问卷时，我们提供了不同的选择，比如，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体力劳动、继承财产、其他，根据居民的选择，我们得出了以下结果（见表4）。

表4

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出，村民的生育目的首先是养儿防老，占98.4%；其次是传宗接代，占74.6%，再次是继承财产，占33.3.%，最后是体力劳动和其他，各占4.8%和1.1%，这说明农村居民的生育观念仍然受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观念在农村居民心目中仍根深蒂固。

2.由于农村居民的养老方式仍然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要方式，并不是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承担相同的养老方式，以男性为主的父系宗法制度导致了在为父母提供老年支持过程中的性别差异[3]，并由此也导致了中国生育观念中的性别偏好。我们假设，国家政府为老年人生活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村居民会降低生育数量，相应的性别偏好就会弱化一些，但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国家政府为老年人生活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村居民依然存在性别偏好的倾向（见表5）。

表5

从表5中我们可以看到，选择要生男孩的占44.44%，要生女孩的仅占3.17%，没想过的占52.39%，说明只有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社会养老保障，才能促进人们婚育观念的革新和弱化农村居民生育观念中的性别偏好。

（三）生育性别的性别偏好

关于子女结构与性别偏好的关系，我们假设：农村居民希望的子女结构组合是男孩偏好和儿女双全，大部分人希望的是儿女双全，研究结果表明，我们的假设是基本符合的（见表6）。

从表6我们可以看到，当地农村居民希望的子女结构中，一男一女占34.9%，其次，至少应该有一个男孩占30.16%；再次，一个男孩或一个女孩的比例为25.4%。研究数据说明，当前农村居民希望的子女结构是一男一女（儿女双全）占1/3多一点，尽管两个孩子是广大农村居民普遍的生育数量，但农民对孩子的性别还是有要求的，就是在生育意愿的前提下，必须有一个男孩，即是在男孩偏好实现的前提下儿女双全[4]。

四、结论与思考

通过以上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性别偏好存在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教育水平的农村居民当中，以往的研究发现男性的性别偏好系数高于女性的性别偏好系数，而在当地，女性的性别偏好系数却高于男性的性别偏好系数，这与当地的社会习俗、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是分不开的，而在不同年龄阶段，年龄层次越低，性别偏好系数越低，男孩偏好程度越低，而年龄层次越高，性别偏好系数也随之偏高，男孩偏好程度也越高，说明人们受传统生育观念、生育文化影响越小，性别偏好越低；不同教育水平的农村居民，教育水平越高，性别偏好程度就越低，反之，教育水平越低，性别偏好程度越高，说明，只有提高中国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才能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生育文化，才能使性别偏好弱化，才能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2.广大农村居民的生育目的普遍是“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而以男性为主的父系宗族制和从父（夫）居形式，导致了中国生育观念的性别偏好。这说明传统的生育观念在人们心中仍根深蒂固，要消除这种性别偏好特别是男孩偏好，中国只有通过不断完善和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为农村居民提供可靠的养老保障，才能淡化人们特别是农村居民心中的男孩偏好。

3.中国社会倡导“生男生女都一样”、“少生优育”。然而在计划生育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下，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仍然存在。研究发现当地的农村居民希望的子女结构组合是一男一女即儿女双全，这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性别偏好有所弱化，但是这种实现儿女双全的前提是，在生育意愿下，必须有一个男孩即在男孩偏好实现的前提下儿女双全，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下，人们要达到希望的子女数，在生育意愿的前提下，实现自己对孩子性别的追求，同时也带来了性别选择、溺弃女婴等行为。

4.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发现，广西博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3～156.5，正常值为103～107之间，导致这一数值偏高的内在原因是“性别偏好”，特别是“男孩偏好”，男孩偏好是对劳动力和养老的需求，也是传宗接代的要求，是男性中心文化的深刻表现。它带来的不是未来男性的婚姻问题，而是对女性生存权、发展权的践踏与剥夺，会严重影响人口与社会的协调发展[5]。同时，由性别偏好导致的性别失衡，会造成经济安全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

5.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出现的性别偏好现象，特别是带有强烈“男孩偏好”色彩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相对强化”，表面上是国家的生育政策导向与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需要的距离所致，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和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发展和人口调控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开始触动中国人生育“情结”中最难触动的部分。这同时就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生育转变甚至人口转变也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应对由此产生的挑战和变化[1]。

总之，为了弱化人们的性别偏好倾向，改变这种传统的生育意愿、生育行为，除了中国政策上的引导之外，我们应该树立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无性别偏好”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生育理念。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人们传统的生育观念、生育行为，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文化水平，对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刘爽.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与性别偏好现象、原因及结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8.

[2] 风笑天，张青松.二十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9）：21-31.

[3] Yang.The Distributive Norm of Monetary Support to Older Parents：A look at a Township in China[J].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6，（58）：404-415.

第8篇：计划生育的变迁范文

（大连理工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老龄化这个词对于现代人并不陌生，老年人的增多给经济发展带来多种多样的问题，因此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为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本文以公共政策的视角来审视人口老龄化问题，以便构建一个清晰地框架，促使人口老龄化在多角度多层次推动社会发展。

[

关键词 ]公共政策；中国；人口老龄化

随着人口的变迁，我国人口老龄化一直在飞速进展，一如当年的“婴儿潮”，在政府下令计划生育之后得以解决。随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阶段与逐渐显现。现今社会我国的家庭结构都处于，四个老人，两个青年人加上一个孩子，这种状态还在持续发展。中国的老年人在退休之后，对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需求大大增加，但是我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各方面条件和发达国家相比都显得有些不足，因此，我国应该在自身的角度展开探索，在公共政策视角下对于人口老龄化采取一定措施。

1 我国目前人口老龄化现状

（1）纵观全球，我国是人口第一大国，可是我国老年人口却在不断的增加，据统计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29%，人口的老龄化主要是由于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还有计划生育政策对于我国家庭基本结构的改变。通常我国把60到70岁之间的老人称为低龄的老年人口，而70到80岁的则称为中龄的老年人口，80岁以上则是高领的老年人口。从年龄段的分布来看，部分低龄老年人口还存在一定的劳动力，但是中龄和高领老年人口相对来说劳动力的比例就非常低。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情况也越来越严重。

（2）随着卫生条件、医疗技术的改善，社会发展越来越快，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种种原因导致人口的死亡率大大降低，这也就出现了人口老龄化。此外，在我国人口总数直线上升的时期，政府提出了计划生育政策，这就导致我国新生儿逐渐减少，但是老人数量却一直在增加。随之也就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出现。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未来很长的时间里，我国人口老龄化状态会越来越严重，这也会随之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会阻碍我国经济、文化、企业的发展，因此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亟待解决[1]。

（3） 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还没有富裕，人就先衰老了，这也就导致很大一部分老人在丧失劳动力的时候，存款不足够给自己养老，这个结果增加了一部分儿女的压力，在工作和做家务的同时，要赡养老人，加上老人孙辈的孩子，夹在中间的年轻人就要负担起抚养三代人的任务。另一部分儿女没有时间或是不想赡养老人，老人被送去养老院，这也在某方面增加了儿女的经济压力，并且导致老人心理上情况不乐观，这样看来人口老龄化会也导致我国社会压力变大。

2 我国人口老龄化形成的原因

（1） 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原因其是有很多，首先我国的计划生育改变了以前大家庭的状况，计划生育以前很少出现独生子女家庭，最少都是两三个孩子，包括那时候的经济水平和医疗技术都不如现在的先进，所以那时的社会家庭情况，明显就是孩子很多，而有很大部分家庭为了养活孩子，父辈母辈辛苦一辈子，还没等到退休的年纪，身体已经垮了，但是由于医疗技术有限，所以那时候人口老龄化问题并没有出现，总是有一批新鲜的血液不断涌现。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生育的盛行，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父母相对压力变小，因此老龄化问题也就随之加重[2]。

（2）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国各个方面和以前相比都有很大的进步，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就可以看出我国医疗水平一直出于逐步发展阶段，因为在前些年很多疾病无法治疗的时候，很多老年人因为经济和科技原因不得不放弃对病症的治疗，但是现在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几乎没有什么疾病是无法控制的，因此我国人口平均存活年限也在上涨。

（3） 我国对于老年人的管理和养老条件越来越好，大部分老人都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并且随着人们的认识和知识面的增多，人们越来越注重身体健康，很多老人会每年定期检查身体，发现疾病马上治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人口与老龄化增长速度[3]。

3 公共政策视角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自然现象，这一现象持续发展的化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问题，因此需要作出及时的反应和应对措施，来改变人口老龄化现象。

（1） 从计划生育实施以来，人们都普遍认为只要我国人口出现问题，就要从调整人口政策入手，这是不正确的方法，因为“婴儿潮”和“老人潮”是不一样的，所以解决的方法和手段也不能完全相同。老龄化还有一方面是人类寿命等自然原因，因此仅仅依靠政府出台的政策是无法解决的。

（2） 人口老龄化不能仅仅依靠政策去改变，应该调整人口基本结构，合理安排制度，并且调整老龄化人口和制度之间的工作。其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另一方面也是社会中经济、文化、政策的问题，因此要着手协调各个方面。

（3） 造成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另一方面看是因为老年人在一定程度上无法给社会创造价值，有些甚至无法自己生活，因此社会压力大，负担重。所以想要解决这一问题，也不能仅仅在老年人身上下手，因为当今社会一部分老年人身体状况不佳，也是因为年轻时候没有注意保养，所以从年轻人着手，让这一代人重视健康问题，这样到了晚年，才有好的身体为社会做贡献[4]。

（4） 随着及划生育的展开，我国传统的几世同堂家庭结构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大多数都是一个孩子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有些家庭甚至还有更上一辈的老年人。也是社会风气的改变，导致现在结婚的子女都不会和父母同住，父母无人赡养的比例大大增加，而且由于计划生育每个家庭都没有那么多孩子，空巢老人的数量越来越多，这样就需要更多的养老院和老年护理站。但是对于没有经济实力的老人，都是选择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居住，长期下去，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都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的主要原因。

（5） 调整人口老龄化这一结构，也可以适当的推出适合老年人的就业方向，是老年人为社会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并且减轻年轻人和社会的压力，是老年人看到自身的发展前景和价值，并且老年人在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上有着年轻人无法超越的优势，公共政策应该在一定条件下引导老年人进入适合其工作的岗位，同时避免与年轻人展开竞争，并且鼓励推迟部分身体状况较好的老年人的退休时间，发挥出其最大的优势，这样一来不仅创造出老年人在社会上的价值，更减轻了社会负担和压力，改善了人口老龄化问题[5]。

4 结 语

综上所述，我国是目前世界人口大国，自从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中国的家庭结构都在发生改变，所以人口老龄化问题无法避免，其是人口老龄化问题自身并不会给社会带来特别大的影响。但是若没有很好的控制这一问题，也会给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国家和社会要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财务相应政策，为社会发展带来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王爱华.新时期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城镇化视角的再审视[J].经济问题探索，2012（12）：91-96.

[2]杜本峰，戚晶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回顾与展望——基于公共政策周期理论视角分析[J].西北人口，2011（03）：1-10.

[3]蒋诗泉.基于灰色理论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133-139+156.

第9篇：计划生育的变迁范文

【关键词】新疆 产业结构 人口老龄化

新疆是西部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全国属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区。近几年来在党与国家的关怀下，经济增长呈现突飞猛进的态势，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也不容忽视。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高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将会加剧问题的严重性。随着新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消费发生变化、应高度重视、抓住时机，灵活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完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

一、人口老龄化及产业结构的相关涵义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总体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过程，是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的一种发展趋势。国际上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产业是指国民经济中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在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和经营上具有某些相同特征的企业或单位及其活动的集合。我国采用的是2003年5月由国家统计局制定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具体为：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包括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具体包括：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等。

总之，现代经济在增长过程中，三次产业的结构变动总是同各国的工业化或工业的现代化过程相互联系。

二、新疆人口老龄化现状

新疆远离全国经济中心，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相比差距较大，同时新疆多民族杂居，经济、社会、民族和人口本身发展的特点不同，这些因素导致了新疆地区老龄化趋势具有较大特殊性。

新疆人口老龄化总体水平较低，但增长速度较快。2008年中国社科院人口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程度以新疆最低。这份全国人口调查表明，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8.51%，而新疆只有5.43%。与全国人口老龄化的相比处于较低水平。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显示，新疆全区常住人口为21813334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350269人，占6.19%，同比第五次人口普查上升1.52个百分点；比第四次人口普查上升了1.66个百分点。新疆地区人口老龄化问题也逐渐体现出来，并呈现增长趋势。

农村老龄化高于城镇。新疆地区60%以上的老年人口生活在农牧区，加上多数青壮劳动力流向城镇，使得其农村人口老龄化逐渐快于城镇。

少数民族老龄化人口数量高于汉族。新疆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人口近60%，少数民族人口基数大，老龄人口数量也相对多。

老年人口健康状况不乐观。由于城乡卫生条件限制，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差异显著。尤其少数民族老龄人口多聚集在南疆、北疆经济不发达地区，文化水平低，加上医疗条件相对落后，健康状况更不乐观。

但是，新疆作为少数民族地区，计划生育开展的时间晚于全国其他多数地区。汉族人口是在7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实行计划生育，而少数民族计划生育直到1988年才开始进行，并且新疆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是比汉族多一胎的政策。这样的计划生育政策，客观上使新疆人口老龄化的步伐相对于内地大多数省区要慢得多，使得新疆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与内地相比相应地小些，这对于新疆应付未来老龄化的挑战是有利的。

三、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及调整对策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重，对产业结构的制约主要表现为：劳动者队伍整体的体力和精力的衰退，往往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接受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差，不能很好的适应工作变迁等，这些最终会影响到产业结构高级化；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增加，将加重社会负担、减少社会积累，同样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甚至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老年人口的增加，将导致社会对老年保障服务的需求强烈，会使社会的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社会消费的很大一部分，将用于老年人的医疗保健以及娱乐消费中，这将给生产领域提供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和产业前景。目前新疆老龄化程度较低是比较有利的。新疆总人口距离进入老龄化社会还有一个较长的缓冲时期。在这段期间，可充分借鉴我国在解决老龄问题上的成功经验，把人口老龄化给新疆社会经济各方面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在客观上要求老年市场需求增长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形成强有力的针对老年人群的服务产业，第三产业是老年消费最集中的产业，从消费角度看，老龄化对第三产业将产生超强需求。其中：

第一，金融保险、医疗卫生服务、心理咨询等产业必须加强；

第二，文化性、娱乐性消费行业要尽快发展、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向上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场所，而不仅仅是建立一些行政性的老干部活动中心；

第三，扩大老年照料、护理业等劳务消费的比重，加强社会服务行业使老年家庭的家务劳动社会化。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新疆统计年鉴2008[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